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叙利亚是自古以来是中东地区的心脏地带，20世纪以来又是代表阿拉伯文明现代化努力的阿拉伯复兴社会党的中心。在阿拉伯与以色列的对抗中，叙利亚是前线地带。当这些因素与现实交织，扭结成了当前作为全球形势焦点的叙利亚问题。本刊研究员殷之光是毕业于剑桥大学的中东问题专业学者，撰写本文梳理了叙利亚问题的来龙去脉。本文较长，分两期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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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2012年2月23日英国各大媒体报道玛丽•科尔文在霍姆斯（Homs）巴巴阿姆鲁区（Baba Amr District）在叙利亚反政府武装临时搭建的媒体中心遭迫击炮袭击身亡的事件之后，西方主流媒体一片哗然。美、法、英领导人也借此进一步提出要求武力干涉叙利亚内乱。这一事件，无疑又为24日在突尼斯举行的"叙利亚之友"大会造成了更大规模的舆论影响。
针对叙利亚问题，国际社会大体分成三类态度。一是以中国、俄罗斯为主，主张政治和平解决叙利亚内乱；二是由美英等西方国家主导的，主张通过多种方式干涉，强迫巴沙尔•阿萨德总统下台；第三，则是由沙特、卡塔尔主导的逊尼派海湾阿拉伯国家，强硬主张武装干涉，支持叙利亚反对派武装暴力推翻现任叙利亚政府。对于以叙利亚国民委员会（Syrian National Council）为代表的叙利亚反对派来说，则更为支持沙特、卡塔尔的强硬派态度。在这三派意见中，除了主张政治解决的中国、俄罗斯之外，其余两派意见内部，由于各自政治利益不同，又对具体解决叙利亚问题的方式方法有着巨大的差异。尽管西方各国领导人不断就叙利亚问题提出强硬批评，但是持续了一年多的叙利亚问题却至今迟迟未有一个结果。与之相比，2011年2月15日爆发的利比亚内战在一个月内就受到北约主导的武装干涉，两者之间的巨大差别，便不得不使人对于西方干涉所持的所谓人道立场提出质疑。同时，叙利亚国家委员会虽然新近被少数西方国家承认为"叙利亚人民的合法代言人"，但即便对于其支持者来说，这一长期流亡海外的组织统一性及政治目标却一直都值得怀疑。因此，反对派一再提出的要求设立禁飞区、人道主义走廊等要求，均为真正能够得到全面实质性支持。
的确，相比利比亚，叙利亚战略位置更为独特性，并且历史状况更为复杂。这就使得一切针对叙利亚的决定，都容易引发该地区的连锁反应。身处中亚中东欧洲交界地的叙利亚，其国内政治问题不仅仅与长久以来伊斯兰教内部逊尼、什叶教派冲突相关，还与殖民主义消退后，在该地区遗留的巴以冲突问题、阿拉伯民族主义问题密切联系；甚至还包括与黎巴嫩、约旦、土耳其三国主权及领土冲突问题。这一系列问题虽然随着四次中东战争与叙利亚内部复兴党（Baa'th Party）政变上台之后被暂时掩盖，但却始终是该地区动荡的根源。需要理解当前叙利亚问题的复杂脉络，便需要重新梳理并分析这一系列问题的历史、政治与宗教关系。
一、 叙利亚民族宗教对立的历史背景
目前叙利亚境内的人口90%为阿拉伯人，其中绝大多数为逊尼派。叙利亚总人口的15%左右为信仰什叶穆斯林的阿拉维派（Alawite）。阿拉维派大多聚集在叙利亚港口城市拉塔齐亚（Latakia）。阿萨德家族便来自这一派穆斯林。但在正统逊尼派眼里，阿拉维派其教义与正统穆斯林相距甚远，因而尤其是对于具有萨拉菲主义（Salafism）倾向的逊尼派来说，阿拉维派甚至不能被当作是真正的穆斯林。但恰恰是这一少数族群，在叙利亚1970年复兴党政变之后，占据了叙利亚政府与军队的重要位置。另外，在叙利亚西南部格兰高地与大马士革附近，集中了占总人口5%左右的德鲁兹派（Druze）。与阿拉维派一样，德鲁兹派也属于一支少数穆斯林教派。然而由于其独特的教义，因此不具有太大的政治影响力。8%左右的叙利亚人口是基督教化了的阿拉伯人，他们大多集中在大城市的城镇中心。与中上层逊尼派穆斯林一样，叙利亚的基督教人口绝大多数也支持现任政府。除了在复兴党成立初期，信奉东正教的希腊正教的知识分子积极参与到复兴党意识形态建设过程之外，作为阿萨德政府稳定全国局面，进行政治与经济改革政策的受益者，叙利亚基督教人口也并不希望看到阿萨德这样一个世俗化程度非常高的现任政府倒台。这也就是为什么如今，即便是在叙利亚动乱最严重的哈马（Hamah）与霍姆斯两城，其城镇中心基督教人口数量较多的地带，仍旧未有严重骚乱出现。
叙利亚还有约10%的非阿拉伯人口，其中主要有亚美尼亚人和库尔德人，另外还有土库曼人和犹太人等。在16世纪奥托曼帝国治下，由于帝国奉行的米利特（Millet）体系鼓励民族宗教派系自治，因而长期以来，叙利亚境内各个派别之间分省自治，并保持较大程度的独立。这一传统，在今天的叙利亚社会中也有其强大的影响力。然而，随着奥托曼帝国的衰落，西方殖民主义主导下的经济、政治与军事渗透渐渐主导了叙利亚境内的各个派别。英、法、俄为主导的殖民势力，通过与叙利亚境内不同教派联合的方式，意图一方面钳制奥托曼帝国势力继续影响阿拉伯半岛；另一方面，也试图通过扶持代理人的方式，加强本国在中东世界政治的影响力。然而，殖民势力的影响多停留在信仰基督教的少数派中间，叙利亚境内绝大多数穆斯林仍旧对奥托曼帝国忠心耿耿。而从19世纪开始，帝国在欧洲地区疆土逐渐减少，叙利亚对奥托曼帝国的战略重要性也就随之增高，叙利亚的商业、农业增长也就在这段时期有了重要的积累。
奥托曼帝国之所以能够取得穆斯林的信任，另一方面也由于它当时所奉行的泛伊斯兰主义。然而，在19世纪末期，阿拉伯民族主义开始对其进行挑战。作为一种强大政治力量的伊斯兰主义强调，伊斯兰信仰是维护帝国政治身份认同的重要标志。但是，随着帝国扩张与后来殖民主义的影响，越来越多的阿拉伯人开始信奉基督教，或倾向于世俗化。在这样的情况下，泛伊斯兰主义便开始遭到逐渐兴起的阿拉伯民族主义（Arab Nationalism）的挑战。阿拉伯民族主义强调，伊斯兰与阿拉伯人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但是阿拉伯人作为一个更广泛的民族与历史身份，具有比伊斯兰信仰更为深远的意义。在奥托曼帝国内部，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想在叙利亚、黎巴嫩、伊拉克、巴勒斯坦等省开始流传。但是直至20世纪初期，这种以现代民族主义思想为基础的政治思潮并未取得太广泛的影响。因此，可以说是1908年由青年土耳其党人所领导的革命运动，使得阿拉伯民族主义得以进一步发展，并形成了一股试图与奥托曼帝国分裂的政治力量。
由于大马士革在奥托曼帝国时期，便被作为帝国管理阿拉伯事物的中心。因而，20世纪初期的大马士革，也成为了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的政治中心。1918年，在阿米尔•法赛尔（Amir Faysal）领导下的一支阿拉伯军队占领了大马士革、霍姆斯、哈马等重要城市，就此成立了反奥托曼帝国的阿拉伯国家。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兴起，正值欧洲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而美国也正在亚洲、北非、阿拉伯世界积极宣传其威尔逊主义。威尔逊主义所信奉的"民族自决"原则在当时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看来，是他们能够获得西方支持，并最终独立建立一个阿拉伯王国的政治基础。但是，盛行于一战时期的秘密外交却为保护英法两国在阿拉伯半岛的利益，将叙利亚、黎巴嫩交与法国管辖，将巴勒斯坦等地交给英国。很快，1920年之后法军便迅速消灭了阿拉伯民族主义抵抗力量，占领叙利亚。阿米尔•法赛尔及其政府官员开始流亡海外。
当前叙利亚国内的民族分区自治结构形成于法国殖民统治之下。为了防止反法的逊尼派穆斯林，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