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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守与革命之争反映的是致命的自负：它希望由精英集团垄断政治，大众作为沉默的被代表者，由精英代理人代替他们参与政治。这种人为固化的二元格局只会继续固化政治危机，这种脆弱的精英寡头格局势必难以为继。根本而言，民主运动是抵抗这一僵化的利益同盟的唯一方式。

“乡土文学”的说法最早来自鲁迅先生，1935年他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指出：“蹇先艾叙述过贵州，斐文中关心着榆关。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自称为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从北京之方面来说，则是侨寓文学的作者。”

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进行思考，一种是"自上而下的民族主义"，一种是"自下而上的民族主义"。战前的日本可以被划为"自上而下的民族主义"。但是过去在东南亚蓬勃发展的民族主义却推动了那里摆脱殖民统治的独立运动，使得受压迫的人们获得了解放。

要破解这一困局，必须得追本溯源，弄清第一次反PX事件--厦门PX事件的来龙去脉。稍加细心地观察，我们不难发现，某些人以及某些媒体通过制造并宣扬PX有剧毒、致癌、致畸、高爆炸等危害的谣言，对煽起民众对PX的恐慌情绪直至通过"集体散步"这种激烈方式来驱逐该项目，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可以说，没有谣言，就没有厦门PX事件，也就没有今天的昆明与成都的波澜。

4月27日上午，获悉韩南先生去世，深感震惊和遗憾。过去的几个月内，先生往返于医院与康复中心，身体状况时有反复，近几周似乎已渐趋稳定。在记事本上，我写下了最新的电话号码，心里想着这一周的什么时候就可以跟先生通话了⋯⋯。

影片的悲剧感体现在多处，毕竟，以衰颓的城市、离散的家庭、贫困的生活为背景，这样的喜剧一定是混杂的风格。喜剧气氛被悲剧感所平衡，这使《钢的琴》完全区别于例如《非诚勿扰》等影片中葛优那种一味油滑、轻浮的喜剧路线

经过明清人之手而传下来的李诗，常见失真之处。因为这一时期的文人每自负能诗，喜以己意改诗，而李白诗集已经作为商品在社会上流行，坊贾刊此贸利，常请一些文士操选政，或利用某一文士之名声作为选本的编者，于是李诗中具有个人特点的地方，常遭明清时期的一些选本擅自改窜

从"单位制" 的视角透视中国城市社会基层的组织制度和秩序的研究，一般被认为肇始于魏昂德的"新传统主义"模型。之后的讨论和工作主要围绕以下三方面的问题展开：1) "新传统主义" 与历史是什么关系?2)"新传统主义" 的适用范围究竟有多大?3)中国基层社会组织中的权力和权威关系到底是个什么样子?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梳理和分析表明：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辩证地同时关注结构与文化、历史与现实之间的关系，真正深入到单位组织的变革现场，以把握中国基层社会的基本秩序结构。

2011年12月30日，甘阳《文明•国家•大学》新书发布会暨研讨会由三联和北大联合主办，发言记录稿由观察者网提供

由思想到文學，中國古代很早就形成「自成一家」的獨創性觀念及其習慣表述，並以「家數」概念為中介，在文學批評中形成大家、小家、名家等一系列品第概念。古人使用這些概念並沒有嚴格的定義，尤其是「大家」與「名家」，批評家對其分寸感的把握和對具體適用對象的聯想都有微妙的差異。本文試圖通過對古代文學批評史上有關資料的梳理，勾勒出前人對此的看法，以揭示中國古代文學批評的基本觀念及其尺度。

纳斯尔谈及，美国用兵阿富汗与伊拉克，实际上是为伊朗剪除了左右翼的对手。再如迪拜与伊朗之间具有历史的与现实的紧密联系。实际上伊朗国内的情况也与我们想象不一样，开博客人数比例全世界居首，甚至神职人员也热衷在博客上讨论教义。

《论语·子路》篇孔子说"父为子隐、子为父隐"。关于父子互隐的问题，这些年来争议非常之大。有些人没有古文字知识基于误读而攻击孔子搞"司法腐败"，只能说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要理解当今中国社会的支配性文化，不能离开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以及在这个经济影响下形成的日常生活对人的影响。 文化要大发展要大繁荣，关键一条，是必须打破现今这种实质上是一切向钱看的"支配性文化"，至少要打破它对社会的支配地位。

本文系为章永乐著《旧邦新造：1911-1917》所写的序言（北京大学出版社即出），也是对2010年夏天北京大学法制研究中心与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共同举办的关于辛亥革命的研讨会上的讨论的一个回应。2011年11月26日复旦思想史研究中心“历史与政治”年会主题发言。观察者网及《社会观察》杂志独家发布。

《周报》：欢迎冯教授来访。我们希望就以下几个题目，同教授作一次书面访谈。首先，您怎样看《圣经》的文学和历史价值，特别为中国而言？ 冯象：希伯来《圣经》、希腊语次经与《新约》的经典性，是早已为历史所确认了的。因此一般所谓《圣经》的文学和历史价值，实指圣书的新老译本；就中国或华人世界而言，便是如何建立中文译本的经典性的问题。旧译略有成就，尤其是（新教）白话和合本，从一九一九年在上海问世至今，对新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基督教中国化做出了贡献。不幸的是，和合本生不逢时，没赶上新文学运动，到了上世纪下半叶，读来便像是吃夹生饭了--旧白话同未成熟的欧化句式的夹生。加之传教士学识浅陋，译事粗疏，遂留下无数舛误、病语病句。所以八十年代开始，圣经公会就组织人力预备修订。今年九月，终于推出了新旧约全书的修订版。此前，教会业已出版了几种和合本的简写跟改写本（如现代本、新译本、新汉语本），对和合本多有订正。如今这些"新译本"有了圣经公会修订版的背书，就大大削弱了和合本的权威与合法性。然而，"新译本"并未获得教民的认同；依旧是生涩的文句，难以用于礼拜祈祷，改错亦不准确；好些地方，添个"的"字"和"字什么的，反而把和合本的风格改掉了。例如，《马太福音》5:3，和合本作"虚心的人有福了"，明显误译，不通。新译本改作："知道自己在属灵境界中是贫乏而且有需要的人是有福的"。竟把别人的诠释拿来，充当经文。这是目前中文（新教）"牧灵"译本所面临的一场潜在的危机。有鉴于此，我以为，修订和合本或许应当缓行（详见拙文《和合本该不该修订》）。轻易抛开一部成熟的"牧灵"译本，很可能会影响到所有新教译本的效用，经典性更无从谈起了。拙译的目标与"牧灵"译本迥异，不是竞争关系。但我欢迎"牧灵"译本不可避免的"大量借用"（详见下文）。此次和合本修订版《摩西五经》部分对和合本的一些匡正，看得出是参考了拙译及我对和合本舛误的考释的，虽然还有众多的误译跟语病尚未割舍。 《周报》：宗教以外，从文学、语言学等学科的角度去翻译圣经，这进路能给宗教带来甚么益处？ 冯象：文字是圣言的载体，传教离不开文学，谁能把它们分开？（新教）教会译经既然以改写/修订和合本为主，当务之急，便是培训译者班子，提高他们的中文水平。解放后，教会译经南迁香港，给改写/修订工作带来诸多不便。香港中小学的语文教育太浅了，而且往往不受重视。这对研读《圣经》和翻译人才的成长，都是极不利的。您可以读读和合本修订版的前言，短短几段话，就出了好几处错。比方说："感谢众多主内同工和顾问们历年来的委身与辛劳"。这"委身"用得委实尴尬，难道"主内同工和顾问"参与修订工作，是迫不得已（见《现代汉语词典》"委身"条）？接着的一句，"靠赖"上帝的恩典，也是生造，难听；应换成"依靠"或"仰赖"。最奇怪的是末尾的祈愿，居然声称"献上这本圣经，求上帝使用，叫更多人归向他"。完全颠倒了教会同上帝（天主）的关系。教会修订和合本，是替信众和教外人士服务，因为和合本有毛病，洋泾浜中文，大家读不懂。上帝全知全能，要读和合本干什么？莫非人信教，加入用和合本的各个宗派，是由于上帝念懂了和合本不成？逻辑不通，简直匪夷所思。我怀疑，修订者想表达的意思是，"求上帝保佑"或"降恩"，让更多的人阅读即"使用"修订版，并期盼教会藉此而发达。 《周报》：那么，您怎样看近期本港基督徒对您的译本的批评呢？ 冯象：呵呵，圣经公会那几个"驻会学者"，恐怕代表不了香港基督徒吧。所谓"批评"，类似自戕，十分可怜、可悲。请注意，他们的逻辑是，只要拙译某处同法语圣城本旧版的英译（NJB）的译文或注释相近，无论是否常识、学界通说、译经惯例，也不管有无别的出处，抑或源于笔者自己的译文或用语，不分青红皂白，一口咬定："大量借用"NJB。可是，依照这荒谬的逻辑，圣经公会非得关门大吉。因为，自二〇〇四年拙译陆续发表以来，"驻会"们改写/修订和合本，只消超出和合本一个字，即可能落入我的译文、夹注和论著的内容文字范围，故而必然属于"大量借用而不注明"--而且是同一种文字即中文的直接"借用"。而之前、之后旁人相同或相近的译文、注释、论述，一律不许参考。这样一来，"驻会"们岂不都要失业？例如，《马太福音》2:11，"驻会"若想作注或评论，解释来自东方的三位智士（magoi，修订版：博学之士，化自和合本：博士，不妥）向婴儿耶稣献礼的象征意义，以及后世由礼品推想，智士为三人--他就必须注明是"借用"拙译的夹注，而不能以此说属于圣经学常识，或另有出处（参见维尔墨斯，页11，114）为理由辩解。再如，修订版将和合本的"逼迫"改成"迫害"（《马太福音》5:10以下），"论断"改为"评断/审判"（同上，7:1），"体贴"（神的意思）改作"体会"（同上，16:23），"希奇"改作"惊讶"（《路加福音》7:9），"记念"改作"记得"（《约翰福音》16:21），等等。这些都是我指出了的和合本的误译和病语；按照"驻会"的荒谬逻辑，恐怕都得算成他们"大量借用"拙译的例证呢。 《周报》： 在翻译圣经的过程中，有甚么乐趣和困难？教授花了多少时间译经？完成《摩西五经》、《智慧书》及《新约》后，未来有何翻译计划？ 冯象：译经的计划，是多年前就定下的，现在一步步地去做，不急。须知译经乃是跟亚伯拉罕、摩西、大卫王、以赛亚、约伯等先知圣人同行，是与耶稣、保罗、雅各、彼得、约翰同在，用《圣经》的语言说，不啻蒙神的智慧的恩顾，那是何等的大欢愉！说到困难，当然是少不了的，几乎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需要踟蹰再三，细细审辨。但是，比起"驻会"们的集体"译经"即改写/修订和合本，我想，麻烦事还是要少很多，条件也好些。您想，他们几十张嘴，头上五六家婆婆，即使一两个人偶尔得了灵感，摸着点见识，经过讨论审查咨询顾问，一大圈走下来，哪怕是神的"默示"，也被磨平棱角，成了俗见。官僚主义跟庸人政治不仅是政府的顽疾，也是教会的累赘。这是他们六十年来成绩平平，蹉跎岁月而无法进步的根本原因之所在。乐趣，则最近多了一样，可算是译经的殊荣，就是遭遇无知、谎言与宗教偏见的泼污。经书说的一点不错，人子福音果然是"一个受攻讦的记号，叫众人袒露心底的想法"（《路加福音》2:34-35）。不是吗，历代的贤哲与自由思想者，斯宾诺莎、霍布斯、伏尔泰，在宗教偏见面前，都做过这"受攻讦的记号"（semeion antilegomenon，和合本：毁谤的话柄，不确）。所以我希望他们继续骂，别停歇，骂上个十年二十年，最好是把我的译本和著作通通收缴了，堆在教堂门口，一把火烧掉，上演一场"驻会焚圣经"，那才带劲儿！二〇一〇年万圣节于北京 冯象：《和合本该不该修订》，载《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0.10.17。和合本修订版《圣经》，香港圣经公会，2010年9月初版。维尔墨斯（Geza Vermes）：《耶稣三卷：圣诞、受难、复活》（Jesus: Nativity, Passion, Resurrection），企鹅丛书，2006，2005，2008。  

2012年7月初，一位职业媒体书评人的抄袭事件，引发了较大的关注。应当说，本来此事并不算什么了不起的新闻。事情奇妙之处在于，这媒体作者在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将数十篇抄袭文章（包括书评、影评、球评甚至专栏），发往《北京青年报》、《北京晚报》、《京华时报》、《晶报》、《深圳特区报》、《信息时报》、《新快报》、《中国图书商报》等一系列一二线媒体与所谓"中文核心期刊"。

“如果从思想的角度来谈拉丁美洲的左翼，其范围要宽泛得多。这个意义上的左翼应该包括主张社会公正、维护人类平等的政党、非政府组织、民众运动、仍然坚持武装斗争道路的政治军事组织，以及知识分子、宗教人士、领袖人物等。冷战后，东－西方阵营区划不复存在，传统的意识形态本身也受到很大冲击，在今天观察左翼思潮，必须考虑到这一历史背景的变迁。脱离开具体内容的人道主义、人权主张往往被抽象化，也不适宜作区分思想营垒的标志。相比而言，社会公正、平等意识，由于其形成、发展的历史久远，与现实的联系具体，更适宜作观察问题时的参考标准。”

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近年来在明显拉大，基尼系数已经到了国际社会公认的临界水平。如何分析中国的社会分层现状与社会流动机制，如何改善中国社会目前贫富差距继续拉大的趋势，积极化解社会矛盾，已成为社会学界普遍关注的问题。中国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收入差异主要体现在三个群体之间的差异：区域差异、行业职业群体之间的差异、族群差异。政府统计资料和学者社会调查中所反映出来的存在于不同族群间的收入差距，如果采用问卷调查方法和统计分析，族群收入差距反映的主要是区域差异和职业，但是事实上也存在只与族群身份直接相关的就业机会和收入方面的差距，这与我国的民族政策相关联。

研读《植物名词中英对照表》这部严复当年批改的原稿本，一方面可以部分地见证严复多方面的知识兴趣和学问水准，其敢于断制的性格和注重多采用中国固有古雅文词的偏向，还有他对待此事较为负责的态度；另一方面，也具体地看到了中西名词编订工作的难度、具体过程和审校特征，

2008年绿色选择网站的图文与2005年《汕头日报》文章对比。这些电子废物主要由货柜船运输，在香港或南海区等珠江三角洲港口卸货，再由陆路送到不同地方的地下废料处理中心，包括贵屿等潮州地区和浙南台州一带。一般认为，中国是全球处理最多电子废物的国家，粗略估计，美国、加拿大、日本及南韩等国家每年向中国输入一百万吨电子废物。贵屿大约从1995年开始接收电子废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