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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杭生、李路路、李迎生等:社会发展与变革的“中国模式”

人民网-《人民论坛》 ;社会学视野
“中国社会发展模式与创新理论”笔谈会观点摘编

编者按
  2008年第24期人民论坛杂志推出“关于中国模式”一组特别策划文章,约请了各领域知名学者,深入探讨了中国模式的内涵特点、世界意义与历史影响等,集中回答了在金融危机背景下人们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引起了社会广泛反响。
  为深化对中国发展模式的实践认知与理论概括,人民论坛将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上、世界眼光与立足国情的结合上,联合有关高校和科研机构等,从不同专业领域和实践层面对“中国模式”进行研究和报道,并在本栏目分期推出。
  本期推出的是由人民论坛杂志编辑部与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共同主办的“中国社会发展模式与创新理论”笔谈会的重要观点的摘编。郑杭生等5位知名专家对30年社会转型的中国经验和相关理论创新进行了精彩解析。

  特邀专家
  中国社会学会名誉会长、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郑杭生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党国英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教授、博导 李路路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导 李迎生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所长、研究员 陈光金

  中国和西方社会转型显著的不同点

  中国社会学会名誉会长、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郑杭生:1978年至今,中国才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社会转型,我把它叫做中国社会转型的快速发展阶段。中国社会转型,包括了从原有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乡村社会向城镇社会转变、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变、伦理社会向法理社会转变等,结构转型和体制转型同步并行、相互交织,涉及社会所有构成要素系统的相应变化与调整,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确立的过程,也是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等领域全面性的社会变革时期。
  上个世纪80年代末,中国社会学提出了社会转型问题,探讨在经济体制转轨和市场经济深入发展的条件下社会结构变化的机制和规律,回答城乡结构、区域结构、阶级阶层结构、就业结构、消费结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方面变化提出的一系列新问题。
  快速转型的中国社会的一个鲜明特点:两重性和复杂性,即社会优化与社会弊病并生、社会进步与社会代价共存、社会协调与社会失衡同在、充满希望与饱含痛苦相伴。其中一个主要表现是既加速社会的阶层分化,又造成了两极分化。但中国社会具有极强的自我调适能力。
  改革成为社会转型的最大推动力量。中国社会转型是以经济体制改革为先导展开的,经济体制转轨与社会结构转型同步并行,经济体制改革推动着社会结构转型。中国和西方社会转型显著的不同点是,转型过程中社会组织沿着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条轨迹兴起,西方社会组织则主要由民间兴起;中国则是半官半民组织和民间组织并存。在这个过程中,强势政党主导下的强势政府,具有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主导着改革的价值取向。





需要更积极的城市化政策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党国英:综观中国30年改革和发展,有两条最基本的经验值得重视。一是经济改革坚持了市场化方向,使中国经济有了活力;二是经济发展沟通了城乡之间的要素流动,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如果要检讨中国改革和发展的教训,也可以从这两方面看:一是市场化改革的阻力还没有得到有效清除,适应市场化经济的宏观管理体制和管理手段不健全;二是城市化进程中城乡收入差距明显扩大,城乡社会经济体制不统一。今后中国改革发展的基本任务应该是解决这两方面的问题。
  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动力来自经济体制改革和中国农民的顽强拼搏精神。中国农民的创造力应了那句流行语——给点阳光就灿烂。尽管中国有一个户籍制度横亘在城市和乡村之间,中国农民还是勇敢地奔向城市寻求命运的改善,为此,我国经济体中存在一个庞大的流动人口群——农民工,由此形成每年的“春运”大观;尽管计划经济体制曾经限制农民自主办企业,中国农民还是大胆冲破体制束缚,创造了乡镇企业大发展的奇迹,使一批新兴城市平地崛起。
  中国的农村发展有两个基本的特点:一是小规模农业经营。我国耕地保有量的目标是18亿亩,而我国农户总数约2亿4千多万户,平均每户耕作面积大约7亩地。80%的农户主要从事粮食生产,来自农业的收入平均每户大约在3000-5000元。这些农民只能是穷人,他们不仅不会有较高的私人生活水准,也没有能力承接较高水准的公共服务。
  二是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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