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 - - 文章列表 - 全部

成都市指挥街8号院，96岁高龄的作家马识途已在此居住数十年。这个临近闹市的老旧小区，是四川省人大老干部的宿舍，素来平和安宁。

无论是在历史研究领域，还是作为一个跨文化研究的文本，刘禾的这本书都是一本重要的作品。这个书的基本概念之一是国际政治的符号学转向，通过一些具体的案例，刘禾把符号学与话语分析结合起来，以此作为研究国际政治的方法论。这本书的取材，每一章很不一样，看起来好像是指向完全不同方向的。但是，刘禾试图将她所说的对福柯之后的思想史方法的探讨贯穿整个的解释系统，进而提供现代史研究的一个新的视野。这是我的第一个印象。 第二个印象，符号学和话语理论是她解读文本的方法，刘禾由此展开了一个建立在文本细读基础上的历史世界和思想世界。这一点，与通常历史研究把历史材料当证据而不是当文本的方法非常不一样。文本细读的每一个切入点都很小，但勾连文本的意义世界的语词却极为关键。作者显示了很强的解读能力，通过文本、语词、细节与语境之间的复杂勾连，揭示了思想世界背后的话语政治和权力关系。从这点来说，与这本书取材的非连贯性相映照，它的观点和方法的连贯性非常强。这本书有两个主要的对话对象。一个是美国的中国研究，不仅是国际关系研究和现代史研究中的费正清这一派，而且也是贯穿在中国研究中的多种现代化叙述，尤其是这些叙述提供的现代化的目的论。现代化的目的论在美国的中国研究中已经面临许多挑战，但在中国的近代史、现代史研究中却仍然居于主导地位。在当代中国有关鸦片战争、义和团运动和普世价值的争论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套现代化论述的基本框架。 我记得刘禾曾在《读书》杂志发表文章，谈及对当代鸦片战争研究的批评。当代中国的近代史研究逐渐地抛弃了原有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移植了美国近代史研究的许多模式。在这个意义上，刘禾对话的对象是双重的。这部著作的另一个对话的对象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叙述。这一点从她的书的标题和里面的叙述可以看得很清楚。虽然马克思主义不是她批评的主要对象，但由于马克思主义叙述跟其他的现代化叙述共享着目的论的历史观，她也必然涉及中国历史研究中的马克思主义叙述。也正是通过对上述历史叙述的对话，她转换了近代历史叙述的一些范畴，比如她不再讨论帝国主义问题，而是讨论帝国问题。帝国与帝国主义是经常可以互用但又相互区别的概念。这本书的方法论主要是符号学和话语分析，但若以政治立场言，则主要是后殖民主义。后殖民主义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叙述共享对殖民主义的批判，但马克思主义对殖民主义的批判植根于对生产方式的分析，其他政治和文化形式是从经济关系中衍生出来的。资本主义是一个扩张体系，它的政治的和军事的表达是帝国主义，它在区域和人口关系中的表达是殖民主义。但所有这些层面的扩张都与一个叙述的重心相关联，这就是工业革命、资本主义及其与近代国家形式之间的结合。刘禾受到了萨义德的东方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等理论的影响，她把帝国问题扩展成为整个近代史叙述的基本范畴，这跟传统的历史学、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是不一样的。马克思主义在资本主义这一基础范畴上分析帝国主义现象，后殖民论述把帝国和帝国主义扩展成为一个普遍的历史现象，其中文化方面是重新解释帝国主义的一个重要维度。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许多的理论家试图对帝国和帝国主义做出区分，他们从不同的传统比较帝国和帝国主义，萨米尔·阿明、汉娜·阿伦特从不同的角度对此所做的论证就是常被引用的例子。但是，后殖民研究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将帝国主义描述为一个贯穿漫长历史的现象，而并不必然与十九世纪资本主义时代相关联，这样也就打破了早期社会理论在帝国与帝国主义之间做出的清晰界限。从一个符号现象来看，帝国主义是历史中的普遍现象，并不局限于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的时代。因此，后殖民叙述与马克思主义的对话的主题之一，就是如何叙述近代殖民主义现象：是以民族国家为内核的帝国主义现象，还是帝国的现象？对这一点的不同回答也直接影响到对主权的论述。 这本书在主权的论述上有一些特点。首先，我注意到刘禾引用了卡尔·施米特的观点，突出了主权作为例外权力的特征。卡尔·施米特的主权例外论是在与自由主义法学的对话中产生的。自由主义法学的特点之一是把现代国家看成一个非人格化的、纯粹程序的法的体系，但施密特认为主权不能从这个纯粹程序化的法制体系中推导出来，它是例外的权力。这个论述里面的主权可以追溯到君主的权力。施密特认为现代国家实际上不过是一个世俗化的神学世界，看起来是非人格化的程序，但实际上永远无法摆脱其人格化的特征。在刘禾的叙述里面，在第五章对维多利亚女皇和慈禧太后的论述中，多少可以看到这一点，即主权体系跟人格化之间的关系。这个叙述针对的是现代自由主义的法学理论，因为它发现了民主法制体系背后的主宰性人格，也因此揭示了现代主权的特征。这个逻辑与规范化的民族国家理论是对立的。按照刘禾的概念，现代的主权是一个符号化的、高度抽象的主权体系。这个主权体系经常把自己描述成跟传统世界完全不一样的主权模式，但福柯、施密特和后殖民主义理论都试图揭示两者之间的连贯性—尽管这三者的立场有着重要的差异和对立。马克思说资本家是资本的人格化，而后殖民分析强调现代权力的政治面和文化面。 刘禾的切入点是符号问题。衍指符号（super-sign,用衍指符号翻译这个英文概念很特别）是她的叙述里面很有趣的一点，这也是她将话语分析嫁接到符号分析中产生的结果。她一方面从符号的角度入手来分析这些现象，但另外一方面又侧重分析符号所承载的军事和政治权力关系。军事化过程在符号技术发展当中产生过巨大作用。刘禾举了《鲁宾逊漂流记》的例子，强调礼拜五是怎么被抛入这个权力关系之中的，追问这个事件发生的动力机制。里面引用了一个细节，关于枪在礼拜五与鲁宾逊之间的关系形成中的作用。在解释这个关系的时候，刘禾引入了阿尔都塞的询唤机制，例如警察与行人之间的关系就是这一询唤机制的产物。从这点上说，她的分析与马克思主义传统是有关系的。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从葛兰西的霸权学说，到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和询唤的理论，都试图分析出国家机器的两种不同的功能，即强制性的和意识形态的功能。刘禾强调现代世界的构造也是符号生产的过程，但同时反复揭示这个符号化过程与强制性权力之间的非常隐秘的联系。现代的权力体系有着高度抽象化和合理化的特征，因而需要通过符号解读和话语分析才能揭示出这个机制背后的权力。我在这里举一些相关的例子，有的跟刘禾的讨论一致，有的不一致，但有助于我们去了解这些问题。例如，刘禾在书中提到中国概念的不确定性，康德在《永久和平论》里面有一段很长的注释，我在讨论西藏问题时曾经用过，这里拿来作为一个参照，因为他也是讲这个不确定性。印欧语系的确立是在黑格尔的时代，他说，由于印欧语系的发现，我们终于有一个讨论“世界历史”的实证根据了。但在康德时代，印欧语系还没有完全确立，许多人还在讨论藏欧语系的可能性，想在藏语和西欧的语系之间建立关系，但最后失败了。在讨论中国的时候，康德以注释的方式谈及中国及西藏，显示了一种从西藏的角度界定中国的取向。他说： 为了把这个大国写成它所自称的那个名字（即China，而不是Sina或者其他类似的称呼），我们只需翻阅一下格奥尔吉的《藏语拼音》（指意大利奥古斯丁派传教士格奥尔吉[Antonio Agostino Georgi,即Antonius Georgius, 1711-1797]所著《藏语拼音》，罗马1762年。——译注）一书，第651-654页，特别是注b。——据彼得堡的费舍尔教授（Johann Eberhard Fischer, 1697-1771，圣彼得堡教授，曾参加远东探险。此处称引，见所著《彼得堡问题》[哥廷根，1770年]第2节“中华帝国的各种名称”，第81页。——译注）的说法，它本来并没有它所用以自称的固定名称；最常用的是Kin这个字，即黄金（西藏人叫作Ser），因此皇帝就被称为黄金国王（全世界最辉煌的【国土】）这个字在该国国内发音很像是Chin，但是意大利传教士（由于喉音拼法的缘故）则可以发音像是Kin。——由此可见，罗马人所称的Seres（丝绸）之国就是中国；然而丝绸是经由大西藏（推测是通过小西藏与布哈拉，经由波斯，等等）而供/（117页）应欧洲的；这就提示那个可惊异的国家之于西藏并且从而与日本的联系从许多方面来考察，其古老性都可以印度斯坦相比；同时他的邻人所给予这个国土的Sina或Tschina的名字却没有提出来任何东西。（康德：《永久和评论》，见《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第117页脚注） 康德对于中国的兴趣源自以丝绸之路作为连接东西方的世界史兴趣，但他没有弄清这条通道的真正脉络。康德的这段话中有三点值得注意：首先，他是从欧洲传教士的西藏知识中理解中国的；其次，他强调中国没有“可以自称的固定名称”，因此从西藏语音来界定中国就是自然的；第三，他区分了大西藏与小西藏，以说明将中国与欧洲联系起来的丝绸之路是以西藏为中介的。这个例子证明：不仅是在印欧语系被发现后的时期，而且是更早的时期，至少从罗马时代开始，试图命名这个地球上的各个地方的努力就一直存在。黑格尔的努力也不是偶然的。刘禾在关于China的论述及有关比较语法的分析里面，涉及了中国这个概念的建构，我觉得是重要的。这个问题至今也没有结束，比如现在关于CCTV要不要改名字的争论就是例证。CCTV是英语简称，如果是“中国”的拼音的话，当然不应如此拼写。不过，关于中国的命名，我有一点点补充。中国这个概念原本不是一个民族国家的概念， 1907年章太炎的《中华民国解》是最早提出中华民国概念的文章，实际上也将中国概念与民族国家概念挂了钩。但中国概念的不确定性和中国概念的包容性是在漫长的历史里面不断重复和提炼的，地域的不确定性并不代表这个概念本身没有确定性。比如说清代经学里面反复讨论何为中国这个问题，如今文经学中有关“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的讨论，恰恰是要通过中国的不确定性来达到对中国的界定。到晚清时代，最终选用中国这个概念作为国名，不是随意的。在一定程度上，这是通过打破原有族群关系和地域关系来重建认同的努力。因此，它不是先秦时代的中国概念。董仲舒的《春秋繁露》的《竹林》篇就有内外的相对化观念，这也意味着重新界定中国的努力是持续发生的。元朝、清朝都曾面临如何将自身纳入中国王朝正统谱系的问题。现代中国的确立，一方面是现代主权体系扩张的后果，另一方面又是一个在各种复杂关系中重新界定中国的结果。到底怎么界定中国，至今仍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回到刘禾所讨论的国际法和符号的问题。我觉得这个叙述非常有意思。十九世纪、二十世纪形成的国际政治的赤裸裸的权力关系现在经常被包裹在符号化的世界里，不加解构式的历史分析，人们就会被其普遍价值的表象所迷惑。明治日本先从中国引进了丁韪良翻译的、惠顿所著的《万国公法》。几乎就在同时，日本政府派出了一个考察团到欧美考察，在德国，他们见到了卑斯麦。卑斯麦跟他们谈到了国际法，大意是国际法是不能不用的，但对于霸权国家而言，国际法又不能当真。大久保利通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近代日本在入侵琉球、台湾和朝鲜时，都曾在不同的方向上利用国际法，但又在不同的语境中破坏国际法，其实这是欧洲国际法诞生以来的常态。亚洲地区的权力竞争，在这个时代，已经不仅是国与国之间的竞争，而且也是不同的国际规则之间的竞争、不同的符号系统之间的竞争。国际法与朝贡体系的矛盾也是两个不同的符号体系之间的重大冲突。这一冲突不仅发生在沿海地区，而且也发生在内陆。比如，英国为了打开西藏的大门，逼迫尼泊尔、不丹、锡金等相继与之签订条约，除了贸易和领土问题之外，缔结这类不平等条约的目的是用一套符号体系来重新理顺新的宗主关系。为什么要对这种关系及其符号加以解码？这是因为现代符号系统具有形式上平等的特征和高度的欺骗性。传统的符号系统并不需要诉诸形式上平等的符码，但现代主权理论是建立在平等话语基础上的，若不对话语实践过程加以解码，这个体系就能够自我合法化。我希望上面的评论可以说明这部著作的贡献。但我也有一些不满足的地方和不完全同意的地方。首先，原文的书名可以直译为《帝国的冲突》,但全书主要在分析和解构西方帝国的符号系统，而对中国的符号系统及其与西方符号系统的斗争过程未做深入的分析，这就是使得题目中的“冲突”概念难以完全落到实处。清朝似乎是一个被动的、无力的对象，而不是一个积极的、斗争的一方。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1689年，中俄签订《尼布楚条约》。当时的情况是清朝在军事上获得了胜利，但康熙要请传教士来帮助划界，条约也以拉丁文本作为正文文本，俄文、满文作为附件。这个动作也是一种建构客观性以使双方承认的努力，其中当然涉及符号问题。为什么要用欧洲传教士的测量技术？为什么要用拉丁文？这些做法背后的观念是什么？康熙的做法与俄国、英国有什么区别，如何描述它们之间的斗争？ 中国王朝不但是积极地创造自己的符号系统的主体，而且它对西方列强的符号抵抗也持续到最后，尽管来自王朝的抵抗越来越弱，但新的抵抗主体和抵抗形式也在发生，是否也存在相应的符号建构过程？其次， 用帝国之间的冲突来描述鸦片战争，突出了不同政治体之间的对等性，同时也暗示了民族国家概念的局限性。这是我同意的。但把鸦片战争以来的冲突界定为帝国之间的冲突，而不是帝国主义和其他被压迫民族的冲突，就需要做一个补充，说明十八、十九世纪的欧洲资本主义的政治形式跟其他的政治形式到底有什么区别？这就回到后殖民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不同的叙述策略的问题，两者都批判殖民主义，但后者对殖民主义的批判是与对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分析相关的。这牵涉如何解释帝国的扩张行为背后不同的动力问题。更重要的是，在描述帝国主义和殖民地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特别关注在这一历史过程中新的历史主体—从自在向自为转变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诞生过程。对帝国主义的批判因此获得了一个历史内部的主体的支撑。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叙述的目的论进行批评是有道理的，但马克思主义史学对于近代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批判是建立在对一个生成中的主体的认识的基础上。离开这个问题，仅限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所包含的黑格尔主义因素（进步主义和目的论）进行批判，并没有触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问题。从黑格尔的国家到马克思的阶级主体，他们试图从历史内部重构理论与历史的统一，由此，他们也将道德批判转向了真正的历史批判。因此，从理论上说，要用帝国间的冲突来取代对帝国主义的扩张过程的分析，就不可能回避这样一些问题：承认不承认十九世纪发生了大转变？这个大转变在经济形态（尤其是生产方式）、社会形态和政治形态上的含义是什么？要不要讨论这个转变所带来的新的矛盾和冲突与先前的矛盾和冲突之间的差异？ 这一矛盾和冲突导致了旧帝国的衰落，在这个地基之上，究竟产生了哪些代表未来的力量？或者，对于目的论的批判最终彻底消解了这些问题？第三，还有少数细节的问题可以进一步斟酌。这里提出一个问题。刘禾在分析《万国公法》的翻译问题时，特别提到了汉字“权”、“权利”与英文right之间的对译问题，这是书中除了有关“夷”字的翻译之外的另一个重要的衍指符号。刘禾指出“权-right”构成了一个衍指符号，这是有根据的。《万国公法》原文中的rights of civil and criminal legislation、rights of equality、rights of property、national right、private right等条目中的right就被翻译为“权”，但是，在《万国公法》中，与“权”、“权利”发生对译关系的英文词并不只是right，还包括authority, power, sovereignty, privileges等。这一点研究该书翻译的学者王健指出过，我也曾对此做过一点分析。从这个角度看，“right-权”这个衍指符号的形成恐怕就不那么单纯了，还得考虑“权”这一汉字的多义性在翻译中的作用，以及这一多义性逐渐单面化的过程。只有在充分地说明了这个翻译过程的多义性和复杂性之后，有关“right-权”的符号-意义系统才能被清晰地确立起来。鉴于“right-权”这一衍指符号在全书中的重要性，说明这一过程恐怕是必要的—显然，这一符号-意义系统的确立不是通过《万国公法》一本书的翻译过程就可以完成的，它必定涉及广阔和深远得多的社会过程和翻译实践。

两位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的资深研究员和研究员谈梅兰芳及陈凯歌新电影。

清华大学的抗日传统，并非只有以"沈光耀"为代表的"精英抗战"这一脉，还有同等重要（如果不是更加重要的话）、而又风格迥异的另外一脉。很遗憾，影片对这一脉只字不提，也正因此，影片呈现给观众的就不是一种全面的完整的清华精神或传统，而是一种片面的、不完整的清华精神或传统。

20 世纪60-70 年代，血液行业在世界各地兴旺起来，而同时，由血液而招致的疾病，尤其是肝炎，在世界范围内肆虐。1971 年12 月，时任美国健康、教育和福利部部长兼美国首席执行官理查森（E.Richardson）收到了著名医学家艾伦（J.G.Allen）博士寄送的一本著作。理查森阅后深受启发，几个月后，他命令成立一个工作组，以寻求一种新型的管理美国血液供应的方式（斯塔尔，2001：229-234）。令理查森深受启发的这本著作就是英国著名社会学家蒂特马斯（R.M.Titmuss）1970 年出版的《礼物关系：从人血到社会政策》（The Gift Relationship: From Human Blood to Social Policy）①。在《礼物关系》一书中，蒂特马斯通过对各国供血制度的比较（如英国采用的是自愿无偿献血制度，美国是有偿和无偿并存的供血制度，而日本在二战前是自愿无偿的献血制度，二战后则是有偿供血模式），认为在社会价值、成本效率、生物效用、安全和纯洁性等方面，自愿无偿献血制度都是最佳的选择。作者把自愿无偿献血看成是一种特殊的礼物馈赠，即生命的赠予（gift of life），并强调"社会组织和构造它的社会制度的方式--尤其是关乎健康和福利的制度--能够鼓励或压抑人们的利他主义动机；这些制度能够培养社会整合或是分离；它们能够使得'礼物的主题'（借用莫斯的术语）--对陌生人的慷慨--在社会群体以及代际之间传递"（Titmuss,1970：225）。因而他主张应该赋予人们"给予的自由与权利。政府的社会政策在限制和扩展人们这种自由上起到重要作用"（Titmuss,1970:237）。蒂特马斯一生著述颇丰，在建构福利国家理论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②，但"在1970 年完成的最后这一本学术著作才是他流传最广泛的一部"（景军，2006：72）。当然，无论从数据还是从分析技术上看，这本著作无疑显得有些陈旧，但正如徐贲（2007）所言的，它之所以吸引当代读者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蒂特马斯以人和人之间'生命的礼物'--救人性命的人血--在提醒世人，在我们这个越来越商品化的世界中，毕竟还有，也应该还有不能以金钱定价的东西；毕竟还有，也应该还有对陌生人的利他行为。"笔者是在做博士论文时有幸读到这本英文原著，考虑到该著作尚未有中文译本，以及它在理论和实践上的价值和意义，故作一述评。 一、人血承载的意义人血作为一个生物性的事实，为什么会进入一位社会学者的研究视域之中呢？研究人血及其相关政策，源于作者对公共政策中一系列价值问题的反思，或者说对经济学观点的反驳。秉承"经济人"假设的部分经济学家认为，公共政策应该提倡市场的机制，通过市场的调节来平衡各方利益，以达到效应最大化的目标。作为英国费边社会主义思想与理论的集大成者，蒂特马斯则反对自私自利和利己主义，极力主张弘扬社会互助精神、关怀他人的社会环境与利他主义行为，强调社会团结与社会整合对提升和确保人类福祉的重要性（刘继同，2004：57），主张公共政策应该成为社会团结的纽带以及增强社会凝聚力的机制。在《礼物关系》一书中，作者对公共政策的两种价值取向并未过多地展开学理或哲学层面的论争，而是用事实说话：选取了医疗卫生服务中的人血作为个案来论说自己的观点。因为从世界范围看，人血的供给要么是自愿无偿的赠予，即作为公民社会性的参与；要么是有偿的供给，即将人血看成是商品，允许自由买卖，而两种制度（以及混合制度）下的血液供给模式却产生了迥然不同的后果，对后果的对比，自然就能判断血液制度的孰优孰劣，以及确定社会政策的最终价值导向究竟是以社会为主导还是以市场为机制？ 不仅如此，人血所承载的文化意义及其对血液供给和使用的影响，也是一个重要的研究主题。人血在很早时期就与生命联系在一起，被看成是人的精神、生命之源泉，灵魂、元气之代表。比如，古代埃及的君王，就曾相信用血洗澡，能增进健康，延年益寿。中世纪时，欧洲人也有饮血可恢复体力，返老还童之说。古罗马斗剑士在决斗之前饮血，希望从中能获得勇气和力量，等等。血液的生命意义在宗教中亦有体现。《圣经》曾有400 多次提及血液，《利未记》曾指出："肉体的生命在血液里"，在《旧约全书》中，血液被认为是非常神圣的，以致法律特别禁止血液的消耗，这就是耶和华的目击者们（Jehovah's Witnesses）拒绝输血的原因（斯塔尔，2001：5）。血液的生命观使得血液捐赠或买卖就不再是一般的物质赠予或商品交易问题，而是一个关涉到生命伦理（bio-ethics）的道德问题。表面上作为生物性事实的血液，实际上还充斥着尖酸刻薄的价值判断，甚至被"污名化"。比如，美国白人就曾一度拒用黑人捐赠的血液。瓦伦丁（Valentine,2005：115）的研究也指出，为了保障自愿献血的安全性，自愿献血虽然被称为公民参与的行为，但在世界大多数国家，诸如同性恋者等却被排斥在这个公共空间之外，这不仅意味着他们不能参与这种慈善行为，更是被剥夺了公民实践的参与权。正基于血液所饱含的文化和道德意义，蒂特马斯才称献血作为"生命的礼物"，通过它，我们能够判断一个社会的基本关系属性和价值取向。毋庸置疑，人血作为医学系统中的珍贵资源，从世界范围来看，它都比其他医疗资源更为稀缺，因而，研究人血的供给及其制约因素必将具有深远的实践意义。蒂特马斯在人血生物性的基础之上，敏锐地洞察了它所承载的诸多社会和文化意义，正如他开篇所说的，"科学的、社会的、经济的、伦理的问题都包含于人血的获得、加工、分配、使用和获益上"（Titmuss,1970：11），在这个意义上，人血具有莫斯（2002）所谓 "总体性社会事实"之属性，血液的生物性和社会性交织于一体，共同构成了作者个案选取之缘由。二、人血：商品抑或礼品？临床用血的两个方面最为人们所注意，一是血液的质，以保证采血和输血不至于引起疾病传播；二是血液的量，以满足临床用血的需要，不造成浪费，不会引起"血荒"（blood crisis）。为此，蒂特马斯提出了一个深远的、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在什么样的制度下，血液最充足且最安全呢？对此，比较各国的临床用血历史和现状，就能轻易地知晓。首先看美国和英国。英国有全国统一的血液管理机构，实行自愿无偿献血制度，而美国是混合的血液制度，无偿的、有偿的都有，从国家到州没有血液管理的权力机关，血液管理几乎处于无政府的状态。在血液的供给方面，英国能够满足血液日益增长的需求，而美国则显得力不从心。从献血者的特征看，英国献血者的结构基本上与总体人口结构接近，献血者来自不同社会阶层。与之相反，美国的献血者主要由非主流人群组成，大多数来自于失业人员，输血的价格也比英国高很多。美国的血液制度造成了一个可悲的事实和社会不平等：穷人供血为富人服务，血液的再分配逐渐从社会底层流向社会上层（Titmuss,1970：119）。其次是日本在二战前后的比较。日本二战前实行无偿的献血制度，而二战后则是有偿的供血制度。据已有的数据分析，蒂特马斯认为日本战前的血液安全远远高于战后状况，战后日本感染乙肝等血液性传染病的病例比先前明显地增多了。比较的结果已经明朗：在血液供应方面，无偿捐赠的血液管理模式要优越于市场推动的血液商品经济。一来，科技手段尚未能检测出所有的血液病毒，只能辅之以献血者的诚信以维持血液的安全。卖血者考虑的是收入，而献血者考虑的是奉献和利他，只有后者才能客观地提供自己的健康信息，保证献血作为一种"善的礼物"（good gift）。二来，在蒂特马斯看来更为重要的是，无偿献血的"生命赠予"精神能够将捐赠者和受惠者彼此联系，共同分享一个社会。相反，"当经济人的规则被制度化且被接受后，人们放弃利他主义的动机比放弃经济人规则更为容易"（Titmuss,1970：187），一个社会中既存在血液无偿捐赠又存在市场买卖，分裂了人们的共同认知和价值观，经济利益必定打败生命赠予，成为衡量是否要献血的单一维度，这是对一个国家利他主义精神的践踏以及对社会团结的破坏。蒂特马斯的这种观点就与经济学观点背道而驰。比如考朴和库伊尔（Cooper & Culyer,1968）在《血的价格》（the price of blood）一书中秉承了经济学一贯的分析工具来分析血液的供给与需求，其基本观点是：1）人血是一种经济商品；2）可能赋予浪费于精确的经济意义；3）提供报酬可以吸引更多的人多次供血；4）尽管有成本统计的缺失，但血液的商品市场，假如持续的话，将以明确的成本优势供给血液。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蒂特马斯反驳道，经济学家注重成本收益之间的计算，但对人们供血的机会成本是很难定量的，比如一位妇女排队供血的机会成本就难以测量。有偿供血与无偿献血相比，浪费并非主要，最主要，也是最具深远意义的是，有偿供血加大了社会成本，破坏了礼物关系。他指出，"人类福利是一个道德的概念，而并不是某些经济学家所言的'经济福利'"（Titmuss,1970：198）。虽然我们曾尝试估价人们的生命，但一个社会的利他主义精神是无法用价钱去衡量的。给予陌生人的利他主义行为并不是自献血始，也不会以献血终，它将触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影响我们的整个价值系统。蒂特马斯不无担心地指出，假如我们的血液，作为身体的组织，能够用美元和英镑进行交换，那么其他无数的社会生活和社会关系不也就成了商品交易了吗？假如我们的社区赠予的纽带被破坏了，所带来的并非是价值的中立状态，相反，这个空白更可能被敌对和社会冲突所填充。"经济学家或许会分裂我们的价值和系统，其他人不会"（Titmuss,1970：198）。因而，从总体上说，蒂特马斯对社会福利私营化和市场化的理念与政策基本上是持否定态度的，甚至可以说是敌对的。因为，在他看来，市场是回应需求而不是回应需要；市场关注的是利润和经济增长而不是福利和需要满足；从社会角度看，市场福利分隔、破坏了社区和社会联系，瓦解了人们的责任感和义务感（Wilding,1995：150）。蒂特马斯反对金钱涉入人血的采集和使用之中，他所秉持的市场侵蚀社会的观点虽然拥护者居多，但也遭到一些社会学家的质疑或者说修订。比如，经济社会学家泽利泽（Zelizer,1994）就指出，人们并不是反对因献血（花费时间和精力）而获得一定的报酬或补偿，但在乎补偿的形式，采血机构对补偿形式错误的选择可能会引起强烈的负面效果。比如直接给予金钱刺激，可能会使献血者感觉有愧疚感，认为自己在出卖自己的身体（组织）。为消除金钱的物化的腐蚀作用，泽利泽提出可以对 "金钱符号化使用"（symbolic use of money），比如赠送印有特别标记的纪念品，以达到对公众献血的激励。泽利泽的观点在当前的自愿献血实践中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从各国的实践来看，采血机构或本人所在组织赠送小型纪念品和茶点，以及支付交通费用被认为是对献血者的合适的"补偿"。 三、血液捐赠引起的特殊礼物关系蒂特马斯用翔实的数据证明了自愿无偿献血制度是血液供给的最佳选择，即以礼物馈赠的方式、依靠人们的利他主义精神来实现血液的采集，而非通过市场化的方式来进行血液的买卖。正如书名所界定的，作者将血液的捐赠者和接受者之间的关系，称之为"礼物关系"。那么，其他文化背景下的礼物交换与我们所言的血液捐赠在何种程度上是相关的呢？自莫斯以降，礼物一直是人类学（以及社会学）不朽的话题。在《论馈赠》一书中，莫斯（2002：3）主要强调了礼物作为"总体性呈现"的事实，强调那些表面上看去具有自愿性、自由性和无偿性的礼物馈赠，实质并非如此，馈赠的同时伴随着以经济利益和道德义务为基础的交易、虚伪和形式化。正是礼物之灵，或者说礼物所具有的不可让渡性（inalienable）才使得人与物建立其关系，进而建立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马凌诺斯基（2002）在《西太平洋的航海者》中提出了著名的"库拉"交易概念。后来，他进一步指出了互惠中的可计算性，认为一个人给予是因为他期待报偿，而一个人回报是由于其伙伴可能终止给予的危险，一切权利和义务都被置于互惠性服务的均衡链中（转引自阎云翔，2000：6）。波兰尼（2007）把互惠、再分配与市场交换作为三种社会整合模式，认为"互惠的交换"指的是以社会义务作为物品和劳力交换的基础，其交换目的是非物质性、非赢利性的。这种交换制度在原始社会中最常见，一般发生在特定的对称组织中如血缘和伙伴结成的共同体中，特别是在有互相"赠予"的义务行为的亲属和朋友之间，它多表现为以"礼物"为媒介的义务性"赠予"关系。他强调，人类的经济是浸没在他的社会关系之中的，互惠的动机并不在于占有物质财物的个人利益，而在于维护他的社会地位、社会权利、社会财产。阎云翔（2000）在检验既有礼物理论和概念的基础上，研究了一个中国村庄的互惠原则与社会网络，提出了"是受礼者而不是赠礼者获得荣誉"、"礼物本身是可以让渡的，不可让渡的是人情"、"礼物交换必须遵循人情伦理"等观点。有关礼物的研究不一而足，但基本上可以归纳的是，传统礼物是以互惠作为基础的，互惠是礼物交换的基本原则。蒂特马斯总结道，"在一些社会，过去的还是现在的，礼物馈赠都旨在购买和平，表达情感、尊重或高贵，联合群体，联系代际情感，实现契合上的义务和权利，表达忏悔、羞愧、丢脸以及象征着其他人类的感情"（Titmuss,1970：72）。如果我们假定献血作为一种自愿的、利他的礼物，或者如我们所熟知的"自愿无偿献血"③，我们就可以比较一下经典礼物关系与生命礼物关系的异同了，见表1。 表 1 经典礼物关系与生命礼物关系的比较  经典礼物关系 （自愿献血引起的）生命礼物关系 赠予者与接受者的关系 人格化的、彼此知晓的、双方可能 存在隶属、层级关系 非人格化的、彼此匿名的，接受者不分性别、年龄、种族、阶层等 接受者的感情 感谢或其他感情 匿名性引起无感谢可表达 赠予主体的范围 所有人皆可 有严格的身体限制 赠予的义务性 具有义务强制性，否则会招致社会性的惩罚     出于自愿，没有社会的强力惩罚 互惠性 赠予者期望接受者有相应的礼物 回赠，强调礼物的互惠性 不希望，也不要求有相应礼物的回赠（没有人希望自己将来接受输血） 回赠的义务   接受者具有回赠的义务   一般没有 礼物的善与害 一般是善的   善与害依靠赠予者的诚实以及 中间人（血站工作人员）的检测 有效期 由双方自行商定   血液容易变质，且易受污染，双方无法决定其有效期 有无身体疼痛 一般没有   有 再生功能 依靠回赠，而非礼物本身的再生   血液可以在短时间再生恢复到原来的水平 总体性社会事实 是 是 社会功能 联系社会的纽带 联系社会的纽带资料来源：根据Titmuss,1970:70-75 归纳总结。 ① 蒂特马斯于1973 年去世，1981 年美国首次发现并确认艾滋病，1997 年，欧克理(A. Oakley)和艾希顿(J. Ashton)在原书的基础上，增添了关于艾滋病与献血技术发展和母乳捐赠的内容，并对蒂特马斯的观点做了评价，该著作以新面目重版。考虑到原书的影响，本文所做的述评仍然以1970 年的原版为基础，辅之以1997 年的增订版。感谢景军教授对该著作的推荐和苏春艳学友赠送原著于我。 ② 蒂特马斯的著作有《社会政策问题》、《论福利国家》、《收入分配与社会变迁》、《对福利的承诺》等。 ③ 蒂特马斯在著作中建构了献血者的类型学，将献血者划分为8 大类型：1）有偿献血者（the paid donor），即遵循市场规则，以卖血作为部分和全部的赚钱手段者。2）职业献血者（the professional donor），与第一类的临时、偶尔献血不同，这类献血者是有规则的、登记的、比较长久的、准工资化的献血者。作者指出，这类献血者的所谓"职业"，并非是科技意义上的，他们没有被组织，没有行为的职业代码。3）有偿促进型的自愿献血者（the paid-induced voluntary donor），这类献血者也会获得报酬，但他们宣称并非主要基于金钱报酬，他们或许是在群体的压力下献血的，这就好比中国义务献血阶段的义务有偿献血。4）代替费用献血者（the responsibility fee donor），即"以血还血"，病人需要输血后，应该自己或是委托他人偿还血液，否则就会收取高额费用。5）家庭信托献血者（the family credit donor），即家庭成员献血，以为将来需要用血做准备。6）被动自愿献血者（the captive voluntary donor），指献血者在权威之下，要求或是希望其献血，否则可能会招致名誉受损、前途受阻等。这些献血者只是在暴力机关、监狱等类似机构里常见，严格地说，这类献血者并不是"自由的"。7）边际利益自愿献血者（the fringe benefit voluntary donor），这些献血者不是为了物质报酬，而是为了诸如长休假、营养品、优惠卡等而献血。8）自愿社区献血者（the voluntary community donor），没有物质和非物质的立即回报，这类献血是真正地献给陌生人--不分种族、性别、阶层、宗教信仰--的礼物（Titmuss,1970：75-89）。蒂特马斯意识到，"献血"蕴含着利他的动机，严格地说，或许采用更中性的"供血"来形容更为恰切，但为了与通常的用法一致，作者这里仍用"献血"。当然，这类划分只不过是一种"理想类型"（ideal types）而已，现实中的献血者的动机比此要复杂。这种划分是一个供血的连续谱，是一个从卖血到献血的过程。第8 种类型的献血才是作者极为推崇的"生命赠予"。       从表1 可以看出，生命礼物和经典礼物在功能上是一样的，作为总体性的社会事实，它们启动了社会和制度的总体，充当连接社会的纽带。但自愿献血作为生命赠予，其最大的不同是赠予与接受双方的匿名性以及由此引发的权力和义务的缺失。一方面，献血者是自愿的，没有义务的强制性，不会招致社会性的惩罚，献血者也不希望有礼物的回报（因为没有人想将来自己也输血）；另一方面，由于献血者与受血者的匿名关系（当然也有很少非匿名的，比如亲属献血），受血者无需对献血者回报，没有回报的义务。这与上述传统礼物的互惠理论具有显著的不同。这也与以"理性经济人"假设为基础的社会交换理论的基本主张背道而驰，因为在社会交换论看来，社会交换是一种"理性人"的趋乐避苦、趋利避害的过程，行为者是功利主义的，是对个体自身利益的关注（特纳，2001：275），而自愿献血不但不可能得到受血者的回报，反而还会带来自己身体的疼痛，这自然不是趋乐避苦，也不是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行为。 因而，对生命赠予的研究，无疑扩展了传统礼物的界限。长期以来，国内和国际学界一直将赠予行为视为一个交换行为或者一个互利行为，这种互惠的双方是个体或社区，而蒂特马斯提出的是个人对整体社会的赠予，且常常是匿名的，是不能引发直接回报的行为。这种在开放的社会环境中给予陌生人的礼物或许比那种熟人社会中的赠予交换更能拉近人们的距离，消解社会的冷漠，促进整个社会的团结。 这也是血液捐赠--作为赠予陌生人礼物的深远意义所在。   四、生命赠予与制度安排 既然如此，我们就不能回避以下这个问题：在物欲横流，财产、地位和权力丛生的社会里，而非分享苦难的环境里，人们是如何能够以及学会了给予，给予一个不分种族、宗教和肤色的陌生人？或者换句话说，人们为什么没有从社会中抽离出来，因直接的利益而行动？为什么赠予陌生人？ 当然我们可以说，这种礼物关系对于赠予者的意义在于，在帮助匿名的他者时自我得到了实现，使得帮助他人的生物性需要得以表达。利他主义的这种表现或许也是一种自爱，但这只是一种副产品，而非行动的主要旨趣。蒂特马斯（Titmuss,1970：12-13）强调道，我们无意回答上述宏大的、追根溯源的问题，而只是想检验在何种程度上，社会政策的特定工具鼓励或压抑、培养或破坏了个人利他主义以及为他人考虑的表达，或者说什么样的过程、制度和结构是在鼓励或是抵制这种礼物关系在社会的加强和扩展。 这就关涉到社会政策的基本价值定位上来，关涉到社会政策的目的是在创造整合还是制造分离的根本分野上来。无疑，蒂特马斯支持前者。首先，人们的道德需要和利他的动机构成了赠予的基础和条件。 正如亚当·斯密（1999：5）在《道德情操论》中所指出的，"无论人们会认为某人怎样自私，这个人的天赋中总是明显地存在着这样一些本性，这些本性使他关心别人的命运，把别人的幸福看成是自己的事情。虽然他除了看到别人幸福而感到高兴外，一无所得" 。 其次，"社会组织和构造它的社会制度的方式--尤其是关乎健康和福利的制度--能够鼓励或压抑人们的利他主义动机；这些制度能够培养社会整合或是分离；它们能够使得'礼物的主题'（借用莫斯的术语）--对陌生人的慷慨--在社会群体以及代际之间传递"（Titmuss,1970：225），那么，社会政策的目标就应该帮助实现这种社会和道德的潜力，鼓励公民的参与。再次，从根本上说，给予或赠予是公民的一项自由和权利，政府的社会政策不能限制这种自由，而是应该扩展公民赠予的自由，赋予他们赠予的制度保障。人血买卖的市场化政策不仅剥夺了人们给予的自由和权利，而且也剥夺了那些因身体等方面原因无法献血人的权利和自由（意味着高血价的负担），加大了社会的不平等。 虽然市场化的制度赋予了人们买卖人血的自由，但这种没有限制的、置社会不公于不顾的自由，在蒂特马斯看来，是一种否定的自由。 蒂特马斯从宏观上勾勒出人血与社会政策之间的关系，但仅有鼓励公民参与的社会政策就可以保证自愿献血的顺利开展吗？后来学者从微观和中观方面对此做出了进一步的探讨。如对献血者的知识-态度-实践（KAP）的描述分析（Oswalt,1977；Zaller,2006；安晓东,2007），对献血者动机、角色和认知的研究（Lee,Piliavin & Call,1999）等，但这些基于行为主义或心理学的研究往往误导我们，似乎某一类人在献血，而其他类人却不献血，而现实却是"许多具备献血者典型特征的人不去献血，而那些不具备这些特点的人却在献血"(Roberts & Wolkoff,1988:170）。 赫利（K.J.Healy）可能是继蒂特马斯之后，对献血（以及器官捐赠）研究最卓越的社会学者之一。他认为，献血者的利他动机固然重要，但血液供给制度上的保证--招募的组织、采集以及公共性--不能因为个人利他主义的想象所遮蔽，如果没有采血组织和机构，何来献血呢？他的基本观点是，自愿献血的利他主义，是一种"嵌入的利他主义"（embedded altruism），是嵌入于自愿献血的组织和制度之中的。通过对欧洲不同采血体制的比较研究，他发现，是采血体制形塑了献血率以及献血者的特征，比如，在红十字会血站里，献血者更可能是教堂礼拜者和其他活动的志愿者，而其他体制下的献血者则没有表现出这种特征。赫利（Healy,2000,2001,2006）强调，在自愿献血的过程中，采血组织通过提供赠予的机会以及关于赠予的话语说明，产生和维持了利他主义，采血组织的文化上的工作（cultural work）和后勤上的努力（logistical effort）在自愿献血的运作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也正因为在这些方面的差异，会出现一些组织比另一些组织要做得更好。 如果说蒂特马斯的贡献在于他雄辩地主张自愿无偿献血的社会政策，那么赫利就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从组织社会学的角度为我们研究献血以及相关的捐赠行为提供了新的路径和广阔空间。 五、中国的血液供给历程：一个例证 在大体上评述完该本著作后，我们略微梳理一下中国的临床用血供给历程，将会发现蒂特马斯的观点在中国无一例外地得到了验证。 依照上述的蒂特马斯的献血者8 类型说，我们这里按有偿/无偿、自愿/非自愿的维度对中国的供（献）血者进行划分，大体上包括自愿有偿供血者、非自愿有偿供血者、非自愿无偿献血者和自愿无偿献血者四大类。与之相对应，按照中国官方文件和公众俗称，中国存在四种主要血液供给模式，分别为职业供血（卖血）、计划（义务）有偿供血、计划（义务）无偿献血和自愿无偿献血①。见图1。① 从各地统计年鉴上看，不同献血模式的名称并非一致，同一地区的年鉴，在不同时期其名称也不同。这里笔者是根据《北京卫生年鉴》（1990-2005）总结而来。事实上，这种划分也只能是"理想类型"（ideal types）。首先，"自愿"或"不自愿"很难界定，这里的"自愿"是相对于义务献血时期的计划指令而言的。至于"无偿"，按照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红十字会及红星月会联合会的自愿无偿献血的定义是"献血者自愿捐献全血、血浆或其他血液成分，且不接受有偿现金或其他形式的可视为现金替代物的报酬"（转引高东英、梁万年、高国静等，2007：274）。但从各国的实践来看，采血机构或本人所在组织赠送小型纪念品和茶点，以及支付交通费用则是合理的。我国1998 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第六条规定："对献血者，发给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制作的无偿献血证书，有关单位可以给予适当补贴。"但何为"适当"并没有一个确定的标准。所以《献血法》对无偿献血的规定既不明确，也不是彻底的无偿。现实中，很多献血者已经超越了这个"适当补贴"的规定，只接受献血时的小纪念品，实现了一般意义的无偿。  图 1 中国血液供给的四种模式 其中自愿有偿供血或是职业供血，主要是指人血买卖。在 1932年的一份报告中，协和医院记录了从1925 年起累计的 1265 名固定的有偿供血者，这可能是为医疗而有偿供血的制度化起点（王巧玲，2002：13）。在文革期间，按照卫生部《关于加强输血工作的请示报告》（1978）所说，"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多数地区的输血工作仍处于无政府、混乱状态。不少地区至今还没有建立输血机构。现有的输血站中有相当一部分方向、任务不明，不组织血源，不供应医疗用血。有的已被拆散，设备卖光，房屋改成招待所。医院用血自找血源，这些血源多是社会上闲散无业人员，成份极其复杂，名曰献血，实际是卖血。"在20 世纪90 年代，中原农民大规模的卖血，以致感染乙肝、艾滋病等疾病，人血买卖所导致的健康与安全问题才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重视。 在 1978 年11 月24 日，国务院批准了卫生部的《关于加强输血工作的请示报告》（1978），明确规定国家实行义务献血制度（由于采取计划指标的方式，该制度又被称为"计划献血制度"），我国献血事业正式纳入正式制度的轨道。《关于加强输血工作的请示报告》（1978）中指出，所谓义务献血是指，"工、农、商、学、机关干部和城镇居民，男20 至50 岁，女20 至45 岁，身体健康者，都有献血的义务。一次献血量以200 毫升为宜，最多不得超过400 毫升。两次献血间隔时间不得短于四个月。为了保障献血人员的健康和保证血液质量，对献血人员必须进行严格的体检和血液化验。根据我国人民现有的生活水平，对献血者除精神鼓励外，应发给适当的营养补助费和副食品票证。职工参加体检和献血的当天，应算公休，按出勤照发工资；农村公社社员应照记工分，由采血单位发给生产队误工补贴。" 义务献血（compulsory blood donation，请注意，compulsory 有"强制"的意思）是计划经济的产物，是通过政府献血领导小组或献血委员会向机关、企事业单位、农村社区分配献血指标，下达献血任务，献血后给予献血者一定营养补助费的献血制度。义务献血对保障医疗临床用血起到重要作用。但是，这种制度是我国当时的计划经济在输血工作中的反映，单位为了完成献血指标，以高额补贴或长休假等形式予以刺激，有的单位完不成献血指标，出钱雇请职业献血者临时冒名顶替完成指标。这实为变相卖血，扭曲了义务献血的初衷。根据献血者是否获得了高额补贴或长休假等有偿和变相有偿回报，义务献血又分为义务有偿供血和义务无偿献血。 1997 年12 月29 日，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第29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该法于1998 年10 月1 日起正式实施。《献血法》规定"国家实行无偿献血制度，国家提倡18 周岁至55 周岁的健康公民自愿献血"。至此，我国的无偿献血以法律的形式确立起来。目前我国已经逐步地从义务献血转变为自愿无偿献血，部分城市已经实现了临床用血完全来自自愿无偿献血，一些城市已经实现献血输血零感染的目标①。 从中国血液供给的历程来看，我们至少会得到以下几点启发： 第一，人血的买卖必然导致血液的污染和匮乏，中国的血液供给历程再一次验证了蒂特马斯的论断。 第二，血液捐赠必须采取自愿的原则，强制的赠予扭曲了赠予的本质属性，违背了伦理，也促使了它的短命。献血只有回归到自愿且无偿的轨道上，方能显示生命力和可持续性。 第三，正如景军（2006：87）所总结的，中国公民是有悲悯之心的公民，是可以为他者（包括陌生人）做出生命赠予的公民。我国自愿无偿献血量的迅速提高的事实有力地证明，过去相关管理部门对血液买卖的容忍以及政府制定的单位计划献血政策在道德理念上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即怀疑并低估了中国人悲悯情操，使用行政上的奖惩手段和对人血买卖的宽容方式处理中国血液供给紧张问题，这是以人们的生命安全为代价的。 第四，由于篇幅限制，在这里我没有分析自愿献血制度运作的整个过程，事实上，这也是蒂特马斯研究的不足，即仅有政策和制度还不能实现自愿献血的顺利开展，公民的利他动机转化为实际的献血行动，不仅需要制度的革新，也需要社会的动员和对人们文化模式的改造①。 ① 需要注意的是，我这里是按照时间来梳理中国血液供给的几种模式，但并不表示一定时段内就只有一种供（献）血模式，事实上，它们往往处于共存的状态，只是在一定时期以某种模式为主导而已。    六、小 结 在《礼物关系》中，蒂特马斯通过人血及其实践，向我们展示了自愿献血制度的合理性，而社会政策在鼓励人们利他行为上起着重要的作用。在我看来，这本著作在作为社会政策经典读本的同时，还引发了许多社会学和人类学的想象力，如对传统礼物边界的扩展、对市场与社会关系的反思、对自愿献血中的利他精神的推崇等均从不同层面表现出个人、社会、市场和国家的互动，在献血研究中考虑到身体的文化观念，也为人类学进入血液捐赠（以及类似的器官捐赠）领域开辟一条道路。 蒂特马斯警示我们，在这个物欲横流、注重商品交换的社会里，还有很多关系不能以金钱来衡量，而必须依靠公民的利他精神和互助品性来维持。正是利他主义和对于陌生人的赠予构成社会团结的纽带和社会整合的源泉，构成了社会服务和社会主义社会的真正本质（蒂特马斯,1991:15)。而这正是处于市场转型中的中国和深处其中的我们需要关注的：在市场和国家之外，还有社会的力量，还有一种不以金钱、权力为基础，而以利他为核心、陌生人之间的"礼物关系"--它充当了开放社会的"粘合剂"。 ① 具体请参见笔者的博士论文（余成普，2009）。 参考文献：安晓东,2007,《日照市街头无偿献血者知识与行为调查》，《临床输血与检验》第3 期。《北京卫生年鉴》编辑委员会,1990-2005,《北京卫生年鉴》，北京: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波兰尼，2007，《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冯钢、刘阳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蒂特马斯,1991,《社会政策十讲》,江绍康译,香港:商务印书馆。高东英、梁万年、高国静、史唯唯、徐明、葛静兰,2007,《开展团体无偿献血的必要性》,《临床输血与检验》第3 期。景军,2006,《铁默斯预言：人血买卖与艾滋病的孪生关系》,《开放时代》第6期。刘继同,2004,《"蒂特马斯典范"与费边社会主义福利理论综介》,《人文杂志》第1 期。马凌诺斯基,2002,《西太平洋的航海者》,梁永佳、李绍明译,北京:华夏出版社。莫斯,2002,《论馈赠》,卢汇译,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1997，《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12 月29 日。斯密,1999,《道德情操论》,蒋自强、钦北愚、朱钟棣、沈凯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斯塔尔,2001,《血：一种神奇液体的传奇史诗》,罗卫芳、郭树人译,海口:海南出版社。特纳,2001,《社会学理论的结构》,邱泽奇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王巧玲,2002,《中国血液安全问题的制度分析》,中国人民大学行政学系硕士学位论文。徐贲,2007,《给陌生人的礼物》,《南方周末》1 月4 日D30 版。阎云翔,2000,《礼物的流动》，刘放春、刘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余成普,2009,《生命赠予：中国血液捐赠的个案研究》，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学位论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1978，《关于加强输血工作的请示报告》 11 月24 日。Cooper, M.H. & A.J.Culyer 1968, The Price of Blood: An Economic Study of theCharitable and Commercial Principle.London:Institute of Economic Affairs.Healy,K.J.2000, "Embedded Altruism: Blood Collection Regimes and the European Union's Donor Popul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5.-- 2001,Exchange in Blood and Organs. A Dissertation of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in Princeton University.-- 2006,Last Best Gifts: Altruism and the Market for Human Blood and Orga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Lee,L.,J.A.Piliavin & V.R.A.Call 1999, "Giving Time, Money, and Blood: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Social Psychology Quarterly 62.Oswalt,R.M. 1977,"A Review of Blood Donor Motivation and Recruitment." Transfusion 17.Roberts,R.D. & M.J. Wolkoff 1988,"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Whole-blood Supply: Litmits to Voluntary Arrangements."Journal of Health Politics,Policy and Law 13.Titmuss,R.M. 1970,The Gift Relationship: From Human Blood to Social Policy. New York: 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 1997,The Gift Relationship: From Human Blood to Social Policy. Oakley,A.& Ashton,J.(expanded).NY: New Press.Valentine,K. 2005,"Citizenship,Identity,Blood Donation."Body and society 11.Wilding,P. 1995, "Titmuss."In George,V. & Page, R.(eds.), Modern Thinkers on Welfare. London: Prentice Hall.Zaller,N. 2006,To Donate or Not to Donate : An Analysis of Blood Donors and Blood Donation Knowledge, Attitudes and Practices in Northwestern China .Ann Arbor, Mich: UMI.Zelizer,V. 1994, The Social Meaning of Money. NY: Basic Books.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人类学系责任编辑：杨 可  

谈印度穆斯林与印度教徒的冲突，右翼政府的不干预和种族歧视导致竞选失利。本站转载时未校订，请参看英文。

我没有参加过专案工作，也没有从事过办案的工作，但我作为历史研究工作者，确实曾经关心过历史上那些重大的案子。从历史上看，所谓大案、要案、命案，这类案子的处理大体上有三类，一类是当时就破了的，还原了案子的真相。一类是在破了的案子中，有相当一部分，在追求尽早破案观念影响下，采用刑讯逼供方式把取得的口供作为依据，那势必产生大量的冤案和错案。另一类是没有破的案，那就成了疑案。

作者在对大量史料做了周密的考证以后，揭示出一个被人们长期忽略了的事实，即我们所熟悉的那个"言必称希腊"的西方文明发展史，实际上是十八世纪以来的欧洲学者、尤其是德国和法国的语文学家编出来的一个欧洲中心主义的故事。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都持种族偏见，敌视犹太人和亚非民族，而他们生产出来的"知识"却顽固地影响着后人对人类文明发展史的认识。

前言近几年来国际上有了许多关于“中国在非洲”（China in Africa）的讨论，特别是在那些与非洲联系密切的的西方国家，即美国、英国和法国。中国在非洲的作为当然应该接受监察，然而西方精英把中国看作是与西方争夺非洲资源和影响力的对手，从而扭曲了关于“中国在非洲”的看法。他们关于“中国在非洲”的话语比其关于“西方在非洲”的话语要负面得多。这种话语包括中国在非洲的作为如何对非洲的治理造成了“坏的影响”。[1]与此相伴随的一种观点套用发展权的话语，认为中国在非洲的作为阻碍了非洲的发展。[2]2007年《纽约时报》的社论典型地显示了西方媒体是如何进行这种讨论的；其标题《非洲乱治的庇护者》指的是中国。[3]这篇社论说如果非洲国家把自然资源抵押给中国，中国将为他们开出巨额的支票，而不关心腐败或专制的问题。它说中国正在进行“冷酷的人民币外交”， 与实行“种族灭绝”的苏丹政府保持“丑陋的伙伴关系”， 并把津巴布韦总统罗伯特•穆加贝当作“最喜欢的人”，使津巴布韦缺乏自由选举和“理智的经济政策”。《纽约时报》还断言，中国正在用廉价商品充斥非洲，给非洲国家提供贷款却不坚持西方国家所努力推动的《采掘业透明度倡议》 (EITI)的准则，从而使最贫穷的非洲工人变得更加困苦。社论还对中国公司对赞比亚矿工的剥削表示愤慨。这种话语的本质是指责中国在非洲的政策有损人权，甚至是一种“殖民主义政策”，这种指责建立了一个假设，即在话语的背后“高尚”的西方当然与此不同。[4]中国在非洲大陆的有些活动确实侵犯了非洲人的人权，但不是以西方精英所声称的那种方式进行的，而是以与西方政策相同的方式进行的，包括不利的贸易条件、对自然资源的大量开采、压迫性的劳动制度以及对独裁统治者的支持，所有这些都是现代世界体系的共同特征。中国的精英们过去曾经谴责过这些做法，但现在却几乎把这些颂扬为有活力的资本主义（dynamic capitalism）。例如，在2007年，复旦大学学者简军波在颇有影响的《Beijing Review》杂志上回应对中国在非洲搞“殖民主义”指责说：“越来越多的中国公司进入了非洲，它们只是专注于利润，而不管对非洲社会的有害影响，例如环境污染、过度开发和对当地劳动力的剥削”。但是他认为中国所采取的路径“与市场资本主义自由贸易的逻辑是一致的”，因而这些作为并没有把中国变成一个殖民主义者，而是变成一个“在非洲成功的资本家”。[5]对西方的话语我们的论点不是反其道而行之。我们并不想说“中国在非洲”是积极的，西方的是消极的，或者说中国在非洲的作为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西方也有类似的作为。对中非关系的分析既不能简单地用“双赢”来概括，也不是西方媒体所描述的噩梦。中国的行为应放在世界体系的大环境下来看，应使用比较的方法来进行分析讨论。我们的论点包括三个方面：1）在世界体系的背景下，很难对中非关系的长短处进行单独的评估；2）作为世界体系的成员，中国在非洲与西方在非洲的共同之处要远比人们想象的多；3）中国和西方在非洲的作为仍然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曾经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她有社会主义的遗产以及她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定位，这些因素使中国的政策不象西方的政策那么有损于非洲人的权利观。[6]在下文中，我们主要讨论中国在非洲的贸易和投资活动，西方往往谴责说这些活动损害了非洲的利益。我们也要考查“中国在非洲”的话语在什么背景下产生，以及非洲人是否同意这个话语的主要观点。 一、非洲的发展与中国的进口中国与非洲的贸易急剧上升。在1995年时中非贸易额只有30亿美元，到2006年为止中非贸易额已达到550亿美元，非洲在中非贸易中略有顺差。但是当年中国与非洲的贸易仅仅是中国外贸总额（1.76万亿美元）的3％。 2008年中国与非洲的贸易总额为1070亿美元，非洲明显享有顺差，但是因为中国对外的贸易总额已达到2.56万亿美元，中非贸易还是只占了4%。2006年中国是非洲的第三大贸易伙伴，仅次于美国和法国，而到了2008年中国已经超越法国，排在美非贸易1400亿美元的后面。[7]中国宣称中非贸易为非洲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20％。[8]西方有关“中国在非洲”的话语涉及中国对非洲的出口与进口的问题。在进口方面，这种话语主要围绕中国从非洲进口石油的问题，许多西方人指责中国使非洲更加依赖于通过出卖原材料来获得收入。一位加拿大学者指出，西方人经常强调说“北京对非洲石油和其他原材料的需求必然会延续非洲对石油出口的依赖，从而进一步阻碍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增长 ， 如农产企业和制造业”。[9] 然而，下面我们会指出美国的石油进口其实最依赖非洲。在2005年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有10%的出口产品是运往中国的；到2007年，该比例已增长到13.4%。5个石油和矿产国对中国的出口占中国从非洲进口的85％。2004年，石油和天然气占非洲对中国出口额的62%，矿石和金属占17％，农业原料占7％。2009年，石油、天然气和矿产占非洲对中国出口额的86%。[10] 这种结构并非奇特：除了南非之外，非洲大陆的制造业主要限于纺织品和服装，而中国也大量生产纺织品和服装。事实上，中国和美国各自从非洲的进口有相似的结构。 2005年美国从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的进口中石油占80％，服装不到3％，其余大部分为矿物质。2005年，通过美国对非洲优惠的《非洲增长与机会法案》（AGOA）计划进入美国的石油产品占该计划内美国进口非洲产品总价值的92％。2008年，上述比例依然保持在92%，当年进入美国市场的石油产品（无论通过AGOA计划与否）占了美非贸易总额的88%。仅仅四个非洲国家就占了AGOA全部贸易的84%。[11]中国2006年消耗的石油中大约有47％是进口的，2008年则是50%。2006年中国的石油进口占世界石油贸易的6.8％，占中国所需能源的12％（煤炭、水电、核电也是中国主要的能源）。[12]2005年中国从非洲进口的石油占中国能源总需求的4％。在中国从非洲进口石油的31%的份额中，安哥拉的份额为14％，苏丹为5％，刚果为4％，赤道几内亚为3％。[13]非洲国家所供应的石油占2006年中国所有石油消耗的14.5％，占2008年中国所有石油消耗的16%，占美国所有石油消耗的13.2%，两者没有什么大不同，非洲石油进口为美国提供了5.2％的能源需求。[14]中国进口石油主要用于为生产提供能源：其石油需求的70％是为了工业用途，而美国石油需求的70％被用于汽车消耗。[15]2009年中国的非洲事务特使指出中国进口了非洲石油出口8.7%，而欧盟和美国各获得33％。中国总理也指出中国只占全球在在非洲石油和天然气工业总投资的十六分之一。[16]因此，中国并没有支配非洲的石油市场。然而“中国在非洲”的话语认为中国企图成为非洲资源的主要获取者，并认为中国仅对非洲的资源有兴趣。[17]。中国确实参与了具有剥削性的商贸：历史上，石油和其他全球性交易的初级产品相对于工业商品的价格主要由政治力量的不对称所决定。[18]影响石油和初级产品的因素除了“不平等和不同类的交易”之外，[19]还包括：石油是资本密集型产品，创造很少的就业机会，却破坏了环境，引起石油生产国的贪污腐败。盛产石油的地区，如苏丹和尼日利亚南部的尼日尔三角洲，从他们的这种世袭财产得到的利益太少了，以致于暴力冲突接踵而至。[20]中国在非洲有石油的目的，因为世界已探明的常规石油储量的80％都是国有的，占世界石油生产的三分之二。剩余的大部分储备被西方石油企业开采。[21]中国获得非洲石油的方式不同于西方国家：中国经常把石油交易与基础设施项目贷款打包。[22]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和国际金融机构基本上放弃了非洲的基础设施项目，而且这些基础设施项目也得不到私人和公共的融资。[23] 尽管基础设施的缺乏已阻碍了非洲的发展，从1992年到2003年，非洲基础设施的国际投资只达到除北美以外的所有此类投资的4％。[24]在过去的40年里中国一直致力于建设非洲的基础设施，并成为卓越的建设者。世界银行估计，截至2006年年中，中国进出口银行对非洲基础设施的贷款超过了125亿美元。在2007年，该银行承诺在未来三年内用于与非洲有关的基础设施和贸易融资贷款将达到200亿美元，除此之外，在2006年第三次中非合作论坛上为了鼓励中国企业对非洲的投资，中国政府宣布成立50亿美元的中非发展基金。[25]八国财长批评了中国的贷款，理由是应该避免“贷款和免除债务的恶性循环”，但是非政府组织指出，富国在2005年承诺给非洲的额外250亿美元援助款中已交付的只有23亿美元。[26]中国在非洲取得石油的做法体现在2004年与安哥拉达成的协议所引起的关于“中国在非洲”争议中。这个协议之所以会引发争议，是因为这个交易涉及向腐败的安哥拉政府提供的基础设施贷款并没有要求安哥拉政府报告资金如何使用。最初的20亿美元的贷款主要是用于铁路维修、道路建设和办公建筑等方面。这笔贷款将以每天生产10000桶的前壳牌石油区块的石油来偿还。印度最大的石油企业一直在寻求这个区块，但中国却获得了这个区块，原因在于中国投资于基础设施的贷款，利息定在1.5％，在17年内偿还，其中还包括5年的免息期。后来利息被降至0.25％。协议还保证它所资助的基础设施中将有价值达30％的项目会保留给安哥拉人来做，其余70％公开招标，当然70%公开招标的项目多数很可能由中国公司得标。[27]到2007年为止，中国为安哥拉的基础设施项目至少贷款60亿美元。[28]中国给安哥拉的和其他非洲国家的贷款受到了世界银行负责人保罗•沃尔福威茨、英国政府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指责，他们说中国的举措可能会使非洲陷入债务之中。美国财政部把中国称为“流氓债权人。”[29]然而非洲仍然深陷于西方设立的“债务陷阱”之中，欠债多达3000亿美元，并支付大量利息。[30]就象美国的非洲研究者者戴博拉•布劳地根（Deborah Brautigam）所指出的，中国“经常取消非洲国家的债款，这些贷款通常是以零利率发放的，并没有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要求的长期谈判和令人质疑的条件”。[31]例如，加纳两个主要城市阿克拉和库马西之间的公路是用中国的无息贷款在2006年修造的。[32]经合组织的研究人员更进一步得出结论说中国在非洲的活动并没有加深非洲国家政府的腐败。[33]中国的领导人知道腐败官员会抽走他们的基础设施贷款的一部分，但中国提供的贷款不会象西方的援助那样被腐败耗尽。正如一个香港记者所指出的，因为中国的贷款和援助与基础设施项目绑在了一起，“腐败的统治者就没那么方便地用它来购买奔驰了”。[34]美国的一名关于中国在非洲经营活动的观察员认为，中国的援助比西方的援助更为有效，因为中国的许多援助被用于“水电站大坝、铁路、公路和光纤电缆，这有可能造福老百姓，无论他们生活下的制度是多么腐败”。[35]尽管西方国家在言辞上要促进非洲石油生产者的透明度，但是在实际上却并没有约束在非洲开采石油的西方国家的公民和公司。对非洲石油区块的招标一般有支付给政府的“签字费”，这笔钱往往达到数亿美元。外国石油公司明知道在他们支付的数额与在政府官员瞒报之后东道国政府所获得的数额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别。有一个罕见的被公开的案例：西方石油公司告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说在2001年他们为石油管道项目向安哥拉支付了4亿美元，但是安哥拉政府声称只收到2.85亿美元，这中间的差额大概就被贪污了。[36] 安哥拉国家石油公司和总统办公室控制着石油收入。调查人员已追查到西方跨国公司支付给安哥拉官员海外私人账户的数亿美元的奖金和贿赂款。多数跨国公司拒绝公布他们为获取开采权所支付的金额。西方国家政府不要求本国的石油公司作出这种披露，但是却“与虎谋皮”，要求腐败的政府公开自己的腐败。[37]西方的政策干预并没有真正减少“资源的灾祸”（resource curse）。[38]一些非洲学者争辩说，只要非洲官员以及贿赂他们的西方石油公司总裁容忍这种犯罪行为，那么仅仅提倡透明度不足以结束与石油有关的腐败。英国政府的《采掘业透明度倡议》很难监管他们的行为，因为接受监管全靠自愿，而披露腐败的责任被放在非洲各国政府身上。[39]非政府组织倡导针对公开交易自然资源的公司--非交易的自然资源公司或国有企业除外--必须强制性地要求它们披露支付金额，。大多数西方石油公司，特别是美国的公司，一直在成功地抵制披露支付金额的要求。[40]西方媒体经常引述世界银行与乍得的协议作为一个外部干预得以遏制石油引发的腐败的成功例子，认为这个协议避免了资源灾祸，促进了扶贫。为了获得世界银行的少量资助来建设从乍得到喀麦隆的管道（这是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最大私人投资项目），自2003年以来乍得政府把来自埃克森美孚公司和其他管道运营商的特许权使用费存入伦敦银行。外国监督员监督着这个帐户， 向乍得发放资金，主要用于扶贫项目。管道建设中，由于石油价格低，跨国公司不愿意在没有世界银行支持的情况下冒险建设。一项研究发现，世界银行与乍得协议是一个“在一组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一次性事件，这些历史条件现在已不存在”。随着油价升涨和供应紧张，石油公司不再需要世行批准来投资项目。有人认为世界银行与乍得协议的地域范围和期限极其有限，对于减轻贫困不可能发挥多大作用。[41]“中国在非洲”的话语很可能会继续集中在中国从非洲进口石油的问题上。美国分析家尤其认为，在战略上中国与美国在争夺非洲石油。[42]到2007年为止，非洲为美国提供其每日石油进口的24％，超过中东所占的18.6％，到2009年非洲仍然每日为美国提供其石油进口的24%，超过中东。[43]美国政府估计，在2002到2025年之间非洲石油产量将增长91％，而全球产量将增长53％。2007年成立的美军非洲司令部武装部队的主要任务将是保护美国获得石油。[44]与美国在获得非洲石油的突出地位相伴随着的是美国对所有石油生产国的独裁统治者的支持。[45]苏丹是半个特例：美国与苏丹的军事和情报机构的领导人合作，并给他们提供保护，但是美国反对苏丹政权里伊斯兰主义的政治家。[46]美国精英用这半个特例和中国在苏丹投资和开发石油来使话语集中于所谓的中国在非洲“争夺石油”，尽管中国现在远不能与西方企业在控制非洲石油方面进行竞争，[47]况且中国从非洲（包括苏丹）获得的许多石油并没有运回中国，而是在国际市场上交易。[48]二、非洲的发展与中国的出口“中国在非洲”的话语也尖锐地批评中国对非洲的出口，认为产品质量差，不能很好地服务消费者，并导致非洲制造业的衰退。[49]在非洲大部分地区，许多价格昂贵的基本消费品是从发达国家进口的，但由于基础设施落后和腐败现象使非洲的生产成本非常高，这些进口产品往往比本地制造的产品更便宜。[50]中国的商品价格比两者都低，因此对基层非洲人有很大的吸引力。在马达加斯加的中国货物比本地或进口商品便宜2-3倍以上。[51]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到非洲从事贸易和投资，并且互相竞争，价格更加走低。在刚果首都金沙萨，中国商人开始时12美元卖一双鞋，随着越来越多的华人到来，价格跌至6美元一双。[52]在加纳，随着进口的中国自行车越来越多，价格在两年内从67美元降至25美元。[53]如果说廉价的中国产品使非洲基层消费者受益，[54]那也只有在7个非洲国家中国进口的比重占到5-14％。[55] 在中国的出口中基本消费品并不占主导地位，而“机械，电子设备和高新技术产品”占据了主导地位。[56]英国政府的一项研究发现，只有乌干达这个非洲国家，基本消费品的进口超过了从中国进口商品总值的五分之一，并且对于非洲国家来说，来自中国的进口主要是取代了来自其他地方的进口，对当地生产的影响不大。[57]中国政府承认，确实有些产品质量比较差。许多中国货物是由中国或非洲的私营商人带进非洲的，中国政府并不能控制他们。然而，中国政府已“采取严格的措施，以确保中国的所有出口产品符合最低的质量标准，并成立了一个部门，以阻止劣质货物的出口。”[58]不仅中国对非洲的大多数出口没有取代本地生产者，而且中国出口到世界市场的产品也没有传说的那样破坏非洲出口，而这种指责在西方国家相当普遍。[59]出口相似性指数（Export Similarity Index）是用来衡量的国家或地区各自出口产品的之间价值重叠多少的指数，中国和整个非洲的出口相似性指数只有4％，而且几乎都涉及纺织品和服装。[60]而有关“中国在非洲”的话语不断指责中国破坏了非洲的纺织品和服装生产。[61]中国出口到非洲的纺织品在2003年前后开始大幅上升，但是那时许多非洲国家的纺织品和服装行业已经遭遇了长期的衰退。1977年加纳的纺织品和服装业的就业人数为2.5万人，但是2000年只有5000名就业人员。[62]在20世纪80年代赞比亚的纺织品和服装业的就业人数为2.5万人，但是到2002年只剩下1万人。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许多非洲国家实行“进口替代”的工业化，把纺织品和服装就业人数提高到正规部门就业岗位的20-30％。然而到了80年代和90年代，大多数非洲国家已失去偿还债务的能力，国际金融机构坚持要求这些国家对外国商品开放市场，从而使一些国家遭遇去工业化，特别是纺织品和服装业。[63]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结构调整方案是非洲的纺织品和服装生产的真正掘墓者。尤其是发达国家的二手服装涌入非洲市场挤压了非洲纺织品和服装生产商的市场。[64]例如，在20世纪90年代，肯尼亚向美国和欧盟的二手服装和新服装开放市场，而美国和欧盟增加了对其棉农的补贴，导致肯尼亚棉花产业的萎缩，从而减少了对肯尼亚纺织品和服装生产商的供应。肯尼亚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提高了电力和其他原料的成本，使纺织生产企业更难以生产出低廉的有竞争力的产品。现在二手服装的销售涉及50万肯尼亚人，而该国的纺织品和服装产业—这个在20世纪八十年代初曾雇佣20万人的产业--几乎崩溃了。多达7万个企业工作岗位丧失。[65]截至2004年，即使美国的《非洲增长与机会法案》产生了一些效果，也只有不到3.5万人在肯尼亚的出口服装行业中工作。[66]2001年开始中国纺织品和服装的出口开始迅速增长。[67]虽然面临着激烈的竞争和大规模的失业，在中国设厂的公司在世界纺织品和服装出口中的份额从1990年的9％增长到2005年的24％。[68]纺织品和服装出口占中国2006年1770亿美元全球贸易盈余的70％。[69]从1974年开始，《国际纺织品贸易协定》（MFA）限制中国向发达国家出口纺织品和服装。1994年以后世贸组织的《纺织品与服装协议》（ATC）把《国际纺织品贸易协定》的配额一直维持到2005年1月1日。此后非洲对美的纺织品和服装出口一下子下降20％。在2005和2006年期间，一些国家的纺织品和服装行业的就业岗位大幅减少,[70]明显的原因在于“相对较高的水电等费用成本和运输成本以及运往美国较长的运输时间，比亚洲相比较低的生产率和非熟练劳动力，与中国和印度相比要少得多的棉纱来源和价格高得多的面料。”[71]“中国在非洲”话语指责说中国竞争尤其严重地冲击了莱索托、马达加斯加、摩洛哥和南非。然而，除南非以外，莱索托、马达加斯加、摩洛哥的纺织业到2000年是已经病入膏肓。后来的结果证明这几个国家纺织业并没有因为中国的竞争而死亡。在莱索托，纺织品和服装业的老板一直是外国人（主要来自台湾和香港的华人），雇佣了该国大部分正规部门的工人。2006年他们重塑自己，把自己包装成替美国市场生产“道德服装”的生产商，从而基本上恢复了原先就业水平。[72]马达加斯加的纺织服装业共有10万个就业岗位，在2005年损失了5000个此类岗位， 但是2006年他们把自己的优势锁定在高端纺织品和服装产品上。其实马达加斯加的纺织业和服装工业在2005-2007期间增长了3%，到2009年就业岗位又达到了10万。它的产出实际上占了AGOA计划下非洲对美国非石油产品类出口的25%。 [73]摩洛哥对策是提升其纺织品在价值链上的位置，因此出口已经开始复苏。他们使自己面向欧洲市场准时生产，因为欧洲市场有50-60％的需求不可能由遥远的中国出口商来满足。[74]据称，2003-2006年期间南非的纺织品和服装行业丧失了5.5万个就业岗位，其中有1.8万个就业岗位是从2004年底以来丧失的。除了中国产品的大量涌入这一因素之外，南非货币兰特在2002-2004年期间升值了50％，使南非、莱索托和斯威士兰的出口商品更加昂贵。[75]南非的纺织服装企业也没法得到亚洲的廉价面料，来生产产品出口到美国，也无法按照《非洲增长与机会法案》的优惠关税来向美国出口。[76]南非的服装工业面临着资金缺乏和管理不善的困境。该行业日益增长的非正规化就业已经导致劳动力去技能化，使得产品质量的无法保证。[77]中国纺织品的大量涌入对就业的影响也应置于一个更广泛的背景下来考查。约翰内斯堡大学的一位经济学家已经指出，因为有来自中国的廉价纺织品和服装，南非零售部门的就业大大增加，为南非的国内生产总值做出了主要贡献。南非零售业新增的就业机会补偿了纺织品和服装工业就业岗位的丧失。[78]无论如何，为了减少中国产品在南非引发的争议，中国在2007-2008年期间给向南非出口的31类纺织品和服装的定下限制性的配额。南非政府认为这将使中国进口减少三分之一，大概会创造出自2003年以来所丧失的就业岗位。[79]中国政府还同意为南非的纺织品和服装业培训计划资助250万美元，将“在必要情况下向南非提供优惠贷款，以促进南非纺织工业的现代化”。然而，不难想象，实际发生的情况是，南非市场上因为中国纺织品的减少而产生的空白被其它国家的纺织品的增加所填补。与2006年的水平相比，受配额控制的31类纺织品对南非的出口到2008年下降了50%, 而其中的40%则主要由其它亚洲国家（印度、印尼、香港、巴基斯坦，还有毛里求斯）的纺织品所替代。[80]在中国对非洲出口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之间，孰大孰小不容易划定。然而，就纺织品和服装行业而言，其影响并非象西方人所说的那样糟糕。西方国家对非洲纺织品和服装行业的关注没有采用比较分析法， 没有把它置于历史背景之下。应该指出的是，通过推动结构调整方案造成非洲纺织品和服装行业萧条的是西方而不是中国，而且西方国家如果真正关心非洲纺织品产业的话，他们还必须限制向非洲出口二手服装和新服装。三、非洲的发展与中国的投资流入非洲的大部分外国直接投资（FDI）来自欧洲、南非和美国。这些国家对非洲的投资加起来超过流入非洲所有FDI的一半。在1990年中国在非洲的FDI仅为4900万美元 ，在2003年达到6亿美元。在2005年中国在非洲的FDI存量为16亿美元，而中国在全球的FDI存量为570亿美元。从1979年至2000年，也就是能获得数据的最近几年，中国投在非洲制造业的FDI占到中国对非投资的46％（其中，纺织业就占15％），资源开采占28％，服务业（主要为建筑）占18％，农业占7％。中国曾表示，将鼓励对非洲的加工工业、基础设施、农业和自然资源的投资。[81]中国企业对非投资增幅巨大，有人估计到2006年底实现的和承诺的投资将达到117亿美元，其中包括制造业、贸易、运输和农业。[82]到2008年为止中国对非实现的投资存量达到78亿美元。2008年一年内实现和承诺的直接投资达55亿美元。据报道2009年的头9个月中国的直接投资比2008年同期增长了77%。中国将有可能很快成为非洲FDI的主要来源，而中国政府机构也为在国外进行直接投资活动的企业提供税收优惠、贷款、信贷以及使用外汇的权利。[83]因此投资问题也常常出现在“中国在非洲”的话语中。[84]然而在投资问题上，话语的关注面甚至比贸易还要狭隘，其主要焦点一直是一个中国国有企业的投资，而中国在非洲大陆的大型企业超过800家，其中有100家是大型国有企业。[85]西方媒体报道特别关注的企业是中国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拥有的中色非洲矿业有限公司（NFCA）在赞比亚经营的谦比希铜矿。[86]这些报道的结论是“中国人”是非洲的超级剥削者。赞比亚两个非政府组织2007年出的一份报告涉及到谦比希铜矿是否有超常压迫的劳动条件的问题，但是没有给出完整的答案。该报告认为私有化是赞比亚矿工劳动条件急剧恶化的主要原因。报告指出，常常有人说NFCA是赞比亚铜带省的最恶劣的投资者，印度公司韦丹塔（Vedanta）是第二恶劣的公司，而“通常被标示为‘白人’的瑞士、英国、南非、加拿大和其他投资者”据说是最好的投资者，而报告认为“这种观点显然来自于种族主义的假设和和经常被重复的都市神话”。[87]NFCA于1998年购买已倒闭的谦比希铜矿，使它恢复运营，把就业岗位从100增加到2200个，而赞比亚共有39,000名矿工。[88]然而该矿的炸药厂在2005年4月发生爆炸，造成47名赞比亚工人的死亡。2006年该矿的工人为了反对拖延支付工资而自发举行罢工，有两名示威者被枪杀。与该矿的180名中国雇员不同，赞比亚工人中只有少数能签上带有退休金的长期合同（permanent contract）。开始的时候NFCA使工会很难代表合同工人的权益，后来公司缓和了对工会的态度，2008年我们做调查时，80%多的工人是工会会员。它所支付的工资开始在赞比亚私营采矿公司中是最低的。高级经理中有11个中国人，而只有一个赞比亚人。赞比亚矿业在国有化期间，矿工家庭享有免费的医疗保健，但是现在他们很难享用矿区医院。虽然许多矿工和他们的家人遭受艾滋病毒之苦，但是这里缺乏预防保健。矿工生活的小镇设施条件很简陋。直到最近为止，赞比亚政府基本上忽视了矿区的生活条件。近来，赞比亚政府威胁要惩罚NFCA和和其他业主，因为他们的行为“过分,…把政府置于一个可笑的境地”。2006年收入最低的工人的工资有所增加，但仍只是在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左右。关注铜矿业的赞比亚经济学家在2008年指出，“NFCA[在工资水平方面]基本上赶上了其它的公司。所有的公司都有同样的看法，即这里有大量的普工，公司不必付高薪。”[89]无论如何，许多赞比亚人感到所有矿区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比私有化之前恶化，他们指责政府接受世界银行的要求，把矿区迅速交给多国公司。的确，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放了5亿美元的国际收支的援款，条件是赞比亚尽快完成私有化。[90]非政府组织的报告指出，在赞比亚的矿区中有“许多低劣的公司行为案例，特别是在麦特瑞克（Metorex）公司”。 麦特瑞克公司是南非的白人公司，拥有奇布卢马（Chibuluma）矿区的90%份额。该报告详细列举了该公司的剥削活动。[91]加拿大公司第一量子金属公司（First Quantum Metals）是坎桑希（Kansanshi）矿区的所有者，它和麦特瑞克公司共同抵制赞比亚政府把矿业费率（royalty rates）提高到2.5-3％的努力。该政策的目标是更好地支持公共教育和卫生项目。赞比亚的多数外国矿业公司现在缴纳是可能是世界上最低的费率。[92]麦特瑞克公司2006年在赞比亚采矿业中赚取了最高的利润。[93]印度公司韦丹塔（Vedanta）则拥有大型的孔科拉（Konkola）矿。麦特瑞克公司、第一量子金属公司和韦丹塔公司都只支付0.6％的费率和25％的公司税。然而，NFCA支付了2％的费率和35％的公司税。[94]1992年，当铜的价格是每吨2,280美元时，当时的国有铜矿向赞比亚的国库上缴了2亿多美元。2004年，当铜的价格是2868美元时，在相同产量的条件下，外资拥有的铜矿只向赞比亚政府上缴了800万美元。与私有化之前的时期相比，这些矿区现在往往与当地社区缺乏关联，社区不可能靠矿区致富。只有少数公司为雇员及其家属提供健康和教育服务。[95]谦比西铜矿业主诚然是苛刻的剥削者，然而所谓的白人经营者比较好、印度矿业经营者比较坏、而中国人是超级剥削者这样的等级分类是一种误导。[96]参加2006年总统竞选的爱国阵线（Patriotic Front）领导人迈克尔•萨塔（Michael Sata）表示，他将赶走中国人、印度人和黎巴嫩人，他把他们称作“侵扰者”。[97]萨塔接受了台湾的捐赠，并表示若他当选，他将承认台湾的独立。在竞选失败后，他访问了台湾；而他的一些追随者在赞比亚首都卢萨卡袭击了中国人的商店。[98]萨塔在参加2008年一轮的总统竞选时降低了他对中国和中国人的抨击。在落选后他很快又继续他的抨击。2009年底萨塔仍然把中国人（“the China Man”）当靶子，尽管NFCA新收购了因为08年铜价低靡而被瑞士老板抛弃的铜矿，从而给当地创造了3000个新的就业岗位。赞比亚谦比希铜矿绝不是非洲最大的中资企业。在尼日利亚有一个私人的、华人集团公司，拥有2万名员工，其中有许多尼日利亚人是其经理，有许多大陆国有企业在制造和工程建设方面与它合作。[99]在非洲还有一些大型的中资企业，例如在坦桑尼亚的友谊纺织厂（Urifiki Textile Mill）有2000名工人，在尼日利亚的一些鞋厂和纺织工厂雇用了1000-2000名工人。[100]然而，“中国在非洲”的话语却将谦比希铜矿在读者的印象里打下了深深地烙印。经过比较研究，你就会发现，在非洲的企业，无论是中国的，还是西方的，都存在着压迫性的劳动条件。然而，应当指出的是，中国公司在非洲投资所获得的利润要远远低于来自西方的投资。[101]世界银行指出，非洲“为外国直接投资提供了世界上最高的回报”。[102]在20世纪90年代，其回报率平均为29％，此后又有所增加。例如，美国在非洲子公司的利润率要远远高于他们在其他国家的子公司的收益；[103]但是中国公司在非洲的收益要低于在其他国家的收益。与非洲的许多西方投资不同的是，很多中国投资是与非洲企业的合资企业，非洲企业分享了利润。他们中大多数是为非洲市场生产的中小型企业。[104]中国企业在应对非洲发展计划方面是很灵活的。例如，在2007年，刚果民主共和国（金）禁止出口钴精矿。以前购买钴精矿的中国企业迅速顺应新政策，在刚果设厂生产铜钴合金。[105]与西方在非投资相比，中国的投资似乎没有那么集中于自然资源开采，而比较多地投入于基础设施和制造业。部分的原因是西方国家“在几十年前已放弃了在非洲从事大型基础设施建设和制造业，认为这些无利可图或太危险了”。2009年在美国的调查显示，多国公司的高管还是认为非洲商务环境险峻，不宜成规模地投资。[106] 2005年美国在非洲的直接投资有220亿美元，其中只有10％投资于制造业。[107]美国在非洲的直接投资中，有83％分布在5个非洲国家。除了南非之外，美国在其他四个国家的的直接投资绝大多数是在石油领域；在石油领域里，西方石油公司与中国国营企业之间也存在着差异：壳牌和其他西方大企业已在尼日利亚已经开采了半世纪，但是尼日利亚这个原油产出大国所使用的大部分汽油还依赖进口，而中国公司在苏丹则建立了勘探、生产、提炼、运输和销售的结构。[108]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声称：“随着石油工业的增长，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为10万个苏丹人提供过就业，同时促进了苏丹其他就业部门的增长。”[109] 西方有关“中国在非洲”的话语大部分是指责中国人具备了有利的条件，如通过支持苏丹和津巴布韦的统治者，来剥削非洲和非洲人。[110]但是，有几个西方国家直接支持非洲的暴君，为他们提供军事援助和合法性。实际上，奥巴马上台后，美国提供了更多的援助给非洲政府从美国购买军火和获取军事培训。[111]因此，如果我们通过比较来评价外国投资如何影响了非洲的发展权和人权，中国的作为不会比西方差。四、结论: 我们质疑全球体系人们谈及贸易方式对发展的影响往往关心的是货物的进口和出口。然而，世界上也存在着人和金钱的进出口。非洲私人财富的40%出口到了西方的银行，而不是中国的银行，而在这个交易里西方银行提供的是保密服务和利息。[112]西方国家还用他们的国籍来换取第三世界培养的专业技能，特别是非洲的医生和护士。这些非洲培养的专业人才大批流失到西方去。[113]这些贸易形式和交换侵犯了非洲的发展权。“中国在非洲”的话语的主要问题不是它对中国在非洲的行为有不准确的描述，[114]而是因为存在意识形态的取向，它对中国的批评脱离了世界体系的背景，也缺乏比较分析的视角。有些分析者把西方的正面行为来和中国做比较，指责中国在非洲的活动；有的则在讨论中国在非洲的消极影响时缺乏比较分析法，从而使话语的消费者们只能看到一些树木，而不能见到森林。这些分析反映了西方精英的国家利益观和道德优越感，因为这些密切涉及到与中国的“战略竞争”。[115]许多分析家几乎毫不质疑“援助非洲的发展”和“促进非洲的民主”之类的西方言论，而对于捕获中国企业进行剥削和压迫的例子则尤其眼明手快。[116]对中国和西方在非洲的行为的进行全面考查，将会使我们质疑全球体系，这个体系在许多方面使非洲失去了发展，虽然中国的贸易和投资行为不完全符合新自由主义，从而不完全支持西方的使命，然而中国正在日益融入这个全球体系之中。如果看不到这一点，那么我们无法诚实有效地回应所谓的西方在非洲行使“文明的使命”而中国则“不守道德”的二元论。在回击这种二元论时，中国批评西方自命不凡地把自己当成非洲的新导师，认为自己则避免充当指手画脚的角色、以促进“双赢”的贸易和投资推动非洲发展。许多非洲人也有类似的驳斥。[117] 与主要的西方国家相比，中国在非洲不仅仅收到非洲精英的欢迎。[118]2007年皮尤全球民意调查（Pew Global Attitudes Survey）要求10个非洲国家的老百姓把中国和美国对自己国家的影响进行比较。其中9个非洲国家的61-91％的受访者表示，中国的影响对他们的国家比较好，比例上大大超过了美国。2009年的皮尤调查抽查了26国的百姓关于中国的态度。其中仅有的两个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尼日利亚和肯尼亚，分别有85%和73%的人对中国表示好感，好感率分别为26国中的第二（仅次于中国本土）和第四。[119]中国在非洲的一个重要意义是，西方国家和企业可能需要对自身在非洲大陆的作为进行更多的反省。 “中国在非洲”的话语，特别是关于中国的贸易和投资对发展的影响，今后将持续下去，而读者将对相互竞争的观点进行权衡。2009年西方主流媒体出现过一个对中非关系比较公正的报道。[120]如果我们关注一下在非洲人们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可能已经发现，许多非洲人对于这种二元对立保持谨慎的态度。许多非洲人正在拒绝让这种话语来转移人们对非洲在世界体系中处于长期屈从地位的关注，这个世界体系本身建立在剥削和侵权的基础之上。注释：[1]参见Maxi Schoeman, “China in Africa: the Rise of a Hegemony?” 刊载于China and Africa: Partners in Development and Security?， Danish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Copenhagen, Aug. 23, 2007.[2]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话语在美国最盛行，而在1998年联合国通过发展权的决议时，只有美国拒绝承认这种权利。参见 “US Votes Against Development as Basic Human Right,” Inter Press Service (IPS), Dec. 10, 1998.[3]参见 “Patron of African Misgovernment,” New York Times (下注简称为NYT), Feb. 19, 2007, 页3.[4]参见Yaroslav Trofimov, “In Africa, China's Expansion Begins to Stir Resentment,” Wall Street Journal (下注简称为WSJ), Feb. 2, 2007, 页 4.[5]参见Jian Junbo, “China's Role in Africa,” Beijing Review 6: (February 8, 2007),页 15.[6]美国政府已经注意到了中国在非洲的吸引力。参见James Swan (副助理国务卿), “Remarks to Columbia University's Third Annual China Symposium,” Apr. 20, 2007, www.state.gov/ p/af/ris/rm/83474.htm ; Darren Taylor, “African Respect for Chinese Expatriates Grows” VOA News, May 8, 2007, www.voanews.com/english/Africa ... se-Expatriates-Grows.cfm.[7]参见Robyn Dixon, “Africa Holds Attractions for China Leaders.” Los Angeles Times (下文简称LAT), Jan. 31, 2007; “China,” Mbendi: Information for Africa, 2007, http://www.mbendi.co.za/land/as/cj/p0005.htm; “Foreign Firms are Driving our Surplus,” Xinhua (下文简称XH), March 12, 2007; “Goodwill Gives Obama Added Leverage in Africa,” Reuters, July 9, 2009; “China SOEs Move to Fill Africa Investment Gap,” Business Daily Update, June 16, 2009; “China Says Export Slide Deep,” United Press International (UPI), Aug. 13, 2009.[8]参见“World must do more for Africa, China’s Premier says,” Agence France Presse (下文简称AFP), May 16, 2007.[9]参见 Hany Besada, “China in Africa – a Reliable Friend?” Taipei Times, March 25, 2007:页8.[10]参见Harry Broadman, Africa’s Silk Road: China and India’s New Economic Frontier (Washington: World Bank, 2006):页11-12, 81; “Africa Trade Profile,” Africa News, July 21, 2009; “Continent Must Engage China with Win-Win Strategies, Mmegi (博茨瓦纳报纸), Oct. 20, 2009; “AGOA’s Poor Show Blamed on Issues ‘Unique’ to Continent,” The East African (肯尼亚报纸),July 6, 2009。2005年中国棉花进口约21%和钻石进口的26％来自非洲。非洲原木出口约15.4％到了中国。参见 Ron Sandrey, “The African Merchandise Trading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Inside Asia, 2006 (3-4):8-10.[11]参见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U.S.-African Trade Profile (Washington: International Trade Administration, 2006):1, 2, 12；“US Trade Preference Programs,” CQ Congressional Testimony, Nov. 17, 2009.; “Reforming African Economies Continue to Reap Benefits,” US State News, Sept. 7, 2009；“AGOA’s Poor Show Blamed on Issues ‘Unique’ to Continent,” The East African, July 6, 2009。[12]参见“Analysis of China’s Energy Import and Export,” XH, Mar. 19, 2007; “China Oil Demand Seen at 7.01 mln bpd,” XH, Nov. 10, 2006; “China’s Thirst for Energy Complicating Global Policy,” Petroleumworld. com, Jan. 18, 2006, www.petroleumworld.com/story06011809.htm; “China Oil Dependence Sparks Concerns,” Radio Free Asia, Jan. 5, 2009.[13]参见 Erica Downs, China (Washington: Brookings Institution 2006):31. 与此相类似的是，尼日利亚对美国的原油出口占美国原油进口的11％。参见“US Warns of Al-Qaeda Attacks,” This Day (下文简称TD，尼日利亚报纸), September 7, 2007.[14]参见B. McKenna, “Don’t Expect ‘Energy Independence’ to Clear the Air on Climate Change,” Globe & Mail (多伦多报纸)(G&M), Jan. 30, 2007 (美国2006年消耗的石油中60.3%为进口。); David Bird, “Africa Tops Mideast for US Crude,” Houston Chronicle (下文简称HC), Feb. 25, 2007 (美国2006年进口的石油22%来自非洲).[15]参见David Nason, “Troubled Waters Over Oil’s Future,” The Australian, June 20, 2005.[16] John Ekongo “China and Equal Partner to Africa,” New Era (纳米比亚报纸), May 6, 2009; “Full Text of Chinese Premier's Press Conference in Egypt," XH, Nov. 10, 2009。[17]参见Peter Brookes, “Into Africa: China’s Scramble for Influence and Oil,” Heritage Lectures No. 1006 (Washington: Heritage Foundation, 2007):2; Hamish Macrae, “We Fail to Work with China at our Peril,” The Independent, Feb. 14, 2007:32.[18]参见Bassam Fattouh, “The Origins and Evolution of the Current International Oil Pricing System: a Critical Assessment,” 刊载于 Robert Mabro (编辑), Oil in the 21st Century: Issues,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41-100.[19]参见Peter Custers, “Unequal Exchange and Poverty in African Countries Exporting Primary Commodities.” European Conference of People’s Global Action. Sept. 2, 2002, www.nadir.org/ nadir/iniativ/agp/ pgaeurope/leiden/poverty_africa.htm. “不同类的交易”（disparate exchange）主要是指通过直接或间接的交易，一方获取的商品是财富，而另一方获取的商品却是社会财富的浪费，比如一方获取的是财富类的石油，而另一方获取的是武器，武器属于社会财富的浪费。参见Peter Custers,“The Civil War in Sudan and the Trading Mechanism of Disparate Exchange,” European Conference of People's Global Action PGA, Sept 2, 2002, www.petercusters.nl/file/11.[20]参见Terry Lynn Karl,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Oil,” 刊载于 Cutler Cleveland (编辑), Encyclopedia of Energy (San Diego: Elsevier, 2004). 安哥拉每100万桶石油在美国创造的就业岗位是在安哥拉创造就业岗位的两倍。参见 Keith Myers, “Petroleum, Poverty and Security,” (London: Chatham House Africa Programme Briefing Paper 2005):6.[21]参见 Lynn Cook, “Big Oil Hashes Out Issues with State-Run Firms,” HC, Sept. 17, 2004.[22]从1956年到2005年，中国为非洲国家的900个基础设施项目提供了440亿美元的低息或无息贷款。参见 “China Looks to Africa with an Eye to Reaping Financial and Political Gains,” Associated Press (下文简称AP), June 18, 2006.[23]参见Robert Shephard, et al., “Financing Infrastructure in Africa,” Gridlines No. 13 (Sept. 2006):2.[24]参见Tony Elumelu, “Obstacles and Opportunities to Financing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in Sub-Saharan Africa: the UBA Experience” (Washington: UBA 2006), www.africacncl.org/downloads/2006_IC/Elumelu.pdf; United Nations, World Economic Situation and Prospects 2007 (New York: UN DE&SA, 2007):105.[25]参见“Financial Collaboration a New Focus in China-Africa Economic Cooperation,” XH, May 17, 2007；“China’s Emerging Role in Africa,” Grid Lines (Washington: World Bank, s.d.,2008?), www.eu-africa-infrastructure-t ... erging-role-in-africa.pdf。 到2007年年中为止，中国进出口银行已为非洲的有关项目提供了132亿美元的贷款；仍未偿付的贷款占该银行业务的20%。参见“Briefing: Asia Banking,” Asia Pulse, July 30, 2007. 这些贷款中，给电力行业的贷款占40％，交通运输占20％，电信占12％，水占4％，给多领域的承诺占24％。参见Broad (2005):275。 2007年承诺的200亿美元将用于资助中国的“高科技”产品的出口，目的是建设非洲的基础设施。参见Wang Jian-Ye, What Drives China’s Growing Role in Africa? (Washington: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2007):10; “The Export-Import Bank of China,” http://english.eximbank.gov.cn/profile/introduction.jsp.[26]参见“G8 Raps China for Lending $20b to Africa,” United Press International, (UPI), May 21, 2007. 八国集团把减免债务称作援助。如果不算这部分援助，那么从2005年到2006年八国集团对非洲的援助下降2%。参见Jeffrey Sachs, “Empty Promises,”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下文简称SCMP), Apr. 24, 2007。中国不把减免债务称作援助。参见Darren Taylor, “Chinese Aid Flows into Africa,” VOANews, May 8, 2007, www.voanews.com/english/Africa ... id-Flows-into-Africa.cfm.[27]参见“Angola: Oil Backed Loan Will Finance Recovery Projects,” Integrated Regional Information Networks (IRIN), Feb. 21, 2005, www.irinnews.org/ report.asp?ReportID=45688; IRIN, “Angola: Cautious Optimism for 2005, Jan. 14, 2005, www.irinnews. org/report.asp?ReportID=45077; “Angola/China: an Example of South-South Cooperation,” Angolan Press Agency, Mar. 25, 2004; Cindy Hurst, China’s Oil Rush in Africa (Washington: Institute for the Analysis of Global Security 2006):10.[28]参见Lucy Corkin, “Angola Flexes New-Found Muscle,”Business Day (下文简称BD)(South Africa报纸), Mar. 23, 2007; Gill, “China’s Expanding Role . . . , 2007:9. 一位匿名的审稿人告诉我们一个未公开的信息，说中国对安哥拉的贷款总共达到130亿美元。[29]参见“China-Africa Ties Come Under Fresh Scrutiny,” The Nation (肯尼亚报纸), December 12, 2006; “Beijing Summit: Implications for Africa,” TD, Nov. 5, 2006; Michael Phillips, “G-7 to Warn China over Costly Loans to Poor Countries,” WSJ, Sept. 15, 2006:A2.[30]参见“It’s Trade Not Aid that will Lift Africa from Poverty,” East African (肯尼亚报纸), November 8, 2005. 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在2003年支付了82亿美元的利息; George Kerevan, “So we all Take to the Streets. Will it Work?” Scotsman, June 2, 2005.截止2005年，尼日利亚、肯尼亚和赞比亚等国把其国家预算的40%用于偿还债务。参见“Debt in Africa,” Mbendi, www.mbendi.co.za/land/af/p0060.htm.[31]参见Deborah Brautigam and Adama Gaye, “Is Chinese Investment Good for Africa?”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Feb. 14, 2007, http://www.cfr.org/region/143/africa.html.前世界银行经济学家威廉•伊斯特利（William Easterly）认为，减免债务将引起道德风险，因为它会鼓励被减免债务的国家在将来借贷之后又期望更多的债务减免。参见The White Man’s Burden: Why the West’s Efforts to Aid the Rest Have Done So Much Ill and So Little Good (New York: Penguin Press, 2006). 当然，中国至今一直对非洲国家减免债务，这并不能保证中国在将来还会继续这样做。[32]参见“Chinese Investors Outpace Indians, British in Ghana,” AFP, June 17, 2006.[33]参见Andrea Goldstein, et al. China and India: What’s in it for Africa? (Paris: OECD 2006):53.[34]参见Frank Ching, “Cosy Ties, but China Needs to do more for Africa.” Business Times, July 13, 2005.[35]参见Jennifer Brea, “China’s New Scramble for Africa,” American.Com: a Magazine of Ideas Online, www.american.com/archive/2006/ ... -new-scramble-for-africa.[36]参见“Signing On,” Petroleum Economist, Oct. 2004:1.[37]参见John McMillan, “Promoting Transparency in Angola,” Journal of Democracy 16:3 (2005)155-169.[38]参见John Ghazvinian, Untapped: the Scramble for Africa’s Oil (New York: Harcourt 2007).“资源灾祸”在这里指的是一种悖论，即自然资源的丰富不仅没有给一些国家带来更多经济增长和发展，反而使它们有较少的经济增长、更多的发展恶果。[39]参见Nicholas Shaxson, Poisoned Wells: the Dirty Politics of African Oil (New York: Palgrave 2007): 217-218. 虽然一般西方不认为中国考虑透明度，然而惠特克男爵夫人（Baroness Whitaker）在英国上议院辩论中说，由于中国与国际组织的联系“中国可能会支持采掘业透明度倡议的原则”。参见“Africa: Chinese Investment,” Lords Hansard, Feb. 6, 2007: Column 670.[40]参见Afeikhena Jerome, et al., “Addressing Oil Related Corruption in Africa: Is the Push for Transparency Enough?” Review of Human Factor Studies 11(1) (2005):7-32.埃塞俄比亚总理梅莱斯•泽纳维（Meles Zenawi）曾表示：“西方人若认为他们可以买到非洲的善政廉政，这将是错误的想法，善政廉政只能来自内部。中国根本没有威胁非洲的善政廉政与民主的改革，因为只有土生土长的才有成功的机会”。参见“Ethiopia: PM Opposes ‘Neo-Liberal’ Economic Reforms,” Africa News, Feb. 17, 2007.[41]参见Scott Pegg, “Can Policy Intervention Beat the Resource Curse? Evidence from the Chad-Cameroon Pipeline Project,” African Affairs (下文简称AA) 105/418 (2005):1-25.[42]参见Joshua Eisenman and Joshua Kurlantzick, “China’s Africa Strategy,” Current History 105 (691) (2006):219-224; Michael Klare and Daniel Volman, “The African ‘Oil Rush’ and American National Security,” Third World Quarterly 27:4(2006):22-35; Gregory Kane, The Strategic Competition for the Continent of Africa (Carlisle PA: US Army War College 2006); Donovan Chau, Political Warfare in Sub-Saharan Africa: US Capabilities and Chinese Operations in Ethiopia, Kenya, Nigeria, and South Africa (Carlisle, PA: USAWC, 2007).[43]参见“U.S. Military to Help Secure Oil,” Vanguard (尼日利亚报纸), May 22, 2007； “The Oil Need that Fuels US ‘Outreach’ in Africa,” Washington Post (WP), May 28, 2009。[44]参见Michael Klare, Blood and Oil: the Dangers and Consequences of America’s Growing Dependence on Imported Oil (New York: Metropolitan, 2004):144; Lauren Ploch, “Africa Command: US Strategic Interests and the Role of the US Military in Africa,”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May 16, 2007.[45]参见Paul Lubeck, et al., “Convergent Interests: US Energy Security and the ‘Securing’ of Nigerian Democracy,” International Policy Report, Feb., 2007:10. 在暗中操纵尼日利亚2007年的选举之后，美国宣称尼日利亚是一个战略伙伴，将继续与尼日利亚合作。 参见Constante Ikokwu, “US: Nigeria Still Strategic Partner, Despite Election Flaws,” TD, May 19, 2007.[46]参见Paul Moorcraft, “Strange Bedfellows in Khartoum,” BD, June 22, 2007; Greg Miller, “U.S. Relies on Sudan Despite Condemning It,” LAT, June 11, 2007 (美国和苏丹情报部门“每日都安排互访”); US State Dep’t, Country Reports on Terrorism, April 30, 2007, http://www.state.gov/s/ct/rls/crt/2006/82736. htm (美国国务院的国家报告称苏丹是“与恐怖作战的坚定的伙伴”).中国为苏丹提供了20%的武器进口，俄罗斯则为她提供了40%的武器进口。参见Mark Bromley and Andrea Goldstein, “What China Model can do for Africa,” Financial Times, Feb. 16, 2007。法国和其他国家也为苏丹提供武器，参见F. William Engdahl, “Darfur: Forget Genocide, There’s Oil,” Asia Times, May 25, 2007, www.atimes.com/atimes/China_ Business/IE25Cb04. html.关于中国在劝说苏丹同意联合国维和人员进入达尔富尔方面所发挥的作用，请参见Jonathan Holslag, “China’s Diplomatic Victory in Darfur” (Brussels Institute of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 2007)。尽管有达尔富尔问题，在2005年苏丹南北议和之后，美国石油企业重新对苏丹的石油产生了兴趣，参见Matthew Chen, “Chinese National Oil Companies and Human Rights”, Orbis (Winter 2007):41-54.印度与中国和马来西亚合作开发苏丹的石油。印度支持苏丹关于达尔富尔问题的立场。 参见Luke Patey, “A Complex Reality: The Strategic Behavior of Multinational Oil Corporations and the New Wars in Sudan” (Copenhagen: Danish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2006):37.[47]参见Jedrezej George Frynas and Manuel Paul, “A New Scramble for African Oil? Historical, Political and Business Perspectives,” AA 106:423(2007):229-251。非洲最大的石油出产国尼日利亚的石油95%由五个西方公司所生产：壳牌石油公司、埃克森公司、雪佛龙公司（Chevron）、道达尔石油公司（Total）和阿吉普石油公司。出处同上。[48]参见Darren Taylor, “Concerns Mount about Chinese Oil Interests in Africa, VOANews, May 3, 2007, www.voanews.com/english/Africa ... Chinese-Oil-Interersts-in–Africa.cfm; Nicholas Freeman, The Dragon on the Nile: China’s Pursuit of Energy Security in Sudan (Annapolis: US Naval Academy 2006):79.[49]参见Michael Wines, “China’s Influence in Africa Arouses Some Resistance,” NYT, Feb. 10, 2007:3; “Frankenstein in Africa: China Sets Out to Destroy Africa’s Manufacturing Sector,” Jan. 1, 2007, http://pundita.blogspot.com/2007/01/frankenstein -in-africa-china-sets-out-html .[50]参见“Zambia to Initiate Campaign to Boost Local Products Consumption,” XH, Aug. 16, 2005；Nigel Harris, The Return of Cosmopolitan Capital: Globalization, the State and War (London: Taurus, 2003)。在生产T恤衫之类产品上，许多非洲国家同样不能与拉美国家进行竞争。参见Uma Subramanian and Matthias Matthijs, “Can Sub-Saharan Africa Leap into Global Network Trade?”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4112 (2007).[51]参见“Africa a Frontier of Opportunity for Expanding China,” AP, February 8, 2007; Catherine Fournet-Guerin, “New Chinese Immigration in Antananarivo,” Chinese Perspectives, No. 67 (2006):45-57.[52]参见《中国个体商人淘金非洲 艰苦创业“敢想敢干”》，人民网2005年8月17日, http://chinese.people.com.cn/GB/42316/3622666.html.[53]参见“Is the Awakening Giant a Monster,” The Economist, Feb. 13, 2003.[54]这些消费者并不仅仅是基本商品的购买者。许多非洲企业购买的中国商品通常包括机器、生产原料和批发商品。参见“How Chinese are Taking Over Kampala’s Business Hub,” New Vision (乌干达报纸), May 2, 2007.[55]参见Jane Kennan and Christopher Stevens. Opening the Package: the Asian Drivers and Poor-Country Trade (Brighton: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udies [IDS], 2005):2.[56]参见“China to Promote Trade, Economic Links with Africa in 2006,” XH, January 6. [57]参见Chris Edwards and Rhys Jenkins, The Effect of China and India’s Growth and Trade Liberalisation on Poverty in Africa (London: UK 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2005):28-29, 38。这种研究当然没有考虑到走私商品，走私品中的消费品和非消费品的比例不得而知。[58]参见Nick Thiong’o, “China Unveils Move to Curb Sub-Standard Exports,” Kenya Times, Nov. 23, 2006。中国商务部要求在非洲的中国企业雇佣当地的工人，并遵守国际安全标准。参见Gill and Riley, “The Tenuous . . .,” 2007:47。中国国务院发布了“鼓励企业海外投资并使其标准化的九条原则”，要求中国海外企业遵守当地法律，保护劳工权利和环境，履行企业的社会责任。参见Stephen Marks, “The Summit in Beijing,” Pambazuka News, Dec. 14, 2006.[59]这并不是说，在某些领域和在特定条件下其影响不会显著。参见Raphael Kaplinsky, et al., “The Impact of China on Sub Saharan Africa,” April 2006, http://www.ids.ac.uk/ids/global/Asian ... fs/DFIDAgendaPaper06.pdf.[60]参见Robert Devlin, The Emergence of China: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for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Table 5.5.[61]参见Karen Palmer, “Asian Imports Gutting African Textile Trade,” SCMP, Dec. 14, 2005:9. 非洲2003年的纺织品和服装出口总价值为23亿美元，比4000亿美元的世界贸易的1%还要少。参见“How Many Will Closure of Textile Company Affect?” New Era (纳米比亚报纸), Jan. 22, 2007.[62]参见Peter Quartey, “The Textile and Clothing Industry in Ghana,” 刊载于 Herbert Rauch and Rudolph Traub-Merz (编辑), The Future of the Textile and Clothing Industry in Sub-Saharan Africa (Bonn: Friedrich-Ebert-Stiftung, 2006):135-146。到2005年3月为止，该工业仅仅雇佣了3000人，出处同上，第136页.[63]参见Rudolf Traub-Merz, “The African Textile and Clothing Industry: From Import Substitution to Export Orientation,” in Rauch and Traub-Merz, The Future . . ., 2006:9-35。 2001年的纪录片《T恤衫的全球之旅》（T-Shirt Travels）表明，在1991年赞比亚市场向二手服装开放之后，所有的服装工厂都倒闭了。参见http://www.pbs.org/independentlens/tshirttravels/film.html。有些人声称中国商品破坏了津巴布韦的纺织工业。参见“Cheap Chinese Goods Destroyed Zim Economy”，The Namibian, August 28, 2007。然而国际纺织品、成衣、皮革工人联合会的领导人指出，“津巴布韦20000个纺织品和服装业就业岗位的丧失，直接或间接起因于从西方进口旧衣服。”参见“Western Charity Undermines African Textiles,” New Internationalist, no. 373 (Nov. 2004):1。津巴布韦的纺织品和服装生产商把津巴布韦的去工业化归因于进口二手服装、西方强加的结构调整计划和干旱。参见Simone Field, The Internationalisation of the Second-Hand Clothing Trade: the Case of Zimbabwe, 未出版的博士论文, Coventry University, 2000:301.[64] 2003年二手衣服占了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进口价值总量的26.8%。参见Sally Baden and Catherine Barber, “The Impact of the Second Hand Clothing Trade on Developing Countries,” Oxfam Briefing Paper (2005):5, http://www.maketradefair.com/en/assets/english/shc_0905.pdf.[65]参见“Social Forum Best Placed to Question World Order,” East African Standard (肯尼亚) (下文简称EAS), January 22, 2007; Gloria Otieno, Trade Liberalization and Poverty in Kenya: A Case Study of the Cotton Textiles Subsector (Nairobi: Kenya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Research and Analysis, 2006). [66]参见Raphael Kaplinsky and Mike Morris, “Dangling by a Thread: How Sharp are the Chinese Scissors?” (Brighton: IDS 2006):vi, http://www.ids.ac.uk/ids/global/AsianDriverpdfs/ RKDanglingbyathread.pdf.[67]参见Duane Newman, “Duane’s World,” BD, December 4, 2006; Mills Soko, “SA Can Cut Lessons from Chinese Cloth,” BD, Oct. 19, 2006.[68]参见“Lesotho Shows Textile Woes are About More than China,” BD, July 1, 2006. 中国纺织品出口的约三分之一是由“外商”企业生产的，主要是香港或台湾的企业。 参见“E-TV Interview with Charge d’Affaire Mr. Zhou Yuxiao,” PRC Embassy, South Africa, April 13, 2006, www.fmprc.gov.cn/eng/wjb/zwjg/zwbd/t246214.htm; Mills Soko, “The Lessons of China’s Rag Trade Revolution,” Cape Argus (南非报纸), Feb. 1, 2007. [69]参见“Poorer Nations Feel China’s Weight,”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下文简称IHT), Apr. 3, 2007:14. [70]参见Gumisai Mutume, “Loss of Textile Market Costs African Jobs,” Africa Renewal 20(1) (2006):18-22; Kaplinsky and Morris, “The Impact . . .” 2006:34.[71]参见John Miller, “Nike to the Rescue? Africa Needs Better Jobs, Not Sweatshops,” Dollars & Sense, Oct. 21,2006. [72]参见“Textiles No Longer Hanging by a Thread,” IRIN, July 3, 2006; Stephanie Hanes, “Hey, Nice Clothes, But are They Ethical,”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Oct. 13, 2006:1; “Textile Producers Get a Boost from Trade Bill . . ,” allAfrica.com, Dec. 12, 2006. [73]参见Ralaivelo Maminirinarivo, “The Textile and Clothing Industry of Madagascar,” in Jauch and Traub-Merz, The Future . . . 2006:178-192; “A Nice Dairy Tale,” Economist, Dec. 9, 2006; “International Textile Markets Rushing on for Eco-Friendly Fabrics,” World Trade Review, Apr. 1-15, 2007; 参见“Madagascar: Outlook for 2007-08: Economic Growth,”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Mar. 7, 2007；“Community of Eastern and Southern Africa (COMESA) Deputy Secretary General Stephen Karangizi Testifies Before House Ways and Means Sub-Committee,” Fair Disclosure (FD) Wire, Nov. 17, 2009; “Business Presses Administration for Quick Madagascar AGOA Business Decision, “ Inside US Trade, Oct. 30, 2009.[74]参见“Moroccan Textiles Manufacturers . . .” Reuters (TV), Mar. 28, 2007, http:rtv.rtvlondon.co.uk/2007-03-28/30fb69ca.html.[75]参见Traub-Merz, “The African Textile . . .,” 2006:17, 25. 南非工会估计丧失了60000—70000个就业岗位，然而开普敦大学经济学院发现丧失的就业岗位是以上数字的三分之一；其他就业岗位被非正式化了。参见Dave Marrs, “Chinese Textile Quotas a Case of Too Little, Too Late,” BD, Nov. 13, 2006. [76]参见Kaplinsky, “The Impact . . .,” 2006:13。非洲对美出口的成衣所使用的织料85%来自亚洲，其中主要来自中国。参见“AGOA Forum 2006: Stakeholders Seek Ways to Broaden AGOA Opportunities,” http://agoa.info/?view=.&story=news&subtext=687.[77]参见“Lesotho Shows . . .,” 2006. 也可参见 Kaplinsky, “The Impact . . .,” 2006:13, 26.[78]参见Lumengo Bonga-Bonga, “China Can Help Revive the African Textile Industry,” Univers Foreign Affairs, December 7, 2006, www.tilburguniversity.nl/unive ... fairs/0607/12/bonga.html. Interview with Prof. Bonga-Bonga; Johannesburg, Aug. 1, 2007.[79]参见“Quotas on Chinese Textile-Clothing Imports Start,” China Monitor (南非出版物) No. 14 (Jan. 2007):16。这些配额从2007年3月开始废除，因为一些纺织品和服装制造商不能从中国得到织料，从而引起就业岗位的丧失，而这正是配额所要防止的。参见Mathabo Le Roux, “Minister Rows Back on Chinese Imports,” BD, Mar. 29, 2007:1。南非的工业把这些配额看作一种胜利。参见“High Hopes as New Talks Start in Clothing Industry,” Business Times, May 13, 2007。参见Ethel Hazelhurst, “Imports from China Fall,but Products Take Detour to SA,” Star , Sept. 3, 2007；Don Ross, “Let Quotas on Clothing and Textile Imports Die,” The Star (Johannesburg), May 28, 2008。[80]参见“China to Make More Efforts to Help Africa Develop Textile Industry,” XH, Oct. 18, 2006; “E-TV Interview . . . 2006.[81]参见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UNDP), Asian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Africa: Towards a New Era of Cooperation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2007):12, 19, 51, 56-57.[82]参见“China Plays Increasing Role in Continent’s Development,” IPS, May 17, 2007； Chen Deming, “Cooperation Benefits All People,” Business Daily Update, Nov. 9, 2009; “China-Africa Cooperation Builds on Africa’s Capacity: Chinese Premier,” XH, Nov. 8, 2009.[83]参见UNDP, Asian Foreign . . . 2007:55-56.[84]参见Brautigam and Gaye, “Is Chinese Investment . . ..,” 2007.[85]参见“Africa to be More Attractive for Chinese Investors,” XH, Feb. 3, 2007.[86]参见Trofimov, “In Africa . . .,” 2007; Olin Freeman, “Africa Discovers Dark Side of its New Colonial Master,” Sunday Telegraph, Feb. 4, 2007; Robyn Dixon, “Africans Lash Out at Chinese Employers,” LAT, Oct. 6, 2006; Roy Carroll, “China’s Goldmine,” Guardian, Mar.28, 2006.[87]参见Alastair Fraser and John Lungu, For Whom the Windfalls: Winners and Losers in the Privatisation of Zambia’s Copper Mines (Lusaka: Civil Society Trade Network of Zambia and Catholic Centre for Justice, Peace and Development, 2007).[88]参见Christian Aid, A Rich Seam: Who Benefits from Rising Commodity Prices (London: CA, 2007):21.[89]参见Dixon, “Africans Lash . . . ,” 2006. NFCA声称要在未来的支出计划中推动有关矿工的“企业社会责任计划”，关于这一点，请参见“Zambian Councilor Praises Chinese Investment,” XH, July 14, 2007; “Chambishi Mines Launches Social Responsibility Plan,” Times of Zambia (下文简称TOZ), July 10, 2007；约翰•隆古（John Lungu）教授访谈, Copperbelt University（铜带省大学）, July 14, 2008。[90]参见John Craig, “Putting Privatization into Practice: the Case of Zambia Consolidated Copper Mines Limited,” Journal of Modern African Studies 30:3 (2001):389-410; Christian Aid, A Rich Seam . . . 2007:21.[91]参见Fraser and Lungu, For Whom . . . , 2007:48.[92]参见Charlotte Mathews, “Metorex Ramps Up its Copper Exposure,” BD, Feb. 5, 2007; “Zambia: Conflict Looms Over Revision of Mineral Tax,” IPS, Nov. 15, 2005.[93]参见“State Gets $71 Million Tax from Mines,” TOZ, Feb. 22, 2007.[94]参见Christian Aid, A Rich Seam . . ., 2007:22. 2007年夏天孔科拉铜矿（Konkola）和坎桑希铜矿（Kansanshi）发生了罢工，导致随后罢工组织者被枪杀。参见“FQMO Fires Four Kansanshi Miners,” TOZ, July 27, 2007; Andy Blamey, “Lost Output from Strikes around 39,000 mt: Barclays,” Metals Week, August 6, 2007.[95]参见Christian Aid, A Rich Seam . . .: 24.[96]西方媒体经常引用一个政客谈论这个等级论。盖伊•史考特（Guy Scott）是一个白人农场主，前农业部长，反对派爱国阵线（Patriotic Front）的总书记，他说：“我们一直都碰到坏人。白人是坏人，印度人更坏，但是中国人最坏”。参见Chris McGreal, “Chinese Influx Revives Colonial Fears,” Guardian, Feb. 9, 2007.[97]参见“Zambia Opposition Chief Files Complaint Over Amin Comparison,” AFP, Sept. 17, 2006.[98]参见Amos Malupeng and Brighton Phiri, “Sata Visits Taiwan,” The Post (赞比亚报纸), Feb. 6, 2007.[99]参见Ni Yangshuo. 2006. “Servir d’intermediaire pour Faciliter les Rapports entre la Chine et le Nigeria” (To serve as an intermediary to facilitate rapport between China and Africa), Chinafrique. No. 10,www.chinafrique.com/zf-2005/2006-10/2006.10-hz-1.htm； “’The China Man is the Rider, the African is the Horse’: Sata,” TOZ, Dec. 18, 2009; “The Might of China,” TOZ, Dec. 21, 2009。[100]参见UNDP, Asian Foreign . . . 2007:59-60; Craig Timberg, “From Competitors to Trade Partners,” WP, Dec. 3, 2006.[101]西方人常常预设因为中国国有建筑公司有中国政府的补贴，所以它们在非洲能承受较低的利润率。但是实际情况是建筑公司在中国国内建筑市场获得的利润率就很低，平均只有2-3%。参见“High Debt Rate, Price War Haunt China’s Construction Industry,” XH, Mar. 21, 2007。至于在中国政府资助的非洲工程中，中国企业是否有优势获得合同，这一点还有待证实。[102]参见World Bank, Global Development Finance (Washington: WB, 2003):95.[103]参见Ernest Harsch, “Foreign Investment on Africa’s Agenda,” Africa Recovery 17:2 (July, 2003):12-16; “Encouraging Businesswomen in Africa,” 2002, www.cipe.org/publications/overseas0002/features/ encouraging.html (1997年美国所属的公司在非洲的利润率是25%，而在世界范围内是12%)。[104]参见UNDP, Asian Foreign . . . , 2007:57-59。中国也在其它非洲国家建筑大型冶炼厂，例如赞比亚和埃及。参见“How China is Cementing Resources Globally,” Asia Pulse, Aug. 20, 2007; “CITIC to Construct Smelter in Egypt,”IHT, September 12, 2006.[105]参见“China Cobalt Firms Mull Congo Plants After Export Ban,” Reuters, May 9, 2007.[106]参见Shashank Bengali, “An African Building Boom Made in China,” Star Tribune (美国明尼阿波利斯报纸), Sept. 18, 2006:13A；Africa Business Initiative, US Chamber of Commerce, “Inside the Boardroom: How Corporate America Really Views Africa,” 2009, http://www.usafricainvestment.com/pdf_files/14930_Inside-2.pdf。[107]参见James K. Jackson, “US Direct Investment Abroad: Trends and Current Issues,”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2006:3[108]参见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US-African . . . ,”2006:13。关于西方石油企业在非洲投资的统计数据，请参见贺文萍， “中非关系发展触动了谁的神经”, 《世界知识》，No. 19 (2006): 30-32.[109]参见“Good Man in Africa,” China Daily, May 11, 2007.[110]参见Kevin Kerr, “Into Africa: Commentary: China’s Tentacles Reach Throughout the Continent,” MarketWatch, Jan. 9, 2007，www.marketwath.com/news/story/ ... F38F-31C4-45A7-8048-168C; Will Hutton, “Does the Future Really Belong to China?” Prospect (Jan. 2007), www.prospect-magazine.co.uk/article_details.php?id=8174.[111]参见William Hartung and Frida Berrigan, “Militarization of U.S. Africa Policy, 2000-2005,” World Policy Institute Arms Trade Center, http://worldpolicy.org/projects/arms/reports/AfricaMarch2005.html；Daniel Volman, “Obama Moves Ahead with Africom, The Zeleza Post, Dec. 13, 2009, http://www.zeleza.com/ blogging/u-s-affairs/obama-moves-ahead-africom-daniel-volman。 根据2007年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武器转让数据库（http://armstrade.sipri.org/），从1997年到2006年美国向12个非洲国家出售武器的总销量为64.15亿美元，而同时期中国向13个非洲国家出售武器的总销量为5.64亿美元。[112]参见“African States Urged to Maintain Stability,” EAS, May 6, 2004; Nick Mathiason, “Western Bankers and Lawyers ‘Rob Africa of $150bn Every Year,’” Independent, Jan. 21, 2007, p.1; Africa All Party Parliamentary Group, The Other Side of the Coin: the UK and Corruption in Africa (London: AAPPG, 2006):20; “$11.5 Trillion Siphoned Offshore,” Public Agenda (加纳报纸), Mar 10, 2006, www.ghanaweb.com/public_agenda/article.php?ID=4951.[113]关于非洲人才外流到发达国家和非洲专家在中国接受培训的比较，请参见Barry Sautman and Yan Hairong, “Friends and Interests: China’s Distinctive Links with Africa,” African Studies Review 50:3 (Dec. 2007).[114]比如有人认为中国支配着苏丹和津巴布韦，保护这些国家的政权，使西方不能推动“民主和人权”。参见Barry Sautman and Yan Hairong, East Mountain Tiger, West Mountain Tiger: China, the West and ‘Colonialism’ in Africa (Baltimore: University of Maryland Series on Contemporary Asian Studies, no. 182, 2007); Schoeman 2007.[115]一个美国官员曾说：“说美国政府和私人领域 对‘中国在非洲’的话题着迷，这还是保守的说法。”参见Claudia Anyaso, “Remarks at the China in Africa Today Seminar,” US Department of State, March 6, 2007, www.state.gov/p/af/rls/rm/81652.htm.美国众议院非洲小组委员会副主席曾说：“中国对非洲的投资日益增多，这是个令人忧虑的事。我们必须关注这个问题，以防中国在非洲完全站稳脚跟。”参见Kathy Legget, “China’s Expansion into Africa Poses New Challenges for the US,” WSJ, March 30, 2005:1。 美国关于“中国在非洲”的讨论把中国当作一个非西方国家对美国霸权的挑战。参见Steven Weber, “A World with the West,” National Interest (July-Aug. 2007)。在一个对7500个美国人进行的民意测验中，一半的应答者认为中国对非洲的影响是对美国国家利益的“巨大威胁”或“威胁”。参见“UPI/ZogbyPoll: China’s Influence in Africa,” UPI, July 27, 2007.[116]援助政策的问题超出了本文的范围。然而，据经济学人智库（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估计，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2000年到2006年期间，为非洲提供了55亿美元的援助。 参见Africapractice, The Impact of the Chinese Presence in Africa (London: Africapractice 2007):8。中国外援的44%是给非洲的；而美国用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援助要少于其援助预算的1%。参见“Comoran President Praises China-Africa Cooperation as Model,” XH, Oct. 23, 2006; Torcuil Crichton, “When it Comes to Africa, Bush has More on his Mind than Aid,” Sunday Herald (苏格兰报纸), June 12, 2005. 直至马英九在台湾上台以前，两岸在非洲存在“政治承认”的竞争。2008年时，只有四个非洲国家和台湾有外交关系。此后，两岸暂停了在非洲的竞争。参见 “Minister Francisco H.L. Ou from the Taiwan Foreign Ministry Gives a Talk at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Research Express 8:10 (May 22, 2009), http://research.ncku.edu.tw/re/news/e/20090522/1.pdf.[117]参见“China Means Well in Africa – Ngatjizeko,” The Namibian, Apr. 3, 2007; “A Scramble for the Continent that We May Not Gain From,” EAS, Mar. 27, 2007.[118]参见Emma Mawdsley, “China and Africa: Emerging Challenges to the Geographies of Power,” Geography Compass 1 (2007):1-17; Paul Moorcraft,“Why Beijing is Winning in Africa.” BD, Feb. 2, 2007.[119]参见Global Unease with Major World Powers (Washington: Pew Research Center, 2007):45. Pew Global Attitudes Project, “Opinion of China,” 2009, http://pewglobal.org/database/?indicator=24[120]参见David Pilling, “Africa Builds as Beijing Scrambles to Invest,” FT, Dec. 10, 2009.

该实验完全没有将实验目的、方法和可能的不良结果告诉受试者,没有把他们作为人来看待,而是看作豚鼠一样,完全不符合伦理学。该项目的好处可能是能够获得梅毒螺旋体感染人体的自然过程,为人类认识该病提供资料。患者进行治疗,但在研究中没有考虑给受试者提供治疗。

社会大众对于当前中国不平等的状况和趋势的不满程度如何？近年来，许多研究者和一些中国政府官员都提出，中国自1978年以来的市场改革造成的不平等状况不断加剧，普通民众对资源分配的不公非常不满、甚至愤懑。通常认为，那些从改革中获益甚微的弱势群体，特别是农民，应该对当前的不平等心存怨怒。为了考察这些看法是否属实，我们对一项于2004年在全国范围内收集的调查数据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首先，尽管中国受访者对当前不平等的一些方面确有微词，但是他们总体上仍倾向于认为，目前产生各种社会不平等的资源分配模式是比较公平的，尤其是在社区内部。其次，与其他一些国家的类似调查结果的比较发现，中国受访者相对而言对社会不平等批评较少，同时更容易对个人通过教育、天分和勤奋努力来实现向上流动的机会持乐观态度。再次，总体而言，农村居民受访者，尤其是从事农业的农民，相对于城市居民和职业地位较高的受访群体，反而对社会不平等状况的反应要来得和缓，他们不太认为当前的情况是过分和不公平的。由此可见，民众的客观社会经济地位并不一定能代表他们对社会不平等的主观态度，而仅仅知道基尼系数或其他一些衡量收入分配的指标，也未必就能预测社会大众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基于这些发现，本文在结论部分讨论了中国今后在社会稳定方面可能出现的问题。

本文从李白的《登金陵凤凰台》入手，考察他对崔颢的《黄鹤楼》诗所做的不同回应，并将前后相关的一系列诗作串联起来加以解读，由此探讨唐代题写名胜的诗歌实践、与之相关的批评话语及其核心议题。李白凭藉模仿和改写来收编前作，将其编入一个它们共同从属的文字结构的网络之中。我们不仅借此反省即景诗的范式及其前提与内涵，还重温了一系列与此相关的问题，包括模仿与创造、因循与竞争、经验与虚构，以及文字书写与物质文化，诗歌与题咏对象之间的关系。{本文分为上下篇刊载--wen.org.cn}

我先谈谈对李庄案"第二季"为何发生的理解，然后转到李庄案引发的三个深层问题，即（1）对抗式审判制下的律师职业道德标准问题；（2）不同法律体系"杂交"和辩诉交易问题；（3）"法律现实主义"及其继承者"批判法学"对"法律形式主义"的批判和法律与政治的关系问题。

第一届世界华文文学奖得主王安忆与第二届世界华文文学奖得主陈映真，二十年前在美国的一场历史性聚会。由马来西亚《星洲日报》聘请台湾、中国大陆、香港、美国杰出文学评审进行的「世界华文文学奖」，2003年选出第二届得奖人：小说家陈映真先生（《忠孝公园》）。联副特刊登王安忆这篇新作，向陈映真致贺，也期望年轻的作家能向戮力前行的前辈致敬。

台大社会系教授陈东升的研究报告指出，台湾地方派系经济来源主要是操弄地方土地分区使用和开发的权力，介入土地、山坡地、观光风景区及工业土地的开发，以台北县为例，十三个派系中，就有九个介入房地产事业，其利益累积规模之大，相当程度取代传统区域联合独占的经济利益。 台湾第二次土改造成的黑金政治，中国大陆不可不引以为戒

两篇，附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

这首词是七五年五月三日深夜，毛泽东在其住所召集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批评了王、张、江、姚，会议长达二个小时，在会议结束时，毛泽东同大家讲起东汉末魏、蜀、吴三国，特别是东吴的故事。还让叶剑英背诵南宋词人辛弃疾的这首词。

谈到日本问题的时候，民族主义是一种本能的东西，愤怒会很激烈。但《南京！南京！》不是怎么表现日本、表现中日战争，它成功地给了观看者两个位置，一个位置是80年代的世界主义，一个位置就是极狭隘的民族主义，观众一点都没有翻身的余地和空间。

北京从明万历年间便成为 昆曲艺术的重镇和中心之一,在宫廷和民间出现了持久的广泛流播、大红大紫的局面。其后虽然屡遭磨难,仍爝火不息,成为昆曲艺术的重要流派。

概述选文要点。《忧郁的文化政治》2010年3月19日出版，多篇选自Loss: the politics of mourning, David L. Eng,David Kazanjian e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