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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鲁斯·阿克曼:如何讲述美国宪法的转型--职业主义批判以及连续性的再造

布鲁斯·阿克曼:如何讲述美国宪法的转型--职业主义批判以及连续性的再造

布鲁斯·阿克曼《我们人民:转型》

布鲁斯·阿克曼为耶鲁大学法学与政治学教授,本文摘自布鲁斯·阿克曼《我们人民:转型》,为《阿克曼文集》最新一卷,由田雷翻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4年8月出版
每当有新的意见潮流得到政治声望后,民众的思考--就好比条件反射般地--就会回到这些伟大的成就,以此判断新运动的意义。当我们由实体宪法转向高级立法的过程时,我的问题就出现了:19与20世纪的美国人是如何定义、辩论、并且最终认可那些由所处时代的宪法改革政党提出的转型议案?

任何一位严肃的法官、律师或学者都会承认,今天的美国宪法已经非常不同于那版18世纪的宪法。而且他们也不难识别出美国宪法的关键转型期。虽然具体的学说来自于不同代人的工作,但两个时期总会从背景中走出来。第一个时期就是美国内战后共和党对联邦的重建。第二个时期是在大萧条期间和以后民主党对能动中央政府的正当化。

如同最初的建国,这两次全面变革也并非在一夜间完成。在这两次变革前都曾有过超过一代人时间的政治骚动,从而为一个决定性变革的年代铺平了道路。1860年,宪政主义者还在无休止地辩论着州的脱离以及准州领地上的奴隶制;到了1870年,此类问题已经不再有公允争议的空间。美国内战的创痛已经被转化为新的宪法意义,塑造了后来人的法律对话。

相同的模式--漫长的批评最终引出一个转型年代--标志着积极福利国家在宪法上的正当化。一直到1935年,联邦政府管制经济的权力还受到一套复杂宪法规范的制约--而这限权的性质为何曾是无休止学说辩论的主题。但到了1941年,这一复杂的网络就已分崩离析,美国宪法允许联邦政府对经济和社会生活的不间断干预。大萧条的痛苦促成了一次对宪法身份的根本再造。

在这两次转型后,美国政府已经不再是那个由建国者所设计或经验的体制。而"我们人民"所确立的,也不再是一个去中心化的联邦体制,使得白人可以在一种市场经济内去追逐他们的私人利益。美国人已经创建了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它拥有无可置疑的权威,要去保护治下全体公民的法律平等和经济福利。

我认为,到此为止还都是美国宪法研究者的共同立场--无论是学者或者公民,法官还是政客。每当有新的意见潮流得到政治声望后,民众的思考--就好比条件反射般地--就会回到这些伟大的成就,以此判断新运动的意义。罗纳德·里根总统的宪法意义就可以归结为一个问题:里根任内在何种程度上成功地领导美国人民,否决了在新政期间得到正当化的福利国家?这一问题同样适用于现代民权运动:美国人民难道不应该去兑现在内战后作出的平等承诺?

当我们由实体宪法转向高级立法的过程时,我的问题就出现了:19与20世纪的美国人是如何定义、辩论、并且最终认可那些由所处时代的宪法改革政党提出的转型议案?

 

现存的故事讲述

当下的美国人在面对这一问题时会陷入一个巨大困境。重建时代的伟大斗争现在早已从我们祖辈的记忆中褪去。即便是新政现在蒙上了一层尘埃。而那些曾亲历罗斯福岁月的美国人,现在也越来越快地离开这世界。新政改革者之成就延续至今的意义,现在要由他们的子孙后辈来加以阐释。

正是在这里,美国的法律人让他们的公民同胞一再失望。如要理解法律人将宪法变革琐碎化的集体行为,不妨思考他们自我讲述的有关1780年代的标准故事。应当看到,现代的宪政论者已经越来越愿意去承认并且思考美国建国的真正革命性。费城会议并不是召开在一种洛克所说的自然状态中,它发生在一种复杂的法律环境内,包括了通过《邦联条款》而介入"永恒联盟"的13个邦的宪法。如果联邦党人根据这些权威文件进行政治博弈,那么他们的宪法就会被决定性地否决。

联邦党人因此做出回应,他们以人民的名义去主张重新定义规则的权利。甚至更应关注的是,联邦党人的政治对手也基本上接受了这种革命式违约的正当性。本书第二章将展示,联邦党人以新方法来动员起旧机构,以此强化他们代表人民的主张,此举赢得了对手的勉强同意。这一值得追问的非常规改造(unconventional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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