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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十五位院士提案谁来种田，引起社会广泛关注，随着大批农村年轻人进城，田无人种，诺大中国谁来养活就成问题。但在笔者看来，以小农家庭为主的中国农业格局，既有活力，又适应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要稳定。谁来养活中国是一个假问题。

2008年绿色选择网站的图文与2005年《汕头日报》文章对比。这些电子废物主要由货柜船运输，在香港或南海区等珠江三角洲港口卸货，再由陆路送到不同地方的地下废料处理中心，包括贵屿等潮州地区和浙南台州一带。一般认为，中国是全球处理最多电子废物的国家，粗略估计，美国、加拿大、日本及南韩等国家每年向中国输入一百万吨电子废物。贵屿大约从1995年开始接收电子废物。

雍正动用国帑大规模修筑江南海塘工程，真实的经费来源是列位获罪官员所出罚金，其根本目的是整顿吏治和巩固统治。雍正朝江南水利、海塘工程之所以能大规模兴修，都和这个特定的社会背景有关。

每当有新的意见潮流得到政治声望后，民众的思考--就好比条件反射般地--就会回到这些伟大的成就，以此判断新运动的意义。当我们由实体宪法转向高级立法的过程时，我的问题就出现了：19与20世纪的美国人是如何定义、辩论、并且最终认可那些由所处时代的宪法改革政党提出的转型议案？

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同根同源，近现代以来，尽管两岸在制度、体制和发展道路上分道扬镳，但深刻的内在联系却无法割断，近年来相互交流和借鉴更是十分活跃。比较中国大陆的人民调解制度与台湾地区的乡镇市调解制度，有利于总结其中的经验和问题，相互借鉴。

1984年12月3日晚上，联合碳化公司(Union Carbide)在印度Madhya Pradesh的博帕尔的化工厂发生毒气泄漏事件，估计导致3,500至7,500人实时死亡。2010年6月7日，博帕尔地方法院宣布，８名被告在２５年前的毒气泄漏灾难中犯有疏忽导致死亡等罪，各自将面临最高两年的有期徒刑。在被宣布有罪的８名被告中，包括当时发生毒气泄漏的美国联合碳化物公司在博帕尔工厂的董事长马欣德拉和其他几名管理人员。其中１名被告已经死亡。

摄影最主要的是找到可以打动我们眼光的记忆。我们不一定每次都有很好的眼光，有时会犹豫，这个时候就拍不出很好的照片。

2011年12月30日，甘阳《文明•国家•大学》新书发布会暨研讨会由三联和北大联合主办，发言记录稿由观察者网提供

在当代（其起始时间从一个层面来说，可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西方的经济和政治转变算起，从另一个层面来看，则始于十年之后的苏联集团的解体），世界经济和国际事务方面的深刻的结构性变化仍在继续。只不过这些变化是什么、可能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还在争议之中。试图透过当前事件的棱镜去解读这些变化本身就难免犯错。一个更综合性的思路是将自身限定于2000年以来的政治图景中，这样危险会小一些。即便如此，简化和走捷径也很难避免。下面的记述当然也无法避免这些缺点，它们与其说是论文，不如说是一些简短的札记，很可能要被修改或删掉。一、和睦之家自2001年的恐怖事件以来，中东便占据了世界政治舞台的前沿：空袭阿富汗——搜索约旦河西岸——侵占伊拉克——封锁伊朗——重侵黎巴嫩——干涉索马里。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上，美国对这一地区的攻势都主宰了报纸的头条新闻并引起了观点的两极分化。围绕着美国攻势对于冷战结束以来美国权力的“航线”和世界历史方向的影响，大量的文献迅速涌现出来。在美国当权者自身，对美国在伊拉克的溃败要更甚于在越南的担忧并不罕见。不管怎样，这种类比都应该是一个警告。美国在印度支那耻辱性的军事失利并未从政治上削弱其在全球的地位。相反，对美国有利的结构性转变却伴随着出现了，因为中国变成了事实上的盟国，而苏联却陷入了一蹶不振。在美国大使从西贡逃走十多年后，美国总统以胜利者的身份踏上了莫斯科的土地。在今天的越南，美国公司和五角大楼的军事行动一样受人欢迎。历史的类比至多只会让人产生联想，并且常常是误导性的。但是这些逆转的情形提醒我们，在事件海洋的深层和表面之间存在着反差。1 七、八年的时间只是测量事实深度的一个短暂时期。但是如果我们尝试一下，看上去什么是主要的进展呢？无论怎么衡量，最大的进展都一定是中国作为新的世界工场的出现：不仅是一个庞大的国民经济的迅速扩张，而且还带来了世界市场的结构变化，中国的这种全球性影响相比之下更接近于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而非镀金时代或许乃至战后地区性局势中的美国。中国的高速发展随之而来产生了三个结果。从中国国内来看,在急剧增长的不平等之中，它创造了一个坚实的、想要维持现状的中产阶级，以及一种传播得更广泛的意识形态信念——私营有益无害,这种信念扩展的范围远比中产阶级要广。从国际上来看，它使得中国和美国紧密联系在一起，美国同中国在经济上互相依赖的程度已经超过了它与日本。从全球来看，在过去的四年间，它帮助维持或引发了自六十年代以来未曾有过的世界增长速度。2 那么日本这个仍旧是世界第二大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的情况如何呢？经过十年的通货紧缩和停滞之后，它的势头终于有所恢复——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由于中国的需求，在过去的一段时期内日本公布的增长速度大多数时候都远高于欧洲。在政治上，日本的执政党设法将自身重塑为一支更为一贯的新保守主义力量。它在国内迈向更为公开的右翼进程，与此相一致，对外它也与华盛顿的步调一致，转向更有侵略性、更强硬的外交政策：海外派兵伊拉克，向朝鲜施压，并准备抛弃宪法中的和平条款。目前由于失去了选民的支持，在反对声之中（其中大部分来自于自身阵营），这一路线遭遇了没有持续的替代性方案的困境。3 欧洲的主要进展在于欧盟向东部的扩张，与此相比其他进展都黯然失色。华沙条约地区成功地融入欧盟的过程现在几乎已经完成，这是欧洲资本一个令人赞叹的成就。布鲁塞尔推动了前共产主义经济体的私有化，并密切监视着当地政府，以确保它们与西欧标准相一致。另一方面，从政治上来看，迄今为止欧盟的扩张非但没有加强反而是削弱了自身的力量，这一点从美国动员欧盟新、老成员国支持伊拉克战争的能力上，从欧盟成员国随后在伊战问题上的分歧中便显现出来了。欧盟现在是一个巨大的自由贸易区，在其间各成员国政府星棋罗布，与美国或日本相比，它们所代表的利益相当分散，没有多少对外的共同意愿或内部的一致方向。欧盟的三个处于领导地位的陆地国已经在向更为新自由主义的方向缓慢移动——德国施罗德的2010年议程，法国拉法兰的改革和萨科齐的后续改革，意大利普罗迪的一套措施，不过这些仍比不上英国新工党的政策。4 靠世界商品繁荣带来的资金，俄罗斯在新独裁政权的统治下已趋于稳定。相比于叶利钦政府，普京政府较少依赖西方，具有更大的外交回旋余地，而且也不那么需要去模仿民主的一些细节。俄罗斯喜欢西方减小对它的压力，对美国和欧盟来说，它是一个十分生硬的伙伴。但是为了寻求恢复俄罗斯在周边地区的影响力，新政权在所有重大的国际问题上至今都小心翼翼地不去与美国作对，并为资本主义发展提供比叶利钦时期好得多的基础，因为它不仅扫除了任何严重的政治异议，而且在经济复苏的保障下，获得了非常高的社会支持。在国内，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普京当之无愧地成为了世界上最受欢迎的大国元首。考虑到俄罗斯人口结构的崩溃和大部分人口持续的悲惨境遇，这不能不是一个令人赞叹的成就。5 印度经济一直在稳定增长，即使其增长速度完全不像中国那样。广大未改变贫困状况的阶层和大众在选举上的选择权结合在一起，在一定程度上阻延了任何莽撞的向新自由主义的转变。但是印度现在仍然出现了为数不少的中产阶级，比起他们的中国同类来，他们甚至更热衷于吸收西方的消费文化和名人文化，并决定了印度人民党的基本方向，同样也决定了国会政策的基本方向。中产阶级的抱负在国内仍然受到下层阶级选举集团力量的牵制，只是表现在摈弃印度的中立主义外交政策、与美国恢复意识形态、军事和外交方面的亲睦关系这一急剧增长的要求上。国会对这一动向的阻抗只能减缓其节奏，但决不可能使其偏转方向。6 在巴西，这个国家历史上由劳工党执政的首个总统任期，也像俄罗斯政权一样是在世界商品繁荣的带动下浮出水面的，它通过为穷人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收入补贴措施巩固了其民众基础，除此以外，它几乎原封不动地追随前任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接受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要求。贪污腐败仍维持在固有的水平，并未影响到选民的投票率。在国际上，这个国家最引人注目的外交政策上的积极举措是接替法—美对海地的干涉，以希望和日本、德国、印度一起在联合国安理会赢得一个永久席位，结果被拒绝。在地区方面，相比于修改世贸组织的规则以有利于自身的努力来说，巴西在深化拉丁美洲的贸易融合方面着力甚少。7 美国自己的情况如何呢？2000年当选的共和党政府推动了连续的削减税收政策，进一步加强了自里根政府以来即已开始的财富和收入方面递减的再分配。破产法被朝着有利于债权人的方向修改，调控体系职能下降。最高法院已变成一个十分保守的表决机构。此外，尽管政治说辞完全正确，但是在社会安全、健康、教育、银行业和环境等方面国内的情况都乏善可陈。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机会方面一如从前。没有堪比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Glass-Steagall）的废除、克林顿的传统福利管理政策的结构性的变化得到实现，或者可望实现。如果说和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联邦医疗保险制度和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Sarbanes-Oxle）应归入收支总帐中的另一类。以加强两党基础和相比于威尔逊时代程度小得多的制度制衡为借口，公民自由受到了侵蚀，选举实用主义限制了白宫在国内的作为，在这个舞台上由“价值”议程所限定的投票阵营仍然势均力敌地分立着。自2006年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失利以来，布什政府严重受挫，在其领导下没有出现任何深入触及美国政治核心的持久性转变。在自1945年形成的美国总统任期的标准模式下，作为补偿政府部门的激进行动往往集中于海外，它在中东的表现已经激起了国际社会的愤怒，并在其竞争对手那里引起了一些现在已为人熟知的描述：一个美国帝国公然出现或急剧衰落。8 中国、日本、欧盟、俄罗斯、印度、巴西和美国加起来总共占世界一半以上的人口，和全球80%的GDP。如果说自二战以来美国外交政策上的双重目标是将资本主义扩展到地球上的每个角落，并在全球国家体系之中维持美国的至高无上的地位——第二个目标被视为实现第一个目标的条件，那么在二十一世纪的头几年结果怎样呢？就扩展和深化资本的控制而言，它获得了压倒性的成功。金融市场获得了发展，代价是旧的社会或经济形式的全面破坏。不管哪个党派执政——共产党、自由民主党、戴高乐党、新工党、统一俄罗斯党、国会党、工人党或共和党，同样的财产权及政策的雪球都在向前滚动，尽管速度、所处阶段各不相同，但不会有显著的逆向运行。更准确地说，随着世界贸易仍然领先于世界增长，相互依存的所有重要的资本主义经济体之间的紧密联系一直在稳步加强。9 政治上的资产平衡表是什么呢？本质上，我们所看到的是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后出现的大国协调（Concert of Powers）的现代等价物，它刚刚浮现出来，尚处于早期阶段。也就是说：为了维持已建立的秩序的稳定，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协调在不断升级，与此同时，传统的谋取利益的手段仍在自身的范围内发生作用，而没有引起极端的纷争。安理会的决议是这一进程的主要舞台，当前正在上演的是关于伊朗问题的集体决议。然而，维也纳会议之后的大国协调与尼克松访华、巴黎会议以来的大国协调之间有一个很大的不同。这一次是一个单一的超级强国居于独一无二的地位，并将这个体系凝聚起来。在梅特涅（Metternich）和卡斯尔雷（Castlereagh）时代，世界上没有堪比美国的霸权。依靠至今仍然称霸世界的经济实体、金融市场、储备货币、军事力量、全球基地、文化工业和国际语言，美国融合了其他国家难以抗衡的资产。其他国家则接受美国与它们之间的这种不均衡的地位，并且小心翼翼地不去阻挠美国在任何战略重要性问题上的做法。通常，冲突被限制在低级别的商业问题如空客、多哈和类似的事件上，在这些问题上僵持局面之所以能出现，是因为它们很少有风险；或者冲突被限制在一些中间区域内，像高加索、波罗的海、土耳其斯坦等地区，在这些地方它们的地缘政治目标是重叠的。其他大国很少试图以传统的方式去与美国抗衡，原因既在于它们的利益与美国经济互相依赖的程度——这在十九世纪早期是无法想像的，还在于美国在世界上不太稳定的地区充当警察角色符合它们的共同利益，它们通常乐于为美国承担高代价的、有时甚至是危险的任务。因此，尽管随着替代性的资本主义力量中心的快速崛起，美国在全球经济的相对实力明显下降，但是在如今这个利益和特权相互紧密联系的世界中，所有的精英国家均将自己视为“国际社会”的成员，美国的政治影响力仍然是其他国家无可比拟的。10 这种世界格局体系中并非没有摩擦或损耗。俄罗斯和中国不想让美国过多地染指中亚，或者过于侵略性地胁迫伊朗。印度仍然防范着美国对巴基斯坦的庇护。欧盟则操弄着一支自己的快速反应部队。美国把一系列不可能减少的意外开支强加到它的伙伴头上。正因为美国的特殊利益和体系的普遍利益之间不会自动地一致，所以为了协调它们之间的紧张，就需要一个被有意识地操纵的大国协调。这种协调将永远达不到完美的程度，并且实现这种协调的机制也尚未完全成形：施加压力和反抗压力在讨价还价的过程中相互纠缠，这一过程是不平等的，但也不是脆弱的。然而迄今为止，体系中的缝隙与毛边并没有严重威胁到作为全球资本主义秩序交响乐的“国际社会”出现的合法性，即使这一交响乐的指挥有点古怪。在这样一个大国协调中，正如传统的冲突理论所阐述的那样，国家间的关系有望被保持在对抗的门槛之下，因为在一个核后时代金融和商品市场是如此普遍地关联着。这并不意味着体系中主要的力量全是平等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国、俄罗斯与西方标准的差距（政治的和经济的）构成了这一顺利运行的体系中的残留的沙砾。西方的赌注是，等它们再次完全成为世界强国的时候，它们将会逐步演变为与西方相同的形式。那时候即使是具有优势的强国——对中国而言这一点将来完全可以预料，只要其存在的形式与西方相似，也能被大度地认可。美帝国主义的最清醒的理论家完全意识到了如下的事实：美国老大的地位和世界范围内的自由主义文化在逻辑上并非是互相依存的。他们冷静并清晰地思考着：一旦美国完成了其保护自由主义文化的使命，它的老大地位即会失去。根据他们中最残酷的估计，这种情形或许在短短的一代人时间内便会出现。11 在这种形势下，共和党政府的全部努力都充分延续了其前任的做法。最重要的举措是向冷战时期它的两个重大对手——中国和俄罗斯推行它的政策。中国和俄罗斯都已顺利进入大国权力圈，两国在发展基于市场的经济中曾受到指导和援助（常常是通过美国训练出的官员），在最尖锐的地方敏感问题上（台湾、车臣）受到尊重，并且融入到全球注目的庆典中（圣彼得堡峰会、北京奥运会等等）。一些有争议的问题仍然存在，如美国部署的导弹距离莫斯科太近、在人民币问题上对北京进行的威逼等等，但目前已经被控制住了。与此同时，美国和日本的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密切。美国和印度也缔结了新的联盟，和巴西之间也很少有摩擦，除了在贸易上有些小的争执之外，但是这对重大政治性议题影响甚微。在欧洲，公众舆论更易受到行为方式而非行为实质的摇摆，它已经被布什拒绝京都或国际刑事法庭（ICC）的直率态度所激怒，相比之下，克林顿的行为方式则谨慎得多。但在实质问题上，共和党政府已经获得了一些重大进展，不仅通过扩张北约推动了欧盟的延伸，还促使布鲁塞尔把接受土耳其加入欧盟当作未来的头等目标。同在日本、中国、印度、俄罗斯和巴西一样，自冷战结束以来美国的战略在欧洲已经在结构上而非修辞上得以延续。二、战争之家与上述背景不相协调的是中东的军事局势。在这里，也仅仅是在这里，共和党政府看来是打破了冷战结束以来（如果不是二战结束以来的话）美国全球实践的传统，并且激怒了对它而言极为关键的欧洲同盟者，不只是在行为方式上，同时也在严峻的行为实质上。在欧洲，对伊战争普遍被认为不仅是无谓的，而且对西方也是极其危险的，其后果是欧洲人要为此承担与美国人一样甚至更大的风险。实际上欧洲的所有评论，更不用说美国本身的了，现在都认为这场战争是完全非理性的异常行为，要么是出于一己私欲（石油公司或所有的企业），要么是源于华盛顿精神错乱的意识形态狂热者（新保守主义集团）。但是如果共和党政府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或多或少理性地考虑了行为方式与结果的话，那么按此逻辑解释，不计手段、后果的一定是中东而非美国。需要追问的本质问题是：是什么特别的特性使这一区域招致了异常的策略？1 坦白地说，这个地区巨大的石油储量使它成为美国很长时间以来战略关注的主要区域。但是当美国入侵伊拉克时，它并未遭受任何石油供应方面的紧迫威胁，它也从未因石油供应问题入侵过伊拉克。美国的附庸国控制着整个富含石油的阿拉伯半岛，即使直接获取伊拉克地区的石油——这当然是入侵考虑的一部分，也至多只能使美国的能源地位得到适度的增加。到2002年，就其在石油输出国组织的角色而言，复兴党（the Ba’ath）政权已不再是华盛顿的一颗眼中钉了，事实上与伊朗、委内瑞拉相比，它的威胁要小得多。然而，伊拉克早先试图攻占科威特已引起了真正的恐慌，因为它然后有可能会超过沙特阿拉伯成为更大的石油生产国和更强大的军事力量。因此，从克林顿时代起，在欧洲的支持下，美国的政策一直是要通过封锁、轰炸、发动政变或暗杀等方式摧毁萨达姆政权。这种种努力的受挫必然意味着要考虑采取更强硬的手段，这是入侵伊拉克的另一个背景因素。美国全体当权派的共识是，伊拉克的事情尚未了结，伊拉克政权的冒犯对任何政府而言都是无法接受的，要通过各种方式来击垮它。2 因此，对伊拉克的地面攻击来得并不突然。它是自1991年以来对伊拉克或多或少未间断的战争渐进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次地面攻击并非“突变”，像历史学家对这个词的通常理解那样，而是从国际法标准角度来看持续了十多年的对抗的一种“升级”。在老布什—克林顿时代，只有通过最大限度地降低对伊拉克及其人民的暴力程度，突然背离先前规范的行动才能得到支持。入侵以来的伤亡人数已经高于2003年以前的数字，但情形却是相同的：数十万的人死亡。第一阶段——按照经典的军事术语来说相当于“消耗战”（Ermattungsstrategie）阶段，幸免于难的是从这一地区撤离的苏联的所有制衡力量。第二阶段——调整至“歼灭战”（Niederwerfungsstrategie）阶段，据信可以依赖于‘军事革命’或新出现的电子战和精确定位技术免杀无辜。克林顿对南斯拉夫毫不费力的闪电战以及拉姆斯菲尔德对阿富汗未花代价的攻击，鼓励了一种信念即军事革命无所不能。这种看法在共和党的鹰派中最受宣扬，但却非他们所特有：奥尔布赖特就曾问道，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却又置之不用有何意义。3 然而，这些考虑仅仅是表明了为什么伊拉克在长达十年的时间内一直是华盛顿的心头之患，以及对伊拉克的攻击如何能够被认为是个不带有很大冒险的计划。它们没有解释（即使是错误的估计也没有）为何布什政府要发动一场为两个处于领导地位的欧洲同盟国和一小部分重要的美国精英所反对的战争，从而表现得与美国在世界其他地方的根本的一贯姿态大相径庭。这个问题只有从心理角度考虑了911后才能被理解。对双子塔和五角大楼的袭击帮美国的中东攻势完成了全民动员，并迅速转化为对阿富汗的闪电式征服，转化为几乎一致的国内和国际上的欢呼。然而，一旦喀布尔陷落——共同的看法也就分崩离析了，鉴于基地组织和伊拉克复兴党之间缺乏任何联系，进军巴格达也就没有合理的原因了。所以不得不捏造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借口，为一项非理性的事业寻求合法性。4 然而，从历史上看，一个与特定环境有关的非理性行为——典型的是一些无正当理由但却致命的决定，像希特勒1941年的对美宣战，往往是一些更大的结构上的非理性的产物。伊拉克自由行动（Operation Iraqi Freedom）也是如此。简单而言，事实曾经是并且仍然是这样。中东是世界的一部分，在世界上，美国目前制定的政治体系不会根据国家利益的理性计算法来行动，因为它被另外的意外发生的利益所占据。为了美国在阿拉伯、大而言之就是穆斯林世界的整体地位，世界就要对它大规模地、招摇地支援以色列作出妥协。以色列在这一地区被普遍认为是掠夺国，没有美国提供的大量武器和金钱，以及美国在联合国对它的无条件保护，它不可能40年中不受惩罚，由于迫害巴勒斯坦人民、侵占他们的财产，以色列已成为公众仇恨的对象。从逻辑上引申来看，美国也因为相同的原因而招人憎恨。基地组织对美国的偷袭正植根于这样的语境中。从美国当权者的立场来说，如果理性地考虑的话，巴勒斯坦比班图斯坦还要安全，不会带来任何的威胁，这个国家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随时都可以被创建出来的，只要阻止美元、枪支和否决权流向或偏向以色列就够了。这一情形未能出现的原因是相当清楚的，在于以色列人的游说能力，他们从美国政治和传媒系统中强大的犹太人团体那里获得了力量。不仅仅是这种游说从各个层面歪曲了和中东相关的“正常的”决策程序。直至最近，在讨论的主流领域甚至才注意到如下的事实（即使在此时也仅仅是初始阶段）：一种禁忌，与所有诸如此类的压抑一样，把更多的非理性注入到美国在这个地区的政策的形成之中。5 对伊拉克的猛攻必须被放置到这个多变的语境中去看。共和党的领导力量自90年代晚期以来就一直在施压，希图对伊拉克采取更强硬的措施。但是新当选的布什政府也批评克林顿海外干涉政策的不审慎，它对人权学说表现出的兴趣不大，在其执政的前几个月中几乎很少或没有在国外采取过重要的主动。促使布什政府突然转变为一个高度激进的政权的是911袭击。是911袭击使得它可以将发动推翻萨达姆•侯赛因的战争这项本来需要说服美国选民的困难事业，转变为几乎意见一致的国会的支持。但是911也不是来得很突然，随后发生的入侵伊拉克同样如此。准确地说，911事件是美国在中东角色的结构性非理性的自食恶果。美国几十年来对以色列扩张主义的支持在总体上从来不符合美国资本的任何逻辑利益，在华盛顿的区域政策中，它只是与以色列游说的关键力量相一致，后来又被基督教原教旨主义所填充。从历史上来看，美国自身从来不需要为其以色列保护者的身份付出国内的代价。但是在911事件中，美国最终付出了国内的代价，美国对以色列的偏袒不仅是作为基地组织发动袭击的唯一动机，也是作为袭击事件中不可或缺的因素——没有它很难想像事件的发生：本•拉登在七年前第一次对公众讲话时最关心的问题便是巴勒斯坦的命运，包括美国向沙特阿拉伯派遣军队。撞击事件一发生，美国就爆发出普遍的报复的愿望，这只会加剧其原有的非理性，随着在阿富汗取得了显著胜利，民众的热情很容易地就被政府引向了反对伊拉克。6 以色列的当权派以及它在美国的分部，自然极力主张入侵伊拉克，它们长期以来就是伊拉克的仇敌，在海湾战争期间就曾试图轰炸它。然而，这本身并不大可能成为围攻巴格达的促成因素（虽然说如果以色列反对的话，很可能这场战争就不会发生）。并不需要诸如此类的直接因果关系。更关键的是，在中东手段和结果之间的每一个正常的衡量标准都已经被美国外交政策中表面的和实际的决定之间的差异大大地破坏了，以致于一些武断的冒险总有可能发生。只要华盛顿还和特拉维夫粘附在一起，就确实没办法找到理性运用美国权力的一般原则。在这种情况下，复兴党政权的存在——原因与以色列无关——对整个美国当权派而言就是永久的冒犯，而近在咫尺的高科技武器可以使其消失。于是，这一行动的基本思想便是：为什么不呢？在911之后的氛围中，攻击伊拉克变成了两党共同的事务，提前获得了国会的通过，不像海湾战争，那时支持和反对的人势均力敌。7 以色列对美国中东政策影响的一个更远的后果是，它在华盛顿的政策制定者和这一地区的人民之间树立了障碍，使得阿拉伯大众被挡在美国文化权力的正常规划的范畴之外。这个地区的国家都不是自由民主政体，自由民主政体是最容易被渗透的政治体系类型，通常也是最有可能支持华盛顿的。然而，很少有哪个政权比这个地区的混杂的部族君主政体或埃及的独裁政权更坚定地服从美国了。但是所有这些国家都面临着这样的问题：如何使它们对美国的忠诚与以色列的暴行相一致，后者是由美国提供经费、军备和保护的。通常，它们许可国家控制的媒体猛烈抨击美国，从而创造出一种气氛——美国的文化和意识形态部门很难自由地运转，或者说美国的情报很难精确地感知它们国家社会表面的背后所发生的一切，试图以此保护自身免受大众的愤怒。因此，令华盛顿感到震惊的是，911的袭击者大多是沙特阿拉伯人。由于在这个地区缺乏正常剂量的“软”权力，对美国来说，当它遭遇反抗，如它在巴格达所遇到的情形那样，诱惑便是盲目或冲动地诉诸于“硬”权力，希望藉此打开这些社会的大门，迄今为止它们是把西方能提供的东西拒之门外的。这是导致入侵伊拉克的诸多野心之一。8 当然，最后不仅是石油和以色列，宗教也使得中东及其周边地区不同于美国支配的其他稳定的基督教合一的地区。并不是说伊斯兰教，即使是最严格形式的伊斯兰教，证明了这一地区在政权层面不会完全服从美国，正如沙特阿拉伯王国的历史所表明的。但是在社会和文化层面，仍然存在着阻止美国道路的意识形态胜利的最牢固的障碍。此外，作为一种信仰伊斯兰教保留了明确的政治责任，所以考虑到基督教世界和穆斯林社会（“乌玛”，the Umma）之间长期存在的敌意——比它们宣称友善共存的时间要长得多，这些冲突的重要印记，在现代又被英法殖民统治的经验大大地强化，如果它们不在大众的记忆中留存，那才是令人惊讶的。自70年代以来，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失败再次激活了这些经验，将反帝国主义的感情替换为更强烈的宗教狂热，把目标同样地对准了“十字军和犹太人”——美国人和以色列人。考虑到在为原始经文辩解方面，穆斯林世界迄今只发展出了一个非常薄弱的传统——诸如被曲解、隐喻性的表达、有意要更新等等，而基督教徒和犹太人长时间以来已经习惯了对于自己的宗教经典所作的类似辩解了，相比于《圣经》或《摩西五经》，照字面理解《可兰经》含有大得多的道德力量。由于穆罕默德清楚地嘱咐过要在圣地对异端发起圣战，尽管西方的或支持西方的评论者努力于委婉地解释先知的话，近代的“萨拉菲主义”（Salafism）却对经文言听计从，这无疑令大多数温和的穆斯林感到为难。结果是一批现成的（尽管不是无穷无尽的）年轻人补充到反对“全球无信仰”的狂热好战者的行列，他们造成了中东文明冲突这一现实，实际上他们所想像的世界和西方入侵者所想像的世界之间没有重合点。9 入侵伊拉克就这样被扩大到一些未明区域，超出了美国计划者计算的正常范围，不可避免地带有滑脱的危险。但是它并不是来自于华盛顿的突然的心血来潮。它是中东长期存在的、扭曲的帝国力场的产物，对于美国资本主义来说，这一力场的非理性在911中终于害人反害己，使得非理性的螺旋愈加扭曲，因为911事件发生的原因在美国的政治系统中不能被公开谈论，还很少被根究。结果，五角大楼相信只须付出最小的人员伤亡，几天就能攻陷巴格达、推倒其政权，这是没错的。但是五角大楼没有预料到后来一支有战斗力的游击队涌现的规模和速度，在这方面许多战争评论家（包括我在内）同样都错了，他们低估了复兴党政权的社会基础。在巴格达陷落后不过两个月的时间里，一支由复兴党官方军中生还者领导的民族主义的游击队，联合了宗教狂热分子，并从“萨拉菲主义”那里获得了灵感，组织成了反抗入侵者的力量，在四年多的时间里，它严重挫伤了占领军及其合作者的士气。现在伊拉克是世界的中心舞台，美国权力在那里正在经受有武器可用，但却耗尽了美国国内对战争的支持的困境。10 但是如果说华盛顿现在陷于伊拉克的困境中，它的许多当权派也相信这一点，那么美国在中东地位灾难性的衰落看上去还是不可能的。部分原因在于美国的占领较之以前极大地分裂了逊尼派和什叶派团体，使得这次外国入侵更可能以一场内战而非爱国者的胜利而结束，因此抵消了驱除入侵者力量的扩展。此外，不管伊拉克的反抗有多激烈，这些起义并没有为整个世界现在所运行的轨迹提供替代性的社会或政治道路。美国势力在这一地区其他地方的堡垒依然未受抗争的影响。美国所有的附庸政权都一如既往地忠诚：这些国家的广阔势力一方面从摩洛哥一路延伸到埃及，另一方面则覆盖了整个阿拉伯半岛，巴基斯坦还充当着美国体系向东方延伸的巨大支柱。只要这些支柱完好无损，一个混乱无序、分裂的伊拉克——在国内正在建设中的美军的巨大军事基地网络的监控之下，更不用提在卡塔尔和科威特的中央司令部（Centcom）了——很可能就只剩下自我消耗，继续源源不断地从油井提供石油了。当然，在巴基斯坦尤其是在阿富汗的任何激烈变化都会改变这一地区的力量平衡，阿富汗当地的游击队开展得比伊拉克慢一些，可已经小有声势。但是，巴基斯坦军队长期以来全体团结一致，它控制着国家使其免于国内分裂或名义上的文官统治的发作，这使得不愉快的突发事件不太可能发生。11 表面上看，伊朗在这一地区是能以意想不到的方式改变局势的力量。伊朗是美国颠覆塔利班和复兴党势力时的同盟者，当美国在安顿对伊拉克的控制时，伊朗的神权政体为华盛顿解决美国和伊拉克之间的重大问题提供了广泛的办法。热切希望和“大撒旦”（the Great Satan ，指美国）达成理解的德黑兰的强势力量——身家百万的宗教领袖、商业店主、西方化的专家和写博客的学生，仍然没有放弃他们的希望，继续在敦促一个像当年尼克松访问伊朗那样的交往。但是自2003年以来局势发生了改变，如果不是完全改变的话。一场反对物质上更富足的阶级的大众反抗，选举出了一位不太与人方便的总统，他致力于用更多的财富为长期存在的政权在国内和国外的花言巧语提供方便。伊朗的核情结在加速向民族主义目标迈进，各种亲西方的社会阶层也难以公开否认这一点。这些进展都不会对美国造成任何重大的威胁。但是以色列给美国在该地区政策的压力，在伊朗较之在伊拉克更大，特拉维夫坚决要求伊朗废弃其核方案。目前，美国在欧洲同盟者的全力支持之下，正在伊朗重演它攻击伊拉克的第一阶段的手段，消耗而非歼灭，希望通过制裁使德黑兰重回理性。这些手段在伊拉克以失败告终，但是在伊朗能够指望得到心甘情愿的答复，伊朗方面比美国更渴望撤换总统和驯服最高领导人。12 以色列的梦魇还将持续下去。在短期内，华盛顿可以期待以色列国防军完全捣毁黎巴嫩真主党，在黎巴嫩南部无限期地部署土耳其或法国军队作为以色列的边境卫士，并且哈马斯也让阿巴斯可以充分地腾出手来签署一些最后的投降协议，在狱墙后面建起一个分裂的小国。美国在这里可以依赖欧盟。因为欧洲（对于美国入侵伊拉克，在政府层面上欧洲的意见是分裂的，但是在大众层面上则大多是反对的）在团结以色列方面一直是基本一致的：不是因为当地的犹太人社团的力量，像美国的情形那样，而是为犹太人大屠杀（the Judeocide）赎罪。当欧盟更愿意在言语层面谴责以色列国防军偶然的过分行为时，在行动上它差不多已经总是追随着美国了，它切断了对巴勒斯坦人的援助以惩罚其投票支持哈马斯，并串通以色列人重新入侵黎巴嫩。无论特拉维夫最后如何解决处置巴基斯坦人的问题，欧洲和美国在一起将毫不困难地确保“国际社会”的认可。中国、俄罗斯、日本、印度、巴西等其他力量都对中东兴趣不大，在中东也没有重大利害关系，假如石油市场不被搅乱的话。当然，这一结果在长期以内能否平息阿拉伯大众的愤怒是另外一个问题。三、反对力量如果上述情况是当代力量的分为两区的地图的话，那么反对的力量（如果有的话）是什么，又指向哪里呢？这些反对力量必然是“反美国”：也就是说，反对美国继续其世界霸主的角色。但是它本身并不足以被界定为对现有体系的拒绝，美国宽松地控制同时又紧紧地保卫着这个体系。任何野心勃勃的权力中心都想占据第一的位置，在等待之中，丝毫没有甘当老二的意愿。只有当反对力量联合起来才会预示出潜在的或实际的真正的反抗。如果我们以这种双重的反抗作为标准，当前的情形提供了什么呢？需要考虑的最明显的两个地区是欧洲和拉丁美洲：前者是现代工人运动的故乡，在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斯堪的纳维亚和其他地方都曾出现过；后者是唯一一个在整个20世纪不断经历着激进动荡的洲，从一战前的墨西哥革命、二战后的古巴革命到冷战后的今天委内瑞拉、玻利维亚的经历。1 这两个地区产生了世界社会论坛（the World Social Forum）绝非偶然，它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反抗全球现状的国际运动。世界社会论坛，在经历了一个令人难忘的广阔的、迅速的开局之后，现在正处于喘息未定时期。它缺乏像共产国际那样的组织和纪律，共产国际的背后有一个重要国家的资源（和腐败），论坛的任务则是维持一个横跨六大洲的未成形的抗议潮，自然极其困难。入侵伊拉克临近前的示威反抗巨潮没有如预言的那样给论坛以第二次生命，部分原因在于这次反抗大多是肤浅的，侵占一完成，它们就很少或没有坚持到底；也在于世界社会论坛自身在超越其原初的非政府组织文化向一个更健康有力的反帝国主义目标迈进时的犹豫不决。由于受到了这些限制，世界社会论坛缺少一种系统的冲击力，或许不能期望得到长久的繁荣。但是它的遗产不可能完全消失。2 这可以从法国的情形得到判断，法国是世界社会论坛被构想出来的地方，在这里一年之中爆发了三个重要的社会突发事件，社会为之震惊，三者都应归功于论坛的精神：阻挡欧盟宪法的大众运动、郊区的年轻人骚乱、推翻“首次雇用合同”（CPE）的大众动员，每一个都是集体反抗的令人敬佩的范例，并且第一桩事件是直接由世界社会论坛的设计师ATTAC（课征金融交易税以协助公民组织）策划的。欧洲其他国家都未能发生类似水平的反叛。然而，这些突发事件未能形成持久的运动却也是事实。法国选民将萨科齐推上了总统职位，他是自戴高乐以来权力最大的统治者，被授权在一个更完全的新自由主义模式中改造法国。有着最强大的激进传统的其他欧洲国家自1945年以来很少给人以欣慰。在勉强击败贝卢斯科尼之后，普罗迪的政党联盟进一步削弱了意大利的左派力量，当自称是共产主义重建者的“意大利重建共产党”支持削减财政开支和向阿富汗、黎巴嫩派兵，这个葛兰西曾经领导的政党的最近的变化表明，它甚至连字面上的社会主义也抛弃了。在德国，工会对施罗德政府削减福利的不满以脱离社会民主党这一温和的方式表现出来，它和民主社会主义党联合组成的左翼政党在选举中已经表现得相当不错，导致社会民主党在选举中丧失了占有多数选票的地位，但是就全国来看它却又受到其他政党的联合抵制。在整个西欧，尽管社会不满的迹象已经相当明显，在法国和德国一些重要的罢工开始复现，意大利出现了示威游行，但是在每个地方政治精英们的议程却朝着大致相同的方向运行，只是速度和得到的报偿有所不同。劳动弹性日益增加——在法国，不仅萨科齐，罗伊尔也要求恢复35小时的周工作制；福利国家进一步削减——在德国，默克尔已经将目标对准了卫生体制；私有化扩大——在意大利，普罗迪瞄准了地方公共服务。在布鲁塞尔，由伊拉克战争的发动者之一领导，记忆中最新自由主义的委员会掌握着欧盟的管理权。3 拉丁美洲的情形相当不同，但也是如此地富于戏剧性。在巴西，卢拉的政权从某种观点来看可以被视作这一时期世界范围内左翼所遭遇的一件最令人失望的事。巴西劳工党是20世纪出现的最后的大众劳工党，事实上，也是二战后出现的唯一真正的新的劳工党。它起源于好战的激进力量，绝非社会民主力量，产生于全国范围内的大众反抗军人专政的斗争。在它所谴责的新自由主义政府的八年统治之后，劳工党开始执政于拉丁美洲最大的国家，该党未能破除原有的正统观念，使银行和金融机构成为它的规则的最大受惠者。世界上没有哪个股票市场能像圣保罗的交易所那样公布过高得不合情理的收益，在五年之中猛涨了9倍。另一方面，劳工党政权不是它的前任的简单复制品，因为它也把部分横财分配到一些方面，从高的世界商品价格（这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到最贫困的家庭，在极不平等巴西社会中降低了极端贫困的水平。这些改进措施缓解了穷人的痛苦，但绝不会激活他们。相比于九十年代整个北美占统治地位的模式——补偿式的而非规训式的新自由主义，即撒切尔或里根之后克林顿和布莱尔的路线，它们也许代表了这一模式的南方变体的最显著的当代范例，其中的不同是由所处洲的语境造成的。正如裴隆在劳动收入再分配方面取得的成绩远大于战后欧洲的社会民主政府，卢拉在其主持的热带农业补偿方面获得的巨大效果也非任何城市型的“第三条道路”所能及。4 在南美洲这个锥体的南边，同种性质的政府实行着控制：乌拉圭和智利的政权比巴西的胆小，阿根廷的则胆大一些，如果限定在相对狭窄的经济策略方面的话。在所有的国家，高价的原材料为温和的社会改革提供了有利的背景。和北边相比，两极分化的情形相当严重。在委内瑞拉，查韦斯的总统职位建立在一系列强大的大众动员的基础上，以支持一个彻底再分配的、反帝国主义的政体，在实行全民公决上走得过远而失败之前，它击退了反复想颠覆它的意图，为拉美和之外其他地方的左派提供了一座灯塔。然而，它的普遍成功的条件有赖于石油市场：首先是先前寡头政治统治之下的石油价格的崩溃把查韦斯推上权力宝座，然后是石油价格在新世纪的回升又支持了查韦斯。在玻利维亚的社会中也出现了一个真正激进的政府，这里最初是休克疗法的试验场，随着休克疗法的失败，大众动员和内在觉醒最终被释放出来。相同的进程在厄瓜多尔也在进行中。就古巴而言，它第一次从六十年代以来的隔绝状态中解放出来，既支援了这些安第斯地区的剧变，也得到了它们的支援。但是，随着胡马拉在秘鲁的险败、乌里韦在哥伦比亚的连任和墨西哥卡尔德龙总统职位的巩固，任何进一步的政治的蔓延目前都停顿了。从政治上说，拉丁美洲仍然是最可塑和最有希望的洲。但是目前，尽管这里没有像欧洲那样封闭政治地平线，看上去也只有特别的情况——巨大的石油财富、印第安人聚集，还能超越拉丁美洲的多样的变体，获得政治上的尊敬。5 世界上其余的地方的情形如何呢？在美国，党派冲突和意识形态紧张现在比欧洲更为剧烈，彻底改变了战后模式。这大多与美国的精神分裂性的价值系统（一种结合了最放任自流的商业化和最虔诚的神圣化的生活文化，“自由”和“保守”同样趋于极端）有关，对反抗资本几乎没有任何意义。伊拉克战争在民主基础层面引起了动荡情绪，在美国社会其他方面都顺利无阻地恢复克林顿路线时它能够导致适度的混乱，使其转向某种更为表相的方向。对于也处在这个环境中的美国的微弱的左派而言，布什上任所产生的效果是暧昧的：一方面在政治上激励了它，另一方面削弱了它对陷入民主党怀抱的脆弱防御能力（这是两党制的美国所特有的），民主党主要的候选人清楚地表示过他们不愿从伊拉克撤军，并且愿意考虑攻打伊朗。但是如果信贷和房地产市场的危机深化，已经表达出来的对二十年来日益扩大的社会不平等的不满，将无疑会减少他们在海外的选择余地，迫使他们采取措施矫正国内的状况。6 在俄罗斯，看上去似乎在短期内不会出现任何反对政权的力量。新选举法的设计使残余的自由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同样地失去了作用。在叶利钦时代，绝大部分人口的灾害性的贫穷化并没有产生社会反抗。今天，即使数量极大的人口仍生活在贫穷之中，在普京的领导之下生活水准的全面提高得到巩固，从而形成了对他的统治的普遍认可。唯一对政权构成明显危险的还是车臣，尽管那里的叛乱已经大大减少，但是投诚派统治这一装置可能会在自己手中爆炸。民族认同将不容易被根除。至于日本，自民党还在惨淡掌权，两个主要的政党甚至比美国的还难以区别：日本社会党不复存在，日本共产党则在贫民区中无聊度日。没有哪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体系像日本这样僵化。7 印度正相反——频繁变动的政府、不稳定的选举、大众抗议、大规模的罢工、动荡不安的乡村（更不用说宗教的集体迫害了）。目前，德里的国会统治依赖于共产主义者在议会中的容忍，它也从中心限制着新自由主义的边界。在西孟加拉邦，印度共产党在选举中已经连任六次，对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任何政党来说这一记录都是令人印象深刻的。但是这里和印度的其他地区不同，自从印度共产党在乡村宣布土地改革之后，在新的领导人领导之下，该党向有利于商业的方向重新调整，改变了税法，严厉打击农民和协会以吸引国外投资。尽管印度共产党还有一段长的路要走，但是它与冷战中资本主义社会留存下来的其他主要的共产党已经很相似了，如南非共产党，依偎在非洲国民大会的政权中，成为巴西的一个悲惨的非洲姐妹篇。为数众多的活跃的印度知识阶层保住了马克思主义重要的一翼，绝非所有人都屈从于左派的官僚作风；而在一个从尼泊尔延伸下来的延长的垂直带上，毛主义的叛乱几乎推翻了尼泊尔的封建君主政体，复苏的纳萨尔派（印度“毛派”）游击队控制着农村。印度的情况是所有这些反抗的表达都共存着，国家依然稳定，并逐渐走向新自由主义。但是这里的政治环境较之除拉美之外的世界其他地方，则要开放得多。8 在事关任何集体行动的问题上，中国还是一个冷酷强制的政体，每年有数以千计的乡村反抗——反土地征收、黑恶官员和环境恶化被镇压，死亡事件逐年递增。统治者对乡村动荡的程度感到担忧，在财政上对农民作出了的让步，同时增加了防暴警察。剔除煤矿市镇，城市迄今为止比乡村安宁。在城市，没有被官员和经理直接镇压的劳动纠纷通常会移交法院。政府把民众的支持建立在高速增长和呼吁民族自豪感之上，它同时被不信任和被普遍认为缺乏合法性。知识阶层——中国社会的一支传统力量，大多抱有不满，要么是从自由主义角度批评政治自由的缺乏，要么是对严重两极分化的经济体制作急峻的社会批评。中国新左派的出现是本世纪头些年最有希望的进展之一，现在正处于政权的严密监视之下。9 总而言之，这些年见证了一些大众意愿的壮观显现——2001到2002年的世界社会论坛、2002到2003年的委内瑞拉、2004年的玻利维亚、2005年的法国，还有其他地方的一些交错的反抗，但是时代整体上是进一步向右转变，随着一个新的大国协调不断巩固，阿拉伯的街道就要继续瘫痪下去，金融市场的重要性也越来越被认为是社会存在的条件——从欧洲到东亚，从拉美到南非，从澳大利亚到遥远的密克罗尼西亚。现在新自由主义通常是以一种或别种“社会”利益来打扮自己——甚至于共和党人也赞同提高最低工资；普京提高了养老金；中国共产党取消了农村杂役，在每个地方新自由主义学说几乎都是政府的基本语法。没有什么学说能够替代新自由主义，这种深信不疑深深根于大众的意识中。至多像法国那样，推行新自由主义的官员定期被选民抛弃，也只是换成新的统治者，新的统治者和从前一样毫无例外地继续推行新自由主义。在这个平静的世界上，“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的呼声要冒着听上去越来越绝望的危险。如果搁置规范化的抽象概念（如罗默的“证券社会主义”）或局部麻醉（如“托宾税”或“庆典运动”），有什么策略选择是目前可用的？最似是而非的备选方案是像罗宾•布莱克本的“全球养老金”或菲利普•施密特的 “欧洲定期生活津贴”（Eurostipendium）这样的提议，试图从长远的方向上以出乎意料的激进方式扭转当权者头痛的问题，如退休金危机、欧洲共同农业政策（CAP）等等。但是这些巧妙的方案都不常发生。还能看出什么其他的策略？罗伯特•安格尔（Roberto Unger）的实验主义以更遥不可及的方式提供了一些提高主观能力的方法，其显而易见的前提是资本主义体系中客观危机爆发的可能性逐渐减小，并且缺乏像过去引发激进运动或革命运动的那样的条件。10 然而，这种假设的有效性——经济的、社会的或生态的，可能正是开启将来的钥匙。《全球性混乱的经济学》、《贫民窟星球》或《我们门前的怪物》的读者可能不那么容易被说服。博兰尼在六十年前已经说得很清楚了，资本主义体系的根本弱点在于三个领域：劳动、自然和金钱。他指出，这三者形成了资本创造“虚拟商品”（fictitious commodities）的三重奏，因为尽管它们在市场中被交换，但是它们都不是为了销售而生产出来的。“劳动只是伴随着生活本身而生的人类活动的别称，它不是为了销售而是为了完全不同的原因被生产出来的；土地只是自然的别称，它不是人类生产出来的；实际的金钱仅仅是购买力的象征，一般来说，它也根本不是生产出来的，而是通过银行业或国家财政的机制形成的”。但是一旦这些虚拟商品变得非常强大，它们便能够毁灭任何可持续的社会存在。一旦它们被除去所有的保护层，化约为赤裸裸的商品，“人类将毁灭于社会暴露效应；他们将要成为严重的社会紊乱的牺牲品”；“自然将会被缩减为其组成元素，邻里关系和风景被玷污，河流被污染，军事安全处于危险之中，生产食品和原材料的能力被毁灭”；而“事实将证明金钱的匮乏和过量对商业都是灾难性的，正如原始社会的洪水和干旱一样”。博兰尼认为，“没有哪个社会可以承受这样一个系统的结果，即便是最短的一段时间，除非这个社会中的人类、自然物质和商业组织受到保护，不被这个魔鬼工厂所毁灭”，他期望十九世纪曾被压抑的革新的原动力的复兴。自80年代以来，“大转变”开始向相反方向发展。其中占统治地位的虚拟商品又怎样呢？供资本支配的劳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加。1980年在资本主义经济体中的全球劳动力只有不到十亿人，至2000年增加到近十五亿。然而截止这个时间，中国、前苏联和印度的略多于15亿的工人也增加到资本所雇佣的工人总数之中。在短短的一些年中，世界上工人阶级的数量就翻了一番达30亿之多，他们所处的环境经常还像十九世纪早期一样严酷，这是这一时期内最大的结构性变化。这一变化的长期结果还有待观察。在短期内，它对于资本而言是一笔财富而非威胁，削弱了劳动力的议价能力——降低了全球的资本/劳动比率，根据最权威的估计约降低了55-60%。在这一方面，资本主义体系目前看上去足够安全，它的反对力量也表明了这一点。自然依然很难预知。如果自然对体系稳定性的潜在威胁程度现在普遍被承认的话，那么彼此接近的不同危险还未被清楚地分开，也没有采取措施使这些危险不再继续成为讨论的话题。显然，一种能够改变所有关于未来的估计的系统震荡是可能发生的。切尔诺贝利是人为灾害可以导致的后果的一次小的体验。星球范围内的生态灾难现在日益可怕，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把国家联合起来形成任何共同的预防计划。资本联合起来对付劳动，但在对付自然方面仍然是分裂的，因为竞争的商业和政府试图互相转嫁补救自然的代价。最终，共同行动的逻辑可能占据上风，在这个意义上体系原则上无疑能够调整自身去面对碳的排放、海平面上升、滥伐森林、水资源匮乏、新流行病和诸如此类的问题。在实践上，在必要的时间期限内实现这一点尚无保证。在这个方面，不允许任何的自满：在谁应当负担净化地球的费用这一问题上隐现的冲突，证明帝国主义之间老的对抗又产生了最近似的副本，帝国主义间的对抗在它们的那个时代曾经打破了体系的平衡。在一个可感知的未来中，金钱无论如何仍然很可能是最薄弱的环节。全球金融秩序中的不平衡，如美国的巨额贸易赤字在继续累积、中国和日本积累了巨量的美元、欧洲在遭受廉价的亚洲进口商品和美国货币贬值的影响等，现在是世界商业报道中那些危言耸听的评论的重要内容。信贷的盲目扩张在一个接一个的主要资本主义经济体中增加了房地产的泡沫，美国、英国、西班牙、爱尔兰和澳大利亚，甚至那些自身此类问题不太多的国家如德国，也被卷入到证券化的迷宫之中。国家间的协调机制自七十年代以来就开始发展，以八国集团为首，较近的有中央银行间的非正式谅解，都还在努力防止资本市场的崩溃。但是共同的看法是当代金融危机的速度和范围压倒了这些协调机制。不管怎样，在金钱混乱的背后，真正的经济中存在着巨大的结构转变，它们是其中最不稳定的表达。经济领域里那些没有解决的问题是明显的。在中国和印度加入之前，世界市场在许多重要的工业领域都为生产过剩所困扰。在世界市场上，这两个国家意味着的全球需求的扩大将要超过它们所带来的潜在的进一步的供给过剩呢？还是一者将远远超过另一者，从而强化系统整体的紧张呢？无论答案是什么，在短期内金钱领域看来很可能会引发即将来临的这些不稳定因素。四、智力乐观论？除了这些考虑之外，上面的速描也仅限于不到七年的短暂时间内，同时局限于事件的表面。但是如果视野放得更长远一些，能发现这些事件背后更深刻的变化，得出不同的政治结论吗？至少这一时期的四本不同寻常的读物——可能有更多，对世界走向作出了大体上较乐观的判断。其中的三本可追溯到九十年代的早中期，但是自911以来才获得了进一步的阐述。当然，最著名的观点可以在哈特和奈格里的《帝国》中找到，其他三本都提及了它，既有肯定也有批判。汤姆•奈恩（Tom Nairn）的《民族主义的面孔》和即将出版的《全球国家》阐述了第二种观点。杰奥瓦尼•阿锐基（Giovanni Arrighi）的《漫长的二十世纪》和《亚当•斯密在北京》建构了第三种观点。马尔科姆•布尔（Malcolm Bull）最近的一些评论，以《国家的失败》收尾，提出了第四种观点。任何对于当前时代的反思都需要严肃地对待那些表面上看来违反直觉的读物。1 汤姆•奈恩的叙述大致是这样的。马克思-主义一直以歪曲马克思本人的思想为基础，马克思本人的思想是在1840年代莱茵兰的民主斗争中形成的。尽管马克思设想在一个长期的时间里社会主义是可能的，但是只有当资本主义完成其形成一个世界市场的使命时，这才是可能的。大众和知识分子的急躁导致了由列宁和毛泽东领导的致命的追求捷径，以国家权力取代民主和经济增长。结果造成世界历史之河偏向了现代的中世纪的沼泽地。但是1989年苏联共产主义的崩溃使得这条河流又流向了其自然的三角洲——当代的全球化。由于全球化的核心意义是全世界的民主的普遍化，最后实现1848年的梦想，在马克思活着的时候这个梦想粉碎了。然而，马克思自己犯了一个重要的错误，认为阶级将是历史解放的推动者，即以无产阶级的形式。事实上，正如1848年欧洲模式已经显示的，民族而非阶级才是历史的推动力，民族成为了马克思为之战斗的民主革命的承担者，整个20世纪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但是，正如马克思-主义会建构一种伪民主一样，在美国内战和普法战争之后，民族-主义即帝国主义大国在一定的时候也会征用民族。然而，在20世纪的后半叶，第三世界的去殖民化和第二世界的去共产化潜在地使得没有民族主义的国家盛行起来——“前面的公海使民主的普遍化和深化作为任何社会形式的前提条件成为可能”的唯一可能的结构。911之后复苏的美国的大国民族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经济狂热（economania）暂时地劫持了全球化的前进动力。不过它不会促使美国走向市场统一。相反，它更深的逻辑要求民主国家的多样性在人们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并作为一种人类学的必要性——如果违反了这一点，边界便会消失，任何认同都不可相容。在假定的历史终点，没有社会或文化的同质性在等待我们。“我们依然在现代性的急流之中”。2 哈特和奈格里一致认为，全球化本质上是一个解放的过程，但是在全球化之中民族的角色问题上却得出了一个完全相反的结论。他们叙述的起点早一些，始于16世纪，当文艺复兴的解放精神被巴洛克式的反革命粉碎，建立起作为现代主权国家起源的专制政权之时。这一遗产基本上未作改变地被工业时代的民族国家所继承，随着民族国家自身的瓦解而形成一个单一的、统一的“帝国”，正是这个遗产的消亡，标志着一个自由与平等的新时代的黎明。这里的转折点不是1989年共产主义的瓦解（很少被作者提及），而是从1968到1978这十年，当越南反帝国主义的胜利和西方的工人、失业者、学生的反抗迫使资本主义被重构为其当代的普遍表现形式之时。随着普遍的帝国的出现，阶级也像民族一样逐渐消失，同时资本产生日益增加的一个普遍的大众（multitude）的“非物质”劳动。民族解放、工人阶级和革命先驱的时代已经结束了。但是正如帝国是由下层的反抗所创造的一样，它也将被这些反抗所击垮，当反对它的自发的网络在世界上迅速增加的时候。从这个大众的螺旋式的行动——示威、迁移和起义之中，由一种对于和平与民主的共同的生物政治欲望所驱动，将会开出一个后自由主义、后社会主义的世界这支花朵。没有主权或代表权的神秘化，一切都将第一次地按自由与平等行事。这随时都可能发生。“今天时间已经分裂为已死的现在和仍然活着的未来，它们之间裂开的深渊变得巨大无比。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某个事件将会把我们像箭一样地猛地射向那个活着的未来”。3 阿锐基的叙述也是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的，如果以14世纪热那亚的银行业的出现而非16世纪西班牙专制主义的兴起开始的话。它的形式是循环的。资本主义的扩张最初总是物质的——投资生产货物和征服市场。但是当过度竞争使得利润降低时，它就转变为金融扩张——投资于金融投机和金融中介，作为一个紧急出口。一旦金融扩张继而丧失热情，“系统混乱的时代”随之而来，竞争的区域资本通过各自的国家在军事战场上以斗争方式一争高下。在这些战争中，胜利的国家建立起系统的霸权，使得新一轮的物质扩张可以再次开始。这一霸权通常需要一种新的生产模式，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把资本主义和地方主义结合在一起，能够说服所有其他国家：依赖于一个广阔的社会集团，霸权力量是“所有统治阶级对其臣民的权力全面扩张的发动力”。从“三十年战争”中产生了荷兰霸权（全球金融外加贸易垄断）；从拿破仑战争中产生了英国霸权（全球金融、自由贸易优势、早期的工厂体系）；从两次世界大战中产生了美国霸权（全球金融、自由贸易和工业公司）。今天？像哈特和奈格里一样，阿锐基把六、七十年代的反帝国主义斗争和工人反抗视为现代的转折点，它们终结了战后物质扩张的循环，迫使资本主义闷头冲向金融扩张阶段。现在那个循环也继而逐渐减弱，正如美国霸权在伊拉克陷入了道德危机一样。下一步会怎样呢？世界劳动在稳定地积聚力量，但是大的进展是东亚的崛起。在九十年代前期，阿锐基聚焦于日本，认为人类的将来有三种可能：一个世界帝国——美国对全球的帝国统治最后占了上风；一个世界市场社会，由日本领导的东亚在其中与美国抗衡，任何单一的国家都不再能够行使霸权；或者是陷入到普遍的战争之中，在全面混乱的最后较量中这个星球被毁灭。十年之后，随着中国更为重要的崛起，阿锐基排除了第一种情形，只留下有希望的第二种情形和逐渐变弱的灾难性的第三种情形。一个世界市场社会的出现，很久以前亚当•斯密就预言过，意味着资本主义的终结，因为产生于国家间竞争的国家和金融之间的连带关系决定了资本主义将会消失；意味着姗姗来迟的地球上人们之间的财富平等将会到来，亚当•斯密盼望过它的到来。4 相比之下，布尔的叙述始于17世纪，首次暗示了不自觉的集体智慧，在斯宾诺莎的政治思想中它不同于自觉的集体意愿。从曼德维尔（Mandeville）同时下至斯密的市场看不见的手和斯图尔特（Stewart）的政府的自然起源，这一传统最终产生了哈耶克的自发秩序的普遍理论——也许是资本主义所有的合法性中最强有力的。今天它又在哈特和奈格里的大众概念中以“群体智慧”（swarm intelligence）的形式重新出现，与承接自卢梭的据说是体现了人民主权的情形对立。然而，哈特和奈格里所回归的二分法是当代力量困境的有力表达，这一困境已经变成全球化市场的压力和大众对其的防御性的反对之间的一个僵局。布尔提出，黑格尔在他的时代为二律背反提供了一个解决。因为《法哲学原理》构建了从市民社会的自发智慧——如苏格兰的政治经济学所理论化的市场——到自由国家有秩序的意愿的通道。这一遗产在20世纪早期为从右派到左派的对手所废除，其变形是需要的。因为其间发生了世界大国的瓦解，其部分化身是欧洲、苏联和美国帝国：首先是去殖民化，然后是去共产化，现在则显然是美国霸权的衰落。那么，这意味着一个全球的市场社会不可阻挡的解放——集体智慧剥夺了任何的集体意愿吗？未必。世界大国的熵反而会释放出消耗的结构，颠覆黑格尔的定则：不是将市民社会纳入国家，而是相反地以一个潜在的非市场的基础重构市民社会，背离国家逐渐消亡这一趋势，这一点马克思和葛兰西都曾经设想过。5 这些建构形成了一套有想像力的规划，它们寻求从一个长期的世界历史变化逻辑去展望时代中那些附带现象的大事。不管离当前事件的表层有多远，它们都能指出时代的经验特征，作为其事实的证据。自八十年代晚期以来，代议制民主已经遍布世界，从东欧到东亚和南非，看不到明显的倒退或停止的迹象；新的民族国家诞生了，从高加索山脉到太平洋，超越它们的新的民主形式还没有被创造出来。大众网络汇合到了一起，却没有中心方向，无论是在西雅图还是在热那亚。美国的世界贸易和出口份额下降了。中国——更广泛地说是东亚——可能在几十年之内成为全球经济的重心。迄今为止，大众的反对确实是对全球化市场扩张的主要反应。6 从知识上来说，这四种描述都考虑了现代社会主义出现之前去世的一些思想家的观点：斯宾诺莎对于奈格里，斯密对于阿锐基，黑格尔对于布尔，早期马克思（写《共产党宣言》之前的那个年轻的莱茵兰的民主主义者）对于奈恩。四人都带有意大利背景，但是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用奈格里的话来说：“我在塞纳河洗过自己的衣服。”在哈特和奈格里那里这是最清楚不过的，他们的大多词汇——平面帝国、游牧者、生命政治权力等都直接来自德勒兹或福柯。对阿锐基来说同样如此，他对资本主义的描述主要依据于布罗代尔。对奈恩而言，伊曼纽尔•托德（Emmanuel Todd）最大胆地洞察了现代性的人类学前提，尽管有些疯狂。布尔引用的最后一个思想家是萨特，他的结论和萨特的叙述也是最接近的。在政治上，四种描述都同意全球化应当受到欢迎，全球化已经给我们带来了美国霸权的第一声或最后的临终前的喉鸣。7 区分不同叙述的主线在国家这条轴线上。对哈特和奈格里、阿锐基和布尔来说，是国家的消失——第一种情形是民族的消失；第二种是霸权的消失；第三种是全球的消失——包含了资本的没落。对奈恩来说，是另一种解决办法：只有民族—国家的完全解放才能使民主普遍化，并确保创造新的社会形式所必需的文化多样性，这种超越新自由主义秩序的新的社会形式还要去想像。能够向这些建构提的问题很清楚。奈恩：民主可能会向全世界延伸，但它不会像现在这样地变得更加空乏吗？这种变化不是偶然而是作为其传播的条件吗？新生的民族国家出现了，但是几乎所有的新来者都是弱小的或边缘的。某种边界可能是一个人类学的先验前提，但是为什么这些边界应当是民族的，而非文明的、地区的、州的或别的？哈特和奈格里：正如它允诺的“出埃及”所暗示的，大众不只是一个神学形象吗？取代帝国建立普遍的民主这一“事件”是个神迹吗？阿锐基：布罗代尔把资本主义定义为高度财政学的领域，而非贸易或生产领域，它是由国家间的竞争所产生的，如果布罗代尔的解释有道理的话，世界帝国或世界市场社会只能意味着资本主义的终结。但是果真如此吗？自八十年代以来世界劳动力的反叛真的是一直在上升吗？布尔：全球化的市场和大众对其的反对之间的僵局表明它们是势均力敌的，哪一个都不会在牺牲另一个的情况下获得发展：这就是最近二十年所表明的吗？如果世界大国的当前形式（安理会：美国霸权）正在消解，它为什么不产生亨廷顿所说的地区性市场力量的拼凑物，由文明空间来划分界限，而是一个全球的市民社会、市场或是相反呢？但是这些建构都是讨论将来的基准视野。对它们提出的争论也需要旗鼓相当。

" 由曼海姆创立的知识社会学，试图将知识看作是一种受社会制约的现象而不只是人们智力活动的结果。同理，在研究知识分子时，也应将他们置于一定的社会体制中，并考察他们是怎样受制于这种体制、 由怎样通过创造关于人和环境的思想这种智力活动去改变这种体制并进而改变人（包括知识分子）自身的。　 　　
相比而言，知识分子是最不安分的。他们好象不懂得向命运低头，即使他们已被定位在社会体制的某一环节上，他们很可能仍然没有安身立命之感。在灵魂深处，他们总是漂泊的，他们在漂泊不定中不断地寻找着归宿…… "

尽管从语言和经济学方面看，一本半个世纪以前写就的著作在今天可能会不大好理解，但波兰尼所提出的问题和视野并没有丧失它的卓越性。

2012年7月初，一位职业媒体书评人的抄袭事件，引发了较大的关注。应当说，本来此事并不算什么了不起的新闻。事情奇妙之处在于，这媒体作者在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将数十篇抄袭文章（包括书评、影评、球评甚至专栏），发往《北京青年报》、《北京晚报》、《京华时报》、《晶报》、《深圳特区报》、《信息时报》、《新快报》、《中国图书商报》等一系列一二线媒体与所谓"中文核心期刊"。

赵晓力：虚拟世界这个说法现在好像不流行了。刚接触网络的时候可能什么人都有点眩晕感，上到现在还有吗？技术浪漫主义曾经以为我们能够得到一个与现实世界迥然相异的世界，而现在人们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那同样是我们切身的现实。关于网络的伦理其实与现实伦理是交错的。

鲁迅说：“对于谣言，我是不会懊恼的，如果懊恼，每月就懊恼几回，也未必活到现在了。……倘有谣言，自己就懊恼，那就中了造谣者的计了。”（《致萧军》）“我现在得了妙法，是谣言不辩，诬蔑不洗，只管自己做事，而顺便中，则偶刺之。他们横竖就要消灭的。”（《致郑振铎》）他还说过：最高的轻蔑是无言，而且连眼珠也不转过去。无根的谣言不可能持久，制造谣言者及其主子“横竖就要消灭的”。

The world's tallest skyscraper will open soon in Dubai, even as the emirate continues to be battered by the financial crisis. Is Burj Dubai an expression of failed megalomania or proof of Dubai leader Mohammed bin Rashid Al Maktoum's stunning vision?The view is clear, the air is soft and silky, and only a thick strip of red separates the sky and the sea at sundown. The boundary between grandeur and kitsch becomes blurred here, halfway up the Burj Dubai, the world's tallest tower.It smells of paint, varnish and new leather, and the steps of female visitors on parquet and marble produce an elegant-sounding echo that suddenly disappears when they step onto soft carpets. An artificial island in the shape of a palm tree is visible to the southwest, and farther to the north is a man-made archipelago that looks like a map of the world.But only the furniture, the carpets, the smells and the sounds are real. The rest is an illusion. The visitor isn't gazing out at the Persian Gulf from 400 meters (1,312 feet) up in the air; in fact, he or she is standing at ground level -- in a model apartment with an enormous mural stretched outside its floor-to-ceiling windows -- at the foot of a hermetically sealed building.The model apartment is located at the recently closed sales office of Emaar Properties, the real estate development company behind the Burj Dubai, which has over-extended itself -- with projects from India to Morocco -- and is now selling some of its condominiums at half the list price. After falling by 32 percent in last two weeks, Emaar's stock price gained 15 percentage points again last Thursday. Emaar, like the entire city, is on the brink of ruin, and yet it behaves as if nothing has happened.Dubai, like no other place in the world, epitomizes globalization, "innovation" and "astonishing progress," as US President Barack Obama said admiringly in his speech to the Muslim world in Cairo in June. But it also stands for mind-boggling excess. In Dubai, utopias almost feel real sometimes, and reality is sometimes nothing but a mirage.The tower, at any rate, is real. With its 160 habitable stories, it juts 818 meters (2,683 feet) into the sky. Tourists have to kneel down on the sidewalk to photograph the building in its entirety, from base to tip.The Burj Dubai is so tall that Bedouins can see it from their oases 100 kilometers (63 miles) inland and sailors can see it from their supertankers, 50 nautical miles out in the Gulf -- at least on the few winter days when the air is as clear as it's portrayed on the mural in front of the model apartment window.The tower is so enormous that the air temperature at the top is up to 8 degrees Celsius (14 degrees Fahrenheit) lower than at the base. If anyone ever hit upon the idea of opening a door at the top and a door at the bottom, as well as the airlocks in between, a storm would rush through the air-conditioned building that would destroy most everything in its wake, except perhaps the heavy marble tiles in the luxury apartments. The phenomenon is called the "chimney effect."AN ARMY OF IMMIGRANT WORKERSAn army of immigrant workers from India, Pakistan and Bangladesh, who make up about two-thirds of Dubai's residents, built the Burj. Only one in five residents is considered a "local" entitled to a United Arab Emirates passport. Scores of marketing strategists take steps to ensure that no one scrapes away at the silver varnish of this architectural marvel.Security guards quickly remind anyone who comes too close to the construction site of the meaning of the word "unauthorized." Those who are invited to tour the building, or even just the grounds, are required to sign a non-disclosure agreement, the terms of which are to be obey "finally, irrevocably and unconditionally." Anyone who violates the terms can expect to face a judge in Dubai.All of this will apply for only a little more than two weeks, until Jan. 4, 2010, the official opening date -- already rescheduled several times -- when the developers hope that the tower will begin serving its purpose as a magnet for a two-square-kilometer new development zone, where the wind was still blowing empty plastic bags across the desert sand only five years ago. And when the Burj Dubai opens, it will likely be one of the last major projects for some time in a city that has risen to dizzying heights and now faces the prospect of a precipitous fall.On a single day, Tuesday of last week, prices on Dubai's stock exchange fell by an average of 6 percent. The Islamic bond issued by real estate developer Nakheel fell to 52 cents a share, at a face value of $1 per share. The rating agency Moody's downgraded six other government-related firms to junk status. Hardly anyone believes that Dubai World, the largest of these companies, will be able to refinance its $26 billion debt within six months, as originally scheduled. The US bank Morgan Stanley predicts another drastic increase in the debt restructuring needs of Dubai's government-related firms to double the current level, or about $47 billion."Within a year, Dubai went from being the best-performing real estate market to one of the world's worst," writes the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Has the Persian Gulf emirate, once praised for its seemingly dazzling future, bitten off more than it can chew? Is the role model for a future-oriented Arabian Peninsula, with aspirations to become a hub of globalization between the East and the West, nothing less than a model for the future -- a failure?Ironically, it was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standard-bearer of the West's brand of conservative capitalism, that warned against American and European arrogance and the tendency to write off the upstarts in the Gulf region and in the Third World in general. "The old centers ... view the Dubais, the Shanghais and the Rios with suspicion and with errant conviction that their models are built on foundations of sand, ready to collapse, when it was their own foundations that have proved to be weak," the paper writes. "Judging from the misguided reaction to Dubai's challenges, the past year hasn't changed those attitudes. That should make us worried, very worried, but not about Dubai."It is too early to sound the death bell for Dubai. That, at least, is the impression the sheikhs will try to make when they open the Burj Dubai in early January.A SUPREMELY ELEGANT EDIFICEStill, it would be condescending to dispute that the tower is an impressive, supremely elegant edifice, or that it is nothing less than graceful compared with the plain, cuboids from the age of functionalism or the gaudy, modern towers in places like Kuala Lumpur and Taipei.According to the tower's US architect, Adrian Smith, the floor plan, a central core surrounded by three lobes, is patterned on the blossom structure of the Hymenocallis flower, a shape that simultaneously creates more visible surface area and reduces the wind pressure acting on buildings this tall. As it tapers upward, one of the three lobes is shifted slightly backward about every eight floors, an effect that is reminiscent of an Islamic spiral minaret and provides the tower with 26 terraces. There will be an outdoor pool on one of the terraces, on the 78th floor, and the 124th floor (at 442 meters, or 1,450 feet, above sea level) will feature the world's third-highest observation deck.Uwe Hinrichs, 68, a native of the northern German city of Bremen, had already been involved in the construction of another Dubai landmark, the sail-shaped Burj-al-Arab Hotel, when he arrived on the construction site of his life in late 2004. The concrete foundation had already been poured, on top of 850 piles, driven up to 55 meters into the desert floor to support a load of 230,000 cubic meters of concrete and 31,000 tons of steel."From a construction standpoint," says Hinrichs, "the Burj Dubai is a relatively simple structure." One of the biggest challenges, according to Hinrichs, was the logistics of the project, an around-the-clock effort that lasted five years -- five years during which people, machines and material always had to be in the right place at the right time, 24 hours a day. Coordinating the whole thing was Hinrichs' job. His levelheaded northern German disposition proved advantageous in his position as chief coordinator, as did the fact that the people he reported to had no objection to the fact that he occassionally leaves Dubai to attend a concert in Vienna or a Rembrandt exhibition in Muscat in the neighboring country of Oman.PART 2: BAILOUTS FROM ABU DHABIIn 2004, a crew of about 2,000 people began building one floor at a time, completing an average of one per week. When interior construction entered its final phase in the fall of 2009, there were 14,000 people working on the project, people from 45 nations, speaking 35 different languages -- engineers in white helmets, security personnel in red helmets and laborers in blue helmets -- and yet there was no Babylonian linguistic confusion on the site. The workers completed a total of 95 million working hours, many at starvation wages. A skilled carpenter earned no more than €12 a day, while ordinary laborers made even less.Façade components were shipped from China, marble panels from Italy and veneers from Brazil. German companies were also involved in Burj Dubai's construction: Lopark, from the western state of North Rhine-Westphalia, supplied parquet flooring, entire football fields of it. The German branch of the US firm Guardian, based in the eastern state of Saxony-Anhalt, provided 174,000 square meters (1.8 million square feet) of solar glass. Dorma, from Ennepetal in North Rhine-Westphalia, supplied hinges and fittings. Duravit provided approximately 4,000 bidets and toilets. And Miele delivered 7,650 household appliances -- the biggest single order in the company's history. Designer Giorgio Armani bought 15,200 plates and cups from Bavarian porcelain maker Rosenthal for his hotel on the first eight floors of the building.German companies also played important roles in the development and processing of the basic core material of the Burj Dubai: concrete. Because concrete dries too quickly at daytime temperatures above 40 degrees Celsius (104 degrees Fahrenheit), the concrete was poured at night. German chemical giant BASF developed a special chemical to make the concrete more malleable initially and later rigid. Putzmeister, a maker of concrete pumps near Stuttgart, provided special high-performance pumps to pump the concrete up to the 160th floor.Quietly and uneventfully, which was entirely to Hinrichs' liking, the tower grew, floor after floor -- until June 6, 2007, when the weather service at the airport e-mailed Hinrichs a satellite image showing a cyclone that had developed over the Indian Ocean, the biggest storm ever recorded in the region, which was heading directly for the Strait of Hormuz. "That was the only day in five years," says Hinrichs, "when we had to close the construction site."The Dubai tower had already surpassed all superlatives in building history. It had overtaken the 509-meter Taipei 101 Tower as the tallest inhabited building in the world, as well as Toronto's 553-meter CN Tower as the tallest freestanding structure. Dubai had arrived at what had become the most ambitious of its goals. The city, a village of pearl divers only a generation earlier, had brought a world record back to the Middle East. For almost four millennia, the Great Pyramid of Giza (138.8 meters) was the world's tallest man-made structure, before it was overtaken by Lincoln Cathedral in England (160 meters, at the time) in 1311.TREMORSWhat could now unhinge this economic miracle on the Gulf? A terrorist attack? A new Gulf war, this time against Iran? Another earthquake, even stronger than the one that hit the region on Sept. 10, 2008?On the day of the cyclone on Sept. 10, 2008, a crane operator working 700 meters above the ground had called Hinrichs to report that it was "shaking" where he was standing. Tremors had shaken the Iranian port city of Bandar Abbas, but in Dubai, few (other than the crane operator) had even noticed.Five days later, Dubai was struck by another sort of tremor, but this one had its epicenter in New York, another city of skyscrapers. On Sept. 15, 2008, Lehman Brothers, the world's fourth-largest investment bank, filed for bankruptcy.Not just Dubai, but the West, too, had been building a tower in the years of the real estate boom, a tower of debt, which now came crashing down. But despite the vast sums of money involved in the crisis in the West, it was and largely remains a strangely abstract phenomenon. Not so in Dubai, however, which reflects the financial debacle more vividly than any other city in the world."Classic megalomania seems to have migrated from people's minds to the system itself. Nowadays the system is crazier than the people," says German philosopher Peter Sloterdijk. "That's why we, as human beings, are terribly disappointed by the course of the crisis. There was not a single colorful individual (in Europe) to make the crisis more interesting. I've never seen such an enormous conspiracy of petty bourgeoise people than at the moment."Sloterdijk may be right when it comes to the bankers, analysts and finance ministers of the West. But he apparently has never heard of Sheikh Mohammed Bin Rashid Al Maktoum, 60, a horse breeder and poet, a lover of fast powerful cars, an avid falconer and a juggler of billions. Maktoum is the ruler of Dubai and the prime minister of the United Arab Emirates. "Many leaders make promises," he said in February 2008, when the Free University of Berlin awarded him its medal of honor, "but we deliver."Maktoum had artificial islands built in the waters off his city, with names like The Palm, The World and The Universe. Not just the Free University, but the entire West was fascinated by his energy and optimism. Like the thoroughbred horses in his racing stable, he sent the most capable of his lieutenants into the orbit of globalization, and along the way they built new towers, bought ports and sent airliners out into the world.'CRISIS? WHAT CRISIS?'One real estate company after the next was founded -- Dubai Holding, Dubai Properties, Tatweer, Meraas, Sama -- and it soon became difficult to keep track of who was building what and with whose money. Apparently not even the sheikh himself was always in the know.Only about a year ago, investors were still crowding into the "CityScape Dubai" real estate convention. Former race-car driver Michael Schumacher was there, touting a skyscraper with a covered yacht berth. Nakheel, which is now in very dire financial straits, was seriously talking about the possibility of building a 1,000-meter tower. And, on the palm-shaped Jumeirah island, Dubai spent $20 million on fireworks to celebrate the opening of the fairytale Atlantis Hotel. "Crisis?" the city seemed to ask, "what crisis?"A year few weeks later, one of Sheikh Mohammed's officials presented the bill: Dubai had amassed $80 billion in debt, $50 billion of which, or about two-thirds of its gross domestic product, was scheduled to mature by 2013.For a few days, the sheikh suddenly disappeared from the scene. Rumors emerged he was ill and that he was "melancholy." Then he reappeared and began to whitewash the situation, claiming that the crisis had not affected Dubai, that Dubai had actually overcome the crisis, and that Dubai and its wealthy neighbor, Abu Dhabi, were as close and inseparable as brothers.But the "brothers" from the neighboring sheikdom, with whom the Dubaians form the bulk of the United Arab Emirates, no longer wanted any part of Dubai's excesses. Abu Dhabi has 7 percent of worldwide oil reserves, and its 64-year-old emir, Sheikh Khalifa bin Zayed Al-Nahyan, is the president of the UAE, while Dubai's Sheikh Mohammed is only its premier -- and Abu Dhabi now views the prestigious activities of his relative in the neighboring emirate with growing mistrust, and probably some envy.At the beginning of the year, Abu Dhabi rescued Dubai from the worst of its problems with a $20 billion cash injection. The emirate stepped in again earlier this week, providing Dubai with an additional $10 billion in financial aid. The emirate may have abundant assets in its $500 billion sovereign wealth fund, but how much longer will it be willing to bailout its neighbor? The sheikhs of Abu Dhabi seem to prefer to spend their money on sounder, more sustainable projects, such as an emissions-free eco-city called Masdar, where the emirate plans to conduct research on projects for the post-petroleum age.In the last four weeks, the sheikh has revealed -- not always voluntarily -- how serious the crisis is and how deeply it affects him. At first, the normally restrained sheikh lost his composure and told the critical Western media to "shut up," and then he dismissed three of his closest advisers on the emirate's central financial council. A short time later, he waxed poetic when he described the crisis as "the fruit-bearing tree that becomes the target of stone-throwers."PART 3: A SYMBOL OF EARTHLY TEMPTATIONIn truth, Sheikh Mohammed, the poet-prince, has good reasons to look forward to the day when the Burj Dubai opens its doors. With one snip of the red ribbon, he will be taking up the thread of a great epic, a saga of humanity that goes well beyond the financial problems of a debt-ridden Gulf emirate. Once before, the Eastern World is said to have been the home another groundbreaking tower, in Babylon, the legendary Mesopotamian city between the Tigris and the Euphrates.Archeologists have confirmed that the Tower of Babel did indeed exist in the 3rd century B.C. They estimate that the skyscraper of antiquity was 90 meters tall, a marvel of the day, and was constructed on a platform that was 90 meters square. If this were true, the tower would have been one-ninth as tall as the latest wonder of the modern world. According to the Bible, the Tower of Babel was much more than a building, but rather a symbol of earthly temptation. "Come, let us build ourselves a city, and a tower with its top in the heavens, and let us make a name for ourselves." These words, which sound strikingly like a motto of today's rulers of Dubai, are in fact from the Book of Genesis in the Old Testament. Even today, many of the faithful believe that endeavoring to be like God is a presumption that must invariably lead to punishment.MEGALOMANIA OR A GRAND ACHIEVEMENT?Nevertheless, the excessive building of cities and towers seems to be a cross-cultural constant, a dream and nightmare alike for mankind, from the Babylonians to the heroes and villains of the present. The ruler of Dubai isn't the only one who has carried out his plans in reinforced concrete and gleaming facades.President Nursultan Nazarbayev of Kazakhstan had Astana, an entire city of monumental avenues, triumphal arches and pyramids built as his new capital, where marble contrasts with granite, buildings are topped by gigantic glass domes and, on the Bayterek Tower, every subject can place his or her hand in a golden imprint of the president's hand.In the Burmese jungle, dictatorial generals had an absurd new capital, Naypyidaw, or "Seat of the Kings," conjured up out of nothing. Yamoussoukro, the capital of Côte d'Ivoire and a memorial to the country's now-deceased first president, Félix Houphouët-Boigny, is even a step closer to the brink. The city is filled with grandiose buildings, but there are hardly any people to be seen. The Basilica of Notre Dame de la Paix is a piece of lunacy inspired by the Basilica of St. Peter in the Vatican, but the African church is even bigger than St. Peter's. Indeed, it is the world's largest Catholic church.It is easy to ridicule the megalomaniacs and their hubris and to rail against the record-breaking mania reflected in their ostentatious buildings, phallic symbols of the rise to power of nouveau-riche potentates.And yet, aren't Brasilia and Canberra, the South American and Australian versions of the man-made model city, remarkable successes? Hasn't history proven at least a few visionaries right, people whose achievements we continue to marvel at today: the creators of Giza on the Nile, Machu Picchu in the Andes and Angkor in Cambodia, or the planners of St. Petersburg?Today, the pyramids of the pharaohs, the mountain fortress of the Incas and the sacral ruins of the Khmer are admired as part of the world's cultural heritage, places that attest to man's greatness. They are the great and magnificent achievements of past eras. Nowadays, the center of St. Petersburg -- designed on the drawing board, like Dubai today, more than 300 years ago -- is still considered an ideal city and an example of successful urban planning.Where the emirates are built on sand, the banks of the Neva River were once swampland. At the behest of the czar, St. Petersburg was not just created as Russia's window to the West, but as a reflection of what the modernists of the day defined as utopian. "Now, city of Peter, stand thou fast, Foursquare, like Russia; vaunt thy splendor! The very element shall surrender And make her peace with thee at last," Alexander Pushkin, the congenial poetic counterpart to Peter the Great, wrote in his poem "The Bronze Horseman." It was pure hubris, cast in the form of magnificent verse.What happens today in Dubai -- or in Shanghai or Astana -- generally happens under the conditions of an authoritarian form of government. In democracies, people cannot be dispossessed and driven off their property but, instead, can hire attorneys to assert their rights. In democracies, more or less reasonable building codes and ordinances, as well as licensed appraisers, ensure that uncontrolled growth and injustices are kept in check. But this limiting effect also applies to creativity, spontaneity and "positive" megalomania, resulting in a general leveling of things.THE VIRTUE OF TAKING THE PLUNGE"This society is mediocre," the poet and sharp-tongued contemporary critic Hans Magnus Enzensberger once wrote about German reality. "Its political leaders and its works of art are mediocre, as are its representatives and its taste, its joys, its opinions, its architecture, its media, its fears, vices and afflictions." And then, in his essay "Mediocrity and Delusion," Enzensberger writes: "There is something cathartic about this realization."Somewhere between Western suburbs and Yamoussoukro lies Dubai. Whether its Burj, its tower, will ever become a part of the world's cultural heritage is still open, as is the question of how long it will remain the world's tallest structure. China, Saudi Arabia and Kuwait are already planning towers that will be much taller than the Burj Dubai, reaching more than 1,000 meters into the sky.In the Book of Isaiah, the Bible describes the fall of Babel as follows: "And suddenly your downfall will come, and it will come unexpectedly." If the words of the Old Testament are to be believed, the megalomaniacal tower builders of today cannot expect external support: "Thus shall they be unto thee with whom thou hast labored, even thy merchants, from thy youth: They shall wander every one to his quarter; none shall save thee."The Burj Dubai was not cheap, and perhaps it was even unaffordable. But at least the sheikhs of Dubai have taught their contemporaries one virtue: the virtue of taking the plunge.

...... ...... ...... ...... ...... 左手耍板斧、右手耍宝剑 --黑旋风也做不到-- 连黑旋风也做不到的好汉，真胡子，全身盔甲纸糊的-- 师傅说，把戏唱好， 能把《三国志》唱成《三国演义》 这个国家就有救了。 于是唱戏的人，脚踩云底靴， 唱出了英雄时代，在一个没有英雄的时代。 他那呼啸山林的嗓子，回荡，   招来鸟雀，像死魂灵。 它们看看而已，听听而已， 不敢闯进乱哄哄的戏园子。   戏园子里外的游手好闲之徒招不得。 喝茶的，嗑瓜子的，叫好的。 沉默不语的民间社会。   扮作小媳妇的人挺不出乳房却准备登场， 头戴点蓝银凤冠，手持红缨枪又叫长矛。 为假女人叫好，乃戏园子传统之一。   这黑道的必经之路：戏园子。 黑道的戏园子传统与白道的戏园子传统 其实没什么两样。人多人少的问题。     ﹡﹡﹡     砍头。 刽子手铁塔般站着，古老职业的骄傲的继承人-- 骄傲得脸撑圆，肚子挺出腰带。   可兹骄傲者非砍头这一行， 但这一行太古老，残酷  却是文化的一部分。 "晚岁为诗欠砍头"--什么人的疯话？   郁郁寡欢者铁了心肠，却活着。 那被砍头的人跪着，表示服从，表示愿意配合刽子手， 而雪花飘下六月天。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相互配合的关系。 在不平等中相互配合需要在下者的牺牲精神。 不能不说这有点儿伟大。   伟大而被砍头-- 看砍头的人中有人满意： 达·芬奇面色冰冷混在人群中--   见过被吊死的，还没见过被砍头的。 他会怎样疼？疼多久？ 画家的天职不是同情。   其他人围拢， 只为看到头颅被怎样砍下，怎样在地上滚动，还眨眼睛。 即使知道柿子怎样被摘下依然有必要看清人头如何被砍下。   叫好声准备妥当。砍头。 先试试砍蚂蚁的头，砍蜻蜓的头。 避免被砍头就得高飞在天上--砍不着小鸟的头。   而失败者，探测到历史伦理的最深处。 菜市口  如今哄卖黄金的所在， 一个寻找自己头颅的无头鬼将别人的脑袋一脚踢开。     ﹡﹡﹡     小鸡巴头一点儿胭脂红。 小灯笼里的小火苗照着个小小的读书人。 黄色小说装点伟大文明。--只有自己人知道。   弹古琴高山流水可以正心诚意不错。 弹三弦的不懂得正心诚意就相信了阶级斗争。 既不会正心诚意也不懂阶级斗争的读黄色小说熬夜到天明。   《如意君传》文辞典雅，不是《花花公子》的文风。 《灯草和尚》想象力发达，爱说色情笑话的傻逼们可以休矣。 《痴婆子传》像《自我主义者》，都是心理小说的峰巅之作。   文明的后背身，就像月亮的后背身。 焚书的火已经点着了--不读就来不及读了。 《四书》、《五经》也一样--不读就来不及读了。   康有为作《大同书》，娶小老婆， 泛舟西湖复活了苏东坡泛舟西湖的情景。 文明的两面：大老婆和小老婆，有如孔孟之道和黄色小说。   不足与人道也。 事实正如此。 国家越大犄角旮旯之多越掩盖不住。   孔夫子一生充满来不及的感觉。 "朝闻道夕死可也"说给那些时刻感到来不及的人。 用天道治理国家从来没有来得及实现过。     ﹡﹡﹡     我在自家院子里夜观星象，那边观象台上值班的小吏心胸狭小。 满天星斗对他来讲说明不了什么。 培养了幽默感，丧失了庄严感。   秦始皇驾崩时的星象与汉武帝驾崩时的星象一样吗？ 都是大皇帝而没有一样的星象挂在天上这是怎么一回事？ 张子房、诸葛亮、刘伯温这些鬼机灵被编来编去编成了骗子。   唱戏的小舞台，简单的道具，桌子和椅子 据说是传统。繁星满天据说也是传统， 月明星稀据说也是传统。   骗子们呼风唤雨，乌云是为骗子们准备的。 老实人只会歌颂大晴天。 老实人里出不来刘邦、刘备和朱元璋。   亚历山大大帝的星象图只管到克什米尔， 并且是在亚历山大活着的时候； 克什米尔人的星象图不同于福建人的星象图。   没人问我心胸狭小的形而上学依据是什么。 我夜观星相，国富民强的星象是什么？ 江南制造局里翻译数学书的人不懂星象学。   皇上有难的星象。"奉天承运，皇帝诏曰"。 皇上在乾清宫揉眼睛。 大清国的近视眼在心底呼唤工业文明。晚了。没陛下什么事。   洋为中用，古为今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用吧，用吧。 钦天监里的天象仪转不动了。一堆老古董 科学价值低于古董价值。古董价值与股票价值此消彼长。     ﹡﹡﹡     别人的大同世界推进到家门口。 措手不及的感觉。 上海海关大楼上的钟声如同寒山寺里的钟声。悠扬。   海关大楼里坐着忠心耿耿的英国人， 罗伯特·哈特。 比中国人还中国人的外国人傍着青花瓷打盹。   英国人盗版青花瓷图案不觉得欠谁， 世界主义者不欠谁。 黄浦江上驶船的老汉不是世界主义者。   1789年，法国大革命，停泊在黄埔村港口的外国船只： 英国船61艘，美国船15艘， 荷兰船5艘，法国船1艘，丹麦船1艘，葡萄牙船3艘。   后来北洋水师里长官下口令使用英语。 香港人喊警察"阿Sir"。电影导演在片场喊："Cut！"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英国人里也有好的。彬彬有礼。 庄士敦，皇上的老师，虽然反动但对皇上忠心耿耿。 就像郑孝胥，虽然喜欢日本人但对皇上忠心耿耿。   庄士敦回到伦敦，升黄龙旗在自家院子里； 在黄龙旗下著书立说，英国国王管不着。 邻居们小声议论。私有制的好处是容纳怪癖。     ﹡﹡﹡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吾皇三百二十二人中也有好的。 吾皇宽宏大量，把宣武门的一小片土地卖给了利玛窦。   利玛窦穿儒服，徐光启有面子。 康熙道："难道我们满洲人在祭祀中所树立的杆子 不如尔等的十字架荒唐吗？"   艾儒略不得不瑟瑟发抖。 他写完《职方外纪》，也就写尽了天下的边边角角， 只是未写到脚下生虱子的土地--这不是他的使命。   艾儒略瑟瑟发抖，请求上帝饶恕自己不务正业-- 他没能广布福音， 却殚精竭虑为中国皇帝尽了点"绵薄之力"。   尽管已在儒雅而野蛮的公子王孙间混得一个虚名， 艾儒略还是瑟瑟发抖。 他收起笔墨纸砚，同时收起他的怪念头。   野蛮人没有到来。野蛮人就在身边。 瑟瑟发抖的艾儒略手握冰凉的白银十字架， 跨上谦卑的小毛驴，一颠一颠，一直走到坟墓里。   康熙道："尔等可常来朕前，朕要开导开导尔等。" 耶稣会士全是间谍，学问好，尤其数学好得很。 吾皇数学亦好得很，但弄不懂耶稣、孔子谁更有本领。   为了安全起见吾皇将《七克》的作者庞迪我驱赶到澳门。     ﹡﹡﹡     鸦片在印度装船。 英国议会里关于向中国贩卖鸦片是否道德的辩论。 帝国主义的强词夺理。多年以后电视里的布莱尔能言善辩。   民主制度、议会制度鼓励雄辩术。 撰写《雄辩术》的亚里士多德暗地里热爱英国人的光荣革命。 精英里的精英，柏拉图，以对话的形式自言自语。   政治，在中国，老生常谈和苯嘴拙舌。 "君子敏于行而纳于言。" "君子有终身之忧无一朝之患也。"   戚戚小人们的社会贡献被忽略了。 戚戚小人们听戏，受教育，听相声，受教育。 戚戚小人们有正直的红扑扑的脸蛋。   "中国人写诗还可以，不过连写诗也是一代不如一代。" "道德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德行样。" "所以向中国贩卖鸦片并非不道德。"靠。   以上种种在英国的英国人和在印度的英国人都这么看。 吉卜林眼镜戴在鼻子上。 不懂诗歌的东西！   不懂诗歌的东西眼看孟买的鸦片贸易之利有了维多利亚英国的模样， 遂写诗过一过押韵的瘾， 然后散步于英印混搭的孟买，它以大清朝的白银为地基。 

《论语·子路》篇孔子说"父为子隐、子为父隐"。关于父子互隐的问题，这些年来争议非常之大。有些人没有古文字知识基于误读而攻击孔子搞"司法腐败"，只能说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五四民主主义膜拜与幻想的形成，从一方面看固然是对中国“第一共和”（1912-1928）的建立及其后持续不断的危机的反应，所谓愈挫愈奋，屡仆屡起；但从另一方面看，愈趋愈激的民主主义也终于断绝了晚清以来不绝若线的共和主义（Republicanism）政治实践——因其不纯粹民主，并使中国现代政治始终处于一种“过渡”状态——因其不符合理想的模式。限于篇幅，这里围绕五四时期陈独秀与康有为有关“孔教与共和政治”的言论展开。

新刊《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于1932年条下提到陈寅恪在天台山所藏古代梵文写本中发现古印度诗人迦梨陀娑所造梵文戏曲《沙恭达罗》片断一事。笔者久疑这件事中或有误传之处，现趁《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出版的机会，依据手头史料试做初步考证。

顾彬先生的逻辑与《羊城晚报》的证据 &nbsp; --《羊城晚报》公布的所谓"汪袭网"之证据点评 &nbsp; 月光族 &nbsp; 8月29日《羊城晚报》在刊发王彬彬先生的大作后，9月3日周少明先生的文章《王彬彬式"私律"对学术的危害 --驳<再说〈兴起〉的剽袭问题>》在网上出现，对该文逐条予以批驳，证明王彬彬先生所有的证据涉嫌恶意捏造；9月5日，也就是昨天，《羊城晚报》再度刊发不负责任的"证据"，以语言暴力和诬陷著称的"汪袭网"终于堂而皇之地登上了中国的主流"小报"。从号称近百个例子中精心挑选的这三个例证，不过再度证明了媒体对学术的无知与强暴。 试问，一家媒体对于自己刊发的涉嫌举报文章，其证据被严重质疑，是否应该给出解释?是否应该刊发不同意见（还是继续以造假来掩盖真相）？中国的媒体是否还有必要维护基本的程序公正和平衡原则？在缺乏必要的学术检验的前提下，大众传媒是否可以随意使用网络上的所谓"证据"？但是，到目前为止，所有这一切问题的答案都是否定的。高唱普世价值的中国主流媒体站在全世界新闻工作最基本的伦理准则的反面，丧失了对事实本身的基本尊重。这种极度反常的现象究竟是如何发生的？为什么要发生？ 与网络证据配发的是顾彬先生的话，他要求汪晖先生出来认错的理由很奇怪："我认为，现在中国内外大报都谈汪晖的事，我们就应当相信，它们大部分并不是要进行攻击（汪晖），相反地，它们是要提出中国学术界的一些可能存在的问题来。"可见，顾彬先生完全不是基于自己的独立判断，而是被中国的媒体牵着鼻子走，媒体说汪晖错了，所以汪晖一定是错了。只能说，"洋鬼子"顾彬先生如果不是假装天真，就是太不懂中国了。以非法手段涉嫌构陷的媒体应该证明自己的构陷具有正当性吗？顾彬先生不过落入了媒体的自我循环论证之中，充当其棋子而已。事实的真相是所有媒体上公布的例证都是捏造的，从《南方周末》到《羊城晚报》，从主流大报到主流小报，其手段和行径也是一脉相承，中国的大众传媒置基本的事实和程序公正于不顾，继续不断制造事端，已经跌破最基本的道德准则，--这才是值得反省的。请问顾彬先生，难道汪晖先生要对莫须有的罪名认错吗？顾彬先生的逻辑到底是基于一个学者的良知和逻辑，还是不良媒体的非法逻辑？ 在这个事件上，中国的学术界是有问题，但不是顾彬先生所说的问题。而是在这个赤裸裸的政治对学术进行迫害的过程中，中国的学术已经彻底丧失了自由。 &nbsp; &nbsp;&nbsp;现在回到事实本身。在王彬彬第三次进行构陷的罪行被彻底揭穿之后，不妨对《羊城晚报》再度征用网络暴力给出的所谓"证据"，做一点评论，以帮助大家明白事态的真相。 &nbsp; 例一 基本照抄、"换头" 发现者：coldstone 抄文：汪晖《反抗绝望》（2000.1）p.97： ......从个体性出发，鲁迅把人的独自性、差异性作为人的价值准则，不屑于为人类提供某种统一的生活意义和价值标准，从而把赋予何种意义和选择何种价值的任务交给每个人自己去解决，把启发个人承担这一任务的自觉性，唤起个人的主观性和自觉作为自己的文化哲学的根本任务。 原文：徐崇温主编：《存在主义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 p.107： ......和尼采不同，他们（按：指尼采之后的存在主义者）不屑于为人类提供某种统一的生活意义和价值标准，更加重视个人的差异。他们实际上是把赋予何种意义和选择何种价值的任务交给每个人自己去解决，而仅仅满足于启发个人承担这项任务的自觉性。 说明：汪著此处前后数页均无相关注释。已发现汪晖多次使用"换头术"，这里是把尼采以后的存在主义者的"头"换为鲁迅之"头"。 月光族评语： &nbsp;&nbsp;&nbsp;&nbsp; 首先，这两段话的文意并不相同。 汪晖之后紧接着的话是： 这一思想明显受到施蒂纳的唯一者和尼采价值重估学说的影响，个体人对意义和价值的选择意味着对现行的普遍人生准则的否定--在中国，首先是对儒学体系及其制度基础的否定。（在91年的版本中没有分段，在2000年的版本中是另起一行。） &nbsp;&nbsp;也就是说，徐主编的《存在主义哲学》里，强调的是尼采与尼采之后的存在主义者的不同；但是汪晖强调的是施蒂纳和尼采对鲁迅的影响，并不着眼于尼采与存在主义者的区别，也就是说汪晖并没有认同这个区分。在这个意义上，汪晖并没有抄袭徐书的观点，而是有自己的判断。所以，他根本不需要给出注脚。 &nbsp;第二，汪晖的《反抗绝望》有没有隐瞒其关于尼采、基尔凯郭尔（涉及第三个证据）的材料来源于徐崇温主编的这本《存在主义哲学》呢？没有隐瞒。徐书是八十年代关于存在主义的主要参考书目，当时的知识界对于存在主义观念的来源很多是依据此书，而此书采用"主编"形式，其实说明该书以资料介绍为主。作为年轻学子的汪晖在研究鲁迅的时候，把鲁迅的思想与各种不同的思想资源进行比较，以寻找鲁迅的独特性，是《反抗绝望》这部著作的主要研究方法。汪晖参考了徐书中的论述，但是因为这里的观点并不相同，所以没有用注脚，这并不难理解。而且，更重要的是，《反抗绝望》一书其实在之前的篇幅里已经清楚地交代了其材料的来源（见下文）。所以，不能简单地凭着字句的相同就判断为"剽窃"，而是应该根据全文的脉络和上下文的语意来确定，这才是基本的实事求是的学术原则。 该书属于《反抗绝望》2000版的参考书目，虽然没有出现在最后的主要参考书目中，但是在第66页，也就是全书第一次开始涉及尼采、基尔凯郭尔和鲁迅的比较时，给出的第一个注脚就是： ①尼采：《作为教育家的叔本华》，转引自徐崇温主编，《存在主义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第84页。 继而在68页，有两个注脚涉及此书，分别是①、③，依然涉及的是鲁迅与尼采、基尔凯郭尔等的比较。也就是说，全书并没有隐瞒材料的来源，凡是涉及鲁迅与尼采、基尔凯郭尔的比较，其主要的参考资料来源于该书。其"剽窃"的指控完全不能成立。 &nbsp; 例二 原文照抄 发现者：coldstone 抄文：汪晖《反抗绝望》（2000.1）P.234： ......无论在西方还是中国，内省的能力总是产生于比较有文化的阶层，产生于从顽固的和合法的专制秩序那里解放个性的时期；这时期，发生了个性的思想解放过程从盲从权威的思想准则和相应的感情与表现方式下解放出来的过程。在中国民族生活的这一阶段，在先觉的知识者中逐渐产生了新的特性，即对自己个性的道德状况及其内在世界发生思想上的兴趣，对感情的自我观察和自我分析发生爱好。 原文：（苏）波斯彼洛夫著，王忠琪等译：《文学原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版，266-267页： ......内省的能力是在不同民族社会的比较有文化的阶层里历史地产生的，而且显然是在它们发展的比较晚期阶段，通常称为"文艺复兴"时期产生的。这是从顽固的和合法的社会行帮那里解放个性的时期，这些行帮建立在盲从权威的关系的基础上，因而压抑了个人因素和个人主动性。在这基础上，发生了个性的思想解放过程从盲从权威的思维准则和相应的感情与表象方式下解放出来的过程。在民族生活的这一阶段，在社会先进的和智力发达的阶层的意识中，逐渐产生了新的特性，即对自己个性的道德状况及其内在世界发生思想上的兴趣，对感情的自我观察和自我分析发生爱好。 说明：汪著此处无任何注释。 &nbsp; 月光族评语： 这一例子非常无理。 翻开汪晖《反抗绝望》（2000版）第234页，第一行第一个注脚就是：波斯彼洛夫：《文学原理》，第266页。本节（《第五节 鲁迅小说的技巧类型》）中，涉及波斯彼洛夫：《文学原理》的注脚达6个之多，也就是说，波斯彼洛夫的《文学原理》是本节汪晖主要的参考文献。而涉及被举报的《文学原理》P266页的注脚就有2个之多，分别在汪著的第233页和234页。这个另起一段的文字里为什么没有注脚？原因很简单，任何一位愿意去读原文的人都可以知道，汪晖已经在前两个注脚中交代了此处的工作是要比较鲁迅小说的感伤激情与18世纪西欧感伤主义的不同，而感伤性的概念已经通过汪著234页的注脚说明了： 感伤性要求这种评价的主体本身不只是具有比较高水平的精神修养，而且还要求他具有可称之为"感情的内省这种思想上和心理上的能力"。① （①波斯彼洛夫：《文学原理》，第266页。） 所以，很清楚，汪晖在之后的文稿中讨论中国的内省概念的时候，他的来源是上一段的交代，非常规范和清楚。波文讨论的是文艺复兴，而汪晖这里讨论的是中国，自然不用再做注脚。 例三 原文照抄、篡改 发现者：gamala 抄文：《汪晖自选集》第327页： 然而，易卜生的这一教义并不能用古典人文主义或启蒙运动的理性原则加以理解，它来自存在主义的理论先驱基尔凯郭尔关于"孤独个体"的思想，而后者的真正的涵义是指一种孤独的非理性的主观心理体验，这种体验是与超验性相联系的个人在自己的存在中领会和意识到的。实际上，基尔凯郭尔所说的那种孤独的非理性的主观心理体验，也就是后来的存在主义者所表明的"存在"概念。"孤独个人"的思想表现的对群众的否定也即基尔凯郭尔的"公众的概念就是非真理"的命题，它强调的是人只有意识到自己的存在、与自身发生关系时，人才能成为一个"自我"。胡适、鲁迅显然忽视了"孤立的人"的命题中包含的非理性内容，而对之作了理性主义的理解。 原文：徐崇温主编：《存在主义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46-47页： 因此，克尔凯郭尔所说的"孤独个体"，其真正的涵义是指一种孤独的非理性的主观心理体验，这种体验是与超验性相联系的个人在自己的存在中领会和意识到的。实际上，克尔凯郭尔所说的那种孤独的非理性的主观心理体验，也就是后来的存在主义者所明确表述的"存在"概念。他认为，只有个人才能亲自在有限的内心中去无限地进行体验，只有个人才能在体验中领会和意识到自己的存在，其他物是没有这种能力的，因此只有个人的存在才是真正的"存在"，其他物只是存在着。克尔凯郭尔强调指出，当人没有领会和意识到自己的存在、没有与自身发生关系时，人就还不是一个"自我"...... 说明：汪著此处前一部分系原文照抄，只是把"克尔凯郭尔"改成了"基尔凯郭尔"；后一部分只是把原文中的否定表达篡改为肯定表达。前后数页均无相关注释。 月光族评语： &nbsp; &nbsp;此例的问题同例一。 &nbsp;&nbsp;&nbsp;需要先补齐原文之前被省略的部分： &nbsp; &nbsp;"五四"启蒙思想的特点就在于：一方面，它必须为中国的社会变革提供理想主义的思想体系，另一方面，"五四"人物对引导20世纪西方文化思潮的现代体系的敏感与认同，必然使得这一启蒙思想呈现出不同于18世纪西方启蒙主义哲学的精神特点：他们必须把尼采等非理性主义者的名字同启蒙原则融为一体。 &nbsp;&nbsp; 这种"融合"在对待"传统"的否定性"态度"的前提下是可能的。例如，胡适和鲁迅曾一再引用易卜生在《人民公敌》中的那句名言即"世界上最有力量的人是最孤立的人"，用以否定传统的偏见，宣传个性解放的思想。然而，易卜生的这一教义并不能用古典人文主义或启蒙运动的理性原则加以理解，它来自存在主义的理论先驱基尔凯郭尔关于"孤独个体"的思想，...... &nbsp; &nbsp;&nbsp; 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汪晖的观点是什么。汪晖要论证的是："五四"的启蒙思想是要融合尼采的"非理性"到中国的"理性主义"之中，因为启蒙必须为中国的改革提供理性主义的思想体系。这种融合在否定传统的前提下才有可能，易卜生给鲁迅、胡适提供了这样的思想，但易卜生已经不属于西方古典的理性主义启蒙传统，而是属于存在主义的非理性传统，其思想来源于基尔凯郭尔。出现与徐崇温主编《存在主义哲学》中关于克尔凯郭尔部分相似的话语，是汪晖对克尔凯郭尔观点的综合，以体现基尔凯郭尔最基本的观点，用以比较鲁迅、胡适，所以这段话的最后的结论正是："胡适、鲁迅显然忽视了'孤立的人'的命题中包含的非理性内容，而对之作了理性主义的理解"。汪晖并没有把基尔凯郭尔的观点说成是自己的观点，他对基尔凯郭尔的观点是在最基本的层面上进行概括的，也就是说是在学术共同体公共知识的范围内进行的。汪晖自己的立论不存在任何的剽窃。 《羊城晚报》给的罪名"篡改"，一方面表明，罪证的提供者也明白这两段话是不同的，另一方面，也暴露出其逻辑上的矛盾，既然观点不同，自然就不是"剽窃"。相同，是剽窃；不相同，是篡改；这样简单的无理审判，不是对学术的无知和蔑视，又是什么？ 最后，引用一段刚刚在《明报月刊》上发表的文章《论学术「不规范」与「剽窃」》（作者同俊子）： "比如：假设我在一大段介绍历史背景的文字开始处用了这样的语言：'人们普遍认为'，或者'正如某某指出的'，然后我基本照抄了一个人的话来描述我认为在有关学术界看来的常识（比如中国洋务运动经历了从一开始只想学'夷技'到后来不得不认识到也要学精神、观念和制度的过程），到最后我没有给出这段话的注解。这样的做法，可以说是不规范的，是脱注，我要么应该用原话加引号再注释，或者用自己的话陈述（最好也指出来源，虽然并不一定要求）。但是这不规范代表我是在把这个观点据为己有，想把别人的思想表达为我的原创思想吗？显然不是。除了一开始我就指明这是已有观点，我既不把它当作核心观点，也不指望我的论文的假定读者--特别是导师们--会认为这是个新认识。" &nbsp;我觉得同先生的文章已经把问题说得很清楚了，不再重复。 至于例二，显然属于同先生所说的：指控者有责任完全举例。否则，就是涉嫌诬陷。 最后的感言： 汪晖事件发酵已达半年，其对中国学术生态的伤害已经短时期难以弥补；大众传媒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有意无意地充当学术诽谤和政治迫害的工具，对中国大众传媒本身公信力的伤害也是毁灭性的。 如何反思和检讨这样的现象与问题，值得每一位有良知的学者和媒体人深思。 &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 2010年9月6日&nb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