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 - 《文汇读书周报》：白先勇的"大陆新感觉”

白先勇是台湾著名作家，国民党将领白崇禧之子。著有小说《寂寞的十七岁》、《台北人》、《纽约客》等，盛名遍及海内外。近年来更为昆曲青春版《牡丹亭》投入了巨大心力。《情与美——白先勇传》(刘俊著，花城出版社出版)详述了白先勇的生活及创作心路历程。

十七年苦心写《孽子》

1971年4月小说集《台北人》由晨钟出版社出版后，直到1977年7月，白先勇有近六年的时间没再发表小说。在白先勇没有发表小说的这六年间，正是台湾在国际社会面临种种困境、岛内也发生各种新变之时。

身为台湾现代主义文学的重要人物，白先勇既没有直接参与有关“现代诗”(现代主义文学)的论争，也暂时停止了发表短篇小说，而是一方面密切关注台湾文坛的各种动向，另一方面，则集中时间和精力，潜心创作他的长篇小说《孽子》。

《孽子》是一部同性恋题材的长篇小说。对于白先勇来说，虽然《孽子》是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但同性恋题材在白先勇的笔下却不是第一次出现，早在他大学时代的早期创作中，同性恋题材就已经或隐或显地一再出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白先勇在接受谢家孝访谈时，曾坦言创作《孽子》是他多年来的一个梦想，“远在他念台大民国四十九年创刊《现代文学》第一期发表《月梦》短篇小说时，他就决定要写男同性恋的长篇小说”。然而，《孽子》一直要到1977年才问世，与当初的“决定”已相隔十七年，一部长篇从有此“创意”到最终成品要历经十七年，其问的艰辛，不难想见。《孽子》之所以这么“难产”，除了创作长篇具有相当大的难度，白先勇必须在创作能力上具备条件之外，同性恋题材本身的敏感性，也是白先勇要反复斟酌思考的重要原因:创作这类题材的小说，社会的容忍度和接受度，以及读者的承受力和理解力，是他必须仔细权衡的问题。

假定白先勇是在完成了《台北人》的创作之后开始写《孽子》，那么为了《孽子》这部长篇小说，白先勇不但“准备”了十一年，光是写就花了六年功夫——这在白先勇的所有创作中，都是费时最久的一部作品。创作这样一部具有开创性的作品，其本身的艰难固然是非常重要的原因，但更为重要的，恐怕还是写作《孽子》对于白先勇来说，是一个既必须完成，又必须要慎重地用心完成的心愿，写作这部作品，对白先勇来说意义非凡，因为，他自己就是一个同性恋者。

创作《孽子》，在某种意义上讲，是他以写作的方式，来化解自己内心深处沉重而又难解的心结——大概只有在完整地表达出同性恋者的生存处境，并对同性恋者“人”的一面进行了充分的展示之后，身为同性恋者的白先勇，其内心的郁结才能得以化解。

白先勇自觉意识到自己的性向与大多数人不同是在中学的时候，同性恋者这一身份的发现和确认，无疑会在白先勇的内心深处引起强烈的震撼，虽然多少年后他自称“我一向不认为这个事情是种羞耻”，“一向不认为。而且在我来讲，可能我比较奇怪一点，我感觉到自己与众不同，还觉得是一种骄傲，有不随俗，跟别人的命运不一样的感觉”。但在当时，作为一个青涩的中学生，白先勇的同性恋倾向，想必给他带来了不小的冲击。

《孽子》在台湾一露面，立刻引起文坛轰动。在当时尚属保守的台湾社会以及戒严体制下，《孽子》这样的小说无疑是个“另类”、“怪书”。在当时以及随后的几年里，台湾的各大媒体、文学刊物，关于《孽子》的评论不绝如缕。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同性恋在台湾不再是禁忌反而成为作家竞相书写的主题，于是《孽子》再次成为热门话题。

两报争发《蓦然回首》

1976年12月，白先勇将自己的早期小说结集为《寂寞的十七岁》，交由远景出版社出版，在这本小说集的后面，白先勇附了一篇《蓦然回首——〈寂寞的十七岁〉后记》，“这篇文章写得真是好，尤具传记文学的价值”。远景出版社的沈登恩接到白先勇从美国寄过来的稿子之后，看到这篇《后记》，认为是不可多得的佳作，于是自作主张，将它提供给了《联合报》的副刊，希望能先在报纸上发表，让更多的读者先睹为快，同时也可为远景即将出版的《寂寞的十七岁》起到宣传的作用。

谁知白先勇写好此文，是要投寄给《中国时报》的，他寄给远景出版社作为《寂寞的十七岁》后记的是一个副本。因此，当《中国时报》“人间”副刊的主编高信疆遇见沈登恩，偶尔提及白先勇有篇散文《蓦然回首》将在“人间”副刊发表时，沈登恩大吃一惊，赶快给《联合报》副刊主编痖弦打电话，告以原委，希望《联合报》撤稿，岂料《联合报》已经发排，沈登恩打听到《联合报》要在12月27日刊登的消息之后，告诉了《中国时报》。《中国时报》原来准备将这篇文章作为1977年1月的重头戏，现在得知这一消息，立刻决定改变计划，将白先勇的全文分上、下两篇，在12月26日和27日，分两次刊出。

令《中国时报》没有料到的是，《联合报》也提前一天在12月26日发表了白先勇的这篇文章，而且是全文发表——这样就比《中国时报》“快”了半步。《联合报》在文章的最后还加了一个“编者按”:“白先勇的《寂寞的十七岁》将由远景出版社发行再版本，本文将收入再版本内，由远景提供‘联副’发表。”而《中国时报》在全文刊完之后，也有一个“敬告读者”的小启:“关于本刊二十六七两日发表之白先勇先生《蓦然回首》一文，经与白先生联络，据白先生郑重声明如下:该文系由白先生亲自投寄本报发表者，其另一副本则寄交某出版社发排，惟于寄出时忘记向出版社提及此事，致该出版社径自寄交另一副刊，殊非作者本意，特说明事实如上。”

《蓦然回首》在台湾两大报的副刊同时刊出，应当说既是误会，也是佳话，两大报竞争的激烈由此可见，白先勇散文的巨大魅力也从中凸显。

大陆“新感觉”

1987年6月，白先勇在上海复旦大学讲学结束后，经香港回台湾。白先勇这次到上海，是他自1949年离开中国大陆三十八年后第一次回大陆，也是自1948年离开上海三十九年后第一次回上海。白先勇是白崇禧的儿子，又是大陆在1979年最早“引进”的台湾(海外)作家之一，《白先勇小说选》和《白先勇短篇小说选》也在1980年和1982年分别由广西人民出版社和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他的作品对刚刚走出“文革”的大陆读者来说无疑具有巨大的“震撼”力，这些因素都使白先勇虽然身在海外，却在大陆的各阶层人士中拥有极高的知名度。

上海电影制片厂的著名导演谢晋，早就有把白先勇的小说搬上银幕的想法，白先勇在海外，也看过谢晋导演的《天云山传奇》和《芙蓉镇》，对他的艺术才华十分欣赏，他们1985年在加州大学洛杉矶校区电影资料图书馆办“谢晋电影回顾展”时就已认识，此次在上海重逢，主要谈合作拍片之事。谢晋最初想拍的是白先勇的小说《花桥荣记》，怎奈当时大陆和台湾还不能自由往来，如拍《花桥荣记》，无法赴台拍片，一些台湾的镜头难以取景，因此谢晋转而决定将《谪仙记》搬上银幕。为此，白先勇和谢晋还专门有一个对谈，畅谈对小说《谪仙记》的理解以及如何拍这部电影的构想(如希望两位主角李彤和陈寅能请林青霞和周润发来扮演等)。两年后，改编自《谪仙记》的电影《最后的贵族》拍竣，在海内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影片在大陆、日本、北美放映，均轰动一时。

电影《最后的贵族》是白先勇1987年上海之行的一个重大收获。此次上海之行的另一个重大收获是大陆重排他的舞台剧《游园惊梦》。上海青年话剧团导演胡伟民得知白先勇在上海后，约白先勇在上海的兴国宾馆白楼见面，商讨将白先勇的舞台剧《游园惊梦》搬上大陆舞台的事宜。两人见面后，一见如故，他们谈人生，谈艺术，相谈甚欢，特别是在如何将中国传统戏剧的美学转化到现代舞台这一点上，两人见解一致，于是重排《游园惊梦》的事很快就形成了共识。

和白先勇沟通之后，胡伟民就开始紧锣密鼓地进行筹备，他组织了一个集合各方精英的超强演出阵容:编剧白先勇，导演胡伟民(上海青年话剧团)，文学顾问余秋雨(上海戏剧学院)，昆曲顾问俞振飞，编舞李晓筠(上海舞剧院)，作曲金复载(上海电影制片厂)，主演华文漪(上海昆剧团、演钱夫人)、姚锡娟(演窦夫人)。一切准备停当后，剧组在广州进行了为期一个多月的排练。

1988年3月30日晚，大陆版《游园惊梦》在广州长城剧院首演，“轰动了羊城”。除白先勇亲临观看外，昆曲大师俞振飞也飞到广州参加首演仪式。自4月3日起，该剧先后在广州、上海等地演出，共达三十场，是当年大陆文化界的一件盛事，也是海峡两岸一次成功的艺术合作和交流，反响极大。

白先勇在上海期间的第三个重大收获，是观赏到了上海昆剧团演出的全本昆曲《长生殿》。白先勇与昆曲结缘是在四十一年(1946年)前的上海，二十年后(1966年)他在创作小说《游园惊梦》时让昆曲在他的小说中“复活”，1982年在台湾制作舞台剧《游园惊梦》时，他让昆曲在舞台上立体呈现，现在，他终于在上海与昆曲重续前缘，这怎能不让他激动万分？在《惊变——记上海昆剧团〈长生殿〉的演出》一文中，白先勇对那天晚上的演出和自己的观感有详细的纪录:

这一批饱经忧患的艺人终于把《长生殿》全本唱完，大唐盛衰从头演起，天宝遗事细细说来……落幕时，我不禁奋身起立，鼓掌喝彩。我想我不单是为那晚的戏鼓掌，我深为感动，经过“文革”这场文化大浩劫之后，中国最精致的艺术居然还能幸存！而“上昆”成员的卓越表演又是证明昆曲这种精致文化薪传的可能。昆曲一直为人批评曲高和寡，我看不是的，我觉得二十世纪中国人的气质倒是变得实在太粗糙了，须得昆曲这种精致文化来陶冶教化一番。

上海巧遇《长生殿》唤起了白先勇的昆曲激情。随后的南京之行，对白先勇来说更是一次令人难忘的“昆曲之旅”。南京有着白先勇的许多童年记忆，秦淮河、夫子庙、得月台、乌衣巷、桃叶渡、媚香楼、明孝陵、雨花台、中山陵、梅园新村、“美龄宫”，这些六朝古都的名胜，几十年前都曾留下过少年白先勇的足迹，有些后来还在自先勇的笔下刻下了文学的印记。现在白先勇与它们重逢，斗转星移，物是人非，几十年的历史变幻，人间沧桑，瞬问涌入眼前，直令他有不知今夕何夕之感。而当白先勇在南京看了江苏昆剧团张继青表演的昆曲“三梦”(《惊梦》、《寻梦》、《痴梦》)之后，历史感慨和美的愉悦结合了起来，使白先勇故地重游的百感交集，因为昆曲的介入，变得更加悠远、深刻和动人——那是张继青专门为白先勇表演的一场“三梦”，一起观看的还有南京大学中文系的陈白尘和吴白匋两位前辈戏曲专家，以及恰巧来南京大学讲学的叶嘉莹教授。张继青是“昆曲传习所”传字辈老师傅姚传芗、沈传芷的弟子，《痴梦》一折，尤得沈传芷真传，白先勇一见之下，惊为天人。那场演出，张继青把人生之“梦”演绎得精美绝伦，白先勇看得如醉如痴，特别是《惊梦》中那段著名的“皂罗袍”，更是把白先勇“听得魂飞天外，不知道想到哪里去了”。南京之行，白先勇从此和张继青结缘，张继青在他的心目中，也成了“青衣祭酒”的不二人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