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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9日至7月4日，汕头大学与中国文化论坛合作举办第二届通识教育核心课程讲习班，由钱致榕、朱鸿林、朱苏力、刘小枫、王绍光等著名学者任教。讲习班闭幕式上，中央美术学院院长潘公凯专程前往演讲，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研究员甘阳做总结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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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尹默在其《书法漫谈》一书中说，陈独秀评他“字则其俗在骨”，初听十分刺耳，后来还是很感激他。实际上，沈尹默这话只是说说而已，他不但不感激陈独秀，而且暗记于心，以伺报复。其后，沈尹默伙同夷初（马叙伦）暗中“捣鬼”（胡适语），在蔡元培以及具体管理北京大学人事的汤尔和面前大讲陈独秀的坏话，唆使蔡、汤除去陈独秀。果然，1919年3月26日夜开会解除陈独秀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一职。在此之前，陈独秀已感不得志，郁郁不欢。后来，胡适主持北京大学，翻阅汤尔和送来1917年至1919年的材料，看到1919年3月26日夜开会免除陈独秀文科学长之事，仍怪罪汤尔和，附记云：“此夜之会，虽有尹默、夷初在后面捣鬼，然孑民先生（按即蔡元培）最敬重先生，是夜先生之议论风生，不但决定北大的命运，实开后来十余年的政治与思想的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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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则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的评论，包括2008年：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死亡，美国政治中的种族、性别和阶级：何新之有？拉丁美洲左转了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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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演讲稿读后有点疑惑，很多地方讲得太随意。但谈人文教育的演讲比较少，还是收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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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典诗歌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也是世界文化的宝贵遗产。研究中国古典诗歌在法国的翻译与传播，对于加强中法文化界的交流与合作，进一步推进中国古典诗歌在法国乃至世界法语国家和地区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学术意义。笔者在法求学期间，查阅了大量的原版资料，同时借鉴国内学者的有关研究，在本文中试以出版时间为序，系统地梳理在法国出版的比较重要的中国古典诗歌文献资料，并加以述评，期待对国内同行的相关研究有一定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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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空间的虚无化，所牵涉的不仅是城市竞争力或在未来世界城市格局中的地位问题，更是中国的民族文化以及各城市的地方文化的生存，传承，衔接，转型的问题，是市民的文化认同和地方归属感的问题。这里的城市文化不是政治经济所利用的工具，它直接关系人的存在状态，生活世界和意义世界。只有我们认识到这点并贯穿于城市发展之中，也许才能稍稍抵制或限制城市空间的虚无化及相伴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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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世纪初到40年代，人物画历经了一次巨大的历史阵痛后，获得新生。在写实主义、现代主义的助产下，人物画大体完成了向现代形态的转型。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种新的语言方式，一种新的审美理想，感受到从传统中蜕变而出的欣悦和狂喜之情，更能隐隐聆听到由不同形象构成的历史所发出的呻吟和呐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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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旨在通过对1838到1903年(即狭义的“学堂乐歌”运动兴起前的六十多年)教会音乐教育历史事实的考察来达到两个目的：(1)客观地审视传教士在中国学校音乐教育中所担当的角色；(2)重新评估教会音乐教育对中国现代音乐教育的影响。本文考察的对象主要以新教传教士在华的活动为主。鉴于国内学者多利用常见的中文或译成中文的传教士文献，本文将多利用西文文献并参照近年的研究成果，史料来源主要为当时出版的英文报纸和期刊，以及当事人所写的回忆录。中文相关的史料如果国内有关论著已经引用，则不再重复，只提供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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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综述蔡元培的教育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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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社会形态不应简单套用“中产阶级”占最大多数的“美国模式”来理解，也不应等同于“无产阶级”占最大多数的古典马克思主义模式。中国的社会实际与两大模式的关键差别在于其小资产阶级。“旧”的小资产阶级，包括农民和工商个体户，今天仍然占据中国社会从业人员的一半以上。至于“新”的小资产阶级，亦即“白领阶层”/“中产阶级”，在经济收入上确实远高于“旧”小资产阶级，但他们只占中国社会的较小比例。在中国当前的社会结构中，低收入的旧小资产阶级，加上低收入的工人阶级，明显占绝大多数；也就是说，从经济收入来考虑，中国的社会结构明显仍然是金字塔型，而不是橄榄型，并且将比较长时期如此，绝对不应混淆于美国模式。但如果从政治意义上来考虑，中国社会则确实具有相当庞大的“中间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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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中国经学史和经学方法论是目前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思想史研究室在写作、研究《中国经学思想史》的同时，又启动了“中国经典诠释学”课题，意在对中国丰富的经学诠释实践进行概括和总结。2003年10月28日，中国思想史研究室邀请社科院哲学研究所叶秀山研究员作了《解释学的哲学基础》的报告，全文较长，现摘要发表部分内容，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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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运火炬在全球的传递以及中国民众和海外华人的回应，吸引观察者将问题聚焦于中国和西方的冲突和对话之上。如何在了解中西冲突和对话的基础上，更深入地把握西藏现代变迁进程中呈现的问题，对于关心中国前景的人们来说，是一个难度不小的挑战。就这些问题，本报记者采访了清华大学中文系和历史系教授汪晖。相关采访情况，可参见本报4月28日第三版时评《多元民族一体并存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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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民主、总统这三个词，中国原来都有，但含义与近代都不完全一样。新词自由是放大、抽象了旧词，也包含了旧词。新词的产生是个复杂的过程，是一个对于陌生事物、陌生制度、陌生思想的理解不断加深、词汇构成不断调整的过程，也是一个使新造词汇逐渐符合汉语习惯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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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评
法律
2008/03/28
| 阅读: 1311
“比利时法学家马克·范·胡克所出版的《法律的沟通之维》一书，在我看来，则是哈贝马斯法律商谈理论在法律哲学领域中的一种更为具体的运用。当然，范·胡克的法律理论也受到了法的自创生理论等论说的影响，进而以一种相当精妙的方式处理了法律和法律系统方面的一些棘手问题。但是，毋庸置疑的是，哈贝马斯在元理论层面对法律商谈理论的建构却是范·胡克理论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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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代判词语言折射出的传统法文化精神，具有很强的现代价值。 中国历代判词语言传达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基本精神--儒家的伦理精神。这种法文化精神现在依然对我们的社会生活产生这样或那样的影响。礼法文化（包括以礼代律、以礼补律、以礼断狱）的现代价值，恶（Wù）讼文化的现代价值，重证据的（此处是否应有“现代”）价值和判词语言审美化的现代价值等，都具有学习借鉴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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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谈及魏晋法律，无不将儒家化视为其主要特点之一。“法律儒家化”可以称之为“法律内容的儒家化”。如果从法律形式即体例方面进行观察，可以说，魏晋法律与儒学没有太大关系，而是具有浓厚的名理学和玄学色彩，对此，可以称之为“法律形式的玄学化”(包括名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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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社会变革的时代，便有重新诠释经典的迫切需要。现代人对古代经典诠释活动往往看作学究的嗜古成癖。这种漫画式的理解是不对的。事实正好相反，经典诠释活动常常反映出人们在新与旧之间、活的与死的之间进行选择的制度焦虑与人生焦虑。一部经典诠释的历史，即反映一社会共同体文化思想新陈代谢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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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游之后，梁启超见到一战后的欧洲满目凄凉，他将批评的矛头指向了自己早年所信奉的社会进化论以及对现代科学的认知。 在科玄之争中，梁启超对张君劢、丁文江的主张都进行了批评。马原文结尾对梁颇多赞颂之词，为简洁删去若干句。（我觉得还是补上为好，已经加上，也不算谀词，对学术论文来说稍情绪化而已。H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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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出版的这本2008环境绿皮书是由《自然之友》主编,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的绿皮书，三年绿皮书的标题都是很有意思的，第一年叫困境与突围，第二年叫转型与博弈，今年叫做危机与转机，大概是相同的概念，显示了我们中国环境问题正在一个特殊的转折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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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选秀”已经偃旗息鼓，但《红楼梦》热潮仍在席卷媒体。去年张广天推出《红楼梦》时曾经接受记者专访，详尽阐述了他对《红楼梦》的理解，并猛烈抨击中国的传统话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