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 - - 人文与社会 - 文章列表 - 全部

通过对比文艺复兴早期的佛罗伦萨与不列颠哥伦比亚的参与和商议机制，本文分析了随机遴选作为政治代表的挑选机制的必要性、民主正当性、重要作用及其积极效果。商议民主可以提高公共政策的效率和正当性，可以较好地平衡民粹主义倾向，也可以平衡超凡领袖的支配。但由于其内在的困境，商议民主无法唱独角戏，必须与参与民主结合起来

何柄棣、何兆武、张世英（关于西南联大）的回忆，是近几年出版的，但影响好像过去业已问世的同类著作要大些。

张承志的写作和思考使革命、平等、人民、恐怖主义这些词语得到了昭雪和拯救，使自由、人道、正义、美和民间等概念的内涵得到了真正的确认。

中越两个亚洲共产主义大国为甚麽会从「同志加兄弟」变成兄弟反目、兵戎相见呢？这场战争到底谁是真正的胜利者？

对20世纪出现的具有全球视野的各种世界史研究范式进行了综合评述。真正的具有全球意义的世界史研究在20世纪出现，它们可以分为历史哲学、社会科学和专业历史研究三种。

都市中的人开始寻找农村生活跟现代生活连结的可能。这也使得我们回到农村，越来越少了很多观念上的拉扯。以农村为主体进行价值再现、文化再现，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面向。

《第2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显示，截至2009年6月30日，我国网民规模达3.38亿，宽带网民达3.2亿，占总网民数的94.3%，手机上网用户达1.55亿。中国青少年网民规模为1.75亿人，半年增幅5%，目前这一人群在总体网民中占比51.8%。

编译介绍大卫·哈维新书

九十年代，当中国知识分子好像每人都意外地捡到了股份一样兴高采烈和简单化地谈论“全球化”的时候，韩国学者白乐晴先生的汉译评论选集《全球时代的文学与人》给我们带来了一种宽广的批判性的视野。

“新新台湾电影”的说法，是以1980年代的“台湾新电影”为参照。尽管这一波的台湾电影热潮能否持续仍有待观察，不过，如果将电影视为一种社会文本，笔者以为这一波暂可称之为“新新台湾电影”的台湾电影与1980年代的“台湾新电影”仍有许多值得比较之处。

从熊先生和许多良师益友的身上，使我懂得了应当走的路和如何去走。教训深刻，而又使我铭记不忘的，使我首先想到的是熊先生。熊先生这个人，以他的存在向人们展示了一种哲学的典型。一生坎坷，没有遗产留给儿孙，家庭关系处理得也不尽妥善。几十年来，没有见他穿过一件象样的考究的衣服。伙食注意营养，却不注意滋味，甚至可以说他吃了一辈子没有滋味的饭，人们认为值得留连的生活方式，对熊先生毫不沾边。熊先生博览群书，不讲究版本，手头藏书很少，可以说没有藏书。我认识的学者中，熊先生是唯一没有藏书的学者。别人也许觉得他贫困，他却显得充实而丰足。别人也许认为他不会安排生活，他却过得很幸福、坦然。他也象普通人一样，有时为了一点小事发脾气，过后，却深自谴责，好象雷阵雨过后，蓝天白云分外清新，他胸中不留纤毫芥蒂，真如古人所说的，如光风霁月。他具有只有他才具有的一种人格美。

美国监禁制度与奴隶制的类比，非洲裔青少年的被区别对待，监禁管理私营化、每年狱内多达7万起强奸案等等

为何“邓小平年谱”没有记载1992年1月26日和1月28日两天邓小平的活动；重庆之行促使弗格森改变了他的"中美国"理论。

6月25日，迈克尔·杰克逊死讯传出的时候，贾樟柯正在上海忙着拍纪录片《上海传奇》。他既不上网，也没看报，并不知道杰克逊死了，直到看到高晓松发来的短信：“迈克尔·杰克逊已于2009年6月25日下午在洛杉矶去世。这个人的去世让我感觉到，或许我们都老了。”

当下政治治理的任务便不止是从物质层面解决贫富分化问题（包括制定限奢法），缓解中产阶级的生活压力。更重要的是，要积极寻求安顿人心的政治之道：如何重新回到中国历史（古典传统和革命传统）演进的内在脉络，探究重建当代伦理主体的思想资源

哈维不仅仅是一位地理学家，更是一位社会理论大家。其学术工作的主要特征，就是以恢复和延伸"社会阶级"和"马克思主义"，作为严肃认真地批判全球资本主义的理论和方法论工具。日前，他就城市变迁的意义、走出全球金融危机的可能出路、马克思主义对当前社会政治经济状况的意义等问题，接受文汇报采访。

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举办了一个达尔富尔辩论会，邀请著名非洲专家哈茂德·马姆达尼(Mahmood Mamdani)到场，与人权活动家、前克林顿政府外交官约翰·普伦德加斯特（John Prendergast）交锋

张广天导演的新剧《圆明园》通过叙述圆明园的历史谈环境问题。剧场中动用100名大学生志愿者参加演出。初演期已经结束，正在筹备重演。

郁达夫生前对鲁迅的评价意味深长，以为在文字上是有奇气的。鲁迅的思想，都是在与敌对的力量对比和抗衡的时候显示出来的。有趣的是他在阐述自己思想的时候，不都是简单的布道，一直用形象的语言为之，显得很特别。我们注意到，在他和学者们争论理论问题时，表述方式却是诗化的，得庄子与尼采、普列汉诺夫的妙意，将复杂的问题多致地表述出来，显示了一种高度。我们一些研究鲁迅的文章，不太注意鲁迅的表达方式，鲁迅有趣的一面经由人们的叙述反而乏味得很。或者不妨说，我们可能在用先生最厌恶的方式纪念他，比如八股调，比如伪道学等。漠视鲁迅审美的特点和精神哲学的特点而谈论鲁迅，是很有问题的。  鲁迅认为汉语的表达应当有现实和诗意的情怀。写实其实是很难做到的。在鲁迅看来，现实的复杂不是都能用日常语表达出来的。写实不意味着复写，而是要看到表象后的存在。除了批判理念、智性之光外，鲁迅一生对事物判断的那种诗意的表达，后人一直没能很好地继承下来。现代汉语越来越粗鄙，单意性代替了繁复性，文艺腔置换了诗意。问题是丧失了汉语表达的维度。把语言仅当成工具，而非精神攀援的载体，不仅古意寥寥，连衔接域外艺术的冲动也失去了。我们和五四文人的距离，在表达方式上就已经问题多多。  自然，每个时代有自己的语言方式，今人不应再返回过去。鲁迅的语言既不同于古人也不同于同代人。古代的语言在他看来是被士大夫气污染了。那些事功的书写和颂圣的文字，殊乏创意。而同代的语言则有江湖气和八股气，缺少的恰是生命的意志。那个意志不仅含有智慧，还有人性的暖意。我们现在却把那些幽夐的温润的文体放弃了。先生跳出众多的表述空间，在寂寞里独辟蹊径，置身于时代又不属于时代，既有了当下意义，又有了纯粹的静观的伟岸。  鲁迅的表达很少重复，每一个话题都有特别的语境。他对生活的把握不是机械地描摹，而是着重复杂的不可理喻的存在。即使最愤怒的时候，也依然能将美丽的句式呈现出来。  在言说里，人们很容易进入精神的幻象。他的表达过程一直避免进入这样的一种幻象里。旧的士大夫的一个问题就是常常自欺，而且欺人，人生的真相就被遮蔽了。新月社主张爱的文学，不满意左翼作家的理论。鲁迅就说，新月社不满意的是世界上还有不满意现状的人。这样的看法含着哲学的意味，实则是表达的悖谬的一种展示。鲁迅在《文艺与政治的歧途》中写道："从生活窘迫过来的人，一到了有钱，容易变成两种情形：一种是理想世界，替处同一境遇的人着想，便成为人道主义；一种是什么都自己挣起来，从前的遭遇，便使他觉得什么都是冷酷，便流为个人主义"。鲁迅对言说的有限性的警觉，在提倡白话文的时候一直没有消失。能够看出语言的维度的开放性。  表达很容易落入俗套，这是他一直强调的看法。他用诗意的语言表达思想，其实就是颠覆这种尴尬。比如，讲思想与艺术之间的关系，他就说："从喷泉里喷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流出来的都是血。"把左翼的话题说清楚了。在论述宣传和艺术的关系的时候，他说："但我以为一切文艺固然是宣传，而一切宣传却并非文艺，这正如一切花皆有色（我将白也算作色），而凡颜色未必是花一样。"这样的比喻很有跨度，也避免了理论阐释的单一性。他的杂文这样的笔法同样是多的。  语言也是一种幻象，而且是导致人进入悖论的载体。拆解这种怪圈，对语言的限制和反诘，对他是一种超越极限的快慰。鲁迅的语言造成了与背景隔离的效应，一方面进入市井，一方面不属于市井，于是存在的面孔便清晰了。他对中国社会的描摹，何曾是简单的图式呢?那种复杂里的凝视，有着精神的伟力在。旧式话语方式在此已失去力量。而他对新语境的营造，给我们以久远的感念。  鲁迅整理的古代文献有上百万字，翻译的作品有三百万字，他对民间艺术的研究也很多。那结果是语言发生了变化，有疏朗自如之气，方巾味与腐儒味均无，倒是和古人相通者多。他谈到先秦两汉，讲起六朝、唐宋，都有灼见，说一些别人不说的话。有时候似乎也和古人为伍。比如，他曾说，现在的中国还仿佛是"明季"，都是读书阅世的一种心得。因为通晓古人之得失，方知今世之明暗。他的语言深处的古风，需暗自体味方可见到。  上世纪三十年代的鲁迅，在翻译上给人很大的冲击。但那时候译界几乎没有人认可他的译风。他的译著因为生涩、直硬而受到非议。晚年所译之书几乎都无其杂感和小说那么流畅，仿佛有意与人捣乱。按当时的精神状态，本可以写一些厚重之书，做自己心爱的事。一反常态的是，却故意在文本上与思想上和旧有的习惯作对，文字趋于艰深，句子拗口，几乎处处可见反汉语的用意。梁实秋曾讽刺说是一种硬译，结果便是走向死地，讽刺是苛刻的。连瞿秋白这样的人，也不能都了解这种选择的深意，鲁迅在那时将自己置于译界的对立面。他有与自己过分挑战的勇气。应当说，译苏联的文艺理论及小说，在他有多层用意，除了精神层面上的变革外，我以为重要的还有语言学上的思考。鲁迅觉得中国人的国民性出了问题，与思维方式大有关系。思维是靠语言进行的，问题是汉语的叙述方式存在着弊病。比如无逻辑性，没有科学化的范畴，概念不精确等等。在旧的语言中，大概只会产生诗化的散文，不会有科学理性的存在，至少没有数理逻辑一类的东西。晚年在着手介绍域外文艺时，已不再满足于内容的传达，还着眼于表达的变化。不是从"信达雅"的方面考虑读者的阅读习惯，相反是逆着传统的秩序，原文照搬洋人的语式，使文句冗长、生涩，一些新奇难懂的句式不断出现。鲁迅相信，改造汉语，不能不借用外来的语法，否则精神的表述永远在一个封闭的系统里。他甚至以为，汉语的历史就经历了外来文化的冲击。先秦的文章是一种模式，两汉魏晋大变，原因是汉译佛经激活了汉语，那一次冲击使汉语有了一次飞跃。后来的发展又被封闭起来，不能自我更新。欲救死状，惟有移来洋人语言，与现代口语结合，渐渐改良，庶几可以让古老的书写柳暗花明。 

二十世纪晚期，西方思想文化围绕现代性主题演出了一场多幕对手戏。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先后出现过诸如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哈贝马斯与利奥塔等严肃的思想交锋，在持现代性立场与持后现代主义立场的思想对手之间，却并没有呈现人们所想像的那种原告与被告式的对峙两分，相反，双方的思想紧张在更多的时候倒有些像现今中国小品戏中的对白，充满机智、诙谐和反讽。
理查德•沃林的《文化批评的观念》(1992)和特里•伊格尔顿的《后现代主义的幻象》(1997)两书简明地为人们再现了上述思想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