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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春光:寸草春晖无限情

音院《学报》1982年第三期。同年《新观察》转载
在中央音乐学院附中成立二十五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 1982年六月一日。

 

寸草春晖无限情

( 在中央音乐学院附中成立二十五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 1982年六月一日 )

音院少年班 1952级学生 李春光

 

我是整整三十年前进附中的,那时候叫少年班,三十年过去了,我们从孩子变做成人,从少年变成青年,现在,算是"人到中年" 了,脸上起了皱纹,头上生出白发。回想往事,常常引起许多感慨。附中六年的生活,在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我从小喜欢做梦,现在还是这样。这么多年来,不知道多少次梦见少年时代的事情,醒来之后,心里还很激动。有时候,我觉得很奇怪:许多事情,时间愈是隔得长久,印象反倒愈加鲜明。

不知道该从什么事情讲起......

我想起毛主席讲过一句很好的话,他说:要使我们全党团结得像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回想起来,当年的附中,就是这样一个和睦的家庭。这样说也许还不够,还应该说,是一个温暖的家庭, 一个非常温暖的家庭。这种温暖的感觉,在我心里,到现在也没有消失,不如说是更加强烈了。

今天这个大会开得很隆重。可是气氛太过 "正式" 了,讲话有点拘束。我就想起当年我们开的那些班会。在教室里,紧靠着墙壁,把桌椅摆成一个长方形的大圈,冬天冷的时候 (也许是过年的时候),中间还生起一盆炭火。我们讨论得很热烈,火盆里的木炭忽然毕毕剥剥爆起来--它也忍不住想来插几句话。这种会是推心置腹的。我们曾经讨论过多少个题目?记不清了,也数不清了。恐怕不止一百个吧! 就连谁想和谁恋爱这样的 "一级机密",在班会上也是不隐瞒的,谈得很坦白,又很严肃。这种会,通常在晚上开,有时开到十点、十一点,回到宿舍,钻进被窝里,讨论还收不了场。那时,大家的心都是彼此敞开的,彼此交流的。

我们照过许多照片。我去年到上海,见到我们班当时的生活委员赵准,他还保存了一两百张,有些是这几年像搜集古代文物那样苦心搜集起来,翻拍、放大的。我看那些照片,三十年前、二十几年前的照片,看了又看,舍不得放下。我发现,我们当时怎么都长得那样美啊! 这也包括我本人在内,也是很美的! 诗人喜欢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照片上面一双双眼睛,都是清澈明亮的,就像桂林漓江的水那样,一眼可以看到河底,碧绿的水草,五彩的卵石,大大小小活泼的鱼儿......都看得清清楚楚。今天,外面橱窗里陈列了几张,可以证明确实很美。至少比许多彩色挂历、广告、画刊、电影里头那些挤眉弄眼的大美人、小美人要美一百万倍!

老师和同学之间的关系也是这样。说到这里,我就想起一个永世不能忘记的人--郑华彬老师。他把一生心血都无私地奉献给了中国的音乐教育事业,在"文化革命"当中默默地死去了。

据说他早年在外国,开过一个照像馆,积下了一笔钱,抗日战争打起来了,在民族存亡的关头,他从外国跑回来,他喜欢音乐,以后就到了国立音专 "老幼年班",专管学生伙食。老幼年班的学生,多数是从孤儿院里招来的。那个时候学校穷得不得了,国民政府经常不能按期发经费,孩子们常常一天只能喝两顿稀粥,营养很坏。郑老师把他的全部积蓄一点一点补贴到学生伙食里去,自己从来舍不得随便花一个小钱。

几十年来,他总是穿得很破旧,解放后,每月工资一百多元,还是喜欢穿补丁衣服(那时,百元要算高薪了,因为物价很低,例如一斤猪肉不到五毛钱)。但是,不论谁有困难,他就慷慨解囊,无偿援助。他只有一身比较讲究的衣服,永远洗得干干净净,熨得平平整整,平时舍不得穿,他的学生们一个个长大成人了,立业成家了,哪个学生结婚,他就郑重其事地换上那唯一的一套"礼服",带上一份厚礼,去参加自己孩子的婚礼......

有一次上体育课,我不小心,摔掉了五颗牙齿,出了不少血,在床上躺着,不能吃饭。郑老师每天骑着他那辆老旧的自行车上街,买来猪肉、牛肉、猪肝、腰子、各种青菜和好米,把米捣碎,把肉、菜剁烂,煮成稠粥,一天三顿,他坐到床边,一匙一匙喂我。郑老师还叮嘱我别给家里写信,免得父母亲着急。直到伤口长好了,假牙配齐了,家里才知道了这件事。

但是,可爱的郑老师! 可敬的郑老师! 他没有能够逃脱 "史无前例" 的浩劫......

那是一九六八年的深秋,开始 "清理阶级队伍"。宣传队的同志找他谈了一次话,根据一些捕风捉影的 "材料"、"疑点",向他提了一些问题,据说谈得还比较温和。可是,他受不了。他一生光明磊落,不能忍受这样的怀疑。当天晚上,刮起一阵大风,他就在深秋的寒风中吊死在他操劳多年的医务室门口那棵老槐树下。那年,他该有七十岁了,但是身体还很强健。他是愤慨地死去的。他一生勤劳,一生正直,一生纯洁--纯洁得像一块透明的水晶石。他的性格里集聚了中国劳动者最高贵、最圣洁的种种美德。然而,在那个 "阶级斗争" 如火如荼的发了疯的年代,他不但被无情地排除于 "工人阶级" 之外,而且变成了 "清理阶级队伍" 的怀疑对象。他怎么能够忍受这种屈辱和颠倒! 他怀着一腔悲哀和愤慨凄然而去,以此表达出一种无声而激烈的抗议。我并不打算过分地责怪什么人,或者企图追究宣传队哪一位同志的个人责任。公平地说,那时候,我们这些人,也都被卷进了纷乱的可怕的漩涡之中,正常的思维和感情大半被扭曲了,这包括我本人在内 (尽管没过多久,我就遭到了 "文革" 中的第一次关押,罪名是 "破坏清队" )。当时,郑老师的死,在我们心中引起的反应,竟然是那样地平静甚至几近漠然、木然--也许是因为这种事情看得太多了,听得太多了。我们竟然没有一个人想到过要怎样做一点点哀悼的表示。他在最后的时刻,一定也预感到了这种可怕的、残酷的冷漠和麻木。他就这样悄悄地在寒风之中阒然而去了。没有告别式,没有追悼会,没有讣告,没有悼词,没有静默,没有哀乐,没有挽联,没有鲜花,甚至没有一滴亲人的眼泪......

郑老师一生从没得过什么"官衔",没有什么 " 职称",没拿过一分钱 "奖金",没出过一次风头,报上没有登过他的名字,电视里更没有播过他的镜头。出了音乐学院的院墙,世界上没有几个人知道天底下还有这样一位可敬可爱的老人,他的名字叫做--郑华彬。郑老师一辈子没有结婚,一个儿女都没有,我们这些人就是他的儿女。他在我们心里永远是活生生的,永远是崇高的,伟大的--确实是伟大的! 难道 "伟大" 这样的字眼, 只有 "大人物" 才配受用吗?

最近,有许多同志提议为郑老师补开一个隆重 的追悼会;还有人说在新校舍落成后要为他立一块碑。我觉得,已经没有这种必要了。他高贵圣洁的一生,早已在我们的心中树起了一座非人工的不朽的纪念碑。

郑老师对我们的爱,可以说是我们少年班师生关系的一个突出代表。许多老师也是这样对待我们的。请问,有谁能说这不是一个真正革命的、无限温暖的家庭?这些事,我是一辈子也不会忘记的。再过多少年,有一天,我变成了一个老头,快要死了,临死之前,一定还会想起这些事。

我想,五十年代这些好的传统,同学之间、师生之间这样一种温暖的、真正社会主义的关系,是应该在音乐学院继续下去的。

当然,也不能说一切都好。

无论从学校的范围,还是从全国的范围来说,我都不赞成一切恢复五十年代。有一次开会,粉碎 "四人帮" 以后不久,开几天座谈会,我放了一炮。针对 "回归五十年代" 的主张,我说:如果一切回到五十年代,那岂不是意味着再来一次大规模的 "反 '右派' ",再来一次大炼钢铁,打麻雀, "放卫星","拔白旗",再来一次三年困难,最后就是再来一次 "文化大革命"。文革暴力其来有自,并非偶发-突发。应该溯根寻源,研究历史经验。当时,两个 "凡是" 还很神气,这些话多少有点犯忌讳。但是,在那个会上,我的发言还是受到支持的。冰心老人甚至说:李春光讲得深刻,使我受到很大启发。

时代毕竟是前进了。历史是不会回头的。我不赞成 (也不相信) 有人说今天的音院附中什么都不如我们那个时候。当然,我不大知道附中的事情,听过几次音乐会,十分兴奋,比我们那个时候的水平不知高多少。使人感到中国的音乐事业充满希望!

正因为如此,我想给母校提两点意见,或者说希望:第一是要注意文化;第二是要注意生活。

这是两个老问题,据我看,长期没有很好解决。

这几年,特别是三中全会以来,文学、戏剧、电影、美术等等,都有很大突破,出了一批在国内国外引起注意的作品。相比之下,音乐界有点寂寥,能够引起广泛注意的作品不多。这种情况,音乐教育有没有一点责任? 我看有很大责任。

我一直有个想法:应该逐步拟订出一些必读、必听的书目、曲目等等,一个合格的附中毕业生,规定他必须听熟几百首古今中外的音乐名作 (包括背多少首民歌);还必须背几首诗经,几首楚辞,几首汉魏乐府,百十首唐诗宋词......背多少篇从先秦到明清,到 "五四",到现在的经典性的散文,等等;还要知道一些中外著名的绘画、雕塑、建筑;甚至还要开一点自然科学史方面的讲座--包括天文学、天体演化、生物进化......之类,就是讲两三次也好啊! 这些课程和讲座,从一年级起开到毕业,严格要求。掌握了那个必听、必读、必知的曲目、书目等等,才算一个合格的附中毕业生。否则,你手指头跑得再快,也不给毕业证书。

这样,一个人从少年时代起,心胸就会比较开阔,趣味就会比较高尚,精神就会比较丰富。据说有些专业水平好一点的小同学有点骄傲,我想,这不能责怪小孩子,那是因为我们给他的知识太少了。知识真是一个海洋 (范老[文澜]讲过这个话,想不起什么时候讲的了)。应该让学生从小就知道这一点,从小就把他们领到这个大海边去看一看。我去年到北戴河海滨,那真是无边无际,汹涌澎湃! 到了那里,你就会知道,一个人,无论他多么有技术,有天才,有学问,他在那个大海面前都是非常之渺小的。他就会懂得,没有什么可以骄傲的理由,就会知道骄傲是一种低级趣味,是无知和没有出息的证据。这对其他许多问题的解决也会有助益,不仅是个提高文化修养的问题,也可以有助于提高思想觉悟。思想工作不能只靠政治课,尤其是那种倒胃口的老和尚念经式的说教式的政治课。

第二点是注意生活。不能完全 "两耳不闻窗外事",生活圈子小而又小。艺术是表现人的。音乐自不例外。出去演出,不能总是台上台下,中间隔着一个乐池,一道大幕。要多少了解一点群众的生活,交一些各种各样的朋友。几年前,一位我很尊敬的老同志,他给我讲了五条。他说:第一,你要好好学习,现在是个很好的学习的机会 (指文化和生活两方面);第二,要多做一点切实有益于人民的事,不要去出风头;第三,"广交游" --多交点朋友,各种各样的人都要去结识;第四,"拯救自己的灵魂"--就是说,永远讲真话;第五,还要多长几个 "心眼",想事、说话周密一点,不要冒冒失失。我有时候确实有点冒失。这些话使我很受启发,今天在这里这样讲一下,也供大家参考。单讲第三条--交朋友,我这几年交了一些朋友,确实很有益处。我想,一个音乐家,如果除了自己,自己的乐器,再加上周围的一个音乐小圈子,除此之外,对各种各样的人很少了解,恐怕是不行的,艺术上不会有很大的创造性。

这些问题三言两语说不清楚。我也可能说得不对。不说了!

总之,我希望,我也相信,我亲爱的母校会一天比一天进步,为人民培养出一批比一批更有出息的人才。有一天,中国的音乐事业要震动全世界,就像女排打球那样。这里头,毫无疑问会有我们的母校--中央音乐学院附中的一份不可磨灭的功劳。当然,达到这个目标很不容易,可能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拼命干。那时,就连我们现在这些中年、青年人恐怕也都进天堂了。不过,我相信,到那个时候,当灿烂的中国音乐象雄伟的万里长城或金字塔那样耸立在地球上的时候,我们从九天之上向下一看,心里一定也会觉得非常欣慰。因为,我们一定可以清清楚楚地看见:在这座万里长城或金字塔的脚下,我们每一个人都曾经铺下过一块虽然是很小很小的,但也是很有价值的、不可缺少的砖石。

 

(音院《学报》1982年第三期。同年《新观察》转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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