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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中国产业外资控制报告
    经济 2006/10/01 | 阅读: 1941
    从资料看，很多论文从2000年起就开始提出中国产业被乌外资控制的现象和危害，但是最近直到商务部2006年6月发布了《中国产业外资控制报告》，检讨数年来吸引外资投入中国的成效，这个问题才引起了更多的关心。作为引资的主要政府部门，商务部这份报告“倾向于认为中国产业已为外资控制，充满经济安全的忧虑”。惊人的数据是：在中国已开放的产业中，每个产业中，排名前5 位的企业几乎都由外资控制：中国28个主要产业中，外资在 21 个产业中拥有多数资产控制权。引进外资在中国很多城市都是一个建设发展的重要手段，地方政府更是希望依仗外资获得体面的政绩。随之产生的问题就是国内产业对外资的依赖，甚至引起行业萎缩和国家安全隐患。这篇文章是本站编辑的专题：外资在中国的一部分。
  2. 张承志：选择什么文学即选择什么前途
    文学 2009/01/31 | 阅读: 1941
    一九五六年，二十四岁的大学生石原慎太郎，以小说《太阳的季节》获得日本最高的文学奖芥川奖。很快，依据小说拍成的电影流行一时。评论家四方田概括，这是一部描写“厮混在日本相模湾一带的资产阶级家庭的青年们日常生活”的作品。
  3. 英法博物馆尴尬面对文物追索
    艺术 历史 2009/03/18 | 阅读: 1941
    在人类充满战乱的历史上，文物向来是胜者钟情的战利品。据英国学界估算，大英帝国的殖民领土扩张了111倍，它从殖民地掠夺的文物也增加了百倍；法国的历史轨迹显示，它每一个疯狂的对外用兵阶段，都是获得别国文物最多的时期。
  4. 强世功：司法能动下的中国家庭——从最高法院关于《婚姻法》的司法解释谈起
    法律 2011/02/20 | 阅读: 1941
    “婚姻和情感是两个领域的事情，法律是调整婚姻关系而不是调整男女情感的。……今天的心爱之人，随着时光的流逝、审美的疲劳，明天可能变成漠然之人甚至切齿之人，情感的千变万化又岂是理智的法律所能左右呢？……感情没有了，婚姻解体了，起码在经济上还能得到一些保障吧，也许“婚姻契约”不失为聪明女性的明智选择。” 最高人民法院某法官的这段名言，表达了一种开始普遍流行的契约婚姻观：“爱情归爱情、财产归财产”。爱情与财产的分离建立在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立场上。但爱情与财产非此即彼的选择仅仅是生活的极端例外状态，而大多数婚姻介乎二者之间：爱情可能已消退，财产还不至于分割，婚姻并不因此解体。正是在这种状态下，“家庭”才具有特别的意义，由此成为稳定的生活常态。家庭关乎个人幸福和文明培育，承担着教育子女、塑造人格、培育社会道德、形成善良风俗的社会功能。因此，任何文明社会都会认为家庭具有独立于且高于爱情的价值，家庭稳定就成为立法者的首要任务。 家产制的式微：个别财产制与明晰房产 家庭稳定首先依赖于“家庭共有财产”这种物质性纽带。革命根据地时期激进的婚姻立法虽然肯定了离婚自由原则，但“同财共居”的家产制传统却一直保留下来。例如，与土地有关的财产法就延续了古代家产制。无论“打土豪分田地”还是改革开放之后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财产法的主体不是个人，而是家庭。家庭承包的集体土地不会因为结婚或离婚而立即发生法律变更。家庭人口的不断变动导致村庄要经过一段时间之后重新在家庭之间进行“调地”。同样，与土地相关的宅基地划分也是按照家庭来进行的，离婚不可能导致宅基地的分割。城市的房屋产权虽然登记在家庭成员一方的名下，但在法律上也属于家庭共有财产，以至于房屋购买合同要求夫妻双方签字。1950年《婚姻法》中确立的夫妻共有财产制就源于“中国人的理想是家庭成员模模糊糊地共同拥有家产”的法律传统。而在1993年最高人民法院的规定中，甚至明确规定将个人财产吸纳到家庭财产中。至于在继承法中，虽然法律上赋予了女儿与儿子平等的继承权，可实际上女儿基本上不继承家产，强调“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依然遵循着“同居共财”的逻辑。 新中国初始的《婚姻法》在表面上是激进的，但对共同财产的强调却是保守的。加之计划经济体制、社会主义价值观念和“调解为主”司法政策的配合，中国的家庭稳定并没有受到根本的影响。然而，随着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市场经济推动了个人欲望的张扬，文化左派的后现代思潮消解了传统价值。“单身贵族”、“契约婚姻”、“AA制婚姻”与同性恋婚姻一道，成为中国家庭生活中的价值选项，甚至成为时髦人士追捧的时尚生活。在这种背景下，立法和司法解释不断瓦解“家产制”这一维持家庭稳定的财产纽带。2001年全国人大对《婚姻法》作出了全面修改，明确划分了“夫妻共有财产”与“个人拥有的财产”，同时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即司法解释一）特别强调，个人财产不因婚姻关系而转化为夫妻共同财产，由此引发了“婚前财产登记”的浪潮。在财产的天平上，个人自由与家庭稳定第一次向有利于个人自由的方向倾斜，以此为契机，后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婚姻法》的司法解释都以摧毁家庭共同财产作为其立法的目标，而家产制的式微，则意味着家庭稳定的最后防线也开始动摇了。 对家产制的摧毁中，最大力量就来自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中关于离婚房产分割的具体规定。对大多数普通家庭而言，家产中最大宗的财产就是房屋。房屋不是普通商品，而是家庭生活必须拥有的居住空间；它不仅是属于财产权范畴，而且体现了人类最低限的生存权。如果说婚姻奠定家庭的精神基础，那么房产就奠定了家庭的物质基础。“家”不仅是一种血缘伦理关系，而且是一种对房屋开辟的物理空间的占有关系。由此，对于注重家庭价值的中国人而言，房产往往与“家”联系在一起，在生活中占据了特别重要的地位。在家产制中，最主要的家产就是土地与房屋。以家庭为主体的土地承包制度不断受到“土地私有化”主张的冲击，而房屋家产制的瓦解，则是从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婚姻法》的“司法解释二”开始的。 在离婚案件中，法官一般都会考虑到房产对于家庭生活的重要性，对房产分割尤为慎重。虽然《婚姻法》上明确了平均分割的原则，但由于婚姻诉讼属于民事调解的核心，法官在司法调解过程中必然卷入到家庭问题中，所面对的不仅是离婚财产分割问题，而且涉及到子女抚养、老人赡养、离婚后的家庭生活问题。可以说，法官无法按照单纯的感情破裂或共同财产平均分配的法律规定来判案，而必须全方位地思考家庭问题。其一，要考虑普通家庭妇女对家庭的贡献主要集中在照料小孩、赡养老人、操持家务这样的事务中，而这些活动的经济贡献很难用货币化方式来体现；其二，考虑离婚双方的过错，谁为了个人自由而提出离婚，就意味着要在财产分割上做出相应的牺牲和让步；其三，离婚后一般妇女抚养小孩，需要房屋居住，且家庭妇女的经济收入有限，没有能力购买房屋。由此，虽然法律上规定财产平均分配，但法官在分割家产时考虑的不是财产法问题，而是考虑家庭生活、社会公正、保护弱者等等这样一些更为基本的原则。这些原则实际上影响到了房产的分割，以至于法官在司法过程中往往把房产分割给抚养小孩、且离婚后经济能力较弱的女方，以利于家庭的稳定。 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房屋的价值越来越大。离婚当事人在房产问题上争执不下，给法官在离婚诉讼如何分割房产带来很大困难。为此，2003年底在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对家产制的摧毁中，最大力量就来自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中关于离婚房产分割的具体规定。“司法解释二”不仅明确了房产分割按照市价进行分割，而且特别规定：双方都主张房屋所有权的，采取市场竞价的方式来确定产权，由出价最高的一方获得房屋所有权，并给另一方以相应的补偿。这种市场竞价的方式表面上体现了公平，而实质上有利于家庭中货币化经济能力较强的一方，不利于货币化能力较弱的另一方。 如果将法官在司法实践过程中形成的分割房产的思路与上述司法解释中明确的分割房产的思路做一比较，就会发现有两个根本的不同：其一，法官在司法实践过程中采用更全面的视野，把房产分割问题放在家庭问题、婚姻过错补偿的公正问题以及离婚后的社会问题中进行思考，而最高法院则仅仅把房屋看作市场上竞价的商品，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来解决家庭问题。其二，如果说法官在长期的司法过程中形成了保护妇女、保护弱者的司法价值倾向，那么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二”实际上否定了这种价值倾向，并确立了保护强者、保护男性的价值取向。或许可以说，这个司法解释实际上开辟了一个家庭财产分割中男性对女性、强者对弱者的弱肉强食时代。 房产分割中形成的市场经济逻辑，在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家产制的摧毁中，最大力量就来自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中关于离婚房产分割的具体规定。“司法解释三”的征求意见稿中（下称“意见稿”）得到了进一步的升级，以至于这个“意见稿”一出台就形成了“男人一片叫好，女人一片抓狂”的局面。比如第11条规定，“夫妻一方婚前签订不动产买卖合同，以个人财产支付首付款并在银行贷款，婚后不动产登记于首付款支付方名下的，离婚时可将该不动产认定为不动产权利人的个人财产，尚未归还的部分贷款为不动产权利人的个人债务。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由夫妻共同财产还贷部分，应考虑离婚时不动产的市场价格及共同还贷款项所占全部款项的比例等因素，由不动产权利人对另一方进行合理补偿。” 在一些学者眼中，该规定挑起了一场“性别战争”。因为中国的婚姻习惯是男方提供房屋，女方提供嫁妆，二者都属于家庭共同财产。而且很多情况是男方支付首付，婚后夫妻双方用共同财产还贷，若离婚时根本不考虑离婚过错、抚养小孩、赡养老人等社会问题，将房屋按照登记名字分割给男方，显然不利于家庭中的女性。进一步而言，性别问题实质上依然是阶层问题，“意见稿”挑起的不仅是性别战争，而且是阶层战争，因为有机会购房并支付首付的，往往是经济条件富裕的家庭或经济收入比较高的个人。需要注意的是，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房地产经济的畸形发展中，房产市值增加的空间越来越大。这种背景下采取登记主义的房产分割办法，实际上让家庭中的另一方以无息贷款的形式支持房屋产权登记人获得更大的暴利。这无疑是家庭中的隐性剥削。当《婚姻法》“司法解释二”试图用市场竞价的形式公平来掩盖房产分割中双方经济力量的实质不公平时，“意见稿”可以说撕下了市场公平的面纱，完全站在有经济实力的强者一方，甚至用法律强制的方式，让弱者成为强者进行剥削以谋取更大利益的工具。市场经济中的弱肉强食逻辑被最高人民法院引入到婚姻家庭中。不受约束的市场经济会摧毁有机的社会组织，而把市场逻辑引入到婚姻家庭法中，最终摧毁的无疑是家庭本身。 司法能动的法律想象：“AA制契约婚姻” 《婚姻法》中对离婚财产的分割作出了原则规定，而法官在司法实践中也已形成了一套处理家庭财产分割的原则、办法和价值取向。立法者之所以给出法官自由裁量的空间，是由于“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清官难断家务事”，这就需要法官在司法个案中根据不同的状况来解决。而法官在司法实践中形成的解决问题的价值取向，也符合婚姻立法的目的。法律确立了人们未来行动的预期，因此，法律的最大功能不仅在于解决问题，而在于通过预期的设定来塑造一种行为模式。婚姻立法既要保证婚姻自由，但又要保证家庭稳定。从立法行为预期模式来看，《婚姻法》中规定的家庭财产越多，离婚中家产的分割越困难，离婚中过错一方获得的财产越少，那么离婚成本就越高，离婚率也就越低，家庭自然越稳定。反之亦然。 然而，从2000年以来，最高人民法院在婚姻法领域采取了司法能动主义的立场，不断以立法者的姿态积极介入到婚姻纠纷的审判活动中，短短十年中就酝酿推出三次司法解释。这些司法解释的总体取向，是用“个别财产制”逐步取代“家庭财产制”的思路，逐步明晰家庭财产的个别归属。其结果无非减少了分割家产的难度，降低离婚诉讼成本，方便法官审理离婚案件，以至于离婚诉讼中调解的意义已经不大了。既然家庭财产最大宗的房产已经明确了归属，那么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的逻辑，下一步就是明确汽车、冰箱、彩电、铺盖乃至锅碗瓢盆的产权归属。有人认为，最高法院关于《婚姻法》的司法解释贯穿了“部门立法”的逻辑，方便法官审理案件，提高诉讼效率。而要方便法官审理案件，最大的理想就是让当事人很容易离婚，根本就不需要到法院来诉讼。而要实现这一目的，最方便的途径就是实现“AA制契约婚姻”。 最高人民法院推出“司法解释二”时，明确指出要将“司法为民”转化为“司法便民”。在《婚姻法》中，“司法为民”当然要维持家庭的稳定，恐怕很少有人希望把家庭变成合伙生意。但最高法院将这个司法政策解释成“司法便民”时，实际上方便了当事人离婚，以至于“司法为民”和“司法便民”无非是服务、方便于那些想离婚的人、希望离婚很容易的人。至于那些不希望离婚、希望离婚成本很高因此保住家庭的人，似乎不在最高法院“服务”和“方便”的范围之内。而方便离婚的最佳途径，就是通过司法解释将家庭共同财产分拆为明晰的个人财产，这样夫妻之间没有商量妥协的余地，法官也没有调解的余地。当夫妻双方的感情破裂时，最高法院早就把家庭财产分割清楚，就等着当事人说再见了。 由此，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司法便民”的司法哲学，到明晰家产中的个别财产归属的法律技术操作来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理想家庭的法律想象就是：按照“爱情归爱情，财产归财产”的逻辑，将家庭变成了分别拥有个人感情和财产的两个人组合在一起的合伙生意，其理想模式就是“AA制契约婚姻”。这无疑是充满后现代主义婚姻价值观的激进想象。在这种理想婚姻模式中，共同家产就是两个人的私人财产的简单组合，以至于当两个人的爱情消失后，每个人可以很轻松地拿着自己的财产走人。由此，最高人民法院贯彻司法能动路线的最终结果，就是不需要法院来调解和判决婚姻案件，而由当事人按照司法解释所设定的财产分割标准自行离婚。司法能动主义的最大理想就是无为而治。我们可以预期，如果最高人民法院想象的理想婚姻模式实现了，那么法院的离婚诉讼率会大幅度下降，而整个社会的离婚率却会大幅度上升。 司法能动的意外后果：婚姻的再封建化 立法和司法最大功能不是解决已发生的社会问题，而是通过设定行为预期引导人们的行为模式。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婚姻法》的司法解释对人们行为的指引来看，我们可以设想中国未来的婚姻家庭模式可能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从“意见稿”采取明晰家产的一系列法律规定看，人们对婚姻家庭的预期无疑会发生根本性变化。此前，两个年轻人会在恋爱结婚之后共同购房置家，一起为家庭生活打拼。这其实是近代婚姻革命以来几代中国人的婚姻家庭模式。然而，当房产不再属于家庭共有财产，而要变成房产登记人的财产时，两个年轻人就很难共同购房。如果要购房，双方也会为用谁的名字登记而发生争执。其结果，没有经济地位的年轻人就会视婚姻为陷阱，不敢轻易结婚，至少在自己没有登记名下的房产时，结婚且用共同财产购房就变成了一项不明智之举，因为一旦离婚就等于自己在婚姻中给对方打工作贡献。由此，婚姻的首要因素不再是感情，而变成房子。“要不要双方共同购房”就成为婚姻面临的首要问题。 在这种背景下，年轻人不得不求助于家庭。以前一般是男方购置房屋，而现在必然是双方家庭都为自己的子女购置房屋。当年轻人因为房子问题让两个家庭卷入到婚姻过程时，家庭对子女婚姻的发言权就会越来越大，以至于“门当户对”慢慢会变成父母们考虑子女婚姻的首选要素。目前，随着中国社会分化的加快，门当户对已经成为许多家庭的婚姻选择。家庭共同财产的丧失无疑会加快这一过程，使得中国婚姻家庭制度必然会面临着“再封建化”的过程，即父母对子女婚姻的发言权越来越大，房产等经济因素在婚姻中的重要性会越来越增加，而爱情的要素会越来越弱。“司法解释三”的本来目的是方便离婚自由，促进个人自由，而未能料到的意外后果却是离婚自由摧毁了结婚自由。 改革开放30年，“黄世仁”回来了，“胡汉三”也回来了，门当户对的封建婚姻也开始回来了，家庭悲剧又开始慢慢上演。在“告别革命”的流行风潮中，五四精神倡导的婚姻自由也逐渐走向了衰落，整个社会变成了市场和金钱的奴隶，精神的猥琐与犬儒主义盛行。娜拉不会再出走了，因为在法律的视野中“小三”也被看作是受害者，需要法律来保护其权益；《伤逝》中为爱情而死的子君也不会再有，现代“聪明女性”已经为自己安排好了“契约婚姻”。爱情要么变成财产附庸和人身依附，要么就变成勒索财产的工具。“五四”一代宣扬的高贵、神圣的爱情婚姻在市场经济以及推行市场经济逻辑的法律的双重打击下，将随着家庭衰落而逐步沉沦。 “司法解释民主化”：司法节制的美德 对于“意见稿”，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庭长杜万华法官特别指出：“这个解释不仅是最高人民法院的事，也是全民的事，司法解释要民主化。”这无疑是至理名言，因为今天最高人民法院不是普通的司法机关，而渐趋成为拥有一般性立法权的立法机关。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实质上就是制定一般性规则的立法活动。立法权与司法权合一被启蒙思想家看作是专制的典型形态，但在中国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最高人民法院行使司法解释这种一般性立法权的确有其必要性。但是，由于司法解释不是针对个案，而是为全民立法，“司法解释民主化”在所必然。 “司法解释民主化”决不是在形式上的广泛征求意见，哪怕是采取网络的形式征求意见。“司法解释民主化”的真正含义应该是最高人民法院面对不同的主张、不同的价值和不同的利益群体，必须坚定不移地站在大多数人一边。 就这次“意见稿”通过网络征求民意而言，应当注意网络群体的特殊性：网络主体属于有文化、比较年轻且经济条件比较好的社会阶层，网络言论往往反映“小资产阶级”的文化精英主义的意识形态，以至于“财产归财产、婚姻归婚姻”的“契约婚姻说”不仅在网络上很流行，在法官中也开始流行起来。然而，广大农村地区的家庭成员（尤其是普通家庭主妇）很少上网，他们的主张不会反映在网络中，但他们却构成了这个国家中真正“沉默的大多数”。这两个群体的经济条件不同、文化价值不同，有人甚至把这两个群体简约地概括为精英和大众。如果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真的准备体现“民主化”，首先就应当考虑“沉默的大多数”的主张和利益。在离婚自由与家庭稳定的平衡中，倾向于个人本位与倾向于家庭本位究竟哪一个在中国社会占据了大多数，这似乎不是一个很难判断的问题。 经济上的强势群体可以轻而易举地“包小三”或“离婚再娶”，网络上流行的“契约婚姻说”代表了这部分人的“先进文化”，似乎也代表着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可对于大多数中年妇女，尤其大多数房产不在自己名下的普通农村妇女，对于大多数要看着女儿出嫁的母亲，这种“先进文化”可能是她们的梦魇。司法解释的“民主性”绝不能拿是否采取征求意见的民主形式（包括“网络民主”形式）来衡量，众所周知，“形式民主”往往是强者手中的玩偶。司法解释的“民主性”必须用一个实质性的标准来衡量，这个实质性的标准就是：民主社会必须体现“沉默的大多数”的利益，必须“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这个“最广大人民群众”究竟是那些想维持家庭稳定的大多数人，还是那些急于离婚、寻找个人自由的少数人？我相信，这个问题不需要通过网络征求意见就能够搞清楚。“意见稿”所设想的“AA制契约婚姻”虽然代表了“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然而，没想到“意见稿”一公布就在网络上遭到了很大的批判，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房地产经济使得网络文化精英阶层也和普罗大众一样变成了弱势阶层，“小资”“小众”的婚姻乌托邦也破产了。 在今天社会急剧分化的中国，如何平衡个人与家庭、财产与情感、强者与弱者、男性与女性、普通大众与“小资”“小众”以及“先进文化”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的确是一个需要小心对待的问题。最高法院作为司法审判机关，无论如何平衡都必然因为缺乏立法的正当性基础而遭到批评。“名不正，则言不顺”。面对公众舆论的批评和诘难，最高人民法院应当克服能动主义的倾向，保持适度的司法节制。 这里所说的“司法节制”有两层含义：一是最高人民法院在行使立法权的司法过程中应当保持节制，毕竟最高人民法院不是立法机关，哪怕采取广泛征求意见的形式也无法为自己的立法活动奠定合法性基础，因此，最高人民法院尽可能少采取司法解释的方式来扩张自己的权力。相反，应当不断推动司法案例制度建设，用司法个案理性或技艺理性来取代一般理性或者立法理性，用司法个案的丰富性来发现社会生活中的“活法”，并将其上升为一般性规则的意义上来，而不是用抽象一般性规则来压制社会生活的丰富性，从而扼杀社会生活自身形成的法。 二是法官在司法过程中不应热衷于创造各种新型的法律权利，不应当制造出“空床费”、“眼泪费”、“第三者补偿费”之类的概念。法官不应当像法学家那样追求概念的新颖，相反应当尽可能保守，以便维持社会稳定的预期。至少在婚姻家庭法领域，最高人民法院不应当通过司法解释的方式预先明晰和分割家庭财产，法官在司法过程中更不应当执行说不清楚的“忠诚协议”。既然“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清官难断家务事”，那就让一家人在司法过程中慢慢去消化“打断骨头连着筋”的家庭关系。“司法效率”的概念可以适用于解决其他纠纷，但决不应适用于家庭纠纷。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伦理道德的基础，是培育善良风俗和民情习惯的温床。在这个意义上，家庭纠纷不能由按照司法理性化和行政官僚化逻辑来行事的普通法院体系来处理。一个理想的解决方案，就是把婚姻家庭纠纷从目前的民事一庭中分离出来，设立独立的“家事法庭”，或在目前法院体系之下设立专门的“民事四庭”。在这个特殊的法庭中，有职业法官，有单位同事，有邻里和亲朋好友，大家在调解优先的原则下，按照道德、良知、伦理、仁爱的逻辑来处理家庭婚姻财产纠纷，因为法律代表的理性计算本来就不适合用于解决爱的难题。 因此，当法律面对爱情和家庭时，必须小心翼翼、异常谨慎，因为爱的世界是由激情、良知、伦理和道德统治的世界。真正的法治理想绝不是要消灭良知之治，也不是要摧毁道德权威，更不准备取代伦理秩序。相反，面对爱情和家庭，法律应当采取适度的回避，以克服司法扩权的内在利益冲动，避免法律全能主义的僭妄。对于今天处于司法能动主义状态中的最高人民法院而言，要“有所为”，但更要“有所不为”。在婚姻家庭以及其他涉及到社会道德生活的领域，司法节制反倒成为一项值得赞许的法治美德。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法学院）
  5. 韩西雅：工人阶级、工会、党、行政：建国初有关工会问题的两次争论
    社会 2011/09/27 | 阅读: 1941
    …中国工会从此一蹶不振，再也未能使它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挥应有的作用。其后果大大超出了工会工作的范围，实际上是使公有制企业中、工人阶级内部的矛盾得不到正确的处理，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亟需建立的劳动生产中人与人之间的正确关系不能建立。这不仅使工会脱离群众的状况总也无法改变，党、企业行政脱离群众的状况更加严重。广大职工群众的主人翁觉悟和社会主义积极性严重挫伤。广大职工离心离德，情绪低落，使社会主义本来应有的优越性不能发挥出来。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 现在回顾当时历史，不同认识从根本上来说，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个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在劳动生产过程中究竟是在全体人员中建立起平等、互助、合作的人与人的相互关系，由全体人员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共同生产经营管理呢?还是由少数人掌握经营管理大权，管理多数人去劳动生产呢?另一个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的全体人员中、工人阶级队伍内部是不是存在矛盾?是什么样的矛盾?应当如何处理? 第一个问题，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如何管理。前面我们讲到了建国初期的企业领导制度，首先建立的是工厂管理委员会和职工代表会议制度。关于工厂管理委员会，1950年国务院财经委员会发出关于国营、公营工厂建立工厂管理委员会的指示，规定工厂管理委员会是在企业主管机关的领导下的企业行政组织，由厂长(或经理)、副厂长(或副经理)、总工程师(或主要工程师)及其他生产负责人和相当于以上数量的职工代表组成。厂长、副厂长(或经理、副经理)、总工程师及工会主席为当然委员，以厂长(经理)为主席，当厂长与管委会出现分歧时，在请求上级指示的同时，可先按厂长意见执行。职工代表由工会召集全体职工大会或职工代表会议选举产生，工厂职工代表会议由工会主席召集，定期召开，职工代表会议有权听取与讨论管理委员会的报告，检查管理委员会对工厂经营管理及领导作风，对管理委员会进行批评和建议。职工代表会议决议，须经管理委员会批准，由厂长命令颂布后方为有效。 这样一套规定，实际上是职工群众集体管理与厂长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制度。这种制度对提高职工的主人翁意识，激发他们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使职工自觉地、有组织、有纪律地生产劳动，发展生产力，促使企业负责干部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树立民主管理意识，防止主观主义、官僚主义、独断专行；以及培养广大工人阶级群众管理企业和经济的能力，都有重要意义。随后，当企业中党的力量日益发展，在企业开展肃清反革命、进行民主改革等带有政治性的斗争提上日程，党组织的作用日益重要以后，全国企业领导制度先后转变为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这对在企业中加强党的政治核心领导，民主改革的完成，起了积极作用。 1953年，国家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企业更把生产任务提到中心位置，加强生产经营中的管理工作，更被重视。国家就更重视学习苏联经验。1954年中共中央批示国营工矿企业把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改为厂长负责制。实际上是学习苏联的“一长制”，建立厂长、车间主任、工段长的三级一长负责制，建立生产指挥系统的单一领导关系，并相应地建立职能部门的专责制和生产工人的岗位责任制。“一长制”虽然对建立一些管理制度，强化管理起了一些作用，但出现了削弱党的领导、民主管理制度中断、厂长独断专行等现象。证明“一长制”是不利于社会主义企业的。1956年，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批评了“一长制”，决定重新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1957年中共中央又决定在企业中同时实行党委领导下的职工代表大会制，并使职工代表大会制的内容比解放初的职工代表会议又有了许多发展。十年间企业管理制度、企业劳动生产中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的这一个翻复，既反映两种管理思想的存在，又说明企业管理制度、企业劳动生产中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必须随着实际情况的变化而改变；更说明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劳动生产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必须建立在平等、互助、合作的民主集中制的基础之上。 第二个问题，社会主义制度下，工人阶级队伍的内部矛盾。这个问题在工会工作中突出地反映出来。 1．中华全国总工会党组第一次扩大会议。 1949年6月，当时主持全国总工会日常工作的副主席李立三同陈伯达讨论一个理论问题时发表了《在公营企业中贯彻公私兼顾政策问题的几点意见》。李立三在肯定公营企业里公私之间的利益一致的前提下，指出在公营企业中还存在工人阶级的整体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长远利益与日常利益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的性质是阶级内部的，没有对抗性，可协调的，是应当用公私兼顾的方法采解决。李指出：这种公私利益之间的矛盾反映在行政与工会的关系上：行政所处的地位和环境多代表公的利益，很难照顾到每个工人的利益；工会是工人群众的组织，它所处的地位和环境就是多关心工人的日常利益。因此，行政与工会必须互相协商、互相帮助、补充，才能真正贯彻公私兼顾的政策。行政与工会有时在某些具体问题上发生争论，就是工人阶级内部以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来求得某些具体问题上公私利益矛盾的一致，也就是工会与行政互相帮助、补充的一种表现形式。李认为：在工厂企业中加强党的统一领导是很必要的，党委集体讨论工厂企业中的重大问题，可以避免在公私兼顾问题上发生大的偏差。李的这篇意见，既符合实际情况；又符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完全正确的。 1950年7月，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三书记邓子恢在中南总工会筹委扩大会议上作的《关于中南区的工会工作》报告，分析了工会工作普遍出现脱离群众的现象及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明确提出工会工作的具体立场与工会组织必须代表和维护工人利益的问题。邓认为工会工作发生脱离群众的现象，首先是工会工作者缺乏明确的阶级立场，工会工作者未能及时地反映与切实代表工人阶级利益和工作方法中存在着相当严重的官僚主义。他认为，在公营企业中，工会工作者的立场和态度，也不应该与行政管理人员混同起来。虽然双方都是为了国家，双方也同是为工人的利益服务，基本立场是一致的；但应该认识彼此岗位不同，任务不同，因而彼此的具体立场也应有所不同。如果有些企业管理者犯了主观主义，或者是漠视工人利益的官僚主义者，就很容易违反工人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工会工作者盲目地跟着厂方走，不加批评，甚至强迫工人执行，结果不仅造成工会脱离工人群众，而且给特务分子以破坏机会，反对工会，造成工人队伍分裂，这对工人、对生产、对国家都是极端不利的。因此，邓主张，如果厂方某些规定与措施对工人不利时，工会工作者必须根据工人意见，与厂方商量修改。如厂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不接受工会意见，工会应该代表工人向厂方提出抗议，向上级申诉，以至向法庭控告，以达到维护工人利益的目的。对于工会与政府的关系，邓子恢也提出；工会与政府人员的立场在基本一致的前提下，也应有所区别的观点。 十分明显，邓子恢在这里所论述的是工会如何克服脱离群众现象的问题，但更深层次反映的却是在我们的公营企业和政府机关中都出现了主观主义、官僚主义、不关心群众、不尊重群众、损害工人阶级利益的现象。也就是说，出现了工厂领导同职工群众、政府工作人员同工人阶级群众之间的人民内部、工人阶级内部的矛盾。真正要处理的正是这类矛盾。现在看来，这正是一个在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以后，要求正确地解决好劳动生产中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一个问题。邓子恢敏锐地、较早地提出了这个问题。 邓子恢的报告报送了中共中央，刘少奇为中共中央批转这个报告所拟的批语是：“这个报告很好，各地可照邓子恢同志做法，在最近三个月内认真探讨一次工会工作，并向中央作一次报告，以便加强各级党对工会工作的注意，改善工会工作。”这个报告经过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任弼时和李立三阅后转发各中央局和省、市委，并先后由《长江日报》、《工人日报》、《人民日报》发表。 工会工作遇到的问题引起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关注。1951年1月，毛泽东曾找李立三谈了一次关于工人运动问题，并批发了中共西北局关于职工运动的报告，指出工会工作存在脱离群众的严重缺点。同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讲到工会工作时说：“工会脱离群众的现象是有的，但工会工作者都是热心家，只是对业务不熟悉，基本问题是我们进行教育不够，问题不在干部，而在我们。四中全会一定要讨论工会工作，并以管好工厂、工会工作为中心来研究。全总过去工作有成绩；成绩很大，问题甚多。有些工厂企业中，党、工会同群众的关系不正常，脱离群众现象很多，全党都要注意这个问题。” 邓子恢的报告发表后，在东北城市工作会议上有人提出邓的文章是在宜传“机会主义原则和理论”。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高岗认为邓文“欠妥”，混淆了思想界限，并于1951年4月撰写了《论公营工厂中行政与工会立场一致性》的文章，针锋相对地批判邓文。高岗认为，公营工厂中没有剥削，没有阶级矛盾，行政与工人利益是一致的，行政与工会没有立场的不同。高不同意工会工作者与行政管理干部基本立场一致而具体立场有所不同的观点。认为具体立场不同的说法，模糊了工人阶级在国家政权中的领导地位，模糊了公营企业的社会主义性质，模糊了公营企业与私营企业的本质区别。高岗将这篇文章送毛泽东审阅，并拟在《东北日报》上发表。4月29日，胡乔木就此事写信给毛泽东和刘少奇。5月15日，刘少奇在胡乔木的信上批示：“我同意高岗同志文章暂不发表，待四中全会讨论此问题时当面说清楚，高文可送邓子恢同志一阅。”刘还写信给高岗，建议在四中全会时讨论这个问题，文章暂时以不发表为好。 党内在工会问题上出现意见分歧和争论后，刘少奇曾于1951年6月间撰写了一篇读邓子恢、高岗两篇文章的长篇笔记。刘在《笔记》中肯定邓写文章的必要性，认为邓的基本思想是正确的，所谓立场问题在基本上也是不错的。虽然邓文中有些提法不清楚，说法有毛病。刘的《笔记》侧重从理论上分析了国营企业内部矛盾问题。他开宗明义提出了，在工厂内部人与人的生产关系上存在着矛盾。国营工厂内部的基本矛盾，就是国营工厂管理机关与工人群众之间的矛盾，就是国营工厂内部的公私矛盾，刘认为，这是一种根本上非敌对的、工人阶级和人民内部的矛盾，是应该用同志的、和解的、团结的办法来处理的矛盾关系。但是一种不容否认的、客观存在的、真正的矛盾，是在长时期内要我们来认真地加以调整和处理的矛盾。由这种矛盾所构成的国营工厂内部的各种关系，就是国营工厂中完全新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目前在国营工厂中所发生的一切问题，差不多都是从这个基本问题上发生出来的，或与这个基本问题有关系的。如果不能正确地处理这个问题，就不能正确地处理国营工厂中的一切问题。 鉴于处理、调节这种矛盾的需要，刘认为国营工厂中由工人群众组织工会，并由工会代表工人群众和工厂管理机关调处各种有关双方的问题，就是必要的。工会工作者与国营工厂管理人员，在关涉工人阶级整体利益的问题上，他们的利益和立场是共同的、一致的；但在关涉双方的各种个别问题上，他们彼此之间是各自站在同对方相矛盾的地位与立场上。 刘少奇的这篇《笔记》是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本原理，对国营企业中的矛盾进行科学分析的、对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工会运动具有重大意义的文献。但因形势的变化，未能公开发表。直到34年以后，才以《国营工厂内部矛盾和工会工作的基本任务》为题，编入了《刘少奇选集》，与世人见面。 建国后国企官僚主义的问题是很严重的。当时去工厂当厂长、党委书记的，很多都是军队派去的军代表。这些同志习惯在军队里面的作风，习惯下命令，因此在工厂里也想搞军事化管理，别人必须按照自己的意见去办，所以官僚主义问题很严重。对这一方面的问题，工会是做了很多工作的，集中体现在两件大事上。第一件事组织工会，实施工会法。当时上海来的地下党中，工人很多，所以一建国，上海工人马上组织起来成立工会。但全国不都是这样，其他地方工人数量很少，大多数地方都是强行推下去的。第二件事是实施劳动保险。李立三推动这件事，工作效率很高。1950年，李立三主持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草案）》，1951年2月由政务院颁布实施。李立三大力贯彻执行，对每一个工人都建立账户，落实劳动保险。这对地方党委、企业的行政工作有一定影响，因为当时还没有完成身份登记工作，建立账户存在一定困难。因此地方党委、行政部门反映工会“干扰主要工作”。 20世纪50年代上半叶，中国正处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高潮之中，党和国家的任务千头万绪。对于1951年亟需讨论的工会问题，就于1951年12月改由全国总工会召开党组第一次扩大会议来解决。但这次会议并未对工会工作的基本经验和存在问题进行研究讨论，更没有严肃认真地对国营企业中的矛盾问题和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问题进行科学的探讨，而是一开始就对李立三进行批判。 当时工会有自己的观点，要求实行民主管理。从中央来说，毛主席是要求民主管理的 ，但毛主席的指示不具体，国务院不赞同工会的很多活动，毛主席的指示不能顺利贯彻下去。1951年12月13～22日，李富春代表国务院主持全总党组第一次扩大会议，集中批判李立三的错误。李富春、刘澜涛批判李立三，扣了三顶帽子：一是在工会的性质和任务问题上，不了解生产中心观点，犯了把生活与生产对立的狭隘的经济主义错误；二是在工会与党的关系问题上，不了解党是工人阶级最高组织形式的意义，犯了使工会脱离党的领导和工团主义错误；三是在工作方法上，不了解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领导方法，犯了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的错误。会议通过了《关于全国工会工作的决议》，对李的“错误”归纳为三点：一是强调国营企业中的公私矛盾，其结果就会把工会变成为完全狭隘的经济主义的组织；二是否定了党对工会的领导，犯了极其严重的工团主义错误；三是领导方法是主观主义、形式主义、事务主义，甚至是家长制的。并给李立三戴了“经济主义”，“工团主义”两顶帽子，称李表现了社会民主党的倾向，这种社会民主党的倾向是完全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是对于职工运动和党的事业极其有害的。 对这一批判，当时就有不同意见。李立三跟毛主席反映，国企工会有官僚主义、也脱离群众，毛主席说对，要讨论工会问题。原定于七届四中全会上专门讨论工会问题，毛主席还让全总做准备，让李立三着手做准备。50年代初，事情比较多，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等工作繁忙，中间又出现高岗问题，于是四中全会一拖再拖，到1954年才召开，主题也变为解决高饶反党集团问题。此后工会的问题又是一推好几年，国务院对工会指出的存在官僚主义、工会需要保护工人利益等问题，没有再讨论过。 现在看来，建国以后党内在工会问题上出现的第一次争论，最深层的问题实际上是承认不承认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本实现以后，企业内工人阶级内部还存在矛盾的问题；是承认不承认生产资料公有制基本建立以后，还要经过不断努力，建立和完善人与人之间新型的，适合生产力发展需要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问题。李立三、邓子恢、刘少奇的探索是完全必要的，他们的认识基本上是正确的、并且是有先见之明的。可惜他们的努力受到了错误的干扰。 全总党组第一次扩大会议所造成的后果，就是在一段时间里工会工作中只强调国营企业内部利益的一致性，讳言矛盾，只强调要职工努力生产，不敢保护职工的经济、民主权利；只强调工会服从党的领导，不敢讲在党的领导下发挥工会的独立组织作用。这就助长了企业党、政领导干部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不关心群众、不尊重职工民主权利的作风的发展，使企业中客观存在的矛盾得不到及时处理。 2．中华全国总工会党组第三次扩大会议。 党内在工会问题上的又一次斗争，从50年代中期以后逐步发展起来，集中表现在1958年全总党组第三次扩大会议对赖若愚等人的批判。 全总党组一次扩大会议以后，李立三调离全总，由赖若愚主持全总工作。 随着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的逐步深入，至1956年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基本完成，人民内部矛盾逐渐突出并成为国家生活中普遍存在的居主要地位的矛盾。工矿企业中领导同职工群众之间，国家利益同职工个人利益之间的矛盾，明显突出出来．企业领导干部作风上的严重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不尊重职工民主权利，听不得不同意见，有些干部滥用职权，对职工群众态度恶劣，引起群众严重不满，导致矛盾激化。 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工会不能切实保护职工的利益。群众埋怨工会不替工人说话，说工会同行政“一鼻孔出气”，是“行政的尾巴”。导致工会脱离群众的现象日益严重。而一些企业领导干部却认为工会配合不够，认为群众监督是同加强企业管理唱对台戏；工会强调维护职工的物质利益和民主权利是“群众的尾巴”。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工会干部自叹是“三夹板”干部，情绪苦闷，无所适从。 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提出，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要开展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刘少奇在《政治报告》中讲到工会时提出，应当密切关心群众生活，发挥群众的监督作用，向一切企业中违法乱纪、侵害群众利益、不关心群众生活的官僚主义现象进行勇敢的斗争。 全总主席赖若愚在“八大”上作了《进一步发挥工会组织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的发言。他认为，在工人阶级取得政权以后，最根本的任务就是努力发展生产，不断提高社会生产力，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但是，发展生产，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并不是工会独特的任务，而是所有党的组织、国家机关、经济机关和全体人民共同的任务，在实现这个共同任务的斗争中，工会的作用就在于联合和团结全体工人阶级，保护职工群众的物质利益和民主权利，并且以共产主义精神来影响、教育广大职工群众，发挥中国工人阶级艰苦奋斗、克勤克俭的传统，以创造性的劳动和负责精神，来建设社会主义的新生活。工会只有联系了群众，才能发挥作用，这就要求工会组织必须认真地关怀和保护职工群众的利益．在我们的阵营中，不可避免地会长期存在着各式各样的官僚主义倾向。 职工群众的物质利益和政治权利，还有可能遭到官僚主义的侵害。在我们的国家里，国家利益和职工群众的利益是一致的。同时，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失调也是常有的现象，也就是说两者之间是有一定矛盾的。工会既要教育职工群众正确对待国家利益，又要组织职工保护自己的切身利益，这样才能有效地联系群众，把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工会还必须发挥职工群众的监督作用，这是防止和纠正官僚主义有效的办法之一。群众监督的最主要的方法就是建立和健全民主制度，吸引群众参加生产管理。职工参加管理的主要形式是在企业中建立健全职工大会或职工代表大会。现在，工会组织还没有普遍地发挥群众监督的作用，群众监督还非常薄弱。主要原因是缺乏必要的支持。这就要求工会应具有参与劳动立法和监督其实施的法定权利。在工人阶级执掌政权以后，工会拥有许多权利，因而它不可避免地要参与执行国家机关的某些职能．工会的这种机能随着社会发展有日益增强的趋势。赖在发言中，还阐明了正确处理工会同党、同行政的关系和积极开展工会的独立活动等问题。 赖若愚的这个发言，提出了“工会的独特作用”的论点，要求工会“具有参与劳动立法和监督其实施的法定权利”，并认为工会“不可避免地要参与执行国家机关的某些职能。”这个发言既严格地建立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之上，又从现实出发，对社会主义社会工会的规律作了新的阐明，又针对当前实际情况，符合实际需要，是富有深刻的洞察力和开拓精神的。 1957年2月，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在此期间，我国社会上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在各方面反映出来。1956年下半年后，在一些城市中连续发生规模不同的工人罢工、清算事件，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工人运动中出现这种情况，不能不令人深思。到1957年上半年，各地工人闹事事件不断增加。 全国总工会组织力量、包括赖若愚本人在内，深入下去调查研究，给中共中央上报了《关于职工罢工请愿情况的调查报告》。1957年3月，中共中央转发了这个报告，同时发出《关于处理罢工、请愿问题的指示》。接着又发出《关于研究有关工人阶级的几个重要问题的通知》。“指示”和“通知”的总精神是，随时注意调整社会主义内部关系存在的问题，首先是克服官僚主义，扩大民主，同时加强群众中的思想政治教育，要求研究，如何调动工人阶级的积极性，充分发挥工人阶级在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的积极作用。包括：职工参加企业管理及如何进一步吸引职工群众参加国家政治、经济生活问题，特别是参加对国家经济管理机关的监督及城市政权工作问题；关于如何正确地实现“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改善工人生活”的原则；关于工人阶级内部团结和教育问题；关于企业中党、工会和青年团组织如何适应新的情况，改进自己的工作等问题。 根据这个情况，1957年中，赖若愚连续发表文章，他提出工会对待群众闹事时，关键是不能脱离群众。工会要支持群众的正确意见，使工会真正代表群众利益，在群众中树立威信，只有当工会首先尽到这一方面责任以后，才有可能说服群众的不正确意见。对于群众的不正确意见，工会应该站在群众之中来说服群众。工会要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根本问题是发扬民主。有了民主，才能体现出工会是群众自己的组织．赖若愚还说：工人阶级对国家的领导，实质上就是工人阶级的党——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的领导；但不能说党可以领导，工人阶级不能领导。因为党的领导是建立在一定的群众基础之上的，它必须取得人民群众首先是工人阶级的拥护和支持。赖提出：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它只包括了工人阶级的先进部分。而工会是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它几乎包括了工人阶级的全体成员，也可以说是工人阶级的“本队”，他认为：从工人阶级先锋和本队的关系来说，先锋领导着本队；从工人阶级和其他阶级的关系来说，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赖阐明，所谓工会的地位问题，就是工会同各方面的关系问题。主要是同党和行政的关系，工会必须接受党的领导，这种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方面的领导；同时工会又必须积极地灵活地开展各种活动。工会同行政的关系，有着一致性和差别，工会同行政的奋斗目标都是为了办好企业、发展生产，说明一致性是根本的。而差别是非根本的，主要表现在对某些问题的看法和工作方法上。这些差别只要在党的领导下，加强团结。产生争执时，经过讨论，统一认识，是可以得到解决的。 赖若愚这些论述，通过工会工作问题，给公有制企业中如何处理工人阶级内部矛盾提供了一系列新鲜的观点，他不人云亦云，道人所未道，表现了他实事求是的探索精神、共产党人的政治原则性和马克思主义者深邃的理论功力和勇敢的理论胆略。他力求透过现象看本质，去发现事物的本质和规律。他运用毛泽东关子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原理，揭示了工厂企业中工人阶级内部矛盾的特征和正确处理的规律。今天看采，他的探索实际上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实现以后，建立好劳动生产中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系这个重大问题作出了有远见的贡献。 但是，赖若愚的这些主张，以及他那种充满首创精神的工作作风却为党内有些力量所不容。他们完全不顾中共中央在此期间一再强调要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发挥群众积极性的精神，完全无视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充分论述的关于民主与集中的辩证关系，从而鲜明提出的“马克思主义者从来就认为无产阶级的事业只能依靠人民群众，共产党人在劳动人民中间进行工作的时候必须采取民主说服教育的方法，决不允许采取命令主义态度和强制手段”等论述。片面理解中央关于加强党的统一领导的精神，在工会系统中开展了一场完全错误的斗争。 1958年5月，在赖若愚病逝以后不久，召开了全国总工会党组第三次扩大会议，开展了对赖若愚等人的批判。会议断章取义、歪曲原意，以诬蔑不实之词，批判赖等“反对党对工会的领导”；“向政府争夺权力，诋毁无产阶级专政”；“修正工会的任务和作用”；“歪曲党的群众路线，崇拜自发的工人运动”，“进行严重的宗派活动，破坏党的团结和统一。”会议根据错误的批判，认定赖等犯了“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错误”，属于“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性质，认为工会工作中存在一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要求全国各级工会整风，拔白旗，肃清影响。这次会议，十分严重地搞乱了工会工作的理论是非。在工会与党的关系上把工会接受党的领导同发挥工会的组织作用对立起来，只强调工会必须绝对服从党的领导，不提工会的群众性和组织上应有的独立性。在工会与行政的关系上，只强调工会同行政要团结一致，通力协作，不提工会要维护职工的物质利益和民主权利并向官僚主义、违法乱纪现象作斗争。在工会和群众的关系上，只强调工会在动员职工发展生产，维护国家利益方面的任务和作用，不提工会在代表职工群众，维护职工切身利益方面的任务和作用。这次会议的深远影响，就是使中国工会从此一蹶不振，再也未能使它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挥应有的作用。其后果大大超出了工会工作的范围，实际上是使公有制企业中、工人阶级内部的矛盾得不到正确的处理，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亟需建立的劳动生产中人与人之间的正确关系不能建立。这不仅使工会脱离群众的状况总也无法改变，党、企业行政脱离群众的状况更加严重。广大职工群众的主人翁觉悟和社会主义积极性严重挫伤。广大职工离心离德，情绪低落，使社会主义本来应有的优越性不能发挥出来。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 毛泽东同志在《批注和谈话》中说：“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以后，最重要的问题还是不断地改进和变革人与人的关系。”“这种关系改变还是不改变，对于推进还是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都有直接的影响。”他还说：“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基本解决了所有制问题以后，人们在劳动生产中的平等关系，是不会自然出现的。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一定要从各方面妨碍这种平等关系的形成和发展的。”在1949年至1959年十年间工会工作中反映出来的情况，正好生动地证明了毛泽东同志的这些论述，使我们认识到改进和变革、建立、完善和不断发展劳动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道路是曲折的，充满了斗争的。 应当指出，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共中央的领导下，这十年中在改进和变革人与人的关系方面还作过许多有益的探索，取得了有益的成果。关于不断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推进人与人之间平等关系的建立，我们在下节中论述。  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以后，最重要的问题是管理问题，也就是人与人的关系问题。这方面是大有文章可做的。――毛泽东 毛泽东同志在《批注和谈话》中说：在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中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必须破除。例如，等级森严，居高临下，脱离群众，不平等待人，不是靠工作能力吃饭而是靠资格、靠权力，干群之间、上下之间的猫鼠关系和父子关系，这些东西都必须破除，彻底破除。毛泽东同志认为，苏联教科书说，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与人的关系是“同志式的互助合作的关系”是对的。问题在于教科书只有一句空洞的话，没有展开，没有分析，没有接触到实质问题。教科书没有写这方面的文章。在这方面有很多文章可做，例如领导人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以平等待人，一年、两年整一次风，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用说服不用压服；不断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干部下放，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进行大协作，搞试验田，对企业的管理，采取集中领导和群众运动相结合，等等，在这方面，我们做了很多文章。他认为，劳动生产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改变还是不改变，对于推进还是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都有直接影响。加以改变，建立平等、互助、合作关系，群众就觉得共产党跟他们是在一起的，积极性就高，干劲就大。 毛泽东同志还指出：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解决了所有制问题以后，人们在劳动生产中的平等关系，是不会自然出现的，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一定要从各方面妨碍这种平等关系的形成和发展。所以，必须破除人与人关系中的资产阶级法权。破了又会生，生了又要破。 毛泽东同志这些论述，既坚持了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又根据中国的实际，针对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不足之处，作了创造性的发展。他既肯定了在生产资料问题基本解决以后，人与人关系中资产阶级法权存在的不可避免性，又坚持发挥主观能动作用，不断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建立新型的平等、互助、合作关系的必要性和客观可能性。我们知道，资本主义社会，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有一整套资产阶级法权，在经济领域中，资产阶级法权贯串于整个生产关系的三个方面，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是基础，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首先破除的就是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这个资产阶级法权。正如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所说：“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通常称为社会主义)，资产阶级法权没有完全取消，而只是部分地取消，只是在已经实现的经济变革的范围内，也就是在对生产资料的关系上取消。‘资产阶级法权’承认生产资料是个人的私有财产。而社会主义则把生产资料变为公有财产。在这个范围内，也只有在这个范围内，‘资产阶级法权’才不存在了。”（《列宁选集》1960年版第三卷第251，252页）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和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都对分配范围内的资产阶级法权还将长期存在作了充分论述，他们指出：在社会主义时代，消费资料在各个生产者中间的分配，通行的是商品等价交换中通行的同一原则，即一种形式的一定量的劳动可和另一种形式的同量劳动相交换，这种权利仍然是资产阶级法权。也就是说，只要我们仍然不得不实行商品生产、等价交换、按劳分配，资产阶级法权就仍将存在。 对于在人与人关系中的资产阶级法权，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说到：“在共产主义高级阶段上，在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况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马克思思铬斯选集》1972年版12页）这就是说，在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和对立还存在、分工还存在，人们还只能各尽所能，按劳分配时，人与人之间由于存在等级区别，实际上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也不可避免地还要存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不正是由少数脑力劳动者管理大多数体力劳动者吗?由于人们把管理者的劳动看作是复杂劳动而认定在分配中应该得到比体力劳动者更多的份额吗?毛泽东同志所讲的人与人关系中出现的那些不平等现象，不就是在这种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差别和分工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吗?从这个意义上说，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实行以后，劳动生产中人与人之间这种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确实还难于避免地必然要不同程度地存在。毛泽东同志说：人们在劳动生产中的平等关系不会自然出现；人与人之间的资产阶级法权破了还会生，生了又要破，正是根据上述必然性说的。 毛泽东同志《批注和谈话》中所讲到的20世纪50年代中我们在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建立人与人之间平等、互助、合作关系所作的许多文章，正是在这样一种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指导下开展的。现在看来，《批注和谈话》中所讲的50年代中那些做法，可以说都是一种探索。有的比较成熟，成果也大，有的只是试验，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并未坚持下来，有的当时开了头，迄今还在曲折的道路上发展，并且，许多做法，党内外认识并不一致，是有矛盾斗争的。这也正好说明，资产阶级法权的破除、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互助、合作关系的建立要有一个革命斗争的历史过程。 毛泽东同志还说：“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企业都是实行‘一长制’的。社会主义企业管理的原则，应当同资本主义企业有根本的区别。我们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就使我们同资本主义企业的管理制度严格地区别开来了”。（《批注和谈话》，第911页，107页）在建立了联合起来的劳动者集体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在认识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必须贯彻平等、互助、合作的精神和民主集中制原则，破除资产阶级法权以后，社会主义企业内部究竟应当建立怎样的管理制度? 回顾党的历史，在建党之初，先进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提出“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的主张时，已经具有了劳动者管理权的认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57页，“中国共产党党纲”)。1920年4月2日，陈独秀在上海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成立大会上演讲时就指出“劳动运动分两步走，第一步要求改善待遇，第二步要求管理权，做工的劳动者管理政治、军事、产业居于治人的地位”(《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48页)。从此，在各个革命阶段中，都作出了职工民主管理的规定。1934年颁布的《苏维埃国有工厂管理条例》规定国有工厂设立管理委员，由厂长、党支部代表及工会代表组成“三入团”，协同处理厂内日常问题。“三人团”制度抗日时期在陕甘宁边区依然实行，并发展成为由厂长、党支部书记、工会主席、技师以及其他有关人员组的厂务会议”。 新中国的建立，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实行，必然要求相应地把职工当家作主，民主管理企业的制度同时建立起来。1948年1月中共中央作出在公营企业中建立“工厂管理委员会”和“职工代表会议制度”的指示。同年9月，中国工会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通过的《关于中国职工运动当前任务的决议》要求：“为了实行管理民主化，需要在各企业各工厂中建立统一领导的工厂或企业管理委员会。”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规定，国有企业“应实行工人参加生产管理的制度，即建立在厂长领导之下的工厂管理委员会，”同时要求在企业中普遍建立职工代表会议制度。这就是说，在迎接新中国诞生之际，党、国家和工会都已对职工民主管理企业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尽管当时对于社会主义企业应当如何管理的认识也有不同，实践上也参差不齐。但是，工人阶级是社会主义企业的主人，企业必须实行职工民主管理的制度，是党、国家和工会坚持的重大原则，并且在实践中积累经验。凡是实行得好的企业，都取得了十分有益的效果。 “两参一改三结合”和“鞍钢宪法”就是一个突出的、至今仍有重大现实意义的例子．1958年到1960年期间，黑龙江省庆华工具厂和建华机械厂产生“两参一改”的经验，“两参”是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工人参加企业管理。“一改”是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以适应生产发展的需要。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产生“三结合”的经验，就是在生产、技术、管理等方面的改革中，实行领导干部、技术(管理)人员和工人相结合，取长补短，发挥集体智慧。后来又发展出企业同大专院校、科研部门；企业同设计单位，使用部门等“三结合”方式。在此以前，鞍山钢铁公司是按照苏联的、以一长制为特色的“马钢宪法”管理的。此时，鞍钢摆脱了“马钢宪法”的影响，加强了党的领导，坚持了政治挂帅，大搞群众运动，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对于经过我们自己在建国以来十年的实践中产生的这些企业管理新经验，1958年4月中共中央在对黑龙江省委《关于企业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及实行业务改革的报告》批示认为：这是一项具有重大意义的创举，是企业管理的一项重大改革，是完全符合社会主义企业管理原则的．应在具有条件的工业企业中加以推行。毛泽东同志在1960年3月对中共鞍山市委《关于工业战线上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的报告》的批示中，更把鞍钢的经验称为“鞍钢宪法”，说“……这个报告，……创造了一个鞍钢宪法，鞍钢宪法在远东、在中国出现了。”给予了高度评价。 “两参一改三结合”和“鞍钢宪法”体现了联合起来的劳动者集体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的本质特征，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建立劳动者相互之间平等、互助、合作关系创造了范例，是党的群众路线在企业管理问题上的创造性的发展，为中国社会主义企业管理制度开辟了新纪元。并且还给予国外企业管理以影响。 1960年，根据毛泽东同志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精神和像《农村六十条》一样，“城市也要搞几十条”(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952页)的指示，由邓小平同志主持，制订了《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即七十条。于1961年9月由中共中央颁发。条例规定：在国营工业企业中，实行党委领导下的行政管理上的厂长负责制和职工代表大会制度。《条例(草案)》对在国营工业企业中实行职工代表大会制度作了较为详细的规定；①企业职工代表大会制，是吸收广大职工群众参加企业管理和监督行政的重要制度。②企业各级职工代表大会，要讨论和解决企业管理工作中的重要问题，要讨论和解决职工群众最关心的问题，要保证大会决议的实行。③企业各级职工代表大会和职工大会，有权对企业任何领导人提出批评，有权向上级建议处分、撤换某些严重失职、作风恶劣的领导人员，并且有权越级控告。④职工代表大会的代表实行常任制，每年改选一次．在大会闭会期间，要按照生产单位或工作单位组织代表小组经常反映职工群众的意见，督促和检查大会决义的执行情况。⑤企业各级职工代表大会，必须按期由工会召开，不能以干部扩大会议代替。职工代表大会在闭会期间，日常工作由工会主持．工业七十条的这些规定为我国企业中的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奠定了基础，问题是各方面的认识仍然并不一致，加上以后形势的变化，以职工代表大会为主要形式的企业的民主管理制度未能普遍认真实行。 回顾建国以后十多年的实践，说明：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必须由职工当家作主，实行民主管理。职工当家作主，民主管理企业，是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具体实现。不由职工当家作主、民主管理，公有制就可能变质。以职工代表大会为基本形式的企业民主管理制度，是已经实践证明为优越的、中国社会主义企业民主管理制度。广大工人阶级群众更是把自己是否拥有管理企业的权力，看作自己是否真是企业主人的证明。实行了民主管理，他们有了发言权，就发扬主人翁积极性，进行创造性的劳动，对搞好本职工作和整个企业的工作献计献策，当仁不让地去战胜企业中的问题，企业就充满生机。不实行民主管理，使他们处在眼看着企业中的种种问题造成企业、国家和自身利益的损失，自己又有搞好这些工作的意见，却又没有发言权而只好干着急的情况下，他们就产生失落感，就不满、消极，企业就丧失活力的源泉。党和国家真正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发挥职工群众的主人翁作用，办好社会主义企业，就必须认真实行企业民主管理。 劳动者一定要管理上层建筑。毛泽东同志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救科书》下册，在读到1936年苏联宪法“不仅在形式上把公民的权利固定下来，而且把重点转到从实际上来保证这些权利”时，发表了看法，他说：“这里讲到苏联劳动者享受的各种权利时，没有讲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 社会主义民主问题，首先是劳动者有没有权利来克服各种敌对势力和它们的影响的问题。像报纸刊物、广播、电影这类东西，掌握在谁手里，由谁来发议论，都是属于权利问题。……人民内部有各个派别，有党派性。一切国家机关、一切部队、一切企业、一切文化教育事业掌握在哪一派手里，对于保证人民的权利问题，关系极大。掌握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手里，绝大多数人民的权利就有保证了；掌握在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或者右派分子手里，它就可能变质，人民的权利就不能保证。总之，人民自己必须管理上层建筑，不管理上层建筑是不行的。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了解为国家只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他还批注：“最大的权利是管理国家。”（《批注与谈话》，第274、275、276页） 今天来读毛泽东同志的这个论断，实在发人深醒，不可能不深感毛泽东同志的深邃洞察力和高瞻远瞩的预见性。 苏联的演变不是在事发的30多年前就被毛泽东预见到了吗?他说：“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即使消灭了旧的剥削阶级，资产阶级影响还会长期存在，阶级意识形态还会长期存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中，还有一个问题值得注意，这就是‘既得利益集团’的问题。”“苏联有个高薪阶层，在农村中还有富裕农民阶层。”（《批注和谈话》，第276、277页） 正是这个既得利益集团、高薪阶层掌握了国家机关、部队、企业、文化教育事业，从赫鲁晓夫的反斯大林报告开始，大搞右倾机会主义，利用他们手中的报纸刊物、广播、电影等等舆论手段，在30多年中共产党自己骂共产党、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主义，散播修正主义，把那个既得利益集团孵育成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阶级力量，整个国家机器腐败成风，同广大工人阶级和劳动者严重对立。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手中无权，无可奈何，从而由舆论导向和客观事实两方面，在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人们思想中制造了混乱，使他们丧失了对社会主义的信心，以致当国内外资产阶级勾结起来，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消灭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的时候，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既没有力量、甚至也没有意志起而抗争，这个听任帝国主义倾全身武装力量也消灭不了的伟大社会主义苏联，比国际垄断资产阶级政治代理人的预计还更轻易地一旦烟灭。铸成了工人阶级痛悔莫及的千古憾事！这是何等深刻的教训！
  6. 董晓阳：俄罗斯三大社会思想
    思想 2011/03/20 | 阅读: 1942
    起源于19世纪中期的斯拉夫主义、大西洋主义以及产生于20世纪初期的欧亚主义，是历史上影响俄国社会发展的三大社会思想，这三大社会思想的相互冲撞，制约着社会发展的方向。20世纪90年代，这三大社会思想及其支持者之间又展开激烈的争论，引起人们的注意。
  7. 瓦文、格拉赫：精神动力学心理治疗和精神分析在中国的发展历程
    医卫 2010/12/14 | 阅读: 1943
    精神动力学心理治疗和精神分析在中国的发展历程Sverre Varvin (挪威) and Alf Gerlach (德国)历史  中国对于精神分析和精神动力学、精神分析治疗实践的兴趣可以说有一个既漫长也短暂的历史。说它漫长可以回溯到1912年，那年章博士写了关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的文章。随后，中国对于精神分析的兴趣不断增加，不仅仅体现在临床治疗学科上，还体现在政治、文学、哲学以及其他与精神分析理论相关的学科方面。1929年弗洛伊德的第一批著作被翻译，如群体心理学和自我分析（1921），随后弗洛依德的一些重要著作也陆续被翻译如"一个自传的学习"（1925）在20世纪30年代，有一名在中国接受过精神动力学取向心理治疗培训的精神科医生叫戴秉衡，他于1935-1939年期间一直在北京协和医学院工作，后来他又接受了分别来自纽约和芝加哥的精神分析师H.S.Sullivan和 L. Saul的培训，并将他的经验通过教学、督导以及培训治疗等方式传递给他的同事们(Gerlach 2003)。Adolf Joseph Storfer是一个从维也纳流亡到中国的犹太人，作为一名精神分析师，他来到上海后发表了一些关于精神分析的文章，对中国精神科医师和知识分子有很大的影响(Plänkers, 2010).，在1920年到1949年期间，中国哲学界、文学界和评论界都较认同精神分析的观点，一些哲学家，心理学家和文学评论家翻译了弗洛伊德和其他精神分析学家的很多著作。精神分析学派的观点被很多著名的作家运用。比如中国的心理学家高觉敷翻译了弗洛伊德的著作《精神分析引论》，并且写了关于这门新科学的重要报道(Gerlach 2003)。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对于政治和精神分析的兴趣与一些欧洲国家的发展情况相似。在1936年Wilhelm Reich所著的"辩证唯物主义和精神分析"在中国出版，中文标题名为"精神分析学批判"，在1940年由R.Osborn所著的"弗洛伊德和马克思"在中国以"精神分析学与马克思主义"的标题出版。在中国的培训项目说精神分析在中国的历史较短暂，是将发展历史从1983年开始算起，当时德国精神分析师被邀请到广州做报告和研讨会，他们同时参加了关于海南岛癔症大流行的精神病学研究。从1997年到1999年，来自中德心理治疗学院的德国分析师小组为中国精神病学家和心理学家提供了精神分析学取向的心理治疗连续培训。他们分别在昆明、北京、上海、武汉和成都开展过培训工作。从2000年开始，在Alf Gerlach博士的带领下，德国分析师与上海精神卫生中心合作在上海开展培训，带来了为期三年的密集培训项目，它吸引了很多中国资深的精神科医生和心理治疗师参加。这个项目也得到了德国学术交流服务机构（DAAD），中德心理治疗学院、以及包括DPV、DPG和DGPT在内的德国精神分析学组的赞助，它们对各种从基础到提高培训的心理动力学心理治疗培训项目都予以赞助。特蕾沙·袁博士，作为一名具有中国背景的阿根廷精神分析师，从1995年开始在中国积极从事于精神分析心理治疗的教学工作。她在北京医科大学儿童精神病研究所开办研讨会，在北京安定医院开设课程和工作坊。她从2002年与北京安定医院的杨蕴萍教授合作开始了系统的培训项目。培训师资包括欧洲精神分析师 Bien Filet (荷兰), Sverre Varvin (挪威) and Julia Fabricius (英国)。Yuan博士在2003、2004、2005年 与Peter Loewenberg （美国)合作为香港医院管理局开展了心理动力学培训项目。紧接着，在挪威精神分析协会安排下，由Sverre Varvin 教授组织的教师队伍于2006年分别在北京和武汉开展了为期三年的连续培训项目，这个项目得到了挪威政府和北京安定医院及北京政府的共同资助。挪威项目（也包括上海的中德项目）的主要目的是为中国的心理治疗培育未来师资。这是一个"培养培训师"的项目。中挪项目已经有80-120名参加者，以水平不同分成两个组。提高组包括接受过上海中德项目数年培训的学员，这些学员是初级组学员的督导师，在后来的培训项目中，他们已成为非常合格的老师和督导师，也是在中国医院和大学中工作的重要老师。三届中挪培训班都是按如下方式组织的：-          一年两次，每次为期一周的密集培训项目，每界都以挪威师资为主，前两期包括德国师资。培训内容包括讲座，小组督导和短期密集的个人体验，也叫做"自我体验"，也可以定义为"迷你型"治疗。-          每个受训者要求完成两个治疗案例，并接受有规律的督导，一个治疗案例包括至少100次的治疗，另一个案例包括至少50次以上的治疗。督导者主要是已经过中挪项目陪训的中国同事，受训者也可以通过Skype被欧洲老师督导。-          凡参加培训项目的受训者必须要撰写一篇合格的论文。第一个培训项目于2008年结束，大多数的受训者都达到了培训要求，他们获得证书并且被中国心理卫生协会认证，他们被看作目前中国精神心理卫生系统的心理治疗培训发展的关键人物，这是一个成功的项目。基于学员在第二年结束时开始的理解和心理治疗实践能力的提高，我们看到了这种连续培训的重要性。这些项目中有几个中国受训者被邀请花一些时间（3-12个月）在德国的大学或医院的精神分析科室，或者在诸如法兰克福的弗洛伊德研究院的机构进行进一步的培训，在这些短期逗留中，他们也接受密集的个人精神分析性心理治疗。中美心理治疗协会（CAPA）自从2008年，中美心理治疗协会在Elise Snyder的领导下组织了为期两年的培训项目，包括研讨会、督导、心理治疗或者说是精神分析。其中大部分是通过Skype的视频方式完成的，这点是与德国和挪威的项目的主要区别。在过去的20年里，这些项目吸引了相当可观的兴趣，并且中国确实受益于这些尤其是德国精神分析师所做过的工作。尽管德国和挪威的项目不是由IPA组织，与IPA也没有任何联系，但是毫无疑问的是这些工作对于在中国进行恰当的精神分析培训的可能性来说至关重要。完善的精神分析培训于2008年在北京开始。其中一个重要的前提是一位IPA的培训分析师Irmgard Dettbarn医生于2007年开始在北京工作。现在中国的精神分析培训中有9位候选人，他们都是来自中-挪威和/或者中-德培训项目中的学员。现状现在，在中国有众多与精神分析相关的活动。2004年，中国精神分析协会成立，共有33位成员分别来自北京、成都、广州、杭州、哈尔滨、合肥、上海、苏州、武汉、西安。2008年，IPA中国联盟中心的成立是与IPA第一次正式建立关系。当前，中国有一些重要的精神分析工作中心：北京，北京安定医院（杨蕴萍教授，临床心理学系主任）。上海，上海精神卫生中心（肖泽萍教授，上海精神卫生中心主任）武汉，同济医科大学（施琪嘉教授，心理治疗系主任）现在作品被翻译成中文的精神分析作家包括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安娜.弗洛伊德、约瑟夫.桑德勒、拉尔夫. 格林森、安东尼.贝塔曼和杰里米. 毫慕斯。一个把弗洛伊德文集翻译成中文的雄心勃勃的计划由法兰克福的Tomas Plänkers医生领导。结论在过去的27年里，在中国的动力性心理治疗和精神分析发展中，IPA分析师做了很多重要的工作：1. 培训大量的精神病医师和心理学者，起源于已经演示了对一些疾病有疗效的精神分析方法。这些受训者目前有许多在精神病院、综合医院的心理治疗科、大学的临床心理系和中国政府的卫生部门起到骨干作用。2. 培训师资格，是能够教授新一代临床医生对精神分析的理解和治疗方法。3. 也许最重要的是，对咨询关系的精神分析的理解已经被证明对任何精神疾病的治疗都是很重要的。例如，已经证明药物的疗效很多依赖于医患关系的性质。这里，移情-反移情的理解对于在正确的情感氛围中治疗是不可缺少的。在精神医学中， 这点同样也适用于任何不同的治疗。可以说在其他的治疗范例中，比如认知行为治疗中，理解治疗师和病人之间的无意识互动的重要性，也就是移情-反移情，愈加重要。结果，精神分析和基于精神分析的治疗都是治疗形式和一种理解治疗师与病人关系的方式。在这个内容上，应该中肯的寻求它是否有效、它如何起效、对什么人什么起效的证据。因此，中国研究者在中国的研究是必要的。在动力学取向的中国成员中这种兴趣逐渐增加，动力学相关的研究项目已经初具规模，而IPA成员作为督导者参与其中，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关于创伤的研究和治疗师胜任能力的研究(Varvin 2010)。4. 中国精神分析师的培训在未来将成立精神分析学院和协会。在过去的27年中IPA分析师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就，在中国建立了不同水平的精神分析性心理治疗培训项目：-      在动力学心理治疗中进行了精神动力取向的心理治疗师和督导师的培训。-      帮助建立了专业组织。-      帮助在精神心理疾病的治疗中整合精神分析的治疗和理解。-      帮助实施精神分析相关研究。-      以建立精神分析培训机构为目的而进行的精神分析培训。这个工作也与中国目前正在进行的包含心理治疗作为临床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培训内容的精神卫生改革相关。IPA分析师S. Varvin 和 A. Gerlach是这个中国法制-行政-教育体系的顾问。   总之，30年的精神动力学培训和临床工作已经在许多IPA分析师和其他分析师的帮助下，得以实现。 参考文献：GERLACH, A. (2003) Psychoanalysis - an Inspiration for Chinese Culture? Lecture, Taiwan Centr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Psychoanalysis. Taipei, May 3, 2005.PLÄNKERS, T. (2010) Adolf Josef Storfer (1888 - 1944). Ein PsychoanalytikerIm jüdischen Exil Shanghai. Shanghai, Ausstellung und Vortragsreihedes JewishRefugees Museums und des Deutschen Generalkonsulats Shanghai.Varvin,S.(2009), What do we know about what works on psychoanalysis and psychoanalytic psychotherapy: Research findings, clinical experience and experience from psychotherapy in China. In: CHINESE PSYCHOTHERAPY IN DIALOGUE(CPID), no 2. 
  8. 谭华： 体育：中国人与中国社会现代化的途径——评毛岸俊《民族之魂:中华民国时期的体育》
    书评 2012/06/08 | 阅读: 1945
    本文对毛岸俊博士的新作《民族之魂:中华民国时期的体育》进行了评述。毛岸俊用民族主义理论来解析中华民国时期的体育,认为体育对现代中国和现代中国人的形成有重要的作用,这为我国的体育史和体育理论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
  9. 刘晗："二次革命"、连续革命与美国宪法稳定性的想象
    法律 2013/05/23 | 阅读: 1945
    美国宪法稳定性不是一个历史事实，而是一个政治想象。但需要说明的是，历史事实和政治想象并非相互排斥。相反，两者共同构成了美国宪政想象的整体结构。正是因为有了历史断裂，统一性和稳定性的宪法断裂才更为重要和珍贵。
  10. 卡尔·萨根：魔鬼出没的世界--科学，照亮黑暗的蜡烛（二）
    科技 2013/06/06 | 阅读: 1945
    人们猜想的外星人的形状表现出人们想象的失败和人类深深的焦虑。在所有的传说中，描述的生物没有一个会使人感到你在没有见过鸟之前，看到一个风头鹦鹉那样惊奇。原生动物学、细菌学或真菌学教科书充满了令人惊奇的事物，它们远远超过专门描写外星人绑架的作家所描述的最吸引人的故事的有趣程度。
  11. 贾樟柯访谈：中国电影毛病在哪里
    影视 2008/12/01 | 阅读: 1947
    从技术、制度和思想等方面谈中国电影问题。
  12. 崔之元：美国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公司与重庆“八大投”
    科技 经济 2011/04/20 | 阅读: 1947
    最近，“纽约时报”报道美国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公司(Tennessee Valley Authority，以下称TVA)将对其下六个核反应堆进行详尽的安全检测。这固然是世界各国在日本福岛核泄漏事件后的一致反应，但也可能与美国通用电 力公司同时是日本福岛核反应堆和美国田纳西河流域核反应堆的主要设备供应商有关。但两者有一个关键的制度差别：东京电力株式会社是私有，而美国田纳西河流 域管理公司是国有。 日本自由作家加藤嘉一在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发表“东京电力应该国有化”的文章，认为“如果类似的事情发生在中国，我相信，中国必然立即成立以温家宝或 其他官员负责的“指挥部”，以举国体制投入抢险救灾…其实，东电当然也是想救灾的，不过它的利益毕竟首先是股东的利益，必然带有“最好别让外界知道问题” 的侥幸心理，这就极大的影响和耽误了这场特殊事故的救灾进度”。 有趣的是，加藤嘉一尽管力主东京电力国有化，但他没有联系到美国国有的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公司。也许他是日本的“80后”，对美国波澜壮阔的罗斯福新政历史 了解不多。但我们中国对TVA的通常翻译是“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而不是“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公司”，这反映出我们国内对TVA的了解也不多。 其实，TVA的历史极为精彩，如果了解它不是“局”，而是“公司”，即美国政府为管理田纳西流域特设的国有公司，将有助于我们理解重庆八大国有投资集团从原政府的“局”转型为公司（如原重庆市水利局转型为重庆市水利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意义。 TVA的前身是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威尔逊总统在阿拉巴马州北部田纳西河畔的马瑟肖尔斯建筑的水坝，其目的是利用水利资源生产硝酸盐。一战结束后，新任哈定总 统曾企图将这一国有资产廉价售与私人，由于“进步派”国会参议员乔治·诺里斯的反对，未能如愿。罗斯福新政的主题之一是用国有电力公司取代私有电力公司的 垄断。他１９３３年１月就任总统后，立即视察了田纳西河流域。同年４月１０日，罗斯福向国会提出综合治理田纳西河流域的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公司法案，并于５ 月１８日签署生效至今。 田纳西河全长1043公里，流经七个州，流域面积10.4万平方公里。从１９３３至１９５２年，TVA在田纳西河及其支流共建造２０座新水坝，改建５座原 有水坝，使该河流域再没有洪水泛滥，还大大减轻俄亥俄及密西西比两河流域的洪水威胁。TVA鼓励农民使用它生产的低价化肥，帮助农民组织合作社，将低价电 力输入农村，大幅提高了农民收入。 美国保守派历来把新政期间国有并延续至今的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公司视为眼中钉，里根总统就是因为1960年代公开批判TVA而先当选加州州长的。但是，罗斯 福新政的关键制度至今屹立不倒。罗斯福在“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公司法”通过时的讲话简直也可以为重庆“8大国有投资集团”定性：“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公司穿着 政府的衣服但有着民营企业的灵活性和创新精神”。 有趣的是，TVA实施整个田纳西河流域综合治理与全面发展的规划，牵涉到７个州，要求有关州、县、市、镇当局及各种各样机构协调合作，这和重庆新成立的两 江新区和两江集团的“1+3”和 “三托一”的管理体制（两江新区管委会和江北、渝北、北碚三个行政区）也有些相似，TVA在区域发展方面的成败经验也可借鉴.
  13. 蓝博洲：雾社抗暴——民族解放运动中，原汉联盟的历史起点
    历史 2012/05/10 | 阅读: 1947
    蓝博洲在戴国辉等人关于事件的研究的基础上，以汉族系台湾进步知识分子及同时期大陆舆论围绕“雾社事件”的讨论为历史起点，梳理了二十年代至八十年代末台湾原住民与汉族在反帝反体制运动中的结盟路线。作者认为，只有原住民与扬弃大汉沙文主义的进步汉人，互相提携，共同为追求一个公平、合理、正义的社会制度而奋斗，台湾原住民的阶级与民族解才有实现的可能性。
  14. 尤里·波波夫：乌克兰之殇：欧亚国家的视角
    政治 2014/04/25 | 阅读: 1947
    本文主要提供土耳其和哈萨克斯坦相关报刊评论的观点，并简要分析这一事件的国际关系意义 。
  15. 王康、周馨怡、熊敏、李关云、花馨：高盛的国家生意：希腊与中国
    经济 2010/02/23 | 阅读: 1948
    虽然市场传闻德国正在考虑要求欧元区政府帮助希腊提供价值200亿-250亿欧元（340亿美元）贷款和担保，德国也将提供20%的援助。但2月20日，德国财长表示，没有具体救助希腊的计划。 这让绵延数月的希腊政府债务危机还将雾里看花——2月16日，欧洲曾开会，给希腊政府债务危机一个月时间周旋。 如果欧洲也不是那么善于遗忘的话，他们或许还曾记得，造成希腊这次可能动摇欧洲的债务危机，正是9年前高盛掀起的那场“影子业务”所赐。 它将不动用高盛资产负债表，仅以一张张合同形式存在的衍生品交易，互换这些希腊债务中获利。 这些本质上就是一份份“对赌合同”。在金融市场发生波动的时候，可能会给高盛集团带来超高的“意外收益”。但是也有可能给高盛带来超高的“意外损失”。 对于高盛来说，这笔新的国家生意似乎志在必得。但对于关系世界时局的公众来说，还有些容易被忽视的细节，对未来中国的选择具有意义。 欧洲影子帝国 2月18日，希腊财政部宣布克里斯特多罗（Petros Christodoulou）将取代帕帕尼科拉乌(Spyros Papanicolaou)成为新的希腊公共债务管理局局长。 这位新上任的“救火队员”迅速引起外界关注，原因是他过去的工作经历里有着一个显赫的名字——高盛。在1998年加入希腊国民银行之前，克里斯特多罗曾为瑞信、高盛以及JP摩根这些国际金融巨头效力。 希腊财政部宣布这次人事调动的时机也很耐人寻味，根据欧盟的要求，希腊政府需要在2月19日之前解释希腊政府和高盛集团之间曾经作出的货币互换交易。 在这场舆论漩涡中，任何一个和高盛沾上关系的欧洲财政官员都被不可避免地接受了舆论的审查。2005年12月底接受任命担任意大利央行行长的德拉吉(Mario Draghi)，也因为曾经是高盛副总裁的身份而遭到了质疑。 相关报道见第3版 在希腊公债局换帅前一天，2月17日，意大利央行发言人不得不为德拉吉辩护，“德拉吉获高盛任命是在高盛与希腊达成互换协议之前，他和这些交易毫无关系。”但是高盛在这场债务风波中的身份已经掀起波澜。法国、意大利都加入到了希腊人的队伍里，把指责的枪口对准了高盛以及在他们国家身居要位的“高盛毕业生”。 英国的《每日电信报》甚至刊登文章，表示意大利人已经怀疑高盛才是这个国家的真正统治者——因为意大利前总理罗马诺·普罗迪(Romano Prodi)，央行行长德拉吉，前副财长托诺尼（Massimo Tononi.）都曾经是高盛的员工。 而这一次，正在崛起的中国，出现在高盛和希腊的视线里。 根据《金融时报》的消息，高盛集团首席运营官盖瑞·柯恩于去年11月和今年1月两次前往希腊会见希腊总理乔治·帕潘德里欧和其他希腊高级官员，而他将代表希腊政府向中国政府和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推介大约250亿欧元的希腊债券，希望能依靠中国的资金为希腊解债务之急。 此前高盛曾建议中国银行入股希腊国民银行，并对中投公司也提出过类似的建议。 债务加减法：互换魔术 当希腊债务危机爆发，有席卷欧元区之势时，欧洲才猛然想起9年前高盛在希腊的那笔国家生意。 2001年，希腊加入欧元区之后不久，高盛和希腊政府进行了一系列货币互换协议来帮助希腊掩盖其日益增长的赤字问题。 事实上，希腊并不是唯一一个这么做的国家，意大利也是其中之一。 在2001年至2002年之间，高盛给希腊政府献出了“货币互换”的计策：高盛通过货币掉期交易，替希腊政府借到了数10亿美元。 这个消息并没有对外公布，这个款项也没有列入到希腊的主权债务表上。 从技术层面上说，高盛的这种做法并不违法。希腊政府采取了高盛的建议。但两者间的协议并没有向投资者公布。 根据彭博社对希腊债券发行公开说明书的审查，高盛在给希腊政府安排货币互换交易之后，为希腊政府承销了10次债券发行，但至少6次都未提及该互换事宜。欧盟金融监管机构对此表示一无所知，直到最近才有所了解。 希腊政府只是在2002年之前采用过互换的方法减少债务。就这样时间就静悄悄地过去了，直到最近希腊债务危机爆发，很快希腊政府和高盛当年的协议成为所有人关注的焦点。 影子业务 在做希腊的这笔国家生意时，这项业务也同样难以在高盛的报告中寻觅踪影。 “谁也无法估量这一块处于监管之外的‘影子业务’，会给高盛，以及其它华尔街的其它投行，带来多大的风险。”这些不动用高盛资产负债表，仅以一张张合同形式存在的衍生品交易，本质上就是一份份“对赌合同”。在金融市场发生波动的时候，可能会给高盛集团带来超高的“意外收益”。但是也有可能给高盛带来超高的“意外损失”。 “其实高盛以及其它投行最大的问题，还在那些非现金的衍生品交易合同上”，一位高盛内部人士这样告诉记者。 仅信用违约互换产品（CDS）一项产品，据衍生品交易游说机构ISBA统计，仅美国市场上CDS名义交易量就已经高达15..5万亿美元之巨。如果按实际交易仅占名义交量额1%估计，实际交易额也高达1550亿美元左右。 这一块“影子业务”所带来的潜在巨大风险或者巨大利润，带给高盛和华尔街大行的，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 作为全球大行，高盛并非只主导了美国的市场。在远在欧洲的希腊，高盛也深深的卷入这场主权债务中。 直至现在，希腊债务危机带来的漩涡里，发现了高盛的影子。 等待中国？ 希腊债务危机已经引发欧洲列国复杂的政治较量。 拯救一个国家的支付危机本应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本轮经济危机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经为45个深陷危机的国家提供了贷款。但在希腊一案，欧洲大陆国家却强力阻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插手。德国财政部长Wolfgang Schaeuble上周表示：“希腊显然不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问题。”德国是欧洲最大的经济体和鼎力支持欧盟的国家。希腊危机爆发以后，德国总理默克尔（Angela Markel）俨然担起保护欧元免遭市场狙击的责任。 而欧盟中的非欧元成员国则更愿意看到IMF向希腊伸出援手。瑞典就是其中典型。瑞典财政部长Ander Borg 日前针锋相对地指出：“在希腊债务问题上谈IMF不应该被视作禁语。”瑞典至今没有加入欧元区。 让形势变得更加复杂的是法国政局。如今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卡恩是法国最受欢迎的政治家之一，被认为有希望在2012年竞选法国总统。他本人曾在2007年法国总统选举中挑战过萨科齐。“如由IMF出手救助希腊，将增加卡恩的政治资本。”路透社驻华盛顿记者Lesley Wroughton写道。 希腊债务危机也牵扯着美国总统的神经。据白宫新闻发言人吉布斯透露，2月16日，奥巴马总统在例行经济工作会议上，要求财政部长盖特纳等人向他汇报了希腊支付危机的最新情况。 吉布斯表示十分支持欧洲对希腊展开救援。 但对于关系世界时局的公众来说，还有些容易被忽视的细节。 2月11日夜晚，雅典虽然仍有寒意，希腊总统帕普利亚斯亲自到中国驻希腊大使官邸做客，与中国朋友一起庆祝中国农历新年。他说，在现在这样一个需要平衡的社会里，他非常看重中国在当今世界上的重要作用。 在希腊债务危局还进行时，这似乎耐人寻味。希腊财政部曾经发表声明，否认试图向中国出售债券。但是，希腊财长乔治·帕帕康斯坦丁同时又表示将在今年2月将率团访问美国和亚洲，并在北京、上海和香港停留。
  16. 田沁鑫：说《狂飙》
    戏剧 2011/08/08 | 阅读: 1948
    孙旻：看过话剧《狂飙》后，感到你对田汉形象的塑造与同类题材的电影、电视剧有所不同，你当初怎么想到选择这个题材？田沁鑫：我觉得目前中国有品质的戏很少，很多戏剧相当实验，却缺少经典。中国改革开放20年了，最早引进实验的一批人也该发展发展了。我做这个戏没有为追求时髦或想跟别人不一样，只想扎实地搞个戏。《狂飙》大概构思了有一年多，许多构想被我频繁推翻，后来一天下午突然就理顺了，决定通过心路历程去结构整出戏，时间、空间都可以打破，再穿插用一些田汉创作的戏剧，这本身就构成了一个非常新颖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在创作中必须先有样式感，样式跟内容是两码事，可内容会决定形式。选择这个题材有我个人的原因。我特别喜欢那种纯粹的感觉。我一直觉得田汉身上有那种纯粹的东西。一个戏，只有纯粹的东西才能打动观众。《田汉文集》16卷我基本上都翻了，觉得挺了解他。我当时很困惑，他在书里基本不谈自己，都在谈社会呀、戏剧呀......他还是写散文的大家，可以说才华横溢。另外，他的情感非常丰富。我就特别好奇，就想把田汉作为艺术家的一面展现一下，通过这个戏让大家对田汉有一个不同的认识。孙旻：在创作中你是怎样理解田汉这个人物的？田沁鑫：我很同情田汉，觉得这个人特别"傻"，就是什么事都用情过重，有点痴迷，至情至性，会把自己所有的东西暴露给朋友看。他这么想问题，别人不会这么想，可他永远用他的方式去告诉别人。他是个天才，自己却不知道，这是个悲剧。在剧中我刻意表现了他比较温厚的一面，一个孝子，一个女性崇拜者......他本人总喜欢把快乐给别人，自己有许多不顺心、不如意的事，想想就过去了。大家会误解，觉得这人挺快乐的，但我觉得田汉内心是非常痛苦的。我同情田汉不被人知的一面，我想把不为人知的一面表现出来，而且这一面恰恰是他最具光芒、最有特性的东西。我写田汉，是因为喜欢他，我没有把他当大师看，我喜欢他这个人。这个人比较有意思，比较有特性。他一辈子比别人忙，自己都说不清楚自己。我做的工作就是想通过这个戏帮他说说。我想他最想说的自己都说不出来的东西，可能就是他好多的情感经历，和一些使他困惑的东西。他可能忙忘了，没有功夫做什么反思。我试想过田汉的心路历程，他去世时最挂念的就是他妈，他是不是还可能想到一生中经历的感情，他的4个妻子？他总是会把别人的好处想起来，心里面有一种非常理想化、非常单纯的东西，跟大男孩似的，特别有意思。别人很少研究他的这一面，我很想问问田汉先生，你当时是怎么想的，为什么会这样做，你这么丰富、多情、浪漫的一个人，怎么就不谈谈你自己呢？他不可能无缘无故地喜欢戏剧、创作戏剧，所以我就费劲儿找出关于"花儿"的戏。对戏剧他肯定有兴奋点，然后就中魔了，就一直为戏剧做着什么。孙旻：田汉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侧重点，你为什么要选取他鲜为人知的情感历程去表现他的一生，而没有涉及其他同时代有影响的人物？田沁鑫：我觉得我不能回避了。我写的是田汉，没有必要写其他人。我当时有一种思路也是向田汉学习的，就是向自己内心发问，就是说我们研究的东西里最薄弱的环节是什么？我们的国歌作者，一代大师的风范是怎样的？大家的概念几乎都集中在一个革命战士身上，而忽略了田汉作为一个人的存在。他的情感历程，他不被人知的一面，我想他最希望表达出来的东西可能是这些，而不是把他的作品分析来分析去。他要是活着，会觉得那样做挺可笑的。很多作品一写田汉肯定会带出鲁迅、郭沫若......我都没有带，尊重的是这个人。如果要带出他那些朋友，就会有些现实主义倾向。所以我直接切入田汉的情感，单纯地把他展现出来，写他不一样的事，写他比较有意思的事。在这种思路下去讲很多他跟朋友的感情，恐怕没多大意思。我还是从戏剧整体性方面去考虑，写田汉的事业时，就让剧社学生的直接感受去代替。孙旻：《狂飙》结尾处跨度很大，没有提及*时期田汉的遭遇，你处理这段时为什么做了大幅度的省略？田沁鑫：我的创作思路是一个"头儿"的思路。死亡弥留之际他能想起的事情，绝不是成功的或者被迫害的事，他能想起的事应该是能在他一生中给他温暖的情感，或轰轰烈烈的革命，如跑到广西，挺进北京城，留住徐悲鸿等文化名人，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同意将《义勇军进行曲》暂定为国歌。至于文革那段事，不是我逃避不想写，因为我认为他可能在文革中有困惑，但我不想在舞台上出现一个穿着破衣受审的人，我觉得那种表现太实了。我恰恰想让他在1968年死的时候穿长衫。他一辈子最讨厌穿长衫，可是结尾时他穿的是长衫，他身上背负的五千年的东西太重了。他临死前想起这些事会闹心一下。他人生中感觉最美好的阶段应该是他的前期，所以还是从他弥留之际这样的方式介入，回顾他一生中温馨的情感世界比较好些。孙旻：你在创作中好像有意回避田汉作为历史人物的存在，而把他当作一个普通人，给予了他更多的人性关注与同情。田沁鑫：我看过贝特鲁奇拍的《末代皇帝》，也看过我们拍的二十几集电视剧。贝特鲁奇比很多拍傅仪的人都同情傅仪，给我的触动很大。他把傅仪比喻成一个罐里的蛐蛐，登基时是罐里的蛐蛐，结尾时还是罐里的蛐蛐，所以特别可怜。他一直被封闭在一个特别小的空间里，虽然是一国之君，可被禁锢得很深。我发现西方的导演是从人性的角度去看问题的，这给我启发挺大。我这次没按以往的方式去创作，一直在想人性的问题，想田汉这个人的性情或者他最纯粹的一面。我觉得田汉最纯粹的一面还真不是去搞什么戏剧，他好像是一个身体非常好，闲着就想做事的人，但他接触的女性又没有真能使他特别激动的，女人好像也承受不了他这种人，除非这个女人特别忠厚。所以田汉必然会寻找别的寄托，戏剧让他充分发挥了自身的能量。能否超越固有的教育去看问题，能否超越抽象的概念做一件事，如果在创作中你愿意使劲多问自己几个为什么，最后你肯定会发现很多问题，发现很多问题都是空白点，然后如何把这些空白点给弄出来，问题就会迎刃而解。我可以用10集的篇幅来说明田汉为什么热爱戏剧，这样一来反而显得特笨，最后还是决定集中体现他人性方面真诚的东西。田汉骨子里爱痴迷，而且又比较单纯，现在的人都需要技巧，需要计谋。我们这个戏排练时，说真话的那场戏，演学生的演员说他们自己都被感动了。真正说真话可能是很难的，我想用很多办法表现这个人的真诚，可能我功力还不够，现在基本上能表现出来的，就是他对女人的尊重。孙旻：为什么取名叫《狂飙》呢？田沁鑫：当时我们取名字时想用一个长名字，比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想了半天都编不出那么好的。后来想到"狂飙运动"是起源于德国的一场运动，我们百年前也有狂飙运动，就是"五四运动"，然后我就想到在狂飙时代一群对中国戏剧有贡献的人，其中之一就是田汉。取名《狂飙》，一是好记，二是这个戏是一个激情蕴涵的戏，看上去好像是在谈恋爱，实际上是表达那一代人的困惑，那一代人身上的要使国家强盛的热情。这个热情不是表面的，我想延伸出一种东西来，就是你能感觉到的他们的率真，他们对人的尊重，他们那种不怕牺牲的精神和身上具有的力量。 孙旻：《狂飙》全剧的结构似乎由两条线索构成：一是5出"戏中戏"；一是田汉在不同时期与母亲、4个妻子和众学生的对话。你在选取《日本戏》、《莎乐美》、《乡愁》、《一致》和《关汉卿》时是否想从侧面折射出田汉作为一个戏剧家的创作轨迹？田沁鑫：《日本戏》是写田汉留学日本期间，看到日本著名女演员松井须磨子演戏时殉情在舞台上，这刺激了田汉从政治救国转向文学艺术。田汉是非常纯粹的那种人。小时候看社戏，一个纸和尚被火烧死了，很多小孩儿看后都非常害怕，田汉更害怕，因为他觉得那个和尚是个真人。所以我觉得他特别敏感。他喜爱的日本女演员殉情自杀，他的触动非常大，印象深刻。他以为什么都是真的，这是他人性中善良的东西。《莎乐美》是田汉早期翻译得非常好的作品，我们好不容易才找到原译稿。田汉应该是一个欲望很强的人，所以我想用《莎乐美》体现是最好的。而且建国后《莎乐美》就绝响舞台没人演过，我也想演一演。田汉喜欢王尔德，我也喜欢王尔德。这个戏比他的其它作品更能说明田汉的本性。《乡愁》是田汉与表妹易漱瑜在日本留学时，相互之间的情感与生活的较真实写照。田汉写剧本都比较鲜活、真诚，《乡愁》特别实在、鲜活。女孩儿跟男孩儿就是这种感觉，很多男孩儿看这场戏都喜欢。这个戏比较利于交代他们之间的感情，能看到田汉最早写戏的风采，贴近他的情感历程。《一致》是田汉转左的一个信号，是一出活报剧。什么事都要掐头，《莎乐美》是头，他写的那些幼稚的剧本也是头，这个转左肯定还是头。这里面我掐的都是头，取的都是精华。《一致》的剧本很短，内容也很简单，但演员们充分地即兴发挥，表演配合默契。《关汉卿》是田汉成功的代表作，也是他创作的高峰。他将东方的文学戏曲传统、西方的美学观念完美结合起来，并将自身的体验贯穿其中，既是中国文人的写照，也有意无意地预示了自己的命运。我选取"双飞蝶"这一段，是感到它特别贴近后期田汉的内心。"我与你共赴幽冥"，有一种感人的帅性与悲哀。这场戏很多人都百看不厌，还有什么东西比临死前一刹那的男欢女悦更刺激的？舞台上一撩盖头，关汉卿就乐了。我觉得这恰到好处，就是那么一点儿分寸，表面特冷静，什么也没说，内心已感受充裕了。因为人在死之前最想要什么的时候，可能是他最放松、最敏感的时候，看到女孩子那样青春的脸，他又一次体会到生命的美丽。我执意要求舞台的性感和演员表演的性感，寻找一种可以刺激观众神经末梢的东西。这是一场激情暗涌的戏，通过演员的形体和声音打动观众，产生吸引与震撼。孙旻：《狂飙》中用了很多篇幅表现田汉与女性的纠葛，包括母亲、4个妻子易漱瑜、黄大琳、林维中、安娥。你把这些女性呈现在舞台上有什么考虑？田沁鑫：我很喜欢田汉的一些作品。他作品里和他自身有一种让人感到特刺激的东西。可能他是一个非常好的男人，不然不会那么多情，女人一般都很容易喜欢他。他有很好的古典文学和外国文学修养，也知道该怎么做。我想能不能抓到田汉骨子里的一种特质，就是所谓的"文人骚客"。他肯定具有这样的气质。一个热情似火的人，性格中有活泼的一面和野性的一面，但在女人方面他就跟另一个人似的。所以这个人特别丰富，但很多作品对他情感生活方面揭示得太少。可这些方面特有意思，特吸引我，所以我想把这个人写得有点意思，我应该把他情感的不同侧面揭示出来。在这部作品里我不求全面铺开，只希望在情感处理上比较细腻些，不然很难说清楚一个人。田汉本人爱把快乐给别人，他很孝顺，一生对母亲都非常照顾，对女人也比较好，这代表了田汉情感细腻的一面。他与易漱瑜属于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可惜易早逝；同黄大琳离婚后还写首诗说：我们因误解而结婚，因理解而离婚；跟林维中"离婚大战"时，林维中深夜去找他，他虽万般无奈，还是陪人家坐了一整夜；他想跟安娥好，可是他太懦弱了，虽然田汉很喜欢称"老大"，但坚强背后的一步之遥就是懦弱。后来林维中跑到台湾去闹，在报纸上说田汉丧尽天良，不讲道理，田汉才回了一封信表白自己。他一生信奉"诚"的哲学，以为"一诚可以救万恶"，以为文学艺术"不诚无物"，当他站出来进行"告白与自卫"时，态度仍然是坦诚的。我很喜欢安娥在闹得风风雨雨后回到上海时对记者的一番表述："有许多朋友时常说：'请不要扰乱田老大吧！'我要说的是：扰乱田先生的不是我，而是田先生自己，是他自己因善良而产生出来的痛苦，也正因为他这一份善良，在日常生活里时常使我感动。"有这些详实的资料垫底，我觉得我可以在舞台上把握住田汉与女性的关系。
  17. 高山杉：陈寅恪与天台梵本
    宗教 2011/03/23 | 阅读: 1948
    新刊《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于1932年条下提到陈寅恪在天台山所藏古代梵文写本中发现古印度诗人迦梨陀娑所造梵文戏曲《沙恭达罗》片断一事。笔者久疑这件事中或有误传之处，现趁《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出版的机会，依据手头史料试做初步考证。
  18. 海裔：康有为《拟中华民国宪法草案》评注
    法律 2010/12/01 | 阅读: 1949
    &nbsp;治法无常，如医方然，惟在适时宜民。&nbsp;—— 康有为&nbsp;&nbsp;&nbsp;于1910年代中华民国宪政实践的失败，长期以来，存在一种主导的解释范式：论者多将以孙文、宋教仁为代表的同盟会-国民党视为历史进步势力，而将北洋军阀集团视为落后反动势力。宪政的失败，主要是北洋军阀集团阻挠和破坏的结果。[1] 而要进一步分析何以存在这种阻挠和破坏，论者往往追溯到经济社会基础以及建筑其上的政治文化：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尚未充分发展，不存在强大的民族资产阶级，因而使得政治被旧官僚和军人所垄断；[2] 在政治文化上，集权观念根深蒂固，缺乏法治和个人权利意识等等。[3] 这一范式所指向的实践对策，有激进的暴力革命，也有渐进的社会政治改革，但都要求进一步发展新的生产关系，培育新的社会阶层，全面改造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近年的研究中出现对这一范式的一些微调，如一些论者指出同盟会-国民党深受中国传统秘密会社传统的影响，在政治文化上具有深刻历史局限性。[4] 但这一补充无损于上述范式的基调，它无非意味着：同盟会-国民党尽管可能略微“先进”一些，但仍需要和北洋军阀集团一起接受进一步的“启蒙”或者“革命”。“启蒙-革命”范式符合我们时代的主流价值诉求，同时也具有宏大的视野，对于长时段的历史分析具有很强的逻辑自洽性，因而成为了主导性的研究范式。但这一研究范式的基本出发点，或者是为二十世纪历史发展道路作正当化论证，或者是试图通过历史研究进一步确证某些政治价值观，以推进“未完成的现代性方案”，因而往往将一定的政治势力直接和“先进”、“落后”等基于线***观的评价直接关联起来，阻碍了对各种政治势力具体政治行为模式进行细致研究。这导致对民初政治的历史分析过于强调结构（structure）的决定性意义，而未能展示行动(agency)对于结构的反作用。但近年来，也出现了一些突破既有历史标签，关注具体政治行动的民国宪政研究，如严泉的《失败的遗产》，运用了1913-1923年十年间立宪辩论的档案，对各派政治势力在立宪过程中的策略性互动进行了分析，指出各派政治势力之间存在严重不信任，均以制宪作为扩张自身权力、限制他方权力的工具，因而不能达成适当的妥协，而宪法文本也因为严重偏离实际政治中的力量对比而无法运行。[5] 对于政治行动策略的深入分析，使得严泉能够比大多数“启蒙-革命”论者更为公允地看到同盟会-国民党对于宪政失败应负的责任。但严泉的努力最终还是以政治行为层面的分析来补充“启蒙-革命”的范式的结构性分析，未能突破这一范式的一些基本判断，如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主要视为宪政建设的负资产而非积极资源。在学理上，是否存在一种既重视政治行动策略分析，又不落入“启蒙-革命”范式的解释可能呢？本文试图通过从康有为的共和立法入手，来探索这一学理上的可能性。众所周知，康有为从戊戌变法时期开始就力主君主立宪，1917年还参与了张勋复辟。但不常为人所知的是，康有为在民国初期，曾经有一段时间积极为新生的共和国出谋划策。当一位原来主张君主立宪的思想家转而为共和立宪的时候，他往往能比共和体制的一贯支持者更清楚地体察到共和政体的固有弱点，也更善于指出共和体制中的行动者的选择错误。他的观察和思考，对于我们思考民初立宪运动中的政治行动策略有极大的帮助。另一方面，康有为使用一种独特的、以儒家经学为基础的理论话语，这使得他与出自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启蒙-革命”论者大相径庭，也能为我们思考“启蒙-革命”范式之外的历史解释可能性提供有益的启发。我所选取的切入点是康有为1913年在首届制宪国会召开前夕起草的《拟中华民国宪法草案》。[6] 该草案发表于他主持的《不忍》杂志，洋洋洒洒六万多字，长达一百零六条，附有详尽的立法理由解释，熔儒家经义、西方宪法法理、各国宪制与中国国情分析于一炉，既提出自己的主张，也对当时的许多流行观念进行纠弹。作为今文学家，康有为在儒家经学方面的功力自不待言，他的宪政观亦具有儒家经学研究的基础；而十六年（1898-1913）流亡海外、周游列国、结交政要的经历，也使得康有为对于东西洋各国的宪政运作有了深入的了解。这位在话语体系上貌似最旧的思想家，在对当代政治的观察上，却可以说站在时代的最前沿。这种“最旧”和“最新”的结合，赋予《拟中华民国宪法草案》独特的知识魅力。从政治影响上说，《拟中华民国宪法草案》算不上成功。它影响了梁启超代表进步党起草的宪法草案，[7] 但由于制宪会议多数掌握在国民党议员手中，康梁宪法草案均无法引起立法者的充分重视。不过，政治上的失败无损于其在政治思想上的意义。历史的演进是多方合力的结果，它实现了某些可能性，但也扼杀了其他的可能性。那些未展开的可能性，往往包含了可用以批判和反思已凝固板结的“现实”的资源。在这个意义上，研究过去未实现的可能性，往往也是对未来进行想象和规划的途径。[8]本文将采取一个语境化的进路，将康有为的文本放置到晚清和民国的政治争论的背景中进行解读，其中最重要的是1913年朝野各方为制定正式宪法而展开的一系列争论，尤其是袁世凯和国会制宪会议之间关于总统和议会权力分配的争论。康有为并没有直接介入这一争论的渠道，但其私拟宪法草案分析了各种不同的权力分配方案及其可能的实践结果。如果我们将康拟宪法草案与1913年之后困扰新生的共和政体的一系列政治危机——如复辟和府院之争——相比较，我们可以发现，多数内容没有超出他的分析和预测范围。这位冷静的旁观者因而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不可多得的视角，去理解民初宪政运动中所包含的那些自我挫败的因素。1913年立宪运动的交锋地带&nbsp;&nbsp;要理解1913年立宪运动中各方政治势力交锋的要点所在，需要探讨三个宪法文件：第一是1912年南京临时参议院所草拟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另一个是1913年国会制宪会议起草的《天坛宪法草案》；最后是1914年袁世凯政府起草的《中华民国约法》。1912年初，南京临时参议院成立，南方各省革命党讨论制定中华民国宪法。在最初的讨论中，孙文认为中国是广土众民的大国，需要强有力的行政领导，因而主张美国式的总统制，[9]而宋教仁主张议会制（即责任内阁制）。随着南北议和进行，由袁世凯出任民国临时大总统已成定局，宪法讨论的性质就发生了变化，革命党人最紧迫的考虑，变成了如何利用宪法来约束袁世凯。因而，孙文的态度遽变，从赞成总统制转向赞同议会制。但民国时期的观察者就曾指出，从《临时约法》的具体内容来看，当时的立法者们并没有厘清议会制/责任内阁制的概念。[10] 《临时约法》中既包含了总统制的因素，也包含有议会制的因素。在赋予参议院的一系列权力中，涉及立法与行政关系的权力主要是官员任命同意权和弹劾权。《临时约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大总统“任命国务员外交大使、公使，须得参议院之同意”。这实际上是接近于美式总统制的制度安排。在弹劾权方面，《临时约法》规定参议员可对违法或失职的国务员进行弹劾。在这里，立法者将“不信任”也包含在“弹劾”的意义之中，大大扩展了弹劾权的范围。而“不信任议案权”（倒阁权）可以说是典型的议会制下的议会权力。从行政权这一方面来看，《临时约法》规定的总统并非典型的议会制政府之下的虚位元首。《临时约法》一方面模仿美式总统制，赋予总统相当大的实权；另一方面，仿照法国内阁制规定，增设了国务院（内阁），并且赋予国务员以辅政权和副署权。但是，总统具有不经参议院同意，直接对国务员进行免职的权力。国务员的副署权并不能起到制约总统的作用。[11]《临时约法》以责任内阁制为目标，但所产生的政府体制更接近总统制。它为分掌行政和立法两权的政治势力扩张自身的权力都提供了想象和解释的空间。在1913年的制宪过程中，袁世凯希望在保有《临时约法》所授予的总统权力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扩展总统的权力。而由国民党人主导的国会制宪会议则希望遵循《临时约法》的制宪目标，建立以议会为中心的的责任内阁制/议会制，使总统成为虚位元首 —— 这意味着架空袁世凯的权力。国会制宪会议从1913年7月21日开始至10月31日会议结束宪法草案的三读，形成《天坛宪法草案》。相比于《临时约法》，议会权力在以下方面出现变动：第一，设立国会委员会，在国会闭会期间，全权代表国会行使各项权力；第二，国会获得宪法解释权；第三，区分了弹劾权和不信任权。仿效美国的制度，由众议院提出针对总统和国务员的弹劾议案，但并没有模仿由最高法院大 法官主持审理的做法。对弹劾出席人数和表决人数的规定也比《约法》宽松，对国务员更是如此。弹劾可针对国务员的一切违法行为进行，受弹劾后免去职位并剥夺公权。而在不信任权的行使上，也降低了门槛，列席员过半数即可通过不信任议案，但对列席人数没有规定，推定按照一般议事规则，过半数开议。如此，在极端情况下，只要四分之一以上议员赞成，即可倒阁。在制宪过程中，袁世凯就两项权力与制宪会议反复交涉，一项是总统不经国会同意任命国务员的权力，另一项是大总统对于国会的解散权。[12] 这两项权力并没有超出责任内阁制的要求，但遭到制宪国会断然拒绝。针对前者，《天坛宪法草案》要求“国务总理之任命，须得众议院同意。国务总理在国会闭会期间出缺时，总统经国会委员会之同意，得为总理之任命。”此外规定，国务员受到国会不信任决议时，大总统必须免其职。针对后者，《天坛宪法草案》规定，总统解散众议院必须得到参议院三分之二同意。这比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宪法所规定的二分之一门槛还要高，使得总统的解散议会权形同虚设。在权力要求得不到制宪会议满足之后，袁世凯通电地方督军和地方议会，指责《天坛宪法草案》不合理，既而取缔制宪会议中国民党议员的议员资格，致使制宪会议不足合法召开人数。1914年初，袁世凯干脆解散国会。在接下来几个月中，袁世凯炮制了一部“超级总统制”宪法，即《中华民国约法》。按照该法，大总统既是国家元首，也是政府首脑，国务卿没有副署权。大总统除缔结涉及变更国土以及增加人民负担的条约需得立法院同意之外，行使各项权力不受立法院限制。大总统有无限制的停散议会权与否决权。议会立法遭到总统否决后，即便仍有三分之二议员支持该立法，总统仍可拒绝公布法案。立法院对于总统的制约，仅限于对大总统有谋叛行为时的弹劾权。此外，设立参政院，在立法院成立前，代行立法院职能。但参政与院长皆由大总统任命，因此，无论是立法院，还是参政院，都不可能对大总统权力有所制约。《中华民国约法》规定的大总统权力，已接近旧制度下的皇帝。1913年立宪运动的交锋地带，在于总统权力和议会权力的分配。 而这一分配问题之所以棘手，是因为行政权和立法权分掌在南北两股不同的势力手中，双方都有军队和庞大的既得利益。权力分配不仅仅关系到中央政府的体制问题，更关系到中国的统一。然而，《天坛宪法草案》毫不妥协地架空北洋集团的权力，袁世凯在1914年推出的《中华民国约法》以牙还牙，毫不妥协地剥夺代表了南方各省势力的国民党在中央政府中的权力。1913-14立宪的失败，导致中国南北从实质上处于分裂状态。而在袁世凯死后，连北洋军阀也四分五裂，中国政治陷入了碎片化状态。到那个时候，无论国会制定什么样的宪法，其效果都接近于一纸空文。&nbsp;原理和范例明晰了康有为所处的时代背景，让我们来看康有为对其时代的回应。康有为《拟中华民国宪法草案》第一部分 “发凡”解释了该宪法草案的基本原理。康有为提出，判定一个国家是否属于共和国的标准，不在于有君无君，而在于这个国家属于“公有”还是“私有”。这就和民国初期以君主存废作为判定共和标准的一般意识大相径庭。康有为这样来表述立宪的目的：宪法何为而立也？为敌人主专制其国而立也，为去人主私有其国而立也，为安国家而官明其职、人得其所而立也。[13]&nbsp;“专制其国”与“私有其国”基本对应。从康有为的今文经学视角来看，中国在春秋之前，天子、诸侯、大夫“专制其天下国家而私有之”。孔子作《春秋》，定名分，为中国制定了宪法。到了汉代，《春秋》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起到了宪法的作用。而到了清代，朝臣奏议，“引据上谕为多，而引经义为少”，《春秋》大义失落。而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盖无国会之众力以持其后故也。”[14] 康有为承认国会制度并非中国源生，可用以守护中国古老的宪法，保障天下为公。而一旦宪法和国会运作起来，君主的有无存废，就无足轻重了。有君的英国和无君的法国和美国，均属“公有”，都可以称之为共和国。在康有为看来，共和不等于民主，君主也不等同于专制。[15]像英国、比利时、意大利等国的君主，不过是“伴食画诺”，根本不是专制。而无君的共和国如美国、墨西哥，其总统权力却远远超过许多君主，倒具有某些专制色彩。因而，“今言国体政体，必破弃欧美学说专制共和之谬名，而明公有、私有之殊别，然后宪法乃有可言也。”[16] 康有为将“共和国”理解成为“公有国”，正好和共和国的拉丁文原词res publica （字面意思为：“公共之物”）不谋而合。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波里比乌斯（Polybius）、西塞罗（Cicero）、马基雅维利 （Machiavelli）等思想家将共和理解为包含了君主因素的混合政体，康有为在这一问题上的见解，与他们高度接近，尽管没有证据表明他读过这些思想家的作品。上述原理的重要性，是在后面的分析中逐渐展开的。通过破除君主和共和之间的对立，康有为提出了这一洞见：君主的存在并不等于国家“私有”，而废除君主，也未必立即造成国家“公有”的局面，随之而来的可能是由众人觊觎最高权力而造成的政治动荡。在这样的问题意识引导之下，康有为归纳出四种共和宪政模式，陈明各自利弊：第一是瑞士共和国宪法。瑞士为联邦制国家，各邦选举联邦议员，由议员公议而进行立法和行政事务。在康有为看来，瑞士宪法合乎《易经》中“群龙无首，吉”之义，“诚共和制之极轨也。”[17]在未来的“大同世”，瑞士的制度可成为普遍的制度。然而在当下，这种制度只能在瑞士这样的小国中运行。中国是广土众民的大国，又处于“据乱世”，若推行瑞士的议长共和制和全民公决制度，易生祸乱。第二是美国的共和宪法。康有为首先反对仿效美国的“国民公举总统之法”，他认为这一制度只能在美国行得通。中南美洲各共和国仿效美国国民公举总统之法，结果“争乱弥年，杀人如麻”。美国的总统制之所以能够行得通，跟其建国时期的六项特殊条件有关：开国诸贤，皆清教之徒，无争权位之志，只有救民之心，一也。因于属地十三州已有议院，各自立国，本无君主，二也。本为英人，移植英已成之宪法于美，政党仅二，故少争，三也。美初立时，人民仅三百万，仍是小国，四也。介于两海，国无强邻，国不设兵，五也。新地初辟，民易谋生，故不成大乱，六也。[18]尽管总统制在美国行得通，所造成的问题也是不可忽视的。第一是金钱政治，康有为引勃拉斯（James Bryce）《平民政体》（Modern Democracies）一书指出，总统选举“费金钱、糜酒食以数千万，全国之民，月日罢业，金融为之大困，商业牵及停滞，其害中于民亦已大矣。”[19] 第二，总统身兼国家元首与行政首脑，位高权重，为争这一位置，很容易引发国内冲突；第三，在总统制之下，“行政、立法二司巍峨对峙，沟绝不通”。这体现在：总统自己选择国务员，国务员不能进入国会发言，总统不能停、散国会，国会不能倒阁。两权之间如果发生冲突，“必含敌相攻以相牵制”。[20] 在康有为看来，后起的总统制还不如更为古典的责任内阁制（议会制）来得妥当，后者有一系列机制协调行政与立法，避免出现宪政僵局。&nbsp;&nbsp;在康有为看来，美国的联邦制就更不值得学习了。民初各省都督由地方自行产生，掌握大权，不听中央号令；再加上各省之间道路不便，地方势力已经形成封建割据之势。在这一情况下引进所谓联邦制，恐怕只是对封建割据的全新包装，但无改其本质。康有为强调以历史的眼光来看美国的宪法：虽然美国各州分治，但历史趋势是从分到合，中央集权日益加强。中国原本是统一国家，非要学习美国联邦制，由合到分，这恐怕是违背了历史发展趋势。具体到制度细节上，如果仿照美制，以省为地方自治单位，结果会如何？中国一个省的规模相当于欧洲的中等国家，一旦造成地方割据，极易相互损耗，导致帝国主义势力乘隙而入，各个击破，印度亡于英国，便是前车之鉴——这一悲观图景并非出于康有为的临时判断，而是和他先前对于地方自治制度的成熟思考相关。众所周知，康有为是晚清时期“地方自治”的有力鼓吹者，但他在主张“地方自治”同时，非常警惕封建割据和内乱。1912年冬，康有为提出了“废省”的主张，建议从“省”这一元制返回汉唐的州府制度，划小地方自治单位，防止地方势力演变成为封建割据。[21] 就地方人事而言，康有为不主张实行美国的“民选官吏”制度——即美国各州官员、甚至法官也由地方选举产生的制度。康有为认为，不如实行从上到下委任的官僚制。这个判断与他对中国国情的判断有关：中国民众聚族而居，如果官员由地方选举，必然陷入宗族利益、地方利益而无法自拔，渐成封建根据之势。[22]而加入政党的因素之后，情况变得更加复杂，有可能出现地方政治为党老大所控、任用亲信，压制异己的情况。第三个是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宪法模式。按照康有为叙事，法国在被普鲁士击败之后，痛定思痛，仿英国及其他欧洲君主立宪国家，实行责任内阁制，总统由上下议院共同选举，如同虚君；总理执掌行政权，各政党争夺总理之位，内阁变而总统不变。但这一制度仍然有其缺陷。总统既然是由上下议院共同选出，必然是有才能的人，加上任期很长，中间肯定会碰到与自己不同党的内阁，于是施展其才能，联合各小党，颠覆内阁。法国的内阁短命，政局动荡，源出于此。[23]康有为的诊断是，法国学习英国虚君共和，但不得其精髓。“盖虚君之用，以门第不以人才，以迎立不以选举，以贵贵不以尊贤。”[24] “虚君”的作用就是在各党争夺权位的时候，坐镇其上，避免无政府状态，因而君主不应有党派性，不需有大才。在极端情况下，甚至从外国迎立君主。从表面上看，这一虚君是纯粹无用的，但这是“无用之用”——正是因为它避免了直接的权力斗争，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凝聚人民的认同并获得权威，在剧变的时局中起到一种镇定的作用。[25]&nbsp;由此引出康有为所列举的共和模式之第四种，英国的“虚君共和”。英国宪法设一虚君，但只有君主之礼，而无实际统治权，议会中各党派竞争首相位置，政争不至于动摇国本。在康有为看来，英国表面上有君主，但实际上是一个“共和爵国”。君主在政治上所起的作用是前面所分析过的“无用之用”。但这只是“道之以政”的层面，在“齐之以礼”的层面，这一被英国宪法学家白哲特称为宪法的“尊荣部分”的王室还能起到保存礼法纲纪，正风俗人心的作用。与法国相比，英国的政治和风俗都居于上风。[26]&nbsp;对以上四种模式，康有为是怎么评价的呢？英国有虚君，但今日中国已推翻君主，英国模式虽好，但已不可学；美国模式“易生祸变”，不可学；瑞士模式“至公”，但在中国这样的广土众民的大国中难以推行。[27] 因而，最后只能退而求其次，在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宪政模式基础上，考虑中国国情，适当加强行政权力，弱化议会权力，以冀通过强有力的行政领导，克服民国初期国家分裂、列强紧逼、地方势力割据的危境。&nbsp;强势行政权&nbsp;&nbsp;在康有为设计的宪法体制中，总统不仅是国家元首，也是行政首脑，相当于法国议会制下的总统加总理。之所以不另设总理，跟康有为在“发凡”中对法国体制的一个判断有关：总统和总理一旦不同党，相互拆台，就会造成政局不稳。中国当下政党发育很不成熟，总统与总理分立更容易造成政局动荡，还不如将两权集中于总统一身，以免去许多纷扰。康有为很清楚这样一种选择所隐含的众人争位的风险，但在“民国初创”的形势下，似乎没有更好的选项，只有用其他后续方法来弱化这一选择带来的消极后果。&nbsp;下表比较了康拟宪法草案和《天坛宪法草案》关于总统的规定。&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 表一&nbsp; 总统权力比较&nbsp;&nbsp;项目康拟宪法草案天坛宪法草案&nbsp;大总统之选举国民大议会选举国会两院选举&nbsp;任期三年一任，得连任两期五年一任，得连任一期&nbsp;停散议会权无限制大总统解散下院需上院三分之二同意&nbsp;立法权可提议立法或修宪；有立法否决权无左列权力&nbsp;任免官员及制定官制官俸可不经议会同意而任免官员；可自主制定官制官俸国务总理之任命，须得众议院同意。国务员受议会不信任决议时，总统如不解散议会，必须将其解职。无自主制定官制官俸之权&nbsp;外交权总外交，任免公使，接受外使。外交合约，除十六条之限制之外，有商订批准之权无任命公使权；缔结条约不经议会批准，不生效力&nbsp;紧急命令权不违反宪法和法律，可直接发布，其合法性受法院审查经国会委员会之议决，得以国务员连带责任，得发布与法律有同等效力之敕令。但需在国会开会后七日内追认&nbsp;从上表来看，袁世凯在立宪过程中提出的两项核心权力要求——解散议会的权力和自主任命国务员和驻外公使的权力，在康拟宪法之中得到了完全的满足。这并不是因为康有为对于袁世凯有什么好感。他曾在1912年7月18日给梁启超的信中直抒对袁世凯的强烈仇恨。[28] 袁世凯称帝之后，康有为发布《讨袁世凯檄》，言辞极为激烈。[29] 纵观康有为一生言论，他认为有资格称帝的只有两人：孔子后代衍圣公以及满清废帝。[30] 按其政治原理，君主权威是需要历史传统支撑的，像袁世凯那样的篡位者可以获得专制权力，但不可能获得君主的权威。[31] 由此来看，康有为力主加强行政权力，绝非为袁世凯一人。这一主张的基础是他对中国时局的判断。1912年4月，在《共和建设讨论会杂志发刊词》一文结尾，康有为虚拟两个人物“学士”和“大夫”的对话，勾勒出共和建设的路线图。根据这一路线图，最紧迫的任务是将离心离德的各省和各族重新聚合起来，区分军队与文官政府，稳定社会秩序，发展经济，奖励实业。而要实现这些任务的必要条件，就是一个具有强势行政权的强有力的中央政府。这一政府在政党体制上需要“国会内阁之合一政党”的支持。[32] 但1913年的时局恰恰相反，国民党在议会中获得多数，使得立法和行政从总体上处于敌对状态。因而康有为主张从制度上增强行政机关的自主性，免受敌对的立法机关的过度干预。下面分述其对于行政部门各项权力的分析：就袁世凯关心的解散议会权力而言，康有为认为，既然采用责任内阁制，就必须采用相应的政府停散国会权，这是行政与立法两权平衡的需要。[33] 在此，他驳斥了三种反对政府停散国会权的说法：第一种认为是违反民权原则；第二种是违反分权之原则；第三种是违反委任之原则。康有为认为，解散国会，重新选举，是诉之于全国人民，因此属于民权的行使，而非违反民权；政府的停散议会权和议会的弹劾权相对等，符合分权原则；大总统不是议会所委任，而是国民所委任，所以由总统来停散国会，谈不上违反委任之原则。对于该停散权的行使，康有为认为不应加以限制。他所基于的理由是：“吾国国体甫立，政体未坚，国势未固，国民未安，立法宜活，以容变更，以求增进。”因而，不应该规定停散次数。此外，不应该像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宪法那样，规定停散下院而求得上院之同意。“吾国势至弱，国势当强，令得展其四体，故欲停散下院时，政府但元首行之，不必求上院之同意也。”[34] 在康有为看来，如果加上“求得上院之同意”这一限制，相当于剥夺政府的停散议会权。话音未消，数月后通过的《天坛宪法草案》做出了比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宪法更为严格的规定。法国不过规定解散下院需上院过半数同意，而《天坛宪法草案》规定解散下院需上院三分之二同意，从根本上使得这一项权力成为镜花水月。参与立宪的首届国会议员们为何不愿意赋予总统以实质的停散议会权？“屁股决定脑袋”，这是最方便的解释。但我们仍然有必要考察议员们拒绝停散议会权的表面理由。在《天坛宪法草案》的讨论过程中，议员们提出如下意见：一、内阁对议会负责。具有停散议会权，不啻是对代议原则的侵害。二、总统已有复议权（否决权），该权具有与停散议会权类似的功能，故后者是多余的；三、在三四年内民意不会有很大变化，解散议会重新选举并无必要，且会造成政府在一段时间内缺乏监督；四、从法、日等国的实践来看，该权不是无用，就是易遭政府滥用。五、中国交通不便，重新组织选举成本太高。[35] 以上第一项，康拟宪法草案中已有驳斥，属于法理不通。第二项亦未认识到否决权和停散议会权之间的差异，前者可延宕议会法案，但不能阻止议会最终通过法案，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宪政僵局。第三项对民意的稳定性的判断更成问题，一个突发事件改变民意走向的事情在历史上屡见不鲜。最后，解散议会、重新选举当然有很高成本，包括政府在一段时间内缺乏监督的成本，但这种代价是否值得，全看宪政僵局是否会造成更高的成本。对于康有为来说，在中国当时的内忧外患条件下，行政和立法两权陷入僵局从而致使行政权无法施展，无疑会造成更大灾难。&nbsp;&nbsp;&nbsp;至于袁世凯关心的总统自主任命国务员的权力，康有为也有充分的解释。康拟宪法草案第十九条的理由说明指出，欧日各国选用国务员，都没有要求国会同意的。美国是总统制国家，规定由上院同意国务员的任命，“稍示国会监督之意”。[36] 但在责任内阁制下，出来组阁的肯定是议会的多数党，同意权纯属多余。总统任命国务员需得议会同意，有可能导致行政和立法之间发生摩擦，乃至相互敌视，影响到国家政治的全局。至于总统自主任命外交使节的权力，康有为没有专门的说明，但前面理由不妨类推。这位合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为一身的总统，从选举程序上来说，也与典型的议会制政体下的总统和议会不同。在法兰西第三共和国体制下，总统由两院会合选出，总理由下院多数党推出。在康有为看来，法国以两议院会合选举总统，有失立法行政之间的平衡。他提出的办法是扩大选举会议，每县选举一位议员，和两议院会合形成国民选举会，选出总统。有了县议员的加入，国民选举会的规模可能达到两千人，贿选比较困难；此外县议员在当地投票，也难以受到京师势力的胁迫，促进选举公平。[37] 总统出于国民选举会而非议会，能够获得一种相对超然的地位，不至于在以后的行政中受到议会挟持。强势行政的思路也贯穿到康有为对于国务员的规定上。康拟宪法规定：“国务员对众议院负责任，对参议院不负责任。”[38] 康有为提供的说明是：法国国务员对于两院皆负责任，但这也正是十九世纪法国内阁变动太多、政局不稳的原因之一。鉴于法国制度的弱点，康有为在此参照了英国贵族院不能使大臣辞职的制度。考虑到共和初建，人才稀少，如果弹劾过于容易，政局必然不稳，康有为对国务员的弹劾也设置了较高的门槛：由参议院审判，三分之二通过。而在《天坛宪法草案》中，过半数通过即可通过弹劾。&nbsp;弱势议会辛亥革命推翻君主专制，标举“主权在民”原则。一些理论家直接从这一原则推出一个议会中心主义的政体。如王宠惠指出：盖共和国之主权，在国民全体，虽一国之政治莫由直接取决于国民，然以议院为国民之代表机关，民意自不患其不达，是以议院曰可，即不啻为国民之所可。政府不得而否之也。议院曰否，则不啻为国民之所否，政府不得而可之也......政府，不过为执行同意以求达此目的之机关耳。[39]&nbsp;这一理论将议会当作主权机关，将行政机关仅仅视为议会意志的执行机关。但对于议会可以处理的议题的范围，并没有做出限定。它的致命缺陷在于对议会干涉具体行政事务的倾向毫无防备。[40] 在一个大国里，没有受过专门行政训练、人数众多的议会并不适合处理具体行政事务，如果硬要干涉，往往是对行政形成更大的掣肘。王宠惠“以议院为国民之代表机关，民意自不患其不达”一说，在经验层面上是否成立，取决于一点：议会是否能够忠实地代表人民的意志？而在这个问题上，康有为表示了强烈的怀疑。康有为常以摄影来比喻代表（representation）。一张照片上能够拍摄的人数是有限的，当代表和选民的人数比例较高，就越能摄清国民的影像。但中国人口太多，必将稀释议员的代表性，[41] 政治代表的质量不容乐观。在对第五十六条的讨论之中，康有为提出一个极具经验性的观察：“…… 区区少数议员，下之非举国民意之公，近在京邑，上之易为总统威势所胁，而以任修宪法举总统之大事，其害不可言。”[42] 正是考虑到这些经验性的因素，康有为反对以国会两院作为最高立法机关，而要求添加地方各县选出的专门代表，组成国民大议会来修宪和选举总统。在民初的政治辩论中，尚未出现类似美国立宪辩论中联邦党人和反联邦党人就政治代表所展开的争论。但这一发生在北美的争论对于我们理解民初语境中的政治讨论是有益的。联邦党人采取了高度精英主义的“代表”观念，按照这一观念，代表由选民选出，但不必严格按照选民的意图行事，可以实施自己的自由判断。因此，选举代表的选民数量并不影响当选人的代表性。而反联邦党人则着重于强调代表和选民之间的相似性——他们不必是杰出的人才，但必须能够充分反映其选民的生活和兴趣。[43] 康有为用的“摄影”比喻，对应的是反联邦党人对于“代表”的理解。他的分析表明，如果从“相似性”去理解政治代表，考虑到民初的选民和代表比例，其结论会令“议会中心论”者沮丧：这一届议会明显缺乏代表性，如何能心安理得地将自身作为主权机关？那么，如果我们采用联邦党人的精英主义“代表”观念来看当时的政局，结果又是如何呢？这样一种精英主义的“代表”观念不要求我们注意代表和选民的相似性，而是重视代表的政治能力。而能力如何，很大程度上只能从结果来判断。在这里，政党和党争的存在，使得问题进一步复杂化了。在周游列国过程中，康有为考察过欧美日许多国家的政党状况，很早就认识到政党对于一个急剧变迁的社会中的政治体系的稳定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在1912年5月所作《奥政党考》一文中，康有为将奥匈帝国政治不振的部分原因归结为“议院党太多，论太散，政太不公不平”。[44] 各党代表狭隘的民族、地域利益，只顾本党之私利，相互掣肘，造成政局的极大混乱。意大利有七个政党，其结果与奥匈帝国类似。而反例则是英国与日本，其议会中只有两三个政党，因而很容易达成共识。德国虽然政党众多，但皇帝权力大，对党争有所节制，不至于造成不良后果。从这些经验观察中，他总结出政党数量和国家治理质量之间存在一种负相关性：政党越少，国家治理质量越高。[45] 因而，1912年，针对中国民初的政党状况，康有为就提出“成大政党，得国会内阁之合一政党”的主张。[46] 他希望中国的政党不要“分地划界”，而是不断整合，最后成就两党政治。[47] 然而，这一主张在民初举步维艰。自从废除科举制度之后，大批读书人欲晋身仕途而不能，党禁一开，都将组党、入党作为入仕的捷径。一时“大党并立割据，小党星罗棋布”[48]。政党多以暂时利益合，而不以政纲合，纪律松散，跨党现象盛行，甚至国会中的政党也对本党议员缺乏实质控制力。[49] 这些因素使得首届国会争论纷纭，难以达成共识。&nbsp;在康有为看来，在政党不成熟的状况下，赋予议会过大的权力，可能会对行政产生强大的掣肘作用。基于这一担忧，康有为刻意缩小了议会的权力，使之弱于法兰西第三共和国议会的权力，更不必说《天坛宪法草案》规定的“超级议会”了。试将康有为关于议会的规定与《天坛宪法草案》有关规定对照如下：&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 表二 关于议会权力规定比较&nbsp;项目康拟宪法草案天坛宪法草案&nbsp;议员薪俸不给俸，惟还往给舟车票无左列规定&nbsp;议员任期参议院议员四年一任，两年改选其半，下院议员两年一任参议院议员六年一任，每二年改选三分之一；众议院议员任期三年&nbsp;两院权力对比两院于提案及议决之权平等，惟财政案由众议院讨议，而参议院得修正之无左列规定&nbsp;议事人数门槛三分之一半数&nbsp;弹劾案之审理参议院会同大理院、察院审判参议院审判&nbsp;倒阁权无倒阁权众议院以列席人数过半通过，可倒阁&nbsp;国会常任机构不设国会委员会，改设国询院，监督总统行政，选举司法、 都察、审计诸长官设国会委员会，在国会闭会期间，代表国会行使诸项职权&nbsp;选举总统，修宪，割让疆土国民大议会（两院议员+县特别议员）议决国会两院作为最高权力机关，可议决&nbsp;违宪审查权最高法院行使该权国会行使违宪审查权&nbsp;从上表可以看到，康式国会与《天坛宪法草案》所设计的国会在权力上形成鲜明对比。《天坛宪法草案》所设计的国会可以说是一个“超级议会”，拥有压倒行政的权力；而康拟宪法草案，却极其注意限制议会，尤其是议会下院的权力。康有为规定议员不给薪，只报销路费，这从技术上就使得许多议员根本不可能常驻国会进行讨论——相应地，他降低了议事人数的门槛，有三分之一到场即可开议。这一规定对于未来的选举必然会产生影响，使得一些财产状况不佳的人士望而生畏，假以时日，必然改变国会议员结构。这无疑是一个求稳定，而非扩大政治参与的规定。康有为所规定的议员任期也比《天坛宪法草案》短得多，对他来说，这是出于发掘人才的需要：“吾国既行共和，事事草创，宜多变易，以补偏敝。且吾国土广民众，议员之额大少，而望亦难孚，宜频更迭代，俾人才得随时发露，尤其要也。”[50] 对于“人才”的期望，表露出康有为在政治代表问题上所持的精英主义立场。康有为并不仅仅希望国会成为纯粹的民意代表机关，而是期望选举能够产生治国之才。议会制-责任内阁制的政府体制使得议员有被遴选入阁，成为行政人员的机会。康有为还设立像国询院这样的辅政机构，其三分之二成员由国会两院选举产生，这也是试图给议会中的人才进一步参与行政的机会。[51]康有为特意以上院的权力来制约下院，规定两院提案权和议决权平等，参议院可以修正众议院通过的财政案。依康有为解释，这是借鉴了法国下院权力太重造成政局不稳的前车之鉴。在审理弹劾案的时候，康设计由参议院会同大理院、察院进行“三司会审”，这有接续中国古代“三司会审”传统的意图，但也是防止审判弹劾案的权力为议会所垄断。而一些重大事项，如宣战、媾和、订约、迁都、筹军饷，康有为认为可应总统和议员提议，由两院合议。两院意见不同的，以三分之二多数表决通过。这也是为了防止下院坐大，两院制变成实质上的一院制。而不赋予议会以倒阁权（不信任提案权），则是康有为宪制中最具标志性的规定之一，与王宠惠宪法不赋予总统以解散议会权形成鲜明对比。康有为的解释是时局需要：“以今议员方骄甚，党争又剧，且非如英之两大党以维持其后，人才寡乏，若有不信任例，则日月易一内阁，百政皆废，必至陷于无政府而后止。”[52] 在中国政党制度尚未发展成熟，行政人才缺乏的情况之下，贸然放开倒阁权，会造成无政府状态。因此，有必要给予行政权力某种保护，使之保持稳定性和连续性。&nbsp;经过康有为的改造，两权已经出现明显的失衡，我们或许不禁担心：一个受到如此削弱的立法机关有能力阻止行政机关的恣意和专权吗？在这里，有必要考虑康有为对第三权的设计。康有为可以说是民初宪政思想家中最重视司法权力的。康拟宪法草案第63条提出仿照美国设立独立的司法部门，又仿照英国大 法官（Lord Chancellor）虽入阁，但地位尊于其他阁员的制度，由民国副总统出任最高法院的正总裁（即首席法官），不列入国务员之中，保证司法权在整个宪政体系中获得足够的权威。[53] 最高法院享有对法律的违宪审查权（《天坛宪法草案》将此权力收归国会）以及对大总统紧急命令的的合法性审查权。这一设计和他对中国传统政治体制的弱点的判断有关：中国土地辽阔、交通不便，中央监督难以奏效，很容易出现枉法的地方官，致使人民求告无门，即便能到京城部院告状，中央官员也倾向于对地方官员包庇开脱。民怨日积月累，酿成革命。“此实中国二千年制度之疏，乃知三权鼎立之义之精也。”[54] 因此，他不满足于时人仿法国体制建立平政院（行政法院）的主张，而是试图让司法部门承担起更大的行政监督责任。&nbsp;若隐若现的德国模式？&nbsp;&nbsp;至此，康有为已勾勒出他设想中的中华民国基本宪政结构。按照他在“发凡”中的交代，这一模式以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模式为基础，适度加强总统的权力，但又要避免美国总统制模式的一些弊端。我们可以检验一下康有为的设计是否严格遵循了他自己所划出的路线。我要提出的假设是：康有为宪法草案固然公开参照了法、美国、英等国家的宪法，但就其精神实质来说，与德意志第二帝国宪法似乎有相当大的契合之处，后者极有可能是康有为的一个隐秘的参照系。在康拟宪法下，总统兼任国家元首和行政首脑，这是典型的总统制做法。总统并非由议会两院选出，而是由地方议会代表和议会两院代表合成的国民大议会选出，这可以说是介于总统制和议会制之间的做法。取消议会的倒阁权，也使得行政和立法之间的关系接近总统制而非议会制。而如果仔细考察康拟宪法之下的总统权力，可以发现它其实已超过美国总统的权力。康有为是如何逐步推出强势总统呢？第一，以议会制的名义，康有为赋予其总统以美国总统不拥有的停散议会权；第二，以议会制下内阁和议会多数党必然合一，因而无需议会特别同意的理由，康有为赋予康拟宪法下的总统以自主任命国务员的权力。但在这个地方，康有为施了一个不易被人觉察的法术：因为总统是由国民大议会而非议会两院产生的，在地方议会代表和议会两院代表分歧较大的情况下，赢得国民大议会多数的总统，未必会赢得议会两院多数，“内阁和议会多数党必然合一” 的情况并不总是发生，最终结果是行政和立法处于不同党派的主导之下。即便在这个时候，总统仍然可以通过自己的任命权，实现自己的意志，不至因为议会的反对而进退失据。如果康有为设计的总统比美国总统权力更大，是否落入他所批评的美国总统制的窠臼呢？在这里，我们就要详细考察他对美国总统制的批评。他的批评重点并不是落在这种权力的专制色彩上，而是担心各种势力对于这一位置的竞争引发变乱。他刻意避开了美国的“全民选举”体制，而采取了由地方议员代表和国会两院代表合成国民大议会进行选举的办法，就是试图将竞争限定在一定范围之内。此外，他的批评着重点落在美国总统制下行政和立法间隔过大、缺乏沟通的弊端。他以议会制名义所作的制度设计，综合了议会制和总统制中有利于行政自主性的因素，而弱化了诸多不利因素，其实质精神不在于鼓励议会中的多数党通过选举和组阁，自下而上控制行政权，从而实现行政和立法的一体，而在于促进行政和立法两权之间的沟通与合作，并保证在议会不够配合的时候，总统仍然有足够的行事自主性。如果以上分析成立，康有为赋予议会的权力是否过小，以至于跌破了共和宪政的底线？我想情况并非如此。只要和袁世凯在1914年炮制的《中华民国约法》相比就可以看出，康拟宪法下的议会仍然有几项极其关键的实质权力：制定法律的权力、定税的权力、批准政府预算的权力以及对于总统和国务员的弹劾权，等等。议会不处于核心的地位，但也并不至于沦落到“橡皮图章”的地步。行政机关尽管权力很大，但也受到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的监督，并不具有为所欲为的可能。这一“强势总统+立法与行政充分沟通协调”的体制，已经离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宪制这一原初参照点较远，而是接近了威廉二世主政时的德意志第二帝国宪制。康有为是如何勾勒这一宪制基本面貌的？康有为曾“九至柏林，四极其联邦，频贯穿其数十都邑”[55]。在1907年所作《补德国游记》中，他指出德国在三四十年前，是“小国杂乱，破政不修”，但自从统一以来，“大跃为万国冠”。康有为一气列举了德国的十一个“第一”，从武备、政治数到音乐。德国在短时期内的飞速发展，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这甚至让他得出了“德政治之美，实甲百国”[56] 的结论。甚至英国和法国这样的先发展国家，也已落后于德国。两国的问题在于 “自由太甚，则痿而难举”，具体到制度上，康有为指的是议院太强，政治领导权太弱。强势行政权是德国宪制的核心。康有为对德皇威廉赞赏有加，“威廉之才，诚英绝冠大地者也。”[57] 罢免俾斯麦之后，威廉独揽行政权，兼任议长的首相只起到辅政作用。议会之中虽然党派众多，但党争受到君主抑制，不至于妨碍大政方针。但同时，康有为也并不认为德国联邦议会是橡皮图章。联邦议会掌握着立法与定税两项大权，“君虽有行政之大权，而不能出法律之外，故民不蒙专制之害。”[58] 一位“明察勇敏”[59]的强势君主和一个有基本实权的议会相互补充，“既有议院以民权立法后，君主本难专横，而有贤君专制以行政，则配置适得其宜。”[60]流亡中的康有为一再呼吁清廷实行戊戌变法中没能实现的君主立宪，他所推荐的也是德国的模式。在他看来，“苟未至大同之世，国竞未忘，则政权万不可散漫。否则其病痿而不举。但具虚心以研天下之公理，鉴实趾以考得失之轨涂… 遂觉德为新式，颇适今世政治之宜；而英、美亦若瞠乎其后者，微独法也。”[61] 近代国际霸权政治横行，弱小民族生存困难，中国受列强瓜分和控制，形势尤为紧迫。因此康有为在作于1904年的《德国游记》中，希望中国效法德国的“赶超模式”：“窃欲吾国有以取法之，则吾国之大，其盛尚非德所比也。”[62]&nbsp; 这意味着，他主张皇帝掌握实质行政实权，有自主用人权和停散议会权，而议会也有立法、定税等实权，二者各得其所，相互促进。康有为甚至指出，中德两国人民风俗上的相近，使得这种借鉴有成功的可能。[63]武昌起义之后，清廷岌岌可危，康有为与时俱进提出“虚君共和”，搁置德国模式，转向英国模式。在作于1912年1月的《汉族宜忧外分勿内争论》中，康有为将清廷匆忙颁布的《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界定为一个标准的虚君立宪模式。[64] 皇帝如同英国君主一样，没有实质行政权，行政权力掌握在议会选出的总理大臣手中。但随着清帝退位，袁世凯出任总统已成定局，“虚君共和”也成为泡影，康有为不得不寻求新的模式。而民初政党政治的混乱状况，则将他再一次推向了德国模式——尽管没有皇帝的头衔，总统却不妨具有接近德国皇帝的行政权力，以实施强有力的行政领导，应对民国初期的内忧外患。这是康有为在其民国宪法草案中无法明言的：将英国的君主立宪论证成“虚君共和”，已经是勉为其难之举，如果将“实君”的德国宪法也拉入“共和”，那就会使得“共和”一词无法可用。但这并不妨碍康有为在其宪政设计中借用德国政制精神。“康拟民国宪法草案暗用德国宪法”的假设尽管缺乏直接的文本依据，但可以从历史情境中得到充分支持。康有为毕生忧虑国家危亡，被德国模式吸引，正是因为德国作为一个后发展国家突飞猛进的实效。他在流亡期间所萌生的对于德国的强烈倾慕，并未因为民国成立而打断。1916-17年，在黎元洪和段祺瑞因为是否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发生“府院之争”，知识界为是否参战而掀起大辩论的时候，康有为强烈反对参战。1917年4月，康有为致电黎元洪和段祺瑞，指出北京政府对德宣战是愚蠢和不负责任的，不管胜负，事后都很有可能遭到德国的报复。[65] 在流亡期间对德国国势的观察，无疑影响了他此刻的政治判断。那么，为何在1917年的复辟之中，康有为主张回到1911年革命爆发之后清廷匆忙中指定的《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其中规定接近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制），而非建立德国式的君主立宪制？溥仪年幼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但更重要的原因是“自经革命，君臣之义已隳”，[66] 康有为非常清楚，革命之后，尊君风俗趋于淡泊，已不可能支持一位像威廉二世那样的强势君主。如果我们对康有为的几个宪法方案按理想程度排序的话，那么可以得出如下序列：德国式君主立宪 ＞ 英国式虚君共和 ＞ 暗中参考德国模式的共和宪法（即《拟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中的宪法方案）。德国式的君主立宪是最佳的，行政和立法各得其所，政治有序而不散漫，是宪法中的“赶超模式”。但它的实施需要特殊的历史条件：它必须有“君臣之义”传统的支持，更需要君主本人英年有为。光绪帝具备后一个条件，而处于幼龄的溥仪显然不具备。英国式虚君共和不是“赶超模式”，但是一种稳妥的模式。君主有权威而无实际权力，能够起到政治聚合作用，但又不会干预政治过程。各派政治势力争夺总理大臣职位，由于君主坐镇其上，不会造成严重变乱。但“虚君共和”并不是任何一个君主都能实施的，没有传统支持的篡位者不能获得君主的权威。而一个暗中参考德国模式的共和宪法则适于君主被废、内忧外患严重的形势。总统没有君主所享有的传统权威支持，更易受党争影响，因而其权力尤其需要保障。这样的总统也更需要得到传统资源的支持。只有保持文化传统上的延续性，才能保证中国的政治变迁平稳进行，不至于引起法国式的大动荡。对康有为来说，保持传统的延续性不仅仅是一种文化主张，而是具有正人心、防变乱的政治考虑——康有为自己的表述更为夸张：“救人心，易风俗，张四维，保国种。”[67] 尽管“虚君”的肉身不再存在，其灵魂却可以在场，将整个政治共同体聚合在一起。只有考虑到这一点，我们才能理解其以儒教为国教（第九十六条），沿袭旧传经义、典章、律例、法规（第一百零六条）的用意所在。时势遽变，而宪法也应当与时俱进。一个理想的政治模式，因为时势的变化，也许就会变得不可操作，因而必须思考新的可能性。这种对于时势的敏感，早已经在康有为今文经学的“三世说”中埋下了根苗：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各有其治法，相互之间不能替代。而这一原理运用到特殊的时局中来，就有了二十世纪初康有为宪法设计的“三变”。但无论哪一“变”，康有为都努力将残存的传统政治和文化权威作为积极资源来运用，以尽快塑造新的政治权威，防止社会在急剧的变革之中无所适从。&nbsp;&nbsp;康有为立法的启示&nbsp;&nbsp;作为政治家，康有为一生失败多于成功，其政治判断和行动常出现错误。但判断和行动的错误未必出自原理的错误，失败的政治家也未必不是成功的政治思想家。作为一位对西方和中国都理解极深的学者，康有为的宪法思想在他的时代深邃而有预见性，即便在我们的时代，也不乏启发意义：首先，康有为主张“治法无常，如医方然，惟在适时宜民”，[68] 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要“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立法时，避免“意识形态先行”，而是时刻考虑法律的可行性。宪法固然是大经大 法，非为一时而立，但在不同的立宪时机，立法者不能不认真考虑既有的历史时机所容许的有限的可能性，以及时代任务的紧迫性，做出必要的政治妥协。[69] 在十几年内，康有为应对政治环境的变化而提出三个不同的宪法方案，便是这种政治态度的生动例子。其次，在康有为视野中，宪政决不能被简单地理解为对于政府权力的限制和对公民权利的确认和保护。宪政以国家的存在和运作为前提，一个国家不具有自我保护能力和保护其臣民/公民的能力，也就根本谈不上宪政和民权；在没有可供行使的政府权力的地方，也根本谈不上对政府权力的限制。因而，“立宪”总是隐含着一个“建国”的前提。这两个环节在现实中未必截然分开，但在“建国”任务尚未完成，政治共同体尚未实现完全聚合的情况下，“立宪”就不得不承担起“建国”环节的任务，其宪政模式选择应当有助于将分裂的政治共同体聚合起来，实现自我保护。晚清以来国家分裂、地方军事割据、国际上列强环峙的严峻形势呼唤一个能够实现行政和立法力量的统合，具有强大的共识和执行力的中央政府。至少，其行政部门应该有相当的自主性，以积极应对时局挑战。因而，当行政和立法之间出现张力的时候，康有为选择了加强行政力量。这一主张是否合理？在《拟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发凡”中，康有为曾经严厉批判过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宪法。在30多年后的1945年，康有为的批评在一位伟大的法兰西政治家那里得到了强烈响应：第三共和国在行使职能上也有一些缺点...... 首先是权力机构的不平衡，表现为执政机构的不稳定，大大减弱了政府的效能和威信，结果使我们完全处在长期的政治危机之中。从上次大战结束到这次德国机械化部队突然入侵的二十一年中，曾经有过二十个不同的人物领导过法国政府，其中有的具有杰出的才干，却往往得不到施展他们全部才能的时间和方法，他们曾经组织过四十五个内阁（不算内阁改组），而且这种情况正发生在我们的和平毫无保障、新战争的威胁不断增大，一切都要求我们经济、社会、人口问题、殖民和军事上进行彻底改革的时期。[70]戴高乐在此提出的理由和康有为没有实质上的不同：当国家面临内忧外患时，尤其需要稳定的、具有一定行动自主性的行政权力来作出有力而迅速的回应。因为人数众多且缺乏行政经验的议会难以在急剧变化的情势中预见未来并及时发号施令，被期望扮演消极保守角色的法院更不适合越庖代厨创造新规则。三权之中，行政权对时势的变化最为敏感，最具有积极的行动力，因此往往在急剧的社会变迁中扮演中流砥柱的作用。在戴高乐看来，正是由于在第三共和国宪法下行政权力的不稳定，法国在国家安全和民族独立问题上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康有为则是“未雨绸缪”，试图让中国避免重蹈法国覆辙，从现在来看，这一努力是非常富有洞见的。最后，康有为的立法还表明了一种实践态度：在重塑政治共同体的过程中，将传统权威作为积极的资源来运用。对康有为来说，政治权威总是在一定的文化环境中才能得到树立，而试图通过剧烈的文化环境改造来重塑政治权威，其结果反而可能造成权威的真空。用他的话说，是“新法未定，旧典先废；新道德未立，旧道德先亡。致令举国人民无所适从，手足无措，则惟有猖狂恣睢、纵欲毁度、毁伦灭理而已。”[71] 他主张保持文化传统的连续性，以便在君主消失之后，尽快平息政治和社会混乱，重塑精英共识和政治权威。这并不是主张无区别的守旧。在《拟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中，康有为认为国会可以删除“旧传经义”中与共和制度抵触的部分，但凡是不存在抵触的，都应当保留。[72] 这是一个努力兼顾新旧精英意识形态口味的方案。事实上，1913年的中国仍然具有依凭文化传统资源达成精英共识的可能性，不仅康梁尊孔，连体现国民党主张的《天坛宪法草案》中也规定了“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但这一机会转瞬即逝——袁世凯的称帝，使很多反袁人士对旧学产生幻灭之感，毅然决然走向了新学。另一个重要维度是，和最新的思潮相比，“旧传经义”并不倾向于鼓励更多的政治参与。但这对康有为来说，根本不是问题。他所建议的共和国并不是全民参政的共和国，而是一个选举权带有严格财产和教育程度限制的共和国，一个有产者和士人参政的共和国。[73] 在这个共和国巩固下来之后，康有为并不反对有更大的政治参与。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康有为是主张“宪政”先于“民主”的。与之相比，“启蒙-革命”范式的基本思路，是通过彻底改造旧政治文化，唤起新的政治自觉，以更广泛和深入的政治参与来成就共和宪政。但这对于宪政的建立和持续来说，是否总是一个积极因素呢？从历史来看，不宜做出一个过快的肯定回答。宪政并不是民主，它只要求权力按照宪法运作，但并不必然要求广泛和深入的政治参与。只要一个国家的精英阶层达成共识——哪怕是一种暂时的共识，而大众保持政治冷漠状态，宪政就有可能建立。而它的持续，则有赖于精英之间建立起一种平衡结构。在这种精英平衡结构基础之上，更大的民众政治参与也就不至于突破既有的宪政框架，宪政因而可以逐渐容纳更多的民主因素。而在一个更平等、社会流动性更大、更具政治参与意识的社会，宪政制度反而有可能更不容易建立和保持，因为部分精英能很容易地通过诉诸下层民众，打破精英之间的平衡。从这个角度来看，甚至“启蒙-革命”范式本身的历史根源，都可以得到清晰的解释——正是因为皇帝退位，南北方政治精英们无法就权力分配达成共识，共和政治陷入僵局，部分政治和文化精英在挫败中才产生了诉诸下层阶级，培育新的政治主体的冲动。“新文化运动”正是在这个政治背景中发生，它所培育出来的一批具有新思想的青年知识分子，后来成为国共两党以及“第三势力”的骨干。但从康有为的原理来看，在没有先在的稳固宪政结构的条件下，引进新的政治主体未必能带来更大的确定性，反而有可能使得精英之间的均衡更难以建立。二十世纪中国反复发生的政治动荡的确展现了这种不稳定性，虽然大规模的群众政治参与常有发生，但很难在制度轨道上运作，往往刚展开就不得不戛然而止。&nbsp;&nbsp;这并不是说，后来国共两党的革命纯粹是“弯路”或“歧路”——作为一个强调“因时制宜”立法的思想家，康有为如果活在今天，决不会做出这样类似于“抓住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的判断。自从两次复辟以及“新文化运动”发生以来，中国的政治精英阶层的分裂进一步加剧，北洋军阀集团的内部分裂，导致中国的政治和军事权力日趋碎片化，以“打倒孔家店”为号召的新文化运动使政治精英阶层已无法达成类似《天坛宪法草案》中的“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这样的意识形态共识。没有精英共识也就不可能有稳固的宪政，没有既存的权威也就谈不上保守权威，康氏设想的从“宪政”到“民主”的路线因而无法再走下去，只能通过革命和战争重新塑造政治权威和精英共识。在二十世纪漫长的革命和战争之后，中国浴火重生，形成强大的内聚力，并以自信的姿势重返国际舞台，实现了康有为的“保国”、“保种”目标。只是，在任何一场革命之后，都有一个如何将革命成果保存下来的问题。革命者反对一个旧的宪政体系，但为了保守他们的革命成果，他们需要建立和维系一个新的宪政体系，并防范新的体系性革命发生。这就是革命和宪政之间的辩证关系。在此意义上，康有为所提出的政治原理，即便对于后来革命者也具有重要意义。他曾是过去的共和国的诤友，而对于当下思考共和之道的思想家来说，他依然不失为诤友。&nbsp;结论&nbsp;本文采用文本分析与语境分析相结合的进路，解读了康有为作于1913年的《拟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并将其中的宪政模式与《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天坛宪法草案》、《中华民国约法》，以及康有为在不同时期主张过的其他宪政模式相比较。本文的解读表明，康有为在不同时期提出貌似不同的主张，参考不同的外国政治模式，但始终不离其关于其对于后发展国家立宪的多重任务的思想。由于民国 “建国”环节的先天不足，在选择宪政模式的时候，尤其要考虑这些模式是否能够减少内部变乱、促进政治共同体的聚合，增强国家的国际竞争力。而政治参与的扩大，要以宪政制度的稳固为前提。本文认为，康有为在《拟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中宣称以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宪政模式为基本参照，结合中国国情创设中国自身的宪政模式，但实际上部分参照了德意志第二帝国的宪法模式，试图通过适度加强行政权来推进政治共同体的整合。在此基础上，本文认为康有为具有一种不同于“启蒙-革命”范式的宪政思维范式，其特点表现在：（一）重视宪政的国家前提；（二）主张保持历史的连续性，创造性地运用传统的权威来塑造新的精英共识和政治权威；（三）在制度框架稳固的前提下扩大和深化政治参与。这既不是守旧思维，也不是革命思维，而是一种在“与时俱进”中保持审慎的改革思维。在社会各界热切期待和关注政治改革的今天，这位曾经的改革者对其时代政局作出的知识回应，值得我们反复咀嚼与深思。&nbsp;&nbsp;注释：* 北京大学法学院讲师，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政治学博士，电子邮件haiyi98@gmail.com。本文初稿发表于《中外法学》2010年第2期，本稿在初稿基础上有所改动。构思与写作过程中，笔者曾得到赵璕、柯小刚、刘晗、张翔等朋友的启发和帮助，初稿在《中外法学》发表之后又得到邓峰、李启成、强世功、甘超英、薛军等同事的评论，特此感谢。一如既往，文责自负。&nbsp;[1] 代表性作品可参见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页445-452；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第20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页1735；来新夏等：《北洋军阀史》，南开大学出版社，2000年，页21－23。下注2、3、4所引作品，基本亦隐含了这一进步性和落后性的判断。[2] 参见王业兴：《论民国初年议会政治失败的原因》，《历史档案》1996年第4期。徐矛：《中华民国政治制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页69；李新，李宗一主编《中华民国史·第二编第二卷》，中华书局，1987年，页267.[3] 参见刘兰昌：”试析《中华民国宪法》制定过程的特征”，《烟台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2期。[4] 参见袁伟时：“对孙中山史迹的质疑——护法运动与法治的历史经验”，《明报月刊》，2001年7月号；章立凡：“会党与政党”，《博览群书》2004年第8期。[5] 严泉：《失败的遗产：中华首届国会制宪 1913-1923》，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此外，汪朝光《中国近代通史》也展开论述了同盟会-国民党政治缺乏政治经验和社会支持，而北洋集团长于政治策略，善于赢得民意的历史细节。参见汪朝光：《中国近代通史》，第六卷，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页38-45。 但汪著认为1913年立宪过程中袁世凯要求国会增大总统权力，导致“所谓西式民主政治三权分立的原则即在纸面上亦不复存在”，系出于对具体宪政制度的不了解。参见氏著，页58.&nbsp;[6] 对于这一宪法草案尚缺乏专门的研究。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曾提及康氏宪法草案，但未作深入分析，参见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页657，662。刘远征的博士论文《民初知识界理想中的宪法——以私拟宪草和<天坛宪草>为中心的研究》专辟一章讨论康有为的1913年宪法草案，但可惜刘文对于1913年立宪争论的核心议题所在没有准确把握，其分析大多是根据一种先验的“先进”和“落后”标准对于宪法草案文本进行点评。参见刘远征：《民初知识界理想中的宪法——以私拟宪草和<天坛宪草>为中心的研究》，北京大学法学博士论文，2003年4月。此外，夏新华、刘鄂对民初十数个私拟宪章进行了研究，在其中注意到康有为熟悉南美政制，和其见多识广有很大关系。但其研究重点在于对十数个宪章进行比较分析，而非其中一两个宪章，因而康拟宪章并未得到集中处理。参见夏新华、刘鄂：“民初私拟宪草研究”，《中外法学》，2007年第3期。[7] 关于梁启超代表进步党起草的宪政的研究，可参见李秀清：“‘梁启超宪章’与民初宪政模式的选择”，《现代法学》，2001年12月。但李秀清未能注意到梁启超宪章受到康拟宪法草案的深刻影响。“梁启超宪章”在重大立场问题上与康拟宪章完全一致，包括肯定总统必须有解散议会的权力、解散众议院无需参议院同意、大总统任命国务员无需得到国会同意、尊孔与信仰自由并举，其他类似的规定还有由议会两院合成的“国民特会”议决重大事务、设“国家顾问院”、等等。[8] Niall Ferguson. Virtues history: Alternatives and Counter-factual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9, p.85。[9] 孙文的主张表明他是认为中国需要强势行政权的，在这一点上，他与袁世凯、蒋介石、毛泽东没有太大差异。只是他主张这一强势行政权应当掌握在革命党人手里，如果革命党不能掌握行政权，他就宁可削弱行政权。但宋教仁等“议会派”则是真心希望建立“议会中心”的政治。在笔者看来，国民党内部“强势行政”派的最终胜出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只是在民初，无论是出于信仰还是权宜，国民党内各派在“议会中心”这一点上具有相当共识。[10] 1930年代，陈茹玄即指出：“约法虽有责任内阁制之精神，而实未备责任内阁制之体用。”参见陈茹玄：《中国宪法史》，上海世界书局，1933年，页32。[11] 1912年袁世凯和唐绍仪内阁的冲突， 1916-17年黎元洪与段祺瑞、冯国璋与段祺瑞之间发生的“府院之争”，都与《临时约法》在这一问题上的缺陷有关。&nbsp;[12] 参见张玉法：“民国初年的制宪之争”，（台）《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2期，页115. 另外值得注意的一个研究是张永：“民国初年宪法危机——袁世凯与戴高乐宪法主张的对比分析”，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3月。张永将袁世凯加强行政权力的要求与戴高乐在二战后对于第三共和国宪法的批判进行对比，提供了一个很有眼光的切入点。但张文未能展开对具体宪法制度以及关于行政权的重要性的法理分析。[13] 康有为：“拟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康有为全集》，第10卷，页38.[14] 同上，页39。 以《春秋》作为宪法，当然是康有为的比附。萧公权认为这是康有为不懂“西政实况”的结果，笔者极不赞同。相反，康有为对于西方政治的了解，远远超出同时代的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以《春秋》作为宪法也不仅仅是一种临时的话语策略，而是和康有为的政治思维方式有关——在他看来，保持历史的连续性，运用旧的权威为新事物赋予权威，有助于避免道德和政治权威的真空状态。参见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页638，注6。[15] 在汉语之中，“君”、 “民”相对，很容易导向 “君主”/“民主”二元区分，进而导致“君主”与“专制”，“民主”和“共和”之间的等同。自从晚清以来，中国多数知识分子混用“共和”和“民主”二词，不辨其中的微妙差异。这使得西方共和主义的丰富内涵无法得到细致理解。参见赵璕：“‘民主’还是‘民主主义’？——九十年来中国“民主”观念形成的理论逻辑与历史逻辑”，《学术月刊》，2010年第3期。[16] 康有为：“拟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康有为全集》，第10卷，，页40.[17]&nbsp; 同上，页41.[18]&nbsp; 同上，页41.[19]&nbsp; 康有为：“拟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康有为全集》，第10卷，页42. 对总统制助长“金钱政治”的当代分析，可参见Bruce Ackerman and Ian Ayres .Voting with Dollars: A New Paradigm for Campaign Financ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2.[20]&nbsp; 康有为：“拟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康有为全集》，第10卷，页43-44.[21]&nbsp; 康有为：“废省论”，《康有为全集》，第9卷，页358-361。反对“联省自治”是康有为一贯主张。直到1922年曹锟执政立宪时，康有为仍建议将自治单位放在省级单位以下，不可学美国而行“联省自治”，参见康有为：“覆曹锟等书”，《康有为全集》，第11卷，页196-201。在列国中，康有为认同德国的地方自治而非美国的地方自治，因德国的地方自治单位小，不容易造成割据。&nbsp;[22] 中国传统官僚体制中的回避制度，针对的就是这个问题。[23]&nbsp; 康有为：“拟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康有为全集》，第10卷，页46。在法兰西共和国存在的70年中，先后换过105届内阁，证明康有为的观察不虚。[24]&nbsp; 同上，页46。[25]&nbsp; 英国宪法学家白哲特将王室称为英国宪法的尊荣部分。“它们可能不会作较为简单的政体不会做得更好的具体事项，但是它们是开端，是一切工作的必须前提条件。它们召集军队，尽管它们并不赢的战争。”参见沃尔特·白哲特：《英国宪制》，李国庆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页3。[26]&nbsp; 同上，页50。[27]&nbsp; 同上，页50。[28] “彼既卖甲午之高丽，卖戊戌之先帝，又卖今次之满洲，顷又断卖五千年之中国。今者之恨，真欲食其肉而寝其皮。” 康有为：“与梁启超书”， 《康有为全集》第9卷，页336。[29] 康有为：“讨袁世凯檄”，《康有为全集》第10卷，页262-264。[30] 武昌起义后不久，康有为致信黎元洪、黄兴、汤化龙等人，建议拥立衍圣公，虚君共和。参见康有为：“与黎元洪、黄兴、汤化龙书”，《康有为全集》，第9卷，页203，211。但在1917年张勋复辟之后，在7月7日致徐世昌的信中，他回顾了他辛亥年拥立衍圣公的言论，认为有所不妥，衍圣公可凝聚汉人认同，但不能凝聚外蒙古认同，故仍不如清朝皇帝。参见康有为：“与徐世昌书”，《康有为全集》，第9卷，页409。[31] 这一原理和英国宪法学家白哲特的见解如出一辙：“制造一个王室就像收养一位父亲一样困难；属于前者的特殊感情同属于后者的特别亲情一样无法主动创造。”沃尔特·白哲特：《英国宪制》，李国庆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页2-3。[32] 康有为：“共和建设讨论会杂志发刊词”， 《康有为全集》第9卷，页290。[33] 康有为：“拟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康有为全集》，第10卷，页53. 就官方宪法草案而言，直到1919年制定《中华民国宪法草案》时，才第一次出现议会倒阁权和总统停散议会权之间的平衡设计。[34] 同上，页53-54。[35] 参见严泉：《失败的遗产：中华首届国会制宪 1913-1923》，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页148-149。[36] 康有为：“拟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康有为全集》，第10卷，页58. 汉密尔顿在《联邦党人文集》中曾讨论过参议院对于总统提名的同意权。他认为这主要是为了防止总统任人唯亲，促使总统提名更为审慎。但实际上这一权力不会经常行使，因为参议院驳回总统提名之后，并不知道总统以后提的人选是否符合己意。汉密尔顿反对众议院具有对总统提名的同意权，因为众议院变动性大、人数多，很容易造成延宕。 参见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联邦党人文集》，程逢如等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页384-385，388-389。[37] 同上，页73。[38]&nbsp; 同上，页61。[39]&nbsp; 王宠惠：“中华民国宪法刍议”，《王宠惠法学文集》，页18-19。[40]&nbsp; 约翰·密尔曾在其《代议制政府》中指出这一危险：“议会越来越干涉行政具体事务的倾向是很强烈的，这就是代议制政府将来要面临的实际危险之一...... ” 约翰·密尔：《代议制政府》，汪瑄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页76-81[41]&nbsp; 康有为：“拟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康有为全集》，第10卷，页64。[42]&nbsp; 同上，页72-73。[43]&nbsp; 赫伯特·J. 斯托林： 《反联邦党人赞成什么？》汪庆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页30，34-35。汉密尔顿等：《联邦党人文集》，程逢如等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页49。[44]&nbsp; 康有为：“奥政党考”，《康有为全集》，第9卷，页292。[45]&nbsp; 同上，页293。[46]&nbsp; 康有为：“共和建设讨论会杂志发刊词”， 《康有为全集》第9卷，页290。[47]&nbsp; 康有为：“中华救国论”，《康有为全集》，第9卷，页325。[48]&nbsp; 宗方小太郎：《辛壬日记·一九一二年中国之政党结社》，中华书局，2004年，页107。[49]&nbsp; 参见张玉法：《民国初年的政党》，岳麓书社，2004年。[50] 康有为：“拟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康有为全集》，第10卷，页65。[51] 康有为对国询院的基本设计是，设顾问共十五人，议会两院各举五人，总统举五人。大事行政，总统须得过国询院之同意。司法、都察、审计诸长官，也由国询院多数选举产生，得到参议院同意，由总统公布。之所以由国询院来选举这些部门长官，乃是考虑到几个因素：第一，这些长官本来就是履行监督职能的，不应由总统任命；第二，如果由国会选举，人数太多，很难获得同意，而且国会有闭会的时候。这一制度的设计结合了西方的代议政治与中国古代发达的咨询政治，在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中间开辟了一个协商的空间，有助于行政机关直接汲取立法机关中的精英人才的才智，并促进两权之间的沟通，避免发生正面的对抗。[52] 康有为：“拟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康有为全集》，第10卷，页72。[53] 同上，页75. 英国大 法官在内阁中的阁员地位直到2003年６月１２日才受英国首相布莱尔(Tony Blair) 撤销。[54] 同上，页75。[55] 康有为：“补德国游记”， 《康有为全集》，第8卷，页336。[56] 康有为：“德国游记”，《康有为全集》，第7卷，页443。[57] 同上，页444。[58] 康有为：“奥政党考”，《康有为全集》，第9卷，页293。[59] 康有为：“德国游记”，《康有为全集》，第7卷，页443。[60] 同上，页 444。[61] 同上，页444。&nbsp;[62] 同上，页448。&nbsp;[63] “吾国人性质风俗甚类德人，以民多而贫苦，故坚忍折节，苦心劳力，计久远，善储藏，能俭节，屈己以适人，舍家而远游，忍辱以精进，改籍而不忘本国，能招引国人游外，服从法律，勤勉谨信，近者知爱国合群，无不与德人同，但教未及耳。” 同上，页460。&nbsp;[64] 康有为：“汉族宜忧外分勿内争论”，《康有为全集》，第9卷，页257-272。&nbsp;[65] 康有为：“致黎元洪、段祺瑞书”，《康有为全集》，第9卷，页371. 此节历史，另可参见徐国琦：《中国与大战》，马建标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页219。&nbsp;[66] 康有为：“与徐世昌书”，《康有为全集》，页409。&nbsp;[67] 康有为：“拟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康有为全集》，第10卷，页83。&nbsp;[68] 康有为：“补德国游记”，《康有为全集》，第8卷，页336。&nbsp;[69] 即便是美国的国父们也作出了一些重要的妥协，如在奴隶问题上的妥协。没有这个妥协，宪法不可能得到各州的批准。&nbsp;[70] 夏尔·戴高乐：《战争回忆录》（第三卷下），陈焕章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81年，页584。这一视角得益于下文的启发，参见张永：“民国初年宪法危机——袁世凯与戴高乐宪法主张的对比分析”，《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3月。&nbsp;[71] 康为有：“拟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康有为全集》第10卷，页86。&nbsp;[72] 同上，页85-86。&nbsp;[73] 1912年5月，康有为曾作《国会选举案》，即国会选举法的立法建议稿，规定选举权的财产限制为千元以上不动产或资本；或年收入一百元以上，纳税五元以上。参见康有为：“国会选举案”，《康有为全集》，第9卷，页303。康氏规定的标准远高于临时参议院不久后通过的《中华民国国会组织法》所设财产标准，该法规定有五百元以上不动产或年纳税两元以上，即有选举权。而晚清“立宪”时所规定的财产标准更高，为五千元。参见张朋园：“从民初国会选举看政治参与”，载张玉法主编：《中国现代史论集》第4辑，台北：联经事业出版公司，1980年，页85。不过，清廷仿照西方各国设置财产标准来限制参政资格的做法，与中国政治传统有相当冲突，因中国行科举以来，工农皆可科举入仕，绝无加以财产限制的道理。首次谘议局选举，多数当选议员也都是通过申报教育程度而取得选举资格。参见张朋园：《立宪派与辛亥革命》，吉林出版集团，2007年，页16，26－27。
  19. 张枣：诗选
    文学 2010/03/20 | 阅读: 1949
    张枣，1962-2010，湖南长沙人。当代著名诗人，德国图宾根大学文哲博士，任教于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1988年在国内出版的诗集有 《春秋来信》，2000年获安高诗歌奖。2010年3月8日凌晨4时39分因肺癌在德国图 宾根大学医院去世。张枣十五岁即考入湖南师范大学外文系，后又在四川外国语学院读英美文学硕士学位，1986年旅居德国，1996年获图宾根大学文学博士学位，之后在 德国和中国的几所高校讲授诗歌课程。1998年出版诗集《春秋来信》，2000年获安高诗歌奖。 *春秋来信 1 这个时辰的背面，才是我的家， 它在另一个城市里挂起了白旗。 天还没亮，睡眠的闸门放出几辆 载重卡车，它们恐龙般在拐口 撕抢某件东西，本就没有的东西。 我醒来。 身上一颗绿扣子滚落。 &nbsp; 2 我们的绿扣子，永恒的小赘物。 云朵，砌建着上海。 我心中一幅蓝图 正等着增砖添瓦。我挪向亮处， 那儿，鹤，闪现了一下。你的信 立在室中央一柱阳光中理着羽毛-- 是的，无需特赦。得从小白菜里， 从豌豆苗和冬瓜，找出那一个理解来， 来关掉肥胖和机器-- 我深深地 被你身上的矛盾吸引，移到窗前。 四月如此清澈，好似烈酒的反光， 街景颤抖着组合成深奥的比例。 是的，我喊不醒现实。而你的声音 追上我的目力所及："我， 就是你呀！我也漂在这个时辰里。 工地上就要爆破了，我在我这边 鸣这面锣示警。游过来呀， 接住这面锣，它就是你错过了的一切。" &nbsp; 3 我拾起地上的绿扣子，吹了吹。 开始忙我的事儿。 静的时候， 窗下经过的邮差以为我是我的肖像； 有时我趴在桌面昏昏欲睡， 双手伸进空间，像伸进一付镣铐， 哪儿，哪儿，是我们的精确呀？ ......绿扣子。 &nbsp; 何人斯 究竟那是什么人？在外面的声音 只可能在外面。你的心地幽深莫测 青苔的井边有棵铁树，进了门 为何你不来找我，只是溜向 悬满干鱼的木梁下，我们曾经 一同结网，你钟爱过跟水波说话的我 你此刻追踪的是什么？ 为何对我如此暴虐 &nbsp; 我们有时也背靠着背，韶华流水 我抚平你额上的皱纹，手掌因编织 而温暖；你和我本来是一件东西 享受另一件东西；纸窗、星宿和锅 谁使眼睛昏花 一片雪花转成两片雪花 鲜鱼开了膛，血腥淋漓；你进门 为何不来问寒问暖 冷冰冰地溜动，门外的山丘缄默 &nbsp; 这是我钟情的第十个月 我的光阴嫁给了一个影子 我咬一口自己摘来的鲜桃，让你 清洁的牙齿也尝一口，甜润的 让你也全身膨胀如感激 为何只有你说话的声音 不见你遗留的晚餐皮果 空空的外衣留着灰垢 不见你的脸，香烟袅袅上升-- 你没有脸对人，对我？ 究竟那是什么人？一切变迁 皆从手指开始。伐木丁丁，想起 你的那些姿势，一个风暴便灌满了楼阁 疾风紧张而突兀 不在北边也不在南边 我们的甬道冷得酸心刺骨 &nbsp; 你要是正缓缓向前行进 马匹悠懒，六根辔绳积满阴天 你要是正匆匆向前行进 马匹婉转，长鞭飞扬 &nbsp; 二月开白花，你逃也逃不脱，你在哪儿 休息 哪儿就被我守望着。你若告诉我 你的双臂怎样垂落，我就会告诉你 你将怎样再一次招手；你若告诉我 你看见什么东西正在消逝 我就会告诉你，你是哪一个 &nbsp; &nbsp; 镜中 &nbsp; 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 梅花便落了下来 比如看她游泳到河的另一岸 比如登上一株松木梯子 危险的事固然美丽 不如看她骑马归来 面颊温暖 羞惭。低下头，回答着皇帝 一面镜子永远等候她 让她坐到镜中常坐的地方 望着窗外，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 梅花便落满了南山 &nbsp; 十月之水 "九五"：鸿渐于陵，妇三岁不孕终莫之胜。吉。--《易经·渐》 1 你不可能知道那有什么意义 对面的圆圈们只死于白天 你已穿上书页般的衣冠 步行在恭敬的瓶形尸首间 花不尽的铜币和月亮，嘴唇也 渐渐流走，冷的翠袖中止在途中 机密的微风从侧面撤退 一缕缕，唤醒霜中的眉睫 就这样珍珠们成群结队 沿十月之水，你和她行走于一根琴弦 你从那天起就开始揣测这个意义 十月之水边，初秋第一次听到落叶 2 我们所猎之物恰恰只是自己 鸟是空气的邻居，来自江南 一声枪响可能使我们中断蒙汛 可能断送春潮，河商的妻子 她的眺望可能也包含你 你的女儿们可能就是她抽泣的腰带 山丘也被包含在里面，白兔往往迷途 十年前你追逐它们，十年后你被追逐 因为月亮就是高高悬向南方的镜子 花朵随着所猎之物不分东西地逃逸 你翻掌丢失一个国家，落花也拂不去 一个安静的吻可能撒网捕捉一湖金鱼 其中也包括你，被抚爱的肉体不能逃逸 3 爻辞由干涸之前的水波表情显现 你也显现在窗口边，水鸟飞上了山 而我的后代仍未显现在你里面 水鸟走上了山洞，被我家长河止 我如此被封锁至再次的星占之后 大房子由稀疏的茅草遮顶 白天可以望到细小手指般的星星 黄狗往缝隙里张望 我早已不在里面 我如此旅程不敢落宿别人的旅店 板桥霜迹，我礼貌如一块玉坠 如此我承担从前某个人的叹息和微笑 如此我又倒映我的后代在你里面 4 你不知道那究竟有什么意义 开始了就不能重来，圆圈们一再扩散 有风景若鱼儿游弋，你可能是另一个你 当蝴蝶们逐一金属般爆炸、焚烧、死去 而所见之处仅仅遗留你的痕迹 此刻你发现北斗星早已显现 植物齐声歌唱，白昼缓缓完结 你在停步时再次闻到自己的香味 而她的热泪汹涌，动情地告诉我们 这就是她钟情的第十个月 落日镕金，十月之水逐渐隐进你的肢体 此刻，在对岸，一定有人梦见了你 &nbsp; &nbsp; 深秋的故事 向深秋再走几日 我就会接近她震悚的背影 她开口说江南如一棵树 我眼前的景色便开始结果 开始迢递；呵，她所说的那种季候 仿佛正对着逆流而上的某个人 开花，并穿越信誓的拱桥 &nbsp; 落下一片叶 就知道是甲子年 我身边的老人们 菊花般的升腾、坠地 情人们的地方蚕食其它的地方 她便说江南如她的发型 没有雨天，纸片都成了乳燕 &nbsp; 而我渐渐登上了晴朗的梯子 诗行中有栏杆，我眼前的地图 开始飘零，收敛 我用手指清理着落花 一遍又一遍地叨念自己的名字，仿佛 &nbsp; 那有着许多小石桥的江南 我哪天会经过，正如同 经过她寂静的耳畔 她的袖口藏着皎美的气候 而整个那地方 也会在她的脸上张望 也许我们不会惊动那些老人们 他们菊花般升腾坠地 清晰并且芬芳 &nbsp; &nbsp; 望远镜 我们的望远镜像五月的一支歌谣 鲜花般的讴歌你走来时的静寂 它看见世界把自己缩小又缩小，并将 距离化成一片晚风，夜莺的一点泪滴 &nbsp; 它看见生命多么浩大，呵，不，它是闻到了 这一切：迷途的玫瑰正找回来 像你一样奔赴幽会；岁月正脱离 一部痛苦的书，并把自己交给浏亮的雨后的 &nbsp; 长笛；呵，快一点，再快一点，跃阡度陌 不在被别的什么耽延；让它更紧张地 闻着，呓语着你浴后的耳环发鬓 请让水抵达天堂，飞鸣的箭不在自己 哦，无穷的山水，你腕上羞怯的脉搏 神的望远镜像五月的一支歌谣 看见我们更清晰，更集中，永远是孩子 神的望远镜还听见我们海誓山盟 &nbsp; &nbsp; 娟娟 仿佛过去重叠又重叠只剩下 一个昨天，月亮永远是那么圆 旧时的装束从没有地方的城市 清理出来，穿到你温馨的身上 接着变天了，湿漉漉的梅雨早晨 我们的地方没有伞，没有号码和电话 也没有我们居住，一颗遗忘的樟脑 袅袅地，抑不住自己，嗅着 &nbsp; 自己，嗅着自己早布设好的空气 我们自己似乎也分成了好多个 任凭空气给我们侧影和善恶 给我们灾难以及随之而来的动作 &nbsp; 但有一天樟脑激动地憋白了脸 像沸腾的水预感到莫名的消息 满室的茶花兀然起立，娟娟 你的手紧握在我的手里 我们的掌纹正急遽地改变 &nbsp; &nbsp; 蝴蝶 如果我们现在变成一对款款的 蝴蝶，我们还会喁喁地谈这一夜 继续这场无休止的争论 诉说蝴蝶对上帝的体会 &nbsp; 那么上帝定是另一番景象吧，好比 灯的普照下一切都像来世 呵，蓝眼睛的少女，想想你就是 那只蝴蝶，痛苦地醉到在我胸前 &nbsp; 我想不清你那最后的容颜 该描得如何细致，也不知道自己 该如何吃，喂养轻柔的五脏和翼翅 &nbsp; 但我记得我们历经的水深火热 我们曾咬紧牙根用血液游戏 或者真的只是一场游戏吧 &nbsp; 当着上帝沉默的允许，行尸走肉的金 当着图画般的雪雨阴晴 五彩的虹，从不疼的标本 &nbsp; 现在一切都在灯的普照下 载蠕载袅，呵，我们迷醉的悚透四肢的花粉 我们共同的幸福的来世的语言 在你平缓的呼吸下一望无垠 &nbsp; 所有镜子碰见我们都齐声尖叫 我们也碰着了刀，但不再刺身 碰翻的身体自己回头站好像世纪末 拐角和树，你们是亲切的衣襟 &nbsp; 我们还活着吗？被损颓然的嘴和食指？ 还活在鸡零狗碎的酒的星斗旁边？ &nbsp; 哦，上帝呵，这里已经是来世 我们不堪解剖的蝴蝶的头颅 记下夜，人，月亮和房子，以及从未见过的 一对喁喁窃语的情侣 &nbsp; &nbsp; 楚王梦雨 我要衔接过去一个人的梦 纷纷雨滴同享的一朵闲云 宫殿春夜般生，酒沫鱼样跃 让那个对饮的，也举落我的手 我的手扪脉，空亭吐纳云雾 我的梦正梦见另一个梦呢 &nbsp; 枯木上的灵芝，水腰分上绢帛 西边的飞蛾探听夕照的虚实 它们刚刚辞别幽居，必定见过 那个一直轻呼我名字的人 那个可能鸣翔，也可能开落 给人佩玉，又叫人狐疑的空址 她的践约可能中断潮湿的人 &nbsp; 真奇怪，雨滴还未发落前夕 我已想到周围的潮湿呢 青翠的竹子可以拧出水 山阿来的风吹入它们的内心 而我的耳朵似乎飞到了半空 或者是凝伫了而燃烧吧，燃烧那个 一直戏睡在它里面，那湫隘的人 &nbsp; 还烧烧她的耳朵，烧成灰烟 决不叫她偷听我心的饥饿 你看，这醉我的世界含满了酒 竹子也含了晨曦和皎月 它们萧萧的声音多痛，多痛 愈痛我愈是要剥它，剥成鼻孔 那么我的痛也是世界的痛 &nbsp; 请你不要再听我了 我知道你在某处，隔风嬉戏 空白地的梦中之梦，假的荷花 令我彻夜难眠的住址 如果雨滴有你，火焰岂不是我 人同道殊，而殊途同归 我要，我要，爱上你神的热泪。 &nbsp; &nbsp; 罗蜜欧与朱丽叶 他最后吻了吻她夭灼的桃颊， 便认定来世是一块风水宝地； 嫉妒死永霸了她姣美的呼吸， 他便将穷追不舍的剧毒饮下。 &nbsp; 而她，看在眼里，急得直想尖咒： "错了，傻孩子，这两分钟的死 还不是为了生而演的一出戏？！" 可她喊不出，象黑夜愧对白昼。 &nbsp; 待到她挣脱了这场噩梦之网， 她的罗蜜欧已变成另两分钟。 她象白天疑惑地听了听夜晚。 &nbsp; 唉，夜莺的婚曲怎么会是假的？ 世界人声鼎沸，游戏层出不穷-- 她便杀掉死踅进生的真实里。 &nbsp; &nbsp; 梁山伯与祝英台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他们每天 读书猜迷，形影不离亲同手足， 他没料到她的里面美如花烛， 也没想过抚摸那太细腻的脸。 &nbsp; 那对蝴蝶早存在了，并看他们 衣裳清洁，过一座小桥去郊游。 她喏在后面逗他，挥了挥衣袖， 她感到他象图画，镶在来世中。 &nbsp; 她想告诉他一个寂寞的比喻， 却感到自己被某种轻盈替换， 陌生的呢喃应合着千思万绪。 &nbsp; 这是蝴蝶腾空了自己的存在， 以便容纳他俩最芬芳的夜晚： 他们深入彼此，震悚花的血脉。 &nbsp; &nbsp; 爱尔莎和隐名骑士 她遇险的时候恰好正在做梦， 因此那等她的死刑不能执行， 她全心憧憬一个飘渺的名姓， 风儿叮咚，吹响了远方的警钟。 &nbsp; 于是云开了，路移了，万物让道， 最远的水翡翠般摆设到眼前。 嗬，她的骑士赫然走近她身边， 还有那天鹅，令世界大感蹊跷。 &nbsp; 可危险过后她却恢复了清醒， "这是神迹，这从天而降的幸福， 我平凡的心儿实在不敢相信。" &nbsp; 于是她求他给不可名的命名。 这神的使者便离去，万般痛苦-- 人间的命名可不是颁布死刑？ &nbsp; &nbsp; 丽达与天鹅 你把我留下像留下一个空址， 那些灿烂的动作还住在里面。 我若伸进我体内零星的世界， 将如何收拾你隳突过的形迹？ &nbsp; 唉，那个令我心惊肉跳的符号， 浩渺之中我将如何把你摩挲？ 你用虚空叩问我无边的闲暇， 为回答你，我搜遍凸凹的孤岛。 &nbsp; 是你教会我跟自己腮鬓相磨， 教我用全身的妩媚将你描绘， 看，皓月怎样摄取汪洋的魂魄。 &nbsp; 我一遍又一遍挥霍你的形象， 只企盼有一天把你用完耗毁-- 可那与我相似的，皆与你相反。 &nbsp; 吴刚的怨诉 &nbsp; 无尽的盈缺，无尽的恶心， 上天何时赐我死的荣幸？ 咫尺之遥却离得那么远， 我的心永远喊不出"如今"。 &nbsp; 瞧，地上的情侣搂着情侣， 燕子返回江南，花红草绿。 再暗的夜也有人采芙蓉。 有人动辄就因伤心死去。 &nbsp; 可怜的我再也不能幻想， 未完成的，重复着未完成。 美酒激发不出她的形象。 &nbsp; 唉，活着，活着，意味着什么？ 透明的月桂下她敞开身， 而我，诅咒时间崩成碎末。 &nbsp; &nbsp; 色米拉肯求宙斯显现 "如果你是人就求求你更是人 如果你不是如果除了人之外 一切都是神就请你给个明证 我一定要瞻一眼真理的风采！" &nbsp; 宙斯在他那不得已的神境中 有些惊慌失措，他将如何解释 他那些万变不离其宗的化身？ 他无术真成另一个，无法制止 &nbsp; 这个非得占领他真身的美女， 除了用死，那不可忍受的雷电-- 于是他任凭自己返回进自己 &nbsp; 唉，可怜的花容月貌，岂能抵御 这一瞬？！唉，这撮焦土惜未能见 那酒和歌的领队，她的亲生子。 &nbsp; &nbsp; 在森林中 1. 几件你拖欠的事情， 乌云般把你叫到小山顶。 落叶的滑翔机， 远处几个跳伞的小问号蠕袅地落进 风景的瓶颈里。天气中似乎有谁在演算 一道数学题。 你焦灼。 钟声，钟声把一件无头的金铠甲 抛到森林的深处。那儿，雾 在秋风的边角运转着，启动 一个搁置的图像， 一个状如闹钟内部的温暖机房。 那儿，你走动。 &nbsp; 2. 你走动，似乎森林不在森林中。 松鼠如一个急迫的越洋电话劈开林径。 听着：出事了。 天空浮满故障， 一个广场倒扣了过来。 &nbsp; 你挂下话筒，身上尽是枫叶。 &nbsp; 蘑菇，把古铜色的螺钉拧得更紧---- 使一家磁器店嵌入葱翠的自由大街， 使那些替死亡当侦探的影子 尾随进来。 他们瞥了瞥发票上的零， 身子分成好几瓣踅出玻璃旋门。 他们向右拐，指了指 对岸的森林。 &nbsp; 迷离的蝴蝶效应。 正午，流水吹着笛子。 磁器皎洁的表情，多姿的芭蕾舞。 它们说:砸吧。我们什么也不说。 &nbsp; 3. 你狂暴地走动。 那发票就攥在你手中， 你想去取回你那被典押的影子。 森林转暗，雨滴敲击着密叶的键盘， 你迷失。而 希望，总在左边。向左， 那儿，路标上一个哑默的抽象人 朝你点了点头； 绿，守候在树身里如母亲， 轻脆地拧着精确的齿条。 几只啄木鸟，边说边做， 一圈圈声波在时光中荡漾。 &nbsp; 几只啄木鸟，充盈了整座森林，和 星期一。 &nbsp; 4. 一圈空地。 长跑者停在那儿修理他呼吸的器械。 他的干渴开放出满树的红苹果， 飘香升入金钟塔，归还或断送现实。 他因干渴而深感孤独。他低头琢磨 他暖和的掌心:它仿佛是个火车站， 人声鼎沸。一群去郊游的孩子泼下几绺 缤纷的水柱。 光，派出一个酷似扳道工的影子站在岔道口。 他觉得他第一次从宇宙获得了双手，和 暴力。 &nbsp; &nbsp; 父亲 &nbsp; 1962年，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他， 还年轻，很理想，也蛮左的，却戴着 右派的帽子。他在新疆饿得虚胖， 逃回到长沙老家。他祖母给他炖了一锅 猪肚萝卜汤，里边还漂着几粒红枣儿。 室内烧了香，香里有个向上的迷惘。 &nbsp; 这一天，他真的是一筹莫展。 他想出门遛个弯儿，又不大想。 他盯着看不见的东西，哈哈大笑起来。 他祖母递给他一支烟，他抽了，第一次。 他说，烟圈弥散着"咄咄怪事"这几个字。 &nbsp; 中午，他想去湘江边的橘子洲头坐一坐， 去练练笛子。 &nbsp; 他走着走着又不想去了， 他沿着来路往回走，他突然觉得 &nbsp; 总有两个自己， 一个顺着走， 一个反着走， 一个坐到一匹锦绣上吹歌， 而这一个，走在五一路，走在不可泯灭的 真实里。 &nbsp; 他想，现在好了，怎么都行啊。 &nbsp; 他停下。他转身。他又朝橘子洲头的方向走去。 他这一转身，惊动了天边的一只闹钟。 他这一转身，搞乱了人间所有的节奏。 他这一转身，一路奇妙，也 变成了我的父亲。 &nbsp; &nbsp; 边缘 &nbsp;像只西红柿躲在秤的边上，他总是 躺着。有什么闪过，警告或燕子，但他 一动不动，守在小东西的旁边。秒针移到 十点整，闹钟便邈然离去了；一支烟 也走了，携着几幅变了形的蓝色手铐 他的眼睛，云，德国锁。总之，没走的 都走了。 空，变大。他隔得更远，但总是 某个边缘：齿轮的边上，水的边上，他自个人儿的 边上。他时不时望着天，食指向上， 练着细瘦而谵狂的书法："回来！" 果真，那些走了样的都又返回了原样： 新区的窗满是晚风，月亮酿着一大桶金啤酒； 秤，猛地倾斜，那儿，无限 像一头息怒的狮子 卧到这只西红柿的身边。&nbsp;&nbsp;枯坐 枯坐的时候，我想，那好吧，就让我 &nbsp; 象一对夫妇那样搬到海南岛 去住吧，去住到一个新奇的节奏里-- 那男的是体育老师，那女的很聪明，会抄股； 就让我住到他们一起去买锅碗瓢盆时 胯骨叮当响的那个节奏里。 在路边摊， 那女的第一次举起一个椰子，喝一种 说不出口的沁甜；那男的望着海，指了指 带来阵雨的乌云里的一个熟人模样，说：你看， 那像谁？那女的抬头望，又惊疑地看了看 他。突然，他们俩捧腹大笑起来。 &nbsp; 那女的后来总结说： 我们每天都随便去个地方，去偷一个 惊叹号， 就这样，我们熬过了危机。 &nbsp; (赠Y.L.) &nbsp; &nbsp; 狷狂的一杯水 薄荷先生闭着眼，盘腿坐在角落。 雪飘下，一首诗已落成， 桌上的一杯水欲言又止。 &nbsp; 他怕见这杯水过于四平八稳， 正如他怕见猥亵。 他爱满满的一杯---那正要 内溢四下，却又，外面般 &nbsp; 欲言又止，忍在杯口的水，忍着， 如一个异想,大而无外， 忍住它高明而无形的翅膀。 &nbsp; 因此，薄荷先生决不会自外于自己，那 漫天大雪的自己，或自外于 &nbsp; 被这蓝色角落轻轻牵扯的 来世，它伺者般端着我们 如杯子，那里面，水，总倾向于 &nbsp; 多，总惶惑于少，而 这个少，这个少，这才是 我们唯一的溢满尘世的美满。 &nbsp; 厨师 未来是一阵冷颤从体内收刮 而过，翻倒的醋瓶渗透筋骨。 厨师推门，看见黄昏像一个小女孩， 正用舌尖四处摸找着灯的开关。 室内有着一个孔雀一样的具体， 天花板上几个气球，还活着一种活： 厨师忍住突然。他把豆腐一分为二， 又切成小寸片，放进鼓掌的油锅， 煎成金黄的双面； 再换另一个锅， 煎香些许姜末肉泥和红艳的豆瓣， 汇入豆腐；再添点黄酒味精清水， 令其被吸入内部而成为软的奥妙； 现在，撒些青白葱丁即可盛盘啦。 厨师因某个梦而发明了这个现实， 户外大雪纷飞，在找着一个名字。 从他痛牙的深处，天空正慢慢地 把那小花裙抽走。 从近视镜片，往事如精液向外溢出。 厨师极端地把 头颅伸到窗外，菜谱冻成了一座桥， 通向死不相认的田野。他听呀听呀： 果真，有人在做这道菜，并把 这香喷喷的诱饵摆进暗夜的后院。 有两声"不"字奔走在时代的虚构中， 像两个舌头的小野兽，冒着热气 在冰封的河面，扭打成一团...... &nbsp; &nbsp; 大地之歌 &nbsp; 1. 逆着鹤的方向飞，当十几架美军隐形轰炸机 偷偷潜回赤道上的母舰，有人 心如暮鼓。 而你呢，你枯坐在这片林子里想了 一整天，你要试试心的浩渺到底有无极限。 你边想边把手伸进内裤，当一声细软的口音说： "如果没有耐心，侬就会失去上海"。 你在这一万多公里外想着它电信局的中心机房， 和落在瓷砖地上的几颗话梅核儿。 那些 通宵达旦的东西，剎不住的东西；一滴饮水　 和它不肯屈服于化合物的上亿个细菌。 你越想就越焦虑，因为你不能禁止你爱人的 咏叹调这天果真脱颖而出，谢幕后很干渴， 那些有助于破除窒息的东西；那些空洞如蓝图 又使邻居围拢一瓶酒的东西；那些曲曲折折 但最终是好的东西；使秤翘向斤斤计较又 忠实于盈满的东西；使地铁准时发自真实并 让忧郁症免费乘坐三周的东西； 那会是什么呢？ 诱人如一盘韭黄炒鳝丝：那是否就是大地之歌？ &nbsp; 2. 人是戏剧，人不是单个。 有什么总在穿插，联结，总想戳破空虚，并且 仿佛在人之外，渺不可见，像 鹤...... &nbsp; 3. 你不是马勒，但马勒有一次也捂着胃疼，守在 角落。你不是马勒，却生活在他虚拟的未来之中， 迷离地忍着， 马勒说：这儿用五声音阶是合理的，关键得加弱音器， 关键是得让它听上去就像来自某个未知界的 微弱的序曲。错，不要紧，因为完美也会含带 另一个问题， 一位女伯爵翘起小姆指说他太长， 马勒说：不，不长。 &nbsp; 4. 此刻早已是未来。 但有些人总是迟了七个小时， 他们对大提琴与晾满弄堂衣裳的呼应 竟一无所知。 &nbsp; 那些生活在凌乱皮肤里的人； 摩天楼里 那些猫着腰修一台传真机，以为只是哪个小部件 出了毛病的人，（他们看不见那故障之鹤，正 屏息敛气，口衔一页图解，蹑立在周围）；　 那些偷税漏税还向他们的小女儿炫耀的人； 那些因搞不到假公章而煽自己耳光的人； 那些从不看足球赛又蔑视接吻的人； 那些把诗写得跟报纸一模一样的人，并咬定 那才是真实，咬定讽刺就是讽刺别人 而不是抓自己开心，因而抱紧一种倾斜， 几张嘴凑到一起就说同行坏话的人； 那些决不相信三只茶壶没装水也盛着空之饱满的人， 也看不出室内的空间不管如何摆设也 去不掉一个隐藏着的蠕动的疑问号； 那些从不赞美的人，从不宽宏的人，从不发难的人； 那些对云朵模特儿的扭伤漠不关心的人； 那些一辈子没说过也没喊过"特赦"这个词的人；　 那些否认对话是为孩子和环境种植绿树的人； &nbsp; 他们同样都不相信：这只笛子，这只给全城血库 供电的笛子，它就是未来的关键。 一切都得仰仗它。 &nbsp; 5. 鹤之眼：里面储有了多少张有待冲洗的底片啊！ &nbsp; 6. 如何重建我们的大上海，这是一个大难题： &nbsp; 首先，我们得仰仗一个幻觉，使我们能盯着 某个深奥细看而不致晕眩，并看见一片叶 （铃鼓伴奏了一会儿），它的脉络 呈现出最优化的公路网，四通八达； 我们得相信一瓶牛奶送上门就是一瓶牛奶而不是 别的； &nbsp; 我们得有一个电话号码，能遏止哭泣； 我们得有一个派出所，去领会我们被反绑的自己； 我们得学会笑，当一大一小两只西红柿上街玩， 大的对小的说：Catch-up！"； &nbsp; 我们得发誓不偷书，不穿鳄鱼皮鞋，不买可乐； 我们得发明宽敞，双面的清洁和多向度的 透明，一如鹤的内心； &nbsp; 是呀，我们得仰仗每一台吊车，它恐龙般的 骨节爱我们而不会让我们的害怕像 失手的号音那样滑溜在头皮之上； 如果一班人开会学文件，戒备森严，门窗紧闭， 我们得知道他们究竟说了我们什么； 我们得有一个"不"的按钮，装在伞把上； 我们得有一部好法典，像 田纳西的山顶上有一只瓮； 而这一切， 这一切，正如马勒说的，还远远不够， &nbsp; 还不足以保证南京路不迸出轨道，不足以阻止 我们看着看着电扇旋闪一下子忘了 自己的姓名，坐着呆想了好几秒，比 文明还长的好几秒，直到中午和街景，隔壁 保姆的安徽口音，放大的米粒，洁水器， 小学生的广播操，剎车，蝴蝶，突然 归还原位：一切都似乎既在这儿。　 又在飞啊。 鹤， 不只是这与那，而是 一切跟一切都相关； 三度音程摆动的音型。双簧管执拗地导入新动机。 马勒又说，是的，黄浦公园也是一种真实， 但没有幻觉的对位法我们就不能把握它。 我们得坚持在它正对着 浦东电视塔的景点上，为你爱人塑一座雕像： 她失去的左乳，用一只闹钟来接替，她 骄傲而高耸，洋溢着补天的意态。 指针永远下岗在12:21， 这沸腾的一秒，她低回咏叹：我 满怀渴望，因为人映照着人，没有陌生人； 人人都用手拨动着地球； 这一秒， 至少这一秒，我每天都有一次坚守了正确 并且警示： 仍有一种至高无上...... 1999.（赠东东） &nbsp; &nbsp; &nbsp; 醉时歌 &nbsp; &nbsp; 昨夜，当晚会向左袅袅漂移，酒 突然甜得鞠躬起来。音符的活虾儿 从大提琴蹦遛出来，又"唰"地 立正在酒妙处，仿佛欢迎谁去革命， 有个胖子边哭边从西装内兜掏出一挂鞭炮， 但没有谁理他。唉，不要近得这么远， 七八个你不要把头发甩来甩去， 茶壶里的解放区不要倾泻，绽碎， 不要对我鞠躬，鹿在桌下呦鸣， 有个干部模样的人掂足，举杯，用 零钱的口吻对外宾说:"吃鸡吧"， 酒提前笑了。我继续向左漂移，我 就是那个胖子怎么也点不亮那挂鞭炮 我的心在万里外一间空电话亭吟唱， 是否有个刺客会如约而来地球 露出了蓝尾巴，只有一条湿腻的毛巾 递了过来，一叶空舟自寒波间折回。 东倒西歪啊，让我们从它身上 提炼出另一个东三省，一条高速路， 通向袅娜多姿，通向七八个你， 你叫小翠，这会儿不见了，或许 正偎着石狮朝万里外那电话亭拨手机， (她的小爱人约好来那儿等电话， 但他没来，她想象着那边的空幻)。 她回到这儿，四周正在崩溃，仿佛 对面满是风信子。一个老混混晃过来， 与谁干杯。性格从各人的手指尖 滴漏着，胖子的鞭炮还没点燃， 有人把打火机夺了过去，"我心里，" 胖子呕吐道:"清楚得很，不，朕，" 胖子拍拍自己，"朕，心里有数。" 刺客软了下来。厅外，冰封锁着消息。 "向左，向左，"胖子把刺客扶进厕所。 刺客亲了缺席一口，像亲了亲秦王。 秦王啊缺席如刺客。而我，像那 胖子，朝遍地的天意再三鞠躬；我或是 那醉汉，万里外，碰巧在电话亭旁， 听着铃声，蹀躞过来，却落后于沉寂， 那醉汉等在那空电话亭边，唱啊唱： "远方啊远方，你有着本地的抽象!" &nbsp; &nbsp; 卡夫卡致菲丽丝 1 我叫卡夫卡，如果您记得 我们是在M.B，家相遇的。 当您正在灯下浏览相册， 一股异香袭进了我心底。 &nbsp; 我奇怪的肺朝向您的手， 象孔雀开屏，乞求着赞美。 您的影在钢琴架上颤抖， 朝向您的夜，我奇怪的肺。 &nbsp; 象圣人一刻都离不开神， 我时刻惦着我的孔雀肺。 我替它打开血腥的笼子。 &nbsp; 去呀，我说，去帖紧那颗心： "我可否将你比作红玫瑰？" 屋里浮满枝叶，屏息注视。 &nbsp; 2 布拉格的雪夜，从交叉的小巷 跑过小偷地下党以及失眠者。 大地竖起耳朵，风中杨柳转向， 火在萧瑟？不，那可是神的使者。 &nbsp; 他们坚持说来的是一位天使， 灰色的雪衣，冻得淌着鼻血 他们说他不是那么可怕，伫止 在电话亭旁，斜视满天的电线， &nbsp; 伤心的样子，人们都想走近他， 摸他。但是，谁这样想，谁就失去 了他。剧烈的狗吠打开了灌木。 &nbsp; 一条路闪光。他的背影真高大。 我听见他打开地下室的酒橱， 我真想哭，我的双手冻得麻木。 &nbsp; 3 致命的仍是突围。那最高的是 鸟。在下面就意味着仰起头颅。 哦，鸟！我们刚刚呼出你的名字， 你早成了别的，歌曲融满道路。 &nbsp; 象孩子嘴中的糖块化成未来 的某一天。哦，怎样的一天，出了 多少事。我看见一辆列车驶来 载着你的形象。菲丽丝，我的鸟 &nbsp; 我永远接不到你，鲜花已枯焦 因为我们迎接的永远是虚幻-- 上午背影在前，下午它又倒挂 &nbsp; 身后。然而，什么是虚幻？我祈祷。 小雨点硬着头皮将事物敲响： 我们的突围便是无尽的转化。 &nbsp; 4 夜啊，你总是还够不上夜， 孤独，你总是还不够孤独！ 地下室里我谛听阴郁的 &nbsp; 橡树（它将雷电吮得破碎） 而我，总是难将自己够着， 时间啊，哪儿会有足够的 &nbsp; 梅花鹿，一边跑一边更多-- 仿佛那消耗的只是风月 办公楼的左边，布谷鸟说： 活着，无非是缓慢的失血。 &nbsp; 我真愿什么会把我载走， 载到一个没有我的地方； 那些打字机，唱片和星球， 都在魔鬼的舌头下旋翻。 &nbsp; 5 什么时候人们最清晰地看见 自己？是月夜，石头心中的月夜。 凡是活动的，都从分裂的岁月 &nbsp; 走向幽会。哦，一切全都是镜子！ 我写作。蜘蛛嗅嗅月亮的腥味。 文字醒来，拎着裙裾，朝向彼此， &nbsp; 并在地板上忧心忡忡地起舞。 真不知它们是上帝的儿女，或 从属于魔鬼的势力。我真想哭。 有什么突然摔碎，它们便隐去 &nbsp; 隐回事物里，现在只留在阴影 对峙着那些仍然朗响的沉寂。 菲丽丝，今天又没有你的来信。 孤独中我沉吟着奇妙的自己。 &nbsp; 6 阅读就是谋杀：我不喜欢 孤独的人读我，那灼急的 呼吸令我生厌；他们揪起 书，就象揪起自己的器官。 这滚烫的夜啊，遍地苦痛。 他们用我呵斥勃起的花， 叫神鸡零狗碎无言以答， 叫面目可憎者无地自容， 自己却遛达在妓院药店， 跟不男不女的人们周旋， 讽刺一番暴君，谈谈凶年； 天上的星星高喊："烧掉我！" 布拉格的水喊："给我智者。" 墓碑沉默：读我就是杀我。 &nbsp; 7 突然的散步：那驱策着我的血， 比夜更暗一点：血，戴上夜礼帽， 披上发腥的外衣，朝向那外面， 那些遨游的小生物。灯象恶枭； 别怕，这是夜，陌生的事物进入 我们，铸造我们。枯蛾紧揪着光， 作最后的祷告。生死突然交触， 我听见蛾们迷醉的舌头品尝 某个无限的开阔。突然的散步， 它们轻呼："向这边，向这边，不左 不右，非前非后，而是这边，怕不？" 只要不怕，你就是天使。快松开 自己，扔在路旁，更纯粹地向前。 别怕，这是风。铭记这浩大天籁。 &nbsp; 8 很快就是秋天，而很快我就要 用另一种语言做梦；打开手掌， 打开树的盒子，打开锯屑之腰， 世界突然显现。这是她的落叶， 象棋子，被那棋手的胸怀照亮。 它们等在桥头路畔，时而挪前 一点，时而退缩，时而旋翻，总将 自己排成图案。可别乱碰它们， 它们的生存永远在家中度过； 采煤碴的孩子从霜结的房门 走出，望着光亮，脸上一片困惑。 列车载着温暖在大地上颤抖， 孩子被甩出车尾，和他的木桶， 象迸脱出图案。人类没有棋手。。。。 &nbsp; 9 人长久地注视它。那么，它 是什么？它是神，那么，神 是否就是它？若它就是神， 那么神便远远还不是它； 象光明稀释于光的本身， 那个它，以神的身份显现， 已经太薄弱，太苦，太局限。 它是神：怎样的一个过程！ 世界显现于一棵菩提树， 而只有树本身知道自己 来得太远，太深，太特殊； 从翠密的叶间望见古堡， 我们这些必死的，矛盾的 测量员，最好是远远逃掉。 &nbsp; 纽约夜眺 I will go to the bank by the wood and become disguised and naked. --W.Whitman 手捧红鳟鱼攀登暗夜 纽约好比纽约，垂挂于 一滴热泪，飘向深渊 星象的心跳蟑螂般串动 脂肪中的防盗锁沿途 播种耳朵，宝石，逃脱 和你；挽着你的纽约王 你漫步在第五大道上 幽魂车队递来迷迭香 有关体态之痛的故事 全部屈服于眼影深处 但是，有甚么比成功更 色情的呢夜空飘来 一朵彩云，来自永恒的 偶尔安慰。看不见的你 和阙如的纽约王走着 未来酒吧镀金的内部 男女蝙蝠般吮吸着明镜 你用打火机招来火焰的 一朵，侍者之水鞠躬 历史的烟头一时找不着 左边或右边，便随手弹进 第三世界的烟灰缸里 半个情人余音袅袅 吻另半个，西维娅、普拉斯 她多么骄傲地憎恨赤裸 整体好比一颗生洋葱 剥倒中心，只见哭泣的皮 分解成旋转门，杀手路过 你难以脱身，像世界穿着 地铁的内裤停也停不下 死神，这珞钢的剪票员 下流地挡路，一个接一个 手捧红鳟鱼走进暗夜 你追踪你最知心的密友 一个有着易性癖的多梦者-- 磁铁的舞妹，诺言的蒙娜丽莎， 荡漾着悠远的神情 身上，帝国客观的粘黏物 被她舞落，飞溅于乌有乡 异想天开的身份之谜 神经里经营着灯红酒绿 她怎能觉察你这娉婷的 解放者，进来，露天消失 零星的外面抛赏给自杀者 他下坠，仿真，下落不明 获无恙，被大拇指，遥控器上 的瘾君子劫向图片的海绵垫 电视机，幸免者思想的批发站 里面那副Tarot扑克 正一一亮牌，请人认领 换牌：一个教师模样的 尴尬人，正预言似地突破 那法语字谜：鱼，Poisson "若漏掉当中的一个S 就成了毒品"，纽约王心想， "怪不得巴黎人吃鱼考究" "我这就去那葱茏的堤岸 去那儿袒露体魄和真容" 但世界能否好转可能的 慧特曼，哼着这自己之歌 驾驶幽灵中最短暂的出租车 运着几颗落魄的卫星人 从布鲁克林大桥上经过-- 乌云正给男式摩天楼 戴上呢帽，天使们擦窗 从布鲁克林大桥上经过-- 后视镜看见你，七窍出血 被几个黑影长久地，必然地 殴打着。你站着，平静注视 哪儿，哪儿是我的缪斯啊 爱着，忍着，问着，我 手捧红鳟鱼深入暗夜 你口含一泓沁泉，开放了 雕像上空破晓的为什么 1994 祖国丛书 那溢满又跪下的，那不是酒 那还不是樱桃核，吐出後比死人更多挂一点肉 井底的小男孩，人们还在打捞 直到夜半，直到窒息，才从云嘴落地的 那只空酒瓶，还不是破碎 人类还容忍我穿过大厅 穿过打字机色情的沉默 那被拼写的还不是 安装在水面又被手打肿的 月亮的脸；船长呵你的坏女人 还没有打开水之窗。而我开始舔了 我舔着空气中明净的衣裳 我舔着被书页两脚夹紧的锦缎的 小飘带；直到舔交换成被舔 我宁愿终身被舔而不愿去生活 1992 &nbsp; &nbsp; 姨 &nbsp; 那看望姨的来自这个世界 他进来像一个黑夜 我们的房间充满美丽的呼吸 而姨的脸，退避并且羞怯 那看望姨的是光洁的额头 我多年后的额头 他面对姨坐下 像我今天这样坐下 忧伤的磁石有如大晴天的暗礁 吸住开水，气候和狐狸 挠每天都把他眺望 像我每天都盼望你 多年以后，妈妈照过的镜子仍未破碎 而姨，就是镜子的妹妹 &nbsp; &nbsp; &nbsp; 早春二月 太阳曾经照亮我；在重庆．一颗 露珠的心清早含着图像朵朵 我绕过一片又一片空气；铁道 让列车疼得逃光，留杜鹃轻歌 我说，顶峰你好，还有梧桐松柏 无论上下，请让我幽会般爱着 在湖南，阳光照亮童年的眼睛 我的手长大，抚摸的道路变短 尘埃绕城市臭晨地跳循环舞 喇叭保弟弟，车轮就是万花筒 换牙的疼变成屁股上的伤疤 果实把我捉到树上，狠狠把我 摔落。哎，我感到我今天还活着 活在一个纸做的假地方；春天 咕咕叫，太阳像庸医到处摸摸 摸摸这个提前或是推迟了的 时代，摸摸这个世界的乌托邦 哎，潜龙勿用，好比一根烂绳索。 &nbsp; &nbsp; 那使人忧伤的是什么 那使人忧伤的是什么 是因为无端失落了一本书 你记得-- 曾经为那些新页的气味激动不已 它曾带着许多声音和眼睛进入你 它有被忽略的角落 而你曾在那儿躲藏 让别人的呼吸匆匆掠过 你不冷，腊月也有阳光 现在连那些插图也不见了 你想象上面的葡萄藤和少女 你想起一个孤独的英雄在流血 你花一整天时间寻找它 你让架上的书重新排列组合 你感到世界很大 你怀疑它是否存在过 那令人忧伤的是什么？ &nbsp; 灯芯绒幸福的舞蹈 1 "它是光"，我抬起头，驰心 向外，"她理应修饰。" 我的目光注视舞台， 它由各种器皿搭就构成。 我看见的她，全是为我 而舞蹈，我没有在意 她大部分真实。台上 锣鼓喧天，人群熙攘； 她的影儿守舍身后， 不像她的面目，衬着灯芯绒 我直看她姣美的式样，待到 天凉，第一声叶落，我对 近身的人士说；"秀色可餐。" 我跪下身，不顾尘垢， 而她更是四肢生辉。出场 入场，声色更达；变幻的器皿 模棱两可；各种用途之间 她的灯芯绒磨损，陈旧。 天地悠悠，我的五官狂蹦 乱跳，而舞台，随造随拆。 衣着乃变幻："许多夕照后 东西会越变越美。" 我站起，面无愧色，可惜 话声未落，就听得一声叹喟。 2 我看到自己软弱而且美， 我舞蹈，旋转中不动。 他的梦，梦见了梦，明月皎皎， 映出灯芯绒--我的格式 又是世界的格式； 我和他合一舞蹈。 我并非含混不清， 只因生活是件真事情。 "君子不器，"我严格， 却一贯忘怀自己， 我是酒中的光， 是分币的企图，如此妩媚。 我更不想以假乱真； 只因技艺纯熟(天生的) 我之于他才如此陌生。 我的衣裳丝毫未改， 我的影子也热泪盈盈， 这一点，我和他理解不同。 我最终要去责怪他。 可他，不会明白这番道理， 除非他再来一次，设身处地， 他才不会那样挑选我 像挑选一只鲜果。 "唉，遗失的只与遗失者在一起。 我只好长长叹息。 &nbsp; &nbsp; 猫的终结 忍受遥远，独特和不屈，猫死去， 各地的晚风如释重负。 这时一对旧情侣正扮演陌生， 这时有人正口述江南，红肥绿瘦。 磋之来世，在眼前，展开，恰如这世界。 猫太咸了，不可能变成 耳鸣天气里发甜的虎。 我因空腹饮浓茶而全身发抖。 如果我提问，必将也是某种表达。 &nbsp; &nbsp; 悠 悠 &nbsp; &nbsp; 顶楼，语音室 秋天哐地一声来临， 清辉给四壁换上宇宙的新玻璃， 大伙儿戴好耳机，表情团结如玉， 怀孕的女老师也在听。迷离声音的 吉光片羽： "晚报，晚报"，磁带绕地球呼啸快进。 紧张的单词，不肯逝去，如街景和 喷泉，如几个天外客站在某边缘， 拔弄着夕照，他们猛地泻下一匹锦绣： 虚空少于一朵花! 她看了看四的 新格局，每个人嘴里都有一台织布机， 正喃喃讲述同一个 好的故事。 每个人都沉浸在倾听中， 每个人都裸着器官，工作着， 全不察觉。 &nbsp; &nbsp;入 夜 &nbsp; &nbsp; 那竖立的，驰向永恒 花朵抬头注目空难 靠着冷眼之墙打个倒立 童年的玩意儿哗然泻地 横着的仍烂醉不醒 当指南针给远方喂药 森林里的回声猿人般站起 空虚的驼背掀揭日历 物质之影，人们吹拉弹唱 愉悦的列车编织丝绸 突然，那棵一直在叶子落成的托盘里 吞服自身的树，活了，那棵 曾被发情的马磨擦得凌乱的大树 它解开大地肮脏的神经 它将我皓月般高高搂起 树的耳语果真是这样的： 神秘的人，神秘的人 我不知道你是谁，但我深知 你是你而不会是另一个&nbsp;
  20. 巴迪乌：当代政治与否定的危机
    政治 思想 2011/03/16 | 阅读: 1949
    美刊《批评探索》第34期(2008年夏季号)发表了菲利波·德尔·卢凯塞、贾森·史密斯与法国著名理论家阿兰·巴迪乌的访谈文章，巴迪乌就哲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传统、当代政治的新的组织形式等问题阐释了自己的观点。访谈主要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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