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 - - 人文与社会 - 文章列表 - 全部

从1999年至今，中国人民大学、美国农村发展研究所和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共同开展了六次有关中国农民土地权利的抽样调查。调查范围集中在17个农业大省和自治区

沧海生还又见春，岂知春与日俱新。读书渐已师秦吏，钳市终须避楚人。九鼎铭词争颂德，百年粗粝总伤贫。周妻何肉尤吾累，大患分明有此身。

勒佩尼斯把欧洲知识分子划分为具有坚定信念的和多愁善感的两种，前者是洋洋得意的智者，后者是备受煎熬的智者。

马克思、恩格斯创办《新莱茵报》，1848年6月1日至1849年5月19日在德国科隆出版，1848年9月26日科隆实行戒严一度停刊。报纸是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创办的，最主要的问题是缺乏必要的资金。恩格斯说，从他父亲那里也弄不到一点钱，老弗里德里希"宁愿叫我们吃1000颗子弹，也不会送给我们1000塔勒。"

杜甫的七律从宋代开始，就受到历代诗家的推崇。宋元论诗格诗法的著作，多以杜甫七律为例。明清的绝大多数诗家，更是视杜甫七律为最高典范。今人研究杜甫七律成就的论著也不计其数。但是在明后期的某些论著中，对杜甫的七律存在着一些争议，却罕见当代学者论及。

1994年的法文文章。T. Dutoit英译

这个专题讨论是我们《中西方学者对话》的第五轮，聚焦于中国发展方向的问题。

在中国的某些城市，已经有这样的现象：企业的绝大部分不是外资就是私营。2000以后，在国有和集体企业私有化的过程中产生大量与地方政府官员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新私营企业主。这篇论文写于2003年左右。

(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的制造业企业家不想干了，不想干了之后他会做什么呢？午夜梦回，他们开始思考人生。他们认为自己忙了十几年，对不起家庭，对不起老婆，所以就到了广州丽柏广场买了一只价值几万元的名表送给老婆，所以中国的奢侈品销售逆市上涨了。 当你回家炒一盘青椒肉丝的时候，你有注意到这盘菜的价格是由谁控制的吗？昨日，郎咸平应某公司邀请来广州开讲，言语看似轻松、活泼但却发人深省。郎咸平说，一盘简单的青椒肉丝，价格都已经被华尔街控制。 首先，炒菜用的油。郎咸平说，2000年的时候，美国孟山都公司从中国农科院的生物研究所赠送的大豆中，提炼出“多产基因”和“抗病毒基因”，生产出转基因大豆。然后在全世界101个国家申请了64项专利，又把这个大豆卖回中国。当时，他们的大豆比国内便宜百分之十几，出油量却多六分之一。 在全线击退中国大豆后，美国农业部宣布，调低大豆产量。随后，华尔街金融资本进入期货交易市场，将大豆期货价格拉高至4400元一吨。而中国的油脂公司在均价4300元一吨的时候，进口了800多万吨大豆。没想到的是，华尔街很快狂抛大豆，价格一下子跌到2000元，导致中国70%的油脂公司宣布破产。欧美的四大粮商趁机进入中国，用低价收购了油脂公司。因此到今天，中国85%-90%的粮油都是外资控股的。像我们日常吃的金龙鱼和鲁花，全部是外资的。 接下来看猪肉价。2004年，华尔街资本高盛进入中国，首先参股了雨润集团(为中国大型冷冻肉生产商)，2006年又收购双汇集团，2008年以3亿美元价格收购了湖南、福建几十个养猪场。郎咸平表示，高盛是中国少数甚至是唯一一个控制了养猪产业上中下三游产业链的企业，所以成本最低。 最后是青椒。郎咸平说，最新数据显示，全中国50%蔬菜种子是孟山都公司控制的，所以青椒也难免。 由此可知，不论是粮油、猪肉还是蔬菜，价格都是由华尔街及其同路人控制的。“如果炒一个青椒肉丝的价格都是华尔街控制的，你可以想像，石油、天然气、铁矿石、有色金属等价格，当然也都是华尔街控制的。” 郎咸平提醒，中国招商引资不应该什么都签，什么都卖。他说，像中国的水也是受制于法国威立雅集团，导致威立雅集团逼迫中国政府涨价30%。“最近法国威立雅集团各处收购中国公交系统，我要全面打击它，否则又要涨价。”郎咸平这一句话，换来全场热烈掌声。

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西域南北道绿洲诸国在多数情况下不是役属中原王朝，便是役属塞北游牧政权或帕米尔以西的强国。本文所谓"两属"乃指绿洲国同时役属于两个强大势力的现象。

斯拉沃热·齐泽克在《伦敦书评》第31卷第22期（2009年11月19日）发表文章，对柏林墙倒塌20年后的国际思潮变化进行了评论，认为某些前社会主义国家中新近出现的对过去的好日子的缅怀和另外一些国家中出现的反共思潮都是对现实不满的反应，不过采取了两种不同的形式。

据不完全统计，自二十世纪初至2007年6月，海内外学术界发表专门研究明代科举的论文已有230余篇，其中，三十至五十年代近20篇，六、七十年代20余篇，八十年代20余篇，九十年代以来160余篇；出版专门研究明代或明清科举的著作有15部左右，其中，有12部出版于九十年代之后。由上述数字就可看出，近二十年来，明代科举研究获得了迅速发展。另外，一些通论中国古代科举和专论明史、明代教育史、明代选举制度、明代政治史的著作也都有大量篇幅论及明代科举。总体看来，已有研究成果表现出了明显的特点，试分而述之，并对相关研究成果作简单评价，同时指出不足之处。 一、研究趋势：国际化 明代科举研究的国际化，首先表现在以美、日、韩学者为主体的外国学者对明代科举研究的不断深入上，其代表作主要有二：一是［美］何炳棣(Ping-ti Ho)《明清社会史论》（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 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1368-1911，又译作《中华帝国成功的阶梯：科举和社会流动面面观1368-1911》，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2年）；二是［美］艾尔曼(Benjamin A.Elman)《帝制晚期中国科举考试的文化史》（A Cultural History of Civil Examination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0年）。二书在国际汉学界和中国学术界皆有广泛的影响，尤其是前者，更被视为经典之作。另外，研究明代科举的外籍论文已近30篇，其中半数以上发表在九十年代以后，说明研究的国际化趋向在加强。 其次表现为学术界日益重视对明代科举国际影响的研究并已取得初步成果，主要有黄明光《明代外国官生在华留学及科考》（《历史研究》1995年第3期）、《论明代科举制度的国际影响》（《广西社会科学》2003年第9期）等论文，其《明代科举制度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一书也设专章论述这一问题。而郭培贵《〈明代外国官生在华留学及科考〉质疑》（《历史研究》1997年第5期）一文则指出黄明光《明代外国官生在华留学及科考》史实讹误多处。另外，［美］邓嗣禹《中国科举制在西方的影响》（《中外关系史译丛》第4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吴孟雪《明清欧人对中国科举、教育制度的介绍与评价》（《文史知识》1997年第1-4期），刘海峰《科举制对西方考试制度影响新探》（《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5期）、《中国对日、韩、越三国科举的影响》（《学术月刊》2006年第12期），陈兴强《传教士和中国科举制西渐》（《贵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年第2期）等论文，也有大量内容论及明代科举的国际影响。 二、研究视野与方法：全面化与多样化 在研究视野方面不断扩展，渐趋全面。首先应该提到的是钱茂伟《国家、科举与社会--以明代为中心的考察》（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一书所做的可贵探索，他"主张将（科举）制度研究置于'国家-社会'视野中"，并提出"国家-科举-社会"的分析模式，即以科举作为研究的中心，把"国家设计科举的理念"和"科举社会化后对中国社会所产生的影响"作为分析的重点。在此理念指导下，对明代科举的许多具体问题进行了专门的研究，得出了不少颇具新意和价值的结论。 如果说钱氏所说的开拓"新视野"主要是指研究和揭示作为中间环节的科举与国家和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那么，刘海峰早在九十年代之初就提出把科举研究上升为"科举学"，强调从历史学、政治学、教育学、文学、社会学、文化史学等多学科对科举进行综合性整体研究，就更是一种研究视野的扩大。其早期代表作有《科举学刍议》（《厦门大学学报》1992年第4期）、《科举学发凡》（《厦门大学学报》1994年第1期）等论文；其《科举学导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一书，49万字，是作者十余年来从事该方面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另外，他还撰有《科举考试的教育视角》（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科举制与"科举学"》（贵州教育出版社2004年）等著作。目前，"科举学"这一概念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了解和认可。 另外，把明代科举放在中国古代科举发展的长河中进行"通论"式研究，也同样是放宽视野的表现。其代表作有［日］宫崎市定《科举--中国的考试地狱》（中公新书1963年）、《科举史》（东洋文库，平凡社1987年），［美］邓嗣禹《中国考试制度史》（台湾学生书局1982年），张希清《中国科举考试制度》（新华出版社1993年），李新达《中国科举制度史》（台北文津出版社1995年），王炳照、徐勇《中国科举制度研究》（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刘海峰、李兵《中国科举史》（东方出版中心2004年）等。这类著作的优点是对明代科举在中国古代科举中所处地位和特点表述得相对鲜明和准确，但在明代科举研究的深度和精度上尚有一定不足。 至于研究方法的多样化也表现得十分突出，许多论著除了综合运用传统的比较、联系、分析、归纳、考证等方法外，还普遍运用了统计和定量分析的方法以研究科举人才的地理分布、地域移动、社会流动以及各级考试的规模及其录取率等问题，不仅提高了研究的精度，而且得出许多从分散的史料中不能直接得出的有价值的结论。另外，郭培贵还把明代科举的研究与对记载该制影响最大的一部文献--《明史·选举志》的考证结合起来，撰成《明史选举志考论》（中华书局2006年）一书，以求把研究建立在考清史实、纠正讹误的坚实基础之上。 三、研究成果：不断细化和深化 应该说，明代科举研究相比于其它断代曾长期处于落后的状态；但近十几年来，获得了明显进步，大有后来居上之势；特别是在以下方面，更是成绩斐然。 1、科举人才的地域分布及其流动。洪武三十年发生的"南北榜"事件和宣德后会试实行以地区分卷按比例录取制度，皆为明代科举史上的重大事件。前者是科举取士南、北地域矛盾的一次集中爆发，后者则是明廷为解决这一矛盾所采取的制度设置。对此进行研究的成果，主要有靳润成《从南北榜到南北卷--试论明代的科举取士制度》（《天津师院学报》1982年第3期），［日］檀上宽《明代科举改革背景--南北卷の創設たぁじつて》（《东方学报》第58册，1986年），［日］檀上宽著、王霜媚译《明代南北卷的思想背景--克服地域性的理论》（《思与言》27卷1期，1989年），李济贤《唐宋以来战乱对北方社会的影响--明初"南北榜"历史原因初探》（《史学集刊》1991年第1期），林丽月《科场竞争与天下之"公"--明代科举区域配额问题的一些考察》（台湾《师大历史学报》20期，1992年，下称《考察》），刘海峰《科举取才中的南北地域之争》（《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7年第1期）及其《科举学导论》，王凯旋《明代分卷制述论》（《合肥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及其《明代科举制度考论》（沈阳出版社2005年），钱茂伟《国家、科举与社会》，郭培贵《明史选举志考论》等论著，各从不同的角度并在不同程度上得出如下结论：宣德以后明廷在会试中实行分卷按比例录取制度，是为保证不同区域的"政治均衡"而对科举"一以程文为去留"的录取原则所做的必要修正，对于巩固统一和促进边远落后地区的文化发展具有积极意义。另外，林丽月《考察》、汪维真《明朝景泰年间乡试解额调整史实钩沉》（《史学月刊》2005年第10期）等论文及钱茂伟《国家、科举与社会》、刘海峰《科举学导论》、郭培贵《明史选举志考论》等著作还对各直、省乡试解额的确定和调整问题做了研究。 对进士的地域分布进行研究是科举研究中一个历久常新的论题，最早涉及这一领域的是李棪的《明代粤籍进士考》（《辅仁广东同学会半年刊》1934年第6期）一文；但真正形成研究的高潮，则是在八十年代以后。首先，朱保烱、谢沛霖的《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下称《索引》）一书对明代全国进士的籍贯进行了逐一的确认，成为此后许多研究者统计明代进士地域分布的重要依据。不过，其中也不免有误，故有郭培贵《〈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纠误一则》（《史学月刊》1997年第1期）、陈长文《〈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校误》（《开封教育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马怀云《〈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订正》（《河南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毛晓阳《〈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进士籍贯刊误述论》（《中国文化研究》2005年第3期）等文对该书中的人名、科次、籍贯等讹误进行订正。 较早对明代进士全国性地域分布进行研究的论文，是沈登苗《明清全国进士与人才的时空分布及其相互关系》（《中国文化研究》1999年第4期）一文；之后，吴宣德《中国教育制度通史·明代卷》（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钱茂伟《国家、科举与社会》二书也皆有专门论述。另外，沈登苗《明代双籍进士的分布、流向与明代移民史》（《历史地理》第20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一文对学界很少注意的双籍进士的地域流动问题进行了研究。 对明代进士分布进行分省或分地区研究的论著，在数量上要多于对全国性分布的研究。此类论文主要有朱沛莲《明清二代福建鼎甲考》（台湾《福建文献》1970年第6期），曹国庆《明代江西科第兴盛原因刍议》（《争鸣》1987年第6期）、《明代江西科第世家的崛起及其在地方上的作用：以铅山费氏为例》（《中国文化研究》1999年第4期），［美］何炳棣《明清进士与东南人文》（《中国东南地区人才问题国际研讨会论文集》，浙江大学出版社1993年），陈国生《明代四川进士的地域分布及其规律》（《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3期），范金民《明清江南进士数量、地域分布及其特色分析》（《南京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夏维中、范金民《明清江南进士研究之二：人数众多的原因分析》（《历史档案》1997年第4期），周致元《儒家伦理与明代徽州籍进士》（《安徽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谢宏维《论明清时期江西进士的数量变化与地区分布》（《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李琳琦《明清徽州进士数量、分布特点及其原因分析》（《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王振芳、吴海丽《明代山西进士的地域分布特点及其成因》（《沧桑》2002年第5期）、王耀生《明清时期山东进士地域分布特点及与经济、区位、民风的关系》（《中国地方志》2005年第9期）、刘希伟《明代山东进士的区域分布研究》（上海嘉定博物馆、上海科举博物馆编《科举文化与科举学》上册，海风出版社2007年）等；著作则有多洛肯《明代浙江进士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明代福建进士研究》（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年）和曹立会《临朐进士传略》（齐鲁书社2002年）、烱思纯《明清贵州七百进士》（贵州人民出版社2005年）、王欣欣《山西历代进士题名录》（山西教育出版社2005年）等。以上论著对于揭示不同省区进士的数量、地域分布的特点及其成因皆有重要意义。 对全国庶吉士的数量及其地域分布进行研究的，有郭培贵《明代各科庶吉士数量、姓名、甲第、地理分布及其特点考述》（《文史》2007年第1期）一文，共五万余字，首次对明代各科庶吉士数量、类别、姓名、甲第、籍贯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考证、确认和统计，得出明代各类庶吉士至少1397名，出自三甲者多于二甲，其地理分布与会试南、北、中卷规定比例大致相当等结论。 2、科举出身及其社会流动。社会流动又称"社会垂直流动"，这里指的是科举中式者由社会下层进入中上层的流动现象。最早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的是潘光旦、费孝通二先生，他们在《科举与社会流动》一文中对清代贡生、举人、进士的出身资料进行抽样调查，发现父辈一代无功名的布衣子弟约占全部调查对象的33.44%，从而得出科举可以促进社会流动的结论（《社会科学》第4卷第1期，清华大学出版社1947年）。首先对明代进士出身及其社会流动进行研究的是美籍华人何炳棣，他在《明清社会史论》一书中，对"一万四五千明清进士"的家庭出身进行了统计分析，得出明代进士49.5%出自平民的结论。［美］艾尔曼《帝制中国晚期通过科举［制度］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再生产》（"Political, Social, and Cultural Reproduction via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Feb，1991年）一文和其《帝制晚期中国科举考试的文化史》一书则对何氏之说提出质疑，认为其所说进士出自平民的比例过高，大大低估了中试者的家族及其婚姻对其向上流动所起的作用，并进而认为"近千年来科举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统治阶层的政治、社会、文化的'重生产'而已"。对此，何氏在其新著《读书阅世六十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一书中做出回应，称自己的结论完全来自对"中试者的祖上三代履历"的统计，在资料上具有无可争议的可靠性；同时，又举出艾著中《明清举人家世》和《明代及清初进士家世》二表显示的统计数据--平民出身举人为54.27%、进士为61.78%，来反证自己明代半数进士出自平民的结论是正确的（第26-28页）。钱茂伟《国家、科举与社会》也持"高流动"说，但对何氏的统计数据有所修改（139-142页）。沈登苗《也谈明代前期科举社会的流动率--对何炳棣研究结论的思考》一文，则指出"明代前期科举社会流动率高，主要是元代特殊的用人政策"所致，何氏"结论在科举史上并不具备典型的意义"；但他同时又声明自己对科举促进社会流动的作用"仍倾向于以何炳棣教授为代表的'流动派'"（《社会科学论坛·学术评论卷》2006年第9期）。刘海峰对此则取折中态度，认为"科举与社会流动的实际情况，大概就在流动派与非流动派的观点之间"（《科举学导论》第242页）。另外，潘光旦《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年初版）一书，［韩］吴金成《中国的科举制及其政治社会功能-以宋明清代社会阶层移动为中心》（《科举》，汉城一潮阁1981年）、［美］海姆斯著、曹国庆等译《社会变动与科举考试》（《江西社会科学》1989年第6期）、吴建华《科举制下进士的社会结构与社会流动》（《苏州大学学报》1994年第1期）、［加拿大］卜正民著、孙竞昊译《家族传承与文化霸权：1368至1911年的宁波绅士》（《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4期）等论文，也都从不同角度和层面论及明代科举的社会流动。于志嘉《明代军户の社会的地位につぃこ--科举上と任官にぉぃこ》（《东洋学报》第71卷第3、4号，1990年）则利用《万历三十八年庚戌科序齿录》，对77位军籍进士祖孙五代的社会身份做了统计，得出诸多有价值的结论。 3、科举考试与八股文、考试规模与录取率。笔者所见较早研究明代科举考试的论文，是夏廷域《关于明代考试状况的材料》（《中山大学语历所周刊》2卷4期，1939年），沈根源《明清两代的考试制度》（台湾《考铨月刊》第82、83、84、85、86、87、89期，1958年；第93、96、98期，1959年），郭宝兰《明清考试之研究》（《海洋学院学报》1969年第4期），［韩］吴金成《明代殿试策题》（《东洋史学研究》1975年第8、9辑），［日］中山八郎《唐寅と考試》（《江上教授古稀论集·历史篇》，1977年）、《弘治十二年會の策題第三につぃこ--"唐寅と會题"訂謬》（《明代史研究》第6期，1978年）、罗仑《明代的乡试、会试与殿试》（《南京大学学报》1982年第4期）、万方《明代新科进士殿试前后的活动日程》（《文献》第22期，1986年）、沈兼士《明代的考试制度》（台湾《人事管理》24卷第8、9期，1987年）等文。近十几年来，此类成果明显增多。主要有凌阳《明代科举考试再探》（《教育评论》1992年第2期），［日］和田正広《明代科舉制度の科目の特色--判語の導入をめぐって》（《法制史研究》43期，1994年），［美］艾尔曼《晚明儒学科举策问中的"自然之学"》（《中国文化》第13期，1996年），方志远《明朝的乡试、会试和殿试》（《文史知识》1998年第4期），蓝东兴《明代的科举考试》（《贵州大学学报》1998年第5期），黄明光《明代会试初探》（《广西右江民族师专学报》1999年第4期），［日］鹤成久章《明代科舉にぉけゐ専經につぃこ》（《日本中国学会报》第52集，2000年）、《明代会试的幕后》（《福冈教育大学纪要》文科51期，2002年）、《明代的考试情况》（《福冈教育大学》文科53期，2004年）、《论明代科举中试〈四书〉义之出题》（刘海峰主编《科举制的终结与科举学的兴起》，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王兴亚《明代殿试管理制度及其作用》（《黄河科技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王雄《明朝科举殿试探析》（《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张连银《明代科场评卷方式考》（《安徽史学》2006年第4期），汪维真《明建文二年殿试举行时间与参加人数考辨》（《史学月刊》2006年第11期）等论文，分别从不同角度对明代各级科举考试做了研究；王凯旋《明代科举制度考论》也设《科举三级考试探议》一节予以论述。 防范和惩治作弊是保证科举考试正常进行和科举公正性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这方面的论文主要有王先锋《明清科场的舞弊与反舞弊》（《渭南师专学报》1998年第4期）、姜德成《明科举弊端与嘉隆万士子思想之变迁》（《四川教育学院学报》1999年第3期）、张德信《明代科场案》（《明史研究》第7辑，黄山书社2001年）等；刘海峰《科举学导论》、王凯旋《明代科举制度考论》、郭培贵《明史选举志考论》等书也都有相当内容论及于此。 另，陈长文《明代科举中的官年现象》（《史学月刊》2006年第11期）还对科举考试中应试者少报年龄的现象做了研究，得出《进士登科录》等文献所载进士年龄平均要比实际年龄小5岁的结论。同时指出钱茂伟《国家、科举与社会》第十章表10－1《（明人传记资料索引）生卒年补正》利用明代《进士登科录》、《同年录》、《履历便览》等文献对《明人传记资料索引》一书进行补正，"这事实上有点本末倒置。因为《明人传记资料索引》多据明代时人所撰《行状》、《墓志铭》等，其生年问题的可信程度应当是相当高的，而明代《进士登科录》、《同年录》、《履历便览》中却存在虚报年龄的官年现象"。以上意见是值得重视的。汪维真《事有定数：明人对科举功名的认识》一文（《史学月刊》2006年第2期）认为命定、风水、报应等传统思想是明人解释考试成败原因的主要理论依据，具有理论上包容和阐释上灵活等特点。蔡惠琴《明代中晚期（嘉靖-万历）士人科举心态之探讨--就〈明代登科录〉的吏治观论之》（台湾《辅仁历史学报》1998年第9期）则对士人的科举心态做了研究。 八股文是适应科举考试需要而产生的一种专门为考试服务的文体，是体现科举公平的得力工具；但自明中后期以来，因其束缚思想、不切实用的弊端日益暴露而越来越受到人们的诟病和抨击；1905年废科举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对其评价仍是以否定为主，但与此同时，肯定其中合理因素的论著也日益增多。费孝通、潘光旦《科举与社会流动》一文（《社会科学》第4卷第1期，清华大学出版社1947年）对其究竟"考什么"进行了研究，认为它"主要不是一种知识的检验，而是一种能力的检查"。此后，研究八股文的论文，主要有侯绍文《八股制艺源流考》（台湾《人事行政》第21、22期，1966-1967年）、康国栋《明清考试制度与八股文》（台湾《春秋》21卷1期，1974年）、文元珏《论八股文的源流及其历史意义》（《湖南师院学报》1985年第5期）、刘海峰《八股文为什么沿用了五百余年？--略谈八股文在当时的功用》（《文史知识》1989年第2期）、秦旭卿《试论八股文的起源》（《湖南师大社会科学学报》1989年第6期）、刘祥光《时文稿：科举时代的考生必读》（台湾《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第22期1996年）、田澍《明代八股文略论》（《明史研究》第7辑，2001年）、祝总斌《正确理解顾炎武八股取士"败坏人才"说》（《文史知识》2001年第2期）、高寿仙《明代制义风格的嬗变》（朱诚如、王天有主编《明清论丛》第2辑，紫禁城出版社2001年）、田澍《明代八股文文体述论》（《西北师大学报》2004年第6期）等。何怀宏在其《选举社会及其终结》一书专设《八股》一章（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80-214页）予以讨论，他同意费孝通、潘光旦认为科举考试是一种能力检验的观点，又进而把"能力"区分为记忆、理解义理和组织文字、发扬文采等三种；并指出"这三种能力，尤其以后两种，又尤其以最后一种为最重要，记忆能力涉及的主要只是知识，而后两种能力涉及的则是思想、智慧、文字技巧和语言美，因而考八股也就主要不是考死的知识，不是考'记性'，而是考'悟性'、考'会根'和文才"。王凯符《八股文概说》（中国和平出版社1991年）及启功、张中行、金克木合著《说八股》（中华书局2000年），也都对八股文的形式、源流、作用及其影响做了较为客观的研究和介绍。 另外，龚笃清《试述明代前期八股文对文学的影响》（《中国文学研究》2005年第1期）一文，指出明代八股文"模式化的文体形式，训练出士人程式化的思维方式，因而造成了明代前期文学内容的道学化与形式的刻板、呆滞"。他的《明代八股文史》（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一书，55万8千字，分八股文的"文体"、"文题"和"初创阶段（洪武到天顺）、"全面成熟期（成化到弘治）"、"极盛期（正德到嘉靖）"、"变革期（隆庆和万历）"、"衰颓期（天启）"、"救亡期（崇祯）"共八章，对明代八股文的发展及其阶段特点、影响等做了完备、系统、深入的探索和阐述，是目前研究明代八股文史的代表之作。 吴宣德《中国教育制度通史·明代卷》首先对于明代科举各级考试的录取率进行了研究，认为乡试录取率，永乐时"大约为10%"，景泰七年顺天乡试"为7.5%"，嘉靖末年可能"低于4%"；会试录取率"大约在1／10左右"。接着，钱茂伟《国家、科举与社会》又设专章对其进行了探讨，得出"乡试录取率在4%左右，会试录取率在10%左右"的肯定性结论。在此基础上，郭培贵《明代科举各级考试的规模及其录取率》（《史学月刊》2006年第12期）一文又做了进一步的研究，认为"明中叶后，各省直的科考规模在四五千人至数万人之间，平均录取率估计在10%上下。乡试录取率，明初一般在10%上下；成、弘间，定为5.9%；嘉靖末年又降为3.3%；而实际录取率又低于此。会试录取率自洪武至万历中平均为8.6%。永乐二年后庶吉士的平均录取率为8.55%。以上录取率都是在朝廷的调控之下形成的，并非完全自由竞争的结果。而之所以进行调控，又是由官缺的有限性和科举取士用途单一性的矛盾造成的"。 4、科举与明代社会各方面的关系。探讨与揭示科举和明代社会各方面相互制约、彼此影响的互动关系，是明代科举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在科举与教育的关系方面，主要有陈东原《明代之科举与教育》（《学风》3卷1、2期，1933年）、赵子富《明代学校、科举制度与学校文化的发展》（《清华大学学报》1995年第2期）、黄明光等《论明代科举制度对学校教育的影响》（《广西教育学院学报》1999年第6期）、应方淦《明代中国书院举业化初探》（《教育史研究》2000年第4期）、王日根《明清科举制度对民营教育的促进》（《厦门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李琳琦《明清徽州书院的官学化与科举化》（《历史研究》2001年第6期）、李良品《科举制度影响下的明代重庆教育》（《教育评论》2005年第1期）、吴宣德《明代地方教育建设与进士的地理分布》（《教育学报》2005年第1期）等论文；著作则有丁榕萍《明代国子监教育与科举之研究》（台湾华光书局1975年）、赵子富《明代学校与科举制度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1995年）等；另外，尹选波《中国明代教育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吴宣德《中国教育制度通史·明代卷》，王炳照等《中国科举制度研究》、王凯旋《明代科举制度考论》、李兵《书院与科举关系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郭培贵《明史选举志考论》等书也都有大量内容论及这一方面。在科举与专制制度的关系方面，主要有文元珏《明王朝科举制度中的文化专制主义之初探》（《湖南师院学报》1980年第4期）、李鸿《明清科举制度与封建专制主义》（《内蒙古大学学报》1983年第2期）、魏承恩等《明清科举制度对人才的摧残》（《河北学刊》1986年第5期）、姚乐野《明清科举制与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四川大学学报》1990年第1期）等论文。在科举与选官的关系方面，主要有张逢沛《明代的科举与仕途》（台湾《考铨月刊》43期，1954年）、李明实《明代文官入仕之主要途径--科举制度》（台湾《中国行政》29期1979年）、许树安《明代科举选官制度》（《文献》1985年第2-3期）、［日］生駒晶《明初科舉合格者の出身に関する考察》（《山根记念》上册，1990年）、［日］大野晃嗣《明代廷試の合格者と初任官ポスト--《同年齒録》とその統計的利用》（《东洋史研究》第58卷第1号，1999年）、郭培贵《论明代中后期铨选的独重进士》（《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等论文。在科举与文学的关系方面，主要有曹道衡《从明末清初科举制度看〈儒林外史〉》（《光明日报》1954年12月19日）、赵善嘉《明清科举与文学》（《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1期）、［日］大木康《明清時代の科設と文學--八股文をめぐって》（《中國歴史と文化》1992年第7期）、孔庆茂《八股文与中国文学》（《江海学刊》1999年第3期）、黄明光《论明代科举制度对文学的影响》（《零陵学院学报》2003年第4期）、司马周《为儒有幸逢明主，及第由来拜美官--洪武科举制度与文学关系之研究》（台湾《古今艺文》第30卷第4期，2004年）等论文。在科举与绅士特权、绘画艺术、戏曲、自然科学、社会生活的关系方面，主要有吴晗《明代的科举情况与绅士特权》（《光明日报》1959年8月26日），黄金来《论明代科举制度对绘画艺术的积极影响》（广西右江民族师专学报2003年第4期），黄强《八股文与明清戏曲》（《文学遗产》1990年第2期），黄明光《明代科举制度对自然科举的间接影响探议》（《科举文化与科举学》下册，2007年），王日根《从明清小说看科举对社会生活的影响》（《科举制的终结与科举学的兴起》2006年）等论文。在科举与士人命运的关系方面，主要有王玉芳《科举取士与明清士人命运》（《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1997年第3期）、刘晓东《科举危机与晚明土人社会的分化》（《山东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等论文。另外，张逢沛《明代的科举与党争》（《新政治》7卷3期1943年）、周念行《明代科举制度与初创的政党》（台湾《民主宪政》5卷8期，1953年），黄开华《晚明科举与士风颓败之探讨》（《明史论集》，香港诚明出版社1972年），柴志明《试论科举文化熏陶下的明代文人》（《浙江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吕磊、朱子彦《论复社与晚明科举》（《科举学论丛》第1辑，2007年）等论文，则分别对明代科举与党争、士风、文人、结社的关系进行了探讨。 5、科举社会群体。科举社会群体是指由科举产生的社会群体，他们在明代社会中具有各自明确的分野，处于不同的地位，发挥着不同的影响和作用。关于举人群体的研究，主要有［日］和田正宏《徭役優免条例の展開と明末舉人の法的位置--免疫基准額の討を通じて》（《东洋学报》60-1、2，1978年）、《明代舉人层の形成过程に关する考察--科舉条例の檢討を中心として》（《史学杂志》87-3，1978年）等论文，分别对明代举人的法律地位及其阶层的形成做了探讨。关于进士群体的研究，范金民《明代江南进士事功述论》（《史学集刊》1997年第4期），林志杰、黄志《明代进士政绩评说》（《社会科学家》2000年第4期）二文在充分肯定该群体对明代社会贡献的同时，又指出其局限性；杨大业《明清回族进士考略》（《回族研究》2005年第1-7期），则分地区对明代进士中的回族群体进行了考证和研究；王伟凯《试析明〈大诰三编·进士监生不悛〉之进士犯罪》（《求索》2005年第10期）分析了洪武时期的进士犯罪；陈长文《明代进士的姓名及婚姻--以明代进士登科录为中心的考察》（《江南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指出嘉靖之前进士姓名多用二字，此后则多用三字的现象；邱进春《明代进士的改姓与复姓》（《科举学论丛》第1辑，2007年）则分析了明代进士改姓和复姓的原因，指出在"义"和"孝"的矛盾中，绝大多数改姓进士都选择了舍"义"取"孝"而复姓。关于状元群体的研究，周腊生《明代状元的年龄魁龄与魁后生存时间分析》（《湖北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对该群体的寿龄和中状元的年龄进行了考察；其《明代状元奇谈·明代状元谱》（紫禁城出版社1993年）一书则对明代八十九名文状元的生平事迹进行了专门介绍。另外，康学伟等《中国历代状元录》（沈阳出版社1993年）、毛佩琦《中国状元大典》（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萧源锦《状元史话》（重庆出版社2004年）和王洪鹏等《中国历代武状元》（解放军出版社2002年）、《中国历代文状元》（解放军出版社2004年），也各有相当篇幅对明代的文、武状元进行了探讨；王洪鹏等《中国历代榜眼》、《中国历代探花》（解放军出版社2004年）等书，则有相当篇幅介绍了明代榜眼、探花的生平事迹。 关于明代进士群体的总人数，是一个众说纷纭的问题。较有代表性的，在清代有《钦定续文献通考》的"24877名"说（该数系笔者对该书卷35《选举考》所载明代各科进士数统计得出，其中包括所谓"崇祯十五年壬午科"实为崇祯十三年"赐特用"的史惇等263人）。在当代，有"24866名"说（范金民《明代江南进士用天下及其原因》，《明史研究》第5辑1997年）；有《中国教育制度通史·明代卷·明代历届科举进士人数表》的"24861名"说（包含史惇等263人），但同书《明代进士地理分布表》又总计明代进士为"24880名"；有刘海峰《中国科举史·明代进士登科表》的"24636名"说；还有钱茂伟《国家、科举与社会》一书"二点五万左右不足些"（第138页）的笼统说法。 龚延明等《明代登科进士总数考》（《浙江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郭培贵《明代进士榜数及其进士数考辨》（《明清论丛》第7辑2006年）二文几乎同时对明代进士的榜数及其总数进行了专门考证，一致认为明代录取进士应为"八十九榜"（洪武三十年为春、夏二榜），而不能计入崇祯十三年属于"赐特用"的263人；但对进士总数仍略有分歧，前者认为24595人，后者认为24599人。 与人们往往专注研究科举的高功名群体不同，一些学者则把研究的重点投向了科举制下的基层群体。论文有［日］渡昌弘《明代生員の徭役優免特権をめぐって》（《东方学》97期，1999年）等。代表性著作有二：一是陈宝良《明代儒学生员与地方社会》一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该书分上、下编，"上编从学校与科举入手，考察生员的产生，生员在地方学校的肄业与考核，以及生员如何步入仕途；下编考察失意科场或仕进无门的生员层社会流动及其在社会领域的活动和所扮演的角色"。资料详实，视野开阔，是一部不可多得的明代儒学生员群体研究的力作。二是赵毅、刘晓东《晚明基层士人社会生活谫论》一书（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年），该书在科举和晚明特有的历史背景下，从社会生活层面，对晚明中下层士人的形成、出路、心态、风气、社会地位与角色等状况进行了深入研究，为人们展示了一幅晚明时代中下层知识分子的生活画卷。 6、进士观政与庶吉士制度。进士观政创始于洪武十八年，是进士在正式任职前按规定分配到中央有关衙门熟悉政事的制度，旨在提高其行政素质和任职后适应政务的能力。首先对其进行研究的是颜广文《明代观政进士制度考略》（《华南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一文，对该制的起源、内容、发展、作用和流弊等做了较为系统、全面的考察。以此为基础，钱茂伟《国家、科举与社会》设《也谈明代的进士观政制度》一节，又进行了"补充性论述"。如指出有些新科进士不经观政而"直接放归进学"的现象，说明该制并未得到严格执行；但也有对史料理解不准的现象，如所征引的《嘉靖癸丑科进士同年便览》的一段资料，反映的原本是此科庶吉士授职的情况，却误用为"观政"的证据（第116页）。 庶吉士制度是明代创立的在二、三甲进士中选拔和培养高级与重要官员的制度，萌发于洪武，形成于永、宣，成为明代科举的显著特色之一。较早对其研究的是吴仁安《明清庶吉士制度拾零》（《安徽史学》1984年第1期）一文；九十年代后，逐渐增多，具有代表性的是颜广文《明代庶吉士制度考评》（《华南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4期）、 耿清珩《明代庶吉士述略》（《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1期）、王尊旺《明代庶吉士考论》《史学月刊》2006第8期）等文；其它还有［日］阪倉篤秀《徐溥の庶吉士制改革案》（《関西学院大創立100周年文学部纪念論文集》，1990年）、董倩《明代庶吉士制度探析》（《社会科学纵横》1996年第4期），吴仁安《明清庶吉士制度对比研究》（《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第2期）、《明清庶吉士制度述论》（《史林》1997年第4期），邹长清《明代庶吉士制度探微》（《广西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等文。另，关文发、颜广文《明代政治制度研究》一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专设《明代庶吉士制度》一节，对其起源、性质、内容、演变、作用等做了较为系统的研究；王天有《明代国家机构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郭培贵《明史选举志考论》等书也有相应论述。 7、科举特点及其评价对明代科举进行总体研究和评价的论文，较早的有张逢沛《明代科举制度》（《力行》7卷5期1943年）、郭公铎《八股时代之科名与制度》（《畅流》31卷10、11、12期，32卷2、3、4、6、7、8、9期，1965年；10、11期，1965年）、杨树藩《明代科举制度》（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学报》20期1969年）等文。九十年代后，此类成果不断增多。主要有《王兴亚关于明代科举制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中州学刊》1990年第4期）、张德信《明代科举制度述论》（《明史研究》第1辑1991年），刘海峰《明代的科举定式》（《高教自学考试》1998年第8期），［日］和田正広《明代科舉の性格》（《九州岛国际大学教养研究》7卷1期，2000年），高寿仙《明代士大夫对科举的评论及改革设想》（《第八届明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湖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王熹《明代朝野对科举制度的评论》（《明史研究》第7辑2001年），王若梅《明朝科举制度的特点、作用及负面影响》（《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黄明光《明代科举制度特点述论》（《玉林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李弘祺《中国科举制度的历史意义及解释--从艾尔曼对明清考试制度的研究谈起》（《台大历史学报》第32期，2003年），郭培贵《论明代科举制的发展及其消极影响》（《内蒙古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明代科举的发展特征与启示》（《清华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美］艾尔曼《中华帝国后期的科举制度》（《厦门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夏咸淳《明代科举评议》（《科举文化与科举学》下册）等文。钱茂伟《国家、科举与社会》、刘海峰《科举学导论》、王凯旋《明代科举制度考论》、郭培贵《明史选举志考论》等书也各有相当内容论及对明代科举的评价。 对明代科举进行分期研究的，主要有张健《朱元璋与明初科举制度》（《安徽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朱正强《明代初年的科举制度》（《北京社会科学》1995年第2期），田澍《嘉靖前期科举制度的改革及其现实启示》（《西北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6期）、朱子彦《论嘉靖朝科举革新》（《科举文化与科举学》下册）等论文。 另外，还有分省或分地区对明代科举进行研究的，主要有赵广华《明代河南科举与人才消长》（《河南大学学报》1992年第1期）、黄明光《明代湘桂川滇黔诸省少数民族地区科举状况探议》（《民族研究》1994年第5期）、邓洪波等《明代湖南科举述评》（《湖南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李琳琦《略论徽商对家乡士子科举的扶持与资助》（《历史档案》2001年第2期）、张羽琼《论明朝科举制度在贵州的推进与发展》（《贵州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黄志繁《明代赣南的风水、科举与乡村社会的士绅化》（《史学月刊》2005年第11期）、王日根《从明清福建科举事业的兴盛看海洋文化的提升》（《科举文化与科举学》上册）和李琳琦《徽商与明清徽州科举业发达》（《科举文化与科举学》上册）等论文，各从不同角度揭示了科举在不同省份和地区的特点及其作用。 任何制度和举措都是在一定思想的支配之下出现的。对明代科举思想进行研究和评价的，主要有农春光《明代朝廷大臣科举思想浅论》（《芜湖师专学报》2002年第1期）、王凯旋《明代科举考试思想述论》（《社会科学辑刊》2005年第6期）等论文；田建荣《中国考试思想史》（商务印书馆2004年）、王凯旋《明代科举制度考论》中也有相当篇幅论及明代的考试思想。 8、科举文献及其资料的研究全面、准确地认知史料永远都是正确认识历史的前提条件。因此，对科举文献及其资料的研究也就自然构成了明代科举研究的重要方面。较早的研究成果有朱希祖《〈皇明浙江登科考〉跋》（《大公报浙江文献展览会特刊》1936年11月3日），杜联喆《跋〈皇明进士登科考〉叙》（《新亚学报》6卷1期1964年）、《明朝馆选录》（台湾《清华学报》新5卷2期，1966年），［日］福沢宗吉《明代张朝瑞的〈皇明贡举考〉》（［日］《熊本大学教育部纪要》第15号第2册，1967年）等文。八十年代，有齐心、刘长工《进士题名碑和明清科举制》（《文物天地》1982年第2期）、骆兆平《谈天一阁藏明代科举录》（《文献》第20辑1984年）、万明《北京图书馆藏四种明代科举录》（《文献》1985年第1期）等文。近十几年来，对于科举文献及其资料的研究日益受到学界重视，成果明显增多。主要有李大东《进士题名校勘记》（虞浩旭主编《天一阁论丛》，宁波出版社1996年），沈登苗《也谈天一阁藏明代登科考：与骆兆平、李大东先生商榷》（《浙江学刊》1998年第2期），钱茂伟《明代进士登科录的史料价值》（《历史文献研究》第18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周绍良《明万历四十七年〈会试中式题名〉》（《文献》2002年第4期），刘海峰《科举文献与"科举学"》（《台大历史学报》第32期，2003年），吴宣德《〈明代进士题名碑录〉成书小考》（台湾《明代研究通讯》第7期，2004年），［日］鹤成久章《明代の登科錄にぃつて》（《福冈教育大学纪要》第54期第1分册，2005年），陈长文《崇祯十三年赐特用出身科科年考实-兼谈明代进士题名碑的立石问题》（《文献》2005年第3期）、《现存明代进士题名碑的局限性》（《开封教育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山东省东明县文物保管所藏明版〈万历五年进士登科录〉述论》（《鲁东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明代进士登科录研究的意义及现状〉》（《山西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贺宇红《天一阁藏科举文献的保护与利用》（《科举文化与科举学》上册）等论文，各从宏观或微观的角度阐述了对明代科举文献的认识。 另外，对其它明史文献中的科举史料进行纠谬的，则有郭培贵《〈明史·选举志〉纪年考证》（《文史》2000年第4辑）、黄明光《论〈国榷〉中科举进士史料的讹误类型及其产生原因》（《文献》2005年第3期）、陈长文《〈明史〉人物登科年代考误》（《西南交通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等论文。 1983年发现的万历二十六年戊戌科状元赵秉忠殿试卷，是迄今唯一的状元卷，其文献和文物价值都是无可估量的。王文光（三百年前状元卷--国家一级文物、赵秉忠殿试卷征集琐记）（《大众日报》1983年8月7日）、《三百年前的状元卷--明代状元殿试卷征集琐记》（《中国建设》1983年第12期）和赵铁信《千年科举史一张状元卷》（《科举文化与科举学》上册，2007年）等文对其价值做了探讨和介绍；但邓洪波《国宝状元殿试卷价值连城疑有假》（《科举文化与科举学》上册，2007年）一文则对其真实性提出了怀疑。 在明代各科进士中，洪武十八年乙丑科进士是名录记载缺失最多的一科，王伟凯《明洪武十八年乙丑科进士名单考补》（《图书馆杂志》2006年第4期）一文对其进行了补充；邱进春《洪武十八年榜进士考实--几种科举史料的对比研究》（《科举文化与科举学》上册）则从文献整理的角度，对《索引》、［清］李周望编《国朝历科题名碑录初集》、［明］张朝瑞《皇明贡举考》、［明］俞宪《皇明进士登科考》等几部记载洪武十八年进士名录的文献进行了对比分析，揭出《索引》抄《碑录》、《碑录》抄《贡举考》的关系，并考出其中若干讹误，得出只有《登科考》对洪武十八年进士名录的记载最为可靠和完整的结论；龚延明《明洪武十八年进士发覆》（《科举学论丛》第1辑）则依据《登科考》的记载，并与有关史籍相印证，完全恢复了洪武十八年472名进士的名录；但该科全部进士的分甲和籍贯情况尚有待进一步考证。 另外，［美］艾尔曼《帝制晚期中国科举考试的文化史》一书后所列"公元1148-1904年间1042种原始科举资料目录"、"地志之外原始科举资料的主要种类"等附录，也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钱茂伟《国家、科举与社会》第九章《明代科举名录编纂述论》除对《皇明进士登科考》、《皇明贡举考》及［明］张宏道、张凝道《皇明三元考》等科举文献进行逐一专门介绍外，还胪列明代现存三百一十三种乡试录的科别以及五十四种会试录、五十四种进士登科录、十五种进士同年序齿录、十七种进士履历便览的出处或收藏单位，颇具实用价值。 在科举文献的整理、出版和资料建设方面也取得显著成绩，1969年台湾学生书局影印出版的《明代登科录汇编》，2006年宁波出版社影印出版的《天一阁藏明代科举录选刊·登科录》，是目前出版的两部规模最大、价值最高的明代科举文献汇编。此外，台湾学生书局1969年还影印出版了《皇明进士登科考》；大陆《续修四库全书》影印出版了《皇明贡举考》、［清］李调元《制义科琐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出版了清初盛子邺辑《类姓登科考》，《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影印出版了《皇明三元考》、［明］陈鎏辑《皇明历科状元录》、《成化十一年会试录》和《国朝历科题名碑录初集》等科举文献。另外，杨学为任总主编的《中国考试史文献集成》也于2003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第五卷为王天有主编的明代部分，其中第二编分章节、按题目胪列了明代科举的各类资料，并分别注明出处，颇便读者查阅和使用。 由上可知，明代科举的研究无论在视野的扩大、内容的拓展，还是在多方面研究的深入上，的确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四、不足之处 明代科举研究也仍在不少方面存在着不足。主要表现有三： 一是有些领域还是空白。如对明代科举发展的阶段性及其特点、对科举与经济的关系、对辽东等地区的科举状况等问题的研究，就基本处于无人问津的状态。 二是有些领域虽然有了一定的研究积累，但仍处于薄弱状态。如贡院制度，迄今只是在个别论著中有零星的介绍，尚无一篇对其进行专门探讨的学术论文。又如，武举在科举制度中号称与文科举并列，但迄今所见论文仅有［日］松本隆晴《明代武舉につぃての一考察》（《山根計念》上册，1990年）、赵广华《明朝武举探略》（《许昌师专学报》1991年第1期）、晁中辰等《明代的武举制度》（《明史研究》第3辑1995年）、李建军《明代武举制度述略》（《南开学报》1997年第3期）、周致元《明代武举研究》（《文史》2000年第3期）、赖盟骐《明代的武学与武举制度》（《高雄应用科技大学学报》第33期2004年）等六篇，尽管王凯旋《明代科举制度考论》、郭培贵《明史选举志考论》等论著中也有相当篇幅论及，但仍然留下了很大的研究空间，以致目前连明代武举究竟有无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究竟举行了多少科乡试？各科会试录取人数、姓名、地域分布等基本问题都没有弄清。 三是在不少似乎已有深入、充分研究的领域，也存在着基本史实不明甚至讹误流传的情况。不少研究者对明代科举基本史料的掌握，追求的往往只是数量的增加，而在"精度"上略显不足。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大致就是钱茂伟所指出的："具体问题的解决，不可能引起更多的共鸣。只有视野、方法的讨论，才能引起更多人的关注。"（《国家、科举与社会》第6页）于是，人们为了追求更多的共鸣、关注和反响，往往忽略或不屑于做具体问题的考证与研究，甚至视这种工作为登不了大雅之堂的"低层次"劳动。其结果必然导致仅仅立足于"宏大理论创新"的研究缺乏足够精确史实的支持，甚至因史实讹误而导致其结论的错误。以致像一些最基本的问题--明代科举究竟是几级考试？科举层级考试体系中的最低一级考试是"童试"还是"科考"？目前尚没有一个公认的答案；明代科举相比于前代究竟具有哪些特点？究竟录取了多少名举人？多少名进士？多少名庶吉士？什么时候对乡试应试人数做出明确限制？是如何变化的等基础问题，也皆无定论。又如，对科举是否强有力地推动或造成了大幅度的社会流动，目前学界仍存争议。其实，明人对此早就有明确的说法，如万历四十三年礼部言："绩学博一第者，强半寒素之家。"（《明神宗实录》卷535"万历四十三年八月丙申"条，第10143页）其中所说"寒素之家"，也即平民之家；"强半"，也就是大半，即超过半数。这不是明明白白地告诉人们科举的确能够促进大幅度的社会流动吗？可惜的是，不少研究者对于这种具有极高价值韵史料往往视而不见。又如，明代科举考生的来源除了作为主体的"国子学生及府、州、县学生员之学成者"外，还有"儒士之未仕者，官之未入流"者和"吏员"、"医士"等，这些在《明实录》和《明会典》中都有明确的记载；可惜的是，许多论著迄今仍在引征和传播《明史·选举志》"科举必由学校"的错误说法。再如，"使中外文臣皆由科举而选，非科举者毋得与官"，这本是明太祖的一时设想，实际的情形是：明朝选官来源除科举外，还有荐举、学校和吏员等途径；而以数量论，洪武时期荐举一度成为选官来源的主体；据笔者考证和统计，洪武至景泰间，"七卿"中的57.6%来源于以荐举为主的非科举出身者。而永、宣以后，国子监生入仕在数量上也远远超过科举；科举只是在选任重要和高级官员中占绝对甚至垄断优势而已。可不少论著未审其实，仍然把根本就不曾存在的"非科举者毋得与官"作为明代科举的显著特点。 诸如此类的问题，都要求明代科举研究在不断拓展新领域和进行理论创新的同时，必须加强对基本史实的研究，以把立论建立在坚实可靠的史实基础之上。唯有如此，才符合史学首在"求真"的本性。

本期"儒家传统与现代中国"的专题的五篇文章或评论都认真对待了儒家传统与其他现代中国思想传统的关系、张力和共存之道，尽管在立场、方法和侧重点上各有不同，期待本专题的讨论对左右纷争中的"儒家宪政"讨论有所裨益。

就欧洲对中国的认识而言，18世纪上半叶可视为一个分水岭，也是一个过渡期，在此前后，欧洲分别处在两个不同的文化阶段，它看待中国的基本着眼点也因此有着显著的区别。

原文内容提要：从总体上看，20世纪前半叶日本佛教的绝大部分宗派都积极追随军国主义政府，提倡迎合统治者需要的“忠皇爱国”思想，宣传“护国”精神，为政府推行军国主义政策、建立法西斯集权统治和对外发动侵略战争服务。它们用佛教思想美化法西斯统治，将侵略战争说成是“以大道征服不道”；随着日本对朝鲜、中国的侵略扩张，佛教各宗也加紧组织对出战人员的家庭、战死者亲属的慰问和援助，对伤残士兵进行救护。此外还向前线军队派遣随军僧，让他们在战地传教、慰问士兵，为死者安葬和举行法会等。本文介绍的正是日本佛教各宗派在中国东北地区的所作所为。

同创置业官方网站上次更新已经是2008年6月25日的旧事了。在官方网站“艰难”更新背后，是同创置业过去一年来“死去活来”的经历。这个总资产一度达到20亿元，排名重庆第六的明星开发商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轰然倒下。

二○○九年二月二十二日,不顾人们的阻吓,日本作家村上春树前往以色列接受耶路撒冷文学奖。在那里,他发表了令人意外的演说,坦陈前往以色列的理由:“如果人们告诉我 ——尤其是当他们警告我——‘不要去那里’,‘不要那么做’,我倾向于‘要去那里’、‘就那么做’。你或许可以说,这是我作为小说家的天性。”“我选择亲临现场,而非避而远之。我宁愿亲眼来看,而非视而不见。我宁愿向你们演讲,而非沉默不语。” 他宣言:“以卵击墙,我愿与卵共存亡。”“不管高墙多么‘伟光正’,卵多么咎由自取,我都会与卵共存。别人将抉择对错;也许时间或历史会来裁决。但无论如何,如果一个小说家,所写的作品站在墙的那一边,这样的作品又有什么价值呢?”(《与卵共存:村上春树耶路撒冷文学奖获奖辞》,李华芳译)村上春树的耶路撒冷演讲表现了一个作家的勇敢和机智,体现了一种真正文学者的态度。村上春树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揭示了文学独特的本质和意义。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以卵击墙”正是文学存在的方式,也是文学存在的理由。不断摧毁各种形式的遮蔽和压迫,重新恢复人们对于生活世界的感觉,这是文学生命之所在。文学的本质在于勇敢地介入和强大的想象力。文学是通往真实和理解的桥梁,是对权力和现实不懈的挑战。通过文学,我们抵达不能抵达之地。 　　当村上春树冒险前往耶路撒冷的时候,也正是张承志的新著《敬重与惜别——致日本》一书面世的时候。这本书将面临两重障碍:不论是本书作者, 还是作者引领我们去阅读的对象——日本,都长期为我们敌视和拒绝。就像峻峭的悬崖,张承志提升了我们的视线,并且也因此被许多人视为畏途。王安忆在《乌托邦诗篇》里曾经这样描述八十年代的张承志:“他是那一个时期最最令人瞩目的诗人,关于他的诗篇有无数种阐释和理解,面对这一切,他的回答只有两个野蛮的字:‘我操!’”尽管与村上春树的表达方式不同,但是,其文学的精神在根本上却是相通的。“以卵击墙”也正是张承志写作的特点。这个时代剧烈的跌落极大地孤立和伤害了张承志。时代将他逼入死角,使他走上了越来越决绝、孤独、狭窄和极端的道路,同时也磨砺了他思想的锋芒。他对日本的阅读一如既往地体现了其独特的思想姿态。 　　一百多年来,中国和日本这两个民族的历史痛苦地缠绕在一起。中日之间复杂的纠葛,特别是近代以来中国一直处于屈辱的下位,使得中国与日本的对话异常艰难:“鸦片殖民以来的屈辱羞耻、汉唐元明承续的大国传统加上专制——这三座大山使顶戴着它们的中国人,难作追问,时而失语。言论的缝隙是狭窄的。但他们还是向日本追究,从道、德、仁,到信、义、耻。百年的失败,沉重的遗产,恐怖的体制,使他们的声音,痛苦而喑哑。”张承志感叹中日之间交流与沟通的困难:“我们见到,诸多的大人物,言及日本便笔端滞涩。”“作为描写和沟通的文字,常常词不达意,似是而非。”在近代,日本和被日本蔑称为“支那”的中国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一水之隔的两个民族命运截然不同:在现代化和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日本成为举世闻名的“优等生”,而中国的近代史则是一部割地赔款的历史。十九世纪,继中国之后,日本也受到西方的入侵,被迫签订不平等条约。然而,明治维新“脱亚入欧”之后的日本,追随西方殖民主义的步伐,转而侵略其他亚洲国家,而且直接以中国的凌迟为代价,造成了其崛起和强盛。日本在亚洲的崛起,引起了与俄国、美国等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在东亚的激烈冲突。日本的崛起和对于西方霸权的挑战最终导致了西方殖民主义体系的崩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也与日本有关系,西方被迫废除了与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假如没有日本,二十世纪的亚洲和世界会是什么样子呢?我们很容易急切、简单地谴责日本对于亚洲的侵略,然而,我们却没有意识到日本本身就曾经作为亚洲国家而遭受侵略和被迫订立不平等条约。如果不对整个现代殖民主义体制和现代文明进行彻底反省,而是停留于肤浅的要求道歉,并没有多大的意义。日本战争罪责的真正反省只有在当现代文明的整个逻辑遭到彻底的批判和否定的时候才成为可能。由于“冷战”的原因,“二战”后,日本迅速被整编到美国帝国主义势力之中,美国与日本非法签订了《旧金山和约》,中国和朝鲜等被侵略的亚洲国家则被排斥在与日本的战后谈判之外,日本军国主义因此没有得到有效的清算。 　　开篇《东苏木以东》由服部幸雄老人的故事,作者一开始就提出“日本叙述的难处”,并且引出了本书一个重要的话题——“亚细亚主义”。十九世纪,西方对于亚洲的侵略,使亚洲被压迫种族曾经产生了共命运的感觉和联合的要求: 东洋黄种人共同抵抗西洋白种人的入侵。一九○五年,日本在日俄战争中打败了俄国。我们通常忽略了日本在日俄战争中胜利的意义。这是现代世界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在日俄战争中,“亚洲”打败了“欧洲”,粉碎了白种人的神话,破除了白种人的种族优越感。日俄战争具有世界史意义,成为“亚洲的觉醒”的重要一环。但是,这种黄种人对抗白种人的“亚洲主义”思想最终无法战胜近代强大的民族主义逻辑。在民族主义成为基本逻辑的现代世界上,“亚洲主义”找不到真实的生存土壤。“亚洲主义”的兑现最终不过是“大东亚共荣圈”和一部日本对亚洲其他国家殖民侵略的历史。对于李大钊和尼赫鲁来说,日本的崛起只不过是一个新的帝国主义国家的诞生。冈仓天心《茶书》中有一句名言:“西洋人把日本人沉溺于和平艺术之时期视为野蛮国。当日本人开始在满洲战场上大规模杀戮之时,却视之为文明国。”日本在亚洲率先走上了“文明开化”和“脱亚入欧”的道路。福泽谕吉提出的“脱亚入欧”的口号成为日本现代史一个基本的命题。其实,福泽谕吉也曾一度倡导“东洋连带”。丸山真男指出,福泽谕吉对近代国家持二元论的看法:其一是弱肉强食的强权政治,另一是“天然的自由民权论”。“他把当时的世界形势形容为弱肉强食的‘禽兽的世界’,认为在这个世界上要生存下去,日本国也不得不作为禽兽的一员来行动。”日本在西方资本主义弱肉强食、优胜劣败的逻辑中,奠定了自己的生存伦理。堀田善卫说:“为了成为亚洲民族主义的先驱或盟友,在十九、二十世纪的弱肉强食的时代里,除了成为西欧帝国主义的追随者,保持本国的独立以外,还有什么路可走吗?”民族主义的强大逻辑粉碎了某些真诚而又尴尬的“亚洲主义”者的理想。 　　近代日本的崛起史是“一部民族主义的胜利史”。日本的近代体验及其觉醒与中国有着密切的关系。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悲惨的命运成为日本的一面镜子。旅日学者刘建辉在《魔都上海——日本知识人的“近代”体验》一书中指出,被西方征服的上海的悲惨状况成为反面教材,鞭策了日本走向“近代”的决心。井上馨到上海之后,立刻抛弃了“攘夷的谬见”,转而主张“开国的方针”。通过中国的灾难,日本清醒地认识到现代资本主义弱肉强食的性质,义无反顾地走上了军国主义侵略道路。 　　由于庆幸于“近代”的“觉醒”,日本对于西方的入侵与中国有着完全不同的态度和评价。在横须贺有关黑船事件的叙述里,美国黑船不是扮演殖民主义侵略者的角色,而是担任启蒙的任务。日本人对佩里将军怀着感恩的态度。中国鸦片战争和日本黑船事件的刺激,使得吉田松阴这样的日本人划着小艇爬上黑船,要求偷渡美国,去考察新文明。他在狱中的书简,成为启蒙时代的名著。这种“启蒙”故事令人想起上海新版教科书的所谓“文明史观”。通过吉田松阴的思想和事迹,张承志指出:“在他的文明发愤之中,泯灭了巨大的道德。它一面教导对欧美规矩的恭敬,一面宣言对贫弱邻国的野蛮。”“直至今天,日本思想上印着的、这个脱亚入欧弱肉强食的烙印,依旧还是那么清晰。”这种“启蒙思想”和对西方侵略的感恩态度,却又与日本自身所宣扬的抵抗欧美白人殖民主义、解放亚洲的说辞自相矛盾,它也因此揭露了日本“亚洲主义”的虚伪性。 《三笠公园》和《长崎笔记》将我们带入历史的深处。在《三笠公园》中,作者通过北洋水师的故事,剖析了虚骄自大的中国的战败和日本在民族主义激励下的战胜。张承志将被原子弹摧毁的长崎视为日本现代史的一个缩影。他在《长崎笔记》中说,长崎分娩过一部日本的开明史,它不像东海大家族的一个码头,而更像一个白种欧洲的思想、金融、谋略的堡垒,日本现代化的海军、医学、印刷、英语都在长崎肇始,长崎是理解日本的一把钥匙。“长崎比广岛更具深意。它不仅是被原子弹毁灭过的城市,还是一座欧美的政治经济势力浸染和干预填街塞巷的城市。它有着非它不能的、揭露西方种族主义的人种歧视和凶残本色的特殊语境。长崎将变成一个对西方的永恒质疑。”长崎在某种意义上是罪与罚的宿命和象征,它既因为西化而崛起,也因为西化而毁灭。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脱亚入欧”,成为资本主义列强。但是,同时,它也付出了毁灭,尤其是道德毁灭的代价。“日本曾经战无不胜。但是与历史的公理相比,杀伐的胜利不值一谈。”作者认为,只有否定了资本主义弱肉强食的逻辑,低下头来体会被侵略者的心情,日本才能与中国获得沟通和理解:“若想贴近破碎中国的心,先要纠正那颗明治以来的、胜利的心。”作者不是依循强者的逻辑,而是提出另一种论理——人道。在作者的眼中,日本“大国崛起”的辉煌不值一谈。然而,另一方面,他饱含敬意、浓墨重彩地描述了日本民间著名的赤穗四十七士舍生取义的故事。被日本人民记忆、歌颂,四十七士并非成就了辉煌的功业, 而是他们复仇的行动体现了人性的尊严,焕发出了人性的光辉。四十七士把原则和信义看得比生命更重要:“是的,它所依仗和宣扬的,不过一种愚忠。但它在实践时的异端和美感,却使愚忠变了人性。人的尊严、信诺、情义夺门而出,压倒一切。”作者欣赏他们的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他们以一种必死的决心以弱抗强,生命在强权的毁灭中迸发出了强烈的异端的美感。如果说统治者偏爱的是秩序,那么,底层则更欣赏正义的实现。“显然,较之持法治论眼光的精英,普通人更看重社会公正。……他们激烈地偏袒义士,把赤穗四十七士,歌颂为直面社会不公和个人牺牲的矛盾,敢于挺剑而起,流血五步、撼动天下的英雄。”无疑,正是因为处身于中国式的机灵的民族,张承志才大力标举和高度颂扬四十七士奋不顾身的义举。四十七士轻生死、重信义的故事培养了日本认真守信的民族精神。“随着对四十七士的不歇追思再三塑造,在日本的文化和民族精神中,一种做人的约束、人之间的关系、人对社会的承诺——逐渐形成健全。”这也是日本强盛的文化基础。正如我们难以理解服部幸雄老人的故事一样,面对日本被扭曲的历史和复杂的民族性格,作者在激烈批判和质疑日本现代史的主流的同时,对日本民间真善美的人物和思想碎片保持着必要的敬重。 　　张承志曾经将他的一本散文集题名《五色的异端》。张承志的写作总是与异端的权利、弱者的知识以及反抗的正义联系在一起。与洋务派往往片面惊羡于日本的强大相反,张承志在对日本的阅读中,提取出来放到最高的地位上加以肯定的是本多胜一的“被杀戮一侧的论理”。本多胜一在越战采访中提出了“站在被杀戮者一侧”的观点。张承志倡言:“无论强势霸道如何得势,无论媒体怎么散布谣言,人应该站在被杀戮与被剥夺的、无助和绝望的人们一侧,反抗横行的霸道,支持弱者的抵抗。”“他人”的概念和“站在被杀戮者一侧”,是现代文明以及个人主义和弱肉强食丛林法则的解毒剂。张承志在《他人的尊严》中说:“苏珊·桑塔格最好的一个概念,就是她接受了‘他人’的概念。”关怀“他人”,尊重“他者”,反对歧视和压迫,这才是张承志心中的“文明”。他提出,“敢于反抗歧视,决意与被歧视者站在一起”是知识分子优劣的标尺。六十年代遍及全球的反越战运动,使与弱小者站在一边和抗议霸权成为一种时代普遍的共识。它唤起和培育了人们对于正义的感觉。“抗美援越运动,是全世界整整一代人的启蒙导师。”反越战运动构成了二十世纪革命的一个重要高潮。张承志从独特的历史视野出发阐明了被西方意识形态妖魔化了的日本赤军的世界史意义。他们是对于现代日本强大的“脱亚入欧”逻辑的赎救,是对于被压迫、被践踏的亚洲的回归。“二十世纪的革命,是对五十年的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对五百年的世界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秩序——唯有的、唯一的颠覆。同时,迎对着日本国家的奴役邻人凌驾亚细亚的百五十年险恶历史,唯有‘阿拉伯赤军’大反其道、大造其反,放肆地嘲弄了‘脱亚入欧’的殖民主义道路。”他既肯定赤军绝望的反抗的意义,同时也深刻检讨和反思其行动的悲剧性。“它告诉了人们革命的合理,革命中人的牺牲、路的狭窄、情感的沉重、种种的不得已。”在绝对强大的资本主义世界的包围之中,赤军对于资本主义的反抗不仅无法摆脱旧世界的残暴和血腥,而且走向了悲剧性的自我毁灭。他们的反抗找不到真实的力量和合理的道路。日本赤军为了“他人”,为了正义, 不仅抛弃了优裕的生活,而且奉献了自己的生命。尽管他们的道路是狭窄和悲剧的,尽管在资本主义世界中无法找到真正的出路,然而,我们无法回避这些高尚灵魂的追问:“不知我们中国人在富裕了以后,能不能为了世界上那些无助的人、那些被杀戮的人、饥饿的人、被侵略、掠夺和凌辱的人,也这样呼喊,也这样想和这样做。” 当新的世纪到来的时候,“大国崛起”腾于众口,作者忧心忡忡地写道:“由于失败的历史,新潮的大国梦变成了包围的众论,在一个世纪后一浪一浪地涌来。它崇洋的媚态,它专制的出身,它内含的他者歧视,让我感觉紧张。”作者认为,二十世纪日本崛起和毁灭的历史足为殷鉴。“大国崛起”的喧嚣也是促使作者去“阅读”近代日本的动力。“正在崛起中为强国梦兴奋不已的中国,也许此刻已是时候——思考日本的近代道路。”一方面作者痛感国人的麻木矫饰,“若是没有惨败的衬托,中国人还会一次又一次地被大国崛起的宣传蛊惑。只有警惕一种好战的危机,才能避免再败的危机。只有被逼到了山河破碎、蒙耻露羞、血肉狼藉、苦相丑陋的时刻,尊大的中国人才会反省”。另一方面,作者进一步反省,当中国真正强大了的时候,会不会也像帝国主义国家一样践踏正义、毁灭道德。因此,我们一方面既要反抗强大的帝国主义,另一方面,又要批判狭隘的民族主义。作者认为,我们追求的不是一个新的中华帝国,而是一种美的生存:各民族友好共存,尊重他者与邻居的生存权利。 　　通过石原慎太郎的案例,张承志指出:“一个民族怎样选择文学,就会怎样选择前途。”在张承志那里,文学是沉重的。在他看来,中国文学注定了不是所谓“纯文学”:“纠缠于纯文学的话题,是一种标榜高雅的习气。我只能说,恐怕中国文学还会长久缺乏——余裕充盈的‘私小说’。恐怕还会有不少鲁迅式的——半纸心事半纸抗议的文字,呈一副粗糙的样相。”张承志提醒我们:“我们的文学,尚处在受辱的时代。”张承志以文字洞穿了时代的幽暗。他的写作让我想起村上春树“以卵击墙”这个击中了灵魂的隐喻。鲁迅曾经说:“文学是余裕的产物。”鲁迅很早接受和倡导“纯文学”的观点,然而,值得我们深思的是,鲁迅自己却从来不是一个纯文学作家。我曾经将张承志放弃小说创作和鲁迅放弃小说创作相提并论,并且一直为他放弃小说创作感到惋惜。其实,中止小说创作,张承志自己有过明确的解释。他自谦缺乏编故事的才能。但我仍然认为,张承志放弃小说创作是与他对文学的不同理解有关。他有一个说法,中国仍然是一个散文的国度。他对散文的重视和对文类的特殊看法,说明了他对中国古典文学传统的高度认同。而对小说的疏离,也反映了他对于现代文学观的深刻不满。 　　 二○○九年八月二十五日完稿

鲁迅在《写于深夜里》一文中说："这里面是穷困，疾病，饥饿，死亡......自然也有挣扎和争斗，但比较的少；这正如作者的自画像，脸上虽有憎恶和愤怒，而更多的是慈爱和悲悯的相同。这是一切'被侮辱和被损害的'的母亲的心的图像。"

如果这是“新中东的分娩阵痛”，那么它们也完全不同于康多莉扎·赖斯辩称在2006年夏天以色列对黎巴嫩的战争期间看到的那种。

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和《奏谳书》中保存了不少有关汉初女性犯罪及其处罚的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