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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月23日，日本总理安倍晋三在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演讲与记者会中，把现下的中日关系类比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德英关系。他称中国每年的国防预算增加一成，是区域内不安定的因素，并呼吁各国支持日本在东亚建立以国际法为基础的秩序。安倍的发言令人侧目，引起议论纷纷。

不过是一部小制作的台湾电影而已，《海角七号》值得被这么关注吗？

在世界最右的地方安德森还是向左走。

对于全球经济形势，我的基本观点是：当前世界表现出来的危机是在欧洲，未来世界重大的危机，可能来自于美国。

我们有很多法律人都在想象着一种独立性。在这种想象中，中国现阶段法制改革的困局和出路都可以一言以蔽之：虽然问题千万重，但归根到底都是由于独立性的缺失。

讨论古代戏曲作为一种颇为特殊的文学现象，它和俗文学以及民间文学之间的关系。附作者文：流失英国的三种中国古代戏曲选集孤本。

对规则的偏离不仅使我们远离了长期以来的稳定发展时期，而且还可能孕育了大萧条。出自道义的因素反而经常迫使人们作出有害无益的事。有谚云至善者善之敌，即为此也。

《汉书·西域传》所见音译的国名、族名中，有一些（“婼羌”、“去胡来”、“鄯善”、“宁弥”）被采用的汉字赋予了另一种意义。这种做法正可藉来譬喻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编者的认知和阐述活动。

三季度非国有经济主要宏观指标降幅收窄，出现程度不等的回升，但外需空间改善有限，新一轮外部压力接踵而至。投资增幅收窄需要继续关注。非公经济有进有退是商业上的理性选择。中共十五大报告和十五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的是：竞争性领域国资"加强重点"和实力国企"加快发展"。是否让"民营企业"、"民营资本"成为政策性主流词汇，政府要通观历史，慎重选择。"通钢事件"应有交代。

在古代埃及人那里，确切(exactness)是用一根羽毛作为象征的；羽毛作为秤盘上的砝码用以测量灵魂。这一轻轻的羽毛叫做马特（Maat），是天平女神。记录马特的象形文字也指长度单位，即标准砖块的三十三厘米的长度，还指笛子的基本音符。 这一知识来源于乔其奥·德·桑蒂拉纳（Giorgio de Santillana）论古代人观察天象之精确的演讲；这个演讲是我一九六三年在意大利听的，它给了我一种深刻的影响。近来，我常常想起桑蒂拉纳，我一九六○年初访美国时在麻萨诸塞州他是我的向导。为了纪念他的友谊，我用天平女神马特的名字开始我这篇论文学中的确切的讲演——而且，还因为天平座是黄道十二宫中我的符号。 首先，我想先来规定一下我的题目内容。我认为，确切首先是指三件事： 一、为一件工作制定的规定明确、计算细致的计划；  二、引发出清晰、鲜明容易记忆的视觉形象。在意大利语里有一个来自希腊语的形容词icastico，在英语里是没有的；  三、在造词和表现思想和想象力的微妙时，尽可能使用确切的语言。 为什么我感到必须保卫许多人可能已经认为极为明显的一些价值观了呢？我想，我的第一个冲动来自一种敏感。我觉得语言总是在被随意地、近似地漫不经心地使用着，这个情况令我烦恼，不可忍受。请不要认为我这种反应是我对我的邻居不宽容的结果：实际上最大的不愉快来源于我听到自己的言谈。 我之所以尽量少说话，原因也就在这里。如果说我爱好写作，那就是因为我可以审察每一个句子——如果我不十分满意我的遣词造句的话——我至少可以消除我能看到的、令我不满意的原因所在。文学——我指的是可以达到这种要求的文学——文学是福地，语言在这里应该显现出其真正面目。有时候我觉得有某种瘟疫侵袭了人类最为独特的机能，也就是说，使用词汇的机能。这是一种危害语言的时疫，表现为认识能力和相关性的丧失，表现为随意下笔，把全部表达方式推进一种最平庸、最没有个性、最抽象的公式中去，冲淡意义，挫钝表现力的锋芒，消灭词汇碰撞和新事物迸发出来的火花。 在这里，我不想多谈这种瘟疫的各种可能的根源，无论这种根源是否在于政治、意识形态、官僚机构统一用语、传播媒介的千篇一律，是否在于各种学校传授凡夫俗子们文化的方式。我关心的是维护健康的办法。文学，很可能只有文学，才能创造出医治这种语言疾病的抗体。 我还要补充一句，不仅仅语言看来是受到这种瘟疫的侵袭。例如，再看看视觉形象吧。我们生活在没完没了的倾盆大雨的形象之中。最强有力的传播媒介把世界转化成为形象，并且通过魔镜的奇异而杂乱的变化大大地增加这个世界的形象。然而，这些形象被剥去了内在的必要性，不能够使每一种形象成为一种形式，一种内容，不能受到注意，不能成为某种意义的来源。 这种如烟如雾的视觉形象的大部分一出现便消退，像梦一样不会在记忆中留下痕迹；但是，消退不了的却是一种疏离和令人不快的感觉。 不过，这种缺乏内涵的情况不仅仅见于形象或者语言，而且也见于世界本身。这种瘟疫也时时侵袭人们的生活和民族的历史。它使全部的历史漫无定形、散乱、混杂，既无头，又无尾。因为我察觉到生活缺乏形式而痛感不快，就想使用我能想到的唯一的武器来反抗，这就是关于文学的思想。因此，我甚至要使用消极的词语来规定我要全力保护的价值观。使用同样有说服力的论据来为相反的论题辩护能否成功，当然还有待观察。例如，贾科莫·列奥帕第认为，语言越模糊、越不精确，就越有诗意。我还想顺便说一下，就我所知，只有在意大利语中，“模糊”（vago）这个词还有“可爱的，有吸引力的” 意思。vago一词原意为“流浪的”，还带有运动与变化的含义，在意大利语中既和不确定性、非限定性，也和优雅和快乐联系在一起。 为了证实我对确切性的推崇，我想再回顾一下列奥帕第在《凡人琐事》中对vago的称赞。他说：“‘遥远的’、‘古代的’还有,（乱码）不确定的意念。”（一八二一年九月二十五日）。“‘夜’、‘夜晚的’等词，用来描写夜等等，很有诗意，因为夜晚使景物模糊，心智只接受一种苍茫的、不清晰的、不完备的形象，夜本身及其所包含的形象。‘幽暗’、‘深邃’也是如此。” 列奥帕第的说理完善地体现在他的诗中，他的诗给事实的证明带来了权威性。我重新浏览《凡人琐事》，寻找表明他这种爱好的例证，无意中发现比较长的一段，罗列出许多激发心智“不确定”状态的情景： 从一个看不到太阳或月亮、无法识别光源的地方见到的阳光或者月光；一个仅仅部分地受到这种光线照明的地方；这种光线的反光，这种光线造成的不同物质的效应；这种光线穿过某些地方而变得不确切、受到阻隔，因而不易分辨，例如透过竹林、树丛，半关闭的百叶窗，等等等等；这种光线在某种它不直接透入和照射，却由它照射的某一其他地方或物体反射或散乱的地方；在一个从里边或者从外边看的道理[“道路”之误？]里，同样的，在一个走廊里，等等，光线和阴影混合等等的地方，又如在柱廊下、在高耸的拱顶走廊下、在岩石丛和溪谷中、在只能看到阴影侧面而顶端呈现金色的山峦上；光线透过彩色窗玻璃在所及物体上造成的反光；总之，通过一种不确定、不清晰、不完美、不完全，或者不同寻常的方式，藉着各种不同物质和小环境及于我们视觉、听觉等等的全部客体。 这就是列奥帕第对我们的要求，他叫我们品味模糊与不限定的事物的美！他所要求的是确切地、细致地注意每一个形象的布局、细节的微细限定、物体的选择、光照和大气，这一切都是为了达到高度的模糊性。进行概念辩护的理想对手的列奥帕第，到头来竟是维护这个概念的重要见证人……朦胧诗人只能是提倡准确性的诗人，善于用眼睛和耳朵、用敏捷而百发百中的手捕捉最微妙的感觉。把《凡人琐事》中的这一段札记读完是十分值得的，因为寻求不限定事物就是观察全部多重的、丰富的、由无数分子组成的一切。 与此成为对照的是，一片广阔、优美田野上，或晴朗天空中等等所见到的太阳或者月亮，令人心旷神怡。同样道理，天空飘着朵朵白云，阳光或者月光透过云朵造成种种不同的、模糊的、不同寻常的效果，这种景象也令人赏心悦目。最令人愉快和感受多样化的是城市里看到的光线；在城市里，光线被阴影切分，幽暗在许多地方和光明形成对照，在许多地方——例如在屋顶上，光线逐渐变少，有些突出的地方挡住我们观望光体的视线，等等，等等。扩展这种愉快的是多样性、不确定性、无法看见一切的情况，因此可以漫步徘徊，去想象无法看到的一切。类似的事物产生类似的效果，如树木、藤丛、山峦、凉亭、远处的屋舍、草垛、田垅，等等。另外一方面，一片宽广的平野，亮光铺满、流泻，没有变化、不受阻挡，令目光迷茫，也是让人欣喜的，因为这样的景观给人带来无限延展的遐想，万里无云的晴空也是如此。在这方面，我注意到，多样性和不确定性给人的愉快，是比显而易见的非限定性和巨大的整齐划一给人的愉快更大的。因此，点缀着几朵白云的天空也许比全无点缀的晴空更让人愉快；仰望天空也许不如眺望大地和田野等等愉快，因为多样性小（不很像我们自己，不太是我们自己，不太属于我们自己的杂物，等等）。的确，如果你仰面向上躺下；则只看到天空，和大地隔离开，这时候你的感觉是远远不如你远望大地、或者按比例地和大地联系起来观望天空、以同一视角将其统一起来的时候愉快的。 出自上述理由，观看极为众多的事物也是令人愉快的，如繁星，如人群，等等；这是多重的运动，不确定、紊乱、不规则、没有秩序，这是一种模糊的起伏，等等，如人群、如蚁群，或者波涛汹涌的大海，等等，心智是不能确定地或者显明地感受的，等等。类似的还有不规则地混合为一、不易分辨彼此的、交响的声音。 在这里，我们触及了列奥帕第诗学的神经中枢之一，这中枢就蕴含在他一首最著名、最优美的抒情诗《无限》之中。诗人受到一道篱笆的保护，在篱笆尽头他只看到天空；他想象着无限的宇宙空间，感受到喜悦与惧怕。这首诗作于一八一九年。我在《凡人琐事》中看到在此两年后的一则札记[*]表明，列奥帕第在继续考虑着《无限》这首诗引发出的问题。在他的思索中，常常比较的两个词语是不确定的和“无限”。列奥帕第是一个不幸福的享乐主义者，对于他来说，未知的一切总是比已知的一切更有魅力；对于经历中的失望和悲伤来说，希望和想象是仅有的慰藉。 因此，人总要把自己的欲望投射到无限中去，而且只有在能够想象这种愉快没有结尾时方才感到愉快。然而，由于人的心智不能设想无限，而且事实上一想到无限就感到莫名惊恐，所以只好满足于不确定的感受；这类感受混合为一，创造出一种虽是幻觉，却又是愉快的无限宇宙的印象：“沉没在这片海水中我也感到甜美。”不仅仅在这首《无限》的著名结尾中柔和战胜了恐惧，而且全部诗行通过词语音乐表达出了一种柔和感，虽然这些词语可能表现出忧虑。 我知道，我是纯粹从感受方面来解释列奥帕第的，似乎已经接受了他作为一个十八世纪感觉论门徒所要给予的他自己的形象。事实上列奥帕第所面对的问题是思辨的和形而上学的，是从帕美尼德斯（Parmenides）到笛卡儿和康德的哲学史上的一个问题，即：作为绝对空间和绝对时间的无限的观念与我们关于空间与时间的经验知识二者之间的关系。因而，列奥帕第的出发点是关于空间与时间的数学概念的严格抽象，并将其与感觉的模糊而不确定的流动加以比较。 所以，准确与缺乏确定性是两极；罗伯特·穆希尔（Robert Musil）没有结尾的（实际上是未完成的）小说《没有品格的人》（Der Mann ohne Eigenschaften）中的人物乌尔里希（Ulrich）的哲学思考和反讽思想不断地在这两极之间摆动： 如果被观察的因素是准确性本身，如果把它孤立出来并令其发展，如果把它认定为一种精神习惯和一种生活方式，让它对于每种接触它的事物施加它示范性的影响，那么，合乎逻辑的结论则是：人具有精确和不确定性这种相谬结合的特性。人具有一种不可动摇的、有意的镇定倾向，即伴同确切性的气质；然而，除了这一品质、超出这种品质，则一切都是不确定的。 穆希尔最接近某种可能的解决办法的时刻是在他提及这一事实的时候：数学问题不承认某种总体的解决，但是个体的解决办法汇合之后，是能够得出某种总体的解决的（第83章）。他认为这个办法可能也适用于人类的生活。多年以后，另一位作家，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认为，确切性这一魔鬼是和敏感性这魔鬼并列生存的，并且提问道是否可以设想出一种研究独一无二、不可重复事物的科学：“为什么不能以某种方式为每一个对象建立一门科学呢？”如果说穆希尔的乌尔里希很快地屈服于追求确切性的热情必定遭受的失败的话，那么，保尔·瓦莱里的台斯特先生（Monsieur Teste）——本世纪另一个智慧型文学人物——则毫不怀疑人类的精神能够在最精确、最严格的条件下发挥出潜能。列奥帕第是抒发人生悲哀的诗人；在描写给人愉快的不准确感受方面表现出高度的确切性；而描写冷静严格理智的诗人瓦莱里，则让他的人物台斯特先生面对疼痛，让他以运算抽象几何的方法来对抗躯体的痛苦，从而展示出高度的准确性。 “这算不了……什么，”他说。“没什么，不过……顶多有十分之一秒……等一下……有几刹那，我的身体全给照亮了……很有意思。我突然看见了我内部……我可以看到我肌肉层次的深处：我感觉到了痛感区……疼痛是环状、棍状、羽毛状的。你们看到了这些活的形体了吗，我的几何形的痛感？这些闪烁恰恰像思想一样。让我理解——从这儿，到那儿……可是也让我感到犹疑。令人犹疑的不是词儿[+]……一个词要出现的时候，我发觉我有某种困惑或恍惚。我感到脑海里出现……影影绰绰一片一片的，广阔的空间出现在眼前。于是我从记忆中挑选出一个问题，任何一个问题……我全神思考它。我数沙粒的数目……只要我能看见这些沙粒……但是越来越大的剧痛迫使我去观察它。我正分析它呢！我就等我哭了……我刚一听见它，这个对象，可怕的对象，就变小，越来越小，从我内在视线中消失了。” 在二十世纪，只有保尔·瓦莱里最精辟地给诗下了一个定义：努力追求确切。我现在主要谈谈他作为一个批评家和文论作者的作品，在这些作品里，关于确切性的诗学可以通过从马拉美（Mallarme）到波德莱尔（Baudelaire），和从波德莱尔到埃德加·爱伦·坡（Edgar Allan Poe）直线地推本溯源。 在爱伦·坡身上——在波德莱尔和马拉美眼里的爱伦·坡——瓦莱里看见了“明快的魔鬼、分析的天才、逻辑与想象力、神秘主义与明确计算的最新式、最有诱惑力组合的发明者、研究特殊现象的心理学家、研究和使用全部艺术手段的文学工程师”。瓦莱里在论文《波德莱尔的情景》中写了这段话；我认为这篇论文具有某种诗学宣言的价值；他还有另外一篇论爱伦·坡和宇宙创造论的论文，其中谈到了《尤莱卡》（Eureka）。在论爱伦坡的《尤莱卡》的论文中，瓦莱里就作为一种文学体裁，而不是作为一种科学思辨的宇宙创造论提出疑问，并且雄辩地反驳了关于“宇宙”的观念，这也是对于“宇宙”的每一个形象 所具有的神话般力量的肯定。在这里，正如在列奥帕第那里一样，我们也看到了关于无限的吸引力与排斥力。还有，在这里，我们也看到了宇宙论猜想被看作为一种文学体裁，列奥帕第就是在几篇“伪经的”散文中来以此作为消遣品：《斯特拉托尼·达·兰普萨科的伪经片段》谈地球的开始、尤其是终结，地球变得扁平、空心，像土星环一样，渐渐消散，最后在太阳中烧毁；他翻译的一篇伪经犹太法典文段《大野雄鸡之歌调》（Cantico del gallo silvestre），在这里整个宇宙都毁灭、消失了：“广漠无垠的空间中将笼罩着一种赤裸裸的寂静和最为深沉的凝重感。这样，宇宙存在的这种奇异而令人惊惧的秘密还未及探明和理解，就会消隐、化为乌有。”在这里，我们看到，令人惊惧而又不可思议的不是无限的空无，而是存在。 这篇讲演一直上不了我预定的轨道。开始的时候，我是要谈确切性、而不是谈无限和宇宙的。我是想要告诉诸位我热爱几何形式、对称、数列、一切可组合物、数的比例等等；我是想要解 释一番我就我对界限、量度等……的忠诚态度所写下的东西……但是，很可能，正是这个关于形式的观念引发出来了关于无限的观念：整数序列，欧几里德直线……与其向诸位谈我已经写的东西，还不如谈谈别的更有意思，比如我还没有解决的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又会促使我写些什么：有的时候我力图集中精力写一篇我想要写的短篇小说，可是我却又知道我感兴趣的完全是别的内容，或者不是什么具体的内容，而是符合我应该写的内容的某种事——这就是某一论据及其全部可能的变体或取代物之间的关系，在时间和空间中可能发生的种种情况。这是一种吞噬一切的、毁灭性的着魔心态，足以使写作无法进行。为了对抗这种心态，我想尽力限制我要谈论的范围，把它划分为更为限定的范围，再加以划分，等等。可是另一种晕眩又袭击了我，这就是细节的晕眩，我被拖进了无限小，或者极微之中，正如我以前被拖入无限大之中一样。 “善良的上帝在细节中。”我想用乔达诺·布鲁诺（Giordano Bruno）这位伟大而有见识的宇宙论者的哲学来解释福楼拜的这句名言；布鲁诺把宇宙看成是无限的，由无数的世界组成，但是他又不能称其为“完全无限”，因为这些世界中的每一个都是有限的。另一方面，上帝却是无限的：“他的全部都是在整个世界，而且是无限地、全然地就在这世界的每一部分之中。”过去几年之内我最常读、重读和思考过的意大利文书籍之中，有保罗·杰里尼（Paolo Zellini）的《论无限性的简史》（Breve Storia Dell''infinito，1980）。本书以博尔赫斯对《龟的化身》的无限的攻击开卷[#]（这个概念令其他人走上歧途并且困惑），继而评论有关这一议题的全部论据，结果，消散了这个议题，使无限性转成为艰深的无限小。 我认为文学作品的形式选择和对于某种宇宙论模式（或者某种总体的神话学参照系）的需要之间的这种联系，甚至在并未清晰宣扬这一点的作家身上也是存在的。这种几何布局的爱好的历史可以马拉美开始在世界文学中探索，而这种爱好是以作为现代科学基础的有序和无序的对照为基础的。宇宙分解为一团热，必定化为熵的涡动，但是在这个不可逆转的过程中有可能出现某些有序的区域，即存在的一些部分，这些部分倾向成为某种形式；即某些特殊的点，我们在其中似乎可以见出某种图案或者图景。一篇文学作品就是这种最小部分之一，其中的存在物结晶成为一个形体，形成某种意义——不是固定的、不是限定的、没有变得岩石般稳固僵凝，而是像有机体一样是有生命的。 诗歌是偶然性的大敌，虽然它又是偶然性的女儿，所以，归根结底，偶然性将会赢得战斗（投一次骰子不会取消机遇）。在这一语境中，我们可以看一看本世纪最初几十年的形体艺术和后来在文学中蔚然成风的对逻辑的、几何的和形而上学的程序的重新评价。如法国的保尔·瓦莱里、美国的华莱士·斯蒂汶斯（Wallace Stevens）、德国的戈特弗里德·本恩（Gottfried Benn）、葡萄牙的费尔南多·佩索亚（Fernando Pessoa）、西班牙的拉蒙·德·拉·塞尔纳（Ramon Gomez de la Serna）、意大利的马西莫·邦探佩里（Massimo Bontempelli）和阿根廷的霍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 因为具有精确的小平面和能够折射光线，晶体是完美性的模型，我一向珍视它，视它为一种象征；而且，这一偏爱已经变得更有意义，因为我们知道，晶体发生和成长的某些特性和最基本的生物体一样，在矿物世界和有生命物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在我为寻求对想象力的刺激而涉猎的科学著作中，我最近看到，生命体形成过程的模式“清楚地体现在晶体这方面（特殊结构物的恒定）和火焰这另一方面（尽管内部强烈震荡，依然保持外部形式的恒定）”。我所引用的是马西莫·皮亚泰里-帕尔马里尼Massimo Piattelli-Palmarini写的序言，这本书是专论一九七五年在罗奥蒙特（Royaumont）中心由让·皮亚杰（Jean Piaget）和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进行的一场辩论的（Language and Learning，1980，p.6）。火焰与晶体的对比的形象可以用来显现向生物学提供的选择，并且由此而过渡到关于语言和学习能力的理论。我现在是不谈皮亚杰和乔姆斯基所提出的见解中包含的对科学哲学的意义；皮亚杰主张“噪音中的秩序”即火焰的原则，而乔姆斯基则赞成“自我组成的系统”即晶体。 在这里，我感兴趣的是这两个象征的对比，正如我在上次讲演中提及的十六世纪象征之一那样。晶体与火焰：两种我们一定要凝望不已的完备优美的形式，两种随时间而成长、而消耗其周围物质的模式，两种道德的象征，两种绝对物，对事实和思想、风格和情感加以分类的两个类别。上文中我暗示二十世纪文学中的“晶体派”，我想，也可以提“火焰派”的近似的名单吧。我一向认为自己是晶体派的拥戴者，但是上一段引文却教导我不要忘记作为一种存在形式、一种生存模式的火焰的价值。同样，我也希望自认为火焰派信徒的人看到晶体派那种不声不响、不畏辛劳的风格。 给予我更大机会来表现几何理性与人生莫测变幻之间的张力的、更为繁杂的形象是城市的形象。我尽力多加叙述我的思想的书依然是《隐身城市》（Invisible Cities），因为我在书中聚集了我对一个单一象征全部的思考、实验和猜想；还因为我构建了一个多面的结构物，在其中每篇短文都十分接近其他短文，组成一个不表现逻辑序列或者等级关系的系列；它要表现的是一个网络，在这个网络中可以采纳多重的途径，得出多重的、派生的结论。 在我写的《隐身城市》中，每一个概念和价值尺度——甚至确切性——都证明是双重的。在某一点上，忽必烈汗体现出了走向理性化、几何和代数的智慧的趋势，把他对帝国的知识降低为棋盘上棋子的行走规则。马可·波罗（Marco Polo）以大量细节向忽必烈描述的城市，忽必烈却用黑白棋格上城堡、主教、士、王、后和卒的种种排列来代表。这种做法给他带来的最后结论是，他南征北战的目标不过是每个棋子身下的木座：这是虚无的象征。但是，在这一时刻出现了场景的骤变，因为马可·波罗请求忽必烈仔细审视他所看到的虚无： 大汗想要集中精神下棋，但是下棋的道理现在却让他感到困惑。每局棋的结果是非输即赢，但是赢了什么、输了什么呢？真正的赌注是什么呢？在将死的时候，在赢家的手把王推开后，王位的脚下什么也没有剩下，只有一个黑格或者白格。忽必烈剥去了他多番征战的表层，以看其本质，作出了一次终极的运算：这是一次最终的征服，而帝国多种多样的财宝只不过是虚幻的外衣而已；这最终的征战被降低为平板上的一格。 于是，马可·波罗说：“大王的棋盘上镶嵌着两种木块，黑木和枫木。大王看着的那一个棋格的木头是从一个在干旱年份里成长的树干上砍下来的；大王看到年轮、木纹是怎么排列的吧？这儿，细看可以看出一个结子：在一个早春，一个幼芽正要冒出，可是夜里下霜，它又停住了。” 到那个时候以前，大汗一直没有注意到这个外国人说大汗国的活竟说得这么流利，但是，令他赞叹的却不是马可·波罗的语言流利。“这个有一个小厚疽儿，大概是一个幼虫窝；不过不是钻木虫的，因为钻木虫生下来以后就要往下钻；应该是一个毛毛虫，因为毛毛虫吃树叶子，所以这棵树才被人发现，用斧子砍倒了……木匠用尺子划出了这个边儿，以便和下一个格子接上，更显得清楚了……”这么一小块光滑而空荡的木头中竟然包含这么多的道理，令忽必烈十分惊奇；而马可·波罗现在又谈起黑木森林、顺流而下装满木材的筏子、码头和倚窗眺望的女人…… 从我写下上一页书的时刻起，我就明确意识到我对于确切性的寻求走上了两个方向：一方面，把次要情节降低成为抽象的类型，可以依据这些类型来进行运算并且展现原理；另一方面，通过选词造句的努力尽可能确切地展现物体可感的面貌。 事实上，我的写作过程一直是面对着符合知识的两种类型的不同途径的。一条途径引向无形体的理性的空间，可以在这里追索将要汇合的线、投影、抽象的形式、力的矢量。另外一条途径则要穿过塞满物体的空间，并且试图通过在纸页上写满字的办法创造出这个空间的语言等价物，作出最细心、最艰苦的努力，使已写出的东西适应尚未写出的，适应一切可言说和不可言说的总体。这两种奔向确切性的努力永远也不会圆满成功：一是因为“自然”语言言说的总要比形式化的语言多，自然语言总是带有影响信息本体的一定数量的噪音；二是语言在表现我们周围世界的密度和延续性时会显出它的缺陷和片断性：它所言说的总是比我们所能体验的一切要少。 我在这两条路中间不断地跳来跳去；在我觉得我已经充分探索了一条路的好处的时候，我就跳向另一条，反之亦然。因而，在最近几年，我用以取代故事结构练习的是描写方面的其他练习；在今天，这是一门被大大忽视了的艺术。像一个小学生写家庭作业以《描写长颈鹿》或者《描写星空》为题写作文一样，我也努力在笔记本中写满了这样的练习，而且从这些材料中编写出一本书来。这就是《帕洛马尔先生》（Mr. Palomar），英译本最近已经出版（一九八五年）。这是一种日记，谈的是知识的最细微的问题、与世界建立关系的方式，和在使用沉默与语言中得到的满足和失望。 在这类的探索中，我是一直记着诗人们的实践的。我想到了威廉·卡洛斯·威廉斯（William Carlos Williams），他描写樱草的叶子细致入微，我们可以在想象中伏在他为我们描述的叶片上的花朵：他就是这样地把这一植物的纤细秀丽赋予这首诗的。 我也想到了玛丽安·莫尔（Marianne Moore），她在描写她那动物寓言集中长着鳞甲的食蚁兽和鹦鹉螺及全部其他动物时，是把动物学著作中的有关知识和种种象征的和寓言的意义融汇在一起的，从而使她的每一首诗都是一篇讲道德伦理的寓言。我又想到了尤赫尼奥·蒙塔莱（Eugenio Montale），可以说他在《鳗鱼》这首诗中总结了上面两位的成就。这首诗只有一个很长的句子，形体像一条鳗鱼，记述了鳗鱼的整个一生，使鳗鱼成为一个道德的象征。 但是，我尤其想到了弗朗西斯·彭热（Francis Ponge），因为他以他短小的散文诗创造了现代文学中一个独特的体裁：那个小学生的“练习本”：在这个本子里，他把文字作为世界上现象的延伸而开始练习写作，通过了一系列的预演、草稿和概算。对我来说，彭热是无与伦比的大师，因为《万物有本心》（Le parti pris des choses）中的简短篇章和他其他的同类作品，虽然读的是一只虾、一个石子儿或者一块肥皂，但是给我们提供了最好的战斗范例，他要迫使语言成为万物的语言，语言从万物出发，归返到我们感官时却已发生变化：获得了我们投放于万物中的人性。彭热直言道明的意思是，通过简洁的说文及其匠心独具的变体，来编写一部新《物性论》。我相信他可能成为当代的卢克莱修，他要通过词汇轻而无实体的、粉末般的纤尘来重建世界万物的物性。 在我看来，彭热的成就是和马拉美并驾齐驱的，方向尽管不同，却是互补的。在马拉美那里，由于达到了最高一级的抽象，而且表明虚无是世界终极本质，词语达到了极致的确切性。在彭热那里，世界呈现的是最微不足道、次要而不对称事物的物体，而世界恰恰就让我们认识到这些不规则的、细小而繁复形体的无限的多样性。 有人认为，词汇是用以获取世界本质，最终的、独特的、绝对的本质的手段。其实，词汇代表不了本质，只能与其本身同一（所以称词汇是达到目的的手段是错误的）：词汇只认识它本身，提供不了关于世界的其他知识。另外一些人认为，使用词汇就是对事物的不断的探索，虽然不能接近事物本质，却可以接近事物无限的多样性，可以触及事物不可穷尽的多种形式的表层。 霍夫曼塔尔（Hoffmannsthal）说，“深层是隐藏着的。在哪里呢？就在表层上。”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说得更绝：“凡是隐藏着的……我们都不感兴趣。”我不想把话说绝。我认为，我们总是在寻求某种隐藏着的，或者潜在的，或者设想中的东西，只要这些东西出现在表层，我们就要追踪。我认为，我们的基本思维过程是通过每一个历史时期延续留给我们的，从我们旧石器时代进行狩猎和采集活动的先父时代起。词汇把可见的踪迹和不可见物、不在场的物、欲求或者惧怕的物联系了起来，像深渊上架起的一道细弱的紧急时刻使用的桥一样。 正因为如此，至少对我个人来说，恰当地使用语言就能使我们稳妥、专注、谨慎地接近万物（可见的或者不可见的），同时器重万物（可见的或者不可见的）不通过语言向我们发出的信息。 列奥纳多·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是一个为了把握住他的表达能力所不及的事物而和语言进行搏斗的突出范例。列奥纳多的手稿本不同寻常地记载了和语言——粗俗、尖利的语言的斗争；他不断地从这种语言中寻求更丰富的、更细腻的和更准确的表达法。处理一个意念的各个阶段（比如弗朗西斯·彭热，是把处理的情况连续发表了的，因为真正的劳作不是在于最终的形式，而是在于为获得这种形式而达到的一系列的近似表述）对于作为作家的列奥纳多来说，是他在把写作视为一种知识工具而投入的努力的证明；同时也是这样一个事实的证明，即：对于他曾考虑撰写的著作来说，他感兴趣的是探索的过程，而不是完成撰写拿去发表。列奥纳多写作的关于物件或动物系列短小寓言的主题，都常常是类似彭热的。 例如，让我们来看一看关于火的一则寓言吧。列奥纳多给了我们一个明快的梗概：火因为锅里的水在自己的上方而恼怒，虽然火是“更高级的”原素，却冒出火焰，越冒越高，把水烧开，令水溢出而把自己浇灭。列奥纳多不厌其烦地把这个故事连续写了三个文稿，都不完全，成并列的三段。每次他都添加一些细节，描写火焰如何从一小块木炭发出，劈劈啪啪地钻过木柴中间的空隙，越烧越大。但是很快他就打住了，因为他意识到，即使用来说一个最简单的故事，一个细节的详尽描写也是没有尽头的。即使是厨房中木柴烧着的故事也能够从其本身发展，变得没有尽头。 列奥纳多自称“没有文字修养”，所以和书面文字的关系困难。他的知识在当时世界上没有人能超过，但是他不懂拉丁文，不懂语法，也就妨碍了他用文字和当时的知识界交流。他肯定认为他能够用草图比用文字更清楚地表述他的许多知识。他在谈解剖学的笔记中写道：“啊，作家，你用什么文字才能够像素描这样完美地表现出这整个的图形呢？”不仅在科学方面；而且在哲学方面他也确信用绘画和素描他表达得更好。然而，他也越来越感觉到需要写作，用写作来探讨世界的多形态现象和秘密，来纪录他的种种想象、情绪变化和烦闷怨恨——例如他要责备一些文人，这些人只会拾人牙慧，和自然与人之间的发明者和解释者毫无共同之处。因此，他越写越多。几年过去之后，他完全放弃了绘画，只用写作和素描来表达自己的见解，似乎只遵循用素描和词语进行探讨这一条线路，用他那左手镜读反书文字填满了许多笔记本。 在大西洲笔记对开本265号上，列奥纳多开始记录证据，以确认地球成长的理论。在举出被泥土吞没的城市例子后，他进一步讨论在山地发现的海洋生物化石，尤其是某些骨骼，他认为必定属于太古时期的某种海怪。在这一时刻，他的想象必定充塞着在波浪中游荡的巨大海兽的图景。不管怎么样吧，他把这页纸倒了过来，努力捕捉这个动物的形象，三次尝试写一个句子来表达对这一图景的惊叹。 啊，有多少次你被看到在汹涌海洋中沉浮，你长满毛刺的黑背像大山一样突兀，你仪态沉稳而端庄！ 然后，他使用了“旋转”这个动词，以求给这个巨兽的活动增添更多的动感。 有多少次你被看到在汹涌海洋中沉浮，你仪态沉稳而端庄，在海水中旋转。你长满毛刺的黑背像大山一样突兀，击败并且驾驭了海水！ 但是，在他看来，“旋转”这个词降低了他想要引发出的壮观和宏伟的印象。所以他选择了“犁开”这个动词，并改变了整个句势，给它带来了紧凑感和节奏感，颇具文学判断性。 啊，有多少次你被看到在汹涌海洋中沉浮，你像大山一样突兀，击败并且驾驭了巨浪，你长满毛刺的黑背犁开了海水，仪态沉稳而端庄！ 这个景象被表现得几乎是大自然威严力量的象征；列奥纳多对这影象的求索让我们看到了他的想象力活动的一斑。我在这次演讲结束之际把这一形象留给诸位，希望诸位把它尽可能长久地留在记忆之中，连同它的全部的透明性和神秘感。   [*] 整理者注：当即为前文所引、论述“不确定性”的札记。 [+] 整理者注：参看台湾译本，此句似当为“‘令人犹疑的’不是合适的字眼”。后文亦不当是“一个词要出现的时候”，而是“它们[几何形的痛感]要出现的时候”。 [#] 整理者注：《龟的化身》（Avatars of the Tortoise）当为博尔赫斯作品。

自从达盖尔以拍头像开始发明了摄影术之后，几乎世上的一切都被拍成了照片，至少表面上看起来是这样。正是这种永远无法满足的摄影欲望缩短了我们在柏拉图所说的洞中——即我们这个世界上的囚禁期限。照片传授给我们一种新的直观的符号，它改变并拓展了我们脑中哪些值得一看以及哪些我们有权观看的概念。摄影业最伟大的贡献就是使我们产生了可以把整个世界装入脑中的感觉——其实储存进去的是一本相片集。

2009年10月12日上午，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美国教授埃莉诺·奥斯特罗姆与奥利弗·威廉姆森一起获得这一殊荣。他们俩得奖的原因是因为对治理有杰出的学术贡献，奥斯特罗姆的贡献在于公共事物的自主治理，威廉姆森的贡献在于企业的治理结构。

读了《赵俪生、高昭一夫妇回忆录》，我可以说是感慨良多。首先是作为读者和研究者所受到的启示。这本书给人最大的感觉就是真：说真话，道真情，揭示真相，可以打破很多神话。目前中国知识界和学术界有很多神话，与本书有关的就有两个。一个是“民国神话”，把民国教育说得天花乱坠，赵先生告诉我们，那时候大学教授也有凭一个笔记混几十年的。还有关于毛泽东时代，以致“文革”的神话。我最近就看到一个颇为新奇的论调，说“文革”前三年是内乱，后七年就是中国历史上，甚至人类历史上最美好的时代。这就简直连基本的事实都不顾了。看看赵、高两位先生的回忆，这种凭着自己的观念、愿望评价历史的高论就可以不攻自破了。根本问题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不敢正视现实，就把“过去”当作精神的避难所，而回避现实的问题。这本书还有一个特点：它完全不回避人事关系在人的命运中的作用。记得赵俪生先生在回忆王瑶先生的文章里，说到他们之间的一次谈话里，说他们那一代是在四个战场里成长起来的，一是“枪炮战场”（我理解这应该包括后来的阶级斗争），二是“思想战场”，三是“精神战场”，四是“人际战场”。我们通常只注意前面三个战场，却忽视了在中国，无论是阶级斗争，还是思想运动，精神冲突，最后都会落实为人际关系。我读赵先生的回忆录，最有兴趣的，就是创造社两位大将，成仿吾和郭沫若，在赵先生生命历程中所起的作用，可以说在两个关键时刻改变了他的命运。还有那些在历次运动中，告密、告状的，说小话，当打手的，都在赵先生坎坷人生中起到很大作用。但在我们的历史叙述里，这些具体、复杂的人事关系都回避了。我想到日本丸山升先生，他在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时，就特别强调，研究中国三十年代的文学论争，如果不具体考察人事关系，就很难说清楚。我们习惯于“宏大叙事”，我们叙述里的“枪炮战场”、“思想战场”、“精神战场”里，没有具体的人，没有个人的思想、情感、心理，也没有人与人之间的具体关系，没有“人际战场”。也就是说，我们的历史研究里，缺乏历史的具体性，这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问题。我们总是担心一讲具体人事关系，就会淹没历史“本质”，其实所谓“本质”就是体现在具体的历史现象，也包括具体的人事关系里的。当然，这里也有一个“为尊者讳”的问题，其实这恰恰是最能显示人的复杂性的。比如在读赵先生回忆录以后，我对作为“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就有了一个更有血有肉的认识，我正准备研究“1949年以后的郭沫若”，这都是很好的研究材料。今天我来这里还有一个特殊身份，秦晖先生请我来，是因为赵先生的好朋友之一是王瑶先生，而我是王瑶先生的学生。我读赵先生的回忆录，也同时在回忆王瑶先生，想赵先生跟王先生的关系，以及两位先生的异同。这也是我要说的第二点。赵先生回忆录里提到他们俩抗战时期在乾州的会见，却语焉不详，但在王遥先生去世以后，赵俪生先生写的纪念文章里，就说得很具体，说他们谈了四天四夜，而且所谈话题关系到他们今后的一生。讨论的是人生道路的选择：下一步该怎么走？而且，用的是特具两位先生风格的语言：我们要进《宰辅传》，压根没门；进《忠烈传》，未必有资格；进《货殖传》，没那本领。想来想去，还是进《儒林传》。他们决定要把自己的历史位置定在现代《儒林传》里，或许就在这一刻，作为“学者”的赵俪生与王瑶就诞生了。但紧接着赵先生又说，后来我们两个都进了《儒林传》，路线一致，但道路却不同：王先生后来当了朱自清的研究生，进入了学院的体制；而赵先生说他是“边教边读，自力营生”，某种程度上是自学成才的，是另外一个路子，自称“野路子”，但也有一种自傲。解放以后，他们两个人见面，有一段非常好玩的对话。王先生说，我的著作送给你，你不回信，看来我的著作你没有看过，你的著作又不寄给我。赵先生回答说，你的著作我都看过。然后就当面评价说，我看得出来，你已经有学院气派了，考据坚硬，但是对不起，我兴趣不大。倒是看好你那些不那么“学术”的文章，因为我从中看出，你的思辨气息没有被考据所压倒，“文中尚有几分活气，此最宝贵者也”。———可见赵先生更看重学术的思辨力，没有被考据所压倒的人的生命的“活气”，这一点是非常有意思的。在我的理解里，这也是王瑶先生的学术风格、特点、价值所在。我曾经说，在王瑶先生那里，实现了“学者和精神界战士的统一”，其实赵俪生先生也是如此，我们甚至可以说，五四所培育出来的，受鲁迅深刻影响的，具有左翼倾向的那一代学人，都有这样的特点，只是表现形态不同而已。赵先生的回忆文章里，还谈到因为“文革”彼此感情上受到的伤害，“‘文革’提审，说了许多黑话”，私下说的话，揭发出来，确实有很严重的后果。赵先生很含蓄地说：“从那以后，连红话也不说了，夫子曰：或语或默，我们从此一直默下来，直到王瑶兄逝世。”———我们完全可以感觉到这其间的沉重，这对赵先生、王先生，以至整个中国知识界，都是一段不堪回首的历史。文章结尾，赵先生又说了一段只有他才能说出的话：“他死了，但他的音容笑貌都永远活在我心里。当然，这里说的‘永远’，也不过是祈祷性言辞。我很快也要逃不过自然规律的；所以趁此一息尚存，写为此篇。”———我读到这里非常感动，这是典型的赵氏思维、风格和语言。但我要说，这也是王瑶先生的思维、风格与语言：他们俩把人生，生死，都看透了，这背后大概有魏晋文人的影响吧。我还想说一点两位先生的不同。王瑶先生一直在京城，在北大，处在时代政治、学术的中心；赵先生一直处在相对边缘的地区和地位。所以王瑶先生可能对中国的政治更了解，他会打擦边球，用自己的智慧逃脱很多劫难。就思想而言，王先生应该和赵先生一样，都属于1957年反右运动所要打击的对象。 1956年全国知识分子会议上有一个内部材料，是当时党委对北大教授的政治排队，其中落后分子代表是王瑶，反动分子代表是钱钟书（当时钱先生所在的文学研究所附属在北大）。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按道理，他们俩都应该在劫难逃，但恰好这两个人都逃过了。什么原因？就是因为他们“落后”、“反动”，把中国政治早就看透了，自然不会上鈎。相反那些“积极分子”就因为跟得太紧，积极提意见，一旦反转过来就成牺牲品了。其实，赵俪生先生也是看得清楚的，但他忍不住还是说了，就被抓住了。赵先生的夫人高先生的回忆中，最精彩的就是秦晖他们第一届研究生的答辩故事。我们是同一届的，我于是联想起王瑶先生怎么指导我们应对答辩的。赵先生对答辩太大意了，根本没有考虑可能发生的意外情况。王瑶先生可不一样，他深知“文革”后首届研究生答辩，非同小可，必须认真对待。他是作了精心安排的，让我第一个出场。为什么？因为我是学生中年纪最大的，也是最有经验的。这是北大第一个文科研究生的答辩，所以来的人特别多，场面很大。王先生平常很少管我们，但是答辩论文，却看得非常仔细，一个字一个字改，连错别字都改掉。然后答辩前夜把我叫去，教我答辩秘诀。他说你首先在心理上要认定你是最强的，因为在座的专家没有哪个像你这样在这个课题上下过这么大的功夫，也没有你熟悉材料，谁也难不倒你，你要有这个自信。但答辩时又要认真、小心对待。要知道答辩老师的任务就是要找你的茬。如果你真的一时疏忽，被他抓住了，你就要判断这个错误关系不关系你论文的根本点。如果无关大局，就赶紧承认，说我忽略了，或者我回去考虑考虑，这样答辩老师就无法再继续追问你了，千万不要强辩，越辩漏洞越多，老师没完没了地追问，你就狼狈了。但是如果问的问题是关系到论文的基本论点，你可不能说我错了，错了就通不过了。这个时候，你要据理力争。怎么办？就是拼命抛材料，因为材料你最熟，你一个材料一个材料地抛出去，滔滔不绝，老师也不熟悉，无法穷追猛打，而且时间拖过了，该吃饭了，你就解脱了。这就是王先生教我们的锦囊妙计。赵先生未必没有这样的智慧，但他没有想到要这样教学生，即使想到，也未必肯这么做，他想得很简单：只要论文写得好，就不怕通不过。他还是把中国的学术界看得太单纯了。———今天看来，两位先生不同的处世办法，风格，都有说不出的感人之处。最后我想讲一个问题，就是赵俪生先生的书里实际上讲到了我，我是他的评述对象。赵先生说，我对王瑶的研究生都很注意，他们的文章大部分都看过。然后他特别点到了我们对周作人、郑振铎、夏衍的研究。———这里赵先生的记忆可能有误，因为我们同学中没有人专门研究郑振铎，夏衍也只是我写过一点。但是研究周作人，肯定是指我了。他有这样一个评价：“很广，又很杂，但在功底上显然不够过硬，比他的老师稍逊一筹，有的一筹还打不住。这些都是新时代带来的异化了。”———这也是典型的赵氏语言，而且引起了我很大的思想震动。赵俪生先生一针见血地提出了一个我自己，也许还有我们这一代学人不能回避的问题： “新时代带来的异化”所造成的我们先天性的不足。其实这个问题，我已经想了很久了，可以说多年来始终缠绕于心，难以摆脱。赵先生的当头棒喝，又让我猛悟到问题的严重性。我们再也不能回避了。我在《我的精神自传》一书里，对我自己，我和老师辈的关系，曾有过这样的反省：“一方面因为我对五四新文化，特别是对鲁迅的迷恋和熟悉，使我能够与王先生有精神的相通。但，作为他的学生，我却无法继承他的学贯古今的学术传统。他所达到的高度是我不能企及的。也就是说，学贯古今中西，这本来是从鲁迅到朱自清到王瑶的现代学术的重要传统，但却是我这样的学者，所望而止步的：非不愿也，乃不能也。更重要的是，我的知识结构的缺陷，也使得我在根本上与我的研究对象，如鲁迅、周作人，也是隔膜的，因为他们于中国传统，西方现代文化传统，都有很高的造诣和很深切的理解。也就是说，我对他们的研究，达到一定层次以后，就受到知识结构的限制，很难再深入下去。”我因此经常说：“自己即使在学术上也只是历史的中间物，就是看清了这样的根本性缺陷。而且这是时代与命运造成的（是赵先生所说的‘新时代带来的异化’），非我个人所能把握。因此，在我内心深处，常有悲凉与无奈之感。人只能在历史允许的范围，做自己能做的有限的工作。”“问题还在于，这不仅仅是知识结构的缺陷，而且更是精神层面的。特别是对中国传统与西方现代文化传统的隔膜，造成了我们的精神世界，我们的视野、修养、情趣的狭窄、单一、浅薄、枯寂和粗糙。”和赵先生、王先生他们那一代一比，就看出来了。问题是这几乎是无法弥补的，内在气质的东西是不能装假的，不如老老实实承认自己底气不足。我常常自嘲，某种程度上也是对这一代人的自嘲：“这是历史造成的没有文化的一代学者，无趣无味的一代文人。”这自嘲里隐含着辛酸，还是不说了吧。但我要多说几句，也是我今天想着重讲的。读赵、高回忆录，我立刻联想起这几年连续去世的老人，他们大都是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最晚也是西南联大的那一代人，都是赵俪生、高昭一、王瑶先生的同代人，这就意味着，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学贯中西古今，有文人趣味的一代人都远行了，一个传统中断了，最后的陈乐民先生还保留一点，再往下就没了，真的没有了。问题的严重性，不仅仅是我们这些正在逐渐退出学术舞台的这一代，可能当下正活跃在，或将要活跃在学术舞台的几代学人，也依然没有解决知识结构与精神境界的根本性问题。在我看来，完善知识结构，做到学贯古今中外，并达到相应的精神和学术境界，以便更好地回应时代所提出的问题，这是当下中国学术界一个具有特殊迫切性的问题。在我们的老师辈的学人纷纷离世以后，这个问题更加显示出来了。但是我担忧的不止这一点，我担忧的是，当下中国学术界和学人的自我感觉过分良好了，不承认自己在知识结构、精神境界方面存在根本性的问题，和时代要求不相适应的问题。我想呼唤学术界的清醒和自觉，自我质疑和自我反省。唯有意识到自己的弱点和不足，才会有新的努力，新的开始。（本文系作者在《赵俪生、高昭一夫妇回忆录》出版座谈会上的讲话，限于篇幅，刊发时有删节。）

青年电影作者的“青年”，意味着一种先锋姿态。但是在话语权力与言说空间的制约中，中国当代青年电影开始是从体制外与体制内两个维度，探索不同的叙事可能的，随着电影实践成本的降低与学习途径的扩展，这支队伍开始扩大而庞杂，最后根据自身叙事目的，向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

2008年10月14日，韩德强教授复旦大学少年中国学社演讲

白先勇是台湾著名作家，国民党将领白崇禧之子。著有小说《寂寞的十七岁》、《台北人》、《纽约客》等，盛名遍及海内外。近年来更为昆曲青春版《牡丹亭》投入了巨大心力。《情与美——白先勇传》(刘俊著，花城出版社出版)详述了白先勇的生活及创作心路历程。

关于近年来中国秦汉以后是否属于"封建社会"争论的述评

发一篇潘岳访谈，可惜访谈中提出的问题稍单薄了一点。今年的暖冬或许会提醒一部分人注意环保，但是在北京的路上，开着中文名大概叫“路虎”的Landrover或者其他SUV的人看来还是很自豪，估计也还是在享受羡慕的目光。而《伦敦书评》发了篇John Lanchester 的文章，干脆就是在遗憾伦敦为了环保而搞破坏、尤其是去砸四轮驱动SUV的人太少。－－Humanities.cn

很久没看电视，因为奥运又开始看网络电视转播，在感觉上电视比电影在大部分时候都节奏快速，色彩浓烈，这种声光方式确实有侵略性的特质。但电影究竟是被电视还是被其他的什么粉碎的？--WOC

2010年3月18日下午三点半，接着上半场豪尔教授的《审思音乐教育：探讨澳洲大学巴里岛佳美兰音乐的教学方法》讲座之后，悉尼音乐学院副院长霍华德教授（Prof. Keith Howard）为上音师生带来了另一场题为《世界音乐：谁的世界、谁的音乐？》的学术讲座（见图一）。主讲人霍华德教授目前供职于悉尼音乐学院，任副院长一职。此前他曾在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工作。霍华德教授曾撰写和编著了16本学术著作，其中绝大多数是韩国音乐研究成果。此外，霍华德教授还发表了逾百篇学术论文。可以说，其学术触角广及韩国、吉尔吉斯坦、尼泊尔、西伯利亚和津巴布韦音乐与文化。今天讲座则以"谁的音乐"为主要设问，从世界音乐范畴、历史、分流、美学问题、版权和传统音乐保护等多个方面渐次展开，对现代世界音乐做了深入翔实的解析。 图一：霍华德教授为师生诠释"世界音乐"体裁及其相关热点论题   一、世界音乐的范畴和来历 霍华德教授首先明确了此次讲座中的现代世界音乐的范畴，即特指全球化时代进入商业运作流程中的，作为一种全新的音乐体裁而存在的"世界音乐"。在该范畴中，世界音乐不再只局限于作为地方传统的标识，而是作为跨国工业观念下的商品而存在，并体现出"异域和本土音乐"结合的"混合"特征。霍华德教授认为，世界音乐的出现和发展，其影响波及到了音乐人类学，甚至音乐学，引起了学术界的普遍担忧。在讲座开始部分，霍华德教授还给师生们介绍了"世界音乐"术语的来龙去脉。即在1987年的伦敦易斯林顿民间协会唱片制作人会议上，与会的世界音乐制作人在如何记录唱片名称，如何为唱片分门别类的问题上进行了几轮磋商，其中淘汰了"世界节拍"、"热带"、"民族" 、"国际"和"根基"等词汇，最后选定了"世界音乐"一词的全部过程。 二、争议一一站在世界音乐的两边 霍华德教授认为现代世界音乐存在两个分流现象。一方面是在商业利益驱动下发展起来的世界音乐；另一方面是音乐民族志学者观念中的各地区、各民族传统音乐文化。就前者而言，如时代华纳公司发行的《阿姐鼓》和新近流行的萨顶顶的音乐作品；就后者而言，特指如陕西唢呐乐班或西安古乐等古老音乐形式。世界音乐的分流引发了两边的互相指责。商业世界音乐领域指责音乐民族志学者们是"隐藏在丛林中的偷窥者。"或"世界音乐可以让音乐家谋生。音乐民族志者们却做不到"。而音乐民族志学者们则批评世界音乐的商业化运作忽视了文化自身的界限。他们认为世界音乐好比好莱坞电影，只是通过创造浮华、肤浅的艺术形式来吸引各种人群。   三、"扶手椅上听世界"一一世界音乐的生活方式 霍华德教授通过列举一些例子来说明世界音乐不是一种简单意义上对世界的"发现之旅"，而是"在扶手椅上听世界"。因此，世界音乐创造的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例如目前在英国利物浦大学音乐系任教授的卡萨比安先生（Anahid Kassabian)就曾使用"音响旅行（audio tourism）"一词来探讨星巴克咖啡店和著名的世界音乐唱片品牌Putumayo所发行、销售的世界音乐作品"Café Cubana "和"Music from the Coffee Lands"。霍华德教授认为，咖啡消费者买进的不仅仅是咖啡，还包括一种背景音乐（ambient music）及其创造的新声音图景世界。这种图景式的音乐存在，瓦解了传统的地理距离。例如世界音乐作品"Buena Vista Social Club"展示了熟悉的古巴音乐和他者音乐的"混合"，而这种"混合"现象，正是各种世界音乐的共同特征。   四、从"生硬的结合"到体裁的确立一一世界音乐的美学问题变迁 霍华德在讲座中表明了自己的立场。他虽然认可世界音乐在全球范围内的流行现象的合理性，即年轻一代不再能够欣赏老一辈们所欣赏的传统音乐，从而现代世界音乐拥有坚实的观众基础；但同时保留了对世界音乐的批评。他认为作为一种体裁存在的世界音乐，其音乐上的特征往往体现在"异国情调与本土音乐"的"生硬结合"上。如采用欧美流行音乐中常见的节奏与和声结构、本土乐器，以及运用科技手段进行跨界创作等。因此，这种音乐即便保留了某种原生声音，但被保留部分已经不占主要地位。例如在作为三角州航空公司的广告音乐的世界音乐作品"Songs of Sanctuary"中，虽然融合了祖鲁人、科萨人、第绪人的原生声音，但正如主唱所一语道破的"这不过是各种声音的堆砌，不具有声音原来的真正含义。"霍华德教授言下之意，在现代社会中，在商业化运作的推波助澜下，没有人再去关注原来的声音的内涵和意义。世界音乐的忠实消费群体关心的是这种"生硬的结合"所创造出的新鲜感。可以说，在世界音乐所融入的他者声音中，文化内涵被剥去了，尽管如此，留下的"外壳"也足以支撑起世界音乐的繁荣发展。   五、版权归属一一世界音乐"中间人"的道德问题 霍华德教授质疑了世界音乐作品的版权问题。他认为，由于西方音乐家常常成为世界音乐"中间人"，即作为制作人等角色，因此就成为了世界音乐所采录的各民族音乐的版权拥有者。例如西曼（Paul Simon）的《恩赐之地（Graceland）》以1400万张专辑的销售量高居世界音乐销售榜首，而"Buena Vista Social Clu"则已1000万张专辑的销售量紧随其后。但就版权而言，前者属于西曼，后者也同样没有归属于古巴民间艺人。同样的，加布里尔（Peter Gabriel）在其作品《基督最后的诱惑》中，虽然融合了伊斯兰祈祷歌曲卡瓦利、塞内加尔音乐、埃及音乐、埃塞俄比亚和摩洛哥等地音乐家的作品。但乐曲最后的版权都归属于加布里尔所有。霍华德教授认为，这些版权归属问题成为了现代商业化的世界音乐所不可回避的道德问题。   六、"跟随传统还是跟随钱？"一一世界音乐与传统音乐保护问题 霍华德教授最后探讨了世界音乐与传统音乐保护问题。教授认为，学术界对世界音乐的关注始于玻利维亚歌曲"El Condor pase"。该曲被西方人西蒙和加方克尔（Garfunkel）用在世界音乐"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中，其引发的版权问题遭到了玻利维亚总统的强烈反抗。该事件直接促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开始讨论如何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问题。就非物质文化遗产问题，霍华德教授结合自身多年来研究韩国音乐的经历，为师生介绍了韩国传统音乐盘索里（p'ansori）和风物农乐（p'ungmul）的现代化发展，及其所具有的世界音乐体裁性质所引发的问题。霍华德教授认为，虽然二者被授予了"人类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杰作"，但二者在现代世界已经失去了传统音乐的特征或内涵的认同指认作用。在所有可以下载的16首盘索里歌曲中，只有2首是真正的传统盘索里；同样的，风物农乐在2005年的斯里兰卡世界音乐与舞蹈节（WOMAD）中，已经经过了大幅现代化改良，成为了一种新的形式"Dulsori"，也因此，具有商业化的世界音乐属性的"Dulsoli"现在成为了韩国的国家文化象征。这必然引发了学者对于传统音乐境况的担忧，并以身作则地宣扬着保护传统音乐文化的意愿。特别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要求学术界积极参与投选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在这种背景下，学者们不得不面对这个问题："留给音乐家的一个赤裸裸的选择：跟随传统还是跟随钱？"霍华德教授最后认为，世界音乐的完全就是消费主义，是一个关于揽财和追求利润的市场驱动的音乐产业。谁拥有"世界音乐"的问题，其实在世界音乐利益不能回归非洲、亚洲，以及真正拥有传统音乐的人们的时候，就已经自己说出了答案。讲座结束后，在座师生和霍华德教授进行了热烈的讨论，问题集中在世界音乐体裁的共性特征、传统音乐所在地区的人如何看待这种传统音乐、如何保护传统音乐上。霍华德教授在回应中认为，"混合"是世界音乐的共性特征、传统音乐所在地区的现代年轻人是认同这种世界音乐的、传统音乐保护需要从每个人自身做起。最后，上海音乐学院杨燕迪院长对此次讲座给以了简短却提纲挈领的总结。至此，音乐人类学系列讲座的两场讲座获得了积极热烈的反响，取得了圆满成功。综述：黄婉图片：吴艳、张延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