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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鹏:奢侈的符号逻辑与中产阶级想象的困境--重省当代中国的奢侈品消费

中国图书评论2012.10
当下政治治理的任务便不止是从物质层面解决贫富分化问题(包括制定限奢法),缓解中产阶级的生活压力。更重要的是,要积极寻求安顿人心的政治之道:如何重新回到中国历史(古典传统和革命传统)演进的内在脉络,探究重建当代伦理主体的思想资源

去年轰动一时的"郭美美事件",如今渐已淡出公众视野。人们大抵都还记得事件的后果:"红十字会"陷入无以辩白的信任危机,而对于事件的起因--郭美美的微博炫富,往往已经反应漠然。这种态度,究竟是由于人们对于炫富现象司空见惯,还是对公信丧失更加痛心疾首?追溯起来,此事最初进入公众视野时,"炫富"本身也曾被推向舆论的风口浪尖,奢侈品消费再次成为引人争议的话题。然而,媒体在追踪中往往采取透过现象看本质的分析手法,轻易掠过作为表现形式的"炫富",迅速将批判目光转向问题的实质--社会公信的危机。在我看来,人们如今的漠然态度,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媒体这种批判姿态的后果。问题在于,轻易掠过现象本身,不对当代中国的奢侈品消费首先进行反思,我们能否真正获得对问题的深度理解?事实上,深度只有通过表面的具体性,才能表现自身。这样说,当然并非试图在"炫富"和社会公信危机之间建立直接的因果对应关系,而是要以"炫富"问题为基点,重新反省更为宽泛的奢侈品消费与当代中国社会问题的连带关系。在这种意义上,"郭美美事件"无疑为我们提供了重建这种批判性视野的契机。

 

一、奢侈的去道德化与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

 

最近几年屡屡发生的网络炫富事件,让"炫富"一词成为炙手可热的日常语汇。2007年,它被列入教育部公布的171个汉语新词。"炫富"的流行当然不是孤立的文化现象,这在很大程度上折射出当代中国奢侈品消费急剧增长的现状。今年一月,世界奢侈品协会最新公布的中国十年官方报告显示:截止去年年底,中国奢侈品市场年消费总额已达到126亿美元(不包括私人飞机、游艇和豪华车),占据全球份额的28%,已成为占有率最大的奢侈品消费国家。不难理解,正是这种奢侈品消费的狂热氛围,催生了"炫富"事件的屡屡发生。而此类事件之所以招致人们的道德反感,是因为他们很容易找到奢侈的对立面--贫穷。对于这种反感,郭美美曾如此回应:不是我炫富,是网友仇富。在我看来,这番强词夺理之言,恰恰道出了奢侈在当代道德生活中的位置。

一方面,如她所言,"仇富"确是当下世道人心的实情。毫无疑问,"仇富"正是贫富极端分化的产物,同时,它的出现也在很大程度上源自"炫富"的刺激。不过,"仇富"之"仇",并不是单纯的怨恨,而是尼采所说的"羡憎交织"(resentment)。他把这种情感视为道德价值判断的起源。在当代中国,"仇富"情绪在引发社会伤害的同时,也暗中塑造了普通民众的个人价值:奢侈成为令人羡妒的美好生活。由此来看,以贫穷为立足点,并不足以彻底批判奢侈。如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所言,认识论的障碍总是成对出现,若不改变批判方式,批判者与其对象会陷入同样的陷阱。奢侈/贫穷,炫富/仇富,这样的结构性关系,同样是我们反省当代中国奢侈品消费的认识论障碍。在我看来,只有重建理解奢侈的历史化视野,才能超越上述结构性认识的限度。而这也关系到对问题的另一方面的理解:奢侈是否有罪?是否像郭美美所言,是她的个人自由,别人无权干涉?要回答这些问题,必须追溯奢侈去道德化的历史过程。

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奢侈"在古代世界一向名声不佳。柏拉图将欲望区分为必需和非必需两种,奢侈作为非必需的欲望受到批评。他又以健康的城邦与奢侈的城邦对照,指责后者超出必需,贪恋享乐,引发战争。亚里士多德明确地将奢侈界定为一种柔弱,它消磨勇气,败坏美德。希腊时代之后,罗马人同样清醒地意识到,奢侈是一个政治问题,它是人类欲望的破坏力量,必须加以约束,为此,他们设立了种类繁多的限奢法。这种态度,在中世纪神学家那里发展为更加严苛的道德律令,奢侈被看作贪婪和淫欲的恶德,受到激烈的抨击。然而,随着现代世界观的兴起,奢侈的负面道德形象逐渐得到扭转。按照贝里(Christopher Berry)在《奢侈的概念》(1994)中的说法,这个概念经历了被蔑称为"政治性"的奢侈从过分道德化的舆论中分离出来的过程。这里的"政治性"的奢侈乃是非道德的奢侈,仅仅指示国家的经济繁荣。如他所言,17世纪英国经济学家巴本尔(Nicholas Barbon)在《论贸易》(1690)最早明确提出将奢侈去道德化的诉求,其出发点由其书名不难明白:奢侈有益于外贸,能够增加财富。这种诉求的核心乃是重估世俗生活的价值,"需要"与欲望合二为一,政治的使命不再是禁止而是促成欲望的满足。尽管巴本尔的主张在十八世纪曾经引发对于奢侈问题的大辩论,但奢侈的正面道德形象最终由此逐渐确立起来。在这种意义上,如桑巴特的经济学论断,奢侈由于有益资本主义发展而得到肯定。就此而言,资本主义的经济逻辑赦免了奢侈的道德罪责,使得它作为现代个人自由得到保护,作为国家经济动力受到鼓励。而这正是资本主义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实质所在。郭美美之所以理直气壮地为自己炫富辩护,其内在根由也正在于此。

事实上,在此次炫富事件出现的前一月,国家博物馆举办了"LV艺术时空之旅"的大型奢侈品展览。9月,这一事件还未淡出公众视野时,宝格丽(BVLGARI)珠宝艺术展又高调登场。稍有常识的人都会觉得,这样的展览安排不合时宜。但在展览期间,慕名而来的参观者依然络绎不绝。这种悖谬的状况,正是今天无孔不入的消费主义意识形态。深究起来,公众从展览中获得的无非是关于奢侈品的各种知识。通过对这些知识的占有,人们获得了想象性的物质满足,并在无形中将奢侈视为生活需要的理想目标。正是在这样的生活幻觉中,奢侈摆脱了贫穷的结构性牵累,在消费社会中获得了道德的正当性。

 

二、奢侈的符号逻辑与阶级话语的再生产

 

在上述意义上,简单地采用道德理想主义姿态批判奢侈品消费,显然无法唤醒人们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迷梦,甚至会遭到这样的反驳:奢侈的观念虽然有古今之变,但是奢侈品消费自古便有,无论中国古代宫廷,还是欧洲上层贵族,莫不如此。所以,当下的奢侈品消费,既不应受到过分指责,更不该被强加限制。表面上看,这样的反驳意见言之凿凿,然而,这种去历史化的态度却经不起推敲。

的确,从社会史的角度来看,奢侈品消费自古便有。如利波维茨基(Gilles Lipovetsky)所言,奢侈不是因为贵重物品的制造,而是消费理念才出现的。在原始社会比较富足的状态中,已经存在并无使用价值的贵重物品,它们成为礼仪性馈赠和炫耀性消费的对象。不过,这种初级形式的奢侈品消费必须服从原始社会的集体生活秩序,而并不关涉差异化的个人身份。只是到国家和阶级出现之后,奢侈品消费才作为等级社会的象征,以不平等的制度原则成为显赫地位的标志。随着文艺复兴时代的来临,贵族对奢侈品的占有受到新兴资产阶级的威胁。由于获取财富途径的扩大,一些资产阶级逐渐步入奢侈阶层。但是,这些变化对于奢侈品的消费形式并无太大影响,直到19世纪中叶,欧洲的奢侈品生产都还是以手工业模式为主。利波维茨基在《永恒的奢侈,情感的奢侈》(2003)中指出,在19世纪下半叶,高级时装的奠基人查理·沃斯(Charles Worth)开始给每个顾客量身定做各式各样的服装,由此逐步创建了奢侈工业。随着工业技术的逐步普及,高级时装的制作尽管保持在有限的数量之内,但是同样款式数百上千的复制成为可能,这无疑促成了奢侈品的规模化生产。可以说,晚期资本主义国际化的大工业生产方式,真正成就了现代奢侈品行业。今天我们所熟知的国际知名品牌路易·威登,香奈儿,寇驰等,无不是经由二十世纪上半叶现代工业的洗礼,才得以发育成型并锻造品牌。

在现代奢侈品工业发展壮大的过程中,奢侈品的消费群体也相应扩大到整个新富阶层。奢侈品消费对他们的意义,凡勃伦在《有闲阶级论》(1899)中的著名观点早已为人所知,即通过"炫耀性消费"来显示个体所属阶级的身份。鲍德里亚后来发展了这种差异社会学的观点。他在《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1972)中指出,消费对象的使用价值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它的"非物性象征意义"。所谓"非物性象征意义",指的是消费物中隐藏着社会逻辑,不同的物依据各自的方式象征性地重建了不同的社会地位。这样,物成了表意的社会符号,通过差异化的意指关系构造了社会性的差异化体系。鲍德里亚对商品使用价值的否定后来受到不少学者的质疑。不过,以此来观察奢侈品消费却并无差池。可以说,奢侈的符号逻辑,乃是社会地位的识别体系。

然而,利波维茨基并不完全同意此类强调差异政治的论断。他在《永恒的奢侈,情感的奢侈》中强调,人们对奢侈品的喜好,不独来自爱慕虚荣、令人羡妒、赢得他人认同的欲望,还来自自我欣赏、"自我陶醉"和树立精英形象的欲望。他将后者称之为"情感的奢侈",即突出自我的感觉,而非他人的尊重。因此,奢侈在今天更多的是树立个人形象,而不是阶级形象。如果以此来观察欧洲上流富豪,的确可以看到他们对于个人感觉的张扬。而在当代中国语境,屡屡出现的"富二代"炫富事件也表明,他们关心的往往并非个人的阶层形象,而是自我陶醉的感觉。不过,问题的另一方面是,当下中国奢侈品消费群体的构成与西方有所不同,不少调查统计数据表明,近年来,在新富阶层之外,中产阶级已经逐渐成长为奢侈消费的主力军。在我看来,"郭美美事件"的出现,正是这种消费主体构成的症候。因为,从郭美美好友在网上披露的诸多信息来看,她不过众多北漂嫩模中的一员。虽然经常穿梭在各种上流社交圈,但她远远不像炫耀的那么有钱,实际的社会地位充其量是略有成就的中产阶级。对于像郭美美一样的中产阶级而言,他们何以会有如此强烈的购买奢侈品的精神意愿?

我以为,这与中产阶级在当代中国的尴尬地位密切相关。处于贫富分化日渐加剧的社会格局中,他们的收入水平难以应付城市生活的巨大压力,时时面临着从中产阶级降为新贫阶层的危险。但是,人们习惯用西方中产阶级的富足生活来想象他们,因而关注的目光往往掠过他们,直接投向底层民众。不仅于此,如社会学家周晓虹所言,他们还常常成为"仇富"现象的替罪羊,越发不被同情和尊重。正是基于这种生存状况,处于官方所定中产阶级收入标准内的人们,大部分在调查中并不愿意接受这一命名。这使得正在成长壮大的中国中产阶级,在远未成熟的时候,已经面临着阶层内部分化瓦解的危机。从郭美美的"炫富",我们不难看到中产阶级身份危机的症候:试图通过奢侈品消费来摆脱中产阶级的尴尬地位。如凡勃伦所言,每个阶级所羡慕并力图争取列入的,总是较之高一层的那个阶级。在大部分中国中产阶级心中,成为生活奢华的新富阶层乃是他们焦灼的梦想。然而,问题在于,奢侈最终只不过是一种虚假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