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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离政治的文学，不是文学。文学在政治中发观自己的影子，又把这影子破弃在政治里。换句话说，通过自觉到无力，文学才得以成为文学。”　　真正的文学并不反对政治，但唾弃靠政治来支撑的文学。(竹内好《鲁迅》)　　换言之，所谓近代主义在其思考的理路中没有包含民族这个问题。(竹内好《近代主义与民族问题》)　　一、并非“竹内好论”　　本文并非竹内好论。所谓“竹内好问题”并不是以竹内好为主题展开论述。有谁这样做竹内好论，这本身才是“竹内好问题”。为什么呢?我想通过竹内好的《鲁迅》来试做思考。人们通过竹内好的名著《鲁迅》可以了解到鲁迅吗?应该说借《鲁迅》理解了由竹内好所解读的鲁迅，但并非理解了鲁迅本身。假如说这样也未尝不可的话，那是因人们认为只有经由竹内好的解读，鲁迅才具有了意义。　　竹内要读鲁迅，或者在鲁迅那里要追究的是，在那时的中国即孙文的国民革命发生发展而挫折、分裂，而陷入混乱的时候，鲁迅何以成了文学者。正是中国的那个时刻为什么会是文学呢?然而，竹内好的这个追问应该是他在1940年前期面临应征人伍的命运之时，针对自己所发出的追问。从“鲁迅是文学家，首先是一个文学家”这一竹内好的话语中，我们应当像武田泰淳那样去“理解当时他的苦衷和决意”。　　以上所言都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我这样讲并不是要贬低《鲁迅》这部著作的价值。相反，是因为我知道由竹内好的解读所引发的“鲁迅问题”之重大。我们在《鲁迅》中读到的既不是鲁迅的评传，也非作品的解释，而是竹内好读取的“文学家鲁迅”这一问题。我认为，正是这个问题催生了战后竹内好的言论活动，使其成为真正的竹内好自己的东西，并作为确定其方向的核心而存在着的。在竹内好的话语中它构成了“竹内好问题”。而且在其后来的追随者的话语中这个问题又被重新构建起来。　　二、鲁迅问题　　关于鲁迅，竹内好说“他要理解其某种根源性的东西”，即“并非思想、作品、行动、日常生活、美学价值等本身，而是使这一切成为可能的某种本源性的东西”。追问“本源性”乃是竹内好所特有的倾向，他就是这样一位追究“本源”的话语叙事者。事物的“本源”即存在的“根本”，亦是“原始”。在近代以追究“本源”为志向的，有海德格尔那样的存在论哲学家，还有文学上的浪漫主义者们。这里，我有意将竹内好追问“本源”的话语普遍化乃至类型化，是因为当我面对竹内好的文章时感到，它拒绝同样拥有追究“本源”倾向以外的人的理解。追究“本源”者的话语只容许其共鸣者的再构筑。这在《鲁迅》中便是这样一些叙述：　　如果绝望也是虚妄，那么人们该做什么好呢?对绝望感到绝望的人；只能成为文学者。不靠天也不靠地，不以任何东西来支撑自己，因此也就不得不把一切归于自己一身。　　鲁迅是文学者，首先是一个文学他是启蒙者，是学者，是政治家，但因为他是文学者，放弃了启蒙者、学者、政治家等，这些才会作为表象显现出来。　　鲁迅在孙文身上看到了“永远的革命者”，而又在“永远的革命者”那里看到了自己。……没有失败的革命不是真正的革命。革命的成功，不是大叫“革命成功了”，而是坚信永远革命，以“革命尚未成功”来破弃现在。　　游离政治的文学，不是文学。文学在政治中发现自己的影子，又把这影子破弃在政治里。换句话说，通过自觉到无力，文学才得以成为文学。　　这里所引用的，都是同义反复式的解释性文章，有一种拒绝被简单阐释的性格。这些同义反复式的解释多种多样，或者通过“绝望”、“革命”或者“政治”来叙述，但都来自具有同样性格的文章，即反讽的或否定性的文章，以反讽的语词进行否定性叙述。那么，话语叙事者针对什么而反讽呢?竹内好与鲁迅一道，是针对革命在进行中遭到挫折而失败的世界，人们大喊“成功啦”“失败啦”那样的世界，以及依然被这样的世界所吸引的自我之影子，发出反讽式的话语。以反讽来对待这个世界，是要在把与世界之一切有价值的联系都虚化掉的境地中，找到作为“无用者”自己的位置。这是反讽的“文学”或“文学者”的位置。然而，面对现实政治世界而发出反讽的“文学”或“文学者”，却反转其身在这个政治世界里发现了与其彻底而绝对相联的“文学”。从而，这个“文学”是“永远革命”，是真的“政治”，同时也是真的“文学”。竹内好说，于是这个“文学”也就成了绝对的政治性语言。　　真正的文学并不反对政治，但唾弃靠政治来支撑的文学。它所唾弃的文学，在孙文身上看不到“永远的革命者”，而只看到了革命的成功者或革命的失败者。为什么说唾弃呢?因为这种相对的世界，是个“凝固了的世界”，没有自我生成的运作，因而文学只会死亡。文学诞生的本源之场，总要被政治所包围。　　这里，存在着竹内好所解读的，或者说由他所构筑的“文学者?鲁迅问题”。这也正是所谓“竹内好问题”。　　三、日本浪漫派问题　　竹内好以写遗书的心境所作《鲁迅》问世于1944年，而声言“我们民族定能化不可能为可能，把终极之绝望转化为希望”的保田与重郎，其《近代的终结》出版于日本对英美宣战的1941年。战后日本的言论界，对几乎是日本法西斯文学之同义词的保田与重郎等日本浪漫派，不用说一直是持否定态度的。而最初对此予以重新估价的是竹内好。他在《近代主义与民族问题》(1951)一文中首先提出重估日本浪漫派的问题，稍后则在著名文论《近代的超克》中又于更广阔的历史问题阐述中论及此事。我讲这一情况，当然目的不在于批判竹内好或列举他的罪状。我只想阐明，所谓“竹内好问题”是和“日本浪漫派问题”重叠在一起的。　　包括马克思主义者在内的近代主义者们绕开血淋淋的民族主义者问题。他们把自己规定为被害者，把民族主义的过激化视为与自己无关的事情。他们认为默杀“日本浪漫派”是正确的。然而，真正把“日本浪漫派”打倒在地的不是这些近代主义者，而是外来的力量。(《近代主义与民族问题》)　　竹内好就是以这样的思考方式把日本浪漫派再评价问题在此问题化的。这里，我想考察一下使日本浪漫派和竹内好得以重叠在一起的“文学”，以及有关这个“文学”之根本政治性的话语构成。从彻底虚化与现实政治世界之关联的位置，或者作为封闭的历史状态之“时代”的完全否定者的位置反转其身，变成与此世界的根本变革和再生相关联的“诗人”，日本浪漫派的人们所寻找到的正是这样一种“诗人”。下面是保田与重郎对作为“同时确保了破坏与建设自由的日本之反讽”的日本浪漫派，所给出的解释：　　日本的浪漫派运动，始于对正在走向崩溃的日本体系之咏叹。因此，至今站在真正国粹的立场，站在我国文艺真正所处的位置上来思考文艺，把自己的生命寄托在文艺中表现出来的千古悲情的，正是这一派的人们。(《近代的终结》)　　所谓“正在走向崩溃的日本体系”，也就是“近代主义”即被“文明开化文化”所侵蚀所蹂躏而濒临崩溃的“日本之体系”。不久之后，保田与重郎又将这侵犯了日本的文化称之为“试图把亚洲整个殖民地化的西洋式文化”。他认为，自然主义文学家曾经将此“日本社会的悲痛”作为“半封建式的生活”来接受并在文学上试图予以表现。只有日本浪漫派的作家们，直面走向崩溃的日本之体系，背负着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而试图在自己的咏叹中再生其日本的千古悲愿。这个正欲再生的日本要求“诗”的出现。　　人们大声呼唤：今天需要诗!不用说，这是日本要创造一个新日本国之时代精神的反映。正是这样一种国家的命运，要求诗的创造。(《时代与诗之精神》)　　所谓“日本浪漫派问题”其根本正在于：从对日本近代的整体否定出发，作为针对日本的反讽性语言的“诗”，和于传统中重新呼唤出日本彻底再生的语言，而使其具有国粹化日本的理想这一绝对的政治性。　　四、作为“反”近代主义的日本浪漫派　　“日本浪漫派问题”和“竹内好问题”为什么是重叠在一起的?它们又是如何重叠在一起的呢?我已经指出，构成“竹内好问题”的是存在竹内话语核心的“鲁迅问题”。竹内构筑的“鲁迅问题”是这样的：在虚化与现实政治世界的所有有效关系之后作为无用者的“文学者”那里，建立具有绝对政治性的“文学”。那么，战争期间的“日本浪漫派问题”是怎样变成“竹内好问题”的呢?　　我想在此考察一下作为“日本之反讽”的保田与重郎和竹内好，他们是怎样构筑起“作为反讽之日本”的。这便是他们共同与之斗争并加以否定的“近代主义”问题。可以说，这个应当否定的斗争对象之“近代主义”构成了从50年代到今天的“竹内好问题”。上面已经提到，保田是把这个应该否定的日本称之为“文明开化文化”之日本的。战后日本最优秀的日本浪漫派或保田与重郎的批判性理解者桥川文三，把日本浪漫派与农本主义放在一起讨论，认为两者共通的反近代主义“是对明治以后新国家建设原理予以一贯批判的”(《日本浪漫派绪论(增补)》，未来社，1965)。例如，保田的反近代反文明开化文化的立场是以下面这样的话语来表述的：　　这些文化主义乃至思想性的东西，如今只不过变成了满洲首都女子们单纯的装饰品之文物。这些女孩子作为知识的装饰品带着岩波书店版的思想介绍书籍来到满洲，这本身证明文明开化之文化已经走到了尽头。我们与其到农村或工场去向人们灌输来自奇异的都市艺术感觉的用于农村的文艺或娱乐作品等的模仿，不如给他们提供创造的源泉。这创造的源泉便是民族生活的源泉。(《文化的创建与学生》)　　由于在保田与重郎那里把文明开化文化视为“服务于西洋殖民地政策的东西”，日本浪漫派的反近代主义也就成了构成“竹内好问题”的东西。他们主张彻底超克“近代”的理由也正在于这个反近代主义。　　(所谓文明开化的文化)便是要将整个亚洲殖民地化的西洋文化。他们西洋人认为，应当把日本看作欧美的一个经济地域单位，文化上也是一样。而接受这种文化并服务于西洋殖民地政策的，正是现在这个文明开化派的党徒们。　　五、50年代的“反”近代主义　　竹内好于1951年公开发表了战后日本最初的重估日本浪漫派的文章，其题目为《近代主义与民族问题》。在他那里，近代主义批判是与民族问题关联在一起的。写作此文的1951年乃是标志着战后日本最初的转折点的年份。一年前朝鲜战争爆发，同年9月召开旧金山媾和会议。针对日本的和平条约是与日美安全保障条约配套签署的。而在这前一年，日后成为自卫队的警察预备队已经成立。日本回归冷战下之国际关系中来是以承担起美国对亚洲军事战略之一翼的形式而实现的。我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上大学的(1951年4月)。记得要参加反战反美运动，这在我入学前就决定了。不光是我，当时几乎所有的大学生都是这样的。那时，“民族的独立”是反战、反美军基地斗争的口号。而作为世界第三种势力的亚洲民族运动的结果有了1955年的万隆会议。的确，在那个时代里曾有过民族问题。然而，竹内好的特别处在于，民族问题当成了对近代主义的批判而作为“反近代”被构筑起来。在他那里，民族问题是在重估日本浪漫派时提出来的，可是，他的反近代却否认了作为政治口号的“民族”。　　世间有“民族的独立”这样一种口号，但这个口号是先验的，属于近代主义的一个范畴，而不是从自然的生活感情产生出来的。那是一种以亚洲特别是中国的民族主义为模式来适应日本的一个尝试。因此，缺乏与现实的有效结合。　　竹内好把1950年代的政治口号“民族的独立”视为并非来自日本人的“自然生活感情”的“一种近代主义”予以排斥，这种话语使我们再次对他的“反”近代主义引起了注意。在他那里，反／近代主义乃是自生的民族主义之否定项。　　虽然我们承认战后近代主义的复活乃是“日本浪漫派”的反题，但不能忘记“日本浪漫派”本身最初是作为近代主义的反题被提出来的。这是怎样一个反题呢?就是要把民族当作一个要素予以承认。　　我的判断是，近代主义在日本文学中是一种传统性的倾向。换句话说，近代主义即在其思考理路中没有民族的问题，或者将其排除在思考之外的。　　为了进一步理解“反近代主义者”竹内好，其在重估“日本浪漫派”时所提出的民族主义话语，我们有必要再一次完整引用上面所引的那段话：“然而，真正把‘日本浪漫派’打倒在地的不是这些(包活马克思主义在内的)近代主义者，而是外来的力量。把这个由外来的力量所打倒的当成自己打倒的，他们难道没有如此过分地相信自己的力量吗?”这段话是对始于1945年的日本之新生乃至革新与解放的根本怀疑，他强调多数日本人并没有自觉到这是依靠“外来的力量”之解放和革新。因此，他所谓的“近代主义”便成了把本质上自我期满的“外来的力量”当作自己的东样一种虚假解放和革新的立场。这就与桥川文三所说的作为“对明治以后新国家建设原理予以一贯批判的”日本浪漫派“之反近代主义”完全重合在一起了。或者不如说，竹内好的反近代主义乃是日本浪漫派之反近代主义在1950年代的重构。　　在竹内好那里，近代主义者已然成了来自外部的压抑者。而倾听被他们所压迫所默杀的内部之痛苦呐喊的，正是竹内好所谓的真正的文学者。是他给被遗忘了的那个暗淡角落投去了光明。竹内好写道，“民族，就植根于这个暗淡角落里”。1950年代的浪漫主义者竹内好，其“反”近代主义正是作为要使“民族”再生的政治性语言而展开的。　　六、战争的两个侧面　　我们读下面的一段文字可以知道，竹内好于1950年代的战后日本其复兴“民族”的反近代主义话语是怎样一种政治性的话语。　　日本法西斯主义的权力统治把这个民族意意从沉睡中唤醒，并将其提升到超民族主义的高度而加以利用。对此，我们有必要去指控权力统治机构，但因此而压抑朴素民族主义的心情则并不正确。后者有其正当的发言权(存在理由)。这是一种从要把近代主义所扭曲了的人间像还其本来面目的持久欲望所发出的呼喊。这样的民族心情才是与日本以外的亚洲各国之“正当”的民族主义相联结的东西。就连美国学者欧文?拉迪门(0wen．Lattimore)也承认，太平洋战争刺激了亚洲的复兴，虽是一种反讽，依然产生了正面影响。　　竹内好一边把被近代主义所压抑的人性之解放的要求，解释为欧美帝国主义压抑下的亚洲民众的解放要求一边把自己的反近代主义作为重估历史的话语而展开论述。被近代主义所压抑的亚洲民众的解放要求，即大东亚战争所曾具有的解放要求。到此，我们终于找到了解读“近代的超克”论中竹内好下面这段文章的历史脉络：　　龟井排除了一般的战争观念，从战争中只抽取出对于中国(以及亚洲)的侵略战争这一侧面，而试图单就这一侧面或者部分承担责任。仅就这一点来说，我愿意支持龟井的观点。大东亚战争既是对殖民地的侵略战争，同时亦是帝国主义的战争。这两个方面事实上是一体化的，但在逻辑上必须加以区分。(《近代的超克》)　　这是强调太平洋战争(大东亚战争)具有肯定和否定两个侧面的历史重估论，也是构成今天日本的历史重估论之最重要的论点。关于将日本对中国的战争和对英美的战争分离开来的这种观点，应该另外加以论述。我只想在这里指出，对于“事实上是一体化的”战争，通过“在逻辑上加以区分”，其历史重估论在做出此区分的议论者那里得以确立起来。重估论试图对无法区分的东西做出区别。进而我想补充说，发动对中国战争的日本军部和日本政府，也都是把这两个侧面区分开来的。他们始终没有把对中国的战争看作战争而称其为“支那事变”。日本的战争具有两个侧面，这是日本帝国曾经有的认识，那么，大东亚战争重估论除了是帝国认识的继承以外，还能是什么呢?　　龟井胜一郎强调只对侵略中国的战争负有责任，然而，我们观当下有关“历史问题”的发展变化就会清楚，正是那些历史重估论者才是战争责任的回避者。对本国的历史特别是战争的历史要求重估，只要这种要求以根底上的民族情感为契机，那么，针对历史的自我反省就无法超越民族主义。我甚至想指出，竹内好“反”近代主义之“民族”的问题，在战后60年来的日本所构成的便是“靖国神社问题”。祭祀着民族英灵的靖国神社就是由大东亚战争肯定论，进而由竹内好所说的“朴素的民族主义心情”所支撑着的，它在不断要求日本的首相去正式参拜靖国神社。

梁漱溟所讲的教育，并不是简单的读书识字和文化普及，而是一种政治理念。要理解这种政治理念，我们就需要更深地理解他所倚重的乡约传统和这背后的理论。

开罗公民教育顾问对埃及公民社会和新社会运动进行分析。尽管埃及争取变革运动在形成公民民主的一极——能够在埃及建立新的不同性质的社会运动方面起火车头作用的一极——方面取得了部分成功，在这里公民社会也构建了自己的生态范围，但是仍然存在若干需要面对的挑战。

关注南海问题等，并推出“经略研究员”制度，向关心战略的人士招贤。文章链接补充中。

过去一百年来中国社会的传统文化、中共文化和商品社会文化这三重压力造成了多数女性的家庭权利贫困。当代中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念主张女性要内外兼顾、工作家庭两不误。大部分女性除了必须在工作上努力与男性竞争外，在家庭里还要承担大部分家务劳动。尽管社会的半数成员是女性，而女性对社会和家庭的贡献可以说也超出男性，但女权主义等现代理论及相应的研究在中国一直未获得应有的重视，这更大程度上是社会文化观念的约束所致。

中国正在推动大湄公河次区域(GMS)合作，因为事件影响，云南省10月10日暂停了澜沧江-湄公河航运。这种对于GMS的破坏或许正中背后推手的下怀。

本期【经略】，我们关注“民国”。“民国”这个概念，媒体炒作、图书出版、众多微博知识分子鼓吹，各路人马喧嚷着“民国好”，搞的这两年着实很热闹。

今天坊间和学术界的梁漱溟热，鲜有讨论他的宪政思想及其与乡村建设的关系。其实抗战前后，梁漱溟对宪政和政党问题有大量论述，值得今天重新回顾。

新自由主义产生于二战后的西欧和北美。它对国家干预主义和福利国家政策展开了猛烈地抨击，是它们在理论上的反动。1944年，著名经济学家和自由主义思想家、诺贝尔奖获得者冯．哈耶克发表了《通往奴役之路》，它可被认为是标志新自由主义创立的宪章，它带有激情地抨击了国家对市场机制自由运转的一切限制。冯．哈耶克认为，这些束缚之所以应被废止，是因为它们对经济自由同时也对政治自由构成了一种致命威胁。在当时，冯．哈耶克的矛头是直接针对英国工党的。英国即将进行选举，而1945年7月该党最后赢得胜利，其领袖克莱门特．理查德德．艾德礼出任英国首相。冯．哈耶克的书所传达的信息可以概述如下：在他看来，英国温和的社会民主主义尽管出自善意，但其政策势必会导致与德国纳粹相同的灾难：现代奴役制。一、佩勒兰山的伙伴们1947年，当福利国家在战后欧洲占有一定基础时，冯．哈耶克曾在瑞士沃州区的韦维城市、佩勒兰山上这个名胜地的小研究所召集了一批志同道合者聚会。在与会的学者中，不仅有坚决反对欧洲福利国家的人，而且有美国罗斯福新政的反对者。 被他选中来参加1947年4月在这个度假村的公园旅馆召集会议的著名学者有：莫里斯．阿莱、米尔顿．弗里德曼、瓦尔特．李普曼、萨尔瓦多尔．德马达里亚加、路德维格．冯．米塞斯、米海尔．波拉尼、卡尔．波普尔、威廉．埃．拉帕尔德、威廉．罗普凯和利奥内尔．罗宾斯。这之会议结束后成立了佩勒兰山学会，这可说是一种新自由主义的共济会，而且组织得很好，努力散布新自由主义论点，并定期举行国际会议。 佩勒兰山学会的宗旨是，一方面反对凯恩斯主义和二战后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团结政策；另一方面为创建另一种资本主义模式即强硬的和不受任何规章约束的模式奠定理论基础。在这一阶段形势对于这样一种事业很不利。事实上，资本主义不多几年之后被称为新资本主义，那时正进入一个经济扩展长波阶段。资本主义处于它的黄金时代。在20世纪50-6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发展是特别迅速和特久的。新自由主义派提出的关于国家对市场的某种控制可能导致危险的警告，看起来是不可信的。尽管如此，经济学界发生的专门反对社会调控的论战仍旧引起了广泛的反响。冯．哈耶克与他的朋友反对这一时期的新平均主义（这是很有限的）。新自由主义派认为，这种受到福利国家鼓励的平均主义破坏公民的自由和扼杀人们发挥才能的积极性，而大众的幸福是依赖这两点的。佩勒兰山学会的带头人藐视当时占支配地位的官方理论和观点，因为在他们看来，不平等是一种积极的价值，正因为如此，实际上是不可缺少的。西方社会正需要这种价值。新自由主义派的这些观点在长达20多年期间始终停留在「理论」状态。二、1974年的转折点1974年的“石油冲击”展现了战后世界经济的严重危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全部被卷入了经济衰退的漩涡，首次出现了以低增长和高膨胀为特征的滞胀现象。在这种情况下，新自由主义的观点开始受到人们的重视。冯．哈耶克与他的同志断言，危机的深层次根源在于工会（更加广泛地说是工人运动）的力量过大和破坏性。在他们看来，工会破坏了私人用于投资的资本积累的基础，因为工会在工资方面提出要求，也因国家在工会的压力下不得不断扩大寄生性的福利开支。这两种压力汇合在一起，压制了企业的利润，刺激了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从而必然导致市场经济出现全面危机。根据这个推理，医治危机的药方只能是：一方面，维护强大的国家，使它有能力削弱工会力量和严格控制货币总量的发展（货币主义政策）；另一方面，节省财政开支，压缩社会福利支出，减少国家对经济活动的干预。货币的稳定性应成为各国政府的最高目标，在此目标下，严格限制预算是必不可少的。同时，要紧缩社会支出和保持所谓的自然失业率，也就是说建立一支「雇佣劳动者后备军」（失业者大军），用以削弱工会的力量。此外，还应该推行税制改革，刺激「经济主体」去进行投资和储蓄。换句话说，新自由主义的主张无非是要减少对高收入者征收的所得税和大公司的利润税。 这样一种重新出现的和起解救作用的不平均可以使因滞胀而处于困境的发达国家的经济复苏和再现活力，而滞胀病的起因是受凯恩斯和贝弗里奇影响的政策组合，也就是说，是国家的反周期性干预（力求减轻衰退）以及社会再分配的后果。这些措施的总体扭曲了资本积累的正常流通和市场的自由运转，是起破坏作用的。根据这一理论，一旦实现货币稳定并使主要的激励机制重新活跃（压缩预算、限制企业的社会保险负担、放松管制等等），经济自然就会重新增长。三、撒切尔夫人、里根及其它领导人新自由派的这一纲领的支配权不是很快就可以实现的，应该说需要长达十年时间才能得到承认。起初，经济发展合作组织的多数国家针对由1974年至1975年的普遍衰退引起的这一经济危机，力图实施凯恩斯主义的补救办法。尽管如此，从70年代末——准确地说是1979年——一种新的政治形态已经明确地显示出来。就在1979年，撒切尔夫人出任英国首相，这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第一个公开宣布实践新自由主义纲领的政府。一年之后即1980年，里根当选为美国总统。随后在1982年，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主席赫尔穆特．科尔击败社会民主党人赫尔穆特．施密特，出任联邦德国总理。1982年至1984年，丹麦在保罗．施吕特首相领导下，一个明显右倾的联盟掌握了政权，而丹麦本来是斯堪的纳维亚模式福利国家的象征。接着，几乎所有的北欧国家，除了瑞典和奥地利，都转向右翼。这些年的“右转”浪潮使运用新自由主义处方所必需的政治形势重新结合起来，而这些处方被认为是能够摆脱经济危机的。1978年，“第二次冷战”随着苏联干预阿富汗和美国决定在西欧部署新一代核导弹（巡航导弹潘兴2型）而加剧。在战后各种类型的亲资本主义思潮中，新自由主义学派一贯是作为一个中心因素而构成一种非常凶恶的反共产主义的势力。在冯．哈耶克看来，反对“恶之帝国”——对人类的最彻底的奴役——的新的斗争不可避免地会增强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潮流的吸引力，使欧洲和北美的新右翼支配权得到巩固。这样，在80年代，人们目击到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无可争辩的成力。四、掌握政权的新自由主义这一时期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实施是怎样的呢？英国模式是最纯粹的，同时英国在这方面的经验也是开创性的。撒切尔夫人领导的各届政府压缩货币总量，提高利率，大幅度减轻高收入者的所得税，取消对领域流动（资本的进出）的控制，大幅度提高失业率，压制罢工，执行反工会法和削减社会开支。最后，实行广泛的私有化计划——按新自由主义信条的轻重次序来说，这是出人意外的延误——先从公共住宅开始，然涉及基础产业领域，例如钢铁、电力、石油和供水。这一整套措施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新自由主义的全部经验中是最野心勃勃和最有系统的计划。 新自由主义在北美的变体不同。在美国，根本不存在类似欧洲那样的社会福利国家，里根及其政府部门优先考虑的是与苏联的军备竞赛。这涉及到一个应能破坏苏联经济以及通过这种迂回方式颠覆苏联现行社会制度的战略。里根在国内政策方面同样是实这有利于富有者的减税，提高利率和摧毁他任期内唯一的一次重大罢工，即航空职员的罢工。尽管如此，事实上，里根不重视限制预算。相反，他却大胆从事空前的武器装备竞赛，结果导致巨大的军事开支，造成超出前任所有统治任期的极高国家赤字。此外，这是由国家直接和间接地补助一个庞大的工业部门。这是求助于一种古怪的军事凯恩斯主义，其它国家都没有仿效它。这也是由于，唯独美国由于它在世界经济中的重量，才有能力由这一政策造成的巨大赤字。在欧洲大陆，这个时期的右翼政府——往往起源于基督教民主主义——对实施新自由主义纲领多少持保留态度。它们首先坚决主张货币紧缩和财政改革，较少关心大量缩减社会支出。它们并不坚决与工会对抗。尽管如此，这一政策与社会民主党在前一个时期所推行的政策之间的差别仍是非常大的。 当时，北欧的多数国家所选举出来的是实施不同版本的新自由主义纲领的右翼政府，而大陆南部——也就是说，在这些国家以前执政的是佛朗哥、萨拉查、戴高乐，在希腊则是一些上校军官——已是左翼政府第一次执政。这就是当时人们所讲的欧洲社会主义，这个时期有法国的弗朗索瓦．密特朗、西班牙的费利佩．冈萨雷斯、葡萄牙的马里奥．苏亚雷斯、意大利的贝蒂诺．克拉克西、希腊的安德烈亚斯．帕潘德里欧。他们的出现是作为替代原来领袖的进步人物，依靠工人运动和民众，与里根、撒切尔、科尔和北欧一些国家政府的反动方针相对立。实际上，在最初一个时期，密特朗和帕潘德里欧至少力求实现再分配、充分就业和社会保障的政策，这一试图展示了在南欧也实行与战后欧洲北部社会民主党类似的模式的前景。尽管如此，从1982年年末起，法国社会党政府的计划发展缓慢，1983年3月起开始明显受挫。这一政府在“国际金融市场”的约束下，彻底改变了经济发展道路。它实行了非常接近新自由主义的方针，优先考虑货币稳定，控制公共支出赤字，在财政上向资本占有者让步。充分就业的目标已放弃，在80年代末，法国的失业率高于保守主义的英国，这一情况是撒切尔乐于强调指出的。 在西班牙，冈萨雷斯政府从未寻求实施凯恩斯主义的政策或再分配政策。相反，在西班牙工人社会党政府执政初期，货币主义是占统治地位的。工人社会党政府与金融资本关系十分密切，赞成私有化方针，它甚至有些泰然自若地面对接近国家就业人口20%的失业率，这在欧洲创造了最高记录。 在世界的其它地方，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人们以蛮横的态度实施新自由主义的方案。在实施彻底新自由主义基本纲领方面，历届工党政府甚至胜过右翼保守主义力量。新西兰确实是最极端的代表。那里的社会福利国家的解体是极为彻底的，并且是以极为残酷的方式实行的，就撒切尔夫人在英国也未那样做。五、新自由主义的影响和局限性新自由主义作为意识形态掌握支配权时的经历是这样的。起初，只有确定无疑的右翼政府大胆提出实施新自由主义的方略。随后，不同类型的政府，包括一些自称为左翼的政府也相继对新自由主义表现出可以与前者媲美的极大热情。 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里，新自由主义是以宣布社会民主党为其主要敌人开始的，这一做法在社会民主主义方面引起敌对反应。以后，自称社会民主主义的政府在实施新自由主义方面表现得最为坚决。也有些例外。80年代末，在奥地利和瑞典，对新自由主义在欧洲的涌现表现出一些抵制。 然而可以说，佩勒兰山学会的思想在主要的经合组织国家取得了全面胜利。因此，提出下面这一问题也许是恰当的：在80年代期间，在工业化国家中，新自由主义的支配权的有效具体实现是哪一些？新自由主义是否履行了它的许诺？为了回答这一问题，让我们概观一下全貌。新自由主义最迫切的首要目标是遏制70年代的通货膨胀。在此领域，它是卓有成效的。通货膨胀率在整个经合组织国家，由70年代的8.8%下降到80年代的5.2%，90年代通货膨胀继续保持下降趋势，通货膨胀的降低也为重新提高企业利润率创造了一定条件，在这一领域新自由主义同样取得了实际成效，在整个经合组织工业国中，企业利润率70年代约下降了4.2%，80年代却增加了4.7%。如果人们考虑到整个西欧，那么企业利润率的上升就会给人以更加深刻的印象。它由减少5.4%变成增加5.3%。毫无疑问，运动的失败是这一变化的主要原因之一，它表现为80年代罢工次数急剧减少以及工人工资的下降或停滞。工会运动这一新情况——它的缓和越来越明显——在很大程度上是新自由主义第三次胜利的结果，就是说，高失业率被认为是使整个市场经济有效运行的一个自然的和必然的机制。整个经合组织国家的平均失业率在70年代为4%，到80年代则至少翻了一番。这一结果从实施新自由主义目标的角度看，是令人满意的。总而言之，收入之间的不平均——对新自由主义来讲是另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加深了。当雇员的购买力维持不变或有时已经减少时，各国的股市价值却不同程度地上浮，股价增加3倍或4倍。就这些与目标有关的问题而言——通货膨胀的降低、就业、工资和利润率——我们可以说，新自由主义的纲领已经获得了胜利。不过，这一切措施都是被设想为达到一个历史目标的手段，即在国际范围内重新推进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恢复像70年代危机之前那样的平稳增长率。在这一方面，失败也是明显的，这是无可怀疑的。最大的问题是，在70-80年代期间，一直到90年代初，这些国家的平均增长率没有大的改变。在整个经合组织国家中，资本主义经济的复兴发展始终停留在脆弱和摇摆不定的状态，同50-60年代膨胀波的节奏相比相去甚远。六、危机与缓解为什么出现这一悖论式的结果呢？尽管创造了一切在制度上有利于资本的新的条件，但80年代的积累率——即在生产设备方面的有效净投资——只有极少量的增加。如与70年代的水平相比，它甚至减少了。在整个发资本主义国家中，生产投资率平均每年的变化是：60年代为5.5%，70年代为3.6%，在80年代期间期间为2.9%。曲线明显是下斜的。 由此产生一个疑问：为什么企业利润率的恢复没有重新推动投资？一方面，能够发现对金融市场放松管制的重要反应（比如：资本流动的自由，出售和购买债券的自由，新的金融产品的创立等）。这种放松管制是新自由主义纲领的内在的一部份。但是这导致投机性的领域投资人的赢利超过生产性投资。在80年代，人们目击到国际汇兑市场的成交额空前高涨，货币交易飞速发展，比有关实际财富的商业贸易多好几倍。资本主义运作的食利一面，即寄生性的一面在这些年大大加强了。另一方面，也就是新自由主义失败的一面是，尽管采取了一切压缩社会开支的措施，但福利国家的财政负担并未大量缩减。80年代，在整个经合组织国家内，这一开支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份额仍处在平稳状态，甚至有所增大。这一形态可以用两个深层次的理由来加以解释：社会开支的发展是与失业相联系的，失业问题加重了国家预算负担，高达数十亿美元；另一方面社会开支的提高与居民领取退休金数额的增加也有关系。因此在90年代，对付社会保障计划应当是新自由主义的新措施的目标。 最后，当资本主义进入到新的极大衰退时，人们可以观察到一个带有嘲讽意味的现象：包括英国和美国在内的几乎所有西方国家的公共债务达到令人吃惊的高度，尤其是企业和家庭的私人债务打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历史记录，失业率更达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最高水平。随着90年代初期的衰退，经合组织国家内部的所有经济指数都是负数，经合组织国家失业人数已达3,800万，几乎相当于斯堪的那维亚国家人口的两倍。 在这一剧烈危机的形态下，人们预期90年代会出现对新自由主义强大的反作用，这是有道理的。但与此相反，新自由主义却获得了第二次活力，至少在它的诞生之地——欧洲是如此，尽管这一情况似乎不可理解。撒切尔主义在撒切尔下台后仍能幸存下来，1992年约输．马卓安在选举中获胜。在瑞典，80年代社会民主党曾抵制自由主义的冲击，1991年却被右翼统一战线击败。1993年，法国社会党遭到惨重失败。在意大利，1994年西尔维奥．贝鲁斯尼作为包括新法西斯势力在内的联盟的领袖获得了权力。在德国，科尔政府重新当选。在西班牙，右翼人民党领袖荷塞．马里亚．阿斯纳尔击败了西班牙工人社会党。七、来自东欧的冲击波在选举结果之外，新自由主义的计划显示出了巨大的生命力，它的活力还没有衰竭。私有化的潮流在一直到目前还对它相对地有所保留的一些国家——如奥地利、德国以及意大利——的出现就是一个证明。新自由主义的支配权在一些党和政府的行为中还有所表现，尽管它们在形式上是声称与新自由主义对立的。在美国，克林顿难道不是把预算赤字的缩小确定为首要任务吗？然后他又通过了一项倒退的苛刻反对犯罪的立法。这个论题被英国工党新的领导人托尼．布莱尔政府重新提起。这些党和政府的创新是受新自由主义因素支配的，而在这同一时间，这一纲领的实施在重新推动经济发展方面已显得是无效的，在社会方面已表明是起破坏作用的。那么人们怎么解释90年代初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新自由主义的第二次活力呢？可以解释第二次活力的一个根本性因素是由1989年至1991年之间，苏联和东欧的共产主义的失败提供的。这些事件正好在新自由主义纲领的局限性已在西方国家开始明确的时候发生。 这一“转型”的冲击之所以如此强烈，是因为西方国家在冷战中的胜利——这一胜利是由“敌对的共产主义势力”本身的崩溃加以确认的——不是随便哪一个资本主义造成的，而恰恰是由80年代在里根和撒切尔这些新自由主义代表性人物领导下的资本主义造成的。东欧的后共产主义经济建筑师跟随新自由主义的潮流：波兰的副总理巴尔塞罗维奇、俄罗斯的财政部长（后来是总理）盖达尔、捷克的克劳斯。这些人物都是弗里德曼和冯．哈耶克坚信不移的门徒，他们完全藐视凯恩斯主义的理论，也就是福利国家的干预和混合经济，更广泛地说，也就是战后时期在西欧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模式。这些政治领导人所设想和实现的私有化比西方国家实施的私有化更加广泛和迅速得多。那里的不平均也比经济合作组织国家更加野蛮，这表现为多数居民的严重贫困化。世界上哪里的新自由主义也没有东欧一些国家的改革派所推行的新自由主义那样毫不妥协。克劳斯不是公开抨击美国联邦储备银行的正统派主席艾伦．格林斯潘在执行货币政策方面表现出可悲的软弱吗？克劳斯在伦敦《经济学家》周刊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写道：“西欧的社会制度是受许多规章条例的束缚和过多监督的。福利国家连同它的全部慷慨大方的转账支付是不受任何准则限制或者不以当事人的努力和功绩为条件的，这就破坏了劳动的道德基础和个人的责任意识。公员是过分受到保护的。应该说，撒切尔主义革命，也就是反凯恩斯主义的和自由主义的革命，是在西欧的‘渡河码头’实行的，必须把它转变到对岸来”。 后共产主义国家这种新自由主义的极端形式尽管有很大影响，但肯定要引起民众的反对。因此，1993年9月，前共产主义者在波兰选举中获胜。1994年在匈牙利和立陶宛也是这样。 不过，前共产主义者组成的政府在实践和政策上的表现与它们的公开的新自由主义敌人的政策没有明显的区别。通货紧缩政策，公共服务缩减政策，私有化，资本主义的一个与黑手党联系的部门的发展，社会的两极分化都在持续。节奏也许更为缓慢，但方向不变。在这里，与西欧社会党政策的相似之处表现得很清楚。这两种情况都涉及新自由主义范例的温和变种——至少在话语方面，但并不总是在实践中——即右翼和官方左翼的共同的新自由主义范例的变种。因此，新自由主义者能够由于自己是规模巨大的、会持续几十年的社会经济变革的领导人而洋洋得意。八、拉丁美洲：新自由主义的实验室新自由主义在东欧取得胜利的影响在地球的其它部份，尤其是拉丁美洲显示出来了。拉丁美洲成了新自由主义政策的第三大试验场地。事实上，尽管某些大规模私有化措施在经合组织国家或东欧某些国家创始以后才在拉丁美洲被采用的，这个洲却是第一次系统地运用新自由主义经验的证明。我在这里要援引1973年9月智利军事政变之后在皮诺切特独裁下的情况来说明。这一政体的“功绩”在于宣告当前历史阶段的新自由主义周期已经开始。皮诺切特统治下的智利立即以非常冷酷无情的形式实施了新自由主义的纲领；放松管制、大批失业、镇压工会、有利于富翁的财富再分配、公共部门的私有化。这一切的开始差不多比撒切尔早10年。在智利，皮诺切特的经验更直接受到北美理论的影响，美国的米尔顿．弗里德曼理论的影响比奥地利的冯．哈耶克的影响更为直接。值得强调指出的是，70年代新自由主义在智利的经验使英国撒切尔夫人的顾问们很感兴趣。而且在80年代，这两个政府之间建立了极为友好的关系。当然，新自由主义在智利实施的先决条件是废除民主制和建立一种二战以后最残暴的独裁制。 民主政体本身——正如冯．哈耶克不断地重的那样——从来不是新自由主义的中心价值。他解释说，如果按照民主制而取得多数的民众决定干涉每一个经济主体按自己的想法处理自己的财产和收入的绝对权利，那么自由和民主就很容易成为不可调和的问题。在这一意义上，弗里德曼和冯．哈耶克可以对智利的经验表示赞赏，却不致使自己的理论丧失条理，也无需在原则方面进行妥协。由于智利的经济在皮诺切特政权下以比较快的节奏发展，这一点是与受新自由主义纲领支配的先进国家的资本主义经济不一样的，因此他们就更加能为自己的赞赏辩解了。况且，这一发展节奏在后皮诺切特政体下仍继续保持，而这些政府基本上是采取同样的经济方针。如果说智利的经验可以给经合组织国家的新自由主义引路，那么拉丁美洲国家也成了将来在东方实施的计划的试验场地。我在这里指的是1985年以来玻利维亚实施的「改革」。美国经济学家，年轻的经济良师杰弗赖．萨克斯在玻利维亚试验了他的休克疗法并作了调整，然才向波兰和苏联提出类似的建议。在玻利维亚，强制实行结构调整的计划不需要像在智利那样镇压强大的工人运动。结束过度通货膨胀是首先宣布的目标。执行杰弗赖．萨克斯试验的政治制度并没有采取独裁专制的形式，它是领导1952年革命的民众主义政党的继承者。 由此可见，智利和玻利维亚起了新自由主义实验室的作用。但一直到80年代末这些实验在拉丁美洲还是例外。在墨西哥，1988年卡洛斯．萨莱纳斯．德．戈塔里任总统时才开始明显地转向自由主义。接着是1989年卡洛斯．梅朗在阿根廷当选和同年卡洛斯．安烈．佩雷斯在委内瑞拉开始他的二个总统任期。最后是1990年秘鲁选举阿尔维托．藤森为总统。这些政府中的任何一个都没有在当选之前向居民说明所要实施的政策的内容。相反，梅朗．佩雷斯和藤森都明确许诺要执行与他们在80年代的反民众主义措施相反的政策。对于萨莱纳斯来说，众所周知，如果没有革命制度党大规模的选举舞弊，他是不会当选的。 从这四个试验来看，有三个在反对过度通货膨肪方面已立即取得显著成效——墨西哥、阿根廷、秘鲁。唯一失败的是委内瑞拉。差别是巨大的。事实上，由于存在着把强大的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的行政机构，就已经为通货紧缩、急剧的放松管制、失业率上升以及私有化提供了必要的政治条件。在墨西哥，由于革命制度党实际上是唯一的党，因此这种情况一直存在。相反，梅朗和藤森却必须从事革新，即紧急立法、修改宪法或自行策划政变。这一种类型的专制政治未能在委内瑞拉实施。 尽管如此，如果得出结论说只有专制政体能够在拉丁美洲强制推行新自由主义的政策，那是危险的。玻利维亚的情况是，所有在1985年之后当的政府——不管是帕斯．萨莫的还是桑切斯．洛萨达的——都执行同一个纲领，这表明即使采取反民众主义的镇压措施，专制政治本身也决不是必不可少的条件。玻利维亚经验提供的教训是：过度通货膨胀——对于占极大多数的民族来讲，每天都可能由此引起贫困化的结果——能起促使人们「接受」粗暴的新自由主义措施的作用，而非独裁的民主形式却可以保持下来。1987年，巴西的一位经济学家（他本人国际金融组织的一名成员，也是智利皮诺切特政府经验的赞赏者）透露真情说，当时，即在萨尔纳任总统时期，巴西的严重问题并不像世界银行官员所散布的那样是由于通货膨胀率过高引起的。他声称通货膨胀率太低，并坦率地讲：我们希望障碍被冲破。为什么？他们的回答很简单：在巴西，我们需要过度通货膨胀，以便创造条件，推动民众接受极端通货紧缩的做法，对于这个国家来讲，通货紧缩是必要的。过度通货膨胀在巴西已经开始，为了启动新自由主义纲领，各种条件都已具备，却不需要独裁手段……。九、新自由主义的三条经验教训我有意识地既强调新自由主义的政治力量也强调其思想力量，也就是说，强调它的活力和它在理论上的不妥协性，以及它在短期内还不会枯竭的能动性。我认为，如果我们要在短期内有效地作出对应，就必须突出它的这些特点。如果认为新自由主义是不稳定的或是不符合时代的，将一个危险的幻想。新自由主义是一个令人生畏的敌人，它在最近这些年间已取得了许多胜利，尽管不是无法战胜的。如果我们试图指出各种可能超越现实的新自由主义的远景，如果我们力求在思想、政治、文化方面进行反对新自由主义的斗争，那么我们不能忘记它为我们提供的三条经验教训。 1、敢于反对某一时期占支配地位的政治潮流。冯．哈耶克、弗里德曼和他们的朋友们的功绩（在今天所有聪明的资产阶级心目中这是一项功绩）在于，他们对当时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制度情况提出激烈的批评，而在那一时刻这种批评恰恰是完全不得人心的。尽管如此，他们长期坚持一种处于边缘地位的反对派态度，而当时得到公认的「智慧」和「科学」，就算没有认为他们是疯子，也是把他们当作怪物的。他们一直坚持到历史条件发生变化并且出现能使他们的纲领得到具体实施的历史可能性的时候。2、在思想观点上不要违心，不要同意调和原则。新自由主义理论是极端性的，缺乏中庸之道是它们的显著特点。对于那个时代的具有正统思想的人来说，它们是破坏偶像的理论。尽管如此，它们并没有丧失有效性。相反，正是由于新自由主义纲领的彻底性和思想上的坚定性，才使它获得旺盛的生命力和强大的影响。如果用某些后现代主义思潮发明的流行用语来说（这些思潮是准备吞下折中主义理论的），新自由主义是一种软弱无力的思想的对立面。 没有任何一个政权曾经全盘实施新自由主义纲领，这一事实并不能说明它在实践方面是无效的。相反，正是因为新自由主义理论是如此毫不妥协，右派政府才能采用激烈的政策。新自由主义就其基础本身来说，提供了一种最高纲领，政府可以从其中用最适合当时情况的成份以及甚至最制度语境的成份。在这一意义上，新自由主义的「最高纲领主义」是有高度可操作性的。它提供了一个根大的激进措施的宝库，这些措施可以用于各种情况并且可以随不同情况而加以调整。与此同时，它证明了自己的意识形态的巨大影响、自己的囊括社会一切方面的能力和作为一种占支配地位的世界观的载体而发挥作用的能力。 3、不承认任何已经确定的体制是不可改变的。当50年代和60年代新自由主义是一种被蔑视和边缘性的思潮时，在那一时代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圈子里不能设想可以在富裕国家造成4000人失业而不致引起社会爆炸。要公开声称应当以积极的价值（为了社会的活力而扩散不平等）的名义将收入从贫民向富人重新分配，在当时也是不能想象的。不仅对石油（开采），而且也对自来水、邮政、学校，甚至对监狱实行私有化，同样是不能设想的。 但是，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当社会力量和政治力量的对比在长期的经济衰退过程中发生变化时，这一切都被证实为可行的了。新自由主义的信息在某种程序上激活了资本主义社会。任何体制，不管多么神圣或多为人所熟知，都不是在原则上不可触动的。制度的格局比人们认为的要更加柔韧可塑得多。十、超越新自由主义在提醒人们注意可以从新自由主义的经验中得出的教训以后，我们将怎样设想超越新自由主义？这是一个大题目。我在这里只想指出一个可能的后新自由主义时期的三个因素。 1、价值。必须在价值领域发动一次强大的进攻，突出平等原则作为衡量一切真正自由的社会的中心准则。平等不是像新自由主义所确认的那样意味着均一性，而是相反，只有平等才意味着真正的多样性。 马克思的公式仍旧保持着它的多元主义力量：“……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出：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哥达政纲领批判》）在这个关于平等和公正的社会的观念中，明显地表述了个人的需要、性格和才能之间的差别。 这在今天意味着什么？这是指每个男女公民都有现实的可能按自己选择的模式，在没有由别人的特权造成的匮乏和劣势地位的影响下生活。不言而喻，这种平等要从平等地获得保健、教育、居住和劳动的机会开始。在其中每一个领域，市场都不可能保证普遍获得这些不可缺少的方面的需要（哪怕是最低限度的）。只有公共权力能保证人们普遍获得高质量的治疗、知识的发展、稳定的就业以及对所有的人的社会保障。 在这一意义上，必须绝对地维护福利国家原则。尽管如此，不应当仅仅捍卫已经取得的成就，而是要扩大社会保障的网络，但并不是必须把它交给一个集中制的国家来管理。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必须建立一种与目前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都还在生效的体系不同的财政体系。巴西、阿根廷或墨西哥等国的财政体系中的金融腐败和道德腐败是众所周知的。但是有钱人逃税并不是第三世界国家特有的现象。这也是而且愈来愈是第一世界国家的特权阶层的行为。如果说要求一个集中制国家提供服务并总是公正的话，那么为这些服务获得必要的财政来源却应当始终是这种国家的一个职能。为此，需要一个能挫败特权者的抵抗并且阻止资本外逃的国家，这就要求进行财政改革。发表忽视这一需要的反国家统制主义言论是蛊惑人心的做法。 2、所有制。新自由主义最重要的历史壮举无疑是国有工业和服务业的私有化。反社会主义十字军在这一领域实现了它的目标。这件事的悖论在于，新自由主义在投身于这些雄心勃勃的私有化计划时必须发明新的私有制类型。例如，可以举出捷克或俄国向公民无偿分配证券，使他们有权获得新的私有企业的股份。这种做法将成为并且已经成为一场闹剧。以公平的方式分配的股份实际上被外国投机家或本国的黑手党买去。尽管如此，这些做法证明，像我们国家中存在的资产阶级所有制的传统形式决不是不可改变的。由此可见，新形式的人民所有制会被发明出来，这些形式将使一些职能同资本主义类型企业中极端集中的权力分离开来。 目前左派正在就人民所有制的新形式这一论题展开讨论。讨论是在西方国家内部酝酿的，但这个题目并不仅仅涉及发达国家，像中国这样的国家或第三世界国家同样存在这一问题。 3、民主制。新自由主义敢于公开断言：我们的代议制民主不是一个至高无上的价值；相反，它是一个就内在本质来说不合适的工具，它很容易超过限度，而且事实上已变成这样的了。新自由主义煽动者发出的信息是：我们需要更少的民主。例如，他们因此强调建立一个在法律上完全独立于（不管哪一个）政府的中央银行的重要性，或者坚持要在宪法中写下禁止任何财政赤字的规定。 我们在这里也应当接受这一“解放性的”教训并且把它颠倒过来。我们认为民主制——就它现在的情况而言——不是一个偶像，不能把它当作人类自由的尽善尽美的表现来崇拜。这是一个暂时的、不完善的形式，是可以重新塑造的。但是根本的方向应当和新自由主义所指出的方向相反、我们需要更多的民主。这不是意味着——情况应当说是很清楚的——人们设想的选举制度的简单化，即放弃比例代表制而实行机械多数制。同样，更多的民主并不是意味着保留或加强总统制。费新录、 殷叙彝译

沟口雄三先生走了。他走得过于匆忙，来不及道别，也来不及让我们为他送行。 我的书桌上还摆着没有校阅完毕的沟口文集译稿，三联书店为了让读者更多了解沟口先生的著述，计划推出他著作的译本和重译本，出版一套《沟口雄三文集》。台湾的陈光兴教授来信说，马上要出版沟口先生在台湾的讲演集，没有想到出版纪念会也要同时开成悼念追思会了。北京的几位朋友互相商量，要为沟口先生做点什么，许多报刊的编辑立即开始组发有关沟口先生的文章。还没有摆脱震惊和悲痛，我去韩国去参加会议，接风的晚宴上，韩国的几位朋友也面色凝重地谈起了沟口先生，流露出真挚的哀悼之情。延世大学的中国史学者白永瑞教授提议说，应该搞一个东亚地区的联合纪念出版计划。沟口先生的离去，在东亚学人中引起的静悄悄的震动，并不显眼，但却是真实的、深刻的。 以李卓吾为中心点阐述中国前近代思想史 作为日本著名的中国思想史专家，沟口雄三先生一生留下了多彩的业绩。他的处女作《中国前近代思想的演变》出版于1980年，这本并不按照常规写作因而有些难读的著作虽然没有像他后来的著述那样引起广泛的反响，却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他关于中国思想史内在机理的结构性思考，他对于思想观念的历史性和状况性解读，更重要的是，他为思想史研究注入的具有高度人文精神的洞察力，都在这本著作中集中地呈现出来，这些构成沟口学术的基本品质，不是作为结论和观点，而是作为看问题的视角，作为推进问题的方式，潜在于他的整个分析论述过程中。 《中国前近代思想的演变》把李卓吾作为一个论述的中心点，从这样一个并未制造有效概念的思想人物入手来讨论中国前近代转折期，并通过他导引出一系列重大概念，是一个很特别的方式。我不能判断这个方式的真意何在，也不了解中国思想史研究领域如何评价，但是我确实从中得到非常多的启发：把这样一个并非创造了关键概念的思想人物（沟口甚至强调说李卓吾因此很难被称为思想家）作为讨论历史结构的出发点，除了李卓吾的思考本身对于沟口学术的重要性之外，我觉得这至少意味着沟口学术的结构并不仅仅是一个观念的结构，它包含了那些纠结不休、无法通过逻辑推论加以表述的历史特质。沟口在学术的起点上就清楚地显示，如果思想史不是仅仅依靠概念演绎来写作的话，它需要谨慎地关注那些混乱乃至混沌的历史要素，并找到一种有效地处理它们的方式。这种方式，正如后来沟口在自己的研究中展示的那样，是不拘泥于概念表面的统一性，而是寻找它们内在的关联的方式；不言而喻，在今天学界已经习惯于用定义来理解概念的情况下，这样的操作难度是非常大的。 沟口把李卓吾的“不容已”作为一个关键的环节引入了论述。他说，所谓“不容已”，“就是在人情的深层冲动中，在其原初态中，观察人的自然，在这一点上，把无作意的自然态看作本来性”，沟口对李卓吾“不容已”的现世性和无善无迹特性的阐释，把论述导向了“穿衣吃饭之理”这一以人欲为原点的“形而下”的天理。在第二章《理观的再生——从“无”向“真”》中，沟口一气呵成地论述了中国思想史在明代中后期所完成的巨大转换，以及李卓吾在这个思想转换中的历史功能。这一章最后有一个附录，专门讨论李卓吾的《童心说》。这是一篇需要谨慎对待的独立论文，它的难解之处在于沟口并不是把“童心说”简单地视为与六经等“道理”相对抗的对立命题，更不是自由人格的根据。沟口强调说，这个有别于“真心”、“赤子之心”的“童心”固然是李卓吾自家性命的下落之处，但它却是“胡然而遽失”的，是一个不定之定点。由此，童心说不可能成为实在的落脚点，更谈不上是打倒既成权威的堡垒。李卓吾的拒绝立论（也就是说他不肯把他的具体主张诸如“穿衣吃饭”等作为思想的落脚点），被沟口作为他区别于其他思想家的基本特质。沟口进一步指出，正是这一“拒绝立论”的思想姿态，使得李卓吾得以代表了明末的现实。 沟口强调李卓吾思想的这种“不定之定”绝非故弄玄虚，这与他对明清之际具体思想论争的定位以及明中叶到清中叶三百多年历史的思想传承方式的构想直接相关。沟口给出的历史思想图谱与众不同，他不过分重视思想史中的对立，尤其拒绝强化对立而使其定格为某种观念，却强调论争在历史脉络中的走向，以及它的后续历史效应。正是在这个视野里，他处理了东林派对李卓吾的批判，强调这个批判表面的对立与内在的一致性，更强调了清代批判李卓吾的思想家们对李卓吾实质上的继承。 基于上述分析，沟口提出了一个具有想象力的命题：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黄宗羲、顾炎武、王船山，尽管各自都对李卓吾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但是他们却在实质上继承了李卓吾“童心说”的理念。也正是在这一视点的延长线上，沟口专门讨论了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指出它并非是一个主张民权的文本，而梁启超、陈天华过于执著于自己的民权思想，把它视为反君主制的民权宣言，这导致了他们无法发现黄宗羲思想在后来的历史中如何被继承，反倒为没有出现第二个、第三个黄宗羲而焦躁不安。 在沟口的视野里，黄宗羲力主人民私利，为此甚至发出“向使无君”的呼声；但是他质疑的是为君之道，并非君的存在本身，换言之，他反君主却并不反君主制。就制度而言，他反对的是明朝的里甲专制，而非一般性的君主专制。因此，沟口认为黄宗羲代表的是一种体制内的立场，是从君民一元性的专制迈向富民分权性专制的思想。 尚未有解释中国的有效模式 如果做一个粗略的分类，沟口留下的数量众多的研究成果大体上可以分为“原理研究”与“经验研究”两部分。前者至少包括了他对于中国儒学发展历史脉络的梳理和对中国哲学思想关键概念的思想史解读，这些研究自1987年后陆续发表在杂志或者合作研究项目的论文集之中，在日本尚未独立结集出版，中文翻译也很有限。其大致的范围是研究中国思想史上的“天”、“理”、“自然”、“道”、“心”等观念，并进而讨论“理气论”、“天理观”、“天人合一”等等中国原理的形成过程。此外，还有他关于中国和日本公私观念的比较思想史研究。后者则包括了他对明清思想乃至民初思想的社会史和思想史解读，特别是对于这个时期中国社会内在转型的脉络进行了深度的阐释。二者合起来，构成了一个虽然尚未精细化，但是已经具有明确轮廓的结构性设想。 晚年的沟口把研究视野从明末和清末扩展到了民初和“五四”时期，他的几篇素描性的论文在着眼点上具有非常重要的结构功能。 《再考·辛亥革命》简明扼要地表述了他不同意把辛亥革命视为“不彻底的反帝、反封建、反殖民地”的资产阶级革命的理由，以及如何为辛亥革命时期的地方军队亦即后来的军阀定位等问题。这篇简短的文章后来发展为沟口建基于史料之上的辛亥革命研究。在他的视野里，辛亥革命并非一个突如其来的反清革命，它至少从明代末期就清楚地呈现了自己基本轮廓的漫长的社会革命的最终到达点。这个社会革命就是乡村自治运动。 在进行了相当数量的族谱研究之后，沟口写作了《礼教与革命中国》、《另一个“五四”》。在这个环节上，沟口要做的工作是对“五四反礼教意识形态”进行历史分析，指出它是特定历史时期危机意识的反映，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礼教的历史状况本身；同时，这一以西方近代市民社会为衡量指标的礼教批判高度抽象了礼教在几个世纪中所积淀的历史内涵，把它简化为扼杀人性的上下尊卑秩序，却遮蔽了它实际上所起的相互扶助的历史功能。 沟口一生执著于追求的学理之“真”，很难用“立场”去概括。他曾经在《近代中国世界图景的再检讨》中勉为其难地阐释过自己的“立场”：“如果被迫不得不回答的话，我只能说，我是立足于基体展开论的。”这个基体展开论，是关于一个多民族、多文化文明世界的哲学、思想和社会原理的整体构想，它依靠对历史关键环节的深入把握勾勒出了一些基本轮廓，依靠非凡的历史想象力建构了有准确史料依据的历史脉络，而在这个历史脉络中，来自西方的“近代”的冲击和现代中国的意识形态叙述，作为危机认识的媒介被组合进了这一历史过程，却不可能构成前提或者结论。与此相对，沟口力图追寻的，则是传统中国的儒教伦理和社会制度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变化环节，以及它们被历史冲击和淘洗之后获得的新的形态。在他的视野里，从宋代朱子学开始的天理观等哲学观念的转换、从明末开始的田制改革和乡村自治运动等社会形态的变化，经过清末的洋务运动和政体革新的构想，以及乡里空间扩展到以省为单位的自治网络，构成了绵延至今的中国历史的潜在流向，在这个脉络里，发生了辛亥革命和中国革命，规定了中国选择具有大同理念的社会主义方向，也发生了当今世界上的“中国的冲击”。 沟口最有论战性格的论文集当属《作为方法的中国》和《中国的冲击》，这两部著作贯穿了一个基本的视野是，今天我们尚未建立有效解释中国的模式，是因为我们没有完成一个必要的步骤，就是揭示中国原理的特殊性，同时也把西方原理“特殊化”。西方并不等于世界，它的历史解释只适用于其自身。当我们建立了这样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多元视野时，世界史才会形成。这就是“以中国为方法，以世界为目的”。 沟口曾经说过，李卓吾走在他的时代前面。我相信这也是沟口雄三的命运。他领先于我们这个时代一步，我们看得见却无法赶上。也许有一天世界史翻转现有的格局，知识人不得不重新寻找精神营养，那时我们才能理解，过早失掉了沟口先生，对我们意味着什么。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孙歌 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百年多来的中国风光摄影，见证了国人和自然的关系，也折射出政治、经济时代和摄影师们的文化心路历程。由模仿古画，到讴歌权力和生活消费，中国的风光摄影实际上和它的真正对象一直存在着距离，显得过于艺术化。

被曝劳动者”，伴随了日本核电站发展半个世纪的，这群隐没在黑暗之中的人，被福岛核电站灾难从生活底层推了上来，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

2013年3月16～17日、24～26日，《弥散与生成：潘公凯个人作品展》国际学术研讨会先后在今日美术馆和北京大学召开。海内外知名学者四十馀人莅临，就潘公凯的艺术创作和学术成就、中国画笔墨的精神表达、"现代"自觉与文化重构、水墨艺术的当代呈现、跨界艺术的未来发展等议题展开商兑互动。右为各家发言辑要，根据会议录音整理，多经作者自加审定，少数联系不便者则由主编删存。汰去浮词，仍十馀万字，分两期刊布。

2007年《中国文学史新著》出版后，章培恒与《文汇报》的访谈。

在革命史学的编史学范式下，革命曾成为近代中国史的中心事件。基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定论，"三座大山"的社会矛盾论也成为革命编史学的基本理论前提。就农村社会而言，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自然成为革命的对象，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根本任务也就在于土地革命。而李泽厚、刘再复的"告别革命"论（注：参见李泽厚、刘再复：《告别革命》，天地图书出版公司，香港，1993年。），作为一种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其背后隐含的现代性价值关怀当然不能否定，但任何严肃的实证研究都不会轻易同意这样的价值预设。在那里，革命不是作为一种社会实践，仅仅是作为一种话语存在的，革命在价值层面被悬置了。近年来，在实证取向的社会史研究中，革命也被边缘化了。周锡瑞(Esherick)认为，在现代化范式中，革命对于目前的中国已经不那么重要了，探求革命的社会起源对于那些想理解过去的人们仿佛就不太重要了；当然，也应该摆脱那种以革命为主题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但是，"在使革命脱离中心的过程中，我们不应该忘记它，或把它当作某个碰巧一起来祸害中国人民的外部事件"（注：周锡瑞：《把社会、经济、政治放回20世纪中国史》，《中国学术》第一辑，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202页。）。实证取向的社会历史研究文本虽然没有那么鲜明的价值预设，但将革命从20世纪中国历史的中心移开，与历史事实也有很大偏差，毕竟革命在20世纪中国社会历史进程中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 在我看来，"革命"研究面临着诸多的叙事困境，如"革命"与"现代化"叙事的两难，革命研究中的官方表达与实践逻辑的背离，地主与农民的对立，国家权力与村落社会的二元解释，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先看"革命"范式与现代化范式的二难困境。在中国史学界，可以说自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史大论战以后，革命史学曾成为近代中国史编史学的主流范式，革命成为近代史的中心事件。而近年来兴起的现代化范式却从对立的另一极做出了对中国革命的否定性解释，革命被边缘化了。对土地改革的研究就充分显露了革命与现代化范式的两难境地。在革命史学的解释体系中，土地改革的积极意义被凸显，如韩丁(William Hinton)的名著《翻身》，将土地改革描绘成世代受经济盘剥和文化压迫的农民翻身求解放的史诗性事件，而Edward Friedman、Paul Pickowicz和Mark Selden所著《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Chinese Village, Socialist State)（注：《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Chinese Village, Socialist State)一书英文版由耶鲁大学出版社1991年出版，中文版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于2001年12月出版。）一书，其结论则是土地改革及其后的集体化不但没有解放农民，给贫苦农民以权力，反而将乡村中的权力交给了地痞和懒汉，即是说，革命并不意味着被压迫者对压迫阶级的胜利，而是使中国社会的不良分子得以掌权，且使潜存于中国文化中的恶劣习性与态度泛滥成灾。德里克(Arif,Dirlik)认为，在美国汉学界，研究中国近代历史的学者存在着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即不能"含融贯通旧的中国近代史解释，甚至不愿正视它"。具体到《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这本书，该书的作者们的研究目的之一是，对在美国汉学界有较大影响的《翻身》中所描写的有关中国土改的历史进行质疑。韩丁的描绘显然是理想化了，然而，任何一部质疑其陈述的著作在提供自己的新分析的过程中，应当会对其描述作明确的剖析，指明其错在何处。《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罕有提及韩丁的记述，却径直越过去，给出自己的理解（注：参阅［美］德里克(Arif,Dirlik)《革命之后的史学：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当代危机》，《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5年春季卷。）。何以革命范式与现代化范式在对同一社会历史现象的解释中会出现二元对立状态？可以说，两种解释都存在一个问题，即革命范式和现代化范式均是一种价值体系，以此为价值预设的历史解释只能是以价值判断代替事实判断，历史事实似乎成了编史学框架可以随意型塑的材料。我们看到的并不是两种截然相反的历史事实，而是两种绝然对立的价值理念对历史事实的歪曲反映。 "革命"范式固然带有较为强烈的阶级意识，而"现代化"范式则搬用西方社会的现代化经验，并以西方社会价值体系为参照系来比附中国近代社会历史发展进程，明显带有资本主义"文化霸权"的叙事方式。问题的关键在于，要跳出这种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思维模式，寻求一种更加科学的解释策略，以此摆脱这一困境。当然，也不应夸大"革命"叙事和"现代化"叙事的对立。从革命和现代化的关系来看，中国的学者可能大多认为两者并不是矛盾的，是可以统一起来的，即革命促进了中国的现代化，现代化是中国革命的目标。我们从表面或者宏观的角度来看，似乎没有任何问题，革命的历史社会学的宏大叙事可以为此提供解释。但如果深入到一些细微的具体问题上，两种宏大叙事的困境就凸显无疑了。例如在农村"土改"和合作化的问题上，虽然我们一般都承认"土改"是中国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革的一件大事，是一场确确实实的革命，但在"土改"和合作化过程中由于中国各地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性，包括文化、经济的各个方面，这些改变生产关系的措施并没有带来现代化的直接后果，原因就在于它们与党的其他教条主义的理念结合在一起，如反对市场网络的观念，最后使农村的现代化停滞不前（注：参阅陶鹤山《范式创新与终极关怀--评〈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一书》，载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编《近代中国研究集刊》第二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 从历史观的宏大叙事视角，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革命与现代化的辩证关系，但毕竟不能从方法论上整合"革命"范式和"现代化"范式的两难困境。杨念群认为，近代中国史编史学并未出现如德里克所说的从革命范式到现代化范式的根本性转变，只有可能存在一种并列或重叠的解释关系，只不过各自突出诠释的是中国近代社会进程的不同侧面罢了。所以，中国学研究地方史与社区研究的微观取向也只是对革命解释宏大叙事的一种扬弃，可以此为契机构建"中层理论"体系（注：参见杨念群《中层理论--东西方思想会通下的中国史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98页。）。是否可以构建"中层理论"还需讨论，但这一认识问题的思路应是可取的。宏大的历史社会学叙事如能融入微观的社区分析中，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整合革命叙事和现代化叙事的两难困境。李康根据自己的研究经验，认为："在研究共产党的组织动员对农村革命的作用时，不能泛泛地谈意识形态和国内外局势，不妨对党在实施动员时逐步摸索出的一些具体技术细加考究。可以研究这些技术的创造、示范、推广、演变，研究上级、具体执行者和群众之间在这些技术方面彼此作用的过程"（注：李康《西村十五年：从革命走向革命--1938～1952，冀东村庄基层组织机制变迁》，"附论"，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99年。）。这样的微观研究很难说究竟是属于革命叙事还是属于现代化叙事，只能说这一研究策略突破了上述两种叙事的价值预设，真正从革命的发生学机制上去解释其由以发生的内在逻辑。正如周锡瑞所说，真正的革命的发展似乎是一个更具条件的过程，它需要在自己的权力范围内受到检验（注：Echerick,J.1998,Revolution in aFeudal Fortress:Yangjiagou,,Mizhi County,Shanxi,1937～1948,Modern China,Vol.4:PP.368～370.）。 在"革命"编史学的叙事中，关于土地改革的官方表达与实践逻辑存在着背离，其解释的困境是"革命"编史学自身所无法克服的。黄宗智揭示了"土改"的"表述性现实"与"客观性现实"二者之间的背离（注：参见黄宗智《中国革命中的农村阶级斗争--从土改到文革时期的表述性现实与客观性现实》，《国外社会学》1998年第4、5期合刊（晋军译自Modern China,V21,1995,1）。），仅是就"土改"的实践构造而言的，没有清理革命史学叙事的内在矛盾。韩丁的《翻身--一个中国村庄的革命纪实》和克鲁柯夫妇的《十里店--一个中国村庄的群众运动》（北京，北京出版社，1982），是任何研究"土改"的学者所不能越过去的。韩丁特别界定了"翻身"的意义："对于中国几亿天地和少地的农民来说，这意味着站起来，打碎地主的枷锁，获得土地、牲畜、农具和房屋。但它的意义远不止于此。它还意味着破除迷信，学习科学；意味着扫除文盲，读书识字；意味着不再把妇女视为男人的财产，而建立男女平等关系；意味着废除委派村吏，代之以选举产生的乡村政权机构。总之，它意味着进入一个新世界"（注：韩丁：《翻身--一个中国村庄的革命记实》，"关于'翻身'一词的说明"，北京出版社，1980年。）。这种所谓的"表述性现实"实际上是一种"理想类型"，"土改"的现实构造却与之有相当大的距离。 黄宗智的解释策略当然可以有效地突破这种叙事困境，但不能说明"革命"编史学为什么没有摆脱这一困境。在"革命"编史学的文本中，当"土改"的客观性现实与表述性现实发生矛盾的时候，大多数情况下是客观性现实不符合官方意识形态的表述性现实，客观性现实服从表述性现实的构架。韩丁书中描述的"贫农"老堆金在分"浮财"时仅得到一口缸，"翻身了吗？"有几个人这样问他，"翻了个空身"，老堆金一边回答，一边指了指那口大缸。他被自己这句俏皮话逗得哈哈大笑。"翻了一个空身"，意思就是说，在翻身运动中什么也没得到！老堆金的故事在上述关于"翻身"的理想类型中是得不到解释的。该书的这种叙事困境比比皆是。又如，韩丁以"革命"编史学的叙事说明近代中国农村的土地占有呈现了集中化的格局，地主与贫苦农民的阶级对立极其尖锐；而具体到所描述的山西省潞城县张庄及附近地区的土地占有状况，则是较为分散，地主、富农较少，中农是农村社会的主体，以至于县委书记在"土改"工作队出发前，向他们下令说："找不到地主就没有饭吃！"对于个中原因，韩丁归结为"张庄的农民比别处的人要幸运些"以及该地土地的贫瘠（注：韩丁：《翻身--一个中国村庄的革命记实》，北京出版社，1980年，第170页、第27～28页。）。这样的解释是苍白无力的，土地占有的分散化在近代中国农村是一个普遍现象（注：参阅章有义：《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我国地权分配的再估计》，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2期。），"张庄的农民比别处的人更幸运些"只是一厢情愿的解释；而该地土地贫瘠也许是一个客观事实，但以此作为该地土地分散的特殊原因则是不可取的，因为土地的贫瘠在华北地区至少是较为普遍的。面对"土改"过程中的客观性现实，革命史学只能将其解释为革命实践的经验、教训、偏差，而这绝对不能否定"土改"的积极意义。所谓"偏差"和农民落后的"封建意识"倒更接近"土改"的客观性现实，而所谓支援了解放战争、农民翻身过上幸福生活，却较多地来自宏观的统计资料和官方的动员式话语。这也是我们所看到的国内"革命"编史学惯用的解释技巧。 "地主与农民的阶级对立"的叙事困境在有关土地革命的研究文本中更是屡见不鲜。"土改"过程中的阶级斗争话语当然是中国共产党动员农民的权力资源，访贫问苦中的"挖穷根"、开斗争大会时的呼口号（诸如"打倒地主阶级"、"坚决镇压反革命"之类），是"土改"革命实践构造的内在组成部分。问题是，事后的研究工作再以这种话语进行文本的叙事，就值得反思了。在"革命"叙事模式中，地主与农民的阶级对立是引发革命的根本原因，这种解释与包括"封建主义"论、"资本主义萌芽"论在内的"经济决定论"学术范式有内在的联系。"封建主义论"者强调封建生产关系下地主与农民之间冲突的中心地位，而帝国主义加剧了阶级矛盾，从而引起了反帝反封建的阶级革命。"资本主义萌芽"论者尽管强调帝国主义如何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充分发展，但封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仍占显著的优势，共产党正是被剥削阶级的组织代表，故此说明共产党领导的反帝反封建革命有着深层的社会经济动因和广泛的群众基础（注：参阅［美］黄宗智：《中国经济史中的悖论现象与当前的规范认识危机》，《史学理论研究》1993年第1期。）。 "现代化"的叙事在这一方面的工作，似乎没有"革命"叙事中那样强烈的价值判断（所谓"阶级立场"），但"地主与农民"的二元分析模式仍然是一个普遍存在的解释策略（注：参阅［美］亨廷顿：《转变中社会的政治秩序》，江炳伦中译本，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台北），1983年；［美］米格代尔《农民、政治与革命--第三世界政治与社会变革的压力》，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美］斯科克波尔(Theda Skocpol)《国家与社会革命》，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台北），1998年；［美］巴林顿·摩尔《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华夏出版社，1987年；［美］斯科特《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译林出版社，2001年；［美］胡素珊《中国的内战--1945～1949年的政治斗争》，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何高潮《地主·农民·共产党--社会博弈论分析》，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1997年。）。斯科特的"伦理经济论"虽然强调村落中的道德因素和习俗等地方性制度对农民经济行为的影响和制约作用，但仍采用"地主与农民"的二元解释模式。"伦理经济论"包括三条基本道德原则，一是"有来有往"的互利规范，二是"生存的权利"，三是"安全第一原则"。在这种伦理经济下，农民与地主的关系是通过"庇护-依附"关系来维系的，地主作为庇护者要受到保证农民生存权利的道德约束，而农民作为依附者则受"有来有往"这样的道德规范约束。地主不仅不会过分剥削农民，反而会在农民生存有困难时帮助他们，农民也会在平时主动为地主从事不要报酬的劳动。乡村社区中的血缘、家族、宗教、集市等正式和非正式的关系、制度、组织的操作，都在不同层次上反映了农民的这种"道义经济"原则（注：［美］斯科特：《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中译本，第16～43页、第202～247页。）。在"革命"叙事的阶级斗争话语中，上述现象可能被解释为地主的"假仁慈"和对贫苦农民的劳役地租剥削。而"伦理经济论"显然是将乡村社会秩序理想化了，从中可以看出"乡绅支配论"的印迹。农民日常生活的逻辑中确实存在着如斯科特所说的三条道德原则，这样的道德原则是村落社会的习俗和习惯法；但在土地占有甚为分散的近代中国乡村社会，所谓"地主与农民"的分化至少是不明显的。在"土改"过程中，相当多的村落几乎找不到几户象样的所谓"地主"，"土改"时各地的"地方特殊论"也不能说全无根据（注：参阅秦晖、苏文：《田园诗与狂想曲--关中模式与前近代社会的再认识》，中央编译出版社，北京，1996年，第102页。）。 我倾向于斯科特对乡村社会的总体解释，但不同意他的"地主与农民"的结构主义解释模式。我也不太同意与斯科特有过争论的波普金的"理性的农民"的解释模式（注：Samuel L. Popkin, The Rational Peasan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9.），但对于其中"理性选择"理论所显示的个体主义方法还是持赞成态度的，至少我在波普金的文本中看不到"地主与农民"这样的结构主义假设。这也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伦理经济论"结构主义解释的不足，从而跳出这一二元叙事的困境。 "土改"本身是一场共产党发起的旨在变革乡村社会秩序的革命，于是，大多数研究文本将国家权力与村落社区的互动关系作为考察的主体框架（注：Elizabeth J. Perry, Rebels and Revolutionaries in North China,1845～1945,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 Stanford, California, 1980. Yungfa Chen, Making Revolution, the Communist Movement in Eastern and Central China,1937～1945,Universityof California Press, Berkeley, 1986. Chan, Anita, Richard Madson and Jonathan Unger, Chen Villege : The Recent History of a Peasant Community in Mao's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黄树民：《林村的故事》，张老师出版社（台北），1994年；［美］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郭于华《民间社会与仪式国家：一种权力实践的解释--陕北骥村的仪式与社会变迁研究》，载同氏编《仪式与社会变迁》，社科文献出版社，1999年；胡宗泽：《华北地方权力的变迁--1937～1948年十里店资料的再分析》，载王铭铭、王斯福主编《乡土社会的秩序、公正与权威》，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其实，这也是一种叙事困境。前述《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一书，从书名就可看出这一叙事取向，即"乡村是中国的，国家是社会主义的，从而，社会主义便体现了一种外部力量对中国乡村的侵略。"以至于关于"土改"的这些研究文本中，国家的仪式、权力、话语向乡村社会的渗透以及乡村社会的反应，成了所描述的主要"社会事实"。这是一种"国家--社会"二元化的解释模式，是西欧经验，我们不可以直接拿过来作为方法论用于中国社会研究。这一二元界定是一个理论假设，是否具有可证伪性？如果我们在文本中去证实它，没有一个批判反思，就很成问题。 更加合理的解释应是深入乡土社会内部去观察、理解农民经济行为的现实空间。罗红光在关于陕北米脂县杨家沟的社会人类学研究中，就据此以村民生活脉络中的"生活关系"来取代"生产关系"概念，因为杨家沟人在日常生活中所实际感受的是基于伦理观念的交换、协作关系，这是本来存在的社会事实，而不是历史学家从"生产关系"概念出发所建构的"所谓社会事实"（注：参阅罗红光：《不等价交换--围绕财富的劳动与消费》，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1～52页。）。就"土改"的客观社会历史事实而言，我们当然不能否认国家权力对乡村社会的正式制度安排，但是，这些正式制度安排理应、实际上也确实受到村落社会地方性制度的制约。这就要求研究者应从结构主义的外在视角转向个体主义的参与式观察，真正揭示生活在地方社会中的农民眼中的"土改"到底是什么样子，并力图从地方性的日常叙事中发现"革命"的宏富社会历史内涵。 而在以往有关"土改"的大部分研究文本中，却充斥了"社会结构决定论"或"历史决定论"的结构主义解释（注：参阅何高潮：《地主·农民·共产党--社会博弈论分析》，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1997年，第22页；李康：《西村十五年：从革命走向革命--1938～1952，冀东村庄基层组织机制变迁》，"附论"，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99年。）。我们尽管可以从韩丁的《翻身--一个中国村庄的革命记实》和克鲁柯夫妇的《十里店--一个中国村庄的群众运动》这样的记实文学作品中看到鲜活的人物、复杂的事件和动态的过程，但作者并无方法论个体主义的理性意识，也未能提炼出富有解释力的理论概括。李康、方惠蓉关于"土改"的研究文本（注：方惠蓉：《"无事件境"与生活世界中的"真实"--西村农民土地改革时期社会生活的记忆》，载杨念群编：《空间·记忆·社会转型--"新社会史"研究论文精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再现了农民日常生活的话语表达和社会记忆，他们的观察视角似乎较为关注国家权力和村落社会的互动，而并未从"他者"的世界再现"土改"作为一种革命实践的内在逻辑。如果更多地采用社会人类学的"在地"式观察视角，从农民日常生活的逻辑出发来认识"土改"发生的社会历史空间，可能会更为全面地再现"土改"的实践构造。

最近，联合国发布了2011人类发展指数报告，提供了衡量各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各项最新数据，从十个方面全面考察各国人民的福祉水平，让我们据此分析印度作为我们的参照系合不合格。

纽约书评文章，原文见 http://www.nybooks.com/articles/archi ... d-china/?pagination=false On Chinaby Henry Kissinger Penguin, 586 pp., $36.00                                                  AP ImagesHenry Kissinger with Zhou Enlai and Mao Zedong, Beijing, February 1973 AP ImagesHenry Kissinger and Zhou Enlai, Beijing, November 1973 

美国在埃及左右为难

1801年黑格尔到耶拿大学任教，结束了以往在法兰克福、伯尔尼等地担任家庭教师的经历。黑格尔作为哲学家的历程也就从此起航了。 在《耶拿逻辑》中，黑格尔力求学习、吸收和批判性超越费希特和谢林，第一次论述了绝对精神

斯基德尔斯基(Robert Skidelsky，英国上议院议员，华威大学政治经济学名誉教授，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传记获奖作品的作者，莫斯科政治研究院董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