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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选主体制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危机。即使像弗朗西斯·福山、汤姆斯·弗里德曼这样的坚定辩护者也不时显得忧心忡忡，抱怨连连。更严肃的思考者则开始试图跳出选主的框框，重新审视一些在他人看来不是问题的问题，如民主的含义到底是什么？选主到底是不是一种的适当的、实现民主的方式？实现民主还有哪些更有效、更可行的方式？

作为一个独立学科，政治学的历史大概可以追溯到1880年。那一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设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政治学系。说起来，中国政治学起步并不晚。如果从1905年设立专门学习法律和政治的京师法政学堂算起，中国政治学也已有了近百年的历史，比美国政治学的历史只短二十几年。但令中国政治学者尴尬的是，时至今日，我们一直都是亦步亦趋地跟在别人后面学舌。只有在50~70年代，欧美中心的政治学才在中国大陆遭到否定。但当时的态度是干脆将政治学一笔勾销。这不是本土化，而是虚无化。

公民社会是黑白好坏混在一块的大杂烩，与民主并没有必然的等号。公民社会组织在经济上主要依赖商业收益或政府资助或外国捐款，无法保证其自诩的独立性。流行理论强调公民社会组织独立于政府的外部效应，事实却是公民社会的内部效应比如民主技能训练，恰恰更能促进民主。

王绍光现为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教授，英文学术刊物《The China Review》主编，1990年－2000年执教于美国耶鲁大学政治系。

甘阳、王绍光、潘维、强世功等学者就"2008与中国复兴"的话题与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的法律硕士对话的部分。

2013年6月29日，由北京大学法治研究中心举办的"纪念《中国国家能力报告》发表二十周年暨《国家基础能力的基础》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大学法学院召开。本文为王绍光和欧树军在会议期间的对话，由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后徐斌整理，经欧树军修正、王绍光审定。

在大多数讨论香港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研究中，关注点一般放在初始市场收入的分配上。这是可以理解的，然而，仅仅把研究停留在初始市场收入分配上是不够的。

自2005年第一批中国青年志愿者走进埃塞俄比亚开始，至2011年底，已经有364名青年志愿者奔赴非洲各国。笔者深入调研了中国"援外青年志愿者"项目的运转和实施情况，本文结合此个案研究，来反思中国目前对非公共外交的定位、绩效及现存问题。

“马里是美国和欧盟良治和民主的典范。这个模范称号为马里带来了可观的外援收益。尽管如此，那些白送的美元和欧元仍然没有改变马里贫困的现状。马里从殖民地走向独立，从“独裁”走向“民主”，再成为非洲民主和良政的典范，但是始终没有摘掉非洲最贫困国家的帽子。马里的首都巴马科，无论是建筑还是交通工具，根本没有办法和苏丹的首都喀土穆相比较。”

在千年科举的历史上，除了走向终点的1905年和明初一度废除之外，元代是唯一的实质上长时间废止过科举的时代。除此之外，科举在蒙古人的政权被废止，和后来在满洲人政权被废除，也是两者在表层上的相似。不止是表层，科举被废止后，对士人的冲击，对士人的职业取向，对社会的影响，在这些深层面上，也有其类似之处。

长期以来，学者们都认为"朕"在先秦时期可以指代普通民众，秦统一后才将其收归皇帝专用。但是，据对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中"朕"用例的调查和分析显示，"朕"在先秦时期也并非指代普通民众，而是地位显赫的贵族阶级的专利。（附姜亮夫论述）

书写景观的文化变迁才是索尔的意义，但不该如此抽象谈问题，索尔最反对从理论范式做逻辑推演，认为是空中楼阁，过眼烟云，唯有事实本身才持久切实。我们不如放下理论，走进城市，做一手观察，切身感受地理空间表达的人情物理。

曾几何时，一部苏联电影比任何一部国产片更深入人心。至少两代中国人观赏《列宁在十月》的经验，改变了他们一个时代的记忆。1970年代峥嵘岁月，中苏交恶，但大人、孩子口头语还提起这部苏联电影的台词："面包会有的"、"让列宁同志先走"、"小人闹事真可怕"，不一而足。

问：《经济观察》记者殷宴；答：北京外国语大学王炎；时间：2011年11月17日。（殷宴录音整理）问："占领华尔街"从九月到现在已经持续了两个多月，不但没有冷却，反而在迅速扩散到美国各大城市，声势和规模远远超出了多数美国媒体最初的预料。您认为这样一个草根运动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能量？答：与"占领华尔街"相比，让我更震撼的是"伦敦暴乱"。两个事件虽然发生在不同国家，主体也不同，伦敦主要是有色种族的青少年，华尔街则以平民大众和知识分子为主，但我觉得两者有内在的联系。两事件都表达出民众对现有制度的不服从，而且抗议采取了一种全新的方式。这方式无法在现有的意识形态或现成的概念框架中表达，因为它崭露头角的新东西。观察媒体对"占领华尔街"的反应，基本上都在用传统的概念表述：什么共产主义运动、社会主义运动；或极端主义、激进主义等。这些标签来自于过去的历史经验，而"占领"事件实际上与以往任何运动都不同，它挑战着我们的知识系统，让我们失语，表达不出它的新涵义，这才是最有意思的地方。当付诸极端主义、保守主义，乌托邦、无政府、或民权运动时，我们的想象空间应对的是十九世纪形成的工业时代的反抗形式。这些概念当时是有效的，但自伦敦暴乱，它们已显得词不达意。全球化网络时代，伦敦暴乱和"占领华尔街"在组织形式上、抗议方式和目标上与工业时代都不同。抗议者没有完整的政治主张，也没提出替代性制度，甚至没有要求政府颁布新政策，我们如何理解一个没有理论化政治诉求的运动？问：很多评论家以及一些示威者自己也指出了这一点，"占领华尔街"的一大弱点就是它缺乏明确的政治诉求。答：我们说它缺乏政治诉求时，又不自觉地套用"冷战"两大政治意识形态的模式：一是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的、小政府大自由市场的。另一是社会主义的、专制的、计划经济并缺乏民主的。这是"冷战"两大阵营二元对立思维的定式。但"占领"运动属于"后冷战"，其诉求不是这两元中的任何一个，"冷战"的政治对立已一去不返。可"冷战"的思维还在，对抗性的政治观念不过是摆出来的姿态。毕竟已经没有真正的列宁、斯大林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前社会主义国家也或多或少地资本化了。全球化一体化时代，无论你给一个国家戴什么帽子、贴什么标签，它实际上都是市场经济的，中国的市场不也很深入吗。我看媒体报道华尔街时，仍沿用传统的政治术语。齐泽克在华尔街发表一个情绪亢奋的演讲，他有个固定的思维模式，即从马克思的立场批判资本主义。他说，在资本主义社会，人没有选择的空间，也没有选择的可能性，除了资本主义还能有什么社会方案呢？所以资本主义社会根本没有自由！齐泽克的东欧前社会主义背景，让脑子里只装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项选一。他昨天站在那一方，今天站在这一方，但始终没有意识到，"占领"并非要搞社会主义革命，这场运动不是推翻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它属于年轻人和网络时代，是"后冷战"全球一体化背景下的新运动，不会提出齐泽克那一代人的社会整体方案。所以，描述这场运动须启用新词汇和新视角。说什么"预示着资本主义的灭亡"，装神弄鬼，把"十九世纪的幽灵"请回来，拿1848年革命附会华尔街穿凿敷衍。恐怕华尔街的年轻人脑子里压根就没有出现过马克思或者任何经典社会主义理论。问：我在网上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视频，著名金融家彼得•希夫自称代表"1%"去和华尔街示威现场的"99%"对话，试图向群众讲解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的理论，然而群众只是质问他：为什么你挣得这么多，我们挣得这么少？尽管彼得•希夫的论点乍看之下很能自圆其说，但是群众根本不吃他那一套，他的逻辑在他们面前行不通。答：彼得•希夫的观点隐含一套思维模定式：如果你们想分配平等，那就得搞计划经济，大政府小社会，分配、税收制度依照社会主义模式；而历史经验已经证明，平均必然带来低效，政府介入经济会使市场无效、劳动力浪费，最终造成整个社会贫穷。这是一套陈词滥调！因为我们并非生活在十九世纪古典经济学时代。今天讨论经济必须要意识到，网络、IT等新技术让古典经济学失效了。传统经济理论无法解释比尔•盖茨、乔布斯以及他们所代表的经济现实。这才是今天我们谈话的核心：华尔街运动向我们预示着什么？美国目前的危机不是突发式的，从冷战结束那一刻就开始酝酿着。我在美国上学时还在克林顿时代，曾选修过一门政治学，阅读材料上说美国两党制越来越不能代表民意了。因为移民不断增加，美国的社会形态、经济模式趋向多元化，美国政治图谱像七色光一样，呈现多层次、多色调。曾代表大资本家的共和党与代表中下产的民主党所构成的两党代议制，无法代表如此多元的社会结构。尽管人们意识到两党制的缺陷，但美国大选仍由两党掌控，偶尔出现个独立竞选人也得票不多。"冷战"刚结束时，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普遍存在一种乐观情绪，国际大企业把劳动力密集型生产分配到第三世界国家，通过廉价劳动赚取巨额利润。特别是克林顿时代，美国经济飞速发展，就业率很高，经济出现奇迹。政治变革只是理论上谈谈而已，不会落到实处。但增长总有个限度：资本贪婪的本性使大企业转移资本到国外，在海外成立独立法人公司，这样盈利便不算美国收入，合理避税，为美国经济危机埋下伏笔。另外一方面是"911"，十年之后回望便很清楚，"911"激化了少数族裔与美国主流文化之间的冲突，被经济高速增长掩盖的社会矛盾现在表面化了，原本充沛的美国认同感，在事件后也出现危机。                             问：美国人过度膨胀的自信心被戳破了，他们突然看到这个世界其实并不那么崇拜、热爱美国模式。答：对，这个气球被戳破。同时，民主代议制蕴含的问题也再次以新的形式浮现。过去有独立竞选人抵抗两党制，现在却出现茶党运动。茶党的产生经历了漫长的酝酿过程。在新泽西开车时，我常听收音机，总选两个台，一个是AM820的WNYC，一个左倾的自由主义公共电台，另一个是AM710台的"林博秀"（Rush Limbaugh Show），极右翼的、有民粹倾向。"林博秀"已经有十几年了，非常受草根白人民众的欢迎。这台节目促生了茶党的兴起，如今已变成茶党的喉舌。主持人林博（Rush Limbaugh）代表美国最传统、最保守的价值观，反移民、反有色人种，白人至上。这股力量曾是共和党政治光谱的最右翼，但过去的十年间，林博不断表达对共和党的失望，认为两党一起朝中间靠拢，区别越来越小。原因很简单，这样得票最多。政治学者将这一现象归咎于美国选举"赢家全得"（The Winner Takes All）规则：一党在一个州获得较多选票，就拿到整个州的选票[编者注：美国有48个州实行这个原则]。党派如要尽量扩大票数，就不能表现极端，抢中间派。所以像林博这样极端的右翼会感到沮丧，认为共和党不可依靠。同样的逻辑，左翼自由派对民主党也很失望。这样的政治环境，会使社会力量摆脱政党政治，用其他方式表达自己。例如茶党用电台、电视节目，乃至给白宫寄茶包等，直接言说政治主张。"占领华尔街"的自由主义者则上街示威，伦敦黑人青少年干脆以暴力宣泄不满。而且，这种暴力是赤裸裸的，无须声明想要什么，就像绑架不要赎金一样，只要一个过程。19世纪的经典政党政治一定会有政治方案，党员经历多年斗争去实现这个方案。工人罢工、示威也经由工会与雇主谈判，提高多少工资，解决什么待遇。这是典型的代议制，毕竟人数太多了，不可能像希腊城邦那样直接表达政见，须有代表中介。希腊的直接民主是小国寡民的产物，现代社会则只能通过政党、议会等中介。而这个时代新变化出现了，伦敦暴乱、"占领华尔街"，即使美国改革两党制，转向欧洲多党议会制，也于事无补。显然，大家要抛弃政党、放弃组织、绕过合法程序。"占领华尔街"最重要的标识是什么？一场没有领导的运动。问：是的，"占领华尔街"有各种小组，分别负责食物、联络等工作，但仅仅是为了保障活动的正常进行，并没有出现一个或者一群政治领袖。示威者有各种各样的立场和诉求，各自为政。答：伦敦暴乱就更绝了，完全是暴力性质。通过短信、微博等方式联系，就像2008年国内抵制家乐福一样。这种联络网往往是一次性的，过去就过去了，下次大家通过其他方式再联系。这里有几个问题值得思考：第一是技术革命；网络技术、通信技术在新的民主表达中扮演特别重要的角色，不容忽视。整个十九和二十世纪大部分时期都不可能出现这样的聚会形式，当时人们需要传统的组织方式，因此，技术手段决定着运动形式。在今天，选举、开会都太麻烦、太庄重了，只要发个短信，大家去就行了。问：科技使人与人之间连接的能力增强了，个人的声音被放大了。答：正是。大家讨论活动方案时采取微博等网络方式，一两句话，特别快，很感性地交流，而不是把观点理论化、系统化，像马克思那样写成一部巨著。青年一代人不让系统化的理论再操纵生活：我们不需要政治演说家洗脑，我们只凭感觉去做想做的事。只有在网络时代，这种选择才是可能的。而几十年前，你只能呆在家里，无法与其他人直接互动；现在社群联系完全可以抛开组织者、煽动家或知识精英。基于十九和二十世纪初技术与通讯方式构建的政治体系，什么代议民主、政党政治、国会选举等，我们耳熟能详，可以自如地分析和阐述。但是，新的现实正逼迫我们重新思考：那些无须反思、自然而然的政治制度，真是普遍永恒的吗？还会像以前那样统治我们的未来吗？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民选代表上台之后便不兑现承诺，是代议制走向沉滞、腐朽的主要原因，政客一词也因此带有贬义。我们谈网络民主，以博客、微博或其它互联网为依托的新民主，或许在技术上宣布了传统议会的过时。未来民主也许会采取更加直观的形式，如点击率、回帖、热议等，而不需要议会代表中介。回顾药家鑫案，辩方一直走司法程序争取死缓，而网民在互联网的热议中让高法判了死刑。有人说这是多数人的暴政，以传统的政治民主思想批评这一现象。但曾未全民公决，也没有严格的统计，网民是多数还是少数无从知晓。这不是数字量化的民主，网络以往不同的方式挑战了程序正义。当然，我不相信经典政治制度会几年之内被取代，这应该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或者上百年甚至更长。要知道，现代制度的更迭体现在权力的微观层面上，细枝末节的升级与调节，最后会产生宏观巨变。问：我最近重读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感到他在这书里描述的理想化的、与欧洲完全不同的美国民主并不符合今天的实际情况，美国大众根本不能像他所说的那样充分行使权力。这种民主制度在发展的过程中是否发生了变质？答：托克维尔是敏感的预言家，在十九世纪美国民主尚未成熟时，便预见了未来发展的走向，他的预言启发了一代代美国政治家的智慧。一个社会制度初生阶段往往有极强盛的生命力，但任何制度都会从盛到衰、从鲜活到僵死。经历两百多年后，美国两党政治越来越低效，缺乏明确的政治主张。最近的例子便是奥巴马竞选时做出的种种许诺，上台后无力兑现，特别是对于中下层民众至关重要的医保改革。不兑现承诺的原因是两党之间勾心斗角、相互掣肘。问：今年春天的债务危机也是一个例子，两党之争已经到了荒唐的地步，双方为打击政敌甚至不惜让整个国家陷入困境。答：我们这个时代恰好见证了美国民主制度走向僵死的过程，这个制度已经没有托克维尔所预言的活力。那么，我们有没有新的可能来讲述这场革命与社会转型呢？我觉得有，福柯早在七十年代便提供了这种可能性。他敏锐地洞察到，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控制不仅停留在国家机器、法律制度等宏观权力层面，而且已进入到微观权力网络中。在《规训与惩罚》里他分析道，资本主义对人的异化从出生便开始了，通过义务教育、技能教育、职业教育，以及保险、税收等制度，将一整套微观控制机制落实到每个人身上，把个体规约为工具，服务于资本主义庞大的机器生产。这种工具没有主体，也没有个人意志，他被肢体的规训异化，只服从于资本意志。你看今天无论是学外语的、学会计的、还是学管理的，只专注于专业技能，不让你质疑制度本身。学校教你如何做最好的职员，在体制内成为一颗优秀的螺丝钉。学会计的不会质疑税收制度，学外语的不会质疑全球化，学会正确地记账、信达雅地翻译就好了。当代规训机制原本脱胎于冷战的宏观意识形态，逐渐进化成一套精微的系统，"占领华尔街"或许可以理解为对微观权力的抵抗。它的目标不再是替换总统或重选议会，总统、议会乃周期性选举产生，人事变动对美国政治影响甚微。这便是现代国家的特征，社会由巨大的无人科层机器管理，它不需要领导者，只需普通的、平庸的行政管理者在职位上恪尽职守。维系这个体系的代价是不断泯灭人性。所以，"占领"运动的特点是技术革命的前提下，抛开一切现成理论，以纯粹个人化的、最简单、直接的方式，呐喊出人最基本的生存愿望：我为什么活不好？为何会有如此大的不平等？这是初露端倪的政治方式，知识界如何认识和理解这个新东西，而不是把它引回传统、重读经典，以陈词滥调去遮蔽喷薄欲出的新事物。问：除了"占领华尔街"和伦敦暴乱，今年年初的"阿拉伯之春"也引起了广泛关注，有人因此把"占领华尔街"比作"华尔街之秋"。"阿拉伯之春"反对的是专制统治，而"占领华尔街"实际上反对的是美国的代议民主。"阿拉伯之春"引起了一场快速的大规模变革，您认为"占领华尔街"能否给美国的政治体制带来类似的冲击？答："阿拉伯之春"的形式跟伦敦暴乱、"占领华尔街"有相似之处，只是它仍然戴了顶"冷战"的旧帽子--反专制。这个标签得到西方广泛的认可与支持。尽管戴着旧帽子，阿拉伯世界发展走向可能并不符合西方世界的预期，它不一定会走上美式民主的道路。我们头脑中的固定模式：社会主义专制vs.资本主义民主，没有其他选项。二元对立的想象中，阿拉伯世界既摆脱了专制，就必然走向资本主义民主。而我认为"阿拉伯之春"与"华尔街之秋"都在反二元意识形态。我们谈论"阿拉伯之春"似乎更容易一些，它属于我们熟悉的知识范畴--推翻独裁的旧制度，可是迎来什么样的新制度却未必顺理成章。很可能既非美国的两党制也非欧洲的议会制，而是现有政治概念无力描述的新形式。反之亦然，也不该给"华尔街"贴上共产主义的标签。问：目前"占领华尔街"尚未获得任何标志性的成果，茶党指责他们是乌合之众。您认为这场运动最后会走向何方？答：确实，这种运动形式可能不会取得很大成果，因为新形式的抵抗在当下还没有足够的空间展开。比如伦敦暴乱，当局冠以恐怖、暴乱的罪名，抓几个人杀一儆百，以传统司法程序起诉、监禁，运动也就平息了，似乎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同样，随着时间的推移，"华尔街"也可能不了了之，因为没有领导、缺乏诉求的抗议，在现存制度中无法赢得胜利。但"占领"的意义不在于其直接的效果，而是它留下了文化和思想遗产。这遗产让我们重新认识和理解现代政治体制，反思经典的民主与自由观念。茶党指责"占领华尔街"可以理解，因为那是美国最保守的力量。但有意思的是，茶党的运动偏偏采取类似"华尔街"的无组织的激进形式。从传统的政治学角度，茶党组建政党并赢得选举才算修得"正果"，但这恰是他们要避免的。这条路只会让茶党重蹈民主党、共和党的覆辙，蜕变为一个没有活力的党派。茶党的草根性--中下层白人、以及它的活力，都来源于对精英的抵制。一但茶党选出一个主席，比如那位林博先生，便会陷入传统政党政治的泥潭，林博堕落成一个腐败的、利欲熏心的政客。茶党拒斥从地方到中央的组织科层，提倡直接行动，如给白宫写信等。但无组织、直接性在当下社会里肯定缺乏效率。"华尔街"的困境也是如此：没有共同观点，没有人能代表大家谈判，所以也达不到效果或取得妥协。因为非政党组织与现有权力体制不匹配，才可能会骚乱。新事物毕竟出现了，旧机制强迫它遵循传统的游戏规则，博弈的结果，从长远来看，旧制度最终会退出舞台。从伦敦暴乱、阿拉伯之春到"占领华尔街"，一系列的连动与十九、二十世纪的革命相似，新的变革形式暗流涌动，从点到面，不断扩展，最后形成一个全球性的总趋势。这是一个信号，它呼唤着现体制的认可、知识界的认知。其实，最困难的就是认知。我们的知识总是回溯性的，而非预见性的，当"占领华尔街"等形成新的知识型时，我们才能言说它。难道现在不是促生新知识产生的时候吗？ 问：我感觉"占领华尔街"不像一场革命，倒更像现在流行的"快闪"游戏：一群人通过网络约好时间、地点，同时出现在指定的地方做指定的动作，然后立刻散去，不留下任何痕迹。"华尔街"就像这个游戏一样，看似毫无意义，但却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 答：确实很像一场游戏。过去革命者动不动为主义慷慨赴死，抛头颅、洒热血，但现在的示威者却悠然而至，悄然而去，游戏性特别强。 问：我觉得"占领华尔街"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特点，就是特别平和。他们从来不硬拼，而是用各种方法绕过限制性的规定，例如法律规定不能任意使用扩音器，示威者就发明"人肉扩音器"，用传话的方式来传达信息。他们不和现行体制对着干，但同时又摆出了不妥协的姿态。 答：他们的不妥协表现在不接受现有政治方案上。与六十年代民权运动和1968年学生运动相比，会发现六十年代的示威者默认了一个大的前提：即"冷战"意识形态对垒背景下的资本主义制度。他们只是不接受制度框架内的一些具体法律、以及法律所指涉的道德含义。例如黑人要求修改选举法，让人人都有一票，抗争是资本主义选举法的不平等和不道德。而"华尔街"、伦敦暴乱不要求提高补助、增加社保或公费医疗，他们对整个制度藐视与不服从，却不提出一套替换性方案。黑人民权运动有一揽子计划，像罢工示威要求涨工资一样，可以谈判，也可以妥协；而"占领"却没有。在我看来，没有方案不说明示威者混乱、无知或不严肃，而是抗议的性质超出了我们的理解范式，甚至也超出了示威者自己的认知力，因此他们才无法清晰地言说主张。但是，我们应该努力去认识新生的运动，澄清流俗观点的遮蔽，因为这样的抗议还会不断发生。 问：这新的运动会不会被老的体制所利用？2010年中期选举的时候，共和党就利用茶党运动争取了相当一部分选票。目前"占领华尔街"受到了民主党人的普遍同情与支持，很多观察家都认为这个运动有可能在明年大选中助民主党人一臂之力。您对此怎么看？ 答：我认为这种可能性很大。在政治意识形态的光谱上，凡是偏右的就会被共和党收编，偏左、偏自由的便被民主党收编，而"占领"运动与民主党在谱系上有亲缘性。所以，真正能让政坛运转的还是已确立的体制，政党仍足够强大、足够稳固。如果新生力量想让自己的主张付诸实施，恐怕还得暂且委身于两大政党。可吊诡的是，就像之前我们谈茶党运动时提到的，一旦草根运动被共和党收编，它也就失去了活力和生命力，这是一个无解的悖论。问：换句话说，任何一种新的政治力量要在已有体制内部取得地位就必须服从体制的规则，而一旦服从，它的反抗性也就被取消了。答：这就是为什么政治运动的新形式在现体制中脆弱、无效。从这个意义讲，"华尔街"最可能产生的短期效果是推动民主党的选票，而民主党地位的稳固之后，却不能满足这场运动本身的政治诉求，至多给些间接的帮助、或有所顾及罢了。人类历史不断重复，一次次面临转折点。每个拐点出现时，人们开始可能不理解，甚至无端诋毁，但历史创新最终会被接受。目前国内对"占领华尔街"的态度分成两派，有夸的、有骂的，双方还是以二元思维认识它。我认为，无论欢呼还是批判，没有新观察，就是在遮蔽，因为你拒绝了新的政治的可能性。我们生活在历史转折的时刻，如何从观念上拥抱新事物，不带成见，也不急于评判其优劣。"占领华尔街"测试着我们审视历史的目光，这目光是否敏锐，心态是否真正开放。 

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举办了一个达尔富尔辩论会，邀请著名非洲专家哈茂德·马姆达尼(Mahmood Mamdani)到场，与人权活动家、前克林顿政府外交官约翰·普伦德加斯特（John Prendergast）交锋

也许纽约电影节太成熟、太完善了，已过于经典化和体制化，俨然是个权威机构。我对这一年精选的影片很失望，虽然入选的导演个个是驾驭电影语言的高手，片子制作得精致、“艺术”，不乏涉及当下热点问题的作品，例如信仰冲突、次贷金融危机和网络文化等，但理念大多中庸，中规中矩，多少带着陈腐气。

2008年，因一起在巴黎开会，我有机会和天大建筑系的王其亨先生聊谈。第一次听王先生讲课，记得是在20年前，他来南工建筑系讲座，题目是明十三陵的风水研究。具体内容我记不清了，但有一张图我记忆良深，那张图在309教室用幻灯打出，应是出自宫廷档案，风水形势用密集而确定的位置标明，画法是平面和立体的结合。他确认了我的一个认识，即中国的东西，无论是风水还是相关的山水绘画之类，都不能笼而统之泛泛谈论。风水图的深邃在于其有着细密的法则与规定，并且是以某种特殊的方式被系统量化了的，但这种法则与量化，并不以失去面对自然事物的直观判断为代价。从感觉上说，由于我长年熟悉书法与山水绘画，对那张图的形式状态并不觉得异常。  20年里。我再没见过王其亨先生，但知道近年他一直致力于清宫“样式雷”图纸档案的整理研究。对这件事，我自然抱持很大兴趣，因为我不相信传统中国的建筑学用一句“工匠营造”就可以一笔带过，至少，明清苏州工匠出名，就缘于他们既画设计图纸，也制模型，业主因此可以确切地表达意图，而不被匠师随便左右。  和先生相见，很是一见如故，就如昨日刚刚聊过，今日再叙。我就问他“样式雷”的研究现状，他说这批资料于清末飘散四处。重拾后编序全乱，要整理清楚，上万件的图纸恐怕还需十年，但他相信一定可以整理清楚，由此，我们可以知道传统建筑的设计过程。我又提起“十三陵”风水，先生就意趣盎然，回忆当年如何在昌平山间爬山涉水。  先生善谈，语及众多，但有一点我印象特深，以先生的研究，当年每处皇陵选位，涉及周围广大山水范围，都是几易方案，反复论证，几易其位的。面对现场，详勘现场，先提出假设，再仔细酌别验证，这与其说是神秘直观，不如说是一种严格的科学态度。问题是，这种假设的出发点并非自闭的分析理性，而在于一种确信，即自然的山川形态影响着人的生存状态与命运。由长期经验从自然中观照出的诸种图式，和这种先验的自然格局有可能最大限度的相符。因此，相关的思维与做法不是限于论辩，而是一种面对自然的，关于图式与验证的叙事。或者说，与文学不同，这是关于营造活动本身的叙事。这种验证，不仅在于符合，也可以对自然根据“道理”进行调整修正，它必然涉及一种有意义的建造几何学，但显然不是西人欧几里德几何，毋宁说是一种自然形态的叙事与几何。  按这条思维的脉络，必然谈到了园林。于是我听到王其亨先生谈起这些年他带学生参与北京皇家苑囿修缮的一些事，进而推及“自然美”这个话题，说到西人原本并无“自然美”观念，和“自然美”有关的事物是17世纪由耶稣会教士带回欧洲的。这些耶稣会教士也在欧洲建造了一些“中国式”假山，当时，欧洲人对这些形状奇异的假山的反应是“恐怖的”。  我们一路从巴黎聊到了马赛，谈了很多，至今大多已记不得了，但用“恐怖的”一词来描绘中国园林中的堆山的反应，我印象特深。它让我回想起2002年第一次看北宋郭熙《早春图》原大高仿印刷版本的反应，那样陌生与疏远，是看小幅插图所没有感到过的。那种螺旋状盘桓曲折的线条，它所包围的空间深邃，成一种既自足又无限延展的结构，我脱口而出的反应是：如此的巴洛克。有意思的是，当我写下这段文字时，突然意识到，我无论如何回忆不起《早春图》上画的是树还是石头，但肯定，图上只描绘了一种事物，以图名推断，画的应该是树，但我的回忆里却更近于石头，非常类似太湖石的形态，或者说，非常类似生物器官的形态。这种内心的震惊与其说是心理性的，不如说是纯粹物质性的，一种陌生的物质性。  只就“形态”来讨论审美，我一向是回避的，这种讨论很容易掉入心理学的范畴和文学修饰，我甚至从来就不提“审美”二字。当我用“巴洛克”一词对应《早春图》时，也无意于掉入中国传统的西方传统的比较，这类比较已经成为中国建筑师空泛的习惯。我的反应是本能的，在更基本更具体细致的层面，这类相似性的差别让我想起明代人对同时代画家陈老莲的评价，老莲画的屈原，无目的游荡在荒原之中，人物被变形拉高，笔法如画园林中常见的高细瘦孤的山石，老莲自叙说其画学自古法，时人的评价是：奇怪而近理。需要注意的是，同一题材，老莲会在一生中反复画几十幅。我体会，“古法”二字并不是今天“传统”一词的意思，它具体落在一个“法”字上，学“古法”就是学“理”，学事物存在之理，而无论山川树石，花草鱼虫，人造物事，都被等价看待为“自然事物”。  同一题材，极相似地画几十张，以今天的个性审美标准，无异于在自我重复，但我相信，老莲的执著，在于对“理”的追踪。画论中记载的“荆浩画树”是类似的事情。宋初，荆浩以画松树著名，文中记载的是他在太行山的一次写生，呆在山中数月，围绕一片奇松，反复揣摩描绘，自觉已得松树生存的道理，但一位无名老翁，指出他的理解完全是错的，并有一番论述。那番论述老生常谈，让我生疑，而我的朋友林海钟，同样擅画寒林枯木，为了印证，他亲自去太行写生一场，回来对我说，那篇文字一定是后人伪作。但我的兴趣不止于此，一个人的一生，只对画松树一件事最有兴趣，这种异常的行为就超出了“审美”，更接近于一种科学的纯粹理论研究，但这种研究，决不脱离具体的物事。它也决不直接指向人，而是以一种没有人在，似乎绝对客观的方式直面自然中的具体事物，但又不是只在物理学或生物科学的意思上。这让我想起胡塞尔的现象学教学。他让他的学生围着一棵树揣摩一个学期。他的一个学生又举一反三，围着教学楼前的一个信箱，揣摩了一个学期。实际上，人这个东西，几件事物，几张图，就足以指引他的一生。  《早春图》给我的陌生感，即是我，或者说我们，与“自然事物”疏远的距离。一种客观细致地观察事物的能力与心情的缺乏。它让我一下子回到20世纪80年代初我第一次读艾略特的《荒原》时的感觉：“我们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记不得，什么也说不出”。  我的记忆把《早春图》上的事物与太湖石混淆，实际上就是一种视差。要看见周围的“客观事物”，就需要观法，一种决定性的视差。太湖石勾引起的是江南园林那个世界，但很长一段时间，园林我是不去的。在我眼里，明清的园林，趣味不高，样式老套。意义迟钝到几乎没有意义。过多的文学矫饰让园林脱离了直接简朴的自然事物，而令人关于园林的讨论大多是文学化的游览心理学与视觉，于我性情不合。两件事，让我有了重观园林的兴趣。其一是读童寯的关于园林的文字，我至今仍然认为，童寯之后就没有值得去读的关于园林的文字。因为童寯的园林讨论不是在解释之上追加解释，解释一件事是很容易的，童寯的文字是能提出真正的问题的。在《东南园墅》开篇，那个问题看似天真：“这么大的人怎么能住在那么小的洞中？”这个问题让我快乐。我突然看见一个世界，在那里，山石与人物等价，尺度自由转换。如果建筑学就是对人的生存空间的一种虚构，这种虚构就是和山石枯木一起虚构的，它们共享一种互通的“自然形态”，并不必然以欧几里德的几何学为基础的，建筑不必非方即圆。  第二件事，发生在1996年我在同济读书时，买到一本图书馆库存处理的英文旧书。内容是关于英国现代画家大卫•霍克涅与一位美国诗人1980年在中国的一次旅行。书是那位诗人写的，插图则都是霍克涅的旅行速写。我一向喜欢霍克涅画中的意思，印象最深的一张，描绘一个人跳入游泳池的一刹那。游泳池是水平的，池边露出一座平房的一角，笔法是轻淡的，几乎是平涂，那个跳入水中的人画的也不清楚，裹在溅起的一片白色水花之中，水花的画法如书法中的飞白。这张画没有透视，可以说在叙事，但内容如此简单，也可以说是反叙事的，可以说在表现什么，也可以说是反对表现的。那只是一种沉静日光下的视野，那个时刻是绝对的，没有任何所谓思想，或者说，那目光是从加缪笔下的“局外人”看出的，那目光在他熟悉的整个世界和生活之外。在这本书里，有一张仿中国水墨画法的桂林山水速写：画的前方是他住的宾馆阳台的水泥栏板，上面正爬着一只毛虫，色彩斑斓，下笔细微，中国画家一向爱画的桂林山水却只寥寥数笔，成了背景。这张画同样没有透视，却有一种难以言喻的纯真，感染了我。我明白了童寯在《东南园墅》一书中所强调的“情趣”二字的意思。童先生以为，不知“情趣”，休论造园。一片好的园子，好的建筑，首先就是一种观照事物的情趣，一种能在意料不到之处看到自然的“道理”的轻快视野。正是这种视野，使霍克涅关注那只毛虫的爬动，形成一种邀人进入的纯粹情景。呈现出一种以小观大，以近观远的微观地理。这种称为“情趣”的思绪，直接及物，若有若无，物我相忘，难以把捉，但是足以抵御外界的纷扰，自成生趣，并使得任何围绕“中国”、“西方”的似是而非的宏大争论变得没有意思。也许有人说霍克涅的画很有“禅境”，但我宁可回避这个用滥了的词语。  在1999年UIA北京大会青年建筑展上，我在自己的展板上写下了关于“园林的方法”的一段文字。在这里，指示出一种意识的转变，园林不只是园林，而是针对基本建筑观的另一种方法论。它的视野，正向“自然形态”的世界转移。但落在手上绘图，我很难画出非现代主义的东西。尽管以我对书法的常年临习，始终保持着和“自然形态”的联系，转化仍然是十分艰难的。在苏州大学文正图书馆，以小观大、由内外望已成一种自觉。在方正格局中，建筑没有先兆的位置扭转，互为大小的矛盾尺度，小场所不连续的细致切分，建筑开始自己互相叙事了，但语言仍然是方块和直线。  从2000年始，我每年都去苏州看园子，每次去都先看“沧浪亭”。看是需要反复磨练的。记得看到第三次，我才突然明白“翠玲珑”这组建筑对我意味着什么，就像我第一次看见它。  这座建筑单层，很小，四周为翠竹掩映。在园子游荡，经常会遗失它。即使看见，只露一角。如果不是十分热衷，也可能认不出它。即使知道，外表的细密窗格也没有披露任何内部内容。走进它一定是突然的，内部是结构十分清楚的，二次曲折，实际上是三间房子在角部衔接。接下来，连整体的空间形式都瓦解了，目光被分解到每一面墙上，每面白墙上的窗格差别只有很小的不同，外面的院墙贴得很近，竹子也贴得很近，光线是一种幽暗的明亮，如古物上褪去火气的光泽。因为曲折，人在其中是要不断转换方位的。每一次，都面对一个绝对平面的“正观”。“正观”就是大观，并不必然被物理尺度大小决定。家具的摆放决定了人面对每一个正方的端正坐姿，但曲折的空间，使从一个空间望入另一个形成一种平行四边形的展开，居正与灵动同时存在。实际上，内部空间很小，但却如此意味深远。人在其中，会把建筑忘掉，为竹影在微风中的一次颤动而心动。当我说“园林的方法”时，“翠玲珑”就是我意识到但还不清楚的建筑范型。童寯先生所说的“曲折尽致”，需要一种最简的形式，它就在这里了。  离“翠玲珑”几步，就是“看山楼”，看明白“翠玲珑”，也就明白了“看山楼”。它实际上就是垂直向度的“翠玲珑”。“看山楼”两层，下层为一石洞，但“自然形态”在这里被建筑化了。它更像一间石屋，石灰石形成的不规则小孔透入光线，这就是所谓“玲珑”。以前家里用一种景德镇出的白瓷勺，胎上扎孔，再施白釉，烧出来就成半透明的小点，也是“玲珑”。从底层上二层，就是一次曲折。见山还是不见山，登临俯瞰远望，都已“曲折尽致”了。水平与垂直，单层与多层，把“翠玲珑”和“看山楼”放在一起，就是一对完整的建筑范型。  那日，我从“翠玲珑”出来，站在“五百名贤祠”廊下回望，站了很久。一位欧洲青年走过，也站在我旁边，我就见他速写本上画着“翠玲珑”的平面草图，就问他如何认识。他说自己来自西班牙，学建筑，他觉得“翠玲珑”胜过密斯做的巴塞罗那世博会德国馆，我说“是的”。我的英文不好，不能深谈，就只对他微笑，他也对我微笑。那日空气透明，阳光分外灿烂。   “曲折尽致”，作为童寯《江南园林志》中造园三境界说的第二点，一般理解是在谈园林的总体结构。但按我的体会，园林的本质是一种自然形态的生长模拟，它必然是从局部开始的。就像书法是一个字一个字去写的，山水也是从局部画起的。对笔法的强调，意味着局部出现在总体之前。园林作为一种“自然形态”的建筑学，它的要点在于“翠玲珑”这种局部“理型”的经营。没有这种局部“理型”，一味在总平面上扭来扭去就毫无意义。“总体”一词，指的是局部“理型”之间的反应与关联。“理型”的重点在“理据”，“范型”的重点在“做”。  2004年初春，为宁波“五散房”的“残粒荷院”，我在夯土院子中画出了一个我命名为“太湖房”的小建筑。“太湖”二字，暗示了它和太湖石的自然形态有关。它实际上是一个三层小楼，平面是5mx6m长方，每层理论层高在3-4m间，垂直向上，曲折二次。把它平放，显然由“翠玲珑”变出，竖放，从如石洞的零散小孔和从室内变到室外又返回室内的楼梯，就暗含着“看山楼”与其基座石洞的“理型”结构。但这个立放的曲折体形是有向背的，它是一个动作，我称之为“扭腰”，意味出自太湖石的孤峰。整个形体按最紧的极限控制，楼梯形状与形体的纠缠，很难处理。  这种高度压缩的意识，得自拙政园一座太湖石小假山的影响，在3m立方之内，这座假山经营了三个盘旋而上却互不交叉的楼梯，全部到达顶上的小高台。而台下，暗含一个小石洞，人可以进去的一个房间。如果说远香堂面对的是一座模拟的大山，这座小假山就是人工制作的“理型”，它们大小悬殊，但性质上是等价的。只有自觉限制在3m立方这么小，才觉出“理据”的力量，它的意味就如一座大山一样。远香堂前的大山更近于东晋的朴素山水，这座小假山则出现在《早春图》那种“自然形态”的研究之后，即所谓“虽由人作，宛若天开”。限于规范，在正常的房子里，像这座小假山般高度浓缩的山体意识的太湖房，我还没做出来。  如果建筑就是以空间的方式对生活这件事进行分类叙事，“理型”的建筑意义就需要可理解的表达，如在空间中象形造字，“自然形态”的“理型”就是以物我直接纠缠的方式造字，这种工作必然有一种纯粹的系列性。在随后的香山校园山南建造中，这种研究以系列性的方式展开。同时存在十几个太湖房，它们的形状几乎完全一样，但处境各不相同。我按其各自处境作了一个分类图表；1）混凝土太湖房立于石砌高台之上；2）白粉墙太湖房成负形的洞；3）多空红砖太湖房半个嵌入墙体；4）混凝土太湖房立于门前，如计成所谓“巨石迎门”；5）混凝土太湖房立在狭窄的天井中，逼人的是混凝土纯粹的物质性；6）混凝土与木料的太湖房，立于门内庭院中，与门正对的“巨石迎门”，等等。讨论“自然形态”，材料的物质性与“理型”同样重要。这种物质性赋予“理型”一种生命的活态。未未对这事特别敏感，有一天，他到我工作室，见到13#楼南入口立面上的太湖房，就说：“这个立面怎么像某种器官？”  “翠玲珑”给我的另一个启示是，建筑若想和自然融合，就不必强调体积的外形。强调体积形式的做法是欧洲建筑师特别擅长的。“形式”，即Form这个词，指的并非只是外表审美造型，而是含有内在逻辑依据的“理型”，它显然借鉴了三维圆雕的做法。而在“翠玲珑”内，在一个简明的容积内，建筑分解为和地理方位以及外部观照对象有关的面。层次由平面层层界定。一幢平面为长方的房子，四个面可以不同。以两两相对的方式，形成由身体近处向远方延伸的秩序。作为平面定位基础的，是更大范围的山水地理地图。在象山山南13#楼及15#楼，西墙均被开有零散太湖石形状洞口的混凝土墙替代。建筑间的高密度与尺度，使这两个立面均无法完整的从正面看到，它们的完整只存在于思维印象里。外立面实际上是次要的，重要的是从内外望的视野。我们也可以说这两个立面都是从一座更大山体上切割下来，一座边界为正长方形的局部山体，理由只在轻飘飘的“情趣”二字，但是足以颠覆习常建筑语言的封闭与情性。就像我在苏州狮子林园子里常问学生的一个问题：这么小的园子里为何要放那么大的山体和水池？显然，在这种建筑学里，山水比房子重要。  在象山山南19#楼南侧，使用现浇清水混凝土，我发展了三个直接取自太湖石形态的太湖房。它们终于不再是方的了！三个，一个就是一个整体，参差不同成为系列。它们形状与方位，取决于19#楼往外望的视野，以及在一种空间压缩的意识下，人的身体如何与倾斜的墙体接触。它们的尺度尺寸，经历数十遍的细微调整，我有意不做模型，只在立面图上工作。模型做的太多，容易形成一种依赖，而这种强调人在其中的建筑，需要培养用心去想的能力，以及因局部影响整体而对细节局部有极好的记忆力。  讨论自然形态的叙事与几何，之所以在前面不冠以“建筑”的，是试图重启一种人与建筑融入自然事物的“齐物”建筑观。但讨论它，就一定要讨论园林，且主要是现存的明清园林，则几乎是一种习惯。需要经常回溯到这种意识的源头，自然形态所关乎的，不只是园林。当李渔强调“真山水”一词时，即在批判当时山水绘画作茧自缚的状态，它也直接影响着园林建造。重返山野，一直是直接进入山野的直观，另一面，是对山水绘画图像文本的追踪，因为在图像文本里，记录了对山水观法的探究。山水绘画始于东晋，按钱钟书在《管锥篇》里所言，那时的绘画显然参考了山水舆图。真正从地面视角直面的观山画法，近距离的观山画法，始于五代，盛于北宋。在我的工作室里有四张图，都是1：1足尺的高仿复制品，包括五代董源的《夏日山口待渡图》、北宋郭熙的《早春图》、范宽的《溪山行旅图》、李唐的《万壑松风图》，我经常观看揣摩。如果说2004年画出的太湖房是和孤峰小山有关，同一时期开始设计的宁波历史博物馆就是大型山体的研究，特别和上面几张画有关。  《早春图》上的“自然形态”是非常理据性的，包围着气流与虚空，自成内在逻辑，它是可以没有具体地点的。《溪山行旅图》里的大山，我在秦岭旅行时见过。从一个山谷望去，凸现在几十公里之外，浑然一团的。但范宽所用皱法与画树法，形成一种在远处不可能看见的肌理，此山犹如就在面前。画面下方的流水土丘树木，应是眼前的，却画的比远方更简略。应在远方的寺庙，又画得细节毕现。李唐那张图也是如此，满幅一座远方的大山，用笔粗犷，完全违反真实视觉。山在中部裂开，布满浓密树林，上面所施鲜艳绿色，因年代久远，如不是极好的印刷，几乎看不出来。但每根松针都可看见，也是根本不可能的景象。这种视野如同梦中，比真实更加真实。这些做法，显然是自觉到平面与空间的区别，远与近的区别，在山内和山外的区别，以一种看似矛盾的逻辑把这些经验在一张二维的纸上同时呈现，一种既在此处又不在此处的经验。  既然是二维平面，也可直接看作建筑的立面。现代主义最盛行的“理型”就是方盒子。施工产业一旦适应它，这种做法就最经济简便。方盒子的边界是二维平面，但从这些绘画做法可知，这个盒子是可以在二维前提下被瓦解的。  关于《夏日山口待渡图》，我印象最深的是水平地平线和夕阳中的光。如果这张图作为江南一带城乡的审美标准，以齐物观点，将局部树木用房屋替换，就可知道总体意向与尺度应如何控制。实际上，这张图在所观望的横向范围如此宽广，图高只有500mm左右，不算前后题跋，图长就达7m，每次看这张图，都要把最大的桌子清理出来，这张图甚至不适合作为文章的插图。后来的宁波博物馆，我有意将建筑高度压的很低，边角微跌，这种做法强调的就是向乡野延展的地平线，伸到很远，而不是建筑形体的所谓轮廓线，更不是所谓标志性。我要求建筑顶边的瓦爿砌法密集使用暗红的瓦缸片，把夕阳的辉光固定下来。 

这个时代整个世界最深刻的一组对立关系就是人工文化和自然的对立性，这时我们谈传统才会有意义，中国传统中的"道法自然"基本意图就是在强调自然的重要性。因此，象山校园也应该体现很多中国的美学，所以我做这个建筑并没有考虑传统校园的格局，而是主要考虑建筑与山水的关系。

王澍设计了世博唯一乡村馆--宁波滕头馆。把旧材料用在新建筑上比全然抛弃好，同时我们也希望对旧建筑的保护能加强--人文与社会

王澍，1963年生，1997年，他在杭州创立了业余建筑工作室，2000年获上海同济大学建筑城规学院建筑学博士。现任杭州中国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美术学院建筑艺术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