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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彬先生的逻辑与《羊城晚报》的证据 --《羊城晚报》公布的所谓"汪袭网"之证据点评 月光族 8月29日《羊城晚报》在刊发王彬彬先生的大作后，9月3日周少明先生的文章《王彬彬式"私律"对学术的危害 --驳<再说〈兴起〉的剽袭问题>》在网上出现，对该文逐条予以批驳，证明王彬彬先生所有的证据涉嫌恶意捏造；9月5日，也就是昨天，《羊城晚报》再度刊发不负责任的"证据"，以语言暴力和诬陷著称的"汪袭网"终于堂而皇之地登上了中国的主流"小报"。从号称近百个例子中精心挑选的这三个例证，不过再度证明了媒体对学术的无知与强暴。 试问，一家媒体对于自己刊发的涉嫌举报文章，其证据被严重质疑，是否应该给出解释?是否应该刊发不同意见（还是继续以造假来掩盖真相）？中国的媒体是否还有必要维护基本的程序公正和平衡原则？在缺乏必要的学术检验的前提下，大众传媒是否可以随意使用网络上的所谓"证据"？但是，到目前为止，所有这一切问题的答案都是否定的。高唱普世价值的中国主流媒体站在全世界新闻工作最基本的伦理准则的反面，丧失了对事实本身的基本尊重。这种极度反常的现象究竟是如何发生的？为什么要发生？ 与网络证据配发的是顾彬先生的话，他要求汪晖先生出来认错的理由很奇怪："我认为，现在中国内外大报都谈汪晖的事，我们就应当相信，它们大部分并不是要进行攻击（汪晖），相反地，它们是要提出中国学术界的一些可能存在的问题来。"可见，顾彬先生完全不是基于自己的独立判断，而是被中国的媒体牵着鼻子走，媒体说汪晖错了，所以汪晖一定是错了。只能说，"洋鬼子"顾彬先生如果不是假装天真，就是太不懂中国了。以非法手段涉嫌构陷的媒体应该证明自己的构陷具有正当性吗？顾彬先生不过落入了媒体的自我循环论证之中，充当其棋子而已。事实的真相是所有媒体上公布的例证都是捏造的，从《南方周末》到《羊城晚报》，从主流大报到主流小报，其手段和行径也是一脉相承，中国的大众传媒置基本的事实和程序公正于不顾，继续不断制造事端，已经跌破最基本的道德准则，--这才是值得反省的。请问顾彬先生，难道汪晖先生要对莫须有的罪名认错吗？顾彬先生的逻辑到底是基于一个学者的良知和逻辑，还是不良媒体的非法逻辑？ 在这个事件上，中国的学术界是有问题，但不是顾彬先生所说的问题。而是在这个赤裸裸的政治对学术进行迫害的过程中，中国的学术已经彻底丧失了自由。 现在回到事实本身。在王彬彬第三次进行构陷的罪行被彻底揭穿之后，不妨对《羊城晚报》再度征用网络暴力给出的所谓"证据"，做一点评论，以帮助大家明白事态的真相。 例一 基本照抄、"换头" 发现者：coldstone 抄文：汪晖《反抗绝望》（2000.1）p.97： ......从个体性出发，鲁迅把人的独自性、差异性作为人的价值准则，不屑于为人类提供某种统一的生活意义和价值标准，从而把赋予何种意义和选择何种价值的任务交给每个人自己去解决，把启发个人承担这一任务的自觉性，唤起个人的主观性和自觉作为自己的文化哲学的根本任务。 原文：徐崇温主编：《存在主义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 p.107： ......和尼采不同，他们（按：指尼采之后的存在主义者）不屑于为人类提供某种统一的生活意义和价值标准，更加重视个人的差异。他们实际上是把赋予何种意义和选择何种价值的任务交给每个人自己去解决，而仅仅满足于启发个人承担这项任务的自觉性。 说明：汪著此处前后数页均无相关注释。已发现汪晖多次使用"换头术"，这里是把尼采以后的存在主义者的"头"换为鲁迅之"头"。 月光族评语： 首先，这两段话的文意并不相同。 汪晖之后紧接着的话是： 这一思想明显受到施蒂纳的唯一者和尼采价值重估学说的影响，个体人对意义和价值的选择意味着对现行的普遍人生准则的否定--在中国，首先是对儒学体系及其制度基础的否定。（在91年的版本中没有分段，在2000年的版本中是另起一行。） 也就是说，徐主编的《存在主义哲学》里，强调的是尼采与尼采之后的存在主义者的不同；但是汪晖强调的是施蒂纳和尼采对鲁迅的影响，并不着眼于尼采与存在主义者的区别，也就是说汪晖并没有认同这个区分。在这个意义上，汪晖并没有抄袭徐书的观点，而是有自己的判断。所以，他根本不需要给出注脚。 第二，汪晖的《反抗绝望》有没有隐瞒其关于尼采、基尔凯郭尔（涉及第三个证据）的材料来源于徐崇温主编的这本《存在主义哲学》呢？没有隐瞒。徐书是八十年代关于存在主义的主要参考书目，当时的知识界对于存在主义观念的来源很多是依据此书，而此书采用"主编"形式，其实说明该书以资料介绍为主。作为年轻学子的汪晖在研究鲁迅的时候，把鲁迅的思想与各种不同的思想资源进行比较，以寻找鲁迅的独特性，是《反抗绝望》这部著作的主要研究方法。汪晖参考了徐书中的论述，但是因为这里的观点并不相同，所以没有用注脚，这并不难理解。而且，更重要的是，《反抗绝望》一书其实在之前的篇幅里已经清楚地交代了其材料的来源（见下文）。所以，不能简单地凭着字句的相同就判断为"剽窃"，而是应该根据全文的脉络和上下文的语意来确定，这才是基本的实事求是的学术原则。 该书属于《反抗绝望》2000版的参考书目，虽然没有出现在最后的主要参考书目中，但是在第66页，也就是全书第一次开始涉及尼采、基尔凯郭尔和鲁迅的比较时，给出的第一个注脚就是： ①尼采：《作为教育家的叔本华》，转引自徐崇温主编，《存在主义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第84页。 继而在68页，有两个注脚涉及此书，分别是①、③，依然涉及的是鲁迅与尼采、基尔凯郭尔等的比较。也就是说，全书并没有隐瞒材料的来源，凡是涉及鲁迅与尼采、基尔凯郭尔的比较，其主要的参考资料来源于该书。其"剽窃"的指控完全不能成立。 例二 原文照抄 发现者：coldstone 抄文：汪晖《反抗绝望》（2000.1）P.234： ......无论在西方还是中国，内省的能力总是产生于比较有文化的阶层，产生于从顽固的和合法的专制秩序那里解放个性的时期；这时期，发生了个性的思想解放过程从盲从权威的思想准则和相应的感情与表现方式下解放出来的过程。在中国民族生活的这一阶段，在先觉的知识者中逐渐产生了新的特性，即对自己个性的道德状况及其内在世界发生思想上的兴趣，对感情的自我观察和自我分析发生爱好。 原文：（苏）波斯彼洛夫著，王忠琪等译：《文学原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版，266-267页： ......内省的能力是在不同民族社会的比较有文化的阶层里历史地产生的，而且显然是在它们发展的比较晚期阶段，通常称为"文艺复兴"时期产生的。这是从顽固的和合法的社会行帮那里解放个性的时期，这些行帮建立在盲从权威的关系的基础上，因而压抑了个人因素和个人主动性。在这基础上，发生了个性的思想解放过程从盲从权威的思维准则和相应的感情与表象方式下解放出来的过程。在民族生活的这一阶段，在社会先进的和智力发达的阶层的意识中，逐渐产生了新的特性，即对自己个性的道德状况及其内在世界发生思想上的兴趣，对感情的自我观察和自我分析发生爱好。 说明：汪著此处无任何注释。 月光族评语： 这一例子非常无理。 翻开汪晖《反抗绝望》（2000版）第234页，第一行第一个注脚就是：波斯彼洛夫：《文学原理》，第266页。本节（《第五节 鲁迅小说的技巧类型》）中，涉及波斯彼洛夫：《文学原理》的注脚达6个之多，也就是说，波斯彼洛夫的《文学原理》是本节汪晖主要的参考文献。而涉及被举报的《文学原理》P266页的注脚就有2个之多，分别在汪著的第233页和234页。这个另起一段的文字里为什么没有注脚？原因很简单，任何一位愿意去读原文的人都可以知道，汪晖已经在前两个注脚中交代了此处的工作是要比较鲁迅小说的感伤激情与18世纪西欧感伤主义的不同，而感伤性的概念已经通过汪著234页的注脚说明了： 感伤性要求这种评价的主体本身不只是具有比较高水平的精神修养，而且还要求他具有可称之为"感情的内省这种思想上和心理上的能力"。① （①波斯彼洛夫：《文学原理》，第266页。） 所以，很清楚，汪晖在之后的文稿中讨论中国的内省概念的时候，他的来源是上一段的交代，非常规范和清楚。波文讨论的是文艺复兴，而汪晖这里讨论的是中国，自然不用再做注脚。 例三 原文照抄、篡改 发现者：gamala 抄文：《汪晖自选集》第327页： 然而，易卜生的这一教义并不能用古典人文主义或启蒙运动的理性原则加以理解，它来自存在主义的理论先驱基尔凯郭尔关于"孤独个体"的思想，而后者的真正的涵义是指一种孤独的非理性的主观心理体验，这种体验是与超验性相联系的个人在自己的存在中领会和意识到的。实际上，基尔凯郭尔所说的那种孤独的非理性的主观心理体验，也就是后来的存在主义者所表明的"存在"概念。"孤独个人"的思想表现的对群众的否定也即基尔凯郭尔的"公众的概念就是非真理"的命题，它强调的是人只有意识到自己的存在、与自身发生关系时，人才能成为一个"自我"。胡适、鲁迅显然忽视了"孤立的人"的命题中包含的非理性内容，而对之作了理性主义的理解。 原文：徐崇温主编：《存在主义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46-47页： 因此，克尔凯郭尔所说的"孤独个体"，其真正的涵义是指一种孤独的非理性的主观心理体验，这种体验是与超验性相联系的个人在自己的存在中领会和意识到的。实际上，克尔凯郭尔所说的那种孤独的非理性的主观心理体验，也就是后来的存在主义者所明确表述的"存在"概念。他认为，只有个人才能亲自在有限的内心中去无限地进行体验，只有个人才能在体验中领会和意识到自己的存在，其他物是没有这种能力的，因此只有个人的存在才是真正的"存在"，其他物只是存在着。克尔凯郭尔强调指出，当人没有领会和意识到自己的存在、没有与自身发生关系时，人就还不是一个"自我"...... 说明：汪著此处前一部分系原文照抄，只是把"克尔凯郭尔"改成了"基尔凯郭尔"；后一部分只是把原文中的否定表达篡改为肯定表达。前后数页均无相关注释。 月光族评语： 此例的问题同例一。 需要先补齐原文之前被省略的部分： "五四"启蒙思想的特点就在于：一方面，它必须为中国的社会变革提供理想主义的思想体系，另一方面，"五四"人物对引导20世纪西方文化思潮的现代体系的敏感与认同，必然使得这一启蒙思想呈现出不同于18世纪西方启蒙主义哲学的精神特点：他们必须把尼采等非理性主义者的名字同启蒙原则融为一体。 这种"融合"在对待"传统"的否定性"态度"的前提下是可能的。例如，胡适和鲁迅曾一再引用易卜生在《人民公敌》中的那句名言即"世界上最有力量的人是最孤立的人"，用以否定传统的偏见，宣传个性解放的思想。然而，易卜生的这一教义并不能用古典人文主义或启蒙运动的理性原则加以理解，它来自存在主义的理论先驱基尔凯郭尔关于"孤独个体"的思想，...... 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汪晖的观点是什么。汪晖要论证的是："五四"的启蒙思想是要融合尼采的"非理性"到中国的"理性主义"之中，因为启蒙必须为中国的改革提供理性主义的思想体系。这种融合在否定传统的前提下才有可能，易卜生给鲁迅、胡适提供了这样的思想，但易卜生已经不属于西方古典的理性主义启蒙传统，而是属于存在主义的非理性传统，其思想来源于基尔凯郭尔。出现与徐崇温主编《存在主义哲学》中关于克尔凯郭尔部分相似的话语，是汪晖对克尔凯郭尔观点的综合，以体现基尔凯郭尔最基本的观点，用以比较鲁迅、胡适，所以这段话的最后的结论正是："胡适、鲁迅显然忽视了'孤立的人'的命题中包含的非理性内容，而对之作了理性主义的理解"。汪晖并没有把基尔凯郭尔的观点说成是自己的观点，他对基尔凯郭尔的观点是在最基本的层面上进行概括的，也就是说是在学术共同体公共知识的范围内进行的。汪晖自己的立论不存在任何的剽窃。 《羊城晚报》给的罪名"篡改"，一方面表明，罪证的提供者也明白这两段话是不同的，另一方面，也暴露出其逻辑上的矛盾，既然观点不同，自然就不是"剽窃"。相同，是剽窃；不相同，是篡改；这样简单的无理审判，不是对学术的无知和蔑视，又是什么？ 最后，引用一段刚刚在《明报月刊》上发表的文章《论学术「不规范」与「剽窃」》（作者同俊子）： "比如：假设我在一大段介绍历史背景的文字开始处用了这样的语言：'人们普遍认为'，或者'正如某某指出的'，然后我基本照抄了一个人的话来描述我认为在有关学术界看来的常识（比如中国洋务运动经历了从一开始只想学'夷技'到后来不得不认识到也要学精神、观念和制度的过程），到最后我没有给出这段话的注解。这样的做法，可以说是不规范的，是脱注，我要么应该用原话加引号再注释，或者用自己的话陈述（最好也指出来源，虽然并不一定要求）。但是这不规范代表我是在把这个观点据为己有，想把别人的思想表达为我的原创思想吗？显然不是。除了一开始我就指明这是已有观点，我既不把它当作核心观点，也不指望我的论文的假定读者--特别是导师们--会认为这是个新认识。" 我觉得同先生的文章已经把问题说得很清楚了，不再重复。 至于例二，显然属于同先生所说的：指控者有责任完全举例。否则，就是涉嫌诬陷。 最后的感言： 汪晖事件发酵已达半年，其对中国学术生态的伤害已经短时期难以弥补；大众传媒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有意无意地充当学术诽谤和政治迫害的工具，对中国大众传媒本身公信力的伤害也是毁灭性的。 如何反思和检讨这样的现象与问题，值得每一位有良知的学者和媒体人深思。 2010年9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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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本中认为是《海国记》的部分有关于钓鱼岛相对国境位置的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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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八月底，北京大学召开了一次"欧洲游记文学中的中国形象"国际研讨会。历史上，有一大批欧洲传教士、商人、外交官、探险者、记者等来到中国，写下了许多游记，不仅揭示了欧洲人如何看中国，而且通过他们的记录，为研究当时的中国社会提供了丰富而珍贵的史料。对这批欧洲人的游记，中国已经有不少译介。但是，同时期来中国的朝鲜使臣很多，他们在回国后也撰写了不少反映中国情况的书。大体上，明代来华的所写为《朝天录》，清代来华所写为《燕行录》。这些著作还没有得到中国学术界足够的重视，除了崔溥的《漂海录》、朴趾源的《热河日记》等极少的此类著作有排印本，一般只在中国学者研究中韩关系的论著中被引用过。1笔者近两个月集中阅读了一批《燕行录》2，深感其中有关中国历史、哲学、文学及整个社会文化的史料极为丰富，特仅就浏览所及，略作介绍。 一，独特视角下的政治状况 明代以来，朝鲜使臣在中国享受超过其他外国的优遇。3作为明朝的首要藩邦，朝鲜十分注意了解明朝的政局动态。出使明朝的使节通常都负有这方面的任务。朝鲜中宗遣尹希仁赴明进贺上皇太后尊号，就为他布置了详细的调查工作。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中宗叮嘱"此等事非必强问，卿其随所闻来启"。4这虽然可能是出于礼貌或别有忌讳，但却可能记录更真实的情况。清代中韩间使臣往还仍很频繁，据全海宗统计，1637-1894年，朝鲜向清朝派出各种使团607个。5朝鲜使团在清朝的待遇比明朝还高。明朝规定使团在京驻留期限只有40天，而清朝无时间限制，一般在60天左右。接触的面也更广泛了，这当然使他们的记录更全面。而明代以来"非必强问，随闻来启"的优良传统也为《燕行录》的作者所继承，并构成其独特史料价值所在。它们以了当时。 朝鲜使臣自凤凰城边门入境，从中国东北到北京，一路所见，往往都有记载。如金景善的《燕辕直指》从出疆开始，按所经过之处，分别立题标目，介绍各个重要的场所，对北京地区的介绍尤其详尽。其中既有大量的如《琉璃厂记》、《回子馆记》、《畅春园记》这样的专题杂记，又有不少《北京风水》、《城郭市肆》、《人物谣俗》这样的综述。既有上层的政治活动，又有下层的民众生活，相互补充，构成了对中国社会的完整描述。其他《燕行录》的结构基本上也是如此。虽然这些记载在内容上未必超得过《日下旧闻考》、《帝京景物略》之类中国古籍，但是却有自己的特点。它们不是一般的、纯客观的记录，而是从一个外国使臣的独特视角审视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 值得注意的是，清代来华使臣与明代来华使臣的观念有所不同。《漂海录》作者崔溥来华经历较特殊，他是因意外乘船漂至中国浙江台州府临海县地的。再由水路沿运河至北京，复经陆路到鸭绿江回国。他的《漂海录》，记述了明弘治初年及明前期中国的社会情况，涉及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交流及市井风情等各个方面，其中有关明朝弘治初年海禁、海防、办理漂流案以及当时南北交通与防务的记载等，有极高的史料价值。6而在朝鲜使臣中，到过中国南方的不是很多，所以，他也就特别留意比较了南北不同的社会风貌。从自然条件、宅第民居、冠履服饰、文化修养等各个方面记述了当时南北方的种种不同，观察极为细致，有的虽只是片言只语，也值得重视。如其中提到"江南市中使金银，江北用铜钱。"就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现象。还有的记载则触及了深刻的社会问题。如在述及在山东鲁桥闸上所见： 有太监姓刘者，封王赴京，其旌旗、甲胄、钟鼓、管弦之盛，震荡江河......刘以弹丸乱射人，其狂悖如此！这就反映了明代政治中宦官为害的严重问题。 从总体上说，明代来华使臣对当时社会政治肯定的倾向较明显。如赵宪的《东还封事》就从"圣庙配享"、"士夫揖让"、"军师纪律"、"听言之道"、"取人之方"、"操练之勤"、"黜陟之明"、"城台之固"等二十多个方面，称赞了明代政治与社会的积极面。据明天启年间安邦俊为此书所作跋语称："重峰赵先生以质正官赴京师，谛观中朝文物制度之盛，意欲施效于东方。"所以，回国后即上疏，"以为我国当一遵明制"。其中有的记载足补史之缺。如在"取人之方"条下，作者有这样的记录： 臣窃见皇朝作人之路甚广，惟其有才者则不论其人之门地而用之，如孙继皋，葬师之子，而今为修撰；成宪，丫头之子，而今为编修；许三省举人，而今为山西道御史；其他国子监博士、助教、学正、学录等官，俱以举人贡士充补者，不可胜数。其他各条也对明朝称赞有加。当然，赵宪并非没有看到明代社会的弊病。在《朝天日记》中，赵宪记录他在万历二年（1574）六月二十日宿于麂洞彭文珠家时，与主人谈及捐税问题，就揭露了地方官吏搜刮民脂民膏。7但正因为作者看到了明代社会的严重问题，仍对明代政治百般推崇，其倾向性才更为突出。 然而，入清后，朝鲜使臣几乎主要是以批判的态度来看待当时中国的现状的。金景善《燕辕直指》就有这样一条对比： 按明洪武四年诏选州县诸生秀俊者入国子监。当时干戈甫讫，流离未还，犹得二千七百八十二人。二十六年监生八千一百二十四人。永乐十九年监生九千八百八十四人。今清御宇既久，海内升平，文教烜赫，生徒之盛应驾轶前代，而历视诸舍，十空八九，况值释奠，参享儒生不过四百，而皆满洲蒙古，无一汉人。汉人虽官至公卿不得家京城，则首善之地虽游学之士亦不敢居耶？抑有他意耶？ 而李基宪的《燕行录》更刻意描述了一场严重的水灾过后，一路所见灾民衣食无着的惨状。 出于对清代政权的抵触情绪，朝鲜使臣还特别关注民族问题。《赴燕日记》（作者未详）中六月二十六日有一篇关于清代官制的对话，作者在拜访即将离京赴山东任县令的张某时，见到一些人，谈到了京官与外省官的问题，之后，又有这样一段对话： 余问："内朝满汉殊用否？"客答："有同有异。"问："同甚异甚？"曰："满人兼习文武，文可为武官，武可为文官，大抵习武为长；汉人则文自文，武自武，不为互官，习文为长耳。亦有武而为文官者，如今之陝甘总督杨太保名遇春、杨清恪超是也，间代一一见矣。"他们对满汉语言的使用也十分留心。《燕辕直指》卷六有如下记载： 清人皆能汉语汉书，而汉人不能满语满书，故凡阙中衙门机密事皆用清语奏御，文字皆以清书翻译。闾巷则满汉皆用汉语，故满人后生多不解清语，皇帝患之，每选年幼聪慧者送宁古塔学满语云。 李坤《闻见杂记》上也提到由于政府部门必用"清语"，"故汉人之出于仕路者，不得不学习清语"。 金昌业《老稼斋燕行日记》卷一、《蓟山纪程》卷五等也有类似记载。 不过，朝鲜使臣虽然从感情上不认同清朝，但他们在对清代政治持批评态度的同时，也客观地记录了清朝社会的富足景象。如李宜显的《燕行杂记》中就对清朝建立后各地经济复苏和繁荣的状况作了详细的记载。如书中对沈阳、通州、北京等处的兴旺发达，百姓的安居乐业就作了生动的描述。值得注意的是，在此书上，一方面记载了清朝官员生活的豪华奢侈，如图纳宅邸建筑、陈设的气派、四川总督年希尧声称出资四、五万金，为皇帝构热河离宫等，一方面又记载了礼部内"连构之屋颇多门廊，皆颓落"的反常景象。 除了通过官方安排的活动，朝鲜使臣可以了解一些政府运作的动态外，他们对中国社会的深入把握主要靠自己的细心感受与观察。就这一点而言，使臣搜集信息的工作是很不容易的。明宪宗成化十三年（1477）朝庭在会同馆张榜："凡朝贡夷人不许出入市肆，与人交通，透漏事情。本国人亦依是例。"表明贸易活动其实也是使臣了解情况的一条渠道，对此，政府严加限制。虽然此法令只对朝鲜使臣网开一面，使他们有可能更多地接触中国社会，从而了解更多的情况。8但这种自由也还是有限度的。徐浩修《燕行纪》卷三就记载"余闻武英殿新刊《皇清开国方略》，丙子丁丑间事实详备云，甚欲购得，而秘讳严密，无可奈何。朴齐家适往琉璃厂书肆，见不妆一秩，在册工处誊来数行。"可见使臣要了解敏感信息是多么艰难。 在有关政治的信息方面，塘报或邸报是使臣们的一个重要的资料来源。李宜显的《燕行杂记》就记载使臣先后通过两份邸报了解了大学士、九卿等为康熙在位六十年请行庆贺以及康熙本人因内外交困而不同意庆祝的态度；柳得恭《燕台再游录》也记载了作者从塘报上了解到的官场上的腐败；金景善《燕辕直指》中记载了作者某天从近日塘报上得知有户部官所奏请饬次送铜片事，反映了当时白银外流，铜的需求量随之提高的现实；《热河日记》中，作者在旧塘报上看到了乾隆时琉球使臣的呈文，认定"今番我使数番呈文，当出塘报，流传天下。"《带经堂日史》中有作者看塘报上有中御史宗稷辰上疏称赞曾国蕃所荐人事，从而以此印证曾国蕃受人推许，并非偶然。诸如此类，《燕行录》上有关邸报的记载，印证了邸报在当时中国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9。由于邸报在中国没有完整保存下来，所以，这些记载可与信史参照，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只是，这些记载往往径言"译辈觅来"，没有具体交待获得邸报的途径，使我们对邸报的发行犹有不明。不过，崔德中《燕行录》还提到"逐日邸报亦用土板，其刻工之便易故也。"也是一条有关邸报刻印的重要史料。 朝鲜使臣还注意在与中国人交往中，随时了解有关信息。《燕途纪行》下《日录》就记载了一个叫金汝辉的人来谒见。金原为龙湾右族，丁卯之兵，合家被掳，今为清主亲兵哨官，频频来谒，暗传消息。一天，金又来谒，作者"细问燕京事情"，而金则将宫闱中秘事相告。如说："宫中贵妃一人曾是军官之妻也，因庆吊出入禁闼，帝频私之，其夫则搆罪杀之，勒令入宫，年将三十，色亦不美，而宠遇为最。"此类传闻，只能得之私下。事实上，使臣们经常利用各种场合，向中国人打听他们关心的问题，各种《燕行录》都有这方面的记载。这些记载由于得之于个人，有关资料未必完全准确，但其史料价值不只在于它记录了什么，也在于它记录了当时中国人对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事的态度，而这往往是过去的历史叙述所欠缺的。 朝鲜使臣在评述中国社会政治时，还常与本国的情况相比较。如金景善《燕辕直指》卷四《科制记》就在介绍清朝科制的同时，与李朝制度作了对比。作者特别提到在考卷上有考官的数行评语，"虽在落科题品，谆悉使作者晓然知被黜之由，丁宁剀切，蔼然有师弟间训诲之意，谨严详核，此最可法。"可见其用心之细。也正因为如此，他们与同时期来自其他国家的人对中国的关注点与表述方式都会有所不同，相互参照，再将其与中国自己的记载对比，应当可以从不同侧面展示中国社会与文化的特点。对这一点的探讨，只有俟之来日了。 二，细致入微的社会生活 历史不只是朝庭政治，它也体现在一个国家人民的日常生活中。所以，朝鲜使臣在中国还特别注意观察和记录相关的风俗民情，希望从中看到中国真实的社会面貌，在这方面，他们差不多是有闻必录的，因此，提供了不少中国人习焉不察的社会生活史料，今天读来仍饶有兴味。我曾对历史上"江西术士"（或称"豫章术士"、"洪都术士"）之多很感兴趣。在洪翼汉的《花浦先生朝天航海录》卷一中，居然也看到了一条这方面的材料： ......城内有星学者刘亨，洪都山人也，年前卖卜往辽阳。及辽阳陷虏，随毛督府渡江居义州数岁，由海路得达中土。业极精妙，算命无不吻合，众皆奔彼，乞得一言，决通塞死生寿夭。副使甚惑焉，余同副使试问之，果如所闻者。看来，江西术士的"执业"范围已远至东北。从这一细节也可以看出，《燕行录》中确实有许多有待挖掘的宝贵资料。 在社会生活中，经济的情况理所当然地受到朝鲜使臣的特别关注。除了一般的经济问题如社会的贫富等之外，使臣们还敏锐地记录一些新的社会因素的发展。如城市商品经济及手工业作坊的繁荣，就引起了使臣们的注意。金景善《燕辕直指》有一篇《帽厂记》： 帽厂者，造帽之铺。中国人所着帽子及我国之冠帽皆出于此，夜与圣申往见之。旧闻共有三铺，而今为五，或因生齿日繁，着帽者益众故也。每铺广恰为三四十间，当中置数座大炉，炽炭火，蒸炎熏人。帽工皆脱衣，只着单裤，有弹毛者，有取毛方造者......我人多约买，或至数千，立例于去时留约，回还时输来。 这一段记载相当具体地描述了当时中国手工业作坊的生产规模及其经营情况。类似的史料在此书中还有一些，如《花草铺记》、《黑窑场记》等。在其他书中，也有相似的记载，如《热河日记》记录了毳帽铺情况，同样称："我国所着毳帽，皆出此中。"对沈阳、北京等地商贸的繁荣，此书也多有记载。 使臣们对当时经济生活的记录不是空洞的，也是与自己的经历联系在一起的。实际上，朝鲜使团在北京除了完成政治外交使命外，还进行经济贸易活动，即所谓"燕行贸易"。而参与使行贸易的中国商人在北京者有50余家，以郑、黄两家为最。10李宜显的《燕行杂记》对商人郑世泰有这样的描述： 郑世泰即北京大贾也，其富罕丽，我国所买锦缎皆出于其家，至于世所称难得之货，求之此家无不得者，下至花果竹石、名香宝器，亦皆种种具备。家在玉河桥大路之南，制作甚宏杰，拟于宫阙，为我国买卖之主，故译辈凡有大小买卖，奔走其家，昼夜如市。......其容貌瘦黑，甚没丰采，不似万金财主云矣。 《热河日记》卷四中也对郑家有所记录： 有言朝鲜商贾熟主顾郑世泰之富，甲于皇城。及世泰死，一败涂地。世泰只有一孙，男中绝色，幼卖场戏。世泰时伙计林哥，今巨富，见场戏中一美男子呈戏，心慕之，闻其为郑家儿郎，相持泣，遂以千金赎之，与俱归家，戒家人曰："善视之，此吾家旧主人，勿以戏子贱之。"及长，中分其财而业之。世泰孙身肥白美丽，无所事，惟飞纸鹞游戏皇城中。如果这些记载确实的话，联系起来看，一个中国商人家庭由盛而衰的演变过程，就连续而鲜明地呈现出来了。 有关民间宗教信仰问题，也是《燕行录》所关注的一个重点。例如在许多书中都有关帝信仰的记载。金景善《燕辕直指》卷一《栅门关庙记》中说："盖其俗崇奉关帝，殆家尸户祝，而上至帝都至于市墟，村落皆建庙安塑像，其来已久。......屋凡五，皆有神像。第一安四五鬼像；第二安一座女像，主者谓以碧霞元君，即泰山神之女也，左右各安女像，乃其侍女云；第三安关帝像，扁曰'万古一人'；第四安一座黑面神像，扁曰'龙王宫'；第五又安关帝像，桌前排四神像，外门两旁各立赤兔马，......扁曰'富国裕民'、外扁曰'财神庙'。以关帝而称财神，大不可也。或曰：财神者，比干也。"形象地反映了民间信仰杂乱情形。而同卷《辽东关帝庙记》所记关庙的就有所不同，它是专祀关帝的，而且有嘉庆、道光御笔，显然要正规得多。在《蓟山纪程》卷五则记载： 家家奉关帝画像或塑像，朝夕拈香，店肆亦然，或曰非关帝像，即传说之神，为祈财用之赡足云。 李基宪的《燕行录》也记载了关内家家供奉关帝，"每朔焚香致虔，烧纸祈福，称曰'关老爷'"。《热河日记》中说："关帝庙遍天下，虽穷边荒徼，数家村坞，必崇侈栋宇，赛会虔洁，牧竖饁妇，咸奔赴恐后。"此外，李宜显的《燕行杂录》等，也都有类似记载。有些连语词都大同小异，也许是在因袭中有补充吧。事实上，清代是关帝信仰最兴盛的时代。据清代赵翼《陔余丛考》称："今且南极岭表，北极寒垣，凡儿童妇女，无有不震其威灵者。香火之盛，将与天地同不朽。"仅北京城，就有一百余座关帝庙。《燕行录》的记载充分印证了这一点。不过，朝鲜使臣在记录中国人的宗教信仰时，不是只作为单纯的宗教问题来看待的。他们希望借此了解的是中国人的社会心理，甚至有的作者还认为佞佛崇神，也是明代所以亡的原因。 除此之外，朝鲜使臣的记载还广泛涉及了日常生活的其他琐细方面。李宜显的《燕行杂记》对北京城的城市管理和卫生状况颇为赞赏： 北京城内凡通街僻巷，路左右皆作隐沟，使一城檐溜及行潦尽入于玉河，出城外。城内又不得畜鹅、鸭、羊之属，经此城中无沟渍，亦无粪秽，......人家无溷厕，二便皆器受而弃之，城内僻巷往往有深窖，即人家弃粪处也，满则辇出于田。 而《蓟山纪程》卷五记风俗亦极其详尽，其中有这样一段： 摇车其形圆恰容一小儿之坐，朱漆而画之，贯之以绳，悬于梁上之钩，置小儿于其中，使之摇摇不住，则儿之啼哭者辄止。 这种事无大小，有闻必录的态度，确实构成了《燕行录》的一个突出特点。 当然，作者在纪录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时，往往也寄予了强烈的感情。如上书《风俗》条下就说： 清人立国之规大抵导风俗以禽兽之，率天下之民而愚之，一曰无等威，一曰贱名检，一曰尚货财，粤自崇祯后至今几二百年，闾巷之间或有微文小节之可采者，盖中华遗风有不泯者存欤。 闵镇远《燕行录》里也说： 入胡地以后，察其风俗，则专无上下之分、男女之别。奴主并马而行，不可辨识。仆隶与内主呢坐对话，妇女无论尊卑，杂沓于驿卒辈而不知耻，此固夷狄之风，而其中所谓汉人亦皆如此，岂习俗易染而然耶？ 这些，与本文上一节提到的他们的政治态度一样，也可以说是有感而发的。 由于不少《燕行录》直接记述了使臣们与中国人的交往过程，不只文笔生动，而且也客观反映了当时汉语口语表达的情况。如《热河日记》卷一中有一段记述作者与一位"目不识丁"的店主的对话： 余问："尔家计粗足否？"对曰："终岁勤苦，未免饥寒。若非贵国使行时，都没了生涯。""有男女几个？"曰："只有一盗，尚未招婿。" 余问："何谓一盗？"曰："盗不过五女之门，岂不是家之蟊贼？" 这种对话，虽然可能经作者略加修饰，但人物的口吻还是清晰可见的。 当然，限于交往的时间的短暂，一些记录可能还是表面的。《东还封事》中《食品宴饮》条记载： 臣窃见中原之人无不节用，官员家供止以数器，自从私家所食，尤尚俭素，宴饮之际，酌以小钟，限其行数，不敢逾节乱性，荒废厥事。 但是，在中国的笔记文献以小说中，我们看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也就是从明中叶开始，很多思想正统的中国士人对社会风气的去俭从奢痛心疾首。又如《燕辕直指》卷六有一条记载： 骂辱绝无丑语，其寻常骂话则曰没良心、甚么东西、贱汉。嫚语侵辱则曰王八滓子、杂种、狗滓子。其最发怒者不过曰天火烧火眼佛出世。如果作者接触过像《金瓶梅》这样的小说或更多地接触过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也许对这方面的记录会更全面准确些。 三，日常交往中的思想碰撞 朝鲜使臣一般具有较高的文化修养，所以，他们在与中国人、特别是学者接触时，还会从思想层面了解中国文化的发展变化。 明代来华的使臣比较关心的是当时流行的王阳明心学。许篈的《朝天记》中就有多处与中国人讨论心学的记载。如有一次许篈与四位生员的讨论： 仆窃闻近日王守仁之邪说盛行，孔孟之道郁而不明云，岂道之将亡而然耶？愿核其同异明示可否。四人者答曰：本朝阳明老先生学宗孔孟，非邪说害道者。比且文章、功业俱有可观，为近世所宗，已从祀孔庙矣。公之所闻意昔者伪学之说惑之也。 对此，许篈大为不满。他对王阳明的学说乃至功业，都加以批驳。后来，在与国子监监生叶本子讨论时，他再次明确地用朱子之学批判王阳明心学，认为心学是"释氏之流而不可训者"。只有在与陕西举人王之符讨论时，他才有得遇知音的感觉，大加称赞道："方今之人皆推王氏之学，以为得千古之秘，而之符独排之，可谓狂流砥柱也。"由于王学的大行其道，许篈深有感慨的说： 由此观之，则今之天下不复知有朱子矣，邪说横流，禽兽逼人，彝伦将至于灭绝，国家将至于沦亡。 赵宪在《朝天日记》中也记录了他在与中国士人讨论时对王阳明的批判。11应该说许篈、赵宪等对中国学术发展的看法是很有深度的。 由于在清朝朝鲜使团有更大的自由，除公事外，他们总是以私人身份广泛接触中国士人。在他们结识的人当中，既有赴试的举子，也有名儒硕宦。如有关纪昀的记载，在不少《燕行录》中都可以看到。12如《蓟山纪程》（著者未详）卷三记述了作者二访纪昀不遇事。其中叙信纪宅"从崇文门出，曲转而过五里许至其门，门小仅容一人"。虽然是事先约好了的会晤，却只有管家数人劝茶虚座为主客之礼，说是纪昀刚被皇帝召去。虽然这不是纪昀架子大，但也表明了他的特殊地位。徐浩修《燕行纪》卷三则记载了作者与在圆明园与纪昀的会晤交谈。交谈中，作者向纪昀询问了他校正《明史》、《大清一统志》的情况。纪昀还告诉作者，他家在"正阳门外琉厂（璃）厂后会同胡同"。而柳得恭《燕台再游录》记录了作者到北京的次日就去访问纪昀。在十余年，他们已见过面。此次相逢，交谈很热烈。纪昀向柳得恭介绍了当时的学术风气及李调元、孙星衍等中国学者的情况。柳还访问了李鼎元等人作了广泛和深入的接触。他对当时中国学术宋学与汉学对峙以致"程朱之书不讲似已久矣"的局面颇有感慨，对纪昀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也不无微词。此外，朴思浩《心田稿·留馆杂录》中也记载了与纪昀会晤的情景： 纪尚书昀，号晓岚，汉人也。乾隆嘉庆之际为文章宗匠，与东人酬唱最多。赵经畹秀三燕行时，遇大风雨于辽野，吹倒骡车于秫田。夜黑不辨咫尺，因经宿于田中。后见晓岚询问行中劳苦，赵说及此事。纪笑而起出一册子示之，略曰：余奉使五卢睦提国，一夕，见空中大车随风而下，人十余名，骡马十余匹。问车中人，则过古业口遇大风吹到此中，计其程途则八百余里。以此奏闻皇上，册子即奏文也。纪曰："若遇如此大风，将奈何？一夜秫田之苦何足提说乎？"仍相笑。 这段生动的记载表现了纪昀与朝鲜使臣间的亲密关系。如果把《燕行录》中有关记载汇集起来，并与纪昀的诗文集中与朝鲜使臣交往的记录相比照，无疑有助于我们研究这位在清代文化史占有重要位置的学者。13事实上，《燕行录》中经常被提到的学者不只纪昀一人，翁方纲、阮元、黄丕烈、张问陶、孙星衍、罗聘等都与朝鲜使臣有过交往。其中也时有值得参考的资料。如《心田稿·留馆杂录》中又说： 翁方刚，号覃溪。文章笔法颇有盛名，与东人酬唱亦多，而专尚苏学，又崇佛法，贪财致富，中国士大夫鄙之。其子若孙零替不显。 显然，作者的这种记载与他本人的学术思想有很大关系。也就是在此书中，还有一篇《应求漫录》，作者在开篇写道："留馆四十日，无可与语者。从中州士大夫游论经赋诗，倾盖如旧。古语去，同声相应，同气相求，遂收为应求录。"在这种看似随意的交往，同样反映了作者对当时中国士人的思想与心态探究。如作者屡次以"朱陆异同"的问题问这些普通的士人。得到的回答往往是"朱子主敬，陆子主静，俱是先贤，后生安敢赘说。""两公皆大贤，一从格致入，一从神解入，俱不可非也。"之类貌似持平之论，而朴思浩对此不以为然。他认为，"天下无两是两非。紫阳之格致循性理而实迹（际）也，陆氏之神解养精神而顿悟也。以顿悟之说，安得比光明正大之圣道乎？"虽然"朱陆异同"是清初以来中国学者一直争论不休的问题，包括朴思浩的观点，如陆氏是否为顿悟之类，清初学者也早有讨论。14但作为一个外国人，有如此深入的钻研，实属难得。可惜，据朴思浩记述，在听了他的话后，对方却"微哂而不答。旁人亦以他说弥缝。观其气色，必似陆学者，而不能直问。"看来，出于礼节，有时讨论也难以深入展开。特别是在清代政府的高压下，士人在交往中有些话也是欲言又止的。以致朴趾源在《热河日记》中感叹真正的交流很难做到。为此，他还向其他使臣建议如何才能"眉睫之间诚伪可见，谈笑之际情实可探。"。也许是朴趾源极注意方式方法，所以，他与中国士人往往又深入的交流，其详细情况，俱见于《忘羊录》、《鹄汀笔谈》、《避暑录》、《避暑录补》诸篇中。 清乾隆嘉庆两朝，标榜实事求是的汉学进入全盛时期，朝鲜学者也感受到了中国学术风气的巨变。许多朝鲜使臣出于对实学的推崇，不满于当时一些中国士人的空虚。徐浩修在与中国学者交往中，就感到中国学者徒以声律学为钓誉媒进之阶，他在《燕行纪》卷三中批评就"稍欲务实者，亦不过掇拾亭林竹坨之绪余而已。"包括名气很大的翁方纲，他也有"空疏"之讥。而李宜显在《燕行杂识》中，也对清代士风、文风提出的辛辣的讽刺："在路上所遇秀才，绝未有能文可与语者，极陋无识。"因为他们只知道八股文章。他在丰润县曾寄宿谷碕家中，"谷碕为谷应泰之侄孙，谷应泰撰《明史纪事本末》，以文著名，而此人则不文无识。"在名人后裔身上表现出来的文化沦落，令李宜显痛心不已，他把这归咎于"胡人入主中原"。 在朝鲜使臣中，朴趾源的见解似乎最尖锐、深刻，他对清代也是充满了鄙视。《热河日记》卷二在提到中国究竟有什么可观之处时，引所谓上士语说："虽有陆陇其、李光地之学问，魏禧、汪琬、王士澂（祯）之文章，顾炎武、朱彝尊之博误解，一薙发则胡虏也，胡虏则犬羊也。"令人想到鲁迅对清代学术的讥刺。在卷四，他又说清代朝庭"其所以动遵朱子者，非他也，骑天下士大夫之项，扼其咽而抚其背，天下之士大夫率被其愚胁，区区自泥于仪文节目之中而莫之能觉也。"更是对统治者的诛心之言。 应该说，朝鲜使臣对当时中国的态度是复杂的。一方面，他们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充满向往，并以能坚守这种传统而自豪；另一方面，他们又对满清的统治斥之以鼻。高宗三年（1886）高宗与闵妃结婚，为奏请清帝光绪的册封，李朝派出了赴北京的嘉礼册封奏请使，正使为柳厚祚，洪淳学被任命为书状官随行。他写了一首长约三万字《燕行歌》。这是一篇很难得的诗体《燕行录》。作者表现了他来到中国的欢快心情，也描写绘了在入境后所经历的一切，也抒发了对对曾经侵犯过朝鲜的清王朝是反感的。其中有这样一段很有代表性，当他在清朝文士的接触中，面对身穿满人服装的汉人时，颇有感慨： 太常少卿，郑公秀者，骨格清秀。兵府郎中，黄文谷者，气宇轩昂。翰林学士，董文焕者，才高行正，享有名望。......人人皆是，大明后代，名门子孙，臣族后裔。削去头发，万不得已。含垢忍辱，当胡人官。羞此装束，心中愤懑。朝鲜之人，礼仪衣冠。一见及此，不禁欣然。亲如兄弟，相庆相欢。15 众所周知，清室统治全国之后，汉人官员不得不穿上满人的官服。而朝鲜使者却穿着受唐宋影响的、与汉装相仿的衣裳，使清朝的汉人官员深感亲切。李宜显的《燕行杂识》也记录了作者在康熙庚子（1720）年间出使时，在永安桥访问明朝国公维春后裔常玉琨时，问常："你是明朝子孙，独无思旧之心耶？"常答："已顺他人也。"但十二年后，他再次来到中国，却在一个普通的教书先生身上，发现了中国还有思汉怀明的人。这位山西生员在给他的名帖上，表示了一个"忝生中华"之辈对使臣"古中华礼服"的崇敬。李基宪《燕行录》则记载了使臣问一位祖上曾官于明而今又仕清者："尊所着衣冠是古制否？"此人答曰："生今之世，反古之道，灾及其身。既生于清，则不得遵制也。"由于朝鲜使臣经常向中国人提出这样的问题，以致有的中国人对此产生了反感。金景善《燕辕直指》卷三记载，一日使臣圣申经过庶常馆，这里是"翰林肄业之所"，"诸学士间数日辄一至，考核诗文"，所以想进去，而译官止之曰："旧时我人之入燕也，或至此馆讨论文史，近来则辄阻阍不得入。盖翰苑多古家名族，其文章见识皆非常品，与东人稍相亲狎，辄问曰何忍薙发左衽从官本朝乎？听者厌苦之，自是戒门者禁东人之出入。"不过，这种反感本身也证明了问题的敏感性。一般认为，清朝统治稳定后，汉人的民族意识就淡化。这大致没有错，但从《燕行录》的记载来看，不妨把问题考虑得更复杂些。也许，这也有助于我们分析诸如蒲松龄、吴敬梓等人的民族思想。 明清两代，还是西方文化大量传入中国的时期。对此，朝鲜使臣也极为关注。李基宪《燕行录》中作者就向进士齐佣莲询问了中国人对西洋学术的态度。齐佣莲说："西洋人有西洋之教，吾等儒亦不愿闻，亦不愿学。"但"西洋不过能造宪书，故中华用此等人。"这样的观点，在当时中国士人中是比较有代表性的。而在《热河日记》卷四中，鹄汀则与朴趾源讨论了"地球"之说，他们的根据也颇有意思，用朴氏的话说："天造无有方物，虽蚊腿蚕尻、雨点涕唾，未尝不圆。今夫山河大地、日月星宿，皆天所造，未见方宿楞星，则可徵地球无疑。"虽然这样的说法今天看起来有些幼稚，但也反映了中朝士人面对西方科技的一种态度。16 四，文学传播与影响的生动记录 《燕行录》的作者大都有较高的文学修养，如《热河日记》等，本身就可以作精美生动的文学作品来看。所以，他们对中国文学也比较关心。除了清政府赠予的《全唐诗》、《元诗选》、《明诗综》之类总集、类书外，他们还经常出入琉璃厂等书肆集中的地方，购求一些自己感兴趣的书，包括各种文学书籍。同时，他们也利用各种机会，了解中国文学的历史与现状，并由此记录了不少值得重视的文学史料。 与朝鲜使臣对清朝的不满一致，《燕行录》中对清代文化乃至文学也经常表现出批评的态度。如李坤《闻见杂记》上指出清代文化缺乏创造性，他对"各样类聚尤盛"的风气很不以为然。在谈到明清之际以来文风变化时，更尖锐地说："盖诗则明季以来变于陈子龙，清初又变于钱牧斋，其本则专尚宋而乃反遗其骨理，挦扯其毛皮，弃其精深，描摹其陋劣，便又宋人之腐臭也。" 除了一般性的评论外，各种《燕行录》中还有不少具体的史料。如《热河日记》卷一记载作者因阻水困于一中国人家时，此人告诉他："舍亲折公新开刻铺，起号鸣盛堂，其群书目录适在橐中，如欲遣闲时，不难奉借。"据朴趾源记录，此书目只是些笔记小品之类。不过，其中提到李渔著小说《鬼输钱故事》，却是未见著录的作品，不知是否确为李渔所作，或书商托名之作。即便是伪作，也值得深究。此书卷四《避暑录》中，作者问尹卿当世最著名的诗人是谁，尹卿提到了他的老友袁枚，并为之写下了袁枚的《博浪城》： 真人采药走蓬莱，博浪沙连望海台。九鼎尚沈三户起，六王才毕一椎来。虎龙有气黄金尽，山鬼无声白璧哀。大索十日还撒手，如君终古尽奇才。 据查今人周本淳校点《小仓山房诗文集》17，此诗后四句与这里所引的有明显差异，作："黄金宫阙神仙远，白璧光阴山鬼催。此日西风如力士，当车还击布帏开。"如果不是尹卿记忆有误的话，他所写的也许是袁枚的初稿，这就对研究袁枚诗作提供了一个有趣的资料。 《燕行录》中最值得重视的文学资料还是关于小说、戏曲传播与影响的记载。 《三国演义》、《水浒传》似乎是使臣们最熟悉的小说，18各种《燕行录》中经常提及。而到中国来，更令使臣对小说所描写的故事有身临其境的感觉。如金昌业《老稼斋燕行日记》卷三记载蓟州有一山"是为翠屏山，不甚高大，《水浒传》所谓杨雄杀潘巧云处也。山下有两石人，世传以为杨雄、石秀之像也，斯未必信然，而亦古物也。"卷四中则提到有人诵读《三国演义》"博望烧屯"一段，因为燕都地近张飞故里涿郡，使作者甚感亲切。卷七记载观看《风波亭》戏时，秦桧丑恶的舞台形象也令作者觉得"仿佛《三国演义》所画曹操状也"。 而《热河日记》卷一叙及作者一到中朝边境，就听到一位背他上船的船工开玩笑地说："黑旋风妈妈这样沉挑时，巴不得上了沂风岭。"同行的赵君笑道，船工的话很有深意，并解释说："所谓目不识丁，正道此辈。而稗官奇书，皆其牙颊间常用例语。"显示出小说在民间受到喜爱的程度。同书卷一《关帝庙记》又记载关帝庙中有数千人，"闹热如场屋"，其中"有坐读《水浒传》者，众人环坐听之，摆头掀鼻，旁若无人。看其读处则火烧瓦官寺，而所诵者乃《西厢记》也。......读者乍止，则两人弹琵琶，一人响叠钲。"卷二则记载了在龙泣庵前，"又有弹吹，方演《西游记》"，都是难得的民间说书资料。 戏曲方面的资料更丰富。对此，王政尧《略论〈燕行录〉与清代戏剧文化》已有详细介绍，现仅就笔者阅读所及，稍加补正。徐浩修《燕行纪》中对清代宫廷演剧就多有记载。卷二载七月十七日记在演戏殿看戏，卯正三刻开戏，未初一刻五分止戏；十八日卯正十分开戏，未正二刻止戏等。从中我们可以推知宫庭演剧的大致时间。而演出的剧目则主要是《天无私覆》、《鸿禧日永》、《玉叶金柯》等歌功颂德、吉祥祝愿戏。八月一日起在圆明园看《西游记》，大体上也是卯时始戏，未时止戏，但因为剧情复杂，所以连看多日。其中五日在演《西游记》的中间，还穿插了所谓"黄门戏"，实际上是一种杂技性的表演。这使得徐浩修很不以为然，认为在这种"天子高居，万国来朝"的正式场合，居然演出这种"淫亵"节目，实在令人齿冷。 在宫庭之外的戏曲演出更是兴盛。徐庆浩《带经堂日史》编四之二十日则记载了在中和堂戏楼看戏的经过。作者写道： 皇城戏楼非一二处，而此是朝士游观之所，故朱轮华毂，填咽门巷，可知贵游者之多至矣。楼制极宏敞，栏槛四围如口字，中设戏场，可以倚栏而临视，楼上间间障隔，而各设床桌椅子，所以处 观剧之人。而楼下设长桌长椅，次第列坐，日已向申，戏亦过半。当时的演出，既有"执刀枪作战斗状"的武戏，也有"唐伯虎点秋香"这样的文戏，十分热闹。 金景善《燕辕直指》卷四记载了作者去广德堂戏台看戏事，并专门写了一篇两千余字的《场戏记》，对戏台及演出作了详细的描述。另外，还有一篇《诸戏本记》，记录了三十个剧本的名称。作者特别提到他一路上，"见人家往往蓄戏本杂录，皆板本也，其名不可胜记。"显示出当时剧本刻印传播之广泛。朴思浩《心田稿·留馆杂录》中也有一篇《演戏记》，对当时的演戏作了具体的记录。 金昌业的《老稼斋燕行日记》卷七记载作者在永平府逗留时所见戏曲演出的情况，其中有这样一段话颇有价值。 戏屋之制，长仅三丈，广二丈许，上皆覆簟，去地六七尺，铺板为棚，分其前半为轩，后为室，室三面围簟为壁，室轩之间隔以帷，凡戏子共十余人，而惟登场者在轩，余皆在室中，每扮戏自室中出来，其换服色又还入室中，盖戏具皆藏室中也。其登场者每到节拍换处，辄引声唱曲，室中诸人皆应声相和，丝管伴奏，声甚清婉可听，但歌曲辞意不能解，殊无味。盖戏子所唱辞曲，虽此处人不能皆解。......闻戏子皆从南方来，无远不到，凡州府村镇市坊繁盛处，皆有戏屋，而其无屋处皆临时作簟屋设戏，多至十余日，小或数日而罢，又转而之他所，至男女奔波，或自数十里外来观，观者皆施钱财，费亦不赀，然其所演皆前史及小说，其画或善或恶，使人见之皆足以戏惩。 加上戏曲演出中所反映的朝鲜使臣特别感兴趣的前代冠服制度等，作者说："以此观之，戏子亦不可无也。" 《热河日记》这方面的记载也很全面，卷二单有一篇《戏台》记述各地所设大小戏台。同卷另一处称："道傍连簟蔽阳，处处设戏，有演《三国志》者，有演《水浒传》者，有演《西厢记》者，高声唱词，弹吹并作。"可见戏曲活动的盛况，而卷三说："如近世杂剧，演《西厢记》则倦焉思睡，演《牡丹亭》则洒然必听。"又反映出戏曲演变的现象。卷四有一篇《戏本名目记》，则记录了清代宫庭演剧的情况。 与此相关，朝鲜使臣似乎对魔术表演特别感兴趣，《带经堂日史》曾述及众人商议看"幻戏"时，首译官加以劝阻。作者说："今中国日为演戏用乐，独禁外国人观幻戏耶？"正反映了使臣对"幻戏"的兴趣。而不少人对此更有正面记述。《热河日记》中即有一篇4000余字的《幻戏记》，详细地记录了当时的魔术表演，并在前后加了近两千字的评论。金景善《燕辕直指》卷三《幻术记》也记录了民间艺人应邀在使馆内作的几十种魔术表演，生动具体，诚如作者在结尾所说，称得上是"一部幻史"。此外，朴思浩《心田稿·燕蓟纪程》中也提到"留馆观幻术杂戏"事，其《留馆杂录》中有《幻术杂戏》，同样记述了魔术表演。诸如此类，对研究中国民间杂技表演，都是珍贵的史料。 综上所述，《燕行录》在研究中国社会与文化方面，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其实，在中国古代，像《燕行录》这样的纪行类著作源渊有自。《隋书·经籍志》史部地理类行记有二十四种，可惜多已亡佚，具体面貌无法确知。此后，类似著作续有问世，而且有不少与出使经历有关。如王国维辑唐宋行记杜环《经行记》、刘祁《北使记》、王延德《使高昌记》、刘郁《西使记》19即是随见随录，涉及地理、风俗、物产等多方面内容。北宋时路振《乘轺录》则是路振受诏充契丹国主生辰使的记录。而南宋行记更加多见，而且相当多地采用日记的形式。其中与出使有关的则有《奉使杂录》、《隆兴奉使审议录》、《按辔录》、《北行日录》、《乾道奉使录》、《奉使执礼录》、《使燕录》等20。此后，类似的行记层出不穷，大多是以记实的笔法，记录沿途的地理环境、政治军事、风物民俗，同时也寄寓了作者的思想感情。从形式上看，与《燕行录》相似。但从内容上往往并不如《燕行录》全面和深入。最主要的是，《燕行录》以独特的视角反映明清以来中国社会的真实状况，其史料价值不是一般的中国正史或野史笔记所能替代的。因此，有理由相信，《燕行录》的大规模整理出版，应该也必定会引起研究中国学的学者越来越多的关注。 2001年11月5日附记：本文是笔者参加2001年12月在韩国举行的《〈燕行录〉与亚细亚研究国际研讨会》的会议论文，题目由研讨会主办方韩国东国大学韩国文学研究所拟定，要求围绕《燕行录》基本的学术价值展开。本文的中、韩文稿原载韩国的《韩国文学研究》（2001年第24辑），未在国内发表过。1 这种情况最近略有改变，中国人民大学王政尧的《〈燕行录〉初探》（《清史研究》1997年第3期）、《略论〈燕行录〉与清代戏剧文化》（《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7年第3期）就利用《燕行录》研究了清代人物和戏剧。陈尚胜等著《朝鲜王朝（1392-1910）对华观的演变》（山东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则是中国第一部较全面介绍《朝天录》和《燕行录》专著。2 本文所引《燕行录》主要依据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编译的《〈燕行录〉选集国译本》所附之影印本；《漂海录》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葛振家校点本，《热河日记》用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朱瑞平校点本；其他无缘亲见书，间或转引自前揭《朝鲜王朝对华观的演变》。不过，此书引文与笔者所见版本出入较多，有的也许是版本之别，有的则当是该书征引有误，这说明让更多学者有机会目睹《燕行录》善本是非常必要的。3 参见《李朝世祖实录》，六年三月已卯，《明英宗实录》，卷279，天顺元年六月甲午等。4 《李朝中宗实录》，十七年五月壬申5 全海宗《中韩关系史论集》，第19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6 参见前揭葛振家校点本序7 参见前揭《朝鲜王朝对华观的演变》，76页8 参见黄枝连《东亚的礼义世界》，419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9 参见拙作《明清邸报与文学之关系》，载《学人》第二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10 参见蒋非非、王小甫等著《中韩关系史》，365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11参见前揭《朝鲜王朝对华观的演变》，81页 12 张存武《清代中韩关系论文集》（台湾商务印书馆，1987年）载《清代中国对朝鲜文化之影响》一文列举了洪大容、朴趾源、柳得恭等所结交的中国人士名单，可参看。13 实际上，在其他中国人的著作中也可以看到有关与朝鲜使臣交往的记载，如李调元的《雨村诗话》、《童山诗集》中就有不少与徐浩修等人有关的材料，参见詹杭伦《李调元学谱》（天地出版社，1997年）所收《李调元与韩国诗人交往纪实》一文。14 参见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七章"清初之朱陆异同论"等节，商务印书馆，1997年15 此段歌辞为韦旭升译文，参见其《朝鲜文学史》第四编下编第一章第二节，此书收入《韦旭升文集》第一卷，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16 有关朝鲜使臣在中国接触西方文明的情况，可参看李元淳《朝鲜西学史研究》第一章《"赴京使行"在文化史上的意义》。此书中译本2001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17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18 有关朝鲜使臣对中国古代小说的熟悉情况，可参看闵宽东《中国古典小说在韩国之传播》（上海，学林出版社，1998年）19 见《王国维遗书》第十三册《古行记四种校录》一卷，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版20 见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七著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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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644年（清顺治元年、朝鲜仁祖二十二年），清廷定都北京。自此，直至19世纪末，朝鲜的燕行使团不断来到中国，使团官员和其他成员通过多种方式同清王朝不同阶层人士进行接触，并将其见闻，撰写成文，或报告朝廷，或著录成书，公开出版。在多达数百种的〈燕行录〉著作中，秉笔直书，内容全面，著录完整，史料重要等方面是其主要特点。源于此，〈燕行录〉中有关中朝戏剧文化交流和比较的纪录应引起我们进一步重视和深入研究。 如果上溯至1636年，延至1893年（清光绪十九年、朝鲜高宗三十年），朝鲜的燕行使团合计为492次，而在此时期内，留存至今的〈燕行录〉多达294部（种），也就是说，当年的燕行使者平均1。67次来华后，便有一部〈燕行录〉问世！其时间之长、数量之大、卷数之多、内容之丰、持续之久均为当时中外文化交流史所罕见。本文拟从其中一部的比较研究谈起。 一、山棚戏、唱剧与昆曲、皮黄 有清一代，历届朝鲜使团在进入中国境内之后，观看不同剧种的演出成为他们在华期间的一个重要内容。一方面，他们在清政府的热情招待中看戏，另一方面，他们在街市走访时，到宣南等地的剧场买票看戏。于是，上至皇家的庆典演出，下至普通戏班的剧场实况，都被这个群体描述得栩栩如生，给人以恍如昨日之感。同时，他们还经常将在中国剧场的感观同本国演出做比较，这对后来者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这方面的著作较为突出者有：金昌业之〈老稼斋燕行日记〉、崔德中之〈燕行录日记〉、洪大容之〈湛轩书〉、朴趾源之〈热河日记〉、柳得恭之〈滦阳录〉、徐浩修之〈燕行记〉、李在学之〈燕行记事〉、朴思浩之〈心田稿〉、未名之〈赴燕日记〉和〈往还日记〉、金景宪之〈燕辕直指〉等多部。这里，笔者仅以朝鲜使者在道光年间使清时的一份记录加以说明。 道光九年(1829年)，正使从事朴思浩首先记载了当时的剧场和演出情况： "演戏厅设大阁三层，上层环以栏槛，下层铺以长杠，如鱼鳞排错，中层设戏台，口面(正面之意-一引者注)设幔，幔中备置各种戏具，每设戏自幔出入，一戏才罢，一戏继出，外设一小门，观戏之人入门便收钱，钱多者坐上层，钱小者从下层。"注1。与朴思浩同年使清的一位姓名不详的朝鲜使官阐发了他看过几场戏之后的感想和评价。他在七月初四的日记中说： "戏可观而语言解甚。宛然其交锋之戏。枪刀闪烁，非手法之精熟者未由如是踊跃！觔斗滚滚，交接之际，不觉怵然。"注2。 是日武戏演出的精彩、高超之状，令这位使官赞叹不已。朴思浩认为朝鲜应当学习清代中国剧场的规制。例如，剧场内"一无争坐之弊，或者起去，复还坐，处固自如。"再如，"上下层坐处尽满无隙地，则守门者不许人添入，"三如，"阁中井井有序，亦无喧哗纷还之弊，终日观戏，坐吃果糖酒肴之属，中国之人虽戏场也有规模，是则可法也。"注3。 有趣的是，道光十三年，朝鲜使团之书状官金景善于正月初五日详细记录的就是在广德楼看戏的情景和感触。是篇全文多达近3000字，当属《燕行录》中著录清代戏剧文化周详者之一。这里，笔者以其对戏园的建置与经营、舞台规模与剧场实况、同本国戏剧文化之比 较等三个方面做一简介与分析。 1，戏园建置与经营。 "凡演戏之处必有戏台，其出财营建者谓之戏主，其创立之费银已七八万两，又逐岁修改，招戏子设戏，收息，上纳官税，下酬戏雇，其余则自取之，其收钱之多可知也。"注4。 上文曾提到朴思浩和那位不知名的朝鲜医员的著作，现在，我们将他们二人和金景善的日记综合判断，可知，他们每人所到过的戏园肯定不止广和楼一处，既然如此，"昔年戏班不专主于一园，以四日为一转，各园约各班轮流演唱。故观众须记某日为某班，在某园也。"前文说道，如广德楼之规模者，演戏必以徽戏为主， 而道光时，京师称三庆、四喜、春台、和春为"四大徽班"。 注5。三庆以演〈三国志〉等连台本戏见长；四喜"专工昆曲，其中旦角最好"； 和春"专演连台彭公案、施公案中事迹，所谓短打戏也"；春台"亦以武戏见长，......当年此班称盛。惟嵩祝成虽非大班，能与四大班抗衡，而持久不衰，光绪初尚存，盖约脚人活跃，每日调整戏码花梢，能使观众趋之若鹜也。"至此，我们可以从金景善等三位使官在京师看戏的次数、对所看过的戏的描述和他们开列的剧目诸方面看出，他们分别看过"四大徽班"或其中几个徽班及其它戏班的演出当属无疑。所不同的是，金景善于道光十三年在京时和春班已报散。 2．舞台规模和剧场实况。 "戏台之制筑辄为广厦，高可六七丈，四角均齐，广可五六十间，间皆长梁，就北壁下截九分一设间，架属以锦帐，帐左右有门，门垂簾子，盖藏戏具而换服之所也．帐前向南筑方坛，周可七八间，此则演戏之所也。自方坛前至于南壁下，叠置长凳，前者稍低，后者渐高，使观戏者鳞距便于俯观也，南东西三壁别作层楼，每一间各有定贳，南壁正中最上楼贳为白银十两云，南壁西隅只设一门，一人守之，观者到门先收钱，乃许入，观者之众寡，债为之低仰，戏事方始。" 实际上，作者的记述不仅较朴思浩等人更加周详，同时，层次也很清楚，即：剧场，后台、前台、观众席(楼下、楼上)，收费处。 3．比较中朝戏剧文化。金景善认为：①清代之"场戏者，既如我国山棚戏，自古有之。"②在广德楼等处，"观到剧处，齐笑齐止，无或喧聒，虽淫亵嬉慢之中，节制之整严，有如师律之不可犯，亦足见大地规抚之一端。东俗则凡系观光大冠，阔衣簇立数匝，喧哗不止，加以饼饵酒草沽口之声，半之后来者无由观听，挤挨不已，甚至于投石相扑，视此岂不愧哉!"③舞台上，"又有二人，服饰如我国官服，从帐中出，分坐东西椅。""又有戎装者，一队出来，其中四人，头戴小帻，如我国战巾样，身披黑色短后衣，各持双剑对舞。" 这里，需要一提的是金景善特别提到的朝鲜古代的"山棚戏"。 据朝鲜史书所载，"山棚戏" 又称作"彩棚百戏"， 当该戏发展到朝鲜王时，即称之为山棚戏、彩棚戏、山台杂剧，且三种称谓互用。如当时的《山台杂剧》、《观傩诗》、《观优戏》等诗歌可以证明；又如，《高丽史》卷69《礼志》11则记有"次传两部乐官及山台乐人宣赐花酒"。 三如，朝鲜王朝光海君年间专设山台都监等机构，主要为迎接中国使臣演出山台戏，这在《李朝实录》中多有记载。此后，随着山台戏从"公仪" 等活动退出后，山棚戏遂逐渐向韩国民间转移。"在中国戏曲影之下，朝鲜发展起来一种唱剧"。 注6。 唱剧在形成过程申，"除了中国戏到对独角戏发展的直接影响外，日本的传统戏剧如歌舞伎、能、新派剧对朝鲜也有间接的影响"。 注7。可见，中国戏剧对朝鲜称为"国剧" 的唱剧的影响是直接的、第一位的。 清道光十几年至二十年间，正是京剧诞生的前夜，朝鲜使者看到的应是昆曲、皮黄诸调，视其为朝鲜历史上的唱剧似更为贴近。在唱剧形成的过程中，我们首先应当提到将小说《春香传》改写成唱剧《春香歌》的戏曲作家申在孝。 申在孝，生于朝鲜纯祖十二年（公元1812年、清嘉庆十七年），全罗道高敞人。"他对 戏曲研究甚深，一生培养许多唱剧演员。他不仅以教育后辈为业，而且，花费心血对许多唱曲进行加工锤炼"。注8。在改编《春香歌》等剧本时，他很注意借鉴中国戏剧中的典故、传说，因此，在其编写的剧本中出现了大量的中国人物和典故，如神农氏、炎帝、西施、王昭君、赵飞燕、洛神等名人及中国历史上的著名诗人、诗作、古迹名胜等等。除《春香歌》之外，申在孝的著名剧作还有《沈清歌》、《赤壁歌》、《卞钢打令》等多部。处在申在孝创作时代的中国清朝，这时也有如余治、沈小庆、刘三、史松泉、李钟豫、李世忠、乔荩臣、卢胜奎、汪笑侬等一批著名的京剧剧作家。因此，无论是上述的中韩剧作家之间，还是《春香歌》与《桃花扇》、《赵氏孤儿》与《明沙十里》、《西厢记》与《赐婚记》等相关内容，都值得我们以此为对象对中朝戏剧文化继续深入比较研究。 二、《燕行录》版本浅议 关于《燕行录》的版本，据笔者于1995年在韩国进行学术访问时所见，概有：1962年韩国成均馆大学校大东文化研究所编纂的《燕行录选集》本（以下简称〈选集本〉）；1967年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翻译的〈燕行录选集〉国译多卷本（以下简称〈国译本〉）；韩国文集编纂委员会的〈韩国历代文集丛书〉本；个人文集本，如南九万〈药泉集〉、李宜显〈陶谷集〉、洪大容〈湛轩书〉、李德懋〈青庄馆全书〉等等。 新世纪开始的2001年10月，韩国东国大学校出版部出版了迄今为止、含盖〈燕行录〉著作最多的〈燕行录全集〉（以下简称〈全集本〉）。东国大学校林基中教授自1970了年开始，对〈燕行录〉给予了极大的投入，他为了制作目录，走访了韩国全国各地，收集了为数甚多的史料，其中，发现了三百八十多种〈燕行录〉。〈全集〉共计一百卷，五万八多页。 本书是有关〈燕行录〉文献最多、最全的版本。在〈全集本〉中，除了笔者上文所述的〈燕行录〉著作、扣除朝鲜使者使明时期的百种左右的〈朝天录〉之外，〈全集本〉包括了清军入关前至清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共计258年约二百九十种不同时期的〈燕行录〉。其中，含使行地图等相关内容的图一卷。需要注意的是，《全集本》内有些是三、五种乃至七、八种合为一卷的；有些则是四、五卷乃至更多卷的内容包括的仅是一部某位作者的《燕行录》著作，这类著作内容非常丰富，前此未见的如占本书六卷之多、徐有素所著的《燕行录》，另如占本书三卷的洪淳学之《燕行歌》等，至于在本书中一卷一著或二卷一著的则经常到。在这些著作中，第五十八卷中李在学著于乾隆五十八年、朝鲜正祖十七年的《燕行日记》、《癸丑燕行诗》和第六十卷柳得恭著于嘉庆六年、朝鲜纯祖元年的《热河纪行诗》等都含有乾隆时期戏剧文化的诸多史料，为我们做这方面的比较研究提供了详实的内容。 三、余 论 1、《燕行录》的体裁可分为日记、诗歌、杂录、记事等。其中，单一为日记者，如《阳坡朝天日录》、《老峯燕行日记》、《燕行日记》、《老稼斋燕行日记》、《燕行录》、《入燕记》、《燕行记》、《燕行日记》等。单一为诗歌者，如《檮椒录》、《滦阳录》等。单一为杂事者，如《甲子燕行杂录》、《丙寅燕行杂录》《闻见杂录》等。单一为记事者，如《湛轩燕记》、《燕台再游录》等。书中既有日记、也有诗歌的，如徐长辅《蓟山纪程》、李基宪《燕行录》等；既有诗歌、也含杂录的，如李宜显《庚子燕行杂识》等；既有日记、也有记事的，如未名《赴燕行日记》、金景善《燕辕直指》等；既有诗歌、也有日记、记事的，如朴思浩《心田稿》等。洪大容、朴趾源之著尽管体裁有别，但有一共同之处，即都有小标题，读之更加清晰。 2、作者群之中，包括了朝鲜使团的"三使"和一般成员，除皇亲国戚、达宫显贵外，当时以诗、文名著于世的，如洪大容、朴趾源、李德懋、柳得恭等人，朴之得意门生即李、柳等，后者任奎章阁之检书宫。他们通过赴清考察，主张学习中国文化，主张用清朝先进技术改革朝鲜的社会体制和经济、文化政策。人们称这些向中国学习的朝鲜学者为"北学派"。洪大容则是"北学派"的先驱。因此，他们的燕行之作应当是研究这一课题的必读之著。 3、有关《燕行录》的版本，除上文列出的《选集本》、《国译本》、《文集丛书本》《全集本》之外，还有《辽海丛书》本，应当看到，多数著作仍首先在各自的文集类之中，如《热河日记》有《燕巌集》本、《湛轩燕记》有《湛轩书》本，《入燕记》有《青庄馆全书》本等。 4、文字长短不一，卷数因人而异。以《选集本》、《国译本》为例，八卷者1人，七卷者1人，六卷者2人，五卷者1人，四卷者5人，三卷者1人，二卷者6人，一卷者14人。注9 。此外，在有关著目中还见到二十二卷者有乾隆五十六年（1791）未名《燕行日记》、三十三卷者有道光六年（1826）洪锡谟《游燕稿》，注10。据笔者目前所见，这方面的多数著作在1-8卷之内。从字数来看，有的少则几千字，有的多达二三十万字。 5、目录详略不一，以详者为例，如《湛轩燕行》中卷一、卷二以人物为主，有举人、贡生、员外、铺商等，各有专文，其中，作者还以"琴铺刘生"为题，为之撰文。卷三则以名胜古迹、宫殿园林为主，兼及朝延礼仪的演习。卷四则以民风、民俗为主，举凡吃穿用住、市肆娱乐等，各有篇目。《冷斋书种》二卷，全部目录均以人物为题，内含清朝学者等67人、日本10人、安南5人、琉球5人，共计87人、85目（卷首二篇均为二人为一目）。《燕辕直指》除顺序清晰、列目详细外，绝大多数目录中之最后一字，均有一个"记"字，如"山海关记"、"首阳山记""琉璃厂记"等等，即于篇幅，容另文再述。 6、笔者在研究1644年以后朝鲜使团清之《燕行录》同时，注意到了他们的清入关以前的著述，崇德二年（1637）、金宗一之（沈阳日乘）当为同类著作中最早之著。在有关著目内，光绪十六年（1890年）洪钟永之（燕行录）为其最晚之著，是否还有新的发现，有待于我们进一步研究。 7、《全集》不全，如洪锡谟所著《游燕稿》等有关《燕行录》的著作尚未收入。因此，这方面的工作还有待于研究者继续为之努力。 8、中韩学者对《燕行录》中的中朝戏剧文化的比较研究是其共同关注的热点之一。1997年，笔者自韩国访问归来后，先发表了《略论〈燕行录〉与清代戏剧文化》（1997年第三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详见拙著《清代戏剧文化史论》，2005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可喜的是，2002年，韩国东国大学林基中先生在其大著《〈燕行录〉研究》中，突出了戏剧文化的研究，这部份内容占了全书七章内的二章、总计页数的四分之一以上。原书目录如下："第三章 燕行录的观戏记与观剧诗 1、前言2、燕行录的演戏记3、燕行录的演戏用语4、燕行录的演戏类型5、燕行录的观戏诗6、结语。第五章 燕行录的演戏记 1、前言2、燕行录的演戏实况2-1 18世纪的演戏2-2 19世纪的演戏3、结语"。 以上事实说明，《燕行录》中有关中朝戏剧文的诸多史料已引起中韩学者的重视。对我而言，这些史料填补了同一时期的不足和空白。有趣的是，林基中先生在其大著中还为清代幻术（杂耍）专列了一章，并将其从16世纪写到了19世纪。对此，笔者在新世纪初也写出了《〈燕行录〉与清代幻术研究》（详见《登州港与中韩交流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2005年6月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这些内容说明：包括中朝戏剧文化在内、在三百种左右的《燕行录》还有更多的热点等待我们 "风霜历后含苞实，只有丹心老不迷！" 注： 1、朴思浩：《心田稿·留馆杂录》。 2、未名：《赴燕日记》、《往还日记》。 3、朴思浩：《心田稿·留馆杂录》 4、金景善：《燕辕直指》卷之四《留馆录·中》。 5、崇彝：《道咸以来朝野杂记》，下同。 6、8、（韩国）赵润济著、张琏瑰译：《韩国文学史》第九章第386页。社会科学文献出， 1998年5月出版。 7、（韩国）梁惠淑：《从独角戏到唱剧》，见《亚洲传统戏剧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中国戏 剧出版社，1993年5月出版。 9、说明：本文列为一卷者，含原作者在其著作气对其《燕行录》部份未分卷之著。 10、参见张存武著《清代中韩关系论文集》，台湾商务印书馆1988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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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南方周末》3月25日发表王彬彬《汪晖〈反抗绝望〉学风问题》一文，汪晖"抄袭门"吵闹至今已近半年。8月5日，始作俑者王彬彬如愿以偿地收到了汪晖先生委托律师事务所发出的"律师函"。在"沉默"数天之后，王彬彬于8月18日将该"律师函"上缴给有关媒体记者，有选择性地刊登了律师函的部分内容。8月29日，王彬彬先生于《羊城晚报》撰文"再说"《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剽袭问题。金杜律师事务所致王彬彬的律师函中，有如下一段话："出于对您学者身份的尊重，汪教授对您的系列文章一直采取了克制的态度，希望您能理解这种克制是有限的，也希望您对本律师函予以足够的重视，尽快纠正您的不当行为，消除其不良影响"。王彬彬显然无视汪晖的"克制"，他第三次公然挑衅"汪晖的底线"。王彬彬首次撰文，发明了"参见式注释"的新定义，这无疑是伟大的创举。这一创举可让全中国无数学者戴上"剽袭"的大帽，包括他自己。在这篇"檄文"中，王彬彬对于汪晖原文的注释进行刻意"隐瞒"的例子更是比比皆是，其掩盖事实之自如已达信手而为、口吐莲花的境界。4月29日，《南方周末》再次发表王彬彬《读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献疑》一文，指汪晖《兴起》一书存在"抄袭"。《献疑》共有四条指控：第一条，王彬彬将他自己未能理解的片段曲解成"指鹿为马"；第四条，王彬彬将汪晖指明的"许多思想家都已经论证过"的观点歪曲成汪晖自己的观点，从而指控汪晖"剽袭"了李泽厚的观点；中间的两条，王氏总算"老老实实"地将已标明注释的合理叙述解说成"剽袭"，开辟出"学术审查"的新天地--"注释式剽袭"虽未正式立项，萌芽却已可见。经过诸多学者如舒炜、钟彪、姚新勇等，以及广大网友的批评教育，王彬彬先生洗面革心，在责任编辑的监督下，将那些明显涉嫌诽谤的做法保留起来，第三次撰文特别隆重推出"注释式剽袭"这个新概念，主打"抓漏"牌。何谓"注释式剽袭"？王彬彬说："将他人的数百字、上千字，甚至更多的文字，原文照抄，或者稍做文字变动，却只在开头或中间部分，做一个注释。注释并不能涵盖的部分，便完全成了自己的思考"。王氏此番解说，前面灵活运用了他惯用的夸大其辞偷梁换柱法；关键在后面，讲的是方法论，即首先划定注释的涵盖范围，不能涵盖的部分即为"剽袭"。因此，如何划定注释的"涵盖范围"便大有学问，为了扼要地传达王彬彬"抓抄"工作的精神，我将这门学问换了个称谓，即划定注释的"管辖范围"。这样一来，王彬彬开拓的这片全新的学术领域，就与"城管"或者"警察"的工作，有了很相通的地方。述其要旨，王彬彬的学术审查是这样展开的：他首先用"引号"或"句号"，实在行不通，就用"段"来划定相应注释的"管辖"范围，进而将刻意圈定的"漏网"的小段文字与注释所给"出处"两相对照，结论是注释"管辖范围"内与外的文字皆所出同源，这就是"注释式剽袭"。总之，王彬彬在得出"剽袭"这个结论之前，既不用考虑当前国内学术界的注释惯例，也毋须从上下文的逻辑关系、互文间的意义这些角度去分析，更不用论证涉嫌"剽袭"的文字与本文核心观点等等的关系，这是何等地"省心"，或者说"费心"。 隐瞒注释，意欲何为？ p>下面，我们来看王氏的具体指控。全文共四条指控，前三条为正文抄袭指控，后一条指控为"伪注式剽袭"。汪晖被指控"注释式剽袭"的对象，皆为文德尔班的《西方哲学史教程》，其中前两条涉嫌文字出自同一段落，见《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下卷第一部《公理与反公理》第1042-1043页（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3月版） ： 章氏在讨论"惟我"问题时并不限于佛教资源，他也从西方现代思想中寻找解释，费希特和叔本华即是他的例证。如谓："似僧佉派而或进或退者，则前有吠息特（费希特--引注），后有索宾霍尔（叔本华--引注）是也。"这些惟我论的特点是"以为智识意欲，互相依往"。【70】值得注意的是，章氏在此提及的费希特和叔本华的各不相同的唯心主义都是从"康德在阐述物自体概念中交织的种种敌对思想发展而来"。【71】文德尔班（Wilhelm Windelband）在讨论费希特对知识学的基本问题即"经验的基础是什么？"时指出："知识学力求证明：一切经验的意识即使它的目标集中在存在，客体，事物，并将这些当作自身的内容，归根结底，它的基础还是存在于意识对自身的原始关系上。"【72】自我意识构成了费希特唯心主义的原则。从主观方面说，这一唯心主义原则认为知识学只从知性的直观出发发展自己的认识，意识只从它对自身行为的反省出发而进行自己的活动；从客观方面说，日常生活中的所谓事物和客体以至康德所谓物自体都是理智的功能，从而客观只为主体而存在，知识的对象就是理性体系。叔本华在费希特的影响下，从"德性主义"的立场跃进到对万物本质的认识。"作为观念的世界"只能是现象；客体只有在主体中才有可能，客体被主体的形式所决定。从知识学的意义上讲，只有直观才能理解世界的本质，而这种直观是这样一种直观："凭借这种直观，'认识主体'通过自身直接呈现为意志。"由此也就解决了外部世界之谜：物自体就是意志。【73】...... 【71】Wilhelm Windelband, Lehrbuch der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14. Qusg. , revidiert von Heinz Heimsoeth (Tubingen, 1950), p.488. 见中译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下卷，罗达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页778。【72】同上，页799-800。【73】同上，页810-811。 我们可以看到，此段文字集中出现了三个有关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的注释。实际上，汪晖如不是过分讲求"学术规范"，他只需在注释【73】的位置做一个"注释"，请读者"参见"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下卷第六篇第二章第777页至812页即可。为什么呢？该教程的第六篇第二章题为"唯心主义的发展"，从第777页开始，篇首开宗明义地讲"康德所取得的原则发展到全国的德国哲学体系是在极其复杂的环境相互影响下完成的"，进而指出"康德哲学的最大影响在于：所有这些体系的共同特性是唯心主义，他们全部都从康德在阐述物自体概念中交织的种种敌对思想发展而来"，其后所辖之四十一节"物自体"，即以10个主要哲学家为线索，阐述不同的哲学体系如何从康德的物自体概念中交织的种种敌对思想中发展出各自的"唯心主义"，其中"对康德物自体概念进行唯心主义的彻底的粉碎的正是费希特的工作"，而叔本华又在费希特的影响下，对唯心主义作出了推进的发展。这一小节恰好在第812页以叔本华哲学做结束。汪晖以短短的14行文字，概述了《哲学史教程》近40页的内容，提取晦涩难懂的德国哲学的要旨，实在不容易。因此，像王彬彬这样的专攻"汪袭学"的学者，读不懂，搞混淆，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但是，隐瞒起提纲挈领作用的话头，让读者不知所云，误以为汪晖真的"抄袭"了，那就不是无知之过，而当归入法律意义上的诽谤行为之列。 请看，汪晖如何交代了这14行文字的总体出处：值得注意的是，章氏在此提及的费希特和叔本华的各不相同的唯心主义都是从"康德在阐述物自体概念中交织的种种敌对思想发展而来"--在此总述之后，紧跟着注释【71】，清晰地表明此言乃直引自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778页，随后分两段述及费希特和叔本华，先后给出了两个注释，同样表明引用来源为《哲学史教程》。如此"步步作注"的学术写作，还被指为"剽袭"，可谓奇观。 王彬彬在前两项指控中，分别给出了《兴起》从注释【72】到注释【73】之间的这段文字。遗憾的是，他终于还是遗忘了上述注释【71】前面那段最关键的话头，当然也将注释【71】一并遗忘掉了--王彬彬这种"健忘"的行为，该如何定性之？ 在隐瞒了相关的交代文字及注释之后，"学术警察"王彬彬开始大张旗鼓地为注释【72】及【73】划定"管辖范围"。他说，注释【72】只能"管"得着注释标记之前带"引号"的一句话。那么，其划分辖地的原则，就是以"引号"为准。因为引号内文字恰好是文德尔班说的话，主谓宾构成了完整的一个句子，也可以说王彬彬的划分是以"句号"为准。对于句号后面的一小撮文字，王彬彬秉着锱铢必较的原则，拿去与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述及费希特有关部分一对比，两者面目何其相似，这还不算"剽袭"？ 在第二条指控中，王彬彬进而对"注释式剽袭"的认定程序作了详解： 上面这番话，有一句加了引号，但注释并没有紧挨着引号做，而是在引号后又有一句正文式的话，然后才是注释。注释说明："见中译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下卷，罗达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810-811页。"从上下文看，引号以内的话，加上引号后面的那句话，可以认为是注释指涉的对象。而引号前面我用黑体标明的几行字，不属注释所涵盖的范围。这几行字，读者会认为是汪晖自己的思考。 仔细一琢磨，王彬彬这一番苦心孤诣的行为，逻辑上已然自相矛盾。按照前一指控的注释"管辖"原则，当以"引号"或"句号"为界。如以"引号"为界，注释【73】又怎么"管"引号后、注释前的那句话呢？如以"句号"为界，注释【73】就只能"管"紧邻它的一句话，即："由此也就解决了外部世界之谜：物自体就是意志"，那它前面带"引号"的那句话岂非"无家可归"？再假如，一个注释可以管两句话，一句带引号，一句不带引号，那它为什么又不能多"管"一两句，把前面托王彬彬之福逮住的"漏网之鱼"也一并管住呢？我这样讲，绝对不是胡搅蛮缠，大家可以细想其中有无道理。想通了这个道理，我们再来决定，是不是要给予"画地为牢"王彬彬一定的同情。毕竟，一个"学者"能够做到如此"锱铢必较"的地步，也算十分不易了。 学术"私律"是如何建立的？ 从《献疑》开始，王彬彬学乖了，明目张胆"隐瞒注释"的做法略有克制，他开始向"模糊地带"进军。"模糊地带"，亦可称为"灰色地带"，即指在学术规范中含糊不清、难以一一作出具体规定的区域。例如，通常来说，"参见式"注释的用途比较多样，可指对参考资料的综述，亦可表示一字不差的引用，还可提示读者有关参考信息。总体上，"参见式"注释比较倾向于概括式的综述，而"见"或"直接标明出处"的注释则多用于"直接引用"或"间接引用"。但是，在学术写作及出版的实践中，却并不能如此泾渭分明，是为"模糊"。比方说，在学术写作中，有时综述，有时直引，还有的时候需要"边叙边引"。所谓"边叙边引"，即行文中含有带引号的直接引文或不带引号的间接引文，亦有综合性的叙述。综述可能是作者阐述自己的观点，也可能是对（与引文）同源的参考资料的综述，亦可能"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因此，我们常会发现一类"见"或"直接标明出处"的注释，它的"出处"范围从两三页至数十页不等，所引内容不过出自其中一两页--这种情况下，作者虽用"见"或者"直接标明出处"的方法来注释，其功能却与"参见"略同。如上文所言，《再说》第二项指控中，注释【73】便是一个现成的例子。这正是王彬彬用其注释"管辖"原则来衡量，显得捉襟见肘的缘故。他给出的第三项指控就更典型了。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下卷第十四章《知识的分化、教育改制与心性之学》第二节有如下文字（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3月版 ，第1344-1345页）：文德尔班曾经把决定19世纪哲学运动的因素归结为这样一个问题，即关于现象界的自然科学概念对于整个世界观和人生观应有多大意义的问题。【17】欧洲17世纪的形而上学和18世纪的启蒙哲学主要受到自然科学思想的支配。关于现实世界普遍符合规律的观点，对于宇宙变化最简单因素和形式的探索，对于整个变化基础中的不变的必然性的洞察--所有这些因素决定了理论研究，从而也决定了判断一切事物的观点：特殊事物的价值要以"自然的事物"作为标准来衡量。但是，这种机械论的世界观受到了德国哲学的抵抗：科学方法所取得的一切知识不过是现象形式，只不过是内心世界自身符合目的地向前发展的工具；对特殊事物的真正理解势必要决定该事物在符合目的的生活联系的整体中的意义。【18】换言之，精神生活在什么意义下、在何等范围内从属于自然科学的认识方法，构成了世纪欧洲冲突的核心问题。围绕有关心理学的任务、方法、体系、意义等问题的激烈争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例如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在观念和经验论上将人们带回休谟的联想心理学的观点。在他看来，人们用不着去追问物质本身和心灵本身究竟是什么，相反应该从这样的事实出发：物质状态和心理状态呈现为两种完全不能比较的经验领域，作为心灵生活规律的科学，心理学必须研究心灵所构成的事实本身而不可将这些事实归因于另一种存在领域的规律。【19】......【17】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下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页859。【18】同上，页859。【19】同上，页878-879。 上述文字与前两项指控的情况很相似，集中地出现多个"参见"文德尔班的注释。上述两段文字，以及我限于篇幅省略未引的下一个段落，概述了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下卷第七篇"十九世纪哲学"自"导言"起，长达数十页的内容。它们是《兴起》十四章第二节第一分论的开篇，汪晖开门见山讲"文德尔班曾经把决定19世纪哲学运动的因素归结为这样一个问题，即关于现象界的自然科学概念对于整个世界观和人生观应有多大意义的问题"。在简要阐述该问题后，汪晖进而概其要旨，即"换言之，精神生活在什么意义下、在何等范围内从属于自然科学的认识方法，构成了世纪欧洲冲突的核心问题。......"这样，话题顺而过渡到"关于灵魂之争"的问题上。这种自然而然地叙述，竟然被查出了"剽袭"问题。可见，王彬彬之细致入微。他这样论证了自己的"审查"结论：注释标记所涵盖的对象，只能是此标记之前的特定部分，不能指向该标记之后，这是常识。所以，注释【17】不能说明后面我用黑体标明的文字的来源。同时，除非在引用前或注释文字中特意做了明确说明，注释标记也不能越段而发挥说明来源的作用。如果注释【18】能够涵盖上一段，那注释【17】岂非多余。所以，注释【18】充其量只能说明这一自然段开头几句的出处，不能说明上一段中黑体部分的来源。这样，上一段后面的黑体部分，读者只能理解为是汪晖在表达自己对欧洲哲学史的某种理解。可见，王彬彬的注释"管辖"标准，又翻新变了面目。与前两回标准的不同之处在于，此番它以"段落"为准，而非"引号"或"句号"。你看，汪晖稍不慎重，只是为了便于读者阅读，将一整段叙述分成两段，就被"学术警察"逮个正着，且扣上一顶"巧取豪夺"的大帽！还是王彬彬自己说得好，分析这种微妙之处，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的用心，"真是太细，太深了"。王彬彬虽然用心很细，很深，但是该"机械"的时候，他立刻就机械了。譬如说，他如此细心，竟然不能想一想：第二段开头何以用"但是"二字？"但是"这个连接词，表达的不正是行文的起承转合吗？"但是"所联结的上下文，会不会是一个整体？一旦碰到这种情况，王彬彬就会闭上眼睛，很合时宜地"机械"了。他若是再用心往下一想，汪晖"剽袭"的罪名恐怕就要落空了。那是万万不能的。严肃说来，学术著作的注释自然有其涵盖范围。但是，如何认定这种范围，却要根据上下文的关联、互文间的意义等等来作判断，机械地用"引号"、"句号"乃至"段落"来划定某个注释"管辖"范围，都是无视学术研究自身规律的做法，同时暴露出如是指控者自身学术研究能力的低下。王彬彬对汪晖的这几项指控，都是拿最严苛的，或者说自己"私定"的注释规则，对汪晖著作进行全面"审查"，将正常的学术论述统统打为"剽袭"。 上文所讲的，是学术写作中的"灰色地带"：它的存在，根本上源自学术研究自身的特性。实际上，有关注释的使用，我国学术界目前尚无十分明晰的规定，存在一定程度的混用。笔者为此特意翻了翻案头近年出版的学术书籍，汪晖先生《兴起》一书在学术规范上的讲究，已属难能可贵。有的学术书籍，包括名家著作，全书注释寥寥无几，甚或注释全无。许多学术书籍，存在"混用"不同注释的情况。如美国"剽袭"研究专家苏珊·布鲁姆（Susan.Blum)所言：在游戏规则尚未制订之前，要求人们遵循规则是荒谬的。上面所讲的状况，且体现于我国有关著作权的法律法规中。1984年6月15日文化部发布的《图书、期刊版权保护试行条例》，这是新中国第一部有关著作权的法规，该条例第十五条明确规定：可以适当引用但应当"说明作者姓名、作品的名称和出处"。1990年，我国颁布了第一部《著作权法》，基本沿袭上述原则。其后，《著作权法》经过了2001年及2010年两次修订，但并未修改"合理引用条款"。换言之，根据我国法律，只要（引用时）注明作者姓名、作品，即为"合理引用"，"参见"、"见"或"直接标明出处"等注释标记并非判断"剽袭"的要素。 学术打假，全靠"栽赃陷害"？ 《再说》最后的指控，是"伪注"及"译文剽袭"，王氏将之概括为"伪注式剽袭"。看完此节，我不得不感叹：王彬彬的用心，岂止太细，太深！他首先给出了《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 下卷第一部《公理与反公理》）第982页一段文字：我们首先探讨第一个问题，即梁启超的"集体主义"及其与自由主义个人权利理论的关系......这一基本判断的理论根据是自由主义的权利理论，特别是卡尔·弗里德里克（Carl J.Friedrich）在《人类和他的政府：政治学的一个经验主义理论》（Man and His Government;An Empirical Theory of Politics）一书中关于两种自由概念的解释。弗氏说："当人类或以个人或以集体方式从事政治活动和当他们达到从事政治活动的程度时--也就是说，选择、决定、或对之发表意见而不受他人干预时，他们应被认为是自由的。......如果这种活动主要是指在私人范围内人们可以做他想做的事，我们可以称为独立的自由；如果这种活动主要是指参与群体活动，那么就是参与的自由。"【158】【158】Carl J. Friedrich, Man and Governmant: An Empirical Theory of Politics (New York; McGraw -Hill, 1963), PP. 253-255。 （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3月版，下卷第一部《公理与反公理》，第982页）乍看王彬彬所引文字，我不知其所云。再细看之，终发现"这一基本判断"几字前还躲着个省略号"......"。"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一看到省略号，我心里难免紧张。本能告诉我，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按照王彬彬先生的习惯，省略的，一般是关键的。不出所料，我一经核查原著，发现王彬彬先生果真将最关键的话用"省略号"代替了，这句话之后的注释自然也被省掉了： 梁启超的"新民说"包含了对个人权利的辩护，但张灏指出，这种辩护本身带有一种强烈的集体主义特色，并与自由主义产生了歧义。【157】 【157】通过对梁启超的自由观念的不同方面进行梳理，张灏的结论是："梁的自由思想在发展国家的许多人中是非常典型的。他们同样优先关注国家独立的自由和参与的自由。但当形势需要的时候，他们往往为了前者而牺牲后者。不管这些自由的思想是如何的流行，它们与近代自由主义思想的主流无关。近代自由主义思想的主流，以摆脱公众控制的独立之自由为核心。当然，这些思想与古代希腊政治思想理解的自由相似。"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页144。 看过此处完整的叙述，也就不难理解：张灏先生关于梁启超的一个基本判断，是根据自由主义的权利理论得出的，特别是弗里德曼关于两种自由概念的解释。弗里德曼的解释是什么呢？很自然，紧跟其后的，殊为弗里德曼论述两种自由概念的一段引文。汪晖所用，乃正常的倒叙手法，以说明张灏先生演绎其观念的过程--这种正常的叙述，怎么被"打扮"一番后就成为"抄袭"呢？王彬彬自觉理亏，说不过去，只好冒着被告上法庭的风险，把有关张灏先生的的话及注释一并省掉了。 我平铺直叙，读者恐不能立刻领会了王彬彬的用心。所以，我将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第142页相关的文字引出来，这就一目了然了： 梁的自由思想最好根据卡尔·弗里德里克（Carl J. Friedrich）在研究有关自由问题中提出的理论来加以分析。在弗里德里克看来，自由由两部分组成：独立的自由和参与的自由。他把这两种自由解释如下："当人类或以个人或以集体方式从事政治活动和当他们达到从事政治活动的程度时--也就是说，选择、决定、或对之发表意见而不受他人干预时，他们应被认为是自由的。......如果这种活动主要是指在私人范围内人们可以做他想做的事，我们可以称为独立的自由；如果这种活动主要是指参与群体活动，那么就是参与的自由。"按照弗里德里克的分析，独立的自由可以指以下两种情况：或指个人从社会和社团契约中独立出来，或指一个团体从另一个团体独立出来②。② 卡尔·弗里德里克：《人类和他的政府--政治学的一个经验主义理论》（纽约，1963年），第253-255页。 【笔者注：关于弗里德曼的引文注释，中译本给出中文信息；而《兴起》引及弗里德曼此言，注释信息为英文，且略有不同，这正是作者汪晖查核过英文原著的证明。王彬彬却颠倒黑白地说："汪晖剽袭了崔、郭两位的译文，却将崔、郭的汉译注释还原为英文"，这样的用心岂不险恶？】 读者将两本书一对比，自会明白汪晖是如何诚实地引述了张灏先生的观点，及其论证的进路。不过，王彬彬在《兴起》的这段论述中，发现了一个小小的瑕疵，即汪晖为弗里德曼的引文注释时，虽给出了英文的原始出处，却未曾说明其译文来源。这当然是一处疏漏。更重要的信息是，汪晖已在前一注释中详细述及张灏先生的观点，并说明引自先生著作之中译本《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不仅如此，《兴起》"参考书目"（第1619页）中，亦有张灏先生著作中译本的详细信息。根据我国《著作权法》的"合理引用条款"，汪晖"剽袭"的指控根本不能成立。 可是，抓住了这个小小把柄的王彬彬先生，怎么肯轻易放过这个机会呢？他先是用"省略号"省略了汪晖述及张灏先生观点的话，并顺手隐去说明张灏先生观点及其著作中译本信息的注释，汪晖的叙述逻辑也就不明不白了。然后，王彬彬将汪晖的文字与汪晖明白引用的文字一对照，再故作惊呼状：引文相同，翻译相同，连省略号位置都相同，岂能"狡辩"？这种用心，何止太细太深，简直是无比险恶。只可惜，他行凶的证据已然败露在读者面前。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王彬彬为指控汪晖"伪引"及"译文剽袭"，再次制订了"学术私律"。用自编自造的谎言，来指控他人说谎，这是王氏一贯的行为。他说，注释【158】既然注明的是英文原著的出处，"那就意在告诉读者，自己读了弗里德里克的这本原著，并且自己翻译了所引用的这段话。这当然是一个谎言"。按照王彬彬这个荒谬的逻辑，凡给出外文原始出处之注释皆需本人自译引文，否则概为"伪注"。 众所周知，注释的目的在于说明引文出处，以便读者参考阅读。有关英文的引文，作者既可参考译著，亦可自己翻译。在国内学术写作实践中，参考已出版译作的译文是更为普遍，或说更为优先的情况。严格地说来，如果作者的英文引文参照了中文译作，应标明详细的中译本信息，以便于读者核查，亦是对译者的尊重。这是一个总体的原则，疏漏在任何情况下都是难以避免的，尤其在中国学术规范并不完备的情况之下。 如汪晖先生所言，张灏先生《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这类海外汉学名著，他手头多有英文原书。《兴起》一书写作时，因考虑到可能的翻译问题，他通常是在查核原著之后给出中英文双重注释。辟如，《无我之我与公理的解构》这篇谈章太炎的文章，最早发表于1994年，曾先后两次被翻译为英文，分别发表在《斯德哥尔摩亚洲学报》和Becoming Chinese一书。为了给译者提供方便，《兴起》中涉及的英文注释，都曾根据原文核对。出版的过程中，编辑有时根据需要，或取消中文部分，或取消英文部分，但这种种情况都不能与"抄袭"相提并论。 王彬彬先生，对一位严肃的学者大兴其一己之"私律"，不惜一而再，再而三地栽赃和捏造证据，而一旦发现任何的疏漏及瑕疵，就无限上纲，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如此行径，对于学术的危害不言而喻。但是这样的非法行径却被媒体不断放大和强化，这究竟是为学术，抑或"反"学术，事到如今还不够清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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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口雄三先生走了。他走得过于匆忙，来不及道别，也来不及让我们为他送行。 我的书桌上还摆着没有校阅完毕的沟口文集译稿，三联书店为了让读者更多了解沟口先生的著述，计划推出他著作的译本和重译本，出版一套《沟口雄三文集》。台湾的陈光兴教授来信说，马上要出版沟口先生在台湾的讲演集，没有想到出版纪念会也要同时开成悼念追思会了。北京的几位朋友互相商量，要为沟口先生做点什么，许多报刊的编辑立即开始组发有关沟口先生的文章。还没有摆脱震惊和悲痛，我去韩国去参加会议，接风的晚宴上，韩国的几位朋友也面色凝重地谈起了沟口先生，流露出真挚的哀悼之情。延世大学的中国史学者白永瑞教授提议说，应该搞一个东亚地区的联合纪念出版计划。沟口先生的离去，在东亚学人中引起的静悄悄的震动，并不显眼，但却是真实的、深刻的。 以李卓吾为中心点阐述中国前近代思想史 作为日本著名的中国思想史专家，沟口雄三先生一生留下了多彩的业绩。他的处女作《中国前近代思想的演变》出版于1980年，这本并不按照常规写作因而有些难读的著作虽然没有像他后来的著述那样引起广泛的反响，却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他关于中国思想史内在机理的结构性思考，他对于思想观念的历史性和状况性解读，更重要的是，他为思想史研究注入的具有高度人文精神的洞察力，都在这本著作中集中地呈现出来，这些构成沟口学术的基本品质，不是作为结论和观点，而是作为看问题的视角，作为推进问题的方式，潜在于他的整个分析论述过程中。 《中国前近代思想的演变》把李卓吾作为一个论述的中心点，从这样一个并未制造有效概念的思想人物入手来讨论中国前近代转折期，并通过他导引出一系列重大概念，是一个很特别的方式。我不能判断这个方式的真意何在，也不了解中国思想史研究领域如何评价，但是我确实从中得到非常多的启发：把这样一个并非创造了关键概念的思想人物（沟口甚至强调说李卓吾因此很难被称为思想家）作为讨论历史结构的出发点，除了李卓吾的思考本身对于沟口学术的重要性之外，我觉得这至少意味着沟口学术的结构并不仅仅是一个观念的结构，它包含了那些纠结不休、无法通过逻辑推论加以表述的历史特质。沟口在学术的起点上就清楚地显示，如果思想史不是仅仅依靠概念演绎来写作的话，它需要谨慎地关注那些混乱乃至混沌的历史要素，并找到一种有效地处理它们的方式。这种方式，正如后来沟口在自己的研究中展示的那样，是不拘泥于概念表面的统一性，而是寻找它们内在的关联的方式；不言而喻，在今天学界已经习惯于用定义来理解概念的情况下，这样的操作难度是非常大的。 沟口把李卓吾的“不容已”作为一个关键的环节引入了论述。他说，所谓“不容已”，“就是在人情的深层冲动中，在其原初态中，观察人的自然，在这一点上，把无作意的自然态看作本来性”，沟口对李卓吾“不容已”的现世性和无善无迹特性的阐释，把论述导向了“穿衣吃饭之理”这一以人欲为原点的“形而下”的天理。在第二章《理观的再生——从“无”向“真”》中，沟口一气呵成地论述了中国思想史在明代中后期所完成的巨大转换，以及李卓吾在这个思想转换中的历史功能。这一章最后有一个附录，专门讨论李卓吾的《童心说》。这是一篇需要谨慎对待的独立论文，它的难解之处在于沟口并不是把“童心说”简单地视为与六经等“道理”相对抗的对立命题，更不是自由人格的根据。沟口强调说，这个有别于“真心”、“赤子之心”的“童心”固然是李卓吾自家性命的下落之处，但它却是“胡然而遽失”的，是一个不定之定点。由此，童心说不可能成为实在的落脚点，更谈不上是打倒既成权威的堡垒。李卓吾的拒绝立论（也就是说他不肯把他的具体主张诸如“穿衣吃饭”等作为思想的落脚点），被沟口作为他区别于其他思想家的基本特质。沟口进一步指出，正是这一“拒绝立论”的思想姿态，使得李卓吾得以代表了明末的现实。 沟口强调李卓吾思想的这种“不定之定”绝非故弄玄虚，这与他对明清之际具体思想论争的定位以及明中叶到清中叶三百多年历史的思想传承方式的构想直接相关。沟口给出的历史思想图谱与众不同，他不过分重视思想史中的对立，尤其拒绝强化对立而使其定格为某种观念，却强调论争在历史脉络中的走向，以及它的后续历史效应。正是在这个视野里，他处理了东林派对李卓吾的批判，强调这个批判表面的对立与内在的一致性，更强调了清代批判李卓吾的思想家们对李卓吾实质上的继承。 基于上述分析，沟口提出了一个具有想象力的命题：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黄宗羲、顾炎武、王船山，尽管各自都对李卓吾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但是他们却在实质上继承了李卓吾“童心说”的理念。也正是在这一视点的延长线上，沟口专门讨论了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指出它并非是一个主张民权的文本，而梁启超、陈天华过于执著于自己的民权思想，把它视为反君主制的民权宣言，这导致了他们无法发现黄宗羲思想在后来的历史中如何被继承，反倒为没有出现第二个、第三个黄宗羲而焦躁不安。 在沟口的视野里，黄宗羲力主人民私利，为此甚至发出“向使无君”的呼声；但是他质疑的是为君之道，并非君的存在本身，换言之，他反君主却并不反君主制。就制度而言，他反对的是明朝的里甲专制，而非一般性的君主专制。因此，沟口认为黄宗羲代表的是一种体制内的立场，是从君民一元性的专制迈向富民分权性专制的思想。 尚未有解释中国的有效模式 如果做一个粗略的分类，沟口留下的数量众多的研究成果大体上可以分为“原理研究”与“经验研究”两部分。前者至少包括了他对于中国儒学发展历史脉络的梳理和对中国哲学思想关键概念的思想史解读，这些研究自1987年后陆续发表在杂志或者合作研究项目的论文集之中，在日本尚未独立结集出版，中文翻译也很有限。其大致的范围是研究中国思想史上的“天”、“理”、“自然”、“道”、“心”等观念，并进而讨论“理气论”、“天理观”、“天人合一”等等中国原理的形成过程。此外，还有他关于中国和日本公私观念的比较思想史研究。后者则包括了他对明清思想乃至民初思想的社会史和思想史解读，特别是对于这个时期中国社会内在转型的脉络进行了深度的阐释。二者合起来，构成了一个虽然尚未精细化，但是已经具有明确轮廓的结构性设想。 晚年的沟口把研究视野从明末和清末扩展到了民初和“五四”时期，他的几篇素描性的论文在着眼点上具有非常重要的结构功能。 《再考·辛亥革命》简明扼要地表述了他不同意把辛亥革命视为“不彻底的反帝、反封建、反殖民地”的资产阶级革命的理由，以及如何为辛亥革命时期的地方军队亦即后来的军阀定位等问题。这篇简短的文章后来发展为沟口建基于史料之上的辛亥革命研究。在他的视野里，辛亥革命并非一个突如其来的反清革命，它至少从明代末期就清楚地呈现了自己基本轮廓的漫长的社会革命的最终到达点。这个社会革命就是乡村自治运动。 在进行了相当数量的族谱研究之后，沟口写作了《礼教与革命中国》、《另一个“五四”》。在这个环节上，沟口要做的工作是对“五四反礼教意识形态”进行历史分析，指出它是特定历史时期危机意识的反映，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礼教的历史状况本身；同时，这一以西方近代市民社会为衡量指标的礼教批判高度抽象了礼教在几个世纪中所积淀的历史内涵，把它简化为扼杀人性的上下尊卑秩序，却遮蔽了它实际上所起的相互扶助的历史功能。 沟口一生执著于追求的学理之“真”，很难用“立场”去概括。他曾经在《近代中国世界图景的再检讨》中勉为其难地阐释过自己的“立场”：“如果被迫不得不回答的话，我只能说，我是立足于基体展开论的。”这个基体展开论，是关于一个多民族、多文化文明世界的哲学、思想和社会原理的整体构想，它依靠对历史关键环节的深入把握勾勒出了一些基本轮廓，依靠非凡的历史想象力建构了有准确史料依据的历史脉络，而在这个历史脉络中，来自西方的“近代”的冲击和现代中国的意识形态叙述，作为危机认识的媒介被组合进了这一历史过程，却不可能构成前提或者结论。与此相对，沟口力图追寻的，则是传统中国的儒教伦理和社会制度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变化环节，以及它们被历史冲击和淘洗之后获得的新的形态。在他的视野里，从宋代朱子学开始的天理观等哲学观念的转换、从明末开始的田制改革和乡村自治运动等社会形态的变化，经过清末的洋务运动和政体革新的构想，以及乡里空间扩展到以省为单位的自治网络，构成了绵延至今的中国历史的潜在流向，在这个脉络里，发生了辛亥革命和中国革命，规定了中国选择具有大同理念的社会主义方向，也发生了当今世界上的“中国的冲击”。 沟口最有论战性格的论文集当属《作为方法的中国》和《中国的冲击》，这两部著作贯穿了一个基本的视野是，今天我们尚未建立有效解释中国的模式，是因为我们没有完成一个必要的步骤，就是揭示中国原理的特殊性，同时也把西方原理“特殊化”。西方并不等于世界，它的历史解释只适用于其自身。当我们建立了这样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多元视野时，世界史才会形成。这就是“以中国为方法，以世界为目的”。 沟口曾经说过，李卓吾走在他的时代前面。我相信这也是沟口雄三的命运。他领先于我们这个时代一步，我们看得见却无法赶上。也许有一天世界史翻转现有的格局，知识人不得不重新寻找精神营养，那时我们才能理解，过早失掉了沟口先生，对我们意味着什么。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孙歌 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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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80年代初由于人民公社体制解体，村庄失序，以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决策、民主监督为手段，以村民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为目标的村民自治诞生，加入了改革以来的基层社会重构。但历经变化，在各方作用下，原来制度预期的直接民主和村民参与变得面目不清，逐渐演变为精英民主和间接民主。本文在新条件下，力图对作为中国经验一部分的村民自治先作出理论上的澄清，然后尝试性地给出改进之道。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已经二审《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修订草案，今年年内还将三审的当下，权衡改进之道也是迫切的思想任务。 村民自治何以是中国经验为什么说村民自治是中国经验呢?首先是因为这个事实的影响足够广泛和重要，它牵连着共和国前30年的农村集体化和后30年的村庄自治。它影响着八九亿人的生活--村民每三年选举一次村委会主任和委员，然后再通过村委会、两委会或村民代表会议决议来决定村庄的大多数事务。村民自治是中国经验，更因为它是一个独立于以往的中国政治发展经验的新想法和新实践，在中国之外也无从上到下系统推进的类似工作。这个想法和实践是什么?可以听听当时的历史实践者如何描述：通过群众自治，实行基层直接民主，不是近几年才提出来的，早在1953年，决定建立城市街道委员会的时候，即提出并经中央批准：街道居民委员会的性质是群众自治组织，不是政权组织。它的任务，主要是把工厂、商店和机关、学校以外的街道居民组织起来，在居民自愿的原则下，办理有关居民的共同福利事项，宣传政府的政策法令，发动居民响应政府的号召和向基层政权反映居民意见。居民委员会应由居民小组选举产生，在城市基层政权或其派出机关的统一指导下进行工作。但它在组织上并不是基层政权的"腿"，不应交付很多事情给它办。居民委员会就是这样在城市办起来的。但是，这种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过去一直没有推广到农村。1982年颁布的新宪法第一百一十一条规定："城市和农村按居民居住地区设立的居民委员会或者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党的十三大报告讲到"基层民主生活的制度化"，指出"要充分发挥群众团体和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作用，逐步做到群众的事情由群众自己依法去办"。所以，实行基层群众自治，发展基层直接民主，既是宪法的规定，也是党的主张。--《彭真文选(1941-1990)》第606页。彭真的这段话可以看作党和国家对村民自治制度设计的总纲。村民自治的理念、立法精神都可以从这段话中找到源头。把村民委员会同政府加以区别，使它真正成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依法办理本村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调解民间纠纷，协助维护治安，向政府反映村民的意见、要求和提出建议。总之，涉及全村村民利益的事情，都依法由村民直接行使民主权利，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自己决定，自己办理。至于法律规定的公民义务，村民当然必须履行，村民委员会也应该教育和推动村民履行依法应尽的义务。群众是顾大局的，只要他们真正懂得了，绝大多数是会自觉自愿遵守履行的。所以办好村民委员会，实行村民自治，我们的社会主义民主进程就会加快，政府工作的很多困难会减少。--同上，第610页。这段话中，彭真论述村民委员会(指作为管理组织的村民委员会)的职责，以及它组织开展自治的方法。可以看出，村民自治反映的确实是一个属于当代中国的独特想法：它和国家政权层面中央、省、市、县、乡镇各级奉行的单一制行政体制不同，是独一份的在基层社会的自治;它也不同于西方的地方自治，其实它是由作为执政党的共产党以及党领导下的国家体制开放出来，由基层社会组织自身生活的一种治理方式。这种方式将本可以由基层政权控制的基层公共事务交给人民直接管理，用直接民主的方式实现一种群众性自治，基层政权则对自治事务实行指导。从彭真这段话出发，我们也可以想见依法展开的村民自治实践进程要处理的问题，由于自治范围是村，如果自治事务开展起来，村民的自治权利进一步具体化，必然会要求明晰所包括进来的村民的身份，自治的办法也必须更为具体。自治也必然会对明晰村与乡镇政府的关系、与党组织的关系提出要求。彭真这段话中提出的直接民主的原则就是自治办法的总纲，不让村委会成为乡镇政府的腿就是处理乡村关系的基本原则，支持村民自我管理就是党组织和村委会关系的基本原则。村民自治这一中国制度的独特实践就是顺着如何找到自治办法，如何处理乡村关系，如何处理村自治组织和党组织关系的脉络展开的。在这一过程中，有些实践某种程度上背离了原初的想法，使得这一经验是否需要继续都引起了人们的怀疑。本文着力的是恢复这一经验中最重要的"直接民主"，它要求一种有更多村民直接参与的制度安排，它应该在新条件下主导未来的村民自治实践。可以具体点来看村民自治已经走过的实践进程。在家庭承包制确立之初，村庄秩序曾经一度特别混乱。1980年2月，广西壮族自治区宜山县(现为宜州市)三岔公社合寨大队(现为屏南乡合寨村委会)果作自然村的6个生产队85户农民，以户为代表，经无记名投票选举产生第一届果作村民委员会。农民自己选出管理组织--村民委员会，并制定《村规民约》自我管理，让中央政府看到了改善农村秩序的办法。1982年宪法修订就把村民委员会写到了《宪法》里，规定农村实行基层群众性自治，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从国家的角度看，为什么可以放手让农民自己这么干呢?国家无力去管，农民能自己管好，何乐不为呢?第二个原因则是，中国共产党历来有这样一个想法：社会主义民主要扩大!在文革结束，改革刚刚起步的时候，对需要扩大民主的体会特别深。由此，村民自治成为整个放权改革的一部分。村民自治逐步探索出通过"四个民主"即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决策、民主监督来逐步实现农村基层群众性自治的办法。四个民主声誉很高，被说成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主要内容。1980年代村庄失序，选出村民委员会来进行自我管理，为村庄提供了一个基本的制度框架。但是1990年代之后，村民自治变得面目不清。民主选举得到持续加强，有关法规日臻完善，村民在村民自治框架内求公共事务自决、要公共参与权利的意识大为增强，但是因为农村人口外流、农民参与能力限制等原因，村庄公共决策仍然是村委会几个人说了算，或者是由村民代表在两委会(党支部和村委会)主导下决策。在村庄公共物品提供上，多数村庄由于集体经济乏力和乡镇的过度汲取，无所作为;少数的村民代表，或者不是正式村民代表但却是精英的农民，抗税或者上访;村民自治的历史作用似乎丧失了。群众性自治还是一个可欲的目标吗?今天则是一个更加不清晰的时代。农业税不用交了，更无须抗税，政府还给发钱，农民当然很满意了，有上访也是局限在有限的内容上，比如土地征占，乡镇不法行政等，尽管上访的数量还在不断增加，但区域上大面积的上访和不满没有了。更令农民高兴的是，国家提出新农村建设，对农业农村农民要大发展，国家为了扩大内需，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等等，帮助农民发展。1980年代和1990年代靠农民自己干，现在国家支持农民干，甚至国家想主导农民干，要怎么发展国家给整个村进行规划，应该住什么样的房子，用什么样的家电，享受什么样的文化，你想什么，国家都想要替你规划规划，这是一个农村的"积极发展期"。但在这样一个积极发展期，村民自治目前的办法更多呈现出的却是消极性，村民自治既然追求自治(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此时它完全可以在帮助国家的努力和农民的需求对接上发挥更大作用。但是，放权让利的中国改革给出的基层社会组织的空间和村民直接参与的群众性自治并没有得到充分成长。新农村建设的"积极发展"面对的是村民自治的能力不足，或者说是村民的自治能力不足。作为中国经验一部分的村民自治亟需重新阐释和定位，以加入城乡统筹的新一轮发展。 村民自治真实和重要的经验是参与式民主村民自治在实践中一度向主流的国家民主和选举民主制度看齐，搞村民自治的民政系统官员和基层实践者甚至有到美国去观摩总统大选的经历。由此产生的问题，第一是部分村庄选举竞争性过强，出现暴力或贿选。我们都知道贿选不公正，难道农民就不知道?如果你是靠贿选上台，你还有什么公信力呢?村民的反抗是什么呢?不信你。小则消极对付，激烈的就公开叫板。"农村贿选严重"的判断不是说中国的村庄有10%或者20%的选举贿选，递个烟、请吃饭这样的情况比较多，但真正塞钱的比较少，但是塞钱的数量令人瞠目结舌。而且，更严重的是它败坏了村民自治的声誉，影响了村民对制度的信任和效能感。第二个问题是村委会无所作为或无力决策，没有办法有效动员村庄的内部资源，无力形成村庄公共物品供给，这个问题在大多数村庄都存在。但是也不排除部分村庄可以实现内源式发展。如果村民自治在帮助村庄动员自己的资源发展自己的公共品上无所作为，村民自治的作用就大打折扣。那村民自治作为中国经验的一部分，其真正的重要之处在哪里呢?村民自治的"四个民主"，它的实质又是什么呢?村民自治在实践中一度被人们理解为"基层民主"。"基层民主"的含义是什么?基层民主的意思是说村庄的民主是整个国家民主的基础和必要准备。作为为了国家民主化准备条件的基层民主，它就暗含了"脱离乡村发展"的倾向，那么在实践上它出现了什么问题呢?在实践上，选举程序越来越民主。选举程序非常发达，但是选前动员和选举目标仍然不能被选举程序所规范，贿选无法治理。过分突出选举后，因为选举是依法选的，村委会上台以后怎么干，村民就管不了了。村民没有办法，唯一的办法就是罢免，罢免程序很严格，十分之一以上的村民联名或者五分之一的村民代表联名，才能启动罢免案，启动以后还得多数村民都得同意才能罢免掉。在一个精英主导的村庄，村委会完全可以化解这种努力，即使启动了，成功实现罢免的也很少。村民代表会议，它本应该是一个民主决策、民主管理的机构，但是因为精英很容易和村干部之间达成某种利益的交换，所以村干部完全可以不怎么为村民操心，就在家睡大觉，或者少数情况下甚至危害村民的利益。这样一种选举民主、精英民主观念导向下的基层民主发展趋向，它其实暗含了不利于乡村治理和乡村发展的趋势。如果回到历史经验，难道村民自治一定要发展到这一步吗?一定会导致这种偏向吗?实在不是，冤枉了农民的伟大创造。江泽民曾经到小岗村考察，在小岗村他说，我们中国农民有三大创造，一个是家庭联产承包制，一个是乡镇企业，第三个就是村民自治。这三个都是农民自己做起来的，做起来确实解决了当时很大的问题。那农民难道那么傻吗，他们自己做的制度难道是为了约束不了村干部，村干部在家睡大觉我也没有办法吗?从村民自治发源地广西合寨的经验，以及法律确认的基层群众性自治来看，其中内含的是上面不再派干部，党支部也不再指定，村民自己来选，选出来的村干部干什么呢?当时有一个村规民约，虽然以惩罚为主，但是它是为了改变当时失序的情况。选出来的人就是要为村民解决单家独户解决不了的突出的问题，而且是大家一起参与进行管理，村民自治是以村民直接进入公共事务管理决策为核心的。为什么会发生以直接选举为核心的偏向?从历史经验来看，选举是村庄处理公共事务的一个前提条件。当时没人管公共事务了，农民要自己选出人来管，当时的核心其实不是选举，因为人民公社时期，生产队干部也是选的。选村委会和选生产队干部的区别在于，选出来的人做的事情不同了，生产队长要管生产，而选出的村委会要管分地后新冒出来的一些社区公共事务。随后的实践过分突出选举，选举变成为选而选。只要是直接选举出来的人，是被法律认可的，乡里想撤不行，村党支部想规劝他也不行，村民对他不满意，说"你要按村民的利益办"，他不办也没有办法，各方面的制度保证当选村委会权力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工作的重心放在了如何严格选举程序，对候选人提出什么样的资格条件，如何确保村民的选举权利。在过分突出选举的情况下，一是从工作布局上对选举之后的民主管理、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无力去规范和想具体的办法，第二是过分突出当选权力的权威，使得之后要求村干部进行民主决策变得困难。这种片面的民主观直接导致了工作思路的片面。民主好像只有一种选举民主为核心的民主，民主的主体好像只有精英。村里的事情怎么定，不可能让全体村民决策，也没有必要让全体村民决策。村庄大事是少数人决定，即使扩大到村民代表也并不能完全代表村民。精英民主的思路得到了法律的确认和专家的论证，学者说村民大会不易召集，应该经常召开村民代表会议。村委会组织法规定了村民会议必须授权给村民代表会议决策，但是由于没有具体规定，村民代表会议无授权就开始决策了。这种注重选举和精英决策的制度安排，其实已经偏离了村民自治萌芽时村民的真实需求和国家设立村民自治制度对乡村社会与国家之间关系的设定。法律制度规定一直试图遵从村民自治的制度精神，无论是1987年试行法，还是1998年正式法，都是将村民委员会(指全体村民组成的村民委员会)明确定义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把村民会议作为村民自治的最高权力机关，对其直接民主形式和主要权力作了明确规定。在力推《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彭真那里，对村民自治是这样解读的："没有群众自治，没有基层直接民主，村民、居民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不由他们直接当家作主办理，我们的社会主义民主就还缺乏一个侧面，还缺乏全面的巩固的群众基础。"工作思路上对较为单一的直接选举制度和村民代表间接决策的推崇，导致了上述思想未能完全落实，在理解村民自治作为社会主义民主的"一个侧面"和"群众基础"上不能全面深入。村民自治本身就是社会主义民主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搞好了就是对社会主义民主的贡献。它无须去倒逼高层民主，也无须对国家民主层面上的代议民主提供经验。它只要做好自己的直接民主就够了，而且，就是莫大的贡献。有了基层自治的中国民主，就是一个非常生动的民主化。而误入精英民主和间接民主的村民自治，不可避免地耗蚀村庄的内聚力，有部分对村庄公共权力行使方式不满的村民，甚至开始了背离共同体的迁徙或上访。这意味着治理主体开始脱离村庄共同体。共同体解体了，村民没有了，还有自治可言吗?目前村民自治主要的偏向是民主观上的狭隘：选举核心观和间接民主观。这使得"三自"的自治目标和村庄内源发展的前景无法实现。 村民自治的方向调整和制度改进村民自治制度发展的方向需要做两个明确的调整。第一，原来是为了国家民主化的基层民主，现在要变成为村民自治的参与式民主。因为是为了国家民主化的基层民主，所以，村民自治按照适用于国家民主思路的民主选举、决策、管理、监督的办法进行了多年的制度创新，形成了以选举民主为中心、村民间接参与决策的民主模式，这种模式在造就形式化的权力授予和制约体系、形成一系列间接民主技术的同时，在很大程度上肢解了村庄共同体，使得乡村自治的基础不复存在。现在我们要把村级民主制度实践的方向放到村民真正参与到村级公共事务决策的方向上来，以决策民主为核心来构建村级民主模式，和"基层民主"导向时期的精英民主、间接民主的民主导向不同，它是一种参与性的民主，追求让村民更直接地参与决策，以落实村民决策参与权力为中心，而不是选举权利为中心。这样的民主模式直接服务于社区自治，民主制度运行的主要目的是社区公共事务的自我管理。它要非常关注共同体意识的维护和共同体事务的自我决定。第二个方向调整是，原来是为了乡村秩序的村民自治，现在要变成为乡村发展的村民自治。在原来的村民自治中，自治取向仅仅限于村民自己维护村庄的社会秩序，保证村民间基本的社会生活秩序，是一种消极的自治，但是，村民的需求更多是在村庄共同体内部求得共同发展，体现为村庄的经济社会发展。原来的制度设计在这方面规定粗泛，实践中也没有多少办法。当前在国家新农村建设积极发展农村的大政策下，也由于村民权利意识和经济实力的增强，对于社区共同发展的需求大大增强。村民自治制度对这种形势的回应理应是为了乡村发展的制度建设。可以简单地说，原来的村民自治以选举为中心时关心的是选出当家人，由他来维持村庄秩序，构建的是一个精英维持组织;新的村民自治则要以决策为中心，关心的是让每个村民贡献出才智和资源，要产生一个人人参与的村民发展组织。为了乡村秩序的村民自治现在需要扩展成为乡村秩序和乡村发展的村民自治，它要有一个积极发展的功能，和国家的新农村建设结合起来，村民自治要为村怎么发展来做工作。这两种方向的改变直接关系到村民自治制度建设的方向和重心的转变。这里我提出两个关键性的制度安排改进。第一是真正确立村民会议并强化其作用。村民会议是落实村民参与决策权力的关键场所。在当前正在进行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修订中，一定要突出村民会议的权威和功能。村民会议的运行是村民自治的核心内容。村庄重要事务要在村民会议或在村民会议授权召开的村民代表会议上讨论决定，并且要明确哪些职责不能授权，并且确保村民会议能用适当方式收回对村民代表会议的授权。村民会议要能正常召开并发挥作用，还特别需要一个切实有效的召集制度，要解决当选的村委会或者党支部不召集就无法开会的问题。对于村民会议的开会制度也要做出原则性规定并鼓励各地探索。村民会议由于村民居住分散，流动性增加，参会村民数很难达到法定人数，所以很难召开。在浙江温岭试验的村民恳谈会制度通过将协商民主的一些原则和精神嵌入，试行了中立主持人制度、参会人员随机选拔制度、事先信息发布制度、问卷调查决策制度、观察员制度等，有效地实现了普通村民对决策过程的参与，可以作为村民会议开会制度的有益借鉴。第二是进一步改进村庄集体土地所有制的实现方式，真正使农地地租和农地转非农用土地增值收益成为村民自治的经济基础。过去的村民自治之所以没有带来村庄自治和乡村发展，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虽然选了村干部，但是村里没钱没法做事情，村庄对村民也没有凝聚力。要恢复集体土地所有制村民按份共有的本义。现在很多村是"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这导致了什么情况呢?在经济发达的村，很多农民住在城镇，但是在农村仍有承包地，但是很多90后没有承包地。要使每个村庄成员都有一份地，面临着高昂的土地调整成本。村民集体所有的含义应该是按份共有集体土地的收益。因此，村民不一定要都有一份地，但是，凡是村民就应有一份土地收益。在这种理解下，应该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来统一整理农地并发包，村里人优先承包，谁出价高谁承包。农民以自己按份共有的所有者身份从集体的农地经营收益和农地转非农用增值中分利。有了新型的集体土地所有制的实现形式，村民组成村庄共同体就有了确切的内容和凝聚力，村民自治也有了切实的经济基础。为此，需要在本次《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修订中明确定义"村民委员会"(包含全体村民的组织)的成员边界和"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边界，以及"村集体经济组织"同村委会的关系。如果此议太难，也应该明确村委会管理集体土地权力的性质及其应受到的约束。(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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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在"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的省区数量及所占人口比重显著增加，而处在"第三世界"的省区及所占人口比重则显著减少，处在"第四世界"的省区已基本消失反映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最新测算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已达0.48，大大超过了0.4的警戒线。这一数据清晰地反映在中国发展的地域区别上。上海人均GDP水平居中国大陆之首，在2009年达到1.1万美元，而较为落后的贵州同期仅为1502美元--这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测算的中国2009年人均GDP3566美元也相差甚远。大约十年前，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主要从经济发展水平出发，将中国概括为"一个国家，四个世界"。十年过去了，与人们感受到的地区差距日益扩大不同，胡鞍钢认为，中国各个"世界"的差距正在缩小。 GDP标准："第四世界"消失《国际先驱导报》：你2001年在《地区与发展：西部开发新战略》中提出"一个中国，四个世界"。衡量标准是什么?胡鞍钢：2001年时，我是按照世界银行对于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分组标准进行划分的。在世界银行《2000年世界发展报告》中，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高收入国家的平均人均GDP水平为24430美元，上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人均GDP水平为8320美元，下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人均GDP水平为3960美元，低收入国家的平均人均GDP水平为1790美元。根据上述标准，通过比较1999年我国各省市自治区的人均GDP水平(按PPP计算)，可以把它们划分为四个组别，分别是高于上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的上海和北京，我称之为中国的"第一世界";高于下中等收入国家，但低于上中等收入国家的天津、广东、浙江、江苏、福建和辽宁，称之为中国的"第二世界";高于低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但低于下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的河北，以及东北和华北中部地区，是为"第三世界";低于低收入国家平均水平的中西部贫困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地区、边远地区，为"第四世界"。Q：近十年过去了，这"四个世界"发生了什么变化?A：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中国已由低收入国家行列进入下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同时，中国的地区发展格局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如果我们仍沿用相同的方法，对2009年的数据进行分组的话，可以发现，处在"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的省区数量及所占人口比重显著增加，而处在"第三世界"的省区及所占人口比重则显著减少，处在"第四世界"的省区已经消失。根据《2010年世界发展报告》中人均收入水平分类标准，按高收入国家平均人均收入水平37141美元、上中等收入国家平均人均收入水平12297美元、下中等收入国家平均人均收入水平4592美元以及低收入国家平均人均收入水平1407美元计算，处在"第一世界"的省区有上海、北京和天津，处在"第三世界"的省区有安徽、江西、广西、贵州、云南、西藏和甘肃，其余的、多数省区市处于"第二世界"，已没有任何省区处于"第四世界"。 HDI标准："第一世界"人口猛增Q：可是现在仍有"四个世界"的说法。A：除了使用人均GDP或人均国民收入外，还可以使用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简称HDI)作为衡量世界各国，包括各地区发展水平的指标。采用与人均GDP类似的分类方法，可以将人类发展水平划分为四个组别，分别是高人类发展水平(HDI≥0.80)、上中等人类发展水平(0.80>HDI≥0.65)、下中等人类发展水平(0.65>HDI≥0.50)和低人类发展水平(0.50>HDI)。通过比较各省区的人类发展指数，也形成了与人均GDP类似的"一个中国，四个世界"的地区发展格局，但是其特征不同于用人均GDP所描述的格局。Q：以HDI标准，"四个世界"近十年经历了怎样的变迁?A：改革初期(指1982年)中国人类发展水平比较低下是因为大部分省区都处在"第三世界"和"第四世界"。1982年，中国仅有上海和北京处于人类发展的上中水平，人口比例仅为2.10%;有56.54%的人口处于下中等人类发展水平，41.36%的人口处于低人类发展水平。近30年来，中国的人类发展地区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主要集中在"第三世界"和"第四世界"转向集中在"第二世界"和"第一世界"。从1982年到2008年26年期间，"第一世界"人口比重增加了48.8%，"第二世界"人口比重减少了5.6%，"第三世界"人口比重减少了56.3%，"第四世界"人口比重减少了41.4%。这一格局的变化促进中国整体人类发展水平的跃迁，每隔一个时期上一个台阶。 省际差异正在缩小Q：不管以什么标准，一个国家内部出现N个"世界"的原因是什么?A：出现多个"世界"的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初期差距效应，即发展初期的人均收入水平差距或发展起点不同对于一定阶段差距扩大具有主要作用;二是增长速度累计效应，即使不同国家或地区增长率很小，差异会给收入水平带来惊人的影响。同时，投资于人力资本、社会资本、无形资本的收益大大高于投资于自然资源开发、物质资本和有形资本的收益，在中国不同地区之间，投资模式大不相同，沿海发达地区对于人力资本的投资要显著高于中西部内陆地区。Q：这种不同"世界"的界限何时会消除?A：我认为今年6月通过的《国家主体功能区规划》，在消除地区发展差距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如果说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和中部崛起是区域针对性较强的一代区域发展政策的话，那么主体功能区则可以被认为是第二代区域发展政策。它在充分考虑各地可持续发展需求的前提下，根据地区综合承载力，划定了优化开发区、重点开发区、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四类区域，并明确了各自的范围、发展目标、发展方向和开发原则。其目的是要要努力实现空间开发格局清晰、空间结构优化、空间利用效率提高、基本公共服务差距缩小、可持续发展能力增强的目标。根据我的计算，在2003年之后，用来衡量各地经济发展差异的省际间的人均GDP差异系数在达到峰值后开始不断下降，省际间经济发展水平逐步趋同，同时，省际间人类发展指数表现出了更强的趋同态势。如果说经济发展水平的趋同得益于区域经济发展政策，那么人类发展水平的趋同则更多得益于近年来大规模投入的教育、卫生和社会保障等基础性公共服务支出。在实施主体功能区规划后，区域发展的资源环境效率将进一步提高，我称之为能够进一步缩小各地区间的"绿色"差距。 四个世界，四种感受"第一世界"的生活虽然优越，但不那么幸福;"第三世界"的生活虽然安逸，却也有些怅然《国际先驱导报》记者宋媛发自北京 胡鞍钢十年前将中国归纳成"四个世界";十年后，台湾《天下》杂志在近期刊文描绘"中国新财富地图"时，也依区域发展不平衡将大陆划分为"四个世界"。虽然划分标准各有不同，但有意思的是，在如今都被归入"第一世界"的北京、上海、广州却不是最让人感到幸福的地方。7月初，香港"中国城市竞争力研究会"发布报告说，在综合竞争力排行榜上，除港澳台地区外，北上广等一线城市及其周边领衔榜单，但在最让人幸福的城市榜单里却名落孙山;7月底，国内多家媒体评选出中国十大最幸福城市榜单中，北上广依然落选。那些创造了城市活力的人，却生活得不那么幸福，难免不让人心有戚戚;而那些生活得相对幸福的人，却不尽满足于自己的选择...... 第一世界：寻找伯乐"招聘网上，海量的职业机会和现实中鳞次栉比的写字楼使我来到这里，"小良是80后，他带着梦想来到北京，"这里是个好马场，有更多的伯乐。碰上了，就意味着成功，即便错过了，也不为以后留遗憾。"2009年北京市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按照联合国衡量一个国家财富水平的标准，人均GDP达到8000美元意味着达到中上等发达国家的标准。此外，北京市政府工作报告显示，到2009年底，北京市第三产业比重达到75.8%，继续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财富和发展水平意味着更高的起点和机会，但也意味着代价。2009年底发布的《中国城市白领健康白皮书》显示，主流城市白领处于过度疲劳状态的接近六成，35～50岁的高收入中年白领群体肌体老化速度较快，平均超过"自然年龄"10年左右。"我现在的梦想很简单，就是每天上下班乘地铁都有座，"马浩是70后，几年前从吉林来到北京这个"第一世界"，如今有房有车，"开车上班不如坐地铁便捷，而挤地铁耗费了我每天三分之一的精力。"乐于前往"第一世界"的还有先富起来的群体。他们更看中那里完善的生活娱乐设施和优良的教育医疗资源。据世邦魏理仕公司日前发布的2010年《零售业全球化进程》报告，北京的顶级品牌进驻率跟"购物天堂"香港仅差两个百分点。"除了在这过日子，我爸也让我在北京看看是否有合适的投资机会。"刘敏是山西煤老板的富二代，她等的是"资本的伯乐"。 第二世界：幸福感最强"从北京石油大学毕业后，我选择回青岛，在父母身边工作。虽然与留在北京、上海闯荡的同学相比偶尔不免有'坠落感'，但整体感觉还说得过去。"刘佳现在青岛一家银行做出纳，也曾动过到一线城市发展的念头，但身处北上广的同学面临的种种困境让她退缩了。"如果去北京，我绝对买不起现在自己住的这种房子。还要忍受上下班交通拥挤带来的痛苦，此外，北京户口还为我设置很多障碍。"刘佳觉得，逃脱"第一世界"的痛苦就是一种幸福。这在青岛年轻人眼里，应该不是个别现象。按照胡鞍钢的归纳，第二世界是指沿海地区上中等收入地区，青岛正属于这个范围。它在"中国城市竞争力研究会"7月的榜单上摘得"最幸福城市"桂冠，其他进入十强榜单的也多是"第二世界"城市。城市幸福感的特征是：市民普遍感到城市宜居宜业，地域文化独特、空间舒适美丽、生活品质良好，生态环境优化，社会文明安全，社会福利及保障水平较高。"你可以选择在创意园区靠头脑吃饭，也可以穿着拖鞋徜徉于深巷。慢生活但又不落伍，"几年生活下来，刘佳对现状很满意。 第三世界：安逸中怅然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的李阳曾被上海一家能源领域的外企聘为工程师，年薪颇丰。而上学时的女友家在甘肃天水，毕业后回家考上当地的公务员，因此没有跟随李阳去上海。在上海的几年里，繁忙的工作、高昂的房价、超负荷的精神压力、陌生的交际圈子都让李阳感到，想在陌生的一线城市拥有幸福生活太难了。于是，李阳萌生了回乡的想法。凭借骄人的工作履历，李阳在天水找到了令人称羡的工作，并和女友完婚。现在，李阳的上下班时间非常固定，"现在一天的工作量大概相当于我在上海两小时的工作量"。每天下班，李阳还能开着车接送妻子，一起买菜做饭，"下班回家和老婆贫嘴，时常说说大学里的事情，吃完晚饭，看看电视、上上网，生活变得安逸、规律"。天水在秦岭山下，在胡鞍钢的归纳里，它属于"第三世界"--收入中等偏下，人均GDP低于下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当晚上10点在家惬意地上网冲浪时，MSN中许多上海的老同事还都显示着'忙碌'状态，"李阳感受到些许得意，尽管也有些怅然，"就是进入'养老状态'早了点。" 不同世界，机会不等在胡鞍钢的划分体系里，如今的中国已没有了"第四世界"。"人们生活于不同发展水平的地区，很大程度是由于他们所面对的机会不平等所造成的。所谓机会不平等，就是人们自身能力所不可控的外部环境因素的不平等，比如我们无法选择自己的出生地，无法选择自己所在家庭的收入水平等。"对于人们选择生活在不同"世界"的原因，胡鞍钢解释道。这种不平等催发的，显然不只是李阳所感受到的惆怅。"这种机会上的不平等导致了人们在个人发展上的路径依赖。生活在落后地区的人们，其所享受的教育、医疗和公共文化服务等均与富裕地区存在明显的差距，这最终会影响他们在就业市场上的竞争能力和收入水平，"胡鞍钢认为，政府应该致力消除这种不平等，"面对机会不平等，公共政策需要大有作为，来弥补人们所面临的机会不平等，赋予人们平等的发展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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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是什么? 在日常生活中，时间是人们用以描述事件发生的过程长短和顺序的一种度量。可以说，没有"事件"，时间就没有意义。并且，从一开始人们就知道时间是不可逆的，所谓"逝者如斯夫"。然而，在物理学中，时间的概念则不是那么直观。特别是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问世之后，人类在不同宇宙间进行时空旅行、时空旅行者可能回到过去的时点在理论上似乎是可能的。"虫洞"--科学家所设想的链接不同宇宙的时空细管，便是一种提供时间旅行可能性，由"现在"通往"过去"或"未来"的"时间隧道"。 李晓静的组图《蓝墨水》就仿佛是引领我们走进了时间隧道: 人们从成年走向少儿时代; 而亿万年前早已灭绝的恐龙的化石也会在未来的时间里还原为真实的庞然大物，就像《哆啦A梦》中大雄的恐龙一样。然而在时光倒流之外，《蓝墨水》似乎还展示了时间的常识性属性：由于石头的现在和它的未来或是过去是相对没有变化的（在较短的时间跨度内，一年，几年，几十年），因而对于石头来说时间也仿佛也虚无的。从《蓝墨水1》中时间的双向运动，到《蓝墨水2》的时光倒流，再到《蓝墨水3》的时间静止，李晓静是在诠释物理学中时间变化的理论可能？抑或在探讨时间对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不同影响？在唯美的画面背后，富有哲理、引人遐想，这就是李晓静作品的魅力所在。 在《一些地方》，我们又似乎看到了空间的多维性和事件的偶然性。《石头》的轮廓是不完整的，仿佛掉到了地下；《鲜花》从另一个空间的泥土中长出来，落到了画面中的花和叶子上；《河流》仿佛真是从"天上来"，又被无形的空间所阻挡；而在《草地》上，黑夜一片片降临，永不停歇的萤火虫则飞向了另外的空间。这些作品对于我们这些生活在三维国的人，既挑战我们的空间想象力，又使我们思索这些画面多种的可能涵义。 李晓静似乎对已然不存在的远古生物情有独钟。恐龙和三叶虫不止一次地出现在她的作品中。人们对这些曾经繁荣一时而又突然消失的动物总是充满了好奇。它们即是时间存在的具象，又是生命脆弱的表征。地质学家和古生物学家们借助于这些动物的化石研究地球演变的历史和地球上生命的进化史，并警示未来。然而这些远古生物真的是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吗？我们身边是否还有它们的影子？根据生物学家们的分析，寒武纪三叶虫的行为可能与今天的虾有点相似，而某些种类的恐龙竟和鸟类具有接近的亲缘关系。那么，李晓静的《古生物》上的投影，是否也是想象的翅膀呢？ 《节肢动物》与《羊》。节肢动物是无脊椎动物，属于动物的原始形态；而羊是哺乳动物，是动物发展的最高级阶段。节肢动物没有坚硬的能附着肌肉的内骨骼，但常有坚硬的外骨骼，用以附着肌肉及保护身体。因此我们在《节肢动物》中看到线条清晰、硬朗的外形。而哺乳动物是脊椎动物的最高等一类，其智力和感觉能力更发达，其皮肤，骨骼，肌肉，消化，呼吸，循环和排泄系统都更加完善，更加适应其生存条件。与《节肢动物》相比较，《羊》强调了二者之间的重大差别：即羊的骨骼是内骨骼，人们一眼是看不到的，只有通过一层层的剖析才能了解。看到这两幅画，不知为何头脑中竟闪现出有些怪异的联想：较原始形态的节肢动物似乎与我们人类钢筋水泥的城市有某种相同之处，而最高级形态的哺乳动物羊却与边界不整但有机的乡村有联系。也许这就是艺术作品把握和显示特殊性中的共性的能力予以我们的启示。李晓静的作品在给予我们美的享受的同时，使我们浮想联翩。 崔之元 清华大学教授 周小庄 芝加哥大学博士候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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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
书评
2010/08/12
| 阅读: 1849
到一九八0年，《新格罗夫》（即《格罗夫》第六版）出版，其中"加纳音乐"一个条目就占六页，对非洲音乐的叙述总计超过二百页--如果我的记忆不错，是二百四十页。第一版虽然篇幅小一点，但是编得很好。第二版是第一版的扩充。第三版加进了许多新材料，但是今天看来，其中有些东西站不住脚了。第四版也不错。第五版问题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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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到"重识斯卡拉蒂"这个标题，立即引起笔者很大兴趣。多米尼科·斯卡拉蒂是欧洲音乐史上的重要人物。但因种种缘由，可被确认为他本人手迹的材料，包括乐谱和文字，非常稀少。其键盘音乐作品手稿，至今一件都没有被发现，或者说被确认。这就给研究工作造成了很大困难，以致百余年来对其作品中的许多问题众说纷纭、争论不止。肯尼斯·吉尔伯特（Kennith Gilbert,1931-,《斯卡拉蒂全集》Le Pupitre 版编者）在其所编《全集》的"编者前言"中说："在十八世纪所有重要作曲家里，斯卡拉蒂无疑是最令人难解的一个谜"［1］，讲的就是这回事。现在，如果有人提出一种不但新颖且有根据的"重识"，那将具有何等价值！但是，读过卞钢先生《重识斯卡拉蒂新技法"练习曲"》（《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第103-113页，以下简称"卞文"），很失望。对于一些必不可缺的相关文献，其中有些是容易找到的常识性材料，作者似乎不甚了然。在这样的情况下宣称"重识"，是不是有些轻率了？ 笔者对斯卡拉蒂没有研究，现仅就手边容易查找的有限材料，说点对于卞文的读后感。 斯卡拉蒂的作品是否"长期被埋没"？ 卞文说："这批练习曲（按指斯卡拉蒂的奏鸣曲）......长期被埋没，直到1906年才初次出版。"（卞钢-卞萌选编注释《斯卡拉蒂48首键盘经典技法练习》［百花文艺出版社，2008］"前言"［以下简称"卞'前言'"］中又说："直到他［按指斯卡拉蒂］去世后，他的所有作品都一直是以'手抄谱'形式散落各处......直到他去世150年后的1906年，才由......隆戈......首次搜集并编订了11卷......的斯卡拉蒂曲集。"）。 事情不是这样。 一，斯卡拉蒂在世时，他的一些奏鸣曲就已多次出版。 1952年，英国音乐传记作家霍普金森（Cecil Hopkinson，1898-1977）发表了题为《多米尼科·斯卡拉蒂键盘作品十八世纪版本》的研究。据他考证，1752年之前（斯卡拉蒂去世于1757年），有九种不同版本的斯卡拉蒂键盘作品先后分别出版于巴黎、伦敦和阿姆斯特丹［2］。 二，今天，研究者们一致认为，在这些出版物中，最有价值的，是1738年问世于伦敦、装潢十分考究的Essercizi per Gravicembalo（以下简称"Essercizi"）。它包含三十首"Sonata"（奏鸣曲），还有两篇由斯卡拉蒂本人签署的"献辞"。1967年，英国格瑞格出版社（Gregg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Limited）将此书影印重版，除了开本略小于1738年原版之外，卷首插图、斯卡拉蒂两篇"献辞"和全部三十首"Sonata"都依其原貌一丝未动再现于读者面前［3］。今天，许多图书馆里都有这影印重版的曲谱，查找十分便利。由于Essercizi是唯一收有斯卡拉蒂"献辞"的集子，这使它在众多斯卡拉蒂曲谱出版物中赢得了公认的权威性。至今无人怀疑：这个版本至少为斯卡拉蒂所认可--假使无法证明由他本人编定的话。（卞"前言"断言"1738年他［按指斯卡拉蒂］受友人之邀编辑出版过唯一的一册'大键琴练习曲30首'"，不知根据何在。） 读者可能会注意到，这本曲集的书名为"Essercizi"，但是所收全部三十曲皆以"Sonata"（"奏鸣曲"）为题，并以罗马数字逐首标序（"Sonata I "，"Sonata II"......），无一例外。卞文说"作者（按指斯卡拉蒂）自己从未称556首曲中的任何一曲为'奏鸣曲'"，实无根据。至于书名与曲名何以不一致？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后文将对此试作讨论。 三，1739年，英国作曲家-管风琴家托马斯·罗森格雷夫（Thomas Roseingrave，1690-1766，斯卡拉蒂的崇拜者和朋友)编辑了一本包括四十二首斯卡拉蒂奏鸣曲的集子，在伦敦出版。除已收入Essercizi的三十曲外，有十二首是初次发表。史学家们认为，这十二首奏鸣曲很可能是罗森格雷夫根据其早年在意大利时从斯卡拉蒂那里得到的手稿印行的。在作者生前作品出版物中，罗森格雷夫版的重要性仅次于Essercizi。 四，十八世纪下半叶，伦敦、巴黎等地出现了一股强劲的斯卡拉蒂崇拜风，英国尤盛。许多有名的出版社都刊行了斯卡拉蒂奏鸣曲的再版、改编甚至盗印本（参见《新格罗夫音乐词典》，第16卷，第573页）。 五，进入十九世纪，人们对斯卡拉蒂的兴趣未见稍减。笔者经OCLC（Online Computer Library Center）对斯卡拉蒂奏鸣曲1800-1900年间的出版情况略做检索，惊奇地发现，相关词目竟有一百二十五条之多。各式各样的斯卡拉蒂曲集、单曲或改编曲，出自不同编辑、不同年代和不同城市（巴黎、莱比锡、柏林、维也纳、哥本哈根、米兰、纽约......）的出版社。其中比较重要、著名的有：1838年，在维也纳出版商哈斯灵格（Tobias Haslinger ）的帮助下，车尔尼（Carl Czerny）编辑出版了二百首斯卡拉蒂奏鸣曲（Sämmtliche Werke für das Piano-forte，published by Tobias Haslinger in Wien, 1838 )；1864年，冯彪罗（Hans von Bülow) 在莱比锡出版了《斯卡拉蒂钢琴选曲十八首》(Domenico Scarlatti，18 ausgewählte Klavierstüke，published by C. F. Peters in Leipzig)；陶希格(Carl Tausig，钢琴教育家)、克莱门蒂 (Muzio Clementi)、莱舍提茨基 (Theodor Leschetizky)，也先后分别出版了经他们注释或编辑的斯卡拉蒂奏鸣曲（集）。 六，李斯特曾改编著名的"猫赋格"（K. 30）并于1838年出版 (Katzen-Fuge: in G - moll, für das Piano-Forte, 1838, Wien. 关于此曲，卞文说："K30本来就称为《小猫赋格》，而把它称为'奏鸣曲'既经不起推敲，又没有道理。"如此大胆"重释"，着实令人吃惊！按此曲最早出现于斯卡拉蒂所认可的1738年版Essercizi ，题为"Sonata XXX "。此书难找，可查1967年英国 Gregg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Limited 出版社Essercizi影印本，页107-110；又见1972年Ralph Kirkpatrick编《斯卡拉蒂键盘曲全集》,此亦来自Essercizi原版，故页码亦为107-110。"猫赋格"之名，据说是克莱门蒂取的：因为赋格主题及其发展，大量使用当时罕用的增减音程，像一只猫轻轻爬过琴键弄出一连串奇特音响。这件事，同作者"本来"之意毫无关系--那时斯卡拉蒂早已去世多年了。" K30本来就称为《小猫赋格》"云云，不符史实）。 七，威尔第 (Verdi)、冯彪罗、舒曼都曾撰文评论斯卡拉蒂的作品（虽然舒曼更偏爱德国作曲家）。勃拉姆斯很认真地学习斯卡拉蒂奏鸣曲。根据Stasoff 的记载, 李斯特、克拉玛、莫舍列兹（Ignaz Moscheles）都在1837-1838年间演奏过斯卡拉蒂的作品（参见Kirkpatrick，p. 411)。 显然，斯卡拉蒂作品"长期被埋没"，"直到1906年才初次出版"之说是没有根据的。 顺带再说一点二十世纪的研究情况--它同后文要讨论的问题有关。 进入二十世纪，对斯卡拉蒂的研究更加深入和全面了。 一，1905年，西班牙作曲家哥兰那多斯（Enrique Granados，1867-1916）编辑出版了斯卡拉蒂曲集26 Sonatas ineditas。 二，1910年之前，意大利钢琴家-作曲家亚历山德罗·隆戈(Alessandro Longo，1864-1945)完成了到那时为止最完整的一套斯卡拉蒂奏鸣曲集的编纂［4］。 三，1953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拉尔夫·柯克帕特里克 ( Ralph Kirkpatrick， 1911-1984 ) 所著《多米尼克·斯卡拉蒂》（Domenico Scarlatti）一书问世［5］。它是斯卡拉蒂研究中最重要的文献之一。柯克帕特里克是一位有成就的羽管键琴演奏家。他用十年时间对斯卡拉蒂做了深入研究：学习意大利、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历史；阅读相关人物传记并研究十八世纪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宫廷、社会状况；前往伦敦、巴黎、 罗马、拿波里、泊罗各那、帕尔玛、威尼斯等地的图书馆查阅原始材料；分析研究全部已知斯卡拉蒂奏鸣曲。此前，没有任何学者做过这样深入、广泛、细致的研究。在这些工作的基础上，1953年，柯克帕特里克完成了对于556首斯卡拉蒂奏鸣曲（包括隆戈之后发现的作品）的重新编号，并以新编号同此前各种编号（包括隆戈编号、Essercizi和罗森格瑞伏版以及威尼斯和帕尔玛手抄本编号）互相对照，详细列表，附于（1953年初版）《多米尼克·斯卡拉蒂》书尾(卞文说K编号完成于1972年，是弄错了）；据新号排序的其所编斯卡拉蒂《全集》，经多年延宕，于1972年出版（facsimile edition）［6］。 四，1970年和1985年，谢伏洛夫（Joel Sheveloff，波士顿大学教授，1980版《新格罗夫音乐辞典》"Domenico Scarlatti" 辞条撰稿人）先后两次对柯克帕特里克的研究提出了若干质疑：1）作品编号是否确切有据；2）K编《全集》所收，是否都可被确认为斯卡拉蒂本人的作品；3）斯卡拉蒂的作品可能分别为哪几种不同键盘乐器而写；4）怎样认识柯克帕特里克提出的奏鸣曲的"pair"问题(柯克帕特里克认为，从原始手[抄]稿看，斯卡拉蒂作品往往"成对"[两首结成一组]出现。谢伏洛夫力图证明这样的判断缺少根据)，等等［7］。吉尔伯特和2001年版《新格罗夫音乐辞典》都认为，谢伏洛夫的研究是柯克帕特里克之后最有价值的文献之一，为研究者所必读。 为什么乐器而写? 卞文断定斯卡拉蒂全部作品均为"键盘结构完全与现代钢琴相同的意大利单排键大键琴"而写。这个说法很新奇，与半个多世纪以来众多研究者们据大量原始资料所做判断都不一致。 柯克帕特里克是杰出的羽管键琴演奏家，对羽管键琴特别钟爱。他对各种历史资料的解读皆以羽管键琴为中心。谢伏罗夫对此提出了异议。谢对西班牙王后玛利亚·芭芭拉（斯卡拉蒂曾为其工作凡二十八年）1756年遗嘱所附家产清单做了仔细分析。这清单里列有十二个键盘乐器（不包括管风琴，也不包括她曾经拥有但此时已出售或赠与他人的乐器），其中有羽管键琴，也有"早期钢琴"（Florentine fortepiano，由克里斯托福里[Bartolomeo Cristofori，1655-1731]工作室在佛罗伦萨发明制作，故称Florentine fortepiano，简称fortepiano或pianoforte。汉译多称"古钢琴"，这译名同时也常指harpsichord 和clavichord。但三者并不是同一种乐器。fortepiano最接近现代钢琴，是现代钢琴的前身。为此，我们杜撰了一个"早期钢琴"的临时性译名，以便于讨论)。这些乐器琴键数量不一：有49键、50键、54键、58键（以上各一架）、56键（四架)、61键（三架）；另有一架琴键数目不详。它们分别来自佛罗伦萨、佛兰芒（现比利时荷兰法国交界地区）和西班牙本地。谢伏罗夫认为，不能排除斯卡拉蒂在克里斯托福里的"早期钢琴"上教学、写作和演奏的可能。根据：1）1702年，斯卡拉蒂与他的父亲曾到佛罗伦萨梅迪契 (Medici) 家族做短期访问，那时克里斯托福里正在试制他的"早期钢琴"（克里斯托福里自1688年起受雇于梅迪契家族，直至去世[1731]。从1698年起，克里斯托福里开始研制 gravicembalo col piano e forte，即fortepiano或pianoforte）。斯卡拉蒂有可能见过克里斯托福里其人或参观过他的工作室。2）玛利亚·芭芭拉王后遗产清单中所列十二架键盘乐器里，有三架是克里斯托福里"早期钢琴"。斯卡拉蒂在芭芭拉宫廷工作二十八年，必定了解、熟悉克里斯托福里的发明。3) 十八世纪上半叶，虽然"早期钢琴"还处于发展初期，琴身比较小，琴键也比较少，但强弱对比及音色变化很丰富，斯卡拉蒂的一些作品由这样的乐器演奏，较羽管键琴更能有效地展示其活泼多姿的风格[8]。 吉尔伯特在《全集》"出版前言"里用五分之一的篇幅讨论斯卡拉蒂所用乐器问题[9]。他提出了几种可能性：1) 西班牙式羽管键琴（五个八度，单键盘，在意大利[乐器制作]传统基础上制造。它更适合于斯卡拉蒂奏鸣曲。西班牙王室确有这样的乐器，无疑为斯卡拉蒂所了解、熟悉）。2) 法国-佛兰芒风格的羽管键琴（芭芭拉王室为斯卡拉蒂提供了这样的乐器，而其作品当时就使英国人和法国人为之倾倒）。3) 英国制造的羽管键琴（556首奏鸣曲里28首含有g''' ，这就要求键盘有五个八度， 61键--从GG到g'''。现存意大利羽管键琴极少有这样的音域，英国制造的有这样音域的羽管键琴则到处可见）。4) 荷兰画家凡璐（Louis-Michel Van Loo，1707-1771) 的一幅油画中，芭芭拉王后正在弹一架大型双键盘的法国式羽管键琴。画家曾于1737-1752近二十年间受雇于芭芭拉王室。人们有理由推测：这画并非虚构，很可能是严格纪实。 究竟斯卡拉蒂的作品（分别）为哪（几）种乐器而写？多年来种种推测、争论，皆各有所据，迄无定论。但其中有一事可以肯定：斯卡拉蒂K编号作品中，至少有三首（K.287、K. 288、K. 328）是为管风琴写的。在长期争辩的研究者之间，对此没有分歧。柯克帕特里克和基尔伯特所编两种《全集》里，这三首都清楚标明"为管风琴而作"。此语源于威尼斯和帕尔玛手抄本[10]，故无可疑。柯克帕特里克书、谢伏罗夫论文和基尔伯特"前言"对此均有详述。基尔伯特又认为：此三曲外，还有"不少织体相对单薄的两个声部的曲子，由小型管风琴来演奏，效果很可能更好。"另有三首(K. 254、K. 255和K. 356)，是否为管风琴写，意见不一。 如果说这些结论都靠不住--就连威尼斯和帕尔玛抄本也不可靠，必须"重（新认）识"到：全部斯卡拉蒂作品一无例外是"大键琴教材"，那就得提出证据。否则这种"重识"如何叫人相信？（顺带提个小问题："键盘结构完全与现代钢琴相同的意大利单排键大键琴"云云，"键盘结构"何所指？"完全与现代钢琴相同"何所据？万余言中，诸如此类难解、可疑处俯拾即是，读来颇有观止之叹。编者缘何审而未察？亦一谜也。） 练习曲还是奏鸣曲？ 卞文指责隆戈"不顾斯卡拉蒂已明确定名为'练习曲'的创作本意，武断地把这批乐曲的全部曲名都统统改称为'奏鸣曲'"。 其"重识"之要点在此。 但这没有根据。 隆戈版中"奏鸣曲"之称，源于斯卡拉蒂去世（1757）前出版、很可能由作者手定--至少经作者认可--的Essercizi（1738）、威尼斯和帕尔玛手抄本（1742-1757），以及罗森格瑞伏版斯卡拉蒂曲集（1739）。原文移置，一字未易。不存在隆戈（于百余年后）"武断......改称"的问题。所谓"斯卡拉蒂已明确定名为'练习曲'的创作本意"，亦未知从何谈起。 那么，Essercizi一书中全部三十曲为何都被标以"Sonata"之名？ 书名和曲名为什么不同？ 这需要对"练习曲"和"奏鸣曲"这两个字的含义及其历史变迁做一点考察。 先说"练习曲"。 在意大利文里，esercizio（essercizi是古意大利语esercizio的复数形式）确有"练习"、"训练"之义。所以，将斯卡拉蒂曲集Essercizi译为"羽管键琴练习曲"或"为羽管键琴而写的练习"，看似不错。但是，如果离开历史条件，将 essercizi一字理解为后来意义上的"练习曲"，将它等同于十九世纪出现的诸如克莱门蒂、克拉玛、车尔尼等人的"练习曲"，就大成问题了。 "练习曲"一字来自法文 etude 和 exercice。 二者含义不尽相同。前者-- etude（德文etüde，意大利文 studio，英文 study）为训练某种特定技术（例如音阶、琶音、轮指、连音、跳音......）而写，篇幅较短，多少含有一些音乐意趣。克莱门蒂、克拉玛、车尔尼的练习曲均属此类；肖邦、李斯特、斯克里亚宾、拉赫马尼诺夫......的"音乐会练习曲"是其延伸和发展，但艺术表现大为增强。后者-- exercice（德übung，意esercizio，英 exercise）多半（不是全部）以单纯技术训练为目的，往往在不同调上多次重复同一短小音型以求熟练，少有音乐意味。音阶琶音练习、哈农手指练习、勃拉姆斯《钢琴练习曲五十一首》(51 Esercizi per pianoforte )，是exercice的典型。 克莱门蒂、克拉玛、车尔尼式的练习曲（etude）出现于十九世纪，有其历史原因。英国工业革命引起社会、经济、文化的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马克思-恩格斯曾说，这不足一百年的时间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钢琴迅速走出上层（贵族）社会，开始进入市民家庭，成为其欣赏和娱乐的必备工具。钢琴制造业和出版业因此蓬勃发展，对于教材和教师的市场需求随之而至。（克莱门蒂的经历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既是作曲家、钢琴演奏家、钢琴教师，又是出版商、钢琴制造-销售商。）克拉玛、克莱门蒂、车尔尼等人的"练习曲"，就是适应这样的需求而产生的。斯卡拉蒂时代无此条件，他的"Essercizi"同车尔尼式的"etude"，在社会功用和由此决定的音乐形态上都有巨大差异。二者不是一回事。 斯卡拉蒂、巴赫等人所处巴洛克时期，还没有出现面对公众的"独奏会"（萧邦时代也只有沙龙演奏。范围更大的"独奏会"[recital]是李斯特才开始的）。演奏者和作曲者没有明确分工。作曲、演奏常取即兴方式。 "听众"、"学生"，往往是身边为数不多的人--朋友、亲属、雇主（王室、教堂......）。那时，没有必要、因而没有可能产生专供成批接受规范训练的学生们掌握某些通用技术的"练习曲"。Essercizi所收斯卡拉蒂致"读者"的 "献词"里写道："读者：无论你是业余爱好者还是专业人士，请勿指望从这些作品中发见什么深义。它们只是巧妙的玩笑，意在帮助你们在羽管键琴弹奏中获得更多自由。......愿这些作品给你们带来愉快......"（两篇献辞的英译均见 Kirkpatrick，pp.101-103），此中消息甚明：它们既有训练意义（"帮助你们在羽管键琴弹奏中获得更多自由"），更可得到艺术乐趣（"给你们带来愉快"）。但这训练不是车尔尼式的教学。Essercizi三十首"sonata"同专门用于规范性技术训练的"练习曲"不相干。 事实是，十九世纪之前和其后，etude 和 exercice 两字的用法和含义有很大不同。举例来说，巴赫一生为击弦键琴（clavichord）、羽管键琴和管风琴写了很多作品，有的主要为教学和训练而写，有的主要为演奏而写。1731-1742年间，他将部分羽管键琴和管风琴作品编成四卷出版，总题为"Clavier-Übung"。德文 übung 与 esercizio （意）、exercise （英）相通，都含"练习"、"训练"、"实践"之义。在第一卷里，巴赫收入了他的六首《帕蒂塔》（partita）组曲，各含六到七首以各类舞曲、前奏曲、幻想曲题名的短曲。第二卷收有我们今天经常演奏的《意大利协奏曲》和《法国前奏曲》（Overture nach französischer Art）。第三卷内各曲主要为管风琴而作，包括前奏曲、赋格、众赞曲。第四卷是我们今天在音乐会上常常听到的《戈尔德堡变奏曲》。如果不顾词义的历史变迁，将这曲集名"Clavier-Übung"译为"键盘练习曲"，虽然不无"依据"（clavier / keyboard / 键盘；übung / exercise / 练习曲），但这不会使人觉得奇怪吗？ 又如与巴赫、斯卡拉蒂同时代的意大利作曲家 Francesco Durante(1684-1755 )，于1737年出版了一本题为 6 Sonate per cembalo divisi in studii e divertimenti 的乐谱，其中找不到为某种特定目的而写的技术练习。如果只就标题逐字"硬译"，这一组作品究竟是为羽管键琴写的"奏鸣曲"，"练习曲"，还是"嬉戏曲"呢？（"divertimento"有"嬉戏"之义。) 如果说这书名的理解、翻译给我们出了一道难题，那么他的另一首为管风琴而写的Essercizio o sonata（可以逐字"硬译"为"练习曲或奏鸣曲"），就会使我们更加头疼了。 由此可知，斯卡拉蒂时代，"Essercizi"一字并无后来--十九世纪，克拉玛、克莱门蒂、车尔尼......以至肖邦、李斯特......时代--的"练习曲"之义。 卞文坚称斯卡拉蒂奏鸣曲为"单乐章练习曲"的另一个理由是"这种二部曲式的篇幅长度适中，两段的反复又刚好符合技巧训练的重复性原则"。这个说辞难以成立。1）纵观三百年钢琴历史，哪位作曲家写过复乐章、多乐章的练习曲？2）若以最具代表性的人物肖邦、李斯特、拉赫马尼诺夫、里盖蒂 (György Ligeti, 1923-2006) ......为例，他们的大量钢琴练习曲中，哪一首曾采用"两段反复"的"二部曲式"？难道它们因此统统不合"技巧训练的重复性原则"？ 卞又引巴托克"不用'奏鸣曲'之名"以证其说（"唯一在编注斯卡拉蒂作品时坚持不用'奏鸣曲'之名的是贝拉·巴托克（参阅1958年布达佩斯出版社出版巴托克注释的《斯卡拉蒂杰作汇编》。"[见卞"前言"；卞文中亦有内容相同的话，恕不复引。]）。但这缺少说服力：A）巴托克编注谱，初版于1921-24，1958重印，分两卷，总计10曲，它在斯卡拉蒂研究中价值不高，稍重要的研究文献中均未见提及。B）卞引巴"不用'奏鸣曲'之名"；反驳者亦可依此逻辑引巴未称"练习曲"（巴未给任何一曲加任何标题）。这样的讨论有什么意义吗？C）巴在此书"前言"中倒是有一句话，大意是说在某种意义上斯作近乎"奏鸣曲"，这就使"唯一在编注斯卡拉蒂作品时坚持不用'奏鸣曲'之名"的论断显得十分可疑。D）此书并无"斯卡拉蒂杰作汇编"之称--书名只有一个字："Scarlatti"。此书封面顶端有一行字:"Meisterwerke der Klavierliteratur"，它不是书名，而是由出自不同作者的多部曲集构成的一个出版物系列的总题，巴编两卷本Scarlatti是其中的一种。"斯卡拉蒂杰作汇编"之名，不知是如何杜撰出来的。设若将总题"Meisterwerke der Klavierliteratur"与书名"Scarlatti"强行拼凑到一起，把"Meisterwerke der Klavierliteratur"译成"杰作汇编"也是不正确的。卞虽引巴为重要依据，却不读其"前言"，甚至不看其书名。这样的研究方式，实不足取。 再说"奏鸣曲"。 卞文说"不应把（斯卡拉蒂的）这些作品归入奏鸣曲类"。因为它们有些"充其量也只能仅属'巴洛克奏鸣曲'的胚胎而已"；有些"也只可算作是'古典奏鸣曲式'"......这里，一些概念的理解和运用显然太过随意。什么叫"奏鸣曲类"？什么叫"古典奏鸣曲式"？这些说法十分费解，没有人（包括作者卞先生本人在内）能确释其意。 "奏鸣曲"（作为一种乐曲体裁）与"奏鸣曲式"（作为一种曲式结构），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一些比较重要、可信的音乐辞书，包括《哈佛音乐词典》之类不足千页的单卷本中-小型辞书中，"奏鸣曲"和"奏鸣曲式"条目，往往是几千字、上万字的长篇大论（虽然辞书总是力求简约）。笔者手头有一本题为《奏鸣曲式》的书（Sonata Form，by Charles Rosen），以四百多页篇幅讨论此题。原因就在三言两语说不清。 "奏鸣曲式"（sonata form）一词并非"古已有之"。"第一个将'奏鸣曲式'这一术语用于音乐分析的理论家，很可能是A. B. Marx（1795-1866 --引者注）" （Harvard Dictionary of Music, p.793）。它特指海顿、莫扎特、贝多芬代表的"维也纳古典乐派"创作中成熟发展的一种曲式结构，是研究者对这种曲式的概括或总结。也曾有另一些意见，例如"sonata-allegro form""first-movement form"，等等；但获得公认、被广泛使用的是"sonata form"。不能望文生义，随心所欲地将其引申解释为与"奏鸣曲"这个字有关的随便什么形式--无论不知何意的"古典奏鸣曲式"还是别的什么什么"......奏鸣曲式"。 斯卡拉蒂五百多首奏鸣曲中自然未取奏鸣曲式。它们多用二部曲式。但奏鸣曲式的"最基本的结构框架是在晚期巴洛克二部曲式，特别是带再现部的二部曲式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New Harvard Dictionary of Music，p.765） 卞文认为斯卡拉蒂若干作品"充其量也只能仅属'巴洛克奏鸣曲'的胚胎而已"。此说也很别致：巴洛克晚期人物斯卡拉蒂怎样创造出"'巴洛克奏鸣曲'的胚胎"？（1750年，巴赫去世，欧洲音乐的"巴洛克时期"遂告终结。七年之后，斯卡拉蒂去世。） "奏鸣曲"这个字产生很早，有久远历史。今天，习惯上，它主要指巴洛克时期以来被称为"奏鸣曲"的器乐作品（以复乐章为多；独奏、重奏、合奏皆有。此前，文艺复兴晚期-巴洛克早期[1610前后]，有些"奏鸣曲"中也含声乐段落）。而巴洛克时期约一百五十年间，"奏鸣曲"经历了复杂的变化发展，并不存在固定、单一的模式。 早期巴洛克奏鸣曲多为合奏，以一到四个乐器奏旋律，一个键盘乐器加低音乐器奏持续低音（basso continuo，例如Giovanni Gabrieli，1555-1612的一些作品）。十七世纪中叶，两种不同风格的奏鸣曲发展起来：教堂风格奏鸣曲 (sonata da chiesa) 和室内乐风格奏鸣曲 (sonata da camera)。它们大半是多乐章小型器乐合奏曲（二至四个独奏乐器加持续低音）。前者多用于教堂，不取明显的舞蹈节奏和舞曲名称；后者多用于室内乐，由舞曲乐章组成（例如Arcangelo Corelli，1653-1713的独奏与合奏作品）。 巴洛克成熟时期，泰勒曼（Georg Philipp Telemann，1681-1767)、亨德尔、 巴赫都写下了独奏、合奏的奏鸣曲。泰勒曼创作了六十多首为单簧管（或长笛）、小提琴与持续低音的三重奏奏鸣曲，三或四个乐章不等， 始于慢乐章或快乐章不等，往往以快板结束，多为带再现的二部曲式。（顺便说一句：卞文称斯卡拉蒂"独创出'带再现的二部曲式'的单乐章练习曲"，有何根据？音乐史上，某种曲式的产生、发展、定型或消失......往往是个自然渐变的过程，何曾有哪个人"独创"过哪种曲式？）亨德尔有六首小提琴与持续低音（今天通常由钢琴演奏）奏鸣曲，多为四乐章，快板乐章经常是带再现的二部曲式。巴赫有三首小提琴无伴奏奏鸣曲，都是四乐章，其中必有一个赋格乐章；他还有三首大提琴与持续低音奏鸣曲，三或四乐章不等， 都没有赋格乐章。 如果说以上所述仅限于意大利和德国作曲家，不足以表明巴洛克时期奏鸣曲的多样性，那么，再来看看西班牙作曲家索勒(Antonio Soler)。他的奏鸣曲多为单乐章，都是带再现部的二部曲式，它们给这个时期的奏鸣曲带来了异样的光彩。（据说此人是斯卡拉蒂的学生，1752年起在马德里城外的一个教堂里当管风琴师。有趣的是，同斯卡拉蒂的情形几乎一模一样：研究者们至今找不到他的手稿，无法准确判断其作品的写作时间。） 十七-十八世纪的欧洲与今天的欧盟大不同，交通、通讯甚不便，导致音乐风格、形式的地域性差异比今天大得多。意大利、德国、法国（以巴黎为主）、佛兰德（法比荷交界地区）、西班牙的作曲家们各具特色，其间差别、对照十分鲜明。 卞文以"四乐章" "意大利式'慢-快-慢-快'型多段体主调乐曲"概括"巴洛克奏鸣曲"的特征，于史未合，是对复杂历史过程的过分简化和曲解。"多段体主调乐曲"也很难懂，不知说的是什么。 以上所述可简略概括如下： 1）斯卡拉蒂"Essercizi"不能与车尔尼式"etude"相提并论。 2）巴洛克时期，"esercizio"（"exercice""übung""exercise"）一字无后来（十九世纪后）意义上的"练习曲"之义。以它作书名或总题，收进"舞曲"、"组曲"、"奏鸣曲"、"前奏曲"、"幻想曲"、"协奏曲"、"变奏曲"、"赋格曲"......者，所在多有。遇到这种情形，作为书名或总题之"esercizio"（"exercice""übung""exercise"），不宜理解、翻译成"练习曲"。 3）"奏鸣曲"（乐曲体裁）与"奏鸣曲式"（曲式结构）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4）巴洛克时期，"奏鸣曲"经历了复杂的变化发展，不存在固定、单一的模式。 5）斯卡拉蒂将其作品"明确定名为'练习曲'的创作本意"和后人"武断地把这批乐曲的全部曲名都统统改称为'奏鸣曲'"之说，不能成立。 6）斯卡拉蒂作品是"练习曲"还是"奏鸣曲"？此前未见谁人提出这个问题，因为这原本不是一个"问题"--说个时髦的"学术"词：是个"假问题"。 但是，卞文郑重其事提出了这个问题，不惜笔墨，决心"为（斯卡拉蒂）新技法'练习曲'正名"。据说，将斯卡拉蒂作品称作奏鸣曲就"完全歪曲了乐曲的原意，并且误导并转移了人们对这批练习曲的真正意义和作用的认识。" 斯卡拉蒂是音乐史上的巨人。他留下的大量（不是全部）奏鸣曲堪称艺术精品，和他的同代人巴赫、亨德尔（三人同年出生）的作品一样，具有永恒的魅力。斯卡拉蒂艺术特征是个大题目，需作专门讨论。本文只想说明：把斯卡拉蒂作品视为 "新技法'练习曲'"，"键盘技巧训练教材"，恰恰"完全歪曲了乐曲的原意，并且误导并转移了人们对"其"真正意义和作用的认识"，不仅违背史实，而且是对斯卡拉蒂的曲解和贬低。 注释 [1] Domenico Scarlatti, Sonates; 11 vols., ed. K. Gilbert (Paris, 1984), IX p. [2] Cecil Hopkinson, "Eighteenth-Century Editions of the Keyboard Compositions of Domenico Scarlatti (1685-1757)," printed for the Edinburgh Bibliographical Society Transactions, Vol. III, Part I (1948-1949), pp.47-71. [3] Domenico Scarlatti, Essercizi per Gravicembalo di Don Domenico Scarlatti Cavaliero di S. Giacomo e Maestro dè Serenissimi Prencipe e Prencipessa delle Asturie &c. （英译："Studies for the Harpsichord by Don Domenico Scarlatti Knight of St. James and Master of the Most Serene Prince and Princess of the Asturias &c."） Hants., England: Gregg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Limited, reprinted from the original in the Rowe Music Library, King's College, Cambridge, 1967. The first edition appeared in 1738. [4] 但是，隆戈的编辑存在很多严重问题。例如，他声称，其所编曲集中，作品编号皆依创作年代排序，但这并无充足根据： 1）他只选用了当时可以见到的部份原始材料，而未研究全部已存手（抄）稿和各种不同版本；2）他对斯卡拉蒂作品的音乐风格、弹奏技巧和所用乐器缺乏认识，却据自己的理解将这些奏鸣曲按照调性重新划分为类似组曲的形式排序编号，甚至改写了一些和声，结果造成很多混乱。 [5] Ralph Kirkpatrick， Domenico Scarlatti （Princeton, N.J., 1953） [6] Domenico Scarlatti, Complete Keyboard Works in Facsimile, from the Manuscript and Printed Sources; 14 vols., ed. R. Kirkpatrick (New York, 1972). [7] Joel Sheveloff, "Domenico Scarlatti: Tercentenary Frustrations," The Music Quarterly, 1985, Vol. 71, No. 4: p. 408. [8] Joel Sheveloff, "Domenico Scarlatti: Tercentenary Frustrations," The Music Quarterly, 1986, Vol. 72, No. 1: pp. 90-94. [9] Domenico Scarlatti, Sonates; 11 vols., ed. K. Gilbert (Paris, 1984), pp. VII-VIII [10] Essercizi和罗森格瑞伏版，前文已经述及。对威尼斯和帕尔玛手抄本，需要做一点解释。现藏威尼斯图书馆 (Biblioteca Nazionale Marciana) 的一套十五卷496首斯卡拉蒂奏鸣曲手抄本(第一到第十三卷完成于1752-1757年间, 没有排序的另外两卷抄于1742及1749年)，是专门为玛利亚∙芭芭拉女王抄写的。后来，女王将这套手抄谱本，连同她收藏的其它乐谱，作为遗产赠送给了法里奈利（Farinelli, 1705-1782，曾与斯卡拉蒂一起供职于马德里王室）。这些乐谱几经周折于1835年被送到了威尼斯图书馆，史家称之为"威尼斯抄本"。抄写者是谁？有人认为可能是西班牙年青作曲家索勒（Antonio Soler，1729-1783），也有人认为可能是斯卡拉蒂本人。这些，都是推测，虽然各有所据，但至今并未找到确切凭证。收藏在帕尔玛Biblioteca Palatina, Sezione Musicale 的手抄本，通称"帕尔玛抄本"，共收463首奏鸣曲。其中大部分与威尼斯抄本相同。从笔迹看，多数出于同一抄者之手，完成于1752-1757年间，装潢比较简单，远不如威尼斯抄本考究。威尼斯抄本更被研究者看重，因为它是西班牙王室的正式藏本。柯克帕特里克认为它很可能经斯卡拉蒂本人认可。卞"前言"称1906年前斯卡拉蒂"所有作品都一直是以'手抄谱'形式散落各处"，此说无据。（参见Kirkpatrick, p.138）。 --------------------- *本文已刊《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8年第3期、《钢琴艺术》2008年第9-10期[转载]、"中国音乐评论网"http://www.ecmcn.net/funonews.asp?id=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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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没格调的匆忙如今笼罩八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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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流行在台湾的这个多元文化还大致是一个意识形态修辞,在形式地提倡多样性的同时,压缩社会平等、包容性的公民身份以及两岸和平的进步论述空间,自我矛盾地成为统合内部对抗他者的一元文化动员话语,所以必须要严厉批评。作为一个理论概念,它没有诚实地自省它的很多问题,包括民族国家与帝国的典范问题、资本主义的文化蒸发问题与特殊性的激进化问题。在时间政治、空间政治以及主体能力这三个方面都重新构思过的多元文化,才是值得我们支持的激进的多元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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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中旬，保持了长时间缄默的汪晖在北京寓所接受本报专访，这是他自3月底做出"希望学术界自己澄清"的简短表态后，第一次对抄袭指控作出直接回应，叙述他所经历的事件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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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流传稿，来源不清，非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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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已于2009年9月禁售100w的白炽灯，更低瓦数的白炽灯也将每隔12个月逐步被禁售--譬如75w和60w灯将先后于2010年9月和2011年9月被禁售。欧盟和中国目前都提倡使用紧凑型荧光灯，也就是通常所谓“节能灯”。不过，已经有一些研究提出，因节能灯使用汞蒸气，可能造成环境污染，因此提倡停止使用节能灯而转用LED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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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8月2日《联合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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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诺夫斯基的这番话是1980年代说的，距离格林伯格的大众文化时代过去了半个世纪，但是这个时候的大众文化却比那时要强大得多，不仅电影今非昔比，流行音乐已经更新了好几代，而抽象艺术却真正成了"庸俗文化"，只是艺术市场上的一个配角。甚至被格林伯格奉为精英的绘画，在当代视觉文化中也彻底边缘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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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les Rosen describes the romantic sensibility as a craving for emotional experience, an aesthetic of rising senti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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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己不知道所谓"第六代"是按什么来划分的。从年龄上来说，我比1990年就拍出《妈妈》的张元导演要小七岁，比认为自己是"第七代"导演的陆川大半年。我二十八岁拍出《小武》，从1998年起人们就把我归入"第六代"的行列了。我一直觉得，过分地强调自己是第几代，或者过分地排斥自己是第几代，本质上是一样的。不想把自己归为一个群体，某种程度上是想强调个人的独特性，或者想回避"某代"所具有的负面影响。比如，一说"第六代"，就说票房差，这反而让我觉得，如果别人愿意，那好吧，我就是"第六代"。我第一次知道"第六代"这个称呼，大概是1992年，在我投考北京电影学院的时候。有一天考完专业课，去美术馆看展览，顺便在那里买了一张新出的《中国美术报》，上面有一篇文章是介绍"第六代"导演的，当时，张元拍出了《妈妈》，王小帅正在拍《冬春的日子》，吴文光也拍出了他的纪录片《流浪北京：最后的理想主义者》，娄烨的《周末情人》即将完成。也是从这些电影开始，开始了中国的独立电影运动。那是90年代初，整个国家刚刚经历了巨大的政治动荡。在创伤之后，沉闷之中，当时所谓的"第六代"导演们用电影挑战威权。"独立"两个字，让我异常兴奋。过去挑战威权在那张报纸里，有一段描述让我至今难忘。里面写到王小帅为了拍《冬春的日子》，趴着拉煤的火车，去出产地保定买便宜的乐凯黑白胶片。我常想象，今天已经发福的王小帅，那时侯一定青春年少，身手矫健。河北大地繁忙交错，呼啸而过的无数列车上，原来还搭乘过一个青年的电影梦。但，这何尝不是一个自由梦。在当时的环境下，国人还没有普遍的意识，知道原来我们每个个人，也可以用一己之力，拍电影去表达自己独立的感受。当时只有国营的16个制片厂，才有财力、有权利去拍电影，其余都被视为"非法"。跟那个时候离开国家单位下海做生意的人一样，那些离开体制、独立制作电影的导演，很多人内心深处都有一个自觉的意识，就是我们个人要争取表达的权利，这延续了他们在那场运动里面的诺言，他们开始从别的角度扩展中国人的言语空间和社会的自由。因此，我一直把那场风波看作是我最早的民主启蒙。当时，我是21岁的山西青年，读过几本小说，散碎的有一些美术基础，我是"第六代"的追随者，我一直以他们为师。我知道他们在对抗威权，争取自由表达。若干年后，当人们把"第六代"当做是一个不可思议的群体，不知深浅的堂吉诃德，看做是这个时代不合时宜的怪物的时候，我茫然地笑了。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有一首诗：大海没有时间和沙子交谈，它永远忙于谱写浪涛。诗人看事豁达，值得"第六代"学习。但，我还是想说，难道都忘记了吗？从90年代开始，是谁用自己独立的精神撕开了铁幕，用怎样的努力在密不通风的官方话语空间之外,开始有了个人的诉说。今天，整个社会可以讨论普通人的尊严。这些是不是得益于一大批"第六代"导演持之以恒地关注中国底层社会，呈现被社会变革抛到边缘的人群，而呼唤给这样的人群以基本的权利？对，电影当然不是社会进步力量的全部，但回望90年代，电影是文化领域中和旧体制旧思维战斗最短兵相接的部分。很多人被禁止在他的祖国拍片，有的人的护照被没收。很多人依旧在拍片,很多观望的人和权力站在一起,对此冷嘲热讽刺。我们看今天的年轻人，染着头发，在城市里穿梭，可以自由选择并公开自己的性取向的时候，是不是得益于张元导演的触禁之作《东宫西宫》？对，是王小波的著作，李银河的学术，各个社会组织奔走呼吁，他们的合力带来的自由。但，张元导演呢？变革的时代,还有更多的人被权力和经济利益抛向边缘，是哪些电影一直注视着这样的人群？最终在全社会形成共识--去关注弱势群体。这种力量部分来自"第六代"导演的作品。在我看来，"第六代"电影是中国文化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最光彩的部分。这样的电影现在看起来无法产生利润，但是为什么不能够去帮助这些电影更好的被公众接受？这样的处境本质上不是市场的选择，这样的局面是我们的电影长达十几年无法跟观众见面的结果。如果没有被意识形态控制的十几年，我们的电影会有同步十几年成长起来的观众，我们背后会有一个巨大的群体。而不是当我们拿着自己的电影，终于可以出现在市场的时候，迎接我们的是那些已经被好莱坞电影完美征收的青年。很多导演都会有无力感，但是延续中国电影文脉的，是那些真正坚持下来、不合时宜的人。1997年，经济变革加速，这一年，娄烨开始筹拍《苏州河》，王小帅推出《极度寒冷》，张元在筹备《过年回家》，章明刚刚完成《巫山云雨》，这一年，我开始拍《小武》，我很荣幸我被称为"第六代"。作为一个电影运动，"第六代"导演今天已经分化，他们已经走向各自不同的领域，在这不算太长的电影生涯里，我们每个人都呈现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缺点，以及电影能力方面的弱点。但可以欣慰的是，我们中的大多数人的电影，选择跟现实有关系，选择跟真实有关系。这些影片，相互补充，相互串联，隐约勾勒出了一条中国变革的影像之线，不至于让中国人的真实遭遇在物欲的喧嚣泡沫中无迹可寻。这是一条划痕，刺痛时代，也刺痛我们自己。现在挑战市场我最难忘的是在2003年，在北京电影学院，那天大部分所谓"第六代"导演被宣布解禁。有一位政府官员说，今天我们给你们解禁，但你们要明白，你们马上就会变成市场经济中的地下电影。随后将近六年的时间，我亲身经历了新的、来自市场的专制。但需要指出的是，事实上，我们都不是市场的敌人，自由经济是诸多自由梦中的一种，我们没有什么好抱怨的，虽然知道市场有时候会跟权力勾肩搭背，但我们也愿意拥抱市场，并为此付出全部的精力和财力。最讽刺的是每一次发片，媒体异常关心此类电影的票房数字，并喜欢提前宣判"第六代"电影的死刑。文艺片需要有相对长的市场培育时间，甚至头一两个月都只是它的酝酿阶段，但在发片前就宣布这些电影票房惨败，作为导演，会觉得是釜底抽薪。连观望三天的耐心都没有，观众自然散去，没有人愿意看死尸，只有人愿意看奇迹。在市场的战斗里，硝烟滚滚，但我们依然存活了下来。这样一群打不死的"第六代"，我愿意属于它。虽然这场运动或许已经终结，但我们各自的电影生涯还会很漫长，就好象新浪潮之后，特吕弗变成了伟大的商业电影导演，拥有广泛的票房，戈达尔变成更加自我的电影作者，而更多的人在走中间路线。个人的电影得失，不能代表群体。因而也不能再以对群体的否定，来否定个人。这，过时了。无论如何，我们都是一批忠实于电影的人，我们无论在与意识形态的对抗，还是商业经济的对抗中，都呈现出超凡的毅力。如果我们愿意承认一个国家的电影应该有文化的成分，我会告诉大家，在这十几年里，最具文化努力的电影大都来自"第六代"导演，而且很难想象如果失去这些导演的作品，我们气若游丝的文化，还有怎样的传接，我们还能有什么拿得出手的作品来告诉世界：中国电影文化还活着。而对观众，对市场，最起码我对它依旧有激情。有另一首诗歌，来自拉托维亚诗人贝尔社维卡： 你如披上群星欢叫的天空 我在你身上点燃我的爱 每次你伤害我 你只熄灭一颗星星 那么,我又为什么要悲声长叹?未来挑战自己跟任何一代导演一样，我们都会衰老，都会或早或迟失去创造力。生命中引诱自己下沉，游说自己放弃的另一个自己，日渐强大，青春岁月里从未有过的身的疲惫和心的厌倦，也不时会袭来，而私欲也准备好它的理由，笑眯眯来到我们身边。但对我来说，只要看到满街如织的人群，我还有动心的刹那，这让我想起最初拍电影的理由。学会将滚烫的生命和真实的自我投放在自己的作品中，是我们的电影走向未来的理由。很多人熟悉革命文艺并且至今被这种美学影响。这种文艺的原则是用最通俗的形式，将执政者的声音传达给大众，整个传达过程不需要也不允许自我的存在。一些人在第六代导演的电影里，突然遭遇了"自我"，因为不熟悉便错将"自我"当"自恋"。而如果一部影片没有至上而下的"精神"传达，便说：这电影没有主题。可是，即使是幼稚的自我认识，传达出来的仍然是尊贵的个人感受。反过来，即使是真理的传播，也不应该夹杂权力的语气。不要担心我们的偏执，电影应该是一种娱乐，我们中的大部分人过去，现在都在捍卫电影作为娱乐的权利。但是，多元的态度不应该是专属于娱乐的专利，文化失去最后的栖身之地，大众的狂欢便开始成就新的专制。我们中的人，还会拍出各种各样的佳作，也会拍各种各样的烂片。但，我相信只要自我尚在，就能保留灵魂。只要对现实尚有知觉，就代表我们还有充沛的创造力。对不起，我说了太多的"我们"，因为一种电影精神不是由一个人构成的。结束文章之前，我想用老文艺青年的方法，来几句北岛的诗：我不相信天是蓝的，我不相信雷的回声，我不相信梦是假的，我不相信死无报应。我加一句：我不相信，你能猜对我们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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