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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那”一词最早是古印度对中国的称呼，在唐宋时已被音译成中文，也作脂那、至那、震旦、振旦、真丹等。古印度两大史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都曾以“cina”来指称中国。后来，西方各国流行的对中国的称谓“China”，实由此演化而来。

英语的一个独特荣耀是其相当数量的文学作品是由英语为后天习得而非先天所得语的作家所创作的。这些移民作家独自进入这个语言，他们不同于身在原殖民地国家或来自原殖民地国家的作家，如印度和奈及利亚等，在那些国家英语是官方语言，民族文学也是以英文写就的。这些非母语作家在这个语言中的挣扎、生存、取得的成就大多是个体的——其创作努力在短期内对集体的意义不大。然而，这并不等于否认他们和母语作家之间有相似之处和共同利益。 可以说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是这一文学传统的奠基人，而纳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则代表它的高峰。康拉德在这个移居国语言中的挣扎已众所周知；即使在他的晚期小说里，尽管他语言凝练、文笔优美，我们仍然会偶尔碰到笔误。相比之下，纳博科夫一直被推崇为语言冒险家和技巧娴熟的风格家。同样众所周知的是，他在阅读俄语之前就学会了阅读英语，他是在三种语言环境中长大的。环绕在这位大师头上的光环容易掩盖一个事实，即纳博科夫类似于康拉德，在停止用俄语写小说之后曾经不得不努力地掌握英文。 纳博科夫对自己的挣扎相当坦诚，正如他在那篇著名随笔《关于一本名为《洛丽塔》的书》中所述：“我不得不放弃我的自然语言——我那未经驯化的、丰富的、学无止境的俄罗斯语，而接受二流品牌的英语。”[1] 他在另一个场合坦白：“自然语汇的缺失”是他在英语里“作为一个作家的秘密缺陷”。[2] 即便如此，我们很少有人似乎愿意反思一下这位伟大的语言魔术师所经历过的艰苦历程。Joseph Conrad 不过，他的传记作者布赖恩•博伊德（Brian Boyd）记录下他最初几年用这个语言写作时的语言挣扎。纳博科夫抵达美国两年后写下他最好的英文诗——《发现》。这首诗的灵感来自于他偶然发现自己捕到一只“大峡谷”，这只蝴蝶已作为此类物种的标本陈列在纽约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里。尽管诗里充满了自信而富有诗性的声音和说话者的蓬勃精神，他的传记作者仍然不得不评价道：“但此诗的誊清稿痛苦地显示了他时而薄弱的英文。”[3] 这个“薄弱”可以在以下几行里感觉到：“我发现它，并为之命名，精通/可分类的拉丁文；因而成为/一种昆虫的教父和它的第一个/描述者——我不求其它名分。”博伊德还提到纳博科夫和爱德蒙•威尔逊（Edmund Wilson）之间就纳博科夫的英文所作的早期沟通。威尔逊指责他的朋友过于大胆地使用移居国的语言。这位美国著名文人对这位刚开始在英语里探索的俄罗斯新移民的能力心存疑虑，并对纳博科夫的双关语和错误不断挑刺。他们之间的摩擦最终发展为全面爆发的论战——1965年威尔逊发表了他的长篇文章《普希金和纳博科夫的奇怪案例》指出纳博科夫翻译《尤金•奥涅金》时所使用的“非标准语句”；作为回应，纳博科夫写下他的著名杂文《对批评者的答复》。此时，移居美国二十五年后的纳博科夫已驾驭了这门语言，完全有能力与旧友辩论。他在这次辩论中胜出威尔逊。 然而，在他们早期有关纳博科夫使用英语的私人交流中，威尔逊总是占上风，尤其是在纳博科夫刚来美国的头几年。对于纳博科夫而言，从俄语转换到英语真是痛苦不堪；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像“在爆炸中失去七、八个手指后重新学会拿东西。”[4] 他还在巴黎时就开始撰写他的第一部英文小说《塞巴斯蒂安•奈特正传》。到美国后不久，他又继续写此书。当时，他对自己的英语还不够自信，尽管他那华丽而细致的风格标志已体现在他的文笔中。威尔逊读了小说样稿之后，不禁称好，甚至为书背写了赞语。但他一如既往地对书中的某些小错误和奇言怪语吹毛求疵。他在1941年10月20日给纳博科夫的信中写道：“我希望你在威尔斯利学院找个人阅读校样——因为有些英文错误，虽然不多。”他接着指出了几个。纳博科夫在答复中遗憾地表示已将样稿寄回出版社，无法再作更正了，但他也争辩道，叙述者应该是“很吃力地写英文。”[5] 换言之，语言上的缺陷带有小说人物的特征，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合理的。事实上，小说的叙述者也承认了这一弱点：“同外国语言的枯燥搏斗以及对文学经验的完全缺乏并不容易产生过于自信的感觉。”[6] 尽管作了技术上的辩护，纳博科夫后来还是纠正了威尔逊提及的那些失误。显然，纳博科夫对自己的英语能力感到忧虑，还得走很长的路才能成为英语写作大师。反思这一点，很难想象从《塞巴斯蒂安•奈特正传》中相对简单的文笔，发展到《洛丽塔》中丰富而含蓄的语言风格，再发展到《普宁》中充满信心的玩耍、对英语的故意误用和蓄意歪曲，他下了多大功夫。Vladimir Nabokov 尽管威尔逊对他的朋友纳博科夫慷慨大方，但他同时也使纳博科夫头痛。无论私下或公开他都不愿停止告诫纳博科夫避免使用双关语。所幸的是，纳博科夫忽略他的不满，继续玩文字游戏，这种方式逐渐演变成他的天才标志。威尔逊在《纽约客》上发表了一篇对纳博科夫的《尼古拉•果戈理》（1944年）毁誉参半的评论，他说：“[纳博科夫的]双关语极其可怕。”[7] 从他们之间友谊的一开始，威尔逊就把纳博科夫同康拉德相比，他在1941年10月20日的同一封信中写到，“你和康拉德恐怕是仅有的在英语和这个领域中取得成功的外国人。”纳博科夫对这个比较不满意，但我们不清楚他最初是以怎样的措辞和方式来反对的。威尔逊当然知道如何激怒他的朋友。很多年以后，威尔逊把原《纽约客》评论缩短成《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对果戈理的研究》以纳入文集《经典与商业之作》（1950年）时，在该文章结尾加上这样一句：“尽管有些失误，纳博科夫先生对英语的精通几乎超过了约瑟夫•康拉德。” 纳博科夫觉得受到羞辱，回击道：“我抗议最后一句话。康拉德处理现成英语比我在行；但我在另一方面比他强。他在使用非传统句法方面没有我陷得深，但也没有达到我的语言高峰。”[8] 纳博科夫所说的“现成”是指常规。在1964年的一个采访中，他对此阐述得更加明确：“我不能忍受康拉德的纪念品商店式的风格、以及瓶装船和蚬壳项链式的浪漫主义陈词滥调。”[9]我举出纳博科夫对康拉德的英语所作的负面言论，以期说明两位大师对移居国语言所采取的不同对策。在康拉德的小说中，我们可以感觉到一种由英语字典所界定的语言边界——他不会创造那种会使英语耳朵感到陌生的文字和词句。除在极少数的海洋故事里， 如《“水仙号”船上的黑水手》和《吉姆爷》，有些船员的对话偶尔是不规范的英语，总的来说康拉德始终维系在标准英语的边界内。我这么说并不意味着贬低康拉德的成就。即使在这样一个边界内，他设法写出了里程碑式的作品，此外，他把一种明晰的、外国人的敏锐带入他那具有力度而优雅的行文中。他把自己看作是在英格兰“避难”的外国人，这一点在当时不是什么秘密。“避难”这个词——指他自己的状况——几乎成为他书信中的口头禅。当他拒绝英国政府授予的骑士头衔以及剑桥和耶鲁等几所大学授予的名誉学位时，他甚至声称英国文学不是他的传统。晚年时他常常渴望回到波兰，但他的突然去世使这一愿望未能实现。[10] 我们可以推测，康拉德对英语的严格遵守和他对自己在英格兰是一个外来者的感觉——尽管这是他热爱的国家，这两者结合起来是他痛苦的根源。 类似于康拉德，纳博科夫也严重地依赖词典。当他成为一个风格大师时，他的英语变得更为艺术性的彬彬有礼和书卷气。然而，他从不把自己局限在标准英语里，而是经常把这个语言的边界向外推移。勒兰•德•拉•杜兰塔耶（Leland de la Durantaye）对纳博科夫为什么采取这种方式的原因总结如下： 纳博科夫喜欢用生僻词来代替已经被发明的代名词。对他来说，只有在真的没有文字去为某件事命名、而且他花了足够时间去证实之后，才允许发明词汇。但这种保守主义是有限度的。对于现存的词汇，纳博科夫尊重它——但他为将其置于不同的词语搭配而不遗余力，从这方面来说他远非保守……纳巴克夫与他笔下的人物塞巴斯蒂安趣味一致[从不信任简易的表达形式]……他和塞巴斯蒂安一样，“不使用现成的词组因为他想说的事情是特殊材料建成的，而且他知道，除非有专门量体裁身而定制的词汇来描述，真正的思想不可能说是存在的。”纳博科夫的语汇衣裳是用他发现的语言布料制作的——但总是需要特别裁剪。[11] 以上引文的第二要点意味着“寻找新的词语组合。”这是纳博科夫的原则，他在整个写作生涯中，无论是在俄语还是英语里，都照此实践，而发明新词则是一个更为谨慎的举动，前提是对整个英语词汇的认知。纳博科夫是公认的“词典狂”——他可能会愉快地接受这一称呼，他对自己钻研词典所取得的学问感到自豪。那张有着他和他那本快翻烂了的巨象大的韦氏词典的著名照片见证了他为精通英语所下的苦功。[12] 事实上，即使是韦氏词典也没有对他构成一个边界，而更像是一幅地图，因为他会毫不迟疑地创造新字和新的表达方式，如果词典里没有的话。举例来说，在他的小说《普宁》里我们遇到这样一些词：“收音机迷（radiophile）”、“心理蠢货（psychoasinine）”、“脚注麻醉狂”（footnote-drugged maniac）。就连他的第一本英语小说里都包含了发明的词汇，如“爱的余烬（love-embers）”、“性管乐字条（a sexophone note）”、“朝倾斜的方向（tipwards）”、“思维形象（thought-image）”。 除了词汇创造以外，也偶然有一些英语、法语和俄语之间的互换，这发生在英语的边界之外。有时候《普宁》的叙述者干脆讲俄语，普宁前妻丽莎的感伤诗以俄语出现，然后译成英文。[13] 显然，纳博科夫与康拉德不同，他在英语语言的周边写作，其前沿延伸到外语领域。 《普宁》是一部重要的移民小说。也许因为主人公是一个白俄流亡者，读者可能会忽略普宁也是一个移民，而且，同成千上万的移民一样，他面临同样的挑战——在这个国家寻找家园。故事结尾时，他逃离威戴尔学院，消失在美国的荒野之中，那里似乎仍有一些希望，正如这个美丽的句子所提示：“[普宁的]小轿车肆无忌惮地冲上了闪光的道路，可以隐约看出这条渐渐变窄的路在薄雾中成为一条金线，连着绵绵群山，美化着距离，根本没法预料那边会发生什么奇迹。”（同上，191页）。美国希望，虽然几乎被小说里的悲伤和讽刺所打破，仍然在远方土地上的自由空间里徘徊不去。确实，不同于少数族裔作家所写的小说，《普宁》没有涉及主要的美国主题之一——种族，但类似于欧洲移民所写的小说，它描绘了新来者在这个国家所经历的折磨和沮丧。此外，这部小说抓住了移民经验中的根本问题，即语言。不管普宁如何努力，一旦他可以流利自如地甩出习惯用语，比如“一厢情愿”、“好吧，好吧”、“长话短说”，他那不完美的英语就无法再提高了。在使用移居国语言时他显得那么傻、怪异，以至于他的一些同事认为他不应该有权利在校园附近走动；但当他说俄语和跟俄国同胞来往时，他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人，博学、语言流畅、甚至强壮有力。他的困境是第一语言并非英语的移民所遭遇的典型困境。 从技术上来说，纳博科夫面临着大部分有移民经验的作家都必须面对的两项挑战。第一是如何呈现非母语族群的各种不同的英语，第二是如何用英语来表现他们的母语。在实践中，第一项挑战通常有经验基础，因为大多数时候作者可以模仿某个人物的口音和不合文法的话语。在这方面纳博科夫处理得非常老道。普宁请托马斯•韦恩教授去他家参加乔迁之喜聚会，他这么给他指路：“托德路999号，非常简单！在路的最最末端，和克里夫大道交接处，一座小砖房，一个很大的黑色的峭壁。（It is nine hundred ninety nine, Todd Rodd, very simple! At the very very end of the rodd, where it unites with Cleef Ahvnue. A leetle breek house and a beeg blahk cleef.）”（同上，151页 ）。从语法上讲他说的话无可挑剔，与普宁的书卷气个性相吻合，但口音很重，因为他发不准某些元音。他说话和大多数同时又有语法毛病的移民不同，那些移民中有些人连一个复杂的句子都几乎表达不出来。在小说写作中，尽管有实际经验的基础，作者在表现英语为非母语人物用英语讲话时不可能完全是自然的，但对话必须处理得好，给人以真实的印象。如果一个男人，如《上帝吹动的羽毛》中的瓦迪姆，对他心爱的人说：“当你把头放在我胸口时，我的心跑出来了。”[14] 我们可以看出他是个外国人，因为他独特的习惯用语使他的身份真实化了。这一技术上的要求排除了标准英语，因为标准英语不适合用来表现这么多被英语为非母语者所使用的各式英文。 第二个技术性挑战更为复杂——如何用英语来表现外语。首先，一旦用英语写，这种表现是没有什么经验基础的，因为英语不可能和外语原来的发音相似。第二，叙述语言和对话语言是有区别的；从理论上讲，前者可以像正式翻译那样只限于标准英语。从本质上看，作者面对的是英语和一门外语之间的相互作用；理想的话，英语在这种情况下应该一定程度地反映另一门语言。就对话部分而言，我相信很少小说家反对这个原则。因此，如果《水泥基督》中的新寡妇感叹道：“我的孩子们应该寻求谁呢？谁现在会把食物放进我那些小鸟儿张开的口中？——因为他们必须活下去，在这片吞噬了他们父亲的土地上长成高高的梁柱——我必须活着，他们才能活下去！”[15] 我们知道她说的是意大利语。这种不寻常的词汇和别扭句法是为了使英语陌生化一点，以适应人物和剧情。实际上，这种做法是强迫英语接近另一个外语，使对话更加有特色。结果，英语不得不变得有些异化。不过，在美国移民小说中，这是一种常规技巧。而叙述语言则使两种语言之间的相互关系更加复杂化。 正如我以上所述，从理论上讲有可能将叙述语言限制在标准英语内，但在实践中许多非母语作家不这样做。这主要是由于两个原因：第一，作家的母语和外语敏感性影响其英语，使本土读者读起来感觉不一样；第二，标准英语不够用于表现作者描述的经验和想法。纳博科夫知道这些不利因素，但有利地使用了它们。在《普宁》里，叙述者讲笑话、故意扭曲英语单词和成语，把“简洁的履历表（a curriculum vitae in a nutshell）”称为“椰子壳（a coconut shell）”，在状语词组“另一方面（on the other hand）”后面跟了一个“第三手（on the third hand）”。叙述者这么做等于是突出了他的外语腔调，因为带着儿童眼光看待英语的外国人更容易对移居国语言的大多数习以为常的特征产生这样的奇思怪想。在美国小说中，甚至有些非人物化的叙述者在以第三人称叙述时也不得不在语言中保留一些外语腔。举例来说，《水泥基督》的叙述语言大量地依赖被动语态，这恐怕是用来反映意大利移民的说话方式。再举一个例子，叙述者这么描述从浴室里传出的噪音：“楼上的卫生间咆哮如雷地冲着水，在通畅的管道里噼里啪啦地咕噜下来，在空洞的金属喉咙管里滴滴嗒嗒”（同上，42页）。我们可以看出他说的不是母语。Ha Jin 去年冬天当我的小说《自由生活》出版后，约翰•厄普代克在《纽约客》上作了评论，并列举了一些语句作为“小违规例子”。[16] 中文媒体广泛报道了这篇评论，因为厄普代克在中国被尊为美国著名文人。互联网上有一些关于厄普代克列举的词语的讨论，但懂英文的中国人看不出那些用法有什么不妥。人们提供不同的解释，但都没有说服力。事实上，如果你每到一处都遇上对官场和职位极度关注的人，你怎能说用“官迷（emplomaniac）”这个词不恰当呢？这样的词语也许使英文耳朵觉得陌生，但在中国语境中它是唯一合适的词语。轻微一点的词可能是“职位追求者（office seeker）”，但它未表达出过分在意和疯狂。 一旦我们在小说中进入外国领土，标准英语可能不得不延伸以便覆盖新的版图。最终，这是一种扩充语言能量的方式。 中国人里面也有一些对我使用英语方式的误解。人们常常说我直接翻译汉语成语。这是不真实的。我确实使用了相当数量的汉语成语，因为我的人物大部分讲汉语，但我在每一处都把成语作了些改变，有时候改动很大，以适应语境、剧情、和叙述的流畅。中国成语说一个男人自不量力地梦想一位漂亮女人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我在小说里至少用了两次这个成语，但我是这样表达的：“癞蛤蟆梦想擒天鹅”。“肉包子打狗”是一个汉语成语，指没有好结果的冒险，我把它这样变成英文：“用肉丸子打狗——没有回报”。大多数时候我根据故事的上下文来剪裁成语。 另一项批评是，我的英语太贫乏、太简单。用一位英语教授的话来说是“四级”， 也就是本科水平。在这个例子里，那些中国人把标准英语看为准绳——50美金的字你用得越多，你的英文就越好。他们未能理解像我这类的作家不是在字典的范围内写作。我们在英语的边缘地带、在语言和语言之间的空隙中写作，因此，我们的能力和成就不能只以对标准英语的掌握来衡量。 除了技术上需要一种独特的英语之外，还有对身份的关注。我经常强调，一个作家的身份应该是靠写作获得的。事实上，身份的一部分也可能是赋予的，超出了作者的控制。就在几年前，研究中国文学的学者中有一种普遍的共识，认为离散作家中用汉语写作的属于中国文学，用其它语言写作的属于外国文学。他们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世界文学中的一部分作家有双重国籍。康拉德既属于英国文学也属于波兰文学，虽然他从未用母语写作过。纳博科夫也是一个俄罗斯作家，尽管他坚称自己是美国作家。不过，最近有中国学者已经开始谈论如何将那些用移居国语言写作的离散作家纳入中国文学经典。对于个体作家来说，分类可能不那么重要——最多就像在另一个大楼里有一个额外的房间，因为在世界文学史中，没有一个有份量的作家是没有归宿的。但大多数写过有分量作品的移民作家，其命运是被一个以上的国家承认，因为他们存在于国与国之间的空间，那里是不同语言和文化交织并互相渗透的地带。在这个边缘地区出现的任何有价值的作品很可能会被一个以上的国家认可，用来提高该国的软实力。大多数处于边缘地带的作家都清楚自己身份的双重性。甚至连出生于美国、英语为第一语言的汤婷婷（Maxine Hong Kingston）都认为自己的作品是中国文学的延续，正像《女战士》中的主人公在书的结尾处赞美的那样：“[蔡琰]从野蛮之地带回歌曲，流传下来的三首之一是‘胡笳十八拍’，这是一首中国人用自己乐器伴奏所唱的歌，可以译来译去。”[17] 在一次访谈中，汤亭亭告诉诗人陈美玲（Marilyn Chin）她遇到一些中国作家的情景：“我在美国这里，有自由言论和出版自由。我用一辈子的时间写我的根。所以他们[中国作家]说我是他们的延续。他们希望帮助搞清楚往哪里去……哎呀，我感觉真不错。因为他们告诉我，我是中国经典的一部分。而我在这里是用英语写作的。”[18] 汤亭亭虽然忽略了中国作家的外交辞令和政治头脑，但对于被祖先土地上的人们接纳而表达了由衷的兴奋。跨越语言边界、返祖归根的愿望在美国少数族裔作家群体中很常见，但恐怕并没有回归之路。如果我们对此保持理性，就可以看到，大部分处于中间地带的作家已或多或少被疏离或排斥。他们可以做的一件事是充分利用他们的不利条件和边缘化，而不应该死抱着回归的梦想。他们什么也不应该依靠，只依赖可以给自己定位的有价值的作品就行了。由此而来，只要写出有分量的作品来，身份这个概念也许就毫无意义。 在移居作家看来，边缘是他们的工作空间，这对于他们的存在来说比其他区域更加重要。他们不应该努力去加入主流或在一个民族的文化中心占一席之地。他们必须保持他们的边缘化，获取各种资源，包括外国的资源，充分利用自己的损失。他们应该接受自己的边缘化，正是这个边缘化使他们区别于本土作家，成就他们独特的抱负。 T.S.艾略特（T. S. Eliot）在《小吉丁》一诗中这样界定诗人的使命：“由于我们关注的是话语，而话语促使我们/净化本部族的方言”（第二部分，第126至127行） 。不过这是本土诗人的使命，正如艾略特住在伦敦一样，他们可以呆在英语的中心，并努力完善母语。但是这种设想对外来作家是不合理的，也不适用于许多其它种类的作家。前英国殖民地的大多数人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当地方言，尽管他们把英语作为民族语言。大多数美国移民不得不在家里说外来语或者不规范的英语。因此，让外来作家抱有T.S.艾略特宣告的那种雄心是行不通的。实际上，过多的净化会弱化一种语言的生命力。众所周知，英语的活力和流行主要取决于它的非纯洁性和混杂状态。Salman Rushdie 同移民作家一样，前英国殖民地作家以及写美国移民经验的作家都很敏锐地知道如何使用不同的英语，以区别于本土作家。萨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在他的《想象的家园》一文中大篇幅地谈到印度作家同语言的搏斗：“我们这些使用英语的人，尽管对其含糊不清，还是使用，或者也许正是因为如此，我们能够在语言挣扎里找到反映我们自身其它挣扎的一种折射，以及作品对社会的影响。征服英语的过程可能是自我解放、获得自由的过程。” [19]拉什迪把使用英语描绘成既是内在也是外在的斗争，斗争的胜利将把作家从殖民地遗产的局限中解放出来。很显然，他设想了一种英语，它不是传统用法而是能够用来表达殖民地经验、地方性，和印度生活的特殊性。所以，这样的语言还尚待发明。 在美国出生的移民作家中，寻找一个新的英语似乎是与自我发现和个人身份认同有关的个人努力，也许是因为有这么多的移民族群，不可能形成一个统一的力量。大卫•村（David Mura）对此的评论体现了这些作家通常所持的立场：“那么，诀窍就是写出我的双重感，或者多元性，而不是去盲目模仿欧洲传统而是利用它并把它同我自身背景的其它元素结合起来，尽力去达到一种艰难的平衡。为了解我是谁以及我想成为谁，我不得不听从我父亲、T.S.艾略特或罗伯特•罗威尔不曾梦想过的声音，这些声音来自我的家庭、或日本、或我自己任性而未同化的过去。在传统世界中，我是没有被想象的。我得把我自己想象出来。”[20] 这是一种对待英语的个体方式，但也可能代表了其他许多人所共有的见识，尤其是被这样一些作家所认同——他们出生于这个国家、书写美国化的经历、不得不寻求一个不同于在学校里所学的语言。Chinua Achebe 我个人认为奇努阿•阿切贝（Chinua Achebe）对这个问题的立场是明智而更为可行的。六十年代初期，《崩溃》出版后，非洲作家中关于英语的使用发生了激烈的辩论。阿切贝是辩论的主要参与者，并写下数篇文章讨论这一问题。以下这一段概述了他的立场： 对于一个非洲人来说，用英语写作不是没有其严重挫折的。他经常发现自己描述的情形或思维模式在英文生活方式里找不到直接的对等之处。处于这种困境中，他可以在以下二者中选择其一。他可以尝试把自己想说的东西限制在传统英语之内，或者尝试推开这些界限以创造条件来表达自己的思想。第一种方法产生技巧娴熟、但缺乏创意并且乏味的作品。第二种方法产生一些新颖的、对英语语言以及试图呈现的新材料都有价值的东西。但也有可能无法驾驭，可能导致糟糕的英语被接受并被辩护为非洲英语或奈及利亚【尼日利亚】英语。我提议那些能够扩大英语的边界以容纳非洲思维模式的作家必须通过对英语的精通而非出于无知才这么做。[21] 阿切贝所说的至关重要，不仅对非洲作家如此，对于独自来到这个语言的移民作家以及那些有美国移民经历并寻找一种语言来表现出笔下人物的情绪和思想的作家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基本上来说，阿切贝描述的第一种方法类似于康拉德的做法，而他建议的第二种方法接近于纳博科夫的做法。阿切贝的“扩大英语的边界”、“通过对英语的精通”等用词指出了一个边缘地带，我们在其中写作，并清楚其边界以推动和扩大英语的界限。事实上，他还提倡责任意识，即丰富我们共享和使用的语言。 的确，英语的边界临近外国领域，所以对母语者来说，我们不可避免地听起来有外语腔，但边界是我们唯一可以生存并对这个语言作出贡献的地方。 （本文为2008年4月4日哈金在布朗大学“全球化时代重估外语教学大纲”研讨会上的主题演讲，明迪 译。）注释： [1]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洛丽塔》（纽约：伯克利图书，1977），第288页。 [2]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强烈观点》（纽约：马格洛-休斯出版社，1973），第106页。 [3] 布莱恩•博伊德，《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美国岁月》（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1），第53页。 [4]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强烈观点》，第54页。 [5] 《亲爱的班尼兔，亲爱的沃洛迪亚：纳博科夫—威尔逊通信集（1940-1971）》，塞门•卡尔林斯基编（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2001），第56-57页。 [6]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塞巴斯蒂安骑士的真实生活》（纽约：新方向出版社，1941），第101页。 [7] 博伊德，《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美国岁月》，第78页。 [8] 《纳博科夫—威尔逊通信集》，第282-283页。 [9] 《强烈观点》，第42页。 [10]兹德兹斯洛•内达尔，《约瑟夫•康拉德：编年记》（罗格斯大学出版社，1893），第489页。 [11]《风格即实质》（康奈尔大学出版社，2007），第142页。 [12]博伊德，第562-563页。 [13]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普宁》（纽约：温特纪图书出版社，1981），第56和181页。 [14]思格里德•紐餒茲，《上帝吹動的羽毛》（纽约：哈珀科林斯出版社，1995），第147页。 [15]皮耶特罗•迪•多纳妥，《水泥基督》（纽约：斯格奈经典出版社，1993），第42页。 [16]《纽约客》，2007年12月3日，第101页。 [17]汤亭亭，《女战士》（纽约：温特记出版社，1976），第209页。 [18]《与汤亭亭对话》，保罗•斯肯泽和特拉•马丁编（密西西比大学出版社，1998），第94页。 [19]萨曼•拉什迪，《想像的家园》（伦敦：格拉塔图书，1991），第17页。 [20]大卫•村《变成日本人：一个第三代日裔的回忆录》（纽约：大西洋月刊出版社，1991），第77页。 [21]卡鲁•欧格巴引用于《理解“崩溃”》（康州西港：格林伍德出版社，1999），第193页。 （原载《中国图书评论》2008年第9期）

在美国宪法研究中，黑人问题、林肯研究是非常重要的话题。而西藏地区的民主改革，尽管其意义不亚于林肯当年的废除奴隶制，但却一直缺乏从法学视角上的系统研究，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

或许这本书的成功来源于时代精神。即使全球金融危机刚结束时有人能够整理出同样的观点和论据，我们也很难相信同样的观点在5到10年前会有今天这样的影响力。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不平等状况愈演愈烈引发的担忧一直在美国积聚。

一、费孝通先生的富民主张 2005年4月24日，费孝通先生辞世。26日《中国青年报》对费孝通先生逝世的悼词十分醒目：“费老走了，带着他一生志在富民的梦想；大师离去，满怀着对乡土中国的眷恋。”这样的评价是妥当的。富民，特别是让农民富裕起来，是费孝通先生一生的学术理想。26日《新华日报》发表了我悼念费孝通先生的文章“：江苏人民的儿子，江苏人民的骄傲。”其中，我说：“他在江苏不仅坚持以实地研究为基础的‘求学之道’，还实践了他‘志在富民’的学术理想。他走遍了江苏大地，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提出了许多具有远见卓识的理论观点与政策建议。” 在费孝通先生80岁生日那天，有人问他一生中最有意义的是什么，他说志在富民。他在一首诗中写道：“脚踏实地，胸怀全局，志在富民，皓首不移。”这是他对自己人生理想与治学态度的基本概括。他的富民主张来源于农村实地调查。青年时期他在广西瑶山和吴江开弦弓村比较系统的农村社会调查中，目睹了农民的贫穷与苦难生活，从而立下了改变社会使农民走出贫穷与苦难的志向。他说：“我从早年立志认识和改造中国社会，可以说，一生的心思没有离开过农村和农民。推动我一生学术工作的主要动力，就是希望为农民富足、农村兴旺、中国强盛做点实事。” 改革开放以后，费孝通先生受命为恢复社会学教学与研究开始奔波。1980年代初期，他给我们上课与报告时，都说自己还有10年时间可以从事社会学研究工作，并且形象地说：“我口袋里只有10块钱了，不该零星地买些花生米，而要集中起来买一件心爱的东西才是。这件‘心爱的东西’，就是继续‘为中国农民能富起来做点事情’。”多年后，费老在一篇回顾文章中写道：“我在农村实地调查里从亲眼所见的事实产生了一种想法，即中国农村的基本问题就是农民吃饭穿衣的问题……当时的历史现实促使我发生了尽力使中国农民脱贫致富的使命感，也为我后来一生‘志在富民’的追求扎下了根子。” 费孝通先生在实地调查中常对从事实际工作的地方领导同志讲：“你们搞志在富民的路子，我在写志在富民的路子。”为了总结农村干部群众创造的切实可行的富民办法，他跑遍了中国大陆除西藏以外的各个省区，认真进行调查，精心概括富民的发展路子。费孝通先生说“：在生命最后的这段时间里，想做点人家希望我做的事情，也是我自己愿意做的事情，也就是继续靠脑瓜子为富民事业想办法，出主意。”为此，费孝通先生长期关注农村的贫困问题，一生探索农民致富的道路，创造了“穷人社会学”。   二、费孝通先生的富民理论 费孝通先生一直致力于乡土中国的调查研究，毕生“行行重行行”，探索“认识中国从而改变中国”、如何使中国农民富裕起来的路径。费孝通先生的富民理论似可用他的十种观点概括。 1．农副相辅上世纪30年代，费孝通先生调查江苏吴江的农民生活，并在《江村经济》里提出：人多地少，以恢复农村副业，增加农民收入来解决中国的农村和土地问题。他在调查中发现，此时的开弦弓村有农地2758.5亩，人口274户，正常年景，为了得到足够的食物，每户约需5.5亩地。而当时，村里90%的农户平均占有不到10亩土地，其中75%的户均只有0至4亩。新米上市后，单靠农业，为了维持生活，每年每个家庭要亏空131.6元，而需要向地主交付42%食物的佃农更惨。农民靠什么来维持生计呢？答案是蚕丝。生产蚕丝，可使一般农户收入约300元，除去生产费用可赢余250元。他发现，农副相辅可以给农民带来新的收入来源，有利于改善农民生活。 上世纪50年代，费孝通先生重访“江村”。他在《重访“江村”》中写道，许多老婆婆在岸上和他打招呼，拉着手不肯放。但很快，见面的热情被现实的问题打断了，老婆婆说：“好就是好，就是粮食……”他发现，1936年水稻平均亩产350斤，合作化后，1956年达到了559斤，农业增长60%，但从村干部那里得知，有人感觉日子没有21年前好过了。费孝通先生提出了自己的判断：问题出在副业上。合作化后，由于区内分工和地区间的分工体系的破坏，整个桑蚕生产破坏了，根据当时的数据统计，1936年，副业占农副业总收入的40%多。1956年，却不到20%。总的来说，农民的收入是下降了。 他指出：“我根据二访‘江村’收集的资料，以及解放后在云南搞过的几次内地农村调查的情况，提出了在人多地少的地区，在发展粮食生产的同时，必须大力发展副业的意见。这一看法，与当时强调以粮为纲的政策不合。为了单一的发展粮食生产而把副业挤掉，不能不说是片面的。”[1]他在调查中发现，一个地区人多地少，不搞副业，农民是富裕不起来的[2]。费孝通先生曾经探讨了苏南农民历史上的农副相辅观。他指出：“在历史上，苏南农民另辟蹊径，他们很巧妙地把畜牧业、种植业和手工业三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最典型的是栽桑、养蚕和缫丝，这便是所谓的家庭副业。其实副业并不副，如果按照我在30年代的调查结果，农民的生活是吃用各半的话，那么副业满足了农民除吃粮之外的另一半生活需求，吃靠土地，用靠副业，男耕女织，农副相辅。……这种结构作为历史传统一直流传下来，成为当时最理想的经济结构，苏南这块地方也成了人们向往的‘天堂’。他们的命根子被掰成两半，一半是土地，另一半就是包括手工业在内的家庭副业。”[3]这表明，费孝通先生的农副相辅观不是客厅里的空论，而是来自实际生活的感悟与总结。 2.农工相辅上世纪30年代，费孝通先生提出“农工相辅”的观点。在《江村经济》里，费孝通先生提出了乡土工业重建的问题。他认为，中国农村传统的经济模式是“男耕女织，农工相辅”，农业和手工业密切结合，是一个人多地少的乡土中国的特点。手工业分散在家庭里，虽然使中国传统工业在技术上不易进步，但土地不足的农民，可以靠这些家庭工业获得的收入，维持小康生活。他回忆说，我30年代在江村调查时，还曾看到农户的收入是农工相辅，一半对一半。人多地少，要富起来，不能完全靠种庄稼，在粮食作物之外要种植其他经济作物，并从事农产品加工性的家庭手工业[4]。他从实际出发提升理论认识。在《江村经济》这本书里，他注意到中国农村里农业、家庭副业、乡村工业的关系。他指出“:我的姊姊用了她一生的岁月想从改进农村里的副业和工业，来帮助农民提高他们的生活。1938年我从伦敦回国，在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云南省的内地农村进行社会调查，使我进一步看到在一个人口众多、土地有限的国家里，要进一步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重点应当放在发展乡村工业上。我在Earthbound China（《乡土中国》）一书里明确地提出了这个见解。1957年我重访江村，看到当时农业上有了发展，我感到高兴，但是为那种忽视副业和没有恢复乡村工业的情况而忧心忡忡。现在，历史的事实已经证明我当时的忧虑并不是没有根据的。”[5] 费孝通先生研究了社队工业取代传统副业的过程，他指出：“历史的经验表明，对苏南农民来说，只从土地上去讨生活是不足以维持生计的，要使生活富足起来，就得把握住另一半命根子。……因此，即使当时的政策把所谓‘七种八养九行当’的传统副业都列入禁区，农民还是顽强地寻找能开辟活跃的新的副业行当。于是在60年代末期的特定的社会条件下，苏南农民又创出了一条新路，他们纷纷起来举办社队工业，用搞工业的方式取得生活所必需的收入。因此，在农民的眼里，社队工业是开辟增加收入，满足生活需要的一个新的副业。它的作用与过去在家里饲养几头羊并无差别，至于手段和形式的不同是另一回事。……如果我们用以工业为手段的农村集体副业这一根本性质来观察社队工业，那么对于社队工业的种种特征也就很容易理解了。”[6] 在费孝通先生看来，应把乡镇工业分为两个层次，一层就是现在的村办工业，它仍然保持着草根工业的性质；另一层则是现在的乡办工业和镇办工业，它是从草根工业向现代工业过渡的工业[7]。费孝通先生提出了乡镇企业的农工相辅、以工补农和以工支农问题。他认为：“乡镇工业始终是以繁荣农村经济为目标，充分利用最基层的集体经济力量和丰富的劳力资源，从农村的‘草根’上举办起来的。这种‘草根工业’，不仅没有损害农业和剥夺农民，相反地倒促成了工农相辅和城乡协作。就江苏全省而言，自从实行生产责任制以后，用乡镇企业的盈余担负如水利等农用基本建设的经费远远超过同期国家投资的总额，这是直接的以工补农。在苏南乡镇企业发达的乡村，其他如开办学校、修桥铺路、烈军属、五保户补贴等的公共事业和社会福利的开支都不必摊到农户而由村办企业支出，甚至一些基层组织的部分财政经费也由村办企业付偿。如果没有村办企业，这些费用还得在农业收入中扣除，这是间接的以工支农。”[8]这种从实际中概括出来的理论观点，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3.工业下乡在“江村经济”中，费孝通先生首次提出了“工业下乡”的观点。1981年,他在三访江村时指出,在我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多种多样的企业不应当都集中在少数都市里,而应当尽可能地分散到广大的农村里去,我称之为‘工业下乡’”[9]。工业下乡同样可以在国家经济结构中增加工业的比重,但是在人口分布上却不致过分集中,甚至可以不产生大量脱离农业生产的劳动者。在这个意义上,为具体实现工农结合,或消除工农差距的社会开辟了道路。费孝通先生当年在苏南实地调查中发现，正在异军突起的乡、村（当时称公社、生产队）所办的工业，所以都称作“社队工业”。集镇是社办工厂集中的地方，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农民出来当工人，集镇的人口也就多起来了，集镇上新的建筑一座座盖了起来，农民的收入也增加了[10]。 费孝通先生曾经解释过工业下乡和科技下乡的社会历史原因。他指出，人多地少只是一股内在的动力，农工相辅的实现还需要外在因素的触发。社队工业兴起的外在因素就是“文化大革命”这一特定的社会条件。大城市里动刀动枪地打派仗，干部、知识青年下放插队这两件使城里人或许到现在还要做恶梦的事情，从另一面来看，却成了农村小型工业兴起的必不可少的条件。那时的办厂条件多数是大中城市主动送下来的。相比之下，农村的局面要比城市稳定。于是城市里不能生产，就转移到乡下去。那么，由谁来牵线转移？从吴江的实际情况来看，主要是那些家在农村的退休工人以及下乡的知识青年和干部，尽管目的各不相同，但他们实际上却成了城乡经济的中介人。社队工业就是在社会需要在于社会生产，农村局势相对稳定，而且在城市与农村之间有了中介人作联系的条件下产生出来的[11]。 费孝通先生指出，我国农村当前正在发生的重大变化本质上是一个工业化的过程，把工厂办到农村里去的另一面就是乡村的城市化，也可以说城市扩散到乡村里去。这可能是我国工业化的一个特点。我们不走把农民集中到城市里去发展工业的路子，而是让农民把工业引进乡村来脱贫致富。在边区发展的研究中，我们觉得城市对乡村的扩散作用更为突出，也更为重要，甚至可以说，这些原来经济很不发达的边区的现代工业基本上是靠外边的力量兴办起来的。……由大中企业提供信息、技术和部分设备，乡村提供土地、劳动力和部分资金，合作办中小型乡镇企业，成了一条双方有利的出路[12]。 我曾陪同费孝通先生考察过江苏扬中地区的乡镇企业,老人家对“散点式的规模经济”十分有兴趣。乡镇企业把工业犹如撒沙般地扩散到乡间,直至进入农户的家庭,使在整个乡镇范围内的居民都得到实27惠。对此,他概括为一句话“:要使千家万户富起来。” 4.科技下乡费孝通先生指出，乡镇工业的发展，从总体上看，都经历了由初创、发展到逐渐成熟的三个阶段。各个乡基本上都是由一二个、二三个第一代企业起家，一个老根抽出许多嫩枝，形成一批第二代企业。以后嫩枝再发，又爆出一批第三代企业。第一代乡镇企业，绝大多数是50年代末集中了农村社员和集镇居民的家庭手工业而建立起来的。设备陈旧，工艺简单，产品粗糙，利润极少甚至亏损。这一代乡镇工业在潜伏发展期与大中城市的联结是偶发性的，并且是以生产经验为基础而不是以科学技术为基础的。那时乡镇企业的特点是，人们能懂得什么技术，企业就生产什么；这些人能搞到什么工业原料，提供什么信息，企业就上马什么。这从本质上说是一种被迫的盲目发展。 回顾历史，情况十分清楚。党的十一届三中会会之后，等待着这新的一代企业的是城市企业与乡镇企业以及乡镇企业本身之间的企业竞争和产品竞争，这是一个更为严峻的考验。生存还是淘汰，关键在于乡镇企业的热心人与能人能否顺利地转化为各种专业人才，去克服企业在资金、原料、设备、技术、经营管理、产品的推销等一道道难关。这一代企业的确向现代水平跨了一步，城市人才下乡传播的工业技术已经开花结果。可是，乡镇企业一旦成长起来，就形成了对城市在人才、技术、原料、产品销售等方面的更大依托。正如费孝通先生看到的那样，在这个时期，乡镇工业突破了行政区划和地理位置等客观条件的制约来同城市大工业发生联系，开始走上了进行多种形式的有机结合的轨道，并由不稳定趋向稳定，由松散趋向紧密。在各种结合中，技术联结、技术合作的内容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 显然，我国城乡之间还存在科学技术方面的巨大差别，经济活动的内在要求驱使着科学技术及科技人才由高水平向低水平即城市向乡村流动。这种与工业经济活动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科学技术流向，滋养了农村的一大批有一定文化基础的年轻人，从而农村里迅速成长起了大量的工业技术人才。科学技术下乡是由两股人才的流动带来的。一股是城市技术人才向农村的流动。这里面又有短期流动和长期流入两种形式。长期流入即从城市引进技术人员，短期流动即是以聘请顾问、兼职、短期支援、签订技术合同等方式出现的人才向农村的流动。有一些乡镇企业发展得较早的乡，骨干企业已进入了第三个时期即成熟期，这一阶段，乡镇企业已经具备了资金、技术、人才、设备、信息、市场的条件，形成了相当的规模和经济技术实力，有了较强的竞争能力[13]。当年，我也调查过一些“星期日工程师”，他们为乡镇企业发展解决技术工人的就地培训与指导问题。 费孝通先生研究了内蒙地区的科技推广，探究科技下乡的具体形式与内容。他指出，当前的问题是怎样把这些已经找到的发展手段大力地运用起来发挥效力，关键是怎样使这些已经行之有效的科学知识能传递到广大群众手上，变成千家万户的生产力。这里包括着两个问题：一是怎样形成一个扩散知识的社会组织，二是怎样建立起一个扩散知识的队伍。这个科技村为科技知识的传播建立起一个五层结构的塔形梯队组织，最高层是负责全村科学普及推广工作的科学技术委员会；其次是受过农民业余技术学校培训的有文化知识的农民技术员；第四层是示范户，是些能在群众中起模范带头作用的农户，其中选出若干重点示范户作为第三层；基层称科技户，包括所有愿意接受科技知识的农户[14]。这样分类是深入与正确的。 5.草根工业费孝通先生把他这次看到的中国农民创办的工业，形象地叫做“草根工业”。他说：“农民搞副业的一个特点是一哄而起，遍地开花。在初期短短几年里，苏南的社队工业也到处蔓延，落地生根，历经艰险而不衰。社队工业的这种强盛的生命力和普遍的适应性，不能不使人联想到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小草，草根深深地扎在泥土之中，一有条件它就发芽，就蓬蓬勃勃地生长。这种社队工业，可以称作草根工业。”[15]这既指出了农民办工业的创造性，也说明了农民办工业的顽强与生命力。 关于草根工业向现代化工业的转变，费孝通先生指出，草根工业就不能像以往的家庭副业那样，长期停留在一个水平上，它必须不断改变分配、人事、管理等各种制度和技术素质，以适应工业经济的规律，否则在急速的市场涨落和激烈的企业竞争中，就有被淘汰的危险。从切身经验中认识和掌握现代化工业运转的规律性，并按照规模经济的要求改造自己，这就使得一部分乡镇工业在草根工业的基础上上升了一步，开始脱离副业性质，朝着现代化工业的目标发展[16]。 费孝通先生还颇有兴味地探讨了草根工业和农民生活的关系。他指出：“即工业与农民生活的关系越密切，发展的动力就越足，发展的速度也就越快。所以乡一层的工业一上升，农民就觉得它离自己的生活远了一点，于是就把积极性投入到仍然作为草根工业的村一层的工业上去。就这样，一批草根工业离了‘土’，又一批草根工业长了出来。”[17]如果从草根工业的不足来看，我认为，一是分散，二是技术含量低。就近务工，方便了农民，但缺乏配套设施与技术人才，约束了企业的成长。 关于草根工业的重要性，费孝通先生指出：“农业负担的减轻，耕作技术的改革，服务体系的建立，都需要雄厚的经济物质基础。这一力量在现在的农业里是不具备的。所以农业由小农经济向规模经济过渡，必须有一外来的触发和支撑的力量。我以为这一力量就来自草根工业。实际上，现在苏南农村不发生大批农民外流，农业还能继持高产，是得力于基层草根工业的支持。”[18] 费孝通先生还探讨了草根工业与草根资源的关系。他指出，草根资源的开发为发展草根工业提供了条件。但是如果不跟着资源的生长区发展加工工业，资源的开发也就无法继续下去。民权的葡萄生产给我们一个正面的生动例证。第一步是开发草根资源；第二步是发展草根工业[19]。利用草根资源，有利于农民发展农业生产，并提高产品化程度，增加收入与就业机会。 6.致富模式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大大地调动了农民发展经济的积极性，他们千方百计地去开辟种种生财之道，农民常称它为“找活路”。费孝通先生指出，各地农民处境不同，条件有别，所找到的活路多种多样，因而形成了农村经济发展的各种发展模式。费孝通先生通过苏南调查总结了四条经验：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无才不兴[20]。实际上，这就是“苏南模式”。费孝通先生首先提出了“苏南模式”的概念，主张因地制宜地发展乡村工业，总结了发展个体私营的“温州模式”、引进外资“三来一补”的“珠江模式”、发展农民庭园经济的“民权模式”等等。 费孝通教授还提出了其它一些区域经济发展模式。他到淮阴、盐城、徐州等地区都做过调查,十分关心苏北的发展。1986年,他在苏北地区的一次调查就达20多天。他指出,苏北乡镇工业发展得迟,个体专业户发展得快,因此很想搞清楚专业户对发展乡镇工业所起的作用。他在淮阴总结了“耿车模式”,认为这是一条有利于提高农民收入,采取简单加工的方式来发展家庭工副业的路子。他还对“耿车模式”的创新提出了以下建议:一是要有现代技术；二是能人多一些；三是建设商品市场；四是对外开放。显然,这些建议都是正确的,至今仍然具有现实意义。他在河南民权县庭院经济发展中发现两条“龙”:一是果农专业以农户为单位种葡萄,乡镇企业榨汁发酵,县里的国营酒厂最终制成果酒;另一条龙是纺织品抽纱,一根针,一根线,不用油,不用电,老人小孩都能干。初成品分散在千家万户,县工艺品厂集中收去修整、漂白、包装出口。这种利用千家万户的劳动力,让他们不出院不出村就能增加收入、脱贫致富的路子,他称之为“民权模式”。徐州的农民组成建筑队,到外地承包工程挣回的钱,成了苏北农村工业化的启动资金。林县也有“10万大军出太行”。这种专业性劳务输出的富民路子,费孝通先生也把它看作是一种模式。福清县由侨胞投资兴办各种企业,甚至成为开发工业小区的发展方式，为农村经济的发展开出了一条新路。费孝通先生称之为“侨乡模式”。 7.发展小城镇1983年，费孝通先生根据吴江调查发表了《小城镇·大问题》一文。他说，小城镇是农村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小城镇建设是发展农村经济、解决人口出路的一个大问题。要做活人口这盘棋，需要做好两个棋眼：一是发展内地的小城镇这种人口蓄水池，一是疏散人口到地广人稀的边区开发那里丰富的资源。 费孝通先生发现，苏南小城镇的复苏和繁荣，是小型工业特别是社队工业带动的结果。他指出：“我们应当提倡‘大鱼帮小鱼，小鱼帮虾米’，要求大中城市的工业帮助、促进农村社队工业的发展。”他形象地指出，资本主义是“大鱼吃小鱼”，而我们社会主义却是“大鱼帮小鱼”，说得更完整些是个“大小相辅相促”的模式。 “小城镇”这种社会实体是以一批并不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的人口为主体组成的社区。无论从地域、人口、经济、环境等因素看，它们都既具有与农村社区相异的特点，又都与周围的农村保持着不能缺少的联系。我们把这样的社会实体用一个普通的名字加以概括，称之为“小城镇”[21]。工业发展不同于农业，它必须要有一个集中的地方。社队工业找到了正在衰落的小城镇。在吴江县可以看到，凡是公社集镇都是社队工厂最集中的地方[22]。他指出，社队工业的发展使一部分农民转化为工人，县办和镇办工业的发展也招收了相当数量的农民工。这就是说现在已经有不少农民到小城镇里来了。据调查，这五六年来，小城镇的实际聚居人口与户口在册的人口相比，普遍29增加了1/3。因此，人口普查所得的小城镇人口数与实际情形差得很远。这些农民工到了镇上与镇上工人一样干活，甚至那些条件最差、最累、最重的活往往是由他们来承担，他们实际上是工人阶级队伍中的新成员[23]。 减少农民才能致富农民。农民进入小城镇，转移成本低，转移能力强，因而是农民转移首先选择就地转移进入当地小城镇。这为小城镇的发展提供了动力，也增添了生气。 8.离土不离乡费孝通先生指出，离土不离乡、离乡不背井这两种方式应该作为解决我国人口问题的具体途径来进行研究。现在所谓离土不离乡、遍地开花的社队小工业就是植根于农工相辅的历史传统。地少人多，农工相辅是社队工业发展的内因[24]。费孝通先生首先关注的农民流动形式是就地转移。 随着乡镇工业的发展，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有了一条出路。这意味着在苏南地区，农村劳力总数的1/3以上，已脱离了农业劳动。这一方面使农村的人口压力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和，另一方面使这部分农民开始以新的劳动手段与工业生产的对象相结合。于是，在江苏农村形成了一支具有独特性质的劳动队伍。各地对这支劳动队伍有许多称呼，例如农民工、务工社员、亦工亦农人员等等。叫法虽然不同，但意义却相同，那就是农工相兼。因此，兼业就是这批劳动者具有的独特性质。这就要求剩余劳力转向工业的时候，应当保持他们在适当时间内能从事农业的弹性，以保证农业的稳定。因此，兼业是农村经济协调发展的需要。 之后费孝通先生观察到，大批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到这些小城镇上来工作，这就导致小城镇人口数量上的增加和结构上的变化。这些兼业者，绝大多数仍住宿在农村，每天在镇村之间作钟摆式的流动。县城和集镇就是以这种形式，控制农村剩余劳力向大中城市的盲目流动。从乡镇、县属镇到县城，各个层次的小城镇都在起着层层截流聚居人口的作用，从而减轻了大中城市的人口压力。如下两种人口流向，开创了在流动中改变人口不合理分布的新路：一部分劳动人口从农村向小城镇聚居，被称为“离土不离乡”；一部分劳动人口有组织地定期从本乡外出，被称为“离乡不背井”[25]。 费孝通先生关于离土不离乡的思想有个拓展的过程。他指出，我们在小城镇研究中，曾经提出“离土不离乡”的概念，这是根据当时的经济发展情况提出来的。现在随着经济发展的变化，我们认为农民“乡”、“土”都可能离。前提有两个，一是农业规模经营，二是社会保险制度。我在苏南进行了规模农业的研究，一般认为，一个农村劳力如果有产前、产中和产后的社会化服务，又能利用机械耕种，经营10-20亩土地，收入就可以等于务工的劳力收入。另一方面，土地对于农民长期起着社会保险的作用，在新的社会保险体系建立之前，农民轻易不肯放弃土地[26]。进入新世纪以来，离土又离乡成为更重要的一种农民转移方式。既扩大了大中城市的劳动力资源，又扩大了农民就业与增收的空间，形成了城市中“新生代农民工”新的风景线。 9.边区开发1984年以后，费孝通先生走出江苏，并分两路穿梭进行：一路是走沿海各省，一路是走边区。沿海的一路从浙江、福建、广州到香港，可以说是从江苏向南延伸的。边区这一路从内蒙古西走宁夏和甘肃，1991年又走进大西南的山区。在考察西北和西南地区后，他向中共中央提出了《关于建立黄河上游多民族经济开发区的建议》及《关于建立攀西开发区，重建南方丝绸之路，开发大西南的设想》等旨在加速开发边区经济的建议。 费孝通先生主张，边区开发不能只搞大工业。他指出“：只搞大工业，老百姓是富不起来的。内蒙古的包头是个例子，我们做什么事都要先想到让老百姓富起来。……如果工业净搞大工业，搞单打一，这个地方就不会富，盐场搞了很久了，几百年了，可老百姓很苦，穷人不少。必须要大小配合。我们需要搞大的，但光有大的没有小的，结果地方资源是出去了，从中央拨回来的钱只够养活政府里的工作人员，至多建立几个漂亮的大楼，老百姓分不到多少。这就是我们西北地区的毛病。”[27]他探讨了工业规模结构与城乡居民致富的关系，支持中小企业发展，扩大就业机会。他认为，边区开发应“全国一盘棋”。他指出：“我在开发边区这个课题里开始着重做了农牧结合和城乡结合这两个题目，进而产生了‘全国一盘棋’的观点。”他认为，“开发边区必须走以牧为主、农牧结合的道路。如果占有国土1/3的草原能充分利用，成为全国人民肉食供应基地，就可以减少对粮食的需求，而使农业地区的土地能从粮食的压力下解放出来，向培植经济作物转移。从宏观上去看，这是一项提高国民生产力的大战略。”他说，必须逐步改变让牲畜自己在草地上找草吃，人跟着牲畜移动的原始性游牧方式，而把牲畜固定在一定的地方，由人去找适合费孝通先生的富民主张及其理论探索牲畜生长的饲料来喂它们。简单说是由放牧改变成饲育。他指出：“我在赤峰的巴彦他拉看到过去因开垦而破坏的草场已开辟成牧草生产基地，每年提供大量牧草给其他地方去饲养牲畜。又在黑塔子听到‘退农还牧’的计划。他们打算建立奶牛基地，把原来开垦成的农田改种牲畜的饲料，做到一头母牛有‘一亩青贮、一亩草料’。我在这里得到了‘发展为牧业服务的农业’的概念。用来说明‘农牧结合’的具体内容。”[28]这种小中见大的思考方法，很有启发性。 费孝通先生四访贵州、五上瑶山、六访河南、七访山东、八访甘肃等，东奔西走，几乎踏遍了中国大地。在他93岁高龄时，他第八次来到了定西县。看到当地农民的生活比上次来时好多了，不再以土豆为日常生活的主食时，他说：“我可以不再来了！”[29]他这种“百姓情怀”十分令人感动！ 从1992年开始，费孝通先生开始对中部传统农业地区的发展进行调查研究。他想找出一条使中部地区的农民尽快富起来的路子。于是他到苏北、山东、湖北、湖南，到河北、河南等地调查后，主张政府组织、帮助、鼓励农民积极种粮油麻，养猪羊鱼虾，发展农民所熟悉的家庭农副业生产。在这个基础上企业与农户结合，实行工农贸一体化、产供销一条龙的经营方式，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农民口袋里有了钱，就会走上办工业的道路。他说，这是一条“从农业里长出工业”的道路。在推进中西部大开发的今天，费孝通先生重视“工农贸一体化”的观点，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10.浦东开发1990年，浦东开发提到了研究日程上，费孝通先生先后在南京、苏州、南通、上海、杭州等地进行调查，就浦东开发和如何确定上海地位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主张，从全国经济格局上、从更高的区域经济发展的层次上来考虑浦东开发。他指出“:如果上海浦东仍像深圳那样吸引外资,以建设工厂为主,哪怕是包括兴建一些高技术的产业,它的扩散能力和辐射能力都将受到很大限制,并可能在市场、产业结构等方面与江浙,甚至沿江城市发生矛盾。即便上海能起到窗口的作用,也无法起到龙头的作用。上海应该更上一层楼,在更高层次上成为全国的贸易、金融、信息、运输、科技的中心。”使上海成为长江三角洲和沿江地带工农业商品的总调度室或总服务站，成为一个具有广阔腹地的大陆香港[30]。根据这个构想，费孝通先生向中共中央提出了关于浦东开发、建立长江三角洲经济开发区的建议。 设想的开发长江三角洲与浦东开发区是怎么样的关系呢？费孝通先生指出，两者原是一回事，不但没有矛盾，而且彼此衔接，相互补充。如果中央只给浦东优惠条件，则会给江浙带来一些不利；如果浦东能与江浙同步开发，则能使中国这块心脏地区很快富裕起来。实际上上海与江浙在经济上的依存关系发展到今天，已经谁也离不开谁了。因此，普遍希望中央能把长江三角洲作为整体来考虑进行，深化改革，并给予有利于扩大开放的政策[31]。 这表明，他对中华民族振兴有高度责任感，他寻找中华民族振兴新的增长极，是完全正确的。今天，我们可以看到，深圳特区、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已经成为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三大经济区的龙头。其中有费先生的一份心血与智慧！ 我曾多次跟随费孝通先生在江苏吴江、无锡、扬中等地调查,受到许多教益。学习与弘扬先生从事重视实地调查的“求学之道”、“志在富民”与经世致用的治学理念,是我从事学术研究的准则与人生奋斗的目标。   注释 [1][2][5][9]费孝通：《从事社会学五十年》，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3年版，第133页，第162页，第120页，第128页。 [3][6][7][8][11][13][14][15][16][17][18][20][21][24][25]费孝通：《费孝通学术精华录》，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83页，第85页，第90页，第114-115页，第166-167页，第265-270页，第449-450页，第86页，第87-88页，第93页，第100页，第135页，第150页，第165页，201-205页。 [4][19][22][23]费孝通：《行行重行行———乡镇发展论述》，〔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3页，第522-523页，第25页，第32页。 [10][29《]中国知识分子的“百年乡恋”》，〔北京〕《中国合作经济》2008年第9期。 [12]费孝通：《谈谈〈城乡协调发展〉》，《行行重行行》，〔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85-586页。 [26]费孝通：《全国一盘棋》，《行行重行行》，〔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74页。 [27]费孝通：《阿拉善之行》，《行行重行行》，〔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86页。 [28]费孝通：《四年思路回顾》，《行行重行行》，〔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52-556页。 [30][31]费孝通：《行行重行行》，〔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94页，第425-427页。

原文按语：“前些天，我到哈尔滨参加由人民法院报社和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联合举办的“金桂兰精神暨人民法庭审判方法研讨会”。金桂兰法官的经验和经历对中国法治有多重意义，其中包括了改善司法系统的公共形象，强化司法为民的信念，通过用调解来缓解中国法院系统当下普遍存在的人力缺乏这样的考量；但最重要的是对中国法治建设、司法改革的意义。因此，在阅读研讨会论文汇编以及近年来其他相关文章和报道的基础上，结合自己多年来的研究，我想从一种宏观的层面简单分析，同时也概括一下金桂兰法官对于理解当代中国农村的法治司法需求的意义。”

陆游诗曰：位卑未敢忘忧国。《经略》本着这一精神来到世间。 自己来办一本电子杂志，这个想法来自于发起者们对2010年发生的诸多事件的观察和反思。我们发现，我们所面临的世界正逐渐被一张大幕笼罩，而这张大幕就是舆论一致的媒体。报刊、电视、网络，不同形式、不同背景的媒体，不仅设置...

一九八○年，我应北京大学出版社之约，写了一篇题为《谈谈哲学史的 研究和论文写作》的文章，发表于该社出版的小册子《怎样写学术论文》（1981年 5 月第 1 版）上。那篇文章写得比较长，凡是那里谈过的，我都不想再重复了，这里只是继那篇文章之后作些补充。  关于哲学史的研究，我想补充的一点是，在研究过程中常感具体科学知 识不够。黑格尔是一个伟大的哲学史家，可是他的具体科学知识又何等渊博！ 我们读黑格尔，一方面觉得非常艰涩，另一方面又总是感到内容丰富，意味 无穷，这不仅是单纯地由于他思之深切，而且是由于他的学识博大深厚。从 黑格尔这里，我认识到，即使专门搞哲学史，也该把学习具体科学当做自己 研究工作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单纯地研究哲学原理本身，不可能研 究好哲学原理；单纯地研究哲学史本身，也不可能研究好哲学史。--这是 我多年来在教学研究工作中积累的一点体会，也是我经常觉得没有做到而引 为遗憾的一个方面。现在年事已大，再想补课，已为时过晚，只能寄希望于 青年学者了。有的同志主张大学哲学系的学生应该兼读一个副系，我很赞成 这个办法。哲学家宜兼作某一门别的具体科学家。 关于黑格尔哲学，我的论著主要是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想概括和评论黑格尔哲学的一些基本观点，揭示其深刻合理的思想，及其在西方哲学史上的 地位；二是讲述黑格尔著作特别是解释他的逻辑学著作。 我觉得学习和论述一个哲学家的思想，首要的是真正搞懂原著，理解原 意，忠于原意。对于黑格尔的这样晦涩难读的著作，尤其如此。读黑格尔， 最容易望文生义却还不易察觉，而在察觉以后却又最容易找理由为错误的理 解作辩护。我在这里说的，还不是指治学态度问题，而只是指黑格尔著作的 晦涩的特点在客观上就容易使人陷入这种境地。该怎么办？我想，最主要的 是，不要到处都采取抓住只言片语不放的态度。黑格尔的行文，就字句来看， 往往前后正好相反：这里这样说，那里那样说。所以我们在读黑格尔的著作 时，特别要通贯他的整个思想，联系与主题相关的其他各处的讲法与提法， 这样才能通晓他的真谛。遇到一个地方不懂，当然不能随便放过，但不能老 停留在那里，死抠仍然不懂，无妨放下，继续往下看，很可能黑格尔在另外 的地方会对同一问题又从另外的角度有所阐发，这就能使你对前面不懂的地 方有恍然大悟之感。我在讲解和注释《小逻辑》时，主要采取了两种方法： 一是就同一问题，把散见在《小逻辑》各节以及黑格尔其他著作中的有关材 料和论述都联系起来，搜集、集中在一起，俾使读者对某一问题的理解能从 多处收到互相参照、互相发明之便，这也许可以叫做"用黑格尔注黑格尔" 的方法。二是借用一些现代西方黑格尔学者包括新黑格尔主义者的注释和论 述来注释黑格尔，以作为我们理解黑格尔原著的参考，这实际上是一种"集 注"的方法。我想，采用这两种方法，也许能使我们对黑格尔思想的理解比 较贯通，比较接近原意。  理解黑格尔原意的另一个重要之点，就是要注意到黑格尔所用术语的特 点：同一个术语可以有一个基本的含义和用法，但也往往有不同的含义和用 法。因此我们在读黑格尔著作时不能拘泥于一种含义和用法，否则，就会感 到矛盾，感到讲不通，甚至牵强附会地曲解原意。例如"自为"（für sich） 这个术语，我们一般都知道是指"展开"的意思，但如果死抓住这个含义到处套用，就会使你迷惑不解，因为这个字在不同的场合具有不同的含义，例 如它有时是指"自觉"的意思，有时是"独立"的意思，有时是指"孤立" 的意思，有时是指"就一事物本身而言"的意思，等等，这就要联系上下文 才能确定，决不能一概而论。  当然，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要理解黑格尔的原意，还有一个外文问题。 我在黑格尔哲学的教学过程中，发现听众提出的疑难问题有不少是由于单凭 阅读中文译本而引起的。我决不是说现在的翻译水平不高，更不是要大家不 用中译本。但是即使最好的、很有研究水平的译文，也不能完完全全地代替 原文。有时同一个中译文的术语，原文却是意义很不相同或者大相径庭的两 个字；有时同一个原文字，由于两处的用法不同，译者用了两个不同的中译 文术语，这在翻译上是允许的，有时是很必要、很妥贴的，但单从中文译文 却看不出这同一个字的两种译法、两种用法上的内在联系。象这样一些地方， 如果仅仅按中译本读书、写文章，就难免出差错。这个问题，需要我们从事 研究、翻译和注解黑格尔著作的专业工作者帮助解决，但有条件的同志特别 是有志于读懂黑格尔著作的青年人，不妨利用已有的条件或争取条件，学点 外文。  如何区分一种哲学思想的精华与糟粕，在黑格尔这里，是一个特别严重 的问题，也是一个能否做到忠于黑格尔原意的问题。黑格尔哲学的特点之一 是唯心主义与辩证法往往紧密地纠缠在一起，甚至可以说是结合成了一个内 在的有机的整体。例如黑格尔哲学有两条基本原理：一个是，只有精神才是 真实的；一个是，只有对立统一才是真实的。这二者在黑格尔那里是一件事 情的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因为他认为，精神，也只有精神，才能达到对立 统一。这个观点既可以说是最唯心的，又可以说是他哲学中最富有辩证法的 思想，是他的辩证法的核心。如何区分这个观点中的良莠，决不能简单造次。 抓住其中任何一个方面而否定其他一个方面，都会曲解黑格尔哲学的真正面貌。  我在研究西方哲学史、黑格尔哲学和新黑格尔主义的过程中，深感对某 一问题的原始资料如果掌握得不够全面、不够准确，就很难写出扎实可靠的 研究论文。好比一个商店，如果缺货，或者货色很差，则无论怎样摆设布置， 也最多只能引起那些随便逛逛商店而不想买货的人的兴趣，却决不能满足真 正的顾客的需要。对于我们搞哲学史的人来说，最重要的一项货源就是哲学 家的原著，当然也一定要掌握当前的研究资料。不先对这些东西作一番搜集、 钻研，就不可能提出有根有据的新见解。联系到这一点，我倒是很赞赏有些 前辈哲学史学者的看法：宁可先多下些述而不作的功夫，然后才能有所作。 我领会这个意思无非是说，先对前人的东西、已有的东西，搜集全面，理解 准确，然后才能在此基础上有所创新，有所发明。新见新解不同于标新立异： 前者是在祖述前人的基础上开花结果，后者是随风飘摇的转蓬。我的老师， 前南开大学文学院长、图书馆长冯文潜（字柳漪）教授有一次把我叫到他家 里，指着我翻译的巴克莱《人类知识原理》的一段翻译文字说：这句话译得 很漂亮，但不太切合原意。接着，他提高了嗓子，借题发挥了一通，大意是 说，做学问要严谨扎实，搞翻译重在忠于原文，讲述一个哲学家的思想也应 该从原著出发，应该忠于原著。有人在写一个哲学家的思想时可以写得天花 乱坠，立论似乎很新，但对照原文一看，却破绽百出，所谓新论不过是空中 楼阁。柳漪师平素对我亲如慈母，但一遇到这样的问题就会突然严肃起来。   他的这番话说得那么斩钉截铁，使我不由自主地忐忑起来。柳漪师去世已经 二十一年了，他的告诫至今犹在我的耳边。  我从大学毕业后几十年来，讲授过《形式逻辑》、《哲学概论》、《政 治课》、《列宁的〈哲学笔记〉》、《现代资产阶级哲学》（部分）、《西 方哲学史》、《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黑格尔哲学》、《新黑格尔 主义》等课程。在多年的教学过程中，我体会到语言表达对促进思想的重要 性。一般地说，当然是先要在思想上把问题搞清楚，然后才有可能在语言上 表达清楚。但我却还有另一方面的经验，就是，在对问题有了一定的研究和 粗线条的想法以后，就往往急于想用自己的语言表达（写讲授提纲不过是语 言表达的方式之一）来考验这些想法的正确性和准确程度，来发展这些想法 的细节。在语言表达过程中，原以为正确的，也许会证明是错误的；原以为 是明白的，也许会证明是模糊的；原以为是充分的，也许会证明还有待补充。 例如我在讲完一课之后，经常会发现一些需要进一步研究或改进的问题，有 时甚至就在课堂上也能一边讲一边意识到这样的问题。这就促使我把问题想 得更深透。也正因为如此，我在指导研究生时，总爱强调：只有用自己的语 言，概要式地复述一下自己所精读的哲学原著，才能把这部原著掌握得更熟 练、更准确。根据同样的想法，我在搞研究、写论文时，往往是有了基本资 料、基本论点和基本结构以后就立即动笔，然后在动笔表达过程中再不断充 实，不断修改，不断发展。有时，只是由于动了笔才发现问题严重，才有山 重水复疑无路之感，这时就要不怕艰辛，停下笔来，再广泛搜集资料，整理 自己的论点，只有经过这样一段时间的重新酝酿，才会达到柳暗花明又一村 的境地。这里使我很自然地想起了马克思的那句人所熟知的名言，就以它来 结束我这篇漫谈并以此来激励自己吧："在科学上面是没有平坦的大路可走 的，只有那在崎岖小路的攀登上不畏劳苦的人，有希望到达光辉的顶点。"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最新（1997版）的统计年鉴，登录的数字是1995年。 此年中国出书十万九百五十一种，而英国却是十万一千七百六十四种 ，稍多于中国。全世界仅此两个国家出书过十万种。

任何戏曲剧种都会发生变异，只是程度不同而已，我们既要强调保护剧种的个性，又要认识到剧种变异的不可避免。不要为了维护剧种的个性而划定创作题材的范围，而应该通过剧种的革新来提高它的艺术表现力。当一个剧种产生某种变体，不要为了维护剧种的纯正性而加以歧视，而应该承认新剧种的诞生。按照后现代主义的文化逻辑，剧种之间的界线可以打破和混淆，剧种的属性是动态地发展的；在这一点上，海峡两岸存在分歧，但是，对立的观点形成一种张力，对推动戏曲的发展是有利的。

一部揭露乌干达圣灵军绑架童军暴行的视频影片《Kony 2012》于2012年3月5日公布，赢得上亿人关注并引发强烈争议。乌干达学者马姆达尼认为夸大圣灵军当前的威胁，明显是在为美国增加在这一地区的军事存在设立借口，向乌干达北部增派士兵和武装，然后扩展到整个地区。

“中国社会发展模式与创新理论”笔谈会观点摘编

1990年代以来，美国的中国法律史研究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新进展，先前论著中某些关于传统中国法律的旧见陈说，均在不同程度上得到反思和批判。而引领此一学术风潮的代表，正是以黄宗智教授为核心的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校区（UCLA）中国法律史研究群，他们的研究共同体现了“新法律史”的特征：在“历史感”的观照之下，连接经验（广泛利用极富学术价值的诉讼档案）与理论（从优秀社会科学理论中汲取灵感并与之真正对话），提炼自己具有启发性的新的中层概念。对于中国学者而言，“新法律史”所体现的学术取向可以为我们提供重要启示，不仅包括提醒我们注重对诉讼档案的充分运用，以及吸收优秀的社会科学成果，还包括借历史之光洞见现实问题，从而在某种程度上摆脱中国法律史研究虚学化的困境。

关注南海问题等，并推出“经略研究员”制度，向关心战略的人士招贤。文章链接补充中。

莫兰认为，欧洲的概念自十八世纪以来渐渐普遍，其背景是民族主权的喧啸，是战争与法权的对峙，是权力的竞争及其均衡。欧洲自身滋生冲突同时也产生对冲突的制衡，战争使欧洲无法形成统一霸权，造就了欧洲多中心的格局。欧洲本身其实就是一个二元冲突的实体：欧洲尊重法，但也崇扬力；欧洲发明了民主，但也推广了压迫；欧洲发扬了理性，但欧洲也是神话的天下。

百年多来的中国风光摄影，见证了国人和自然的关系，也折射出政治、经济时代和摄影师们的文化心路历程。由模仿古画，到讴歌权力和生活消费，中国的风光摄影实际上和它的真正对象一直存在着距离，显得过于艺术化。

新近出版的《许宝蘅日记》堪称反映清末民初北京政治与社会风俗的资料宝库。日记对清末光绪帝、慈禧太后去世、辛亥清帝退位、民初党派斗争等重要事件均有记载。

1950年，原四川省艺专（四川音乐学院前身）组织学生深入实地调查、采风，并将民歌带进了课堂用于教学，是目前知道的最早对羌族民歌进行的调研

作者为朱希祖孙，根据此文，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中暗示的黄侃朱希祖不合，孙希扬因范文澜嫁祸而被北大开除一说似不为真。－－人文与社会

新自由主义产生于二战后的西欧和北美。它对国家干预主义和福利国家政策展开了猛烈地抨击，是它们在理论上的反动。1944年，著名经济学家和自由主义思想家、诺贝尔奖获得者冯．哈耶克发表了《通往奴役之路》，它可被认为是标志新自由主义创立的宪章，它带有激情地抨击了国家对市场机制自由运转的一切限制。冯．哈耶克认为，这些束缚之所以应被废止，是因为它们对经济自由同时也对政治自由构成了一种致命威胁。在当时，冯．哈耶克的矛头是直接针对英国工党的。英国即将进行选举，而1945年7月该党最后赢得胜利，其领袖克莱门特．理查德德．艾德礼出任英国首相。冯．哈耶克的书所传达的信息可以概述如下：在他看来，英国温和的社会民主主义尽管出自善意，但其政策势必会导致与德国纳粹相同的灾难：现代奴役制。一、佩勒兰山的伙伴们1947年，当福利国家在战后欧洲占有一定基础时，冯．哈耶克曾在瑞士沃州区的韦维城市、佩勒兰山上这个名胜地的小研究所召集了一批志同道合者聚会。在与会的学者中，不仅有坚决反对欧洲福利国家的人，而且有美国罗斯福新政的反对者。 被他选中来参加1947年4月在这个度假村的公园旅馆召集会议的著名学者有：莫里斯．阿莱、米尔顿．弗里德曼、瓦尔特．李普曼、萨尔瓦多尔．德马达里亚加、路德维格．冯．米塞斯、米海尔．波拉尼、卡尔．波普尔、威廉．埃．拉帕尔德、威廉．罗普凯和利奥内尔．罗宾斯。这之会议结束后成立了佩勒兰山学会，这可说是一种新自由主义的共济会，而且组织得很好，努力散布新自由主义论点，并定期举行国际会议。 佩勒兰山学会的宗旨是，一方面反对凯恩斯主义和二战后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团结政策；另一方面为创建另一种资本主义模式即强硬的和不受任何规章约束的模式奠定理论基础。在这一阶段形势对于这样一种事业很不利。事实上，资本主义不多几年之后被称为新资本主义，那时正进入一个经济扩展长波阶段。资本主义处于它的黄金时代。在20世纪50-6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发展是特别迅速和特久的。新自由主义派提出的关于国家对市场的某种控制可能导致危险的警告，看起来是不可信的。尽管如此，经济学界发生的专门反对社会调控的论战仍旧引起了广泛的反响。冯．哈耶克与他的朋友反对这一时期的新平均主义（这是很有限的）。新自由主义派认为，这种受到福利国家鼓励的平均主义破坏公民的自由和扼杀人们发挥才能的积极性，而大众的幸福是依赖这两点的。佩勒兰山学会的带头人藐视当时占支配地位的官方理论和观点，因为在他们看来，不平等是一种积极的价值，正因为如此，实际上是不可缺少的。西方社会正需要这种价值。新自由主义派的这些观点在长达20多年期间始终停留在「理论」状态。二、1974年的转折点1974年的“石油冲击”展现了战后世界经济的严重危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全部被卷入了经济衰退的漩涡，首次出现了以低增长和高膨胀为特征的滞胀现象。在这种情况下，新自由主义的观点开始受到人们的重视。冯．哈耶克与他的同志断言，危机的深层次根源在于工会（更加广泛地说是工人运动）的力量过大和破坏性。在他们看来，工会破坏了私人用于投资的资本积累的基础，因为工会在工资方面提出要求，也因国家在工会的压力下不得不断扩大寄生性的福利开支。这两种压力汇合在一起，压制了企业的利润，刺激了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从而必然导致市场经济出现全面危机。根据这个推理，医治危机的药方只能是：一方面，维护强大的国家，使它有能力削弱工会力量和严格控制货币总量的发展（货币主义政策）；另一方面，节省财政开支，压缩社会福利支出，减少国家对经济活动的干预。货币的稳定性应成为各国政府的最高目标，在此目标下，严格限制预算是必不可少的。同时，要紧缩社会支出和保持所谓的自然失业率，也就是说建立一支「雇佣劳动者后备军」（失业者大军），用以削弱工会的力量。此外，还应该推行税制改革，刺激「经济主体」去进行投资和储蓄。换句话说，新自由主义的主张无非是要减少对高收入者征收的所得税和大公司的利润税。 这样一种重新出现的和起解救作用的不平均可以使因滞胀而处于困境的发达国家的经济复苏和再现活力，而滞胀病的起因是受凯恩斯和贝弗里奇影响的政策组合，也就是说，是国家的反周期性干预（力求减轻衰退）以及社会再分配的后果。这些措施的总体扭曲了资本积累的正常流通和市场的自由运转，是起破坏作用的。根据这一理论，一旦实现货币稳定并使主要的激励机制重新活跃（压缩预算、限制企业的社会保险负担、放松管制等等），经济自然就会重新增长。三、撒切尔夫人、里根及其它领导人新自由派的这一纲领的支配权不是很快就可以实现的，应该说需要长达十年时间才能得到承认。起初，经济发展合作组织的多数国家针对由1974年至1975年的普遍衰退引起的这一经济危机，力图实施凯恩斯主义的补救办法。尽管如此，从70年代末——准确地说是1979年——一种新的政治形态已经明确地显示出来。就在1979年，撒切尔夫人出任英国首相，这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第一个公开宣布实践新自由主义纲领的政府。一年之后即1980年，里根当选为美国总统。随后在1982年，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主席赫尔穆特．科尔击败社会民主党人赫尔穆特．施密特，出任联邦德国总理。1982年至1984年，丹麦在保罗．施吕特首相领导下，一个明显右倾的联盟掌握了政权，而丹麦本来是斯堪的纳维亚模式福利国家的象征。接着，几乎所有的北欧国家，除了瑞典和奥地利，都转向右翼。这些年的“右转”浪潮使运用新自由主义处方所必需的政治形势重新结合起来，而这些处方被认为是能够摆脱经济危机的。1978年，“第二次冷战”随着苏联干预阿富汗和美国决定在西欧部署新一代核导弹（巡航导弹潘兴2型）而加剧。在战后各种类型的亲资本主义思潮中，新自由主义学派一贯是作为一个中心因素而构成一种非常凶恶的反共产主义的势力。在冯．哈耶克看来，反对“恶之帝国”——对人类的最彻底的奴役——的新的斗争不可避免地会增强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潮流的吸引力，使欧洲和北美的新右翼支配权得到巩固。这样，在80年代，人们目击到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无可争辩的成力。四、掌握政权的新自由主义这一时期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实施是怎样的呢？英国模式是最纯粹的，同时英国在这方面的经验也是开创性的。撒切尔夫人领导的各届政府压缩货币总量，提高利率，大幅度减轻高收入者的所得税，取消对领域流动（资本的进出）的控制，大幅度提高失业率，压制罢工，执行反工会法和削减社会开支。最后，实行广泛的私有化计划——按新自由主义信条的轻重次序来说，这是出人意外的延误——先从公共住宅开始，然涉及基础产业领域，例如钢铁、电力、石油和供水。这一整套措施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新自由主义的全部经验中是最野心勃勃和最有系统的计划。 新自由主义在北美的变体不同。在美国，根本不存在类似欧洲那样的社会福利国家，里根及其政府部门优先考虑的是与苏联的军备竞赛。这涉及到一个应能破坏苏联经济以及通过这种迂回方式颠覆苏联现行社会制度的战略。里根在国内政策方面同样是实这有利于富有者的减税，提高利率和摧毁他任期内唯一的一次重大罢工，即航空职员的罢工。尽管如此，事实上，里根不重视限制预算。相反，他却大胆从事空前的武器装备竞赛，结果导致巨大的军事开支，造成超出前任所有统治任期的极高国家赤字。此外，这是由国家直接和间接地补助一个庞大的工业部门。这是求助于一种古怪的军事凯恩斯主义，其它国家都没有仿效它。这也是由于，唯独美国由于它在世界经济中的重量，才有能力由这一政策造成的巨大赤字。在欧洲大陆，这个时期的右翼政府——往往起源于基督教民主主义——对实施新自由主义纲领多少持保留态度。它们首先坚决主张货币紧缩和财政改革，较少关心大量缩减社会支出。它们并不坚决与工会对抗。尽管如此，这一政策与社会民主党在前一个时期所推行的政策之间的差别仍是非常大的。 当时，北欧的多数国家所选举出来的是实施不同版本的新自由主义纲领的右翼政府，而大陆南部——也就是说，在这些国家以前执政的是佛朗哥、萨拉查、戴高乐，在希腊则是一些上校军官——已是左翼政府第一次执政。这就是当时人们所讲的欧洲社会主义，这个时期有法国的弗朗索瓦．密特朗、西班牙的费利佩．冈萨雷斯、葡萄牙的马里奥．苏亚雷斯、意大利的贝蒂诺．克拉克西、希腊的安德烈亚斯．帕潘德里欧。他们的出现是作为替代原来领袖的进步人物，依靠工人运动和民众，与里根、撒切尔、科尔和北欧一些国家政府的反动方针相对立。实际上，在最初一个时期，密特朗和帕潘德里欧至少力求实现再分配、充分就业和社会保障的政策，这一试图展示了在南欧也实行与战后欧洲北部社会民主党类似的模式的前景。尽管如此，从1982年年末起，法国社会党政府的计划发展缓慢，1983年3月起开始明显受挫。这一政府在“国际金融市场”的约束下，彻底改变了经济发展道路。它实行了非常接近新自由主义的方针，优先考虑货币稳定，控制公共支出赤字，在财政上向资本占有者让步。充分就业的目标已放弃，在80年代末，法国的失业率高于保守主义的英国，这一情况是撒切尔乐于强调指出的。 在西班牙，冈萨雷斯政府从未寻求实施凯恩斯主义的政策或再分配政策。相反，在西班牙工人社会党政府执政初期，货币主义是占统治地位的。工人社会党政府与金融资本关系十分密切，赞成私有化方针，它甚至有些泰然自若地面对接近国家就业人口20%的失业率，这在欧洲创造了最高记录。 在世界的其它地方，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人们以蛮横的态度实施新自由主义的方案。在实施彻底新自由主义基本纲领方面，历届工党政府甚至胜过右翼保守主义力量。新西兰确实是最极端的代表。那里的社会福利国家的解体是极为彻底的，并且是以极为残酷的方式实行的，就撒切尔夫人在英国也未那样做。五、新自由主义的影响和局限性新自由主义作为意识形态掌握支配权时的经历是这样的。起初，只有确定无疑的右翼政府大胆提出实施新自由主义的方略。随后，不同类型的政府，包括一些自称为左翼的政府也相继对新自由主义表现出可以与前者媲美的极大热情。 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里，新自由主义是以宣布社会民主党为其主要敌人开始的，这一做法在社会民主主义方面引起敌对反应。以后，自称社会民主主义的政府在实施新自由主义方面表现得最为坚决。也有些例外。80年代末，在奥地利和瑞典，对新自由主义在欧洲的涌现表现出一些抵制。 然而可以说，佩勒兰山学会的思想在主要的经合组织国家取得了全面胜利。因此，提出下面这一问题也许是恰当的：在80年代期间，在工业化国家中，新自由主义的支配权的有效具体实现是哪一些？新自由主义是否履行了它的许诺？为了回答这一问题，让我们概观一下全貌。新自由主义最迫切的首要目标是遏制70年代的通货膨胀。在此领域，它是卓有成效的。通货膨胀率在整个经合组织国家，由70年代的8.8%下降到80年代的5.2%，90年代通货膨胀继续保持下降趋势，通货膨胀的降低也为重新提高企业利润率创造了一定条件，在这一领域新自由主义同样取得了实际成效，在整个经合组织工业国中，企业利润率70年代约下降了4.2%，80年代却增加了4.7%。如果人们考虑到整个西欧，那么企业利润率的上升就会给人以更加深刻的印象。它由减少5.4%变成增加5.3%。毫无疑问，运动的失败是这一变化的主要原因之一，它表现为80年代罢工次数急剧减少以及工人工资的下降或停滞。工会运动这一新情况——它的缓和越来越明显——在很大程度上是新自由主义第三次胜利的结果，就是说，高失业率被认为是使整个市场经济有效运行的一个自然的和必然的机制。整个经合组织国家的平均失业率在70年代为4%，到80年代则至少翻了一番。这一结果从实施新自由主义目标的角度看，是令人满意的。总而言之，收入之间的不平均——对新自由主义来讲是另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加深了。当雇员的购买力维持不变或有时已经减少时，各国的股市价值却不同程度地上浮，股价增加3倍或4倍。就这些与目标有关的问题而言——通货膨胀的降低、就业、工资和利润率——我们可以说，新自由主义的纲领已经获得了胜利。不过，这一切措施都是被设想为达到一个历史目标的手段，即在国际范围内重新推进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恢复像70年代危机之前那样的平稳增长率。在这一方面，失败也是明显的，这是无可怀疑的。最大的问题是，在70-80年代期间，一直到90年代初，这些国家的平均增长率没有大的改变。在整个经合组织国家中，资本主义经济的复兴发展始终停留在脆弱和摇摆不定的状态，同50-60年代膨胀波的节奏相比相去甚远。六、危机与缓解为什么出现这一悖论式的结果呢？尽管创造了一切在制度上有利于资本的新的条件，但80年代的积累率——即在生产设备方面的有效净投资——只有极少量的增加。如与70年代的水平相比，它甚至减少了。在整个发资本主义国家中，生产投资率平均每年的变化是：60年代为5.5%，70年代为3.6%，在80年代期间期间为2.9%。曲线明显是下斜的。 由此产生一个疑问：为什么企业利润率的恢复没有重新推动投资？一方面，能够发现对金融市场放松管制的重要反应（比如：资本流动的自由，出售和购买债券的自由，新的金融产品的创立等）。这种放松管制是新自由主义纲领的内在的一部份。但是这导致投机性的领域投资人的赢利超过生产性投资。在80年代，人们目击到国际汇兑市场的成交额空前高涨，货币交易飞速发展，比有关实际财富的商业贸易多好几倍。资本主义运作的食利一面，即寄生性的一面在这些年大大加强了。另一方面，也就是新自由主义失败的一面是，尽管采取了一切压缩社会开支的措施，但福利国家的财政负担并未大量缩减。80年代，在整个经合组织国家内，这一开支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份额仍处在平稳状态，甚至有所增大。这一形态可以用两个深层次的理由来加以解释：社会开支的发展是与失业相联系的，失业问题加重了国家预算负担，高达数十亿美元；另一方面社会开支的提高与居民领取退休金数额的增加也有关系。因此在90年代，对付社会保障计划应当是新自由主义的新措施的目标。 最后，当资本主义进入到新的极大衰退时，人们可以观察到一个带有嘲讽意味的现象：包括英国和美国在内的几乎所有西方国家的公共债务达到令人吃惊的高度，尤其是企业和家庭的私人债务打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历史记录，失业率更达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最高水平。随着90年代初期的衰退，经合组织国家内部的所有经济指数都是负数，经合组织国家失业人数已达3,800万，几乎相当于斯堪的那维亚国家人口的两倍。 在这一剧烈危机的形态下，人们预期90年代会出现对新自由主义强大的反作用，这是有道理的。但与此相反，新自由主义却获得了第二次活力，至少在它的诞生之地——欧洲是如此，尽管这一情况似乎不可理解。撒切尔主义在撒切尔下台后仍能幸存下来，1992年约输．马卓安在选举中获胜。在瑞典，80年代社会民主党曾抵制自由主义的冲击，1991年却被右翼统一战线击败。1993年，法国社会党遭到惨重失败。在意大利，1994年西尔维奥．贝鲁斯尼作为包括新法西斯势力在内的联盟的领袖获得了权力。在德国，科尔政府重新当选。在西班牙，右翼人民党领袖荷塞．马里亚．阿斯纳尔击败了西班牙工人社会党。七、来自东欧的冲击波在选举结果之外，新自由主义的计划显示出了巨大的生命力，它的活力还没有衰竭。私有化的潮流在一直到目前还对它相对地有所保留的一些国家——如奥地利、德国以及意大利——的出现就是一个证明。新自由主义的支配权在一些党和政府的行为中还有所表现，尽管它们在形式上是声称与新自由主义对立的。在美国，克林顿难道不是把预算赤字的缩小确定为首要任务吗？然后他又通过了一项倒退的苛刻反对犯罪的立法。这个论题被英国工党新的领导人托尼．布莱尔政府重新提起。这些党和政府的创新是受新自由主义因素支配的，而在这同一时间，这一纲领的实施在重新推动经济发展方面已显得是无效的，在社会方面已表明是起破坏作用的。那么人们怎么解释90年代初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新自由主义的第二次活力呢？可以解释第二次活力的一个根本性因素是由1989年至1991年之间，苏联和东欧的共产主义的失败提供的。这些事件正好在新自由主义纲领的局限性已在西方国家开始明确的时候发生。 这一“转型”的冲击之所以如此强烈，是因为西方国家在冷战中的胜利——这一胜利是由“敌对的共产主义势力”本身的崩溃加以确认的——不是随便哪一个资本主义造成的，而恰恰是由80年代在里根和撒切尔这些新自由主义代表性人物领导下的资本主义造成的。东欧的后共产主义经济建筑师跟随新自由主义的潮流：波兰的副总理巴尔塞罗维奇、俄罗斯的财政部长（后来是总理）盖达尔、捷克的克劳斯。这些人物都是弗里德曼和冯．哈耶克坚信不移的门徒，他们完全藐视凯恩斯主义的理论，也就是福利国家的干预和混合经济，更广泛地说，也就是战后时期在西欧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模式。这些政治领导人所设想和实现的私有化比西方国家实施的私有化更加广泛和迅速得多。那里的不平均也比经济合作组织国家更加野蛮，这表现为多数居民的严重贫困化。世界上哪里的新自由主义也没有东欧一些国家的改革派所推行的新自由主义那样毫不妥协。克劳斯不是公开抨击美国联邦储备银行的正统派主席艾伦．格林斯潘在执行货币政策方面表现出可悲的软弱吗？克劳斯在伦敦《经济学家》周刊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写道：“西欧的社会制度是受许多规章条例的束缚和过多监督的。福利国家连同它的全部慷慨大方的转账支付是不受任何准则限制或者不以当事人的努力和功绩为条件的，这就破坏了劳动的道德基础和个人的责任意识。公员是过分受到保护的。应该说，撒切尔主义革命，也就是反凯恩斯主义的和自由主义的革命，是在西欧的‘渡河码头’实行的，必须把它转变到对岸来”。 后共产主义国家这种新自由主义的极端形式尽管有很大影响，但肯定要引起民众的反对。因此，1993年9月，前共产主义者在波兰选举中获胜。1994年在匈牙利和立陶宛也是这样。 不过，前共产主义者组成的政府在实践和政策上的表现与它们的公开的新自由主义敌人的政策没有明显的区别。通货紧缩政策，公共服务缩减政策，私有化，资本主义的一个与黑手党联系的部门的发展，社会的两极分化都在持续。节奏也许更为缓慢，但方向不变。在这里，与西欧社会党政策的相似之处表现得很清楚。这两种情况都涉及新自由主义范例的温和变种——至少在话语方面，但并不总是在实践中——即右翼和官方左翼的共同的新自由主义范例的变种。因此，新自由主义者能够由于自己是规模巨大的、会持续几十年的社会经济变革的领导人而洋洋得意。八、拉丁美洲：新自由主义的实验室新自由主义在东欧取得胜利的影响在地球的其它部份，尤其是拉丁美洲显示出来了。拉丁美洲成了新自由主义政策的第三大试验场地。事实上，尽管某些大规模私有化措施在经合组织国家或东欧某些国家创始以后才在拉丁美洲被采用的，这个洲却是第一次系统地运用新自由主义经验的证明。我在这里要援引1973年9月智利军事政变之后在皮诺切特独裁下的情况来说明。这一政体的“功绩”在于宣告当前历史阶段的新自由主义周期已经开始。皮诺切特统治下的智利立即以非常冷酷无情的形式实施了新自由主义的纲领；放松管制、大批失业、镇压工会、有利于富翁的财富再分配、公共部门的私有化。这一切的开始差不多比撒切尔早10年。在智利，皮诺切特的经验更直接受到北美理论的影响，美国的米尔顿．弗里德曼理论的影响比奥地利的冯．哈耶克的影响更为直接。值得强调指出的是，70年代新自由主义在智利的经验使英国撒切尔夫人的顾问们很感兴趣。而且在80年代，这两个政府之间建立了极为友好的关系。当然，新自由主义在智利实施的先决条件是废除民主制和建立一种二战以后最残暴的独裁制。 民主政体本身——正如冯．哈耶克不断地重的那样——从来不是新自由主义的中心价值。他解释说，如果按照民主制而取得多数的民众决定干涉每一个经济主体按自己的想法处理自己的财产和收入的绝对权利，那么自由和民主就很容易成为不可调和的问题。在这一意义上，弗里德曼和冯．哈耶克可以对智利的经验表示赞赏，却不致使自己的理论丧失条理，也无需在原则方面进行妥协。由于智利的经济在皮诺切特政权下以比较快的节奏发展，这一点是与受新自由主义纲领支配的先进国家的资本主义经济不一样的，因此他们就更加能为自己的赞赏辩解了。况且，这一发展节奏在后皮诺切特政体下仍继续保持，而这些政府基本上是采取同样的经济方针。如果说智利的经验可以给经合组织国家的新自由主义引路，那么拉丁美洲国家也成了将来在东方实施的计划的试验场地。我在这里指的是1985年以来玻利维亚实施的「改革」。美国经济学家，年轻的经济良师杰弗赖．萨克斯在玻利维亚试验了他的休克疗法并作了调整，然才向波兰和苏联提出类似的建议。在玻利维亚，强制实行结构调整的计划不需要像在智利那样镇压强大的工人运动。结束过度通货膨胀是首先宣布的目标。执行杰弗赖．萨克斯试验的政治制度并没有采取独裁专制的形式，它是领导1952年革命的民众主义政党的继承者。 由此可见，智利和玻利维亚起了新自由主义实验室的作用。但一直到80年代末这些实验在拉丁美洲还是例外。在墨西哥，1988年卡洛斯．萨莱纳斯．德．戈塔里任总统时才开始明显地转向自由主义。接着是1989年卡洛斯．梅朗在阿根廷当选和同年卡洛斯．安烈．佩雷斯在委内瑞拉开始他的二个总统任期。最后是1990年秘鲁选举阿尔维托．藤森为总统。这些政府中的任何一个都没有在当选之前向居民说明所要实施的政策的内容。相反，梅朗．佩雷斯和藤森都明确许诺要执行与他们在80年代的反民众主义措施相反的政策。对于萨莱纳斯来说，众所周知，如果没有革命制度党大规模的选举舞弊，他是不会当选的。 从这四个试验来看，有三个在反对过度通货膨肪方面已立即取得显著成效——墨西哥、阿根廷、秘鲁。唯一失败的是委内瑞拉。差别是巨大的。事实上，由于存在着把强大的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的行政机构，就已经为通货紧缩、急剧的放松管制、失业率上升以及私有化提供了必要的政治条件。在墨西哥，由于革命制度党实际上是唯一的党，因此这种情况一直存在。相反，梅朗和藤森却必须从事革新，即紧急立法、修改宪法或自行策划政变。这一种类型的专制政治未能在委内瑞拉实施。 尽管如此，如果得出结论说只有专制政体能够在拉丁美洲强制推行新自由主义的政策，那是危险的。玻利维亚的情况是，所有在1985年之后当的政府——不管是帕斯．萨莫的还是桑切斯．洛萨达的——都执行同一个纲领，这表明即使采取反民众主义的镇压措施，专制政治本身也决不是必不可少的条件。玻利维亚经验提供的教训是：过度通货膨胀——对于占极大多数的民族来讲，每天都可能由此引起贫困化的结果——能起促使人们「接受」粗暴的新自由主义措施的作用，而非独裁的民主形式却可以保持下来。1987年，巴西的一位经济学家（他本人国际金融组织的一名成员，也是智利皮诺切特政府经验的赞赏者）透露真情说，当时，即在萨尔纳任总统时期，巴西的严重问题并不像世界银行官员所散布的那样是由于通货膨胀率过高引起的。他声称通货膨胀率太低，并坦率地讲：我们希望障碍被冲破。为什么？他们的回答很简单：在巴西，我们需要过度通货膨胀，以便创造条件，推动民众接受极端通货紧缩的做法，对于这个国家来讲，通货紧缩是必要的。过度通货膨胀在巴西已经开始，为了启动新自由主义纲领，各种条件都已具备，却不需要独裁手段……。九、新自由主义的三条经验教训我有意识地既强调新自由主义的政治力量也强调其思想力量，也就是说，强调它的活力和它在理论上的不妥协性，以及它在短期内还不会枯竭的能动性。我认为，如果我们要在短期内有效地作出对应，就必须突出它的这些特点。如果认为新自由主义是不稳定的或是不符合时代的，将一个危险的幻想。新自由主义是一个令人生畏的敌人，它在最近这些年间已取得了许多胜利，尽管不是无法战胜的。如果我们试图指出各种可能超越现实的新自由主义的远景，如果我们力求在思想、政治、文化方面进行反对新自由主义的斗争，那么我们不能忘记它为我们提供的三条经验教训。 1、敢于反对某一时期占支配地位的政治潮流。冯．哈耶克、弗里德曼和他们的朋友们的功绩（在今天所有聪明的资产阶级心目中这是一项功绩）在于，他们对当时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制度情况提出激烈的批评，而在那一时刻这种批评恰恰是完全不得人心的。尽管如此，他们长期坚持一种处于边缘地位的反对派态度，而当时得到公认的「智慧」和「科学」，就算没有认为他们是疯子，也是把他们当作怪物的。他们一直坚持到历史条件发生变化并且出现能使他们的纲领得到具体实施的历史可能性的时候。2、在思想观点上不要违心，不要同意调和原则。新自由主义理论是极端性的，缺乏中庸之道是它们的显著特点。对于那个时代的具有正统思想的人来说，它们是破坏偶像的理论。尽管如此，它们并没有丧失有效性。相反，正是由于新自由主义纲领的彻底性和思想上的坚定性，才使它获得旺盛的生命力和强大的影响。如果用某些后现代主义思潮发明的流行用语来说（这些思潮是准备吞下折中主义理论的），新自由主义是一种软弱无力的思想的对立面。 没有任何一个政权曾经全盘实施新自由主义纲领，这一事实并不能说明它在实践方面是无效的。相反，正是因为新自由主义理论是如此毫不妥协，右派政府才能采用激烈的政策。新自由主义就其基础本身来说，提供了一种最高纲领，政府可以从其中用最适合当时情况的成份以及甚至最制度语境的成份。在这一意义上，新自由主义的「最高纲领主义」是有高度可操作性的。它提供了一个根大的激进措施的宝库，这些措施可以用于各种情况并且可以随不同情况而加以调整。与此同时，它证明了自己的意识形态的巨大影响、自己的囊括社会一切方面的能力和作为一种占支配地位的世界观的载体而发挥作用的能力。 3、不承认任何已经确定的体制是不可改变的。当50年代和60年代新自由主义是一种被蔑视和边缘性的思潮时，在那一时代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圈子里不能设想可以在富裕国家造成4000人失业而不致引起社会爆炸。要公开声称应当以积极的价值（为了社会的活力而扩散不平等）的名义将收入从贫民向富人重新分配，在当时也是不能想象的。不仅对石油（开采），而且也对自来水、邮政、学校，甚至对监狱实行私有化，同样是不能设想的。 但是，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当社会力量和政治力量的对比在长期的经济衰退过程中发生变化时，这一切都被证实为可行的了。新自由主义的信息在某种程序上激活了资本主义社会。任何体制，不管多么神圣或多为人所熟知，都不是在原则上不可触动的。制度的格局比人们认为的要更加柔韧可塑得多。十、超越新自由主义在提醒人们注意可以从新自由主义的经验中得出的教训以后，我们将怎样设想超越新自由主义？这是一个大题目。我在这里只想指出一个可能的后新自由主义时期的三个因素。 1、价值。必须在价值领域发动一次强大的进攻，突出平等原则作为衡量一切真正自由的社会的中心准则。平等不是像新自由主义所确认的那样意味着均一性，而是相反，只有平等才意味着真正的多样性。 马克思的公式仍旧保持着它的多元主义力量：“……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出：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哥达政纲领批判》）在这个关于平等和公正的社会的观念中，明显地表述了个人的需要、性格和才能之间的差别。 这在今天意味着什么？这是指每个男女公民都有现实的可能按自己选择的模式，在没有由别人的特权造成的匮乏和劣势地位的影响下生活。不言而喻，这种平等要从平等地获得保健、教育、居住和劳动的机会开始。在其中每一个领域，市场都不可能保证普遍获得这些不可缺少的方面的需要（哪怕是最低限度的）。只有公共权力能保证人们普遍获得高质量的治疗、知识的发展、稳定的就业以及对所有的人的社会保障。 在这一意义上，必须绝对地维护福利国家原则。尽管如此，不应当仅仅捍卫已经取得的成就，而是要扩大社会保障的网络，但并不是必须把它交给一个集中制的国家来管理。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必须建立一种与目前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都还在生效的体系不同的财政体系。巴西、阿根廷或墨西哥等国的财政体系中的金融腐败和道德腐败是众所周知的。但是有钱人逃税并不是第三世界国家特有的现象。这也是而且愈来愈是第一世界国家的特权阶层的行为。如果说要求一个集中制国家提供服务并总是公正的话，那么为这些服务获得必要的财政来源却应当始终是这种国家的一个职能。为此，需要一个能挫败特权者的抵抗并且阻止资本外逃的国家，这就要求进行财政改革。发表忽视这一需要的反国家统制主义言论是蛊惑人心的做法。 2、所有制。新自由主义最重要的历史壮举无疑是国有工业和服务业的私有化。反社会主义十字军在这一领域实现了它的目标。这件事的悖论在于，新自由主义在投身于这些雄心勃勃的私有化计划时必须发明新的私有制类型。例如，可以举出捷克或俄国向公民无偿分配证券，使他们有权获得新的私有企业的股份。这种做法将成为并且已经成为一场闹剧。以公平的方式分配的股份实际上被外国投机家或本国的黑手党买去。尽管如此，这些做法证明，像我们国家中存在的资产阶级所有制的传统形式决不是不可改变的。由此可见，新形式的人民所有制会被发明出来，这些形式将使一些职能同资本主义类型企业中极端集中的权力分离开来。 目前左派正在就人民所有制的新形式这一论题展开讨论。讨论是在西方国家内部酝酿的，但这个题目并不仅仅涉及发达国家，像中国这样的国家或第三世界国家同样存在这一问题。 3、民主制。新自由主义敢于公开断言：我们的代议制民主不是一个至高无上的价值；相反，它是一个就内在本质来说不合适的工具，它很容易超过限度，而且事实上已变成这样的了。新自由主义煽动者发出的信息是：我们需要更少的民主。例如，他们因此强调建立一个在法律上完全独立于（不管哪一个）政府的中央银行的重要性，或者坚持要在宪法中写下禁止任何财政赤字的规定。 我们在这里也应当接受这一“解放性的”教训并且把它颠倒过来。我们认为民主制——就它现在的情况而言——不是一个偶像，不能把它当作人类自由的尽善尽美的表现来崇拜。这是一个暂时的、不完善的形式，是可以重新塑造的。但是根本的方向应当和新自由主义所指出的方向相反、我们需要更多的民主。这不是意味着——情况应当说是很清楚的——人们设想的选举制度的简单化，即放弃比例代表制而实行机械多数制。同样，更多的民主并不是意味着保留或加强总统制。费新录、 殷叙彝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