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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了曾经推动撒切尔＆里根政府的货币理论的经济学者弥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94岁去世。这份讣告没有谀词，对弗里德曼在70年代的理论和表演叙述清晰，带着嘲弄挖苦和批评的语气。"弗里德曼没有发明货币主义－－几个世纪以前这个理论就被探讨过了－－但是他结合了学术的声望和大众的表演能力，把这个理论推向政治的前沿。"……“是弗里德曼作为一个可以市场推广的民粹主义者的庶民风格、说话朴素的能力，而不是他的经济学细节，才给他带来了国际声誉。 ” 令人诧异的是，早就被默多克买下的《泰晤士报》一向偏保守、亲美，这次却发表了一篇署名"The Times"的讣告，冷嘲热讽，与美国甚至澳大利亚等国媒体一致烧香谀墓的口径极度不同。英国人亲身深受弗里德曼货币主义之苦可见一斑。－－人文与社会

1850年前后开始得到使用的资本主义(Kapitalismus)概念,一开始只不过被当作"资本"(Kapital)概念或者"资本家"(Kapitalist)概念的同义词来运用。直到在马克思那里,这个概念才获得了一种抽象的意义,但是还没有形成最终的术语形式。

本文对毛岸俊博士的新作《民族之魂:中华民国时期的体育》进行了评述。毛岸俊用民族主义理论来解析中华民国时期的体育,认为体育对现代中国和现代中国人的形成有重要的作用,这为我国的体育史和体育理论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

浩达与阿明为推进知识分子与民间运动的联结、交流及对诘，从二○○三年开始，每年出版《抵抗的全球化》文集，邀约全球各地的公共知识分子撰文，既介绍和反思各地运动经验，也寻求思想的汇聚与交锋。

1984年12月3日晚上，联合碳化公司(Union Carbide)在印度Madhya Pradesh的博帕尔的化工厂发生毒气泄漏事件，估计导致3,500至7,500人实时死亡。2010年6月7日，博帕尔地方法院宣布，８名被告在２５年前的毒气泄漏灾难中犯有疏忽导致死亡等罪，各自将面临最高两年的有期徒刑。在被宣布有罪的８名被告中，包括当时发生毒气泄漏的美国联合碳化物公司在博帕尔工厂的董事长马欣德拉和其他几名管理人员。其中１名被告已经死亡。

五四民主主义膜拜与幻想的形成，从一方面看固然是对中国“第一共和”（1912-1928）的建立及其后持续不断的危机的反应，所谓愈挫愈奋，屡仆屡起；但从另一方面看，愈趋愈激的民主主义也终于断绝了晚清以来不绝若线的共和主义（Republicanism）政治实践——因其不纯粹民主，并使中国现代政治始终处于一种“过渡”状态——因其不符合理想的模式。限于篇幅，这里围绕五四时期陈独秀与康有为有关“孔教与共和政治”的言论展开。

美国宪法稳定性不是一个历史事实，而是一个政治想象。但需要说明的是，历史事实和政治想象并非相互排斥。相反，两者共同构成了美国宪政想象的整体结构。正是因为有了历史断裂，统一性和稳定性的宪法断裂才更为重要和珍贵。

关于出国造成黑户的法律制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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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从检阅宫崎滔天档案开始，长期执着研究日本大陆浪人与大亚洲主义及其相关问题，已经有多种论著问世。因此，这本新著论述日本右翼的历史沿革尤为得心应手，从头山满与黑龙会一直讲到“二战”以后“传统右翼”的死灰复燃与“新右翼”的崛起。作者不仅为我们编制了新老右翼团体的宗谱，而且还勾画了几代右翼代表人物的群像。我相信，读者通过此书当可理解日本右翼历经两次世界大战发展变化的基本脉络，而更为重要的是可以获致当代右翼群体的清晰而完整的印象。这对于读者把握日本右翼的来龙去脉，特别是当代新右翼与传统右翼的区别及其言行特征，应该很有裨益。

立法者（包括上帝在内）须受自己颁立的法律和指导思想约束，接受子民百姓的解释，而不得“与时俱进”地更变、补充“真理”

综述日本的中国科学史研究。日本的中国科学史研究开始于十九世纪明治时代(1868-1912)的中期，此后经历了约10O多年的研究历程。在此期间，研究方法及研究角度先后出现了两次大的转变，一次在20世纪30年代，一次在70年代。日本的中国科学史研究发展可以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1、开拓期阶段（1900～1930）；2、发达期阶段（1930～1970）；3、现阶段（1970以来）。

大型思想人文丛刊《天下》创刊号目录

作者系中东问题专家，曾任外交部亚非司副司长，前驻沙特、伊拉克大使，中国前外交官联谊会副会长，中国阿拉伯友好协会委员。回忆海湾战争后伊拉克情况

虽然市场传闻德国正在考虑要求欧元区政府帮助希腊提供价值200亿-250亿欧元（340亿美元）贷款和担保，德国也将提供20%的援助。但2月20日，德国财长表示，没有具体救助希腊的计划。 这让绵延数月的希腊政府债务危机还将雾里看花——2月16日，欧洲曾开会，给希腊政府债务危机一个月时间周旋。 如果欧洲也不是那么善于遗忘的话，他们或许还曾记得，造成希腊这次可能动摇欧洲的债务危机，正是9年前高盛掀起的那场“影子业务”所赐。 它将不动用高盛资产负债表，仅以一张张合同形式存在的衍生品交易，互换这些希腊债务中获利。 这些本质上就是一份份“对赌合同”。在金融市场发生波动的时候，可能会给高盛集团带来超高的“意外收益”。但是也有可能给高盛带来超高的“意外损失”。 对于高盛来说，这笔新的国家生意似乎志在必得。但对于关系世界时局的公众来说，还有些容易被忽视的细节，对未来中国的选择具有意义。 欧洲影子帝国 2月18日，希腊财政部宣布克里斯特多罗（Petros Christodoulou）将取代帕帕尼科拉乌(Spyros Papanicolaou)成为新的希腊公共债务管理局局长。 这位新上任的“救火队员”迅速引起外界关注，原因是他过去的工作经历里有着一个显赫的名字——高盛。在1998年加入希腊国民银行之前，克里斯特多罗曾为瑞信、高盛以及JP摩根这些国际金融巨头效力。 希腊财政部宣布这次人事调动的时机也很耐人寻味，根据欧盟的要求，希腊政府需要在2月19日之前解释希腊政府和高盛集团之间曾经作出的货币互换交易。 在这场舆论漩涡中，任何一个和高盛沾上关系的欧洲财政官员都被不可避免地接受了舆论的审查。2005年12月底接受任命担任意大利央行行长的德拉吉(Mario Draghi)，也因为曾经是高盛副总裁的身份而遭到了质疑。 相关报道见第3版 在希腊公债局换帅前一天，2月17日，意大利央行发言人不得不为德拉吉辩护，“德拉吉获高盛任命是在高盛与希腊达成互换协议之前，他和这些交易毫无关系。”但是高盛在这场债务风波中的身份已经掀起波澜。法国、意大利都加入到了希腊人的队伍里，把指责的枪口对准了高盛以及在他们国家身居要位的“高盛毕业生”。 英国的《每日电信报》甚至刊登文章，表示意大利人已经怀疑高盛才是这个国家的真正统治者——因为意大利前总理罗马诺·普罗迪(Romano Prodi)，央行行长德拉吉，前副财长托诺尼（Massimo Tononi.）都曾经是高盛的员工。 而这一次，正在崛起的中国，出现在高盛和希腊的视线里。 根据《金融时报》的消息，高盛集团首席运营官盖瑞·柯恩于去年11月和今年1月两次前往希腊会见希腊总理乔治·帕潘德里欧和其他希腊高级官员，而他将代表希腊政府向中国政府和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推介大约250亿欧元的希腊债券，希望能依靠中国的资金为希腊解债务之急。 此前高盛曾建议中国银行入股希腊国民银行，并对中投公司也提出过类似的建议。 债务加减法：互换魔术 当希腊债务危机爆发，有席卷欧元区之势时，欧洲才猛然想起9年前高盛在希腊的那笔国家生意。 2001年，希腊加入欧元区之后不久，高盛和希腊政府进行了一系列货币互换协议来帮助希腊掩盖其日益增长的赤字问题。 事实上，希腊并不是唯一一个这么做的国家，意大利也是其中之一。 在2001年至2002年之间，高盛给希腊政府献出了“货币互换”的计策：高盛通过货币掉期交易，替希腊政府借到了数10亿美元。 这个消息并没有对外公布，这个款项也没有列入到希腊的主权债务表上。 从技术层面上说，高盛的这种做法并不违法。希腊政府采取了高盛的建议。但两者间的协议并没有向投资者公布。 根据彭博社对希腊债券发行公开说明书的审查，高盛在给希腊政府安排货币互换交易之后，为希腊政府承销了10次债券发行，但至少6次都未提及该互换事宜。欧盟金融监管机构对此表示一无所知，直到最近才有所了解。 希腊政府只是在2002年之前采用过互换的方法减少债务。就这样时间就静悄悄地过去了，直到最近希腊债务危机爆发，很快希腊政府和高盛当年的协议成为所有人关注的焦点。 影子业务 在做希腊的这笔国家生意时，这项业务也同样难以在高盛的报告中寻觅踪影。 “谁也无法估量这一块处于监管之外的‘影子业务’，会给高盛，以及其它华尔街的其它投行，带来多大的风险。”这些不动用高盛资产负债表，仅以一张张合同形式存在的衍生品交易，本质上就是一份份“对赌合同”。在金融市场发生波动的时候，可能会给高盛集团带来超高的“意外收益”。但是也有可能给高盛带来超高的“意外损失”。 “其实高盛以及其它投行最大的问题，还在那些非现金的衍生品交易合同上”，一位高盛内部人士这样告诉记者。 仅信用违约互换产品（CDS）一项产品，据衍生品交易游说机构ISBA统计，仅美国市场上CDS名义交易量就已经高达15..5万亿美元之巨。如果按实际交易仅占名义交量额1%估计，实际交易额也高达1550亿美元左右。 这一块“影子业务”所带来的潜在巨大风险或者巨大利润，带给高盛和华尔街大行的，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 作为全球大行，高盛并非只主导了美国的市场。在远在欧洲的希腊，高盛也深深的卷入这场主权债务中。 直至现在，希腊债务危机带来的漩涡里，发现了高盛的影子。 等待中国？ 希腊债务危机已经引发欧洲列国复杂的政治较量。 拯救一个国家的支付危机本应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本轮经济危机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经为45个深陷危机的国家提供了贷款。但在希腊一案，欧洲大陆国家却强力阻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插手。德国财政部长Wolfgang Schaeuble上周表示：“希腊显然不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问题。”德国是欧洲最大的经济体和鼎力支持欧盟的国家。希腊危机爆发以后，德国总理默克尔（Angela Markel）俨然担起保护欧元免遭市场狙击的责任。 而欧盟中的非欧元成员国则更愿意看到IMF向希腊伸出援手。瑞典就是其中典型。瑞典财政部长Ander Borg 日前针锋相对地指出：“在希腊债务问题上谈IMF不应该被视作禁语。”瑞典至今没有加入欧元区。 让形势变得更加复杂的是法国政局。如今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卡恩是法国最受欢迎的政治家之一，被认为有希望在2012年竞选法国总统。他本人曾在2007年法国总统选举中挑战过萨科齐。“如由IMF出手救助希腊，将增加卡恩的政治资本。”路透社驻华盛顿记者Lesley Wroughton写道。 希腊债务危机也牵扯着美国总统的神经。据白宫新闻发言人吉布斯透露，2月16日，奥巴马总统在例行经济工作会议上，要求财政部长盖特纳等人向他汇报了希腊支付危机的最新情况。 吉布斯表示十分支持欧洲对希腊展开救援。 但对于关系世界时局的公众来说，还有些容易被忽视的细节。 2月11日夜晚，雅典虽然仍有寒意，希腊总统帕普利亚斯亲自到中国驻希腊大使官邸做客，与中国朋友一起庆祝中国农历新年。他说，在现在这样一个需要平衡的社会里，他非常看重中国在当今世界上的重要作用。 在希腊债务危局还进行时，这似乎耐人寻味。希腊财政部曾经发表声明，否认试图向中国出售债券。但是，希腊财长乔治·帕帕康斯坦丁同时又表示将在今年2月将率团访问美国和亚洲，并在北京、上海和香港停留。

[摘要]近三十年来的抗日战争史研究，在注重定性的基础上，日渐重视量化，其中，最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中国两个战场抗战的战绩；中国抗战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所作的贡献；中国抗战的人口与财产损失(包括侵华日军暴行以及战争对于中国现代化的延误等)。量化研究在抗日战争史中的广泛运用，使一些传统观点受到挑战，也使很多问题的研究得到了深化，这较之既往口号式的宣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不过也要注意到，由于研究者立场不同，处理史料的方法有异，此外，或多或少由于受民族集体记忆的影响，量化中也存在着一些计量方法上的不当或随意性问题。[作者简介]袁成毅，杭州师范大学教授。[原文出处]《抗日战争研究》(京)，2010．1．101-110计量史学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社会科学的影响下形成的一种史学研究方法。学术界对于计量史学的概念、内涵虽然有不同的阐释和实际运用，但通常情况下，我们还是可以简单地将其概括为对一系列可以量度的现象进行的历史研究。【1】80年代以后，此方法受到中国学术界的广泛重视，除了依照计量史学的理论和方法开展的研究外，受计量史学的影响，各种研究中的量化也极为普遍。以抗日战争史研究为例，量化研究除了在传统的战时经济、财政、金融等领域广为运用外，在我们以往习惯"定性"的其他方面也得到了较为普遍的运用，对抗日战争史学科的健康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2】以抗日战争为对象的学术研究，早在抗战结束时就已经开始。【3】早期的研究多注重"定性"，在抗日战争史的著述中，通常多用一些较为模糊的诸如"起了决定作用"、"占据主导地位"、"中流砥柱"、"不可估量"、"无以计数"等语汇。其实这些概念或多或少还是隐含着量化或统计的内涵，只不过由于史学工作者出于具体考证的困难或者缺乏量化的观念，使本来可以进行定量判断的概念变成了缺乏定量依据的简单定性。事实上，作为一场举全民族抗击外来侵略的战争，从大小规模的战役、战争的投入到战争的直接和间接影响等等其实都是可以也是应当量化的。可喜的是，近三十年来的抗日战争史研究中，量化现象随处可见，其中在三个领域最为明显：第一，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战场和中共领导的敌后战场抗敌的不同战绩和贡献；第二，中国抗战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所作出的贡献；第三，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华民族造成的损失以及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延误。【4】 一、两个战场战绩的量化 近三十多年来的抗日战争史研究是一个逐步回归理性的过程，即一方面坚持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中流砥柱"这一观点，同时也肯定了国民党广大爱国官兵以及全国各抗日阶层的作用，这种理性回归的过程，基本上是通过量化得以实现的。早期的抗日战争史被纳人中共党史的叙事框架，在讲到抗战的贡献时，虽然也有一些量化的表述，但仅仅关注到抗战时期中共的发展和抗日战绩，这一现象一直持续到上世纪80年代初期，当时出版的一些著作多作这样的表述："在八年抗战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和解放区，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与扩大，建起了从东北到海南岛的十九个解放区，拥有人口一亿二千余万，人民解放军发展到一百二十万。为夺取民主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准备了条件。"【5】"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坚持人民战争路线的结果......在八年抗日战争中，我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纵队，抗击了侵华日军的百分之六十和伪军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对敌大小战斗十二万五千一百余次，毙伤日伪军一百零一万余名，俘获日伪军五十一万九千余名，投诚反正日伪军十八万四千名，总共日伪军损失兵力一百七十一万四千余名。"。在这些表述中，我们只看到了中国抗战的一个战场，看不到抗日战争存在两个战场的客观事实。差不多也正是从80年代初开始，学术界在重复上述观点的同时，开始通过量化来对国民党正面战场作正面评价，如王振德认为，由于共产党的统战政策，国民党始终留在了统一战线内，22次会战，主要战斗1117次，抗击了侵华日军的50％以上。【7】这一时期，随着海峡两岸关系的不断缓和，战后国民党中央党史会编印的《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战争时期》、蒋纬国所著《抗日御侮》、吴相湘所著《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以及国民党军政要人何应钦、白崇禧等军事报告中所列的国民党军方统计资料，也被学术界广为引用。对于1938年武汉失守以前国民党正面战场的肯定成了学界的共识。此后。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也有学者通过量化分析，对相持阶段以后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观点提出了质疑。江于夫认为，从武汉失守到太平洋战争期间，国民党正面战场组织了南昌会战等9次大规模战役，占国民党22次会战的41％，甚至还有过一些攻势作战，难能可贵，这一时期国民党还有大的战斗496次，占整个抗战时期战斗的44％，共伤亡137．6万人，占整个抗战时期伤亡人数的43％。【8】作者通过这些数据得出了国民党在相持阶段仍积极抗日的结论。在对正面战场战绩给予肯定的基础上，也有学者看到了这种量化所带来的问题。魏宏运认为："两个战场抗敌的比例，经常有些变化。数字的计算，因学者们各自的方法不同，自然略有不同。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敌后游击战争已奠定了基础，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这样讲，是不过分的。如果没有游击战争牵制，吸引日军的大量兵力，中国的大西南和西北，就会遭受敌骑的践踏，就有沦陷的危险，那么日本就可能宣布，它征服了中国。"【9】张廷贵则具体分析了两个战场的歼敌总数，认为日本在侵华八年中(不包括东北)，死伤官兵133万余人，中共领导的抗日军民歼灭日军52万多人。占40％；歼灭伪军118万，几乎百分之百。国民党军队歼灭曰军80万，占60％，基本上没有伪军。从歼灭曰军的绝对数字看，国民党多于我军，但按军队人数比例计算，中共军队数量少(抗战开始为五六万人，抗战胜利时为94万人)，国民党军队数量多(抗战开始时陆军170多万人，抗战结束时为440万人)，中共军队歼灭日伪数则多于国民党的两倍。他认为这些数据进一步显示了敌后战场在全国抗战中的伟大作用和地位。【10】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战场虽然存在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之分，但它毕竟是一场全民族抗击外来侵略的战争，因此也有些著作更关注将两个战场的战绩加以综合。在军事科学院所编《中国抗日战争史》中，认为"中国抗日战争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开始，到1945年9月日本投降签字，历时14年之久。特别是在1937年七七全国开始的3000个浴血奋战的日日夜夜中，中国军队进行重要战役200余次，大小战斗近20万次，歼灭日军150余万人，歼灭伪军118万人"。【11】将两个战场的战绩加以综合，有助于强化"全民族抗战"这一概念。中国官方在纪念抗战胜利六十周年时候，就明确作出如下的定性表述："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分别担负着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作战任务，形成了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略态势。"【12】由此可见，关于两个战场的战绩问题，从最早的只计中共领导的武装力量的抗日战绩，到兼计正面战场的战绩，进而将正面和敌后两个战场的战绩形成一个中国抗战的整体，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二、中国抗战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所作贡献的量化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抗战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这是抗日战争史研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但在过去很长一段时期里，我们过多地强调了苏联对击败日本的作用，如毛泽东在1945年8月13日发表的《抗日战争胜利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中指出："日本帝国主义投降的大势已经定了。日本投降的决定因素是苏联参战。百万红军进入中国东北，这个力量是不可抗拒的。"【13】此外也有"苏联红军不进入东北，日本就不投降"的说法。毛泽东的上述看法在早期的抗战史研究中也得到了响应，如李新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中认为："1945年8月，苏联对日宣战，出兵东北。苏联的出兵，使日本丧失负隅顽抗的可能，日本被迫宣布无条件投降。"【14】还有一种情况是过多地强调美国对击败日本的贡献，这在日本比较普遍。早在日本刚战败的1945年l2月，美国国务院调查分析局对住在北京的385名日本人实施的调查中，87％的人认为没有美国的援助中国不会取得这场战争的胜利。【15】从战后日本学界对于战争的时期划分来看，一个很普遍的观点是把1937年卢沟桥事变到1941年11月称作"中国事变"，把1941年到1945年称太平洋战争，表面上看这只是一个历史时期划分问题，实际上是突出了美国在战争中的主导作用，这既是美国占领时期对日本所进行的太平洋战争史观影响的结果，同时也反映了日本对中国抗战作用的轻视。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不断有中国学者对于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贡献进行了量化研究，发表了众多有说服力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多被官方所采信。【16】抗战胜利五十周年之际，官方的表述是："中国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中国的持久抗战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战，抗击和牵制了日本陆军总兵力的2／3，迫使日军放弃北上计划，削弱了日军南进的实力，支援了太平洋战场美英盟军的作战。中国人民在与日本法西斯进行的殊死搏斗中，共歼灭日军150余万，约占日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死伤人数的70％，对其彻底覆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17】不过也有学者对中国抗战的贡献提出了频有挑战性的观点。2004年，互联网上有托名张忠义的作者发表了《八年抗战中国并未取胜》的文章，引发了极大的争论。【18】该文认为八年抗战中国虽然对战胜日本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但美国才是战胜日本的主力，其主要理由是：第一，日军在中国损失133万是个累计数，包含了死亡和受伤两个数据，我们是用日军在中国的死亡数和累计受伤数去和日军绝对损失总数对比，才得出70％这一比例。二战中日军总计战死和残废伤员195万人【19】，其中在中国八年战死40万人，中国八年抗战击毙日军数只占13军二战死亡总数的22％。而约有120万日军在太平洋战场被美军击毙，占二战时日军死亡总数的64％。第二，中国战场始终抗击和牵制了日本陆军主力的说法站不住脚，原因在于它一方面是只看战争前期情况而不提整个战争全局，另一方面混淆了中国战场抗击的日军和在中国的日军这两个概念。日本陆军二战时期的四大战略集团分别为日本本土的"国内军"(含驻台湾、朝鲜的日军)、太平洋战场的"南方军"、中国东北的"关东军"和关内的"中国派遣军"。在中国的两支日军中，八年抗战中国战场所对付的实际只是"中国派遣军"。因此，我方所称敌后游击队抗击侵华日军的觔％，只是计算了日军中的"中国派遣军"力量。此外从日本投降时的兵力分布情况来看，投降时日军总数720万，其中"中国派遣军"105万，所占比例不到15％；关东军向苏军投降68万，占9％；在太平洋战场向以美军为首的盟军投降的南方军和"国内军"合计约550万，占76％。上述观点虽有偏颇之处，但它提醒了我们量化的科学性问题，值得重视。除了上述争论，学术界关于中国抗日战争十四年的说法，其实也是旨在说明中国抗战的艰难与巨大贡献。当然，研究时段的向前延伸产生的另一个重要结果是，过去我们在中共党史的框架中，将1931-1937年的历史纳入"国内革命战争"中加以叙述，虽然也会提到这一时间段中日民族矛盾上升的一面，但其重心是强调了国共之间的内战，随着抗日战争时段的向前延伸，我们很自然地就将1931年以来国共从内战走向合作纳入了抗日战争的研究视野。 三、中国抗战损失的量化 在各种关于抗日战争研究的量化中，中国抗战损失最受关注，具体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中国抗战的人口伤亡与日军的各种暴行；第二，中国抗战的财产损失以及日本侵华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延误。 (一)关于中国抗战人口伤亡与日军各类暴行的量化 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就开展了有关抗战损失的调查和统计，战后的1947年5月，行政院赔偿委员会在国民参政会上所作的工作报告正式列举了中国在抗战中的各项损失，这是国民政府对中国在抗战时期所蒙受的损失以官方名义发表的唯一一次统计数据。根据该报告，中国军民人口伤亡总数为1278万人。【20】学界普遍认为国民政府公布的上述统计结果不够全面，因此，关于中国军民伤亡人数的问题一直存在众多的说法。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各种数字多数并不是建立在严格的统计和调查基础之上，只能看作是一般性的估计。在中国大陆学者中，军事科学院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编著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中认为中国军民在战争中的伤亡数为2000万人。【21】刘大年则认为中国军民的死亡数为2000余万人。【22】胡绳认为在战争中中国军民伤亡共计2100万人以上。【23】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在其编著的《日本侵华七十年史》中认为八年间关内军队和平民的伤亡(包括被敌人抓走和下落不明者在内＼达2100万人。【24】王桧林认为中国军队伤亡为380万人，民众伤亡1800余万人(包括被敌人抓走和下落不明者)，共达2100万人。【25】何理认为中国军队伤亡330万人，人民伤亡1800万人，共计2130万人。【26】罗焕章认为中国军队伤亡380万人，中国人民死伤1800万人，共计2180万人。【27】李新认为中国军队伤亡400万人，人民伤亡1800万人以上，共计2200万人。【28】刘庭华在《中国抗日战争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系年要录--统计荟萃》中提供的数据是：国民政府军伤亡320万人，中共武装部队中伤亡58万人，民众伤亡1874万人，共计损失人口2250余万人。【29】台湾学者关于中国战争伤亡数目多引用何应钦的说法，即从1937年到1945年中国军人伤亡(陆、空军)320余万人，人民直接、间接死伤者2000万以上。【30】上述关于中国军民伤亡总数的说法虽有不同，但基本上是处于2000万到2200万的区间。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军事科学院部分学者对日本侵华战争中中国军民伤亡人数作出了新的估计，其结论是"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军队伤亡380余万人，中国人民牺牲2000余万人，中国军民伤亡总数达3500万人以上"。【31】在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和60周年的纪念活动中，此说法被广为采纳和引用。【32】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还未见到该项数据的完整研究成果，因此不少海内外学者颇为困惑，台湾学者迟景德认为："本人绝非要否定这些统计数字，但以两岸相隔阂，事有不通，诚不知其统计数字是如何产生的?是经过重新普查?抑或是根据资料透过研究作合理的推估?"【33】正因为中国军民伤亡3500万的说法也并不是实证的研究结果，因此对于中国军民的伤亡数继续成为90年代后抗日战争史研究的一个热点。【34】袁成毅以战后国民政府的统计为基础，再增加了中共解放区的损失数据，另外将所能掌握到的一些其他伤亡数据作了相加，得出的结论是中国战时最低限度的伤亡人数为2228万余人。【35】米红利用80年代以后所获得一些回顾性调查资料及被海内外所公认的1935年人口统计资料，用人口学方法估计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大陆人口的非正常死亡人数超过3000万。【36】卞修跃在其博士论文及相关的成果中对中国战时的损失也进行了新的考察。其研究的基本方法是据各省战后调查统计结果，初步开列出各省区的直接人口损失数，对没有寻到战后调查统计结果的部分省市区，则根据地理相连、战情相类的原则，各选具体的参照省区为基数，以统一方法估算，分别求出这些省区抗战人口损失的估算数字。此外对劳工、东北地区、伪军及兵役壮丁等方面的战时人口损失也都进行了分别考察，得出的结论是：中国战时人口包括死亡、受伤、失踪等在内的各项损失数最低限度为4500万人，估计中国战时的人口损失可能超过5000万人。【37】透过上述各种估计，我们可以看到，关于中国抗战伤亡人口总数有一个从2000多万到5000多万的区间，由此可见要得出一个中国抗战人口伤亡的结论的确是极其困难的，要推进此项工作，一方面有赖进行全面细致的史料整理和调研【38】，另一方面对13军暴行和中国军民伤亡作分类的量化研究也是非常必要的。抗战期间，侵华日军在中国各地对平民的施暴形式五花八门【39】，其中，广受关注的有日军对中国平民的集体大屠杀、细菌战与化学战、掳掠劳工、性暴力(包括慰安妇)等。【40】差不多每一种暴行都涉及到了量化问题。在侵华日军对平民的暴行中，南京大屠杀遇难30万的说法最有争议。此数字主要来源于1946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南京审判战犯的军事法庭的调查，根据后者的判决，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人数不低于34万。1946年2月17日上海《大公报》就以《南京大屠杀案首期调查工作结束，惨死同胞约三十万》为标题作了报道。但战后60年来，围绕大屠杀30万的说法，学界一直进行着非常激烈的争论，中国学者多数坚持这一说法，如孙宅巍经过考证，认为南京大屠杀的遇难者中，经慈善机构共收埋尸体18．5万余具，市民私人自动组织掩埋同胞尸体3．6万余具，伪政权出面雇工收尸7400余具，日军动用部队掩埋和处理尸体15万具。以上述数字再扣除收埋统计中可能交叉的数字，以及约1万名在战场阵亡的军人数，南京大屠杀遇难人数的确有30万人以上。【41】日本学者对于南京大屠杀的遇难人数有着相当悬殊的看法，多数并不认同30万这一说法。杨大庆分析了中日双方在此问题上分歧的根本原因，认为"对争论的主体来说，有益于反击争论对手。对一部分日本人来说，30万人这个数字是典型的中国式夸张，中国人制造的神话，是一种宣传，是东京审判史观的象征。可是对于另一方压倒性多数中国人来说，30万人这个数字是战后军事法庭下达的对日本侵略中国的正义的历史判决。一部分日本人曾试图全盘否定战后联合国军方面进行的军事审判。为表示反对，中国再次确认了守护这个刻在南京大屠杀纪念馆上的数字的意义"。【42】有关日军细菌战所致中国军民的伤亡，其统计数据大多来源于实地调查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估计。最近十多年里，有不少学者以及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诉讼辩护团对浙江、湖南、江西、云南等地进行了实地考察，获得了很多新资料，刘庭华根据各地调查材料，得出的结论是：日军在中国20个省区使用过细菌武器，染疫、死亡人数约120万人。【43】尹集钧也是根据各地的调查结果，认为迄今为止可以统计出的中国受细菌战之害死亡的人数超过7万人，预计会达到200万人。【44】对于日军实施毒气战、化学战所致中国军民的伤亡数，也有学者作了初步估计。步平认为在战争期间，日本至少生产了700万枚以上的化学武器；在中国战场实施化学战超过2000次，造成近10万人的直接伤亡；战后遗留化学武器又伤害了2000---3000人，并且这种伤害还在继续。【45】关于日军掠夺、役使和迫害劳工的问题，陈景彦主要考察了被掳掠到日本的劳工情况，认为被掳掠到日本的中国劳工应为38．9万人，而从收容所出发即在"契约数"以内的劳工则在4．1叫．2万名之间。除乘船途中和登陆后至日本企业之前死亡812人外，在日本企业中死亡5999人，再加上送还时死亡19人，总计死亡6830人。【46】居之芬考察了从1935年至1945年8月日方强征、役使中国劳工总数，认为在此期间日方强征中国劳工总数约1500余万人(包括在东北使用1000余万人，在华北使用约360万人，在华中、华南输出使用150万人，在蒙疆使用40万人，在日本使用近4万人，朝鲜使用近0．2万人等)。【47】吴天威认为，日本从1931年至1945年的14年，在东北和华北为修筑众多的军事工程和办厂开矿大量奴役中国劳工，其总数达到3700万人，在这些军事工程和厂矿中，中国劳工惨遭虐待，被迫害致死者近千万人。【48】慰安妇问题在上世纪90年代后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中国学者涉足该领域较早的是苏智良，他经过多年的调查研究，得出了如下结论：中国是日本法西斯慰安妇制度的最大实施地，是日军设立慰安所最多的占领地，中国慰安妇人数最多，遭遇最惨，日军每侵入一地，便掳掠大量当地女子同行，中国被日军掳掠充当慰安妇的人数总计在20万以上。【49】侵华日军的暴行当然远不止如上所述的几种类型，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对侵华日军在华各种暴行作分类的量化研究，是中国抗战人口伤亡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中国抗战军民伤亡的具体情形。 (二)日本侵华战争所致中国财产损失以及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延误 20世纪80年代以前，学界对中国抗战财产损失的总数多采用国民政府有关部门在战后初期所形成的几种数据：第一、350亿美元说【50】；第二、584亿美元说【51】；第三、559亿美元说【52】；第四、620亿美元说。【53】这些不同的说法在各种有关中国抗日战争的财产损失研究中往往因作者研究视角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转述或不同的发挥。上世纪80年代以后，大陆学者对中国抗战财产损失有了一些新的估算，其中关于直接财产损失的说法基本上还是立足于战后初期国民政府的调查与统计结果，而对于中国抗战的间接损失数则与国民政府战后的调查与统计结果产生了较大的差异。如1985年军事科学院发表的数字中就认为，抗日战争中，中国的财产损失与战争消耗折合1000多亿美元(财产损失600亿美元，战争消耗400亿美元)。【54】1991年国务院发表的《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提出八年抗战中，中国直接经济损失达620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达5000亿美元。【55】目前影响最广的一种说法来自于中国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在1994年出版的《中国抗日战争史》，该书所列的中国抗日战争时期财产损失情况是：中国财产损失600亿美元(按1937年美元计算)，战争消耗400多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达5000亿美元。【56】此说在学界内外被广为引用，同时也被官方所接受。【57】由于上述数据同样也没有相关调研成果的公开发表，因此也常引起学术界的争议，不过由于财产损失涉及到很多计量方面的困难，很少有学者就全国性的财产损失加以系统的量化研究。【58】与中国抗战财产损失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日本侵华战争对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产生的影响。中国的现代化起步于19世纪60年代由清政府主导下的洋务运动，在此后的岁月里，中国虽然经历的内战和外战不断，但无论是内战还是外战，在持续的时间、波及的范围和战争的规模上没有哪次战争可与1937年至1945年这八年的抗日战争相比。90年代早期，台湾的郑竹园基于对战前中国各项经济指标的分析，并参照国外学者有关中国战前GDP的发展速度，概括了中国抗战损失对中国现代工业化进程所造成的影响："1937至1945年的日本侵华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的空前浩劫。不仅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到了惨重的牺牲与破坏，更重要的是把自1912年以后逐步开展的现代化与工业化运动腰斩，使中国工业化进程，最少推迟了半个世纪。"【59】差不多在同一时期，罗荣渠在其《现代化新论》中也指出：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宏观视野看，这场空前绝后的侵华战争"把近三十年来的中国逐步推进的工业化--现代化进程完全打断"，"日本的侵略至少使中国工业化的进程延误了二十年时间"。【60】上述两种观点是基于对战前中国现代化发展情况和战争的破坏情况而得出的结论，其实都只是一个概数，它所说明的问题是，没有日本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肯定会有大的进步。 四、量化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与展望 纵观过去三十年来中国抗日战争史的研究，量化使定性研究得到了强有力的支撑，对抗战史学科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不过也要看到，在量化的过程中还存在着不少值得注意和有待解决的问题。首先是史料的选择和处理问题。量化本身并不能排除主观任意性的可能。任何计量的方法，都是运用计量工具的研究者在起着支配作用，研究者总是习惯于按照自己事先设定的某种假设去收集和选择数据，而抗日战争时期虽然有大量的史料留存下来，但由于处于战争环境，很多史料是需要认真分析的。比如战绩的问题，交战的各方在当时出于宣传和鼓舞自己队伍士气的需要，总是尽可能地夸大自己的战绩，很多数据其实并不准确，如果我们把战争期间国共双方战报中所列的战绩加在一起，会得出非常惊人的日军伤亡数，与日军的实际伤亡会存在很大的距离，当然日军的战报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因此，选取史料必须综合考虑各方面的因素，不能只听一面之词。对新近调查所获的口述资料也同样有一个处理问题。在抗日战争史研究中，不少非专业人士在各地搞了大量的调查，如在浙江、江西、湖南、云南等地均有因对日诉讼而进行的关于日军实施细菌战的口述访谈，这些材料一方面的确极大地拓展了史料的范围，另一方面，由于缺乏细致的考订，据此作出的死亡数的估计就往往难以令人信服。如据《侵华日军滇西暴行与滇西抗日战争纪实》所载，1942年5月4，日机对保山县城进行轰炸，死亡1万多人，因日军投放霍乱菌，城乡有6万多人死亡。【61】事实上，滇西系山区，人口的聚集密度并不高，细菌战死亡率如此之多是令人生疑的。其次，量化的研究必须将计量的对象尽可能做到概念清晰。比如，我们往往是将"敌"和"伪"、"伤"和"亡"并提，实际上这些概念是有严格界定的，如果模糊地用"敌伪"和"伤亡"就缺乏了科学性。又比如在南京大屠杀遇难人数的研究中，也存在着对于"南京城区与南京周边"、"平民"等一系列概念的界定。至于整个抗战时期中国的伤亡人口和财产损失有待厘清的概念就更多了，如人口伤亡是否应当包括由于战争的特殊环境所导致的民众因疾病、饥饿等因素的死亡，财产的间接损失到底如何计量等等，这些都是值得进一步加以探讨的问题。再次，要防止出现"数字教条"。我们承认量化的方法是史学研究中的一种重要的方法，有助于说明一些问题，但同时也必须注意处理好定性和定量的关系，没有计量的分析为基础，有时候定性的判断就缺乏依据；但是也只有通过定性的分析，量化的研究才会更有意义。最后，抗日战争史研究中的量化，也要尽可能防止一些情绪化的宣泄。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历史上非常沉重的集体记忆，但在科学研究中，我们要尽可能少受情绪的支配，当下中国各类抗日战争损失数似有不断增加或扩大的趋势，这不符合科学的原则，诚如孙宅巍针对南京大屠杀所谈到的看法，即不要陷入研究的三个误区，那就是永远不变的数字，更加精确的数字和更多的数字。"只要承认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人进行了疯狂的屠杀这个历史事实，就可以对南京的中国死者数量这样的敏感问题进行讨论"。【62】实际上其他的量化也是一个道理，科学性不强的量化只会产生负面的影响，它也常常会被日本一些右翼学者拿来作为中国实施"反日教育"或"仇日教育"的口实。【63】 

摘要：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掠夺或者被非法转移文物的返还是一个世界性的历史遗留问题，近年来已经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中国在二战期间被日本掠夺的大量文物迄今没有返还，而且由于种种历史和现实原因学术界对这个问题的关注也很不够。本文概要介绍了国际社会的相关实践，分析了中国被掠文物返还的法律基础，并探讨了中国收回被掠文物的途径和方法。作者认为：虽然在这个领域里缺乏直接的法律依据，但一些国际条约的相关规定和国际组织的宣言、建议仍可以作为我们与相关国家之间进行谈判的指导原则；收回被掠文物的主要途径除政府间达成双边或多边协定外，还包括有关国际组织的协调、民间机构的广泛参与和受害者的诉讼等。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掠夺或者被非法转移文物的返还是一个世界性的历史遗留问题，近年来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在欧洲各国尤其受到重视。但在亚洲国家，比起战争赔偿、慰安妇问题、劳工问题以及遗留化学武器等热点问题，被掠夺文物的返还还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实际上中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大的受害国之一，文物损失最惨重，最有权利得到补偿。本文概要介绍国际社会在这个问题上所采取的一些举措，着重探讨中国被掠文物返还的相关法律基础及目前存在的若干难题，进一步寻求可能的返还途径。一、国际社会在二战被掠文物的返还问题上所做的努力作为国际社会的一种共识，被非法转移的文物应该尽可能地归还给原产国。因为文物是一个国家或者民族的象征，是一个国家或者民族历史的见证。更重要的是，文物是一种不可再生、复制和替代的资源，对创造它的人而言是唯一的。所以，国际社会做出许多努力，来遏制和打击对文物的盗窃、非法挖掘和贩运，以及任何形式的破坏，积极促进被非法转移的文物返还给原产国以及原所有人。相对于任何个人或者有组织的盗窃、非法挖掘和贩运，战争是对文物的最大破坏。因为战争是一种国家行为，在国家利益的名义下，轰炸、焚烧、掠夺文物成为战争的重要目标之一，使文物遭到永远无法恢复的毁坏。而二战无疑是对人类文化遗产的一次最严重的破坏，受害国家和人数之多、文物被毁灭和掠夺之巨，都是史无前例的。据1945年11月建立的“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的不完全统计，战争期间仅从中国掠走的文物至少有3,607,074件又1,870箱[1]，绝大多数至今没有归还。在欧洲，纳粹德国从其占领的国家掠夺了大量的艺术品，其中很大一部分属于犹太人。据“世界犹太人协会”估计，纳粹德国抢掠的珍贵艺术品可能多达11万件。战争结束后，一些国家根据相关法律和协议归还了部分文物，如1945-1949年美国占领当局向德国地方政府归还了原属于德国的艺术品，20世纪50年代末前苏联政府向当时的民主德国政府归还了部分艺术品。但由于冷战时期两极对抗的存在，相关国家之间无法正常就返还问题展开外交谈判，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这类成功返还的案件还是很罕见的。从90年代开始，这种状况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许多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纷纷出台一些原则和建议，以促进相关国家之间就二战被掠夺或者被转移文物的返还进行协商、达成协议。比如，美国国务院和大屠杀纪念馆1998年在华盛顿举办了“大屠杀时期资产返还问题”国际会议，有44个国家和许多非政府组织派代表出席了会议。代表们就1933-1945年之间被非法剥夺财产的返还问题进行了讨论，并签署了关于返还被纳粹掠夺的艺术品的11项基本原则。[2] 再比如，国际博物馆协会(ICOM) 于1999年向世界各国的博物馆从业者提出了一份建议，要求各博物馆调查和辨认那些出处可疑的藏品的来历，尤其是二战期间或者战争刚刚结束后获得的藏品的来历。该建议还要求各博物馆公开相关调查信息，并将原属于犹太人或其他合法所有者的艺术品归还给原所有权人或其后裔。[3]作为最重要的文化遗产保护国际机构之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在这个问题上进行了不懈的努力。1995年，教科文组织国际标准部提出了关于解决因二战期间被转移文物而产生的纠纷的一些基本原则草案。为了使这些原则进一步完善与规范，以便提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促进文化财产返还给原有国的政府间委员会”讨论并通过，教科文组织国际标准部于2000年5月在巴黎总部召开了一个专家会议。笔者作为中国专家参加了此次会议，从中国及亚洲国家二战文物被掠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此后，关于二战被掠文物的返还问题一直是“促进文化财产返还给原有国的政府间委员会”历届会议的重点议题之一。据悉，2006年7月结束的“促进文化财产返还给原有国的政府间委员会”第14届会议由于各国分歧较大而未能获得通过，近期将再次开会讨论以最终定稿，以便提交2007年召开的第34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审议，作为“关于二战期间被转移文物返还的宣言”向成员国提出。在国际社会的努力促进和犹太受害者的不懈追求下，有关国家之间也进行了积极的磋商，并取得不小的进展。1996年，德国和俄罗斯政府在经历了多年谈判后达成了一项双边文化合作协定，以促进二战期间从对方领土上获得的文物归还给对方。俄罗斯政府在国际社会的强大压力下，经过艰难抉择，最终于2003年宣布了一项重大决定，归还二战结束前作为战利品从德国运回苏联的所有艺术品。据悉这批艺术品共计100万件，主要是纳粹德国从欧洲各地掠夺来的，其中包括不少著名画家的绘画作品，以及奥地利私人图书馆珍藏的从１５世纪到１８世纪的１０００多本书籍和手稿孤本等文物珍品。俄罗斯当局称，这些艺术品将在专门的网站上公布，所有这些物品的原主人及其后裔都可以在此后的１８个月内向俄罗斯政府提出关于所有权的有力证据，并经俄方考证无误后再将艺术品物归原主。[4] 虽然具体的归还工作需要经过非常复杂和严格的认证程序，但俄罗斯政府的举动普遍得到国际社会的好评，它为彻底解决二战文物的返还问题树立了一个榜样。荷兰政府于2006年2月做出决定，返还200幅二战期间被纳粹德国掠夺的、原属犹太收藏家收藏的名画。奥地利政府也于最近几年陆续向原来的拥有者归还了5000余幅艺术作品。[5]二、中国被掠文物返还的法律基础及其难题二战被掠文物的返还既是一个政治问题，更是一个法律问题。由于被掠文物涉及许多国家，其返还不仅是内国法问题，而且更多地是国际法领域的问题。对于中国而言，由于我们没有就对日追索或者收回文物制定专门立法，也没有哪项法律直接涉及该问题，因此更多地还是要从国际法的角度去寻求法律依据和支持。最早涉及战争期间文化遗产保护责任的国际公约是海牙公约。作为1899年海牙第二公约附件和1907年海牙第四公约附件的《陆战法规和惯例公约》第56条都规定：“市政当局的财产，包括宗教、慈善、教育、艺术和科学机构的财产，即使是国家所有，也应作为私有财产对待。对这些机构、历史性建筑物、艺术和科学作品的任何没收、毁灭和故意的损害均应予以禁止并受法律追究。” [6]也就是说，这两个公约都禁止在战争期间抢掠文化财产，而不论这些财产属于私人所有还是国家所有，并且抢掠财产的行为应受法律追究。值得注意的是，很多与二战掠夺和转移文物相关的国家，如英、美、法、德、意、日、俄等均签署并批准了这两个公约，中国也是其成员国，因此，两公约本应对这些国家都具有法律拘束力。遗憾的是，两公约都包含了“普遍参加条款”，即只有在全体交战国都是公约批准国时，公约才具有约束力；如果有一个非成员国参加作战，该公约就不发生效力，即便是对批准国也不生效。[7] 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交战国家已远远超出了批准国范围，因此我们无法直接适用这两个公约来要求日本返还被掠文物。在二战即将结束之时，为了避免对被占领土造成更严重的财产毁坏，1943年，同盟国在伦敦发布了“反对在被占领土从事掠夺行为的宣言”。该宣言宣布：一切被占领土上财产的转移、交易行为均属无效，不管这种转移或交易采取公开掠夺还是合法的形式，即便它们被赋予“自愿”的形式也是无效的。中国作为同盟国成员签署了该宣言，也就是说，中国保留战后追究战争期间的任何掠夺、转移财产，包括掠夺、转移文物的行为。二战结束后，国际社会认识到文物在战争中遭受到严重的破坏，决定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保护文物免受战争的威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定了1954年《关于在武装冲突情况下保护文化财产的海牙公约》。该公约第4条及其议定书都禁止在武装冲突情况下对另一缔约国文化财产的盗窃、盗用、掠夺和任何形式的破坏行为。第26条进一步要求缔约各国对违反该公约的任何人，不论其国籍，采取一切必要步骤进行追诉并施以刑罚或予以制裁。该公约是世界上第一个专门针对战争期间文化财产保护的国际公约，有100多个国家加入了该公约。遗憾的是，该公约没有追溯力，不能直接适用于二战文物的返还。此外，197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和1995年《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关于被盗或者非法出口文物的公约》 都明确要求缔约国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禁止和防止进口从他国被盗和非法出口的文化财产，防止其所有权的非法转让，并采取适当措施收回和归还此类文化财产。1970年公约并且明确规定：“一个国家直接或间接地由于被他国占领而被迫出口文化财产或转让其所有权应被视为非法。”（第11条） “本公约缔约国应尊重由其负责国际关系的领土内的文化财产，并应采取一切适当措施禁止并防止在这些领土内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第12条）遗憾的是，这两项公约同样没有追溯力。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到目前为止所有公约都不能直接适用于二战被掠文物的返还。尽管1899年和1907年海牙公约的附件《陆战法规和惯例公约》直接涉及到战争期间禁止对文物的破坏和掠夺，并追究破坏和掠夺者的法律责任，但由于“普遍参加条款”的存在而使这些规定无法生效。而且这些规定即便能够生效，也由于规定得太笼统而缺乏可操作性。1943年的伦敦宣言只是同盟国单方面的宣言，只能对参战国家起一个警示作用，不能作为返还文物的直接法律依据引用。1954年的海牙公约是目前为止最直接地针对战争期间文化财产的保护的，它不仅禁止将被占领土的文化财产运往境外，还要求有关方面归还已被运往境外的文化财产。1970年公约和1995年公约也同样要求缔约国归还被盗窃和非法出口的文化财产。但是，二战以后订立的这几项国际公约都不具有追溯力，无法成为二战文物返还的直接法律依据。也正因为在这个领域存在法律依据不足的缺陷，所以，相关国际组织才提出了一些基本原则和建议，虽然它们都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但为国与国之间进行双边或多边谈判提供了指导意见。目前正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酝酿通过的“关于二战期间被转移文物返还的宣言”是这些国际组织提出的原则和建议中最具积极指导意义的一种。该宣言草案包括一个序言和13条原则。其宗旨是鼓励各国按照宣言确认的方法和措施，就返还二战流失文物进行认真谈判，促成这些文物的返还。该宣言适用于因二战期间的敌对状态或者占领之下从某一领土转移或者流失的文物而起的纠纷，所谓“转移”或“流失”既包括公开抢劫或掠夺，也包括非法的占有和被迫的转让，甚至包括形式上“自愿”而实际是被迫的交易。宣言要求文物的现所在国或存放国采取必要措施确保将文物返还其最初被转移或流失的领土，并在返还之前禁止其出口，而不论该文物是否有人提出要求。对文物的被转移和流失负有责任的国家应查找这些文物的下落，如果文物已被转手则应负责购回，并将其返还原属领土。文物返还后，接受国应积极查找这些文物的原所有权人或其继承者，并依法将文物归还他们。该宣言特别强调：返还的文物不得作为战争赔偿，而且宣言所规定的义务没有任何时效限制。这说明起草者充分考虑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文物本身所具有的特殊性，不能将文物视为普通私法上的财产，被掠文物的返还仅仅是对战争的反省，并不涉及对受害国家和个人的赔偿。这样既避开了长期以来争论不休的关于日本的战争赔偿责任问题，也彻底解决了通常国际公约缺乏追溯效力的问题，并且堵住了有关国家以时效已过为借口拒绝返还要求的退路。当然，该宣言也一再宣称，它只是为有关国家之间的双边或多边谈判提供指导的“软法”，旨在促进有关协议的达成，并成为判例法发展的基础。[8]三、中国收回被掠文物的主要途径和方法近年来，中国民间对流失海外文物的回归表现了较大的关注，顺便也带出了二战期间被掠文物的返还问题。大多数人所提到的最直接的方法是购买甚至是在拍卖会上竟拍。这样做虽然能使某些被掠文物很快回归，满足了某些人的虚荣心，但其社会效果却是令人质疑的。明明是属于我们自己的文物，是被强盗掠夺走的，却要我们花费大量的资金去买回来，难怪有的学者称这是“再次被掠，二次被盗”[9]。这样购买回来的文物不仅激发不了人们的爱国心，反而会更加令人痛心，甚至会导致人们对有关部门管理能力的怀疑。说得严重些，这种做法与购买赃物其实没什么区别，甚至更糟，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抬高了被掠文物的市场价格，刺激了被掠文物的不正常流通，从而给通过正常渠道追索被掠文物带来了很大的障碍。从国际社会的相关法律实践来看，收回被掠文物应该采取以下途径和方法：首先，在现有法律框架内，最直接也是最有效的返还途径就是相关国家政府之间通过外交谈判达成双边或多边协议，彻底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如果中日等国能够就这个问题达成返还协议，它所带来的社会影响和教育意义将是巨大的，因为它表明了中国政府对历史遗留问题的高度责任心，也表明了日本政府对战争的深刻反省，以及对受害国人民的最直接的道歉和对创造这些文物的民族和人民的尊重。当然，这也是最艰难的一条道路。德国和俄罗斯之间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性质和后果认识足够清楚，达成返还文物的协议尚且需要几十年的努力，以日本政府目前对侵略战争拒不反省的态度，是很难在二战文物返还的问题上有所松动的。以往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早在1946年初，当时的民国政府即向盟军总部和远东委员会提出了一份《中国抗战时期公私文物损失数量及估价总目》，要求日本政府查找这些被掠文物并返还中国。这份目录详细记录了书籍、字画、碑帖、古物、仪器、标本、地图、艺术品、杂项等各类可移动文物的被掠情况，也包括古迹等不可移动文物的损失情况。根据盟军总部的苛刻要求，这份目录提交时还附有每件被掠文物的详细说明，包括文物的名称、制作年代、性状、尺寸、重量等，还附有照片或者样图，并且说明了实施掠夺的部队番号及指挥官的姓名，同时还提供了文物的所有权凭证和地方政府的证明。当然，由于时间紧迫，很多被掠文物的失主在1945年底因躲避战乱还未及返回家乡，根本无法进行失物的登记；而且提供实施掠夺部队番号的要求也很苛刻。因此这份目录中所登记的应当只是中国被掠文物中极为有限的一部分。即便如此，日本政府也没有全力配合查找和返还。虽然日本政府于1946年5月9日曾通令全国：凡七七事变后于中国等地强制没收或者掠夺的文物，现存于日本者，必须于5月20日前查报，藏匿不报者，一经查出将处以两年以下监禁，并处5,000元罚金，[10] 但实际上并没有对这些文物的下落进行详细调查，而是采取敷衍态度，只归还了很小一部分文物，绝大多数都被日本方面以无法查证或已经毁灭等理由拒绝了。所以，日本政府主动归还被掠文物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文物毕竟不是普通财产，它带有的特殊标记谁也抹不掉。目前的日本政府再张狂，恐怕也不敢在他们的博物馆里公开展出像北京人头盖骨（如果还在的话）之类明显属于二战时期从中国掠走或者流失的文物。实际上在现在的国际环境下，别说日本，估计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敢公开将北京人头盖骨这样明显带有中国标记，而且是二战流失标记的文物居为己有。这就是正义的力量！因此，只要我们坚持不懈地努力，不放过任何线索和机会，日本政府也不能不考虑国际压力。再说，文物的返还与战争赔偿是两回事，国际社会都将其作为特例来处理，我们也不应该太悲观。    其次，利用相关国际组织的协调功能来促进被掠文物的返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是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一个重要国际组织，它专门设有“促进文化财产返还给原有国的政府间委员会”。该机构对于促进文物返还已经做了许多工作，并且对二战被掠文物的返还特别重视，近十几年来一直在探讨促进二战文物返还的基本原则和具体方法。如果2007年“关于二战期间被转移文物返还的宣言”能够如期出台，那它的影响力将不可小觑。与其他相关国际组织出台的原则或建议相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宣言草案考虑得更周全，可操作性也更强。更重要的是，中国、日本、韩国、朝鲜等相关国家都是教科文组织的成员国，尽管宣言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但对这些国家解决文物返还的历史遗留问题还是会有相当大的说服力的。其实即使宣言不能如期出台，中国和其他受害国家也可以向“促进文化财产返还给原有国的政府间委员会”提出申请，要求日本返还某件或某些被掠夺或流失的文物，因为在相关国家间进行调解或调停、促进双边或多边合作使文物返还给原有国正是该委员会的主要职责。在它的斡旋和帮助下，相关国家之间开展外交谈判会顺利得多。再次，发挥民间机构和正义人士的作用。迄今为止许多成功返还的事例都是在民间机构的参与和正义人士的帮助下进行的，在二战文物返还问题上他们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很多民间机构和正义人士出于对战争的反省和憎恨，主动将它们所占有的二战被掠文物返还给受害国的相关机构，比如2006年7月14日东京大学图书馆向首尔大学归还了韩国古籍《朝鲜王朝实录》，在中、日、韩等国引起很大反响。因此，成立专门的民间文物追索机构，利用民间力量进行被掠文物现状和下落的调查和研究，主动与日本和国际相关机构开展合作，探讨被掠文物返还的途径，及时向公众发布被掠文物的信息并公开表明收回文物的意愿，给日本政府和被掠文物的现占有者或保存者施加压力，是十分必要的。另外，诉讼当然也是受害者的重要权利。如果受害者有明确的证据证明自己的文物在战争中被掠夺或没收，并且知道其下落，也可以通过诉讼的方式要求归还。但这同样是一条艰难的路，最近几年中国许多战争受害者向日本法院起诉要求赔偿，大都以失败告终。受害者可能会遇到的最大问题就是诉讼时效。如果根据普通私法来起诉，当然会有时效问题。但现在的国际潮流和惯例显然是将二战文物的追索当作特例来对待，很多国际组织提出的原则和建议，包括正在起草的教科文组织二战文物返还宣言，都明确提出二战被掠文物的追索不受时效的限制。也正因为如此，许多犹太受害者及其后裔才能从有关国家索回自己的艺术品。 综上所述，二战被掠文物的返还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历史遗留问题。但是，我们不能因为目前缺乏直接的法律依据或者日本现政府的强硬态度，就不积极主动地开展有系统有组织的行动，甚至放弃应有的权利。实际上，收回二战被掠文物不仅是我们的权利，更是我们对子孙后代应尽的责任和永远回避不了的民族义务。犹太受害者及其后裔之所以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同情和支持，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坚持不懈、年复一年地向德国以及其他相关国家进行追索，即便是在冷战时期他们也没有放弃努力，终于使越来越多的国家做出了归还艺术品的正义决定。二战距今已有60多年了，许多证据正在消失，我们应当怀有历史的紧迫感和责任感，充分利用国际国内的各种有利因素，对有关问题开展系统的研究，积极开展被掠文物的返还工作。*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1] 戴雄：《抗战时期中国文物损失概况》，载《民国档案》2003年第2期。[2]http://www.lootedart.com/Internationa ... ConferenceonHolocaust-EraAssets.asp[3]http://icom.museum/worldwar2.html[4] 新华网2003年2月10日。[5] http://arts.tom.com/1002/200628-25336.html[6] http://www.icrc-chinese.org/main.asp? ... id=6_6&article_id=712[7] 扬泽伟著《宏观国际法》，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年，131页。[8]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促进文化财产返还给原有国的政府间委员会”第14届会议资料。[9] http://www.businesswatch.com.cn/Html/gov/0632912002636804.html[10] 孟国祥著《大劫难——日本侵华对中国文化的破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276页。

如果借助王国维对形而上学乃"色空"的定义，用最通俗的话来说，资本主义的本质其实就是"买空卖空"。

1970年代以来，大批简帛书籍的陆续出土，为丰富和重写中国古代学术史提供了资料与条件，促使我们对中国古代学术史进行重新思考、重新认识和重新评价。

4月27日上午，获悉韩南先生去世，深感震惊和遗憾。过去的几个月内，先生往返于医院与康复中心，身体状况时有反复，近几周似乎已渐趋稳定。在记事本上，我写下了最新的电话号码，心里想着这一周的什么时候就可以跟先生通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