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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台山文殊信仰是晚唐五代敦煌地区盛行的佛教民间信仰之一。本文主要依据敦煌文献，结合考古资料及传世文献，对五台山文殊信仰的兴起及其在敦煌的流传情况试加探讨。

民智是实践民主的基本条件，制造集体愚蠢的人，才是民主真正的和最大的敌人。

“如果从思想的角度来谈拉丁美洲的左翼，其范围要宽泛得多。这个意义上的左翼应该包括主张社会公正、维护人类平等的政党、非政府组织、民众运动、仍然坚持武装斗争道路的政治军事组织，以及知识分子、宗教人士、领袖人物等。冷战后，东－西方阵营区划不复存在，传统的意识形态本身也受到很大冲击，在今天观察左翼思潮，必须考虑到这一历史背景的变迁。脱离开具体内容的人道主义、人权主张往往被抽象化，也不适宜作区分思想营垒的标志。相比而言，社会公正、平等意识，由于其形成、发展的历史久远，与现实的联系具体，更适宜作观察问题时的参考标准。”

比较尼采和舍斯托夫对宗教和真理的观点，介绍舍斯托夫生平。

本文尝试提出中国现代美术合法性困境的解决思路，视正名问题为20世纪中国美术研究必须面对的根本问题，通过以未来巨变为基本视野，将关注重心从西方现代性模式转向连锁突变的现代性事件本身，进而在现代性反思的基础上提出以“自觉”作为区分后发国家之传统与现代的标识，以“传统主义”、“融合主义”、“西方主义”、“大众主义”作为中国现代美术基本形态的理论构想。在肯定既有现代性原则的前提下，以上努力旨在拓展解释框架的涵盖性和自由度，力图为中国文化艺术的未来打开自主性发展的广阔空间。 　　

韩少功日前在《收获》杂志推出长篇小说新作《日夜书》，小说以知青年代为背景，关注青年知识分子、工人、个体户乃至官员，描绘一代知青的群像和命运。

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近年来在明显拉大，基尼系数已经到了国际社会公认的临界水平。如何分析中国的社会分层现状与社会流动机制，如何改善中国社会目前贫富差距继续拉大的趋势，积极化解社会矛盾，已成为社会学界普遍关注的问题。中国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收入差异主要体现在三个群体之间的差异：区域差异、行业职业群体之间的差异、族群差异。政府统计资料和学者社会调查中所反映出来的存在于不同族群间的收入差距，如果采用问卷调查方法和统计分析，族群收入差距反映的主要是区域差异和职业，但是事实上也存在只与族群身份直接相关的就业机会和收入方面的差距，这与我国的民族政策相关联。

『金剛般若經』是部派佛教至大乘佛教最初期的經典。此經在我國流傳最廣，其研究也最為普遍。尤其是版本之多，註釋之豐，為群經之冠。

在建国以后的30年间，由于教条主义和极“左”思潮的影响，在中国现代史的研究领域，存在许多禁区。其中，工人运动与帮会势力之间的关系，人们更是讳莫如深。这种现象，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而引发的思想解放的潮流中出现了转机。此后，在中国现代史的研究中，开始涉及中国共产党与土匪、帮会关系的一些问题，并取得了一些成果。当然，研究过程并非一帆风顺，还经常有人提出这样那样的质疑。最近，刘明逵、唐玉良两位同志主编的六卷本《中国工人运动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12月）面世，因为书中有些地方谈到了工人运动与帮会的关系，同样遇到了某些人的质疑。我们认为，质疑者是从关心学术研究角度提出问题的，也许他们认为，揭示工人运动与帮会的关系，有损工人阶级、共产党的形象。在此，我们想提出自己的看法，同时，对六卷本《中国工人运动史》的有关部分作一些评论。一、研究工人运动与帮会关系的必要性在整个中国民主革命过程中，作为“破坏性有余而建设性不足”的帮会，始终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也是所有革命者所面临的一个艰难复杂的政治问题。历史证明，工人阶级、工人运动——包括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运动——与帮会组织有着密切的关系，要想避而不谈，恰恰是对唯物史观的嘲讽。我们先从研究工人运动与帮会关系的必要性谈起。在此，有两个问题要特别注意，第一，行帮、帮口、帮会在工人阶级中广泛地、长期地存在是客观事实；第二，中国共产党要开展工人运动，必须做好帮会工作，才能有效地打开局面。在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在帮会势力浸润于工人阶级队伍之前，手工工场、厂矿企业中业已普遍存在着行会、帮口。明清时期，在工商业比较发达的地区，商人会馆、行业公所渐兴，它们是业主用祀神、义举、订立行规等手段团结成员的组织。随着雇佣劳动的扩大，在雇工中也出现了行会组织，一般称为“行帮”。行帮的功能主要是为了维护雇工自身的利益，一方面同雇主发生矛盾、开展斗争，另一方面又同其他行帮或帮外的雇工以及“潜在的雇工”发生矛盾、冲突。[1]尽管行帮组织是封建社会内部的产物，但它与雇主的矛盾、斗争作用，使之有可能在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的情况下向工会转化。帮口是晚清以降城镇工人中的一种地域性组织。拿全国工业中心上海来说，工人大都以地缘祖籍来划分；如安徽帮、宁波帮、广东帮、湖北帮、苏北帮之类。即使是同一行业，也是帮口林立，如20世纪20年代初的汉口铁路工人中，有所谓湖北帮、福建帮、安徽帮、江南帮等。这种组织，按照邓中夏的说法，“当然不是阶级的组织而是同乡性质的组织，其中小商人、小官吏也有加入的，而且总是头脑。……同乡的帮口是互相帮助寻找工作，和别帮人争夺工作的组织。”[2]由于生存土壤适宜，在整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上述封建行帮、帮口都未衰减灭绝。相应地，他们与帮会复杂交织，在近现代工人运动中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由于主题与篇幅所限，我们在此主要论述帮会与工人运动的关系。中国帮会最初主要活跃于广大农村地区。追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华南的三合会、三点会，长江流域的哥老会（中下游地区以“红帮”闻名），运河沿线的青帮，在广大城乡地区盘根错节，枝繁叶茂。这种状况与中国日益跌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深渊的进程是一致的——一方面，由于外国侵略、兵燹、苛政、灾荒等因素的影响，农村经济凋敝，农民大量离村；另一方面，在沿海及华中等地区，一批近代化城市兴起。在城市无产阶级发育成长的过程中，各种帮会也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及其它地区的工矿、运输业中伸展触角，发展势力。由于近代中国城市的半殖民地性，以及城市行业多种多样，竞争剧烈，人群庞杂，流动频繁，统治者力量较强等因素，决定了城市帮会有许多不同于农村帮会的特点，主要表现在：1、分布范围更加广泛，系统更为庞大。如上海、武汉等地的青红帮，上至官府，下至里弄，从工厂码头到摊贩商店，从赌场戏馆到澡堂妓院，无处不有他们的势力。 2、分帮分行，各分地段。这种情况与原有的行会、帮口是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的。3、组织严密，帮规复杂。4、具有更强的寄生性和反动性。就城市帮会的社会功能来说，除一些基本点与农村帮会相同外，它在为帮中失业者介绍职业，以及在开展经济斗争等方面，也还有某些特殊的作用。[3]民国年间，城市帮会势力之强大，我们可从以下一些数据得到印证。据1930年国民党方面的调查，人口并不多的芜湖市，青红帮分子的总数有二三万人，大多散布在水陆运输和码头苦力工人之中。青红帮势力最大的上海市，据《时报》1914年的报道，仅红帮已达数万人之多。青帮的人数更多，1920年，上海的青帮人数在10万以上。据1930年中共上海市地下党组织对上海的棉纺、丝织、卷烟、电力、市政、交通、邮政、机器等22个产业及各业职工的基本状况的调查，除缫丝、煤气、印刷等少数产业部门没有明显的帮会组织以外，多数产业部门的工人中都有青红帮组织。像棉纺系统，男工十分之七八都参加了青红帮。[4]中国工人队伍中包含了大量的帮会分子，帮会组织在相当程度上控制了工人队伍，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历史事实。中国共产党建立以后，工人运动一直是它关注的重点。192l—1927年的情况更是如此。但是，这项工作一开始就遇到了重大困难——与欧美工人运动情况不同，中国工人阶级中基本上还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工会组织，有的只是行帮、帮口和帮会这类固有团体。这些封建地域性质的帮口和封建宗法式的帮会，直到现代工人运动开始的时候，依然拥有极大的势力。因此，如何排除工人中的帮口矛盾和帮会障碍，重新组织工人，开展工人运动，进行有组织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就成了摆在年轻的共产党人面前的一个难题。与此同时，中外反动势力非常注意利用帮口、帮会组织尤其是它们的头目，以达到控制工人群众、破坏工人运动、镇压罢工斗争的目的。大革命时期上海青红帮组织的“中华共进会”，解放战争时期杜月笙、向海潜、范绍曾等人组织的“中国新社会建设协会”，就是统治者利用帮会控制、破坏工人运动的凶恶工具。那么，如何排除帮会障碍呢?从现代工人运动的实践来看，中共对于帮会及其头目的策略在不同时期是有所区别的，但是总的来说，其主要方法不外乎两种：1．派共产党员亲自加入帮会，“到青帮里去拜老头子，到红帮里去当小兄弟，先低头下心去学他们的清规戒律，然后再转弯抹角，开展工作”，如李启汉在上海加入青帮，开辟工运。[5]2、争取、利用工人中的帮会头目。如在安源路矿工人罢工中，李立三动员红帮首领与罢工配合行动；在“二七大罢工”时期．包惠僧、陈潭秋积极争取汉口铁路工人中的湖北帮首领杨德甫、江南帮首领黄桂荣等，使震惊中外的京汉铁路罢工风暴迅速掀起。历史事实反复证明，开展工人运动，如果忽视中国工人中帮会势力，不注意排除帮会势力的障碍，单方面去搞工人运动，往往遭到失败。可以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工人运动的成功与否、进步与否，往往与帮会、帮口障碍排除得如何有着直接关系。如果说，以往的工运史研究，人们忽视和回避这一点，是由于特殊的时代背景；那么今天，我们就完全有必要正视和认真研究这个问题了。二、研究工人运动与帮会关系的可行性既然近代中国工人阶级、工人运动与与帮会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就应该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运用社会史的理论与方法，对这一问题开展深入的研究。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已经具备了足够的条件。第一，文献资料不断结集出版，研究力量渐趋成熟。建国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开展工人运动的各种文献资料不断公布，有关回忆录、文史资料、厂矿企业历史资料的出版也令人鼓舞。值得注意的是，各级档案馆有关档案的开放，为我们了解当时政府、咨察机关的态度和行动步骤提供了窗口；当时的报刊杂志如《申报》、上海《民国日报》、《向导》等相继影印出版，也为我们提供了必要的历史线索。另一方面，党和政府十分重视中国工人运动史的研究。各级工会组织、有关科研院所出版了为数不少的研究成果。随着人们思想的不断解放，完全有可能将工人运动与帮会的关系这类曾经为人忌讳的问题的研究推向深入。第二，国外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借鉴。在中国学术界将工人运动史仅作为政治史和革命史来研究的时候，欧美及日本的一些学者即以更开阔的视野来研究中国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了，如法国学者谢诺（Jean Chesneaux）所著《中国工人运动，1919一1927》一书，主要是从社会、经济与人口统计等方面对工人运动进行深入研究的。[6]美国学者裴宜理(Elizabeth J．Perry)于1993年出版了《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一书。该书共分地域政治、党派政治、产业政治三大部分。作者在以一种更普遍的眼光关注罢工、工会和政党等问题的同时，还运用“新工人史”（“new labor history”）观点探讨了工人的文化与生活状况，结果，“作者得以成功地探索社会反抗与政治结构之间的关系”。[7]其视角、方法、论证的新颖独特，在国际学术界赢得了广泛声誉。澳大利亚学者布赖恩·马丁则从青帮大亨杜月笙入手，对青帮与国民党政权的关系作了精彩的个案研究。他认为，1932—1937年间，尤其是1934年后，杜月笙作为国民党政权的一个重要工具，在调整国民党政权与上海资产阶级，以及劳工组织的关系中起了重要作用。[8]他们的某些观点尽管有值得商榷之处，但仍然是我们开展研究的重要借鉴。第三，可以将帮会史研究的成果引人工运史研究。在中国帮会史研究领域，近20年来，国内不少学者已经作了多方面的开创性研究并取得了丰硕成果。在研究工人运动与帮会的关系方面，蔡少卿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会党问题概述》[9]当不失为一篇拓荒之作。其后，周育民、邵雍著《中国帮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刘才赋著《通天教主——杜月笙与国民党政权》（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等，也都论及这方面的问题。尽管他们是从“帮会史”角度开展研究的，但是他们所揭示的帮会与工运关系的成果，可以充分借鉴利用。第四，我们已经具备了学术研究的大环境。这一点非常重要，实践证明，思想的禁锢，人为的禁区，只能将学术研究带入死胡同。不可否认，在研究中，人们还会产生这样那样的疑问，只要我们的指导思想没有错误，研究出来的东西能够总结历史的规律和经验教训，那么，任何疑团都不难化解。三、对六卷本《中国工人运动史》的评价如果将日人长野朗于1925年所著《支那劳动者及劳动运动》(北京燕尘社)视为最早的中国工人运动研究专著的话，70余年来，对中国工人阶级、工人运动的研究，尽管艰难曲折，仍然取得了值得称道的成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李立三、邓中夏、刘少奇等人不但亲自领导工人运动，还撰写了不少足以指导当时、遗教后来的工运史论著。新中国成立后，虽然遇到了很多干扰，工运史研究依然独树一帜，成果喜人。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刘明适、唐玉良主编的《中国工人运动史》得以出版。无论是在规模上，还是在研究深度上，该书都引起了出版界、学术界的重视。《中国工人运动史》凡六卷，洋洋250余万言。无论是从国内，还是从国外来看，这套书包含内容之丰富，是屈指可数的。同时，它大量运用第一手资料，充分吸收国内已有的工运史研究成果，对中国工人阶级的产生壮大、对中国工人运动从“自在”到“自为”的转变、对中国革命与工人运动的关系，都作了清晰的、历史的叙述。它给人们的基本感觉有两点，一是自始至终贯彻了实事求是的精神，二是突破了旧的框框，勇闯禁区，对许多有争议的人与事作了客观公正的论述。应该说，这套书将工运史研究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当然，对这套书作出全面具体的评价不是本文的旨趣，我们相信，有关专家和读者会给以恰如其分的评价。这里，只想就该书对工人运动与帮会关系的论述谈些看法。列宁曾经指出：“唯物主义者的任务是正确地和准确地描绘真实的历史过程。”[10]既然在历史上中国工人与帮会有着密切的关系，那末，研究中国工人运动史就不能回避它。本来，这个问题，在领导工人运动的共产党人的论著中，并不避讳。如邓中夏的《中国职工运动简史》的开篇就是讲“中国劳动者的旧式组织”——行会、帮口、秘密结社诸问题。国民党工运史专家马超俊在所著《中国劳工运动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42年），也用了相当篇幅叙述帮会之对于工运的影响。奇怪的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在相当长的年代里，许多人出于政治压力，有意无意地回避这个问题，进而成了研究的禁区，这是极不正常的。现在，六卷本《中国工人运动史》敢于突破禁区，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索，这是值得称道的。书中对共产党排除困难，将工人运动与帮会工作结合起来的有关论述不但无损于工人阶级、共产党的形象，而且从深层次说明了中国工人运动的复杂性、艰巨性，概括了中国工运不同于外国工运的特点，从新的角度树立了共产党人的光辉形象，这正体现了唯物主义实事求是的精神。当然，从书中叙述的有关内容来看，还有值得商榷之处。比如，该书第一卷第五章第二节“早期工人中的秘密结社”用了43页（第495—537页）的篇幅来谈这个问题，主要致力于“帮会”源流的叙述，而在帮会与工运的结合点上，却着墨不多；即使在有限的探讨帮会与工运关系的篇幅中，作者实际上引用的大多是后来的史料，与“早期”有冲突。据我们所知，“早期工人运动”一般指的是中共创建或“五四”运动以前，如何协调这种前后关系值得注意。再比如，作者在上述第一卷有关章节中提出该问题，就有必要在其余各卷中适当穿插，而实际上却显很薄弱。此外，当时的其它政治派别尤其是国民党也十分注重利用帮会，帮会势力成了它们控制、破坏工人运动的一个得力工具。这一点，在书中似乎也未有很好的反映。所以，我们认为六卷本《中国工人运动史》论述工人运动与帮会的关系，不是应该不应该的问题，而是够不够、深不深的问题。顺便还应指出，从政治史研究角度而言，该书的成就值得肯定，但从社会史研究角度来说，该书还有深入探索的必要。改革开放以后，社会史研究勃兴，其理论与方法对我国史学界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但在工运史研究领域，这种“影响”似乎既缓且微。如果继续用旧的眼光、旧的框架去研究工运史．就难以取得更多的突破。诚如刘大年所说：“现在民主革命胜利、新中国代替旧中国已经过去半个世纪，我们只是简单地重复原有的正确道理，就显得缺少了什么，不教人餍足。”[11]如何“整体”地再现工人阶级、工人运动的历史面貌，将研究进一步深人下去，已成为工运史研究者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诚然，六卷本《中国工人运动史》是“若干时间以来国内外同类题目中一部值得注意的书”（刘大年语），在许多领域有所突破，但我们认为，作者还可以从社会史的角度作进一步的研究，如工人阶级的婚姻家庭、生活习俗、宗教信仰等等。该书卷帙浩繁，但相当的篇幅在于描述政治背景，尤其是中共的会议、决议等内容，在谈到工人运动本身时，多侧重于“过程”的描述。实际上，工人阶级的形象并不是单纯的“苦难—反抗”构成的。上引谢诺的著作就专辟“社会与文化生活”一节，他说：“有些工人家庭尽管很穷，但仍然保留着古老的宗教习俗，观音像或其他杂糅不同教派教义的神像被悬挂在主屋或仅有一间屋子的墙上。他们还非常热衷于在节日期间演京戏，舞狮子，耍龙灯。”[12]同样，上引裴宜理著作也辟有”民间文化”一节，对上海工人中的宗教信仰、婚丧嫁娶、烧香拜佛等行为作了研究，她提到：上海”许多丝厂女工都爱唱越剧”。对于工人中的结拜习俗，作者认为：”兄弟结拜、姊妹结拜与秘密结社有助于为这些如同无根浮萍的工人们提供某种社会认同感。”[13]确实，如果我们对工人阶级的社会、生活、宗教、文化等方面有深入了解的话，那么，我们就比较容易掌握他们的心态、价值取向、他们本身在工人运动中所起到的正反作用，等等，从而使工运史研究更加丰满，更加生动。一句话，工运史研究完全应该借鉴其它学科尤其是社会史的理论与方法，多角度、多层面地开展研究。从总体来说，六卷本《中国工人运动史》是一部成功之作，衷心希望她的作者们在此基础上，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注释： [1] 参见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14页。 [2] 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页。 [3] 参见蔡少卿：《中国近代会党史研究》，中华书局，1987年，第27-28页。 [4] 蔡少卿：《中国秘密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314页。 [5] 《包惠僧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66-67页。 [6] Jean Chesneaux, The Chinese Labor Movement，1919一1927，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8（英译本）。该书原版为法语，1962年出版。 [7] Elizabeth J.Perry, Shanghai on Strike: The Politics of Chinese Larbor,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 [8] （澳）布赖恩·马丁（Brian G．Martin）：《青帮和国民党政权：杜月笙对上海政治的作用（1927—1937）》，载《历史研究》，北京，1992年第5期。 [9] 蔡少卿：《中国近代会党史研究》，第330-370页。 [10] 《列宁全集》第l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12月第l版，第143-144页。 [11] 刘明逵、唐玉良主编：《中国工人运动史·刘大年序》，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 [12] Jean Chesneaux，The Chinese Labor Movement,1919-1927，p107． [13] Elizabeth J．Perry，Shanghai on Strike，pp.187-188．

阿明认为哈特和内格里关于当前的全球资本主义政治已经发展成为“帝国”形式，反抗这种统治形式的文化为“大众”的政治文化等观点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也不符合当前的现实，存在理论上的巨大缺陷。

钱默存先生逝世的消息传来，虽不感意外，却不免为之怆神。我没有资格写正式的追悼文字，因为我们之间并没有私交。但是二十年前，我以偶然的因缘，两度接席，畅聆先生语妙天下，至今不忘。先生昔年挽陈石遗有“重因风雅惜，匪特痛吾私”之句。我写此短文只能表达第一句之意。

谷歌交给美国政府的数据是维基泄密志愿者Jacob Appelbaum的Gmail数据，包括IP地址和联系人列表。目前Google尚未对此事作出更多的解释。美国政府在没有搜查令的情况下，同时要求Google和Sonic两家公司交出这个志愿者的相关邮件信息。

在内需不足、国内金融市场不发达、企业公司治理结构十分薄弱的情况下，为了维持经济的高速增长，如果不大量引进FDI、不把外汇主要用来购买美国国库券，中国还有什么更好的选择呢？我们目前面临的两难境地充分揭示了一个基本矛盾：改革相对于开放的严重滞后。改革和开放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两个轮子，如果一快一慢会发生翻车。开放可以促进改革，但并不能代替改革。必须痛下决心加速改革，"双顺差"之类的不合理现象才能消除。作者希望，人民币的升值不但能改善中国的贸易结构，提高中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价值链中的地位，而且将能为金融体制、企业所有制改革增压，进而推动中国资源跨代优化配置的实现。－－人文与社会

Confronting the MalefactorsBy PAUL KRUGMANPublished: October 6, 2011 New York TimesIs It Effective to Occupy Wall Street?The protesters are getting more attention and expanding outside New York. What are they doing right, and what are they missing?When the Occupy Wall Street protests began three weeks ago, most news organizations were derisive if they deigned to mention the events at all. For example, nine days into the protests, National Public Radio had provided no coverage whatsoever.It is, therefore, a testament to the passion of those involved that the protests not only continued but grew, eventually becoming too big to ignore. With unions and a growing number of Democrats now expressing at least qualified support for the protesters, Occupy Wall Street is starting to look like an important event that might even eventually be seen as a turning point.What can we say about the protests? First things first: The protesters’ indictment of Wall Street as a destructive force, economically and politically, is completely right.A weary cynicism, a belief that justice will never get served, has taken over much of our political debate — and, yes, I myself have sometimes succumbed. In the process, it has been easy to forget just how outrageous the story of our economic woes really is. So, in case you’ve forgotten, it was a play in three acts.In the first act, bankers took advantage of deregulation to run wild (and pay themselves princely sums), inflating huge bubbles through reckless lending. In the second act, the bubbles burst — but bankers were bailed out by taxpayers, with remarkably few strings attached, even as ordinary workers continued to suffer the consequences of the bankers’ sins. And, in the third act, bankers showed their gratitude by turning on the people who had saved them, throwing their support — and the wealth they still possessed thanks to the bailouts — behind politicians who promised to keep their taxes low and dismantle the mild regulations erected in the aftermath of the crisis.Given this history, how can you not applaud the protesters for finally taking a stand?Now, it’s true that some of the protesters are oddly dressed or have silly-sounding slogans, which is inevitable given the open character of the events. But so what? I, at least, am a lot more offended by the sight of exquisitely tailored plutocrats, who owe their continued wealth to government guarantees, whining that President Obama has said mean things about them than I am by the sight of ragtag young people denouncing consumerism.Bear in mind, too, that experience has made it painfully clear that men in suits not only don’t have any monopoly on wisdom, they have very little wisdom to offer. When talking heads on, say, CNBC mock the protesters as unserious, remember how many serious people assured us that there was no housing bubble, that Alan Greenspan was an oracle and that budget deficits would send interest rates soaring.A better critique of the protests is the absence of specific policy demands. It would probably be helpful if protesters could agree on at least a few main policy changes they would like to see enacted. But we shouldn’t make too much of the lack of specifics. It’s clear what kinds of things the Occupy Wall Street demonstrators want, and it’s really the job of policy intellectuals and politicians to fill in the details.Rich Yeselson, a veteran organizer and historian of social movements, has suggested that debt relief for working Americans become a central plank of the protests. I’ll second that, because such relief, in addition to serving economic justice, could do a lot to help the economy recover. I’d suggest that protesters also demand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 not more tax cuts — to help create jobs. Neither proposal is going to become law in the current political climate, but the whole point of the protests is to change that political climate.And there are real political opportunities here. Not, of course, for today’s Republicans, who instinctively side with those Theodore Roosevelt-dubbed “malefactors of great wealth.” Mitt Romney, for example — who, by the way, probably pays less of his income in taxes than many middle-class Americans — was quick to condemn the protests as “class warfare.”But Democrats are being given what amounts to a second chance.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squandered a lot of potential good will early on by adopting banker-friendly policies that failed to deliver economic recovery even as bankers repaid the favor by turning on the president. Now, however, Mr. Obama’s party has a chance for a do-over. All it has to do is take these protests as seriously as they deserve to be taken.And if the protests goad some politicians into doing what they should have been doing all along, Occupy Wall Street will have been a smashing success.

罗思维莎（Hrotsvitha，约935~1002）这个名字，该是读西方戏剧史的学生熟悉的。这位德国北部冈德斯海姆修道院的本笃派女尼，立志要用"同样的素材体裁"，跟那专写"淫妇奸行"的罗马喜剧诗人泰伦斯（公元前约190~159）争一高低。

1 　　 　　时间在1917年，当陈独秀应邀来北大的时候，敏感的钱玄同便在1月6日的日记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陈独秀已任文科学长矣，足庆得人，第陈君不久将往上海专办新青年杂志及经营群益书社事业，至多不过担任三月，颇闻陈君之后蔡君拟自兼文科学长，此亦可慰之事。” 　　此后的日记不断有对陈独秀的记载： 　　“日前独秀谓我，近人中如吴趼人、李伯元二君，其文学价值实远在吴挚甫之上。吾谓就文学美文之价值而言陈独秀此论诚当矣。”(1917.1.23) 　　“检阅独秀所撰梅特尼廓甫之科学思想篇(新青年二之一)，觉其立论精美绝伦。其论道德尤属颠扑不破之论。”(1917.1.25) 　　钱玄同向来狂放孤傲，很少如此佩服别人，这能看出陈独秀当年的诱力。我有时翻看五四前后文人的日记、尺牍，深味那一代人的气象。其卓绝之态为先前所罕有。自然，没有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杂志，新文化运动也许还要推迟许久也未可知。在那些有趣的人中，陈独秀扮演的角色，是别人不能代替的。 　　1917年的陈独秀正血气方刚，事业上正如日中天，成了中国耀眼的明星。他到北大，是北京医专校长汤尔和以及在北大任教的沈尹默所荐。汤尔和与沈尹默颇为赏识陈独秀的才华，以为欲振兴北大，非陈独秀这样的智者不可。蔡元培信以为然，便很快将陈氏召来。陈独秀来京后，颇感同人甚少，觉得需有新人加入进来，遂向蔡元培力荐胡适，以此扩大人马。那一年元月他致信远在美国的胡适。透露了心曲： 　　“蔡孑民先生已接北京总长之任，为约弟为文科学长，北荐兄下以代。此时无人，弟暂充乏。孑民先生盼足下早日回国，即不愿任学长，校中哲学、文学教授俱乏上选，足下来此亦可担任。学长月薪三百元，重要教授亦有此数。《甲寅》准于二月间可以出版，秋桐兄不日谅有函与足下，《青年》、《甲寅》均求足下为文。足下回国必甚忙迫，事畜之资可勿顾虑，他处有约者倘无深交，可不必应之。中国社会可与共事之人，实不易得。恃在神交颇契，故敢直率陈之。” 　　一边是劝胡适归国，一边扩大自己的作者队伍。这一年为《新青年》写稿的有：吴虞、恽代英、胡适、刘半农、蔡元培、李次山、章士钊、陶履恭、陈嘏、刘廷陵等。到了1918年，队伍忽地扩大了。钱玄同、周作人、傅斯年、罗家伦、鲁迅、沈尹默、常惠、沈兼士、陈衡哲、欧阳予倩等新人加入进来了。不过新入的作者，大多是谈学理，言时态，搞翻译，唯有鲁迅，搞的是创作，既有小说，又有新诗，别的作者，虽也有搞新诗的，不过凑凑热闹。创作上独步文坛者，唯鲁迅一人。所以那面目，就不同于众人，陈氏本人，对此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新青年》最初创刊，格调便不同于前人，它的出现，似乎证明康、梁的时代已经过去了。陈独秀办刊，态度是明朗的，欲创一个新的时代。所以文章、作者。都是些新的面孔。气韵也大异于别路人等。杂志起初名《青年杂志》，自第二卷第一号起，易名《新青年》。既然名之为“新青年”，陈独秀便注重它的色调。比如作者多为青年，栏目多有新意，每卷以译介域外思想为重点，加之时事评论、思想品评，像初春的风，吹来股股暖意。一百年来，中国文化风潮更迭起伏，很少有《新青年》那么风驰电掣，气象阔大，且摧枯拉朽。如今思之，真是让人神往不已。 　　陈独秀办刊，有两个特点值得回味。一是对域外的文化思潮敏感，引介颇得分寸；二是问题意识明确。看到了国内急欲解决的难题。他组的文章，或输入欧美的学理，如高一涵的《乐利主义与人生》，刘叔雅的《柏格森之哲学》、《美国人之自由精神》，马君武的《赫克尔一元哲学》等，或对旧文明的抨击，如陈氏自己的《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再论孔教问题》，李大钊的《青春》，吴虞《家庭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礼论》等。文章多有文采，慷慨激昂。又本乎学理，不是意气用事，是颇有张力的。前期的杂志以论述、评介为主，到了1918年，创作渐渐多了，有了新诗，有了小说。还有编者与读者的通讯，整个感觉是动的、新的、深的。诸多篇目，系着那一代人的心魂，动人的文字一时难以述尽。 　　读《新青年》，陈独秀的性格历历在目。几乎没有温吞的文章，精神是开阔的。他特别喜欢引介域外思想，译了大量文章，常常有着针对性，对读者而言，不能不说是一剂良药。他译法国薛纽伯的《现代文明史》，介绍现代欧洲文艺史，推荐欧洲科学家的思想，气度上颇似梁启超，然而境界却高远得很，内蕴更为丰厚。陈氏看中国问题时，一语中的。爽言爽语，我以为是有了域外文明作参照的缘故。他熟悉日、英诸国文字，对政治学、文艺学、科学史、法律等均有兴趣，文章自然通体明亮，博杂丰富。他后来搞起政党建设，投身社会运动，与他的知识兴趣，很有关系。《新青年》较之于后来出现的《语丝》、《沉钟》、《骆驼草》等，气象阔大。非别人可以比肩。原因自然是包罗了诸种人文学说，无论在政治层面还是文艺层面，都高耸于社会之上。后人至今仰视，其间不乏对这位主编的赞佩。 　　他性格里有种论辩气，不喜宁静致远的笔法。《新青年》屡屡引起论争，题目不说惊世骇俗，亦可谓奇气四溢。他的《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驳康有为共和平议》、《偶像破坏论》篇篇引人注目，有的甚或引起争议，质疑者当不在少数。相比于他的友人，陈氏似乎更喜欢将问题推至极端，如晴空响雷，滚动于人们的心头。不同于陈氏的是，胡适有点温文尔雅，周作人沉着平淡，鲁迅峻急、苍冷。钱玄同虽有凌厉之气，但不及陈氏明快多致，精神的维度唯有陈独秀让人刮目，你看他的《偶像破坏论》，多么迅猛激越，有刚烈之风： 　　“世上真实有用的东西，自然应该尊重，应该崇拜，倘若本来是件无用的东西，只因人人尊重他，崇拜他，才算得有用，这般骗人的偶像倘不破坏，岂不教人永远上当么? 　　泥塑木雕的偶像，本来是件无用的东西，只因为有人尊重他，崇拜他，对他烧香磕头，说他灵验，于是乡愚无知的人，迷信这人造的偶像真有赏善罚恶之权，有时便不敢作恶，似乎这偶像却很有用。但是偶像这种用处，不过是迷信的人自己骗自己，非是偶像自身有什么能力。这种偶像倘不破坏，人间永远只有自己骗自己的迷信，没有真实合理的信仰。岂不可怜! 　　天地间鬼神的存在，倘不能确实证明，一切宗教，都是一种骗人的偶像，阿弥陀佛是骗人的，耶和华上帝也是骗人的，玉皇大帝也是骗人的，一切宗教家所尊重的崇拜的神佛仙鬼，都是无用的骗人的偶像，都应该破坏。” 　　细看作者的文字，有些武断的一面，对后世影响可谓深矣。文章类似口号的罗列，不容置疑。这是在传统压迫下的呐喊，乃反叛的声音，对那时的青年，不能说不是一种鼓动。但那叙述的模式，思维的逻辑，都过于简化，不及胡适、周作人绵密，亦无鲁迅的深邃，文本上的价值，就要打一点儿折扣。我喜欢他述学、谈史的文字，对宣言体，有一点别扭。因为缺少温情，人性的维度过小，于是易流于新的八股。其实后来文人，每每喜用此类腔调，差不多也落入独断主义的旧路，让人觉得面目冷酷。独断主义是独断文化的产物。陈独秀自然不能逃脱旧路。他在反叛自己的祖先文明时，又不得不带有祖先文明的烙印。不仅是他，胡适、周作人、鲁迅，都有一些的，那是没有办法的。 　　 　　2 　　 　　草创时期的新文化应是什么样子，陈独秀也只是朦胧的猜想。那时候他把目光投射在外，很少回到自身。似乎曙色只能挂在天边，己身是渺小的。《新青年》时代的作品几乎都是述理的，是对域外文明的引介和对旧的传统的解析，自己却隐到学理的背后。与鲁迅不同，陈氏似乎不愿意把已身的磨难告诉别人，他关心的不是怎样转化自己的苦楚，而是如何转化和改变旧的外部环境。后世的编辑家编写文学类的作品，很少搜求陈独秀的墨迹，人们把他看成政治家而非学者、诗人，这或许是政治观过强的缘故。他太看重对外部世界的变革，而恰恰少谈自己的经验，文章自然就少了“我”的色泽，好像与读者有一点儿距离了。 　　查陈氏文章，谈学术者多，谈政治者多，谈伦理者多。虽也是谈文学，有过《文学革命论》这样的宏文，但也多是从社会学的角度看文学，与周氏兄弟的目光是有区别的。陈独秀不是学业单一的人物，他对许多学科颇有兴趣。科学思想史、社会学、哲学、政治学、文字学、文学等方面，均有涉足。每每著文，均出语不凡，有着特别的见识。他看待事物的眼光，有人本的一面，又有现代科学的一面，进化论、人道主义、平民意识，都闪现在他的世界里，给人的印象是五光十色，斑斓多致。不过，他思想的大致脉络是，先关注学术的更新，继而看重政治改革，再后来专心于伦理的革命。这里，都没有文学的位置。他后来提倡文学革命，不过是为伦理建设服务罢了。在他看来，伦理上的革命一旦成功，文化的问题就可解决了。 　　《新青年》初期，在思想上能与陈氏并肩的人物没有几个。钱玄同、周氏兄弟和他还多少有些不同。这些人物更着重于新文学建设。出发点与陈氏略有一些区别。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观，也带有他个人的政治梦想，即通过平民的、写实的、社会的文学与贵族的、古典的、山林的文学对立。那对立的根本就是为政治革命服务。《文学革命论》云： 　　“今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盘踞于运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学。使吾人不张目以观世界社会文学之趋势，及时代之精神，日夜埋头故纸堆中，所目注心营者，不越帝王，权贵，鬼怪，神仙，与夫个人之穹通利达，以此而求革新文学，革新政治，是缚手足而敌孟贲也。” 　　把文学的变革与政治变革连在一体，就显得境界较为高大，不像唯艺术而唯艺术者那么单调。胡适看到了《文学革命论》，就兴奋致函于陈氏： 　　“今晨得《新青年》第六号，奉读大著《文学革命论》快慰无似!足下所主张之三大主义，适均极赞同。适前著《文学改良刍议》之私意，不过欲引起国中人士之讨论，征集其意见。以收切磋研究之益耳。今果不虚所愿，幸何如之!此期内有通信数则，略及适所主张。惟此诸书，似皆根据适寄足下最初一书(见第二号)，故未免多误会鄙意之处。今吾所主张之八事，已各有详论(见第五号)，则此诸书，当不须一一答复。中惟钱玄同先生一书，乃已第五号之文而作者。此后或尚有继钱先生而讨论适所主张八事及足下所主张之三主义者。此事之是非，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一二人所能定。甚愿国中人士能平心静气与吾辈同力研究此问题!讨论既熟，是非自明。吾辈已张革命之旗，虽不容退缩，然亦决不敢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以胡适的眼光，陈独秀的观点不容置疑，但亦不可自以为是，理论毕竟是理论，尚未经由实践的检验。不过陈独秀也好，胡适也好，他们的新思想是建立在对域外历史与本土文明考察的基本点上的，可谓带有一点儿学人的特点。即都对社会与文学间的关系过于敏感，思考的尚不是人本的问题。陈独秀写过诸多精彩的文章，但多以长者自居，像个将领，语气是断然的，不可错的。这反而不及胡适、周作人等亲切。倒是钱玄同与他“嗅味相同”，癫狂独行，有狂人之风，比如陈氏说，推翻孔学改革伦理是根本要义，而到了钱玄同那里，伦理改革固然重要，根本点是要推翻汉字，废掉书法。此类狂言，比陈先生有过之而无不及，真真是骇人听闻。 　　陈独秀对钱玄同颇为欣赏，两人的通信有着默契的地方。从钱氏的独白里，陈独秀也看到了狂士的力量。但鲁迅的文章在《新青年》登出后，二人不禁暗自狂呼，天底下还有比二人更为卓绝的人物。《狂人日记》的一声咏叹，仿佛来自天边山响雷，震塌了半边天空，若说振聋发聩，鲁迅君便算是一位的。钱玄同曾以赞佩的口吻说：“他读史与观世，有极犀利的眼光，能抉发中国社会的痼疾，如《狂人日记》、《阿Q正传》、《药》等小说及《新青年》中他的《随感录》所描写所论述的皆是，这种文章，如良医开肪宴，作对症发药之根据，于改革社会是有极大的用处的。”钱氏的看法与陈独秀颇为相近，他们眼里的鲁迅，自有别人难及之处。至少是生命深处的热力，给人的辐射是巨大的。文学一旦进入灵魂的内部，它升腾的力量绝不亚于政治家的鼓动。 　　但是，倘若不是政治家的鼓动，五四新文化运动，便不会有更大的范围和力量。陈独秀在那时，是一个吹号的人，发出的是抗俗的声音，至于那号的大与小，质量如何，他并不在意，而是旨在唤起国人能够真正醒悟，不再躺在古老的旧床上久温着古梦。《新青年》如果只谈文学，对知识界的影响不会很大，正因了广谈政治，抨击时政，译介西洋学术，从东西方文化的差异谈到无神论。从西洋教育讲至中国的学界，才引起了读者的文学注意。而这里，陈独秀高远的眼光，是起了相当的作用的。我现在偶读他那时的文章，就觉得真诚专致，毫无伪态，有着相当可爱的一面。中国后来的政论家，不知怎么驱走了陈氏的真挚，他们抨击别人时，常常像个道学家，给人的感觉并不舒服。陈独秀的文章之所以还可以让后人激动，一方面是一个中正的学人，另一方面呢，是个难得的真人。后来专吃政治饭的人，把这两点大多已丢掉了。 　　 　　3 　　 　　我一直奇怪的是，他的同代人很少回忆其生平细节，相关的资料很少，晚年的行踪多亦难寻。知识界对他一直有各种不同的看法，否定者多，喜爱的有限。初见他的，对其身上的气质印象颇深，和一般儒雅的读书人是不同的。鲁迅、胡适等人是喜欢他的，观点也许不同，至少他身上的个性是有趣的。鲁迅的同学朱希祖之子朱契在一篇回忆录里写道： 　　“陈独秀那时在北京大学担任文科学长。也到我家吃过饭。父亲请他上坐，谈着办《新青年》的事情。母亲偷偷地去看一下，见陈独秀说话的时候，先挺一挺眉，眉宇之间有一股杀气。客人走了以后，母亲对父亲说道：这人有点像绿林好汉，不是好相的。你怎么和这些人打起交道来了?” 　　从一个女人的角度，得出如此初步的印象，那也可见陈独秀在一般百姓眼里的形象。陈氏没有留下什么生活照片，关于他的一切，大多只能从其文字里寻找。他的文章柔婉的地方少。气脉是宏阔的，连记趣的篇什也殊难看到。胡适在一篇文章里说这位《新青年》主编是一个老革命党，此外便没有什么形容词了。在五四文人留下的一些回忆录里。对他的描述都很简单。一看就有些类型化。人们不说或很少去说，大概和后来的政治气候有关。陈独秀是个四面不讨好的人，所谓“国民公敌”者正是，但也有正派的学者说过一些公正的话，对其的评语很是贴切。1934年王森然先生出版了一本《近代二十家评传》，就写到了陈氏。视点是高的。作者以为，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度，出现一个陈独秀是不易的。向来中庸、老气的民族如果没有一两个斗士出现，那是悲哀的事情。有趣的是，文中也写到了日常生活的陈独秀，其形貌跃然纸上： 　　“先生本为旧家子，早岁读书有声，言语峻利，好为断制。性狷急不能容人，亦辙不见容于人。先生在沪与章秋桐、张博泉、谢晓石公立国民日日报。与秋桐蛰居昌寿里之偏楼，对掌辞笔，足不出户。兴居无节，头面不洗，衣敝无以易，并亦不浣。一日晨起秋桐见其黑色袒衣，自物星星。密不可计。秋桐骇然曰：仲甫!何也?先生自视，平然答曰：虱耳!其苦行类如此。” 　　上述材料大概受了章士钊回忆文字的影响。它问世的时候，陈氏还活着。想必是可信的。陈独秀的不拘小节，乃朋友的共识。关于他有许多传言，有的近乎漫画。他没有胡适那么典雅，也不像鲁迅那样内敛，言与行是一致的。以温和闻世的胡适对他有过难为情的时候，觉得遇事不好处理。大概是没有回旋的余地。陈氏身边的人，能欣赏他的尚可，否则大多要分道扬镳的。他的个性甚至让人难堪，这是许多回忆文章中都提到的特点。 　　在胡适和周作人的日记，陈独秀的名字频繁出现，并无别人所说的恶魔气。周作人晚年写到老友时甚至还有些感慨。《新青年》的同人是认可他的。你看他从北京狱中出来时人们欢迎的态度，大概就可以看出些什么。但在一些外人眼里，就有一点儿怪气，甚至有点儿妖魔化了。林纾的文章里，陈氏就并非好人，简直有点儿可恶了。陈独秀所有的照片都没有微笑的，是一副金刚怒目的架势。这其实只是一种外表，心性的东西怎么能一下子看出来呢?历来关于他的文章。都不太往作家那里靠，似乎只是个政治中人，混在学界里。那其实是不对的。陈独秀不仅关联着一个沉重的政治史，也和现代以来的知识分子的命运紧密交织着。和鲁迅一样，他在中国写下了文化史上重要的一页。 　　我有时读他的书，便这样想，假如他用心地写作或从事研究，也许关于他会有更多的话题。可惜他将自己的精力大多用到政治中去了，而且收获的却是失败。可是后来渐渐接触史料。才恍然感到，用文人和学者的眼光要求他，是大错的。他是中国极其特别的存在，既不同于鲁迅，又有别于胡适。他开启了文化的新路径，将一种可能昭示了出来，了解他，是需要接受刺激和挑战的。 　　 　　4 　　 　　陈独秀一生受挫多多，自己却视之无事，并不在意身外之物。他很小就中了秀才，在别人看来是怎生了得。1897年，他到南京参加分试。却名落孙山。这一次落第，大概也改变了他的思想，决定不再走科举之路。其实就那时的文章而言。他算是一个高手，出笔不凡，多见奇气，又见识深远，是一般读书人所不及的。我读他年轻时的文章，一个突出的感受是，有一种别样的气韵，不被士大夫的迁气所绕。他大概是个很会读书的人，在文章中能嗅出真伪之气。《实庵自传》里就写到了他自己如何不喜欢八股文，能从性灵化的文字里呼应些什么。我想是天性里有一种诗性的因素吧?他和鲁迅一样，很早就失去了父亲，又生活在一个严厉的家庭中，早期教育自然要好于一般的百姓。陈独秀自称少年时代有三个人起了很大作用：“一个严厉的祖父，一个能干而慈爱的母亲，一个阿弥陀佛的大哥。”祖父的严厉大概传染给他一种嫉恶如仇的性格，母亲的善良暗示了悲悯之心。直到晚年，他的诗文里也依稀可以辨别出来的。至于他的大哥传染给了他什么，不太好说，但总可以说是中国的良知，或是别的什么，他很早就显示了精神的坦白，作文时亦能自嘲己身，不像别人那么一本正经。1904年，还是在办《安徽俗话报》时，就写过多篇文章，内中有诸多剖白。那语气也让我想起鲁迅的几篇忆旧之作，精神深处，有着些许逻辑上的联系。比如在《说国家》一文中，他就坦言： 　　“我十年以前，在家里读书的时候，天天只知道吃饭睡觉。就是发奋有为，也不过是念念文章，想骗几层功名，光耀门楣罢了。哪知道国家是什么东西，和我有什么关系呢?到了甲午年，才听见人说有个什么日本国，把我们中国打败了。到了庚子年，又有什么英国、俄国、法国、德国、意国、美国、奥国、日本八国的联合军，把中国打败了。此时我才晓得，世界上的人，原来分做一国一国的，此疆彼界，各不相下。我们中国，也是世界万国中之一国，我也是中国之一人。一国的盛衰荣辱，全国的人都是一样消受，我一个人如何能逃脱得出呢。我想到这里，不觉一身冷汗，十分惭愧。” 　　后来有人讥讽他刚愎自用，盛气凌人，那其实只是看到了一面。实则也有诸多谦逊的地方，只不过是隐得过深。很少表白罢了。在他的遗稿里，我们能读出他性格的动人一面。他惊人的坦率。从不掩饰自己的内心真相。比如对女人的态度，对庸人的看法，都别于他人。《实庵自传》写到自己南京应试的生活片断，都是惊人的笔触。不知为何，许多晚清应试的描写，看过即忘，然而陈独秀的只言片语，却让人深刻于心。那文字鲜活、深切，场景驳杂。他写人身上的恶气入木三分，连一点儿余地也不留。你在他的文字里绝读不到典雅与悠然。那里是心性的写实，也有乡俗的点染。故乡与都市里的浊气几乎充塞着一切，他多年以后赞美鲁迅的小说，我想是相同的经验起了作用。对一种古老的生活方式，他们实在是笑不起来的。 　　读着他的文章。看到对丑陋场景的描写，你能感叹他的叛逆性，不陷于虚妄，直面着恶俗，在审美态度上，与士大夫之流的附庸风雅是不同的。在《实庵自传》的结尾，陈氏有一段小说般的传神之笔，写了科举生活的可笑，那文章说： 　　到了八月初七日，我们要进场考试了。我背了考篮、书籍、文具、食粮、烧饭的锅炉和油布，已竭尽了生平的气力。若不是大哥代我领试卷，我便会在人丛中挤死。一进考棚，三魂吓掉了二魂半，每条十多丈长的号筒，都有几十或上百个号舍，号舍的大小仿佛现时警察的岗棚，然而要低得多，长个子站在里面是要低头弯腰的，这就是那时科举出身的大老以尝过“矮屋”滋味自豪的“矮屋”。矮屋的三面七齐八不齐的砖墙，当然里外都不曾用石灰泥过，里面蜘蛛网和灰尘是满满的，好客易打扫干净，坐进去拿一块板安放在面前，就算是写字台，睡起觉来，不用说就得坐在那里睡。一条号筒内，总有一两间空号，便是这一号筒的公共厕所，考场的特别名词叫做“屎号”；考过头场，如果没有冤鬼缠身，不曾在考卷上写出自己缺德的事，或用墨盒泼污了试卷，被贴出来二场进去，如果不幸座位编在“屎号”，三天饱尝异味，还要被人家议论是干了亏心事的果报。那一年南京的天气，到了八月中旬还是奇热，大家都把带来的油布挂起遮住太阳光，号门都紧对着高墙，中间是只能容一个半人来往的一条长巷，上面露着一线天，大家挂上油布之后，连这一线天也一线不露了，空气简直不通，每人都在对面墙上挂起烧饭的锅炉，大家烧起饭来，再加上赤日当空，那条长巷便成了火巷，煮饭做菜，我一窍不通，三场九天，总是吃那半生不熟或者烂熟或煨成的挂面。有一件事给我的印象最深。考头场时，看见一位徐州的大胖子，一条大辫子盘在头顶上，全身一丝不挂，脚踏一双破鞋，手里捧着试卷，在如火的长巷中走来走去，走着走着，上下大小脑袋左右摇晃着，拖着怪声念他那得意的文章。念到最得意处，用力把大腿一拍，翘起大拇指叫道：“好!今科必中!” 　　这位“今科必中”的先生，使我看呆了一两个钟头。在这一两个钟头当中，我并非尽看他，乃是由他联想到所有考生的怪现状；由那些怪现状联想到这班动物得了志，国家和人民要如何遭殃；因此又联想到所谓抡才大典，简直是隔几年把这班猴子、狗熊搬出来开一次动物展览会；因此又联想到国家一切制度，恐怕都有如此这般的毛病；因此最后感觉到梁启超那班人们在《时务报》上说的话是有些道理呀!这便是我由选学妖孽转变到康、梁派之最大动机。一两个钟头的冥想，决定了我个人往后十几年的行动。我此次乡试，本来很勉强，不料其结果却对于我意外有益! 　　此类笔法，已显示了切实的意识，睁着双眼打量世界，写作乃是一种坦露，绝非自我的逃避。那个世界裹着缕缕寒气，哪有什么冲淡和宁静?他的文章从不去讨好读者，有时甚至用文不雅训的语体刺激别人，并不在意喜欢与否。细想一下他的思路，是有一点儿野性的，以丑为快的东西的。如若发展下去。大约有点儿拉伯雷式的遗风，以恶心与粗俗颠覆着雅人的世界。自己呢，也一路狂欢地走着，亵渎着种种神灵。陈独秀身上其实已折射出了一种精神的可能。那就是以非正经的语体，洗涮一个古老的神话，弄脏它，戏弄它，直到久远的灵光从那里消失。许多年之后，当王小波出现在文坛时，才有了真正意义黑色幽默的文学。以一种玩笑和戏仿的姿态嘲讽身边的世界时，那神情是洒脱的。我在王小波文字里看到了与陈独秀的某一点点相通处。所不同的是，陈氏还残留着士大夫的某些痛感。传统文人的忧患之心，还是很浓很浓的。 　　 　　5 　　 　　直到我后来读到他的诗，尤其是旧体诗，才发现流行的看法存有一点问题。陈独秀给人的假象太多，好似无情无义之人，且冷面铁心。那是皮毛之见。他其实是有许多朋友的，在知识界同道者甚广。与人相交时，亦挚诚可感，甚至还带点儿玩童之态。他与汪希颜、何梅士、章士钊、苏曼殊、沈尹默、胡适、台静农、魏建功，有着非同一般的友情，有的终生如一。看他的遗作，感时伤世之文泪血相交，甚或有文人的凄楚，每每读之，心为所动，气韵有唐人特点，刚劲之后亦有柔婉，是流着文人本色的。 　　这个发现也让我联想起与鲁迅的差异。在旧诗文里，鲁迅是没有多少士大夫气的，感伤的东西很少，不太爱写己身的泪水。陈独秀则不掩饰儿女情长，所遇所感，每有凄苦，辄援笔书之，和政论文中的形象很有距离。你在这里亦可感到内心的柔情，男儿的温和也掩饰不住的。《哭汪希颜三首》、《哭何梅士》、《挽大姊》等诗，都无横眉之状。且看《哭何梅士》的韵致是多么隶杀： 　　海上一为别，沧桑已万重。 　　落花浮世劫。流水故人踪。 　　星界微尘里，吾生弹指中。 　　棋卿今尚在，能否此心同。 　　此诗最早以由己的名字发表于1904年4月15日的《警钟日报》。据《陈独秀诗存》注释，发表此诗时亦附有章士钊的诗与注，可看出陈氏与章士钊那时的情形，彼此的性情亦流露此间： 　　“二月十六日。福建何梅士，以脚气病死于东京，盖吾党中，又失去一健卒矣，余闻而痛极，然非知何梅士者，亦不知所以为痛也。余与梅士居上海，形影相属者，半年有余，无一日不促膝至漏尽。安徽陈由已，亦与余及梅士同享友朋之乐者也。何梅士之立志与行事，由己知之亦详。梅士之死也，由己方卧病淮南，余驰书告之，余得由己报书，谓梅士之交，使我病已加剧，人生朝露，为欢几何，对此弗能自悲，哭诗一首，惨不成句矣……” 　　章士钊的注释透露了这样两个信息：一是陈独秀有绿林之风，善于交友，且情笃者多。二是重于友情，不免有感伤情怀。病中闻友人去世，是雪上加霜，遂有“人生朝露，为欢几何”之叹。看陈氏之诗。有凡人的苦乐，加之佛教的影子，通篇哀凉，泪光涟涟。自有高古气，是格高气爽的。这一情怀，即便是经历了人间挫折，久浸政治苦海，仍未泯去。直到晚年，阅读到类似的诗文，文人气是一看即明的。 　　了解他的性格，在旧诗里能找到许多线索。那些都是各类史料中难见的。比如交友之道，就率直无伪，不忘旧情。五四之前，他居杭州时，曾与沈士远、沈兼士、沈尹默三兄弟相识，和沈士远、沈兼士过从甚密。写过一些赠诗，都非“上通乎道德，下止乎礼义”之语，有一点江湖格调。再加之行文清峻，唐人行迹宛然在目。《寄士远长安》云： 　　自君别湖水，天地失清秋。 　　影着孤山树，心随江汉流。 　　转蓬俱异域，诗酒各拘囚。 　　未及祖龙死。咸阳不可留。 　　三沈当中，沈士远是厚道之人，人缘颇好。但论才气和声名，沈二先生尹默，则高于诸兄弟。陈独秀与之关系很密，一直保持着友情。看年轻时代陈氏写给他的诗，当见情谊之深。那一首《杭州酷暑寄怀刘三沈二》，有孤雁叫群秋更哀的味道。如今读它，不可想象出自陈氏之手，内倾与伤神之处，隐隐可见。台静农晚年披露过陈独秀暮岁时寄沈尹默绝句四首，能看出千秋挚意。真真是让人叹之又叹的好诗： 　　湖上诗人旧酒徒，十年匹马走燕吴。 　　于今老病干戈日，恨不逢君尽一壶。 　　村居为爱溪山尽，卧忱残书闻杜鹃。 　　绝学未随明社屋，不辞选懦事丹铅。 　　哀乐渐平诗兴减，西来病骨日支离。 　　小诗聊写胸中意，垂老文章气益卑。 　　论诗气韵推天宝，无那心情属晚唐。 　　百艺穷通偕世变，非因才力薄苏黄。 　　陈氏晚岁怀念旧友，诗中意绪万端。遥忆当年。在西子湖畔把酒论书，后又逢于北京大学，共编《新青年》杂志，能不感而慨之?陈独秀去北大教书，乃沈尹默所荐。陈氏不忘旧情，于诗中咏之，拳拳之忱，动人耳目。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均盛赞于他，那也证明其为人的磊落之处。了解这个人物，大概是要顾及于此的。近代以来，大凡提及陈氏。只从政治行迹入手，谈其文化得失。而个性中冷热之处言之很少。精神的全貌就不了然了。我们看他与章士钊、苏曼殊、刘季平的手足之情，读他与《新青年》同人的信件，也依稀可以觉出言行举止的可爱。在其眼里，人无高低贵贱之分，编刊时亦与人平等对话，有信必复，且不装腔作势，确是有真人之风。蔡元培后来和他相识，对其印象很好。他觉得陈氏第一有学识，第二有毅力与责任心，第三呢，是有一种向心力。1933年，蔡元培为《独秀文存》作序时特别夸赞了他与胡适、沈尹默、周氏兄弟、钱玄同、刘半农的友情，以为与“诸君甚相得”。这看似是一句普通的话，实则是大的夸赞。在那样一个时代能与如此优秀的人相处。改写了人们的记忆，是大不易的。 　　 　　6 　　 　　有关陈独秀的生活片断的描写，都是支离破碎的。和鲁迅的浩繁的回忆录比，他显得那么清冷。许多弥足珍贵的形影，都消散在历史的空洞里。后人已不复知之。在现存的零碎的片断里，我隐隐地感到他的气色：冷峻、沉着、机警而又迅急。他大概是性格外露的人，没有谁说他口蜜腹剑，或风或雨。而是光明磊落的。文坛上的人骂鲁迅、章太炎是疯子。没有谁这样称呼他。大概因为形影均露于外，黑白俱明，毫不隐晦。罗章龙有一本《椿园载记》，写过对陈独秀的印象，是难得的文字。书中只记经过，没有形象的描述，而人物的特征也显示出来。罗氏说陈独秀是个不善交际的人，给我的印象很深，那么如此看来，他与那些逢场作戏的八面玲珑者是大不相同的。书中说： 　　我进北大时，陈先生已在执教了。在中学时，我就是《新青年》的热情读者，尤爱署名陈独秀的文章。进校初期，又听到有关陈先生的许多传闻，对他是很敬仰的。但我认识陈先生，却是很偶然的。 　　当时，我所在的德文班有三四十人，彼此学历很不一样，大致有三种类型：一是从国外回来的，他们大多是外交官的子弟，随家在德国学习，回国后又转入北大继续升学；一部分是在青岛大学读完两年以后，转入北大重读预科的，青岛大学为德国人所办，用德语授课，德文水平较高；再就是像我这样的普通中学毕业生，在中学学过四年德语。这个班由于程度参差不齐，老师授课颇感困难。同学们学习进展也不一致，对学习进度不免意见分歧。为此，我们开了几次班会，进行协商，最后确定向学校交涉，请求解决。班里决定从三个程度不同的同学中各推一名代表主持此事。我是代表之一，和其余两位同去见文科学长陈独秀。事先我们还拟了一个书面报告，由年长的一位代表面呈陈先生。陈在办公室接见了我们，说：“你们来干什么?” 　　我们申述来意后，提出分班的要求。陈先生听后说：“分班?办不到，日前教员和教室都没有多余的。” 　　我们接着提出：“是否可采用甄别的方法，部分同学经过考试合格后，可升到本科学习。”陈先生听到这里，打断了我们的话，说：“你们学生是想读书，还是想早毕业?你们希望早毕业好做官为宦?多读两年书有何不好?” 　　我们申辩说：“不是这个意思。再说，早毕业进入社会，转入仕途也不是坏事。”陈先生听后便有些光火，说：“你们根本不想认真读书。你们平时对社会上的重大问题也不愿研究，只知道考虑个人……”声调越说越高，语气失和。同学也不耐烦，起身就走，结果不欢而散。 　　陈先生送我们出门时，似有悔意。我在班上年纪较轻，在申述理由时，越次发言颇多，出门时走在后面，陈先生边走边对我问道：“你是哪里人?”我回答说：“湖南人，湖南联合中学毕业生。”他听后点点头说：“你且留下，我们再谈谈。”我留下后，陈先生问我：“你说说看，这事该怎么办?”我回答：“同学们的意见是合理的，并不过分。没有教员和教室也不是您的责任，可以转告学校有关部门，让他们解决!”陈点点头。我又说：“同学们要求通过甄别考试提前毕业，也是正当的。有人想做官入仕，不能说我们都是怀有做官的思想。今天没有解决问题，大家不会就此罢休。”陈先生若有所思地又点了点头。我谈完意见就告辞走了。 　　代表们回去报告交涉的经过后，果然，大家不以为然。经过讨论，又派我们三人再去找陈先生。这次陈答应了，同意向学校反映，设法分班。并说，提前毕业事还要经教育部核准。一场风波得以解决了。经过这件事后，我认识了陈先生，此后，我和他的交往逐渐多起来了，印象也逐步深入了。 　　北大时期的故事，还有一些，比如许德珩的那篇《我和陈独秀》，也有趣得很，亦称得上难得的资料。许氏是北大学生，听过陈独秀的课，他讲的那个故事，差不多把陈独秀的性格写活了： 　　“蔡元培到来之前的北大，校风很腐败，学生自由散漫，纪律松弛。蔡到校后，力图改革，整顿校风。陈独秀来校任文科学长，和蔡元培一起，积极推动北大的改革。” 　　“陈独秀在整顿上课纪律当中，还与我闹过一场误会。当时我们班上有一同学是黎元洪的侄子。此人经常缺课，并叫人代他签到。陈独秀不调查研究，误听人言，就把这件事记在我的身上，在布告牌子上公布我经常旷课，记大过一次。我当时是一个穷苦学生，冬天穿夹衣过冬，宿舍里没有火，所以我不是在讲堂上，就是在图书馆里。当我见到这个记过布告时，十分惊异，并极端愤怒。我一怒之下，就把布告牌砸碎了。陈独秀性情一贯地急躁，他也大怒，对我的砸布告牌又记了一过。我又把第二个布告牌砸了，并站在他的办公室门前，叫陈独秀出来同他说理。此事立即叫蔡校长所知，经过蔡的调查，才知道是陈独秀搞错了，叫陈收回成命，并向我进行劝慰，此事遂告平息。这也就是陈独秀认识我的开始。” 　　从处理事情的简单化的一面看，他实在不会协调人际关系。后来创建共产党，每每与周围人发生冲突，证明其书生的本色，老于世故的那些手段与之是无缘的。陈独秀的特长应是编刊物，搞学问，做政治领袖则少有计谋。可偏偏扔掉所长，用之所短，这在他是一个损失，不过细细说来。他和鲁迅都有一个特点，就是都在做知其不可而为的事情，内心燃着火，对别人坦诚交流着。《新青年》创刊不久，因了影响之故，青年人的信雪片般地飞到编辑部，那时候是热情回答各类问题的。看读者的信，以及与他们的交流，则可见性格的一斑：细致、严格、庄重。陈独秀不是草草做事的人。想问题都很深，解答疑团又颇为耐心，读者通过刊物与回信，也看出主编的心理，其可感之处是很多的。记得有位叫毕云程的读者就发现了陈独秀内心苦楚和悲壮的情怀，可谓一语中的。在致陈氏的信中说： 　　“读大志，敬悉先生‘最反对悲观主义’。甚佩甚幸。惟以仆之愚，窃见先生之于悲观。心虽非之，然以先生识见之高卓，而视普通社会之卑污龊龌，苟安旦夕，自不觉悲观之念，油然而生。此非仆之妄言，试观先生自谓‘仆无状，执笔本志将一载，不足动青年毫末之观听’。此数语，盖为先生悲观之念之泉源也。” 　　毕云程在信的后部分温和地批评了陈氏的急躁，以为大可不必悲观，世间总会进化的。陈独秀看过此信，大概是动了感情，在复信里自省在“烈火焚居，及于眉睫”之时，说话不免“急不择语”。用今人的话说，是匆匆为之。此类心态在那时的知识界是常见的。鲁迅后来不就说过对民众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话吗?《新青年》自创刊始，就一直裹在一种焦虑里，众人的文章不免亦有火气。 那时候陈独秀已快到中年了，然而文字却毫无暮气，如燃烧的干柴，照着惨烈的世界。用一种暴烈的语言，散出了缕缕温情。在遥远的地方，都可以感受到冲荡的热力，而这，将一个漫长的夜，终于指示到了尽头。 　　 　　7 　　 　　能够真正提示陈氏精神内涵，且带有参照意味的人，是胡适。 　　胡适与陈独秀的结识，当在1916年前后，据说二人的通信，是由他们共同的老乡汪孟邹牵线的。1916年，《新青年》刚创刊不久，陈独秀正热情地投入到自己的编刊事业里。一向桀骜不驯的他，忽觉得自己的朋友资源有限，不禁有点儿焦急。胡适的出现，让其眼前一亮，仿佛找到了知音。那时胡适远在美国，正在写博士论文。但偶尔也写些短文和译一点作品。登在章士钊主办的《甲寅》上。与章士钊颇好的陈独秀，从《甲寅》上看过胡适的作品，那是得到过章氏的好评的。陈独秀关注胡适，大约基于以下几种考虑。一是远在美国，有诸多信息；二是文章清新，有锐气；三是精神的兴奋点相近，均有改造旧物，欲创造新的文明的冲动。其实胡适当时的心态与陈独秀并不一样。美国校园里的沉想有一点思乡之情，加之文化的梦想，对故园的思念里也带着哀其不幸的苍凉，根底不过是改良之心为主，并无“革命”的奢望。然而陈独秀则以内心的痛感和彻骨的体味，反感于周边的世界，要做的正是摧枯拉朽的大事。在没有见到这位留学美国的朋友之前，他大概将自己的情绪也外化到别人身上，总以为与自己是相同的。而当看到胡适清秀的笔迹和叛逆的意识时，我们的主编不禁为之一动。在这样的时候，陈独秀表现了尊强者，谦逊为怀的一面。这在他一生中是很少有的。他1916年8月致胡适的信。整个语调是中肯的，绝无别人印象中的杀气。要了解他的为人，这样的文字很难得，是不能不读的。在大量的遗稿中，类似的语调殊少，偶一闪动中也能看出心里的和善。鲁迅曾说：“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要不然，是很容易近乎说梦的”。陈独秀的形象多年被定格在一点上，他热情、厚道的一面很少被提及，若是能看到他人格的这一面，也就理解其个性的迷人之处了吧。 　　在后来与人的交往里，除了与托洛茨基的通信有过如此尊敬的口气外，他很少以类似的口吻说话。如此看来，能将《新青年》办得那么红火，与主编的甘做人梯，以及虚心的态度不无关系。胡适从美国回国，到北大任教，也是陈独秀的引荐，对一个思想界新星，他是敬重的，并不在意能否超过自己。1917年1月，在致胡适的信中，透露了他的心愿：即让其速速到北大任教。许多年后，当二人各行其路，不在同一营垒的时候。胡适仍念旧情，还到南京监狱里见过老友。《新青年》的共同生活与北大时的友谊，怎么能一下子忘掉呢?在我的推测看来，胡适与他只有友情而无深情。原因来自两个方面。首先是文化背景不同。一个是杜威的实验主义信徒，一个系法国与俄国大革命的崇尚者，哲学的脉络属于两个世界。其次是性格相距甚远。宽容与易怒，冲淡与竣急是难以兼容的。晚年的时候，有人写信与胡适，欲整理陈氏遗书，他的回答是：没有什么价值，大多是无用的。胡适觉得，陈独秀早年思想很浅薄，是杂凑的东西。后来又染有党八股气，亦不足为观。只是“晚年从痛苦中体验出来的‘最后’几点政治思想是值得表彰”。只喜欢从学术层面打量人生的胡适，自然是漠视了旧友的意义。昔日《新青年》主编的良苦用心，并未被这位同路人所认识。 　　但是胡适确实看到了陈独秀致命的弱点。比如吧，对实验主义和唯物辩证法的认识，陈氏就混乱得很。胡适是将二者严格分开来的，陈氏则以为能合而为一用之，都是域外文明，为什么不能造一条阵线呢?胡适指出，辩证法来自于黑格尔哲学。那是生物进化论成立之前的形而上学。而实验主义是后来的事，它诞生于生物进化论之后。属于科学的方法。两种思想自然就造成两种人生观。调和是无用的。陈独秀对这些背景，以及历史的景观了解有限。用胡适的话说，“未经过严格的训练”。所以他对这位《新青年》主编的评价，远不及对鲁迅那么高。鲁夫子创作上的成就与学术上的功底，在胡适看来是难以企及的。鲁迅那么讽刺他，却从不还手，大度为怀是一个因素，实在是钦佩，也是不能够排除的。 　　令胡适难堪和无可奈何的是，陈独秀的独断性和急躁性，是毁坏《新青年》以及新文人友谊的根由。他觉得这是难以接受的情感方式，也是知识群落里的痼疾。这是见仁见智的看法，后人也未必站在胡适的一边。不过回首当年，看那一段时光里的过客与隐士，难说陈氏的选择没有道理。用象牙塔里的公理，是不能量出尘世的一切是非的。只是在胡适的眼光里，令人视之，也有动人之处吧?1925年，在致陈独秀的信中，他写下了这样一段沉痛的话，现在重读，好像依然新鲜。也照出了陈独秀的性格特点，在那一封信的背后，现代文化尴尬的一幕也历历在目： 　　独秀兄： 　　前几天我们谈到北京群众烧毁《晨报》馆的事，我对你表示我的意见，你问我说：“你以为《晨报》不该烧吗?” 　　五六天以来，这一句话常常来往于我脑中。我们做了十年的朋友，同做过不少的事，而见解主张上常有不同的地方。但最大的不同莫过于这一点了。我忍不住要对你说几句话。 　　几十个暴动分子围烧一个报馆，这并不奇怪。但你是一个政党的负责领袖，对于此事不以为非，而以为“该”，这是使我很诧怪的态度。 　　你我不是曾同发表一个“争自由”的宣言吗?那天北京的群众不是宣言“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自由”吗?《晨报》近年的主张，无论在你我眼睛里为是为非，绝没有“该”被自命争自由的民众烧毁的罪状；因为争自由的唯一原理是：“异乎我者未必即非，而同乎我者未必即是；今日众人之所是未必即是，而众人之所非未必真非。”争自由的唯一理由，换句话说，就是期望大家能容忍异己的意见与信仰。凡不承认异己者的自由的人，就不配争自由，就不配谈自由。 　　我也知道你们主张一阶级专制的人已不信仰自由这个字了。我也知道我今天向你讨论自由，也许为你所笑。但我要你知道，这一点在我要算一个根本的信仰。我们两个老朋友，政治主张上尽管不同，事业上尽管不同，所以仍不失其为老朋友者，正因为你我脑子背后多少总还同有一点容忍异己的态度。至少我可以说，我的根本信仰是承认别人有尝试的自由。如果连这一点最低限度的相同点都扫除了，我们不但不能做朋友，简直要做仇敌了。你说是吗? 　　我记得民国八年你被拘在警察厅的时候，署名营救你的人中有桐城派古文家马通伯与姚叔节。我记得那晚在桃李园请客的时候，我心中感觉一种高兴，我觉得这个黑暗社会里还有一线光明：在那反对白话文学最激烈的空气里，居然有几个古文老辈肯出名保你，这个社会还勉强够得上一个“人的社会”，还有一点人味儿。 　　但这几年以来，却很不同了。不容忍的空气充满了国中。并不是旧势力的容忍，他们早已没有摧残异己的能力了。最不容忍的乃是一班自命为最新人物的人。我个人这几年就身受了不少的攻击和诬蔑。我这回出京两个多月，一路上饱读你的同党少年丑诋我的言论，真开了不少的眼界。我是不会怕惧这种诋骂的，但我实在有点悲观。我怕的是这种不容忍的风气造成之后，这个社会要变成一个更残忍更残酷的社会，我们爱自由争自由的人怕没有立足容身之地了。 　　以自由主义眼光看世的胡适，在这一点上赢得了后世的普遍赞扬，认为确有君子之风，非文化的独断主义。在中国这样的土壤上，排他与偏激易，包容则很难。一个残酷的事实是：陈独秀也好，胡适也罢，他们的那些文化之梦，都不大行得通，当两人冲突的时候，他们没有料到，那些话语那么无力，几乎影响不了现实，彼此还都是“国民公敌”，百姓和他们还是陌生的。 　　 　　8 　　 　　鲁迅对陈独秀，全然没有胡适这样的感觉，或许接触少，或许没有什么关注，总之，没有为之捏汗的负面看法。周作人当年曾因信教自由与否，和陈独秀有过交锋，不同意陈氏非难基督教的思想。那是1922年，周作人与钱玄同、沈兼士、沈士远、马幼渔等签名发表宣言，对陈独秀武断干涉宗教自由的行为殊为不满。鲁迅没有在宣言上表态，不知道何以未曾列名其中。他和周作人还住在一起，对一些事情是知道的。在鲁迅眼里，宗教确有文化上的意义，可是让人去膜拜，就有些问题，自己是不信它们的。我猜想，对陈独秀的观点，他未必不同意，支持也谈不上。在那样破败的环境下，纯粹的学理固然重要，而更为迫切的，却是造一批斗士，向黑色的王国进击。那时中国缺少的，恰是这类的人物。所以在评价这类现象时，不能不有一点儿踌躇的。欲言不行，不言又无可奈何，也许只有这样的沉默，才是一个交代吧? 　　有一次和钱理群先生谈天，讲到对陈独秀的评价时，他说：鲁迅一生对几件事没有表态，一是“新村运动”，二是陈独秀的非基督教活动问题，三是陈独秀入狱事件，四是科学与玄学的论战。这几个事件都是引人注意的，许多知识分子都卷入了进去。鲁迅为什么对此保持沉默，是有别的顾虑或别的什么?钱理群以为研究此一现象，或许能看出更深的问题。鲁迅精神某些难言之处，也保留在这里。这一发现是重要的。我粗浅的看法是，在鲁迅的对面，有诸多无法言说的世界，在打量它们的时候，传统的话语失去了力量。这也就是《野草》题词的那句话：“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在知识群落自以为热点的地方，我们有时看不到他的影子，反而消失了。那个热闹的世界不属于他。对陈独秀，用赞佩和否定的话都没有效力。鲁迅知道，自己和这位昔日的同人，各自存有精神的盲区。谁都不是圣人。但于中国最缺少的，却是这样的孟浪之士。鲁迅曾坦言，政治自己是不懂的，对不懂的，便不好发言。在某个层面上说，他不喜欢从事政治事业。那和自己的爱好、性情相距甚远。只不过喜欢借着文学，表达一下政治层面的看法，至于那其间的风风雨雨，知之甚少。瞿秋白和他交往时，联系二人的主要是文坛上的因素，并无政治上的热情，那些明暗相间的烟云只是一闪，便从视线上消失了。根底还是具有文学家的情趣，它占了上风。在中国最黑暗的年代。他坚守的是以文学的方式说话。而不是相反。有时候想一想，两人在许多方面，并无可比性。在现代史上，他们的各自存在都是有着不可兼容的地方。 　　只是在一篇文章中，鲁迅为陈独秀画了一幅画像，其中都是形容词，精神的特色跃然纸上，无言之语尽在墨中。那篇文章是悼念刘半农的，其中说了些佩服的话，语言不多，意思是明了的。 　　鲁迅很少对《新青年》同人进行总体的描述。这里却透露出了一些信息，至少对陈独秀，不是亲密的关系。他坦言只是“佩服”，心里不能说没有保留。对《新青年》这位主编的性格的感受是深切的，长处与短处尽在眼中。文中与胡适的对比，颇为有趣。较之于胡适，陈氏毕竟有可爱之处，他心直口快与朗然的风格，虽不免有造势之嫌，但一切历历在目，并无杂质。鲁迅自认自己内心的黑暗，他憎恨这些，又挥之不去。在《新青年》别的编者中，是看不到这些的。似乎没有人像他这样含有如此多的毒素，那是被古老的鬼气缠绕过的。在昏暗的屋子里，有过慢慢待死的绝望，并无走出的渴念。他知道一切都会重归于死灭，挣扎不过是挣扎，光明终要隐于暗夜里。这样的时候，有几个像陈独秀、胡适式的人出来，佩服是有的，却并非样样认同。这是怎样的清冷与凄苦!一个人的存在与另一个人的对照，相关着又隔膜着。后人对此，仅能体味，却难理清，当回望他们的时候，我的感受仅此而已。要说清其间的故事，是难之又难的。 　　 　　9 　　 　　“革命”一词，今人已不太喜欢碰它，那与“文革”的灰色记忆有关吧?海外早有人喊出“告别革命”，那是对旧有的遗存的一次叛逆。但“告别革命”很有一点儿马后炮的意味，要是细究，也与五四学人告别孔家店一样，内在的逻辑是，推倒重来，不再走昨天的路。“告别革命”与“全盘西化”在理论的深层上是同一种思维，从境界上而言，难说有什么新意。不过这个口号也提出了一个问题，陈独秀那代人开始的革命，是否必要?在历史的进化中，精神上的突变、断裂，究竟给社会带来的负面因素多呢，还是益处多? 　　谈到“革命”这个词，不由得想起《易经》里的一段话：“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晚清之后，留日的学生从日文中重新发现了该词，但那是日本人对英文revolution的翻译，内蕴与汤武的流血历史稍稍有别。晚清的文人。曾以谈“革命”为时髦，党人之中尤钟情于此类话题，且津津乐道。那时的文人面临的议题是“排满”，办法呢，自然不是和平主义，大多主张血与火的解放。章太炎《排满平议》云： 　　“近世革命军兴，所诛将校什九是汉人；尔游侠刺客之所为。复不以满人、汉人为别。徐锡麟以间谍官于安庆，适安徽巡抚为恩铭，故弹丸注于满人之腹。令汉人为巡抚。可得曲为赦宥耶?吴樾所判满人、汉人则相半，谁谓汉官之暴横者，吾侪当曲以相容乎?然而必以排满为名者，今之所排，既在满洲政府，虽诛夷汉吏，亦以其为满洲政府所用而诛夷之，非泛以其为吏而诛夷之。是故诛夷汉吏。亦不出排满之域也。或日：若政府巳返于汉族，而有癸辛恒灵之君，林甫俊臣之吏，其遂置诸?应之曰：是亦革命而已。” 　　章太炎的弟子中，有许多是喜谈革命的。周氏兄弟就主张“思想革命”，钱玄同有“文字革命”的狂言，吴承仕呢，直接变成了马克思的信徒，比老师走得还要远。不过，在章氏圈子之外诸多高举旗帜的人中，陈独秀大约是最有革命气节的人，说其一生献身革命，也不为过的。文章中，以革命为题的甚众，其中《文学革命论》、《俄罗斯革命与我国民之觉悟》、《革命与作乱》、《革命与制度》等等，都杀气腾腾，绝无温良恭俭让的柔弱之气。陈氏相信革命之伟力，非“汤武”时代的，他将此视之为“犹古之遗也”。在他眼里，欧洲的近世文明所以能够出现，与法兰西的革命有关。倘不是法兰西人的涤荡旧物，废除君主贵族统治，欧洲大约还在旧的暗影中徘徊。陈氏不太喜欢日本式的改良，虽多次赴日，却并不欣赏东方主义的情调，倒是对法国式的变革颇感兴趣。法国之外，让他激动的还有俄国的社会革命，他以为其中“为民主主义人道主义之空气所充满也”。较之章太炎、周氏兄弟，陈独秀并不满足于思想革命与文学革命，他注重的是制约文学与思想的社会的转化，晚清的文人大多相信进化论，但言及社会问题，进化论就上升到革命话题上，这好似有着必然的逻辑关系。五四前后，陈独秀每每谈到革命，就有些兴奋，甚至对该词有崇仰之态。《文学革命论》开篇就说： 　　“今日庄严灿烂之欧洲，何自而来乎?曰，革命之赐也。欧语所谓革命者，为革故更新主义，与中土所谓朝代鼎革，绝不相类；故自文艺复兴以来，政治界有革命、宗教界亦有革命，伦理道法亦有革命，文学艺术，亦莫不有革命，莫不因革命而新兴而进化。近代欧洲文明史，宜可谓之革命史。故曰，今日庄严灿烂之欧洲，乃革命之赐也。” 　　可以将这一段话，视为陈氏精神逻辑的核心点。治学也好，治党也好，均以洗心革面之态为之。那是他的不与别人相同的地方。陈独秀的文章大多是讲道理的，非学术的陈述。他的悟性颇佳，看问题点到为止，不甚追究。比如描绘中国社会落后的根由，几乎针针见血，有惊世骇俗之论。可是讲到域外文明，只是提纲式的、感悟武的，显得并不严密。托洛茨基说陈氏不是理论家，可说点明了其身上的特点。不过“革命”一词，后来被世人用得过滥，凡事皆云“革命无罪”，便渐渐走到了反面。后世学者，讨论“文革”灾难，以及民族虚无主义的形成，每每将陈氏那代人的理念视为源头，或许也有些道理。在我看来，陈独秀的革命观，有其特有的内涵，那本质上的，还是人道的、开放的、现实的东西。不过，后来的革命何以演成民族的悲剧，那是另一个问题，现在将恶果都算在他那一代人的身上，大概是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 　　 　　10 　　 　　中国的现代，用一位日本学人的看法，是“被现代”的过程。并非自然而然地与传统分离。西方的科学、民主来了，日本的上下，中国的朝野，便有了生存的压力，不走西方的路，那结果只能是沦为附庸，或被远远地抛在后面。陈独秀早年同情“康党”，继而排满，后来搞起文学革命，都有西方的学术背景。不过陈氏的知识积累，给人的印象是散发状的，并不系统。接受的只是西方人的结论，并不是思想演变的过程。用洋人的现成的学说来看中国，自然照出其闻的千疮百孔。《新青年》中发表的文章，有一些是击中要害的。我以为他的重要特点是点击了国人的病态肌体，将政治上、文化上、民风上的陋习一一点出，文章的气脉直逼人心。细看陈氏的文章，逻辑前后有些凌乱，没有章太炎的丰满，亦无胡适的缜密，和周氏兄弟觉悟沉郁深远的文字比，有些直白，过于裸露。陈独秀不屑于写悠然自得、诗意盎然的文章。他的古诗其实也有情调，不过文章则迅急孟浪，将士大夫的雅趣驱走了。他的可爱在于，与旧的传统断然决裂，毫无精神上的留恋。后来在政党风云里。不唯上，敢直面问题，都是此种精神使然。不过他的思想跳跃过大，有时也失之偏颇。比如谈到“民主”，他就前后概念有别，姜义华先生认为，这种前后的变化，表明了“中国启蒙运动经常徘徊、彷徨于理性及非理性之间这一重要特征”。他说： 　　“《新青年》对民主的内涵作了多重阐发，但是，大多目标明确，如何实现却常常流于空洞化。《新青年》要求人们能够确立‘自主自由之人格’，却未指明如何在实际生活中打破家族宗法制度的枷锁，如何切实改变落后分散的自给自足的小生产方式；《新青年》要求人们都有思想与言论的自由，却未指明如何使人们摆脱愚昧状况，能够思想，能够表达自己的思想；《新青年》要求通过选举与多数裁决体现和保障多数人的意志，却未指明在中国地域、人口、发展水准等实际条件下，如何保障选举与多数裁决不为少数军人、政客、财阀所控制；《新青年》要求实行地方自治，实行宪法权威下的法治民权力制衡，却同样未指明如何使这一切不流于形式，而取得实效。结果，一阵阵摇旗呐喊。虽然造成了浓厚的空气，思想上的解放却并未带来它所追求的政治的民治主义、民权的民治主义、社会的民治主义及生计的民治主义的实际。” 　　姜义华的看法颇具有代表性，大约是看到了那一代启蒙主义者内在的欠缺。不过在那样一个时代，房子未得建成先搭上帐篷，也未尝不是救急的办法。可后来的革命者满足于帐篷，不屑于在思想上和哲学上苦苦探索，于是便使几代的“理论家”大多犯了陈独秀式的错误，重结论而少过程，偏豪言而远独思，直到“文革”时期，我们看左派的文章，大多沿着此条路径滑行，后世学者每每批判五四学人的简单化和理性的孱弱，不是没有原因的。 　　但陈独秀毕竟是心口一致，言行统一的人物。他一生五次入狱。失败了还战，不做别人的奴隶，且坚守着“德先生”与“赛先生”的立场，终于使其成了旷世英雄。他在《研究室与监狱》一文中说： 　　“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 　　只有人间的豪杰与狂放之士，才会写出此种文字。我记得胡适等人，都曾对此发出感慨，那是在黑暗与绝境中不满于人生的人才有的感叹。而其实，他一生就是在监狱与研究室间度过，其生命的本身，就与革命与学问连在一起的。 　　古罗马时代有个哲人叫路吉阿诺斯，他写过一本厚厚的对话录，上究苍穹，下诘名士，将古往今来的哲人佛人大大地诋毁了一遍。路吉阿诺斯是个极端孤傲的辩士，看他讥刺柏拉图和宙斯，就让人想起天马行空的狂人。尼采的身上，就有些此类特征。陈独秀、鲁迅也庶几近之。有趣的是，这本书的汉文译者，竟是周作人，看来五四那代人，对存有英雄气节的人，是有着神往的一面吧?参与过《新青年》的人，性情里都有激进的因素，向以平和中正自居的胡适、周作人，也都说过和陈独秀类似的话。但前者最终退到了研究室，后者却成了监狱里的常客，几陷囹圄。你难说哪一种选择是对是错，但对后人而言。那却是一个长长的话题。在一个旧传统顽固至极点的国度，革命有它的合理性。没有精神的撞击和社会的大规模改造。不会在根本上解决社会问题。革命也带来了另外的问题，那是没有办法的。我们对此，研究得还远远不够。 　　 　　11 　　 　　对于陈独秀而言，坐牢与杀头并不可怕。他一生几陷绝境，险遭暗算，却并不惊恐。那英雄之举，是鲁迅、胡适等人自叹弗如的。鲁迅向来不喜欢赤膊上阵，以为那样牺牲过大，对己对人，都是不小的损失。当国民党当局通缉他时，选择的办法是逃逸，躲到租界地里。熟悉鲁迅史料的人，大约都能领略其思想的个性。他的躲避冷箭，也可以说是积蓄力量，和对手进行长久的周旋。但陈独秀则不然，他直面着敌人，就那么走过去，遭到监禁，则是必然的。 　　五四运动爆发的那一年6月，陈独秀竟像学生一样走到街头，在大庭广众间散发传单，后被抓住入狱，其举止让知识界为之一叹。关于那个事件，后人描述甚多，每每回味，都让人为之感叹。徐承伦曾有《陈独秀的被捕及其营救》一文，系统介绍陈氏几次入狱之事，浩大的气魄跃然纸上。陈氏在狱中，照例慷慨激昂，毫无面临绝境的惊恐。著书、诟世，甚至性活动，照常如旧，真真让世人瞠目结舌。陈独秀的几次入狱倒让人想起俄国的十二月党人，其中的胆识、勇气，让当局无可奈何。因为《新青年》传播思想的威力，陈氏那时名声远扬，入狱反而加大了自己的影响力。革命不都是夸夸其谈，纸上谈兵，章太炎如此，邹容如此，陈独秀亦如此。营救陈独秀，在当时成为社会的一个重大事件，连一些和他学术观点不同的人也对其伸出援助之手。现在看那些文件资料，令人感到一种温暖，李大钊后来在《欢迎独秀出狱》一诗中写道： 　　你今出狱了。 　　我们很欢喜! 　　有许多的好青年， 　　已实行了你那句言语： 　　“出了研究室便入监狱， 　　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 　　你便久住在监教里。 　　也不需愁着孤寂没有伴侣。 　　那个时代的坐牢，今人已难解其环境的状况，好似罩上了一层英雄的光环。其实查民国初的档案资料，亦可见境况之险恶。文人的坐牢，大多面对不讲道理的军痞，其状之苦也非外人可知。陈独秀是个有信仰的入，军阀与政客均不在他的眼里。他那时主张青年与政府作对，直接张扬暴力，对青年的鼓动不言而喻，其实五四运动的爆发，就与他深有关系。罗章龙后来写回忆文章，就讲到了陈氏的诱力： 　　陈先生当时确具革命领导者的品质。他学识渊博，才能出众，目光敏锐，敢说敢干，与刚从美国留学回来。倾心于美式民主、宣扬实用主义的胡适相反，他常向我们谈到法国大革命和巴黎公社，对巴黎市民攻破巴士底狱和建立工人政权的革命壮举十分向往。他常说，人类文明的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并以“出了研究室，便入监狱”、“出了监狱，便入研究室”的豪言与我们青年共勉。五四时他一再强调，要采取“直接行动”对中国进行“根本改造”。他的这些言论非常符合当时激进青年的心意。青年们对他十分敬佩，亦紧亦趋团结在他周围。正是在他的这些号召的鼓动下，易克嶷、匡互生、吴坚民、宋天放、李梅羹、王复生、刘克俊，夏秀峰、张村荣、吴慎恭、吴学裴、王有德和我等各院校的青年学生，在五四前夕。秘密组成了一个行动小组。在五四那天采取了“火烧赵家楼，痛殴章宗祥”的直接行动。 　　用暴力、流血的方式进行抗争，在今天已被诟为恐怖行径，殊不可取。但那个时代，却被视为应有之举，乃正义的行为。蔡元培当年也主张暗杀活动，这与其彬彬君子之态并不吻合。面你看李大钊敦厚慈善的目光，哪能与武装起义联系起来?在社会不能渐进到民主公平的时代，革命情结便易在知识阶层滋长。所以在李大钊以及北大青年学子的眼里，陈独秀的赴汤蹈火，实在有点英雄气概。王观泉先生将其视为中国的普罗米修斯，也是一种仰观后的感叹。中国的知识群落，纸上谈兵皆有本领，待到现实选择时，大多不敢以身殉道。陈氏的言行一致，且一生不改此志，至死亦持故态，确让人肃然起敬。选择的不是舒适、荣华，而是清贫、寒苦，那就有点清教徒的特点。在哲学的层面看，他不属颇生而行的人，乃逆性而上的怪杰。所谓逆性，并非禁欲，而是与世风相违，做他人难做的事。比如放着教授、显达之路不走，偏偏受苦；本能跻身社会上层，如胡适那样成为党国的贵客，但却只身流亡，过着饥肠辘辘的生活。现代文人中，此类异端很少，真真是为真理殉难之人。难怪毛泽东在1919年听到陈独秀入狱的消息，在《湘江评论》上赞美他是“思想界的明星”，且长叹“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五四前后的青年多少都感受到了他的光泽。比之于章太炎、梁启超等社会名流，陈氏与青年学子在思想与情感上贴得更近，绝无学者的超级大国气与枯涩。知识分子一旦走下讲台，到民间去，那感召之力，则非象牙塔里的任何硕儒可以比肩了。 　　 　　12 　　 　　留意《新青年》时期鲁迅、陈独秀诸人的文章，发现他们隐隐地有着悲观的感觉。鲁迅的灰色大家是公认的，陈独秀在压力之下，也有一丝无奈的哀叹。这哀叹虽很小，不经意里偶尔吐出，但那也能让人反复地去想，他后来走上政治之路，高谈革命，实在是对青年与大众绝望的缘故，《新青年》六卷一号上，陈氏有一篇《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云： 　　“本志经过三年，发行已满三十册；所说的都是极平常的话，社会上却大惊小怪，八面非难，那旧人物是不用说了，就是咕咕叫的青年学生，也把《新青年》看作一种邪说、怪物，离经叛道的异端，非圣元无法的叛逆。本志同人，实在是惭愧得很；对于吾国革新的希望，不禁抱了无限悲观。 　　…… 　　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法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治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 　　革命乃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古老的旧势力拦在那儿，青年们懵懵懂懂，于是只剩下了激进的选择。1919年，俄国革命的经验传来。马克思主义学说渐渐在知识界流行，李大钊、陈独秀便把目光投向共产主义一脉。陈独秀等人转向马克思主义，并无什么思想准备。1919年《新青年》六卷五号出现了马克思专号，一年多以后，中国共产党就成立了。那时候没有几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专家，对知识阶层而言，不是精深读解的问题，而是如何运用、实践的问题。革命乃唤起大众，一同推翻旧世界。李大钊在谈到青年对待现实的态度时，就颇为赞佩陈独秀的观点，以为今天的我应与昨天的我不同，就是说，要自己革自己的命。至于对社会问题，自然就是到民间去。他引用马克思的观点，以为旧的制度终究要消亡，而消亡的途径自然离不开革命云云。 　　陈独秀一提起革命的话题，便有兴奋之状。他后来尤其倾向于俄国革命的模仿，以为那里有中国人可借鉴的东西。中国共产党成立初，苏联派来的联络员曾得到了陈独秀的热情接待。他在那些友人身上，似乎也感受到了新的气息。俄国革命的诱人之处，是贫苦的百姓翻身解放，下层人成了社会的主人。这一点对中国人而言，是自古未有之事。比之于辛亥革命，俄国革命似乎更为决然，在根本上异于旧的制度。陈氏对此，是颇为神往的。因为先前他就觉得，中国虽已进入了共和时代，可人们的精神还停留在过去，和明清没有什么区别。所以他曾说： 　　“现在人心大交了。马上就要和从前两样。所以欧、美、日本连政府也都在那里赶紧讲究什么贫民生计、保护劳工、劳工组合、劳工教育、分配公平、遗产归公等等政策，好预防那社会革命。 　　我们中国的文武官，还正在那里聚精会神兴高采烈地用那造孽的钱，预备一辈子享用。他们哪里知道什么社会革命!他们哪里听见什么贫民的哭声!” 　　从百姓的哭声里，悟到社会革命的必要，进而进入社会主义，这在陈氏那里有着逻辑的联系。后来，他对共产主义运动的手段思路几交，前后略有差异，但基本的思路是以民为本，倡明人道的价值。这是他思想中动人的地方。多少年来一以贯之，毫不动摇。我们于此能嗅出早期共产党人的精神底色。 　　五四初，陈独秀看重的是思想启蒙的问题，后来他发现，现存的制度下，思想启蒙的任务殊难完成，会流于纸上的空谈。改变人的精神，重要的途径是要改变这个社会，唯有社会结构变了，人的精神才会相应有所变化。这个思路，应当说是俄国人带来的。在俄国革命的选择里，陈氏与李大钊诸人，都看到了一种纯粹精神外化到现实中的可能性。他追求的恰恰就是纯粹。1933年，他在狱中所作的《辩诉状》里，有过这样一段话，道出了内中的本原： 　　“半殖民地的中国，经济落后的中国，外困于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内困于军阀官僚。欲求民族解放，民主政治之成功，绝非妥协的上层剥削阶级全躯保妻子之徒，能实行的血购自由的大业。并且彼等畏憎其素所践踏的下层民众之奋起，甚于畏憎帝国主义与军阀官僚。因此，彼等亦不欲成此大业。只有最受压迫最革命的工农劳苦人民和全世界反帝国主义反军阀官僚的无产阶级势力，联合一气，以革命怒潮，对外排除帝国主义的宰制。对内扫荡军阀官僚的压迫；然后中国的民族解放。国家独立与统一，发展经济，提高一般人民的生活。始可得而期。工农劳苦人民一般的斗争，与中国民族解放的斗争，势已合流并进。而不可分离。此即予于‘五四’运动以后开始组织中国共产党之原因也。” 　　读斯短章，看出了作者的一片痴情。为人为己，绝不伪态。所选之路，险而多阻且临难不悔，或许其中亦有乌托邦的形象，空幻的内涵，但真与诚。慈与悲历历在目，有浩气当空之感。如今翻检陈氏旧作。便生出丝丝慨叹：最初的信徒，往往以身殉教，有真气于斯。而后来的子孙，往往坐而论道，坦然“吃教”，变成了鲁迅所云的“做事的虚无党”。这大概是陈独秀那代人未必料到的。 　　 　　13 　　 　　我们这个民族，说起来有着诸多悲剧的性格。鲁迅在自己的文章里，已多次谈及于此。陈独秀的存在，照出了这个民族深切的痼疾。他的生与死，与周围的环境，多有不合。如果打一个比方，就可以看出其间的景象：鲁迅像一个摸脉的人，觉出了其问的重病，且将其说了出来；陈独秀呢，就像操着手术刀的人，真的动起了剪子。动了剪子，就要流血，生死难卜，是件冒险而又必做的事。所以这后者。更严峻、更残酷、更惊心动魄。我有时想，陈独秀的文章，远不及其一生的故事感人。鲁迅是靠文字与思想而立于世间的，那其间的奇气与智慧。让人心魄牵绕。陈独秀是以生命的血与火书写自我的，他的几起几落，大开大阖，比他的文字要有魅力，写着人间的真义。陈氏在义理上独成一家。空想的东西有时束缚了手脚，一些看法难以操作，后人对此已有着不同的看法。不过在思想的深与气节的高这两点上，亦为世人所公认，非同代一些人可以相提并论。试问，一生为信仰所驱，不昧良知，不趋权贵，甘为平民的斗士有多少呢? 　　近来一些狂妄之士，每每讥刺陈独秀、鲁迅，以为他们是唯能激愤，只会破坏，不能反思自己，其实是一大谬论。陈氏诸人谈自由，并不强奸民意，言公平之时，倒是反对泯灭个性的。他们的个人解放，非放纵式的，用鲁迅的话说，是“自他两利”。五四那代人，很懂自由的界限，并不是极端的虚无主义。有一些话看似过激。实则是悟道之言。向以中庸、平和自居的读书人，每每绕过此域，不屑一顾，那实则是一个不小的盲区。倘若不是陈独秀等人披甲上阵，与旧物作对，国人的旧梦，不知还要多久呢。且看陈氏在抗战时的一篇讲演，将激进与自由讲得何等明澈： 　　“思想是人类心灵即智慧之内在的活动，一受束缚便阻碍了它的发展，其发展无论至何程度，都无碍于他人，所以应该是绝无限制的；至于涉及行动，在公德上，自由仍不应限制，因为它的对象，是公共利益，而非个人，在私德上，在国际法上，便不然了。个人的自由，应以他人的自由为限，一国的自由，应以别国的自由为限，过了此限，在个人为强暴，在国家为侵略，强暴与侵略，都对于人类整个的自由，加了伤害，这是应该罅的。譬如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前，因受了别国的压迫，他们为自由而战，是正当的，现在他们为侵略中国而战，为侵犯中国自由而战，便不正当；中国对日本抗战，是为了自己的自由而战，则是正当的了。所以中国对日抗战，并不只是要收复失地，而是要争取整个的民族自由。日本从前曾提过中日亲善的说法，我们并不反对中日亲善，可是他所谓亲善，乃是要他坐着，中国人对他跪着的亲善，我们便不得不为自由而战了。” 　　人被奴役了，为什么不去抗争呢?抗争的目的，不是自己再做了主子，重新奴役着别人。陈独秀对此十分清醒。后来一些奢谈革命的人，大都没有陈氏的境界，倒是阿Q一班人，革命不过是为己身捞到一点儿好处。近代以来，革命的发起者与他的追随者，大多呈现着背离的状态。遥想孙中山的一生追求和他的继任者间的差异，当可见革命的经文的不同版本。鲁迅在1927年的血腥里，就看到了重新做了奴隶的悲苦。陈独秀的内心，也是如此吧? 　　晚年的时候，陈氏不断与各类人物论战，几陷险境，其实隐含着一个本质，即对非奴隶又非奴隶主的新人的生活的渴望。看他在报刊上所写的文章，以及与友人的交往，其态颇有斗士之风，未能与流俗共语。我们看台静农对他的追忆，就有别样的气韵。他在政治舞台奔波数载，且末染一丝市侩之风，用郑超麟的话说，是个不会搞阴谋的人。五四学人中，至死仍保持个人独立者，唯陈氏与鲁迅而已，胡适做了名流，周作人成了隐士，而他们二人却在沙漠里独自前行着，从未有歇息的清闲，中国的知识群落，面对他们，当感惭愧的。 　　 　　14 　　 　　台静农先生曾以“洒旗风暖少年狂”为题，写陈独秀晚年的壮烈之气，真是让人动情。陈独秀的伟岸的形影，一一在目，传神之处多多。台氏的回忆文章，言学术活动较多，几乎没有涉及政治问题，可陈氏的风范里依有狂傲的因素，那是令读书人钦佩的。比如在一封致台静农的信中，表达了学术的看法，那其中，依有《新青年》风采，豪放的影子亦在： 　　“中国文化在文史，而文史中所含乌烟瘴气之思想，也最足毒害青年，弟久欲于此二者各写一有系统之著作，以竟《新青年》之未竟之功。” 　　晚年的陈独秀寓到学术之中，想的是《新青年》末竟事业，那里隐含着对政党政治上的绝望吧?政党政治需成千上万的人齐心合力去做。但在他而言是殊难之事，可说碰得头破血流，但学问之道，系个人的事情，不必受别人的暗示，大可以自由往来，以己乐为乐。比之于章太炎、梁启超、章士钊诸人，陈氏一生未改年轻狂态，至死犹抱革命情怀，是鲁迅所肯定的那类人物。我常常想，《新青年》同人分裂后，鲁迅对胡适、钱玄同、周作人均有过微词，和沈尹默、刘半农也十分疏远。唯独未去抨击陈独秀，这里很有些意味深长的。章太炎、梁启超的晚年喜谈学术。但对社会变革兴致已减。周作人、钱玄同做了“隐士”，血性内敛在心里，不被外人明了。鲁迅对此是失望的。陈独秀的晚年，入了监狱，仍不减锐气，是轰动一时的事件。那时候鲁迅所加入的“自由运动大同盟”曾派杨杏佛调查过此事。后未果。鲁迅对营救陈独秀的态度如何，因无资料，遂不得而知。但我据他追悼章太炎的文章推测，对陈氏的抗争到底的选择，是会欣赏、赞佩的吧?那篇写章太炎的文章，就有这样一段话，颇有余韵： 　　“……既离民众，渐入颓唐，后来的参与投壶，接受馈赠，遂每为论者所不满，但这也不过自圭之玷。并非晚节不终。考其生平，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八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 　　上述的短论。倘细细分析，财可看鲁迅的看人的标准。学问固然重要，但做一个斗士，一个不被外物所累的革命者，肯至死不渝，那才有着真的人生。他在评论刘半农时，也有类似的态度，喜欢其在《新青年》时代与旧物作对的洒脱，而厌恶后来的学者腔、教授态等等。托洛茨基曾有“不断革命”之说，那指的是社会变革之事。而鲁迅、陈独秀则是不断抗争的人，既与旧的势力对峙，又与旧我挣脱，在人格的层面，可说是罕有之人，也可说是“不断革命”的。唐宝林的《陈独秀传》写其晚年生活，看到了陈氏“终身反对派”的悲烈，多有传神之笔，或许代表了后世学者的普遍看法。大凡深入陈氏的世界，倘撇开意识形态的因素，看其精神，都会有所感动。陈氏一生，论敢多矣：旧文人、官僚、军阀、教授、国民党、左翼文人、中国托派……几乎所有的阶层、团体都与之格格不入，说他是国民公敌，也不为过。他的看事看人，亦有偏颇走眼之处，一生的失误可说不少。可是大而言之，乃为了社会，小而见之，并非有丝毫的私心。考其晚年形状，于贫困潦倒之中，仍不甘于沉沦。自省己身，其情其状，惊世骇俗。若说有真正革命气节者，当非他莫属。 　　鲁迅曾主张，倘谈革命，言与行，当不可分裂。陈独秀就是这样的人。他的一生，坦坦荡荡，光明磊落。因于此，我们说他的身上，写了现代中国的隐秘，揭示了革命的明暗、曲直、利弊、忠邪，那是不错的。若谈文学的演化，鲁迅的文本自然是一个标本；可是要讲政治革命的悲喜，陈氏则含有深广的隐喻。一个失败了的英雄提供的意象，有时远比得志者要丰富、辽远。可是对于这样一个落难的英杰，人们现在似乎已不愿谈论他了。个中原因，真是让人思之再思。

清嘉錄卷十一 十一月冬至大如年郡人最重冬至節，先日，親朋各以食物相馈遺，提筐擔盒，充斥道路，俗呼“冬至盤”。節前一夕，俗呼“冬至夜”。是夜，人家更速燕飲，謂之“節酒”。女嫁而歸寧在室者，至是必歸婿家。家無大小，必市食物以享先，間有懸掛祖先遺容者。諸凡儀文，加於常節，故有“冬至大如年”之諺。蔡雲《吴歈》云：“有幾人家掛喜神，匆匆拜節趁清晨。冬肥年瘦生分別，尚襲姬家建子春。”案：周遵道《豹隱紀談》：“吴門風俗多重至節，謂曰肥冬瘦年。”又云：“互送節物，顏侍郎度有詩云：‘至節家家講物儀，迎來送去費心機。脚錢盡處渾閑事，原物多時却再歸。＇”又，江、震《志》皆云：“邑人最重冬至節，前夕名節夜。”又，《崑新合志》云：“冬至節，親朋各相馈遺。”冬至糰比戶磨粉為糰，以糖、肉、菜、果、豇豆沙、蘆菔絲等為餡，為祀先祭竈之品，并以馈貽，名曰“冬至糰”。案：《歲時通考》載“十月初二日，吴俗作糯米京糰，列酒果祀先以告冬”。今俗以冬至前一夜。江、震《志》則云：“冬至，舂糍糕，以祀先祖，并以馈貽，家家祭竈。”蓋猶本崔實《四民月令》“冬至，薦黍糕於祖禰”之意。蔡鐵翁詩：“大小團圓兩番供，殷雷初聽磨聲旋。”注：“有餡而大者為粉糰，冬至夜祭先品也。無餡而小者為粉圓，冬至朝供神品也。”此後有年節糕、謝竈糰、春朝年朝粉圓，磨聲不絕矣。拜 冬至日為冬至，朝士大夫家，拜賀尊長，又交相出謁；細民男女，亦必更鮮衣以相揖，謂之“拜冬”。徐士鉉《吴中竹枝詞》云：“相傳冬至大如年，賀節紛紛衣帽鮮。畢竟勾吴風俗美，家家幼小拜尊前。”案：《宋書，禮志》：“魏晉，冬至日，受萬國百僚稱賀，因小會，其儀亞於歲旦。”蔡邕《獨斷》云：“冬至，陽氣起，君道長，故賀。”然則前漢已行賀禮。《齊書》：“庫狄伏連，冬至之日，親表稱賀。”崔實《四民月令》云：“冬至之日，進酒肴賀 謁君師耆老，一如正日。”蓋至宋元益盛，如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及趙與時《賓退錄》、吴自牧《夢粱錄》、周密《武林舊事》、趙與可《孤樹裒譚》諸書，皆載一陽賀冬，吴中亦沿之。徐崧、張大純《百城烟水》及江、震《志》亦皆云：“冬至馳賀，一如元日之儀。”長、元、吴《志》則皆載“冬至，尊長處賀節”。《崑新合志》：“冬至日，士大夫家拜賀尊長，如正旦。”而不及於庶民之家。連冬起九俗從冬至日數起，至九九八十一而寒盡，名曰“連冬起九”。亦曰“九裏天”。歌云：“一九二九，相喚弗出手。三九廿七，籬頭吹觱栗。四九三十六，夜眠如露宿。五九四十五，窮漢街頭舞，不要舞，不要舞，還有春寒四十五。六九五十四，蒼蠅垛屋栨。七九六十三，布衲兩肩攤。八九七十二，猫狗躺渹地。九九八十一，窮漢受罪畢。剛要伸腳眠，蚊蟲獦蚤出。”又謂頭九暖主寒，諺云：“頭九暖，九九寒。”又謂四九時必多雨雪，諺云：“雨雪連綿四九天。”又云冬至前宜寒，諺云：“冬前弗結冰，冬後凍殺人。”時則朔風布寒，晚景蕭疏，名勝旗亭，青望都收。居人有宴會，則皆人戲館，為待客之便。裁雲鏤月人家，莫不暖閣新裝，綉帷低拂，淺斟低唱，團坐圍爐。貉裘之客，不惜傾囊買笑。至若花飛六出，則塑雪佛、雪獅，堆雪山，蓄雪水，間有放舟勝地觀看雪景。家宴又各烹羊炮雉，遞為消寒之會。喜捨之人，以錢米周濟里閂之困苦無告者；或集貲為棉衣會，俗稱“施棉襖”；或倩工購乾稻秧，織為半臂式，俗名“秧薦馬夾”，裸裎貧丐賴以禦寒。屈歲除而止，總目之為做好事。蔡雲《吴歈》云：“露宿何曾熟夜眠，太陽照戶一欣然。若教窮漢街頭舞，還有春寒

精神动力学心理治疗和精神分析在中国的发展历程Sverre Varvin (挪威) and Alf Gerlach (德国)历史  中国对于精神分析和精神动力学、精神分析治疗实践的兴趣可以说有一个既漫长也短暂的历史。说它漫长可以回溯到1912年，那年章博士写了关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的文章。随后，中国对于精神分析的兴趣不断增加，不仅仅体现在临床治疗学科上，还体现在政治、文学、哲学以及其他与精神分析理论相关的学科方面。1929年弗洛伊德的第一批著作被翻译，如群体心理学和自我分析（1921），随后弗洛依德的一些重要著作也陆续被翻译如"一个自传的学习"（1925）在20世纪30年代，有一名在中国接受过精神动力学取向心理治疗培训的精神科医生叫戴秉衡，他于1935-1939年期间一直在北京协和医学院工作，后来他又接受了分别来自纽约和芝加哥的精神分析师H.S.Sullivan和 L. Saul的培训，并将他的经验通过教学、督导以及培训治疗等方式传递给他的同事们(Gerlach 2003)。Adolf Joseph Storfer是一个从维也纳流亡到中国的犹太人，作为一名精神分析师，他来到上海后发表了一些关于精神分析的文章，对中国精神科医师和知识分子有很大的影响(Plänkers, 2010).，在1920年到1949年期间，中国哲学界、文学界和评论界都较认同精神分析的观点，一些哲学家，心理学家和文学评论家翻译了弗洛伊德和其他精神分析学家的很多著作。精神分析学派的观点被很多著名的作家运用。比如中国的心理学家高觉敷翻译了弗洛伊德的著作《精神分析引论》，并且写了关于这门新科学的重要报道(Gerlach 2003)。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对于政治和精神分析的兴趣与一些欧洲国家的发展情况相似。在1936年Wilhelm Reich所著的"辩证唯物主义和精神分析"在中国出版，中文标题名为"精神分析学批判"，在1940年由R.Osborn所著的"弗洛伊德和马克思"在中国以"精神分析学与马克思主义"的标题出版。在中国的培训项目说精神分析在中国的历史较短暂，是将发展历史从1983年开始算起，当时德国精神分析师被邀请到广州做报告和研讨会，他们同时参加了关于海南岛癔症大流行的精神病学研究。从1997年到1999年，来自中德心理治疗学院的德国分析师小组为中国精神病学家和心理学家提供了精神分析学取向的心理治疗连续培训。他们分别在昆明、北京、上海、武汉和成都开展过培训工作。从2000年开始，在Alf Gerlach博士的带领下，德国分析师与上海精神卫生中心合作在上海开展培训，带来了为期三年的密集培训项目，它吸引了很多中国资深的精神科医生和心理治疗师参加。这个项目也得到了德国学术交流服务机构（DAAD），中德心理治疗学院、以及包括DPV、DPG和DGPT在内的德国精神分析学组的赞助，它们对各种从基础到提高培训的心理动力学心理治疗培训项目都予以赞助。特蕾沙·袁博士，作为一名具有中国背景的阿根廷精神分析师，从1995年开始在中国积极从事于精神分析心理治疗的教学工作。她在北京医科大学儿童精神病研究所开办研讨会，在北京安定医院开设课程和工作坊。她从2002年与北京安定医院的杨蕴萍教授合作开始了系统的培训项目。培训师资包括欧洲精神分析师 Bien Filet (荷兰), Sverre Varvin (挪威) and Julia Fabricius (英国)。Yuan博士在2003、2004、2005年 与Peter Loewenberg （美国)合作为香港医院管理局开展了心理动力学培训项目。紧接着，在挪威精神分析协会安排下，由Sverre Varvin 教授组织的教师队伍于2006年分别在北京和武汉开展了为期三年的连续培训项目，这个项目得到了挪威政府和北京安定医院及北京政府的共同资助。挪威项目（也包括上海的中德项目）的主要目的是为中国的心理治疗培育未来师资。这是一个"培养培训师"的项目。中挪项目已经有80-120名参加者，以水平不同分成两个组。提高组包括接受过上海中德项目数年培训的学员，这些学员是初级组学员的督导师，在后来的培训项目中，他们已成为非常合格的老师和督导师，也是在中国医院和大学中工作的重要老师。三届中挪培训班都是按如下方式组织的：-          一年两次，每次为期一周的密集培训项目，每界都以挪威师资为主，前两期包括德国师资。培训内容包括讲座，小组督导和短期密集的个人体验，也叫做"自我体验"，也可以定义为"迷你型"治疗。-          每个受训者要求完成两个治疗案例，并接受有规律的督导，一个治疗案例包括至少100次的治疗，另一个案例包括至少50次以上的治疗。督导者主要是已经过中挪项目陪训的中国同事，受训者也可以通过Skype被欧洲老师督导。-          凡参加培训项目的受训者必须要撰写一篇合格的论文。第一个培训项目于2008年结束，大多数的受训者都达到了培训要求，他们获得证书并且被中国心理卫生协会认证，他们被看作目前中国精神心理卫生系统的心理治疗培训发展的关键人物，这是一个成功的项目。基于学员在第二年结束时开始的理解和心理治疗实践能力的提高，我们看到了这种连续培训的重要性。这些项目中有几个中国受训者被邀请花一些时间（3-12个月）在德国的大学或医院的精神分析科室，或者在诸如法兰克福的弗洛伊德研究院的机构进行进一步的培训，在这些短期逗留中，他们也接受密集的个人精神分析性心理治疗。中美心理治疗协会（CAPA）自从2008年，中美心理治疗协会在Elise Snyder的领导下组织了为期两年的培训项目，包括研讨会、督导、心理治疗或者说是精神分析。其中大部分是通过Skype的视频方式完成的，这点是与德国和挪威的项目的主要区别。在过去的20年里，这些项目吸引了相当可观的兴趣，并且中国确实受益于这些尤其是德国精神分析师所做过的工作。尽管德国和挪威的项目不是由IPA组织，与IPA也没有任何联系，但是毫无疑问的是这些工作对于在中国进行恰当的精神分析培训的可能性来说至关重要。完善的精神分析培训于2008年在北京开始。其中一个重要的前提是一位IPA的培训分析师Irmgard Dettbarn医生于2007年开始在北京工作。现在中国的精神分析培训中有9位候选人，他们都是来自中-挪威和/或者中-德培训项目中的学员。现状现在，在中国有众多与精神分析相关的活动。2004年，中国精神分析协会成立，共有33位成员分别来自北京、成都、广州、杭州、哈尔滨、合肥、上海、苏州、武汉、西安。2008年，IPA中国联盟中心的成立是与IPA第一次正式建立关系。当前，中国有一些重要的精神分析工作中心：北京，北京安定医院（杨蕴萍教授，临床心理学系主任）。上海，上海精神卫生中心（肖泽萍教授，上海精神卫生中心主任）武汉，同济医科大学（施琪嘉教授，心理治疗系主任）现在作品被翻译成中文的精神分析作家包括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安娜.弗洛伊德、约瑟夫.桑德勒、拉尔夫. 格林森、安东尼.贝塔曼和杰里米. 毫慕斯。一个把弗洛伊德文集翻译成中文的雄心勃勃的计划由法兰克福的Tomas Plänkers医生领导。结论在过去的27年里，在中国的动力性心理治疗和精神分析发展中，IPA分析师做了很多重要的工作：1. 培训大量的精神病医师和心理学者，起源于已经演示了对一些疾病有疗效的精神分析方法。这些受训者目前有许多在精神病院、综合医院的心理治疗科、大学的临床心理系和中国政府的卫生部门起到骨干作用。2. 培训师资格，是能够教授新一代临床医生对精神分析的理解和治疗方法。3. 也许最重要的是，对咨询关系的精神分析的理解已经被证明对任何精神疾病的治疗都是很重要的。例如，已经证明药物的疗效很多依赖于医患关系的性质。这里，移情-反移情的理解对于在正确的情感氛围中治疗是不可缺少的。在精神医学中， 这点同样也适用于任何不同的治疗。可以说在其他的治疗范例中，比如认知行为治疗中，理解治疗师和病人之间的无意识互动的重要性，也就是移情-反移情，愈加重要。结果，精神分析和基于精神分析的治疗都是治疗形式和一种理解治疗师与病人关系的方式。在这个内容上，应该中肯的寻求它是否有效、它如何起效、对什么人什么起效的证据。因此，中国研究者在中国的研究是必要的。在动力学取向的中国成员中这种兴趣逐渐增加，动力学相关的研究项目已经初具规模，而IPA成员作为督导者参与其中，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关于创伤的研究和治疗师胜任能力的研究(Varvin 2010)。4. 中国精神分析师的培训在未来将成立精神分析学院和协会。在过去的27年中IPA分析师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就，在中国建立了不同水平的精神分析性心理治疗培训项目：-      在动力学心理治疗中进行了精神动力取向的心理治疗师和督导师的培训。-      帮助建立了专业组织。-      帮助在精神心理疾病的治疗中整合精神分析的治疗和理解。-      帮助实施精神分析相关研究。-      以建立精神分析培训机构为目的而进行的精神分析培训。这个工作也与中国目前正在进行的包含心理治疗作为临床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培训内容的精神卫生改革相关。IPA分析师S. Varvin 和 A. Gerlach是这个中国法制-行政-教育体系的顾问。   总之，30年的精神动力学培训和临床工作已经在许多IPA分析师和其他分析师的帮助下，得以实现。 参考文献：GERLACH, A. (2003) Psychoanalysis - an Inspiration for Chinese Culture? Lecture, Taiwan Centr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Psychoanalysis. Taipei, May 3, 2005.PLÄNKERS, T. (2010) Adolf Josef Storfer (1888 - 1944). Ein PsychoanalytikerIm jüdischen Exil Shanghai. Shanghai, Ausstellung und Vortragsreihedes JewishRefugees Museums und des Deutschen Generalkonsulats Shanghai.Varvin,S.(2009), What do we know about what works on psychoanalysis and psychoanalytic psychotherapy: Research findings, clinical experience and experience from psychotherapy in China. In: CHINESE PSYCHOTHERAPY IN DIALOGUE(CPID), no 2. 

讀《在微塵中打拚——香港肺塵病工人口述歷史》，更感覺自己的無知。連讀帶教，在教育界混了接近三十多四十年，還是第一次了解到為香港付出了這麽多的肺塵病工人的故事。令人不安的是，像我這類無知的讀者，也許還有許多。為何我們的九年、十二年免費教育，再加三四年的大學洗禮，竟然都沒有機會讓學生去閱讀這些歷史故事？是由於我們缺乏相關的教材資訊？還是由於我們的視野受既有的答案或標準的講法所遮掩？ 據一些來自商界的功能團體立法會議員宣稱，香港是一個「資本主義」社會，當中商人的貢獻是最大的，所以我們需要用功能團體來保障商人的利益。這樣的故事耳熟能詳，不僅流行於商界，傳媒和教科書大概也是這樣說的：香港從一個水深港闊的小漁港，然後經過多代工商企業家的努力，發展成今天的國際金融中心。由於這類故事充斥在我們的教科書、電視報章，並不斷循環再現，所以儘管活在我們的身邊的，總有些像本書中的肺塵病工人 -- 例如我們的父母或祖父母輩 --，但我們所能講出來的，包括學生在辯論比賽、回答試題，或報紙記者在書寫新聞時，往往只剩下那種漁村變金融城市的公式故事。結果，我們很容易忘掉了真實而立體的工人面貌，其實並不是如教科書中所講的故事般簡單地發展，也不僅只有可憐困苦，又或是抗爭的英雄事蹟，而是充滿了普通平凡的喜怒哀樂。 好書自然要推銷 讀《在微塵中打拚》，令我有點想做推銷員的衝動。原因有二：其一是，肺塵病的工人幫我們重新認知這小島過去的歷史，因此讀者也應該幫助其他準讀者認識肺塵病的工人；其二是，本書做得十分認真和仔細。放着好的東西不作推介，確實等同暴殄天物。 本書值得推薦的地方，首先是當中有血有肉的故事。這些故事，相較教科書的公式、「起錨」等口號，以至各種說教道理，或記誦香港工業發展的「主要因素」，都來得有趣。學生其實都愛聽故事，從不同角色的行為情感，獲得豐富立體的知識。 本書的第二個好處，是在每個故事的後面，加上一些關鍵詞的解釋，儘管不是十分完整的歷史敍述，但也可以幫助學生或老師在閱讀的時候，掌握故事的歷史背景。 本書的第三個好處，是直接連繫上通識教育的「今日香港」單元。教授通識科經常要討論時事，但往往欠缺歷史深度。這本書所提供的歷史背景和故事，很容易接合當下的一些時事討論，例如最低工資立法。要讓這些時事討論變得有深度，需要把問題置放於香港的歷史脈絡。譬如，為何最低工資應是三十三元或更高的價錢？應否計算從前不同行業的工人對社會的貢獻？如是，這種貢獻應如何計算？如果接受「香港的資本主義發展主要是商人的貢獻」的說法，那麼最低工資大概真的只能值二十多元；但如果香港資本主義的歷史發展主要是建基於像本書中的打石工人般的一點一滴貢獻，到今天才能擁有現代的道路、隧道、房屋等設施，那麼每小時三十多元的工資，自然不算特別高。簡接把今日香港的議題，例如最低工資的討論，置放於歷史脈絡中去理解，這是本書的一個重要的貢獻。 小故事 大道理 通識科裡有一項獨立專題探究，通常要求學生寫作一個研究報告。這些報告很多時變得程式化，例如做一些問卷統計，繪制一些漂亮的圖表，講述一些已知的成見。但問題是，對一個學生來說，為何要做這些事情？能解決些甚麼問題？還只是做來交功課？新高中課程推出後，每年有十萬個高中學生需要做這些專題報告，投入的精力及能量十分驚人，如果他們都能找到有意思的課題，而不僅是為了交功課，生產出來的知識顯然並非無關痛癢。 問題是，甚麼才是有意思的課題？《在微塵中打拚》這本書向我們展示了一種可能性 -- 訪問在過往長時間在香港默默耕耘的小人物，讓他們講述教科書忘掉了的故事。只需要一部錄音機，一枝筆，每個學生回家坐下，聆聽自己的父母輩的故事。一年下來，便有十萬個專題報告，關於香港上一代經歷過的豐富多元的故事。當我們的師生都讀過這些也是關於香港經濟發展的小故事時，相信我們的商界功能議員，再也不敢大言不慚地宣稱香港的發展主要是基於商人的貢獻。 最後，本書讓我們理解到上一輩的港人，其實是非常懂得體諒的：不僅對妻子對丈夫，也能對上一輩的父母、下一代的子女十分諒解。書中的一個故事講述，抱病的工人想死在醫院。為何要死在醫院？因為死在家中會令子女十分麻煩，兒女需要填寫很多表格，要辦理很多手續。直至生命的最後一刻，我們上一代的工友，還繼續在為後代著想，這種體諒，在現時的香港，恐怕已並不多見的。香港政府經常講和諧。和諧並不是壞事，但跟現實的政策卻有點背道而馳 -- 兩極分化、官商勾結，產生的絕對不會是和諧的社會。相反，真正的和諧，反而在此書的故事中處處可見。

文章大致可分為三大部份。第一部份是講述利比亞過去被殖民主義侵略到卡達菲執政時期，分析卡達菲政權的性質與帝國主義的關係。第二部份是由2011年2月17日爆發的人民革命至卡達菲政權覆滅，詳述這場革命過程鮮為人知的曲折發展。第三部份是討論左翼對西方帝國主義介入利比亞所出現的分歧，分析「國家過渡委員會」（The National Transitional Council）的性質，以及利比亞人民奮鬥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