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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刊曹天予教授新书《权力与理性 – 世界史中的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第五章及答问部分。价值继承,即一方面承认自由主义文化有内生批判、内在超越的潜能,另一方面坚持社会主义的思想斗争,夺取和守卫葛兰西所说的文化领导权。布莱希特、本雅明对现代主义的革命解读,正是这两个方面交界地带的实践。文化具有连续性,是历史延续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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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冠夫先生,一九三六年出生,浙江永嘉人。一九五七年就读于复旦大学中文系本科,一九六六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研究生班,师从刘大杰、朱东润、蒋天枢等先生。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中国红楼梦学会副会长。二零一六年11月因病在北京辞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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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的早期版本是2012年间的访谈整理稿,此后经过两次综合与修订。这里刊载的是第二次修订后、发表于《开放时代》2014年第2期上的版本。文章从三个不同方面论述当代世界和中国的代表性危机。第一,代表性断裂是当代世界的普遍政治危机,其核心是政党政治的危机;第二,代表性危机是中国社会主义体制危机的政治后果,其核心是阶级政治的衰落;第三,现代中国革命中的理论辩论和群众路线既是中国代表性政治的历史前提,又包含了超越这种代表制的要素。在思考"后政党政治"的语境中,重新思考这一政治传统有助于探索政治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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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式小说"增添了"文本"的维度,并将《金瓶梅词话》视为"书写"的产物,凸显它对前代和当代众多文本和文体的移置、替代、戏仿、改写和重组,尤其强调了"编织"的手法在复式小说建构中所起的作用。本文借助这一观念,旨在揭示《金瓶梅词话》在中国章回小说史上范式转型的特殊意义,同时也讨论与互文性密切相关的一系列小说研究的重要问题,界定寓言说或象喻说与索隐论的分野,并探讨从象喻性 和"补作"的虚拟叙述等不同角度解读《金瓶梅词话》的多种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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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结合当代中国大陆有关朝鲜战争的最新研究,将抗美援朝战争置于二十世纪中国的革命与战争的脉络中加以重新审视。 2013年6月至8月间草成并完稿,10月间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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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
文学
2017/05/19
| 阅读: 3271
《野叟曝言》结尾部分叙写文素臣之母水氏的百岁寿典,其妄诞狂想至此臻于极致,但这一情节挪用了乾隆皇帝为其母崇庆皇太后举办的万寿庆典,也为这部小说打上了乾隆时代的历史印记。小说的叙述者通过对戏曲表演的叙述,为整部作品做出回顾与前瞻,凸显了它帝国想像、自我点评与后设叙述等重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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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起,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研究员罗绒战堆每年固定前往拉萨及山南两地的春堆、路普岗、察巴拉、扎西林4个自然村,以访谈形式、从经济人类学视角对西藏信教居民的宗教消费进行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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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写赵树理的两篇文章,先后发表于1990及19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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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只意在提供意识所及与研究有关的一些陷阱,给有兴趣踏入绘画史研究之林的学者参考。其中所谈不完备的各点,不见得就是研究上的禁忌,但却是最可能变成障碍的。对这些陷阱的自觉,或放是有志于绘画史研究工作者值得培养的一个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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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之所以需要被重新認識,事實上與另一個問題密切相關,那就是重新認識西方。換言之,重新認識中國與重新認識西方,事實上不是對立的,而是同一個問題的兩個不同面向,二者互為前提。因為正是由於我們對西方知識的認識發生了問題,所以要重新認識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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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兵从纪录片导演的角度直观谈及了在织里镇拍摄2年多素材时所接触的人、事、体系;汪晖从学者角度探讨了工人运动、信贷关系等一系列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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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回顾了作者自己五十多年研究中的问题意识与学术动力,包括其中的关键感情因素,为的是向新一代的青年学者说明自己的经历,希冀会对他们的探索起到一点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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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把时间场景倒退到南岱和(Nanterre)。一个当代寓言在此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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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央音乐学院附中成立二十五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 1982年六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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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
戏剧
影视
2017/12/23
| 阅读: 8813
本文的删节版原载澎湃新闻,此为全文(删节部分加粗标出),并添加了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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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杰姆逊提出"历史健忘症"是指出一类西方后现代主义影片的特点,那么,我们这部电影里的"历史健忘症"所展现的"历史真实"则是一种"后革命时代"的"想象"、投射和移置,它带来的是一种"后革命时代"的英雄和爱情叙事,一种片面的"后社会主义"的自我认知。这些都使得它不但为一代青年立传的意图打了折扣,而且使得它意图为三个不同时代进行刻画甚至进行一种类似"民族志"的书写、一种批判现实主义的努力实际上受到扭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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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纪念安吉拉·帕斯古齐而重刊。安吉拉是意大利左翼报纸《宣言》的记者,一位积极的社会活动家、敏锐的观察者和真诚的知识分子。多次来中国采访。她的访谈集Talkin'China于2008年由《宣言报》出版社(Roma: Manifesto libri)出版。2018年4月26日于罗马因病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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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的抗日传统,并非只有以"沈光耀"为代表的"精英抗战"这一脉,还有同等重要(如果不是更加重要的话)、而又风格迥异的另外一脉。很遗憾,影片对这一脉只字不提,也正因此,影片呈现给观众的就不是一种全面的完整的清华精神或传统,而是一种片面的、不完整的清华精神或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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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从李白的《登金陵凤凰台》入手,考察他对崔颢的《黄鹤楼》诗所做的不同回应,并将前后相关的一系列诗作串联起来加以解读,由此探讨唐代题写名胜的诗歌实践、与之相关的批评话语及其核心议题。李白凭藉模仿和改写来收编前作,将其编入一个它们共同从属的文字结构的网络之中。我们不仅借此反省即景诗的范式及其前提与内涵,还重温了一系列与此相关的问题,包括模仿与创造、因循与竞争、经验与虚构,以及文字书写与物质文化,诗歌与题咏对象之间的关系。{本文分为上下篇刊载--wen.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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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凭藉模仿和改写来收编前作,将其编入一个它们共同从属的文字结构的网络之中。这一网络具有自我衍生与自我再生产的机制和潜力,既可能导致重复模仿,也可能产生像李白回应《黄鹤楼》诗这样的精彩系列。自李白以下,诗人对此做出了各自的回应,包括他们自诩的“江山含变态,一上一回新”和“缺席写作”的方式。从他们的回应中,我们读到了不同的答案,也可以看到中国诗歌古典主义范式的基本属性,它的所为与不为,潜力与极致。具体来说,我们不仅借此反省即景诗的范式及其前提与内涵,还重温了一系列与此相关的问题,包括模仿与创造、因循与竞争、经验与虚构,以及文字书写与物质文化,诗歌与题咏对象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