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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0月12日上午，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美国教授埃莉诺·奥斯特罗姆与奥利弗·威廉姆森一起获得这一殊荣。他们俩得奖的原因是因为对治理有杰出的学术贡献，奥斯特罗姆的贡献在于公共事物的自主治理，威廉姆森的贡献在于企业的治理结构。

1月3日，美国驻也门使馆发布声明说，使馆于当日开始关闭，以应对“基地”组织阿拉伯半岛分支袭击美国在也门利益的威胁。美国总统国土安全及反恐事务顾问约翰·布伦南当天在接受电视采访时说，有迹象显示“基地”组织正在策划在也门发动袭击。这是2008年9月20日，也门士兵在首都萨那驾车前往美国驻也门使馆，以加强安全警戒。在奥巴马上台后一度被雪藏、甚至被明确抛弃的“全球反恐战争”一词，似乎已悄然回到了白宫政治术语库中。继参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主席利伯曼宣称也门已成为“全球反恐新焦点”，表示将加强美国在也门的“反恐特别行动”后，奥巴马本人也在1月2日的电视讲话中强调，美国正着手加强与也门当局的合作，协助也门训练安全部队，提供装备，分享情报，共同“打击基地恐怖组织活动”，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彼得雷乌斯上将也在一个月内第二次访问也门，商讨“反恐联合行动”事宜，奥巴马还不同寻常地盛赞美军在也门的“反恐努力”。 9·11恐怖袭击是前总统小布什任期内最重要的“标志性事件”，以9·11为契机，以全球性反恐为幌子，在外交上推行单边主义，在军事上主张打超越主权、国界的反恐战争，是布什政府的一贯立场。由于伊拉克、阿富汗战争的旷日持久，和关塔那摩监狱不断爆出的虐囚丑闻，以及美国情报当局以“反恐需要”为由干涉美国国民自由和隐私的事件引发诸多不满，奥巴马在总统竞选时就不断猛轰“布什主义”，上台后更刻意与几乎成为“布什主义招牌”的“全球反恐战争”拉开一段距离：对于布什极力主张“打到底”的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奥巴马拿出了前者的撤军时间表，虽然同意向后者增兵，却违背军事常理地在增兵同时宣布了驻军期限；而对布什竭力维持的关塔那摩监狱，奥巴马也推动相关部门展开了甄别、释囚等一系列为最终关闭作铺垫的工作。 然而这一切随着尼日利亚人穆塔拉布的一次圣诞节未遂炸机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奥巴马不但重提“全球反恐战争”，大谈向也门、索马里投放人力、物力和财力，而且毫不避讳地谈及美国特种部队和情报机关在也门的“丰功伟绩”，并拉上最可靠的盟友英国，准备在也门大干一场。英国媒体称，美、英拟在1月28日于伦敦召开“国际也门反恐会议”，和原定召开的阿富汗问题国际会议平行举行，甚至，一项由美国-欧盟共同合作、针对也门猖獗的非法财经交易的打击行动，也在紧锣密鼓地策划中，矛头直指也门和索马里恐怖组织的财源。 奥巴马当初雪藏“全球反恐”口号，是因为当时民意厌倦没完没了的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对单边外交、借“反恐”侵害个人隐私和关塔那摩监狱虐囚也感到越来越不耐烦；但随着圣诞夜的惊险一幕，美国人开始重新正视“美国安全”问题，他们惊讶地发现，也门已成为反美恐怖主义的大本营和训练地，而美国对此却掉以轻心；他们更惊讶地得知，涉嫌策划未遂爆炸案的恐怖组织骨干竟都是从关塔那摩监狱中释放的“改造成功典范”，于是对奥巴马避谈反恐、强调释囚等等的印象势必发生改观。此时此刻，奥巴马只能重举“全球反恐战争”旗号，这既是为了救急，也是为了自救。 事实上，美国早在2000年“科尔号”驱逐舰在亚丁湾被炸后就对也门恐怖组织展开了空袭报复行动；这次对也门政府的军事援助和情报支援也已进行了一年多；甚至被广泛渲染、针对“基地”分支头目和营地的袭击，也是在圣诞炸机未遂案发生前就开始的，但此前白宫刻意保持低调，惟恐人们知道美国在也门的行动，爆炸案后则反其道而行之，惟恐美国人不知道美国在也门“有所作为”。 然而姿态容易摆，事却并不好做。也门是半岛最贫困的阿拉伯国家，且经历过长期分裂，内部矛盾尖锐复杂，加上和索马里一水之隔，长期成为军火走私孔道，安全隐患极多；也门政权控制力脆弱，在海湾战争期间又曾是仅有的3个同情萨达姆的政权之一，在与美国合作方面态度反复，国内反美情绪高涨，“科尔号”亚丁湾爆炸案甚至比9?11事件还早将近一年，在这样复杂的背景下，美国不论投入过少或过多，都可能出现麻烦。 奥巴马选择也门-索马里为反恐新战场，在某种程度上，有避免陷入“回归布什路线”之讥、避开“布什的热点”伊拉克、阿富汗的考量，但这个新战场基础薄弱，前期投入不足，且大规模介入师出无名，一旦穆塔拉布事件所激发的社会恐慌开始淡漠，美国人恐怕又会再次发出“为什么”、“值得吗”之类的质疑。 1月3日，美、英驻也门大使馆发表声明称，鉴于使馆安全遭到“基地”分支的威胁，决定无限期紧急闭馆，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以也门为主战场重提“全球反恐战争”，恐是说来不容易，做来更艰难。

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企业国际化程度的日益加深，中国企业以主体身份参与国际化运营，到海外开展投资、兼并、收购境外企业已经成为一个潮流。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国内外投资界、研究机构、媒体呼吁中国企业应大胆走出国门，到海外购买去泡沫化资产，实现抄底的呼声更是一浪高过一浪。但在此种热潮面前，作为海外并购主角的中国企业们却显得格外慎重，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在实际操作中并不顺利，甚至可以说是屡屡受挫。从早年首钢在秘鲁的铁矿山投资遭遇"罢工门"坎坷不断，前几年上汽并购韩国双龙最终宣布失败，再到最近的中铝并购力拓折翼，中国企业在海外并购中障碍重重。 这种局面的原因，不仅在于中国企业在国际化经营管理上经验不足，更重要的是并购活动，特别是跨国并购，本就是一个风险重重的领域。投资界业内人士认为，跨国并购是一项相当复杂的活动，并购方面临着政治、法律、市场、技术、管理层道德等方面的多重风险。在一些热点敏感地区，并购方的设施与人员还面临着安全方面的风险。 对于希望参与国际化运营的中国企业而言，在诸多风险之中，对项目本身影响最直接的就是并购双方的信息不对称--并购方对被并购企业的实际运营状况、管理层人员背景与风格、利益关联方可能作出的反应等情况缺乏必要的了解，它包括但不限于： 并购对象的实际运营状况 并购对象的各类经营、合规风险 并购对象股东与高管层的职业操守、行事风格 并购企业员工针对并购的抵触心理及其可能反应 并购所在地的法律与政治风险 并购方竞争对手、行业协会等利益关联方的反应 并购所在地环保、劳工等NGO组织可能的抵触行为   尽职调查--国际通行的并购风险管理手段 对于企业而言，完全依靠自身的力量对这些现实或潜在的风险作出全面深入地研判，难度非常大。从国际经验看，通过委托专业机构开展"并购尽职调查"，是对并购过程进行风险管理的主要方式之一。 所谓尽职调查就是：在企业股票上市和企业收购过程中，基于监管方或并购方的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运用专业手段与分析方法，对企业的历史数据和文档、管理人员的背景、市场风险、管理风险、技术风险和资金风险进行全面深入的调查与审核。 在一个正式的大型并购中，尽职调查的范围主要包括以下项目： （一）了解被并购公司的组织和产权结构 （二）被并购公司的资产情况 （三）被并购公司的债务和义务 （四）最近三年的经营情况 （五）最近三年的财务数据 （六）税务状况 （七）管理层和雇员情况 （八）法律纠纷情况 （九）保险情况 （十）知识产权 （十一）环保问题 传统上，并购尽职调查作为一种由"法律审查"与"财务估值"为主派生出的调研框架工具，主要由投资团队、会计师、律师三方组成，其操作方法有主要有以下几种： 1、收集研究各类档案文献数据，包括但不限于各种政府公报、公司章程、公司注册登记档案、信用报告、财务报表等等。 2、在被并购方的许可下对被并购企业财务、营运部门工作人员进行询问。 3、在被并购方的许可下，对被并购企业的办公场所、生产工厂进行实地考查 4、访问行业专家、同业协会，以对被并购企业的历史沿革、现状与发展前景进行专业的分析与评述。 并购尽职调查的流程：对于一项大型的涉及多家潜在买方的并购活动来说，公开的尽职调查通常需经历以下程序： 1、由潜在买方指定一个由专家组成的尽职调查小组（通常包括律师、会计师、和并购方的投资项目团队）。 2、由潜在买方和其聘请的专家顾问与卖方签署"保密协议"。 3、由潜在买方准备一份尽职调查清单。 4、目标公司在卖方（通常是母公司）的指导下，按照尽职调查清单把所有相关资料收集在一起并准备资料索引。 5、指定一间用来放置相关资料的房间（又称为"数据室"或"尽职调查室"）。 6、潜在买方按照一定程序可以阅读复印数据室中可以披露之文件。 7、在并购信息披露协议的框架下，潜在买方针对并购对象的管理人员、市场人员、财务人员、技术人员进行访问座谈。 8、由潜在买方聘请的顾问（包括律师、会计师）作出尽职调查报告，尽职调查报告的核心是根据调查中获得的信息对并购对象的价值与风险进行分析和针对性地建议。 9、由买方提供并购合同的草稿以供谈判和修改。 应该说，国内企业现有的绝大多数并购尽职调查的范围、内容与流程方法基本是按照以上模式开展的，它也反映了尽职调查的以下基本特点： 1、尽职调查是法律、财务审查与各种公开资讯收集、分析的结合，是一种公开的调查研究。 2、鉴于并购活动涉及信息、数据量非常大，可能引发风险的因素各种各样，所以按照惯例，并购尽职调查属于一种承担有限责任的程序化"尽责调查"，尽职调查的操作方只对委托协议约定的项目与流程负责，而不对调查结果承担无限责任。 博弈环境下的挑战--国内传统尽职调查存在的问题与局限 国内投资机构与企业在并购活动中，受到国际投资界操作惯例的影响，也较多地借助了尽职调查这一工具，但由于国内大型并购经验意识上的欠缺，并购关联咨询服务产业的落后，在尽职调查的实际运用中仍然存在很明显的问题，在复杂多变、博弈性极强的跨国并购中，效果更是远非理想，具体表现在： 1、部分并购企业自身对尽职调查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依靠专业机构开展尽职调查的习惯尚未真正形成。 这方面最明显的例子，就是TCL收购阿尔卡特手机业务的失败案例。2005年，在国内通讯行业处于领先地位，拥有强大生产能力的TCL公司，为了进一步提升自身研发能力和渠道优势，经过一番考察后选择了以研发和销售体系见长的阿尔卡特手机业务事业部作为并购对象。由于对并购后整合的难度与风险估计不足，同时也是为了节省成本，TCL在并购启动前既没有聘请专业的咨询机构为整个并购活动进行规划，而且连常规尽职调查都未委托专业机构操作，而是只依赖企业内部组建的一个小组，对阿尔卡特手机业务只作了很基本地了解，导致TCL对于并购完成后的双方管理整合、业务流程重组、企业文化的差异等领域的问题缺乏起码的了解与规划，整个并购项目以阿尔卡特手机业务核心人才全部流失、全面亏损而告惨败。 国内传统并购尽职调查主要依赖律师事务所和会计师事务所（特别是所谓的"四大"）， 而律师事务所和会计师事务所的并购尽职调查获取资料、数据主要依赖于被并购方提供的公开披露信息和能通过公开手段收集的数据库、档案信息，对于被并购方实态性的信息缺乏更深入的了解渠道，这对于全面客观评估被并购方的真实价值和风险显然是不利的。 而且，考虑到律师事务所和会计师事务所的人员特点与专业能力，它们的尽职调查主要局限于法律与财务领域，单单依靠并购方本身的项目团队要对被并购企业的行业与市场风险、高管道德风险作出专业的评估显然是远远不够的。 由于市场环境、法律体系的差异，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受到政治因素影响、环保、劳工等NGO团体干扰的机率更大，单单从法律权属、财务分析等范畴开展的传统尽职调查主要局限于被并购企业本身，侧重于法律权属、财务分析等范畴，针对竞争对手和其它利益关联方意图与可能干扰的评估基本是空白。 多数中国企业理解的尽职调查，或者说有能力开展的尽职调查都受限于被并购方的正式允许，启动于并购活动正式开始前或操作过程中。这使得并购方很难在并购真正开始前，就对潜在被并购对象的实际运营状况与风险因素有一个初步地了解，从而在多个候选目标中筛选出更符合己方战略构想和风险管理要求的并购对象。一旦并购活动正式启动后再发现重大风险因素或受到利益关联方的干扰，并购方不但会浪费宝贵的时间，而且在投行、律所、会计师事务所这块也将承担高昂的前期费用成本。 中国商业环境的某些阶段性特点使得常规尽职调查难以有效开展。 以国内创投市场为例，随着大量民间资金涌向私募股权投资机构，一时间出现了天量的本土创投机构，这些投资机构大多对尚处在早期孵化或发展期的企业不感兴趣，而直接把投资目标锁定在已经接近上市的企业，这样一来创投机构之间的竞争自然极度激烈，侃价实力大减，要获得被投资方认可的所谓全面尽职调查也就无从谈起；另一方面，中国很多民营企业在创业早期都有迅速把握机遇，孤注一掷地全力一搏从而完成原始积累的经历，在这种思维定势下，当企业做到一定规模后有时仍会延续"搏的就是机会"，而忽视风险、忽视系统化风险评估与风险管理的思维惯性。 第三方调研机构的介入是提升国内企业跨国并购尽职调查效能的关键 基于国内目前并购尽职调查服务存在的缺失，结合国际并购业界的经验，我们认为通过引入专业调研机构，以独立第三方的身份，提供基于并购项目层面的综合风险评估是提升国内并购尽职调查效能，加强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活动风险管理的关键一环。 （一）、就调研范围而言，第三方调研的调研项目可以设定为目标公司运营层面、目标公司决策管理层、所在地政治、投资与安全环境、竞争对手和利益关联方的可能干扰四个层面，具体包括： 公司部分 目标公司的实态运营状况 目标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是否正常进行，是否存在影响其正常运作的各种风险因素或负面传闻 目标公司在行业内的地位排名、声誉 目标公司在所在城市、社区的地位、声誉 目标公司是否存在任何诉讼、劳工或环保纠纷 公司管理层 法人代表、股东与主要高管的背景、履历、专业资格 法人代表、股东与主要高管在公司内各自承担的职责及其经营管理风格 公司法人代表及主要高管在行业内的声誉 公司法人代表及其高管是否有犯罪、诉讼记录或各种的债务纠纷 公司法人代表及其高管是否有任何特殊的政治背景；或与任何有组织犯罪存在关联 所在地政治、投资与安全环境 当地政府对此次并购的政策态度（公开和私下的） 当地政治形势是否稳定，政府主要官员换届是否会影响已达成的协议执行 当地政府对外资是否欢迎，是否存在针对特定国家企业过于严苛的公开或隐形壁垒 当地政府的运行效率如何，是否有明显的潜规则习惯 当地治安形势是否稳定，是否有专门针对特定国家企业或商务人士的袭击或绑架 竞争对手与利益关联方的可能干扰 行业竞争对手对此次并购的态度与可能干扰手段（煽动政治抵制、呼吁安全或反垄断审察等） 被并购方员工对此次并购的态度、是否可能干扰及可能以何种方式干扰 当地主要环保、劳工群体对此次并购的态度、是否可能干扰及可能以何种方式干扰 这四大层面的调研项目基本覆盖了被并购企业的实态运营状况、高管可能的道德风险、竞争对手及其它利益关联方的可能反应、乃至宏观的政治与安全风险，这就大大弥补了目前国内并购尽职调查主要局限在法律和财务两个领域的局限，对于影响国内企业海外并购成败更直接的一些风险因素，如被并购企业实际资信状况、环保问题、劳资纠纷、利益关联方可能的抵制等将会起到前瞻性的预测，从而提前预见、化解可能的风险。 （二）、就调研方法而言，更具有深度、多向度的印证与现场感 一般说来，第三方调研机构可以采取的主要方法也无外乎以下一些手段： 1、收集研究各类公开文献资料 2、获得各类数据库的数据信息资料并进行分析研究。 3、针对被并购企业的办公场所、生产工厂、所在社区进行实地调查 4、针对被并购企业的员工进行广泛地审慎访问 5、针对被并购企业所在的行业，对上下游供应商、客户进行广泛地审慎访问。 6、通过行业专家、行业协会对被并购企业的历史沿革、现状与发展趋势进行缜密地分析与评述。 7、通过所在地法院了解被并购企业及其高管是否存在任何诉讼纠纷 8、通过所在地政府、警方和各类消息灵通人士了解当地政府对此次并购的真实态度、被并购企业及其股东是否有任何特殊的政府背景或与任何有组织犯罪存在任何关联。 对公开文献进行研究、以当地语言检索互联网信息，查询数据库，这几种方法是并购投资团队本身就能操作的，第三方调研机构的主要优势在于其实地调查能力、长期建立的情报网络以及专业的分析框架。在这些领域，第三方调研机构通过对目标企业工厂、办公场所、所在社区的实地调查；对上下游供应商、客户的深入而审慎访问（提供给政府的财务数据有可能造假，但来自被并购对象三家最主要的供应商、三家最主要客户的评价一般是准确的，也无从造假），挖掘被并购企业公开数据与文件后边的"行为逻辑"，勾勒出一个个更直观立体的"商业故事"，从而有助于并购方对被收购方运营历史脉络、现实处境、对并购的真实态度有更真切的认识。 就调研活动的合法性而言，不同国家的法律体系与商业惯例对信息披露规定的程度不一，理解不同，使用以上调研手段获得信息的难度与深度会有差异，但总的说来，以上这些调研手段在市场经济法律体系健全的国家都是可以合法使用的。 对于法律体系不透明，排外情绪比较明显的特定国家，如果对于某些调研手段运用的存在不确定，也可以通过寻找在当地的市场调研机构、咨询公司甚至私人侦探，以调研需求整体分解，分块外包的方式予以解决。 （三）、调查启动时间与启动方式更为灵活 传统尽职调查一般启动于并购活动正式开始前或操作过程中。第三方尽职调查完全由并购方指定，既可以在并购活动正式启动前操作，也可以启动于并购对象的筛选过程中。通过对特定行业符合初步并购要求的企业进行全面筛选，可以让潜在的买家对并购对象的价值与风险有一个初步的认识，并且不会惊动被并购对象和其它利益关联方，由此，既可以起到前期保密、隐蔽意图的作用，又有更多的时间与回旋余地，从而制订更符合实际、更节约的并购计划。 （四）、专项分析工具将给并购活动的成功提供关键性的支持 1、并购谈判的竞争情报分析 在重大谈判过程中，如能对谈判对手的现实处境与谈判方案有切实地事先了解，无疑能在谈判过程中获得针对对手的信息单向透明，主导谈判的主动权。专业的第三方调研机构一方面可以深入收集被并购企业当前的运营实际状况、现金流水平与各种风险点（与公开资料相印证），另一方面也可以预先收集被并购方主要高管、谈判组成员的个人背景、性格特点、之前谈判记录（风格）方面的资料，建立关键目标人员档案，在谈判前结合对谈判对手现实处境的分析，就可以预测出对方谈判组的几个可能谈判方案及其底线。如能引入行为科学模式分析，甚至有可能对谈判组成员的具体谈判策略与战术也作出较精确的推断。 2、监测被并购方企业员工、竞争对手和其它利益关联方的态度变化，对可能的危机提供预警。 在并购活动开始、进行以及收购协议刚刚签订一段时间内，被并购方企业员工、竞争对手、所在国政治团体、国际和所在国主流媒体、环保、劳工NGO组织等任何一方的敌意都有可能对并购本身乃至并购后的有效整合带来程度不同的风险，甚至有可能直接破坏掉整个并购。第三方调研一方面在事先就将被并购方本身、竞争对手及其利益关联方针对并购活动的态度、动向纳入了调研范围，通过专业分析预测判断其可能的反应，帮助并购项目组预先准备相应的应对措施；另一方面，各种利益关联方的态度、行为耘酿变化时，在所在国的各类媒体、网络论坛、交流群组中或多或少地会有所体现，建立在综合风险控制框架下第三方机构可以通过舆情监测软件和专业的分析人员，对正在酝酿的各种敌意、抵制行为作出恰如其分的分析并划分威胁级别。对于真实可信的抵制威胁，将结合线下调查力量深度了解其发起人与主要成员的背景、决心与能力，当地过往类似事件的处置经过，为并购方采取适当的措施提供一手的参考依据。 （五）、最后一点但并不是最不重要的一点--第三方尽职调查就其调查的侧重点与分析角度而言，既关注风险，也关注机遇，因此更加符合现阶段中国企业家的决策思维习惯。 发展以情报调研为核心的民族风险控制产业时不我待 后金融危机时代，全球政治与经济形势复杂而严峻，但从整体趋势而言，对于中国的大中型企业来说，是危，更是机。海外大量去泡沫化的优质实体资产、矿产资源和拥有大批先进专利技术的科技公司，对于拥有良好外汇储备支持，制造加工能力强大，但缺乏高端研发能力和资源储备的国内大型国有、民营企业而言，这是极为难得的抄底机会。 但是中国企业要走向世界，要进行跨国并购，首先面临的就是风险控制的问题--这里的风险既包括宏观的国家政治风险，也包括微观的法律风险、市场风险、当地合作伙伴的道德风险，甚至是海外员工与设施的安全风险。坐到谈判桌之前，中国的企业家们所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信息不对称"，即所谓"只有错买的，没有错卖的"。解决"信息不对称"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要"实事求是地做调查研究"，但在巨大的社会文化，法律体系、商业环境、语言的差异背景下，单单由企业自己去做调查，其难度、成本和效率可想而知，中国的企业家们需要专业的团队来提供帮助，因此这也就为包括中国的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和第三方调研公司在内的专业机构们提供了广阔的市场需求。 中国企业走出去步伐的加快，呼唤着中国民族风险控制产业的尽快成熟。这一次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与后果广泛而深远，但如果对中国经济有信心，对中国有信心，那么在站历史的高度，多少年后我们来回顾今天，可能会发现2012年将是中国经济、中国企业在更深层次融入世界的"元年"！在危机中仍然心存高远，能为未来蓄势布局的中国思想者与行动者们，必将在下一轮经济复苏中，伴随着中国经济的成长，中国企业的国际化而赢得真正属于自己的位置！

捍卫中国海洋主权，拓展中国海洋权益，让古老的文明在海洋时代焕发青春，更多、更好的承担起对占地球表面79%的海洋的责任

受地质灾害破坏的生态，其演替期只需几年到几十年，属短期演替。蒋高明建议，汶川震后生态修复应该自然为主，人工恢复应为辅助措施。昂贵景观式的植物植种不但适用灾区，对城市环境来说，也压制了生物多样性。

在笔者看来，对社会学这门学科来说，所谓增强学科意识，除了参与、观察变革社会的实践之外，就是要提倡阅读经典研究大家，舍此别无他途。

站在今天中国农村的角度来看人民公社，我们可以归纳出人民公社的三大功能。

2008年10月14日，韩德强教授复旦大学少年中国学社演讲

李扬:全球金融危机进入第二阶段；张平: 金融扩张难以对冲"结构性"减速；王国刚: 经济运行资金面总体充裕；李雪松: 近半省区下调投资目标"多年罕见"；裴长洪:上海自贸区亟待研究十个问题；张平:金融扩张难以对冲"结构性"减速；黄速建:部分行业存在极高准入壁垒；李周:高度重视农业"三非"问题

按照中国西洋画家各自的留学和游学背景，一般可以产生不同的称谓习惯，留法的艺术家多使用“西洋画”和“西画”之说；而留日的艺术家则多使用“洋画”之说。 从文化意义上看，“洋画运动”的出现，标志着源于西方的油画，正式以完整文化形态引进和渗透于中国文化生活之中，而在当时已趋国际化都市的上海，更使油画的活动和影响具有正规的国际意义。其所谓“时潮”，也正是指上海得近代文明之先声而兴起的新学之风，并由此影响洋画运动的发生。

与吴检斋论清代学术书

编撰者从“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发动战争而未杀害或虐待过非武装人员”的逻辑出发，淡化南京大屠杀，并删去了对“慰安妇”、“731”细菌部队、“三光作战”等在右翼势力认为是“自虐”内容的表述。对日本新版教科书，各位先生已从多方面进行了批驳，我主要想从“慰安妇”问题的角度谈谈我的看法。(2009年8月，横滨71所中学决定采用自由社出版的右翼教科书，该书美化战争，将日军描写成从英美手中解放印尼的部队，称侵略战为"自存自卫"的"大东亚战争". 详见本站论坛.--wen.org.cn)

访谈，英文

读了《赵俪生、高昭一夫妇回忆录》，我可以说是感慨良多。首先是作为读者和研究者所受到的启示。这本书给人最大的感觉就是真：说真话，道真情，揭示真相，可以打破很多神话。目前中国知识界和学术界有很多神话，与本书有关的就有两个。一个是“民国神话”，把民国教育说得天花乱坠，赵先生告诉我们，那时候大学教授也有凭一个笔记混几十年的。还有关于毛泽东时代，以致“文革”的神话。我最近就看到一个颇为新奇的论调，说“文革”前三年是内乱，后七年就是中国历史上，甚至人类历史上最美好的时代。这就简直连基本的事实都不顾了。看看赵、高两位先生的回忆，这种凭着自己的观念、愿望评价历史的高论就可以不攻自破了。根本问题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不敢正视现实，就把“过去”当作精神的避难所，而回避现实的问题。这本书还有一个特点：它完全不回避人事关系在人的命运中的作用。记得赵俪生先生在回忆王瑶先生的文章里，说到他们之间的一次谈话里，说他们那一代是在四个战场里成长起来的，一是“枪炮战场”（我理解这应该包括后来的阶级斗争），二是“思想战场”，三是“精神战场”，四是“人际战场”。我们通常只注意前面三个战场，却忽视了在中国，无论是阶级斗争，还是思想运动，精神冲突，最后都会落实为人际关系。我读赵先生的回忆录，最有兴趣的，就是创造社两位大将，成仿吾和郭沫若，在赵先生生命历程中所起的作用，可以说在两个关键时刻改变了他的命运。还有那些在历次运动中，告密、告状的，说小话，当打手的，都在赵先生坎坷人生中起到很大作用。但在我们的历史叙述里，这些具体、复杂的人事关系都回避了。我想到日本丸山升先生，他在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时，就特别强调，研究中国三十年代的文学论争，如果不具体考察人事关系，就很难说清楚。我们习惯于“宏大叙事”，我们叙述里的“枪炮战场”、“思想战场”、“精神战场”里，没有具体的人，没有个人的思想、情感、心理，也没有人与人之间的具体关系，没有“人际战场”。也就是说，我们的历史研究里，缺乏历史的具体性，这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问题。我们总是担心一讲具体人事关系，就会淹没历史“本质”，其实所谓“本质”就是体现在具体的历史现象，也包括具体的人事关系里的。当然，这里也有一个“为尊者讳”的问题，其实这恰恰是最能显示人的复杂性的。比如在读赵先生回忆录以后，我对作为“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就有了一个更有血有肉的认识，我正准备研究“1949年以后的郭沫若”，这都是很好的研究材料。今天我来这里还有一个特殊身份，秦晖先生请我来，是因为赵先生的好朋友之一是王瑶先生，而我是王瑶先生的学生。我读赵先生的回忆录，也同时在回忆王瑶先生，想赵先生跟王先生的关系，以及两位先生的异同。这也是我要说的第二点。赵先生回忆录里提到他们俩抗战时期在乾州的会见，却语焉不详，但在王遥先生去世以后，赵俪生先生写的纪念文章里，就说得很具体，说他们谈了四天四夜，而且所谈话题关系到他们今后的一生。讨论的是人生道路的选择：下一步该怎么走？而且，用的是特具两位先生风格的语言：我们要进《宰辅传》，压根没门；进《忠烈传》，未必有资格；进《货殖传》，没那本领。想来想去，还是进《儒林传》。他们决定要把自己的历史位置定在现代《儒林传》里，或许就在这一刻，作为“学者”的赵俪生与王瑶就诞生了。但紧接着赵先生又说，后来我们两个都进了《儒林传》，路线一致，但道路却不同：王先生后来当了朱自清的研究生，进入了学院的体制；而赵先生说他是“边教边读，自力营生”，某种程度上是自学成才的，是另外一个路子，自称“野路子”，但也有一种自傲。解放以后，他们两个人见面，有一段非常好玩的对话。王先生说，我的著作送给你，你不回信，看来我的著作你没有看过，你的著作又不寄给我。赵先生回答说，你的著作我都看过。然后就当面评价说，我看得出来，你已经有学院气派了，考据坚硬，但是对不起，我兴趣不大。倒是看好你那些不那么“学术”的文章，因为我从中看出，你的思辨气息没有被考据所压倒，“文中尚有几分活气，此最宝贵者也”。———可见赵先生更看重学术的思辨力，没有被考据所压倒的人的生命的“活气”，这一点是非常有意思的。在我的理解里，这也是王瑶先生的学术风格、特点、价值所在。我曾经说，在王瑶先生那里，实现了“学者和精神界战士的统一”，其实赵俪生先生也是如此，我们甚至可以说，五四所培育出来的，受鲁迅深刻影响的，具有左翼倾向的那一代学人，都有这样的特点，只是表现形态不同而已。赵先生的回忆文章里，还谈到因为“文革”彼此感情上受到的伤害，“‘文革’提审，说了许多黑话”，私下说的话，揭发出来，确实有很严重的后果。赵先生很含蓄地说：“从那以后，连红话也不说了，夫子曰：或语或默，我们从此一直默下来，直到王瑶兄逝世。”———我们完全可以感觉到这其间的沉重，这对赵先生、王先生，以至整个中国知识界，都是一段不堪回首的历史。文章结尾，赵先生又说了一段只有他才能说出的话：“他死了，但他的音容笑貌都永远活在我心里。当然，这里说的‘永远’，也不过是祈祷性言辞。我很快也要逃不过自然规律的；所以趁此一息尚存，写为此篇。”———我读到这里非常感动，这是典型的赵氏思维、风格和语言。但我要说，这也是王瑶先生的思维、风格与语言：他们俩把人生，生死，都看透了，这背后大概有魏晋文人的影响吧。我还想说一点两位先生的不同。王瑶先生一直在京城，在北大，处在时代政治、学术的中心；赵先生一直处在相对边缘的地区和地位。所以王瑶先生可能对中国的政治更了解，他会打擦边球，用自己的智慧逃脱很多劫难。就思想而言，王先生应该和赵先生一样，都属于1957年反右运动所要打击的对象。 1956年全国知识分子会议上有一个内部材料，是当时党委对北大教授的政治排队，其中落后分子代表是王瑶，反动分子代表是钱钟书（当时钱先生所在的文学研究所附属在北大）。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按道理，他们俩都应该在劫难逃，但恰好这两个人都逃过了。什么原因？就是因为他们“落后”、“反动”，把中国政治早就看透了，自然不会上鈎。相反那些“积极分子”就因为跟得太紧，积极提意见，一旦反转过来就成牺牲品了。其实，赵俪生先生也是看得清楚的，但他忍不住还是说了，就被抓住了。赵先生的夫人高先生的回忆中，最精彩的就是秦晖他们第一届研究生的答辩故事。我们是同一届的，我于是联想起王瑶先生怎么指导我们应对答辩的。赵先生对答辩太大意了，根本没有考虑可能发生的意外情况。王瑶先生可不一样，他深知“文革”后首届研究生答辩，非同小可，必须认真对待。他是作了精心安排的，让我第一个出场。为什么？因为我是学生中年纪最大的，也是最有经验的。这是北大第一个文科研究生的答辩，所以来的人特别多，场面很大。王先生平常很少管我们，但是答辩论文，却看得非常仔细，一个字一个字改，连错别字都改掉。然后答辩前夜把我叫去，教我答辩秘诀。他说你首先在心理上要认定你是最强的，因为在座的专家没有哪个像你这样在这个课题上下过这么大的功夫，也没有你熟悉材料，谁也难不倒你，你要有这个自信。但答辩时又要认真、小心对待。要知道答辩老师的任务就是要找你的茬。如果你真的一时疏忽，被他抓住了，你就要判断这个错误关系不关系你论文的根本点。如果无关大局，就赶紧承认，说我忽略了，或者我回去考虑考虑，这样答辩老师就无法再继续追问你了，千万不要强辩，越辩漏洞越多，老师没完没了地追问，你就狼狈了。但是如果问的问题是关系到论文的基本论点，你可不能说我错了，错了就通不过了。这个时候，你要据理力争。怎么办？就是拼命抛材料，因为材料你最熟，你一个材料一个材料地抛出去，滔滔不绝，老师也不熟悉，无法穷追猛打，而且时间拖过了，该吃饭了，你就解脱了。这就是王先生教我们的锦囊妙计。赵先生未必没有这样的智慧，但他没有想到要这样教学生，即使想到，也未必肯这么做，他想得很简单：只要论文写得好，就不怕通不过。他还是把中国的学术界看得太单纯了。———今天看来，两位先生不同的处世办法，风格，都有说不出的感人之处。最后我想讲一个问题，就是赵俪生先生的书里实际上讲到了我，我是他的评述对象。赵先生说，我对王瑶的研究生都很注意，他们的文章大部分都看过。然后他特别点到了我们对周作人、郑振铎、夏衍的研究。———这里赵先生的记忆可能有误，因为我们同学中没有人专门研究郑振铎，夏衍也只是我写过一点。但是研究周作人，肯定是指我了。他有这样一个评价：“很广，又很杂，但在功底上显然不够过硬，比他的老师稍逊一筹，有的一筹还打不住。这些都是新时代带来的异化了。”———这也是典型的赵氏语言，而且引起了我很大的思想震动。赵俪生先生一针见血地提出了一个我自己，也许还有我们这一代学人不能回避的问题： “新时代带来的异化”所造成的我们先天性的不足。其实这个问题，我已经想了很久了，可以说多年来始终缠绕于心，难以摆脱。赵先生的当头棒喝，又让我猛悟到问题的严重性。我们再也不能回避了。我在《我的精神自传》一书里，对我自己，我和老师辈的关系，曾有过这样的反省：“一方面因为我对五四新文化，特别是对鲁迅的迷恋和熟悉，使我能够与王先生有精神的相通。但，作为他的学生，我却无法继承他的学贯古今的学术传统。他所达到的高度是我不能企及的。也就是说，学贯古今中西，这本来是从鲁迅到朱自清到王瑶的现代学术的重要传统，但却是我这样的学者，所望而止步的：非不愿也，乃不能也。更重要的是，我的知识结构的缺陷，也使得我在根本上与我的研究对象，如鲁迅、周作人，也是隔膜的，因为他们于中国传统，西方现代文化传统，都有很高的造诣和很深切的理解。也就是说，我对他们的研究，达到一定层次以后，就受到知识结构的限制，很难再深入下去。”我因此经常说：“自己即使在学术上也只是历史的中间物，就是看清了这样的根本性缺陷。而且这是时代与命运造成的（是赵先生所说的‘新时代带来的异化’），非我个人所能把握。因此，在我内心深处，常有悲凉与无奈之感。人只能在历史允许的范围，做自己能做的有限的工作。”“问题还在于，这不仅仅是知识结构的缺陷，而且更是精神层面的。特别是对中国传统与西方现代文化传统的隔膜，造成了我们的精神世界，我们的视野、修养、情趣的狭窄、单一、浅薄、枯寂和粗糙。”和赵先生、王先生他们那一代一比，就看出来了。问题是这几乎是无法弥补的，内在气质的东西是不能装假的，不如老老实实承认自己底气不足。我常常自嘲，某种程度上也是对这一代人的自嘲：“这是历史造成的没有文化的一代学者，无趣无味的一代文人。”这自嘲里隐含着辛酸，还是不说了吧。但我要多说几句，也是我今天想着重讲的。读赵、高回忆录，我立刻联想起这几年连续去世的老人，他们大都是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最晚也是西南联大的那一代人，都是赵俪生、高昭一、王瑶先生的同代人，这就意味着，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学贯中西古今，有文人趣味的一代人都远行了，一个传统中断了，最后的陈乐民先生还保留一点，再往下就没了，真的没有了。问题的严重性，不仅仅是我们这些正在逐渐退出学术舞台的这一代，可能当下正活跃在，或将要活跃在学术舞台的几代学人，也依然没有解决知识结构与精神境界的根本性问题。在我看来，完善知识结构，做到学贯古今中外，并达到相应的精神和学术境界，以便更好地回应时代所提出的问题，这是当下中国学术界一个具有特殊迫切性的问题。在我们的老师辈的学人纷纷离世以后，这个问题更加显示出来了。但是我担忧的不止这一点，我担忧的是，当下中国学术界和学人的自我感觉过分良好了，不承认自己在知识结构、精神境界方面存在根本性的问题，和时代要求不相适应的问题。我想呼唤学术界的清醒和自觉，自我质疑和自我反省。唯有意识到自己的弱点和不足，才会有新的努力，新的开始。（本文系作者在《赵俪生、高昭一夫妇回忆录》出版座谈会上的讲话，限于篇幅，刊发时有删节。）

德国的政治哲学和英美国家的政治哲学的内涵是不一样的，德国的政治哲学包含了法哲学的内容。从这个角度才能很好的理解康德的法哲学观点，他的法哲学观点其实是政治哲学观。要理解康德的法哲学，先要了解他的哲学观。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2011年宗教蓝皮书《中国宗教报告（2011）》2011年10月在京发布

什么样的国际储备货币才能保持全球金融稳定、促进世界经济发展。

2008年5月，辽宁民族出版社出版了吴元丰、赵志强两位先生的合著《锡伯族历史探究》，这是元丰、志强两位先生从事满文工作3O年来有关锡伯族历史研究的论文集。因同为“满字号”学人，元丰赠书予我。翻检拜读之际，感叹不已。 元丰、志强均为锡伯族，来自新疆伊犁的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1975年，两人毕业于察布查尔自治县第一中学，同年通过了北京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即今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考试，成为“满文干部培训班”学员。1978年进入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满文组，从事明清历史档案工作，重点参加满文档案整理与翻译。时至今日，从业已满30年。 元丰先生现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满文部主任，先后主持编译出版了《清代西迁新疆察哈尔蒙古满文档案译编》(1994)、《清代鄂伦春满汉文档案汇编》(2001)、《清内阁蒙古堂档》(2005)、《珲春副都统衙门档》(2006)和《清代边疆满文档案目录》(1999)等四百余册档案史料和目录，同时还在满文文献、清代边疆史地、少数民族历史和中琉关系史等研究领域积极探索，发表了60余篇学术论文。 志强先生现为北京市社会科学研究院满学研究所所长，他潜心研究入关前的满文文献，历经数年推出专著《旧清语研究》(2002)，对实录中摘出的旧清语进行全面的解读，澄清了多处歧义。志强先生随后于2007年又出版专著《清代中央决策机制研究》，以大量满文档案为据，探讨后金——清代中央决策问题，推进了清代官制问题研究。志强先生发表的满文清史研究方面的学术论文亦达50余篇。 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共事期间，元丰、志强先生在完成本职工作的同时，尝试开展一些学术研究。 在选择研究领域时，他们想到了自幼在察布查尔听老人们讲述过的本民族历史故事，那些富有传奇色彩的历史是否是真的，乾隆皇帝是否真得允诺锡伯族驻防新疆满60年后返回东北老家，诸如此类的很多问题都像谜团一样纠结在他们的心里。最终，元丰、志强两人决定从锡伯族历史研究人手。 他们不仅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中发掘和搜集锡伯族史料，还到东北三省、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调研，经过数年的努力，整理出锡伯族历史档案史料1000余件。经过系统整理编目，满文版《清代锡伯族档案史料选编》于1987年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2年后，与之相匹配的汉文版《锡伯族档案史料》由辽宁民族出版社出版。4卷本的满汉两版“锡伯族档案史料”不仅成为锡伯族历史研究不可或缺的第一手资料，也为满族、鄂温克、达斡尔等民族历史研究、清代八旗制度研究等相关领域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元丰、志强先生的锡伯族历史研究就是这样从一开始就立足于扎实的史料基础上，这也确保了他们的本民族历史研究成果的高质量。 《锡伯族历史探究》一书共收25篇文章，附录《清代伊犁锡伯营官员履历及索引》以及中央电视台10频道《历程》栏目、《中国民族报》的2篇专访。多数论文原载于国家级、省级学术期刊，如《民族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民族文学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历史档案》、《民族古籍》以及《满语研究》、《满族研究》等；少数论文被《中国人的姓名》、《锡伯族研究文集》、《明清档案与历史研究》等文集收录出版。这些论文主要涉及锡伯族的地域分布和迁徙，锡伯族的族源与民族关系，锡伯族的经济开发与历史贡献，锡伯族文化与历史遗迹考察，锡伯族历史文献等问题。 遍寻与锡伯族有关，特别是历史研究方面的学术论文，元丰、志强两位先生的成果无疑占据着主导（·以上为p. 142） ·地位。清乾隆年间二十九年(1764)，在盛京及其所属的开原、熊岳等城驻防仅仅60年，八旗满洲下的锡伯官兵再次奉旨迁徙，充实新疆伊犁八旗驻防，以便进一步加强西北边防力量，抵御外来侵略。有关这次西迁的民间传说很多，但是由于缺乏官方史料，难以开展专题研究。元丰、志强在锡伯族档案史料搜集整理过程中，逐渐解决了其中的历史疑问。1981年，两人合作完成的首篇学术论文《锡伯族西迁概 述》在《民族研究》上正式发表。这篇论文利用了大量的满文档案史料，全面阐述了清代东北地区的锡伯族西迁新疆伊犁驻防察布查尔的问题，解决了困扰锡伯族许久的西迁疑团，也破除了民间的一些说法。论文发表后，引起了学术界和锡伯族群众的广泛关注。元丰、志强先生的锡伯族历史研究从《民族研究》这样国家级高水平学术期刊起步，无疑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锡伯族的大规模历史迁徙不止一次。早在清人关前，科尔沁蒙古编设八旗时，隶属其下的锡伯族也随之编人八旗蒙古。至康熙年间，由于抗击沙俄的需要，清政府一方面从宁古塔、乌拉吉林调拨八旗满洲兵丁到黑龙江驻防，另一方面不断从索伦、达斡尔人中抽选男丁，编设牛录，充实黑龙江驻防。至康熙三十一年(1692)，清政府下令将锡伯族从科尔沁蒙古王公台吉隶属下“释出”，分拨到齐齐哈尔、伯都讷和乌拉吉林等地，正式编人八旗满洲，成为常备兵，这对锡伯族社会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有关康熙三十一年锡伯族由科尔沁蒙古编人八旗满洲一事，多记载在用满文书写的清代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中，以往鲜有人问津。1984年，元丰、志强再次合作在《民族研究》上发表大作《锡伯族由科尔沁蒙古旗编人满洲八旗始末》，再现了这一历史事件的全过程。文章在最后提出，锡伯族编入八旗满洲，不仅“加强了黑龙江和吉林地区的防务，加强了对锡伯族的控制”，还“促进了锡伯族向农业民族的过渡”，“拉开了锡伯族东迁西移的序幕”，“促使锡伯族普遍使用满语满文”，对锡伯族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该文不仅是锡伯族历史研究上的力作，同时其所披露的满文史料，对于东北边疆八旗驻防问题涉猎较多，也为八旗问题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 志强、元丰在《历史档案》上另文撰述锡伯族南迁问题。康熙三十八年(1699)，清政府再次下令，将在齐齐哈尔、伯都讷、乌拉吉林驻防的锡伯族分批南迁。齐齐哈尔、伯都讷两地的锡伯族被迁至盛京，乌拉吉林的锡伯族被迁至京城。南迁之后，整建制的锡伯牛录被打乱，锡伯兵丁被分散编入八旗满洲、蒙古牛录中效力。志强、元丰在分析锡伯族南迁问题时提出，康熙中期，清朝旧都盛京防务空虚，八旗官兵已经呈现出疲弱态势，而锡伯官兵长期打牲，擅长骑射，补充到盛京后，可以迅速强化盛京地区的军事力量。这是锡伯族南迁的根本原因。《锡伯族南迁概述》一文与前述《锡伯族西迁概述》、《锡伯族由科尔沁蒙古旗编人满洲八旗始末》以及《锡伯族迁居云南考》等文，追根溯源，彻底解决了清代锡伯族历史迁徙、调防活动中的各种疑问，为民族史研究与满文档案开发利用树立了典范。 历史上少数民族的姓氏、名字见诸于汉文古籍时，只能对字切音，多有谬误；传承年久，愈加脱离其本来面目。志强、元丰在清代官私书籍、民间故事和满文档案中查阅到大量的锡伯族姓氏和名字资料，对这些姓名的来源、特点和演变情况进行了系统分析研究。他们首先将史料中记录的锡伯族姓氏梳理出来，并到民间进行调查对比、补充，确定锡伯族所拥有的62个姓氏主要来源于图腾、居住地、部落名、祖先名。在此基础上，对锡伯族姓氏的演变进行分析，将复音姓氏与汉字单姓对应起来，进一步理清了姓氏的演变脉络。“称名不举姓”是很多少数民族的习俗，锡伯族也具有这样的文化传统。在今天的察布查尔，依然有很多锡伯族家庭延续着这一传统。锡伯族的命名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在渔猎、游牧时期多以动物、植物和器物名称命名，在农业经济为主时期，则多采用抽象概念命名。南迁、西迁等历史事件也对锡伯族名字的命取产生了重要影响。作为鲜卑人的后裔，锡伯族以“连”字为落音的名字，如“佛连”、“清连”、“丰连”等，或许与古籍中的鲜卑人名“初连”、“和连”、“宥连”有着一定联系。锡伯族名字主要源自蒙古语、满语(锡伯语)、汉语，也有的名字有两种语言词汇或音节构成，情况比较复杂。多数名字属于名词和形容词以及动词，还有一些名字属于数词。锡伯族有采用数字命名的传统，一般都以祖父母的年龄，或者本人的排行数命名，以庆贺老人喜得孙辈之意。这些研究成果都体现在志强、元丰合作完成的《锡伯族的姓名》一文中，该文被收入张联芳主编的《中国人的姓名》一书，于1992年由中国 ． 143 · 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不过，对于数字人名的来源，我始终存有疑虑。惟有将历史上较为完备的家谱、户口册、比丁册等人口史料汇集到一起，从中寻找数字人名命取的规律，才能在数字人名问题上得出比较客观的结论。 黑龙江是锡伯族的故乡。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海西女真四部联合科尔沁、锡伯、卦勒察、朱舍里、讷殷，号称“九部”，兵分三路攻打努尔哈齐。古勒山一战，九部联军一败涂地，叶赫等海西四部被建州女真兼并的步伐骤然加快。这次战役在《满文老档》、《满洲实录》中均有清晰的记载，这也是sibe“锡伯”首次出现在后金——清朝的官方史书中。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十月，宁古塔副都统萨布素被任命为首任黑龙江将军。次年七月，黑龙江将军衙门的公文开始存档。据康熙三十年(1691)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记载，萨布素以墨尔根、齐齐哈尔地处边陲、事关紧要为由，题请增兵驻防，得到了康熙皇帝的支持，于是将锡伯族从科尔沁蒙古旗下改编人八旗满洲，分兵驻防在黑龙江将军、宁古塔将军(后称吉林将军)辖下的齐齐哈尔、伯都讷、乌拉吉林等城。随着锡伯族的大规模迁出，黑龙江地区锡伯族的历史逐渐为后人所不知。元丰、志强先生适时推出《黑龙江地区锡伯族的历史变迁》一文，依次阐述了呼兰、阿城、拉林、肇源、双城等县市锡伯族的由来，以及从京城、盛京等地回迁到黑龙江、吉林两省锡伯族的人口构成等问题，使得现居黑龙江的锡伯族群众真正了解到自己祖先的这一段历史。 至于锡伯族族源问题争议就更大一些。关于锡伯族的族源，学术界虽无定论，但赞成“鲜卑后裔说”的学者比较多，元丰、志强两位先生即位列其中。因此，志强曾经撰文质疑“女真后裔说”。他对《清太宗实录》中皇太极的金科玉律提出质疑，并对照满文本《实录》中的“sibe i COO mergen i h~neihin”字样，对满洲旧称“诸申”与“席北超墨尔根”的关联进行辨析，进而否定了“女真后裔说”。 元丰先生利用满文档案治史，不仅局限在本民族历史研究上。1979年，元丰先生在黑龙江省富裕县三家子村考察满语使用情况时，就对相邻的五家子柯尔克孜族聚居村颇感兴趣。之后，开始留意柯尔克孜族相关研究成果和满文档案中的柯尔克孜史料。柯尔克孜，旧称吉尔吉斯，主要居住在新疆克孜勒苏地区，少部分人聚居在黑龙江省富裕县。学术界对黑龙江省柯尔克孜族的来源以及从新疆迁入黑龙江的原因、时间、过程和安置等问题一直争论不休。2001年，元丰先生撰写的《柯尔克孜族东迁黑龙江地区考实》一文在《黑龙江民族丛刊》发表，全面阐述了雍正、乾隆年间柯尔克孜族两次迁徙事件的原因、时间、过程等问题。随着第一手满文史料研究利用成果的推出，有关黑龙江柯尔克孜历史渊源问题的争论不复存在。满文档案史料在民族史研究上的重要价值也愈发引起了有关方面专家学者和社会人士的重视。 志强先生的学术研究具有突出的阶段特征。从1978年起，志强先生开始涉猎清代民族史研究，且以锡伯族历史研究为主；1985年起他以清代政治制度为题切人清史研究；1991年起全面进入满学研究领域，重点开展满语、满文研究。其对旧清语的解读，对清代决策机制的研究都与锡伯语(满语)母语基础和多年满文档案翻译研究经历密切相关。 无论是锡伯族历史研究，还是边疆史地研究、清代官制研究，元丰、志强先生30年来的学术研究活动始终坚持满文档案史料“尽先”的优势和特色，这对于民族史研究、清史研究的从业者来说，具有极大的启示作用。《锡伯族历史探究》的出版，不单是对他们多年研究成果的回望，更是对今后锡伯族历史文化研究后继者的殷切期盼。 · 144 ·

根据现代企业产权社会化和所有者替身化的发展趋势，我国国有企业进一步改革的方向应该是产权社会化，改革的战略目标应该是：一、建立一个多元化社会化的国家产权资本体系，提升大型国企的经济竞争力，实现企业的长远发展；二、通过这样的改革，建设一个社会化的、全民共享的现代国家财富管理体系，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强大稳固和持久永续的经济基础。

2014年1月23日，日本总理安倍晋三在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演讲与记者会中，把现下的中日关系类比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德英关系。他称中国每年的国防预算增加一成，是区域内不安定的因素，并呼吁各国支持日本在东亚建立以国际法为基础的秩序。安倍的发言令人侧目，引起议论纷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