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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尔南德·布罗代尔中心
纽约州宾汉顿大学，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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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第233号
2008年5月15日
拉丁美洲左转了多少？
大家似乎一致认为，拉丁美洲在2000年之后左转了。但这是什么意思？
看看整个拉丁美洲的大选就会发现， 2000年之后左翼政党在很多国家胜出，最引人注目的有巴西、乌拉圭、阿根廷、智利、厄瓜多尔、委内瑞拉、尼加拉瓜以及最近的巴拉圭。这些国家的情况当然很不相同。其中有些政府似乎很靠近中间立场。有些政府的言论则更革命化一些。有几个例外，特别是哥伦比亚、秘鲁和墨西哥（在墨西哥，尽管保守派政府赢得了最近的大选，但其合法性程度与布什赢得2000年美国大选一样）。真正的问题不是拉美是否向左转了，而是拉美左转了多少。
在我看来，可以提出4类不同的证据说明拉美左转。第一个是，所有这些政府都以某种方式努力与美国拉开一定距离。布什政府当然愿意这些政府的竞选对手能在所有这些国家获胜。以往，一旦不友好的政府在拉美掌了权，美国就要忙活着把它们替换掉，事实上把它们推翻。但是，美国在世界体系中实力的下降，以及特别是美国正穷于应付中东节节败退的战争，这些似乎已经慢慢耗尽了以前能令它决然挺进拉美的政治能量。2002年针对查维斯的失败政变就是这种情况的有力证明。
这些政府如何把自己与美国拉开距离？用一系列方式。2003年，美国没能说服当时联合国安理会的两个拉美成员国（智利和墨西哥）支持它想得到的决议以便把美国入侵伊拉克合法化。在最近美洲国家组织（OAS）秘书长选举中，美国支持的候选人败下阵来，这在该组织历史上前所未有。而当美国目前在拉美的那个真朋友哥伦比亚今年与委内瑞拉和厄瓜多尔发生严重争执的时候，其他拉美国家事实上都站在厄瓜多尔和委内瑞拉一边。厄瓜多尔目前正拒绝让美国设在该国的军事基地展期。
左转趋势的第二类证据是原住民运动的政治地位和力量在整个拉丁美洲急剧突起，最引人注目的是在墨西哥、厄瓜多尔、玻利维亚和中美洲。拉美原住民人口长期以来都是人口中最受压迫的部分，大多情况下被排除在政治结构之外。但今天，玻利维亚有了一位原住民总统，这代表了一场名副其实的社会革命。在安第斯地区和中美洲玛雅地区，这些运动的力量已经成为这些地区政治中的一个主要而持久的因素。
第三类证据是解放神学死里逃生，并且事实上再次兴起。最后三个教皇在位时期，梵蒂冈大力镇压这些运动，就像美国1950和1960年代大力对抗左翼政府一样。神学家们被迫噤声，同情运动的主教被那些完全不同情运动的主教小心地替换了。然而，受解放神学影响的天主教运动在巴西继续繁荣。厄瓜多尔和巴拉圭总统都来自这个传统。新教福音教派在拉美的扩展有可能导致梵蒂冈对解放神学更宽容，因为后者至少属于天主教，并可能有助于遏制教会信徒的流失。
最后，巴西通过努力相当成功地成为了一个地区性南美集团的领袖。这一点本身也许并不是一种左转。但在世界范围内多极化进程背景下，建立这种地方性区域不单削弱了美国的力量，而且就南北关系而言削弱了整个北美的力量。巴西对所谓20国集团的领导是让世界贸易组织实施新自由主义议程之能力遭到致命打击的主要因素。
那么，所有这一切表明了什么？当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革命”。它表明，拉美政治中的中点或“中派”位置在短短10年间已经明显左移。这一点必须置于世界性运动的背景之下。这种左转在中东和东亚同样正在出现。事实上，在美国也正在出现。世界经济衰退也许很快会变的甚至更重，其冲击无疑将推动这些趋势进一步发展。
右翼力量难道不会反扑吗？无疑他们将如此。在拉美，我们今天已经看到这一点，那就是更富有和“肤色更白”的东部地区试图从玻利维亚分裂出去，并摆脱终于赢得了中央政府权力的大多数原住民人口。在拉美，如同在其他地方一样，我们进入了政治动荡时代。但今天拉美左翼进行斗争的力量远比半个世纪之前更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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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第232号
2008年5月1日
美国政治中的种族、性别和阶级：何新之有？
5月1日在全世界都被当作五一节即国际劳动节庆祝。唯一的例外是美国。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五一节是为了纪念美国的一个事件而建立的，即芝加哥秣市骚乱[Haymarket Riot]。1886年5月1日，美国许多城市的工人举行总罢工，争取8小时工作制。在芝加哥，有8万工人游行到密西根大道。在示威第4天，即在秣市广场[Haymarket Square]举行的集会结束之时，发生了暴乱。其起源直到今天仍争执不休，但有警察被杀。随后，罢工领导人遭到逮捕，其中4人被以所谓谋杀罪处死。虽然他们是来到美国的德国移民，但他们临死前唱的不是《星条旗永不落》[The Star-Spangled Banner]，而是体现国际工人阶级团结的《马赛曲》[La Marseillaise]。尽管如此，美国的政客总是试图降低阶级冲突作为美国政治中一个标志性问题的重要性，这就是为什么美国不庆祝五一劳动节的原因。
2008年，美国的总统选举竞争激烈。民主党初选在一个妇女和一个非洲裔美国人之间展开。共和党候选人是一个男性白人。起初，大家都不承认种族或性别是个问题。但当竞争变得持久并更加激烈的时候，种族和性别问题双双突现出来。但大家仍拒不承认阶级是个问题。
种族、性别和阶级的交叉是现代世界体系中的老故事。它一直处在美国政治历史的中心。1848年，即整个世界出现巨大政治动荡那年，法国发生了现代历史上第一次真正的社会革命，而几乎整个欧洲都出现了民族起义，历史学家后来称之为“民族的春天”。在美国，最重要的事件是塞尼卡瀑布城大会[Seneca falls Convention]，通常被当作是美国女权主义的奠基时刻。其1848年7月19-20著名的“情感宣言”仿效“独立宣言”开篇：“我们认为这些真理不言自明：所有男女生而平等。”在列出的冤情中包括妇女被剥夺了“公民的首要权利，即选举权”，而选举权已赋予（这项控诉预示了未来的冲突）“无知堕落的男人—包括本地人和外国人。”
那个时期最著名的非洲裔美国人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参加了塞尼卡瀑布城大会，表达当时仍大多为奴的非洲裔美国人社区对妇女权利的支持。后来，在1872年，道格拉斯成为以维多利亚·伍德胡尔[Victoria Woodhull]为首的平权党[Equal Rights Party]副总统候选人。无论对妇女还是非洲裔美国人来说，这都是他们竞选这些职位的第一次。
但后来，在国内战争之后，美国国会通过了宪法第14条修正案，把排除非洲裔美国男性公民投票视为违宪，妇女运动大失所望，因为她们没有被包括进去。美国的废奴运动领导人之一温德尔·菲利浦斯[Wendell Phillips]1865年5月曾发表著名讲话，告诉她们说，妇女不应当在此刻提出选举权要求，因为“这是黑人的时刻”。许多妇女争取选举权人士并不甘于沉寂。作为回应，伊利莎白·斯坦顿[Elizabeth Stanton] 和苏珊·B.安东尼[Susan B. Anthony]支持乔治·弗朗西斯·崔恩[George Francis Train]竞选总统，他是有名的种族主义者，但他提倡妇女获得选举权。结果导致女权运动大分裂。
19世纪下半叶，妇女运动在所有社会/劳工问题上都变得更加保守，在所有民族/种族问题上也是如此。在这种趋向保守的转化中，许多女权主义者放弃了自然权利之说。她们开始认为妇女应被赋予选举权以便“平衡那些出生于外国的人所带来的冲击”。1903年，主流妇女运动出面提出对投票权设置一项“教育程度的要求”（夏洛蒂·珀金斯·吉尔曼[Charlotte Perkins Gilman] 是著名而孤独的持不同政见者）。在这种紧张状态的高峰时，某些争取选举权人士甚至诉诸赤裸裸的种族主义。例如，他们发布了一张宣传画，一个粗野的黑人门房坐在一位优雅的白人贵妇旁边，图画说明是：“连他都能投票，为什么我不能？”
在不平等（种族与性别）受害人之间的所有这种冲突中，几乎完全没有谈到阶级，尽管当时非洲裔美国人和妇女中绝大多数都是工人阶级，正如他们今天依然如此一样。因此，这就是为什么，一个公然的保守派共和党候选人，他在其整个职业生涯中都投票支持上层阶级的利益并反对所有有利于工人阶级（在美国被叫做“中产阶级”）利益的立法，能够指望吸引某些工人阶级选民，因为他们还不能接受一个妇女或一个非洲裔美国人当美国总统。
有任何新鲜之处吗？是的，有。民主党两个可能的候选人一个是妇女另一个是非洲裔美国人，这种想法本身就在10年前也是难以想象的。他们当中一人当选仍有可能最终变得不可想象。但这取决于民主党能在多大程度上围绕阶级问题组织自己的竞选活动，这个问题被巧妙地称为“经济”问题。假如这样做，它有可能在选举中大获全胜。假如不这样做，竞选将势均力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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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死亡
评论第226号
2008年2月1日
1980年代早期以来，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意识形态滚滚向前。在现代世界体系历史中，它事实上并不是一种新理论，尽管它宣称如此。它其实是非常陈旧的理论，即世界各国政府不要干预有效的大型企业在世界市场争夺优势的努力。第一个政策含义就是，政府，即所有各国政府，都要允许这些公司带着它们的货物和它们的资本自由穿越各国边界。第二个政策含义是，政府，即所有各国政府，都不要在它们本身充当这些生产性企业所有者方面发挥任何作用，而要把它们拥有的一切都私有化。第三个政策含义是，政府，即所有各国政府，都要把向本国人口的所有各类社会福利转移支付最小化，如果不是完全取消的话。这种陈旧的理论以前总是周期性地成为时髦理论。
在1980年代，这些理论被提了出来，以对抗同样陈旧的凯恩斯主义和/或社会主义理论，后者在世界大多数国家一度占了上风：经济应当是混合的（国有加私有企业）；政府应当保护本国公民不受外国垄断性公司的掠夺；政府应当通过向本国较贫穷的居民转移利益（特别是教育、医疗和收入水平的终身保障），努力推动生活机会平等化，这当然就需要向比较富裕的居民和公司企业征税。
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纲领利用了世界范围的利润停滞。1945年后直到1970年代初期是一个前所未有的长期全球扩张时期，在这之后，停滞开始了，促使凯恩斯主义和/或社会主义理论主导了政策。利润停滞给世界大批政府带来国际收支问题，特别在全球南方和所谓社会主义阵营国家。新自由主义反攻是美国和英国的右翼政府（里根和撒切尔）领导的，加上两个主要的政府间金融机构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它们联合打造并实施了后来所说的华盛顿共识。这个全球性联合政策的口号就是撒切尔夫人所说的TINA，或“没有其他选择”[There is No Alternative]。口号意在向所有政府传达这样的信息，即它们必须同意这些政策建议，否则他们将遭到增长缓慢和在可能面对任何困难的时候得不到国际援助的惩罚。
华盛顿共识的许诺是重启各国经济增长和摆脱全球利润停滞。从政治上说，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支持者们是非常成功的。一个又一个政府，无论在全球南方、社会主义阵营、还是强大的西方国家，都实行了产业的私有化，都向贸易和金融流动开放了本国边界，也都削弱了福利国家。社会主义理论，甚至凯恩斯主义理论，在公共舆论中大多名誉扫地，并遭到政治精英唾弃。最戏剧性的可见后果是东中欧和前苏联共产党政权垮台，再加上名义上仍为社会主义的中国采用了亲市场政策。
这种巨大政治成功的唯一问题是没有与之相称的经济成功。工业企业的利润停滞在世界范围内继续存在。各地股票市场的急剧走高不是建立在生产性利润上，而主要建立在投机性金融操纵上。世界范围和各国国内的收入分配都变得非常偏斜—世界人口中10%高收入人群，特别是1%的顶层，其收入大幅度增加，而世界人口中其他人群的实际收入大多下降了。
对一种无限制“市场”的崇拜在1990年代中期开始幻灭。这一点可以从很多进程中看到：很多国家那些更注重社会福利导向的政府重新掌权；重新呼吁政府出台保护主义政策，特别是来自劳工运动和农业工人组织的呼吁；世界范围内异向全球化[alterglobalization]运动的发展，其口号是“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
这种政治反应进展缓慢，但持续增强。与此同时，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支持者们不但顽固不化，而且通过乔治·W·布什政权加大了他们的压力。布什政府在推动更加扭曲的收入分配（通过对富人大肆减税）的同时，推行强硬的单边军事主义外交政策（入侵伊拉克）。它用借债（负债）的急剧扩张对此提供资金，而这是通过向世界能源供应和低成本设备的控制者出售美国国库债券实现的。
假如人们只注意股票市场数字，帐面上看来挺好。但这是一个超级信用气泡，它必然破裂，它目前也正在破裂。入侵伊拉克（加上阿富汗再加上巴基斯坦）证明是一场军事和政治大惨败。美国经济的坚不可摧已经失去了信誉，引发了激烈的美元贬值。由于面临正在穿孔的气泡，世界上的股票市场都在颤抖。
那么，各国政府和人口从中得出怎样的政策结论？似乎将会得出4个结论。第一个是美元作为世界储备货币的作用终结，这就使无论美国政府还是其消费者都不可能继续推行超级负债政策。第二个是重返高度保护主义，不仅在全球北方，而且在全球南方。第三个是国家重新开始并购失利企业并推行凯恩斯主义措施。最后一个是重新采取更倾向社会福利再分配的政策。
政治平衡正在往回摆动。10年之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将被作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历史的一次周期性摆动记录在案。真正的问题不是这个阶段是否结束，而是回摆是否能够，正如从前一样，恢复世界体系的相对均衡状态。或者，造成的破坏已经太大了？我们现在是否已经进入世界经济以及从而作为整体的世界体系的更加暴力的混乱之中？
费尔南德·布罗代尔中心
纽约州宾汉顿大学，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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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第233号
2008年5月15日
拉丁美洲左转了多少？
大家似乎一致认为，拉丁美洲在2000年之后左转了。但这是什么意思？
看看整个拉丁美洲的大选就会发现， 2000年之后左翼政党在很多国家胜出，最引人注目的有巴西、乌拉圭、阿根廷、智利、厄瓜多尔、委内瑞拉、尼加拉瓜以及最近的巴拉圭。这些国家的情况当然很不相同。其中有些政府似乎很靠近中间立场。有些政府的言论则更革命化一些。有几个例外，特别是哥伦比亚、秘鲁和墨西哥（在墨西哥，尽管保守派政府赢得了最近的大选，但其合法性程度与布什赢得2000年美国大选一样）。真正的问题不是拉美是否向左转了，而是拉美左转了多少。
在我看来，可以提出4类不同的证据说明拉美左转。第一个是，所有这些政府都以某种方式努力与美国拉开一定距离。布什政府当然愿意这些政府的竞选对手能在所有这些国家获胜。以往，一旦不友好的政府在拉美掌了权，美国就要忙活着把它们替换掉，事实上把它们推翻。但是，美国在世界体系中实力的下降，以及特别是美国正穷于应付中东节节败退的战争，这些似乎已经慢慢耗尽了以前能令它决然挺进拉美的政治能量。2002年针对查维斯的失败政变就是这种情况的有力证明。
这些政府如何把自己与美国拉开距离？用一系列方式。2003年，美国没能说服当时联合国安理会的两个拉美成员国（智利和墨西哥）支持它想得到的决议以便把美国入侵伊拉克合法化。在最近美洲国家组织（OAS）秘书长选举中，美国支持的候选人败下阵来，这在该组织历史上前所未有。而当美国目前在拉美的那个真朋友哥伦比亚今年与委内瑞拉和厄瓜多尔发生严重争执的时候，其他拉美国家事实上都站在厄瓜多尔和委内瑞拉一边。厄瓜多尔目前正拒绝让美国设在该国的军事基地展期。
左转趋势的第二类证据是原住民运动的政治地位和力量在整个拉丁美洲急剧突起，最引人注目的是在墨西哥、厄瓜多尔、玻利维亚和中美洲。拉美原住民人口长期以来都是人口中最受压迫的部分，大多情况下被排除在政治结构之外。但今天，玻利维亚有了一位原住民总统，这代表了一场名副其实的社会革命。在安第斯地区和中美洲玛雅地区，这些运动的力量已经成为这些地区政治中的一个主要而持久的因素。
第三类证据是解放神学死里逃生，并且事实上再次兴起。最后三个教皇在位时期，梵蒂冈大力镇压这些运动，就像美国1950和1960年代大力对抗左翼政府一样。神学家们被迫噤声，同情运动的主教被那些完全不同情运动的主教小心地替换了。然而，受解放神学影响的天主教运动在巴西继续繁荣。厄瓜多尔和巴拉圭总统都来自这个传统。新教福音教派在拉美的扩展有可能导致梵蒂冈对解放神学更宽容，因为后者至少属于天主教，并可能有助于遏制教会信徒的流失。
最后，巴西通过努力相当成功地成为了一个地区性南美集团的领袖。这一点本身也许并不是一种左转。但在世界范围内多极化进程背景下，建立这种地方性区域不单削弱了美国的力量，而且就南北关系而言削弱了整个北美的力量。巴西对所谓20国集团的领导是让世界贸易组织实施新自由主义议程之能力遭到致命打击的主要因素。
那么，所有这一切表明了什么？当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革命”。它表明，拉美政治中的中点或“中派”位置在短短10年间已经明显左移。这一点必须置于世界性运动的背景之下。这种左转在中东和东亚同样正在出现。事实上，在美国也正在出现。世界经济衰退也许很快会变的甚至更重，其冲击无疑将推动这些趋势进一步发展。
右翼力量难道不会反扑吗？无疑他们将如此。在拉美，我们今天已经看到这一点，那就是更富有和“肤色更白”的东部地区试图从玻利维亚分裂出去，并摆脱终于赢得了中央政府权力的大多数原住民人口。在拉美，如同在其他地方一样，我们进入了政治动荡时代。但今天拉美左翼进行斗争的力量远比半个世纪之前更强大。
－－－－－－－－－－－－－－－－－－－－－－
评论第232号
2008年5月1日
美国政治中的种族、性别和阶级：何新之有？
5月1日在全世界都被当作五一节即国际劳动节庆祝。唯一的例外是美国。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五一节是为了纪念美国的一个事件而建立的，即芝加哥秣市骚乱[Haymarket Riot]。1886年5月1日，美国许多城市的工人举行总罢工，争取8小时工作制。在芝加哥，有8万工人游行到密西根大道。在示威第4天，即在秣市广场[Haymarket Square]举行的集会结束之时，发生了暴乱。其起源直到今天仍争执不休，但有警察被杀。随后，罢工领导人遭到逮捕，其中4人被以所谓谋杀罪处死。虽然他们是来到美国的德国移民，但他们临死前唱的不是《星条旗永不落》[The Star-Spangled Banner]，而是体现国际工人阶级团结的《马赛曲》[La Marseillaise]。尽管如此，美国的政客总是试图降低阶级冲突作为美国政治中一个标志性问题的重要性，这就是为什么美国不庆祝五一劳动节的原因。
2008年，美国的总统选举竞争激烈。民主党初选在一个妇女和一个非洲裔美国人之间展开。共和党候选人是一个男性白人。起初，大家都不承认种族或性别是个问题。但当竞争变得持久并更加激烈的时候，种族和性别问题双双突现出来。但大家仍拒不承认阶级是个问题。
种族、性别和阶级的交叉是现代世界体系中的老故事。它一直处在美国政治历史的中心。1848年，即整个世界出现巨大政治动荡那年，法国发生了现代历史上第一次真正的社会革命，而几乎整个欧洲都出现了民族起义，历史学家后来称之为“民族的春天”。在美国，最重要的事件是塞尼卡瀑布城大会[Seneca falls Convention]，通常被当作是美国女权主义的奠基时刻。其1848年7月19-20著名的“情感宣言”仿效“独立宣言”开篇：“我们认为这些真理不言自明：所有男女生而平等。”在列出的冤情中包括妇女被剥夺了“公民的首要权利，即选举权”，而选举权已赋予（这项控诉预示了未来的冲突）“无知堕落的男人—包括本地人和外国人。”
那个时期最著名的非洲裔美国人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参加了塞尼卡瀑布城大会，表达当时仍大多为奴的非洲裔美国人社区对妇女权利的支持。后来，在1872年，道格拉斯成为以维多利亚·伍德胡尔[Victoria Woodhull]为首的平权党[Equal Rights Party]副总统候选人。无论对妇女还是非洲裔美国人来说，这都是他们竞选这些职位的第一次。
但后来，在国内战争之后，美国国会通过了宪法第14条修正案，把排除非洲裔美国男性公民投票视为违宪，妇女运动大失所望，因为她们没有被包括进去。美国的废奴运动领导人之一温德尔·菲利浦斯[Wendell Phillips]1865年5月曾发表著名讲话，告诉她们说，妇女不应当在此刻提出选举权要求，因为“这是黑人的时刻”。许多妇女争取选举权人士并不甘于沉寂。作为回应，伊利莎白·斯坦顿[Elizabeth Stanton] 和苏珊·B.安东尼[Susan B. Anthony]支持乔治·弗朗西斯·崔恩[George Francis Train]竞选总统，他是有名的种族主义者，但他提倡妇女获得选举权。结果导致女权运动大分裂。
19世纪下半叶，妇女运动在所有社会/劳工问题上都变得更加保守，在所有民族/种族问题上也是如此。在这种趋向保守的转化中，许多女权主义者放弃了自然权利之说。她们开始认为妇女应被赋予选举权以便“平衡那些出生于外国的人所带来的冲击”。1903年，主流妇女运动出面提出对投票权设置一项“教育程度的要求”（夏洛蒂·珀金斯·吉尔曼[Charlotte Perkins Gilman] 是著名而孤独的持不同政见者）。在这种紧张状态的高峰时，某些争取选举权人士甚至诉诸赤裸裸的种族主义。例如，他们发布了一张宣传画，一个粗野的黑人门房坐在一位优雅的白人贵妇旁边，图画说明是：“连他都能投票，为什么我不能？”
在不平等（种族与性别）受害人之间的所有这种冲突中，几乎完全没有谈到阶级，尽管当时非洲裔美国人和妇女中绝大多数都是工人阶级，正如他们今天依然如此一样。因此，这就是为什么，一个公然的保守派共和党候选人，他在其整个职业生涯中都投票支持上层阶级的利益并反对所有有利于工人阶级（在美国被叫做“中产阶级”）利益的立法，能够指望吸引某些工人阶级选民，因为他们还不能接受一个妇女或一个非洲裔美国人当美国总统。
有任何新鲜之处吗？是的，有。民主党两个可能的候选人一个是妇女另一个是非洲裔美国人，这种想法本身就在10年前也是难以想象的。他们当中一人当选仍有可能最终变得不可想象。但这取决于民主党能在多大程度上围绕阶级问题组织自己的竞选活动，这个问题被巧妙地称为“经济”问题。假如这样做，它有可能在选举中大获全胜。假如不这样做，竞选将势均力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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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死亡
评论第226号
2008年2月1日
1980年代早期以来，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意识形态滚滚向前。在现代世界体系历史中，它事实上并不是一种新理论，尽管它宣称如此。它其实是非常陈旧的理论，即世界各国政府不要干预有效的大型企业在世界市场争夺优势的努力。第一个政策含义就是，政府，即所有各国政府，都要允许这些公司带着它们的货物和它们的资本自由穿越各国边界。第二个政策含义是，政府，即所有各国政府，都不要在它们本身充当这些生产性企业所有者方面发挥任何作用，而要把它们拥有的一切都私有化。第三个政策含义是，政府，即所有各国政府，都要把向本国人口的所有各类社会福利转移支付最小化，如果不是完全取消的话。这种陈旧的理论以前总是周期性地成为时髦理论。
在1980年代，这些理论被提了出来，以对抗同样陈旧的凯恩斯主义和/或社会主义理论，后者在世界大多数国家一度占了上风：经济应当是混合的（国有加私有企业）；政府应当保护本国公民不受外国垄断性公司的掠夺；政府应当通过向本国较贫穷的居民转移利益（特别是教育、医疗和收入水平的终身保障），努力推动生活机会平等化，这当然就需要向比较富裕的居民和公司企业征税。
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纲领利用了世界范围的利润停滞。1945年后直到1970年代初期是一个前所未有的长期全球扩张时期，在这之后，停滞开始了，促使凯恩斯主义和/或社会主义理论主导了政策。利润停滞给世界大批政府带来国际收支问题，特别在全球南方和所谓社会主义阵营国家。新自由主义反攻是美国和英国的右翼政府（里根和撒切尔）领导的，加上两个主要的政府间金融机构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它们联合打造并实施了后来所说的华盛顿共识。这个全球性联合政策的口号就是撒切尔夫人所说的TINA，或“没有其他选择”[There is No Alternative]。口号意在向所有政府传达这样的信息，即它们必须同意这些政策建议，否则他们将遭到增长缓慢和在可能面对任何困难的时候得不到国际援助的惩罚。
华盛顿共识的许诺是重启各国经济增长和摆脱全球利润停滞。从政治上说，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支持者们是非常成功的。一个又一个政府，无论在全球南方、社会主义阵营、还是强大的西方国家，都实行了产业的私有化，都向贸易和金融流动开放了本国边界，也都削弱了福利国家。社会主义理论，甚至凯恩斯主义理论，在公共舆论中大多名誉扫地，并遭到政治精英唾弃。最戏剧性的可见后果是东中欧和前苏联共产党政权垮台，再加上名义上仍为社会主义的中国采用了亲市场政策。
这种巨大政治成功的唯一问题是没有与之相称的经济成功。工业企业的利润停滞在世界范围内继续存在。各地股票市场的急剧走高不是建立在生产性利润上，而主要建立在投机性金融操纵上。世界范围和各国国内的收入分配都变得非常偏斜—世界人口中10%高收入人群，特别是1%的顶层，其收入大幅度增加，而世界人口中其他人群的实际收入大多下降了。
对一种无限制“市场”的崇拜在1990年代中期开始幻灭。这一点可以从很多进程中看到：很多国家那些更注重社会福利导向的政府重新掌权；重新呼吁政府出台保护主义政策，特别是来自劳工运动和农业工人组织的呼吁；世界范围内异向全球化[alterglobalization]运动的发展，其口号是“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
这种政治反应进展缓慢，但持续增强。与此同时，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支持者们不但顽固不化，而且通过乔治·W·布什政权加大了他们的压力。布什政府在推动更加扭曲的收入分配（通过对富人大肆减税）的同时，推行强硬的单边军事主义外交政策（入侵伊拉克）。它用借债（负债）的急剧扩张对此提供资金，而这是通过向世界能源供应和低成本设备的控制者出售美国国库债券实现的。
假如人们只注意股票市场数字，帐面上看来挺好。但这是一个超级信用气泡，它必然破裂，它目前也正在破裂。入侵伊拉克（加上阿富汗再加上巴基斯坦）证明是一场军事和政治大惨败。美国经济的坚不可摧已经失去了信誉，引发了激烈的美元贬值。由于面临正在穿孔的气泡，世界上的股票市场都在颤抖。
那么，各国政府和人口从中得出怎样的政策结论？似乎将会得出4个结论。第一个是美元作为世界储备货币的作用终结，这就使无论美国政府还是其消费者都不可能继续推行超级负债政策。第二个是重返高度保护主义，不仅在全球北方，而且在全球南方。第三个是国家重新开始并购失利企业并推行凯恩斯主义措施。最后一个是重新采取更倾向社会福利再分配的政策。
政治平衡正在往回摆动。10年之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将被作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历史的一次周期性摆动记录在案。真正的问题不是这个阶段是否结束，而是回摆是否能够，正如从前一样，恢复世界体系的相对均衡状态。或者，造成的破坏已经太大了？我们现在是否已经进入世界经济以及从而作为整体的世界体系的更加暴力的混乱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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