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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的担忧（无论理性或非理性的）需要真切的理解，动辄套上排外民粹的标签是无补于事，也会阻碍理性交流，但伴随汹涌民情而生的蝗虫论，却必须尽最大力量声讨。

研读《植物名词中英对照表》这部严复当年批改的原稿本，一方面可以部分地见证严复多方面的知识兴趣和学问水准，其敢于断制的性格和注重多采用中国固有古雅文词的偏向，还有他对待此事较为负责的态度；另一方面，也具体地看到了中西名词编订工作的难度、具体过程和审校特征，

比较尼采和舍斯托夫对宗教和真理的观点，介绍舍斯托夫生平。

《周报》：欢迎冯教授来访。我们希望就以下几个题目，同教授作一次书面访谈。首先，您怎样看《圣经》的文学和历史价值，特别为中国而言？ 冯象：希伯来《圣经》、希腊语次经与《新约》的经典性，是早已为历史所确认了的。因此一般所谓《圣经》的文学和历史价值，实指圣书的新老译本；就中国或华人世界而言，便是如何建立中文译本的经典性的问题。旧译略有成就，尤其是（新教）白话和合本，从一九一九年在上海问世至今，对新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基督教中国化做出了贡献。不幸的是，和合本生不逢时，没赶上新文学运动，到了上世纪下半叶，读来便像是吃夹生饭了--旧白话同未成熟的欧化句式的夹生。加之传教士学识浅陋，译事粗疏，遂留下无数舛误、病语病句。所以八十年代开始，圣经公会就组织人力预备修订。今年九月，终于推出了新旧约全书的修订版。此前，教会业已出版了几种和合本的简写跟改写本（如现代本、新译本、新汉语本），对和合本多有订正。如今这些"新译本"有了圣经公会修订版的背书，就大大削弱了和合本的权威与合法性。然而，"新译本"并未获得教民的认同；依旧是生涩的文句，难以用于礼拜祈祷，改错亦不准确；好些地方，添个"的"字"和"字什么的，反而把和合本的风格改掉了。例如，《马太福音》5:3，和合本作"虚心的人有福了"，明显误译，不通。新译本改作："知道自己在属灵境界中是贫乏而且有需要的人是有福的"。竟把别人的诠释拿来，充当经文。这是目前中文（新教）"牧灵"译本所面临的一场潜在的危机。有鉴于此，我以为，修订和合本或许应当缓行（详见拙文《和合本该不该修订》）。轻易抛开一部成熟的"牧灵"译本，很可能会影响到所有新教译本的效用，经典性更无从谈起了。拙译的目标与"牧灵"译本迥异，不是竞争关系。但我欢迎"牧灵"译本不可避免的"大量借用"（详见下文）。此次和合本修订版《摩西五经》部分对和合本的一些匡正，看得出是参考了拙译及我对和合本舛误的考释的，虽然还有众多的误译跟语病尚未割舍。 《周报》：宗教以外，从文学、语言学等学科的角度去翻译圣经，这进路能给宗教带来甚么益处？ 冯象：文字是圣言的载体，传教离不开文学，谁能把它们分开？（新教）教会译经既然以改写/修订和合本为主，当务之急，便是培训译者班子，提高他们的中文水平。解放后，教会译经南迁香港，给改写/修订工作带来诸多不便。香港中小学的语文教育太浅了，而且往往不受重视。这对研读《圣经》和翻译人才的成长，都是极不利的。您可以读读和合本修订版的前言，短短几段话，就出了好几处错。比方说："感谢众多主内同工和顾问们历年来的委身与辛劳"。这"委身"用得委实尴尬，难道"主内同工和顾问"参与修订工作，是迫不得已（见《现代汉语词典》"委身"条）？接着的一句，"靠赖"上帝的恩典，也是生造，难听；应换成"依靠"或"仰赖"。最奇怪的是末尾的祈愿，居然声称"献上这本圣经，求上帝使用，叫更多人归向他"。完全颠倒了教会同上帝（天主）的关系。教会修订和合本，是替信众和教外人士服务，因为和合本有毛病，洋泾浜中文，大家读不懂。上帝全知全能，要读和合本干什么？莫非人信教，加入用和合本的各个宗派，是由于上帝念懂了和合本不成？逻辑不通，简直匪夷所思。我怀疑，修订者想表达的意思是，"求上帝保佑"或"降恩"，让更多的人阅读即"使用"修订版，并期盼教会藉此而发达。 《周报》：那么，您怎样看近期本港基督徒对您的译本的批评呢？ 冯象：呵呵，圣经公会那几个"驻会学者"，恐怕代表不了香港基督徒吧。所谓"批评"，类似自戕，十分可怜、可悲。请注意，他们的逻辑是，只要拙译某处同法语圣城本旧版的英译（NJB）的译文或注释相近，无论是否常识、学界通说、译经惯例，也不管有无别的出处，抑或源于笔者自己的译文或用语，不分青红皂白，一口咬定："大量借用"NJB。可是，依照这荒谬的逻辑，圣经公会非得关门大吉。因为，自二〇〇四年拙译陆续发表以来，"驻会"们改写/修订和合本，只消超出和合本一个字，即可能落入我的译文、夹注和论著的内容文字范围，故而必然属于"大量借用而不注明"--而且是同一种文字即中文的直接"借用"。而之前、之后旁人相同或相近的译文、注释、论述，一律不许参考。这样一来，"驻会"们岂不都要失业？例如，《马太福音》2:11，"驻会"若想作注或评论，解释来自东方的三位智士（magoi，修订版：博学之士，化自和合本：博士，不妥）向婴儿耶稣献礼的象征意义，以及后世由礼品推想，智士为三人--他就必须注明是"借用"拙译的夹注，而不能以此说属于圣经学常识，或另有出处（参见维尔墨斯，页11，114）为理由辩解。再如，修订版将和合本的"逼迫"改成"迫害"（《马太福音》5:10以下），"论断"改为"评断/审判"（同上，7:1），"体贴"（神的意思）改作"体会"（同上，16:23），"希奇"改作"惊讶"（《路加福音》7:9），"记念"改作"记得"（《约翰福音》16:21），等等。这些都是我指出了的和合本的误译和病语；按照"驻会"的荒谬逻辑，恐怕都得算成他们"大量借用"拙译的例证呢。 《周报》： 在翻译圣经的过程中，有甚么乐趣和困难？教授花了多少时间译经？完成《摩西五经》、《智慧书》及《新约》后，未来有何翻译计划？ 冯象：译经的计划，是多年前就定下的，现在一步步地去做，不急。须知译经乃是跟亚伯拉罕、摩西、大卫王、以赛亚、约伯等先知圣人同行，是与耶稣、保罗、雅各、彼得、约翰同在，用《圣经》的语言说，不啻蒙神的智慧的恩顾，那是何等的大欢愉！说到困难，当然是少不了的，几乎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需要踟蹰再三，细细审辨。但是，比起"驻会"们的集体"译经"即改写/修订和合本，我想，麻烦事还是要少很多，条件也好些。您想，他们几十张嘴，头上五六家婆婆，即使一两个人偶尔得了灵感，摸着点见识，经过讨论审查咨询顾问，一大圈走下来，哪怕是神的"默示"，也被磨平棱角，成了俗见。官僚主义跟庸人政治不仅是政府的顽疾，也是教会的累赘。这是他们六十年来成绩平平，蹉跎岁月而无法进步的根本原因之所在。乐趣，则最近多了一样，可算是译经的殊荣，就是遭遇无知、谎言与宗教偏见的泼污。经书说的一点不错，人子福音果然是"一个受攻讦的记号，叫众人袒露心底的想法"（《路加福音》2:34-35）。不是吗，历代的贤哲与自由思想者，斯宾诺莎、霍布斯、伏尔泰，在宗教偏见面前，都做过这"受攻讦的记号"（semeion antilegomenon，和合本：毁谤的话柄，不确）。所以我希望他们继续骂，别停歇，骂上个十年二十年，最好是把我的译本和著作通通收缴了，堆在教堂门口，一把火烧掉，上演一场"驻会焚圣经"，那才带劲儿！二〇一〇年万圣节于北京 冯象：《和合本该不该修订》，载《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0.10.17。和合本修订版《圣经》，香港圣经公会，2010年9月初版。维尔墨斯（Geza Vermes）：《耶稣三卷：圣诞、受难、复活》（Jesus: Nativity, Passion, Resurrection），企鹅丛书，2006，2005，2008。  

题记：此“对话”辑与 “Whither Chinese Reforms? Dialogues among Western and Chinese Scholars, II” (Modern China, v. 35, no. 4, July 2009) 同时发表。

谷歌交给美国政府的数据是维基泄密志愿者Jacob Appelbaum的Gmail数据，包括IP地址和联系人列表。目前Google尚未对此事作出更多的解释。美国政府在没有搜查令的情况下，同时要求Google和Sonic两家公司交出这个志愿者的相关邮件信息。

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近年来在明显拉大，基尼系数已经到了国际社会公认的临界水平。如何分析中国的社会分层现状与社会流动机制，如何改善中国社会目前贫富差距继续拉大的趋势，积极化解社会矛盾，已成为社会学界普遍关注的问题。中国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收入差异主要体现在三个群体之间的差异：区域差异、行业职业群体之间的差异、族群差异。政府统计资料和学者社会调查中所反映出来的存在于不同族群间的收入差距，如果采用问卷调查方法和统计分析，族群收入差距反映的主要是区域差异和职业，但是事实上也存在只与族群身份直接相关的就业机会和收入方面的差距，这与我国的民族政策相关联。

2008年绿色选择网站的图文与2005年《汕头日报》文章对比。这些电子废物主要由货柜船运输，在香港或南海区等珠江三角洲港口卸货，再由陆路送到不同地方的地下废料处理中心，包括贵屿等潮州地区和浙南台州一带。一般认为，中国是全球处理最多电子废物的国家，粗略估计，美国、加拿大、日本及南韩等国家每年向中国输入一百万吨电子废物。贵屿大约从1995年开始接收电子废物。

人们猜想的外星人的形状表现出人们想象的失败和人类深深的焦虑。在所有的传说中，描述的生物没有一个会使人感到你在没有见过鸟之前，看到一个风头鹦鹉那样惊奇。原生动物学、细菌学或真菌学教科书充满了令人惊奇的事物，它们远远超过专门描写外星人绑架的作家所描述的最吸引人的故事的有趣程度。

在建国以后的30年间，由于教条主义和极“左”思潮的影响，在中国现代史的研究领域，存在许多禁区。其中，工人运动与帮会势力之间的关系，人们更是讳莫如深。这种现象，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而引发的思想解放的潮流中出现了转机。此后，在中国现代史的研究中，开始涉及中国共产党与土匪、帮会关系的一些问题，并取得了一些成果。当然，研究过程并非一帆风顺，还经常有人提出这样那样的质疑。最近，刘明逵、唐玉良两位同志主编的六卷本《中国工人运动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12月）面世，因为书中有些地方谈到了工人运动与帮会的关系，同样遇到了某些人的质疑。我们认为，质疑者是从关心学术研究角度提出问题的，也许他们认为，揭示工人运动与帮会的关系，有损工人阶级、共产党的形象。在此，我们想提出自己的看法，同时，对六卷本《中国工人运动史》的有关部分作一些评论。一、研究工人运动与帮会关系的必要性在整个中国民主革命过程中，作为“破坏性有余而建设性不足”的帮会，始终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也是所有革命者所面临的一个艰难复杂的政治问题。历史证明，工人阶级、工人运动——包括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运动——与帮会组织有着密切的关系，要想避而不谈，恰恰是对唯物史观的嘲讽。我们先从研究工人运动与帮会关系的必要性谈起。在此，有两个问题要特别注意，第一，行帮、帮口、帮会在工人阶级中广泛地、长期地存在是客观事实；第二，中国共产党要开展工人运动，必须做好帮会工作，才能有效地打开局面。在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在帮会势力浸润于工人阶级队伍之前，手工工场、厂矿企业中业已普遍存在着行会、帮口。明清时期，在工商业比较发达的地区，商人会馆、行业公所渐兴，它们是业主用祀神、义举、订立行规等手段团结成员的组织。随着雇佣劳动的扩大，在雇工中也出现了行会组织，一般称为“行帮”。行帮的功能主要是为了维护雇工自身的利益，一方面同雇主发生矛盾、开展斗争，另一方面又同其他行帮或帮外的雇工以及“潜在的雇工”发生矛盾、冲突。[1]尽管行帮组织是封建社会内部的产物，但它与雇主的矛盾、斗争作用，使之有可能在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的情况下向工会转化。帮口是晚清以降城镇工人中的一种地域性组织。拿全国工业中心上海来说，工人大都以地缘祖籍来划分；如安徽帮、宁波帮、广东帮、湖北帮、苏北帮之类。即使是同一行业，也是帮口林立，如20世纪20年代初的汉口铁路工人中，有所谓湖北帮、福建帮、安徽帮、江南帮等。这种组织，按照邓中夏的说法，“当然不是阶级的组织而是同乡性质的组织，其中小商人、小官吏也有加入的，而且总是头脑。……同乡的帮口是互相帮助寻找工作，和别帮人争夺工作的组织。”[2]由于生存土壤适宜，在整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上述封建行帮、帮口都未衰减灭绝。相应地，他们与帮会复杂交织，在近现代工人运动中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由于主题与篇幅所限，我们在此主要论述帮会与工人运动的关系。中国帮会最初主要活跃于广大农村地区。追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华南的三合会、三点会，长江流域的哥老会（中下游地区以“红帮”闻名），运河沿线的青帮，在广大城乡地区盘根错节，枝繁叶茂。这种状况与中国日益跌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深渊的进程是一致的——一方面，由于外国侵略、兵燹、苛政、灾荒等因素的影响，农村经济凋敝，农民大量离村；另一方面，在沿海及华中等地区，一批近代化城市兴起。在城市无产阶级发育成长的过程中，各种帮会也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及其它地区的工矿、运输业中伸展触角，发展势力。由于近代中国城市的半殖民地性，以及城市行业多种多样，竞争剧烈，人群庞杂，流动频繁，统治者力量较强等因素，决定了城市帮会有许多不同于农村帮会的特点，主要表现在：1、分布范围更加广泛，系统更为庞大。如上海、武汉等地的青红帮，上至官府，下至里弄，从工厂码头到摊贩商店，从赌场戏馆到澡堂妓院，无处不有他们的势力。 2、分帮分行，各分地段。这种情况与原有的行会、帮口是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的。3、组织严密，帮规复杂。4、具有更强的寄生性和反动性。就城市帮会的社会功能来说，除一些基本点与农村帮会相同外，它在为帮中失业者介绍职业，以及在开展经济斗争等方面，也还有某些特殊的作用。[3]民国年间，城市帮会势力之强大，我们可从以下一些数据得到印证。据1930年国民党方面的调查，人口并不多的芜湖市，青红帮分子的总数有二三万人，大多散布在水陆运输和码头苦力工人之中。青红帮势力最大的上海市，据《时报》1914年的报道，仅红帮已达数万人之多。青帮的人数更多，1920年，上海的青帮人数在10万以上。据1930年中共上海市地下党组织对上海的棉纺、丝织、卷烟、电力、市政、交通、邮政、机器等22个产业及各业职工的基本状况的调查，除缫丝、煤气、印刷等少数产业部门没有明显的帮会组织以外，多数产业部门的工人中都有青红帮组织。像棉纺系统，男工十分之七八都参加了青红帮。[4]中国工人队伍中包含了大量的帮会分子，帮会组织在相当程度上控制了工人队伍，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历史事实。中国共产党建立以后，工人运动一直是它关注的重点。192l—1927年的情况更是如此。但是，这项工作一开始就遇到了重大困难——与欧美工人运动情况不同，中国工人阶级中基本上还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工会组织，有的只是行帮、帮口和帮会这类固有团体。这些封建地域性质的帮口和封建宗法式的帮会，直到现代工人运动开始的时候，依然拥有极大的势力。因此，如何排除工人中的帮口矛盾和帮会障碍，重新组织工人，开展工人运动，进行有组织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就成了摆在年轻的共产党人面前的一个难题。与此同时，中外反动势力非常注意利用帮口、帮会组织尤其是它们的头目，以达到控制工人群众、破坏工人运动、镇压罢工斗争的目的。大革命时期上海青红帮组织的“中华共进会”，解放战争时期杜月笙、向海潜、范绍曾等人组织的“中国新社会建设协会”，就是统治者利用帮会控制、破坏工人运动的凶恶工具。那么，如何排除帮会障碍呢?从现代工人运动的实践来看，中共对于帮会及其头目的策略在不同时期是有所区别的，但是总的来说，其主要方法不外乎两种：1．派共产党员亲自加入帮会，“到青帮里去拜老头子，到红帮里去当小兄弟，先低头下心去学他们的清规戒律，然后再转弯抹角，开展工作”，如李启汉在上海加入青帮，开辟工运。[5]2、争取、利用工人中的帮会头目。如在安源路矿工人罢工中，李立三动员红帮首领与罢工配合行动；在“二七大罢工”时期．包惠僧、陈潭秋积极争取汉口铁路工人中的湖北帮首领杨德甫、江南帮首领黄桂荣等，使震惊中外的京汉铁路罢工风暴迅速掀起。历史事实反复证明，开展工人运动，如果忽视中国工人中帮会势力，不注意排除帮会势力的障碍，单方面去搞工人运动，往往遭到失败。可以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工人运动的成功与否、进步与否，往往与帮会、帮口障碍排除得如何有着直接关系。如果说，以往的工运史研究，人们忽视和回避这一点，是由于特殊的时代背景；那么今天，我们就完全有必要正视和认真研究这个问题了。二、研究工人运动与帮会关系的可行性既然近代中国工人阶级、工人运动与与帮会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就应该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运用社会史的理论与方法，对这一问题开展深入的研究。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已经具备了足够的条件。第一，文献资料不断结集出版，研究力量渐趋成熟。建国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开展工人运动的各种文献资料不断公布，有关回忆录、文史资料、厂矿企业历史资料的出版也令人鼓舞。值得注意的是，各级档案馆有关档案的开放，为我们了解当时政府、咨察机关的态度和行动步骤提供了窗口；当时的报刊杂志如《申报》、上海《民国日报》、《向导》等相继影印出版，也为我们提供了必要的历史线索。另一方面，党和政府十分重视中国工人运动史的研究。各级工会组织、有关科研院所出版了为数不少的研究成果。随着人们思想的不断解放，完全有可能将工人运动与帮会的关系这类曾经为人忌讳的问题的研究推向深入。第二，国外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借鉴。在中国学术界将工人运动史仅作为政治史和革命史来研究的时候，欧美及日本的一些学者即以更开阔的视野来研究中国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了，如法国学者谢诺（Jean Chesneaux）所著《中国工人运动，1919一1927》一书，主要是从社会、经济与人口统计等方面对工人运动进行深入研究的。[6]美国学者裴宜理(Elizabeth J．Perry)于1993年出版了《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一书。该书共分地域政治、党派政治、产业政治三大部分。作者在以一种更普遍的眼光关注罢工、工会和政党等问题的同时，还运用“新工人史”（“new labor history”）观点探讨了工人的文化与生活状况，结果，“作者得以成功地探索社会反抗与政治结构之间的关系”。[7]其视角、方法、论证的新颖独特，在国际学术界赢得了广泛声誉。澳大利亚学者布赖恩·马丁则从青帮大亨杜月笙入手，对青帮与国民党政权的关系作了精彩的个案研究。他认为，1932—1937年间，尤其是1934年后，杜月笙作为国民党政权的一个重要工具，在调整国民党政权与上海资产阶级，以及劳工组织的关系中起了重要作用。[8]他们的某些观点尽管有值得商榷之处，但仍然是我们开展研究的重要借鉴。第三，可以将帮会史研究的成果引人工运史研究。在中国帮会史研究领域，近20年来，国内不少学者已经作了多方面的开创性研究并取得了丰硕成果。在研究工人运动与帮会的关系方面，蔡少卿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会党问题概述》[9]当不失为一篇拓荒之作。其后，周育民、邵雍著《中国帮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刘才赋著《通天教主——杜月笙与国民党政权》（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等，也都论及这方面的问题。尽管他们是从“帮会史”角度开展研究的，但是他们所揭示的帮会与工运关系的成果，可以充分借鉴利用。第四，我们已经具备了学术研究的大环境。这一点非常重要，实践证明，思想的禁锢，人为的禁区，只能将学术研究带入死胡同。不可否认，在研究中，人们还会产生这样那样的疑问，只要我们的指导思想没有错误，研究出来的东西能够总结历史的规律和经验教训，那么，任何疑团都不难化解。三、对六卷本《中国工人运动史》的评价如果将日人长野朗于1925年所著《支那劳动者及劳动运动》(北京燕尘社)视为最早的中国工人运动研究专著的话，70余年来，对中国工人阶级、工人运动的研究，尽管艰难曲折，仍然取得了值得称道的成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李立三、邓中夏、刘少奇等人不但亲自领导工人运动，还撰写了不少足以指导当时、遗教后来的工运史论著。新中国成立后，虽然遇到了很多干扰，工运史研究依然独树一帜，成果喜人。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刘明适、唐玉良主编的《中国工人运动史》得以出版。无论是在规模上，还是在研究深度上，该书都引起了出版界、学术界的重视。《中国工人运动史》凡六卷，洋洋250余万言。无论是从国内，还是从国外来看，这套书包含内容之丰富，是屈指可数的。同时，它大量运用第一手资料，充分吸收国内已有的工运史研究成果，对中国工人阶级的产生壮大、对中国工人运动从“自在”到“自为”的转变、对中国革命与工人运动的关系，都作了清晰的、历史的叙述。它给人们的基本感觉有两点，一是自始至终贯彻了实事求是的精神，二是突破了旧的框框，勇闯禁区，对许多有争议的人与事作了客观公正的论述。应该说，这套书将工运史研究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当然，对这套书作出全面具体的评价不是本文的旨趣，我们相信，有关专家和读者会给以恰如其分的评价。这里，只想就该书对工人运动与帮会关系的论述谈些看法。列宁曾经指出：“唯物主义者的任务是正确地和准确地描绘真实的历史过程。”[10]既然在历史上中国工人与帮会有着密切的关系，那末，研究中国工人运动史就不能回避它。本来，这个问题，在领导工人运动的共产党人的论著中，并不避讳。如邓中夏的《中国职工运动简史》的开篇就是讲“中国劳动者的旧式组织”——行会、帮口、秘密结社诸问题。国民党工运史专家马超俊在所著《中国劳工运动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42年），也用了相当篇幅叙述帮会之对于工运的影响。奇怪的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在相当长的年代里，许多人出于政治压力，有意无意地回避这个问题，进而成了研究的禁区，这是极不正常的。现在，六卷本《中国工人运动史》敢于突破禁区，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索，这是值得称道的。书中对共产党排除困难，将工人运动与帮会工作结合起来的有关论述不但无损于工人阶级、共产党的形象，而且从深层次说明了中国工人运动的复杂性、艰巨性，概括了中国工运不同于外国工运的特点，从新的角度树立了共产党人的光辉形象，这正体现了唯物主义实事求是的精神。当然，从书中叙述的有关内容来看，还有值得商榷之处。比如，该书第一卷第五章第二节“早期工人中的秘密结社”用了43页（第495—537页）的篇幅来谈这个问题，主要致力于“帮会”源流的叙述，而在帮会与工运的结合点上，却着墨不多；即使在有限的探讨帮会与工运关系的篇幅中，作者实际上引用的大多是后来的史料，与“早期”有冲突。据我们所知，“早期工人运动”一般指的是中共创建或“五四”运动以前，如何协调这种前后关系值得注意。再比如，作者在上述第一卷有关章节中提出该问题，就有必要在其余各卷中适当穿插，而实际上却显很薄弱。此外，当时的其它政治派别尤其是国民党也十分注重利用帮会，帮会势力成了它们控制、破坏工人运动的一个得力工具。这一点，在书中似乎也未有很好的反映。所以，我们认为六卷本《中国工人运动史》论述工人运动与帮会的关系，不是应该不应该的问题，而是够不够、深不深的问题。顺便还应指出，从政治史研究角度而言，该书的成就值得肯定，但从社会史研究角度来说，该书还有深入探索的必要。改革开放以后，社会史研究勃兴，其理论与方法对我国史学界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但在工运史研究领域，这种“影响”似乎既缓且微。如果继续用旧的眼光、旧的框架去研究工运史．就难以取得更多的突破。诚如刘大年所说：“现在民主革命胜利、新中国代替旧中国已经过去半个世纪，我们只是简单地重复原有的正确道理，就显得缺少了什么，不教人餍足。”[11]如何“整体”地再现工人阶级、工人运动的历史面貌，将研究进一步深人下去，已成为工运史研究者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诚然，六卷本《中国工人运动史》是“若干时间以来国内外同类题目中一部值得注意的书”（刘大年语），在许多领域有所突破，但我们认为，作者还可以从社会史的角度作进一步的研究，如工人阶级的婚姻家庭、生活习俗、宗教信仰等等。该书卷帙浩繁，但相当的篇幅在于描述政治背景，尤其是中共的会议、决议等内容，在谈到工人运动本身时，多侧重于“过程”的描述。实际上，工人阶级的形象并不是单纯的“苦难—反抗”构成的。上引谢诺的著作就专辟“社会与文化生活”一节，他说：“有些工人家庭尽管很穷，但仍然保留着古老的宗教习俗，观音像或其他杂糅不同教派教义的神像被悬挂在主屋或仅有一间屋子的墙上。他们还非常热衷于在节日期间演京戏，舞狮子，耍龙灯。”[12]同样，上引裴宜理著作也辟有”民间文化”一节，对上海工人中的宗教信仰、婚丧嫁娶、烧香拜佛等行为作了研究，她提到：上海”许多丝厂女工都爱唱越剧”。对于工人中的结拜习俗，作者认为：”兄弟结拜、姊妹结拜与秘密结社有助于为这些如同无根浮萍的工人们提供某种社会认同感。”[13]确实，如果我们对工人阶级的社会、生活、宗教、文化等方面有深入了解的话，那么，我们就比较容易掌握他们的心态、价值取向、他们本身在工人运动中所起到的正反作用，等等，从而使工运史研究更加丰满，更加生动。一句话，工运史研究完全应该借鉴其它学科尤其是社会史的理论与方法，多角度、多层面地开展研究。从总体来说，六卷本《中国工人运动史》是一部成功之作，衷心希望她的作者们在此基础上，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注释： [1] 参见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14页。 [2] 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页。 [3] 参见蔡少卿：《中国近代会党史研究》，中华书局，1987年，第27-28页。 [4] 蔡少卿：《中国秘密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314页。 [5] 《包惠僧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66-67页。 [6] Jean Chesneaux, The Chinese Labor Movement，1919一1927，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8（英译本）。该书原版为法语，1962年出版。 [7] Elizabeth J.Perry, Shanghai on Strike: The Politics of Chinese Larbor,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 [8] （澳）布赖恩·马丁（Brian G．Martin）：《青帮和国民党政权：杜月笙对上海政治的作用（1927—1937）》，载《历史研究》，北京，1992年第5期。 [9] 蔡少卿：《中国近代会党史研究》，第330-370页。 [10] 《列宁全集》第l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12月第l版，第143-144页。 [11] 刘明逵、唐玉良主编：《中国工人运动史·刘大年序》，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 [12] Jean Chesneaux，The Chinese Labor Movement,1919-1927，p107． [13] Elizabeth J．Perry，Shanghai on Strike，pp.187-188．

封建主义、封建社会有无普遍性的争论，在国际史坛上一直持续不断，近年来在国内亦有所反映。本文拟从为什么中国和西欧都有封建社会，如何才能合理地比较中国和西欧封建社会的情况，如何理解封建社会的发展问题等方面，论述中西学者关于封建社会理论的异同。一封建在中国并不陌生，它指的是西周时期（前1066-前771年）周天子对同姓诸侯和异姓诸侯的分封。《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记载，"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蕃屏周"。这种分封大约是把土地和土地上的居民都分赐给受封者，即所谓授民授疆土。诸侯还可以把土地和人民分封给下一级的卿大夫，于是以土地为枢纽，形成统治者之间的多层等级连锁。他们彼此之间互有权利义务，主要是受地者要向赐地者纳贡服役（包括兵役）[1]。无论对于西周封建以何种解释，但它是中国本身所固有的一种政治制度则是没有疑问的。这种制度到了春秋战国之时（前722-221年）逐渐变化，难以维持。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废封建而置郡县，一般以为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封建制度遂告结束。秦废封建之后，中国历史上历朝历代，仍不断有分封诸侯王之事，不过这种封建，诚如后来王通所言，"至景帝令诸侯王不得治民补吏，而汉置内史以治其地，则封建之地，悉为郡县矣"[2]。但关于封建郡县孰优孰劣，哪个更能使统治长治久安的争论，在中国历史上却是一直不断。争论的各方，都是把封建作为一种政治制度看待的，并未涉及封建制下的社会、经济内容。著名的柳宗元的《封建论》，也只是指出古代封建制度的出现，是和氏族、部落势力的存在相关的，不一定完全是人为的结果。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开始接受西方文化，了解到有社会发展阶段的划分。严复（1853-1921）译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把feudalism译为拂特之制，是为音译。后来他翻译爱德华·詹克斯的《政治制度史》，就把feudalism译为封建之制。严复在这里是经过研究的，因为这里说的是社会发展阶段，他以为由唐虞以迄于周，中间二千余年，皆封建之时代。很显然，严复认为中国固有的封建制度和西方的feudalism是十分相似的，是可以类比的，所以他才把feudalism译为封建[3]。从严复起，中国的许多知识分子，已不再把封建单纯理解为一种政治制度，而是兼及其社会、经济内容。20年代末，陶希圣著《中国封建社会史》，主张周代的中国即是封建社会，春秋之际，封建制度开始分解，但封建的自然经济则一直延长到1500年[4]。陶希圣对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土地制度、庄园制度、农民状况、分封制度等都作过分析。不久，瞿同祖又写成《中国封建社会》。瞿氏是以西方封建社会的理论来比照分析中国的封建社会的，他以为封建社会之综合的要点是土地所有权的有无和主人与农民的关系。"封建社会只是以土地组织为中心而确定权利义务关系的阶级社会而已"[5]。这时正值中国社会性质大论战的时期，虽然对中国社会性质的看法各有不同，但已有不少人把封建作为一个社会来认识，而不再是一种单纯的政治制度了。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史学界确立了中国社会发展阶段中有封建社会的认识，对于封建社会的内容，则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予以详细的研究和阐述[6]。如果说封建是中国所固有的，可是它在西欧却是后起的。中世纪的西欧人并不知道有我们今天所说的封建制度，更没有说过什么封建政府、封建社会之类的言词。现在西方史学家所说的feudalism的内容，中世纪时在西欧只是零碎地存在着，各地多有不同，记载它的习惯法更因时因地而异[7]。16世纪法国法学家开始研究封建，所依据的主要是一种封土之律（Libri Feudorum），该律乃12世纪编定的隆巴第地方（意大利北部）的习惯法，记载着关于封臣以服军役为条件领有封土及其相关权利义务等[8]。17世纪英国法学家斯佩尔曼也依据隆巴法，研究过英国的封建制度，所以才有是斯佩尔曼等人发现了封建主义的提法[9]。当时这些学者认为封建只是一种法律制度，因为封建法中的财产权利和罗马法的规定十分不同，于是产生了封建制度是源于罗马抑源于日耳曼的争论。18世纪的西方学者仍视封建为一种法律制度，如孟德斯鸠在其《论法的精神》一书中，在"封建法律"的题目下，分析了西欧的封建制度，涉及封君封臣关系、采邑制度、农奴制度等[10]。亚当·斯密则认为封建法律是领主统治权、裁判权，其推行原是为了加强王权，但结果王权并未加强，领主权力依然过大，形成了封建等级制[11]。这时正是西欧启蒙思想发扬、批判旧制度的时代，封建渐被等同于贵族统治，是剥削、压迫的根源，表现为各种领主特权、农奴制残余、分裂混乱等，所以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才有了废除封建制度的决定。19世纪西方的学术发达，对封建的各个方面，如封君封臣关系、封土制度、庄园农奴、马克公社，封建城市等，从经济、政治、社会、法律等角度进行研究，做出了许多概括，取得了不少成绩。这时出现了feudalism一词，用以指称封建制度。但史学家对封建主义与封建制度，仍多从政治、法律方面认识，讨论。到19世纪中期，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提出了生产方式、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等概念，用以划分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由此产生了封建生产方式、封建所有制等。这些理论也不断得到学术界的承认，有所发展。20世纪30年代末，马克·布洛赫写《封建社会》一书，对西欧中世纪社会的各方面情况进行了分析。他虽然主要仍从政治制度方面、封君封臣关系等方面分析西欧封建，但他视野广阔，也分析了社会经济、庄园农奴等内容，无疑受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影响。布洛克可说是西欧封建学说的集大成者，他的著作奠定了后人了解西欧封建社会的基础。后来苏联史学家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对西欧封建主义的各个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为建立封建社会形态学说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综上所述，无论中国和西欧，对自己的封建的理解，都有一个把它先当作法律、政治制度，后当作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过程。不过关于这个问题的认识直到现在也并不统一。西方的大多数史学家仍然把封建当做中世纪西欧的一种特殊的政治法律制度，强调其包括三方面的内容，即（1）封建主义之间形成了特有的封君封臣关系；（2）形成了与封君封臣关系相适应的封土制度；（3）国家权力衰落，各封君在其领地内取得了独立的行政司法权力。正是由于强调了这一特殊性，封建主义的普遍性在一些人那里就成了问题。他们以为封建是西欧的特有产物，世界其他国家是没有封建制度的，从而否定了封建主义的普遍性。中国的封建虽然是固有的，但对它的深入研究无疑是在当时先进的西方史学思想影响下进行的，所以中国学者大都认为中国存在有类似西欧那样的封建制度、封建时代。齐思和先生写《周代锡命礼考》、《封建制度与儒家思想》，对中西封建的政治、经济、社会诸方面，进行了对比研究，指出二者相去不远。"盖人类文化之发展，虽迟速不同，质文各异，然所循之途径，则大致相同"，他还引庄子的话说，"庄生有言，'自其异者观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万物皆一也'，吾人亦惟有自其同者视之而已矣"[12]。解放以后的新中国的史学家，则较一致地主张历史发展中有一个独立的封建社会形态，有一个封建时代。这在中国和世界其他各国历史上都是共同的，只是封建社会存在的时间在各国有所不同而已。台湾学者杜正胜却认为，周人封建的本质，乃是继攻伐征服之后的武装殖民，所以唯物史观的封建制与传统的封建不相干[13]。西方学者对中国封建的认识，各有不同。一派是认为中国无封建的，这就是东方专制主义的说法，不过现在它已经不大风行了。另一派是主张中国历史上有封建的。虽然他们对封建的认识多为政治和法律上的封建主义，但仍在中西之间找出许多共同点。美国汉学家卜德以为封建主义适应于前近代中国主要是指经济而言，不过政治上的封建主义中国也有，就是周代（作者定为1122-256B.C.，包括春秋战国时代），而魏晋南北朝时期（作者定为221-589年）则被认为是准封建时期[14]。顾立雅也认为，古代中国有许多和中古欧洲相似之处，值得比较研究，布洛克关于封建主义之定义，几乎用不着改动即可应用于中国的周代[15]。也有学者反对封建制度的普遍性。安德森就是其中的一人。他认为把封建的特征只概括为大地产和小农的结合而忽略其上层建筑如主权分割、封土制、封臣制等是不行的。因为前资本主义形态都通过超经济强制而运行这些政治，法律的上层建筑已成为前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的本质结构，它们已直接结合在剥削剩余价值的链锁之中，因此不可能不通过其政治、法律等上层建筑来确定这种生产方式的性质[16]。安德森过分强调超经济强制在封建社会中的重要性，认为封建剥削、封建生产只有通过政治暴力才能进行，实际上就是否认封建社会是一种经济形态，是违反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其实超经济强制之所以存在于封建社会，是小生产者生产不发达，经济不独立所致，随着小生产者独立性的加强，封建社会中的超经济强制乃逐渐减弱，它不是封建生产的本质因素，不能对它有不适当的估价[17]。总之，如果认为封建是一种社会形态，是大土地所有制和小生产的结合，是农民和地主对立的社会，那么它的普遍性就是没有疑问的，中国和西欧都存在过封建社会，有过封建时代。即使从政治、法律制度方面理解封建主义的西方学者，也有不少认为中国历史上依然存在过封建时代，有过封建社会，不过他们大都把这个时期定为周代至春秋战国时期，把它看的较短而已。只有极少数人才强调西欧封建的独特性，认为世界上其他地方没有封建制度的存在。二把中国和西方的封建社会拿来进行比较研究，无论中外的历史学家，都有许多人进行过，这里只就西方学者的一些方法问题提出讨论。西方的学者大致可分为两派。一派我以为是拿现代的西方社会，起码是近代的西方社会来和他们所认为的过去的中国做对比，由此指出中国社会如何落后、古怪。东方专制主义说就是其典型的代表，不过现在相信它的人已经不多了。韦伯的比较也属于这一种，他说中国只有追求赢利的资本主义而没有合理的资本主义即为一例，下面我们还可举韦伯的另外几个论点。韦伯从现代西方的法治社会观念出发，认为中国的法律乃是个人的专断，缺乏理性的管理和司法，全是家长式的处理方式。法律中只有刑法而私法（民法）极少有个人的自由权等[18]。可是当代的一些美国法学家和韦伯的观点不同，他们比韦伯更了解中国历史上的法律，也更了解西方式的法治，所以他们指出"充分发达的法治的制度性机制是近代的产物"[19]，他们在人治和法治的冲突中，并不完全强调法治。"法律的判决最终是人的判决，判决更多地是受法官个人偏见而不是正式法律的影响"[20]，所以他们赞赏中国历史上的更多地依靠调解而不是依靠诉讼来解决纠纷的办法，认为这一传统应该保持。中国古代也并非没有民法，汉代的契约关系已十分发达，其应用的范围十分广泛[21]。我想还应该指出的是个人的权利与自由也是近代欧洲的产物，不惟中国古代没有，就是西方的古代和中世纪也是没有的。韦伯承认中国古代发展出发达的官僚制度，但他却拿西方现代的官僚制度来和中国古代的官僚制度相比较，说"中国官僚制的精神是与公共负担的制度相关联的，而西方的官僚制精神则随货币经济的变动而发展"[22]。其实西方的现代官僚制度是学习中国古代的官僚制度而后逐渐发展起来的，有人认为，直到18世纪，中国的官僚制仍然要比西方的进步[23]。在这方面，韦伯就不如现在的艾森斯塔特认识全面，艾森斯塔特把西欧的专制主义国家和古代的中国国家都列为历史上的官僚帝国，而这种官僚帝国的特征即为传统与现代的政治组织、政治活动并存[24]。奇怪的是韦伯在比较西方和东方的城市时，却举出的是西方中世纪城市，他指出西方的城市是一个特权团体，有自治权，有城市法，城市的居民也都有自己的特殊的组织，即行会等，而东方的城市则这些都是没有的[25]。可是韦伯也知道，西方城市的自治只是短期的现象，到了专制王权时代，西方国家的权力日益强大，城市自治也就日益衰微[26]。我们在这里不拟论证东方与西方城市之异同，只想指出，西方中世纪的城市，并无那么多的特权与自由，它仍是受封建国家、君主、贵族主教控制的城市。并不是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而也许倒是乡村的空气使人自由。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并不是从城市中产生，而也许倒是从乡村中产生的。西方中世纪的城市，依然是一个封建的城市。另外一派西方学者则是拿西方的feudalism来和中国的封建相比较，以西方的封建为典型来看中国有无与之相同的情况。前述柯尔本的书即是明显的例子。他们先对西欧的封建制度做出概括，然后拿其他国家的封建与之对比。卜德由之以为中国的周代符合西方的静态的封建主义，魏晋南北朝则较符合动态的封建主义[27]。顾立雅也是以西方的封建为标准，说西周类似西方的早期封建主义，春秋则是晚期封建主义[28]。艾伯哈德认为中国从周代直到纪元前250年是封建主义时代，说当时是农业社会，统治阶级划分为一些等级，互相有权利义务等，这也是西方的标准[29]。他主张从中国统一之后，即进入绅士社会，而不再是封建社会了。但我们应该注意到，西方学者把封建作为一个政治、法律制度概括时，所依据的主要是狭小的罗亚尔河、莱茵河之间地区9到13世纪的材料。用这些有限的材料概括出简单的封建主义的理想典型[30]。这一时代，是原始的日耳曼人开始建立国家的时代，所以显得生产落后，文化荒芜，政治原始，被启蒙学家称之为黑暗时代。后来封建渐被赋予一个社会，一种经济形态的意义，于是依附关系的统治，庄园制，农奴制，自然经济，中央权力衰落甚至无国家等便被当做西欧封建社会的特征，其实我以为它只是一个过渡阶段，即日耳曼人的经济政治等组织成长而未成熟的阶段，不宜视作一个社会的典型阶段。我以为，封建社会由于其生产力低下，发展缓慢，所以不可能太短，而应该长一些。西欧的封建社会，不应截止于15世纪，也不应截止于17世纪，而应该截止于18世纪。现在人们往往认为哥伦布一航行，东、西方就连成一片，资本主义在西方就冉冉升起，教科书上也说的尽是资本主义萌芽，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之类。其实西欧的进步远没有这么迅速。直到工业革命以前，西欧主要仍是一个落后的农业社会。资本主义只是在西北一隅有所萌动，但在西班牙、意大利却日渐衰落。17世纪西欧发生了经济危机，人口减少，疾疫流行，农业停滞甚至倒退，工商业在有的地方也出现危机[31]。在政治方面，更是到处充满了封建的统治。19世纪中期托克维尔写成的《旧制度和大革命》，认为18世纪的欧洲，各地都充满了封建特权，教会的贵族的各种土地，人身及司法，行政权力，对人民形成沉重的剥削和压迫，"而且它们在欧洲的大部分地方，比法国沉重的多"[32]。英国虽然革命了，但恩格斯说，在1688年政变之后，英国资产阶级方才成为统治阶级的微末的得到承认的一部分，依然是贵族地主的统治[33]。至于东欧，则16-18世纪是封建统治的时代，更是没有疑问的了。这并非什么新观点。法国史学家、中古史权威勒高夫曾撰有一文，名曰《主张一个扩大的中世纪》，论证西欧中世纪应该延长。他的理由大致是，（1）文艺复兴不能算是中世纪和近代的分界，从古代到近代中间有多次文艺复兴。如8、9世纪的加洛林文艺复兴，12世纪的文艺复兴；大文艺复兴，在意大利为12-14世纪，在欧洲其他地方为15、16世纪；后来还有18、19世纪的文艺复兴；（2）欧洲的基本社会结构，从4世纪到19世纪一直未变。拿马克思的封建生产方式来说，也是从罗马灭亡直到工业革命；（3）其他的文化方面的内容还有如，基督教在意识形态中的统治，一直延长到19世纪；英、法国王具有神奇的治疗瘰疬病的功能，也一直到18世纪；把社会划分为教士、贵族、第三等级的三等级论，也是到法国大革命为止。所以勒高夫主张中世纪应该分为早期中世纪，4-9世纪，是古代世界衰落，封建制度形成时期；中期中世纪，10-14世纪，为大发展时期；晚期中世纪，14-16世纪，危机时期；封建制衰落期，亦即旧制度时期，从英国革命到法国革命[34]。如果拿一个扩大的中世纪，较长的西欧封建社会来和东方封建社会来比较，则我们会看到，在主要方面，它们是相同的，可比的。经济方面，农业是主要的生产部门，人力、畜力为主要动力，也有简单的机械，工商业有相当的发展，而且是越来越发展，说封建时代是自然经济的统治，可能并非事实。在生产关系方面，则普遍是大土地所有制和小生产的结合。在政治方面，这封建时代，无论中国和西方，国家形态主要是君主制的统治，其发展的趋向也是君主的力量越来越强大，官僚机构越来越健全。分裂割据的势力时有出现，但不能说封建国家是主权分割的国家。西欧的封君封臣制只是当时西欧社会内部的一种支离破碎的政治结构，不足以成为组成国家的框架。正如中国的周代封建体现有宗法制原则，但中国古代立国的原则并非宗法制。正是基于以上的认识，我们的比较和西方学者的比较研究很为不同。即我们既不是拿近代的社会和古代的相比较，也不是拿西方的封建来看中国的封建和它相同或不同，而是分析这二者结构方面的同和异，来研究影响其发展的因素。在比较中国和西欧的封建社会时，还要有一个全世界的封建社会作为基础来考虑，这样也许我们可以得出一些值得研究的结论。三中国的史学家都认为中国的封建社会是在不断发展的。这一方面固然是因为我们从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出发，认定社会在不断发展；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悠久，唐宋元明清，历朝历代社会情景多有不同，自然显出阶段性来，让人认识到发展的现实。现在的问题是中国的封建社会有发展，而西方的封建社会是否发展反而成了问题。按照西方新人口论者的说法，西欧中世纪时农业生产力停滞，土地单位面积产量基本没有提高，只能靠不断扩大耕地面积以供应日益增多的人口。可是土地面积有限，当土地无法承受过度的人口压力时，便会导致人口下降，经济衰落。可以看出，根据新人口论，小农经济的繁荣不可避免地潜伏着其衰落的根源，而封建社会的发展只能在这种周期性危机中循环。每一次循环中，随着人口增加，土地肥力递减，单位面积产量会不断下降，所以西欧中世纪时代的农业生产力呈下降趋势。如此封建社会的发展不就大成问题了吗？不可否认，封建时代社会发展受到人口、土地资源等的有力制约，但农业生产力还是会发展的，这已为许多的研究所证实[35]。西方学者的新人口论，是从11-15世纪的西方社会这一短过程得出的结论，诚如勒高夫所说，估计一下从罗马灭亡到18世纪这一时期西欧的农业生产，则自会得出发展的结论，而不会误认为它停滞不前了。在中国和西欧发展的比较研究中，更大的问题是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的问题。因为事实是西欧首先发展出资本主义，实现了现代化，而中国长期处于落后状态，直到今天还在现代化的道路上摸索前进。所以历史上的中国能否发展出资本主义便成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在西方学者那里，资本主义是一个十分含混的名词。它到19世纪才出现而被使用，但却没有一个清楚明确的定义[36]。大多数经济学家把它归之为个人企业、市场经济、追求利润、自由竞争等。所以资本主义可说是无时无处不在，这里有罗斯托夫采夫的罗马时代的资本主义，有亨利·皮朗的12世纪的欧洲资本主义，至于14世纪以后的欧洲，则资本主义更是随时随地都可以出现了。所以西方的学者也不大研究资本主义的兴起问题，而研究的是工业革命、工业化的问题。给资本主义以一个明确定义的是马克思，他认为资本主义是资本剥削雇佣劳动者、攫取剩余价值的制度，而资本主义社会则是资本家和无产阶级对立的社会。马克思研究了资本主义在西欧的兴起问题，提出了资本原始积累的理论。但马克思把西欧资本主义的开始定的很早，以为14、15世纪，地中海沿岸的某些城市已经稀疏地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萌芽，而16世纪则开始了资本主义的时代。以后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和受马克思影响的史学家对资本主义为什么和如何在欧洲兴起进行过多次讨论，意见多有不同，但对资本主义时代的开始时期则没有异义[37]。在西方学者逐渐认识到东方停滞论并不完全正确时，一些学者也从比较的角度探讨中国为何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的问题。无可否认，他们的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兴起的模式，完全是西方的，是拿西方的标准来看中国的，我们试举几个例子。最出名的是韦伯的清教理论。韦伯认为，基督教中的清教教导人生要勤俭，诚实守信用，为证明自己是上帝的选民而努力入世活动。在这种伦理的支配之下，追求财富成为人生的目的，人变成一架赚钱的机器，从而有助于西欧产生出资本主义，而中国的儒教和道教缺乏清教这样的伦理，致使中国未能产生资本主义。韦伯的这一假说经过许多理论上和事实上的批驳，现在已可以说没有人再相信它。不过我们应该注意到，韦伯提出西欧的合理的（理性的）资本主义，来和中国的只知追求营利的资本主义相比较。韦伯提出西欧资本主义存在的6个先决条件，亦即其6项特征，即（1）合理的资本会计制度；（2）自由市场；（3）合理的技术；（4）可预测的规律（即资本主义企业可以预测其运行规律以便管理）；（5）自由劳工；（6）经济生活商业化[38]。韦伯在《儒教和道教》一书中，谈到中国所缺乏的，正是西欧资本主义的这些特征。如他说中国缺乏中世纪后期的以及完全与科学相结合的欧洲资本主义的工业企业的理性形式，没有欧洲企业组织的理性的管理方法，没有提供商业信息服务的真正理性的组织，也没有真正的、具有技术价值的商业文书、计算或簿记之类的系统[39]。当然，拿已经完成工业化的欧洲的一些特征来和封建的中国相比，中国自必缺乏某些东西。可是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并不一定要完全以西方为模式，而且西方的资本主义也是多种多样的。如由桑巴特特别强调的簿记制度，即在西欧也是推广的很慢，许多资本主义企业起先并未采用。至于理性的管理制度，信息服务系统等等，更不能以欧洲的模式为唯一模式。布罗代尔指出，"合理的定义是相对的。它随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经济环境，不同的社会集团以及不同的目的和手段而变化"[40]。韦伯的西欧的合理性，是西欧历史条件的产物，不能放之四海而皆准。第二种我想可称为从西方古典经济学的原理出发，来说明何以中国未产生出资本主义，这可以白乐日的观点为代表。白乐日在其《中国的文明和官僚制》一书中认为，西方的城市在中世纪是有自治权的，商人拥有自由、特权，从而能得到发展，例如集市就是发源于意大利，因为意大利有自治城邦，商人凭借集市而发展，而中国则没有集市。中国的城市也没有自治权。中国的城市只是官僚统治的地方，官僚由士大夫组成，他们是特权集团，而农、工、商在中国都没有地位。国家压制商业、技术的发展，所以中国可说是一个永久的官僚社会，其结构长期未变。自15世纪以来，中国的发展便和西方截然不同。中国缺乏西方的民族主义、个人主义、理性主义、自然科学、自由劳工等等[41]。中国历史的发展和西方自是不同。中国缺乏西方的某些东西，但西方也缺乏中国的某些东西。中国历史上缺乏西方中世纪的城市自治，这是事实。不过这并不能证明中国就无法产生资本主义。过去确曾认为由中世纪的自治城市产生出富有独立精神的市民，由市民发展出最初的资产阶级分子。可是从现在研究来看，西方的资本主义，究竟由城市抑或是由乡村而产生，还并未得到解决。中世纪晚期的城市由行会所把持，充满了落后保守的规章制度，妨碍生产发展，一些有意革新的工商业者纷纷迁居农村，谋求革新技术，发财致富。英国毛纺织业之兴即为一例。新近流行的原工业化理论，就是说资本主义工业是在农村萌生，而非在城市产生[42]。夸大西方城市的活力，以为它是进步的源渊，资本主义的基地，这是西方古典经济学的看法。实际上它不一定和事实完全相符。白乐日举出的另一个理由是中国的专制政权、官僚机关，阻碍了中国工商业的发展。这是一个老问题，中国的史学家已经探讨过很多。中国的政府历史上一向被认为重农抑商，士大夫阶级则鄙薄科学技术，以为奇技淫巧。不过现在大家都承认，中国过去科学技术曾一度十分发展，走在世界的前列，工商业的发展更是惊人。有人以为在宋代中国已经到了近代化的边沿，那么为何那个时代中国的政府，中国的官僚阶级，不阻碍工商业和技术的发展呢？所以这个问题也并非常识所认为的那么简单，还必须进行更深入的研究。第三种观点可以琼斯的《欧洲的奇迹》一书为代表，该书是从环境、人口、经济、地缘政治诸方面来比较东西方的不同，以说明为何西欧能发展出资本主义而东方各国（尤其是中国）却不能。其中对地理环境的因素特别强调，如认为欧洲的地理环境使它能发展出耕牧结合的种植业，受自然灾害的侵害较亚洲为小，在人均占有土地、牲畜、木材、煤铁等方面，要比亚洲的多的多，这样在积累资金方面比亚洲好。后来欧洲人远航大洋，占领了非洲、美洲的大片土地，人均占有土地更扩大了许多，成为一大发展优势。琼斯还认为，欧洲地形复杂，多以肥沃平原为中心形成国家，所以都是一些小国。各小国君主都注意从商业中取利，保护和促进贸易的发展，即使执行了损害商业的政策，由于国力微弱，国君权力不大，商人亦易于起而抗争，摆脱干扰。这比东方大国的君主大都采取限制、扼杀商业的政策要优越，所以西欧从中世纪以来即逐渐形成市场经济。欧洲各国小国纷立，政治分裂，利于竞争；而宗教、文化、语言诸方面，又多统一性，所以利于技术传播，从中世纪起农、工业技术即得到快速发展。后来民族国家兴起，多采取保护市场，奖励农业各种举措，更促进了经济发展，所以使欧洲较早发展出资本主义。欧洲的发展是生产从集体（行会、公社）的羁绊下解放出来走向个体化，而服务则愈益集体化，国家执行各种服务职能[43]。琼斯的观点带有浓厚的地理环境决定论的气息。从地理环境出发，推导出欧洲那么多的优越性，这实际上即是说亚洲国家注定了无法发展到现代社会。但他的每一项理由是否能成立，还是一个大问题。即以人口而言，琼斯说亚洲人口的增长较欧洲要快，是以不断增加人口来弥补由灾害造成的损失。而根据李中清最近的研究，中国人口的增长并不比西方快。认为中国人追求多子、早婚等都是不正确的看法。清代中国人口生育率相当低，一夫一妻制下，45岁之妇女，平均生5个孩子，而同时的欧洲妇女，则平均生10个孩子[44]。这样，一些学者（包括琼斯）认为中国明清时代由于人口增长过快，人口压力过大，阻碍了社会发展的说法，便不一定能够成立。琼斯还特别强调西欧中世纪时小国纷立，国家权力微弱对发展的有利条件，这是西欧封建独特性认识的反映。因为说西欧封建制度特殊，主要就是说它的分裂割据、主权分割、王权弱小等，而琼斯也正是从小国、王权微弱等推导出一系列使西欧快速发展的特征来的。小国比大国更利于资本主义发展，这更说不上是一个有力的理由，这只能说是以西欧为标准去衡量、要求别的国家的结果。总之，我们不反对以西欧的发展模式，来比较研究东方、中国的发展，可是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不能因为中国的发展不符合西方的模式，就说明我们发展不起来。现在指导这一问题研究的思想，仍是韦伯的合理的资本主义，其实正如前面指出的，西方的合理性不能拿来原封不动地要求其他地方。如西方的资本主义兴起起作用的是个人企业、个人竞争，而现代有许多企业是以家庭为核心形成的；又如西方的资本主义兴起时自由劳工十分重要，但不要忘了美国的资本主义曾和奴隶制共存过，俄国也曾有过农奴制的资本主义工厂。另外，现在研究西欧资本主义的产生，研究西方的现代化，时间越提越早，已经大都是从1400年开始，或者更从中世纪开始，对1400-1800期间西方的社会，夸大其先进性，而忽视其落后性，甚或无视其落后性。而对同时期的中国和东方，则夸大其落后性，而忽视其先进性。其实西欧的资本主义在兴起过程中，也遇上过许多的艰难曲折，并非一帆风顺。所以它究竟是如何兴起的，至今也没有讨论清楚。我认为如果我们把西方资本主义的开始从18世纪，从工业革命起研究，则抓住了生产力这个轴心，它自己的问题也许较易弄清楚，和中国、东方的发展作比较大约也合理。注释：[1] 对中国封建制的最近研究，可参看许倬云《西周史》第五章，三联书店1994年版。[2] 马端临：《文献通考》封建考十六。[3] 参见日知《封建主义问题》，《世界历史》1991年第6期。[4] 陶希圣：《中国封建社会史》，上海1929年版，第1页。[5] 瞿同祖：《中国封建社会》，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4页。[6] 侯外庐：《中国封建社会史论》，人民出版社1979版；胡如雷：《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形态研究》，三联书店1979年版。[7] 参看拙作《西欧封建经济形态研究》第二、三章，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8] D.Herlihy,The History of Feudalism,London,1970,pp.99-102、110.[9] J.G.A.Pocock,The Ancient Constitution and the Feudal Law,Cambridge,1987,p.70.[10]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下册，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363页。[11] 伏尔泰：《风俗论》上册，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427页。[12] 齐思和：《中国史探研》，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1页。[13] 杜正胜：《中代社会与国家》，台北1992年版，第450页。[14] R.Coulborn,Feudalism in History,Princeton,1956,pp.49-50.[15] H.G.Creel,The Origin of Statecraft in China,Chicago,1970,p.321.[16] P.Anderson,Lineages of the Absolutist State,London,1986,p.403.[17] 参看柯亨·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234-243页。[18] 韦伯：《儒教与道教》，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1页。[19] 高道蕴等编《美国学者论中国法律传统》，政治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0页。[20] 同上书，第4页。[21] 同上书，宋格文：《天人之间，汉代的契约与国家》。[22] 韦伯：《儒教与道教》，第24页。[23] H.G.Creel,op.cit.,pp.3-4.[24] 艾森斯塔特：《帝国的政治体系》，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3、27页。[25] 韦伯：《世界经济通史》第28章，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26] 同上书，第285页。[27] R.Coulborn,op.cit.,p.90.[28] H.G.Creel,op.cit.,p.321.[29] W.Eberhard,Conquerors and Rulers in Medieval China,Leiden,1965,pp.27-28.[30] E.A.R.Brown,The Tyranny of a Construct:Feudalism andHistorians of Medieval Europe,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1974,4.[31] 奇波拉：《欧洲经济史》第二卷，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294-299页。[32]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71页。[33]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99页。[34] J.Le.Goff,The Medieval Imagination,Chicago,1988,pp.19-23.[35] J.L.Bolton,The Medieval English Economy,1150-1500,London,1980,pp.142,243;N.Hybel,Crisis or Change, Arrhus,1989,【编者按】.225-226.[36] 布罗代尔：《15到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2卷，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235-244页；R.J.Hollton,TheTransition from Feudalism to Capitalism,London,1985,pp.12-18.[37] 参见马克思《原始资本积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38] 韦伯：《世界经济通史》，第234-235页。[39] 韦伯：《儒教与道教》，第272页。[40] 布罗代尔前引书，第639页。[41] E.Balazs,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Bureaucracy,Yale,1964,p.21.[42] P.Kriedte et al.,Industrialization beforeIndustrialization,Rural Industry in the Genisis of Capitalism,Cambridge,1981.[43] E.L.Jones,The Miracle of Europe,Cambridge,1985.[44] 李中清、郭松义：《清代皇族人口行为和社会环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金剛般若經』是部派佛教至大乘佛教最初期的經典。此經在我國流傳最廣，其研究也最為普遍。尤其是版本之多，註釋之豐，為群經之冠。

讀《在微塵中打拚——香港肺塵病工人口述歷史》，更感覺自己的無知。連讀帶教，在教育界混了接近三十多四十年，還是第一次了解到為香港付出了這麽多的肺塵病工人的故事。令人不安的是，像我這類無知的讀者，也許還有許多。為何我們的九年、十二年免費教育，再加三四年的大學洗禮，竟然都沒有機會讓學生去閱讀這些歷史故事？是由於我們缺乏相關的教材資訊？還是由於我們的視野受既有的答案或標準的講法所遮掩？ 據一些來自商界的功能團體立法會議員宣稱，香港是一個「資本主義」社會，當中商人的貢獻是最大的，所以我們需要用功能團體來保障商人的利益。這樣的故事耳熟能詳，不僅流行於商界，傳媒和教科書大概也是這樣說的：香港從一個水深港闊的小漁港，然後經過多代工商企業家的努力，發展成今天的國際金融中心。由於這類故事充斥在我們的教科書、電視報章，並不斷循環再現，所以儘管活在我們的身邊的，總有些像本書中的肺塵病工人 -- 例如我們的父母或祖父母輩 --，但我們所能講出來的，包括學生在辯論比賽、回答試題，或報紙記者在書寫新聞時，往往只剩下那種漁村變金融城市的公式故事。結果，我們很容易忘掉了真實而立體的工人面貌，其實並不是如教科書中所講的故事般簡單地發展，也不僅只有可憐困苦，又或是抗爭的英雄事蹟，而是充滿了普通平凡的喜怒哀樂。 好書自然要推銷 讀《在微塵中打拚》，令我有點想做推銷員的衝動。原因有二：其一是，肺塵病的工人幫我們重新認知這小島過去的歷史，因此讀者也應該幫助其他準讀者認識肺塵病的工人；其二是，本書做得十分認真和仔細。放着好的東西不作推介，確實等同暴殄天物。 本書值得推薦的地方，首先是當中有血有肉的故事。這些故事，相較教科書的公式、「起錨」等口號，以至各種說教道理，或記誦香港工業發展的「主要因素」，都來得有趣。學生其實都愛聽故事，從不同角色的行為情感，獲得豐富立體的知識。 本書的第二個好處，是在每個故事的後面，加上一些關鍵詞的解釋，儘管不是十分完整的歷史敍述，但也可以幫助學生或老師在閱讀的時候，掌握故事的歷史背景。 本書的第三個好處，是直接連繫上通識教育的「今日香港」單元。教授通識科經常要討論時事，但往往欠缺歷史深度。這本書所提供的歷史背景和故事，很容易接合當下的一些時事討論，例如最低工資立法。要讓這些時事討論變得有深度，需要把問題置放於香港的歷史脈絡。譬如，為何最低工資應是三十三元或更高的價錢？應否計算從前不同行業的工人對社會的貢獻？如是，這種貢獻應如何計算？如果接受「香港的資本主義發展主要是商人的貢獻」的說法，那麼最低工資大概真的只能值二十多元；但如果香港資本主義的歷史發展主要是建基於像本書中的打石工人般的一點一滴貢獻，到今天才能擁有現代的道路、隧道、房屋等設施，那麼每小時三十多元的工資，自然不算特別高。簡接把今日香港的議題，例如最低工資的討論，置放於歷史脈絡中去理解，這是本書的一個重要的貢獻。 小故事 大道理 通識科裡有一項獨立專題探究，通常要求學生寫作一個研究報告。這些報告很多時變得程式化，例如做一些問卷統計，繪制一些漂亮的圖表，講述一些已知的成見。但問題是，對一個學生來說，為何要做這些事情？能解決些甚麼問題？還只是做來交功課？新高中課程推出後，每年有十萬個高中學生需要做這些專題報告，投入的精力及能量十分驚人，如果他們都能找到有意思的課題，而不僅是為了交功課，生產出來的知識顯然並非無關痛癢。 問題是，甚麼才是有意思的課題？《在微塵中打拚》這本書向我們展示了一種可能性 -- 訪問在過往長時間在香港默默耕耘的小人物，讓他們講述教科書忘掉了的故事。只需要一部錄音機，一枝筆，每個學生回家坐下，聆聽自己的父母輩的故事。一年下來，便有十萬個專題報告，關於香港上一代經歷過的豐富多元的故事。當我們的師生都讀過這些也是關於香港經濟發展的小故事時，相信我們的商界功能議員，再也不敢大言不慚地宣稱香港的發展主要是基於商人的貢獻。 最後，本書讓我們理解到上一輩的港人，其實是非常懂得體諒的：不僅對妻子對丈夫，也能對上一輩的父母、下一代的子女十分諒解。書中的一個故事講述，抱病的工人想死在醫院。為何要死在醫院？因為死在家中會令子女十分麻煩，兒女需要填寫很多表格，要辦理很多手續。直至生命的最後一刻，我們上一代的工友，還繼續在為後代著想，這種體諒，在現時的香港，恐怕已並不多見的。香港政府經常講和諧。和諧並不是壞事，但跟現實的政策卻有點背道而馳 -- 兩極分化、官商勾結，產生的絕對不會是和諧的社會。相反，真正的和諧，反而在此書的故事中處處可見。

The Wittgensteins, ensconced in their grand Winter Palace in fin-de-siècle Vienna, were hardly a model family. The father, Karl , was a brutal autocrat as well as a high-class crook. He was an engineer by vocation, and his son Ludwig would later do some original work in aeronautics at Manchester University. A fabulously wealthy steel magnate, Karl rigged prices, bleeding his workers dry and doing much the same to his timorous wife Leopoldine. She once lay awake all night, agonised by an ugly wound in her foot but terrified of moving an inch in case she disturbed her irascible husband. She was an emotionally frigid mother and a neurotically dutiful wife, from whom all traces of individual personality had been violently erased.The House of Wittgenstein : A Family at Warby Alexander Waugh384, Bloomsbury, £20Buy The House of Wittgenstein at the Guardian bookshopThe family was a seething cauldron of psychosomatic disorders. Leopoldine was afflicted by terrible leg pains and eventually went blind. Her children had their problems too. Helene was plagued by stomach cramps; Gretl was beset by heart palpitations and sought advice from Sigmund Freud about her sexual frigidity; Hermine and Jerome both had dodgy fingers; Paul suffered from bouts of madness; and little Ludwig was scarcely the most well balanced of souls. Almost all the males of the family were seized from time to time by bouts of uncontrollable fury that bordered on insanity.Behind Karl the prosperous bourgeois lay a madder, more reckless man. He ran away from home at 17, boarded a ship bound for New York and joined a minstrel band. Before making his pile in Vienna he was a restaurant violinist, a night watchman, a steersman on a canal boat, and taught the tenor horn in an orphanage. Despite being one of the premier families of the Austro-Hungarian empire, most of the Wittgensteins were spiritual outlaws and adventurers. They combined the aristocrat's cavalier disdain for convention with the underdog's suspicion of authority.The sons of the household had a distressing habit of doing away with them selves. Handsome, intelligent, homosexual Rudolf strolled into a Berlin bar, dissolved potassium cyanide into his glass of milk and died in agony on the spot. Two years earlier, Hans Karl had disappeared without trace and is thought to have killed himself at sea. He was a shy, ungainly, possibly autistic child with a prodigious gift for maths and music, whose first spoken word was "Oedipus". He, too, was thought to be gay. Kurt seems to have shot himself "without visible reason" while serving as a soldier in the first world war. The philosopher Ludwig claims to have begun thinking about suicide when he was 10 or 11.Paul, a classmate of Adolf Hitler, became an outstanding concert pianist. Unusually for male members of the family, he was robustly heterosexual. The Wittgenstein ménage was more like a conservatoire than a family home: Brahms, Mahler and Richard Strauss dropped in regularly, while Ravel wrote his "Concerto for the Left Hand" specially for Paul, who had lost an arm in the first world war. Paul thought his brother Ludwig's philosophy was "trash", while Ludwig took a dim view of Paul's musical abilities. The Winter Palace resounded with constant yelling and vicious squabbling.Entrusted with the family fortune after his father's death, Paul invested it unwisely in government war bonds and lost most of it. Ludwig still inherited a sizeable amount of money, but in Tolstoyan spirit gave it all away to three of his siblings. His rooms in Trinity College, Cambridge, were almost bare of furniture. He is said to have remarked that he didn't mind at all what he ate, as long as it was always the same thing. It was a far cry from the overbred Vienna of his youth. Ludwig's monkish austerity, evident in the style of his first great work, the 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 was among other things a reaction against a Viennese world of cream cakes and swollen bodies, in which many of the poor slept in caves or parks.Unconsciously re-enacting his father's impulse to escape, Ludwig fled from Cambridge to become an assistant gardener in an Austrian monastery, sleeping in a potting shed. He also lived for a while in a remote cottage in the west of Ireland, shacked up on the edge of a Norwegian fjord, and taught as a schoolmaster in several Austrian villages. Perhaps all this was a spiritual version of his brothers' suicides, on the part of a man seized by spiritual torment and self-loathing. If he inherited his father's instinct to scarper, however, he was also lumbered with his crazed bouts of fury. In one village school, he hit a girl so hard that she bled behind the ears, and then belaboured a boy about the head until he slumped unconscious to the floor. While Ludwig was dragging the boy's body off to the headmaster, he bumped into the irate father of the girl whose ears had bled, dropped the unconscious boy and did a runner.Alexander Waugh's eminently readable, meticulously researched account of the Wittgenstein madhouse might have speculated a bit more on how this background helped to shape the most celebrated of all the Wittgensteins. It certainly casts some light on Ludwig's extraordinary contradictions. Haughty, imperious and impossibly exacting, driven by a fatiguing zeal for moral perfection and contemptuous of most of those around him, he was a true son of patrician Vienna. Yet his greatest work,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 also represents a rejection of this world in its embrace of the ordinary, its acceptance of the imperfect and incorrigibly plural.Wittgenstein was an arresting combination of monk, mystic and mechanic. He was a high European intellectual who yearned for a Tolstoyan holiness and simplicity of life, a philosophical giant with scant respect for philosophy. He could never really decide whether he was a Brahmin or an "untouchable". Much of this makes sense if one sees it as an ambivalent relationship to his family background.On the one hand, he tried to divest himself of all that pomp and excess. If he was sometimes plunged into spiritual despair, it was because he was unable to strip himself of himself. Wittgenstein struggled to live on what he called the rough ground of everyday life.As a man who hailed from an Austro-Hungarian empire inhabited by Germans, Slovaks, Romanians, Serbs, Slovenes, Magyars and a good many other quarrelsome ethnic groups, he came to see human cultures as inherently diverse. But he was also haunted by a lofty, lethal vision of purity (what he called the pure ice), which was a product of his background and a form of rebellion against it. And the fact that he was torn between the rough ground and the pure ice was the source of much of his sorrow. Perhaps his brother Hans's first word sums it all up: "Oedipus".• Terry Eagleton wrote the screenplay for Derek Jarman's Wittgenstein. To order The House of Wittgenstein for £18 with free UK p&p call Guardianbook service on 0870 836 0875.· This article was amended on Saturday November 22 2008. The above review mentioned some of the children of Karl and Leopoldine Wittgenstein and suggested that Hans, Hermine, Gretl, Jerome, Paul, Rudolf and Ludwig were siblings. In fact Jerome (Stonborough) was Gretl's husband, not her brother.吴万伟译文可参考，未校订痛苦的宫殿---特里·伊格尔顿评论《维特根斯坦家族：战争之家》 　　在世纪末维也纳富丽堂皇的冬宫里生活舒适安逸的维特根斯坦家族很难说是模范家庭。家长卡尔是个残暴的独裁者和上层社会的骗子，在职业上说是个工程师。他儿子路德维希（Ludwig）曾在曼彻斯特大学进行过独创性的航空工程空气动力学研究。作为非常富有的钢铁大亨的卡尔操纵钢铁价格，榨干了工人的血汗，也榨干了胆小怕事的妻子莱奥波迪内（Leopoldine）的血汗。她曾经因为脚伤疼痛难忍而整夜睡不着觉，可不敢动弹，害怕动一下就会惊醒了脾气暴躁的丈夫。作为母亲，她细腻体贴；作为妻子，她贤惠而又神经过敏,所有的个性特征都被粗暴地抹去。　　这个家庭的成员个个身心都存在严重障碍，像个沸腾的大锅。母亲莱奥波迪内深受腿部疼痛的困扰，最后眼睛也失明了。孩子们都有问题，姐姐海伦（Helene）受到胃痉挛的困扰，姐姐玛格里特（Gretl）遭受心悸和心跳过速的折磨，曾经找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寻求治疗性冷淡的建议。姐姐海尔曼（Hermine）和杰罗姆（Jerome）都有 both had dodgy fingers的毛病，哥哥保罗（Paul）断断续续地发疯，小路德维希很难说是精神非常均衡的人。家族中几乎所有男性成员都时不时遭受无法控制的几乎接近于失去理性的程度的阵发性愤怒。　　表面上看，卡尔是个成功的资本家，但实际上他是个非常疯狂和鲁莽的人。他十七岁离家出走，登上开往纽约的船，参加过流浪艺人乐队。在维也纳建立自己的根基之前，他做过餐厅小提琴手、夜间守门人、运河轮渡上的舵手、还在孤儿院讲授如何吹中音号（tenor horn）。虽然是奥匈帝国显赫家族的后代，维特根斯坦一家的多数人在精神上来说是冒险家和叛逆者。在他们身上既有贵族对于规范满不在乎的蔑视又有失败者对于权威的怀疑。　　这个家族的男孩子有个让人担心的摈弃自我的习惯。英俊潇洒、才华横溢的同性恋者鲁道夫（Rudolf）到柏林酒吧鬼混,把氰化钾溶化在牛奶里喝下去当场痛苦而死。此前两年，汉斯·卡尔（Hans Karl）曾经失踪，被认为是跳海自杀。他是个腼腆的、笨拙的人，可能有点自闭症，也有对数学和音乐的惊人天赋。他开口说的第一个字是“俄狄浦斯”（Oedipus）。有人说他也是个同性恋者。库特（Kurt）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当兵的时候“没有明显理由”地开枪自杀。哲学家路德维希宣称在十岁或者十一岁的时候已经开始考虑自杀问题。　　阿道夫·希特勒的同学保罗（Paul）成为杰出的音乐会钢琴家。和家族中的其他男性成员不同，他是坚定的异性恋者。维特根斯坦的家更像个艺术学校而不是家人生活的地方：音乐家勃拉姆斯（Brahms）、马勒（Mahler）和理查德·斯特劳斯（Richard Strauss）经常前来拜访，拉维尔（Ravel）写“左撇子钢琴协奏曲”就是专门为保罗写的。保罗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失掉了一只胳膊，他觉得弟弟路德维希的哲学完全是“垃圾”，而路德维希对于保罗的音乐才能也评价不高。这个冬宫里经常回响起不断的尖叫和恶毒的争吵。　　父亲去世后，保罗受委托来经营家族的财产，可他非常愚蠢地投资购买政府战争债券，把家产输掉了很大一部分。路德维希仍然继承了相当一部分家产，但是他以托尔斯泰式的精神把自己继承的部分全部转给其他三个兄弟姐妹。他在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的家里几乎没有什么家具，据说他曾经说过，只要吃的是同样的东西，他才不在乎吃的是什么。这和他青年时期富家子弟的情形实在有天壤之别。路德维希在他第一本伟大著作《逻辑哲学论》（the 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中体现出来的僧侣式禁欲或许是他对奶油蛋糕和物质享受的维也纳世界的反叛，那里有很多穷人睡在洞穴里或者公园里。　　路德维希或许并没有意识到他在步父亲的后尘，遏止不住逃跑的冲动，从剑桥逃出来，到奥地利修道院做助理园丁，睡在盆栽园圃里。他还在爱尔兰西部偏僻小屋中生活过一段时间，也曾蜗居在挪威海湾边界里，还在奥地利的几个村子里当小学老师。或许所有这些都类似于他哥哥们自杀的精神上的自杀，是为精神折磨和自我憎恨所困的人的反应。如果说他继承了父亲的逃跑本能，他也继承了家族阵发性疯狂愤怒的大爆发。在一乡村小学里，他使劲打一个女学生，把人家耳朵都打出血了，接着又暴打一个男生，直到把人家打得躺在地上不省人事。就在路德维希把男生拖去见校长时，正好碰上那个耳朵被打出血的女生的怒气冲冲的父亲，他丢下昏迷中的男生就逃跑了。　　亚历山大·沃（Alexander Waugh）对于维特根斯坦疯人院的描述读起来引人入胜，体现了不凡的学术功力，或许解释了这个家庭背景如何帮助造就了维特根斯坦家族中这个杰出的哲学家。当然也提供了一些线索帮助解释路德维希与众不同的矛盾性格。他傲慢自大、飞扬跋扈、一丝不苟、让人厌烦地渴望道德完善、瞧不起他周围的人。他确实是维也纳贵族的传人，但是他最伟大的著作《哲学研究》（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在拥抱平常、接受不完美和不可救药的多元性上也代表了他对这个世界的拒绝。　　维特根斯坦是僧侣、神秘主义者、机械工人的让人着迷的结合体。他是高雅的欧洲知识分子，渴望过托尔斯泰式圣洁和简朴的生活；他是哲学上的巨人，却对哲学表现出很少的尊重。他可能从来都无法决定到底是个婆罗门还是“难以接近的人”。如果人们考虑到他的家庭背景的矛盾关系的话，这里的很多矛盾就可以理解了。　　一方面，他试图抛弃所有的荣华富贵和装腔作势。如果他有时候陷入精神上的绝望，那是因为他不能摆脱自身。维特根斯坦竭力要过他所说的在粗糙地面上的日常生活。　　作为来自居住着德国人、斯拉夫人、罗马尼亚人、塞尔维亚人、斯洛文尼亚人、马扎尔人以及很多其他种族的奥匈帝国的一分子，他倾向于把人类文化看作天生具有多元性的。但是他也一直被崇高的、致命的纯洁性(他所说的纯粹的冰)所困扰,这是他的家庭背景的产物，也是反叛家庭背景的一种形式。他在粗糙地面和纯洁的冰之间挣扎的事实是他大部分痛苦的根源。或许他的哥哥汉斯的第一个字是所有内容的总结：“俄狄浦斯”。　　（译自：Palace of pain by Terry Eagleton　　http://www.guardian.co.uk/books/2008/ ... tgenstein-alexander-waugh）　　译者注：本文讨论的书是《维特根斯坦家族：战争之家》（The House of Wittgenstein: A Family at War）by Alexander Waugh 384, Bloomsbury, £20。

影片的悲剧感体现在多处，毕竟，以衰颓的城市、离散的家庭、贫困的生活为背景，这样的喜剧一定是混杂的风格。喜剧气氛被悲剧感所平衡，这使《钢的琴》完全区别于例如《非诚勿扰》等影片中葛优那种一味油滑、轻浮的喜剧路线

罗思维莎（Hrotsvitha，约935~1002）这个名字，该是读西方戏剧史的学生熟悉的。这位德国北部冈德斯海姆修道院的本笃派女尼，立志要用"同样的素材体裁"，跟那专写"淫妇奸行"的罗马喜剧诗人泰伦斯（公元前约190~159）争一高低。

本文所要考察的是，在社会剧烈变化的历史背景下，南京大屠杀是如何被记忆和传递的。

最近，“纽约时报”报道美国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公司(Tennessee Valley Authority，以下称TVA)将对其下六个核反应堆进行详尽的安全检测。这固然是世界各国在日本福岛核泄漏事件后的一致反应，但也可能与美国通用电 力公司同时是日本福岛核反应堆和美国田纳西河流域核反应堆的主要设备供应商有关。但两者有一个关键的制度差别：东京电力株式会社是私有，而美国田纳西河流 域管理公司是国有。 日本自由作家加藤嘉一在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发表“东京电力应该国有化”的文章，认为“如果类似的事情发生在中国，我相信，中国必然立即成立以温家宝或 其他官员负责的“指挥部”，以举国体制投入抢险救灾…其实，东电当然也是想救灾的，不过它的利益毕竟首先是股东的利益，必然带有“最好别让外界知道问题” 的侥幸心理，这就极大的影响和耽误了这场特殊事故的救灾进度”。 有趣的是，加藤嘉一尽管力主东京电力国有化，但他没有联系到美国国有的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公司。也许他是日本的“80后”，对美国波澜壮阔的罗斯福新政历史 了解不多。但我们中国对TVA的通常翻译是“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而不是“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公司”，这反映出我们国内对TVA的了解也不多。 其实，TVA的历史极为精彩，如果了解它不是“局”，而是“公司”，即美国政府为管理田纳西流域特设的国有公司，将有助于我们理解重庆八大国有投资集团从原政府的“局”转型为公司（如原重庆市水利局转型为重庆市水利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意义。 TVA的前身是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威尔逊总统在阿拉巴马州北部田纳西河畔的马瑟肖尔斯建筑的水坝，其目的是利用水利资源生产硝酸盐。一战结束后，新任哈定总 统曾企图将这一国有资产廉价售与私人，由于“进步派”国会参议员乔治·诺里斯的反对，未能如愿。罗斯福新政的主题之一是用国有电力公司取代私有电力公司的 垄断。他１９３３年１月就任总统后，立即视察了田纳西河流域。同年４月１０日，罗斯福向国会提出综合治理田纳西河流域的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公司法案，并于５ 月１８日签署生效至今。 田纳西河全长1043公里，流经七个州，流域面积10.4万平方公里。从１９３３至１９５２年，TVA在田纳西河及其支流共建造２０座新水坝，改建５座原 有水坝，使该河流域再没有洪水泛滥，还大大减轻俄亥俄及密西西比两河流域的洪水威胁。TVA鼓励农民使用它生产的低价化肥，帮助农民组织合作社，将低价电 力输入农村，大幅提高了农民收入。 美国保守派历来把新政期间国有并延续至今的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公司视为眼中钉，里根总统就是因为1960年代公开批判TVA而先当选加州州长的。但是，罗斯 福新政的关键制度至今屹立不倒。罗斯福在“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公司法”通过时的讲话简直也可以为重庆“8大国有投资集团”定性：“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公司穿着 政府的衣服但有着民营企业的灵活性和创新精神”。 有趣的是，TVA实施整个田纳西河流域综合治理与全面发展的规划，牵涉到７个州，要求有关州、县、市、镇当局及各种各样机构协调合作，这和重庆新成立的两 江新区和两江集团的“1+3”和 “三托一”的管理体制（两江新区管委会和江北、渝北、北碚三个行政区）也有些相似，TVA在区域发展方面的成败经验也可借鉴.

在华西村里，这个熟人社会的人际网络的实际存在，至少对政治和经济的分化构成一个有力的限制，以吴仁宝为代表的干部群体主动认同于自己的社区，而不是借助上级政府的权威强硬地实现改制把绝大多数利益归于自己，这无疑极大地增加了社区成员对于他们的认同，从而减少了管理的阻力和援引强硬手段的必要

高盛也开始在中国养猪了，它竟然控制了中国的猪，这绝对是不可想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