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 - 殷之光：是谁想让阿萨德离开（上）

【编者按】

叙利亚是自古以来是中东地区的心脏地带，20世纪以来又是代表阿拉伯文明现代化努力的阿拉伯复兴社会党的中心。在阿拉伯与以色列的对抗中，叙利亚是前线地带。当这些因素与现实交织，扭结成了当前作为全球形势焦点的叙利亚问题。本刊研究员殷之光是毕业于剑桥大学的中东问题专业学者，撰写本文梳理了叙利亚问题的来龙去脉。本文较长，分两期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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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2012年2月23日英国各大媒体报道玛丽•科尔文在霍姆斯（Homs）巴巴阿姆鲁区（Baba Amr District）在叙利亚反政府武装临时搭建的媒体中心遭迫击炮袭击身亡的事件之后，西方主流媒体一片哗然。美、法、英领导人也借此进一步提出要求武力干涉叙利亚内乱。这一事件，无疑又为24日在突尼斯举行的"叙利亚之友"大会造成了更大规模的舆论影响。

针对叙利亚问题，国际社会大体分成三类态度。一是以中国、俄罗斯为主，主张政治和平解决叙利亚内乱；二是由美英等西方国家主导的，主张通过多种方式干涉，强迫巴沙尔•阿萨德总统下台；第三，则是由沙特、卡塔尔主导的逊尼派海湾阿拉伯国家，强硬主张武装干涉，支持叙利亚反对派武装暴力推翻现任叙利亚政府。对于以叙利亚国民委员会（Syrian National Council）为代表的叙利亚反对派来说，则更为支持沙特、卡塔尔的强硬派态度。在这三派意见中，除了主张政治解决的中国、俄罗斯之外，其余两派意见内部，由于各自政治利益不同，又对具体解决叙利亚问题的方式方法有着巨大的差异。尽管西方各国领导人不断就叙利亚问题提出强硬批评，但是持续了一年多的叙利亚问题却至今迟迟未有一个结果。与之相比，2011年2月15日爆发的利比亚内战在一个月内就受到北约主导的武装干涉，两者之间的巨大差别，便不得不使人对于西方干涉所持的所谓人道立场提出质疑。同时，叙利亚国家委员会虽然新近被少数西方国家承认为"叙利亚人民的合法代言人"，但即便对于其支持者来说，这一长期流亡海外的组织统一性及政治目标却一直都值得怀疑。因此，反对派一再提出的要求设立禁飞区、人道主义走廊等要求，均为真正能够得到全面实质性支持。

的确，相比利比亚，叙利亚战略位置更为独特性，并且历史状况更为复杂。这就使得一切针对叙利亚的决定，都容易引发该地区的连锁反应。身处中亚中东欧洲交界地的叙利亚，其国内政治问题不仅仅与长久以来伊斯兰教内部逊尼、什叶教派冲突相关，还与殖民主义消退后，在该地区遗留的巴以冲突问题、阿拉伯民族主义问题密切联系；甚至还包括与黎巴嫩、约旦、土耳其三国主权及领土冲突问题。这一系列问题虽然随着四次中东战争与叙利亚内部复兴党（Baa'th Party）政变上台之后被暂时掩盖，但却始终是该地区动荡的根源。需要理解当前叙利亚问题的复杂脉络，便需要重新梳理并分析这一系列问题的历史、政治与宗教关系。

一、 叙利亚民族宗教对立的历史背景

目前叙利亚境内的人口90%为阿拉伯人，其中绝大多数为逊尼派。叙利亚总人口的15%左右为信仰什叶穆斯林的阿拉维派（Alawite）。阿拉维派大多聚集在叙利亚港口城市拉塔齐亚（Latakia）。阿萨德家族便来自这一派穆斯林。但在正统逊尼派眼里，阿拉维派其教义与正统穆斯林相距甚远，因而尤其是对于具有萨拉菲主义（Salafism）倾向的逊尼派来说，阿拉维派甚至不能被当作是真正的穆斯林。但恰恰是这一少数族群，在叙利亚1970年复兴党政变之后，占据了叙利亚政府与军队的重要位置。另外，在叙利亚西南部格兰高地与大马士革附近，集中了占总人口5%左右的德鲁兹派（Druze）。与阿拉维派一样，德鲁兹派也属于一支少数穆斯林教派。然而由于其独特的教义，因此不具有太大的政治影响力。8%左右的叙利亚人口是基督教化了的阿拉伯人，他们大多集中在大城市的城镇中心。与中上层逊尼派穆斯林一样，叙利亚的基督教人口绝大多数也支持现任政府。除了在复兴党成立初期，信奉东正教的希腊正教的知识分子积极参与到复兴党意识形态建设过程之外，作为阿萨德政府稳定全国局面，进行政治与经济改革政策的受益者，叙利亚基督教人口也并不希望看到阿萨德这样一个世俗化程度非常高的现任政府倒台。这也就是为什么如今，即便是在叙利亚动乱最严重的哈马（Hamah）与霍姆斯两城，其城镇中心基督教人口数量较多的地带，仍旧未有严重骚乱出现。

叙利亚还有约10%的非阿拉伯人口，其中主要有亚美尼亚人和库尔德人，另外还有土库曼人和犹太人等。在16世纪奥托曼帝国治下，由于帝国奉行的米利特（Millet）体系鼓励民族宗教派系自治，因而长期以来，叙利亚境内各个派别之间分省自治，并保持较大程度的独立。这一传统，在今天的叙利亚社会中也有其强大的影响力。然而，随着奥托曼帝国的衰落，西方殖民主义主导下的经济、政治与军事渗透渐渐主导了叙利亚境内的各个派别。英、法、俄为主导的殖民势力，通过与叙利亚境内不同教派联合的方式，意图一方面钳制奥托曼帝国势力继续影响阿拉伯半岛；另一方面，也试图通过扶持代理人的方式，加强本国在中东世界政治的影响力。然而，殖民势力的影响多停留在信仰基督教的少数派中间，叙利亚境内绝大多数穆斯林仍旧对奥托曼帝国忠心耿耿。而从19世纪开始，帝国在欧洲地区疆土逐渐减少，叙利亚对奥托曼帝国的战略重要性也就随之增高，叙利亚的商业、农业增长也就在这段时期有了重要的积累。

奥托曼帝国之所以能够取得穆斯林的信任，另一方面也由于它当时所奉行的泛伊斯兰主义。然而，在19世纪末期，阿拉伯民族主义开始对其进行挑战。作为一种强大政治力量的伊斯兰主义强调，伊斯兰信仰是维护帝国政治身份认同的重要标志。但是，随着帝国扩张与后来殖民主义的影响，越来越多的阿拉伯人开始信奉基督教，或倾向于世俗化。在这样的情况下，泛伊斯兰主义便开始遭到逐渐兴起的阿拉伯民族主义（Arab Nationalism）的挑战。阿拉伯民族主义强调，伊斯兰与阿拉伯人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但是阿拉伯人作为一个更广泛的民族与历史身份，具有比伊斯兰信仰更为深远的意义。在奥托曼帝国内部，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想在叙利亚、黎巴嫩、伊拉克、巴勒斯坦等省开始流传。但是直至20世纪初期，这种以现代民族主义思想为基础的政治思潮并未取得太广泛的影响。因此，可以说是1908年由青年土耳其党人所领导的革命运动，使得阿拉伯民族主义得以进一步发展，并形成了一股试图与奥托曼帝国分裂的政治力量。

由于大马士革在奥托曼帝国时期，便被作为帝国管理阿拉伯事物的中心。因而，20世纪初期的大马士革，也成为了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的政治中心。1918年，在阿米尔•法赛尔（Amir Faysal）领导下的一支阿拉伯军队占领了大马士革、霍姆斯、哈马等重要城市，就此成立了反奥托曼帝国的阿拉伯国家。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兴起，正值欧洲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而美国也正在亚洲、北非、阿拉伯世界积极宣传其威尔逊主义。威尔逊主义所信奉的"民族自决"原则在当时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看来，是他们能够获得西方支持，并最终独立建立一个阿拉伯王国的政治基础。但是，盛行于一战时期的秘密外交却为保护英法两国在阿拉伯半岛的利益，将叙利亚、黎巴嫩交与法国管辖，将巴勒斯坦等地交给英国。很快，1920年之后法军便迅速消灭了阿拉伯民族主义抵抗力量，占领叙利亚。阿米尔•法赛尔及其政府官员开始流亡海外。

当前叙利亚国内的民族分区自治结构形成于法国殖民统治之下。为了防止反法的逊尼派穆斯林，殖民政府将阿拉维派扶植为军队领导，而将其余各支少数民族力量，按其宗教与种族成分不同，集中安置于各大主要城市，以求相互制衡并达到战略分割逊尼派的目的。各宗派族群之间，可能会因一时的战略目标而达成一致，但并未真正形成一种共同的身份认同。这种少数派领导多数派，各民族宗派分城聚居相互抗衡的局面，一直持续到今天，并与叙利亚目前的动乱有着直接的关系。武装动乱集中的霍姆斯、哈马，其暴动集中地均在城市周围一些中下阶层逊尼派集中的区域发生。

20世纪上半叶的殖民统治不但构成了今天叙利亚的国内问题，还影响了叙利亚与周边黎巴嫩、以色列（巴勒斯坦）、约旦以及土耳其的关系。在法国殖民时期，集中于黎巴嫩的基督教马龙派（Maronites）是法国盟友。为了进一步遏制奥托曼帝国势力，法国殖民政府将黎巴嫩和叙利亚共管。1920年圣雷默会议（San Remo Conference）之后，法国更确认了民族宗派自治的统治原则，将这篇黎巴嫩山脉以东的地区分为六大执政区。其中包括逊尼派穆斯林主导的大马士革和阿勒颇（Aleppo），阿拉维派主导的拉塔齐亚（Latakia，殖民时期称阿拉维），德鲁兹派为主的德鲁兹山（Jabal Druze），土耳其人主导的亚力山德塔（Alexandretta）以及由马龙派领导的大黎巴嫩区。这一局面导致即便是在黎巴嫩独立之后，其与叙利亚之间的深刻联系，也密切关系到了该地区的战略平衡。叙利亚持续支持在黎巴嫩境内活动的真主党力量，便是这种联系的直接体现。而叙利亚与土耳其之间针对亚力山德塔的领土争端，也源于20世纪30年代法国殖民统治时期将亚力山德塔从叙利亚领土上分离出去的政治决定。

二、 复兴党之演变及其改革策略

与其它阿拉伯国家一样，叙利亚在20世纪中期殖民统治衰退之后，也反复经历战争与政变的折磨。1970年哈菲兹•阿萨德领导的叙利亚阿拉伯复兴社会党（Arab Socialist Ba'ath）政变上台之后，并没有人能够预见到，这一政党可以持续统治到今天。长久以来，叙利亚政治都属于精英政治。自1941年叙利亚宣布独立之后，叙利亚政局，特别是包括大马士革、阿勒颇、哈马和霍姆斯在内的四所重要城市，都在逊尼派精英阶层领导下，受到奥托曼帝国时期泛伊斯兰主义的影响。在这段时期，由于政府主要被逊尼派主导，因此包括基督徒、德鲁兹派和阿拉维派的少数民族便只能在军队中不断增强其传统的影响力。而在少数民族控制下的军方自1949年起，便一直对于这种逊尼派精英统治提出军事挑战。其结果导致叙利亚大量的优秀军官被流放海外，继而替换为信奉逊尼派的穆斯林。多次反复的军事政变使得叙利亚军队战力薄弱，且内部纷争不断。从1949年到1960年代末期，叙利亚政府在内部压力与流放反对派的共同作用下不断更替。

这段时期的政局更替，在叙利亚境内造就了一批现代的意识形态政治的政党。其中三个最重要的党派分别是：复兴党、叙利亚民族党和叙利亚共产党。1953年，复兴党与阿拉伯社会党（Arab Socialist Party）合并，组成了后来执掌叙利亚政局的叙利亚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合并后的复兴社会党继承了阿拉伯社会党原有在哈马的逊尼派青年信众。同时，其另一个组成成分分--复兴党（成立于1940年）受到非常强烈的法国左翼哲学思想影响，排斥马克思主义，但却非常希望能够在阿拉伯世界推广左翼社会主义思想。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世俗化的复兴党，得以在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基础上，与逊尼派穆斯林相结合。两者都共同希望建立独立自主的阿拉伯国家，排除西方殖民主义影响，并信奉穆斯林传统对于形成阿拉伯民族身份的重要政治意义。但这一结合也为后来的叙利亚政局埋下了不安的隐患。基于反殖民目的而形成的同盟，在殖民主义影响消退之后，便渐渐开始出现矛盾冲突。泛阿拉伯主义世俗化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基础从根本上不能够为泛伊斯兰主义坚持伊斯兰教法的意识形态所接受。

复兴党的意识形态并非仅仅依靠知识精英阶层的支持。它主要包含三个层面的内容。第一，该党要求进行社会与经济改革，以求达到社会公正，特别是针对社会下层人民的公正待遇。第二，复兴党希望能够通过阿拉伯国家政治联合的方式，达到更广泛的所谓泛阿拉伯主义联盟的目的。这一意识形态目标在1958年由叙利亚和埃及联合成立的阿拉伯共和国上有着直接体现。第三，复兴党强调伊斯兰与阿拉伯主义的独特联系。该党创始人麦克•阿法拉克（Michel Aflaq）认为，阿拉伯人一个共同的历史便是对伊斯兰教黄金时期辉煌的记忆。但对于伊斯兰教的推崇并不能够阻碍其他宗教的共同繁荣。因此，在社会复兴党领导下的叙利亚强调各宗教宗派之间的宽容与宗教自由。

叙利亚社会复兴党还格外强调对于军队，尤其是年轻军官的控制。因而在军队中，复兴党支持率一直较高。相比同时期的其它意识形态党派来说，叙利亚社会复兴党既不像叙利亚社会民族党那样，过分强调叙利亚民族主义，和过分亲西方；也不像叙利亚共产党那样，与苏联维持过为亲密的联系。但作为一个左派政党，其斯大林主义的民族革命色彩仍旧比较浓重，其追求民族独立自主与反对殖民主义的态度，与同时期激进的萨拉非主义,甚至是瓦哈比主义（Wahhabism）同样，都具有强烈的反殖民、反帝国主义意识形态、以及民族建国的意愿。因此，在反对犹太人巴勒斯坦建国，反对英美法苏干预阿拉伯地区政治等问题上，无论是阿拉伯民族主义治下的世俗政府，还是瓦哈比主义影响下的沙特阿拉伯，甚至包括海湾各个酋长国家都持非常一致的态度。这一意识形态基础体现在战略目标上，便是意图武力解决以色列建国，并将阿拉伯半岛从西方殖民帝国主义影响下解放出来。在叙利亚、黎巴嫩和约旦共同支持下建立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便是这种战略目标下的产物。成立于40年代中期的阿拉伯联盟虽然结构松散，但能够历经动荡持续至今，并仍旧具有一定政治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也正是由这种战略目标粘合在一起的。阿拉伯世界的这一战略目标也与苏联在冷战时期的全球战略不谋而合。

带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复兴党到了1970年哈菲兹•阿萨德政变上台之后，便开始了其向实用主义的转型。哈菲兹的政变，为叙利亚取得了相对的政治稳定。与早期复兴党相比，哈菲兹更为倾向于中间偏左的道路。在军队与政府的双重支持下，哈菲兹在人民议会（People's Council）中建立了一个民族联合阵线（National Front），其中包括了阿拉伯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工会代表等。这就消除了来自这些可能反对哈菲兹执政的左派力量的威胁。在意识形态基础上反对哈菲兹政府以及复兴党执政的力量主要来自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来自城市中下阶层的逊尼派穆斯林，在日渐强大的瓦哈比主义影响下，在1976年与1982年间不断在叙利亚境内制造恐怖袭击。1982年哈菲兹对发生在哈马的伊斯兰起义的残酷镇压，更是在伊斯兰教极端主义者中埋下了仇恨的种子。

当巴沙尔•阿萨德2000年继承其父哈菲兹•阿萨德，成为复兴党党首、叙利亚总统、武装部队总司令之后，开始着力于在国内实施政治与经济改革，巴沙尔甚至开放党禁并释放了一批政治犯，以求能够缓和同欧盟及美国的紧张关系。然而，被解禁的政党并不包括在1980年之前被查禁的穆斯林兄弟会、叙利亚共产党等。此外，政治方面，巴沙尔开放境内政党选举。但同时规定，政党的助选活动经费不得超过3百万叙利亚镑（约合35万人民币）。同时规定，参选政党候选人不得接受经济资助。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复兴社会党的竞争对手，并同时也限制了大量接受海外资金的穆斯林政党。正如执政后期的卡扎菲一样，叙利亚政府也选择以一种更为缓和的态度解决与西方的对立态势，试图淡化民族主义建国政治话语中间的反殖民、反帝国主义倾向；在国内政治方面，也逐渐开始采取开明姿态。即将在今年2月26日举行的宪法公投便是这一系列开明政改的举措之一。这场在去年夏天便开始筹划准备的修宪活动，其中最为引人关注的一条，便是修改原有宪法第八条款。新提出的宪法草案取消了保证复兴党一党执政的特殊地位，而将多党民主选举正式写入宪法草案。同时，修订的宪法还希望能够改变复兴党少数派执政的形象，而规定了"总统必须是穆斯林"的条款。这一举措明显是希望获得境内大量逊尼派穆斯林的支持。

在经济方面，2006年起，叙利亚便开始接受主要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主导的一揽子经济改革计划，其中包括缩减预算、降低对金融市场的监管控制、控制工资增长幅度、私有化改革、降低私有企业税率、引入消费税、开放外资等。这一计划声称，2006年发生的石油价格增长是短期的浮动，国际油价长期走向则总体倾向于滑坡。该计划报告提供了一份由2006年至2020年的国际油价浮动预测表。图表声称，2006年的油价增长将成为整体油价的拐点，自此之后，油价将会大幅下跌。出于经济发展与国内稳定考虑，叙利亚在20世纪80年代起便开始搁置与以色列针对革兰高地的领土争端，搁置与土耳其的边境问题，并开始关注国内的现代化发展。作为一个世俗化程度非常高的政府，叙利亚在阿萨德家族治下，也倾向于淡化宗教意识形态。但正像所有石油输出国家一样，叙利亚经济整体面临单一化的问题。石油红利一直是叙利亚国内稳定的关键支柱之一。出于对于未来发展的恐慌，叙利亚2006年公布的新的经济发展五年计划中，基本全部接受了IMF所提出的改革计划。但自2005年开始的国际油价飙升并未像IMF报告中预测的那样，在2006年短暂放缓后迅速下跌。相反，油价持续上升，在经历了2008年末的短暂暴跌之后，国际油价又迅速突破100美元大关并基本维持在这一水平上下。相比2006年，如今的原油价格已经翻了将近一番。

虽然石油红利效应在叙利亚并未因为IMF错误的预测而产生太多变化，但是在其他方面进行的市场化改革却为这个世俗化程度很深的阿拉伯国家埋下了不安的种子。相比其他海湾与阿拉伯国家，叙利亚在1963军事政变后，便开始实行世俗化的统治。包括穆斯林律法（Sharia）在内的各类宗教律法仅适用于境内各个宗教社群聚居地。这一特点则为其现代金融银行改革提供了基础，也为海外金融资本与金融资本私有化创造了条件。穆斯林律法禁止食利，在其他阿拉伯国家内，其银行仅提供所谓"伊斯兰银行业务"（Islamic Banking）。由于无利可图和政府监管，大规模的国际金融资本运作相对在阿拉伯穆斯林国家境内的影响微乎其微。此举保证了阿拉伯穆斯林国家内银行资本的相对独立性。而叙利亚在2006年开始的大规模银行私有化改革，则为海外资本大规模进入提供了条件。在这众多海外资本中间，来自沙特与卡塔尔的主权基金投资也不在少数。这同时也为2010年开始的境内动乱，提供了相对便利的资金流通渠道。

作者为阿联酋扎耶德大学政治哲学与国际关系史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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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利亚史地简介：

叙利亚位于亚洲大陆西部，地中海东岸。北与土耳其接壤，东同伊拉克交界，南与约旦毗连，西南与黎巴嫩和巴勒斯坦为邻，西与塞浦路斯隔地中海相望。面积185180平方公里（含戈兰高地）。海岸线长183公里。领土大部分是西北向东南倾斜的高原。主要分为四个地带：西部山地和山间纵谷；地中海沿岸平原；内陆平原；东南叙利亚沙漠。西南部的谢赫山为全国最高峰。幼发拉底河流经东部经伊拉克注入波斯湾，阿西河纵贯西部经土耳其注入地中海。沿海和北部地区属亚热带地中海气侯，南部地区属热带沙漠气侯。四季分明，沙漠地区冬季雨量较少，夏季干燥炎热。  

 叙利亚有四千多年历史。公元前三千至两千年就有原始的城邦国家存在。公元前8世纪被亚述帝国征服。公元前333年，马其顿军队入侵叙利亚。公元前64年被古罗马人占领。７世纪末并入阿拉伯帝国的版图。11世纪欧洲十字军入侵。13世纪末起受埃及马姆鲁克王朝统治。1516-1918年为奥斯曼帝国统治。1920年4月沦为法国委任统治地。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英国和法国的"自由法兰西军"一同开入叙利亚。1941年9月27日，"自由法兰西军"总司令贾德鲁将军以盟国名义宣布叙独立。1943年8月叙成立自已的政府，1946年4月，法国和英国军队被迫撤走，叙利亚取得全部独立，建立了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1958年2月1日，叙利亚和埃及合并为阿拉伯联合共和国。1961年9月28日，叙利亚脱离阿联，并重新建立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