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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东力:在父亲缺席的时代

《文化纵横》
父亲是一家之主。古文“父”字像“手拿棍棒”,《说文解字》对“父”字的解释是:“矩也,家长率教者,从手举杖。”
父亲是一家之主。古文“父”字像“手拿棍棒”,《说文解字》对“父”字的解释是:“矩也,家长率教者,从手举杖。”父亲在家庭中垂范训导,且手持木杖,代表权威、力量、秩序和安全。社会文化意义上的“父亲”角色,同样是这一系列价值的象征。这后一种意义上的“父亲”角色,是一个正常、健康社会的柱石和保障,他们承载并传递国家、社会、民族的主流核心价值,是他们所属共同体中的稳定力量,反过来讲,也常常是保守的力量。

中国历史上曾经存在过两种类型的“父亲”角色,即儒家父亲和革命父亲。

在儒家社会中,以汉儒董仲舒提出的“三纲”为根本大法,所谓“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要求为臣、为子、为妻者,必须绝对服从于其君、父、夫,同时也要求君、父、夫,相应地为臣、子、妻做出表率。其中,父子关系承担所属族群的宗嗣延续,又具有特殊的意义。所以,《易·序卦传》说:“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这说明家庭内部的父子关系,是人间社会一切统驭、治理关系的缘起和原型。

不仅如此,在中国传统农耕社会,以一家一户为农业生产和国民经济的基本单位(李悝、晁错的所谓“五口之家”或孟子所谓的“八口之家”),父亲作为家庭生产和生活的组织者、领导者,一方面是主要劳力,另一方面也集中并传递着祖辈相延的生产生活知识、经验和智慧。因此,父亲,可以说在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经济秩序中,居于核心地位。

以“父亲”为中心构建的儒家学说,是一种广义的中老年伦理。在这个伦理体系中,即使是年轻人,也被要求“少年老成”,因为这个体系缺少青年或少年文化的位置,年轻人在其中居于被压抑、被规训的处境,是必然的。

中国古代儒家塑造了“君父”制度和文化,标志着一种温和保守型的社会政治形态。近代以来,传统价值瓦解,社会急剧转型。从晚清到“五四”,进化论流行于世,这是一种直线式的进步历史观,与之相对应的则是一个“无君无父”的子辈的时代。

五四末期,朱自清发表散文名篇《背影》(1925年),以父子关系为主题,不经意地揭示了时代的转折。《背影》的主要内容是老父到火车站送年轻儿子赴京上学,帮他看行李、找座位、买橘子等一连串情节。在作者笔下,传统儒家构造的“严父”形象,已被动摇并瓦解。“我”当时在北大读书,因此已经历过五四启蒙的新思想、新知识、新作风洗礼。“我”看父亲,“总觉他说话不大漂亮”,“心里暗笑他的迂”,以怜悯的目光注视、打量、反省,看到的是一个特别疼爱儿子的,唠叨、琐碎、踌躇、笨拙、老态的——或者说,是一个母性化了的父亲形象。《背影》展示的,与其说是一般意义上的所谓亲情和人性,不如说是一个被五四启蒙运动打垮之后的父亲的处境,是传统儒家父亲的一个正在消逝的“背影”。

在五四时代,沿着进步主义路线,子辈狂飙突进,青春价值突显,《新青年》杂志、“少年中国”学会成为新中国的原点。从中共建党开始,子辈向新一代父辈成长。经过北伐、红军、抗战、建国,从古典中国的逐级崩溃到现代中国的迅速重建,经历了一个中国革命的“创世记”,开天辟地,经天纬地,从中国革命的硝烟和血海中,终于成就了一代空前绝后的“伟大父亲”。

相反相成地,从1940年代末到1970年代初,这代“伟大父亲”生育了一代同样是空前绝后的“小字辈”:这就是我们熟悉的小凯(或晓,下同)、小军、小兵、小刚、小强、小庆、小东、小波、小枫、小山们……,晓与小同音,彼此互用。“小”字最早出现在革干、军干家庭,之后才影响波及全社会。这是一个庞大的群体,与其父辈的那个庞大群体遥相对应。总之,在抗战胜利前,中国人名字中很少用“小”字,而改革开放后,“小”字又迅速减少。这个“小字辈”的现象,堪称中国姓名史上的一个绝无仅有的奇观。那么,为什么恰恰是在那30年出现这种现象?

那一两代革命者,经历了从建党到建国的史无前例的非凡挑战、危机和考验,而成长为文武兼备、军政合一的一大批传奇英雄。与其他时代、其他经历的父亲们相比较,当轮到他们也娶妻生子的时候,在这些革命父亲眼中,他们的子女似乎显得格外地幼稚、柔弱,显得格外地“小”。因此,子女一代名字中的特别的“小”,恰恰源自父亲一代的经历、成就和人格中的非凡的“大”。

革命父亲与儒家父亲相比,不仅是一种稳定的力量,更是解放和变革的力量。但是,从1950年代末开始,随着革命的体制化,革命父亲逐步儒家化,转型为一种类似于传统的社会统驭治理的保守力量。而另一方面,承继革命血统(尤其是精神上的“血统”)的子辈,日益长大成人,渴望新的解放和变革。在体制内,作为至高无上的革命之父,唯有毛泽东一人仍保持解放和变革的巨大冲动。为抑止革命的体制化、保守化,毛泽东鼓动并支持造反派(子辈),打碎国家机器,批判官僚阶级和老干部(父辈)。最终,他与众多的革命父亲两败俱伤。

文革结束,1979年,青年画家罗中立完成了那纪念碑式的巨幅作品《父亲》。这个悲苦、麻木、软弱和驯顺的“父亲”,当然既不是传统儒家父亲,也不是现代革命父亲。同朱自清的《背影》相比,这个作品也同样意味着“父亲”权威的彻底瓦解,预示着中国将再次面临一个“无君无父”的子辈时代。改革开放,是在“上帝之死”的历史条件下起步的,“不破不立”,“破字当头”,“黑猫白猫”,“摸着石头过河”。从此,社会进入转型期。

30年来,当初参与创业的一代人已进入中老年,获得了权力、财富和知识,包括政界、商界、学界。但是,他们中的很多人浮躁、焦虑、迷茫,在某种意义上仍表现出某种青春期症候。社会文化意义上的“父亲”角色仍有待于建构。

与中国经历相近的俄罗斯,现在则在重建“父亲”角色。普京一方面通过面向美国和北约的强硬姿态,另一方面借助手中油气资源的利润,获得民众支持,强行整合国内分歧,重建中央政权对资本寡头和地方势力的权威。在某种意义上,俄罗斯社会已经逐步确立起自身的“父亲”角色。而相应地,民间青年学生组织“纳什”等,则作为子辈,成为普京的积极拥戴者、支持者,初步形成新的父与子之间的良性互动。

反观中国,我们的社会仍缺少权威、力量、秩序和安全感,也就是说,中华大家庭仍缺少社会文化意义上的“父亲”。这要求掌握权力、财富和知识的阶层承担“父亲”角色,即显示力量(面对国际竞争),建立秩序(公正的制度环境),提供安全(社会保障和福利),以确立具有公信力的真正的权威。只有这样,中国社会的改革、发展、稳定,才能获得一种动态的健康的平衡。

(作者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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