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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转基因问题专辑三篇文章，除了介绍和转基因技术、反转基因运动相关的一些基本知识和历史背景，更试图揭示转基因争论背后的哲学分歧。我们相信，这样的分析，能够帮助国人把转基因问题整合到更大的世界图景里来考察，并通过对转基因问题的反思，酝酿谋虑深远、有所作为的治国之策。毋庸讳言，这三篇文章本身有一定的倾向性。然而，科学精神本身就有明确的倾向，并且其倾向不可能被“科学是中立的”之类陈腐托辞掩盖，秉承科学精神运筹帷幄者，更当有所臧否，有所取舍。我们希望，这样的带有倾向而不失理性的文章，能够比四平八稳的中庸叙事更容易引起思想界对意识形态中科学维度的重视，意识到科学维度理应成为思考各类问题时必备的一个视角。

本期图志依据数据与事实观察中国在世界中的位置。我们将选取部分社会经济数据，来比较世界与中国的安全状况。自中国大门被西方人强行大开以来，中国人就变得越来越重视西方人对自己的看法，今天，由于统计技术的现代化，加之世界各国基本社会事实的愈加清晰化，这种对自身世界地位的关注，有可能也非常有必要放在全球范围内观察。

本文要探讨的是1911－17年期间中国政治精英对于英、美、法、德四个欧美模式的模仿，并试图解释这种模仿为何最终遭到失败。

通过图表从经济水平，福利国家，政府规模等方面回顾一百七十年来的西方

关注南海问题等，并推出“经略研究员”制度，向关心战略的人士招贤。文章链接补充中。

我们的观察基于软硬两大指标体系。硬指标方面，将从生育率、死产率、儿童发展指数、医生密度、护士与稳婆密度、饥饿指数、预期寿命诸方面讨论中国人的生命健康状况；软指标方面，从与父母同住比例、社会信任度两个方面，概括中国社会健康状况的基本事实，给进一步思考提供一些硬事实。

对于南海的战略重要性，国人及媒体的关注焦点大多集中在马六甲海峡的"世界第一黄金水道"及号称"第二波斯湾"的巨大油气资源储量。这方面既有的阐述已车载斗量，本文不打算再把大多数笔墨花费于此。实际上，在我看来，"第一黄金水道"与"第二波斯湾"固然重要，但把南海问题的着眼点集中在此处，就显得比较"局限"于"表层"了，从更广的视野来看，这两层都是更为广域、深层的格局的局部与表象。 南海问题是一个局部问题，但需要放到全球视野中去看，才能对这个局部问题有正确的理解和判断。并且有些根本性的问题，不从全球视野去观察，根本就无法得出有助益的判断，如：美国为什么要在声称"不介入"的同时持续介入南海？南海周边的国家格局是怎么形成的？南海对于中国的长远发展战略重要性何在（仅仅是航道与资源吗）？当我们把整个地球看成一个人类展开活动的场域，全球化时代的重大问题才会呈现出其真实面目。 一、美国战略视野中的南海 具有全球视野的战略观最早产生于18世纪中期的英国，当时英国纵横海上，初步建立起一个遍布全球的殖民贸易网。而英国的全球战略观的发展成熟，则以20世纪初麦金德提出地缘政治论为标志。在《历史的地理枢纽》中，麦金德把世界表述成如下图这个样子：   麦金德认为，图中的"枢纽地区"是整个世界的"心脏"，如果有一支强大的力量以这个地区为大本营向外扩张，能够控制其外围的"内新月形地区"从而得到参与制海权争夺的机会的话，它就能建立一个足以统治全球的"世界帝国"。 "内新月形地区"的东部--也就是从日本经中国东部到东南亚和印度这片区域，是世界上大部分人口的所在地（麦金德时代占全球三分之二人口），谁控制了这片地区，谁就控制了世界上最多的人口。而控制这片地区的关键，从作为海权国家的英国看来，就是控制以马六甲海峡和南海为中心的海路。 二战后，英国的全球战略为美国所继承。麦金德的学生、曾任卡特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的波兰裔犹太人布热津斯基是当前美国战略界的元老，他的著作被认为是白宫和五角大楼的行为框架。在布热津斯基1986年出版的《竞赛方案--进行美苏竞争的地缘战略纲领》（1988年由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出版中译本）一书中，把麦金德的理论发展成"三条中心战略战线"的蓝图--   在这幅图中，布热津斯基阐述了三条围绕"内新月形地区"形成的中心战略战线，从日本到马六甲海峡的是第二条中心战略战线，对此，布热津斯基写到： 杜鲁门关于在军事上做出反应的决定使美苏斗争又出现第二条中心战略线，这一次是在欧亚大陆远东一端。通过三年的朝鲜战争，美国守住了南朝鲜，从而扩大了它的战略利益范围，使之包括日本、南朝鲜、台湾和菲律宾。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它还曾包括对法国在印度支那的存在予以支持以及在法国撤出之后对印度支那的独立国家予以支持。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期间，华盛顿认为它所承担的上述义务不仅是针对苏联的，而且至少也是同样针对共产党中国的。 可以看出，美国的三条中心战略战线是一种"全面包围"欧亚大陆、围堵苏俄、中国这样的"欧亚地缘战略中心"国家的"冷战"思路。这种思路并未随着苏东解体而结束。进入21世纪之后，在第三条中心战略线及第一条中心战略线南段的一系列"颜色革命"，正是这种大战略框架下的具体行动。而美国在第二条中心战略线东侧拉拢日本、中国台湾、菲律宾直到澳大利亚等"盟友"企图打造的"亚洲版北约"，也是在这种蓝图下展开的。 了解了上述背景，也就不难明白美国在南海的介入其实是其全球战略的一部分。而白宫多次声明和表态的"不介入"和"没有立场"，其实是指"在南海主权归属方面不打算偏向中国，但也不想直接得罪中国"而不是说在战略上不掺和。实际上对美国而言，南海主权不论明确给谁都不会多得到什么好处，反而是由于主权归属而纷争不断的状态对美国最有好处，因为这就意味着有机会插手。 如果布热津斯基1986年描绘那幅图之时，第二条中心战略还只是三条战线之中相对次要的一条，那现在，可以说，它变成了最重要的一条。为什么呢？ 需知美国对南海的介入，是真正的战略行动，是有真正重大战略考量在内的，绝不是随意而为或者为了选举周期之类的短期目的。在美国的全球战略从第三条中心战略线上的伊拉克、阿富汗收缩的同时，奥巴马宣称："我要做第一个'太平洋时代'的美国总统" 要理解美国重大战略方向的用意，就必须先理解美国赖以生存的支柱是什么。西方国家近代以来的崛起，是依靠率先开发出了现代科技、建立了现代工业体系。这样他们就能跑到技术落后国家的家门口打仗、把它们变为供给工业原材料和倾销工业制成品的殖民地。美国在二战后能成为超级大国，是因为它有最为庞大、最高系统化程度的工业体系。然而，现今世界的情况却是：最大规模、最完备的工业体系已经转移到了中国，中国成了"世界工厂"。在大多数工业产品的竞争力方面，美国已竞争不过中国。美国作为超级大国的工业这个支柱，已不复存在。那它现在依靠什么呢？依靠作为全球资本流动"总蓄水池"的金融地位以及对全球货物流通体系的控制。 正是由于美国的工业"实体经济"无力背负庞大的金融"虚拟经济"大山，发生了"山体滑坡"，才导致了金融危机。在金融危机中上台的美国总统奥巴马，是喊着"变革"口号登台的。奥巴马的"变革"，真正核心有二，其一是"再工业化"，这是奥巴马为美国经济找的根本性出路，这是"里"；其二是"从大西洋为中心转向太平洋为中心"，奥巴马宣称"我要做第一个'太平洋时代'的美国总统"，这是"表"，一里一表，内圣外王。这个"表里"的含义，需做一说明。 关键在于，"再工业化"并不是仅限于美国本土的。因为美国工业体系已经发生了结构性变化，工业体系中大部分劳动密集的部分美国已经失去，并且不仅是短期内，甚至可能是永远都恢复不了。所以，美国的"再工业化"真实含义是：在美国本土巩固高端制造业（现在面临逐步被中国赶上的局面，J-20即是中国工业水平提高的例证），在全球范围重新分配工业体系的布局（即：不要过于集中在中国）。美国不断施压人民币升值，是无助于促进美国本国出口的--这一点美国甚至比中国更清楚。人民币升值所能改变的，只是工厂在发展中国家间的布局--这正是美国想要的。 2011年6月28日报道的一则新闻是：美国运动鞋厂商耐克公司宣布，2010年度，越南制造的耐克鞋在全球的份额已经超过中国，以37%对36%跃居第一。这是由于中国劳动力成本升高（显然与人民币升值不无关系），耐克鞋加工厂从中国转移到越南造成的。 这个例子虽然小，却能说明美国想要达到的战略目标：削弱中国工业体系，同时使美国资本进入新的可以建工厂的地区。世界上能够新建工厂的地区，除了中国以外，最合适的是哪里呢？当然是南海周边！因为这里有高度密集的人口和一定的工业基础。而任何一个工厂的兴建，都需要资金，这就为美国的资金提供了机会。当然，美国的资金要想获得机会，挤出竞争对手是必须的。而人民币国际化使人民币成为了东南亚地区最具竞争力的资金来源，这就成为了美元的对手。 所以，"太平洋时代的美国总统"真实含义正是：把美国的产业扩张方向重新定位在西太平洋！ 二、大国角力的中心角斗场 地球上哪个区域集中了所有大国在那里"下棋"？是南海及其周边，而不是其他地方。中东可以说没有中国，中亚不曾有过法国，非洲则难觅美国。唯独南海周边，从历史到现今，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中美英俄法，都有着或有过实实在在的力量存在。加上一心想成为大国的日本和自封为大国的印度，可以说，地球上凡是有资格争取布成为热津斯基在《大棋局》中所定义的"棋手"的国家，都在这里聚齐了。 诸多大国势力在这里的"纠缠态"存在，才是南海问题复杂性的关键。 南海周边区域中，菲律宾曾经是美国殖民地，越南曾经是法国殖民地，前苏联曾经在越南金兰湾驻军。不过它们都是配角，真正的主角只有两个：中国和英国。 中国与南海周边国家的关系，相信不需做要过多介绍。这里只特别提一件可能往往被忽略的重要事实：南海四周"洪门社会"的存在。提这个是由于其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有着特殊的意义。意义何在将在本文第三节阐述，这里只讲清楚这个背景： "洪门"是清初兴起于福建，后来在中国福建、广东、广西等地广泛发展的一个民间会社--尽管可能经常被称为"黑社会"，但实际上民间结社的因素更强一些。在中国福建、广东、广西等地，洪门影响很大，太平天国起义的主力部队--杨秀清属下的队伍，起初即为洪门一个不甚重要的堂口。随着17世纪之后中国与东南亚贸易的扩大（部分与荷兰东印度公司有关），大量洪门弟子移居现在的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尼、柬埔寨、泰国等地，成为这些地方的华侨。在这些华侨当中，洪门成为重要的组织资源，为当地华侨社会的形成做出了最重要的历史性贡献。清代中期，正是这些洪门的华侨首次为贸易组织起了一个现在无人不知的名字--"公司"。道光年间，罗芳伯等洪门领袖人物还曾在婆罗洲建立了"兰芳共和国"。洪门弟子也对当地社会做出了非常巨大的贡献，有据可查的材料表明，菲律宾"国父"黎刹、新加坡"国父"李光耀、泰国前总理阿披实及现总理英拉等人，其先祖都是洪门炎黄子孙。目前，生活在东南亚国家的华人华侨约有600-700万人，台湾洪门"官网"上的材料称他们"90%名列洪门会籍"。他们在这些国家的经济社会结构中的位置也非常重要，美国耶鲁大学法学院讲座教授、外号"虎妈"的美籍菲律宾华裔学者Amy Chua（蔡美儿）在其著作《起火的世界》中，把华人称为主导了东南亚经济的少数族群。 出于强调的必要，这里专门写一下：东南亚华人虽然并不居住在中国，但他们与中国的亲戚（福建、广东、广西居多）仍然是亲戚，通过包括洪门在内的多种纽带的联结，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处在同一个社会共同体（跨越国界的社会共同体）。这个强调看似多余，但有特殊的重要性。后文会展示出来。 除了华人及身后的中国之外，南海周边地区还有一个深深嵌入其中的大国：英国。英国在这里作为"主角"的"范儿"，甚至强于中国。 18世纪起，印尼沦为荷兰殖民地--要注意，荷兰与英国虽不是同一个国家，但胜似同一个国家，19世纪，马来亚、北婆罗洲等地逐步沦为英国殖民地。同样在19世纪，南海北端的香港成为英国殖民地。英国给这些地方带来了英国的统治方式：英国人管他们擅长的贸易和金融，地方事务"委任"给本地人去负责。英国人与洪门的关系是怎样的呢？一个典型的案例就是"吉隆坡开埠之父"叶亚来。叶亚来(1837-1885)是广东惠州客家人，因太平天国战乱缘故流落到马六甲做苦工。在马六甲华人帮派内斗中，叶亚来成为属于洪门系统的"海山党"首领，后被英国人委任为吉隆坡的"甲必丹"（实为"Captain"的音译），成为替英国人领导当地华人社会的中介。 二战后，英国实际设计了南海周边区域的版图秩序。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的独立都不是赶走殖民者的民族革命，而是在英国安排下的"被独立"，其版图怎么划分、政治秩序怎么安排，都出自英国的设计。1957年马来亚独立之前，当时寻求民族解放的力量的政治主张是"加入印度尼西亚"而不是独立。1963年与马来亚相隔400多海里，民族、语言皆不相同，历史上也无关的英殖民地沙捞越和沙巴被安排与马来亚合成"马来西亚联邦"，也是英国的有意设计。当时《人民日报》1964年3月27日曾发表文章《反对新殖民主义的产物"马来西亚" 支持北加里曼丹人民的斗争》指出： 去年九月间强行成立的"马来西亚"联邦，是英帝国主义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一手导演的新殖民主义产物。 ...... 美帝国主义从头到尾一直积极插手"马来西亚"这个肮脏的计划，并且扮演着非常阴险和凶恶的角色。在"马亚西亚"强行成立之前，它伪装支持这个地区人民实行"民族自决"，派遣美国人劳伦斯•米切尔莫尔率领"联合国小组"前往调查。这个小组拒绝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的观察员参加，一手包办了所谓"联合国调查"，实际上是强奸北婆罗洲和沙捞越的民意，帮助英帝国主义掩饰"马来西亚独立"的欺骗性质，借以和缓当地人民和世界舆论的反对。 无论你对那个年代的文字风格和意识形态色彩持什么态度，总应该承认：这段引文传递出"马来西亚联邦"出自英国策划而非自主成立这一事实。 由此不难理解：在马来西亚、新加坡这样的一些"被独立"的国家，英国势力显然不会随着你的建国而退出，它仍然在那里，只是可能表现形式与时俱进了。那么，英国这样的前殖民宗主国势力，如今是以什么形式存在的呢？请看下面这幅"全球离岸金融中心分布图"-- 从图中可见：全球离岸金融中心最集中的区域就是两个：加勒比海和南海周边。实际上这些地方绝大多数是英国海外领土和前英国殖民地，少数不在此列的地方（如日本、菲律宾、巴拿马），则大多为美国势力范围，而在全球金融势力格局中，美国和英国的金融势力集团属于同一伙人。 事实上，全球最重要的离岸金融中心是新加坡和香港，位于南海最南和最北，地位重于加勒比海上那一堆。这就是大英帝国在南海周边的现今的存在方式。 说到这里，可能会产生两个问题：1.离岸金融中心是干吗的？2.说这些跟南海争端有什么关系呢？ 第一个问题简要回答：离岸金融中心是全世界觉得大多数的"钱"的所在，这些地方不受各国法律管辖，各国都不能去查这些钱有多少、是谁的、合法不合法。全球各地的"钱"都会聚集到离岸金融中心，在离岸金融中心之间快速流动、组织、调动，然后形成资本或者以"热钱"形式去涌入各国寻找赚钱更多钱的机会，赚到之后再汇聚到离岸金融中心开始进入下一轮循环......这就是全球离岸金融体系！如果说全球真实货物流通的核心是海运航线，那么全球"钱"的流通的核心就是离岸金融网络。 而还有一点要注意的是：国际金融中心与国际航运中心都是共生关系：航运中心会成为金融中心，金融中心都是从航运中心而来。 现在回答第二个问题，这是本节的关键：这些跟南海争端有什么关系？ 实际上，只有在累述了这么多背景材料的情况下，才能真正看清：南海争端其实是谁在争，争的是什么。 南海争端并非个别小国在企图挑衅中国，而是背后的大国在上下其手。其主要目的也不是夺取那片海域（尽管不排除个别小国是以夺取海域为意图的），而是有其更深的意图在内：争夺这一区域的金融主导权，进而也就是维持其全球金融霸权地位不动摇。 请把本节的主要内容联系起来看：华人社会的存在、英国的"嵌入"、新加坡香港两个全球最大离岸金融中心。再加上第一节已经阐述的：这里有世界上尚可进一步进行产业转移的区域中最密集的人口。加在一起会产生什么意味呢？随着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中国的工业体系势必会向南海周边国家扩展，而与此相伴的，是人民币在东南亚开展的跨境贸易结算，这相当于中国在工业和货币方面推进的区域整合。而这正与美国的"再工业化"要选择的产业转移区域形成正面冲突，也直接在全球最重要的离岸金融中心动摇美元和英镑的地位。照此发展下去，影响的实际上不仅仅是某些大国在这个区域的利益。 为此，什么是美国（以及英国，他们往往是"绑在一起"的）的战略对策呢？那就是：在第二条中心战略线上，把自己的盟友纠合成一团，给对方制造持续不断的"麻烦"，从而把"中国系统"和人民币挤出这一区域，为"美国系统"腾出空间。 三、中国走向世界的跳板 世界近代史一再表明，大国真正"崛起"的首要标准是必须"走向世界"。什么是"走向世界"？不是说你的人到世界各地去转悠了或者产品卖到世界各地了就叫走向世界了，人出国转悠跟你这个国家在海外有利益是两回事，产品卖到世界各地也可能是被外国人贩卖的，不在你的控制之下。真正的"走向世界"必须是你这个国家的工业体系走出国门，你的人要能在海外控制工厂和贸易线路，并使用你的货币结算，从而形成你的国民主导的资本-贸易循环，也就是把你的经济体系从国界之内扩大到全球范围。 英国在全球崛起始于殖民印度之后控制了从印度到英国之间经中东和经南非两条贸易路线。美国在全球崛起的过程比较漫长，1853培里舰队打通美日之间海上贸易之后，美国开始走向西太平洋，1898年美西战争之后美国在菲律宾等西太平洋地区有了根据地，1916年趁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机，美国开始向中国和日本输出资本。直到一战之后，美国有机会通过道威斯计划把资本和"美国系统"输出到欧洲，美国才真正从一个地区性大国成为全球大国。 对于中国来说，让"中国系统"和人民币走向世界，是未来发展的不二选择，也是必将经历的过程。而南海将在这一过程中扮演特殊角色。由于南海的特殊性质，对中国来说实际上只要走出南海，就将意味着直接走向世界。 中国东面面对的贸易航道目的地是美国，由于"中国系统"不可能向美国扩张，因此东面不会成为中国走向世界的主要出路。而南海则意义重大，从马六甲海峡向西，就将直接进入全球的枢纽--北印度洋，全球人口最密集的区域和石油最富集的地方（波斯湾），北印度洋是全球地缘政治的中心。而从南海向南，则是除了石油之外最重要的原材料--铁矿石的主要产地--西澳大利亚。目前，全世界最重要的铁矿石贸易路线是中国到西澳的"内航线"，即北仑港--台湾以东洋面--中国南海--民都洛海峡--苏禄海--爪哇海--龙目-望加锡海峡--西澳港口，航程3179海里。很显然，这条航道上大部分区域被英国和美国所主宰。 南海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扮演过超乎人们想象的角色。改革开放之前，香港就是中国与世界沟通的"窗口"。而改革开放之所以发生，根据何建明在《破天荒：中国对外开放的划时代事件》一书中披露，与南海石油有莫大之关系。而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引进外资的最主要来源是"侨资"，即来自南海周边地区的华人华侨。 而南海周边区域能够接纳"中国系统"和人民币结算的性质及其地理位置，决定了这里必将是中国走向世界的跳板。转载务请注明《经略》网刊http://www.aetas.cn/read

南海争端集中发生使南海问题成为舆论热点，在媒体和互联网上各种观点杂彩纷呈，然而其中很大一部分看法或观点，其实是由于在一些基础问题上认识不清而导致的。为此，特整理南海若干基本问题基本情况，希望稍许厘清一些基本认识。

法学界有些人完全不考虑普通老百姓的感受，要以废除死刑为理由来实现他们的想法。从存留养亲的角度考虑，有些"该死"的情况下，法律上可以不杀。当然，必须要有限制性的条件，在几种情况下是必须要杀的。法官要去辨别民意、尊重民意，去重新塑造民意，而不要很轻易地把网络民意当成民意，网络民意往往是极端的民意挟持了真正的、广大的民意。

1909年春，金教授携家人远涉重洋游历了中国、日本和高丽，考察了东亚三国的古老农耕体系，并与当地的农民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他们急切地希望了解在人口稠密的东亚三国，农夫是如何利用有限的土壤生产出足够的粮食。

费孝通教授曾经如此谈过他读金氏《四千年农夫》的观点："他(指金氏)是从土地为基础描写中国文化。他认为中国人像是整个生态平衡里的一环。这个循环就是人和'土'的循环。... ...他们的农业不是和土地对立的农业，而是和谐的农业。在亚洲这块土地上长期以来生产了多少粮食，养育了多少人，谁也无法估计，而且这块土地将继续养育许多人，看不到终点。"

张猛导演的《钢的琴》有一个巧妙的构思：下岗工人陈桂林为了在离婚时挽留住女儿，需要一架钢琴，但是他既没有钱买，去偷又搬不动，最后他决定自己制造一架钢琴。于是他一一寻找铸造厂下岗的旧日同事，杀猪的，修锁的，打麻将的，做小买卖的，以及退休的“汪工”等，他将这些人联合起来，在废弃的工厂开始铸造一架“钢的琴”。影片以这一故事为核心，让我们看到了后社会主义时期的工人状况，如果说下岗之前，这些工人是作为一个“阶级”而存在的，而在下岗之后，他们则分散地走向了各自的生活，他们不再作为一个集体而出现，而是散落在社会结构的不同层面，独自承担起了自己的生活。与以前相比，他们的生活不再有集体的保障，他们的精神也不再像以前那样昂扬或自信，而是处于挣扎与困顿之中，在这个时候，“制造钢琴”这一事件将他们团结在一起，他们又相聚在旧日的厂房之中，开始为一件“共同的事业”而奋斗，但是时过境迁，他们这时团聚在一起，与以前已经有了极大的不同，破败的厂房，巨大的管道，废弃的烟囱，都在说明一个时代已经结束，而他们重聚的欢欣与劳作的快乐和这些场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有一种近乎荒诞的喜剧效果。这可以是一种双重“错位”，他们在一个不属于他们的时空中仍然延续了旧日的行为，这是时空上的错位，而另一方面，他们“联合起来”的目的也和以前有很大的不同，如果说在下岗之前他们铸造钢材是在为国家或社会主义事业做贡献，那么此次“联合起来”，则只是为了私人的目的，帮助陈桂林造一架钢琴，同时在这里，“钢琴”作为一种象征性的符号，则代表着另外一种生活方式——讲究格调或趣味的，中产阶级或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这样一种追求与他们“联合起来”的行为本身也构成了一种错位或反差，即在联合的过程中，他们并没有形成自身所处阶层的阶级意识，反而是另一阶层的阶级意识或主流的意识形态在向他们渗透，他们所努力的目标，不过是为陈桂林的小女儿提供另一社会阶层生活方式的象征性符号。在这里，他们所认同的价值观念与陈桂林前妻并无太大的不同，所不同的只是他们提供的方式更加艰难曲折而已。在此处我们也可以看出，昔日的“工人阶级”在经历了沧桑巨变之后，仍然没有生成自己的“主体性”，在思想意识上仍然为另一阶层的主流意识所主导，而并没有发掘出自己生活方式与思想意识的真正价值。但是另一方面，这些下岗工人毕竟联合起来了，那么是什么促使他们联合起来的呢？除了与陈桂林的私人友谊之外，我们还可以看到另一个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对集体的渴望与对昔日生活的美好情感，他们共同保有着对那一段生活的温暖回忆，那是他们生活中最值得珍惜与骄傲的日子。那不仅属于他们个人，也是属于钢铁产业乃至“东北老工业基地”的辉煌。正是这些美好的回忆，以及他们在过往生活中所形成的彼此之间的情感，让他们以一种新的方式走到了一起。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的情感联系，这些工人在下岗后散落各处，从事着不同的行业，但是一旦遇到某一件事，他们还是可以重新凝聚在一起，可见他们之间的情感联系是那么坚固。而这样一种关系，既来自于现代化大产业在运行中所产生的协作需要，也来自于同一社区“熟人社会”所凝聚起来的情感，可以说是一种既现代又传统的关系。这一关系不同于传统农业社会的熟人关系，因为他们所从事的是现代化的钢铁产业，也不同于现代私人企业工人之间的彼此隔离，因为他们在生活之中也形成了紧密的联系，同时他们也不同于传统的以“义”为核心的江湖兄弟的关系，因为他们所从事的是一种以现代化与社会主义为目标的大业。但是这一关系也带有上述三种关系的某些特点，在这个意义上，他们之间的关系是有传统中国特色的阶级或同志关系，或者说是一种“阶级兄弟”关系，他们在阶级关系上叠加了“兄弟”关系，形成了一种独特而密切的现代人际关系。影片中对这种关系有着细致的把握，但也没有回避其内在的复杂性，人与人之间性格的差异，彼此之间的矛盾与纠葛，现在生活处境的不同，等等，但是这些内在的差异并没有成为他们彼此合作的障碍，反而更加丰富了他们之间的情感，让我们看到了他们的多面性及其内在的一致性。影片的整个故事逻辑正是建立在这种“阶级兄弟”关系之上，不过这是一种迟到的表演，是沧桑巨变之后的缅怀与追忆，也是一种深情的告别或对未来的期盼。在结构上，影片采取了类似《七武士》、《海角七号》的组织方式，不同的人物在面临一件大事时，经历种种波折、矛盾与纠葛，最后凝聚在一起，共同面对与解决了这一问题。在《七武士》中，这一事件是对付外来的强盗，在《海角七号》中，这一问题是组织一场音乐会，而在《钢的琴》中，这一事件则是制造一架钢琴。这样的组织方式的长处在于其丰富性与曲折性，如《七武士》便塑造了七位性格迥然不同的武士，《海角七号》也呈现了不同阶层的人物在组织音乐会这一事件上态度的差异，这一结构不易把握，如果处理不好，很容易散漫或散乱，是对主创人员结构能力的一个重要考验。《钢的琴》对这一结构有着较为出色的把握，影片中的陈桂林、淑娴、王抗美、大刘、胖头、二姐夫、汪工、季哥、“快手”等人，形象鲜明，个性突出，他们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故事，最终融汇到“造钢琴”这一大故事之中，在一个“集体”之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他们既分工又协作，既有矛盾，又统一在一起。相比《七武士》、《海角七号》，由于《钢的琴》的结构方式与主题呈现相关，因而别具一番深意，他们的“组织起来”，是在下岗分散之后的重新“组织起来”，所以这一组织的过程也就更加引人深思，所以当影片中荒废的厂房中再度响起他们的欢声笑语，再度迸溅起钢花，再度充满忙碌的身影，他们所勾起的，不仅是历史的温情记忆，也是对现实的批判性反思。或者说，影片向我们展示了历史的另外一种可能性，让我们去想象：如果没有下岗或国企改制，他们的生活是否会更好一些？我们的国家是否可以更好一些？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将这部影片与库斯图里卡的《地下》（《没有天空的城市》）、沃尔夫冈-贝克的《再见，列宁》加以比较，这两部影片也提供了反思历史的一种新视角，以轻盈的艺术构思让我们看到了历史的厚重。在库斯图里卡的《地下》中，革命已经结束，而被骗的革命领袖与他的同志转入“地下”，在那里继续坚持革命理想与斗志达20年之久，等他们终于发现这一骗局时，南斯拉夫已经沧桑巨变，面目全非，库斯图里卡以此来反思南斯拉夫的历史，而在《再见，列宁》中，儿子阿历克斯为了不刺激病中的母亲，隐瞒柏林墙倒塌，假装东德依然存在，于是在那间小公寓里，阿历克斯尽力描述着一场东德仍然繁荣昌盛的场面，从食品到服饰，甚至伪造电视新闻，最后他甚至导演了一出西德为东德统一的“戏剧”。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历史的另外一种可能性。在《钢的琴》中，虽然没有南斯拉夫、东德那样天翻地覆的巨变，但是中国的发展与时代的巨大转折，也让我们对另外一种生活与生产方式感到陌生，——那种集体的、“社会主义”的生活方式，被冠以“大锅饭”、“铁饭碗”的命名受到批判与否定，在市场经济时期已经失去了其“合法性”，影片则以一种新的方式将我们带到了那样的生活方式之中，让我们看到了那种生活方式曾有的温暖与美好回忆。但是这样的反思，是在双重隔离的效果之中达到的。如我们上述所言，小说在荒凉的厂房中再现了火热的劳作场面，具有一种强烈的时代对比，这种对比具有一种反讽性的戏剧效果，这可以说是一重“隔离”，另一重隔离则来自影片的艺术效果，影片在呈现上述场景时，配以欢快或怀旧的音乐，这些音乐的巧妙运用使我们在接近这一场景时又远离了“现实”，可以从一种有距离的高度面对这一切。这双重的隔离，将一种更加丰富的历史与艺术意蕴呈现在我们面前。我们不得不思考历史的另外一种可能性，在时代巨变之后，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工人曾经有过的历史，如何面对工人当下的现实？影片对“转折”的戏剧性呈现，及巧妙的艺术构思，让我们可以像《地下》、《再见，列宁》一样，面对与思考这一历史转变对国家发展所带来的种种后果，并探索新的可能性。再见列宁中的母子另一方面，如果与描述工人生活的电视剧如《大工匠》、《钢铁年代》、《金婚》等作品相比，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电视剧几乎都以编年的形式讲述工人生活数十年的演变，它们所表现的是历史的“延续”，这一“延续”又因为故事的家族结构与个人成长史的讲述方式而得到加强，于是其中呈现出来的工人生活的故事便似乎是“自然而然”的变化，在其中我们很少能够看到历史的“转折”与“断裂”，在这里，“工人阶级”的故事便不是一个阶级的故事，而表现为“家务事，儿女情”，“工人阶级”命运的转折也不是一个整体性的叙述，而表现为家庭与个人命运的沉浮。这样讲述故事的方式虽然为电视观众所喜闻乐见，却缺乏对历史的一种总体性的认识和把握。而《钢的琴》不同，它所讲述的是历史的“断裂”与“转折”，将不同时代工人的生活方式，以艺术的方式“叠加”在一起，在巧妙的对比中，让我们看到了历史转折在每个人的生活与心中留下的印痕，这样的方式虽然不像上述电视剧那么面面俱到，但却从总体上让我们看到了“工人阶级”的历史经验与现实处境。在他们作为一个“阶级”瓦解之后，他们只能以个体的方式进入“历史”，因而是无力的，他们所拥有的只是个人技艺，但这种技艺在离开工厂之后又无用武之地，只能成为小生产者式的谋生的饭碗。在影片中，我们可以从不同的地方看到这一对比，在影片所营造的氛围中，我们可以看到“集体”时的火热与现在厂房的凋敝，“钢”这一意象，在过去的时代是“铁水奔流”的象征，而现在则是冰冷的，甚至是“废铁”，只有在“造钢琴”的过程中，才回光返照似的重现了昔日的火热与激情，而这只不过是转瞬即逝，在影片的结尾处，陈桂林的父亲去世，或许这真正象征着一个时代的结束。钢铁年代剧照张猛导演的《大耳朵有福》曾经引起电影界的广泛关注与好评，这部影片描写一个退休工人一天的生活，他生病的老伴，被羞辱的女儿，在外惹事的儿子，无人照顾的老父亲，以及他漫长而艰辛的寻找新工作的过程。影片以生活流的方式展现了他生活中的方方面面，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底层小人物的现实处境及其喜怒哀乐，这部影片深入到人物的生活与内心深处，较之某些描述底层生活的纪录片与故事片，更深刻细腻地表现了这一阶层的生活世界。而作为他的第二部作品，《钢的琴》与《大耳朵有福》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两者的相同之处在于它们所关注的都是底层小人物或“工人阶级”的历史与现实处境，甚至《大耳朵有福》中的主人公王抗美，在《钢的琴》也作为一个次要人物出现，更是将两部影片联系在一起，也显示出创作者创作“系列影片”的艺术雄心。两者的不同之处主要在于艺术表现方式，《大耳朵有福》是以接近纪录风格的“生活流”表现主人公的生活，而《钢的琴》则更体现了创作者艺术上的精巧构思，但是这一艺术化的表现不仅没有削弱对生活的深入，反而以新的方式让我们从一个更加开阔的视野去看待工人生活的变化。在艺术表现上，二者也有相似之处，那就是音乐元素的出色运用，这些革命歌曲、通俗歌曲与钢琴曲，不仅象征着不同时代的风格与文化理想，而且也将我们带到了历史与时代的深处，让我们可以从总体上思考工人生活的变化，历史的转折，以及新的可能性。

按：当前中国陷入了高通货膨胀、贫富严重分化、社会对立、矛盾激化的危险状态。这些社会问题的根源与经济发展方向和路线的失误有关。反思中国近10年来经济方针及政策的重大错误，盖有： 　　一、不顾一切地发展私营经济，不惜代价地实行私有化，不仅极大地损害了普通劳动者们的利益，扩大了收入分配上的差距，而且造成了大量国有资产被侵吞，极大地损害了中国人民的利 益。为了将中国的国有银行私有化，借口“在银行股份化改造中引进战略投资者”，以惊人的低价将中国大型银行的股权“卖”给外国金融机构，使中国人民的财产至少损失1万亿元。 　　实行权贵私有化的“国有企业产权改革攻坚”，不顾原国有企业职工的反对以“卖”为名将国有企业低价送给私人，以致引发了以2009年通化钢铁公司上万职工抗争为标志的群众性反抗 事件；为了发展私营企业，以“解决中小企业贷款难”问题为借口，极力向没有长期经营能力的私营企业输送贷款，为此而阻挠为防止通货膨胀所必需的信贷紧缩，造成并加剧了通货膨胀； 把使房地产商和少数投机倒卖城市住宅者暴富作为政策目标，借口增加私人所有的住宅，竭尽全力地扩大各种以私人住宅为抵押的银行信贷，造成了城市住宅售价的暴涨和空前的房地产泡沫 。 　　二、不切实际地追求过高的经济增长率，过度扩张名义总需求，一再造成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使中国再次面临停滞膨胀的威胁。这种倾向明显地表现在2003年以后。中国每年潜在产量 的增长率没有超过10％。 　　在 2002年以后，为了达到年平均超过10％的经济增长，过度增大货币供应量，刺激经济在短期中过快增长，以致2007出现了过热期都罕见的14％的过高增 长，使中国的实际产出由低于潜 在产出变为显着高于潜在产出，导致 2008年出现了显着的通货膨胀。由于不愿将过高的经济增长率真正降到长期可持续的水平，2008年为制止通货膨胀所作的紧缩中途夭折，很快就借口“抵御 美国金融危机的冲击”而转向肆无忌惮地扩张总需求，将2009年银行信贷余额的增长率提高到在高通货膨胀期也少见的30 ％的水平，以致过快增长的货币存量导致2010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显着高于潜在产出的增长，使中国的实际产出重新变为显着高于潜在产出，造成了2011年 的严重而且很难下降的通货膨胀。 这种追求过高经济增长率的过度扩张总需求政策，正在将中国一步步拉向1987年之后的10年中国所陷入的那种类似停滞膨胀的困境之中。 　　三、承袭了30年来将一切融资行为都信贷化的错误倾向，拒绝通过以金融手段统筹运营国有资产来对整个经济进行调节，不注重发展依据私人和法人信用的票据贴现以真正满足工商业实 体的融资需求，而是尽可能膨胀信贷，单纯依靠增加银行贷款来扩大宏观总需求，支撑企业特别是私营企业的融资需求。 　　其结果是一方面造成了带根本性的流动性过剩，导致股票市场、房地产市场和许多资产市场甚至一般产品的交易中都出现了惊人的泡沫，售价暴涨暴跌，极大地增加了整个经济的不稳定 ，直至造成了通货膨胀；形成惊人泡沫的城市住宅售价窒息了真正出于居住动机的居民居住需求，造成了资源配置的扭曲和人民福利的损失； 　　另一方面，信贷交易的劣根性使无论如何膨胀的信贷规模都无法减轻穷人借款的利息负担，反而由于信贷融资的恶性扩展而形成了强大的高利贷利益集团，正在将整个中国经济导向窒息 产业发展的高利贷经济，而高利贷经济正是人类社会制度中最无耻、最黑暗的制度之一。 　　四、听信西方骗人的“自由贸易”谎言，荒唐地追求实行“贸易自由化”，拒不实行坚决保护本国产业的贸易保护政策，不仅错误地坚持履行加入WTO时所作的损害中国长远利益的各种承 诺，而且被诱骗在“贸易自由化”的自残道路上越走越远，甚至还要与产业竞争力远远强于中国的日本、韩国搞什么“大东亚共荣圈”式的“自由贸易区”。 　　这种“贸易自由化”的努力表面上换得了短期内对外贸易和贸易顺差的高增长，却付出了支出巨额的出口退税、长期保持人民币对美元低汇率等等招致中国人民受外国巨大剥削的昂贵代 价，还导致西方以中国的巨额贸易顺差为借口用贸易制裁相威胁，使中国最终必须以开放国内市场、增加进口的方式降低贸易顺差，从而最终实现了“贸易自由化”所要求的放弃对国内产业 的保护。 　　这一整个被西方人以“贸易自由化”来摆布的过程，导致中国最近十年有高速的经济增长而无实质性的产业升级。20世纪80年代中国还可以靠高关税保护奠定家庭小汽车生产的基础并以 本国产品占据了国内家用电器市场，而最近10年的贸易政策却使中国的民用产品升级换代全面停滞，以致每年进口液晶平板400亿美元，进口芯片1200亿美元，进口芯片金额超过进口的石油、 铁矿石等任何矿产的金额！ 　　这样下去，不但中国将永远停留于低工资的不发达国家水平，而且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也不可能长期持续下去。 　　五、继续近30年来实行的优待外资挤垮中国民族产业的错误政策，纵容甚至鼓励外资抢占中国的投资机会，扼杀中国的民族产业。为了讨外国政府和外资企业欢心，连中国政府的采购都 不敢对中国的自主创新产品实行优惠，外资企业在中国成了中国政府法律法规不敢管的特权太上皇。 　　在这样的纵容下，外资企业已经在中国国内的许多产业中占据优势，中国的市场成了像美国的通用汽车这样濒于破产的外资企业最后的赚钱天堂。特别是中国国内的新兴技术密集产业， 如家用小汽车、手机和计算机行业的生产，都被外资企业所主导，外资企业产品、外资品牌在这些产业中占据了统治地位。 　　外资企业占据中国的高附加值产业，导致中国民族产业没有足够的投资机会，在国内实体经济部门的投资不足，大量资金通过中国政府的外汇储备外流，从而形成了历史上罕见的极其荒 唐的国内外资金对流：中国一方面每年净流入近2千亿美元的私人资本，另一方面，每年又通过政府外汇储备的增加流出约4千亿美元；流入的外资年平均利润率10％以上，流到国外的中国外汇储备年增值（利息率）等不到5％，而且还往往面临血本无归的危 险。过多的外汇储备造成了基础货币过多、货币存量过大而造成金融泡沫和通货膨胀的巨大压力，并迫使中国的货币当局不断发行“中央银行票据”、将准备率提高到惊人的高度，彻底扭曲 了中国的货币金融体系。 　　六、放弃必要的实物性和产业性经济计划，导致中国的经济发展结构扭曲。由于拒绝制订和实行有约束力的整体产业发展计划并以金融手段统筹运营国有资产来保障执行计划的资金。 　　中国的产业结构已经极度扭曲，个别年份净出口和住宅建筑投资占GDP的比重已经达到15％以上（住宅投资完成额加净出口占GDP的比重，2008年为13.6％，2009年为11.3％），为美国这 个百分比的3倍；同时，中国的军事工业落后导致的军事装备落后的状况仍未有根本的改观；中国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开发仍然徘徊在很低的水平上，少数达到先进水平的研发成果也很难转化为 企业化的生产。 　　中国自主的装备制造业还需要在生产和研发上投入大量资金；大多数民族产业和企业离世界先进水平都还有很大差距，需要给予大量的投入和大力的扶植；为进一步发展为真正的高收入 国家，需要进行巨额的投资来发展产业以替代当前巨额进口的各种高技术产品，所有这些又都要求在这些方面投入巨大的生产能力。 　　不将中国的生产能力投入到这些真正提升国家经济实力的方面，而逼迫它们为外国人生产将来可能没有什么真正的回报的出口产品、造被当成金融资产倒卖而不供人居住的住宅，这是最 大的资源配置扭曲，而这样的资源配置扭曲，根源在于拒绝制订和实行有约束力的整体产业发展计划并以金融手段统筹运营国有资产来保障执行计划的资金。 　　在中国三十年经济开放过程中，形形色色和大大小小的利益集团，在不同的层面上，以不同的手段，在攫取着改革的成果，危害着民众的利益，孕育着社会动荡，侵蚀着政权的基础。而 其中，得利最巨大、手段最隐蔽、勾结最紧密、持续最长久的莫过于中国的涉外金融利益集团。 　　目前中国所有被毙、被抓、被双规的贪官，其金额和罪责加起来，恐怕都难以与这一利益集团相比拟。更为重要的是，在重大和长远利益的驱动下，这一涉外金融利益集团长期经营、盘 根错结、相互提携、内外呼应、朝野相随、利益均沾，成为左右中国经济，危害国家安全，影响中国政局，在国际上有能量呼风唤雨的一股重大势力。

中央国家机关“强素质 做表率”读书活动主题讲坛2011年第四讲（总第二十四讲）“中国的三农问题与三治问题”
。时间：2011年4月30日上午，地点：新闻出版总署多功能厅

配给医保意味着对哪种治疗由国库买单做出限定，让我们掏出腰包的动辄数十亿美元花得不冤枉。如果我们采取配给制，就不必给制药公司的专利药品开口头支票，也不必医生推荐什么治疗措施都照单全收。美国的医保改革辩论应该从下述前提开始：某种形式的医保配给无法避免，也很必要。然后，我们就可以问：最佳配给方式是什么？

“满洲移民”是日本侵略中国的国策，始于日俄战争后，至日本投降计40年。东北数十万农民土地被日本移民强行"收购"或被掠夺, 相当多的移民并不自耕，而是将土地返租给中国农民。一部分失地农民被迫到鹤岗煤矿井下做苦工遭受非人待遇，多数葬身矿井。侵略不仅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而且也给日本人民带来了灾难。

宗教虔诚或是世俗主义与社会健康之间真有什么决定性的因果关系吗？从数据比较看，几乎在所有方面，高度世俗化民主国家的社会失调比例一直不高，支持宗教、反进化论的美国则表现糟糕。

在大多数讨论香港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研究中，关注点一般放在初始市场收入的分配上。这是可以理解的，然而，仅仅把研究停留在初始市场收入分配上是不够的。

我国的自杀率在过去20多年出现了一个明显下降的趋势。原因：农村自杀率的下降，尤其是农村女性自杀率下降。农村女性的大规模迁移规避了三种既往的自杀风险，即农村女性既往的从属地位、既往的家庭纠纷、既往的自杀工具。

听妈妈说，爸爸十九岁在南开大学时，就萌发了写《雷雨》的冲动，转入清华大学后，又酝酿了很多年，直到1933年《雷雨》才动笔。写作时，他对剧中人物、情节、艺术特点，对剧本的结构，甚至布景道具，都做了反复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