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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这篇作于2008年的文章**鲜明的指出：全球化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制度性过程。随着国际金融秩序与国际贸易秩序的变动，各国的政府范式将向限制自由贸易的方向发展，全球经济将进入"后全球化时代"。在后全球化，中国应该看清楚趋势，加快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只有当和谐社会的建立直接培育了足以支持中国经济良性循环的内需时，中国才能在后全球化时代继续发展。文章的最后部分，是作者专为此文所撰写的后记。在后记中，作者对当前中国面临的国际国内状况，以及中美汇率之争及其所可能导致的贸易争端，也进行了分析并发表了见解。--当我们回顾过去的2007年，并展望刚刚开始的2008年时，国际政治经济的地平线上正在出现的趋势中，有哪些会在新的一年里对中国产生重大的影响？我认为其中最重大的趋势，莫过于2008年美国大选过程中，可能显示出的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限制自由贸易？什么是后全球化时代？为了理解后全球化时代，我们必须从什么事全球化时代开始。全球化一般指的是商品、资本、技术和劳动的跨国界自由流动。全球化时代意味着，无论是国际经济秩序还是各国政府的政策范式，都几级的促进这些流动。反过来说，后全球化时代则意味着，以促进自由贸易为特征的国际经济秩序，以及各国政府的政策范式，都向限制这些这些流动的方向转变。英国《金融时报》2007年12月3日发表了一篇对美国民主党总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的专访。在这篇专访中，希拉里明确指出，她完全同意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2004年发表的一篇重要文章中提出的观点（2004年夏，萨缪尔森在《经济学展望》杂志上发表了题为《在李嘉图、密尔立顿视野下，辨析当今主流经济学家所支持的全球化主张》的文章--编者注），即比较优势--作为支撑自大卫·李嘉图以来西方经济学国际贸易理论的基本感念--已经无法再帮我们解读21实际的世界经济了。希拉里进一步指出，如果她当选总统，美国政府要全面审查迄今为止签订的所有自由贸易协定，包括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正在酝酿过程中的世贸组织多哈回合会谈。希拉里还指出，如果他当选，他将命令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与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道制定有关于主权财富基金在世界上运作的透明规则，因为这些资金对美国主权构成了潜在威胁。另外，最近一年来欧洲国家的对华贸易政策也出现了重大的转变。几年前，当美国开始要求中国大幅度减少贸易顺差以及人民币升值时，欧洲国家的对华立场相对来说比较温和。在很多场合下，他们觉得与中国有一定的贸易逆差并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随着2007年中国成为欧洲国家进口的最大来源国，以及欧洲对华贸易逆差的迅速上升，欧洲各国对华立场也发生了迅速的转变。最近，欧洲国家不仅仅在人民币升值，产品安全和食品安全方面向中国施加了强大的政治压力，而且在英、法、德等国都出现了所谓的中国间谍案。今年西方国家与中国，在国际贸易和国际政治领域出现的一系列紧张关系，反映出西方社会对全球化，特别是中国在国际化过程中的崛起，感到的焦虑与恐惧。有人可能认为，西方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只不过是政客为了竞选说说而已。在过去的十几年里，我们已经见过太多的关于最惠国待遇和知识产权的争论，还有无数次贸易报复的威胁，最后还不都是不了了之？中美两国的经济互补性这么高，美国人离开中国制造将获得十分艰难。因此，政客与媒体再炒作，到头来也还是雷声大雨点小。很多人还习惯于相信，中国的出口大半是由跨国公司主导，假如要搞贸易保护，限制中国产品，那不是在打击这些跨国公司吗？这些跨国公司自然会去本国政府和国会进行游说，所以中国用不着担心。但这种观点只看到了迄今为止国际政治经济中的一些表面现象。而忽视了一个正在进行中的深刻历史进程。从一个动态的观点看，美国2008年总统大选将可能成为这一轮全球化浪潮的分水岭。1996年世贸组织年会在美国西雅图召开期间，非政府组织公开喊出了反对全球化的政治口号。尽管当时引起了媒体的关注，但这些口号在西方社会并未造成多大的反响。8年以后，萨缪尔森发表的文章，为这些政治诉求提供了经济学理论的依据。2004年11月，美国《商业周刊》杂志围绕萨氏的文章刊登了一组名为《中国价格》的文章。文章指出，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如今在国际分工中，不仅大规模地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也开始生产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品，发达国家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根据西方经济学的国际贸易理论，基于自然禀赋的比较优势是各国在参与国际分工时的基础。自李嘉图提出这一概念以来的两百年中，发达国家在国际贸易中依赖的比较优势是资本与技术，而发展中国家依赖的比较优势是廉价劳动力。现行的以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经济只需将这种分工关系固定下来。这种国际经济秩序为发达国家带来了巨大的利益，这是他们支持自由贸易的国内政治基础。但是，随着全球生产方式的兴起，以中国和印度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通过参与全球生产方式，不仅带动了本国经济的发展，而且还实现了迅速的产业升级换代。全球化的一个后果是发达国家在技术和资本方面的比较优势持续减弱，他们在国际分工中面临着来自发展中国家日益增长的挑战，自由贸易可能不再对发达国家有利，《商业周刊》的这组文章表明，萨氏文章引起的学术辩论，已经迅速变成了关于美国政府贸易政策的大辩论。在过去的两、三年里，萨氏的观点在美国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政治支持。时至今日，许多西方国家内部支持自由贸易政策的政治联盟正在崩溃，萨氏的观点已经变成了美国主要政客2008年请选总统的政治纲领。我们可以预期，如果民主党入主白宫（现在看来这是极有可能的），美国政府的国际贸易政策可能出现重大变化，在发达国家的民主政体中，当保护社会成为选民们普遍的政治诉求时，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特殊利益集团对症可压力的有效性将大为降低。尽管西方国家的危机感目前还没有导致全球化进程的全面逆转，但是全球化已经进入了一个重要的调整期，则是不争的事实。这个对调整我对未来的国际经济秩序意味着什么，仍然有待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双方的战略互动。有一点十分清楚，在过去二、三十年里一直支撑全球化发展的动力正在减弱，这个世界正在进入一个后全球化时代。从释放市场到保护社会也许有人会说，从各种统计数字上来看，以跨国界的商品、资本、技术以及到动力的流动为标志的全球化，不是仍然在发展吗？从结构的观点看，这也许是对的。但是从制度的观点来看，如果各国政府的政策范式从全球化时代释放市场力量，向后全球化时代制约市场力量的方向转变，那现行的国际经济秩序在不远的将来必然会出现重大的变化，而这种制度层面的变化将导致重大的经济结构性后果。西方学者们在讨论全球化程度的时候，经常用全球GDP总额和全球贸易总量的比值来衡量全球化程度的高低。笔者在《日本经济的悖论》一书中曾经指出，全球化过程实际上也是一个制度性过程。商品、资本、技术以及劳动力跨国间的自由流动，总是伴随着国际经济秩序的重大变动而发生的。国际金融秩序与国际贸易秩序是导致结构性变化的重要变量。从制度的角度来看，第一次全球化大潮开始于十九世纪70年代并在1913年达到高峰，其逆转以1914年金本位的崩溃为标志。在其后三十几年的逆转期中，世界经理了大萧条和两次世界大战。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国际金融秩序与国际贸易秩序不复存在。在上世纪30年代初，发达国家普遍信奉生命线理论，生命线理论实际上和列宁讲的帝国主义论基本上一致，即当国际贸易秩序和国际金融秩序全部出现问题后，为保证一国经济的运转与生存，必须依靠武力去保证过去以来贸易手段获取的原料来源和产品市场。这就是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个根本原因。二战以后，在美国的领导下，发达国家建立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和关税贸易总协定。这两个国际金融秩序和贸易秩序，是支撑我们现在仍身在其中的第二轮全球化浪潮发展的制度性保证。20世纪70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垮台直接导致了金融自由化，金融自由化进一步消解了原来那些限制资本跨国界流动的因素。从那时起，全球化浪潮的发展态势进一步加快。换而言之，国际经济秩序的重大变化，总会最终影响国际经济本身。在过去的二十年间，很多人相信，全球化是任何人都无法阻止的世界性趋势，历史发展的必然是人类更多的交往和经济的发展，没有人会在封闭中发展经济。贸易保护主义只是螳臂当车，他只能恶化所有人的情况。难道要像上世纪三十年代大萧条前后那样，各国都高树关税壁垒，最后同归于尽吗？说到底，这种看法存在的原因在于，人们已经习惯于用一种直线式的历史观来看待全球化的现状，并预测其未来了。然而，西方现存学术文献中却存在着有别于直线式历史观的理论体系。其中有两个观点为我们分析全球化的"长程运动"提供了新的视角。按照这两个观点，全球化的历史不是一个简单的从落后到进步，从传统到现代的直线性发展，而是呈现出钟摆式的，或者是循环似发展过程。根据吉万尼·阿里奇的观点，资本主义"长程运动"的每一个轮回都始于生产和贸易的夸张。当生产和贸易的扩张达到一定阶段，各国对跨国界流动资本的争夺必然导致金融和财政的扩张。一旦出现世界性的金融扩张，资本主义早晚要面临一个全球规模的危机。在这种危机中，旧的经济秩序被新的所取代。他和他领导的一个研究团队证明，国际秩序从荷兰的霸权，到英国的霸权，再到美国在20世纪的霸权，每一次更替都走过了相似的历史过程。卡尔·波兰尼指出，资本主义经济的"长程运动"是受着两个方向完全相反的力量作用的，一个要释放市场力量，另一个要保护社会。十九世纪末西方各国积极释放市场力量的努力，到了二十世纪初制造利资本主义的一场重大危机，而西方各国在大萧条前后保护社会的努力则直接导致了法西斯主义、社会主义和罗斯福新政的出现。如果我们把阿里奇和波兰尼的分析框架进一步延伸，来理解当今一轮全球化的历史过程，我们就可以看到，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和第一次石油危机的出现，使得各国大萧条以来为了保护社会而建立的很多制度，在新的环境里显得没有效率，而追求效率的努力促使各国的政策范式在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由保护社会向释放市场力量转变。这种释放市场力量的努力在90年代导致了全球化过程的全面发展。与此同时，战后开始的生产与贸易的扩张到了70年代，开始向金融与财政领域扩张。第一次石油危机后形成的美元本位制，三十多年来刺激了全球性的流动过剩。前边提到的西方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与世界性金融危机的阴影出现，意味着这一轮全球化正在向着其周期的转折点迈进。当布雷顿森林体系在70年代初崩溃，特别是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出现后，资本主义经济面临着一个空前的危机。当长达二十年的战后黄金时代结束后，发达国家企业的效率问题成了一个极大的挑战。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的一个后果是发达国家纷纷从固定汇率转为浮动汇率。浮动汇率的实现直接导致了发达国家企业强烈要求金融自由化的政治要求。跨国公司希望将他们的海外资产在汇率发生变动时由一种货币迅速转换为另外一种货币以求避险。而对银行来讲，浮动汇率为他们创造了直接赚取利润的大好机会。在这两股政治实力的要求下，发达国家纷纷实行金融自由化。石油危机的另外一个结果是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迅速增长。这种以追求效率为目的的对外直接投资导致了全球生产体制的出现。发展中国家为了度过石油危机，在70年代纷纷向外借债，这在80年代初导致了债务危机。在拉美债务危机期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烈要求这些国家实行一系列释放市场力量的举措。到了90年代初，这些举措被总结成著名的"华盛顿共识"，成为各发展中国家遵守的准则。"华盛顿共识"简言之就是要释放市场力量，促进资本和商品的跨国界自由流动。真是由于这些历史背景，很多人认为，中国通过贱卖自己的资源和劳动力以及污染环境，为发达国家提供了大量的廉价产品，提高了他们的生活水平。没有中国，他们必然将花更多的钱来维持同等水平的消费。他们有什么理由来反对自由贸易，反对全球化呢？问题在于在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驱动下，全球化浪潮到了20世纪90年代进入了一个全面发展的时期。通过十多年的发展，全球化在21世纪初已经在世界政治经济的格局中带来了重要的结构性变化。全球生产体制的出现是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利益分配方面出现了深刻的变化，这是现在把世界推向后全球化时代的重要政治驱动力。随着跨国公司在90年代纷纷实行大规模的离岸生产和外包，发达国家的就业开始受到加大的冲击。当发达国家的人们有就业机会的保障时，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商品增加了发达国家人们在既定收入水平上的实际购买力，他们当然支持自由贸易。但是，对廉价商品的追逐必然导致生产不断向拥有廉价劳动力的发展中国家转移，而生产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结果必然是发达国家工作机会的流失。当发达国家的人们在工作机会与廉价商品之间做选择时，他们必然要选择工作机会，以为一旦失去了工作，商品再廉价，他们也买不起。这正是进来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原因。发达国家制造业工作机会流失所产生的一个直接后果，是中产阶级的崩溃与经济不平等的加剧。以美国为例，一方面，服务业中的金融与医疗等产业的收入迅速增加，另一方面，一般性服务业的收入则长期停滞。中产阶级中以制造业较高收入的蓝领工人为代表的阶层日益缩小。希拉里在接受《金融时报》采访时提到，美国收入的不平等目前已经达到了1929年大萧条以来的最高水平。美国在这方面并不是唯一的特例。日本在小泉任首相期间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在这个长期以来90%以上的人口曾经认为自己属于中产阶级的国度，催生了下层社会的出现。在许多西方国家，这种经济不平等还与移民问题交织在一起，使得关于全球化的辩论变得更为复杂。与此同时，"金砖四国"（巴西、俄国、印度、中国）的崛起开始对国际经济产生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一方面表现在对能源资源市场形成的巨大压力。由于金砖四国全是人口大国，仅是中国和印度的人口加在一起，就要占世界人口的百分之四十几，俄罗斯和巴西也是世界上人口大国的前十名。当如此众多的人同时进入经济起飞阶段时，其人均资源能源消费的快速增长必然形成巨大的压力，这导致近年来国际能源资源市场上的价格迅速上涨。这种影响的另一个重要方面表现在贸易上。这里有两个不同的类型，中国主要依靠制造业参与全球生产积累了大量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印度则靠发展服务业在国际分工中争得了一席之地。而巴西和俄罗斯主要依靠卖能源资源同样积累了大量的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而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的贸易逆差和财政赤字则达到了空前的水平，储蓄率跌至1929年以来的最低点。一个高度象征国际贸易利益分配变化的例子是在近来美国次贷危机中，来自中国、新加坡以及中东石油出口国的主权财富基金，成为了美国数个面临危机的金融机构的主要融资者。从这种意义上，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萨缪尔森指出，比较优势对西方人理解21世纪的经济已经不再具有指导意义。这种世界经济严重失衡的局面，加上美元本位制造成的全球性流动性过剩，很有可能触发美元危机或者其他形式的金融危机。一旦美元危机爆发，将对国际金融秩序和国际贸易秩序构成致命打击。综上所述，阿里奇重视的金融扩张，目前正在通过全球性的流动性过剩孕育着一场世界性的金融危机。波兰尼解释的以释放市场力量为标志的全球化，目前也正在向保护社会的方向转变。当代表全球化的两大标志性过程均走向转折点时，我们有理由认为一个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后全球化时代的中国转型很多人可能认为，中国现在面临的头等问题是国内的贫富差距、通货膨胀以及资产泡沫等，而不是贸易保护主义。这恰恰正是危险所在。人们可以为中国吸引了巨额外资而自豪，却从未想到既然外资把工厂搬到中国，就必然在其他国家把工厂关掉，把工人解雇。人们可以高兴的看到又有多少跨国公司把研发部门搬到中国，却从未想到那意味着其他国家高新工作的流失。人们可以对中国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的攻城略地津津乐道，却从未想到那意味着对这些国家本国产业的威胁。人们可以对外资兼并中国企业感到恐惧，却对国外对中国兼并感到的相似恐惧无法理解。更要命的是，人们相信中国取得的这一切成绩无非是中国遵循比较优势原则发展的结果，却从未想到民主国家已经或担心即将失业的人们，没有闲心听任何人关于比较优势的说教，他们的恐惧与愤怒将转化成反对自由贸易的强大政治压力。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与中国绝不是毫不相干的。恰恰相反2003-2004年开始的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向和谐社会与自主创新的转型，以及目前面临的许多问题与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都有着十分直接的关系。作为全球经济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受到整个后全球化时代到来的推动。在全球化时代，中国经济的发展模以式世界工厂为标志。中国以廉价劳动力为基础的比较优势，参加全球生产分工，通过大力吸收效率驱动型的外国直接投资，以及跨国公司的企业间贸易，来扩大出口。在能源、资源以及产品方面大进大出，以出口带动国内经济增长。中国目前的GDP里70%以上与贸易有关，跨国公司在中国对外贸易中所占的比率，无论是进口还是出口，都将近60%。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与经典的东亚模式完全不一样。以日本和韩国为代表的东亚模式，基本上依靠本国内生的创新体制来发展具有独立知识产权的自主品牌产品。并以高质量与售后服务来提高他们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中国经济的发展一直依靠加工贸易，靠位于全球生产链中的低端这样一种劳动分工，来参与整个全球化过程。世界工厂模式的发展结果是面临来自其他国家日益增长的政治压力。这种压力是推动中故宫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国际驱动力。换言之，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内容与全球化过程中出现的结构性后果有着直接的关系。西方国家对中国施加的政治压力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人民币升值。因为中国过去参与的国际分工主要基于以廉价劳动力为基础的比较优势，一旦人民币升值，中国的产业结构只能向高附加值产业和同一产业附加值高的一端移动。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政府提出从今以后中国要强调自主创新的原因。第二，西方国家要求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由出口驱动型向内需驱动型转变，以减少对其他国家在就业方面的压力。内需驱动型经济的前提基础是什么？是老百姓有钱用于消费。而和谐社会正是内需驱动型经济的前提。虽然国际驱动力不是和谐社会政策范式提出的唯一驱动力，但它仍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道理何在？我们在上世纪90年代的改革过程中，即在释放市场力量的过程中，政府向社会提供的公共产品不足。政府把提供住房、教育、医疗以及到养老等方面的压力更多的推给了个人，这导致的一个直接后果是中国社会的高储蓄与低消费。这就是为什么从亚洲金融危机开始，一直到2003年中国经济开始出现过热为止，中国政府在连续的几年里最大的担心是通货紧缩，而不是现在我们面临的通货膨胀。如果不建立和谐社会，如果政府不重新增加公共产品的供给，如果不在全球化时代为个人面临的日益增加的风险提供一种制度上的防护，那么无论中国社会有多么高的储蓄率，也不可能出现较高水平的消费。其结果是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将无法由出口驱动型转为内需驱动。从国际大环境来说，中国过去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现存的国际经济秩序在全球化时代，为中国过去三十年的发展创造了十分有利的外部环境。现在，这个外部环境可能要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在可以预见到的未来将对中国政治经济有很大的冲击。从今算起，到2008年美国大选尘埃落定还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对中国而言，这是所剩下不多的进行重大调整以应对后全球化挑战的机会窗口。错过这个机会，等待中国的将可能是一个急剧恶化的国际环境和日益狭窄的政策空间。中国面临的已经不是做不做调整的问题，而是做调整的速度与力度，外界变化是否匹配的问题了。要调整，我们必须认清什么是中国的根本利益。任何一种调整必然会伴随着社会各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中国有两种选择：一是回避政治风险，继续平衡国内现有的利益格局，继续执行"闷声发大财"，少说话，多赚钱，抓住有利时机发展经济的策略。在这种策略下，中国将继续把在国际贸易领域面临的冲突，解释成是发达国家利用贸易保护主义打压中国的表现，并对此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而不去担心天会塌下来。笔者认为，这样做的短期后果可能是出口可以进一步发展，但中期后果则可能是，加速中国自身在过去三十年里赖以生存的现行国际经济秩序的崩溃。这种短期内为了稳定不做大调整的结果是当外部环境急剧恶化后，中国不得不在国内更大的利益冲突中进行调整。更坏的一个可能则是到那时，任何一种调整都无法在有效的阻止中国陷入一个大的困境。另一种是看清后全球化时代正在到来这一趋势，拿出魄力在较短的时间内做大调整，为自身争取时间。这种调整可能会在短期内引起比前一种选择大一些的国内利益冲突。但是，把这种调整与在国际环境全面恶化后被迫进行的调整相比，这种调整的政治成本与风险要小得多。日本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日元急剧升值时烦的一个错误，就是没有利用当时由于日元升值带来的国富资源进行结构性改革。等到90年代泡沫破灭后，这些国富资源大幅缩水，想用它来改个也是不可能了。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对现行国际经济秩序的最大挑战在与贸易。调整的根本目的是实现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有出口驱动向内需驱动的转变。这一转变的前提是和谐社会政策的成功。尽管中国政府在过去的几年里已经为建立和谐社会采取了许多积极的措施，但是在分配方面，特别在解决收入不平等方面，施政的力度还远远赶不上形势变化提出的新要求。如果国企利润一年一万亿，政府税收每年以一万亿的速度增长时，中国还在结局不平等方面缩手缩脚；那么，等外部环境的变化使中国经济减速，可利用政策资源大幅度缩小时，在想加大力度解决这些问题，估计届时可利用的国富资源也会成为一个问题。从日本在上世纪80年代的经验来看，中国目前面临的一个现实危险是，当社会财富的积累主要通过股票市场与房地产市场来实现时，其经济不平等的程度将大大加快。从这层意义上说，加入对流动性过剩的遏制失败，那么这将有可能是政府近年来为建立和谐社会所做的努力功亏一篑。尽管当政府面临着人民币升值与宏观调控等诸多方面的挑战，必须采取相应的措施，但是这些都是"标"，而不是"本"。人民币升值可以提高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减少他们的出口，为减轻世界经济的不平衡做出贡献，但却无法为中国从国际市场撤出来的资本与劳动找到出路。宏观调控可以减轻流动性过剩对中国经济的冲突，却无法解决造成流动性过剩的根源，即世界工厂模式带来的大量贸易顺差与外汇储备。只有当和谐社会的建立直接培育了足以支持中国经济良性循环的内需时，中国才能在后全球化时代继续发展。后记这篇文章最初发表在2008年1月7日版的《21世纪经济报道》上。我最初用的题目是《美国大选与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发表时被编辑改成《2008全球化选择：释放市场还是保护社会》。写作的冲动来自于2007年12月3日我由美国去上海讲学时在飞机上读到的一篇文章，其中提及的英国金融时报对希拉里·克林顿的采访。当时读后的第一个直觉是我从理论上预测了很久的一件事情终于要变成现实了。早在1998-1999年我在为《日本经济的悖论》一书进行研究时就已经从理论上推出，全球化总是沿着生产贸易扩张，金融财政扩张和全球性经济危机的方向循环，并在释放市场力量和保护社会之间进行钟摆运动。根据这个原理，这一轮全球花早晚也会发生逆转。该书的英文版于2001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当商务印书馆2004年将此书译成中文出版时，我在中文版序言中预言中国在2008年左右也会出现像日本80年代一样的经济泡沫。此后，我又于2006年2月28日在《21世纪经济报道》发表了一篇近3万字的，题为"危险的关系：美元本位制与金融风险"的长文，通过日本的经验系统的论述为什么现行的国际金融秩序会给中国经济带来巨大的风险。我当时完全无法想象在上面这篇短文发表后的两年里，中国与世界经历了多少不平凡的事件。对许多中国人而言，2008年将会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从1月份雪灾，到春夏之际围绕着奥运火炬产生的一系列冲突，到5月的汶川大地震，再到8月份的奥运盛会，中国人感到的是任何艰难困苦和敌意破坏都不能组织中国前进的脚步。到了2009年，在全球金融危机中世界各国经济一片狼藉，唯独中国经济一枝独秀。这期间，不仅中国模式或者北京共识引来众多的国际评论，中国人的民族自信大为增强，而且美国学者政客关于以G2治理全球事务的提议，奥巴马访华的低姿态，和由此引起的一些列国际连锁反映使中国国内也开始弥漫着一种飘飘然的气氛。然而，刚刚进入2010年，中美关系就风云突变，剑拔弩张。这次围绕着中美汇率之争以及可能后续发生的贸易战，人们对中国外部经济环境的急剧恶化和严峻的程度开始有了较为清醒的认识。对于目前中美之间的紧张局面，国际国内舆论有3种不同的解读：第一种观点从中美关系论着眼，认为目前的冲突无非是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一个周期性的反复。这次唯一与以往历届政府不同的是奥巴马一上台是采取一个低姿态，然后再转为强硬。既然美国在国际事务上离开了中国的合作什么也干不成，他早晚还得转回来。在美国有一种说法，高失业率加选举等于贸易保护主义。等到年的的美国国会中期选举过去，一切恢复正常。就目前而言，为了避免冲击过大，先排上几个采购团，花点钱摆平。实在逼到无路可走，把人民币汇率暂时上调3%到5%足矣。美国如果最后通过医疗改革的法案，必然还要严重依赖外债。到头来必然还要指望向中国借钱。所以中美关系坏不到哪里去。第二种观点从国际经济的在均衡入手，认为现在美国经济已经开始由虚拟经济向实体经济转型。解决巨大的贸易逆差问题是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一环。正因为如此，人民币汇率的调整是必不可少的。这种观点认为奥巴马关于在5年中让美国出口翻番的承诺以及关于中国不应该再指望美国作她的主要出口市场的呼吁绝不是嘴上说说而已。美国的许多学者，政治家，以及政府官员已经认识到过去几十年来美国所依赖的美元本位制早晚可能要被其他国际金融秩序取代。美国式的以消费者支出为主要动力的经济是建立在美元本位制带来的海外融资能力的基础之上的。一旦美元的关键贮备货币的统治地位不复存在，这种经济模式将难以为继。为了未雨绸缪，美国从现在起就必须从贸易入手开始经济转型。等到美元完全失去目前的地位时再谈转型就一切为时过晚了。对这些人士来说，中国政府正式主张在未来用国际货币基金的特别提款权作为国际储备中取代美元的手段绝不是说完就忘了的，中国政府从长期的观点来看肯定要向这个方向努力。既然近年来国际经济严重失衡中储蓄过剩一端靠的就是人民币的低估，重新建立国际经济的均衡只能从人民币升值开始。一般而言，解决全球贸易不平衡有数种方法。第一种反方法是贸易逆差国采取紧缩政策，减少进口，量入为出。由于这必将导致逆差国失业进一步扩大，这种方法在美国的国内政治层面不可能被接受。第二种方法是贸易顺差国扩大国内开支，增加国内消费。中国的确在2009年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扩大国内投资，但由此引发的房价暴涨和通货膨胀却使居民可用于消费的储蓄大幅缩水。因此中国无法继续实行这种政策。第三种方法是通过调整汇率来减少不平衡。由于这种必然导致失业，中国至少到现在为止坚决不同意。第四种方法是通过提高贸易顺差国的工资以减少该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从而减少出口。这种办法在中国面临着很大的阻力，但是正在成为一个政策趋势。第五种方法是贸易逆差国通过贸易保护主义强制性的减少来自顺差国的进口。这五种方法中，美国只有采用紧缩政策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主动权。另外三种的主动权都在中国的手里。既然无法紧缩，美国就只剩下贸易保护主义一个选择。从上面的文章中可以得知，自由贸易在今天的西方世界已经变成一个十分值得怀疑的概念。贸易保护主义已经不再是一个过街老鼠，而是一个已经获得许多经济学家背书的政策选项。第三种观点从国际政治的角度出发，认为目前的局面与1971年前后很相似。这种观点颇有些阴谋论的成分。它认为美国政府正在以进为退，以求在乱局中杀出一条维系霸权之路。1971念得美国深陷越战的泥沼，经常账户开始出现逆差，国际收支存在大量的赤字，战后初期的黄金保有量已经逝去近五分之三，由约翰逊政权开始的伟大社会项目导致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然而，就是在许多人看来美国必然要走向没落的这样一种困局中，尼克松政权为维护美国政策的独立性，不惜让代表以美国为主导的战后国际金融秩序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大刀阔斧地迫使其他主要货币升值，不仅把美国本来很快就要大幅增长的经常账户的逆差在整个70年代控制在较低的程度，而且还通过美元贬值削弱了在60年代利用贸易顺差大举购买美国政府债券的欧洲各国的实力。更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在第一次石油危机后通过沙特实现了石油继续以没有黄金支持的美元标价和中东石油美元返还美国这两大措施从而建立起美元本位制，继而通过星球大战拖垮苏联，又通过广岛协议挫败日本，从而继续称霸全球。从这层意义上而言，美国从1971年开始的对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重新洗牌在冷战结束的时候可以说获得极大的成功。今天美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财政赤字，巨额的经常账户赤字，五大投行消失了三个，三大汽车公司中两个濒临破产，失业率超过了百分之十的困境。但是，即使是在这样一种困局下，奥巴马仍然明言美国决不当第二。在遭受如此严重的经济打击后，美国继续称霸的策略无非是借希腊、西班牙和意大利已经或正在出现的财政危机打击欧元以防止它趁机取代美元的关键货币地位，借丰田汽车事件压住日本并开始调查德国奔驰的行贿事件以防止外国公司趁机在全球汽车业称霸，以压人民币升值防止中国国力趁机超过美国。即使这场争端可以引爆世界性的贸易战甚至国际经济秩序的危机，它对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冲击要远远大于对美国的冲击。在笔者看来，美国正在发生的事情实际上代表的是一个更为深刻的历史过程，即全球化的长程运动由金融扩张向全球经济危机的方向发展，公共政策范式的钟摆运动由释放市场力量转向保护社会。以上三种解读提到的因素在这个过程中可能都会出现，但是他们即使出现，也只是作为这个历史过程中的组成部分，而不代表这个历史过程的实质本身。美国目前正在进行的医疗保险改革是迈向保护社会政策范式的关键一步。正在讨论中的金融改革也正向同一方向发展。然而，保护社会的最大主题在于对一国就业机会的保护，尤其是在大的经济危机显示出如果放任市场力量横行将导致一个什么样的经济、社会，甚至是政治的危机。从这层意义上而言，美国要求人民币升值的根本原因是要保护本国社会不再受全球化过程中释放出来的市场力量的冲击。中国现在大力支持自由贸易是因为作为世界工厂自由贸易符合中国的利益。然而，符合中国利益并不等于符合他国的利益。那些认为本身受到损害的利益团体必然会在所在国的政治中大力反对自由贸易。当他们聚集了足够的政治能量，就可以改变该国的公共政策方向。当美国正在出现的局面成为一个国际性趋势，这个世界就无法避免的进入后全球化时代。两年前在写这篇文章时，曾经与责任编辑古重庆先生进行过数次深入的讨论。据他判断，当时在国内关心的优先顺序上，贸易保护主义最多也只能排第7或第8。我之所以在文中采取一种预设反论的写法，就是想通过直接反驳当时国内流行的想法来引起读者对这些问题的关注。我在文中特别指出，如果不从当时就加紧调整，等待中国的将是一个急剧恶化的国际环境和日益狭窄的政策空间。中国面临的已经不是做不做调整的问题，而是做调整的速度与力度能否跟得上外界变化的问题。读者今天在读这篇文章时，可能要比两年前都市更容易地建立起它与现实之间的联系。两年前，贸易保护主义还是一个苗头或可能性，现在已经变成咄咄逼人的现实。从这层意义上而言，中美之间关于汇率的冲突如果导致世界性的贸易战，这极有可能成为后全球化时代到来的一个具体路径。中国在应对这个新国际环境变化时最大的障碍何在？在这里有必要重新讨论一下日本。至今为止国内的讨论仍然把中日比较的注意力放在中国目前的处境与80年代的日本的情形如何相似上。然而，最近形势的发展已经要求中国必须从两个新的角度重新汲取日本当年的教训：为什么日本没有能够利用泡沫经济带来的财富为未来打下坚实的基础？为什么日本在泡沫经济破灭后的20年里一蹶不振？日本之所以没有能利用泡沫经济带来的国富为未来打好基础的部分原因在于80年代的日本弥漫着一种与今天中国很相似的乐观情绪，盲目的相信本国经济的突出表现是由于本国模式的优越性使然，而根本忽视了导致本国经济突出表现的外部因素和偶然因素。当时日本成功的标志是股市、房市的泡沫现象，日本作为世界上第一大债权国的身份，以及日本在全世界到处砸钱买资产的形象。在这样一种氛围中，日本人以为他们的财富在未来仍然会像现在一样滚滚而来。然而，事后人民认识到，日本在80年代贸易顺差与外汇储备迅速增长的原因既不是由于日本的产业政策，也不是由于日本产品的竞争力（尽管他们与这二者都有关系）。真正的原因是沃克尔领导下的美联储为了控制严重的通货膨胀而下的高利率的这味重药。由于高利率的吸引，各国流动资本涌向美国导致美元坚挺。美元坚挺的后果是日元的疲软。日元的疲软导致日本产品在美国市场的价格上的竞争力。换言之，日本的竞争力不全部来自日本，在80年代上半期在很大程度上来自美国的金融政策。美国在80年代上半期积累了巨额的正常账户赤字，一个广岛协议就使得美国在80年代末实现了经常账户的基本平衡。当人们相信自身的财富在未来还会和今天一样滚滚而来时，他们不可能记者准备应对危机。同样道理，中国近几年贸易逆差与外汇储备固然有加入WTO，以及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等国内因素，但是如果离开在格林斯潘领导下的美联储为了应对互联网泡沫破灭后而采取的宽松的金融政策带来的流动性过剩而导致的大量进口，离开美国在财政贸易双赤字的压力下从国际上大量融资过程中中国贸易顺差美元返还带来的对美国消费的刺激，以及离开在2000至2006年间美元一路贬值带来的人民币兑其他货币的贬值，这期间的中国贸易顺差与外汇储备的数量就要大打折扣。即使是抛开这些方面的影响，中国的出口依赖还是外部因素。由于跨国公司主导的外资在邓小平南巡后大量涌入，特别是在中国加入WTO后又掀起一个新的高潮，中国变成了一个深度参与全球生产体系的世界工厂。跨国公司带来的订单（包括企业内贸易中的零部件）与提供的销售渠道使得它们占中国对外贸易的近60%。今天被当成是中国模式的重要支柱的国有企业在十年前还是被抓大放小的对象，还被广泛地认为是没有效率的负担。只是由于这些国有企业占据了基础设施产业，在中国的出口在上述外部与偶然因素的带动下出现高速增长时他们才凭借自身在行业中地垄断地位而获得巨额的红利，成为中央政府税收的坚实基础。只要我们在讨论中国模式时认识到中国近几年来导致国势兴隆的偶然和外部因素，就不难认识到当这些偶然和外部因素消失时国势兴隆的推动力也会减弱。假如美国这次真的因为汇率之争从贸易上制裁中国，上面描述的这个中国模式异常表现的因果链条就很有可能在最关键的一节被切断。到那时，中国模式的真正构成要件到底是什么，其根基是否坚固，换言之，国有企业的年利润是否还能达到一万亿，中央政府财政收入是否还能以每年一万亿的速度持续增长，才会面临一次真正的检验。仔细研究日本经济为什么陷入长期的停滞对今日中国而言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日本长期停滞的最重要原因不在于经济政策，而在于日本缺少一个形成领导整个社会实现根本性转变的政治意志以及贯彻这种政治意志的政治结构。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外国人和日本人都已经认识到日本模式出了大问题。然而，日本在90年代末先是在自民党内走马灯似的换首相，最后，好不容易出了个小泉，以民粹主义的方式赢得了政权来推动这个转变。然而他和他的追随者却误入新自由主义的歧途，盲目地向美国模式靠拢。其结果，日本不仅在经济增长上收获不大，而且把其经济体制原有的注重平的的强项丧失殆尽，在短短的几年里应是造出一个下层社会来。国际上一般认为这次民主党上台终于使日本有可能实现两党之间轮流执政的可能。民主党也提出了回归亚洲的新思路。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日本的想法并没有引起周边各国的强烈共鸣。日本能否走出困境仍然有待观望。同样道理，在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发生急速变化之际，能否建立一种政治结构不仅是中国能够形成实现整个社会经济及时转型的政治意志而且使之得到有效的贯彻将是决定下一个30你案例中国国运的根本问题。[*] 杜克大学社会学教授** 原文标题为：《2008全球化选择：释放市场还是保护社会》，发表于《21世纪经济报道》2008年1月7日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部分成员国在2011年3月17日后发起的针对利比亚的一系列军事行动超出了《第1973( 2011) 号决议》授权范围, 违反了国际法上的不干涉内政原则、禁止使用武力原则以及国际人道法的有关规定, 属于国际不法行为。

中国现代美术之路:“自觉”与“四大主义”——一个基于现代性反思的艺术史叙事

这篇是《人民日报》关于广东贵屿电子垃圾污染的评论，也发在人民网。《广东贵屿：为电子垃圾污染敲响警钟》

1980年代我正好到日本教书，看到港台学者首先试用新理论，有位先生用结构主义来解释一首古乐府《公无渡河》，全诗四句，每句四字，共十六字，却写了长长一篇两万字的文章，又配以各类图表，讲得莫名其妙，对我们理解作品没有什么好处。可见用纯西方理论来解释古代文学现象，非常困难。

蒲松龄生活的时代，主要是清初顺治、康熙年间。到他的晚年，开始进入"康乾盛世"。这时清统治渐趋稳定，人民却照样遭受着各种各样难以挣脱的苦难。所谓的康乾"盛世"，决不是老百姓的极乐世界和幸福天堂，人民不过是像鲁迅所说，生活在一个"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而已

本文已更新，请点击链接阅读：邱士杰：21世纪的20世纪台湾社会主义运动与民族再统一──汪晖老师《当代中国历史巨变中的台湾问题》读后

日前，"非诚勿扰事件"、"张悟本事件"、"电影《八天八夜》事件"等不断出现的媒体事件引起了各界的关注，媒体伦理的讨论如火如荼，多种世态万象背后折射出媒体行业的诸多现实问题及其面临的道德困境。对此，本报（《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特约请新闻学、伦理学及法学专家进行了讨论。困境之一：社会公益个人隐私难兼顾大众传媒在报道一件事实时，如何才能做到既满足社会公益，又保护当事人的隐私？当二者存在矛盾时又该如何调节？这一度成为社会各界争论的焦点。以纪录片《麦收》为例，该片描写一名女子从农村到北京从事性服务工作的遭遇。该影片虽然没有任何裸露及限制级画面，但由于影片对当事人毫无遮掩的拍摄，引发了道德争议。反对者指出，除女主角签署同意书外，导演未征询其他出镜者同意，侵犯了他人隐私。另外一种观点认为，观众有权拒绝、抵制侵犯隐私的作品，当导演未处理性工作者的个人信息时，观看影片的行为将令被拍摄者承受更大风险。"媒体报道与科学研究的目标固然都是求真务实，但正如科学研究有禁区一样，媒体报道也不是没有任何限度的。这个限度就是以人为本原则，就是必须尊重与维护人的心灵和肉体的完整性原则。"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伦理学研究室主任甘绍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这样说。中国传媒大学陈卫星教授在其《新闻伦理的可能性》一文中表达了相似观点。他指出，无论记者、编辑怎样大公无私，都不能保证做到客观中立，特别是在涉及自身观点和职业利益时，话筒和摄像机的强行介入在什么情况下才会是可接受的，不仅涉及对当事人的尊重和保护，有时还源于媒体的自我期许和受众压力。网络和信息化时代，一方面，有人害怕自己的隐私被泄露；另一方面，有人通过暴露自己的隐私而出名。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陈力丹教授分析，绝大多数人想保护个人隐私，然而个体有不同，有人更喜欢抖搂隐私扬名，这跟实行市场经济有关。市场经济有一条要求--货物要有品牌。而名气背后意味着利益能够带来价值。对于媒体而言，社会公益与个人隐私都代表着不容漠视的重要价值，两者之间能否找到平衡点是问题的关键。甘绍平认为，今天人们的价值观已日益多元，开始从重视社会公益的维护向保护个人隐私转变。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林来梵告诉记者，今年7月1日生效的《侵权行为责任法》第二条，明确将隐私权列入保护范围，规定对它的侵害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这只是民法的保护，隐私权同样是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而且是所有基本权利中较为重要的一项权利，因为它是宪法中人格权的主要内容之一，是"人格尊严"这一重要原理的直接反映。困境之二：权利与权力的话语权之争被称为"无冕之王"的记者，在社会上担当扬善抑恶、维护正义的角色，它向社会提供的不是一种普通产品，而是拥有高度社会影响力的特殊产品。然而，现实中媒体常常面临尴尬处境：新闻报道时成为强势部门的"传话筒"；在教育、民生等报道领域，为有钱者代言，为有权者造势。最终导致越是强势部门，越在媒体上拥有话语权，越是弱势部门，越失去话语权的现象。"无冕之王"们在纠结中纷纷笑谈新闻理想如灰飞烟灭。陈力丹指出，目前我国传媒界往往有权力意识没有职业意识，没意识到自己是一个行业，而这个行业是有职业道德和职业规范的。其实，作为一个新闻记者应该明晰自己的社会责任，明确自己其实谁也不代表。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张传有教授也认为，新闻媒体的权力主要是一种话语权，它来自于民众本身所具有的知情权、政治参与权、发表言论的自由权以及对政府权力的监督权。从终极意义上说，新闻媒体应当为之负责的是最广大的人民群众。  本报记者在采访时，专家公认目前我国新闻媒体普遍存在两个问题，一是自主性不够，许多新闻从业人员很难在权利和权力面前抉择；二是自律不够，媒体从业人员职业道德缺乏，由此引发许多新闻媒体失范事件。信息化时代，传媒界众多乱象是否说明媒体产出的全是负价值呢？当然不是。西南政法大学李光辉教授对此作了说明：虽然大众传媒的社会角色在现代社会中被不断修改，逐渐成为一种诸如意识形态的工具、文化的霸权、媚俗的艺术而招致许多批判，但它的内在规定性并未改变，依然是满足人类沟通交流的天性以及信息传递的需要。在不断的信息传递和沟通交流中，人类获得了更为广阔的生存空间，在更大程度上实现着自身的自由。这也正是大众传媒得以存在于世的根本理由。困境之三：资本至上还是责任至上近日，浙江卫视《为爱向前冲》停播，江苏卫视《非诚勿扰》全面整改。7月3日，在京举行的"2010年应用伦理学之传媒伦理夏季论坛"上，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宣传管理司副司长李宗达坦言，近年来对外舆论监督比较多，对本行业监督不多，出现了许多问题。当前一些电视台文化娱乐类节目、情感故事类节目、医药卫生类节目出现了格调品位低俗，价值取向偏差等苗头。一位从事一线工作逾20年的业内人士向记者"诉苦"，谁也不想走低俗路线，但央视索福瑞定期要统计各大卫视排行榜，每次几乎都是湖南卫视、江苏卫视、浙江卫视、安徽卫视占据前四强。事实证明，越低俗，收视率越高，观众越喜欢看。他认为，尽快推行电影电视分级制度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谈及媒体与伦理的关系，除了总要关涉媒体从业者的职业道德之外，有两个核心话题是人们很难回避的：第一个话题是媒体的社会良心。第二个话题是，尽管媒体企业化是全球性趋势，但正如企业伦理所要求的那样，媒体企业并不仅仅是一部赚钱的机器，它还承载着应有的社会责任。"甘绍平研究员如是说。那么，媒体的社会责任是什么，媒体伦理的核心价值怎样理解，有学者认为，媒体"真正的伦理精神"作为一种具有超越性、引领性的应然与实然相共生的道德品质或德行，应当具有求是精神、正义精神、仁爱精神、勇敢精神、自由精神。也有学者提出，媒体应是公民利益与意愿的服务者。它提供一个信息流通与观念交锋的客观平台，让公民在对这一平台的审视过程中塑造自己的价值判断，从而实现自主的道德选择。反映到实践中，这就是以人为本，在灾难中不以别人的悲痛作为吸引读者的卖点；在拍摄特殊群体或弱势群体时，自觉使用马赛克技术，尊重别人的隐私权；不作低俗和虚假宣传，维护新闻媒体的严肃性和神圣感。专家最后指出，近年来传媒业的发展固然十分迅速，媒体伦理及媒体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却亟须建立，如何健全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使一些人免于钻法律的空子，恐怕还需要政府、学者和有识之士共同努力。

从“五四”以来，传统中国的大家庭从价值到形态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个人意志在与家庭伦理的冲突中脱颖而出，为了维护家庭或者家族的利益与荣誉要求个人作出牺牲，不再是高尚的、理所应当的，礼教被冠以“吃人”的恶名。在尊卑与平等、孝悌与独立、贞洁与欲望的较量中，后者大获全胜……

2004年，章先生在《文学评论》上发表《〈玉台新咏〉为张丽华所"撰录"考》，此篇为对邬国平、樊荣先生商榷的答复。

“贾樟柯是个好听好记的名字，但是却不太好写。他不是电影学院的正式学生，说起来这也算是名列另册。北京电影学院犹如"光明顶上，碧水潭边"，其"如花青衣和胜雪长剑"吸引着每一个有志于电影的青年。而每一个电影人也多少和电影学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的确是一个江湖。”

有一位日本少年在接受NHK的采访时说"让别人为其牺牲生命的国家，就让他灭亡好了。"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福岛县的5名少年潜入福岛辐射禁区的民宅中盗窃游戏机。这不禁让人想问，曾经的那个以克制、教养和服从等民族精神为傲的日本究竟哪里去了？

但是有朝一日受人赞美的将是
坐在光秃秃的地上写作的人，
跟底层人民坐在一起的人，
跟战士坐在一起的人。
—— 布莱希特

哈贝马斯希望所有宗教的信徒为了能够生活在政治上自由主义的、文化上多元主义的社会中都能经历一个三重反思：坦然接受面对其他教派或宗教遭遇时所发现的认知差异，适应享有对世俗知识之社会垄断权的科学的权威，同意基于世俗道德的立宪国家的诸个前提。

立宪政治未能成为五四运动的关键词，几乎是时代的必然。因为五四运动为自己所提出的任务，早已超出那个时代的立宪政治的容量。……尽管五四不乏"全盘西化"的言论，但相对于五四所提出的目标，并没有一个现成的西方模式"化"得了中国。 毋宁说，五四在向中国提出问题的同时，也是向整个世界提出问题。

连日来，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的“盛世和光——敦煌艺术大展”吸引了许多观众的目光。每天近2万、最多时达2.8万人的观众数量，让馆长范迪安颇感欣慰。“观众数量的多少是一个硬性指标，展览举办的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来看展览的人数。”范迪安说。作为新当选的全国政协委员，范迪安日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委员的身份让自己在做好本职工作时责任感与紧迫感进一步加强，他也希望借此机会为国家文化的发展建言献策。

配给医保意味着对哪种治疗由国库买单做出限定，让我们掏出腰包的动辄数十亿美元花得不冤枉。如果我们采取配给制，就不必给制药公司的专利药品开口头支票，也不必医生推荐什么治疗措施都照单全收。美国的医保改革辩论应该从下述前提开始：某种形式的医保配给无法避免，也很必要。然后，我们就可以问：最佳配给方式是什么？

2006―2007年期间，我们在天津、上海、南京、深圳四城市，对流动穆斯林进行了问卷调查。所以选择这四个城市，主要因为它们经济较为发达，其CTP和城市居民收入在全国位列前茅，加之，文化、社会治安等诸多方面的优势，已成为西部穆斯林流动的主要地区。 本文拟以四城市为考察点，在问卷（在四城市一共发问卷1000份，收回问卷875份左右，有效问卷占回收总问卷的87.5％）和走访的基础上，探讨流动穆斯林的人口特征和就业状况，为经济持续发展与社会稳定和谐提供有益参考。一、流动穆斯林的民族和人口来源 在四个城市中，外来的流动的穆斯林平均为10万人以上，除深圳（深圳是外来移民城市，改革开放前只有一户穆斯林，现在穆斯林人口10万以上）外，其余三城市外来的穆斯林人数皆数倍于本地穆斯林人数，以上海为例，这里原有穆斯林人口6万左右，现在穆斯林人口近16万，增加的部分显然都是外来的。中国有十个少数民族信仰伊斯兰教，都是穆斯林，而流动的穆斯林主要来源于哪些民族？主要是回族89.6，占89.8％；其次是维吾尔族，占4.8％；而撒拉族、东乡族、保安族等一共占3.9％。可见，在流动穆斯林中最主要的少数民族是回族。 这么多回族源于何处？从其户籍看，大部分来源于西北，而西南的较少。若按流动人数多少及所占比例进行排序，为：甘肃 (占54.9％)、青海（占17.2％）、新疆（占4.8％）、宁夏(4.4％)、河南（占2.0％）、陕西（占0.1％）。依据上表的统计，甘肃、青海、新疆、宁夏的穆斯林占整个流动穆斯林的81.3％,其余省份仅占2％以下。二、流动穆斯林的自然构成 从年龄层面看，30岁以下的占66.5％、45岁以下的占25.7％，两项相加，流动穆斯林人群中，青壮年占92.2％。 从文化程度上看，小学文化程度的占47.31％、初中文化的占34.11％、高中的文化的为9.93％、大学文化的为7.59％。两表结合起来，可知在流动穆斯林中，青壮年占92.2％，即外出流动的几乎都是青壮年。从文化程度看，在外出的穆斯林中，小学、初中文化程度的占绝大部分，为81.42％。这样的文化水准限制了他们就业面，同时，也限制了他们收入的进一步提高（就大部分人而言是这样，但现实生活中也有特例，如个别老板，他们文化程度不高可收入却很高）。 在外的流动穆斯林中，有83.11％的为男性，16.89％的为女性；而53.60％为已婚，44 30％是未婚。这两组数字告诉我们，在外的流动人口中，大多数是已婚的男性，而少部分是女性（约占17％）。根据我们的走访情况发现，小拉面馆的女性多为老板娘，其余都是男性；大拉面馆或西北风味饭店，除老板娘外，也有几位女性服务员。在拉面馆工作的流动穆斯林，男女比例是4：1左右，这与上面的统计数字基本相符。此外，拉面馆或西北穆斯林饭店，除老板外，一般服务员都是单身。 为何不带妻子出来谋生？大部分回答：一是经济压力。由于这四城市房租较高，目前的工作收入是难以维系这方面的开支。二是家里走不开。在老家，田地、老人、小孩等都需要照顾，无法分身。三是女性工作不好找。女性本来就业面就窄，外来女性流动穆斯林更加如此，除了到大清真饭店作服务员外，几乎没有什么职业可寻。因为，她们几乎没有技能，加之教规又多，诸如不能穿短袖衣服，不能穿短裙，有的甚至要带盖头。作为生活习俗本无不妥，可这些习俗常常与饭店的统一着装产生矛盾，面对这样的矛盾，若是饭店不让步，她们只有选择在家。三、流动穆斯林的谋生方式 流动穆斯林职业发生了变化：一、打工者，以前为28.3％、现在为61.9％，现在较之以前增加了2倍以上。二、从事农业或养殖业的，以前为37.7％、现在为1.1％，减少了98.9％，下降幅度确实惊人。三、小生意者或个体户，以前为18.6％、现在为25.1％，增加了69％以上；老板以前为0.5％、现在为 2.7％，增加了7倍以上。四、唯一没有变化或变化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职业是教师，以前为1.9％、现在2.2％,只增加了2人。 首先，变化较大的是农业或养殖业。原来有312人从事这类职业，现在只有9人。说明外出以后绝大部分穆斯林都改行了，或者说，以前的农业养殖业技艺现在已经无法成为在外谋生手段。其次，打工人群的变化。现在打工者是以前的两倍，而又占流动穆斯林人数的61.9％，可见在流动穆斯林群体中，主体是打工者。根据访谈，打工者主要的工作场所是拉面馆，个别也有在企业或其他行业的。再者，流动穆斯林中老板或个体户人数的增加较大。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老板或个体户多指拉面馆的老板，据化隆县住沪办同志介绍，该县在深圳有600家拉面馆，在上海有1千家。这些城市存在着这么多的拉面馆，故老板或个体户增加幅度较大。最后，教师的比例没有变化，或许因为做教师需要学历和经验，若有学历和经验无论在家乡还是外出到这几个城市都可以成为老师，区别只是报酬的多少。总之，流动穆斯林的职业大多数发生了变化，现在所从事的职业与家乡的职业不同了，发生了变化。然这种变化亦有规律可寻，即他们基本集中在饮食（主要在拉面）行业。无论是打工人人数或是老板人数的增加，还是从事农业养殖业人群的减少，都由于进入到了这四个城市的饮食行业（拉面行业）。 流动穆斯林为何会集中在这个领域？根据调查发现，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一、饮食和技能问题。穆斯林尤其西北穆斯林对于清真饮食要求非常严格，以至他们基本不去汉族人的饭店就餐，因为那里不清真，回民面馆、饭店几乎没有这类问题；此外，在拉面馆打工基本不存在技能问题，或者说技能问题较少，大部分穆斯林都会拉面、都会烧牛羊肉。其二，生活成本问题。四城市的拉面店一般都免费供应吃饭，有的免费一顿，有的二顿，这样一来，生活成本很低，能积畜的钱会更多。其三、宗教感情和生活情感问题。西北穆斯林有浓厚的宗教感情，对于功修非常认真，尤其到了斋月期间，都要封斋。在其他行业，功修和工作往往难以兼顾。从感情方面看，这里拉面馆的穆斯林多为同乡（同乡范围可大可小，大则为一省小则为一县一乡），彼此在一起工作易于变成朋友，在外遇到问题也易于获得同乡帮助。其四、这四个城市规模较大，商业空间也大，几百家甚至上千家拉面馆都可以同时营业，基本是家家盈利。所以，拉面馆成为流动穆斯林的一个重要的选择。以至在这些城市中形成了一种新的经济——拉面经济。这是由西部流动穆斯林支撑起来的经济，不仅养活了自己（仅这四城市的流动穆斯林就有四十多万），也方便了这些城市的市民生活。一段时期以来，一些建筑单位拖欠农民工的工资问题，以及农民工因从事危险工作而致死致残的问题常常见诸于报端，而西北流动穆斯林却没遇到过这类问题。这绝对不是侥幸。从主观方面看，流动穆斯林有相对固定的就业取向，从客观方面看，这些城市也有这么多回民餐饮业的存在，这样就使得这么庞大的流动队伍，在这么发达的城市，能够立足，能够安全地生活下去。若是没有这些拉面馆，外来穆斯林将流向何处？若是流动穆斯林兄弟辛苦一年，到了年底工资却被拖欠，社会将会出现何种状况？所以，笔者以为西北的拉面馆或拉面经济，不仅丰富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同时也维系着西北流动穆斯林的生活和社会稳定。 四、流动穆斯林的收入状况 流动穆斯林职业发生了变化，其收入情况如何？以下是一个对比表，通过对比可知外出前后的变化：以前收入500元以下者为大多数，占54.9％，现在只占10.9％。这个比例数在下降，而500元以上者，几乎每一栏都有增加。具体为： 500-1000元的增加了80％, 1000-2000元的增加了近3倍，2000-3000元的增加了44％，3000-4000元的增加了2.5倍，4000－5000元的增加了3倍。5000元以上的以前几乎没有，现在也有19人。显然，流动穆斯林到了这些城市以后，收入有了很大的提高。与甘肃、宁夏、青海那些以务农为业的农民（年收入2000元左右）相比，收入的提供更是相当大。因为，在四城市的流动穆斯林中，有90％以上的人年收入在6000元以上,有20％的人年收入在10000元以上，有5％的人在24000元以上，如此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在流动穆斯林中，已经有一部分人（即年收入在2.4.万以上者），开始向上升流动，即由一般的打工者上升为社会中产阶层， 他们或是饮食店老板，或是从事贸易的商人等。换言之，他们通过几年的外出的奋斗，无论收入或职业都具备了中产阶层的一些特征，开始融入到这些城市的社会中去。五 流动穆斯林在外居住时间及联系网络 在流动穆斯林中，有近54％的人居住在外1－5年，少部分(10.28％)已经达到了6—10年之间。据说,自从2002年开始实施退耕还林退耕还草以后，家庭饲养牛羊受到限制，经济也受到一些影响，所以外出谋生者较多。这也从一个方面说明为何大部分西北穆斯林在外流动时间较长（基本常年在外），而从2002年左右外出的人数较多，上世纪90年代外出的较少。即在外1－5年的多，而6年以上的少。他们的住房，大约有67．9％是自己租房，14.6％的人是借住在他人租的房屋里。由于这四个城市的房价甚高，有能力购买房者极少，只占5％左右。在走访中还发现，流动穆斯林长期在外，逐渐形成了或本县或整个西北地区的联系网。这个联络网具有地缘、族缘、业缘等因素，即都是西北的穆斯林，又都是从事餐饮业。例如，南京有“西北联络组”，天津有“西北拉面馆协会”，上海、深圳也有类似的联络网。化隆县为了维护本县外出人员的利益，专门在上海、深圳设立了办事处等。联络组、协会完全是民间性质的，而驻深、沪办事处则有一定的政府色彩。而无论性质如何，都起着联系、协调西北流动穆斯林的作用。联系网彼此之间都有手机号、地址、人名，小联络网一般有50－60家饭店的联系方式，大的有几百家联系方式，一旦谁家出了问题，无论是经济问题还是一些纠纷问题，都可通过联系获得支援或帮助。在这些联络组或拉面协会内部都有自己的召集人，而召集人多为热心于公益事业的，有一定经济势力和人际关系的穆斯林。他们除了用电话联系之外，还有一种联系方法，即在每周五的主麻日，当穆斯林聚会时与同乡聚在一起交流有关事情，以获得帮助。笔者在上海时就遇到过这样的事，一位在拉面馆打工的穆斯林在沪归真了，家属要求送回老家安葬，从上海定专车回老家需费用2万元，拉面馆老板一时拿不出，就来清真寺请大家帮助。穆斯林兄弟闻讯纷纷解囊，有的十元、有的百元，大大减轻了当事人的负担。在深圳时也常听说他们彼此互助的事情：有位穆斯林在深圳开饭店，开张之初，经常有人白吃白喝，还要收保护费什么的，这些人一来就是几个，报警也解决不了问题，因为都是小事，教育一下就完事。然后再来骚扰，饭店一时难以正常经营。自从有了联络网，一打电话大家都过来了，小混混见人多势众拔腿就溜，久而久之因无便宜可占，也就不来了。类似的事件其他城市也发生过，只是由于这些城市的治安较好，加之，穆斯林内部又团结互助，所以没发生什么大的治安性的事件或问题。当然，流动穆斯林成份复杂，人员素质有高低，彼此之间也会发生一些纠纷或摩擦，尤其是在一条不长的街道上同时开了几家拉面馆或饭店，彼此也往往会因经济利益发生一些纠纷。出现这类问题，有时由伊协、清真寺阿訇出面进行协调，也有时由拉面协会或联络组出面调解，一般都能够化解日常的一些纠纷。此外，这些协会、联络组也很注意自律。在天津曾出现过一些清真饭馆为了增加收入而买酒水，一些不法商人挂清真招牌但不经营清真餐饮的问题。对于买酒水问题，协会一经发现立即出面劝阻；为了防治假冒清真饭店，他们设计了一个清真标牌，除了有专门标志外，还将穆斯林经营者的照片放大印在上面，这样真假清真问题就一目了然。各个城市遇到的问题不同，处理的方法也就不同，但无论怎样，大家都感到需要有这样一个协会或网络。我们在调查中发现，这类联系的网络或协会是西北流动穆斯林在外进行生产经营活动的重要保证，是解决社会纠纷或一些问题的重要力量，也正是由于它们的存在，流动穆斯林才能安心地从事生产或经营活动。从这个方面看，这些民间性或带有民间色彩的组织是西北流动穆斯林能够在外进行正常经营和发展下去的一个重要依靠。此外，需要说明指出的是，在调查过程中，在四城市的调研过程中，没有发现甚至也没听到有关流动穆斯林与当地居民之间发生矛盾或冲突之类的事。询问当地阿訇和流动穆斯林，都是摇摇头，说明并没发生这样一类的事件。就其原因，笔者以为：一方面，外来的穆斯林在生活、经营方面能够尊重当地的法规、风俗，而拉面经营也与这里的饮食经营没有多少竞争（因为这些城市市场空间较大，管理也比较规范）；另一方面，在于这四个城市多为移民城市，经济发达，文化教育程度高，人们对于外来人群的移居及其较为独特的宗教生活习俗，能够以较为宽容的态度去理解、接受。所以，一直相安无事，和谐共处。 西北流动穆斯林由于在这四个城市经济收入较好，生意也能够有保证，除了少部分，即13.4％的人想回去外，大部分人处于或犹疑或等等再说的状态，当然也有27.4 ％的人愿意在这里长期住下去。 流动穆斯林每天几乎忙忙碌碌，但他们不是单纯的“经济人”，在他们经济的后面有联系网络，在网络后面有宗教文化。经济、网络、宗教，虽然各不相同，不在一个层次，但彼此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即浅层的流动穆斯林的拉面经济，中层的联系网络，以及深层的宗教的价值取向，是密切配合相互影响的。他们在生产、生活中形成的三层结构，与文化学上的器物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一一对应：拉面经济对应于或等同于器物文化、社会联系网络等同于组织制度文化，而伊斯兰教信仰就是精神文化。这三者或三层若是抽去其中的之一都难以理正确解流动穆斯林的生活、生产之特色，也正是这样三层一体之特点才形成了流动穆斯林独特的生活方式（也是独特之文化），以区别其他的城市流动人口；也正是这样的生活方式才使得他们几乎能够赤手空拳打天下。试想，哪个城市没有自己独特得饮食产品？但哪一个地方能够凭借某种单一产品养活这么多流动的人群？哪个城市的民众能够以某一种产品走天下？只有西北回族的穆斯林，只有他们能够依靠拉面经济走天下。为什么？因为他们具有独特的生活、经营方式。换言之，因为他们在生活、生产经营方面具有的上述特点，发挥出了整体的社会功能，从而维系了也稳定了流动穆斯林的生活。 六、对策与建议 现代化飞速发展的结果，大大加快了城市化的进程，同时，也使得大量农村劳力涌入城市。农村富余劳动力的涌入，一方面给城市发展提供了大量的劳力，给农民带来了就业机会，另一方面也给城市带来了许多压力，致使城市教育、服务、卫生、住房等设施越加不足。在涌入城市的人口中，流动穆斯林是其中一个较为独特的群体，他们是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又来源于地理位置较远的西北农村。由于西北退耕还林还草的工程推行，以及东部沿海城市与西北城乡的经济、收入差距的悬殊，使得他们的流动到上述城市里，其最终是自然地融入到这些城市里还是返回原籍，目前尚难预料。只是一点较为清楚：他们在这些城市还将流动(逗留)相当长的时间。政府或相关职能部门应该有一清醒地认识，应该在公共设施、服务等方面有一个较为长期的计划或安排。这里具体建议如下： 一、目前，各地的拉面馆都已经存在，也有了一定的规模，对于这些清真餐饮或许还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可是总体上看还是符合城市卫生、管理的规范。对于这类饮食饭店，若是小的，则给予一定的扶持和帮助；若是已经上规模的，则尽量不去干预，实行“无为而治”。市场有其自身的规律，只要这类餐饮业不违反当地政府的相关规定而合法经营，就应该让它们自己发展下去。此外，各个城市应该有一个清真网点设置计划，这样既便于开设新的餐饮点，又可避免因饭店过密而造成的恶性竞争。 二、西北穆斯林都是少数民族，提高他们及其子女的文化程度对于流动穆斯林和社会的发展都有相当的影响。政府职能部门，应对于成年人（流动穆斯林）定期举办科学文化知识和职业技能培训，提高他们在城市谋生的能力；对于其子女，应在学习就读方面给予一定的扶持，或者说使其孩子们能够来这些城市读书。加强教育不仅关系到生产技能、文化水平的提高，而且也涉及流动穆斯林就业面的扩大和收入的提高。当然，对于他们自然地而又自愿地融入东南沿海城市也有一定帮助。因为，从社会发展的大趋势看，这群人有相当一部分会地融入东部城市中去，他们不可能长期处于流动状态。细读上述统计数据也能看到这种趋势，即有一部分人，他们的年收入在2－3万元左右，有的在城市已经购买了住房，有了一份较为固定的工作。只要户籍问题能够解决，他们完全可以成为这里的一份子。 三、各地伊斯兰教协会应积极出面协调、解决流动穆斯林之间的矛盾。在调研中，发现有的城市的伊协会对于本地穆斯林问题关注较多，对于外来穆斯林则不甚关心，以为这是一个流动的人群，外来的人群，他们与原籍的伊协和清真寺关系较为紧密，而与这地的伊协、清真寺没有什么关系，或者说不是他们需要服务、管理的人群。以至出了问题总是推托：诸如这类事应该找派出所，这类事应该找卫生、工商管理部门等等。当然，找主管部门是对的，也是管理科学化的一种体现，可是作为伊协是积极协助，帮助他们出主意，还是一推了事，实际是有很大的差别。伊协若是能够认同：只要是在我们这里发生的穆斯林的事，就是我们伊协该办的事。以这样的积极态度 去处理或协助处理一些矛盾或问题，很多矛盾是能够化解的，纵然有的问题一时无法解决，外来的穆斯林兄弟也是能够理解。应该说，以这样的态度去处理问题，伊协与流动穆斯林容易形成一种良性的互动，从而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至于流动穆斯林之间的联系网络，既然存在就有其合理的因素，伊协也可依靠它们（拉面协会等）去处理一些具体的问题，但这些联系网络等毕竟不是一个正式组织，与政府之间的沟通还得由伊协出面，而政府的一些政策、措施也还得由伊协去贯彻。所以，当流动穆斯林遇到的困难或问题时，各地伊协应以积极态度去处理，这些才利于化解各类矛盾，稳定和谐的社会秩序。 四、随着流动穆斯林的大量进入，各地清真寺、回民饮食、回民墓地等显得或总量不够或品种不足。过去政府设点时一是考虑当地风俗传统，一是考虑当地穆斯林的人数，而恰恰没考虑到流动穆斯林的因素，更没料到流动穆斯林在一个城市会长期存在下去。现在，问题凸显出来了。要解决这类问题，笔者认为：首先，各级政府在城市规划时，应该考虑流动穆斯林的因素，应该逐渐地或扩大或新增这方面的设置；其次，在对原有城市进行改建时，可以利用一些或破产或撤迁的企业厂房、场地，以改建为清真寺或其他相关场所（深圳曾采用此办法解决清真寺不足问题）；最后，在回民小区周围，多增一些辅助性的设施（如小的店门等），以满足日益增长的需要。总之，无论是城市的长期规划，还是具体的局部的城市改建，都得考虑到流动穆斯林是一个长时期的存在的社会现象，都得在能否满足其宗教、生活的设置方面予以思考和安排，并具体加以贯彻，这样才能够真正解决流动穆斯林的问题，才能够维护社会的稳定，促进经济的持续发展，促进民族和谐。参考文献：[1]蔡昉主编.中国人口流动方式与途径[M]（1990～1999）.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01.[2]张开敏主编.上海人口迁移研究 [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9.[3]邹兰春主编. 北京的流动人口[M].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1996.[4]佟新著.人口社会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5]梁漱溟著.东西文化及其哲学[M].山东: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6]马戎、王晓丽等.新疆乌鲁木齐流动人口特点与就业状况[J].西北民族研究2005.3.

"写生"是中国画的命脉问题，它有自身的语源规定，首先应做强调历史地理解，否则会放任现实的问题。古人讲心会神融，忌描头画角，潘先生讲摄神入理，都不是形其"客观"。"客观对象"或"客观景物"之说，是对西方现代哲学文艺学的横移妄用，几乎不是"写生"，大抵接近"写死"。还有一个词汇是"写实"，也是似是而非。因为在历史传统中的语境里，"实"的对面是"虚"，这个"虚"字非常重要。潘天寿与中国画写生”学术座谈会辑论（一）

去年夏天，某事务所策划并组织的11名国际青年建筑师，在贵阳市的“花溪CBD城市中心设计”中，展开一次“高密度城市自然的造城实验”，其设计图发布后引起巨大争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