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 - 中国的穆斯林是什叶派还是逊尼派

一、中国伊斯兰教派是流不是源

中国伊斯兰教的各种教派，追根溯源，绝大多数都是阿拉伯和中亚地区各种伊斯兰教派影响的结果。它们或是由外国传教士传入，或是由中国穆斯林从国外引进，而不是中国穆斯林独创的。

格底木、西道堂、新疆维吾尔等族的逊尼派，都源于阿拉伯地区的逊尼派，而且都遵循大伊玛目哈乃斐学派。

伊合瓦尼、新疆维吾尔等族的圣训派，提倡“尊经革俗”，“凭经立教”，被称作“尊经派”，显然是受18世纪中叶兴起于阿拉伯半岛的瓦哈比派及本世纪初期该半岛的伊赫万运动的影响。伊合瓦尼的创始人马万福（1849-1934），又称“果园哈吉”，清光绪十四年（1888）赴麦加朝觐，曾受教于沙特阿拉伯的“海里夕巴氏学堂”，归国时带回一批瓦哈比派的教律经典及其批判“异端”的经籍。正是在研读这批经典的基础上，他提出了著名的十大纲领枣“果园十条”，创立了中国伊合瓦尼教派。

门宦教派和伊禅教派都源于阿拉伯和中亚地区的神秘主义修道派别苏非派。

新疆维吾尔等族的伊禅教派也都来自中亚地区。

塔吉克族信奉伊斯兰教大约在10世纪，在历史上曾受过不同伊斯兰教派的多种影响。在16世纪末17世纪初，他们又改奉了什叶派的伊斯玛仪派。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中国伊斯兰教各教派，基本上都受国外影响形成的，他们的源头都在国外。这进一步说明，中国的伊斯兰教确系世界伊斯兰教的一部分，伊斯兰世界发生的教派分化，对中国伊斯兰教是有影响的。

二、中国伊斯兰教派分化的历史不长

据中外史家对历史文献资料的分析和考证，很久以前即有不同教派的穆斯林在中国的土地上栖身与活动。

远在公元8世纪初期，许多什叶派教徒及阿里的后裔，为逃避倭马亚王朝（661-750）在压迫和迫害，从呼罗珊向东方移动，一直逃到中国西北地区，隐姓埋名，定居下来。11世纪到过远东的阿拉伯施行家夏乐夫·阿利沙门·泰显·马尔瓦则，记述了这些阿里派穆斯林的后裔在北宋王朝进口贸易中做牙客的事实。日本著名的历史学家桑原骘藏在其《隋唐时代来居中国的西域人》一文中，对此也做了有力的论证。 11世纪以后，中国已有苏非派教徒当无疑问。喀喇汗王朝时期中国杰出的维吾尔族古典文学名著《福乐智慧》中，那位潜隐山林、遁世苦修的苦行者觉醒就是苏非派教徒，他决心以理性抑制情欲，用智慧克服欲念；他完全否认今世生活的价值，身边只有一钵一杖，都却声称自己“心头有真主作伴。”

到了元代，苏非派教徒的数量有所增加。中世纪伟大的穆斯林旅游家伊本·白图泰（1304-1377），在他著名的《游记》中记述了刺桐城（泉州）、隋尼克兰城（广州）建有伊斯兰教的清真大寺和道堂，他还亲自拜访过隋尼克兰城外山洞里奇异的老修道士。《元典章》中多处提到的“迭里威士”一词，是波斯语Dervish的音译，原意为“沿门乞讨”，意译为“托钵僧”或“苦行僧”，专指那些按照苏非派学说完成了修炼功课的修道士，是苏非派中的高级成员。《元典章》中多处提到他们，可知他们当时的数量不会很少。

尽管如此，上述什叶派、苏百非派教徒的存在并不是我们这里强调的中国伊斯兰教教派分化，因为他们毕竟是直接从国外进入中国的不同教派穆斯林，并非是中国伊斯兰教本身的教派分化。中国穆斯林的这种教派分化历史，其实是很短的，迄今不过300多年的时间。

内地回回等族的教派分化大约始于17世纪末18世纪初。造成这种分化的原因很多，但主要的原因有以下几个：

其一，康熙二十三年（1684）海禁松弛，对外贸易开放，苏非派思想传入内地。为了对付抗清力量，清初一度实行严格的海禁政策。随着清军攻占台湾，郑成功之孙郑克{土爽}遣使赍降表至清军并雉发受诏，郑氏政权败亡，海禁已失去了意义。康熙二十三年十月，清廷宣布“弛海禁，但不得以火器出洋”。这样，就出现了两个方面的现象：一方面是阿拉伯、波斯、印度等国的穆斯林商人和传教士大量进入中国内地，特别是那些神秘主义的苏非派教徒，在西北和西南广大地区到处传播他们的宗教主张，中国各地的穆斯林，接受了他们的宣传和影响，从而形成了不同的教派。嘎的林耶大拱北门宦创始人祁静一，虎非耶毕家场门宦创始人马宗生和穆夫提门宦创始人马守贞，都是在这种条件下创立门户的。另一方面，由于海禁松弛，中国穆斯林远涉重洋朝觐天方的日渐增多。1950年甘肃省民委对临夏社会调查表明，清代康熙、乾隆以来，每年都有赴麦加朝觐者，有男有女，有老有少， 少则几人十几人，多则二三十人。仅八坊、阳哇山、扎藏、何家、东乡等地穆斯林，康、乾以来朝觐过麦加的哈吉就有百余人之众。这些哈吉们在阿拉伯地区接受了苏非派的学理，回国后进行广泛的传播。哲合林耶门宦马明心、虎非耶的花寺门宦马来迟，都是这样创建本门宦派的。

其二，清代初期，由于实行停止圈地、鼓励垦荒、兴修水利、盛世滋丁、永不加赋等一系列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政策和措施，创造了100多年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中国的封建经济逐渐呈现出由战乱破坏到恢复和明显发展的局面。信仰伊斯兰教各民族的经济恢复和发展，与当时全国的经济形势基本一致。特别是散布于全国各地的回族穆斯林，通过由元到明数百年的适应环境和惨淡经营，充分利用当时那种多民族大统一的局面，开田垦荒，安家立舍，兴修水利，开展多种经营，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显露出很强的开拓进取的民族活力。他们的人口在繁衍增加，他们的居住地区在不断扩大。到乾隆四十六年（1781）以后，陕西渭河两岸，到处都有回回村庄，西安省城内回民不下数千家，甘肃东部，从宁夏至平凉千里尽系回庄；自天水、秦安、通渭、渭源、临洮、临夏、西宁至甘肃西部的酒泉、张掖，都是回民聚居的地方；云南东部的昭通、会泽、巧家，西部的大理、保山、剑川，都出现了回民村镇，云南已成为仅次于西北的第二个回民大聚居区；各大城市，如广西桂林、江苏南京、四川成都，都出现了回民聚居的街道，有大量的回回在那里生活。其他如撒拉族也大致相仿，到乾隆四十六年以后，他们已从以前的“六门八户”逐渐繁衍到6000余户、近3万人；居住区也从徒子的八个村庄扩大成循化的内八工和巴燕戎格（今化隆）的外五工，共计十三工（“工”是相当于乡一级的行政区划单位）。 伴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这些民族内部的封建生产关系也更加发展，阶级分化更加显著。大批农民因土地兼并而破产，土地大量集中到少数地主豪绅、寺院掌教、封建头人等手中。康熙年间河州知州王全臣在其所著《河州志》卷3中，记录了当时撒拉族土司的桩桩劣迹：“撒拉头目韩大用、韩炳，巢穴原在积石关外，最为豪强，近关居民，累受侵害。田房尽被霸占，甚至擅准汉民词讼，窥造之家稍可聊生，即商同地棍，捏词诬控，差役锁拿，被告之家不至破产不止。”这生动地说明，信仰伊斯兰教各民族内部的阶级压迫日益加重，广大穆斯林群众生活陷入贫困之中，社会斗争日渐尖锐。

这种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和斗争，反映在宗教上，就出现了我们上面所讲到的中国伊斯兰教内部的教派分化。

据慕寿祺《甘宁青史略》卷18记载：“至乾隆初，河州回民始有前开与后开之异。前开者先开斋而后礼拜也，后开者先礼拜而后开斋也。其始不知何时，然教至是分而为二。”前开之教（花寺门宦教派）的创始人是马来迟。他不仅从国外带回了苏非主义的虎非耶学理，也带回一部既简便又节省费用的《古兰经》选编本《冥沙经》，在一定程度上比传统的后开之教（格底木教派）加在农民身上的宗教负担要经一些，遂为广大穆斯林群众乐于接受，“一时翕然从之，前开之教愈盛。”到马明心时，他从西域带回一本《卯路经》，节目比《冥沙经》更简单，并且“入其教者皆有周济”，因此“附之者愈众，反盛于马来迟之教”。此外，据著名的哲合林耶经学家穆罕默德·曼苏勒·马学智所著《哲合林耶道统史》，我们也知道，无论是马明心还是他的弟子，都能自守清寒，他们穿着自织的粗羊毛褐衫，过着枵腹度日的生活，以打柴维持生活，却把教众奉献的钱财、衣物、食品转送给更穷困的群众，他们是一群真正的苏非派“迭里威士”（苦行僧）。马明心反对向穆斯林强征天课，主张为教众念经不收经礼，过“尔麦里”（办道活动）时不宰牛凌晨设度大吃特吃，而以几碟干鲜果品简单地招待阿訇，提倡简化宗教仪式从事宗教革新。这一切实际上教反映了广大贫苦穆斯林群众的利益和要求，所以他的新教一经产生，立刻得到人们的欢迎和拥护，纷纷皈依他的哲合林耶教派。

此后，由于封建统治阶级的分化瓦解，挑拨离间，拉一派打一派，使中国伊斯兰教派分化愈演愈烈，也发生过一些令亲痛仇快的大规模流血事件，为我们留下了痛心的记忆和血的教训。

三、中国伊斯兰教派的理论分歧不大

中国伊斯兰教派不可谓不多，但是我们却未发现这些教派之间有什么严重的理论分歧。正如前文中我们提到的，中国绝大多数穆斯林，无论是格底木、伊合瓦尼、西道堂，还是伊禅教派或门宦教派，他们都自称是逊尼派，教承认四大哈里发为正统，而且大都遵守大伊玛目阿布·哈尼法的教法。这就是说，在基本和教法学理论上，大家是大体一致的。他们之间的主要区别，既不是根本信仰的互异，也不是政治主张的不同，而主要是在宗教修持或具体的宗教仪式上存在一些差别。

还是让我们举些具体实例来说明这一点。

中亚地区影响很大的苏非派为乃合西板底耶，其第七辈“穆勒师德”（老人家）伊玛目热巴尼，是位久享成盛名的教义学家，曾著一部《买克吐巴特》。在这部书中，他把伊斯兰教的宗教功修分为四个梯级：教乘（舍勒尔提）、道乘（托勒格提）、真乘（哈格盖提）、超乘（买勒所提），后三级也统称为“道乘”。教乘是指穆斯林通过念、礼、斋、课、朝等宗教功课的完成，去敬主、拜主、畏主，最后到达接近和认识真主的目的。道乘则蝗旨通过修行办道、弃绝尘世、明心尽性等一系列修炼步骤，去返本还源，达到“浑然无人，心不纳物，唯物一主”及性与天道合一的境界。

伊禅教派、门宦教派，一般都很重视道乘的修持，其中有的教派（如虎非耶和哲合林耶）是教乘与道乘兼修，有的教派（如嘎的林耶）只重视道乘修持。而格底木、伊合瓦尼等派，原则上也并不反对道乘之说，但仅将它看作是一种副功。特别是格底木教派，对门宦教派虽有异议，但却对各门宦教派中那些品学兼优者给予相当的尊敬，视其为“贤者”；对从国外来华传教的苏非派教徒的“圣墓”，也表示尊敬，届期去游坟，在坟前“接都阿”（祈祷），只是不主张为之修建拱北并搞拱北崇拜。

马通先生在《中国伊斯兰教派与门宦制作史略》一书中，记载了伊合瓦尼创始人马万福提出的“果园十条”：不聚众念《古兰经》，只能一人念，众人听；不高声赞圣；不多作“都阿”；不探望拱北；不聚众念“讨白”（忏悔）；不纪念亡人的日子；不用《古兰经》转“伊斯尕退”；不干“抬太卧尔”的“尔麦里”；主张对“豪空”用“省海勒”（手端）；“尔麦里”要自己干，《古兰经》要自己念，别人代干、代念不行。这所谓的伊合瓦尼“十大纲领”，显然都是一些具体礼仪和办法，很难把它们认作是一些重大的宗教理论改革。

至于说到格底木与伊合瓦尼之间的差别，更属细枝末节上的不同。如念经受酬（俗称“吃海底业”）问题，格底木教派的家庭举办纪念亡人的活动，一般穆斯林都将阿訇请至家中念经，包上一包或几包经礼（海底业）送给念经人；也有的直接把一包经礼送至清真寺，请阿訇到礼拜殿上念经；或在游坟时请阿訇在撤离上念经，送给阿訇一包经礼。从教民角度讲，这是替亡人施舍；从阿訇方面来说，也增加了一部分维持生活的收入。伊合瓦尼教派坚决反对念经受酬，理由是不应拿尊贵的《古兰经》当作谋生发财的工具；出钱雇人念经，雇人者、念经者、亡人都得不到安拉的回赐。所以，他们主张吃了不念，念了不吃，也就是说，阿訇到亡人家，如果吃了他家的饭，就是以普通人的身份出现，而不予念经；如果以阿訇的身份去念经，就坚决不吃丧家饭，也不收取任何形式的报酬。

类似细枝末节的分歧还有许多。比如，丧葬上的一系列问题：包括为亡人举行站“者那孜”（站礼）仪式时，要不要脱鞋？在洗亡人时，是否在亡人身旁念《古兰经》的第二十章（塔哈章），念《塔哈》是否可使亡人避免蟒蛇？是否在人断气后，先举行传香炉的仪式，用香转水床一周，再将亡人移至水床之上去洗；还是先浪亡人并将其装入匣中之后再转香炉？亡人在生前撇欠斋、拜，无法还补，是用转经的办法还是用转钱的办法去补其所欠斋拜的罚金数目？坟坑内是否可以用书写经文的围坑布，能否在亡人尸体上放护胸“都阿”（祈祷词）？亡人亲属能否穿孝服、勒孝带、带黑纱？可否在亡人去世的当天及殡埋后的七日、四十日、百日、周年等搞纪念活动？又如，礼拜中的一个仪式是坐定，这时要念作证词，念作证词时要不要举右手食指来表示认主独一？接“都阿”后是抹一次脸还是抹两次脸？是否应强调男穆斯林留胡须，女穆斯林必须戴盖头？在所有这些问题上，格底木与伊合瓦尼的主张和作法均不相同。此外，伊合瓦尼还反对礼没根据的“副功拜”。他们认为，斋月里的“台拉威哈”，日食、月食、求雨的副功拜，都是有所根据的；除此之外那些定期的副功拜，如盖德尔拜、白拉提夜拜、登霄夜拜、殡埋亡者夜拜、开斋节夜拜和日拜、阿舒拉日拜、斋月最后一个主麻日拜等，都是没有根据的。这些无根据的拜功“是异端而受禁止的，礼了它还有罪”。伊合瓦尼还从根本上反对作圣忌，理由是：“忌日”是指先人死的日子，给先知作圣忌、办周年，意味着开经求主饶恕先知穆罕默德，而穆罕默德是圣人，他不用我们为他开经去搭救他；作圣忌没有法律经的明文规定；作圣忌，又称过圣会，往往是聚众大吃一顿，浪费金钱。因此我们坚决主张取缔作圣忌。

就列举这些吧。凡此种种所谓的差异，有哪些涉及到基本的宗教信仰呢？没有，几乎一条也没有。他们在宗教基本理论上，是没有重大分歧的。正因为他们都“既无学术上的理论，又无创造的主张。”所以有人甚至认为，严格来说他们都是不能称为派别的，不过是在末节形式上有点不同而已。这种断语虽有些偏激，但不无一定的道理。

四、中国逊尼派中有什叶派影响

中国著名回族阿訇王静斋（1879-1949），在本世纪20年代初，曾利用在埃及学习期间赴麦加朝觐。朝觐途中，与一波斯什叶派穆斯林同舟。相交之后，那位波斯穆斯林对王氏表现出一种特殊的亲近，引起王氏诧异，便询问其原因。波斯人说：“您不是中国的穆斯林吗？那么您当然就是我的同志了，怎么能不亲密呢？”王说：“全世界的穆斯林都是我们的同志，怎么能仅限于中国呢？”波斯人说：“不，我是什叶派，中国穆斯林也是什叶派，所以我们是同志。”静斋阿訇恍然大悟，遂向他详细介绍中国伊斯兰教是逊尼派而不是什叶派的证据。那位波斯穆斯林也大为惊骇，感到闻所未闻。 这位波斯穆斯林的认识并非绝无根据。清末著名史学家洪钧（1839-1893）在其所著《元史译文证补》第23卷中说：“大抵天方教在东土者，尽系阿里一派，所谓什叶教也。”此外，作者署名抱咫斋的《中国人种考原》一书中也认为：“中国今日通行之（伊斯兰）教，为阿里什叶派。”

造成学者们这种印象的直接原因，就是什叶派对中国逊尼派穆斯林的影响。中国许多很有威信的回族学者，如金吉堂、赵斌、王静斋等，对这种影响都曾予以承认。他们举出如下一些证据来说明这种来自什叶派影响的存在：

经堂教育毕业的学员，要举行“穿衣挂幛”的仪式。所谓“穿衣”，即是穿绿色大衣。重绿色，正是什叶派的特点之一。历史上什叶派建立的法蒂玛王朝（909-1171），在中国被称作“绿衣大食”。

在中国，主管教务的被称作伊玛目，呼经堂教育的学员为哈里发，这是扬伊玛目抑哈里发。

传习经典多用波斯语文，如《虎托布》（圣谕详解）、《艾尔白欧》（圣训注解）、《古洛司汤》（真境花园）、《米尔萨德》（归真要道）、《候赛尼》（经注学）、《额慎麻{石亭}》（昭元密诀）等；沐浴、礼拜等各种举意词也多用波斯文（参见1982年10月北京市伊斯兰教协会印《中阿文乜帖》）；日常宗教用语里，大量使用波斯语借词。

注重《太服细勒》（经解），与土耳其等国穆斯林注重《古兰经》原文者不同。

注重纪念阿里之妻法蒂玛。每年斋月十四日为“法蒂玛节”，也叫“女圣纪”，相传法蒂玛逝世于这一日。这一天，穆斯林妇女要收敛钱粮，设备饭菜，请阿訇念经祈祷，纪念法蒂玛；韭菜坪嘎的林耶甚至称法蒂玛为“罕格老母”；却从未见穆罕默德之妻赫蒂彻受如此尊贵的待遇。

中国穆斯林命名多取“阿里”、“哈桑”、“侯赛因”、“法蒂玛”等什叶派崇敬的人物，而很少以阿布·伯克尔、欧麦尔、奥斯曼、赫蒂彻等人命名者。

掌教在演讲中，经常叙述阿里的战阵之勇，而对欧麦尔的赫赫武功却鲜有称道。叙及此，笔者记起，幼时在回族武术师的兵刃架上悬挂一柄*图形双尖宝剑，剑身两侧刻有经文，武术师视为家珍，轻易不准人动。据说，这是“阿里剑”，阿拉伯语为“祖勒飞卡尔”，原是穆罕默德从大天使哲布勒伊来手中所得，转送给阿里。阿里以之屡立战功，像雄狮一样勇猛。

中国穆斯林接受穆尔太齐赖派八件著名的信条，称之为“八件教门原根”。这些信条于认主独一、知主公道、信圣人之后，还强调须认伊玛目，而且特别强调须认阿里及其十一代子孙为正道伊玛目。

金吉堂先生还指出，中国清真寺的经常教育，各种课程具备，独无伊斯兰教历史。他推测，这一定是因为讲述教史须以巴格达的哈里发为正统，然后在叙事上方有标准，而这正是什叶派教徒所不愿承认的。

当代回族学者冯增烈先生在《“格迪目”八议》一文中也曾提到两点：其一是格底木教派的阿訇们讲“瓦尔滋”时，有时也会提到“隐遁伊玛目”在逊尼派中的变种马赫迪，而“隐遁伊玛目”众所周知是什叶派的基本教义之一；其二是马卿伯所写的汉文译著《教款捷要》中，也曾将什叶派的十二伊玛目与四大哈里发并列，断为“具是正道的伊玛目”。

总之，在中国逊尼派中，遗留着一些什叶派的习俗，有什叶派的某些影响。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如前文中我们记述的那样，从唐、宋至元代，都有什叶派穆斯林到过中国内地，是他们将什叶派的教义、习俗带入另的。诚如庞士谦阿訇在《埃及九年》中所说：可能在很早的时候，从海道来到中国沿海一带的穆斯林都是逊尼派的阿拉伯人；从陆路来到西北的穆斯林都是什叶派的波斯人。后来年代久远，这些派别在中国的大地上逐渐融合并归于消失，于是便形成中国的逊尼派枣保存着什叶派一些习俗的逊尼派。

在国外两个水火不容的伊斯兰教派，到中国却由和平共处进而到合二为一，这在世界伊斯兰教史上恐怕也是少见的。这说明，中国穆斯林的前辈们注重团结，不搞门户之见和无原则的派别纠纷。这正是历史上中国穆斯林的优良传统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