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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地域上讲，江南无疑是近世以来中国经济最为繁荣的地区。但是，关于江南一词的定义及其运用，自古及今，就从未统一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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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舍弃古代礼仪，既等于接受“civilité”，又等于将一个比近代欧洲模式更宏大的模式套到了国族这个“小瓶子”里。而与此同时，中国基本维持了它的古代疆域的完整性与民族多样性。在这个一个矛盾的状态中进行礼仪模式的选择，本为一件难度极大的事情。然而，近代中国的终结表现为中国人的“舍近求远”心态，这一心态确接近与人类学的“他者”观念，然而，作为一种现代性的政治，这种心态扭曲了历史，使我们对于社会生活的理解出现了空前的失误。终于，我们以欧洲式近代国家文明进程中的“civilité”来套变换无穷的古代天下，并将之视为古代天下之美好未来的历史目的性。在这一状况下，没有中国式社会理论，只有欧洲式社会理论的“中国脚注”。要建立中国式社会理论，回归于历史，在诸如礼仪等古代观念中获得可供我们重新认识世界的线索，变得如此重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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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鲁(1919-1982)，原名冯亚珩，四川省仁寿县人。与赵望云、何海霞一起被誉为“长安三杰”。1934年入成都东方美专研习中国画。1938年投身抗日救亡运动，1940年赴延安入陕北公学，开始以画笔宣传革命。因仰慕石涛和鲁迅，易名石鲁。曾任西北美协副主席，西北画报社社长，中国美协第一届理事，中国美协第二、三届常务理事，中国美协陕西分会主席，中国书协陕西分会主席。主要作品有《家家都在花丛中》、《转战陕北》、《南泥湾途中》、《寒鸦图》、《高原行》、《早春》、《激流》、《李世南》、《田间小景》、《收工》、《林山重重》等。 本站图片视界栏目刊载
《美典神》与
《转战陕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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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seph Kahn 与 Mark Landler
“中国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也打破了全球变暖的地缘政治。由于一些曾经在西方国家生产的产品现在都转移到了中国，许多富裕的西方国家能够为自己日益减少的碳排放量而自吹自擂。然而，以中国为首，全球各国的碳排放总量实际上却在迅速上升，而非下降。为了发展重工业和满足不断扩大的内需，中国的自然资源，包括铁矿石、石油和木材已然告急。所以，中国的经济增长还使远如加拿大、巴西、澳大利亚和印度尼西亚等国的自然环境饱受其害，因为中国需要从这些国家采购原材料并通过轮船运到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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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介绍19－20世纪中国画家接触印象派的历史，史料可资参考。文章末尾提到“而印象派画家的艺术探索成果，已经十分自然地融人中国艺术家的创作之中，在油画或者水墨画中，都可以看到汲取、融会印象派绘画观念和技法而获得成功的事例。”这个说法似乎略显笼统夸张，中国水墨画从人物转向“写意”的山水，是一个独立的艺术过程，这与特纳以后的法国画家对现实的拆解从哲学到技法都是两回事，不宜因其艺术特点的某些共通表象或某些国画大家接触过印象派画作而称中国水墨画受印象派影响。正如“印象派”这三字曾经成为无辜的被批判对象，它也在很多艺术评论中因其琅琅上口而被滥用。－－人文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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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底层生活的关注，使“新人民性的文学”逐渐形成了一股巨大的文学潮流。对于发展极度不平衡的中国来说，物质和文化生活历来存在两种’时间：当都市已经接近发达国家的时候，更广阔的边远地区和农村，其实还处于落后的十七世纪。在这些小说中，作家一方面表达了底层阶级对现代性的向往、对现代生活的从众心理；一方面也表达了现代生活为他们带来的意想不到的复杂后果。底层生活被作家所关注并进入文学叙事，不仅传达了中国作家本土生活的经验，而且这一经验也必然从一个方面表现了他们的是非观、价值观和文学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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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
人文
2007/08/21
| 阅读: 1973
环境污染问题需要很多部门环节的协调工作来解决。明显些的比如工厂生产、污水处理。不那么明显的，比如景观设计。不得踩踏的整齐人工草坪现在是主流了，然而在干旱的北方，生命力强的野草实在不应当都被需要大量水灌溉的进口草种取代，这不仅是出于环保的考虑，也是保护物种多样化与地方景观特色。－－人文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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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曼海姆创立的知识社会学，试图将知识看作是一种受社会制约的现象而不只是人们智力活动的结果。同理，在研究知识分子时，也应将他们置于一定的社会体制中，并考察他们是怎样受制于这种体制、 由怎样通过创造关于人和环境的思想这种智力活动去改变这种体制并进而改变人（包括知识分子）自身的。
相比而言，知识分子是最不安分的。他们好象不懂得向命运低头，即使他们已被定位在社会体制的某一环节上，他们很可能仍然没有安身立命之感。在灵魂深处，他们总是漂泊的，他们在漂泊不定中不断地寻找着归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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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賈樟柯曾多次談及他拍攝《世界》的靈感來源：「當我第一次看到深圳『世界之窗』時，趙濤告訴我，她曾經在這裡跳舞，並將在這個公園中的感受告訴我。我一下子就喜歡上了這個故事，我想我找到了表現時代對人的影響的窗口，聽趙濤說，在艾菲爾鐵塔旁邊轉個彎就到金字塔，然後是倫敦時，感覺充滿了荒誕感，與世界的距離被縮得如此之近，同時是如此之遠，從一個側面反映了經濟飛速發展對人們內心的影響。」這種由時空壓縮所引發的「荒誕感」構成了整部電影的基調。電影開始不久有這樣一個片段，小桃坐在北京世界公園的單軌觀光列車上打電話，她說她要去印度，但她要去的不是真正的印度，而是世界公園裡的一個微縮影區。畫面一轉，我們看到正在行駛的觀光列車，然後鏡頭慢慢向下移，一群穿著整齊的公園保安員摃著一樽樽蒸餾水，從金字塔和獅身人面像的微縮影區下走過。畫面的正中央隨即出現世界公園的宣傳語句：「不出北京，走遍世界」。這系列畫面呼應了上述賈樟柯所談及的「荒誕感」，奠定了電影整體時空節奏的基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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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樟柯是个好听好记的名字，但是却不太好写。他不是电影学院的正式学生，说起来这也算是名列另册。北京电影学院犹如"光明顶上，碧水潭边"，其"如花青衣和胜雪长剑"吸引着每一个有志于电影的青年。而每一个电影人也多少和电影学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的确是一个江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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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隆福，英文名待查，应该是美国人，清华大学中文系硕士。“贾樟柯的《世界》有两个版本：一个是国际版本，片长138分钟，简称长版。2004年，贾樟柯把《世界》带到第61届威尼斯电影节上全球首映的就是这个版本。有学者称其为“威尼斯版”；另一个是中国国内版本，片长108分钟，简称短版。2004年8月4日始，在国内院线放映了此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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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的地域主义持一种辩证和批判的态度。它对以全球化和大同文化为主导的现代主义建筑持强烈的批评态度，它也对地方和地域主义，尤其是那种矫情的、浪漫风的和风景化的地域主义持批评态度。它强调场址、地点和地形、地貌在建筑设计中的作用，它也保持了现代建筑的进步和解放的思想。这是一种严肃的、具有生命力的、进行自我反思和批判的建筑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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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大陆在 20 世纪艰难地走向现代与复兴，在这个过程，非洲民族主义的政治领袖、思想家和知识分子以他们自己的方式思考着非洲在世界体系中的位置，探寻非洲与世界其他民族和国家之关系。文章探讨了非洲国际关系理论产生的时代条件及其关注的核心主题，并分别讨论了非洲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泛非主义、非洲新兴国家独特的边界问题、民族国家构建理论以及当代非洲国际关系理论的最新进展，文章还对非洲本土国际关系研究机构做了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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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桑塔格为本雅明的《单向街》Einbahnstrasse 所写的导言。《单向街》是本雅明首次试图打破学术界的积习，用文学分析的方法来写自传。他的批评对象也包括日常生活，正在上映的电影，当时流传的书籍，还有那些与时俱逝的大众话题。本雅明在《单向街》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那些不表态的人应该保持沉默。” －－Humanities.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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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法兰克福学派的历史效果，我们或许还是应该坚持这样一个观点，即更多地发掘和分析其作为学术制度内部所存在的紧张性乃至矛盾性，而不要把目光仅仅盯在其貌似同一，实则不然的 “批判的理论命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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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与刀》这本书问题很多，但在中国似乎一直很流行。作者从未去过日本，完全依据二手材料写成，包括与日军战俘、与在美国出生的第二代日本移民谈话。英文全名是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 Patterns of Japanese Culture，直译是菊与剑，日本文化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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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郊农民并不都是欢迎地方政府的“撤村建居”工程的。本文运用经过修正的斯科特关于农民道义经济学的“安全第一”理论,选择浙江J 市的一些城郊村作案例分析,提出城郊农民的排拒主要基于其不安全感:即在政府所推动的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原来的安全条件很容易受到破坏,而满足其安全需要的替代方式却不易建立,甚至还没有被当成重要问题;农民在日常生活中很容易感到强烈的风险与转型不安全,包括经济不安全、社会不安全以及政治不安全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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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观点：在华耶稣会士对中国文化的研究，有客观依据，有长期观察，也有潜心研究。他们提出中国文化是“人文主义”，固然是从欧洲“文艺复兴”以后特定的思想背景出版，但这是 “人文主义”学术原则允许的必要的“跨文化诠释”，而不是主观任意的“想象”，更不是从“殖民主义”背景出发的“想象”。从这一点上来说，主导在华耶稣会思想的“意识形态”主要不是“殖民主义”、“欧洲中心主义”，而是“人文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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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一篇潘岳访谈，可惜访谈中提出的问题稍单薄了一点。今年的暖冬或许会提醒一部分人注意环保，但是在北京的路上，开着中文名大概叫“路虎”的Landrover或者其他SUV的人看来还是很自豪，估计也还是在享受羡慕的目光。而《伦敦书评》发了篇John Lanchester 的文章，干脆就是在遗憾伦敦为了环保而搞破坏、尤其是去砸四轮驱动SUV的人太少。－－Humanities.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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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两天内发表了三篇关于中国已经通过物权法（草案）的报道，可见国际关注度和兴奋度。这部法律作为民法典的一部分，历经9年，8个版本，数次审议，似乎已经历时很久，但相对《法国民法典》（87次会议，拿破仑亲自主持35次，才获通过），德国民法典（约1874年开始编撰，1900年方才实施），日本民法典（约1869年开始编撰民法典，1898年正式通过、实施），尤其在当下中国的复杂社会现实中，显得仓促。更有一个疑问是：这样一部充满争议的法律，为什么在人大能够如此高票通过？－－人文与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