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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显祖是断然拒绝《牡丹亭》修订本的，他一开始就对吕玉绳改本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并对修改者予以讥刺。

作者强调国家认证能力是国家基础能力的基础，国家的强制、汲取、监管、再分配等功能都离不开认证。他用充分的历史事实和国家制度的逻辑发展来说明这一点。

声乐是一门融语言与音乐为一体的综合性艺术，也是一门喜闻乐见的大众艺术。在百数年的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进程中，声乐歌唱艺术曾发挥过巨大的社会作用，因此，在新中国即将到来之时，吕骥便对新中国音乐蓝图作出"今天是群众的时代，音乐也是群众的时代，群众音乐应以声乐为主"[1]的规划，虽然"以声乐为主"的预设不无偏颇，但也并非毫无依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声乐歌唱艺术在中国革命实践中的重要地位和所发挥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60年来，具备"雅俗共赏"艺术特质的声乐艺术，不仅占据国人音乐生活的主流地位，而且雄踞音乐学术潮头浪尖，热点不断，高潮迭起。笔者不揣浅陋，撷取其中最为炙热的三个学术热点问题，作历史追溯与学理反思，但求以为当下中国声乐艺术发展之镜鉴，就教于方家。 一、关于"土洋嗓子"的争辩 在中国近代专业声乐演唱艺术领域，自然形成了两种风格迥异的演唱体系。一是以解放区（陕北、华北、东北）的文工团为代表的，出身戏曲科班、民间乐社，擅长演唱传统民族民间歌曲、民族新歌剧选曲的歌唱家，即当下所惯用的"民族唱法"，时有"中国民族民间传统唱法"、"新歌剧唱法"等称谓，俗称"土嗓子"。另一是以国统区（如重庆等）、沦陷区（如京、沪等）的专业音乐院校为代表，较为系统地接受欧洲学院派唱法的训练，擅长演唱古典风格艺术歌曲、西洋歌剧咏叹调的歌唱家，即当下所惯用的"美声唱法"，时有"美歌"、"美唱"等称谓，俗称"洋嗓子"。 由于两种演唱体系人士人文背景、从艺经历、艺术主张、审美情趣、价值取向和方法技巧等方面存在诸多不尽相同之处，因此，当他们共处同一表演艺术舞台时空而直面存在的时候，声乐演唱本质上的南辕北辙是无法回避的，艺术主张上的相互抵牾就在所难免。前者历数后者"打摆子（发疟疾）、吐字不清、牛叫、唱歌时嘴里象含着橄榄"等不足，后者指出前者"喉咙紧、直嗓子喊、无章法、捏着脖子在叫"等缺陷，双方各执一词、互不相让，但这些指责只仅仅停留于口头而已，并未见诸文字。最先将这一问题诉诸文字的是中国音乐界两位最具权威的元老级人物--吕骥与贺绿汀，由此拉开了"土、洋嗓子"争辩的帷幕，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声乐热点由此升腾。 吕骥站在中国音乐（民间的与非民间）的立场，在对"中国音乐是低级的、没有技术的"论断提出质疑后，理直气壮地指出中国音乐（包括器乐、声乐）应用技术之所在："各地民歌的唱法，各种地方戏的唱法，以及各种说唱音乐的唱法和道白，是各各不同，都具有相当难度技术，都具有相当艰难技术，......其一般的发声方法，声音的装饰法，各种不同的音调与音势的运用法，吐字法（一作咬字或喷字）气力的应用法，都是值得我们仔细研究，并且有很多是很好的经验。""每一种技术都是与它所表现的内容密切相关联的，表现封建社会生活，产生了昆剧平剧的唱法；表现敌伪时代的东北市民生活就产生了一种所谓的流行歌曲的唱法。新民主主义社会就产生了我们的新的唱法，我们的唱法不但不同于前面的两种唱法，也不同于表现资本主义社会生活的所谓西洋唱法，难道不是很明显吗？"[2] 应该说，声乐专业出身的吕骥对中国传统民间唱法的研究是十分深刻的，其关于"昆剧平剧的唱法、流行歌曲的唱法、民族新的唱法、西洋唱法"的声乐四分法，实际上已成为了1980年代以来沿用至今的"美声、民族、通俗"三种唱法分类的滥觞，足见其学术目光之敏锐。但其将"洋唱法"讥为"喉咙里打摆子（发疟疾）"的批评则带有浓重的个人色彩，多少带有某些人为的偏见，也许正是这带有嘲讽口吻的表达，成为了贺绿汀回应的重要突破口。 贺绿汀在《关于"洋嗓子"的问题》[3]中开宗明义地道出了个人深深的忧虑："近来在音乐艺术方面存在着许多问题，一直不能得到正确的解决，以致影响着音乐艺术的发展，其中'洋嗓子'的问题就是最严重的一个。"并认为 "嗓子"只是一件乐器，在运用"发声"来制造"嗓音乐器"的实践中，中、外歌唱家摸索的结果是大同小异，只是外国人"已把这些经验加以科学的分析、整理，成为有系统的训练声乐人才的。中国大部分还是靠师傅传授，并没有系统化、科学化，因之，他们的方法局限性大一些。"在贺文看来，"打摆子"不是"洋嗓子"的精髓，"直着嗓子喊叫"的也不是"中国嗓子"的专利；不能因为某些人唱歌"'打摆子'而否定一切外国发声法"，更不能因为自己直着嗓子就将其等同于"中国嗓子"。那些对"土、洋嗓子"都缺乏很好地研究，而无条件、无原则地否定和反对"洋嗓子"的固步自封的做法是最让贺文作者忧虑的，可能也是促成此文的原动力吧！ 作为上海国立音学专科学校科班出身、接受过系统的专业音乐教育并深得西洋音乐技术惠泽的贺绿汀，倡扬学习西洋系统训练声乐人才的方法是有其深厚的学缘背景的。更何况还有一代伟人"一手伸向古代，一手伸向西洋"讲话精神作为依据呢。 吕文、贺文在"土洋嗓子"问题上观点的分歧是显而易见的，但并没有直接交锋，而贺文中"不是一个英雄而是个供人玩弄的小白脸"之带有轻蔑口吻的语言对京剧小生用假声表现周瑜作评价，给反批评留下了的最为有效切入点和突破口。 冯灿文《我对"洋嗓子"问题的一点意见》[4]则直接由贺绿汀文引发。客观地说，冯文在关于中国民间歌唱艺术的优秀传统精华的挖掘、关于"洋嗓子"唱法精髓的把握方面，未见得超出吕、贺两文的广深程度，但因为没有情绪化的因素，加之文稿完成后在与部队作曲家沈亚威交换意见后得到认可，因此，行文的言语中更多了一些平和的叙说，当然其艺术立场和出发点还是十分明确的。冯文是对时年的歌唱家[5]提出的"责任就是把中国民间歌唱艺术中优秀的部分整理起来，提高起来，扬弃其中无益的部分，拿来表现新的内容。......经过一个比较长期的过程以后，自然会慢慢的整理出一种新的歌唱艺术来。"成为了冯文最富创建的学术闪光。 以上三文的刊出，将"土、洋嗓子"问题由私下口头谈论而正式公诸于纸端，引起了中国音乐界的高度重视，1949年12月20日，由中华全国音乐工作者协会[6]和中央音乐学院合作创办的"音乐问题通讯部"[7]成立后不久，便开始关注"土洋嗓子"问题，拟定"唱法问题研究参考提纲"[8]寄送各相关单位以供讨论。"土、洋嗓子"问题随之成为中国艺术领域最为重要的炙热的学术命题和论争热点，并由此发生了较长时段的探究式的争辩，中国文化艺术界另一位更具权威的艺术专家周巍峙的参与，更加凸显了问题的重要所在。 周巍峙在《努力发展新的中国唱法》[9]中首先道出了唱法问题争论的焦点："关于唱法问题，在许多音乐工作者及戏剧工作者当中，有着不同的看法，中心环节似乎是所谓'洋嗓子'、'土嗓子'之争。""'嗓子'的含义很笼统，......现在却变成了'唱法'的代名词"，并由此揭示"土洋之争"的实质："所谓的'洋嗓子'与'土嗓子'之争，就是对于传统的西洋唱法与中国民族唱法的人是发生了分歧，分歧的关键似乎在于中国唱法是否科学、西洋唱法是否能咬清字的一些问题。"作者以民族歌剧演唱家郭兰英成功的学艺范例，指出"山西梆子唱法，基本上是科学的，并有一定的训练步骤"的事实，在对中国民族传统唱法客观分析的前提下，理直气壮地做出"中国民族在声乐的领域里，确是蕴藏了许多宝贵的遗产，需要我们努力的发掘、整理、研究，加以发扬和提高，以作建立新中国声乐系统的强固基础"的判断。强调"要敢于在实际练声和演唱中，大胆吸收一切进步的声乐经验与演唱技术"，但现实中的"有些西洋的声乐家当中，对唱法问题，不可否认的是存在着形式主义的看法，强调'美声'，不注重内容与语言的表现，并有许多唯心的解释，把声乐的表现方法，描写成不可捉摸的神秘现象。因此，对西洋的唱法，就必须有明确的批判态度，不应有盲目崇拜的思想。"对外来声乐文化的学习，作者给出了明确的指向："对苏联的声乐艺术，应该特别着重去学习，因为他们继承与发扬了'俄罗斯学派'优良的声乐传统，......它的表达人民思想感情的优越性，已远远超过西洋的传统唱法" 毋庸置疑，周文是迄今所见最为直接面对声乐上的"土洋之争"问题、所做出的分析和论述也最为客观、透彻的文论，从概念到思想、从形式到内容、从焦点到本质无不充满着辩证的哲思和智慧的光华。最可宝贵的是，作者面对甚至权威人士的"中国大部分还是靠师傅传授，并没有系统化条理化，因之他们的方法也就进步慢"[10]等似成定论的批评之时，却通过个人的研究探析发现中国传统民间演唱中的科学性及训练步骤之所在，这不仅对提高民族声乐的自信心无疑是极为重要的，也充分显示了作者独特的学术慧眼、敏锐的思想睿智。诚然，作者对苏联声乐艺术过于溢美式的推介，对西洋声乐略显实用式学习的态度，在某种程度上或多或少地影响了新中国声乐艺术的全面发展，当然也是始料未及的。 "音乐问题通讯部"拟定的"唱法问题研究参考提纲"下发之后，得到全国音乐工作者的积极响应，反馈文稿数量可观，于是《人民音乐》于1950年12月第1卷第4期开辟"声乐专号"，集中发表其中的笔谈、现场讨论记录及一组声乐专题文论。 《"唱法问题"笔谈第一次总结》由汤雪耕执笔撰写，该文严格按照"唱法提纲"的顺序摘录了通讯来稿内容的核心要点。中央音乐学院于1950 年5月10日和17日组织两次"唱法"专题座谈会，主席李元庆，记录汤雪耕、郑守燕、盛礼洪、文彦，与会代表包括吕骥、杨荫浏、喻宜萱、廖辅叔、李焕之、陈培勋等41位院内音乐专家，《"唱法问题"座谈会发言摘录》同时发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歌剧队、华东军事政治大学文艺系同样专门组织了"唱法"专题座谈会，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歌剧队与会专家包括李波、石一夫、方晓天、邹德华、李晋玮等22人，会议内容黄伯春执笔整理以《我们对"唱法问题"的意见》为题发表，内容包括中国民间唱法与西洋唱法的比较、好的歌唱标准和我们今后应该努力做的三方面；华东军事政治大学文艺系座谈会由亓尧执笔整理，以《关于"唱法问题"》为题发表，内容包括发言的综合、艺术的起点、从提出的问题谈起和我们的态度四方面。该期同时发表了喻宜萱、张非、赵沨、安波、李劫夫等人的文论。 专家讨论意见的影响力仅限于一定范围的理论学术和艺术实践层面，而当值领导的思想和看法则含有行政的指令性、行动的方向性和执行的权威性，从随后发表的相关代表性文论的类别数目便不难看出，争鸣进程中的中国声乐演唱与教学实践是按照重点向中国传统的民族唱法学习，结合学习"表达人民思想感情的优越性远远超过西洋的传统唱法"[11]的苏联声乐艺术，并批判地吸收西洋唱法的优良部分的模式前行的。时任中央音乐学院声乐系主任的喻宜萱在"中华全国音乐工作者协会全国委员会扩大会议"上的发言中对该系的声乐教学状况便有清楚的描述："声乐系同学学习民间唱法已经两年了，由于民族戏曲和说唱的种类很多，我们只选择了几种。""我们要同时向苏联的现实主义的传统学习，也要向西洋的古典艺术学习。只是，对于西洋音乐的教学方法还需抱实事求是的态度。西洋的教学法，......对我们却不完全适合。"[12]由此，我们可以说，在"民族虚无主义"颇有市场的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民族本土声乐演唱艺术正是在这场"土、洋嗓子"的论辩中争得了价值的确认，进而赢得了发展的机缘。 1956年8月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批准，东北音乐专科学校率先在民族器乐系增设民间演唱专业，学制为初中一年级至本科毕业十年一贯制，由学习欧洲传统唱法的声乐教师和担任民间音乐课程教师联合授课[13]，探索民族新歌剧演唱、民间歌曲独唱与合唱专门人才的培养方法和路径。1957年2月5-21日，文化部在北京召开中国声乐艺术史上第一次"全国声乐教学会议"，150余位来自全国各音乐院校、专业表演团体的声乐艺术工作者出席会议。会议总结过去的声乐教学经验，并讨论如何继承和发展民族声乐艺术问题。其间，文化部指定率先开设"民歌演唱专业"的沈阳音乐学院民间歌曲演唱教研室路奎震主任汇报"民间歌曲演唱班的办学情况"。 关于"土洋唱法"问题，会议明确提出要深入学习、充分掌握欧洲传统唱法的精髓，并使之与民族艺术传统和中国实际相结合；对固有的民族传统唱法要进一步予以发展和提高。二者只有相互学习，相互补充，才能真正创造社会主义的民族的声乐新文化。更为重要的是，此次会议提出了欧洲传统唱法"民族化"（即在保存欧洲传统唱法基本特点及其一切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在表达我们民族的语言、风格和思想感情方面、力求其深入、完善，达到真正地为我国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新命题。作为对上述共识的呼应，梁美珍、苏凤娟、孙家馨等60多位欧洲传统唱法歌唱家于翌年在京举行的第一届全国曲艺汇演期间，分别向李月秋、小彩舞等名艺人学习曲艺和传统唱法并举行了汇报演出。 第一次"全国声乐教学会议"之后的1958年，中央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也紧随东北音专的步伐，将"民族声乐"从"声乐"专业中分立设置，分别由汤雪耕、王品素领衔，专事民族声乐演唱人才的培养，并探索少数民族民间歌手的培养；虽然其间发生的"大跃进"给民族传统唱法的教学带来的一些负面效能[14]，但仍取得了可喜的成绩，5年后两院首届民族声乐毕业生专场演唱汇报的成功举办便是最好的例证[15]。 1961年，文化部教育工作方案将"民间演唱专业"确定为音乐院校的正式专业，并就此更名为"民族声乐专业"。这标志着自"土洋之争"后，"民族声乐专业"名正言顺地在全国的高等音乐院校中确立了存在的一席之地。 1962年12月11-25日中国音协在京召开独唱、独奏音乐座谈会，其间先后举行了10场独唱独奏音乐会，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出席音乐会并与全体演员合影留念。此次座谈会就民族声乐问题广泛展开讨论，在土洋唱法问题上不再针锋相对，认识上似乎趋于统一；诚如贺绿汀在12月24日召开的座谈会上发言中所说："以前关于学技术问题，'洋'唱法和'土'唱法问题等，就有过很大的争论。有些分歧的看法现在已逐渐一致。"[16]表面看来，声乐界在相互交流借鉴、自我反思批评的和谐氛围中前行，"土、洋唱法"问题似乎已无需争辩；但事实上并非如此简单，这种在国家领导人的行政指令、纪律干预和善意调解下的平静，只能促进人与人之间礼貌而谦和的敷衍，并不能真正消弭音乐人对中外声乐艺术本质规律认识上的分歧和掌握上的差异，仍然暗藏着涌动的潜流，只是碍于情面而被暂时遮蔽罢了。 基于此，1963年5月，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对首都音乐舞蹈界就音乐舞蹈问题发表讲话，提出了音乐舞蹈必须进一步民族化、群众化、树立民族音乐舞蹈为主体和"先分后合"的方针。 这一方针中的"先分"倒是迅速得以落实，1964年9月21日，以培养从事民族音乐研究、创作和表演的专门人材为主要任务的中国音乐学院成立，标志着民族声乐演唱（独唱、重唱、合唱）、民族歌舞演唱、民族歌剧表导演等专业人才培养的已经有了国家级的高等学府。 历史地看，"土、洋嗓子"的争辩缘起于声乐表演艺术领域，虽然其"涉及的范围和性质远远超过了表演艺术的界限而广及整个音乐领域，而且其背后隐伏着深刻的历史背景"[17]，当然这已超出了本论题域限，此不赘述。抛开其他非音乐的因素，仅就声乐艺术本身而言，"土洋之争"并非偶然，它既是中西声乐艺术碰撞的使然，也是必然。综合地考量，这场由音乐界元老级人物直接参与发起并持续十数年的论争，由于非艺术、非音乐因素的潜在，从某些方面或多或少地给建国初期的我国声乐艺术健康发展带来了一些负面的影响，致使"声乐界，研究少，争论多，而且争论不休，各执一词，结果是莫衷一是。在声乐教学方面，唱法无规格，教材限制又太严，因此曾出现一个混乱时期。"[18]但随着讨论的持续升温、影响的不断扩大，及声乐艺术实践的不断深入，特别是前苏联声乐专家的应邀来华讲学和执教，帮助澄清了一些声乐上认识不清或偏狭的观念。两种不同演唱艺术体系的从业人士由对抗到对话，由排斥到交流，在相互学习中促进了解，在相互交流中不断反思，艺术主张由相互抵牾到达成共识， 我国声乐艺术进入了健康发展的正轨。 因此我们说，"土洋嗓子之争"对中国传统声乐艺术精华的继承与吸收，对西洋声乐艺术技巧的接收与借鉴，对促进中国民族声乐艺术的繁荣发展是具有重要艺术价值和学术意义的。 二、关于"唱法"划分的质疑 资料显示，国内首次以"美声唱法、民族唱法和通俗唱法"三种类型举办声乐赛事评奖的，是1983年3月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举办的"青年演员独唱比赛"。而此种分类方法据说是得到上海音乐学院声乐教育家周小燕教授的点拨和默许的："搞西洋唱法和民族民间唱法分别参加这两类唱法的比赛，若觉得自己这两种都不行也可自己归到'流行歌曲'的演唱去。"[19] 据此，中国声乐艺术"三种唱法"划分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周小燕的创设，由于随后所受到的持续20余年绵延不断的质疑和责难，这似乎已成为德高望重、英明一世的周教授的一个挥之不去的声乐学术之痛，数次给予解释。直至24年后的2007年秋，在"第三届全国民族声乐论坛"闭幕式上的发言中，复作申明："三种唱法这个概念有人说是上海的一大发明，而且与我有关，在这里我要给大家说一下具体情况：当年上海电台有位同志来跟我说要办一个声乐比赛，我一向不主张举办什么声乐比赛的，我觉得用汇演的方式更加有利于演唱的借鉴和交流，当时我就说，这个比赛没有一个标准怎么比呢？有的唱咏叹调，有的唱民歌，有的唱流行歌，这怎么比，然后我去北京开会了，回来就听说电台提出分个三种唱法（美声、民族、通俗）进行比赛的提法。其实这种提法当时就有人不同意，我也是不同意的，哪知它一直延续到现在。"[20] 虽然早在2001年，周先生就无奈并不无自嘲地表达过"这件事我推不掉"[21]的意思，但依笔者的视野所及，如果追溯源头，"三种唱法"划分应该滥觞于音乐学家吕骥，在对新中国诞生前国内声乐演唱格局的分析和评判是提出"昆剧平剧唱法、流行歌曲唱法、民族新唱法、西洋唱法"[22]的声乐"四分法"，显然，这个"四分法"是完全涵盖"三分法"的，之所以没有产生影响是因为不久便被淹没于前文所论及的"土洋嗓子"争辩的浪潮之中。 新时期伊始，音乐理论家李凌也曾提及三分法："我国的声乐艺术实践，大致有三大类：第一类是戏曲唱法，......。第二类是参考西洋声乐方法，......。第三类是和民间唱法有一定的关系，......。"[23]虽然这个"三分法"与当今的"三分法"略有不同，但也涵盖在吕骥的"四分法"之内。 尽管周小燕曾多次公开批评"'三种唱法'的划分是不科学的"，并指出不科学的理由："关键不是唱法，而是风格问题，是科学的发声方法与不同民族的语言及地方风味结合的风格。"[24]但客观地说，1980年代初"三种唱法"划分出台是得到谭冰若[25]、茅顿[26]、程鸣[27]等音乐理论家及沈湘、王玉珍、张权等众多声乐艺术家[28]充分肯定和一致认可的。并且，这种肯定和认可也并非是无中生有、无据可依的盲从之举，盖因1984年12月1日结束的"央视"首届"青歌赛"，因"不分唱法"所带来评分标准无法统一，导致评分混乱、甚至出现"0"分现象的比赛实践后确立的。虽说当初只是主办方"央视"在征求专家意见后的权宜之计，基本上反映了新时期伊始我国声乐舞台艺术实践的历史积淀和现实状貌。 1986年初夏，央视第二届"青歌赛"便采用了"三种唱法"分类比赛的办法设奖，一直延用至今，借助国家级媒体的权威感召力，此项赛事在社会大众中已经产生了相当广泛的影响，"三种唱法"划分亦被普遍接受。但随着一些"复合型"声乐人才、"综合性"声乐作品等"声乐现象"的不断涌现及声乐教学模式操作单一等问题的出现，专业人士逐渐窥到一些这种"分类"的负面影响及不尽合理之处，深恶痛绝者有之，撰文讨伐者有之，赞成支持亦有之，《北京音乐报》（后更名为《音乐周报》）当仁不让地成为了各家争鸣交锋的主阵地。 最先向"三种唱法"分类比赛开炮的是厦门大学吴培文[29]，在《声乐比赛中美声唱法、民族唱法、通俗唱法的提法问题》[30]文中直言"唱法分为三种不科学，而以唱法来举行声乐比赛就更不合适"，并建言"歌唱比赛应以作品的不同范围来区分"。世纪末年，吴氏再次对"三种唱法"分类发出檄文[31]，依然秉承"唱法"即"发声技术"的观点；在对声乐界默认"三种唱法"分类表示不理解之后，指出三种唱法划分的做法虽已约定俗成，却不科学，现已成为理论误区，对我国声乐艺术健康发展已构成危害。但令人遗憾的是，吴文将"唱法"概念定义为"主要是指技术手段，而不是表现手段"，"唱法主要解决歌唱中的发声问题"，显得过于简单化和草率了些[32]，因此也影响了其"立论"的有效性和可信度。 在吴文见载《北京音乐报》之后，质疑"三种唱法"划分的文论相继刊出，作者分别站在个人的立场提出对"唱法"概念的认识，一致反对以唱法划分的各种声乐比赛，主张的声乐作品风格进行比赛，代表性文论参见吕玲《三种唱法争鸣二十年回顾》[33]。由于本人对这场争鸣的总体评价及侧重点均与吕文不相，故本人依然认为，虽然面对同一声乐事象，仍然很有必要继续开展探讨，以申明个人学术观点，并由此呈现别样的批评景观。 与此同时，对"三种唱法"划分赞同者亦不乏其人。担任1986年央视第二届"青歌赛"民族唱法评委的郁钧剑，专文[34]批评大奖赛中某些歌手"以'歌'划分唱法" 的做法，并从演唱技巧、风格等方面框范三种唱法的本质特征。中国第一位民族声乐专业硕士李广达则认为"三分法"的分类界定存在客观合理性，有利于声乐比赛评判尺度的把握，会使比赛的结果更为公正。[35]十多年后，作者依然认为"依据唱法不同所界定的分类，是一种客观存在"，作者同时运用"模糊思维"的理论，认为唱法之间并非泾渭分明，存在着"模糊的边缘"[36]。王素兰[37]也是赞同者之一。 伴随着新世纪的钟声，2000年成为了对"三种唱法"划分讨伐最为热烈的年份。在央视第九届"步步高"杯"青歌赛"赛事正酣之时，时任《音乐周报》总编的周国安，邀请顾春雨、糜若如、田玉斌、蒋大为、王秉锐、刘诗嵘、徐沛东等在京音乐家、声乐家共同探讨"三种唱法"划分问题[38]，众口一词反对这种划分方法，座谈会引起了《中国文化报》、《北京日报》、《北京青年报》等在京媒体热情的关注和呼应，由此拉响对"三种唱法"划分攻击的号角。据说，周国安的自信及使命感来自于对中央音乐学院声乐教授沈湘的一次请教："他曾表述'三种唱法'的划分不正确的观点，他建议适当时候开个研讨会，以纠正对声乐这种不科学的划分。"[39]但就笔者视野所及，沈湘教授同样在没分唱法的央视首届"青歌赛"后说过："今后比赛应将各类唱法分开进行，对于西洋传统唱法的比赛应规定各个声部的不同曲目和定调；民族唱法应规定一首普遍能唱的风格性歌曲，然后再唱一首自己风格最浓的作品；'时代曲唱法'应另外去举行比赛。"[40]由此不难看出，沈湘是极力主张以"三种唱法"分类比赛的。或许周国安有所不知，其将"唱法"等同于"科学发声方法"的界定与吴培文一样过于简单、偏狭，前提对结论的信、效度是有绝对影响的。 以时任央视第九届"青歌赛"评委的石惟正《"三种唱法"分类可以结束了》[41]文起始，《音乐周报》展开了一程关于三种唱法分类的论争笔谈，至2000年9月22日最后三篇文论发表，讨论持续三个月之久，高潮迭起，人言人殊。统观讨论文稿，编者按作出如是概括："总结这次讨论各方意见：支持者认为三种唱法分类源于当代中国声乐实践，尽管不完善，都难以取代；反对派认为三种唱法分类弊多利少，阻碍当今声乐表演，创作与教学的发展，理当废弃。双方能取得共识的大概只有一点，即三种唱法分类并不唯一。"显然，讨论并没有在"三种唱法划分不科学"这个关键问题上达成共识，而在"三种唱法分类并不唯一"上的共识本身就是一个本来就不存在伪命题。 但作为此回合讨论的重要成果，旨在"为选手发挥潜能大开绿灯"的"首届中国音协"金钟奖""新时期中国艺术歌曲演唱比赛"[42]便采取了"比赛不分唱法，演唱的方法、技巧和风格应服从于歌曲作品的内容和风格"[43]的规则进行。国家级音乐大赛演唱比赛不分唱法，中国音协勇敢地迈出了探索的脚步，能否被广泛的接受？其利弊如何？还要等待时间的检验，但就此届"金钟奖"比赛的一等奖获得者霍勇（成都军区选送）、冯瑞丽（总政歌剧团选送）、于丽娜（二炮文工团选送）三位歌手的声音资质、演唱规格、方法风格、作品类型等方面考量，似乎仍可各自归属"三种唱法"中的一类；而他们参加有"唱法"分类的比赛时所选择的"唱法"类型也是各不相同。看来这种不分唱法的声乐比赛，其获奖结果并没有完全脱离"三种唱法"划分的窠臼。但无论如何，这种对唱法比赛形式付诸实践的探索，多种比赛形式并存，至少说明中国声乐艺术的发展是健康向上、多元繁荣的。 实际上，在"唱法"学术争鸣的影响下，央视"青歌赛"也不断对比赛形式作出调整，如将业余与专业合并、允许歌手组合参赛、演唱技能测试等；而2006年又将"原生态"的民间歌手单独分列竞技，以区别"学院派"的专业民族声乐歌手，虽然这一做法促使国人对包括"原生态"民歌手在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极度关注，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唱法分类的问题。恰恰相反，却生发出更多新的问题，尤以"原生态"歌手"学院派化"为最，这不仅对如火如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无益，反而负效应接踵而至，何去何从？尚无答案，为"非遗"保护不遗余力地奔走呼吁、游说的宗教音乐学家田青亦无奈地归于佛语--"随缘"[44]了！ 约略算来，"三种唱法"讨论至今已近四分之一世纪，在发表的百数篇文章及硕士学位论文中，有研究者统计，对此问题"持肯定或默认态度的占35．4% "，"持否定态度的占64．6%"[45]，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当下我国音乐界对"唱法分类"问题的认知状况和关注程度。但无论是肯定，亦无论是否定，如果我们能够认可声乐艺术分类是必要的话，那么，"三种唱法"分类虽然不是唯一，但至少可以作为声乐分类"百花"中鲜艳的一花吧！在这个问题上，真理或许并不一定掌握在多数人手里。 至于批评这种唱法界定和划分给所谓声乐演唱及教学造成误导，其理由实际上大多不够充分，这哪里是唱法分类的过错哟，真是天大的冤枉呀！陆蓉、俞子正对此便给予了严厉的批评"我不敢苟同这种观点（按：指上述抱怨，笔者），甚至认为是无知的。"[46]虽然笔者也并不赞同这种过激的语言表达和非学术行文方式，但他们的立论则是完全正确的。 因为，对于人文学科而言，任何分类都不可能完全把类别之间泾渭分明地区分开来，"母项不能穷尽子项"、"子项交叉"等现象也时有发生，其间总是或多或少存在着相交或过渡的边界，声乐艺术上的"唱法分类"亦然，只要意识到这"模糊的边缘"，并在此基础上达成概念认知的约定，进而形成认识上的通约，上述抵牾和歧义则会迎刃而解。诚如音乐美学家张前教授所言："所谓的三种唱法只是一种大概的划分，正像任何分类都不可能那么科学和概括得那么全面一样，如果把三种唱法当作一种固定的模式和框框，用它来限制各种唱法的自由发展，排除各种唱法之间的交融，那么它就势必会影响我国声乐事业的更好发展，这是我们在肯定三种唱法划分的积极作用的同时必须强调指出的。"[47]由此看来，造成"唱法分类"歧义的因由，主要并不在于分类的本身，而在于声乐艺术的操纵主体-- "人"对概念把握上的僵化、机械、极端所至。 事实上，就当下声乐艺术的现况而言，"三种唱法的划分不利于歌唱事业的繁荣，同时束缚声乐教育事业的发展"的负效能不仅没有凸现，恰恰相反，央视"青歌赛"三种唱法分类比赛形式却恒中略变、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其社会影响力日益扩大，推动了我国声乐艺术事业的蓬勃发展。而以"不分唱法"自诩的中国音协"金钟奖"声乐比赛，早已今非昔比，业已产生动摇和裂变。如今的通俗唱法比赛不仅单列开来，走下圣坛、迈入广场，贴近民众，并且评审权也部分地交给了演唱现场的观众，并且局部引起"学院派"专业歌手集体退赛风波。正应了那句话："人是音乐的出发点和归宿"[48]。常言道："没有不科学的行当，只有不科学的人"，万望我们的声乐人多一些辩证的思维。 总之，身居多元文化的时代，面对丰富多彩的声乐文化事象，一种唱法（中国唱法）多种风格分类也好，三种唱法、四种类型的划分也罢，抑或是其他种种，一时尚难以形成定论（可能根本就无法形成定论），只有未来的艺术实践和声乐发展的历史才会给出答案。 三、关于"唱法"科学性的论争 唱法"科学性"是与"土洋之争"相伴而生的一个学术话题，关于此，时任全国音协主席的吕骥有过明确的阐发："声乐上多年争论不休的'洋'与'土'的问题，实际上包括了两个中心争论，即基本发声方法的科学与不科学的问题和表现的倾向问题。"[49]音乐界的许多重要人物都曾发表过高见，只是被轰轰烈烈的"土洋嗓子"的争鸣浪潮所淹没，而没有在新中国建立初期形成热点罢了。 周巍峙是最早直面"'土嗓子'没有系统化、科学化"批评，探析中国传统民间演唱中"科学性"问题的。他通过对民族新歌剧演唱家郭兰英学艺经历和演唱方法的分析和研究，提出"山西梆子唱法，基本上是科学的"[50]观点。 李焕之对传统民间唱法科学性的阐述则更为明确："我认为在我们民族的各种优秀的唱法中，都普遍地存在着科学的法则，我们不应该对某种民间唱法还只是一知半解的时候就妄加判断，否定其科学的艺术价值。"对一些盲目反对中国民间唱法的人提出忠告："如果把拙劣的演唱当作民间唱法的特色用作讽刺，这将是不可饶恕的。" 并由此推衍出科学声乐技巧的标准"只要它是基于自然的生理条件，一定程度地发挥了发声器官的效能，准确地表现了一定的思想感情，都应该承认它是科学的。"同时，强调科学的声乐技巧是多种多样的："我们不应用凝固的技术观点来限制声乐技巧之多样的发展，而应该不断地扩大技巧的领域来丰富我们声乐艺术的表现力。"[51] 1951年4月，第一届全国民间音乐舞蹈会演后，吕骥撰文倡扬"学习和继承民间音乐的优秀传统"，文中对中外声乐科学性问题作了较为客观的评价："事实上，西洋和中国的声乐家和声乐艺术中的发声方都是有合乎科学的与不合乎科学的。"提出了判断唱法科学性的标准："发声方法的科学与不科学的标准，主要看这种唱法是否发挥了并且从各方面发展了演唱者的声音，能否帮助他获得表现各种内容所需的声音，是否能够运用自如，他的声音是否在十分顺乎自然的情况下显明地日臻完美，不能再有其它标准了。"[52]应该说，亲历四年的论辩，吕骥对"土洋嗓子"的认识更加深刻、态度更趋平和、评价更为公允。 赵沨从美学的角度探讨声乐技术的科学性：他认为"检验一种技术体系是否科学，主要应从实践中考验。就是说要从作为'役'的技术为作为'主'的内容服务的好坏去鉴定。......美学要求上的不同而采取不同的技术要求的。这里，生理条件只是应该考虑的条件之一，不是唯一考虑的因素。......学习声乐技法有一个像什么靠拢的问题，是继承传统技法为主而借鉴西洋，还是以欧洲学院唱法为主来改造传统技法？无疑我们认为前者才是正确的！"[53] 观念上的论证促进实践的开展，但新中国初期对传统声乐科学性的认可和学习主要还是在处理语言的方法和技巧、表现歌曲内容的观点和手法、曲调装饰的特点（润腔）等民族风格表现方面；而提倡学习传统唱法的技术方法（发声、咬字、气口、声音装饰等）的文论相对较少。"就目前声乐界总的情况言，不是对民族声乐艺术懂得很多而是太少；不是由于强调学习民族声乐以致缺乏批评的态度而是由于学习不够以致未能够充分认识民族声乐艺术的优良传统。"面对"有些以民族风格见长的歌唱家在技术性议论的压力下，沉不住气、动摇了......甚至抛弃了使他们获得成功的经验"[54]的状况，作为全国音协最高领导人的吕骥对此是忧心忡忡的，痛心地说："十多年来，我们有些民族独唱演员仍然苦恼于没有办法提高；一听说意大利歌剧发声法可帮助我们提高，就迫不及待地全盘搬过来，......提高变成了毁灭。"他呼吁要高度重视郭兰英成功的经验，并语重心长地提醒那些为了增大音量、扩大音域去学习意大利唱法的做法，是徒劳无功、学而无用的弯路；谆谆地教导"只有从我们的民族声乐艺术中总结出来的科学方法才是最可靠的科学方法。"[55] 但"Ble canto"学派的演唱是最有"科学性"的观念似乎根深蒂固地存在于很多人的声乐意识之中，"欧洲唱法是唯一符合科学发声原理的唱法，而民族唱法，除了吻合西洋唱法的那一部分（如用腹呼吸）以外，其余是不科学的。""所谓科学的发声法，其实是意大利歌剧唱法。这从教师让土嗓子去唱意大利歌剧以掌握科学的发声法，可以得到证明。因此，与其称之为科学发声法，倒不如实事求是地称之为意大利歌剧发声法或西洋学院派发声法。"[56]时值世纪之交，持此极端观点者仍不在少数，由是看来，声乐界的补课还任重道远哪，争论当然也在情理之中。 十年浩劫，声乐事业遭受严重破坏。1978年10月，文化部在北京举行了"文革"后的第一次全国性会演--"部分省、市、自治区民族民间唱法独唱、二重唱会演"。其间，唱法"科学性"问题复次成为声乐界的中心话题。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周巍峙在闭幕式发言中旗帜鲜明宣称民族唱法是"科学"的"唱法"，按照"科学唱法""一是能适应一定的作品，能充分地表现出来；二是能适应一定演员的声音条件"的两个标准，他认为常香玉（55岁）所代表的豫剧唱法和扎木苏（66岁）所代表的蒙古族民歌唱法都是科学的唱法；进而自信地联系并延伸到中国的戏曲、曲艺和民歌等所特有的唱法，都是科学的。对一些人同志一谈到科学的唱法就认为只有"洋唱法"一种的脱离实际的片面观点提出了批评，指出"洋唱法是有其科学性的，但决不是唯一的科学方法。"[57]作为文化部主要领导的周巍峙，于刚刚拨乱反正之后所作关于中国民族民间唱法科学性的高屋建瓴的发言，不仅体现了作者在声乐学术上的远见卓识，更为重要的是树立了民族声乐工作者的自信心，这对民族声乐在新时期的发展是具有高度的战略性意义的。 观摩会演的声乐专家蒋英十分认可周巍峙的观点，她认为："通过这次会演，我们进一步看到，不论'土'或'洋'的唱法，都有合乎科学发声规律的好的方法；但是我们也不能不承认，两者都还有一些不好的东西，需要我们总结经验教训。凡是合乎歌唱生理机构原理的发声法，声音不但好听，也能持久；反之，就会得病，就会失声。"[58] 或许是受周巍峙等发言艺术思想的鼓舞和启发，豫剧表演艺术家常香玉，结合个人近五十年舞台演出实践经验，提出"我国民族民间的唱法和西洋的唱法都科学"的观点，同时认为演唱者不能照搬一种唱法演唱另外一种音乐形式的理由。在常文看来，检验唱法是否科学的标准至少包括两个方面，即"一是好听，群众喜欢；二是持久耐唱。"中国民族唱法之不足"主要是对于我国的唱法还没有系统地、科学地加以总结，"[59]客观地说，作为一位具有丰富豫剧舞台艺术实践的表演艺术家，常香玉对中国民族唱法科学性的总结是非常朴实而又极为精当的，其观点主张对我国新时期民族声乐艺术的发展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是故，常本人被包括沈阳音乐学院在内的多所高校聘为兼职声乐教授。 喉科大夫商泽民率先从生理学的视角对民族唱法"科学性"问题给予关照和总结，认为"民族唱法经历了三千年的历史沧桑，为十亿群众喜闻乐见，繁茂绽开于祖国各地，健美玉立于世界艺术之林，足以说明它有磅礴的艺术生命力，有基本合乎科学规律的演唱方法。"[60] 中国声乐界理直气壮地举起民族声乐"科学性"旗帜，并始终不渝地专事于民族声乐教学践行的是金铁霖，他认为"科学性"即"共性，是中外各种唱法所共有的，中国的传统声乐中有科学性，在外国唱法中也有科学性。科学性是表现音乐作品内容服务的工具。" [61] 1994年春，金铁林在南京艺术学院讲学依然强调"在民族声乐教学中，要始终把握住科学性" [62]。 在中国能够集演唱、教学与理论于一身的声乐家屈指可数，周小燕是其中最出色的一位。从声乐发展史的视角，对唱法科学性作了精辟的论述，她认为："中国当代音乐会舞台上崛起的新一代歌唱家中，有不少是以'民族民间唱法'而见长的，而这类唱法已经具有了相当多'中外合璧'的成份，使民族性与科学性尽可能有机地结合，从而显露出民族声乐的新风格。这里所说的科学性自然包含着民族声乐传统中的科学性成分和西洋美声唱法与'民族唱法'相契合的科学发声原理。"[63]毫无疑问，周先生的判断是极为客观公允而充满智慧的，但其在该文中"美声唱法是世界公认的科学发声法"[64]的表述，致使许多没有认真研读其上下文而囫囵吞枣的人士产生了误读/误解/误会，这可能也是周先生所始料未及的。 此后，有鉴时年中国声乐艺术所取得的成就，"科学性"似乎已深入声乐人的心田。 新世纪的初年，注定是一个万物升腾的年份，唱法"科学性"争鸣的骤然升温同样是2000年。中国武警文工团青年歌手李琼改换门庭演唱《船工号子》角逐央视第九届"青歌"赛民族唱法初赛，部分评委以其她演唱没有"科学方法"为由而不予高分，使之止步于复赛门槛，引来艺术音乐圈内外诸多不解，通过电话提问的电视观众络绎不绝，唱法"科学性"问题的话语温度一夜骤升，成为"热门话题"。 作为当届大奖赛民族唱法组评委的田青，以理论家特有的理性睿思和学术体察对唱法"科学性"标准提出了质疑："工业社会所推崇的，是科学化、规范化。而科学化、规范化的结果，就是我们具备了批量生产歌手的能力，但却抹杀了个性。现在，我们已提前进入信息化时代，信息化时代的审美标准是回归自然，是个性化和多元化。"[65]凭借国家级主流媒体--央视的权威影响力，田青的质疑激起千层浪，引起了全国的关注，唱法（发声生理）"科学性"第一的观念暂时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遏制。藏族歌手索朗旺姆因此幸运地在2002年央视第十届"青歌赛"业余组角逐中夺魁。 "索朗旺姆"现象引发了声乐界关于唱法"科学性"学术探讨和学理诉求顺次深入开去，陆蓉、俞子正从个人的演唱经验与教学工作实际出发，从声乐文化及审美的视角阐述个人对唱法"科学性"的认知："对于民间的歌唱来说，只要符合本民族的、融合在本民族的文化中的东西，它必然是科学的。"在作者看来，唱法的科学性是与价值标准紧密关联的，"不能用异域文化和审美标准来衡量自己的东西是否符合别人的要求而得出是否科学的结论。"[66]显然，作者是受"文化价值相对主义"观念的启发的，基于这种价值观的学术讨论可能会更加理性，更具有学理意义。 但这种纸质文本上探索和诉求并没有吸引不爱阅读的声乐家的眼球，故此，高举"科学性"大旗的专业声乐家的思想观念并没有及时更新，2004年5月，央视第十一届"青歌"赛初赛期间，云南代表队业余组两位彝族姐弟歌手李怀秀、李怀福表演的海菜腔对唱《金鸟银鸟飞起来》，虽然艺惊四座，好评如潮，有现场评委甚至情不自禁鼓掌起立以表赞叹，但依然被挡在决赛圈之外。由此，民族声乐"科学性"问题迅即成为声乐界最最炙手可热的学术"聚焦"。  "第二届中国南北民歌擂台赛"在左权县成功举办期间，民族音乐理论家樊祖荫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便对"学院派"声乐家自诩的"科学性"提出了委婉的批评："'学院派'经常会谈到自己的唱法具有'科学性'，我们姑且不论这种提法是否正确，但如果以此把'民间唱法'排除在'民族唱法'之外的话，那就错了。"[67] 中国"非物质文化保护"的领头人田青则从声乐教学操作工艺入手，指出了所谓的"科学唱法"中的非科学性，倡导破除对科学的迷信，回归艺术的本质："至今，所有'科学唱法'的教学，无一例外都仍然沿袭最传统的一对一的教学方式，和所有手工艺人的传统传承方式没有任何区别，大部分术语，是'打比方'，要靠学生去体悟，去验证。当然，不是科学不意味着这种唱法不好、不高级，我的思想是：艺术是艺术，科学是科学，两码事。所以，要破除对科学的迷信，主张对艺术自身规律的复归。"[68] 创刊不久的《艺术评论》杂志记者晓殷就"'金铁霖教学法'，我理解，就是借助西洋美声唱法来训练民族歌手"问题专访老艺术家王昆，王表示赞同，并强调："艺术问题很复杂，无法简单用'方法的科学性'去概括。""不能就那么轻易地下结论说民族唱法不科学。"[69] 作为"科学唱法"倡导者的金铁霖，针对反对意见也作出了必要的说明和回应："我们讲的'科学性'不是美声唱法，而是我们在实践中获得的一种经验和理解。 ......使自己成为世界上最科学的训练方法。我们坚信这一点，也做到了这一点。" "使自己成为世界上最科学的训练方法"理所当然地成为了作者多年追求并业已达到的最高艺术目标！是的，对于一位业绩突出的当下中国民族声乐教学领军人物来说，这种自信与自得自然是有其基础、前提和资格的，但似乎应该止于自满。综观全文，其中也或多或少流露出对辩论反方挑战性的词汇："不清楚的可以去我们学校听听课，弄清楚了再谈自己的理解。"[70] 的确，缺乏演唱实践乃理论家之短板，但并不等于说没有感性实践就无权理性思考。对此，作为辩友的田青并没有直面"不清楚、弄清楚"之类的撩拨，而是从"艺术"与"科学"的比较入手，说明二者的不同："在艺术领域里，不能把'科学性'置于艺术本质之上，不能以'科学性'作为衡量艺术水平、艺术价值的最高标准，更不能用'规范化'、'标准化'的大工业生产方式制造艺术家和艺术品。"进而对"科学"概念提出辩证的哲思："科学的本质是自由的、不断发展的，是反权威的，任何将'科学'本身权威化、固定化、神圣化的作法，本身便是反科学的。"[71]的确，将"科学性"唯一化、绝对化的论断是有其自相矛盾之处。 在唱法"科学性"问题上，樊祖荫一改两年前的委婉含蓄，坚决反对关于"科学性"山头式独尊一家的自我标榜："讲科学性，就把我们的民族民间唱法给孤立了。所以我劝他们不要讲科学不科学"，同时反对用所谓"学院派科学方法"训练少数民族歌手："按照所谓科学路子去训练他，可能就不科学了，这完全有可能，这样的例子也不少，所以这是一把双刃剑。"[72] 或许是受上述的启发，在第三次全国民族声乐论坛的报告中，金铁霖对民族声乐"科学性"概念作了更为策略的表达："'科学性'是指在继承传统民族声乐艺术精华的前提下，通过学习、总结，不断发展、提高、创新。同时，合理借鉴世界上一些先进的发声方法和艺术表现手段，为我所用，丰富和发展自己。使科学发声的共性与声乐演唱的个性有机结合，使不同的个性都能体现在科学的共性之中。"[73]显然，这里没有了诸如"'科学性'是我们在实践中获得的一种经验和理解"、"使自己成为世界上最科学的训练方法"的高度自信和宏大构想，但对"科学性"的坚守却是不会动摇的；并针对反对者提出的"科学性"影响个性和多样性的诘问，作出了斩钉截铁的反批评。 不管金氏的阐释，田青依然坚持个人对当下"民族唱法"缺少中国传统文化根性的认知和判断："所谓的'民族唱法'，和中国56个民族固有的传统唱法并没有直接的传承关系，它基本上是用美声唱法的理论、规律、方法来唱中国歌，它解决了西方发声方法与中国语言的矛盾，并借鉴西方声乐有普遍性的训练方法成功培养了一大批中国歌手。"[74]在田氏看来，这种遵循"科学至上"原则的"民族唱法"，直接导致了当下声乐演唱风格无个性的"千人一面"局面。 看来，声乐教育家与音乐理论家之间的分歧似乎是天然存在的。或许，"争论的背后，不仅仅是不同观点的碰撞，还有利益在。"[75]但笔者以为，唱法追求"科学性"本身并没有不妥之处，它与民族声乐演唱的韵味、个性、风格并不抵牾，恰恰相反，只有唱法具有了"科学性"，才能更好地体现韵味、个性，才能形成不同于他人的风格。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科学"这个概念？实际上，所谓的"科学"其实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特别是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每一个民族都会依据本民族的特点构建属于自己民族的科学体系，科学体系必然要打上民族的烙印，所以，科学不是唯一的，而是多种多样的。 "科学唱法"亦是如此，它不仅具有民族性，更具有民间性和地方性，一个民族的科学唱法，对另一民族而言并不一定就是科学的。 客观地说，关于唱法"科学性"的论战，由于双方均站在各自的角度来发表观点、申明主张，难免相对片面性的一面，只是程度不同而已。一方面，对于从事声乐教学实践层面操作的人士来说，由于缺少必要的理论储备和学术支撑，其经验的总结、归纳、提炼断难全面、系统，往往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另方面，对于从事音乐理论研究层面的人士而言，由于缺乏直接的演唱感觉经验，对发声器官在演唱中的运行方式和运动规律缺乏感性认识，其对演唱技法的质疑难以说服对方。令人欣喜的是，随着论战回合的交接轮动，双方都在不断地将自己的观点给予修正和完善，并直接转化为教学实践的资源，这或许就是音乐批评功能得以实现的"正效应"吧。 简短的结语 纵观新中国六十年的声乐学术争鸣，鲜明地凸显出如下特点：一是理论争鸣与演唱实践形成互动，有效地促进了新中国声乐艺术事业的繁荣和发展；二是音乐理论工作者的参与，催生了焦点的凝结，增加了学术的深度；三是争鸣阵地从单一的纸质媒介向纸质、电 视、网络等多维媒介转变，助推了信息传播的速度，扩大了论争的辐射度，增加学术的影响了；四是争鸣平台愈发民主，参与群体更为广泛，价值标准更趋多元，学术氛围更加浓郁；五是评价权力话语悄然下移，由行政领导权威向学术专家、大众嬗变。 实事求是地说，不同学术观点、教学理念在同一学术平台上进行交流与碰撞，倾听来自不同方向的声音，是繁荣和发展各项事业十分重要且必须的前提，声乐艺术领域亦然。新中国的声乐学术争鸣、热点轮换，可谓是多维时空的演绎与互动，虽然诸多问题一时难以达成共识，热点可能会将继续延迟甚至升腾，但从另一个侧面却映衬出我国声乐艺术地位之重要、事业之兴旺、前景之光明！ 诚然，新中国声乐事业的发展是迅猛的、成绩是斐然的，出现一些观念辩难、甚至是激烈的学术争鸣乃是艺术规律的使然，更是学科发展必然。虽然论证各方一时难以达成一致的共识，甚至可能是大异小同，但无论当下结果若何，未来走势咋样，上述理念的聚积、观点的碰撞、热度的升腾、实践的交融和学术的超拔，都对繁荣我国声乐艺术事业具有强力的促进作用。笔者坚信，学术探索的过程比结果更为重要，唯有不懈的努力，不停的探索，中国的声乐艺术才能永葆活力，源远流长！   [1] 吕  骥：《学习技术与学习西洋的几个问题》，载《人民音乐》（东北版）1948年10月25日版，新一卷一期，第2页。[2] 同（2）。[3] 载《文艺报》1949年6月2日第5期，第3～4页。[4] 载《文艺报》1949年7月28日第13期，第7～8页。[5] 当然可能还包括声乐理论家、声乐教育家。[6] 1953年改组为"中国音乐家协会"。[7] 参见盛礼洪《音乐问题通讯部六个月工作总结》，《人民音乐》1950年第1期，14-16页。[8] 此提纲从"建立中国新唱法、中国民间唱法、西洋歌唱艺术、发声法、声乐一般问题"五个方面，提出了21个问题。[9] 载《文艺报》第二卷第三期，1950年4月25日出版，第10-11页。[10] 贺绿汀：《关于"洋嗓子"的问题》，《文艺报》1949年6月2日第5期，第3页。[11] 周巍峙：《努力发展新的中国唱法》，《文艺报》二卷三期，1950年4月25日出版，第10-11页。[12] 喻宜萱：《我对发展新的声乐艺术的初步认识》，《人民音乐》1954年第12期，第21页。[13] 参见王其慧执笔：《我们在民族声乐教学上的探索》，《人民音乐》1963年第1期，第3-8页。[14] 参见吴巽《"厚古薄今"和"重外轻中"都要不得》（《音乐研究》1958年第3期）、喻宜萱《学习西洋声乐中存在的问题及今后的方向》（《音乐研究》1958年第6期）。[15] 参见汤雪耕《对民族声乐教学的初步探索和几点体会》（《人民音乐》1963年第1期，第8-12页）、雍  谊《访上海音乐学院民族班声乐专业》（《人民音乐》1963年第1期，第13-14页）。[16] 贺绿汀：《在全国独唱独奏音乐座谈会上的发言要点》，《贺绿汀全集》（第四卷文论一）上海音乐出版社1999年版，第302页。[17] 居其宏：《新中国音乐史》，湖南美术出版社2002年版，第14页。[18] 胡静舫主编：《谢绍曾纪念文集》，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7年版，第272页。[19] 黄俊兰：《给人民更多更好的精神食粮--访六届政协委员周小燕》，《人民音乐》1983年第7期，第4页。[20] 周小燕（涂怡岚整理）：《关于民族声乐事业发展的几点思考--在第三届全国民族声乐论坛闭幕式上的讲话》，载上海音乐学院声乐系编《2007第三届全国民族声乐论坛文集》（油印本）第47页。[21] 转引自徐冬：《"金钟奖""新时期中国艺术歌曲演唱比赛"新规则的思考》，《人民音乐》2001年第7期，第12页。[22] 吕   骥：《学习技术与学习西洋的几个问题》，《人民音乐》（东北版）1948年新一卷一期，第2页。[23] 李   凌：《从郭兰英等人的歌唱谈起》，《人民音乐》1977年第5期，第38页。[24] 同21。[25] 谭冰若：《谈青年演员独唱评奖的三种唱法》，《解放日报》1983年4月5日。[26] 茅    顿：《也是一种发明》，《人民音乐》1983年第7期。[27] 程   鸣：《咖啡、茶、可口可乐》，《人民音乐》1983年第10期。[28] 参见黄俊兰：《发现人才总结经验--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后访评委》，《人民音乐》1985年第1期，第34-35页。[29] 文章刊载署名误写为"吴文培"。[30] 载《北京音乐报》1986年5月25日第3版。[31] 吴培文：《关于三种唱法的思考》，《音乐研究》1999年第1期，第58-62页。[32] 早在1950年"唱法问题"讨论时，音乐学家杨荫浏先生就指出唱法应该包括"发声法、咬字、表现"，而王翘钰则进一步补充说："有人把发声法当作部的唱歌方法，这是错误的。发声法只包括共鸣、口腔运用、呼吸等基本方法。"[33]吕    玲：《三种唱法争鸣二十年回顾》，《音乐研究》2007年第4期。[34] 郁钧剑：《试论我国声乐艺术三大唱法的风格分类与其体系的确立》，《人民音乐》1986第9期，第10-14页。[35] 李广达：《美声、民族、通俗三种唱法分类谈》，《河南大学学报》1994年第4期，第97-98页。[36] 李广达：《模糊思维：唱法界定再思考》，《音乐研究》2008年第1期，第103-108页。[37] 王素兰：《从"土洋之争"到三种唱法并存--简论民族声乐学派的建立》，《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第58-61页。[38] 参见《三种唱法划分科学吗？》（《音乐周报》2000年6月16日）；《向三种唱法开刀》（《中国文化报》2000年6月16日）。[39] 同29。[40] 黄俊兰：《发现人才总结经验》，《人民音乐》1985年第1期，第34页。[41] 《音乐周报》2000年6月23日。[42]  该项赛事于2001年5月19日结束。[43] 同22。[44] 参见金燕、王珍：《保护还是污损--原生态进青歌赛引起中国文化界大辩论》，《艺术评论》2006年第8期，第13页。[45] 同34，第98页。[46] 陆蓉，俞子正：《传承和发展--关于民歌演唱和"中国唱法"的思考》，《星海音乐学院学报》2003年第4期，第93页。[47] 张    前：《20世纪中国声乐表演艺术的发展及三种唱法的探讨》，《音乐研究》2004年第4期，第104页。[48] 郭乃安：《音乐学，清把目光投向人》，《中国音乐学》1991年第2期，第16页。[49] 吕   骥：《学习和继承民间音乐的优秀传统》，《人民日报》1953年8月17日。[50] 同12。[51] 李焕之：《论如何发展民族的声乐艺术》，载《音乐建设文集》音乐出版社1959年版，第1463-1465页。[52] 同50。[53] 赵    沨：《声乐表演的民族形式和外来性的民族化问题》，《人民音乐》1963年第1期，第17-18页。[54] 袁    里：《演唱艺术的民族化群众化》，《人民音乐》1963年第1期，第22页。[55] 吕    骥：《从郭兰英的演唱看民族声乐艺术的发展》，《人民音乐》1963年第12期，第21页。[56] 同55，第21页。[57] 周巍峙：《解放思想 拨乱反正 进一步繁荣民族声乐艺术》，《人民音乐》1978第5期，第7～15页。[58] 蒋    英：《发展民族声乐艺术的两点意见》，《人民音乐》1978第5期，第19页。[59] 《民族唱法漫议》，《文艺界通讯》1983年第3期，宣读于1984年8月2～11日在烟台召开的"全国少数民族声乐教学经验交流会"，受到与会代表的一致赞许。后整理以《我演唱〈红娘〉--兼谈民族唱法的我见》载于《音乐艺术》1985年第1期。[60] 商泽民：《民族唱法的科学性问题》，《乐府新声》1984年第3期，第64页。[61] 金铁林：《科学性、民族性、艺术性和时代性--彭丽媛音乐会之后》，《人民音乐》1991年第1期，第24页。[62] 参见顾雪珍：《声乐教学笔记之一--听金铁林教授讲学》，《艺苑》1995年第4期，第63页。[63]  周小燕：《中国声乐艺术的发展轨迹》，《音乐艺术》1992年第2期，第42页。[64]  同64，第44页。[65] 根据田青先生现场评讲录音记录。[66] 同47。[67] 刘晓真：《专家谈原生态民歌》，《艺术评论》2004年第10期，第34页。[68] 田    青：《民歌与"民族唱法"--在山西左权"第二届南北民歌擂台赛"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艺术评论》2004年第10期，第11页。[69] 晓    殷：《还是要坚持"百家争鸣"--老艺术家王昆女士访谈》，《艺术评论》2004年第10期，第5-7页。[70] 金铁霖(徐天祥整理)：《民族声乐教学的现状及创新--金铁霖教授在"2005全国民族声乐论坛"上的学术报告》，《中国音乐》2005年4期，第28页。[71] 田    青：《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角度谈民族音乐的出路问题》，《福建艺术》2006年第1期，第4页。[72] 同45，第14页。[73] 金铁霖：《在第三届中国民族声乐研讨会上的讲话》，《中国音乐》2008年1期，第46页。[74] 田    青：《文化自觉与文化多样性》，《哈尔滨工业大学也学报》2009年第3期，第1页。[75] 贾舒颖：《"原生态"冲击青歌赛--大赛评委田青评析第12届青年歌手大奖赛》，《艺术评论》2006年第6期，第10页。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我们讲述的所有故事也都是当代经验与想象的投射，在整体上可以看到，这个时代的价值观是支离破碎的，在历史与现实的剧烈变动中，尚未形成一种能被普遍接受的具有恒定性的新型价值观，仍然处在历史的巨大转型之中，仍然需要继续探索

面对形式理性法律对中国自身的实质理性法律传统的挑战，最明智的抉择是直面两者共存的现实，而后在其中追求明智的融合与超越，而不是不实际、不可能的非此即彼抉择。关键在于如何融合、如何超越。

问：《经济观察》记者殷宴；答：北京外国语大学王炎；时间：2011年11月17日。（殷宴录音整理）问："占领华尔街"从九月到现在已经持续了两个多月，不但没有冷却，反而在迅速扩散到美国各大城市，声势和规模远远超出了多数美国媒体最初的预料。您认为这样一个草根运动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能量？答：与"占领华尔街"相比，让我更震撼的是"伦敦暴乱"。两个事件虽然发生在不同国家，主体也不同，伦敦主要是有色种族的青少年，华尔街则以平民大众和知识分子为主，但我觉得两者有内在的联系。两事件都表达出民众对现有制度的不服从，而且抗议采取了一种全新的方式。这方式无法在现有的意识形态或现成的概念框架中表达，因为它崭露头角的新东西。观察媒体对"占领华尔街"的反应，基本上都在用传统的概念表述：什么共产主义运动、社会主义运动；或极端主义、激进主义等。这些标签来自于过去的历史经验，而"占领"事件实际上与以往任何运动都不同，它挑战着我们的知识系统，让我们失语，表达不出它的新涵义，这才是最有意思的地方。当付诸极端主义、保守主义，乌托邦、无政府、或民权运动时，我们的想象空间应对的是十九世纪形成的工业时代的反抗形式。这些概念当时是有效的，但自伦敦暴乱，它们已显得词不达意。全球化网络时代，伦敦暴乱和"占领华尔街"在组织形式上、抗议方式和目标上与工业时代都不同。抗议者没有完整的政治主张，也没提出替代性制度，甚至没有要求政府颁布新政策，我们如何理解一个没有理论化政治诉求的运动？问：很多评论家以及一些示威者自己也指出了这一点，"占领华尔街"的一大弱点就是它缺乏明确的政治诉求。答：我们说它缺乏政治诉求时，又不自觉地套用"冷战"两大政治意识形态的模式：一是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的、小政府大自由市场的。另一是社会主义的、专制的、计划经济并缺乏民主的。这是"冷战"两大阵营二元对立思维的定式。但"占领"运动属于"后冷战"，其诉求不是这两元中的任何一个，"冷战"的政治对立已一去不返。可"冷战"的思维还在，对抗性的政治观念不过是摆出来的姿态。毕竟已经没有真正的列宁、斯大林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前社会主义国家也或多或少地资本化了。全球化一体化时代，无论你给一个国家戴什么帽子、贴什么标签，它实际上都是市场经济的，中国的市场不也很深入吗。我看媒体报道华尔街时，仍沿用传统的政治术语。齐泽克在华尔街发表一个情绪亢奋的演讲，他有个固定的思维模式，即从马克思的立场批判资本主义。他说，在资本主义社会，人没有选择的空间，也没有选择的可能性，除了资本主义还能有什么社会方案呢？所以资本主义社会根本没有自由！齐泽克的东欧前社会主义背景，让脑子里只装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项选一。他昨天站在那一方，今天站在这一方，但始终没有意识到，"占领"并非要搞社会主义革命，这场运动不是推翻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它属于年轻人和网络时代，是"后冷战"全球一体化背景下的新运动，不会提出齐泽克那一代人的社会整体方案。所以，描述这场运动须启用新词汇和新视角。说什么"预示着资本主义的灭亡"，装神弄鬼，把"十九世纪的幽灵"请回来，拿1848年革命附会华尔街穿凿敷衍。恐怕华尔街的年轻人脑子里压根就没有出现过马克思或者任何经典社会主义理论。问：我在网上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视频，著名金融家彼得•希夫自称代表"1%"去和华尔街示威现场的"99%"对话，试图向群众讲解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的理论，然而群众只是质问他：为什么你挣得这么多，我们挣得这么少？尽管彼得•希夫的论点乍看之下很能自圆其说，但是群众根本不吃他那一套，他的逻辑在他们面前行不通。答：彼得•希夫的观点隐含一套思维模定式：如果你们想分配平等，那就得搞计划经济，大政府小社会，分配、税收制度依照社会主义模式；而历史经验已经证明，平均必然带来低效，政府介入经济会使市场无效、劳动力浪费，最终造成整个社会贫穷。这是一套陈词滥调！因为我们并非生活在十九世纪古典经济学时代。今天讨论经济必须要意识到，网络、IT等新技术让古典经济学失效了。传统经济理论无法解释比尔•盖茨、乔布斯以及他们所代表的经济现实。这才是今天我们谈话的核心：华尔街运动向我们预示着什么？美国目前的危机不是突发式的，从冷战结束那一刻就开始酝酿着。我在美国上学时还在克林顿时代，曾选修过一门政治学，阅读材料上说美国两党制越来越不能代表民意了。因为移民不断增加，美国的社会形态、经济模式趋向多元化，美国政治图谱像七色光一样，呈现多层次、多色调。曾代表大资本家的共和党与代表中下产的民主党所构成的两党代议制，无法代表如此多元的社会结构。尽管人们意识到两党制的缺陷，但美国大选仍由两党掌控，偶尔出现个独立竞选人也得票不多。"冷战"刚结束时，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普遍存在一种乐观情绪，国际大企业把劳动力密集型生产分配到第三世界国家，通过廉价劳动赚取巨额利润。特别是克林顿时代，美国经济飞速发展，就业率很高，经济出现奇迹。政治变革只是理论上谈谈而已，不会落到实处。但增长总有个限度：资本贪婪的本性使大企业转移资本到国外，在海外成立独立法人公司，这样盈利便不算美国收入，合理避税，为美国经济危机埋下伏笔。另外一方面是"911"，十年之后回望便很清楚，"911"激化了少数族裔与美国主流文化之间的冲突，被经济高速增长掩盖的社会矛盾现在表面化了，原本充沛的美国认同感，在事件后也出现危机。                             问：美国人过度膨胀的自信心被戳破了，他们突然看到这个世界其实并不那么崇拜、热爱美国模式。答：对，这个气球被戳破。同时，民主代议制蕴含的问题也再次以新的形式浮现。过去有独立竞选人抵抗两党制，现在却出现茶党运动。茶党的产生经历了漫长的酝酿过程。在新泽西开车时，我常听收音机，总选两个台，一个是AM820的WNYC，一个左倾的自由主义公共电台，另一个是AM710台的"林博秀"（Rush Limbaugh Show），极右翼的、有民粹倾向。"林博秀"已经有十几年了，非常受草根白人民众的欢迎。这台节目促生了茶党的兴起，如今已变成茶党的喉舌。主持人林博（Rush Limbaugh）代表美国最传统、最保守的价值观，反移民、反有色人种，白人至上。这股力量曾是共和党政治光谱的最右翼，但过去的十年间，林博不断表达对共和党的失望，认为两党一起朝中间靠拢，区别越来越小。原因很简单，这样得票最多。政治学者将这一现象归咎于美国选举"赢家全得"（The Winner Takes All）规则：一党在一个州获得较多选票，就拿到整个州的选票[编者注：美国有48个州实行这个原则]。党派如要尽量扩大票数，就不能表现极端，抢中间派。所以像林博这样极端的右翼会感到沮丧，认为共和党不可依靠。同样的逻辑，左翼自由派对民主党也很失望。这样的政治环境，会使社会力量摆脱政党政治，用其他方式表达自己。例如茶党用电台、电视节目，乃至给白宫寄茶包等，直接言说政治主张。"占领华尔街"的自由主义者则上街示威，伦敦黑人青少年干脆以暴力宣泄不满。而且，这种暴力是赤裸裸的，无须声明想要什么，就像绑架不要赎金一样，只要一个过程。19世纪的经典政党政治一定会有政治方案，党员经历多年斗争去实现这个方案。工人罢工、示威也经由工会与雇主谈判，提高多少工资，解决什么待遇。这是典型的代议制，毕竟人数太多了，不可能像希腊城邦那样直接表达政见，须有代表中介。希腊的直接民主是小国寡民的产物，现代社会则只能通过政党、议会等中介。而这个时代新变化出现了，伦敦暴乱、"占领华尔街"，即使美国改革两党制，转向欧洲多党议会制，也于事无补。显然，大家要抛弃政党、放弃组织、绕过合法程序。"占领华尔街"最重要的标识是什么？一场没有领导的运动。问：是的，"占领华尔街"有各种小组，分别负责食物、联络等工作，但仅仅是为了保障活动的正常进行，并没有出现一个或者一群政治领袖。示威者有各种各样的立场和诉求，各自为政。答：伦敦暴乱就更绝了，完全是暴力性质。通过短信、微博等方式联系，就像2008年国内抵制家乐福一样。这种联络网往往是一次性的，过去就过去了，下次大家通过其他方式再联系。这里有几个问题值得思考：第一是技术革命；网络技术、通信技术在新的民主表达中扮演特别重要的角色，不容忽视。整个十九和二十世纪大部分时期都不可能出现这样的聚会形式，当时人们需要传统的组织方式，因此，技术手段决定着运动形式。在今天，选举、开会都太麻烦、太庄重了，只要发个短信，大家去就行了。问：科技使人与人之间连接的能力增强了，个人的声音被放大了。答：正是。大家讨论活动方案时采取微博等网络方式，一两句话，特别快，很感性地交流，而不是把观点理论化、系统化，像马克思那样写成一部巨著。青年一代人不让系统化的理论再操纵生活：我们不需要政治演说家洗脑，我们只凭感觉去做想做的事。只有在网络时代，这种选择才是可能的。而几十年前，你只能呆在家里，无法与其他人直接互动；现在社群联系完全可以抛开组织者、煽动家或知识精英。基于十九和二十世纪初技术与通讯方式构建的政治体系，什么代议民主、政党政治、国会选举等，我们耳熟能详，可以自如地分析和阐述。但是，新的现实正逼迫我们重新思考：那些无须反思、自然而然的政治制度，真是普遍永恒的吗？还会像以前那样统治我们的未来吗？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民选代表上台之后便不兑现承诺，是代议制走向沉滞、腐朽的主要原因，政客一词也因此带有贬义。我们谈网络民主，以博客、微博或其它互联网为依托的新民主，或许在技术上宣布了传统议会的过时。未来民主也许会采取更加直观的形式，如点击率、回帖、热议等，而不需要议会代表中介。回顾药家鑫案，辩方一直走司法程序争取死缓，而网民在互联网的热议中让高法判了死刑。有人说这是多数人的暴政，以传统的政治民主思想批评这一现象。但曾未全民公决，也没有严格的统计，网民是多数还是少数无从知晓。这不是数字量化的民主，网络以往不同的方式挑战了程序正义。当然，我不相信经典政治制度会几年之内被取代，这应该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或者上百年甚至更长。要知道，现代制度的更迭体现在权力的微观层面上，细枝末节的升级与调节，最后会产生宏观巨变。问：我最近重读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感到他在这书里描述的理想化的、与欧洲完全不同的美国民主并不符合今天的实际情况，美国大众根本不能像他所说的那样充分行使权力。这种民主制度在发展的过程中是否发生了变质？答：托克维尔是敏感的预言家，在十九世纪美国民主尚未成熟时，便预见了未来发展的走向，他的预言启发了一代代美国政治家的智慧。一个社会制度初生阶段往往有极强盛的生命力，但任何制度都会从盛到衰、从鲜活到僵死。经历两百多年后，美国两党政治越来越低效，缺乏明确的政治主张。最近的例子便是奥巴马竞选时做出的种种许诺，上台后无力兑现，特别是对于中下层民众至关重要的医保改革。不兑现承诺的原因是两党之间勾心斗角、相互掣肘。问：今年春天的债务危机也是一个例子，两党之争已经到了荒唐的地步，双方为打击政敌甚至不惜让整个国家陷入困境。答：我们这个时代恰好见证了美国民主制度走向僵死的过程，这个制度已经没有托克维尔所预言的活力。那么，我们有没有新的可能来讲述这场革命与社会转型呢？我觉得有，福柯早在七十年代便提供了这种可能性。他敏锐地洞察到，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控制不仅停留在国家机器、法律制度等宏观权力层面，而且已进入到微观权力网络中。在《规训与惩罚》里他分析道，资本主义对人的异化从出生便开始了，通过义务教育、技能教育、职业教育，以及保险、税收等制度，将一整套微观控制机制落实到每个人身上，把个体规约为工具，服务于资本主义庞大的机器生产。这种工具没有主体，也没有个人意志，他被肢体的规训异化，只服从于资本意志。你看今天无论是学外语的、学会计的、还是学管理的，只专注于专业技能，不让你质疑制度本身。学校教你如何做最好的职员，在体制内成为一颗优秀的螺丝钉。学会计的不会质疑税收制度，学外语的不会质疑全球化，学会正确地记账、信达雅地翻译就好了。当代规训机制原本脱胎于冷战的宏观意识形态，逐渐进化成一套精微的系统，"占领华尔街"或许可以理解为对微观权力的抵抗。它的目标不再是替换总统或重选议会，总统、议会乃周期性选举产生，人事变动对美国政治影响甚微。这便是现代国家的特征，社会由巨大的无人科层机器管理，它不需要领导者，只需普通的、平庸的行政管理者在职位上恪尽职守。维系这个体系的代价是不断泯灭人性。所以，"占领"运动的特点是技术革命的前提下，抛开一切现成理论，以纯粹个人化的、最简单、直接的方式，呐喊出人最基本的生存愿望：我为什么活不好？为何会有如此大的不平等？这是初露端倪的政治方式，知识界如何认识和理解这个新东西，而不是把它引回传统、重读经典，以陈词滥调去遮蔽喷薄欲出的新事物。问：除了"占领华尔街"和伦敦暴乱，今年年初的"阿拉伯之春"也引起了广泛关注，有人因此把"占领华尔街"比作"华尔街之秋"。"阿拉伯之春"反对的是专制统治，而"占领华尔街"实际上反对的是美国的代议民主。"阿拉伯之春"引起了一场快速的大规模变革，您认为"占领华尔街"能否给美国的政治体制带来类似的冲击？答："阿拉伯之春"的形式跟伦敦暴乱、"占领华尔街"有相似之处，只是它仍然戴了顶"冷战"的旧帽子--反专制。这个标签得到西方广泛的认可与支持。尽管戴着旧帽子，阿拉伯世界发展走向可能并不符合西方世界的预期，它不一定会走上美式民主的道路。我们头脑中的固定模式：社会主义专制vs.资本主义民主，没有其他选项。二元对立的想象中，阿拉伯世界既摆脱了专制，就必然走向资本主义民主。而我认为"阿拉伯之春"与"华尔街之秋"都在反二元意识形态。我们谈论"阿拉伯之春"似乎更容易一些，它属于我们熟悉的知识范畴--推翻独裁的旧制度，可是迎来什么样的新制度却未必顺理成章。很可能既非美国的两党制也非欧洲的议会制，而是现有政治概念无力描述的新形式。反之亦然，也不该给"华尔街"贴上共产主义的标签。问：目前"占领华尔街"尚未获得任何标志性的成果，茶党指责他们是乌合之众。您认为这场运动最后会走向何方？答：确实，这种运动形式可能不会取得很大成果，因为新形式的抵抗在当下还没有足够的空间展开。比如伦敦暴乱，当局冠以恐怖、暴乱的罪名，抓几个人杀一儆百，以传统司法程序起诉、监禁，运动也就平息了，似乎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同样，随着时间的推移，"华尔街"也可能不了了之，因为没有领导、缺乏诉求的抗议，在现存制度中无法赢得胜利。但"占领"的意义不在于其直接的效果，而是它留下了文化和思想遗产。这遗产让我们重新认识和理解现代政治体制，反思经典的民主与自由观念。茶党指责"占领华尔街"可以理解，因为那是美国最保守的力量。但有意思的是，茶党的运动偏偏采取类似"华尔街"的无组织的激进形式。从传统的政治学角度，茶党组建政党并赢得选举才算修得"正果"，但这恰是他们要避免的。这条路只会让茶党重蹈民主党、共和党的覆辙，蜕变为一个没有活力的党派。茶党的草根性--中下层白人、以及它的活力，都来源于对精英的抵制。一但茶党选出一个主席，比如那位林博先生，便会陷入传统政党政治的泥潭，林博堕落成一个腐败的、利欲熏心的政客。茶党拒斥从地方到中央的组织科层，提倡直接行动，如给白宫写信等。但无组织、直接性在当下社会里肯定缺乏效率。"华尔街"的困境也是如此：没有共同观点，没有人能代表大家谈判，所以也达不到效果或取得妥协。因为非政党组织与现有权力体制不匹配，才可能会骚乱。新事物毕竟出现了，旧机制强迫它遵循传统的游戏规则，博弈的结果，从长远来看，旧制度最终会退出舞台。从伦敦暴乱、阿拉伯之春到"占领华尔街"，一系列的连动与十九、二十世纪的革命相似，新的变革形式暗流涌动，从点到面，不断扩展，最后形成一个全球性的总趋势。这是一个信号，它呼唤着现体制的认可、知识界的认知。其实，最困难的就是认知。我们的知识总是回溯性的，而非预见性的，当"占领华尔街"等形成新的知识型时，我们才能言说它。难道现在不是促生新知识产生的时候吗？ 问：我感觉"占领华尔街"不像一场革命，倒更像现在流行的"快闪"游戏：一群人通过网络约好时间、地点，同时出现在指定的地方做指定的动作，然后立刻散去，不留下任何痕迹。"华尔街"就像这个游戏一样，看似毫无意义，但却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 答：确实很像一场游戏。过去革命者动不动为主义慷慨赴死，抛头颅、洒热血，但现在的示威者却悠然而至，悄然而去，游戏性特别强。 问：我觉得"占领华尔街"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特点，就是特别平和。他们从来不硬拼，而是用各种方法绕过限制性的规定，例如法律规定不能任意使用扩音器，示威者就发明"人肉扩音器"，用传话的方式来传达信息。他们不和现行体制对着干，但同时又摆出了不妥协的姿态。 答：他们的不妥协表现在不接受现有政治方案上。与六十年代民权运动和1968年学生运动相比，会发现六十年代的示威者默认了一个大的前提：即"冷战"意识形态对垒背景下的资本主义制度。他们只是不接受制度框架内的一些具体法律、以及法律所指涉的道德含义。例如黑人要求修改选举法，让人人都有一票，抗争是资本主义选举法的不平等和不道德。而"华尔街"、伦敦暴乱不要求提高补助、增加社保或公费医疗，他们对整个制度藐视与不服从，却不提出一套替换性方案。黑人民权运动有一揽子计划，像罢工示威要求涨工资一样，可以谈判，也可以妥协；而"占领"却没有。在我看来，没有方案不说明示威者混乱、无知或不严肃，而是抗议的性质超出了我们的理解范式，甚至也超出了示威者自己的认知力，因此他们才无法清晰地言说主张。但是，我们应该努力去认识新生的运动，澄清流俗观点的遮蔽，因为这样的抗议还会不断发生。 问：这新的运动会不会被老的体制所利用？2010年中期选举的时候，共和党就利用茶党运动争取了相当一部分选票。目前"占领华尔街"受到了民主党人的普遍同情与支持，很多观察家都认为这个运动有可能在明年大选中助民主党人一臂之力。您对此怎么看？ 答：我认为这种可能性很大。在政治意识形态的光谱上，凡是偏右的就会被共和党收编，偏左、偏自由的便被民主党收编，而"占领"运动与民主党在谱系上有亲缘性。所以，真正能让政坛运转的还是已确立的体制，政党仍足够强大、足够稳固。如果新生力量想让自己的主张付诸实施，恐怕还得暂且委身于两大政党。可吊诡的是，就像之前我们谈茶党运动时提到的，一旦草根运动被共和党收编，它也就失去了活力和生命力，这是一个无解的悖论。问：换句话说，任何一种新的政治力量要在已有体制内部取得地位就必须服从体制的规则，而一旦服从，它的反抗性也就被取消了。答：这就是为什么政治运动的新形式在现体制中脆弱、无效。从这个意义讲，"华尔街"最可能产生的短期效果是推动民主党的选票，而民主党地位的稳固之后，却不能满足这场运动本身的政治诉求，至多给些间接的帮助、或有所顾及罢了。人类历史不断重复，一次次面临转折点。每个拐点出现时，人们开始可能不理解，甚至无端诋毁，但历史创新最终会被接受。目前国内对"占领华尔街"的态度分成两派，有夸的、有骂的，双方还是以二元思维认识它。我认为，无论欢呼还是批判，没有新观察，就是在遮蔽，因为你拒绝了新的政治的可能性。我们生活在历史转折的时刻，如何从观念上拥抱新事物，不带成见，也不急于评判其优劣。"占领华尔街"测试着我们审视历史的目光，这目光是否敏锐，心态是否真正开放。 

强世功《中国香港》与章永乐《旧邦新造》两书评论：《中国香港》可以看作将空间中的问题放置到漫长的时间维度中来考察，而《旧邦新造》相反是将时间中的问题放到特定的空间中来解释。

俄国皇权收缩政治权力遭致各方面的反对。但沙皇并无悔改之意，越走越远，最终启用了拉斯普廷这样的人物，试图以"妖术"为政治上的反动护航。但其结果，显然事与愿违。

诺姆·乔姆斯基生于1928年12月7日，在美国费城长大，现为麻省理工学院语言学荣誉退休教授。其父威廉是位令人尊敬的希伯来语学者。乔姆斯基像父亲一样通晓希伯来语，并发表过研究希伯来语语音体系的专著。在父母家中 ，锡安主义运动、犹太人定居巴勒斯坦的问题与研究希伯来文《圣经》同等重要。家庭环境使年轻的乔姆斯基结识了一些社会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那些人在20世纪30和40年代曾基于社会公正和与阿拉伯邻邦富有成效地和平共处的原则，致力于社会改革以及将以色列建成一个从宗教中解放出来的国家。因此，早在青少年时代，乔姆斯基对语言学的兴趣就与其政治兴趣相关联。今天，由于在语言学领域极富独创性的著作，乔姆斯基已成为杰出的语言学家，然而他在公众间的盛名却更多地源于他对美国外交和国内政策的权威性的批评。作为语言学家，乔姆斯基是"转换生成语法"学派的创始人之一。该学派认为获得和使用语言的能力是人类生而有之的，而且惟有人类具备这种禀赋。随着人的脑力（心智）的成熟以及产生新思想和新句子的能力的发展，人会积极地接受并作用于外部环境。脑力是主要动因，是创造性的因素。当人长到5－6岁时，这一过程的结果便是基本掌握一门语言，也就是将"有限的词汇和语法规则"转换成"无数句子"的能力。这一过程贯穿于人生的全过程。当乔姆斯基转而关注社会和政治问题时，人们或许会看到他在自由地发挥思想，而这些思想与他的语言学理论颇为相似。在他看来，诸如官方宣传和国家胁迫之类的强大力量会扭曲人们的心理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此，会遏制智力发展和社会生活。作为强权国家的反对者，乔姆斯基将自己视为无政府主义传统（被界定为由工人控制并为工人服务的自愿或反对权力主义的社会主义）的一部分。他也把自己说成是一个"左翼放任自由主义者"或是"放任自由主义的社会主义者"。"放任自由主义"(libertarianism)起初是启蒙运动时期自由主义(liberalism)的近义词。在提倡个性自由发展方面，放任自由主义者是怀疑官方权限和机构的盎格鲁－美国传统的一部分。然而，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放任自由主义"如今几乎成了人们更为熟悉的"自由主义"学说的反义词，因为后者主张依赖国家权力，依法保护个人权益。在当今美国政界，右翼放任自由主义者（其中许多人在里根任总统期间崭露头角）也反对强大（或者过于强大）的国家以及华盛顿政府的战争政策，因为那些政策是以损害一切其他价值和利益为代价来加强国家建设的。正因为此，诸如"右翼"、"左翼"这类术语才不容易套用于乔姆斯基。乔姆斯基自称为"左翼"放任自由主义者，其中部分原因是他所支持的政府的政策改善了穷人（美国国内外穷人）的生活，部分原因是左翼显然是美国政界中较弱势的力量，还有部分原因则是他早年对一个社会主义的以色列的期盼。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有益于批判性的分析。乔姆斯基的批评主要是针对他自己的国家的。他将愤怒的剖析转向华盛顿政府对第三世界人民的残酷虐待、其无情的外交政策、对国际法的漠视、对美国公民和居民的虐待、以及对民主和宪法的违背。他辩论说，这种行为模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占主导地位，因而使美国居于不可一世的强权地位。美国军队入侵越南是促使乔姆斯基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批评者的最大动因。《美国强权与新官僚》（1969年）和《与亚洲交战》（1970年）两本书中收录了乔姆斯基关于越战的文章，那些内容在今天仍有意义。中国读者或许会对他关于越战的看法特别感兴趣，因为在美国和全世界，美国军队入侵越南的"正当理由"被说成是"需要遏制中国"。对中美两国而言，所幸的是，越南限制了华盛顿政府在亚洲的军事活动，从而在越战后的30多年内，开启了东亚地区相对和平与局部繁荣的历史时期，阻止了恢复40年代日本"大东亚共荣圈"的美梦，也缓解了中美之间的僵持局面。乔姆斯基在其近作《失败的国家：国力的滥用和对民主的侵害》（2006年）中，向有关越南战争的另一个神话--美国军事力量可以将民主强加于别国人民--发起了挑战。他争辩说，华盛顿政府的真正动机是寻求物质和战略性利益，而绝非寻求时常被称为"动机"的理想（自由、民主）（见第4章"援助海外民主"）。在乔姆斯基看来，华盛顿政府在追随昔日帝国--无论是罗马还是英国--的历史模式，它自己同样也是一个帝国。他认为"越是有必要谈论民主理想，这个制度的民主往往就越少"（见《乔姆斯基论错误教育》第17页，2000年）。对照在媒体和教育机构被广泛理想化、然而却是歪曲事实的情况，乔姆斯基认真衡量了本国政府的实际行为。他向人们展示了这些歪曲是如何为思想灌输和"制造共识"的目的服务的。"制造共识"是乔姆斯基最重要的专著之一的书名，也是有关他的一部电影的片名。他在《失败的国家：国力的滥用和对民主的侵害》中写道："获得对人类事物的某种理解决不是一项容易的任务。在某些方面，这一任务比自然科学研究更为艰巨。大自然并不会给我们提供现成答案，但大自然至少不会偏离其轨道，给理解设置障碍。在人类事物中，这种障碍是司空见惯的。拆除这种障碍的骗术的结构，是必要的......"因此，乔姆斯基的方式的核心既与思想和语言有关，又与政治有关。他试图揭露这些思想灌输体系是如何阻止人们真实地了解当今世界主要问题的；它们是如何使知识分子免于批评自己的政府，但为了那些完全一样的行径他们却会轻易地（并且是正确而安全地）谴责其他的政府。 没有任何东西比这一双重标准更让他苦恼。他指出，民意调查显示，约70%的美国人同意越南战争是不道德的，但大多数知识分子和官方人士却更愿意将越南战争称为"善意的失误"，而对于苏联入侵阿富汗或捷克斯洛伐克，这些人却决不会采用同一字眼。在为罪行开脱时，我们同样看到了滥用语言的情况：轰炸被称为"人道主义" 、入侵被称为"援救" 、政治对手被称为"邪恶的暴君"，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但乔姆斯基也观察到，这种歪曲事实的虚伪性恰恰表明，华盛顿政府清楚地意识到美国人民不会接受其政策的真正目的，因此政府不得不愚弄人民，使人民相信暴力行为是道德的。以下是这类骗术的一个例子。在《失败的国家：国力的滥用和对民主的侵害》（第47－48页）中，乔姆斯基这样描写美国政府2004年11月9日空袭伊拉克的法鲁加综合医院的情形："当我们（在《纽约时报》上）读到'美国目前正忙着派遣工程师，他们将开始重建刚被冲突所破坏的东西'--请注意，在此'冲突'犹如飓风，没有施动者--时，对美国的侵略而言，'冲突'一词不过是个普通的委婉说法而已。"《纽约时报》这家主要报纸一边试图掩饰毁坏满是病人和医护人员的医院的道德责任，一边又试图使读者放心，某种有益的救援工作正在进行之中。对于这种做法，乔姆斯基表达了他的义愤。乔姆斯基时常给新闻界写信，抱怨并希望纠正这类歪曲事实的行为。他的信件几乎从未被发表。乔姆斯基揭露政府的错误行为的努力使他将语言研究、脑力研究和政治研究融为一体。他试图去了解官方立场如何被传达给民众，民众是如何接受官方立场的，他也试图去了解公民们可以如何独立思考问题以及抵制官方歪曲事实的做法。对乔姆斯基来说，或许最高的价值观念就是：将独立思考、自我生成与转换的批判思想作为寻求人类理性目标的有见识的积极主义的基础。有见识的公民的积极主义（包括对其合法保护）对防止或纠正腐败政治很有必要。乔姆斯基并不是作为一个专家来评述政府政策，而是作为一个有见识的为自己的政府负责的公民。他相信，尽管官方试图遮掩政策抉择背后的事实真相、利益和动因，但在理解事件的意义方面，凡是具有一般教育水平和智力的人都不应有困难。由于这一原因，乔姆斯基用浅显易懂的英文来写作，有时也批评那些使用过于复杂的语言来表述的学术理论。他发现大量时髦的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学术著作都过于高深晦涩，那些语言与普通话语相距太远。或许乔姆斯基试图揭露的主要谎言就是这样一个神话：美国政府要在世界上扮演一个仁慈而受赐于上帝的领导者的角色；无论哪个国家碰巧成为某一时期的主要敌人，都理应被妖魔化：以前是苏联、越南、中国，如今是伊拉克、伊朗、朝鲜，至于明天，谁知道会是哪个国家？在乔姆斯基看来，将焦点集中在一个神话般的邪恶--要么是共产主义、恐怖主义，要么是其他什么主义--上，是促进战争（冷战或热战）以及欺骗美国人民为了虚假的目标去支持邪恶手段的一种诡计。他认为现实情况是，华盛顿政府一直支持世界范围内的暴虐独裁政治：在印度尼西亚、刚果、中美洲、拉丁美洲、菲律宾、伊拉克、伊朗、沙特阿拉伯、埃及、韩国以及其他国家和地区。这些独裁统治通过开发经济、共同剥削其国家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的方式，获得了华盛顿政府的支持。外国（多国）的共同目标通常都对小国有害，而很少会为当地人民谋福利。因此，有时对某个小国采取极端暴力行为是有效的，因为这可以杀一儆百，使其他国家对华盛顿政府俯首贴耳，而不至于造成太多反抗。乔姆斯基意识到由于国内媒体的误导，大多数美国人并不了解这个世界的大量的真实情况。当乔姆斯基谴责美国政府未能依照绝大多数美国人所渴求的理想行事时，人们或许可以联想到《旧约》中的先知，比如耶利米。耶利米谴责犹太领导人破坏了他们与上帝之间的契约。乔姆斯基希望号召美国人尊重自己承诺过的理想，自我负责，让美国领导人为违背了他们自己所宣称的理想作出交代。乔姆斯基的批评者们认为，他过分关注华盛顿政府的错误行为，对其他政府的错误不够重视。乔姆斯基对这一指责的答复很简单。乔姆斯基将主要精力用于研究自己的国家，因为作为美国公民，他首先对自己的国家负有主要责任。 ■纽约大学东亚研究系中文教授 罗慕士 (原文为英文，哈佛大学赵辉小姐译成中文，罗慕士教授修订) 

史威泽可能不是"软性腐败"这个名词的原创者，但这个词能受到人们广为重视，他是重要推手，他去年的一本书（Throw Them All Out），用大量事实披露了华盛顿国会议员普遍存在软性腐败。该书震撼了美国社会，使"软性腐败"这个术语不胫而走，成了流行词。

《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史料》以大量的资料展现了清廷天主教政策的发展变化，记载了清廷严行禁教的各项措施，披露了禁教时期天主教暗中流传的情况。

一篇杂文，谈及新闻从业者的职业道德和专业能力问题。作者并没有把人类泛义的道德要求和职业道德分开，而是把两者放在一起来衡量新闻从业者。只有那些旁观的冷漠闲人才会无耻到对新闻记者救了溺水女孩而没有报道事件供他们在茶余饭后唏嘘感叹来说三道四。有一点很重要：职业者也首先是人。－－人文与社会::Humanities.cn导读

大顺政权败于未"封建化"，那么，取而代之混一中原的新兴的清王朝，又是何种性质的政权？

记者的首要职责是记录时代变迁。然而在社会体系发生根本变更的时期，少数记者本人也会成为新闻人物。榜样的效应，又会让更多的从业人员产生效仿的冲动。但这些效仿的做法往往流于东施效颦式的"行为艺术"，因为其表演者们本末倒置，忘却了自己作为记者的本分：在深入采访（而不是八卦猎奇）后，通过忠实记录（而不是主观撰述），进行对某一新闻事件或特定相关群体的有限解密（而不是肆意妄言）。 对所有壮怀激烈，心无畏惧的勇士，我都抱有最深的敬意。但他们中的多数人往往气势不足，只能坚持一口气，却到不了底。事实上，这些壮士不仅在重重阻碍面前望而却步，还为自己经受的种种考验而忿忿不平。 在全球资本时代，那些急于求成的人们常会忘却：真正的信仰总是深沉的，真正的实践总是复杂的，真正的变革总是要从自己做起的。 蒙塔兹•扎伊迪的狱中笔记，应该让一些人感到羞愧。 这是一本必将载入史册的书。 2010年4月， 在日内瓦召开的环球调查记者大会上，我结识了蒙塔兹。他是主讲嘉宾之一。我们在会议间歇期进行了短暂的交谈。此后，我们偶尔在网上会用英语交流，互通有 无。一次，蒙塔兹主动提起了出书的事情，而我立刻意识到其中文译作的必要性：他独特的经历和新鲜的视角，将为中国读者填补上一个世界的空白。 事实也的确如此。感谢中信出版社和本书的译者。直到读罢此书之前，我对蒙塔兹的认识都是相当肤浅的。语言的障碍，使我们的有效交流极为有限。我向来耻于"标签化"的行为，但由于无法直接研读他的作品，对蒙塔兹"扔鞋记者"的印象在我心中一直根深蒂固。我对此颇觉惭愧和自责。这种简单的辨识法，不仅是对他和他的作品的羞辱，也正中了全球各家"帽子工厂"的下怀。 说到底，这本书讲述的是一个关于成长的故事。伊拉克青年蒙塔兹，在经历了战争、革命、爱情、背叛、压迫、反抗、彷徨和磨练之后，对信仰、民族和帝国产生的认识和反思，对今天的中国和世界，有着既直接又深远的意义。 我最喜读的，是作者对战前生活的回忆。这些散落在全书各部的片断，以丰富的画面感，展现出蒙塔兹对乡土家国的深沉的爱。这个拒绝了政治庇护和永久居住权的执着的小伙子，拥有真正"热爱生命、向往光明和渴望爱的灵魂"。 与伊拉克各拥古老文明，又同为第三世界国家的中国，和她有着多少相似的经历！日军侵华期间，多少人盼国难，多少人当买办，多少人鸟兽散，多少人不抗战，多 少人齐声唤，多少人一边看。人不能寿，家不能全，民不能定，国不能安。这和蒙塔兹们的遭遇有什么分别？我们都长久受制于军事霸权、经济霸权和信息霸权，称 得上是"同呼吸、共命运"。 阴错阳差的是，物极必反的哲学规律，和信息霸权所造成的信息不对称，使一些人产生奇妙的幻觉，以为我们已不再是强权狙击手瞄准镜里的目标，而是凑在狙击手 周围看热闹的观众了。而由于都市中心主义的盛行，部分民众对都市之外的地域、群体、文化和生活（如农村、边疆、少数民族、传统习俗）的认知，也退化成了一 种近乎神秘主义的想象。 这种无形的幻觉和想象之墙，比蒙塔兹笔下的监狱，一个"由沉默的墙砌成的，令人窒息的正方形空间"，更为可怕。 蒙塔兹的书间接地挑战了这种想象，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由这种想象造成的文化和历史断裂。它迫使我们从幻觉中回过神来，认清形势，拓宽视野，以真正开放的目光来认识和观察这个正在发生深刻变革的时代。 我并不赞同此书中的每一个观点。但我尊重并理解这些观点及其存在和发展的社会基础。而对异见的尊重和理解，是多元化社会的重要基石。近年来，部分人虽打着多元论的名义，却仍惯于一元论思维，热衷于以一种立场（无非是新的"主流视角"）来代替另一种立场（通常是旧的"主流视角"）。借舆论来宣扬自己所支持的立场（而不是观点），打压所有其它观点 - 矛盾的激化、认知的钝化、社会的极化，多源于此。 这些人所纠结的，和蒙塔兹遭拘禁时被反复问到的 -"你是逊尼派还是什叶派？" - 在根本上是一样的。蒙塔兹把这些问题称为"带毒的匕首"。正如他问的："为什么那些宗教主义者和投机主义者要用这种丑陋的方式分裂我们的人民？" 我想起自己的遭遇。2010年11月8日晚，我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在市中心希尔顿酒店一层游泳池边的房间里，嚼着比萨饼，喝着啤酒，翘着二郎腿，在笔记本电脑上"欣赏"高清版本的美国大片《黑鹰坠落》。我刻意使自己彻底放松，以普通美国观众的视角观看这部"战争经典"。 影片中，只见美国大兵精诚团结，死战不已。而索马里人不论老小，各自持枪，如凶煞一般，前赴后继地向他们发起冲锋。我脑中不断浮现"义和团"三个字 - 在新的"主流视角"下，这是贬义的代名词。 那天凌晨，我离开酒店，赶赴车站。从此，我和数十名索马里裔民众同吃穿洗睡，坐了三十多个小时的公车，前往与索马里接壤的一座边境小镇采访，随后又与另一批当地百姓同车返回。 几天后，我到了南非，在约翰内斯堡的宾馆房间里，突然想再看一遍《黑鹰坠落》。我刻意使自己彻底放松，以普通索马里观众的视角观看这部"战争经典"。半个小时后，我就看不下去了，甚至也听不下去了。片中不断的枪声让我心悸，而杀人机器的叙事逻辑更是令我憎恶。我那一夜都没有睡。 蒙塔兹和他身边那些面孔模糊的民众，那些只有在"大片"里才会偶尔以反派角色，或讨同情分的角色出现的人们，那些强权狙击手瞄准镜里的目标们，那些侵略的受害者，那些"国际社会"的另一面 - 他们的故事谁来讲述？ 感谢蒙塔兹，他在讲述；感谢此书的译者，她在转述；感谢中信出版社，它在开路；感谢所有那些直面世间沧桑路的人们，你们在创造历史，虽然并不是在你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历史，但这已经足够。 2011年7月17日

清华简与《尚书》《左传》《竹书纪年》及楚文化

附相关报道与世行报告简述，其中以“所有权结构的多元化”替代更敏感的“私有化”概念－－人文与社会

翻译诗如何影响中国诗人？诗歌翻译界与创作界交流有无必要？中国诗歌与翻译界目前面临的问题是什么？第三代诗人代表人物欧阳江河与张枣，与一辈子从事西班牙诗歌翻译的赵振江，一起交流了翻译诗与诗歌创作的共生性问题。

新书《论中国》(On China)中，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试图描绘出一条串起中国政治史的漫长线索。书中从远古时代没有源头的中华文明写起，一直写到迅速崛起成为二十一世纪超级大国的当代中国。从这位过去40年中一直在密切观察中国的外交官那里，印度能否获得对中国这个邻邦更多的了解呢？　　1962年中印战争　　这本书的序言以毛泽东及其高级将领们在1962年10月中印战争开始前夜的对话开篇。有关这场边境战争的内容是基辛格这本书中唯一直接提到印度的部分，相关内容对事件的前前后后进行了详尽描述。在书中其他章节，印度极少被提及。这或许恰好是对中国和印度这两个邻居历来就交往不深这一事实的准确反映，抑或是反映出基辛格对于现今中国官方有关印度对于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崛起无足轻重这一看法的认同。　　不过，基辛格关于这场边境冲突因何爆发的讲述本身就很有趣，因他的说法与印度将自己描述为受欺负方的主流观点大相径庭。　　这位原美国国务卿在书中把读者的视线拉回到1912年到1914年召开的西姆拉(Simla)会议，这一会议由英国策划并召集，有中国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的代表参加，旨在解决这三方间的边境问题。当时参会的中国政府代表以国内状况不佳为由只草签了会上所达成有关“麦克马洪线”（ McMahon line）的协议，并未正式签署相关文件，从而为边境争端埋下祸根。数十年过去了，按基辛格的说法，到二十世纪50年代末期，中国政府在完成对西藏的实际控制后，中国总理周恩来主动向印度提出，中国接受印度在中印东段边界的控制区（阿鲁纳恰尔邦），从而换取印度承认中国对于中印西段边界阿克赛钦地区 (Aksai Chin)的所有权。印度总理尼赫鲁(Nehru)拒绝了这一建议　　Agence France-Presse/Getty Images　　1973年11月24日，毛泽东（左）会见基辛格（右）。　　之后不久，印度在边境问题上开始推行“前进政策”(Forward Policy)，印度军队被要求在远远越出印度实际控制区、接近印度划定的国际边界线的地方进行巡逻，巡逻队不断向中国军队控制区推进。不过，当时毛泽东仍在努力避免军事冲突，他要求中方军队采取克制策略。中方克制的回应反而壮了印度的胆子，使其继而将巡逻哨卡修到了中方军队控制区。毛泽东认为此举已让他无路可退，只有突然发动袭击迫使印度回到谈判桌旁，而且主动出击还有可能使得中国在一个庞大邻邦面前获得心理优势，这对中国来说十分有用。基辛格援引毛泽东的话说，“既然尼赫鲁非打不可，那我们只有奉陪了，来而不往非礼也。”中国在1962年10月发动进攻，军事行动仅持续了几天，但印度已经是一败涂地。达到目的后，中国军队退回开战前的驻扎地，没有占据任何新领土。　　基辛格在参考了大量来自印度和中国的历史资料后写下的这段历史，与印方关于中国是有预谋地发动侵略的说法背道而驰。他的描述也不同于美国当时驻印度大使约翰•加尔布雷思(Galbraith，John Kenneth)的观点，即那场战争纯属意外。（约翰是美国总统肯尼迪的好友，1962年他在新德里，在事件发生时扮演了关键角色。）　　相反，1962年的这场战争似乎是双方刻意选择后的结果：尼赫鲁试图在边境测试他的战略空间，全然没有考虑中国可能的反应和后果；而中国显然希望通过这场边境战争向印度表明自己的“红线”。毛泽东和尼赫鲁之间观念的冲突也体现在他们各自对于历史的诠释中。在尼赫鲁的历史观中，中国和印度在两千年的历史过程中从未曾交战过，因此这两个邻邦间不可能会爆发战争。而另一方面，根据基辛格的记述，毛泽东对他的指挥官说，在1962年之前，中国和印度实际上打过一场半战役：第一次是在1,300年前，当时唐朝派兵帮助印度一个王国抵御外敌，另外半场是指蒙古统治者铁木真进兵印度大败印军。毛泽东解释说，由于当时中国和蒙古同属一个政权，因此那次“中印战争”算半场。　　中国与世界　　　　Agence France-Presse/Getty Images　　1973年，毛泽东与基辛格在北京举行会谈。　　不过即便印度在基辛格的新书中所占篇幅极少，这本书对于印度而言仍很有价值。这是一个透过一位密切观察者的眼睛来了解中国的机会。通过这本书可以了解中国成为全球性大国的成功之路，以及它对其邻国以及世界其他国家可能采取的态度。　　　在这本书中，基辛格描绘出一个在其历史长河的大部分时间里始终坚信其独特性的中国，不过这是中国版的独特主义(exceptionalism)，与美国的不同。对于美国而言，自从十九世纪早期法国政治家亚历克斯•托尔维克(Alexis de Tocqueville)首次提出美国独特主义的说法后，美国不同于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的观念便一直影响着美国对于其在全球所扮演角色的看法。基辛格认为，中国的独特主义根植于古代中国将自己视为世界的中心的看法。那时中国自认为是中央之国，其他国家不过是其附庸。在中国人眼中，万国来朝，外夷番邦前来学习中国文化并进贡以表达敬意，是顺从天意的自然法则。“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尽管不是所有的王臣都知道这一点）。　　然而，中国版的独特主义与美国的迥然不同，特别是在其如何处理与其他国家关系方面。根据儒家思想，这个国家拥有一套既适用于天下又经久不衰的普世价值观，不过其认为没有必要将这套价值观传播到番邦。按照基辛格的解释，中国向外邦不输出其思想，而是让别人自己来寻求。这个大国认为试图跋山涉水去影响那些地处偏远命运不济的外邦是不切实际的。　　　对于那些来自遥远“蛮夷之邦”的人，比如他们知之甚少的欧洲人，中国人会敬而远之。中国相信自己与生俱来的优越性，不过也认为，没有什么新世界需要征服，没有什么远在海那边的人需要救赎，中国便是福地，而中国人已然在此。不过基辛格没有回答那个让印度和世界其他大国牵挂的问题：中国在未来数十年中会以何种姿态出现在世界舞台上？仍是无意于征服新世界，还是会为了满足自身长年的安全和资源需要，而向邻邦和遥远国度挥舞其日显强壮的拳头？是会按照国际秩序行事，还是会如有人指责的那样纵容本国企业不顾禁令向利比亚的卡扎菲(Gadhafi)出售武器？　　书中另一个不断出现的主题是基辛格对于中国处理国际关系方式的深切敬佩。基辛格自己就是一位受人敬仰的思想家，而他显然被中国的战略智慧所折服。在他的描述中，中国一直以长远眼光看待历史，遇事三思而行，而在对手面前会坚持寻找相对优势──通常是在这类优势难以察觉且敌对者尚未意识到与中国之间存在对抗之时。此外，基辛格概括出了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在战略方面存在什么样的根本性差异。　　基辛格在书中写道，动荡更迭的历史让中国的决策者们懂得，并非每个问题都有解决方式，因此鲜有哪位中国的政治家会破釜沉舟、为一场要么全胜要么完败的冲突冒险一搏；将多年的运作通盘考虑更接近他们的风格。西方的传统崇尚决斗，并将胜者视为英雄，然而中国人注重以巧妙的方式、间接地解决问题，耐心的积累相对优势。　　西方人将历史视为一个通往现代化的进程，这中间人类在一次又一次与邪恶和落后力量的战斗中大获全胜。中国传统的历史观与此大相径庭，中国强调在衰败和复兴间循环往复、周而复始的过程。　　基辛格用围棋和国际象棋作对比，来阐述中西方之间处事方式的差异。“如果说国际象棋是讲究一举定胜负的战斗，围棋则是一场旷日持久战役。”读至此读者难免会想，印度处理外交政策的方式是否可以用它自己发明的一项运动──卡巴迪来作比：勇敢地突袭、间或会有大胆的出击，通常都会紧接着气喘吁吁的回撤。　　基辛格在书中讲述了一个又一个故事，通过这些故事展现出中国当权者高超的治国术：以夷制夷，擅唱空城计，以不存在的力量示人，掩藏自己确实存在的弱点，而且通常会为一个尽在把握的未来而花时间耐心等待。在1962年中印战争开始前几天，中国要求其驻华沙大使会见美国外交人员，对子虚乌有的“台湾准备登陆大陆”事件进行了解。　　当时的美国外交人员并不理解，中国实际上是在试探美国是否会试图利用这场中印边境战争来胁迫中国在台湾问题上做出让步。因此倍感疑惑的美国外交人员实际上做出了让中国宽慰的表示，承诺中国与印度之间的冲突不会导致任何别的战略行动。1958年，中国邀请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Nikita Krushchev)出访北京，几周后便在台湾海峡挑起了一场危机。美国误认为中国在台湾海峡的行动“不仅得到了苏联的支持，而且是在苏联的指使下进行的。”在基辛格的描述中，通常中国在与对手进行较量时，心理战的运用不少于战场上真刀真枪的拼杀。　　印度能学到些什么？　　这对印度来说是重要的一课：意识到它北面的这位邻居经常会放长线钓大鱼，而且无论同盟者还是敌对方，中国都会对其使用心理战，这是中国处理外交关系的关键工具。因此，当中国向印控克什米尔地区居民发放非常规签证（此举被视为是对克什米尔归属权的质疑）时，这很可能是中国的精心策划之举，旨在挑起印度的不安感。这在印度掀起的轩然大波恰是中国希望得到的结果。2009年中国反对亚洲开发银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为阿鲁纳恰尔邦一个项目提供资金（此举被视为是对阿鲁纳恰尔邦归属印度的质疑），看待此事，应该也依照这种思维模式。对中国来说，这是举手之劳，却能让印度胆战不安。　　有一种说法称，印度对中国过于关注了，而中国几乎没有注意到印度的存在。《纽约时报》一篇文章最近刚刚又提到过这个说法。它在当下或许是个精准的描述。此时此刻，中国对于印度和全世界来说，要比印度对中国和全世界要更为重要。不过以其自己的历史为鉴，中国比其他任何国家都更了解这样一个事实：几十年、乃至几年的时间里，就有可能发生翻天覆地的巨变。而政治和经济的演变已经让这两个国家成为了国际舞台上的重要角色。　　无论是发展海军、还是在印度洋开发港口，或是支持巴基斯坦对待极端主义的方式，中国这些举动都是为了使它在与印度的对抗中，能有更多选择空间，以备不时之需。若基辛格所言不谬，迂回战术一向为中国所擅长。　　按照基辛格的描述，中国不会主动出击寻找敌人或是发起战争，不过这个国家永远都会为未来可能出现的对手和对抗做好准备。　　理解中国的处事方式并据此制定对策，从过去常常的被动回应逐步转向主动设计两国关系的发展路径，这对印度而言才是明智之举。当然，偶然用用心理战也有帮助，不过2010年在印度政界流传的有关向在西藏工作过的中国政府官员签发非常规签证的主意可显得太缺乏想象力了！印度需要向中国学的，是基辛格书中引用的一些来自古代中国的智慧──力量弱小一方只有在确保力量强大一方打败它的代价超出其承受极限时，它选择与力量强大对手针锋相对才是安全的。对于中国任何损害印度经济和社会利益的政策，印度应该做的是增加中国为这些政策所付出的代价。印度同样也应该开始增加手中的砝码，以防未来两国交恶。　　此外，基辛格书中还有一些有价值的内容值得印度学习，这其中有不少是值得羡艳的内容。在评论中国经济的相对成功时，总有一种天真的说法被提及：中国政府的独裁统治帮助其经济迅速发展，而相比之下，印度乱哄哄的民主政治显然阻碍了改革进程。书中描述的真实情形是，几百年来，中国在接近权力中心的地方总有一些人将国家利益摆在第一，中国一直幸运地得到了这些人的庇护。　　从帝王时代由科举考试选拔出来、能弥补帝王愚蠢通病的官员；到十九世纪甘冒生命风险来保护国家不被欧洲列强欺负的中国外交官，中国似乎总能在合适的时机涌现出胸怀历史大局、笃信中国文化、维护整体利益的人。甚至在毛泽东统治时期，中国也出现了周恩来这样一位人物，他缓和了毛泽东一系列政策造成的冲击，使中国避免了垮掉的命运。　　还有一点引人注意的是，中国在近三十年中对于发展经济孜孜以求的关注。自毛以来，中国领导人如何放弃意识形态诉求、坚持务实改革的故事一再被讲述。这一改革使中国摆脱了毛泽东时代那种遍地人民公社、经济增长停滞和人们衣着单调的模样，成为到处是熙攘热闹都市的国家。但改革后的中国也陷入了一种两难处境：一方面经济在高速增长，但它又不时受到通货膨胀的威胁。此外，当今中国还常被西方民主国家视为抵抗全球衰退的防火 。　　尽管改革使中国获得了巨大成功，但在改革进程的每个关键环节，中国都曾面临脱离改革轨道的风险，这其中的故事就不那么广为人知了。基辛格列举了一个有力的例子：1992年初，当时 87岁已经退休的邓小平从幕后走出来帮助江泽民清除了来自共产党内的对于经济改革的抵触。尽管当时邓小平已没有政府头衔，但他利用一次南巡掀起了一场对于继续坚持改革开放的支持运动。历史又在重演，关键时刻促使转机发生的，是那些坚信自己的选择并愿意追逐国家长久利益的杰出人士。这段历史的确与印度的历史截然相反。即便是在被欧洲强大的军事力量所震慑之时，中国也在机智官员的保全下避免了完全沦为殖民地的命运。印度的政治史很少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印度当代史上反倒常常出现原本的有识之士没能为他们的信仰和追求挺身而出的事情，印度当代史上也未出现过既能深思熟虑、又有战斗精神的政治和经济改革先锋。　　外交生涯的最后一幕　　基辛格在这本书中尽力避免的内容以及悬而未答的问题也值得关注。他对于毛泽东的看法很温和，有时近乎谄媚。他不只不去揭露毛泽东文化大革命时期的过分做法，还试图用一套近乎病态的国家发展哲学来解释毛的举动。天安门事件在他笔下不是一次令人发指的暴行，而是中美外交关系中的一个小插曲，而这个断档在他本人亲自帮助下得以修复。中国对于持异见者大规模的镇压在他宏大的国际关系讲述中无足轻重。尽管他的笔触在历史的长空画了一道长弧，但他仍没有找到解释中国近年来种种行为的理由，比如中国经济上的重商主义，以及它在南海问题上所采取的强硬姿态。　　书中也看不出基辛格本人是否认为中国崛起真的会以和平方式进行。他小心翼翼地写出了这本书，按照中国可能希望看到的样子对中国进行了一番描述。而且，通过很多方式，这本书都在恳求中国保持书中所描绘的形象:依旧是一个必要时会同他以及美国握手言欢的国家。　　因此，《论中国》大概算是基辛格最后的外交之举，这次外交行动是用一本描述了当今全球最具影响力国家的书来完成的。

汉服运动方兴未艾。而且这一草根运动与对"汉族"的理解有着深层的精神联系。从网上倡导汉服的言论来看，"汉服泛指三皇五帝时期到清政府实行剃发易服前的汉族所着服装系统","汉民族服装尽管受到其他民族服饰的影响，但其基本民族特征则并未改变"，比如"男子的圆领袍服自唐代一直延续到明代"......果真如此吗？唐代突厥贵族的金蹀躞带，"玉带"由此演变而来。明代官员的经典服饰其实受到胡服的影响。在马背上跑野了性子的唐代军人们没一个能遵循长裙、高履、危冠之类的古礼。唐代健儿以巾、袍、带、靴的战服作为常装，"上领"解开后便形成翻领。北朝后期发生了一次重要的服饰变革，涉及我们今天非常眼熟的乌纱帽、玉带、皂靴以及"圆领袍"的来历。原来，古代官员的这套标准打扮，都与少数民族特别是擅长骑射的草原民族服饰有关。服饰演变的华美历史，也许会让我们对"中华民族"有更深刻的理解和认同。"乌纱帽"的含义可说是路人皆知，"戴上了乌纱帽"、"丢了乌纱帽"这类表达在今天仍然得到经常性的应用。经由古代绘画以及戏曲表演，人们形成了深深的印象：头戴乌纱帽，身穿盘领袍，腰挂玉带，足蹬皂靴，便是中国古代官员的经典风貌。不过，这一套服饰在历史上其实有个鲜明的起点，那就是北朝后期。在秦汉魏晋，在南朝，甚至在北朝前期，都绝对看不到类似的男服样式。对于发生在北朝的这一次重要的服饰变革，唐宋学者们都心里明镜儿似的知根底。如沈括在《梦溪笔谈》中指出："中国衣冠，自北齐以来，乃全用胡服。窄袖、绯绿短衣、长靿靴、有蹀躞带，皆胡服也。窄袖利于驰射,短衣、长靿皆便于涉草。"朱熹也在《朱子语类》中明确道："今世之服，大抵皆胡服，如上领衫、靴、鞋之属。先王冠服，扫地尽矣。中国衣冠之乱，自晋五胡，后来遂相承袭，唐接隋，隋接周，周接元魏，大抵皆胡服。"朱子提到的"上领衫"、"上领服"，就是"盘领袍"的前身，在北齐时代最初出现的时候，这种上衣确实是"窄袖"的"短衣"，一如沈括所指出，其形制处处都是为了便于骑马、射箭、在草原上跋涉而设计。这种上衣最特殊之处便在其领式，唐宋时称为"上领"，明代则称为"团领"、"盘领"或"圆领"，是将领口挖裁成紧绕脖颈的圆形，纽扣的结扣处在两肩头。如此的形式显然是为了防止风沙从领口灌入，另外，一旦天气转热，解开肩头的纽扣，将一对"上领"外翻，便形成敞开的"翻领"，犹如今日西装的翻领，这样一来，就可以散热透汗了--因此它也是中国服饰传统中唯一有翻领的衣式。也是在上领袍、衫上，为了骑马的方便，而开创性地引入了可能是从波斯传来的"开衩"。纽扣、开衩这些在秦汉服饰中从不曾有的元素，从此将逐渐变幻为中国传统服装上闪闪生光的亮点，而其最初出现在上领袍、衫上，都是为了服务于马背轻驰的便利。扎在上领袍腰间的皮带是一种形制特殊的"蹀躞带"，在带身上嵌有一个个金属銙环，其中装缀细长皮带，叫做"蹀躞"--这些垂带上均设有多个带扣，可以把佩刀、箭囊以及各种随身所需的小物件一一挂在上面，恰恰是适合游牧生活的一种携物方式。入唐以后，农业社会的定居生活方式成为常态，人们无需在腰带上携挂日常物件了，銙环便逐渐化身成华贵的饰牌，演变出文学中经常提到的"玉带"。至于长靿靴，则显然是"皂罗靴"的源头。在北朝后期，还出现了一种新型的头饰"幞头"。按《隋书·礼仪志》的观点，幞头倒是来源于"汉衣冠"--前身是东汉以来的幅巾，即方头巾。（不过，孙机先生认为，幞头是由鲜卑帽改进而成，因此仍然是"胡服"的一种。）在北周武帝的时代，幅巾被加以改造，在巾的四角缝缀上系带，同时发明了一种非常漂亮的结系方式，将一对巾带结在脑后，另一对巾带反系向前，于头顶的髻前绾结，因此也叫做"折上巾"。发明幞头的目的，同样是"便武事者也"（《新唐书·车服志》），用轻质的绢罗将头发束紧，头顶上轻便利落，自然无碍驰射。不过，大致在隋唐之间，为了追求造型的美观，幞头之内被加上硬质衬冠。自唐至宋，巾角也转换成花样翻新的帽翅，同时改用硬挺的漆纱当做面料，最终形成"乌纱帽"。总之，幞头、上领袍、蹀躞带、长靿靴，本是一套完整的骑马服，是战服，或者说，是一套完整的骑兵军服。隋、唐都是以马上得天下，其上层社会由剽悍的军功贵族构成，于是，这一群体日常所穿的服装便在国家政治中心自动确立为一种服装标准。早在南北朝时代，上层社会的"常服"便发生了南北的分野，南朝男性贵族仍然保持上襦下裙的衣式，而"北朝则杂以戎夷之制"，并且"虽谒见君上，出入省寺，若非元正大会，一切任用"。隋唐两朝沿袭了北朝时代的作风，虽然非常认真、严谨地以"复礼"的精神制定了全套的繁复的仪服制度，可惜在马背上跑野了性子的健儿们没一个能习惯长裙、高履、危冠之类--你能指望艾森豪威尔天天穿裙子四处走吗？所以，除了"元正大会"一类的庄严场合，平常还是照穿方便利索的战服。唐家天子就带头不认真尊行古礼，"其常服，赤、黄袍衫，折上头巾，九环带，六合靴，皆起自（北）魏（北）周，便于戎事。自贞观以后，非元日、冬至受朝及大祭祀，皆常服而已。"（《旧唐书·舆服志》）李渊、李世民这两位天生的战士，都是以巾、袍、带、靴完整配套的战服作为常装--整个上层社会也都是如此。日久相沿，这一套轻捷剽悍的服装竟逐渐演变成宽缓华贵、雍容温雅的宋、明官服。直到清代强行确立一套新体系的"胡服"，"乌纱帽、圆领袍、腰带、皂靴"才成为"前朝职官公服"（清人叶梦珠《阅世编》）而汇入历史记忆。

1941年研究院毕业，获硕士学位。论文通过答辩，但仅完成先秦至宋末。此后回家继续编写，幸有北京图书馆及家中藏书可供使用。至1943年春，写完元至 清部分，共约70万言。由本人及两位社会青年用毛笔抄写，线装成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