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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春光:对于音乐百科全书编纂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波士顿大学音乐史教授Joel Scheveloff访谈录

到一九八0年,《新格罗夫》(即《格罗夫》第六版)出版,其中"加纳音乐"一个条目就占六页,对非洲音乐的叙述总计超过二百页--如果我的记忆不错,是二百四十页。第一版虽然篇幅小一点,但是编得很好。第二版是第一版的扩充。第三版加进了许多新材料,但是今天看来,其中有些东西站不住脚了。第四版也不错。第五版问题最多。

对于音乐百科全书编纂工作的意见和建议--波士顿大学音乐史教授Joel Scheveloff访谈录

 

1999年7月/波士顿大学

 

(□ 李春光  /  ■ J.Scheveloff )

 

□    想就"百科全书"编纂之事向你求教。你是这方面的专家。我所在的学校--北京,中央音乐学院--正在着手编一部"音乐百科全书"。我不赞成这件事。理由是:总体而言,对于外国音乐,即欧洲音乐和中国以外的非欧音乐,我们尚处于了解、介绍之中,缺少以第一手材料为凭藉的独立研究。这样的研究或许有一点,虽称"凤毛麟角",十分珍贵,一时间却难以构成整体,短期内不可能深入。我想,所谓"百科全书",一要"全":要力求包罗万象;二要"准":要力求准确无误。要有某种权威性(学术上高度可信)和稳定性(毋须频繁修订)。我们现在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大约十五年前,北京中国音乐研究所集合全国最好的学者,编写、出版了一本《中国音乐辞典》。这项工作做得很不错。将近二十年过去了,对于中国音乐的研究有了不少新的认识、新的发现,数以百计的辞目需要补充、修订乃至重写。应该把十分有限的人力和经费集中到这件事上去。而且要想个办法,保障这项工作得以持续进行。我指的是两点:一,每隔若干年,例如十五--二十年,能对这本书做一次增补修订,出一个新版本;二,随之出一个英文译本。长久以来,外国同行对中国音乐知之甚少。说到"东方音乐",主要讲印度和日本。这大概同印度以英语为官方语言而日本人善译(日英互译,多且快)有关。中国音乐的重要性自不逊于印、日。在中国音乐缺席的情况下,所谓"东方音乐"和"世界音乐"的研究就难称完整。中国音乐学家应当把这件事--对外介绍中国音乐,介绍我们自己对于中国音乐的研究--承担起来。这是一种责任。我们也有这样的能力。事实是,最大量、最重要的研究资料和最有学问的研究者,主要在中国。至于外国音乐,我设想,目前比较可行的做法是,以一部好的外国中型辞书为基础,根据中国读者的需要,以中文编写、出版一部比较完整、准确而又简明的中型辞典,每个辞目皆清楚注明材料来源。这件事,做起来实非简易;要做得好,更是艰难。其实,现在这部"百科全书",据说不少条目的编写就是采取这种方式来做的,就是去移译外文辞书中相关条目,也许做一些增删或叙述上的技术性改变,却不说明是翻译,而以自己独力撰写的样子出现。这是不诚实的。而且存在一种危险--未经自己独立、深入研究的东西,你很难判断其优劣正误。别人也许在哪里出了错,你于是跟着错,"以讹传讹",却要以"独创"的面目出现,好象那错误也是由你创造的。这样做,怎么说呢,至少,是不高明的吧......

 

■   有道理!编(音乐)百科全书,你们现在似乎准备不足,也许还不到时候。你们的文化是伟大的。中国人善于学习,学得很快。邓小平改变了中国,改变得这样迅速,令人惊讶。我相信,不要很久,你们就将有机会做这件事。如果由巴西人编百科全书,这恐怕是一百年以后的事。你们不需要那样久。我想,再过二十五-三十年,你们将有能力编一部很好的、规模宏大的,例如二十卷,不,可能是三十卷的音乐百科全书。但是,假若条件不足,恐怕不宜急于从事。在准备不足的情况下编这样一部卷帙浩繁的书,只好去抄(copy)。未经别人同意,从这里那里去copy各种材料。这不好。出版之后自然会被发现。这样,二十--三十年后,当你们有能力由自己主持同别人合作编书时,别人就会拒绝同你合作,因为你把自己的信誉丢掉了。而这样一部以世界各国、各民族古今音乐为叙述对象的大书的编写,没有多国学者的合作,是不可想象的。

 

□ 《格罗夫辞典》开始出版时,撰稿者主要是英国人吧?

 

■   对。这书是由英国人编的。最初的撰稿者全部是英国人。但是,现在,同《格罗夫》初版时相比,情况已经有了很大变化:研究更深入、细致了,交流更便利、快捷了。今天,没有多国学者的共同参与,无法反映出已经达到的研究水平。

 

□  你是这部二十卷大书的一位重要撰稿人,能不能简要介绍一下这书的编纂过程和先后六版的修订情形?

 

■  它开头比较简单。例如关于非洲音乐,所有非洲国家加到一起只占三页。到一九八0年,《新格罗夫》(即《格罗夫》第六版)出版,其中"加纳音乐"一个条目就占六页,对非洲音乐的叙述总计超过二百页--如果我的记忆不错,是二百四十页。第一版虽然篇幅小一点,但是编得很好。第二版是第一版的扩充。第三版加进了许多新材料,但是今天看来,其中有些东西站不住脚了。第四版也不错。第五版问题最多。例如讲亨德尔六岁时如何如何,其实并没有可靠的依据,不过是一种传闻。如此等等。这一版出来之后,引起许多批评,许多图书馆不买,主编*压力很大,精神完全垮了,住进医院,成了另一个人。造成这种结局的主要原因是对撰稿人选择不当。所有撰稿人通通来自(英国)剑桥大学,没有德国人,没有美国人,没有亚洲人,清一色英国人,其中不少是在剑桥大学教文学、教绘画的,或者是作家而非研究者。有鉴于此,第六版(即《新格罗夫》)的编写就十分谨慎。首先,撰稿人的选择是国际性的。例如请非洲音乐学家写加纳、象牙海岸、刚果、坦桑尼亚......如果叫我写刚果,我怎么写呢?我没有做过专门研究。当然,现在有许许多多资料,文字、音响、图像乃至实物,而且查找十分便利,但是那样得来的知识充其量是一知半解,道听途说,作为补充材料,在课堂上随便说说,或许是可以的,也很有趣,但是怎么能把这样的东西写进百科全书?我向编者推荐了一个年轻人,只有十九岁,刚开始做我的学生,他对刚果音乐很熟悉,这方面的知识非常丰富,是我们能找到的最佳人选。对他的稿子做了非常仔细的编辑处理,反复推敲,一再修改,尽可能删掉那些根据不够充足的话,改写那些说得不准确的话。你知道,一部百科全书,放在图书馆的书架上,年复一年,人们以它为可以信赖的依据,"引经据典",去作文章--就是你所说的"权威性"。如果有错,即使某种技术性疏失,编者所承担的责任也是十分重大的。

 

□   怎样选择和确定撰稿人呢?

 

■   各分科(例如"非洲音乐""亚洲音乐"......)设助理编辑(subeditor,约等于中国的"分科主编"--李注),也许只设一人,他手下有若干人协助工作。他们组织一个班子,先弄清楚,关于某个题目,有哪些人出版过有影响的著作,其中哪些人现在还活着。根据各方面条件,排一个名单,依次列出第一候选人、第二、第三候选人......如果某位候选人不接受约稿,或者写出的稿子不合用,就去找下一位候选人。

 

□  有人拒绝约稿吗?这是一种荣誉啊!

 

■   当然有人拒绝。他也许会说:我太老了。你们应该去找年轻人。有的人并不需要这份荣誉,他已经很有名望了。如果他们现在来向我约稿,我不会接受的。我没有时间。

 

□   有过退稿的事吗?

 

■   我给你举一个例子。Charles Rosen,你知道这个人吧?他很有名,出版过Sonata Form,还就"classical style"出过好几本书。他被约请写"Sonata form"这个辞目,写得很长,很复杂,又很执拗,一味强调自己的观点。主编认为不能用,于是退稿。作者把这稿子扩展成一本书,出版了。编者又去约请一个英国人另写了一篇比较短的稿子。

 

□   稿子用与不用,是怎样决定的呢?

 

■   由主编决定。

 

□  由他一个人决定吗?

 

■  是的,由他做出最终决定。

 

□  那么,他必须读全部稿子?

 

■  全部大条目(articles)稿他都要读,并就用与不用、要不要修改、如何修改,等等,作出最终决定。那些术语(terms)稿,他不必全读。

 

□ 他怎么可能了解那么多不同领域的东西呢?中国人说"隔行如隔山",他怎么可能既懂欧洲音乐又懂亚洲音乐、非洲音乐......?

 

■   问得好!他确实不懂亚、非音乐。分部(指"亚洲分部""非洲分部"......)助理编辑会向他报告,哪一篇可以用;哪一篇不能用,或者要修改;为什么。说得很具体、详尽。主编参照这些报告意见去读,然后作出最终决定。这书由他署名,他要对书中每一个条目负责。

 

□   稿子用或不用,取舍的标准怎么定?

 

■   由一个编辑委员会拟出若干条标准,大家参照这些要求去写。大体上说,一是不要把有争议的东西当作结论写进条目。每个条目都应该是实实在在的、已经得到证实的东西,读者可以信任的东西。不能把一些悬而未决的、有歧见的问题当成结论性的东西以肯定或否定的语气写到条目里去。你要说清楚:哪个问题现在有什么样的歧见和争论,把主要的分歧点、双方或多方的最重要的不同意见都写进去,而且注明某种观点发表于某处,列一个清楚的文献目录。假设十年后有更多材料出现,证实某种意见之正误,你现在的叙述至少是不错的。任何辞书都不可能一两年就修改一次--就是你所说的"稳定性"。你写的东西价值如何,取决于你的材料是否扎实可靠,是否有足够的依据。另一点是,辞书条目不是署名论文,就其形式而言,要依照一个统一的格式去写作;就其内容而言,要力求客观,不可以突出作者个人的观点。(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发现了一幅D.斯卡拉蒂的画像(油画)。画中许多细节很有意思。我曾就这幅画写了好几篇文章。我希望把这画印到《格罗夫》有关条目里去,我认为这幅画比我为那条目所写的稿子更有意义。但是,主编不同意。没有办法,既不能把这画印到书里,我只好从稿子里删去那些与此有关的内容。另外,你的语言风格、拼写(英国英语、美国英语不同拼法的统一)......诸如此类,编辑们改得很多。他们要求得全书的统一,必须如此。我不介意,由他们去改。

 

□   编辑人员是怎样选定的?

 

■  主编手下有一个规模很大的班子。他们中许多人--以Sadie(Stanley Sadie,《新格罗夫》主编)的工作班子为例,约有三分之一自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毕业,有若干年编辑工作经验并表现出良好能力,经由知名教授和资深编辑推荐。当然,这样的人最终是否被录用,录用之后会不会被中途解聘,还是要由主编决定。举一个例:有个编辑来自挪威,对丹麦、挪威、瑞典音乐很熟悉,发表过一些有见地的论文,应聘参与编辑有关北欧音乐辞目。他在学术上有自己的观点,很自信,也很固执,不肯轻易向不同意见让步。Sadie认为他的某些观点根据不足,尽管十分独特,也许不无价值,若在音乐杂志上发表,可能引发思考和讨论,但是不能把这样的东西放进辞书里,不能以此影响辞书的编辑作业。他和Sadie发生严重分歧,最终无法合作,只得离去。Sadie严格、认真,对稿件的审阅,对工作人员的要求,都不马虎。他的名字印在书上,他必须如此。一部百科全书,它的编者--从主编到每一个工作人员,当然首先是主编--所承担的责任是很重大的。当初,麦克米伦公司去找Jack Allan Westrup(时任剑桥大学教授,也曾在牛津大学教书),请他当新版(《新格罗夫》)主编。Jack说:我太老了(那一年他六十三岁),不可能有足够的精力来承担这样繁重的工作。他推荐了Sadie。现在看来,这个推荐是对的。Sadie年轻(那年四十二岁),学识丰富,编辑能力强。你们有最好的(中国音乐)研究者,我毫不怀疑,你们的(有关中国音乐的)辞书会很有价值。我赞成你的意见:把中国音乐和外国音乐分成两本书,以一本好的辞书做基础,来编写外国音乐部分。

 

□   你能不能推荐一本这样的书?

 

■  《哈佛音乐辞典》(Harvard Dictionary of Music)。这应当是最好的一本。它篇幅不大,却包含了许多材料。这本书初版于一九四四年。美国人有自知之明,他们知道自己没有能力编百科全书,--"辞典"(dictionary)和"百科全书"(encyclopedia)是不同的。《格罗夫》自称辞典,其实是一部百科全书。美国人知道,尽其最大努力,他们只能编这样一本中型辞书。同《格罗夫》相比,其规模当然小得多。例如关于masque,这个辞目,在《格罗夫》(第五版)里占两页半,后来的新版(指第六版)里,它被扩充为十四页。在《哈佛音乐辞典》中,这个辞条只占四行,后来的版本中有扩充,例如我手边这本,这是第二版,第十四次印刷,一九八二年印的,这个条目也只占半页。美国人做得很认真。这书至今仍是同类辞书中最好的一本,一再重版,多次重印。编者赢得了人们的信任和尊敬。他们并没有为这本书规模不大而感到难堪。

 

□  这是诚实的态度,也表现出智慧。诚实,它是智慧的先决条件,是学术工作取得成绩的先决条件。

 

■  你这话很好!

 

□ 这不是我的话,是孔夫子的话。他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智)也"。很抱歉,我把话说远了。有一个问题:《哈佛音乐辞典》主要解释术语(terms),没有人物(biography),对吗?        

 

■  是的。

 

□  那么,我们还需要参考另外一些辞书。

 

■  可以参考的书很多。我想请你们注意一点:许多书里可能有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错误。有时,各种辞书互相抄,以致以讹传讹。这种例子不胜枚举。你们要小心地加以鉴别。一个比较简便、可靠的办法是,必要时,同《格罗夫》核对一下。

 

□  《格罗夫》没有任何错误吗?

 

■ 拼写、语法、(所引文献之)卷次、页码、辞目撰写者姓名的拼写、标点符号......这些方面有弄错的,但是至今没有发现重大错讹。举一个有趣的例子吧!在编写MGG(Die Musik in Geschichte und Gegenwart)时,"Waltz"(圆舞曲)这个辞目的作者突然死了,他们找不到合适的撰稿人,就从《格罗夫》借用,付一点钱。恰巧,《格罗夫》这个条目里有个错:其中说到"(此处应是一个四分音符。我做不出)=88",那时还没有电脑排印,"(四分音符) "之类符号要用手画,制版,加进文字中去。《格罗夫》在排版时把这个四分音符漏掉了,印出来后就成了这个样子:"(此处留出空白)□=88"。MGG移用《格罗夫》时,居然不假思索,也照样排成"(此处留空)□=88"。也许他们对《格罗夫》过于信赖了吧!你们做事仔细、认真,不会闹出这样的趣闻。

 

□  但愿如此!

 

■  我相信,以我对中国学生、学者的了解,你们会干得非常好。

 

□  谢谢你为我付出这么多时间。中国有句俗语:"听君一席言,胜读十年书"。我此刻的感觉,恰是如此。再次谢谢你。

 

                                                       (李春光  根据录音记录整理。1999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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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者附记(2003 / 8 / 25)

 

这份材料在抽屉里躺了四年。我已经几乎把它忘掉了。当初没有送回国内,是担心引起"拿外国人唬中国人"的误解和反感,欲益反损。其实,海外漂泊,凡十余年,身历目睹,约略知之:外国的月亮并不是每晚都比中国的圆。我也不大信任"接轨""跻身""赶超"......一类玄奥的豪语--尤其对人文-艺术而言。收到北京寄来音院《学报》,反对"学术泡沫",鼓吹"学术道德"。忽然想起这份沉睡经年的材料,想到它可能具有的参考价值。踌躇者再,终于决意送它回国。我知道,几年间,为这"百科",已经投入了大量人力、经费。事已至此,拆台吹灯,实非上策。我亦无起哄折腾之歹意。只觉得这材料或能提供一种有益的参照而已。

 

 听说"百科"已近完成,忍不住再说几句:

一,怎样保障严格的文稿终审?如果不能像《格罗夫》那样由一人专责,可否考虑建立一个全职、专职的终审小组?(这样艰难、复杂、细致的工作,若非全职、专职,谁人胆敢承担?)

 

二,终审者姓名应载入书中,以明责任;未参与编、撰工作因而无法承担相关责任的"主编"、"副主编"、"编委"、"顾问"......的名字则应一律删去。最好由应邀具名者主动请辞。"挂名"之风,未可称善。对于这股败坏学术的邪风,应该抗拒而没有理由屈从。  

 

三,可否考虑不称"百科全书"而改称"音乐辞典"(或"音乐百科辞典")?A,就一般习惯而言,"辞典"在容量(不单指篇幅)、准确性、严谨性等诸多方面的要求,较之"百科全书"似略宽。与其有一部可能被认为不够好的、自我拔高的百科全书,不如有一部可能被认为比较好的辞典。B,然而,二者间的区别又非绝对。"辞典"之称并无"降格"之嫌。《格罗夫》之外,例证尚多。如:有名的《布洛克豪斯百科全书》(Brockhaus Enzyklopädie),初版(1796--1811)就叫"辞典"。这并未妨碍它发生巨大影响--成为后世半数以上诸多不同语种百科全书的范本。"百科全书"之称,是经历一百多年之后,在它的第十七版(1966--1981陆续出齐)中才第一次出现的。(详见《布列颠百科全书》,Brockhaus Enzyklopädie条。)

                                                               (2003年,8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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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前出版的《音院信息》报道:《百科》总计"约600万字"。这约等于三分之一本《辞海》(1999年版缩印本,一千七百零八万字)或两本《现代汉语词典》(1996年修订版,三百零三万字)。百科全书该有多少字,虽无成例,人们习惯上觉得它应倍于辞书,亦非无据。该报道又称:这部《百科》有"庞大的信息量","极强的学术性、权威性、客观性......"。何谓"权威"?《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在某种范围里最有威望、地位的人或事物。"尚未问世的"人或事物",其"威望、地位"从何谈起?所谓"极强的权威性",又是什么意思?工作还没有做完,便急着自我称赞,文字上的常识性要求都不管。这不好。

                                                              (二00三,九月十七日补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致《人民音乐》主编信    *

 

 张弦:

         回京前,曾想给你发一短信。那是在写完《附记》之后。已是深夜(像《白毛女》里喜儿唱的"打过了三更,夜正深啊......"),却了无睡意。顺手写下一堆废话。次日重读一遍,觉得不妥--像在变着法儿施加压力。有失厚道。于心不忍。于是压下。没发。也没删。现送上(附后)。你留作纪念吧。

         写信给Y,未假思索。只是想,共事多年,那毕竟是个老实、用功人,该对他说一声。信尾的话是:"我希望能引起一点讨论。不限于这件事。最好能扩大一点,能对改进学风有点帮助。我不了解情况。未必可靠的感觉是,我们有时把事情看得太容易了,要求不够严格。有时,一件很大、很难的事,却做得十分随意、马虎。这会带来很多问题。如果成为风气,要改就难了。这种忧虑也许根据不足。我想,你当能理解,也许还会给予支持。"

         读他复信,我的惊讶和悲哀,真是无以名状。

         这就是我们的首席音乐学家吗?!

         这就是我们享受中央政府津贴的"有特殊贡献"的"国家级专家"吗?!

         这就是一个耗资百万的"国家项目"的主持人吗?!

         其逻辑、语言、器识......何以不堪若此?!

         这一切,难道是真的吗?!

         "不可理喻""不可深诘",此其谓乎?"教授""专家",竟至于斯,夫复何言!夫复何言!

         ............

         我无意向你施加压力。

         --我不能做那样残忍的事。

         文章发与不发,究有多大关系?既不能惊天,又不能动地。原本无足轻重,何必孜孜蚤夜(否则断不会任其酣睡数年)。可做、该做之事正多,何苦为此虚掷青春?

         这是我的真心。全然不是"气话"。

         我将于两天后(十月十三日)离京外出。此后一周会比较忙。你们无论做何决定,都不必费事通知我了。thanks though.

                                                                         李春光  匆上  2003/10/10,夜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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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5

 

张弦:

         写了几句"附记"。送上,请一阅。有何意见盼告。想来想去,我觉得你们不该删去那"访谈录"中涉及音院的文字。刊物要有力量,能吸引人,能起作用,就要不回避矛盾,就要有点"棱角"。那些话既无政治敏感性,又不伤害什么人。为什么要删呢?须要那样"含蓄"、"客气"吗?你读这"附记",就会知道,我并不想胡闹一通,不顾一切去"拆台"。相反,我该算一个积极、严肃的"补台派"。心眼儿实在甚好。几年前"苦口婆心"提意见--各种场合,不下十次。没用。现在,近(逾?)百万元的"人民血汗"投进去了。许多作者付出了大量精力。弄成这样。事到如今,拆台吹灯实非上策。但是,目前情况下应做、能做之事不该再被置之度外。此事具有某种所谓 "典型意义"。惟其如此,更有公开讨论的价值。也许会"得罪"几个人?--如果他(们)心眼太小、善恶判断力过低的话。该不该为照顾虚荣而放弃益于公众、益于事业之举呢?和气、冷静、严肃的讨论有利无弊(包括对于被批评者)。想起二十几年前的一樁旧事。1979(80?)年,音协常务理事会,我建议做个"理事会决议":一,停唱《社会主义好》;二,恢复《国歌》原词。把这"决议"报送耀邦(他提倡唱《社......》),同时在《人民音乐》发表。记得我还说:《人音》没人看。如果发这样的东西,就会有人看。人们会说:《人民音乐》啊,《人民音乐》啊,你真是"人民"的"音乐"啊......我发言后全场鸦雀无声。这建议有何(政治方面或其它方面的)违碍吗?啥也没有。不过几句众所周知的"大实话"而已--如同那小孩说"皇帝没穿衣服呢"。然而,它引来的,却是沉默--令人窒息的沉默--的惊讶。亦有可引以为慰者,是张权女士的热泪(你告诉我的)......

         二十几年过去了,这世界该有点变化了吧?

         谁知道呢......

                                                          李春光  匆上   8/25   夜静更深   月白风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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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音乐》曾将《访谈录》全文(包括整理者"附记"、"补记"全文)发排付印。因该刊顾问Y强行制止而紧急撤稿。

  未久,相同的故事在《音乐研究》再演一次......

  这"历史记忆"有无保留价值?

  请"中国音乐学网"编者决定。

                     李春光 二00九年 九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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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音乐学网" 2009-9-8 全文刊发:http://musicology.cn/lectures/interview/200909/553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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