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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纪苏:中国革命与阴谋史学

中国国学网络转载凤凰周刊
文革已经过去30年了,35岁以下的年轻一代对文革不再有由于亲身经历而产生的预设观点,如果他们对这个问题产生兴趣的话,那么他们更加愿意看到从史学政治学经济学等等角度对这个事件进行的尽量全面的分析。
文革 黄纪苏
作者简介: 黄纪苏
社会学家、剧作家。1990年赴美修社会学硕士课程,1993年回国,在社科院工作,现任《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副主编。曾经编创的剧本:《爱情蚂蚁》、《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切·格瓦拉》 、《我们走在大路上》。

纪念文革发动四十年、结束三十年

凤凰周刊特约撰稿员 黄纪苏


今年距文革发动40年,结束30年。三四十年时光付诸史册或只一页一章,对于个人,则江声浩荡,滚滚半生流过了。文革为现代史上最重要的一次转折,中国革命被它推上百丈崖顶,继而轰然跌落为改革开放,真可谓“把条汉子跳起来就死了”。中国革命、终结它的文革、手造它们的毛泽东,当这一切呼啸而过,进入历史后,历史学仿佛忽然继承了大笔遗产的人家,可以想见人人摩拳擦掌,个个要干番事业—个别子女眼珠乱转,动了邪念也很寻常。


中华民族地理上自居一隅,文化上自成一格,由上古迄于清季,治乱因循,周而复始,基本格局未曾变化,鉴古往往可以知今。于是左言右事,石室金匮,累代积年便形成了丰厚的史学传统。历史将明镜高悬,当世的人物、典章、事件举头依稀见到自己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于是忠贞之士效法往圣先贤,把取义成仁当成家常便饭;奸佞之辈见势不妙,纷纷跑去烧香拜佛—虽然没几个立地成佛。历史对现实的反馈和纠正作用,构成了中华文化传统的一个突出特征。


历史既然是镜子,就应该为现实提供清晰准确的成像,“真”是历史学的第一要义,也是它的主流。但“真”的原则每因现实中疤癞眼斜眼等的敌视而贯彻不畅。疤癞眼斜眼们对“用”情有独钟,他们先把“实事求是”从“古为今用”上割下来扔在一边,然后根据自己的喜好尽情剪裁历史拼接事实,有时好好的一件宽袍大袖就这样改成瘪三穿的鸡腿裤。只“用”不“真”的史学虽称逆流,但流量有时比主流还大。文革后期,当时仍叫做“造反派”的新官僚集团为了向旧官僚集团争夺权力,抓壮丁似地把周公、始皇、盐铁论一股脑儿抓去搞影射史学。那样的历史近乎哈哈镜,对着哈哈镜舍宾肯定不如不舍宾。


文革结束后,“影射史学”虽然名义上被取缔,实际上却生生不息。有些对中国古代官场、民间社会,乃至对法国大革命的研究,倒过来展读,便是一幅《中国民主路线图》。动机不能说坏,但牵强附会、拉皮条似地把优秀党员往红灯区拉,也不能说好。而且,说远一点,中国到近代一个跟头栽在世界历史的大坐标上,被许多未曾见过的变数重新界定后,历史相似性已大大缩水,再用从尧舜到光宣的历史类比今人今事,便会空前走样。后来的影射史观之“用”与文革时期虽有所不同,但一样富于幽默感。譬如一些海外激进民运人物,有一阵就痛感当年奔窜海隅的孙中山、黄兴就是当下的自己—怀揣这样的感觉四处蹭饭是种难得的乐趣也说不定。而国内不少越混越四通八达的保守主义精英,则怎么看孙中山怎么像网络愤青或失意绿卡族,比边缘知识分子洪秀全出息不到哪儿去。


影射比附之外,这些年更有种贼头贼脑的阴谋史学出没无时。影射史学还仅仅指鹿为马,到阴谋史学就黄土抟人了—当然不是每个细节而是关键部位。阴谋史学出现在与现实利益斗争关系最紧密的中国革命史和文革史,尤其集中在毛泽东身上。10多年前《毛泽东的私人医生回忆录》耸动一时,其写作翻译过程疑窦丛生。但究竟是否阴谋史学,还要俟之将来,看台湾和美国情报部门有关档案解密的情况。最近张戎女士和其夫君合著的《毛:鲜为人知的故事》,西方反共知识界是期望它跟《私人医生》一样,在撕画皮砸牌坊方面再立新功的。也难得作者走南闯北风尘仆仆访人访书,网罗到成堆的大路新闻、小道消息。只可惜这些不知用多少机票和的票换来的“知识”,经由比家庭妇女还浅薄的见识深加工后,就像一颗颗被没牙老头嘬过的花生米,让人扔也不是吃也不是。此书一惊一乍的不少“发见”,在知人阅世方面似乎缺少后青春期起码的成熟。平心而论,张氏此书并不在阴谋史学之列,但确实属于同一文化战争,只不过是地上部分。


典型的文化地道战,当推前一向网上传了又传的《沉重的揭秘:汪东兴交代毛泽东秘书田家英死亡真相》一文。这篇东西,也许算不上阴谋史学的力作或杰作,但起码是成功之作。标准很简单,不少朋友读了都信以为真。田家英曾任毛的政治秘书,能独立思考,有出众的才华,后因观点上的分歧渐不为毛所用,1966年更被停职并勒令搬出中南海。田不堪巨大的心理-政治压力,于5月23日在办公室自缢身亡,成为文革中继邓拓之后最先倒下的中共高干,1980年3月终获平反并召开追悼会。以上是根据官方或准官方信息复原的史实。《揭秘》一文则发掘出“新史料”,即“被列为中共中央档案局(一九八0-四-00九0-四)号档案” (“附有备注:待查证”以及“中纪委第一书记陈云、常务书记黄克诚的签字”)的汪东兴关于“田家英死亡事件的交代报告”,以及被列为“中办(一九八0-五-00七九-七)号档案”的华国锋就有关档案失落事件的谈话。根据新史料复原的新史实梗概如下:1980年4月中共中央应田家英家属要求重新调查田死亡真相;汪东兴向中央交待,田实为汪手下的卫士所击毙;华国锋主政时亦曾向汪过问此事,汪说田“知道事太多”,毛“一直不放心”。这样的史实如果成立,毛作为共产黑帮老大的形象就更丰满了—他不仅(据《私人医生》)生活上是淫棍,政治上还是恶棍。对以上史料史实,笔者将信将疑,遂托友人苏铁山向中央文献研究室查询究竟。据铁山转述文献室友人的答复,前述档案纯系捏造。另外通过友人介绍,笔者还走访了田家英女儿曾自,向她核实《揭秘》一文所述“胡耀邦、邓小平、陈云、彭真都就田家英家属来信的要求,做出批示”一事的真伪。曾女士爽人快语:“我父亲就是自杀的,我们家属根本没写那信,全是那帮人为了非毛瞎编出来的。”事情至此,田家英的死法(自杀)连同死因(心理-政治压力)重又回到阳光之下。当时颇慨叹作伪者心地的黑暗,竟至伸手不见五指。因又想起十五六年前张爱培女士《叫父亲太沉重》一书即出,海内哗然:中国革命的道德楷模周恩来奔走国事之余,还走进作者母亲的卧室,并生下一位旷世活宝。此事后来证明亦属胡编乱造,笔者亦尝感叹世界之奇诡,全然不能度之以常人常理:张女士为自己想富贵,为姆妈想浪漫,这都好理解;不好理解的是,她怎么就不为自己爹爹中国农民张老汉的名誉想一想呢?此书属阴谋文学的典范之作,在解构中国革命这一点上,文史的确相通。


按西方出版商为张戎《故事》所做广告,此类作品的使命是“改变历史”。但中国革命经30年沧海桑田、陵谷易处,大体已归入秦砖汉瓦一流。也就是说,历史基本上改完了。如今做意识形态大买卖的,都眉清目秀地向维权、宪政方面想点子,只有不爱洗澡的小包工头总惦记着毛故居改化粪池的工程。


毛一身承载几个时代,双脚走过无数情境,他错综斑斓的人生浓缩或折射了中国革命萦回崎岖的历程。这的确为观望他的各种角度都提供了一定正当性,但同时也提出了整体把握的高标准严要求。那种认为毛学历不高于是对知识分子长恨不已的小市民视角,不能说毫无道理,但偏差显而易见。至于拉开裤链看毛的“下半身”视角,如果只是对那个时代过度禁欲主义的一种变形批评,也可以理解,但真实的毛不可能是西门庆,当然也不会是高僧。无论哪个角度,都需要实事求是的精神、对历史和未来负责任的态度,而不是相反。


毛泽东带领中华民族经九曲九折,一雪百年屈辱,崛起于世界的东方;他后期对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制度探讨,具有浓重的悲剧色彩。这样一位开天辟地又掀翻天地的人物,无论功过,都属于不世出的巨人。只是,“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他并没有大过他的时代,也无须笼罩不属于他的历史。丑化毛固然可鄙,重新神化他也不可取。无论是用毛时代的失败掩饰今天的失败,还是用今天的苦难抵消毛时代的苦难,两种异曲同工的态度都不能持之久远。他的全部遗产包括成败得失,都应成为今天我们强身免疫的营养,成为我们面对现实问题、探讨未来道路的参照。但营养而已,参照而已,毛的理论与实践毕竟是他那个时代许多特定环境下的产物。把老路标重新树立起来,能否将酒吧一条街还原为工农大道,天算非我所知,人算则以为不能。两次进入同一条河流在古希腊时代都不容易,今天就更难了。对于重新出发的社会正义,毛不必是当头的红日了,人民群众的旗帜应是人民群众自己。其实,毛的精神最夺目之处,恰恰是为了源头通浚、活水长流而敢教天大的主义退居二线。毛的真正传人,或真正呼吸到他灵魂的人,应具有超越他的志气。


还是回到历史。随着时代的推移,真理原则越来越成为人类衡量是非的一个基本尺度。如今除了对癌症患者隐瞒病情、对敌国探子隐瞒军情,或向受灾群众化名捐款等少数行为外,蓄意篡改乃至编造事实已为常人所不为,贤人所不齿。清代史学理论家章学诚为作史立一道德标准,即“史德”,说的是“著书者之心术”。阴谋史学爱好者的心术,无非为逞一时之快而不择手段。对这种旦暮人生及时行乐之辈,告诉他“秽史者所以自秽,谤书者所以自谤”的道理,无异于给猫咪讲《离骚》。不过替资产阶级的整体长远利益着想,他们对待中国革命的历史,实在应该胸怀再博大些,手脚再干净点。前面说了,历史该变的已大体变完,如果胜利者来到凯旋门下还是地下过街道卖黄碟时的贼眉鼠眼,只怕不是富贵满堂、长宜子孙的好兆势。至于失败的一方,也要勇敢面对历史,正视失败,承认错误,善不掩,恶不隐。已经输得所剩无几,对于大跃进饿死了人、文革造成惨重损失、毛也犯错误这类事实,再连签单的气量都没有,那就真没什么可再输的了。


附记:笔者撰写此文过程中曾向田家英女儿曾自核定有关内容。曾女士在电话中说:失去父亲对她是件痛苦的事情,年龄越大这种感觉越是强烈。尽管如此,对于一些人出于非毛的目的将田朝反毛斗士的方向塑造,曾不以为然,因为那不是她感受理解到的真相。此番话让我想起梁漱溟晚年面对众人“一代直声”之类追捧时所说的那句“当时我哪儿敢”,以及他对当年争论的深刻反思。这种不为时趋左右、求真守实、独立不移的品格真令人肃然起敬。它赋予无毛直立动物某种近乎神性的高贵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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