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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嘉时期（1736-1820年）学者好言"实事求是"，钱大昕尤为突出。这在中国史学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在史学上的所谓实事求是，仅是指考证方法，还是言史学思想？以往学者常常提到这个词，但并没有深究其底细。

文革已经过去30年了，35岁以下的年轻一代对文革不再有由于亲身经历而产生的预设观点，如果他们对这个问题产生兴趣的话，那么他们更加愿意看到从史学政治学经济学等等角度对这个事件进行的尽量全面的分析。

自上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以来，寺庙和宗族祠堂复兴的在全国成为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笔者通过参加2007年范庄的龙牌庙会，详尽地描述范庄龙牌会的仪式过程，并与龙祖殿修建前的仪式进行比较，从仪式变迁的角度来分析龙祖殿修建前后政府、会头和学者的关系。也正是因为龙祖殿的修建，才有了从“家”到“庙”的过程，“家”是一种家庭的，内部的表征，而“庙”是公共的，外部的表征。从家到庙，也是龙牌会从地方信仰向公共事物——龙文化遗产发展的过程。

新发现《天圣令》有关令文，反映了北宋还存在良贱制度，南宋时才完全消亡。雇主侵害雇佣奴婢依常人法处置，雇佣奴婢侵害雇主，则依家族同居法加重惩处。即使主雇关系已解除，"主仆名分"影响仍存。

日本藏学始于行脚僧河口慧海，收集资料文物的探险队和军部出身或派出“特殊任务”者，后有经济复苏后对西方文化的反省，及洛克菲勒财团对流亡藏人和各国藏学支持等原因促进

内容提要：中国模式从其定义特点上应该是一种规范模式。尽管中国的现状尚不能给在危机和人类自然环境的毁灭中不断丧失合法性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带来真正挑战，但中国模式还是被期望成为一种社会主义的选择。在中国，三个连续的运动历史性地为这一模式的形成作好了准备：反殖民主义的国家解放与社会革命，反斯大林主义中央集权官僚模式的群众路线式的社会动员，以及反资本主义一体化的社会主义市场探索。毛泽东时代和改革时期共同得到的一个基本历史经验就是，如何在不失去人民和人民利益的同时将权力集中于政府和政策决策。因此，中国模式将成为一个与过去决裂的革命的代表：一个高度自主并且民主的发展型国家；一个由需求而非利润驱动并因此远离依附与发展主义、地方自决与国家协调相统一的政治经济体；一个由全面社会保障与社会自我管理所支撑的参与型社会。这一模式的理论前提之一是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并非是普世的，而是具有特异性。然而，中国模式并不是一个与西方相对的文化概念，而是一项在战胜全球化的资本主义规则中具有国际意义的政治建设。 一、“北京共识？”“中国模式？” 近几年来国际上的热门议题之一是“中国崛起”。但从民间中国的以及世界史常识的角度， 如果要说到“崛起”，中国在“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意义上的巨人崛起是1949年，而不是今天。 当然，按物质财富的总量计算，中国已今非昔比。即使在科技、管理等方面仍然落后，即使诟病 于阶级、城乡、地区等差别，即使丢弃了不少独立自主另类现代的雄心，农村贫困的大幅减少、 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乃至基于经济实力的“大国心态”的膨胀，都是不争的事实。 迄今讨论得比较多的是意在与“华盛顿共识”相匹敌的所谓“北京共识”。提出“北京共识” 本来是一个积极的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尝试，尤其着眼于自主创新和重整国际秩序，是很有道理的。但这个提法显然过于乐观，实际上也并未形成。它至少回避了以下的现实障碍：国内， 以GDP增长为目标和出口为导向的战略，造成可见的短期利益与长远代价之间的巨大落差，从 社会人文到生态环境都不可持续。发展理念和公共政策中的偏差还导致社会危机，从而此起彼 伏的群体抗议。国外，美国霸权之下严酷的国际制约不仅见于“中国威胁论”一类的敌对宣传和 各种经济压力，而且包括直接的政治、军事挑衅，当下就有近海军演。由于中国加入世界市场上 的能源竞争，使其外部条件更加险恶。廉价劳动的“优势”不但使中国经济苦于内部的过度竞 争，还加剧了穷国之间在全球市场中的零和博弈。发达国家更以流失就业机会为由，用劳工权 利的旗帜置中国于道义劣势。 在这样的冲突格局中，共识如何可能？谈论“北京共识”避开这些障碍，即落入掩饰矛盾的 幻想。毕竟，任何容忍强度剥削、两极分化、腐败不公，高消耗、高污染、高度外部依赖的发展方 式，都缺乏形成共识的正义性基础和吸引力。因此，只有反思改革以来的经验教训，拨乱反正， 才能有效应对挑战，找到一条中国真正能够造福人民、鼓舞世界、引以自豪的道路，成为发展的 榜样；继而得到全球南方及北方进步力量的支持和认同，形成真正的共识。 相比于未来时态的“北京共识”，“中国模式”进行时是个适当的选择。它概念空间更大，由 自我定义而留有广阔的创新和调整余地。尽管中国特殊的传承和经验从在中国革命基础上形 成的社会理想到小城镇等非经典城市化、工业化的实践，恐怕都无法在目前资本主义全球化的 大潮中求取“共识”，但它们却是中国自主改革设计和推进的历史基础和宝贵资源。这当然不等 于说“中国模式”面向过去和自我封闭缺少世界意义；相反，正是因为它既有和潜在的超越国境 的深远影响，才谈得上模式，才能与国际比较和对话，从中探索具有普遍价值的取向或方法。此 外，一个重要的澄清是“中国模式”灵活性与原则性的统一。与“中国特色”蜕变成杂烩集装和自 嘲辩辞全然不同，“中国模式”要求规范性的解读和定义。 二、讨论的前提 一个是历史视角。“中国模式”来自近现代中国人民追求独立解放和繁荣富强的艰险历程， 有深刻的时代渊源和路径依赖，是一部不应也无法割断的历史的一部分。由此上溯，又因为今 日中国延续着自古以来中华民族的生成流变，就同时也需要更长远的观察视野。比如阿瑞基等 讨论东亚复兴采用了500年，1500年和50年的比较尺度。[1]我们未尝不可再加上5000年的文 明史，以便在历史长时段中把握中国物质生产和精神发展的多元轨迹，以及其在世界和周边位 置的沿革。不过最重要的，还是研究新中国成立后的60年和前后30年间各自的不同阶段。其 中的功过得失都需要逐一检讨，诚实面对。 另一个是中国立场。中国立场是历史视角的题中应有之义。既然是“中国模式”，就注定 依靠中国本土的追求、知识和资源。这样的立场也是扭转改革年代流行起来的媚外风气。后 者言必称美国，行必求接轨，以霸权主宰的全球化为普适的标准和目标。就连历史制度学派 的追随者们，宣扬的竟然也是过继人家的制度传统。即使左翼，讲社会公正离不开罗尔斯，两性平等离不开西方女权，好像本土全无与之相通甚或更先进的思想和实践。然而缺乏自 信、一厢情愿的结果打造不出正品，最多不过是中国版的欧美模式或新日韩模式，幻想中国 能亦步亦趋。 再就是国际眼界。中国立场针对强势全球化而言，与狭隘地方民族主义不可同日而语。它 不仅有“从孔夫子到孙中山”再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胸怀和积累，而且对诸如卢梭的契约共 和、斯密的伦理市场、康德的启蒙理性、穆勒的自由主义、韦伯的组织治理等西学传统采取去粗 取精和拿来主义的态度。在经济社会层面，则是联合发展中国家，力求改变现存少数富国执掌 的游戏规则，退出“逐底赛”的中国立场，同时也是久违了的国际主义立场。国际眼界并且是“中 国模式”的认识论前提：后者要厘清的正是中国与资本主义世界的关系，即中国在资本主义全 球化时代别样出路的可能性。 最后，是对“中国模式”内延、外涵界定中的规范要求。“中国模式”不应该只是一个经济增长 模式或政府治理模式。因为或专制或民主、或集权或分权、或进口替代或出口导向，从历史资本 主义到历史社会主义，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条件下使用不同的办法，都可能维持统治并成就 某种增长。如果“中国模式”不过是其中之一，就没有特殊价值，也没有示范价值。“中国模式”应 该是超越一般增长和治理的，关于中国现代转型的总体概括，也是对其中包括思想文化、制度 组织等在内的经验的总结。它不仅是描述性的，也应该成为规范性、有普遍应用意义的模式。换 句话说，中国的探索之路和当前充满矛盾的现实，绝非“中国模式”的直接体现或演绎，并不能 通过模式构建一概加以肯定。在中国的发展中，究竟什么是成功而能够正面肯定的经验，什么 又是负面而必须否定的失误，什么又是需要澄清和解决的问题，都要梳理。负面的东西显然不 能视为“中国模式”的合理成分。例如就国家能力而言，对经济社会的高效组织和政策的“公善 政权”为正，对公民个人空间的全能渗透或权钱联手、资本专政为负。又如与劳工神圣相抵触的 “廉价劳动”观念，非但不能代表“中国模式”，还是对它的极大曲解。通过人力资本的大量投入 而不断提高劳动的教育程度和健康水平，才是“中国模式”里的普适因素。再如发展与发展主义 的本质区分：后者因其对社会、环境的破坏而不可持续，与“中国模式”背道而驰。 说到底，“中国模式”的规范性在于它的社会主义取向，志在最终取代一个危机重重的全球 资本主义整合模式。从南北分化到资源掠夺，从赌博经济到战争机器，资本主义已经证明不能 解决世界的问题，也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常用的说法，它不是问题的解决，而正是问题本身。 尽管中国现状并不对资本主义制度形成挑战，“中国模式”却有远大的前瞻。这也是“北京共识” 的解释框架所难以包容的。 三、历史准备和教训 “中国模式”的历史准备可以追溯到中国革命建党建军、以农村包围城市而夺取政权的浴 血征程，之后新中国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直至改革开放实行自我改进式 的社会经济转型。三者相继，使百年积弱的中国走上了一条利用后发优势实现独特现代化的民族道路，向第三世界昭示了以己之长打翻身仗的可能。尽管充满矛盾的实际历史运动要复杂得 多，这一粗线条的历史轨迹还是清晰可辨的，依序为以民族解放和社会革命对抗殖民，以群众 路线动员参与对抗苏式官僚国家主义，再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抗资本主义整合。其间变革 的断裂、现象的混杂都不曾掩盖历史的连续，从“中国模式”继往开来的角度，可以说它一以贯 之。也就是说“，中国模式”非自今日始———今天的难题反而造成它的反复；“中国模式”也有很 多不确定的国际国内因素，它任重道远，还有待步步摸索，锤炼成形。 以史为鉴，毛泽东时代的经验教训择其要者不外两点：第一，一个人民主权的国家是国民 经济健康运行的首要条件，路线决定一切，干部决定一切。这个国家的目标是中华民族各地区 各民族的兴旺发达和全体城乡国民的福利；它必须有能力、财力、公信力和号召力来支持这些 目标，鼓励广泛参与，实行群众监督。第二，公民意识的张扬和健全有效的法制是人民主权的文 化和制度保障；否则，人民意志架空，公众意愿误导，使以“人民”的名义压制少数、迫害无辜、侵 犯人权成为可能。一方面，政府工作责任重大；另一方面又不能管死，以致窒息个人自由和创造 力，挤压民间智慧和批判反馈的空间。 同理，改革时代的经验教训也可以概括为两条：通过选择性地引进市场机制和“浅度”全 球化，以加入国际市场换取先进的管理手段和技术升级是改革开放的本意。由此顾名思义，所 谓“改革”，正在于其方向与苏东向资本主义全面转轨的“革命”不同。在这个大前提下，第一， 国家的关键角色不仅是计划经济的逻辑，也是市场经济的内在需要。早期资本主义在欧洲的 兴起就是明证，近年遍及发展中世界的市场化过程更无例外。把现存的一切问题都归咎于市 场化未彻底或私有制不到位，而以私有产权的确立来定义一个万能、完善的市场完全是一厢 情愿。最具讽刺意味的是，信奉市场自发力量的人往往又同时力主政府强制推行私有化，正与 官僚权贵资本主义合拍，自相矛盾的背后自有既得利益集团的驱动。第二，改革的成功取决于 民主决策。因缺少民众建言和透明度而导致的政策失败，在发展方向、分配格局和资源环境等 方面已经造成一些重大乃至不可逆的损失。例如医疗改革，把中国的有关指标改到全世界191 个国家中的倒数第四位（2000年国际健康组织报告），使许多人看不起病、人民健康水平整体下 降。这样事关百姓身受其益害的大事，怎么决定的？普通民众有没有知情权和决策参与权？接 受教训，正在开展的第二轮改革终于定位以人为本，并开展了集思广益的政策论证。 改革前后两个时期的共同启发是，万勿淡忘人民至上是新中国的为政之道、立国之本。人 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不但是政权合法性的基础，其实也是效率的源泉。理论上，社会主义的生产 关系能够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率，正是因为它克服了剥削压迫和不公不义，从而解 放了劳动者及其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很难想象一个劳资对抗、官民对立的社会能有多少效率。 中国的经济增长曾经以超高投资和超廉劳动来维持，但以“效率”压“公平”有目共睹的后果是 不但效率少有提升，而且导致社会冲突、拜金横行、环境恶变；号称社会主义的中国全盘资化 （不是西化），成为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国家之一。当中国的出口产品在一些地方遭到工人和学 生团体的抵制（与“反倾销”无关），而“中国制造”暗示着血汗工厂、明示着利润外流时；当骇人 听闻的工伤数字、矿难内幕、迫于工资拖欠或改制下岗或超强加班压力而自杀或杀人的劳工遭遇、各种污染及伪劣商品造成公共健康危机、地方政府与开发商勾结强拆民宅强占农地等 事件一再被国内外媒体曝光时，“北京共识”或“中国模式”就几成自欺欺人的奢谈。 四、反思不是反对 事实上，公权私有问题、国企改制问题、公共政策问题、三农问题、民族问题、金融问题、环 境问题等等，都已对20 世纪90 年代的改革“激进化”提出质疑：如果连最基本的社会公正都 不能保障，“社会主义”不是徒有其名吗？如果改革改成了最落后方式的原始积累和官资合流 的抢劫型资本主义，当初为什么革命？又为什么改革？然而反对意见在官方渠道发不出来或听 不进去，主流媒体宣传的多是盲目接轨、市场迷信。改革于是在不知不觉中失去自我，变成他 人模式的劣质翻版。 改变这种情况的出发点是在坚持把改革定位为一场社会主义自我调节运动的前提下对其 路线政策的得失进行清理。反思改革不等于反对改革，而是通过反省批评来推进改革，拉车看 路。30年来，它成功在哪里，失败又在哪里？赢得了哪些机遇，又失去了哪些机会？改革初期的 两大成果是对外冲垮帝国主义的封锁，对内打破封闭的一统制度。但之后对原有体制改什么， 不改什么，向什么方向改？对外来推销引进什么，不引进什么，支持哪些创新？却一直未能通过 广泛的民主讨论来澄清。比如中国国力增强，在国际双边、多边事务中举足轻重，同时却又高度 依赖外部资金和市场，甚至不得不承担美元风险和非理性的、以穷国资助富国的“双顺差”代 价。又如反贫困工程，中国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使数亿人脱贫的成就举世瞩目，但也出现城市 贫困和底层聚居，以及农村大量因病等致贫返贫的倒退现象。还有如火如荼的乡镇工业，本来 并未以产权明晰为先决条件，后来却一阵风被要求私有转轨，使一场潜力极大的民间创举半途 而废。这些内生矛盾的实例都值得反思。 至于错过的机会，虽有争议，但明显的一次是未能抵抗上马汽车工业的诱惑，代之以扩展 公共交通，恢复鼓励自行车，从而为全球的后工业转向开路。结果现在以汽车为支柱产业已经形 成深度路径依赖，再有多少堵路、污染、能源、油价等天大问题改也难了。倒是因有自主自强的动 力，如今有的汽车制造集团渐成声势，究竟是祸是福，还有一辩。另一次是WTO谈判中令对手都 吃惊的过度退让，以致整体陷入人家的规则陷阱，痛失一次以大国经济规模的强势迫使国际分工 和贸易开始转向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良机。此外，在许多合资企业向外资拒绝转让核心技术让 步，致使自己停留在低端的“世界工厂”，有些地方甚至接收发达国家的生产性“污染转移”。尤其 放弃一些重要民族工业的中国战略主导地位，允许外资长驱直入，更是极为短视的政策。 那些不顾漫延的社会危机和生态困境，以买办身段继续鼓动单向“接轨”的政治和知识 精英，要么排斥“中国模式”的概念本身，要么垄断对其内容的取舍解读。这场讨论因此是一场 思想路线之争，核心是“中国模式”的目标模式。对于中华民族来说，在特定层面保持高度的文 化认同也许并不困难，更难的是找到社会主义的本土认同和形式，找到多元社会主义的“中国 模式”。 五、什么是“中国模式”？ 沿着历史承启和超越创新这两条逻辑线索，以下尝试对“中国模式”给出一个初步、粗疏的 正面描述。 1“援中国模式”以中国民主革命的成功为前提 民族独立和人民主权结束了帝国主义的统治和封建王朝的皇权，自主的公民取代了帝国的 臣民或半殖民地的属民。这个兼有象征意义的开天辟地的成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立国根基 和政权合法性的历史基础，随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则为探讨中国模式提供了直接的经验 借鉴。时值世界范围社会主义的低潮，更要为中国革命现代这段传奇的历史性、正当性和未来 可能性正名。新中国的确走过许多弯路，付出了昂贵的代价，但也通过有效提供公共产品和以 阶级、性别、民族和地区平等为目标的激进政策和社会运动，取得了被多数不发达国家所望尘 莫及的发展，创造出自食其力养活庞大人口和满足基本需要等奇迹。对人力资本的投入尤使国 人在平均寿命、婴儿死亡率、初等教育程度、两性平等等指标上在第三世界遥遥领先。引用主要 来自中国的强有力证据，许多权威性研究指出，相对而言，革命后国家有着很大的潜力改造前 殖民地的、落后和文盲的穷国。 其中一个关键是革命解决了土地问题。土地问题也是基层政权问题。土改不但摧毁了旧的 地租及高利贷等剥削形式，并削弱了传统的宗族依从关系，而且消灭了它们所赖以生存的经济 组织和政治势力。即使从人民公社到联产承包的过渡，也绝不是恢复旧中国的土地制度。近年 的研究在中国的土地关系演变、地主阶级的定义和定量，以及土改背景中对形势的估计和推行 中的得失等方面有所突破，但并没有发现任何证据能否定土地革命的根本成就。土地公有、长 期承包、扶持小城镇等政策，至少使中国避免了城市失业和贫民窟蔓的常规景观。大量对乡镇 企业的实证研究和有关政府行为的理论分析也指出，没有土地公有的因素包括对公共基础设 施建设的重视，农村和众多相关改革都不可能施行。事实上，拒绝土地私有化的陷阱，坚持对土 地使用和流转的公有管理，至今仍然是农民生存、农村中兴、农业规模发展和城镇工业增长、工 业布局调整、城市建设以及城乡各项公益事业发达的基本制度和资源保障；最终也是遏止土地 财政流弊、房地产开发失控和农村衰败与城市化压力两难选择的中心环节。“耕者有其田”的土 地政策对于后发展的必要，也在巴西的无地农民运动、墨西哥的原住民起义、印度未完成的绿 色革命以及经久不息的那克萨尔武装反抗中得到反证。 注重“中国模式”的历史前提是要重申改革与其历史准备的连续性，捍卫最基本的革命成 果，从而消除在任何新生资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再次发生革命的社会条件。也因为革命和社会主 义的遗产属于中国现代性首要的本土组织和文化资源；尤其“中国模式”的目标建构急需一个 后资本主义的想象。在这个意义上，社会主义的理念和价值，诸如平等原则、公仆原则、参与原 则和自治原则才应该成为中国进路最大的“软实力”。 2“援中国模式”依赖于一个特殊的发展型国家 中国革命对后发展的另一个突出贡献即是造就了这样一个国家，它有决心和力量全盘统筹，调动一切人财物力来发展和协调关乎国计民生的产业，实现赶超；它在被不平等交换和对 社会主义政权威胁封锁的冷战秩序中为中国赢得了自主发展的空间。中国因此不是像多数非 西方国家那样，仅仅作为欧洲历史的延伸而被动地进入世界史，而是主动地改变历史、创造历 史，把握住难得实现的“落后的特权”，跳跃前进。 需要强调的是，既然“中国模式”有赖于中国人民经由民族解放和社会革命作为历史主体 的崛起，“中国模式”所规范的国家就必然是一个人民的国家，以中国人民的意志为基准。它要 求发扬中国革命（包括三民主义）以来人民主权的伟大传统，以人民的利益和愿望为立法、政策 的依据和政府行为的准则。至于新中国成立以来作为集体认同的人民主权和作为个人权利的 自由公民，在哪个时期和什么意义上是真实的，或只是名义上的，甚或被限制剥夺，之后资本神 话又怎样取代人民神话，都要重新审视和评价。今天的资本优先劳动、权贵统治民众、富人压制 穷人等现象，确实从反面演绎着“人民”地位的失落。 然而“人民主权”不一定也不应该是抽象的概念。历史上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和建设最重要 的经验之一就是人民战争，依靠群众。今后人民主权的根本制度和政策体现至少要包括： （1）国际社会里中国的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不受侵犯。 （圆）国际市场里中国的国民经济独立和财政金融安全。 （猿）国内通过政府注资、企业重组等而重振国有经济，使全民所有的国有资产和国有土地 收益全面增值，用以支持可持续发展和公共、民生建设，并致力于把民企税率控制在较低水平 和直接资助微型企业（如重庆）。 （源）政治和社会民主，选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和其他参与渠道、监督机构对各级政府形成 压力。 有讽刺意味的是，在精英不乏“民主”、“宪政”的高调话语里，“人民”往往在“民粹”的释义 里成了反义词。漠视人民，何谈民主？即使确有过去群专哄起或现时公德沦丧的悲哀，中国的普 通百姓却始终肩负着民族的希望，在对地震、洪水的奋勇救灾中尤其表现了同甘共苦的毅力和 情怀。也只有他们才能在实践中发现和发明新的民主形式。法制即民主是个误解；民主的标志 是人民成为法律的制定者和社会的主人。 3.衡量“中国模式”以民众的需要、社会和集体的富足和每个人全面自由的发展（而不是企 业核算中的利润）作为经济增长的目标和尺度 改革初期对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讨论至今仍有重大启发。这样的增长意味着摆脱发展主 义，弃绝工业主义、城市化和消费主义流行模式的痼疾，探寻适合本土风格和需求的别样发 展，也意味着克服“廉价劳动”、解决“剩余自留”（surplus retention）这个不发达世界的老问题， 而以非异化劳动且利润自享为长远的抱负；这也是因为道义上社会主义的规定性和现实中铁 血的国际制约两者都使中国不能也不可能像老牌资本主义那样，靠对外扩张来转移生态“瓶 颈”、摄取原料和其他资源。 具体举措有的已经起步，包括： （1）把GDP 速度指标替换为生产和生活质量指标；用信息化等技术升级和节能、防污、尚俭的企业文化和社会风气取代高耗生产和过度消费。 （2）由依赖外资外贸和所谓全球标准转为依托国内市场的内向型经济———不关门、不脱 钩，但保护民族产业和本国的技术开发及资本市场，取消对外资的各种优惠而实现平等竞争、 并通过向落后地区和贫困人口投资，人为提高一般工资水平和农村购买力，从而抑制产能过 剩，达到部类平衡、供需平衡。 （3）追求经济民主，开辟劳资共决等民主管理和劳动产权的各种形式，以便最终既消除作 为剥削源泉的剩余价值，也减少交由政府机构分配的剩余劳动。 （4）改变现代化过程挤压相对分散的“小生产”的常规，鼓励扶持民营经济特别是小企业和 各类个体经营、草根合作及社区网络，在大资本和官僚制之间开拓城乡结合、自治互助、绿色志 愿、市场与非市场机制灵活互补的共享经济。 （5）控制与国际接轨的消费方式和类比，培育优越于市场操纵的商业拜金和消费主义的、 有中国自己地方传统和民间特色的“国民快乐总值”。 4.中国模式是一个参与模式 以大众参与来阐释社会主义，是从革命后国家主义的历史局限回返社会主义的本来含义。 而社会崛起与人民主权是同义同源的。参与模式意在创造新的认识和实践主体，进而新的生 产、交换和生活方式也是对我们时代生态威胁和发展困境的回应。它主张各尽所能，极大地扩 展不同地区不同层面多头并进的参与渠道，实现每个人都有机会也有义务的充分参与；它也推 崇知识自由、资源共享、管理公开、信息透明、交流畅通。在一个以直接生产者为主体的新的生 态经济和社会形态里，实现更人性（即不仅仅是生产线上活的机械部件）、更机动也更能开启个 体和集体创造潜能的生产和流通过程。可借鉴的先例是那些强调软化等级、激励工人参加管 理、重视技术多能和角色多重的团队精神与合作性竞争，它们不但促进劳动的解放，也提高不 同性质和层次的组织效益。 诚然，全方位参与社会的“自由人共同体”还只是远期纲领。但着眼于劳动者的主体地位和 参与意识，就能在生产力进步的基础上尽快实行社保全面覆盖，进而公民基本收入，并以此为 后援而赢得政治参与的可能和时间。民主问题本质上也是时间问题，是让人们从疲于奔命的生 存困境中解脱出来、参加自治管理的问题。劳动者只有成为共同体的平等一员，只有摆脱了对 缺乏基本生活保障的恐惧，才能成为自由、自立、自主的公民。时间因此经由人民的普遍参与而 转化成民主的力量。 六、中国道路再出发 最后，“中国模式”在理论上要推倒的是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目的论，是现代与传统、西方与 东方、工业文明与农耕文明之间的泾渭分割。它从区别工业化与现代化进而现代性与资本主义 入手，得出现代转型未必要以资本主义工业化为基准的结论。挑战工业资本主义的优越性和普 遍性，让需要的逻辑对利润的逻辑取得优先权，使全球化过程从属于本土多民族、地方的文化资源和真实需要，是建设“中国模式”的本意。 1949 年以后的中国道路，在一种分类中在不同时期综合了革命、现代化和全球化的范式， 在另一种分类中又融汇了后发展、边缘发展和社会主义发展的模式。而面向将来的“中国模式” 非由广泛的民主讨论得到澄清而不可及。这里，它的中国认同不是一个文化概念，不是对西方 的挑战，而是对资本主义的挑战；它的社会主义取向也不是对未来的许诺，而是试图结合市场 经济与社会主义理想的划时代创新。 同时，既然资本主义的全球性质决定了其替代模式的普遍性，那么“中国模式”的国际意义 就是不言自明的，与发展中世界和反对霸权的跨国社会运动有天然的联系。面对严峻的国内外 形势，它的功败垂成取决于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者能不能重整旗鼓再出发。 参考文献： Giovanni Arrighi,Takeshi Hamashita and Mark Selden. The resurgence of East Asia :500, 150 and 50 year perspectives [M]. London : Routledge, 2003.  

“在伏尔科夫的《见证》出版之后，为我们树立起了一个完人和先知肖斯塔科维奇的形象，他似乎先知先觉，对一切都洞若观火，永远没有错误，但人们一直对伏尔科夫的这些死无对证的回忆将信将疑。而当肖氏的好友格利克曼将自己珍藏的肖斯塔科维奇书信公之于众出版的时候，人们感到有望得到一个探索肖斯塔科维奇内心世界的新途径，然而在认真阅读了这287封书信之后，似乎给人留下的是更加混沌、矛盾和隐晦的形象。”

引文：“在今天，资本主义 ‘全球化’的潮水差不多已经渗入了中国人生活的各个角落，不但限定了你的视野、重新编排了你脑中的知识，还进一步规范了你的感觉，甚至直接塑造了你的欲望。从胡适当年挑衅般地赞同 ‘全盘西化’，到今日都市里的孩子们普遍以肯德基为第一美食，这样的 ‘全球化’似乎不可阻挡。但是，事情还有另外一面：这一百年来，当形形色色的改革家、启蒙知识分子和革命者用西方的标尺绘制中国社会的蓝图，并且把整个社会动员起来去实现那些蓝图的时候，当民众日益习惯于依照西方的事例来理解现实、判断未来的时候，中国社会多次陷入了悲惨的困境。这当中的原因自然很复杂，一言难尽。但如果专就思想和精神来说，我就觉得，过分迷信 ‘现代化’理论而对中国的现实发生错觉，以致在很多时候，知识界乃至整个社会不能恰当地应对自己的真实境遇，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正是在这里，鲁迅显出了他的独特的意义。”

蒙古文字与蒙古文古籍文献的形成和发展，蒙古文古籍文献的收藏情况及研究利用情况

翻译是一种文化改编，而改编本身也是一种翻译。莎士比亚的喜剧《维洛那二绅士》早就质疑了权威与作者身份的问题，由这部剧作改编的电影为研究跨语言、跨文化、跨媒体的文本与意识形态的交流提供了丰富的内容。《一剪梅》是改编莎剧的早期中国电影。本文对这部电影的人物塑造、场景调度和双语字幕的分析，不仅揭示出民族现代性在中国的发明过程中的技术创新，而且突出了近二十年来翻译研究中的文化转向与改编研究中的社会学转向所强调的主体位置。在重新思考跨文化的生产和接受中的权威与作者身份问题时，我们应该重视权力关系的“非零合博弈”观点。

赵刚教授对2012年10月6日下午台师大以最近东亚领土争议为主题的讨论会「民间东亚论坛：钓鱼台（尖阁岛）、独岛（竹岛）争议圆桌讨论」以及翌日台师大图书馆保钓民间论坛「从钓鱼台到南海：美国重返亚洲下东亚海权争议」所做记录与点评。

009年对于社会保障体制建设又是不平凡的一年，新年伊始，保险法草案、新医改方案、事业单位养老保障改革、农村新型养老保险试点酝酿出台。

高低错落的山城，笼在淡淡的雾气之中。嘉陵江与长江穿城而过，浪潮奔涌。人流拥堵的街道，和长江边上设计新潮的、状若“坦克”的重庆大剧院，无不彰显着这个中国内陆最大城市经济疾行的雄心。从13年前成为直辖市以来，重庆的发展从未像现在这般异军突起，58岁的重庆市长黄奇帆因此而格外引人注目。2009年，国务院以当年“三号文件”形式，明确了重庆的发展思路。重庆成为内陆惟一保税港。随即，重庆市政府将这些政策分解为上百项任务，下达区县或政府各部门。这一年，重庆GDP增速列全国第三，利用外资的增速排在全国首位，国有资产规模居全国第四。继浦东新区、滨海新区之后，优惠政策更丰富的两江新区在此崛起。在这年年底，原重庆市常务副市长黄奇帆成为重庆市代市长，并于今年1月正式出任重庆市长。黄奇帆在重庆经济领域“新政频仍”，他本人坦言敢言，与媒体交谈也并不在少。惜乎他忙记者也忙，许多事又在摸索之中，交谈无不匆匆，记载仍是片断。我们期待获知他更完整的思考。9月下旬，按事前约定，我们专赴重庆，在黄奇帆的办公小楼与他交谈了整整八个小时。采访从上午10时40分至晚7时，即使中间在小楼一层午餐时，他也仍在谈，我们则边吃边记，采访并未中断。当下外界对重庆经济，有热望也有疑虑，有期待也有异议。人们在问：重庆的著名融资平台“八大投”（即重庆城投公司、高发公司、高投公司、地产集团、建投公司、开投公司、水务控股和水投公司，均由重庆政府拥有、授权经营，是重庆基础设施、城市建设等公共领域重大项目重要的投融资平台——编者注）依赖土地运作，运营资金庞大，角色如何定位？风险如何控制？刚刚施行的户籍改革，以及涉及“土地证券化”试验的“地票”制度，从理论到实践怎么摆脱强征农民土地的嫌疑？为推行住房“双轨制”改革而一次性推出的公屋建设计划，是否超出财政支付能力而透支未来？此外，关于国资的地位，关于民营经济的发展，关于政府角色的认知，许多问题萦绕人们心头。在接受采访时，黄奇帆回应争议，坦诚而谈，详述了重庆正推行的公租屋计划、户籍制度改革、土地制度改革、建立创新型加工贸易模式，以及筹建西部金融中心等课题，对于“国有民营”之议也坦言了自己的想法。黄奇帆来自上海。他早年在沪当工人，后来念过上海机械学院仪器仪表系，“文革”结束后从工程师当到厂长，上世纪80年代前期进入上海市经委。90年代前期他一直搞浦东开发，当过开发办公室副主任、也当过浦东新区管委会副主任，后来升任上海市委副秘书长兼市政府副秘书长，还担任过市经委主任。2001年10月，是黄奇帆人生又一大转折：他调任重庆当副市长，后来又担任了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其间分管国资、工业、教育、金融等领域。在重庆，他已经干了九年。采访和观察让人觉得这位市长更像“重庆的CEO”。不过，重庆毕竟是一个拥有3000多万人口、40个区县的直辖市，而且有2000多万人口仍在农村。一市之长的思考和作为，与治理企业大相径庭。他其实是“中国西部地区重要增长极”的经济执行官。在采访黄奇帆前后，我们也对重庆“新经济政策”的实施情况进行了背景性采访，在此一并刊出。希望我们以此侧面所做的记录，对于读者了解这个变迁中的大都市是有意义的。“住有所居”背景2010年10月14日，重庆秋季房交会在国家房地产调控新政出台后正式开幕。300平方米的“重庆市公共租赁房（下称公租房）会展”展区成为这次房交会最为特别的地方。在这里，市民可以看到重庆2009年启动的3000万平方米公租房建设计划的相关资讯。按照计划，这批预期为150万重庆市民预备的公租房，将在两年后正式供市民申请租住。这也是黄奇帆担任重庆市长后递给外界的一张“城市形象名片”。今年8月初，他在接受采访时手持几份文件走入会议室，其中一份便是自己撰写的关于这项计划出台背景和主要内容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黄奇帆提出，中国城市住房制度从政府全包全揽的计划分配，到主要由市场供给，在实践中，都导致了一种供给方式为主的“单轨制”，难以满足全体社会成员的住房需求。重庆的研究认为，30%-40%的城市居民由政府保障房供应居所，60%-70%的居民则由商品房供应这样的“双规制”更为合理，可将城市中等偏下收入水平人群全面覆盖。这一思路，与2009年末的重庆经济工作会议的提法一脉相承。此次会议提出，重庆要继续大规模建设包括城市廉租房、农民工公寓、公租房等，同时适当增加普通商品住房用地供应，加快普通商品住房建设。2010年的重庆“两会”期间，新任市长黄奇帆进而提出，重庆市将从2010年起，在未来10年建设4000万平方米公租房；其中，头三年新建2000万平方米公租房。到了6月，这一计划增至头三年在主城区建设3000万平方米公租房。7月，重庆公租房管理局成立，《重庆市公共租赁住房管理暂行办法》出台。重庆在主城区大规模新建公租房，在郊区则以收购和改建为主。户型为35至80平方米，每五户设置一个地下停车位。在布局上，主城区公租房主要分布在重庆内外环线之间、城市地铁、轻轨沿线等交通条件较好的大型聚居区，每个聚居区里公租屋小区与商品房小区按1：3混建，小区标准配套和物业管理与一般商品房小区无异。重庆拟建的这种20万人容量的聚居区共21个。政府将划拨建设用地，并豁免各种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营业税、房产税等，通过这些优惠政策，降低公租屋的建设成本，以保证其租金原则上不超过同等品质商品房市场租金的60%。目前，1200万平方米公租房已经兴建。如果一切进展顺利，公租房将逐步整合取代旧有的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重庆的保障性住房体系就将简化为应付拆迁改造为主的安置房和公租房两大类，实现中低收入阶层住房保障的全覆盖。疑虑● 按照目前的规划，最近三年的公租房建设的总投资规模超过700亿元。如果考虑到政府划拨3万亩土地投入建设，由此损失的土地收益大体也将达500亿元，一加一减，已与2009年重庆财政收入1165亿元相抵。公租房建设资金从何而来？● 私人房地产企业为何无缘参与投资开发？政府应该直接投入多少为宜？● 公租房运营怎样保证现金流与资金性质和融资成本相匹配？重庆如果有意尝试诸如Reits等金融工具融资，政策空间能有多大？● 公租房管理在国内并无先例，如何公正、公开地界定公租房住户，防止公租房成为新的寻租工具？黄奇帆说：“公租房姓‘公’不姓‘私’”重庆的公租房计划是整体住房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在去年年底提出了“双轨制”、三端调控的改革模式，即低端有保障、中端有优惠、高端要遏制，这是涉及整个制度安排的事。在低端保障这一部分，过去主要是拆建危旧房后按标准安置的保障房，以及历史积累的经济适用房、廉租房。但是，这些统统加起来，只够这个城市百分之十几的居民居住，其中，廉租房仅保障3%，经济适用房保障大约10%。如果按照我们的测算，需要保障35%的城市居民的话，重庆至少要新增20%左右的保障房。我们的做法就是推出目前这样的公租房系统。要么不干，要干就到位，不能高高举起一面旗帜，却起不到实际作用。公租房需要形成较大的体量，才能保证有效的覆盖面。以重庆未来容纳1000万城市人口计算，新增20%左右的保障房，就必须解决200万人的居住问题，就需要4000万平方米，这也是我们提出的十年计划。目前，我们首先提出三年3000万平方米的计划，今年上半年已经开工1200万平方米，到明年上半年便可以开始出租。同时，我们已经准备好了明年1000万平方米的前期工作，包括征地、动迁、土地平整。不存在干不成的问题。3000万平方米造完后，也许够了，也许不够，重庆会在以后的阶段里，根据需要，再用两三年再去造1000万平方米。总之，我们的特点就是起步力度极大。这么大的力度，确实需要庞大的资金支持。因此，有人提出，可以由房地产开发商来参建。有些地方搞公租房，就是由房地产商拍地，然后按与政府协议，腾出10%的地来造公租房。但到底是政府出钱造，还是私有的房地产商出钱造？公租房到底姓“公”还是姓“私”呢？如果引入私营开放商，由他们建设的公租房产权如何界定，政府是否要给予政策优惠？开发商的利益诉求和政府的保障取向价值如何平衡？包括未来配租、管理等环节都很容易出现政策不清、分配不公和利益输送等问题。为确保公租房的公共保障属性，公租房应该由政府投资，国有企业承建。香港和新加坡这些资本主义体制下建设保障房也是由政府主导，不由私营企业承建和持有产权。作为社会主义政府，我们更应如此。“资金远近账”在融资方面，我们现在平衡得比较清楚。重庆公租房从土地加建设的成本角度计算，大体是每平方米2500元，即3000万平方米要花750亿元。其中，政府出250亿元，社会融资500亿元。政府先期投入的250亿元，包括注入的3万亩土地。既然是造公租房，按征地动迁时候的成本大约每亩60万元算，相当于政府投入接近200亿元。这之后，政府再把每年土地出让收益的5%、部分税收、政府的机动财力，在三年调50亿元进去，大体上这就是250亿元。因此，政府出这个钱，并不是很累的。因为过去几年，我们储备了大约22万亩的土地。从海外的经验看，公租房事实上是一个世界级的优质投资项目，资产安全而且能增值。目前，我们有五种资金可以利用：一种是保险资金，一种是社保资金，一种是银行资金，一种是信托资金，此外还可以发债券，各种金融工具都是社会资金，叫作“政府引导，社会资金参与”。但是，这个社会资金参与不是私人企业用股权形式来参与，而是金融工具来参与。在目前的实际操作中，我们从银行贷款200亿元，利率基本上是6%。保险公司也非常积极，保险资金如果存入银行，只有3%多的利息，政府能给他们4%以上的收益。从保险公司我们可以借200亿元。还有 100亿元，正在和社保基金讨论。总体而言，我们从金融机构借贷500亿元，平均利息在5%左右。这意味着，每年需要支付25亿元的利息。而重庆3000万平方米公租房，理论上每平方米每个月租金10元钱，一年就可以产生36亿元租金收入。这完全可以匹配25亿元的利息，现金流是平衡的。更重要的是，公租房支出的几百亿元，和政府扶贫帮困支出几百亿元是不同性质的。公租房就像买了一堆黄金，能够实现保值增值。因为公租房作为房产要跟商品房同区域“混建”，配套完全一致，其价值将与商品房一样，随着时间和社会整体财富提升实现同步的增值。在这个价值提高的过程中，首先，租金在占住户收入比例不变的情况下，绝对数额将会逐步提高，增值的租金将能够支付目前公租房融资本金。此外，如果到时候社会不需要那么多公租房了，这些公租房楼盘本来就和商品房的楼盘区混杂在一个地方的，可以像商品房一样出让获利。这也能收回本金。因此，政府应该在一个地区新兴的时期“跑马圈地”，大规模造公租房，相当于储备大量好地段的房产。即便房产价值进入平衡阶段，公租房运营模式仍是低风险的。公租房管理局作为一个独立法人运营公租房，其原理与商品房出租的运作一样，即通过长期出租平衡投入和收益。由于公租房资产的成本更低，在重庆，相当于同等商品房一半的成本，厘定租金标准，则不超过平均租金六成。因此，即便不考虑升值，公租房管理局进行出租循环是不赔本的。“把关准入，封闭运转”公租房的租户对象，我们确定是“3+1”。这个“3”里面，第一是重庆户籍人口中的原住民，家庭人均居住面积在13平方米以下的困难户；第二是进城农民工；第三是新生代，在重庆就业的大专院校及职校毕业生。在这里，公租房没有户籍的概念，只要在重庆有工作，符合单身月收入2000元以下、家庭月收入3000元以下的标准，就可申请。除这三种，第四种叫“+1”，“+1”就是将多年的劳动模范、二等功以上复转军人、引进专才等特殊人群纳入其中。这些人不一定是中低收入人群，但是，为了促进人才流动，可以放宽条件，按属地原则申请，不受收入标准限制。这是我们的一个特点。另外，重庆市政府已经宣布不会再造经济适用房，也不再单独造廉租屋，也就是说，保障房将以公租房为主线，整合前两种方式。公租房造出来以后，首先向中低收入群体配租，廉租房即在公租房的系统内，只是租金更低，象征性地收取。公租房的租户不能转租房屋，在连续租满五年后，可以把公租房买下来。但是，与经济适用房不同，我们规定，任何公租房变成产权房的时候，可以在家庭里面使用、继承，但不能当作商品房在市场上出卖。如果有出让的需要，只能限价卖给公租房管理局，即“封闭运转”。经济适用房一定期限后可以上市转让的做法带来了一系列问题，我们对此做了反思，确保公租房的保障属性不受破坏。此外，我们还用回笼的资金“反哺”建设和管理成本，并准备在未来对高端商品房征收的房产税，以此作为公租房运营资金的重要渠道，实现社会财富再分配。补记在重庆大张旗鼓建设公租房之际，2010年6月，国家召开全国公共租赁住房工作会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下发了《关于加快发展公共租赁住房的指导意见》。随后，浙江等东部省份陆续酝酿出台地方性公租房发展方案。此时，重庆做法的优劣、成败尤显得意义重大。在与黄奇帆的交谈中，可以感受到，重庆将通过政府的强力主导，完全变更国内过去十多年来以经济适用房为主流的保障房供应模式，将保障房彻底纳入政府供应的范围，并对实施方案做了比较细致的规划和计算，改革力度很大。不过，从长期看，政府持有公租房，后续维护、更新改造以及管理、服务还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更需要严密制度和有力执行来杜绝寻租。而政府将更多公共资源投入保障房领域后，如何通过市场杠杆提升运营效率，避免“全能政府”，从来都是现代政治治理的难题。此外，在金融工具的使用方面，重庆的公租房实践仍凸显了国家政策的限制。重庆市金融办主任罗广在接受财新-《中国改革》记者采访时透露，重庆曾考虑发债融资，但是，在地方政府举债方面，国家政策并没有开口子。此外，类似香港等地公屋运营的Reits模式，在内地也依然缺乏操作空间。户籍改革攻坚背景重庆有2000多万农村人口，城乡统筹发展不容忽视。2007年5月14日，重庆市政府第100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渝府[2007]65号文”，批准九龙坡区设立重庆市统筹城乡发展综合现行示范区。此后，九龙坡区将改革的首要重点放在加快推进户籍配套制度改革上面，提出“逐步建立符合统筹城乡发展要求的户籍管理制度”。一个月后，重庆成为国家统筹城乡改革实验区，户籍和土地改革被摆在首位。黄奇帆在接受财新-《中国改革》记者采访时说，现行的户籍制度是差异化分配城乡利益最直接的标志。此前，各地也多有改革探索，却都没有跨出实质性步伐。重庆的雄心便是真正破题。九龙坡区自2007年启动户籍换社保试验。同年8月21日，在重庆农村土地规模经营工作会议上，通过了《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农村土地规模经营促进产业发展的意见》，将这一试验扩大，提出要“进一步推进农村和农村人口转移工作，鼓励更多的农民进入城镇，转变户口”。在这份文件中，重庆市政府的态度是“支持和鼓励长期外出迁入城镇并有稳定职业的农民自愿放弃承包土地”，而对于那些能“自愿放弃承包地的农民，各区县可结合实际，制定相应的鼓励政策，给予补偿、补助，并享受与当地城镇居民同等的待遇和相应的社会保障”。与之相应，重庆建立了土地交易所，除了用于农村各类土地经营权、使用权交易，还推出了旨在建立统一的城乡建设用地制度的“地票”制度。根据这项创新制度，由当地国土资源部门编制城乡建设用地挂钩专项规划，宅基地等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如复垦为耕地，验收后即可形成城乡建设用地挂钩指标凭证，亦即“地票”。地票在土地交易所公开拍卖，需要建设用地指标的主体，均可在政府制定的交易基准价格基础上参与竞购。地票拍出后，即可增加等量城镇建设用地。地票拍卖所得，按8：2的比例分配给农民家庭和农村集体组织，地票持有者则可在日后凭地票竞购相应面积的城镇建设用地，其购买地票的费用，可冲抵这些建设用地的有偿使用费和耕地开垦费。及至2010年7月28日，重庆市政府召开统筹城乡户籍制度改革工作会，标志着重庆市全面启动户籍制度改革。此次改革主要面向重庆市籍的农村居民，主城区、31个远郊区县及乡镇对农村居民的转入条件有所不同。主城区需要申请人在主城区务工、经商五年以上，或投资兴办实业，三年累计纳税10万元或一年纳税5万元以上，本人及其共同居住的配偶、子女可申请在合法固定住所迁移入户；31个远郊区县城标准则分别放宽为务工经商三年以上，三年累计纳税5万元或一年纳税2万元以上；乡镇的条件则较为宽松，农村居民本着自愿原则，可就近就地转为城镇居民。8月1日，《重庆市统筹城乡户籍制度改革农村居民转户实施办法（试行）》施行，据此，自主城区到远郊区县，只要是符合条件的本市农业户籍人士，均可转为城镇户口，农民转户后三年内可保留“宅基地、承包地和林地”。到8月15日，相应的土地补偿、社保缴费标准出台。目前，全市40个区县807个派出所全面受理符合条件的农民转市民申请。按照“分两步走”的规划，2010年至2011年，重庆将推动338万符合条件的农民工及新生代转户进城。第二步，则在2012至2020年间，以每年转户80万-90万的速度，最终累计转户1000万人，全市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将达到60％以上。目前，这一比例仅为29%。与公租房计划一样，这次改革起步力度极大，亦因涉及人口众多，被称为全国最大规模的户籍制度改革。除了规模，此次重庆转户，亦有多项突破措施。首先是转户对象并没有局限于本地农村户籍人群，还包括外来的、非本地户籍的农民工。其次，这次改革的“农转非”条件比较简单，仅参考务工年限或投资纳税，比较接近户籍制度作为人口登记基础制度的本质。第三，转户后，农民将“穿上城里的就业、社保、住房、教育、医疗五件衣服”，同时“脱掉农村宅基地、承包地、林地三件衣服”，同时，重庆规定，在三到五年的过渡期内，转户农民可保留这些土地资产，此后，政府有偿收回。第四，在宅基地退出中，根据“地票”制度，尝试运用金融工具调节城乡土地资源。目前，第一阶段的338万人口转户正在推进，其中包括整体将70万在重庆就读中专、职业高中和技校的农村户口的学生转为城市户口。疑虑过往各地户籍改革往往陷入城市向农村单向扩张，以城市获取农村土地资源为落点，此项改革之难由此可见一斑。在2004年，广东深圳在将特区外全部农村户籍人口转为城市户口的操作中，便直接提出“转地”概念，承认此举目标是为深圳城市发展补充储备土地。重庆大规模的户籍制度改革甫一出炉，即面临诸多争议。由于政府制定大规模转户计划，亦引发社会质疑是否“强制农民转户”，强制城市化。事实上，财新-《中国改革》记者采访得知，在重庆九龙坡派出所，即有每月必须转户多少的硬性指标，有违自愿原则。● 由此引发的是对户籍制度改革的“终极目标”的怀疑—重庆是否仍在重复以城市化名义对农村资源再次盘剥的老路？● 即便出发点良好，使用农民并不熟悉的金融工具—“地票”来实现农村建设性用地退出和使用权增值，在制度设计和具体操作中，怎么合理分配集体组织与农民的收益？是否能保障农民成为受益主体？● 户籍制度改革无疑要付出巨额成本。以重庆第一步转户338万人计，总资金需求已达2070亿元，其中，城市的“五大保障”须花费1300亿元，推出农村“三大保障”需要770亿元。政府如何“埋单”？● 城乡二元户籍制度，长期捆绑了不同标准的社会福利，欲实现城乡统筹发展，为何不直接取消户籍，改为人口登记制度？黄奇帆说：“平衡土地资源但不以转地为前提”跟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发展有三个悖论。首先，城市化过程中，只有中国耕地越来越少，这跟户籍制度有关。因为当农民进城以后，如果真正成为城市居民了，农村的宅基地本应退出转为耕地；如果进城的农民没有成为城市居民，多年后，他又要回到农村建房子，那他农村的宅基地就不退出来，最终，他两头占地。只有中国存在这样的奇怪现象。第二，在城市化后，农民的土地越来越细碎，没有规模效应，这同样跟户籍制度有关。现在，中国有2亿农民进城，可他们实际上进不了城，还是要回农村，还是9亿农民在分18亿亩耕地。城市常住人口再多，户籍制度不变，土地依旧难以实现规模经营。第三，全世界城市化过程中，社会总是有两类人：一类是城市居民；一类是农村居民，只有中国出了第三类人——农民工。他们每年像候鸟一样迁徙，这同样是户籍制度造成的。既然农民工对城市做了有目共睹的贡献，为什么要通过户籍制度限制他们？分析这三个悖论，可知现行的户籍制度是让农民富不起来的制度。作为城乡二元结构明显的城市，重庆市必须破题。如果这件事办好，还能够拉动消费，城乡的土地资源也能平衡，我刚才说的三个悖论也能够迎刃而解。以城乡资源互动来说，目前，我国实行严格的耕地红线保护和土地用途管制。以建设用地为例，如果农村人口转为城镇人口，退出宅基地，城乡建房用地相抵后，至少人均节约用地130平方米。全国如有2亿农民转户进城，宅基地复垦后，理论上可以净增耕地3万平方公里。那么，我们是不是以土地置换为户籍改革的前提呢？我可以明确地说，重庆市目前允许338万人进城转户，是坚持“以人为本”和自愿原则，农民工能换户口，是以他的劳动力、以他的有效的就业为前提。他的劳动力能将城市的人口红利增加。其次是使城市年轻化，因为重庆城市平均年龄已经到了50岁了，这些转户的年轻劳工可以使平均年龄下降到40岁，延缓城市老龄化。这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事，不存在强要土地的问题。实际上，首先要解决的人里面，有60万-70万的中专、职校学生，8月已经把档案准备工作做好了，9月开学即整体转为城镇户口。还有60万-70万左右的新生代农民工，这些年轻人由于农村土地承包实行“增人不增地”制度，在农村大多数是没有承包地的，也就是没有转户换土地的可能。此外，我们还要将44万历史遗留的“农转非”未转人员一次性转户。剩下来约150万人，是有地的农民，是不是交了地才给他户口呢？也根本没有以这个为前提，只要符合工作年限条件就可以转，“五个保障”一步到位。而农村的土地使用权则给他们三到五年时间，自由考虑是否要退出。但是，目前不能撂荒，要委托给种粮大户和专业合作社用于农业生产。“农村‘三大保障’逐步退出”农民转户进城后，不再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按理应该随即退出在农村的宅基地、承包地和林地。但是，农民长期处于弱势地位，如果硬性要求退出，那是典型的本本主义，是对农民基本权益的漠视和侵害。因此，我们设计了一套弹性退出机制，保障转户居民的合法权益。首先，对推出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给予三到五年过渡期，并保留与农民身份相关的计划生育、与土地相关的种粮直补等权益。过渡期内，可以全部退出，也可以部分退出，可以保留收益权和经营权，也可以只保留收益权，流转经营权。在农民通过三到五年逐步适应城市生活，对土地依赖程度减弱后，认为不再需要农村的“三件衣服”时，即可毅然脱掉。这是尊重农民意愿的表现。农村的土地，所有权收益归集体，使用权收益归农民，为此，我们建立农村的宅基地、承包地退出补偿机制。其中，宅基地退出以土地交易所为交易平台，农民除了参照征地政策获得一次性补偿外，还可以参照“地票”在交易所的价款，一次性获得宅基地使用权补偿和购房补助。退出的宅基地复垦为耕地，仍由集体经济组织使用，并以“地票”的形式在农村土地交易所交易。目前，重庆在土地规划上的做法是，每年从国土资源部获得的用地指标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公共设施建设和工业用地，大部分的房地产开发则通过购买地票，来取得额外的用地指标，每年大约有四分之一的用地指标通过这种方式获得。这样，在确保耕地面积不减少的情况下，满足城镇化建设用地需求，还可以利用级差地租，提升农村偏远地区的土地价值。从重庆的实践看，偏远农村宅基地复耕后的价值，由每亩2万元上升到每亩15万元左右。这些收益如何在农民和集体组织间分配，我们一开始的方案是5：5分，后来定为8：2，即农民8，集体2。同时，如果农民已经不在农村居住，进城了，土地完全交给村集体了，则“地票”的全部收益都归农民。承包地比较简单，退出时按当地土地流转市场价，对本轮承包期剩余年份的权益给予一次性补偿。目前，一般退出宅基地及农房的，农民每亩可以获得10万元以上的补偿，流转承包地每亩可以获得1万-2万元不等的补助。此外，为解决转户与退出不同步的问题，我们组建了农村宅基地整治流转机构，并设立了50亿的农村土地补偿周转金，若集体组织支付退出的承包地补偿有困难，可由这部分先垫付。“成本理应由社会各方面共同分担”作为一项时空跨度较大的改革，户籍改革的成本不是全部即期支付的，而是通过一段时间渐进到位。在城市的“五大保障”方面，养老和医疗是大头，转户对象多为青壮年，大规模的资金需求会在今后10年到15年逐步体现出来，目前解决338万进城民工的福利问题，需要花1400亿元。其中，政府需要投300亿元，主要承担弥补养老保险基金缺口、就业培训以及公租房、学校等社会配套基础设施的建设成本。但是，平均每年只需投入20亿元。重庆每年财政收入超过1000亿元，拿20亿元为农民工做这件事，实在不是难事。企业则要承担900亿元。按现在的规定，如果农民工在工厂月收入1500元，企业按工资基数的12%为他买养老保险，转为城市人口后则为 20%，差八个百分点，为此，企业15年内要增加支出400多亿元。在医疗保险方面，一个农民工一年付480元，城市职工1400元，差1000元，转城市户口也会使企业增加400多亿元投入。两者相加就有900多亿元。有人担心，这样企业负担太高，会破坏了重庆的投资环境。请问美国政府都对公民不分种族、不分民族同等待遇，中国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居然把农民工和城市居民区别待遇，公平吗？政府就该制定这个游戏规则，要求国企、民营、外资、内资，只要在重庆生根的企业，通通都要这样做，体现同工同酬同待遇的公平。还有200亿元，用来解决农民工住房问题。理论上，已经在重庆城里待五年的农民工基本上都有房子住。但是，有了户口后，可能需要把父母、孩子接过来一起住，可能就改租公租房。在另外的预算里面，重庆市投入了750亿元做公租房，不需要政府再出钱了，而由转户居民自己出租金养自己，这大概就是200亿元。“‘户籍无用轮’脱离实际”城乡分治的二元户籍制度，长期以来捆绑了大量不同标准的社会福利，这是不争的事实。有人认为，户籍在现阶段已经没有实际意义。其实，不同群体对户籍的依赖程度是不同的，对富裕阶层而言，可以不受户籍制约“天马行空”，可对农民、特别是贫困群体来说，户籍仍然是最终的“保护伞”，因为农村的“三大保障”仍然是可以退守的避风挡雨之处。所以，单纯取消户籍，只是超越发展阶段的乌托邦式的玄想。户籍改革是综合性社会重大变革，既要考虑社会心理，又要考虑利益平衡，也要考虑可操作性，还要考虑成本的承受度，是多种因素交织的复杂体系，因此，推进过程中一定要尊重农民的意愿，绝不能搞行政命令和“一刀切”，绝不以强制性措施来推进。补记户籍制度改革的重大和复杂注定了其极富争议。尽管重庆市政府有决心，有举措，但这一改革事关最重要的两种资源——土地与人的配置，其落实要远远难于构想蓝图。重庆创造了相对简化的“农转非”条件，较过往更为重视人本主义，也强调了交易中的自愿原则，但仍未完全摆脱以行政指令推进城市化的套路。农民的愿望能否真正得到尊重，其权益能否得到保障，取决于改革实施，而“魔鬼藏在细节中”。地票交易是否能够达到预期目标亦值得关注。在重庆土地交易所成立初期，政府对交易双方的资格条件未作特别限制，农民即可参与地票交易。但是，因为土地整理需要付出一定的原始成本，实践中往往是有关公司直接替农民整理土地并自己成为交易主体，在地票卖出后再分给农民部分收入。交易主体悄然变化，农民利益如何保证？目前尚无法治手段确保农民从地票交易中获利。一位持续观察重庆户籍改革的土地专家指出，重庆的做法并非不可为，但仍需解决政府与农民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操作透明度不足等问题，以保障农民权益，核心还在于围绕土地权益的法治体制完善。加工贸易构思背景在谈及户籍改革时，黄奇帆提及吸引新生代劳动人口，以增加城市人口红利。这与重庆正大张旗鼓吸引加工贸易的战略亦互为表里。新一轮产业转移的明显特点，即地方政府主导及优惠政策竞相出台。重庆亦在其中角力，并从过去30年给沿海带来极大利益的加工贸易入手。过去20年，加工贸易“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物流成本占比很低。在黄奇帆看来，这是东部沿海尽占区位优势的原因，而重庆发展加工贸易，便须以新的模式解决物流成本、产业配套等问题，“一头在外，一头在内”。以此新策略，他曾于2008年亲赴美国惠普公司，说服惠普将4000万台产能的电脑生产基地落户重庆。此后，他再赴台湾，将全球最大的电子产品代工企业富士康引入重庆。广达、英业达等电子代工巨头接踵而来，大批零部件企业亦相继跟进。所谓“一头在外，一头在内”，即沿袭销售市场“一头在外”的同时，将原材料、零部件等生产全部实现本地化，聚集在同一城市和地区，从而大大降低物流成本。与此同时，重庆亦在过去几年大力发展物流业，调整江北机场改扩建规划，开通重庆至深圳盐田港的“定点、定线、定车次、定时、定价”的“五定”班列，此外，由于欧亚大陆桥南线打通，也使重庆到欧洲比沿海海运到欧洲快了24天。疑虑“一头在内，一头在外”的新模式，并不完全被外界认可。● 从零部件到组装到研发全部在本地配套，会不会因产业链上不同环节的需求不一致，牺牲最优性价比？● 笔记本电脑下游企业向内地前移后，上游供应商将如何动作？● 重庆另辟蹊径的加工贸易新模式，是否将导致与东部在低端加工贸易业上的零和博弈？黄奇帆说：“‘重庆模式’的三个概念”对西部而言，物流成本过高的问题不解决，加工贸易向内陆转移的愿望就只能是一相情愿。我们用整机和零部件垂直整合的模式，改变了世界上整机、零部件代工、设计和销售水平分工的模式，实现了一体化，并形成了新的核心生产力。这其实是重庆“一头在内，一头在外”加工贸易模式的第一个概念。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之后，全球工业产品纷纷萎缩，但笔记本电脑销售逆势增长20%以上。我们决定把发展的眼光聚焦到这个市场前景广阔的行业中。2008年，我曾到惠普总部与其总裁会面。我提出，当年全球笔记本电脑产量约1.6亿台；到2011年、2012年，可能会达到3.2亿台或者3.5亿台。惠普在全球市场中占据四分之一份额，意味着未来有4000万台增量。对于这些新增的产量，你们是放在中国沿海就地扩张呢？还是有新的布局？我提出，在重庆把一个整机所需要的零部件80%本地化，使得零部件运输几乎没有物流成本，剩下20%极少的战略物资在世界范围内配置。如果三年后，重庆未兑现承诺，由此引发的全部物流成本，由我们补贴。我们一拍即合，他们决定将4000万台电脑生产基地放在重庆。当品牌商决定地点后，代工商就会跟过来。2009年1月，我去台湾见了富士康的郭台铭。一见面，我说我不是来招商的，我是来跟你讨论一个战略。惠普给了重庆4000万台电脑的单子，你如果有兴趣的话，至少可以把三分之一或者把2000万台交给富士康做，把你的零部件制造基地，也带到重庆去。谈了一会，郭台铭把富士康的四个副总裁、十个部门经理都叫来了，跟我讨论了三个半小时。拿下惠普、富士康等项目后，100多个零部件供应商跟着来了，因为零部件生产有规模效应，需要大项目来带动。传统的加工贸易其实是浪费能源、浪费交通、浪费物流的模式。石油是10美元一桶的时候可以这么干，现在近100美元一桶了，就不合理了。现在，哪个地方能实现整机加零部件一体化，把一个整机所需要的零部件80%本地化，使得零部件运输几乎没有物流成本，谁就是一个有核心竞争力的生产基地。重庆本身就拥有比较深厚的工业基础，能够支持本地生产80%的电脑零部件，就地生产，就地组装。笔记本生产基地在重庆落户后，惠普、思科、富士康、英业达等的研发中心也纷纷落户，使重庆由单一的笔记本电脑生产基地，拓展成为IT研发机构的集聚之地。新模式的第二个概念是以人为本的“社保模式”。加工贸易的特征，一个是大进大出，一是劳动力大规模集聚。我们搞加工贸易，也会聚集数以万计的劳动力。传统加工贸易存在“企业办社会”的问题，员工的生产和生活往往局限在厂区狭小空间。加上户籍制度的缺陷，极易导致员工出现心理问题。富士康在深圳厂区的 “12跳”就是例子。我们改变了这种模式。所有的加工贸易企业只管厂里的事，职工出了厂就步入社区、进入城区、融入社会，是一个社会管理，不是企业管理。我们在加工贸易区造宿舍，给初级员工居住，中级员工住公租房，高级员工住商品房，自己买，给予个人所得税退税。以这样三个层次，把员工分散开来。因为政企分开，政府和社会把员工生活揽下了，企业只造厂房，不要去造宿舍了，它的投资也节省了，这也有利于招商引资。第三个概念比前两个更有宏观意义，即金融结算模式。在过去，中国有11000亿美元的加工贸易额，全部的金融结算都在海外，中国的各个沿海省仅收到了劳动力的加工费，加上大多数税收在招商引资的时候“免五减半”，等于就没收什么钱。加工贸易在全球布局，如果每个地方都设一个结算点，是低效和浪费的。所以，这20年来，不管一个公司的结算体系有多复杂，全球的加工贸易都在第三地做统一的结算。比如惠普，在亚太地区有1000亿美元的加工贸易，结算在新加坡。我们跟惠普合作后，在国家外汇管理局支持下，我们对外汇管理制度开展了改革试点，开设了全国第一个离岸账户，并使人民币自由兑换。通过跟惠普最高层的艰苦谈判，最终促使惠普将亚太结算中心转移到重庆。这结束了中国只有加工贸易而没有结算中心的历史。它给重庆带来巨大的好处，即“结税”、“结汇”和“结人”——给政府带来税收，同时给结算银行带来中间收入，并提供成千上万高级会计师等“白领”岗位。这三个概念结合才是“重庆模式”。通过这种模式，重庆同时占有了加工贸易“微笑曲线”的两个高端，因为当你把零部件集成在这里的时候，高端研发也有了；当你把销售、结算放在你这里的时候，附加值高端也有了。重庆的加工贸易模式是落实科学发展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具体行动。“推动贸易高端业务竞争”重庆通过创新模式，把世界笔记本电脑加工贸易增量这一块“抢”到了重庆。以后西部地区也可以按我们的方法去获得新项目，提高整个西部在这一产业的市场占有量。这自然有利于缩小东西部差距。这是个适合中国西部、甚至是适合整个地球的新加工贸易模式。重庆也并不担心经验被沿海复制。沿海也可以将零部件和原材料集成整合，但是，当物流成本打平以后，加工成本就起决定作用了。内地油电煤运的成本低，加工成本也比较低，我们仍有竞争优势。补记重庆对于加工贸易发展模式的探索，在一定程度上打开了中国加工贸易的新局面。不过，我们采访的许多分析人士也认为，重庆加工贸易的格局以项目破题，很大程度还是得益于中央给予重庆诸多优惠政策。其中包括批给重庆两路寸滩保税港区和西永综合保税港区，使之成为内陆惟一拥有两个保税区的城市；重庆在惠普项目后进一步促使惠普将加工贸易结算中心从新加坡搬至重庆，亦有赖国家外汇管理局在重庆独家试点开设连账户和人民币自由兑换。在采访中，黄奇帆谈到他在设立结算中心的创新时说：“在这里当市长其实是很幸福的，不断地在改变一些事情，而这些事情都是国家的大事情，甚至和全球有关系。每一件事都可以给重庆带来几十亿、上百亿的税收，这才叫做核心利益。”其兴奋之情溢于言表。不过，截至目前，全球加工贸易的总量仍集中在沿海，在中国，广东、江苏和上海三个省市就占据75%的市场份额。重庆在加工贸易领域的实践尚短，结算业务亦刚刚开始。在促进企业和产业自主流动方面，仍有很大的拓展空间。另类金融中心背景两年前，黄奇帆提出，重庆将建成除银、证、保以外的“另类金融中心”，重点发展中小企业担保公司、小额贷款公司、金融租赁公司、信托公司、私募基金公司、风险投资公司等八类另类金融机构，以区别于上海以交易市场为主导的定位，并和北京以金融机构总部所在地为特色的金融中心相区分。至2010年，重庆金融业占整体GDP的比重达到了8%，仅次于北京的15%和上海12%，位居天津、广东之前，在本地产业中，高于房地产的比重。其“另类金融”规模占到重庆整个金融产业规模的30%。在惠普结算中心项目上尝到甜头后，黄奇帆进一步为重庆金融中心定位添加关键词，强调将建设重庆成为“国际结算类金融中心”。在惠普的加工贸易结算中心之后，重庆又在电子商务离岸结算上有所斩获，并正积极寻求离岸数据结算等新型的结算业务。此时，重庆两江新区也正式挂牌，这是国内继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之后，国家以新区命名的又一个“经济特区”。重庆金融办主任罗广指出，与前两者一样，两江新区也将以发展金融等现代服务业为重点。新区的获批也意味着重庆在金融创新上将获得更多的政策性竞争优势。惠普等结算中心落户重庆，除国家外汇管理局开放试点外，亦受益于重庆仅15%的企业所得税率。黄奇帆认为，有北京、上海在前，重庆即使把金融销售市场和银证保业务做得再好，也不可能成为全国金融中心，而“把市场化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和国际结算作为高地，由银、证、保和销售市场托底，重庆的金融中心就成形了”。疑虑重庆想做的事是不是太多了？这是许多对重庆金融业发展持有疑虑者的担忧。尽管黄奇帆已为重庆定下两个主题词，即另类金融和结算中心，然而，在实践中，重庆在金融领域大有全面开花的势头。如此，重庆会不会面对“金融中心们”的过度竞争？金融产业以人才竞争和创新意识竞争为要，重庆还有多少未发之招？黄奇帆说：“重庆做法与众不同”我们提银证保发展、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发展，这些都是相互关联的。所以，重庆的目标是成为有特色的区域金融中心，积极发展信托、租赁、担保、小额贷款公司、财务公司和结算中心等。比如租赁公司，中国最大的金融租赁公司，是重庆跟中石油合作的一个60亿人民币的租赁公司，可以融通800亿元。这样做的结果，等于中石油从黑龙江到克拉玛依的固定资产投资中，有七八百亿元设备租赁或者投资，由重庆的这个企业来完成。此外，重庆正在跟平安保险集团研究打造一个全国性租赁担保公司。总之，要把重庆变成中国非银行金融机构的活动发展高地。我们要搭建大平台。世界贸易除了实物、加工，发展最快的就是电子商务。在这个领域，如果出现跨国支付，也将出现结算业务。目前，eBay下面的PayPal公司是全球最大的国际电子商务结算公司。2009年结算了800亿美元，其中，100亿美元是跟中国的国际结算。预计到2015年，可达1000亿美元。它绕过了中国外汇管理的整个系统，也绕过了中国的税收。我们跟它合作，将它和中国的所有网站公司发生的结算放在重庆。我要做的是说服外管局和海关改变了三个游戏规则。第一，小单变大单，不再10美元、15美元一单单地结，而是几亿美元一个月一结。第二，事前变事后，将过去事前审核贸易合同，变成事后核对；第三个，先给我们一个10亿美元的结算额度，然后，自己就周转了。周转一个月，如果用掉了9亿美元，再兑换9亿，补上去。这样，一年就有120亿美元的结算额度。这些需求现在都获得了外管局支持，开始操作。因为国外结算公司也了解中国的电子商务每年以60%的幅度增长，他们希望在中国外汇管理规范之下，将平台做大，而不是仅依赖现在非常有限的海外人民币存量。我们初步核定100亿美元的结算中心，可以产生11亿人民币的税收。重庆将变成中国的电子商务国际结算中心。“交易所：看谁更会做”除了现有的几大交易所，我们还打算发展一个票据交易所。此外，我现在正在动脑筋的是OTC。一，它应该成为计划上市的公司的三板市场，要进A股市场的，先在OTC运转两年，有条件后可以进A股市场。第二，A股退下来，老百姓不能买卖了，但法人可以对它买卖的公司，这就退到了OTC上。换言之，OTC就是起到A股市场的升级板、降级板的作用。此外，还可以买卖债券,就是非股票型的各种票据、可转债这一类。我相信，其他城市也在做类似的尝试，那就看谁更会做了。补记在采访中，黄奇帆没有谈及如何突破金融人才的限制。重庆金融办主任罗广曾在接受财新－《中国改革》记者采访时坦承，重庆在2009年引入20多家银行，人才储备不足便是遇到的大问题，也是重庆建立金融中心的巨大的挑战。据罗广介绍，重庆目前主要通过全球招聘解决燃眉之急，并大量选派人员到海外培训。此外，也注重通过合作培训人才，比如与一些股权投资机构建立合资公司，不参与分利，而着眼于本土人员参与专业团队，从而获得学习机会。重庆在引进人才方面，还提出了专门的税收优惠政策，包括将个人所得税地方留存的40%部分，头两年给全额补贴，后面三年留存一半用于补贴；在当地购房可抵扣个人所得税地方留存部分，等等。重庆金融业的持续竞争力还有赖于金融人才储备的成效显现。国资问答国资由弱变强，并成为政府调节经济的主要工具，是黄奇帆的精心之作。无论是庞大的公租房计划，还是牵涉重多的户籍制度改革、产业新政和金融战略，强大的国有资本可谓身影处处，不仅受益于其中，亦是政府意图的强力执行者。政府为主导，庞大的国资为后盾，正是重庆“新经济政策”的重要特征，也是了解黄奇帆整体思路的重要落点。因此，在经济上以“公司型政府”描述重庆并不为过。外界关注重庆国资战略，也对政府主导的八家投资公司（八大投）议论纷纷。我们与黄奇帆就此有如下对答：财新-《中国改革》：应该怎么看待今天国有资产在重庆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黄奇帆：重庆从2003、2004年开始推进国资改革，国有资产从1700亿元到1万亿元的过程中，产生了三个转变：第一，资产的分布方式。原来重庆1700亿元国资中有80%是工商企业，现在变成了40%的基础设施、公共设施、投资集团，30%金融企业，30%是工商企业，这使得重庆的国有企业对国民经济的控制力、影响力、带动力极大增强。第二，企业的组织结构有了深刻变化。原来有市属集团70个，每个集团还有几十家子公司，就是所谓“处级公司”，每个公司资产不到1亿元，杂而散。现在国有资产从1700亿元增长到11000亿元，集团数却从70多个变成了32个，每个集团下属企业数不会超过20个。集团的法人数原来是2000个，现在是600个。这样“出血点”少了，资产向优秀企业集中，向优秀企业家集中，管理的集约程度、组织化程度大大加强。第三，重庆的国有企业成为国家宏观调控的杠杆和工具。我认为，美国政府是这么干的，中国政府更应该这么干。比如，为什么我们担保公司特别多？在全市担保公司100亿元的资本金当中，有65亿元的资本金是国有资本金在做担保，这些资本金可以放大8倍，能够做500亿元担保。同时，由于国有的中小企业几乎没有了，所有的担保业务服务对象，都是民营中小企业。换句话说，在金融危机背景下搞民营企业、搞活中小企业，为其解决融资难问题，重庆国有企业起了桥梁的作用，是宏观调控中金融工具的一种延伸。国有控股的地方银行也按中央宏观调控，为中小企业服务、为“三农”服务，就是起着融资的作用。重庆在金融危机当中，中小企业的融资贷款余额增长率都在50%多，远远高于全国，是跟这种调控方针有关系的。国有融资平台即“八大投”，搞基础设施不太赚钱，拿着巨额的资本金在干活，实际上是把投资环境改造好。投资环境改造好了，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才会来得更多。重庆这个地方，“天高皇帝远”，如果没有这些投资集团把基础设施建设做了，现在招商引资、经济发展的势头就起不来。整个西部地区，哪怕全面开放高速公路市场，民营企业也是不投的。因为这里高山大川，造100公里高速公路大约有60公里的桥梁、隧道，投资成本平均要每公里7000万元，比上海、江苏、广东的高速公路要高一倍。同时，上海、广东高速公路的车流量比我们多一倍以上，所以，投入产出低于上海等地的四分之一，没有民企愿意干。这就要由国有企业担大梁，创造投资环境。另外，重庆国企每年至少有200亿-300亿元补给财政，作为专项使用经费。重庆有三个财政口袋：预算内财政，搞民生；预算外财政，就是土地财政、基金财政，搞建设；国有企业的财政，补贴市委、市政府的重大专项投资。这样一来，重庆财税可以更多地用在民生上。重庆是全中国过去20年惟一做到教育的财政支出占GDP4%的城市。现在，重庆用于民生的财政支出已经占到财政总支出的一半以上，这跟国企队重大项目的支持分不开。最近，理论界在讨论，说国有企业的利润是全民的资产。眼下重庆国企有3000多亿元净资本， 10%的回报就有300多亿元，其中，100多亿元在国有企业自己内部循环，有200亿元装到市政府口袋里为社会服务的，也就是交了公粮。财新-《中国改革》：那重庆的民营企业发展状况如何？黄奇帆：重庆的民营企业发展状况很好。宏观地说，假如重庆的民营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被挤掉了，也不正常。但是，因为整个经济高速增长，国有企业做的很多是控制力、影响力和社会投资环境改善方面的工作，环境改善以后，民营企业至少每年有20%的增长。在重庆，民营企业的比重这几年从50%增加到60%多，GDP中非公经济的贡献率达到60%，而五年前50%左右，十年前只有30%多。非公经济包括外资、民资等等。总体讲，重庆非公经济没有因为国有企业超常规发展而受损。在金融业，原来重庆有几个民营控股的金融机构，出现30%以上的坏账，快要倒闭了。政府和国有企业投入了几十亿的资本重组，市场化运作，最后变成了优质资产，市值从40亿元变成400亿元，原来的民营企业股权也相应地升值，皆大欢喜。财新-《中国改革》：现在政府有无计划退出？黄奇帆：为什么要退出？怎样退出？不能简单地靠理想主义，觉得政府不应该控制企业，好的时候就应该退出。不过，我们其实是在退，按市场化的原则退出。现在，重庆几个金融企业都是资本市场上私募基金、民营机构和外资机构追逐的热点，有的已经上市或正准备上市，价格比重组时涨了几倍。我们从2009年四季度到今年年底，大概会卖掉一部分，但还是要控股。准备套现100亿元，拿来投到工商企业集团。最近这段时间，受金融危机影响，工业企业不好搞，民营企业对工业投资不怎么感兴趣。真正有价值的工商企业，是很有投资价值的。无人问津的时候，国有企业应该有双慧眼，担当大任，拉动经济发展。100亿元投下去，过三年可能又会变成300亿元了。工商企业一有钱，就会收购兼并一些撑不下去的企业，三五年后经济好起来，市场结构会变的。国有企业要多做雪中送炭的事。财新-《中国改革》：现在各地政府的地方融资平台比较受关注，债务也都比较高。重庆的地方融资平台曾经以“渝富模式”著称，现在债务风险如何？黄奇帆：重庆的 “八大投”就是八个融资平台。2002年，“八大投”以200亿元起步，现在已经有4000多亿元总资产，它目前的负债率是55%，资本与债务是平衡的。这些融资平台用不着财政做担保，“八大投”互相之间也不担保，“八大投”内部专项政府资金不能挪用，专款专用。如果按政府担保的融资平台来定性，“八大投”一个都不是。我们对“八大投”的管理有三个平衡的原则，就是资产负债平衡，大体上就是50%对50%，负债绝不能超过60%。第二叫现金流平衡原则。第三个是投入产出平衡原则。就是投资以后总要收钱，不做亏本的事。其操作有四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修高速公路、建污水处理厂等，可以收费，这是一种平衡；第二种情况，如果就是干政府应该干的事，比如，城市道路和广场绿地，政府在三年里连本带息付钱给它们，可通过市场化手段，或者政府拨款，也就是收支还是平衡的，只是时间换空间而已。第三种情况，“八大投”跟企业合作，比如，修路搭桥，如果对方没有钱，可划一块地作为土地储备。 过三五年以后，土地会升值。“八大投”可用增值部分来平衡它投入的那些项目。这种升值带来的收入是国有投资集团的，不是个人发工资、奖金的钱，和房产商靠囤积土地、储备土地发横财的概念完全不同，有一种土地平衡的潜能。第四种情况， “八大投”也会有股票上市、收购兼并，或者存量转让，也会赚一把钱。世界银行考察了重庆的“八大投”，总结了“渝富模式”，认为是发展中国家的样板，就是说，重庆市一级信用平台的状况是比较好的。我们现在担心的是区县级的信用平台。区县的信用平台数量过多，结构复杂。信用平台太大，会有官僚主义的问题；规模太小，则会有管理不善的问题。区县的经济总量不大，如果有七八个融资平台的话，很容易出问题。其次，区县的信用平台普遍都会让财政担保，甚至动用人大来履行担保程序，不是市场化的信用平台，而是行政化的信用平台。再者，个别区县的信用平台的债务已达到其财政支付能力的两倍，甚至三倍，问题很大。最近，我们采取了一些措施，对所有区县级信用平台提出了原则性要求，规定六个中心城市可以搞两个，其他县区只能有一个平台；融资平台不能用财政担保，必须用自己的资产自我担保，形成企业化信用平台。合理的做法是把财政手中的资源，比如说30亿现金，或50亿可以买卖的存量资产，划拨给资产管理公司。如果这个资产公司如果有了80亿资产，再运营50亿就很正常。我们还规定，债务余额不要大于一年的财政收入或者支出，这是极限。财新-《中国改革》：重庆的区县级信用平台现在风险大不大？黄奇帆：整个重庆，包括区县和市级政府，跟财政有关的债务余额是1200亿元。今年，重庆市的财政收入预计达1800亿元。所以，整个重庆的债务余额是重庆一年收入的60％-70%，是在安全线以内的。其中，市级政府一年有700亿、800亿元的收入，债务余额只有300亿元，状况是健康的。区县融资平台的债务有900亿。但它们实际的收入水平大约为1000亿元，基本上在1：1。宏观上来说，风险还不大。但是，对于债务偏高的五六个区县，就必须要求它们把比例降下来。三年以后，如果债务增加不多，财政增长迅速，就会逐渐平衡。总的判断是，宏观上没有什么风险，微观上有些点上的问题。

在"第二代民族政策"提出者举证的"国际经验"中，除了美国之外还有巴西和印度。就是说，巴西、印度也属于所谓"民族大熔炉"政策的"成功之国"，其国内的种族、民族或族群矛盾没有"演化为民族分裂问题"。那么，巴西和印度在解决广义的"民族问题"中，真的有值得中国民族事务借鉴的经验吗？

《别求新声———汪晖访谈录》序言。

2013年6月29日，由北京大学法治研究中心举办的"纪念《中国国家能力报告》发表二十周年暨《国家基础能力的基础》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大学法学院召开。本文为王绍光和欧树军在会议期间的对话，由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后徐斌整理，经欧树军修正、王绍光审定。

看到书名--《马克思的生态学》，我们不禁要问：马克思与生态学有什么关系？作为启蒙运动后裔的马克思，他所信仰的进步观和科学世界图景难道不是人类中心主义的吗？马克思的未来世界难道不是以人类对自然的控制为基础的吗？用恩格斯的名言来说就是，对人的政治统治应当变为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在我们的"常识"看来，在马克思所预言的共产主义社会中，人的自由必然要以对自然的奴役为前提。因此，自然在马克思主义的论述中完全是一个被动的客体。 但是本书作者福斯特却给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思想谱系。 福斯特的全名是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美国俄勒冈大学社会学教授，《组织与环境》和《每月评论》的主编，当代生态马克思主义的领军人物。福斯特早期的研究对象是保罗·斯威奇（Paul Sweezy）和保罗·巴兰（Paul Baran）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这就决定了其学术进路与"西方马克思主义"之间的歧异，我们会在后面的论述中细细辨明。 福斯特在书中指出，除了我们所熟悉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之外，马克思还发展了唯物主义自然观，这种自然观来源于费尔巴哈。费尔巴哈认为，黑格尔不能提出一种真正的自然主义，因为他将外在自然视为理念的外化，人类与自然是分裂的；而费尔巴哈认为人的存在乃是基于自然，自然就寓于人的感性体验中，也正是在这种直接性的感性体验中，自然与人类是统一的。马克思通过费尔巴哈认识到，自然与人类之间不存在不可逾越的界限，因此自然只有置于（人类）历史中才能得到理解，人类的欲望和思维在与自然的互动过程中得到了转化的同时，自然也经历了种种变迁，这变迁的过程就是"自然史"。 这里我们要搞清楚，自然并不是外在于我们的存在，并非当我们去"回归自然"时，我们才处身于自然之中。我们一直就在自然之中。在马克思那里，自然与历史这一对子并非截然对立，而是处于辨证的关系中。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认识到，自然是人的无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也就是等于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 所以当人在进行再生产的时候，也就"再生产整个自然界"（第82页）。 自然史与人类史相辅相成。 以上所述的就是马克思生态学的哲学基础。正是在自然与历史的相互牵连中，我们可以看到，当下生态危机就不单纯是自然环境问题，它与整个人类社会的生产与再生产构型为一种辩证的总体性，当务之急便是对这种总体性进行考察。这里福斯特引入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来对生态问题进行总体性的分析。 福斯特从《资本论》中拈出了他的核心概念：新陈代谢断裂（metabolic rift）--这一概念是马克思对农业化学家李比希土壤退化理论的发展。这里所谓的新陈代谢不是我们生物体内物质和能量的转变过程，而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然而，因为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以及随之而来的城乡差别，这种新陈代谢出现了无法弥补的裂缝。这种断裂的现实表征就是生态危机，其根本原因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土地的"剥削"。 马克思比较了小土地私有制和大土地私有制，前者对应的是前资本主义的小农社会，后者对应的则是按工业方式经营的大农业和工业社会，即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大土地所有制使农业人口减少到一个不断下降的最低限度，而在他们的对面，则造成不断增长的拥挤在大城市中的工业人口。由此产生了各种条件，这些条件在社会的以及由生活的自然规律决定的物质变换过程中造成了无法弥补的裂缝，于是就造成了地力的浪费，并且这种浪费通过商业而远及国外（李比希）"（第172页）。这种浪费不仅会耗费自然即土地的自然力，同时也会损害人类的自然力。劳动本来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是为了满足人发展的需要。但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在交换价值取代使用价值的逻辑中，劳动破坏了让土地肥力得以持久的自然条件，从而最终破坏了一切财富的源泉--土地和工人。这不仅造成了劳动异化，而且也导致了土地或自然异化。 这与马克思所接受的达尔文进化论背道而驰。 马克思通过达尔文的进化论认识到，人与其它物种一样，同样来自自然，并不是什么"万物的灵长"。这里福斯特特别指出，《物种起源》第一版中并没有"进化论"和"适者生存"的概念。这种具有目的论意味的概念无疑为社会达尔文主义奠定了理论基础，但福斯特却将达尔文与这种具有沙文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区别开来，从而也让马克思与其划清界限。在马克思看来，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第一次给了自然科学中的'目的论'以致命打击"（第220页）--拒绝了人类中心主义的马克思认识到，不光人要发展，要进步，自然也需要得到发展，要与时俱进。但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不仅人作为劳动力被异化了，土地作为自然力也遭到了异化。于是，为了解决人与自然之间的新陈代谢问题，即实现人与自然的"共同进化"，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必然要被超越，我们必须走向生产者（自由人）的联合体。只有在这种联合体中，社会的物质发展才能和人类与自然关系的发展联系在一起。 因此，在马克思那里，自然史与人类史是统一的，由此形成了历史的和自然的总体性，这意味着，马克思的生态学同时也是一种政治经济学，其生态批判最终就落实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从这个意义上，福斯特认为，真正继承马克思生态思想的是列宁、考茨基、布哈林、卢森堡、莫里斯和考德威尔等正统马克思主义者，而不是诸如法兰克福学派这样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更像是韦伯主义者。正是基于此，福斯特与法兰克福学派在生态学上的分歧也彰显出来，前者的进路是政治经济学批判，旨在揭示生态危机背后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而后者进路却是文化批判，旨在揭示生态危机背后的工具理性和征服自然的思想观念。 于是，按照福斯特的看法，我们就不可能在维持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的前提下，去进行生态保护--晚期资本主义国家对气候危机只能采取零敲碎打和算计式的策略，如碳配额、碳交易和碳关税等措施，《京都议定书》的几近破产就是明证。真正的解决之道只能是后资本主义的环保观，这就是马克思的生态学。 但海德格尔早在冷战之前就认识到：苏联与美国，一个共产主义，一个资本主义，但"这两个国家在形而上学上是相同的"，因为它们在形态和精神上，都为技术的"命运"所笼罩，处于沉沦之中。不论我们是处于后工业时代，意识形态终结的时候还是信息时代，技术无疑当下最为重要的中介，规定着我们的存在方式。也因此，即便二者在生产方式上存在根本性差异，共产主义的苏联却未必比资本主义的美国更加环保。 关于苏联，福斯特辩解说，斯大林偏离了列宁的生态思想，所以才会造成自然异化。但这种说辞与关于"真正存在的社会主义"所进行的辩解--苏东集团偏离了马克思思想，所以乌托邦才变成了异托邦--可谓"异曲同工"，并不那么令人信服。在当下的中国社会主义实践中，我们怎样才能在利用技术的同时，不为技术所挟持，怎样达成人与自然的和解，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或许是更为切近的问题。于是，为了解决生态问题，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之外，我们可能还需要引入一种技术批判。 《马克思的生态学》，[美]福斯特著，刘仁胜、肖峰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2月，24元。 （责任编辑：夏永红）

“丧家狗”的出典我已经写在这本书的正文里面了，我对它的一点发挥，就是上面这句“任何怀抱理想，在现实世界找不到精神家园的人都是丧家狗”。我书题下面的话是夫子自嘲，不是骂孔子，我之所以笃定地、不愿放弃这个题目，是因为我觉得这三个字一是夫子之道，二是它最深刻地概括了孔子悲剧性的一生。

对于南海的战略重要性，国人及媒体的关注焦点大多集中在马六甲海峡的"世界第一黄金水道"及号称"第二波斯湾"的巨大油气资源储量。这方面既有的阐述已车载斗量，本文不打算再把大多数笔墨花费于此。实际上，在我看来，"第一黄金水道"与"第二波斯湾"固然重要，但把南海问题的着眼点集中在此处，就显得比较"局限"于"表层"了，从更广的视野来看，这两层都是更为广域、深层的格局的局部与表象。 南海问题是一个局部问题，但需要放到全球视野中去看，才能对这个局部问题有正确的理解和判断。并且有些根本性的问题，不从全球视野去观察，根本就无法得出有助益的判断，如：美国为什么要在声称"不介入"的同时持续介入南海？南海周边的国家格局是怎么形成的？南海对于中国的长远发展战略重要性何在（仅仅是航道与资源吗）？当我们把整个地球看成一个人类展开活动的场域，全球化时代的重大问题才会呈现出其真实面目。 一、美国战略视野中的南海 具有全球视野的战略观最早产生于18世纪中期的英国，当时英国纵横海上，初步建立起一个遍布全球的殖民贸易网。而英国的全球战略观的发展成熟，则以20世纪初麦金德提出地缘政治论为标志。在《历史的地理枢纽》中，麦金德把世界表述成如下图这个样子：   麦金德认为，图中的"枢纽地区"是整个世界的"心脏"，如果有一支强大的力量以这个地区为大本营向外扩张，能够控制其外围的"内新月形地区"从而得到参与制海权争夺的机会的话，它就能建立一个足以统治全球的"世界帝国"。 "内新月形地区"的东部--也就是从日本经中国东部到东南亚和印度这片区域，是世界上大部分人口的所在地（麦金德时代占全球三分之二人口），谁控制了这片地区，谁就控制了世界上最多的人口。而控制这片地区的关键，从作为海权国家的英国看来，就是控制以马六甲海峡和南海为中心的海路。 二战后，英国的全球战略为美国所继承。麦金德的学生、曾任卡特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的波兰裔犹太人布热津斯基是当前美国战略界的元老，他的著作被认为是白宫和五角大楼的行为框架。在布热津斯基1986年出版的《竞赛方案--进行美苏竞争的地缘战略纲领》（1988年由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出版中译本）一书中，把麦金德的理论发展成"三条中心战略战线"的蓝图--   在这幅图中，布热津斯基阐述了三条围绕"内新月形地区"形成的中心战略战线，从日本到马六甲海峡的是第二条中心战略战线，对此，布热津斯基写到： 杜鲁门关于在军事上做出反应的决定使美苏斗争又出现第二条中心战略线，这一次是在欧亚大陆远东一端。通过三年的朝鲜战争，美国守住了南朝鲜，从而扩大了它的战略利益范围，使之包括日本、南朝鲜、台湾和菲律宾。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它还曾包括对法国在印度支那的存在予以支持以及在法国撤出之后对印度支那的独立国家予以支持。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期间，华盛顿认为它所承担的上述义务不仅是针对苏联的，而且至少也是同样针对共产党中国的。 可以看出，美国的三条中心战略战线是一种"全面包围"欧亚大陆、围堵苏俄、中国这样的"欧亚地缘战略中心"国家的"冷战"思路。这种思路并未随着苏东解体而结束。进入21世纪之后，在第三条中心战略线及第一条中心战略线南段的一系列"颜色革命"，正是这种大战略框架下的具体行动。而美国在第二条中心战略线东侧拉拢日本、中国台湾、菲律宾直到澳大利亚等"盟友"企图打造的"亚洲版北约"，也是在这种蓝图下展开的。 了解了上述背景，也就不难明白美国在南海的介入其实是其全球战略的一部分。而白宫多次声明和表态的"不介入"和"没有立场"，其实是指"在南海主权归属方面不打算偏向中国，但也不想直接得罪中国"而不是说在战略上不掺和。实际上对美国而言，南海主权不论明确给谁都不会多得到什么好处，反而是由于主权归属而纷争不断的状态对美国最有好处，因为这就意味着有机会插手。 如果布热津斯基1986年描绘那幅图之时，第二条中心战略还只是三条战线之中相对次要的一条，那现在，可以说，它变成了最重要的一条。为什么呢？ 需知美国对南海的介入，是真正的战略行动，是有真正重大战略考量在内的，绝不是随意而为或者为了选举周期之类的短期目的。在美国的全球战略从第三条中心战略线上的伊拉克、阿富汗收缩的同时，奥巴马宣称："我要做第一个'太平洋时代'的美国总统" 要理解美国重大战略方向的用意，就必须先理解美国赖以生存的支柱是什么。西方国家近代以来的崛起，是依靠率先开发出了现代科技、建立了现代工业体系。这样他们就能跑到技术落后国家的家门口打仗、把它们变为供给工业原材料和倾销工业制成品的殖民地。美国在二战后能成为超级大国，是因为它有最为庞大、最高系统化程度的工业体系。然而，现今世界的情况却是：最大规模、最完备的工业体系已经转移到了中国，中国成了"世界工厂"。在大多数工业产品的竞争力方面，美国已竞争不过中国。美国作为超级大国的工业这个支柱，已不复存在。那它现在依靠什么呢？依靠作为全球资本流动"总蓄水池"的金融地位以及对全球货物流通体系的控制。 正是由于美国的工业"实体经济"无力背负庞大的金融"虚拟经济"大山，发生了"山体滑坡"，才导致了金融危机。在金融危机中上台的美国总统奥巴马，是喊着"变革"口号登台的。奥巴马的"变革"，真正核心有二，其一是"再工业化"，这是奥巴马为美国经济找的根本性出路，这是"里"；其二是"从大西洋为中心转向太平洋为中心"，奥巴马宣称"我要做第一个'太平洋时代'的美国总统"，这是"表"，一里一表，内圣外王。这个"表里"的含义，需做一说明。 关键在于，"再工业化"并不是仅限于美国本土的。因为美国工业体系已经发生了结构性变化，工业体系中大部分劳动密集的部分美国已经失去，并且不仅是短期内，甚至可能是永远都恢复不了。所以，美国的"再工业化"真实含义是：在美国本土巩固高端制造业（现在面临逐步被中国赶上的局面，J-20即是中国工业水平提高的例证），在全球范围重新分配工业体系的布局（即：不要过于集中在中国）。美国不断施压人民币升值，是无助于促进美国本国出口的--这一点美国甚至比中国更清楚。人民币升值所能改变的，只是工厂在发展中国家间的布局--这正是美国想要的。 2011年6月28日报道的一则新闻是：美国运动鞋厂商耐克公司宣布，2010年度，越南制造的耐克鞋在全球的份额已经超过中国，以37%对36%跃居第一。这是由于中国劳动力成本升高（显然与人民币升值不无关系），耐克鞋加工厂从中国转移到越南造成的。 这个例子虽然小，却能说明美国想要达到的战略目标：削弱中国工业体系，同时使美国资本进入新的可以建工厂的地区。世界上能够新建工厂的地区，除了中国以外，最合适的是哪里呢？当然是南海周边！因为这里有高度密集的人口和一定的工业基础。而任何一个工厂的兴建，都需要资金，这就为美国的资金提供了机会。当然，美国的资金要想获得机会，挤出竞争对手是必须的。而人民币国际化使人民币成为了东南亚地区最具竞争力的资金来源，这就成为了美元的对手。 所以，"太平洋时代的美国总统"真实含义正是：把美国的产业扩张方向重新定位在西太平洋！ 二、大国角力的中心角斗场 地球上哪个区域集中了所有大国在那里"下棋"？是南海及其周边，而不是其他地方。中东可以说没有中国，中亚不曾有过法国，非洲则难觅美国。唯独南海周边，从历史到现今，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中美英俄法，都有着或有过实实在在的力量存在。加上一心想成为大国的日本和自封为大国的印度，可以说，地球上凡是有资格争取布成为热津斯基在《大棋局》中所定义的"棋手"的国家，都在这里聚齐了。 诸多大国势力在这里的"纠缠态"存在，才是南海问题复杂性的关键。 南海周边区域中，菲律宾曾经是美国殖民地，越南曾经是法国殖民地，前苏联曾经在越南金兰湾驻军。不过它们都是配角，真正的主角只有两个：中国和英国。 中国与南海周边国家的关系，相信不需做要过多介绍。这里只特别提一件可能往往被忽略的重要事实：南海四周"洪门社会"的存在。提这个是由于其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有着特殊的意义。意义何在将在本文第三节阐述，这里只讲清楚这个背景： "洪门"是清初兴起于福建，后来在中国福建、广东、广西等地广泛发展的一个民间会社--尽管可能经常被称为"黑社会"，但实际上民间结社的因素更强一些。在中国福建、广东、广西等地，洪门影响很大，太平天国起义的主力部队--杨秀清属下的队伍，起初即为洪门一个不甚重要的堂口。随着17世纪之后中国与东南亚贸易的扩大（部分与荷兰东印度公司有关），大量洪门弟子移居现在的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尼、柬埔寨、泰国等地，成为这些地方的华侨。在这些华侨当中，洪门成为重要的组织资源，为当地华侨社会的形成做出了最重要的历史性贡献。清代中期，正是这些洪门的华侨首次为贸易组织起了一个现在无人不知的名字--"公司"。道光年间，罗芳伯等洪门领袖人物还曾在婆罗洲建立了"兰芳共和国"。洪门弟子也对当地社会做出了非常巨大的贡献，有据可查的材料表明，菲律宾"国父"黎刹、新加坡"国父"李光耀、泰国前总理阿披实及现总理英拉等人，其先祖都是洪门炎黄子孙。目前，生活在东南亚国家的华人华侨约有600-700万人，台湾洪门"官网"上的材料称他们"90%名列洪门会籍"。他们在这些国家的经济社会结构中的位置也非常重要，美国耶鲁大学法学院讲座教授、外号"虎妈"的美籍菲律宾华裔学者Amy Chua（蔡美儿）在其著作《起火的世界》中，把华人称为主导了东南亚经济的少数族群。 出于强调的必要，这里专门写一下：东南亚华人虽然并不居住在中国，但他们与中国的亲戚（福建、广东、广西居多）仍然是亲戚，通过包括洪门在内的多种纽带的联结，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处在同一个社会共同体（跨越国界的社会共同体）。这个强调看似多余，但有特殊的重要性。后文会展示出来。 除了华人及身后的中国之外，南海周边地区还有一个深深嵌入其中的大国：英国。英国在这里作为"主角"的"范儿"，甚至强于中国。 18世纪起，印尼沦为荷兰殖民地--要注意，荷兰与英国虽不是同一个国家，但胜似同一个国家，19世纪，马来亚、北婆罗洲等地逐步沦为英国殖民地。同样在19世纪，南海北端的香港成为英国殖民地。英国给这些地方带来了英国的统治方式：英国人管他们擅长的贸易和金融，地方事务"委任"给本地人去负责。英国人与洪门的关系是怎样的呢？一个典型的案例就是"吉隆坡开埠之父"叶亚来。叶亚来(1837-1885)是广东惠州客家人，因太平天国战乱缘故流落到马六甲做苦工。在马六甲华人帮派内斗中，叶亚来成为属于洪门系统的"海山党"首领，后被英国人委任为吉隆坡的"甲必丹"（实为"Captain"的音译），成为替英国人领导当地华人社会的中介。 二战后，英国实际设计了南海周边区域的版图秩序。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的独立都不是赶走殖民者的民族革命，而是在英国安排下的"被独立"，其版图怎么划分、政治秩序怎么安排，都出自英国的设计。1957年马来亚独立之前，当时寻求民族解放的力量的政治主张是"加入印度尼西亚"而不是独立。1963年与马来亚相隔400多海里，民族、语言皆不相同，历史上也无关的英殖民地沙捞越和沙巴被安排与马来亚合成"马来西亚联邦"，也是英国的有意设计。当时《人民日报》1964年3月27日曾发表文章《反对新殖民主义的产物"马来西亚" 支持北加里曼丹人民的斗争》指出： 去年九月间强行成立的"马来西亚"联邦，是英帝国主义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一手导演的新殖民主义产物。 ...... 美帝国主义从头到尾一直积极插手"马来西亚"这个肮脏的计划，并且扮演着非常阴险和凶恶的角色。在"马亚西亚"强行成立之前，它伪装支持这个地区人民实行"民族自决"，派遣美国人劳伦斯•米切尔莫尔率领"联合国小组"前往调查。这个小组拒绝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的观察员参加，一手包办了所谓"联合国调查"，实际上是强奸北婆罗洲和沙捞越的民意，帮助英帝国主义掩饰"马来西亚独立"的欺骗性质，借以和缓当地人民和世界舆论的反对。 无论你对那个年代的文字风格和意识形态色彩持什么态度，总应该承认：这段引文传递出"马来西亚联邦"出自英国策划而非自主成立这一事实。 由此不难理解：在马来西亚、新加坡这样的一些"被独立"的国家，英国势力显然不会随着你的建国而退出，它仍然在那里，只是可能表现形式与时俱进了。那么，英国这样的前殖民宗主国势力，如今是以什么形式存在的呢？请看下面这幅"全球离岸金融中心分布图"-- 从图中可见：全球离岸金融中心最集中的区域就是两个：加勒比海和南海周边。实际上这些地方绝大多数是英国海外领土和前英国殖民地，少数不在此列的地方（如日本、菲律宾、巴拿马），则大多为美国势力范围，而在全球金融势力格局中，美国和英国的金融势力集团属于同一伙人。 事实上，全球最重要的离岸金融中心是新加坡和香港，位于南海最南和最北，地位重于加勒比海上那一堆。这就是大英帝国在南海周边的现今的存在方式。 说到这里，可能会产生两个问题：1.离岸金融中心是干吗的？2.说这些跟南海争端有什么关系呢？ 第一个问题简要回答：离岸金融中心是全世界觉得大多数的"钱"的所在，这些地方不受各国法律管辖，各国都不能去查这些钱有多少、是谁的、合法不合法。全球各地的"钱"都会聚集到离岸金融中心，在离岸金融中心之间快速流动、组织、调动，然后形成资本或者以"热钱"形式去涌入各国寻找赚钱更多钱的机会，赚到之后再汇聚到离岸金融中心开始进入下一轮循环......这就是全球离岸金融体系！如果说全球真实货物流通的核心是海运航线，那么全球"钱"的流通的核心就是离岸金融网络。 而还有一点要注意的是：国际金融中心与国际航运中心都是共生关系：航运中心会成为金融中心，金融中心都是从航运中心而来。 现在回答第二个问题，这是本节的关键：这些跟南海争端有什么关系？ 实际上，只有在累述了这么多背景材料的情况下，才能真正看清：南海争端其实是谁在争，争的是什么。 南海争端并非个别小国在企图挑衅中国，而是背后的大国在上下其手。其主要目的也不是夺取那片海域（尽管不排除个别小国是以夺取海域为意图的），而是有其更深的意图在内：争夺这一区域的金融主导权，进而也就是维持其全球金融霸权地位不动摇。 请把本节的主要内容联系起来看：华人社会的存在、英国的"嵌入"、新加坡香港两个全球最大离岸金融中心。再加上第一节已经阐述的：这里有世界上尚可进一步进行产业转移的区域中最密集的人口。加在一起会产生什么意味呢？随着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中国的工业体系势必会向南海周边国家扩展，而与此相伴的，是人民币在东南亚开展的跨境贸易结算，这相当于中国在工业和货币方面推进的区域整合。而这正与美国的"再工业化"要选择的产业转移区域形成正面冲突，也直接在全球最重要的离岸金融中心动摇美元和英镑的地位。照此发展下去，影响的实际上不仅仅是某些大国在这个区域的利益。 为此，什么是美国（以及英国，他们往往是"绑在一起"的）的战略对策呢？那就是：在第二条中心战略线上，把自己的盟友纠合成一团，给对方制造持续不断的"麻烦"，从而把"中国系统"和人民币挤出这一区域，为"美国系统"腾出空间。 三、中国走向世界的跳板 世界近代史一再表明，大国真正"崛起"的首要标准是必须"走向世界"。什么是"走向世界"？不是说你的人到世界各地去转悠了或者产品卖到世界各地了就叫走向世界了，人出国转悠跟你这个国家在海外有利益是两回事，产品卖到世界各地也可能是被外国人贩卖的，不在你的控制之下。真正的"走向世界"必须是你这个国家的工业体系走出国门，你的人要能在海外控制工厂和贸易线路，并使用你的货币结算，从而形成你的国民主导的资本-贸易循环，也就是把你的经济体系从国界之内扩大到全球范围。 英国在全球崛起始于殖民印度之后控制了从印度到英国之间经中东和经南非两条贸易路线。美国在全球崛起的过程比较漫长，1853培里舰队打通美日之间海上贸易之后，美国开始走向西太平洋，1898年美西战争之后美国在菲律宾等西太平洋地区有了根据地，1916年趁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机，美国开始向中国和日本输出资本。直到一战之后，美国有机会通过道威斯计划把资本和"美国系统"输出到欧洲，美国才真正从一个地区性大国成为全球大国。 对于中国来说，让"中国系统"和人民币走向世界，是未来发展的不二选择，也是必将经历的过程。而南海将在这一过程中扮演特殊角色。由于南海的特殊性质，对中国来说实际上只要走出南海，就将意味着直接走向世界。 中国东面面对的贸易航道目的地是美国，由于"中国系统"不可能向美国扩张，因此东面不会成为中国走向世界的主要出路。而南海则意义重大，从马六甲海峡向西，就将直接进入全球的枢纽--北印度洋，全球人口最密集的区域和石油最富集的地方（波斯湾），北印度洋是全球地缘政治的中心。而从南海向南，则是除了石油之外最重要的原材料--铁矿石的主要产地--西澳大利亚。目前，全世界最重要的铁矿石贸易路线是中国到西澳的"内航线"，即北仑港--台湾以东洋面--中国南海--民都洛海峡--苏禄海--爪哇海--龙目-望加锡海峡--西澳港口，航程3179海里。很显然，这条航道上大部分区域被英国和美国所主宰。 南海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扮演过超乎人们想象的角色。改革开放之前，香港就是中国与世界沟通的"窗口"。而改革开放之所以发生，根据何建明在《破天荒：中国对外开放的划时代事件》一书中披露，与南海石油有莫大之关系。而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引进外资的最主要来源是"侨资"，即来自南海周边地区的华人华侨。 而南海周边区域能够接纳"中国系统"和人民币结算的性质及其地理位置，决定了这里必将是中国走向世界的跳板。转载务请注明《经略》网刊http://www.aetas.cn/read

访问者：关井光男围绕英文版《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及《重新思考》关井：《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是一部历史性的著作，因为它不仅仅是关于日本现代文学的研究，而且还从根本上改变了欧美对日本文学研究的情况。令人惊讶的是，在发行二十三年之后的现在，再次被重版。也就是说，这本书作为长期畅销作品，不断地获得新的读者，被继续阅读。而与此同时，同时期的文艺评论作品早已经不住读者的批判的眼光，连评论家本人都被人忘的一干二净，更不用提作品的存在了。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书被重版，被人继续阅读，是因为这部著作成为跨时代的“古典”。先不谈这个了，这部著作的某些部分至今在日本仍不能被理解。说起来真是让人感到不好意思，同时也是很滑稽的是，在这本书发行后的十年间，在现代文学研究者之中流传着一种已经成为常识的说法，那就是这部著作是否有确凿的证据。产生这种说法的主要原因是愚蠢的只是单纯的将这部书作为文艺评论来阅读，也可以说是文艺评论家的牢骚似的评论。不论哪一种都是毫无根据的找碴儿，大部分都是不正确的。如果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是不足以成为问题的。我敢于提出这点，是我觉得有必要重新确认一个问题：那就是这部《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并不是依据十多年来公认的问题机制来写的。这么说是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点是：由外国翻译的，收录了柄谷先生的作品的《柄谷行人集》将在明年一月由岩波书店发行出版。这其中也收录了《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这部著作英文版的发行刷新了海外的日本研究，1996年在蒙特利尔大学召开了《柄谷行人研讨会》。这是由于《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是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先驱作品。在日本也是如此。因此，我才希望借此机会再次认识其意义。这个重大的意义指的是：《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这本书中提到的“起源”这个词，超出了它原有的意义，而这些原有的意义在文学评论和文学研究家中十分流行的，并甚至以此作为问题的机制，据此编撰了以《现代文学的起源》为题的论文集。在《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中丝毫不见这种问题的机制。而那种流行的说法提及的“起源”，仅仅只是“开始”的意思。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那么《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就与提出的问题机制完全没有关系。另一点是：柄谷先生自己在《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发行后，91年写了《〈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的重新思考》（《评论空间》），92年写了《〈日本精神分析〉》（《评论空间》），进行了自我回顾。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写了《〈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的重新思考》呢。读了这两篇论文，可以领会到他们继承了在《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中展开的问题机制，并且以全新的视点继续论述。而且，这两篇论文写作的时间是在二十世纪即将终结的91年至92年。并且现在，现代文学也将迎来她的终结。在这样的时候来读这本《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是站在“终结”的位置上来思考“起源”。我认为这种意义上的对于“起源”的思考是一种颠倒过来的考虑。《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展示的是现代创造的“日本、现代、文学”实现的基础以及其“历史”的各种条件。同时也暗示了一种对于在现代文学产生的同时退下历史舞台的文学的反思索。这一点虽然没有在书中明确地写明，但是确实表达了这个意思。那么，我想让我们从《〈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的重新思考》开始谈起吧。柄谷：《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这本书是在1980年的夏天发行的，所以写这本书是在七十年代末的几年。十年之后又重新阅读。虽说重新阅读是为了温故知新，但是在那个时候重新阅读却是不得不这么做。这是第一次有这样的经验。这是由于在进行《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的英语翻译。最初提议翻译是在1983年，那时匆忙的答应了，可是就这样拿去翻译是不行的。所以为了易于外国读者理解我提出修改原书。但是之后就一直没有联系了，于是我就放在了一旁，可是突然听说翻译还在进行。为此我感到很为难，只能开始重新修改。这就是《〈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的重新思考》。但是，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翻译已经完成了。所以我被告知不用修改了。最后，我和他们达成妥协：加了一章内容，添加了注解，并且还加上了很长的后记。虽然如此，但是毕竟不是我的本意。总是想重写。在那个时期，我重读《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的时候，他给了我与以前不同的感觉。那个时期也是受到安德森的《想像的共同体》的影响，我开始思考nation的问题，突然我意识到自己做的事情全部都是与nation创立有关的。也就是说，现代文学是构成nation的不可或缺的部分。“言文一致”与“风景”也是其中的一环。我在写《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时，还没有提起国家主义的问题。不过，我发现这本书彻头彻尾是一本考察nation问题的书。通常来说，当人们说人与文学和国家主义有关系的时候，总是提起在内容上表达国家主义的文学。这是由于不具有这样一个观点：现代文学是以nation作为基础进行创作的。也就是说，如果现代文学的形式本身就是国家主义的话，其内容是否是国家主义就没有的关系了。从这个角度来看，《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这本书自身写的就是《nation的起源》。在它出版十年之后，应该注意到这个问题了。在《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的《重新思考》中，值得注意的一点是，这本书写的是别的主题。这是原先考虑日本的现代文学时，我认为能与明治时代的言文一致和风景的启发匹敌的是奈良平安时代出现的事件，不如这么说吧，我脑子里时常想的是明治时期的事件不过是在奈良平安时代出现的事件上的加重了一层。因此在《重新思考》中提出了这个问题，这之后就是《日本精神分析》了。但是，从那时至今也已经过去十年了，回头重读这本书，又有了一些不同的感想。这次，我托岩波书店出版《定本》，再次进行了思考的是：“起源”这一东西，一定与某一“终结”相伴。至少，如果没有某种终结的实感的话，就不会有“起源”这个想法了。实际上，这本书写于1970年代的后半期，正是村上龙和村上春树出现的时候。那时我正在报纸上做文艺时评的工作。这些被收录在《反文学论》（沟谈社学术文库）一书中。因此，我经常思考的是，那个时期在某种意义上，是“日本现代文学的终止”的开始。促使我写这本《起源》的正是因为它正在结束。现代文学的特性是“内部性”。我对这点的理解是在一个相反的角度上得到的，也就是那个时期，反对这种“内部性”的作品大量涌现。但是，如果当时是现代文学的终结的话，那么我认为从中有可能诞生某种全新的东西。我在想的是虽说是广义上的现代，但是一些排斥狭义上的现代内部性的形态，如文艺复兴之类的，很有可能复辟。我是从夏目漱石身上发现这种可能性的。这本《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写的就是一种漱石论。但是，近几年，我渐渐不这么想了。所谓的从“现代文学的终结”中诞生某种新的事物，是没有的。终结就是终结。与其说是作者不在了，不如说是读者不在了。当然，有点空洞。“现代文学的终结”在日本是件极大的事儿，所以对此的思考是很有价值的。但是，我却并不很想做。这是因为，在思考过去事情的时候，即使不是很直接，也会觉得这么做对于现在或者将来是有意义的。不能有这种感觉的时候，就可能是在重复以前的工作了。可能有人因为是工作会继续做下去，但是我却不行。如果做得话，今后的心情就可能会发生变化了。但是，目前不写。因此，关于岩波版的《日本近代文学的起源》，我已经决定不再重写，仅仅只加注注释而已。这样的思想内容与以前比起来，我的态度有了关键性的变化。用一句话来说，就是变得像学者了。例如，就《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一书，最近的体验是，我实际上从工作中得到了启发，但是为了隐瞒得到启发这件事情，我会搬出西洋的作品来。我很清楚这种手法。例如，我要是写《儿童的发现》的话，我的结构框架可能会参照菲力浦·阿利斯的《儿童的诞生》。这就是我说我在模仿他的原因。可是至今，我没有读过阿利斯。是因为生气才没有读过。虽然我觉得读比较好。这并不仅限于文学。我从哲学老师那儿听说，学者是这样一种人：我从关于笛卡尔会使康德德描写中得到了启发，但是在论文中我自己的名字不会出现，而是找到一个和我的想法相近的外国人，并且引用之。他们想这么做比较好吧。我的书是用英语出版的，所以我认为引用我自己的名字在外国比较方便。以日本人的身份在西方工作，模仿西方是件很遗憾的事情。但是，只有以外国作为研究对象，结果仍站在日本的立场上进行的事情吧。不论是以前还是现在，都是令人遗憾地人们。我想要改变这样的事实，但是并没有成功。不知不觉地，我不用做详尽的调查也能凭借直觉得到的想法，这样的情况很多。但是以前，我没有做过证实这些想法的工作。所以，现在想来，这是不行的。虽说如此，最近我还是戒了烟，调查的毅力和勇气都有了，所以现在我打算要一个一个调查并确定。这多少变得有点学者样了。柄谷行人的变化和八年关井：使柄谷先生的工作姿态发生变化的原因中，禁烟是很重要的一条。因为如果不戒烟的话，就无法在图书馆查资料了。令人惊讶的是，一边涉猎文献资料，一边产生了重要的想法。这不是可以轻易模仿的事情。没有比空洞无想法的学问更无聊的了，但这理所当然的事情却很难。依照大概的题目调查直到结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想法倒是其次的了。如果从事先驱性的工作的话，就会遭遇这样一个事实：抹杀了想法的独创性，创造出了自己的先驱者。这是因为连想法都没有就调查直到结束。依存于谁的想法，调查一下就知道了，因为想法虽然看上去相同但确实不同的。借鉴自日本先驱性工作的想法，却抹煞这点，参照外国的文献进行构思，这是认为这样的话地位比较高的缘故。发现了“起源”的话，就会精通于发现类似的事物。从柄谷先生的“儿童的发现”中得到的启发，却借鉴阿利斯的《儿童的诞生》，这种行为没有认清学问的根本，是沦落为黑市商人之辈的所为。因为原本柄谷先生的问题机制也与阿利斯的完全不同。在日本进行先驱性的工作困难的原因是：没有辨别这种先驱性的外部裁判员。从柄谷先生的工作中得到启发获得灵感，却隐瞒其工作的先驱性，这么做是很大的判断失误。这是算不上学问的基础的伦理问题。这样的认识措施在日本社会是没有的。但是，这种混账态度在岩波版《柄谷行人集》出版阶段，应该不得不变化。因为这部著作集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叫做柄谷行人的日本人在海外的智慧斗争的纪录。这样的著作集能够成功出版，一定是在海外进行过积极的智慧斗争。否则时不可能的。我想这一定有什么契机。如果方便的话，能告诉我们成为契机的事情么？柄谷：《国文学》曾在1989年10月发行过《柄谷行人特辑》。后来想起来了，那时对于我而言是很大的一个转折点。我个人发生了很多的变化。一个是，开始发行《批评空间》。去年终刊了，但还是要继续出版的。编辑是要和他人协作共同工作的，因此与此前的工作不一样。大概，不仅仅是编辑，自己的工作方面也由此发生了变化。比如，我编辑中上健次的全集，每年都召开专题讨论会。还有，我已经参加过四次日韩作家会议了。以前我很不擅长这样的事情，并且很讨厌，因此真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另一个变化是从90年开始，我做为客座教授在哥伦比亚大学进行定期授课。虽然之前我也去别的大学讲课，但是从那个时期开始，我有了经常去海外的环境。这对我来说是件大事。我想起来大概是在1983年我从美国回国的时候，读到了吉本隆明对高桥源一郎的访谈中对我的嘲讽之言。因为他们的言辞很过分，所以至今仍记忆犹新。他们说：“没有什么必要说是为了好好的工作才到国外去，对方来的时候，估计是狠狠的拍马屁了，哇哈哈。”但是我认为这是错的。这样的事情绝对没有。如果自己不出去的话，对方就不回来。即使来的话，他们应该有自己的动机，他们是按照自己的需要来选择的。禅呀，东方哲学的联系的评价之类的。自然科学是不一样的，自然科学从一开始就是设定在国际范围。用英语或是数学的语言发表的。我们在根本上也应以同样的态度工作。进一步来说，人在外国，与在日本念书时不同的。例如，我在海外的时候，强烈的感到了那儿的真实感。如果回到日本的话，日本的真实感很强。为什么呢，这两者并不是对立的。一方强烈的话，另一方就变弱。比如，最近半年都在日本，仅仅这样，就觉得国外的事情像梦像谎话。如果再呆久一些的话，就会变成要员的往事了。但要是去美国的话，一定会有种深深后悔愧疚的感觉：“啊，在日本浪费的好多时间啊，没有在外做有用的工作，就等同于不存在。就是这样翻翻覆覆。因此，定期的有义务的去外国，这样的状态对我而言很好。因为事先约好的，即使感到厌烦了也必须去。其实，移动对于我而言是件痛苦的事情，很想撒手不干，静静的安定下来。从这个角度来说，90年代以后的生活方式对我自己而言是以前从没有过的生活方式。关井：我想这种生活方式的变化的标志是《跨越性批判》，但是它的开始我并不认为是90年。88年出版《季刊思潮》，然后就是《批评空间》，所以我认为是80年代末期。但这是错觉啊。去美国教学这事儿，也是从80年开始就在耶鲁大学授课，也是90年代之前就在哥伦比亚大学授课。柄谷：我确实是1983年就在哥伦比亚大学了。但那时以研究员的身份。定期授课是从90年开始的。那时从美国回来的时候，是1991年1月，海湾战争开始了。我是为了召开反对中上健次和田中康夫的反对集会，然后就开始了《评论空间》。从此，十多年，每年出席四次杂志的座谈会，而且，每年我有五个月左右的时间在国外，我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同时，我还在连载《探究二》。因此，与此前相比较，我变得非常的实践化。还发起了NAM运动。上次的《国文学》的特辑名叫做《柄谷行人  斗争着的评论》。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大概这是预测未来的评价吧，这之前没有做什么“斗争”之类的吧。（笑）关井：这次特辑的题目象征的是，与日本的言论空间作斗争的柄谷先生的评论的言语。如果将现在所说的斗争付诸实践的话，那么说当时还没开始“斗争”，是确实如此的。与现实开始斗争是在包括了表明反战态度的九十年代，借助《评论空间》的活动，发起NAM的活动。而展开这一理念的是《跨越性批判》。预示这种斗争着的评论的方向的是89年的《国文学》特辑，真是令人高兴。从这个意义来说，日本的评论家，任何的斗争都没有做过。依存于外国的新出版书籍，或只是单纯的口头斗争，抵制现实。这与进入一个难以工作的时代也是有关的。社会要求向着个方向发展。但即使是这样，也还是有将海外纳入市也范围的高质量的斗争方式。我认为《评论空间》这本杂志就具备。柄谷：《评论空间》的目的之一就是，在日本给年青人自由工作的机会。另一个是介绍外国的工作。这多亏了共同编辑者浅草彰，我认为水平很高。不仅仅是单纯的介绍外国的工作。对于介绍的人，我们都有很好的私交，而且他们也是一样，即使没有读过，也十分了解《Critical Space》。在读的懂日语的人之中有这样的人。例如，今年春天在UCLA时，我听说那儿的一位意大利日本学教授（美术）向别的美国人解释《评论空间》。据说他每期必读，通过《评论空间》了解美国和欧洲有什么重要的事。不是为了研究日本。而且他说这本杂志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他大概就是那么说的。今后要超越《评论空间》估计很难了吧。关井：确实是这样啊。包括人才、工作人员在内的，像《评论空间》那么高水平的杂志，在某种意义上，是再也不可能出现了。编辑被日本之外的人普遍阅读的杂志，现在已经是非常不成熟了哟。1930年代，北园克谓曾发行过名叫《L’ESRITNOUVEAU》的国际性诗刊，并在法国发行，但它对了解欧洲并没有帮助。去年有一本从表面上模仿《评论空间》的做法的杂志出版。《评论空间》制作的水品，要是做不到那么高的程度的话，就做不出来。如今必须考虑什么呢，在某种程度上我认为很明确。平民主义横行，盘腿坐在大众的欲望之上，在这样的现状中，通过杂志这一媒介，营造接受智慧上的刺激的环境，变得越来越难了。从“评论”到“批判”的转变柄谷：89年的《国文学》特辑以《斗争着的评论》为题，但我认为这是因为评论这个词在当时有很大的意义。“评论”，我认为它本身的意思渐渐得在变化着。一般而言，就是文艺评论。89年的时候也有这个意思，同时，也包含着康德式的批判的意义。以前，我曾在《国文学》写过散文，曾把康德的“批判”一词译为日语中的“评论”。大正时代，西田几多郎曾写过《康德的评论哲学》。在此基础上，我就以“评论=批判”的两重含义来思考。但是，那时，我还没有好好的阅读过康德的作品。进入90年代之后，我认真地研读了康德。92年时开始了《探究三》的连载。这之后就是《跨越性批判》的康德论了。那时就不再考虑文学这回事儿了。但是，开始研究康德的时候，我的脑子里已经有了文学评论的念头了。一个是，现代思想之类的东西十分流行。但本质上就是评论，甚至我想说还是文学评论。还有就是，我想说虽然可以说文学的地位正在下降，但文学评论仍具有重大意义。在美国叫做理论，虽然我自己也属于理论家，但我觉得只要单纯的“评论”就好了。因为在我的理论中，文学是有基础的。但实质上，就时机而言里文学还很遥远。关井：夏目漱石把刚刚说的理论译为哲理，现在虽然翻译成理论，但据说理论这一概念是代替哲学的概念。我关注这一概念，想要指出的的是，理查德・罗迪在《哲学的脱构筑》中提到的“理论”是伴随着哲学的衰亡，始于19世纪的“新混杂流派的著述法”，这种著述法指的是跨领域给各个领域带来影响的著述。柄谷先生的工作以及对漱石、安吾的关心而引发兴趣，这个概念是从70年代到80年代“智慧”这一词汇所象征的意义。这在某种意义上颠倒了一种现状，即用各式的方法使各式的饱含过时的理论，没有限定形式，失去普遍性的意志。反映在表示这样的哲学的复兴的事物上。例如，柄谷先生的《马克思可能性的中心》以及《作为隐喻的建筑》、《探究》等的工作，当然都能看到当时在实践理论。事实上，《作为隐喻的建筑》一书，超越了文学，给了包括建筑家在内的各个领域的人们带来了影响。文艺评论像这样跨领域，给众多领域带去重大影响的先例是没有的。小林秀雄写的《近代绘画》也并没有在现代绘画界带来巨大影响。这是因为小林秀雄不过是个鉴赏家。但是《跨越性批判》一书，与其说是理论，我认为说是哲学更准确。这个特辑被命名为《柄谷行人的哲学、跨越性批判》，就是这个原因。柄谷：刚刚说的“理论”是用美国的文脉区分的。说哲学的话，分析哲学的意义很强。与此相对的，法国派的哲学文学性很强。但是这同狭义的评论是不一样的。因此，不是狭义的哲学也不是狭义的文学评论，这样的工作才能被叫做理论吧。但是，在日本把其成为评论比较好。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在日本将法国怕的哲学，传统的从文学评论的角度吸收过来了的缘故。罗迪以及德利塔都是专业的哲学家。他们将哲学用称为脱构造的形式，形容其接近文学。或者是文学在一个比较高的地位上。但是，我从一开始就是从事文学评论的，因此，这样的话，我接受不了。相反地，我倒是渐渐的开始从事哲学性质的工作。在此之前我也从事着哲学性的工作，但是自己真实的感到自己是在研究哲学，是开始了康德的研究之后。在那之前研究的，不论是马克思，还是克尔恺郭尔、斯宾诺莎、维特根斯坦，都是哲学的异端。在研究那样的异端的是后，在某种意义上，我感到和研究文学是一样的。但是，开始研究康德之后，回归到了哲学的正统路线上，说起来我觉得就像是走在哲学史的王道上。当然，研究的内容和之前的一样，都是异端的。但是与之前不同的是，我感到好像是从正面获胜，真正的在研究独创的东西。在海外我被称为哲学家，对此总觉得有些不协调，甚至到了我曾经抗议过的程度，但是从那时候开始觉得，恩，既然人们这么叫叶挺好的。关井：日本实在是缺乏这种认识。柄谷先生开始运用“评论”这一概念的哲学意义，是在90年代之后。其标志是90年代之后“批判”意义的变化。从那时开始，将“批判”的意义有意识的与文艺评论的“批判”加以区分，不再作为文艺评论中的“评论”的意义来使用。将“批判=吟味”的意义作为“批判”的意义来使用。那时已经是开始有关康德的研究的时候了。这么想的话，这就是柄谷先生的“着陆点”，有点像出发点。犹如引导向早已约好的地方的一点。柄谷：大家可能是这么看的……（笑）。一直在暗中摸索，进入90年代之后，终于写出了重新结合康德和马克思的《跨越性批判》。98年左右，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就像是长久以来弄不明白的事情一下子明白了。比如，国家、NATION与资本主义经济有着三位一体的关系构造。之前，零散的事物，在被称为交换的基础形态上看来，可以明确地解释，不论怎么做，都是因为看到了一条道路，可以对他们进行扬弃。90年代的时候，关于NATION，我写了好几篇论文，现在我在从新的观点重写他们。在岩波版中，第四卷归纳了《NATION与美学》。而且，我还想把它变成我的第四本英文书。关井：那样的话，我想日本就成为了世界资本主义文脉的重要模范，这样的话，就超越了至今的日本研究的水平的，具普遍性意义的概念上的日本国家、历史、文化、经济的问题的展开。这样的认识，至今在日本是没有的。柄谷：此前将日本做为研究材料的话，这些从西方的标准看来都是被认为落后或是歪曲的，反过来，因为特别而将它们作为例外的事物来使用的。我在《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中，像用于此不同的方法来表示。关井先生以前这么说过。据说读了《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英文版的保加利亚人还有芬兰人说书里写的和在他们过家发生的事情是一样的。我自己也听过希腊人那么说。韩国人和中国人就不必说了。听说墨西哥人也是的。说是在墨西哥有同这本书中出现的漱石类似的人物。但是，如前所述，怎么来看奈良平安时代的“文学”，或是怎么来看天皇制。以前，我觉得这是日本特有的事物。但是，在日本发生的事情，即使算得上少，也没有例外的例子。例如，在世界史上，有过拥有发达文明的世界帝国，他的周边，假设还有处于部族阶段的民族，他们接受文字，引入国家制度。但是，只在形式上是这样的话，以前的部落阶段存在的宗教及政治形态还是残留着。或者，他们在别的文脉中被使用。特别是像日本这样的岛国，这样的倾向就更强了吧。例如，例如，像印尼的各个岛屿民族那样，从部落阶段一下子进入到近代国家，资本主义阶段，这样的时候是怎样的呢，日本的例子就起作用了。这样考虑的话，与其说日本的例子特殊，不如说在世界史各个阶段都有，这样考察的话，就有可能放在世界史的背景上进行。我想将来写，比如，我认为日本资本主义论争或是封建论争也很重要。对于同一个问题，沃拉斯汀与卡库卡乌德论争是中所周知的，在日本的论争，却是不知道。有的论争经历了很长的时期，很多的人全力参加，涉及到所有的领域。这并不是使用的“封建制”之类的马虎的概念，如果好好的考察的话，在世界范围内成果丰盛。不管怎么说，如果将日本作为素材的话，能写成很棒的作品。《跨越性批判》中，除了宇野弘藏之外，没有采用过一个日本的例子。下一本书《NATION与美学》中，主要是以日本作为题材的。但是，以日本作为题材时，那可是非常难写的啊。在以日本作为题材时，日本人认为外国人不会去读这些东西。而且，当意识到是给外国人读时，反而会与平时不同，写出一些偏题的，或是比较奇怪的文章。如果不希望发生这样的事，就需要一定的技术，也可以说是如同呼吸般的东西。我认为，这样的东西我已经在外国慢慢地掌握了。在这种意义上，我已经积累相当的经验了。关井：即使有机会，这种经验也不是能够轻易积累的。如果能轻易积累这种经验，那么人人都可以写了。如果没有与固有的东西所相符的底蕴，那可是想体验也无法体验的。经验的丰富，是与精神面的丰富成比例的。缺乏这种观点，只会单纯地使自己符合眼前的情况。应该站在被观察的事物的方面，符合对方的情况来处理事物。本身有疑问的人，仅仅符合对方的要求，是无法积累这种经验的。这是我在美国的大学学习时体会到的。研究的狭隘化与日本的现状柄谷：我第一次去耶鲁大学，是在一九七五年。那时，德利达（音译）和德曼（音译）等人，谁也不知道。但是，八零年左右，他们就已经出名了。从那时起，简达（音译）研究，以及某某主义、文化某某开始流行起来了。现在，当时的风潮已经渐渐消退了。那时，美国的研究生在博士论文中会选择当时正流行的主题，我对于这种现象一直抱着疑问。因为写成博士论文并出版之时，或许已无人问津了。所以，我想说“停手吧！”，却说不出口。反之，也不能说“你在干什么呢？”在日本，人们还继续追逐着这种流行。因为连博士学位这种制度都导入了日本，情况好像更加严重了。关井：这种情况的发生，日本的学校制度是有责任的。因为学校敏感地、毫无防备地引进了流行于欧美的新事物。一篇文章，在欧美的报刊杂志上刊登的时候，就有学者获得了该文章的翻译权。因此，他们率先开始了关于这篇文章的再创作。当然，他们完全没有考虑过十年后会有如何的事态在等待着自己，也没有把会发生的情况纳入自己的视野中。文化某某也好，某某主义也好，完全被眼前的东西所迷惑，是无法反省一下自身的。我们经常可以听到如此的呼声。如果是这样，阻止这种事态的发生就解决问题了。但依然使人十分不安，不能阻止。这已经变成一种病了。为了摆脱这种状况，必须站在更为广阔的视野上，重新审视普遍的问题究竟是什么。但人们还没能理解这种想法的必要性。象征着日本这样情况的，是毫无内容的副文化。现在，日本的动画和漫画风靡世界。给人一种感觉，似乎日本除此之外已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东西了。而且，就连一星半点的知性也无法使人感觉到了。但是是，我认为，要说并非如此，就连出版界中都已经非常明确地表示，我们必须完成能让我们好好考虑自己现在处于何种状态中的机构。柄谷：说起当代文学和旧时知识人的文化的终结，这是随处可见的现象。在欧洲，动画和漫画也十分流行。当代文学已经基本没有人关心了。例如，有不少意大利人说自己读的第一本小说是吉本芭娜娜（音译）的。我认为，这已是一种世界性的现象了。总之，现在整个世界都在读的是“哈利波特”之类的书了。但是，我想，只有韩国是与众不同的。我多次出席九十年代的日韩作家会议，所以才得出这种结论。几年前，我对村上龙作过访谈。那时，他刚从韩国回来，说：“前两天在韩国召开记者会时，有人问我，一星期前柄谷行人来过，他说日本文学已经死了。您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我回答，我也是这样想的。”我是被问及日本文学才如此回答的。在韩国，文学中蕴藏着一种特殊的含义。我想，它应该是不会如同日本文学般轻而易举地死去的。但是，去年一个过去我曾经在哥伦比亚大学教过的学生告诉我，现在一个在韩国当教授的人，得到了身为文艺批评家能得到的最高荣誉。那个人在得奖感言中说，能得到这样的荣誉，我非常高兴，但同时也感到十分悲哀。因为文学的影响力已渐渐消失了，所以高兴不起来。文学和文学评论的地位正在快速消亡。这是在最近两、三年内出现的现象。以前我曾经认为，只有韩国是与众不同的。所以得知上述情况后，我也受到了相当大的冲击。因为在日本出现的问题已经成为世界性的现象了。但是，我想即便如此，欧洲也好，韩国也好，不会变成和日本一样。就在最近的新闻报道中说，在韩国，五万名工人举行了一个大集会，对警察投掷了八百个火焰瓶。发起这个集会的主要目的是，改善打零工者的待遇、反对向伊拉克派兵等，基本围绕着与日本完全相同的问题。在欧洲，虽然集会者不会向警察投掷火焰瓶，但这种集会是经常会举行的。美国今年也有很多反战集会和抗议YX。不过，在日本，却并没有这种类似的事情发生。动画和漫画十分流行，就使人对这些事漠不关心。如果说，这就是日本文化的话，那么，即使说，现在整个世界都在“日本化”也毫不为过。但是，事实上，整个世界并没有在“日本化”。在日本，知识面和伦理面的要素都已经完全消失了。嘲笑这些的人，正在挥舞着他们的权势。副文化、漫画和动画真是出色的东西啊，这种话在过去就是反语讽刺。与此相符，也有一定的批评性。但是，现在日本已经没有反语讽刺了。有的只是夜郎自大的肯定。明确地说，日本现在已经什么都没有了。而且，也没有回转的余地了。但是，我还没有放弃希望。从今往后，我要加把劲好好干。关井：从刚才的话中，我想，已经得出了关于柄谷先生自身由《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转向《跨越性批判》的结论。那就是决不回避困难的道路，紧盯目标，大步前行。不管现状是如何的悲惨，必须拥有斗争的精神。我认为，这就是“我还没有放弃希望。从今往后，我要加把劲好好干。”这句话的真实含义。现代日本所欠缺的是，不向充满危机的现实屈服的精神。在《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中，这种想法丝毫没有表现出来。但即便如此，我想，已经确实地展现给了读者。那就是，可以说现代日本文学的“起源”的发现，即是“起源”等于“终结”的发现。这就是在深层次上与转向《跨越性批判》相联系的。我想，以此来结束今天的访谈。（柄谷——近畿大学国际人文科学研究所所长、哥伦比亚大学比较文学专业客座教授。关井——近畿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