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整90年前的1919年3月，正面对另一场经济危机的弗拉基米尔•列宁(Vladimir Lenin)论述了当代资本主义所遭遇的困境。然而，他却不情愿地写下了这句结语：“那种认为资本主义无法摆脱当前危机的想法是错误的。”事实证明，与列宁所持的某些观点不同，他的这个预期是相当正确的。尽管美国和欧洲市场在上世纪20年代遇到了更多问题，随后是上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可在二战结束后的漫长时间里，市场经济迸发出异乎寻常的活力，令全球经济在过去60年出现了史无前例的扩张。但好景已不再，至少眼下是如此。去年秋季在美国突然爆发的全球经济危机，正在以惊人的速度不断加剧，尽管政府承诺动用规模空前的公共资金，其阻止危机的努力却几乎丝毫未见成功。
人们目前产生的最强烈疑问，与其说是资本主义的终结，不如说是资本主义的本质和变革的必要性。今年1月在巴黎举行的“新世界、新资本主义”研讨会上，以法国总统尼古拉•萨科齐(Nicolas Sarkozy)、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和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为首的人士展开了激烈讨论，而“新、老资本主义”概念的提出，在其中发挥了催化的作用。
这场危机无论今天看起来有多么难以战胜，也终有一天会成为过去，但有关未来经济体系的问题将继续存在。我们真的需要一个打着鲜明的资本主义旗号的“新资本主义”，而不是一个脱胎于务实选择的各种体制和可据理力争的价值观的非单一经济制度吗？我们是该寻找一个新资本主义，还是该寻找一个无需引入特殊的资本主义形式的——借用巴黎会议提供的另一个词——“新世界”？这不仅是我们今天所面临的问题，我认为，这也是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Adam Smith)事实上在18世纪提出的问题，在他提出对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开创性分析的时候。
斯密从未使用过资本主义一词（至少就我能追踪到的资料而言），从他的著作中也很难演绎出任何市场经济充分性或接受资本主导必要性的理论。在《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一书中，斯密谈到更广泛价值观对行为选择的重要作用，以及制度的重要性；但在整整250年前出版的斯密首部著作《道德情操论》(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中，他对非营利性价值观的强大作用进行了广泛研究。虽然斯密宣称“谨慎”是“所有美德中对个人最有益的一个”，但他接着写道：“人道、正直、慷慨和公共精神，是对他人最有帮助的品质。”*
究竟什么是资本主义？标准的定义似乎把经济交易对市场的依赖作为将经济制度视为资本主义的必要条件。同理，对利润动机和对基于私有制的个人权利的依赖，也被视为资本主义的典型特征。但是，如果这些是资本主义的必要条件，那么我们当前所拥有的经济制度——例如在欧洲和美国——是真正的资本主义吗？全球所有的富裕国家和地区——欧洲国家，以及美国、加拿大、日本、新加坡、韩国、台湾、澳大利亚和其它地区——都在一段时间内依赖主要发生在市场之外的交易，例如失业救济、公共养老金和其它社会保障功能，以及由公共部门的学校教育和医疗。在经济取得真正成就的岁月里，所谓的资本主义制度那些值得称道的表现，是源于多种体制的结合，这些体制远不限于仅仅依赖利润最大化的市场经济。
经常被忽视的一点是，斯密没有认为纯市场机制可以独立实现出色的运作，也没有将利润动机视为充要条件。或许最大的错误在于，将斯密对交易原因的有限论述，解读为对他所认为的市场经济运转良好所必需的所有行为准则和体制的详尽分析。人们进行交易是出于私利——仅此而已，正如斯密在一句名言中所论述的那样。人们反复引述的那句话解释了为什么屠夫、酿酒者、面包师和消费者要进行交易。然而，一个经济体的有效运转还需要互信和信心等其它价值观与承诺。例如，斯密认为：“一国人民若相信某银行家资产雄厚，行为诚实，处事谨慎，换言之，相信他有随时兑换现金的能力和意思，那银行家发行的本票，便可在社会上通用，无异于金币银币，因为人们深信用它们可以随时兑换金银货币。”
斯密解释了为什么这种信任感不会永久存在。许多经济学书籍将斯密“屠夫-酿酒者-面包师”式的解读奉为圭臬。虽然这种解读的拥护者可能无法理解当前这场危机（人们仍然有充分的理由寻求更多交易，只是机会减少了），但猜忌和对他人丧失信心——促成了这场危机的发生并让复苏变得如此艰难——所造成的深远影响并不会让斯密困惑。
事实上，促成今日危机的猜忌与信心崩溃是有充分理由的。近年来，由于涉及衍生品和其它金融工具的二级市场快速发展，与交易相关的义务与责任变得愈加难以追溯。与此同时，一些经济体（特别是中国）的巨额贸易顺差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大量的信贷可供量，放大了草率交易的规模。一家误导贷款者承担起不明智风险的次贷放款机构，可以将这种金融工具转嫁给与最初交易毫不相干的其他方。近年来，对监督与监管的需要已明显增强。然而在此期间，随着对市场经济自我监管特性的信心日益增强，政府的监管角色却遭到严重削弱，尤以美国政府为甚。就在政府监督的必要性增强的同时，所需监管的供应却出现萎缩。
这一体制弱点不仅生发出市场不当行为，还引发了过度投机的倾向。正如斯密所指出的，这种倾向往往会牢牢抓住许多拼命追逐利润的人。斯密将这些在追逐利润过程中促成过高风险的人称作“浪费者和投机家”——顺便说一句，这倒是对前不久那些次级抵押贷款企业家的完美写照。盲目信任独立市场经济的智慧，对美国成熟监管机制的消失负有主要责任。这种信任往往会完全忽视浪费者和投机家的行为，其方式会让市场经济基本原理的最初倡导者无比震惊。
虽然斯密对市场的建设性作用进行了阐释和辩护，但对于在市场经济运行良好的情况下仍可能存在的贫穷、没有文化和相对的权利缺失等问题，他还是感到深深地忧虑。他希望看到体制和动机的多样性，而不是单一市场或是利润动机占据惟一主导地位。斯密不仅支持政府完成市场可能无法完成的任务，例如普及教育和减轻贫困（他还希望受政府补助的穷人拥有比当时的济贫法所能提供的更多的自由）；总体而言，他还主张提供多种体制选择来解决出现的问题，而不是把体制绑牢在某种固定的程式上，例如把一切事情交给市场处理。
我认为，今天的经济困局并不需要某种“新资本主义”，而是需要我们以开放性思维来理解有关市场经济能力范围及其局限性的旧观念。我们首先需要清醒地认识到不同体制是如何运作的，同时还要了解各种组织——从市场到国家机构——如何能够齐心协力，创造出一个更美好的经济世界。
*企鹅出版社(Penguin Books)今年将出版《道德情操论》的周年纪念版，我在该版新的引言中讨论了斯密观点的当代相关性。
本文作者是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在哈佛大学(Harvard)教授经济学和哲学。他就这个主题撰写的一篇更长的评论发表在本期《纽约时报书评》(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上。
人们目前产生的最强烈疑问，与其说是资本主义的终结，不如说是资本主义的本质和变革的必要性。今年1月在巴黎举行的“新世界、新资本主义”研讨会上，以法国总统尼古拉•萨科齐(Nicolas Sarkozy)、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和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为首的人士展开了激烈讨论，而“新、老资本主义”概念的提出，在其中发挥了催化的作用。
这场危机无论今天看起来有多么难以战胜，也终有一天会成为过去，但有关未来经济体系的问题将继续存在。我们真的需要一个打着鲜明的资本主义旗号的“新资本主义”，而不是一个脱胎于务实选择的各种体制和可据理力争的价值观的非单一经济制度吗？我们是该寻找一个新资本主义，还是该寻找一个无需引入特殊的资本主义形式的——借用巴黎会议提供的另一个词——“新世界”？这不仅是我们今天所面临的问题，我认为，这也是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Adam Smith)事实上在18世纪提出的问题，在他提出对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开创性分析的时候。
斯密从未使用过资本主义一词（至少就我能追踪到的资料而言），从他的著作中也很难演绎出任何市场经济充分性或接受资本主导必要性的理论。在《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一书中，斯密谈到更广泛价值观对行为选择的重要作用，以及制度的重要性；但在整整250年前出版的斯密首部著作《道德情操论》(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中，他对非营利性价值观的强大作用进行了广泛研究。虽然斯密宣称“谨慎”是“所有美德中对个人最有益的一个”，但他接着写道：“人道、正直、慷慨和公共精神，是对他人最有帮助的品质。”*
究竟什么是资本主义？标准的定义似乎把经济交易对市场的依赖作为将经济制度视为资本主义的必要条件。同理，对利润动机和对基于私有制的个人权利的依赖，也被视为资本主义的典型特征。但是，如果这些是资本主义的必要条件，那么我们当前所拥有的经济制度——例如在欧洲和美国——是真正的资本主义吗？全球所有的富裕国家和地区——欧洲国家，以及美国、加拿大、日本、新加坡、韩国、台湾、澳大利亚和其它地区——都在一段时间内依赖主要发生在市场之外的交易，例如失业救济、公共养老金和其它社会保障功能，以及由公共部门的学校教育和医疗。在经济取得真正成就的岁月里，所谓的资本主义制度那些值得称道的表现，是源于多种体制的结合，这些体制远不限于仅仅依赖利润最大化的市场经济。
经常被忽视的一点是，斯密没有认为纯市场机制可以独立实现出色的运作，也没有将利润动机视为充要条件。或许最大的错误在于，将斯密对交易原因的有限论述，解读为对他所认为的市场经济运转良好所必需的所有行为准则和体制的详尽分析。人们进行交易是出于私利——仅此而已，正如斯密在一句名言中所论述的那样。人们反复引述的那句话解释了为什么屠夫、酿酒者、面包师和消费者要进行交易。然而，一个经济体的有效运转还需要互信和信心等其它价值观与承诺。例如，斯密认为：“一国人民若相信某银行家资产雄厚，行为诚实，处事谨慎，换言之，相信他有随时兑换现金的能力和意思，那银行家发行的本票，便可在社会上通用，无异于金币银币，因为人们深信用它们可以随时兑换金银货币。”
斯密解释了为什么这种信任感不会永久存在。许多经济学书籍将斯密“屠夫-酿酒者-面包师”式的解读奉为圭臬。虽然这种解读的拥护者可能无法理解当前这场危机（人们仍然有充分的理由寻求更多交易，只是机会减少了），但猜忌和对他人丧失信心——促成了这场危机的发生并让复苏变得如此艰难——所造成的深远影响并不会让斯密困惑。
事实上，促成今日危机的猜忌与信心崩溃是有充分理由的。近年来，由于涉及衍生品和其它金融工具的二级市场快速发展，与交易相关的义务与责任变得愈加难以追溯。与此同时，一些经济体（特别是中国）的巨额贸易顺差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大量的信贷可供量，放大了草率交易的规模。一家误导贷款者承担起不明智风险的次贷放款机构，可以将这种金融工具转嫁给与最初交易毫不相干的其他方。近年来，对监督与监管的需要已明显增强。然而在此期间，随着对市场经济自我监管特性的信心日益增强，政府的监管角色却遭到严重削弱，尤以美国政府为甚。就在政府监督的必要性增强的同时，所需监管的供应却出现萎缩。
这一体制弱点不仅生发出市场不当行为，还引发了过度投机的倾向。正如斯密所指出的，这种倾向往往会牢牢抓住许多拼命追逐利润的人。斯密将这些在追逐利润过程中促成过高风险的人称作“浪费者和投机家”——顺便说一句，这倒是对前不久那些次级抵押贷款企业家的完美写照。盲目信任独立市场经济的智慧，对美国成熟监管机制的消失负有主要责任。这种信任往往会完全忽视浪费者和投机家的行为，其方式会让市场经济基本原理的最初倡导者无比震惊。
虽然斯密对市场的建设性作用进行了阐释和辩护，但对于在市场经济运行良好的情况下仍可能存在的贫穷、没有文化和相对的权利缺失等问题，他还是感到深深地忧虑。他希望看到体制和动机的多样性，而不是单一市场或是利润动机占据惟一主导地位。斯密不仅支持政府完成市场可能无法完成的任务，例如普及教育和减轻贫困（他还希望受政府补助的穷人拥有比当时的济贫法所能提供的更多的自由）；总体而言，他还主张提供多种体制选择来解决出现的问题，而不是把体制绑牢在某种固定的程式上，例如把一切事情交给市场处理。
我认为，今天的经济困局并不需要某种“新资本主义”，而是需要我们以开放性思维来理解有关市场经济能力范围及其局限性的旧观念。我们首先需要清醒地认识到不同体制是如何运作的，同时还要了解各种组织——从市场到国家机构——如何能够齐心协力，创造出一个更美好的经济世界。
*企鹅出版社(Penguin Books)今年将出版《道德情操论》的周年纪念版，我在该版新的引言中讨论了斯密观点的当代相关性。
本文作者是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在哈佛大学(Harvard)教授经济学和哲学。他就这个主题撰写的一篇更长的评论发表在本期《纽约时报书评》(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