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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一冰:延安音乐史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石一冰:延安音乐史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延安文艺史》 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

文艺理论与批评2012.2
60年来对延安音乐的研究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出版的文论已论及延安音乐的诸多方面,但还有许多个案研究没有进行,还有一些研究领域尚待开拓,而一部完整、全面的《延安音乐史》至今未能出现更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新时期以来,随着音乐理论界思想解放进程的推进,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研究热点大多转向到曾被特定历史语境所遮蔽、遗漏的音乐家、作品和事件,但是否可以说几十年来受到主流意识形态关注并对建国后的音乐发展产生深远影响的根据地--解放区音乐(特别是延安音乐)研究已经得到了与其历史地位相匹配的总结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1949年以来音乐学界对延安音乐的研究在纵向上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十七年"、"文革"结束至20世纪末、新世纪以来三个阶段;在横向上呈现出总体研究相对概略、个案研究相对集中、部分领域存在缺失三个特征。

第一阶段:"十七年"

此阶段对延安音乐的研究处于整体热情赞扬的语境中,延安音乐研究已经开始,进入总体研究相对概略、个案研究有局部深入的初步发展阶段。

这一时期,在音乐史专著中的延安音乐研究实际上处于"新音乐"i语境中。1961年7月,由上海音乐学院《中国现代音乐史》编辑组编辑的《中国现代音乐史》(1919至1949)ii的第三编未定稿(内部参考)印制完成,虽然该著以抗日战争时期的新音乐(包括国统区在内的新音乐)为论述对象,但实际上比较详细地论述了抗日民主根据地的群众音乐生活、音乐教育、音乐理论、音乐创作(包括群众歌曲、歌剧、大合唱及器乐)、代表性作曲家以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称"讲话")。受写作时代和写作框架的限制,上海音乐学院《中国现代音乐史》更像是完全屏蔽掉沦陷区音乐、缩水了的国统区音乐的"抗日战争时期的音乐史",较少将"讲话"与各根据地的音乐发展进行有机地联系。相比较而言,1964年由当时还很年轻的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教师汪毓和独自完成的《中国现代音乐史纲》iii注意了"讲话"对根据地音乐发展的巨大影响,并以"讲话"为界将整个延安音乐拆分后分别编入其中的两章,即第二编的第三章《工农革命歌曲与根据地的音乐》和第七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的解放区的音乐》。此外,受篇幅和体例的制约,上述两部著作并没有能够对延安时期的大量作品进行细致的音乐本体分析。可见,这一时期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专著中,延安音乐史研究实际上是放在整个"新音乐"语境中加以阐释的,呈现出总体研究的相对概略的特征。而1951年哈华的《秧歌杂谈》(华东人民出版社)的主要研究对象就是延安秧歌剧,成为这一时期延安音乐体裁研究的重要成果。

由于延安时代的音乐人此时大都正值壮年,他们的回忆性文论无疑构成了这一阶段延安音乐研究的可靠史料,如李波的《回忆延安的秧歌运动--秧歌剧〈兄妹开荒〉演出十五周年》(《人民音乐》1958年第2期)、安波的《一段美好的回忆》(《人民音乐》1962年第5期)、李凌的《重看秧歌剧断想》(《人民音乐》1962年第7期)等等,但处于"整体热情赞扬语境中"的专论还较少体现冷静的学术分析因素,也较少在对具体音乐体裁、音乐作品所展开的学理性论述中展现应有的优势。

第二阶段:"文革"结束至20世纪末

"文革"结束以后,随着延安时期音乐作品的复演和出版,延安音乐研究开始成为音乐界的理论研究热点之一,并在数量上有相当大的增长。这一阶段延安音乐的研究者既有相当一部分延安音乐发展的亲历者,也有建国后成长起来的中青年学者。虽然前者的回忆性文论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但后者的研究性文论已渐居主体地位。延安音乐研究从整体上已表现出从热情赞扬转向冷静的学术分析,显现出全面开花并开始向纵深推进的态势。毫无疑问的是,处于"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后的新时期中的延安音乐研究明显被置于"延安文艺"的语境中。

在近现代音乐史专著方面,汪毓和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从1984年第1版直到2008年最新版)中延安音乐基本收于其中一章(此章的名称最初为"'文艺整风'前后解放区的音乐",后改为"四十年代抗日民主根据地与解放区的音乐"),并作为该章的主体加以论述,而论述的结构和内容在先后几个版次中并无大的变化,主要概括论述了根据地与解放区的音乐生活概貌;新秧歌运动、秧歌剧和新歌剧的发展;根据地与解放区的其他音乐创作等。作为一本教科书,其构架和规模限制了作者进一步展开和深入的可能性,因此其反映的延安音乐史虽论述结构主线清晰,但由于强调的是音乐创作,所以对延安火热的音乐生活、音乐社团的作用、音乐教育、音乐思潮以及延安音乐的巨大影响着笔较少。

与延安音乐史研究专著的徘徊不同,延安音乐家的个案研究在此间获得了突破性的发展。向延生主编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家传》(四卷本,春风文艺出版社,1994年)和汪毓和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家评传(下册·现代部分)》(文化艺术出版社,1992年)是研究中国近现代音乐家历史的合集专著,特别是前者作为国内第一部全面、系统、准确地介绍中国近现代音乐家历史的出版物,时间跨度百余年,基本囊括了中国近现代音乐家群体,其中相当一部分文章属于延安音乐家群体研究。而对比上述"长线条"的音乐家历史的合集,《冼星海全集》(10卷本,由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年)、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编的《冼星海》(人民音乐出版社,1983年)、《论郑律成》(延边人民出版社,1987年)、《作曲家郑律成》(辽宁人民出版社,1983年)等专著,则更深入地对音乐家的各个方面的史料、作品详尽地梳理、分析,开创了对延安音乐家深入研究的范例。

在此间出版的大量专著中大都包含有延安音乐,如《延安文艺丛书》编委会编的《歌剧卷》、《秧歌剧卷》、《音乐卷》、《民间文艺卷》、《戏曲卷》(以上均由湖南文艺出版社于1987年出版)、艾克恩编《延安文艺运动纪盛》(编年体,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延安鲁艺回忆录》(光明日报出版社,1992年)、王培元的《抗战时期的延安鲁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等,都无一例外地将延安音乐置于"延安文艺"的历史坐标中加以论述。

在期刊方面,延安音乐研究紧密呼应着这一时期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的新风向,其主要论域已经由回忆性史料转变为对具体作品、具体历史事件的学理分析和评论,其中涉及秧歌剧的主要有薛伟的《试论延安解放区的新秧歌运动》(《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78年第2期)、林波的《秧歌剧〈兄妹开荒〉的思想和艺术成就》(《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等;关于新歌剧,有向延生的《歌剧〈白毛女〉在延安的创作与排演》(上、下,《人民音乐》1995年第8、9期)、《"歌剧〈白毛女〉在延安进行创作的情况"一文质疑》(《新文化史料》1997年第6期》;涉及大型声乐作品有苏夏的《〈黄河大合唱〉的艺术分析》(《人民音乐》1998年第8期)、孙焕英的《关于〈生产大合唱〉》(《音乐爱好者》1989年第1期)、彦克的《星海同志和他的〈牺盟大合唱〉》(《音乐研究》1984年第3期)、邱晓枫的《冼星海合唱作品〈流民三千万〉的艺术手法》(《星海音乐学院学报》1996年第1期);涉及以冼星海为代表的音乐家研究有梁茂春的《冼星海的音乐观》(《人民音乐》1985年第4期)、瞿维的《星海的社会主义美学观》(《音乐研究》1996年第1期)、秦启明的《冼星海在延安诸说辨--对孙焕英〈延安鲁艺时期的塞克和星海〉》的异议(《星海音乐学院学报》1990年第3期)、李鹰航的《我是怎样走上革命音乐道路的》(《吉林艺术学院学报》1991年第2期)、彦克的《音乐生涯的新里程--谈贺绿汀在〈讲话〉后的创作》(《音乐研究》1992年第4期)、李业道的《吕骥评传第二部分》(1937-1949)(《音乐研究》1996年第4期)等。

与此同时,有的文论尝试从总体上对延安音乐做新视角的展望,对其历史贡献做出评价,如罗艺峰的《文化史视野中的延安革命文艺》(《交响(西安音乐学院学报)》1992年第2期)从文化史视野探讨了延安的音乐成就与当时开放的文化条件的密切关系;郑锦扬的《延安音乐的历史贡献》(《音乐研究》1992年第2期)认为延安音乐不仅在当时具有重要的地位,其影响几乎遍及当代中国音乐的各个方面。有的文论还发掘了此前不为人关注的史料,如孔文的《不应忽略的一段历史--记"延安中央管弦乐团"》(《天津音乐学院学报》1996年第4期)。

第三阶段:新世纪以来

新世纪以来,延安音乐研究总体上处于"延安文艺"语境中,部分个案研究呈现后现代因素,延安音乐研究进入深入发展的阶段。

一方面,就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专著而言,延安音乐研究先前所处的总体概略状态基本未变,缺失的状态有所改变,如陈志昂的《抗战音乐史》详略得当地论述了抗战期间(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抗战胜利14年间)全国范围内(主要是根据地-解放区、国统区)的抗日歌曲创作史,作者身为在根据地--解放区成长起来的作曲家、亲历者,将延安音乐史分别置于几个章节中,作者这样做显然没有将延安音乐史作为单独的一个历史时期来叙述,而是着意于各个解放区不同历史阶段抗战歌曲的创作脉络,自然也就不便对除歌曲创作以外的延安音乐史有所涉猎;刘再生的《中国近代音乐史简述》iv④也论述了鲁艺、新歌剧《白毛女》以及延安的秧歌剧、管弦乐和钢琴音乐创作;余峰在《近代中国音乐思想史论》中将以在延安生成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与反映论音乐观"作为第五章"无产阶级音乐思想的生成和体系化" 的重心加以论述,通过无产阶级音乐理论体系完善的思想基础、"为工农兵服务"的口号对音乐理论与实践的影响、"音乐民族形式"的大讨论三个基点,较深入地探讨了以延安为中心的解放区音乐思想的演变和对音乐实践的影响;冯长春在《中国近现代音乐思潮研究》一书中,从"新音乐"的理论基础及美学原则、"新音乐"的历史局限、走向权力话语的新音乐思想,总结了以延安为中心的根据地--解放区音乐思潮的源头、形成、内涵和持久影响。李双江主编的《解放军音乐史》(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以近现代史和军队建设史为主轴,延安音乐则包括在上篇的"抗日战争时期的我军音乐"、"解放战争时期的我军音乐"两章之中,内容较之以往涉及根据地、解放区音乐有相当大的推进,但正如编者所言由于部分资料尚未解密,故还有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可能。

延安时代的文艺人作为"局内人"始终对延安文艺充满激情,曾刚编著的《山高水长:延安音乐回忆录》(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2001年)和艾克恩主编的《延安文艺史》便是新的例证。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后者,该书"不断地回到历史情境中",将音乐置于整个"延安文艺"之中加以论述,虽有少许错误、缺失(例如秧歌剧和歌剧的名称偶有混用、有的音乐作品的选择不很恰当、抗战后期的音乐创作涉猎太少,等等),但其框架结构和叙述方式使延安音乐始终置于延安文艺的坐标系上,优点是显而易见的。

另一方面,从学位论文和期刊论文来看,运用新的理论视角成为一种"常态",新研究领域的探索不断涌现,它使原来"定型"了的研究领域变得有了学术深挖的空间和学术阐释的"弹性"。前者如毛巧晖的《新秧歌运动:权威话语对"民间"的缔造》(《中华戏曲》2008年第1期)、李静的《"新秧歌"作为仪式的符号象征与话语建构--20世纪40年代延安"新秧歌"运动的文化阐释》(《青海社会科学》2011年第2期)、梁向阳的《从"民间"到"广场":"延安时期"陕北民歌的彰显之路》(《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6年3月)、傅宗洪《试论作为先锋艺术实验的延安民歌改造运动》(《文艺争鸣》2011年第10期)、徐玲娜《1935--1945年间延安音乐文化结构的生成与发展研究》(西安音乐学院2011届硕士论文)、王冬的《抗日战争时期延安秧歌剧研究》(南京艺术学院博士论文),等等。后者如萧梅的《从"民歌研究会"到"中国民间音乐研究会"--延安民间音乐的采集、整理和研究》(《音乐研究》2004年第3期)、唐晓飞的《延安鲁艺歌曲研究》(中央音乐学院2007届硕士论文)、魏艳的《延安鲁艺音乐系教育体制初探》(《音乐研究》2008年第4期)、姜昕的《延安解放区音乐大众化思潮研究》(四川大学2007届硕士学位论文)、王丽虹的《延安鲁艺音乐教育中的政治因素研究》(福建师范大学2010届硕士论文)等等。其中,《延安鲁艺歌曲研究》对鲁艺的歌曲创作群体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论述,但延安的歌曲创作并不只是鲁艺一家,而且其中对最能反映一个时代歌曲创作水平的大型声乐作品的论述显得过于简略,有待进一步研究。《延安解放区音乐大众化思潮研究》还未能在音乐大众化思潮和当时实际创作之间找到互相印证的"结合点",形成了"两层皮"的现象。《抗日战争时期延安秧歌剧研究》则显得较成熟,该文对以往秧歌剧研究中的历史缺陷、音乐形式缺陷等做了成功的修复。

结语

综上可见,60年来对延安音乐的研究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出版的文论已论及延安音乐的诸多方面,但还有许多个案研究没有进行(如一些重要的音乐作品还没有被全面地分析),还有一些研究领域尚待开拓(如音乐生活领域研究比较薄弱、音乐思潮的形成发展以及与实际创作的关系有待进一步探讨,等等),而一部完整、全面的《延安音乐史》至今未能出现更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正如《延安文艺史》填补了当代延安文艺研究的空白一样,一部《延安音乐史》也必然对延安音乐研究乃至中国近现代音乐史有所裨益。就一部反映延安时代的音乐史专著而言,完全可以借鉴《延安文艺史》诸方面的经验和研究思路,即纵向研究、横向研究、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相结合的原则。纵向原则指延安音乐既是对"五四"新文化的继承、"左翼"音乐运动的发展、"苏区"音乐的继续,也是当代中国音乐发展的奠基礼和风向标;横向研究指将延安音乐视为整个延安文艺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个典型的侧面;宏观研究指延安音乐是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时代的呐喊,是受时代召唤、完成时代使命、萦绕特定音乐思潮的音乐;微观研究则要将具体音乐作品的形态分析、艺术的成就、显著艺术特点和基本创作经验加以总结。它应当真实地呈现出来自20世纪30年代的"左翼"音乐、苏区音乐乃至国统区音乐是怎样在贫瘠闭塞的延安化合、升华,投入到伟大的民族解放的历史洪流中,显示出巨大的思想和精神力量的历史过程;它应当不断回到具体的历史情境中,探讨延安音乐在延安文艺中的地位,延安音乐在当时的影响,国统区和根据地(主要是延安)之间音乐交流的关系;它应当指出延安音乐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的音乐产生怎样巨大而深远的历史影响,延安音乐的繁荣发展对现实音乐发展的启迪是什么,等等。

《延安音乐史》研究应当呼之欲出。

 

 

i最早由曾志忞于1904年提出,后来萧友梅、黄自等人在1930年代也以不同方式提出这一概念,基本上都着眼于音乐的形态方面,主要是指在学习、借鉴西方音乐的基础上创造不同于中国传统音乐的"新音乐"。救亡音乐思潮的兴起,使得左翼音乐家对"新音乐"这一概念的认识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在救亡音乐思潮的发展中,新音乐被视为一种"新兴音乐"而赋予了新的定义与阐释。吕骥在1934年,聂耳于1935年,都提出过"反映进步的大众要求"意义上"新音乐",1936年吕骥发表了《中国新音乐的展望》、《伟大而贫弱的歌声》,周钢鸣发表了《论聂耳和新音乐运动》、《从"九·一八"说到新音乐运动》等文章,以"新音乐"作为运动的旗帜,正式提出了"新音乐运动"这一口号,并对"新音乐"这一对象进行了重新界定与全面阐释,对"新音乐运动"中新音乐的性质与任务作了具体的要求与说明。此后,原本较为广义的新音乐继续被狭义化,新音乐实质上成为"无产阶级革命音乐"的代称。

ii上海音乐学院理论作曲系部分教师与学生从1958年11月起开始编写《中国现代音乐史》,建国十周年国庆前夕完成。

iii汪毓和著《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纲》完成于1964年(内部发行,写作范围从1840年至1949年,中央音乐学院等专业音乐学院教学内部试用教材),后此著经作者小幅技术性修改于1984年正式出版并改称《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第一版),此后经作者多次修改、充实、调整,分别于1994年、2002年和2008年改版三次。

iv人民音乐出版社200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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