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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本文是一份发言记录稿，最近以《中国政治新趋势》为题刊登于《南风窗》2014年第2期发表。由于篇幅所限，编辑对文章进行了删节和处理。这里发表的是原文全文。

这篇文章评论的是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2008重印本，是很好的一篇分析和导读。

"汪晖的四卷本著作《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卷帙浩繁，内容十分复杂。首卷围绕“理”与“物”的关系这一中心命题，探讨了宋明儒学的“天理”主题；次卷转向“帝国/国家”问题，先证明它们是西方（包括日本）在分析中国时使用的主导性的现代二元对立概念，再论证它们对理解清朝和民国的国家特性来说，具有基本的缺陷；第三卷对晚清和民初的重要思想家进行分析，并揭示出，在将旧的“天理”世界观重塑为“公理”世界观的时候，他们既纳入了西方式的科学公理观念，又保持了传统的对“天理”中的“理”的伦理—政治的关注；第四卷在上述背景下，讨论了现代“科学话语共同体”如何兴起为二十世纪中国思想的核心主题。四卷洋洋洒洒至一六○八页，仅“导言”一章，即长至百余页。"

我事先就知道，在今天我也许会找不到合适的话来说。     因此，请原谅，要是我来致辞，我读的并不是我认为自己必须说的话（难道有人知道在这样的时刻他必须说什么吗?），而完全只是为了不要让沉默摧垮别的一切——我读的只是我能够从沉默中撕扯下来的一些碎片，此时此刻，在这沉默的深处，我和你们一样，无疑会身不由己地把自己封闭起来。     我是在最近24小时内才得知路易的死讯的，当时刚从布拉格返回——而那个城市的名字对我来说已显得如此暴虐，使我几乎念不出它的发音1。 　     但我知道，我一回来就必须给他打电话：我已经答应过他我会的。     在我最后一次与他通电话的时候，现在在场的诸位当中就有人陪伴在路易身边，你们可能还记得：当我答应出行回来就会给他打电话并且去看望他的时候，他说的最后一句话——我可能听到路易发音的最后一句话是："如果我还活着，那么，给我打电话，过来看我，赶快。"我当时用打趣的语调回答他，为的是找个地方躲开自己的焦虑和悲伤，"OK，我给你打电话，过去看你。"     路易，我们再也没有那样的时候了，我再也没有气力给你打电话，跟任何人说话——甚至跟你说话（你是那么的渺茫，又是那么的亲近：在我这里，在我内心），我甚至没有多少气力对你周围的人讲话，即便他们就像今天这样，是你的朋友，我们的朋友。     我不忍心说任何往事，或者致一篇颂词：有太多的话要说，但不是在此刻。在场的我们的朋友、你的朋友，明白为什么在现在讲话——并且继续把我们的话题对准你——几乎是卑鄙的。但沉默同样无法忍受。我受不了沉默的念头，就好像你——在我内心——也受不了这个念头似的。     某个亲密的人或者朋友去世之际，如果有人曾经与他分享过这么多时光（在这点上我是幸运的：自从1952年，那个辅导教师把一个青年学生——也就是那时的我——请进他的办公室以来，自从我后来在同一地方，在他身旁工作过将近20年以来，我已经有38年的生活，以无数种奇特的方式与路易阿尔都塞的生活联系在一起），如果有人幸好记得昔日的那些轻松时刻和开心笑声，正如有人记得在紧张热烈的工作、教学和思考中、在哲学的和政治的polemos[战争]中度过那些时刻，进而记得那些创伤和最最苦难的时刻，那些戏剧和哀痛——那么，在这位朋友死时，大家都知道，通常会有那种内疚的痛楚，固然是自私的，也是自恋的，但又是无法抑制的，出现在对自己的抱怨和怜悯--即自己对自己的怜悯——之中，出现在这样的说法之中（其实我正在这么说，因为这个惯用的说法仍然从未失去过传达这种同情的真实意义的作用）："我生命的整整一部分，我对于活生生的自我的长久而热烈的追寻，在今天被打断了，它结束了，因而也和路易一起死掉了，为的是像过去那样继续陪伴他，只是现在不再有任何回报，并将被黑暗彻底吞没。"终结的东西，路易带走的东西，不只是我们在这样那样的时刻将会分享的这里或那里的这样那样的事物，它就是世界本身，是世界的某个开端--当然是他的世界，但也是我在其中生活过的世界，是我们在其中经历过独一无二的故事的世界，这个世界是无论怎样都无法补偿的；对于我们两人来说，它总会有这样那样的意义，尽管这种意义于他于我是不可能相同的。它是一个为我们而存在的世界，唯一的世界，是一个陷入深渊的世界，没有任何记忆能够从这个深渊里解救它（即使我们保持着记忆，而且我们愿意这样做）。     即使我在因朋友的死亡而抱怨自己死亡这样的活动中发现了某种让人无法忍受的暴力，我也没有任何想要避免这样做的意思：它是继续把路易留在我心中、继续通过把他保存在我心中来保存我自己的唯一方法，正如我敢肯定的，我们大家都在这样做，每个人都带着对他的记忆，这记忆本身只因这种哀悼活动而存在，只因它从历史中撕下的片断而存在--那是一段如此丰富而又独特的历史，一场依然令人不可思议的凶杀悲剧，它与我们时代的历史是如此的密不可分，对于我们时代的整个哲学的、政治的和地缘政治的历史是如此的重要--对于这后一种历史，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凭借他自己的印象来领会。然而有过如此众多的印象——无论是最美好的还是最可怕的--都永远不能和带有路易阿尔都塞名字的那场独一无二的冒险分开。我想，我可以代表所有今天在场的人这样说：我们对这个时代的归属关系已经被他、被他在一切活动中所寻求、试验和付出高昂代价的东西打上了不可磨灭的印记--那些坚定的、迟疑的、专断而又关怀他人的、矛盾的、合乎逻辑或突然爆发的、像他本人那样充满超乎寻常的激情的活动。这种激情没有给他留下片刻的喘息，因为它耗尽了他的一切（由于它的戏剧性节奏、它的广漠、它的沉默的和令人眩晕地后退的巨大空间，那些给人深刻印象的中断反过来又被种种论证、有力的侵袭和强烈的火山爆发所打断；他的每本书都保存着这些爆发过程最初改变周围风景的燃烧的痕迹）。     路易·阿尔都塞穿越了那么多生活--我们的生活，首先是穿越了那么多个人的、历史的、哲学的和政治的冒险，以他的思想和他的生存方式、言谈方式、教学方式所具有的辐射力和挑战力，改变和影响了那么多话语、行动和存在，给它们打上了印记，以至于就连最形形色色和最矛盾的见证也永远不可能穷竭它们的这个源泉。事实上我们每个人都与路易阿尔都塞有着不同的关系（我说的不光是哲学或政治）；事实上我们每个人都知道，透过他或她的单棱镜，他或她只能瞥见某个方面的奥秘（对于我们来说这是一个不可穷竭的奥秘，但以完全不同的方式，这个奥秘对他来说也同样深不可测）；事实上，无论在当代还是别的时代，在学术圈内还是圈外，在尤里姆街还是法国的其它地方，在共产党和其它党派内还是超越于所有党派，在欧洲还是欧洲以外，路易对于他人而言都是完全不同的；事实上，我们每个人在某个时刻、在这样那样的时代，都爱着一个不同的路易阿尔都塞（正如这是我至死不渝的命运）--他的这种丰富的多样性，这种绝对过度的充裕，为我们缔造了一个契约，就是不要总体化、不要简单化、不要阻挡他的步伐、不要使轨迹凝固不变、不要追求某种优势、不要抹杀事物也不要抹平，尤其不要做自私的打算、不要据为己有或重新据为己有（即使是通过那种名为拒绝而实为打算借此达到重新据为己有之目的的悖论形式），不要占用过去和现在从来都不可能据为己有的东西。我们每个人都有一千张面孔，但是那些认识路易阿尔都塞的人知道，在他那里，这条规律得到了一个光彩闪烁的、令人惊奇的、夸张的范例。他的工作的伟大，首先是因为它所证明的东西和它为之冒险的东西，是因为它带着那种复数的、散碎的和时常被遮断的闪光所跨越的东西，是因为它所承受的高风险和忍耐力：他的冒险是孤独的，不属于任何人。     说到那些曾经引起我和他的分歧、甚至于引起我们对立的事情（这些对立或者是隐含的，或者不是，有时还是严峻的，所关系到的既有小事也有大事），我并不感觉为难（就像我必须在这里说话那样），这是因为它们从来没有为了那些差异的缘故而真正损害这份对我来说更加宝贵的友谊。因为我任何时候都不可能认为，在我仍然与他共同居住的这些地方，在他身上发生的事情或者由他所引发的事情，与一系列的剧变、火山的震荡或觉醒、我们时代--我和你们一样都会与他分享这个时代--个别的或集体的悲剧有丝毫不同。尽管那一切也许已经让我们彼此远离或者分开了我们，但我从不能够、也从没有打算过要评论（也就是说，以旁观者的中立来评论）在他身上发生的事情或者由他所引发的事情。而由于他所做的和由他所引起的每件事情都占据了我整个的成年生活，直至占据了我们都在思考的那些苦难经历，为此，我将永远心存由衷的感激。我同样感激那种无法补偿的东西。当然，最多出现在我眼前的，至今最生动的，最亲近的和最珍贵的存留物，还是他的面容，路易英俊的面孔，高高的额头，他的微笑，他在宁静时刻（在场的诸位当中有许多人都知道，的确存在这样宁静的时刻）所具有的一切--这一切散发着仁慈，施与着爱也要求着爱，对于正在成长的年轻人表现出无比的关怀，对于尚待理解的迹象的出现表现出好奇的警觉，因为这一切颠覆着秩序、规划、表面的和谐以及可预见性。留给我的至今最生动的东西，是在那张面孔的容光里表露出一种桀骜又宽容的洞察力，时而安之若素，时而欢欣鼓舞，就像他间或会有一些生命力爆发的情形那样。我最热爱他的地方（可能因为这是他的缘故），由于那些别人可能比我更了解、比我了解得更直接的事情而最让我迷恋他的地方，是那种高贵的意义和趣味--是伟大的政治悲剧舞台所具有的某种高贵性，在那里，比生命更伟大的东西攫住了演员个人的躯体，使它偏离方向或者无情地将它撕碎。     有关阿尔都塞的公共话语在把那些专名所引起的回声谱成乐曲的时候，让诸如孟德斯鸠或卢梭、马克思或列宁等名字产生共鸣--这些名字有如众多的路标或踪迹，在需要占据的领域里指示着方向。而那些有时在政治舞台的巨大帷幕背后得以走近阿尔都塞的人，那些得以走近医院的病房和病床边的人，知道他们还应该在这里如实地写上诸如帕斯卡尔、陀斯妥也夫斯基、尼采--以及阿尔托的名字。在内心深处，我明白路易听不到我说话：他只能在我的内心--我们的内心听到我的声音（无论如何，我们只能从自己内心的那个地方出发，在那里和另一个人、另一个终有一死的人的声音产生共鸣）。而且我知道，在我内心里，他的声音还在坚持说我并没有假装跟他说话。我也知道，我没有什么可以告诉这里在场的诸位，既然你们就在这里。     但是，在这座坟墓上空，在你们的头顶，我梦见自己正在向那些早已跟在他身后、或者说跟在我们身后的人说话，我看到他们（唉，有各种迹象表明）都太急于了解，急于解释，急于分类、确定、归纳、简化、结算和下判断，也就是说，太急于误解，从而把这里的问题归咎于一个过于奇特的命运，归咎于生存的、思想的和政治的磨难。我想请他们停一停,     花点时间来倾听我们的时代（我们不曾有过别的时代），耐心地解读由我们的时代出发就路易·阿尔都塞的生活、工作和名字所能认可和承诺的一切。不仅因为他的命运的多维度会令人肃然起敬（这也是对于时代的尊敬，其余的几代人，包括我们这一代人都是从这个时代里产生的），而且因为他们将从这一命运里辨认出依然裂开的伤口、伤痕或希望（它们过去和现在也同样是我们的伤痕或希望），到那时，这一切必定会教给他们有待倾听、阅读、思考和行动的事物中那些最根本的东西。只要我还活着，也就是说，只要记忆还伴随着我，让我想起在路易·阿尔都塞身边的共同生活中他所给予我的一切，那么我就要向那些不属于他的时代的人或者不愿意花时间再去关注他的人提醒这一点。我希望有一天能更令人信服地向路易阿尔都塞表达这一点，而无需说再见。     那么现在我要把发言权还给他，或者借给他。我要换一种方式说最后的话：让他再次开口。昨晚重读他的一些著作直到深夜，下面这段话，不管我读它还是把它挑出来在这里复述，总在纠缠着我。这段话出自他最早的文章之一，《贝尔多拉西和布莱希特》（1962）：     的确，我们首先被演出这样一种制度连结在一起，但更深刻的，是被那些未经我们同意却支配着我们的同样的神话和同样的主题，以及同样的被自发体验的意识形态连结在一起。的确，尽管像《我们的米兰》这样的戏剧典型地表现了穷人的意识形态，但我们却分吃同样的食粮，有着同样的愤慨、反抗和狂热（至少在记忆中会萦绕着这种急迫的可能性），更不必说对任何历史都无法触动的这个时代有着同样的绝望了。的确，和大胆妈妈一样，我们正面临着同样的战争，它近在咫尺，甚至就在我们内心，我们有同样可怕的盲目，同样的灰烬在我们的眼里，同样的泥土含在我们的口中。我们拥有同样的黎明和黑夜，脚边是同样的深渊：我们的无意识。总之我们分享着同样的历史--这是全部问题的出发点。          * 1990年10月22日，阿尔都塞去世；25日，葬礼在家族墓地举行。〖编者注〗     1 1981年12月，德里达赴布拉格与捷克反对派知识分子团体交流后，曾在布拉格机场以交易毒品为名被"威胁性"审讯并刑事拘留，后经密特朗总统和法国政府介入方获释放。而此次布拉格之行又与阿尔都塞竟成永诀，故有这种感受。〖编者注〗     2 1964年10月，德里达应阿尔都塞邀请出任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助理讲师，直至1984年（出任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教授）。〖编者注〗     3 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所在地。〖编者注〗     4 《皮科罗剧团，贝尔多拉西和布莱希特（关于一部唯物主义戏剧的笔记）》，收入《保卫马克思》。〖编者注〗     （孟登迎译 陈 越校） 

访谈

“肖斯塔科维奇在１９４１年完成了作品编号６０的《第七交响曲》。这一年，希特勒的德国以３２个步兵师、４个摩托化师、４个坦克师和一个骑兵旅，还有６０００门大炮、４５００门迫击炮和１０００多架飞机猛烈进攻列宁格勒。希特勒决心在这一年秋天结束之前，将这座城市从地球上抹掉。也是这一年，肖斯塔科维奇在列宁格勒战火的背景下度过了三十五岁生日。”从作家的角度所写的乐评和文评，有特殊的敏感和质地。－－人文与社会

福柯：这么说吧，在二次大战中或是在此之前的天主教氛围中长大的孩子都知道：有很多种说话的方式，也有很多种沉默的方式。某些沉默带有强烈的敌意，另一些沉默却意味着深切的友谊、崇敬、甚至爱情。我深深地记得制片人丹尼尔·施密特造访我时的情景。我们才聊了几分钟，就不知怎地突然发现彼此间没有什么可说的了。接下来我们从下午三点钟一直呆到午夜。我们喝酒，猛烈地抽烟，还吃了丰盛的晚餐。在整整十小时中，我们说的话一共不超过二十分钟。从那时起，我们之间开始了漫长的友谊。这是我第一次在沉默中同别人发生友情。
　　
　　这种沉默的欣赏也许还同说话的义务有关。我小时候生活在法国外省的小资产阶级环境中，我们不得不同家里的客人进行各种谈话，这令我感觉苦不堪言。我常常纳闷，人为什么非得说话不可呢？沉默也许是同别人交往时更有趣的手段。

严海蓉,林春,何高潮,汪晖,王绍光,老田,吴重庆,宋少鹏,柏棣,潘毅,李云雷,韩东屏等学者2010年在广州举行了一次小型座谈会，学者们从不同的学科背景出发，探讨社会主义实践的现代性问题。以下内容根据录音整理，大部分内容已经发言者审订，发表于开放时代2012年11期。

百代公司，民国时代最大规模的唱片企业，既是民国时代斑斓多彩的城市生活中的一面，也是社会时尚、流行文化在 声音上的具现。

（选自《聋子的耳朵》河南文艺出版社 2007年出版）作者序：这本集子不知为什么使我牵扯了许多心思，好像它在我的书架上是个不足月的婴儿。或者是因为有一种认为大街上匪患滚滚的心理，所以本来是流水茶饭，我却敏感而警觉，好像随时准备拔出匕首，刺入无影之中的敌腹。
　　在一个失聪的年代，一切判断的根据，只是“内在的听力”。也就是说，拒绝强制灌输塞入耳朵的喧嚣声响，用人的另一种本能，去听取茫茫沉默中的哑语本音。我暗暗下了决意，从此侧耳倾听，不仅调动体内的潜在听觉，而且调动各样的异色语言。从底层到空间，从民众到邻人，按照听到的世界真实的指引，决定一介作家之落笔。 ————张承志

发言录音的记录稿，录音不全，提及广电局对穿越剧的批评，不过显然对此类型剧理解不够全面

［译者按］2006年是莫扎特诞辰二百五十周年，特在此贴发这篇长文，以致纪念。在汉语文化界，似乎仍然有必要继续加深对莫扎特的全面理解和正确认识——因为我们不断在专业人士的行文和爱乐者的谈吐中听到，莫扎特的音乐是“优雅、明亮、舒畅、动听”的代表。朗的这篇通论以雄辩而内行的笔调驳斥了这种被“洛可可－浪漫主义的有色眼镜”所歪曲的莫扎特“形象”。译者曾写过一篇短文“听莫扎特三境”（载《文汇报》2002年5月28日），分析了倾听莫扎特和理解莫扎特的三重境界，结论是，“甚至可以认为，莫扎特音乐的内在性质其实比贝多芬更加‘现代’。因为莫扎特对人性的态度更加暧昧、更加多变，也更加复杂。莫扎特的音乐从来不像贝多芬那样‘势不可挡’，其骨子里很多时候充满了无奈和阴影。但另一方面，莫扎特即便在对生活产生怀疑的时候，也从来不会陷入绝望或走向暴怒。因为说到底，莫扎特毕竟是启蒙运动的儿子。他的某些精神特质与‘现代人’有缘，但‘现代人’再也不可能具有莫扎特般的宽容、睿智、超脱和达观。”应该承认，朗的论述对笔者的莫扎特理解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此全文

徐苹芳，扬之水，孙机，尚刚，赵园，许宏，白化文，陈星灿，赵超，刘跃进，赵珩，黄正建，刘扬忠，李零，罗世平，荣新江，陆建德，郑岩，刘玉才，蒋寅等就扬之水《奢华之色》恳谈会笔录

2010年7月17日，四十余位来自不同学科领域的海内外学者在北大博雅国际会议中心聚会，以“别求新声——汪晖的学术世界与当代中国思想之进路”为题，召开了一次学术座谈会。会议共设立了四个议题：全球化视野下的中国问题、二十年来中国学术思想之变迁、思想论争与超越左右、当代学术生产与现实关注。

本文提出，哈贝马斯自己实际上已给出另一种较为复杂的概念构造，它可以被发展为解决当下问题的一种办法。我认为，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对立是从那种并不适合于中国的近现代西方经验里抽象出来的一种理想构造。我们需要转向采用一种三分的观念，即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存在着一个第三空间，而国家与社会又都参与其中。

先把时间场景倒退到南岱和(Nanterre)。一个当代寓言在此开始。

“感谢赵旭东教授邀请我来到这里，赵教授是中国精神科和心理治疗方面的权威，他很谦虚，不承认自己是权威，我对他说，你把崔永元著名的抑郁症治好了，你治好了一个权威，你就是权威了。今天，这个权威冒险邀请我这个门外汉来这里演讲，让我担心他的心理是否也出现了一些小问题？”

有机会被征用土地的农民虽多，但也不会超过全部农民的5%。95%的农民是大田农民，他们以种植粮食维持生活，他们有怎样的诉求，他们的诉求才是我们采取何种土地制度的真正基础。

英文，耶鲁1991年注释版，带页码可引用。 On Narcissism: An Introduction

广东贵屿这个村庄自从2004年开始就因为走私进口垃圾被人民网等媒体曝光，5年过去，垃圾依旧。《时代周刊》对中国垃圾回收的看法比《纽约时报》记者要脚踏实地得多。这些图片在各论坛有转载，但说明文字有不确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