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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李陀专访:继续重写文学史
    文学 人文 2011/10/30 | 阅读: 2871
    今年五月,《今天》“重写文学史”的栏目精选《昨天的故事——关于重写文学史》简体字版终于出版,这比繁体字版晚了整整四年——四年中,这部书稿辗转了三个出版社,最终在三联书店落地——是不是“重写文学史”的话题大家都已感到了隔膜?
  2. 高默波:书写历史:高家村
    历史 2014/02/07 | 阅读: 2864
    从内容上来看《高家村》是讨论高家村从1949年到90年代中期的变迁,本书的主要内容都是根据主题而写的,每个主题自成一章。这些主 题包括:土地、水域与地方政治,人口与政治,生活水平,农村卫生,农村教育,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改革,移民打工,风俗习惯的变化和延续,高家村与外 部世界。
  3. 龙应台:注视一个古都的蜕变--我看北京奥运
    建筑 社会 2008/07/30 | 阅读: 2864
    龙应台一旦写到北京,永远都忘不了集权这个标签,这篇文章秉承龙氏风格,明写北京,实赞台北。
  4. 王绍光:财政没有透明就不是民主
    经济 政治 2008/08/19 | 阅读: 2862
    怎样才能保证中国经济改革成为广泛参与的改革?平等的参与权、表达权、讨论权,乃至投票权的前提是什么?
  5. 郑任钊:龚自珍与清代公羊学风的转变
    历史 2012/10/05 | 阅读: 2862
    龚自珍不再专注于学术层面上的公羊学研究,转而致力于援公羊学说抨击时政,倡言变法,真正发挥了公羊学经世致用的学术特点,推动"公羊学理论从书斋走向社会,从论学转向议政"
  6. 韩毓海:国家与基层社会--《五百年来谁著史》第三卷序
    社会 2011/12/26 | 阅读: 2862
    一、方法现在交在读者手上的第三版,主要对原书的理论部分做了增订。特别是,下篇的第四节(《从康德到列宁》)、第五节(作为"中国方法"的《大同书》)中,原来只是略略提到的许多论点,现在都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如同对待马克思和列宁一样,康德、黑格尔、康有为的著作,今天已被当作了十分古旧的知识,人们怀疑它们与现实究竟有何关系、还能派上何等用场。实际上,这种怀疑,是从这些著作诞生伊始就存在着的。例如,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非但一直被批评为"文字粗拙晦涩、令人无法了解",文德尔班甚至这样说过:"能了解精神现象学的那一代人早已死绝了"。在实用主义的时代,像一切不能直接变成钱的东西一样,人们普遍地怀疑"理论"的价值、"理论"的用处,这本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当年的左文襄公曾经感慨说:"今之农者,亦如今之学者,欲速见小,自误以误人。吾三十以后,读书渐多,阅世渐深,知区区之存于心中,自以为是者,仅足以仿当今无足指数之人,而于古之狂狷尚未逮也。" 这些话若换成今天通俗的说法就是:所谓实用主义学风,便是"小农经济"在思想、学术领域中的反映。它的表现,也就是左宗棠所说的"欲速见小,自误误人",更进一步说,它使得我们的发展没有坚实的基础、长远的眼光和持续的内在动力,更使得我们日渐丧失了"理论"这个改造世界的有力武器。马克思曾经这样说到他自己所处的时代、说到那个时代的德国:"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除了现代的灾难而外,压迫我们的还有许多遗留下来的灾难","不仅活人使我们受苦,而且死人也使我们受苦。死人抓住了活人!" --实际上,马克思所说的,也就是我们的时代和我们当下的处境:今天,不仅肆虐全球的资本主义大危机使我们受苦,而且,旧的生产方式、旧的发展方式同样也深深地束缚着我们、使我们受苦。马克思的时代,其实离我们并不那么遥远,而上述那些被判为"古旧"的知识、那些"古之狂狷"者--康德、马克思、康有为,他们的写作所针对的,实际上也便是我们的现实,他们能够告诉我们的,比当下的时尚宣传所能给予我们的,要多得多。今天的人们似乎已经忘记了:正是康德第一个指出,英国人率先发明的"战争国债"和战争金融制度,乃是现代欧洲思想错误的结果、是西方思维最大的失误;而黑格尔则认为:推动现代西方世界发展的两个真正动力,无非是战争与财富;尼采更一针见血地断言:"债务关系",乃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正是马克思指出:在世界经济危机爆发之后,一切旧的经济学实际上都已经死亡了,因此,从今往后,我们需要一种完全不同的经济学;而列宁认为:金融垄断和跨国公司的垄断是20世纪世界经济的主要特征;康有为则第一个提出了"大同"、"小康"之辩,他说:未来的"大同社会",必定是以劳动者为主体,以科技、思想和知识创新为动力的社会,必然是"劳动社会"和"创新型社会"。这些被判为古旧的知识、这些晦涩的理论,恰恰是今天我们认识、改造现存世界的最有力武器。本书第一版面世不久,就有学者希望我谈谈"理论叙述"与现实、历史叙述的关系问题。因为在一些读者看来,本书的"上篇"以历史和现实的叙述为主体,而"下篇"则似乎更为侧重于"理论"。而对这个问题,其实再也没有人比马克思阐述得更好了。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他便深刻地谈到了究竟应该怎样对待"理论"这个问题。马克思谈到了黑格尔的辩证法,谈到了这个有史以来最大的"理论狂人",他这样说:在黑格尔那里,理论"是现实事物的造物主,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与黑格尔不同,马克思自己则是把理论当作"材料"--或者更直率地说,就是"生产资料"。马克思说:"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索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与一切"空头理论家"不同,马克思乃是一个在欧洲各地流亡、没有"绿卡"的"知识民工",正如建筑工人的劳动离不开建筑材料一样,知识劳动也离不开特定的"材料",马克思反对将理论神秘化、反对理论的垄断、反对"现实世界是理论和思维的产物"那种装神弄鬼、颠三倒四的说法,而是平实地将理论视为"知识民工"劳动所必须的"材料";但是,我们同时还要记住:马克思更反对"束书不观"的玄想、更鄙弃那种离开理论、离开知识材料,直接"从客观现实"出发的幼稚的"唯物主义"思想贫困。在马克思那里,作为知识工作"材料"的"理论",不过是物质存在的一种特殊形式,或者说:物质的世界凝结为知识的材料;物质世界的运动,则造成了这些材料不同的发展形式、造成了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正如只有通过树的"年轮"才能去了解一棵大树成长的轨迹一样,马克思说:"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而这就是马克思的辩证法,即我们所说的辩证唯物主义。正如大树的年轮一样,理论是物质世界的一种存在形式,所谓理论,只不过是以抽象的形式存在着的物质世界。凝练的理论,则如短刀出鞘,是开启物质世界运动的钥匙。因此,为了探索中国道路,我们必须全面地批判和继承既有的人类思想遗产,必须像马克思那样,将这些理论遗产,理解为特定的"物质形式",将理论打造成建筑未来新世界大厦的"材料",锻造为通向未来道路的铺路石。或者说--必须像当年的毛泽东那样,将哲学和理论,锻造为人民群众改造世界的有力武器。二、破题长期领先于世界的中国,为什么在19世纪走向衰败和落伍?长期战乱分裂的欧洲,为什么会在19世纪后超越中国、领先世界?--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课题,在世界学术界,它被称为"李约瑟之谜" 。而本书的基本目标之一,便是以上述辩证唯物主义方法,去回应这一课题。许多杰出的学者已在破解这个谜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如麦迪逊(Angus Madison)的《世界经济千年史》(The World Economy: A Millennial Perspective),以及伊懋可(Mark Elvin)关于"高度平衡陷阱"的重要论断(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按照麦迪逊的统计:中国经济在公元一千年里一直保持持续增长,并在1820年左右达到了世界经济总量的三分之一 ;但是,尽管如此,中国经济的增长却一直是依靠不断增加劳动力投入而维持的,而1500年之后,西方的增长则主要是依靠技术、生产方式的创新来实现的。如果说西方1500年之后的增长,体现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的话,那么观察同时期的中国,却会发现:经济增长伴随的乃是劳动生产率的下降,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人口很少的西方却创造了越来越多的财富,并最后超越了中国。麦迪逊和伊懋可的论断,就"李约瑟之谜"给出了一个典范性的解释模式,但是,他们的解释也遭到了两个方面的有力挑战。一个挑战就来自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认为:西方的增长方式受资本积累这个基本目标的制约,这使得科学技术的发展具有排斥人类劳动的弊端。同时,西方在1500年之后的飞跃增长不仅是劳动生产率提高的结果,也是近乎无偿占有当时还很廉价的世界资源的结果,这包括无偿占有美洲、印度的农产品、以及世界绝大部分矿产品,西方的增长带有掠夺自然的特性,并与残暴的殖民主义统治相联系。因此,从排斥人类劳动以及掠夺自然、殖民地统治这两个方面来看,西方19世纪的增长方式也是不能持续的。而第二个挑战则是伴随着1950年以来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的开辟、特别是1970年代以来,东亚经济的持续起飞而产生的,这个学派把新中国的发展,以及1970年代以来的东亚经济"奇迹",解释为东亚具有大量高素质劳动力的结果,是这些优质劳动力通过建立合作型社会、创新西方单一竞争型模式的结果,他们认为:这条以农业为基础,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互相协调、促进发展的道路,既接续了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所推崇的"世界经济的健康发展之路"(斯密认为这条道路为英国的"工业革命"所中断),更是对人类现代发展方式的创新。与排斥劳动和就业、依靠自然资源的大规模耗散、通过掠夺殖民地谋增长的方式不同,前者是被称为"勤劳革命",后者被称为"工业革命"。因此,当代西方学者倾向于从劳动力的"质"而非"量"的角度,来观察中国的劳动力优势在持续发展中的作用,他们认为:"与普遍的看法相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资的主要吸引力并不是丰富的廉价劳动力资源,而主要是这些劳动力在健康、教育和自我管理能力上的高素质",而且,这种质的优越性与中国长期坚持的社会主义道路分不开、与以农业和民生为本的发展方式分不开。如萨米尔•阿明认为:在中国,农民与土地的直接结合使中国能够创造新的发展模式,这种模式必然与只能用贫民窟和失业来解决经济危机的资本主义逻辑完全不同。三、探求而本书的基本探索之一,就是对"李约瑟之谜"提出进一步的、不同的解释。这种解释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地缘政治性的。自公元十世纪以降,在中国的推动下,逐步形成了横跨欧亚大陆,联络东洋、西洋和南洋的贸易和金融流动体系,其中,以恰克图为核心、贯通"内陆欧亚"的北方贸易体系,以及以琉球为核心、联系西洋、东洋和南洋的海洋贸易体系,乃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体系的两个重要枢纽。16世纪中后期以降,随着美洲白银的输入和帝国主义军事扩张的加剧,随着世界地缘政治态势的大变动,最终导致了以中国为核心的世界贸易和货币流动体系于19世纪走向瓦解。而中国的衰落,首先是上述世界地缘政治体系变动的结果。第二个解释是金融性的,它基于一个简单的事实:尽管在十世纪之后中国社会就开始进入"近世",但自宋、元、明、清到中华民国长达数百年的时间内,由于长期实行经济、社会的放任主义,中国都没有自己的自主货币,宋代经济已经依赖南洋、西洋舶来的白银,而明隆庆之后,从美洲大量进口白银和银元,更成为解决中国经济发展与货币短缺矛盾的基本国策,从而使得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依赖于美洲白银供给,这成为阻碍中国长期发展、实现革命性发展的重要瓶颈。魏源早就深刻指出:"人知中国之银出漏外洋,而不知自昔中国之银大半来于外洋","而近数百年间,粮钱改银以后,白金充布天下,谓非闽、粤番舶之来,何自而得之?""银之出于开采者十之三四,而来自番舶者十之六七","银来番舶数千年,今复为番舶收去","中国争用西洋之银钱,昂于内地之银值,则中国银币行之数百年,亦必因时而变"。因此,魏源倡仪:中国欲求富强,必先从国家自铸货币,驱逐西方银元始 。而近代中国改革的先驱者康有为上清帝的第一份奏折,就是《钱币疏》,其中即提出中国四百年均没有国家主权货币,指出货币供给依赖外洋所造成的"失名、失实、失用",乃是"旷世之大弊",康有为更首倡"废两改元",即废除银两,改行国家铸造、发行的银元为主权货币 。中国革命的先驱者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目标之一,也便是"货币革命",但是,直到1935年,中国国民政府才力图废除白银和银元而发行国家货币--法币,但是,法币的发行由于没有当时中国经济的主体--农业经济的支撑,也难以深入中国的广大农村,故不得不以外币为"准备金",法币发行,既与英镑汇率挂钩,又以美国的"银本位制"为基础,这种在列强之间"左右逢源"的币制设计,却因独将日本排除在外,竟成为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的重要借口。法币发行,终至1940年代严重的通货膨胀而陷入崩溃。因此,与1500年以降的西方相比,中国经济的增长缺乏国家财政组织、金融战略的支持,这是它陷入发展困境的又一个重要原因。第三方面的解释就是政治上的,具体说就是"国家组织能力"上的。宋代以降,经济和市场的不断发展,与国家组织能力的持续下降这个矛盾现象,是我们观察历史得出的第三个基本结论。中国政治史的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宋代以降之所以出现了国家组织能力下降的问题,其根源就在于国家治理能力的全面下降,中国的士大夫阶级,自那个时候起,就已经不再能够担负起一个逐步近代化的国家的治理之责,即他们既没有管理经济、财政、税收、司法、军事和金融的具体能力,也不再能够担负起组织人民、教育人民的责任。华而不实、日益腐化的士大夫阶级,已日益成为中国社会近代发展的阻碍力量,而中国基层治理,早已经落在了横征暴敛的胥吏手中,即从那个时候起,中国其实已经出现了管理者、治理者"缺位"的危机。被列宁称为"11世纪伟大的改革家"的王安石,在其政治名篇《上仁宗皇帝言事书》 中,率先提出了中国面临着严峻的政治危机这个重要课题。面对着经济的迅速发展、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和强大的外敌入侵压力等多重难局,宋王朝暴露出的核心问题并不是缺乏经济能力,而是整体上丧失了政治能力。王安石指出:宋王朝没有政治。这就是说,国家没有真正的治理者。儒家文化的根本缺陷,在于其目标是培养"圣贤"和文人,而非日益近代化的国家治理者,儒家学说作为政治学是不合格的,因此,在这种思想文化体系中培养出来的官员,作为"治理者"也都是不合格的。王安石的文章开篇即痛陈中国"没有人才",而他所谓的人才,并不是指文人,而是指治理者,并不是指儒家意义上的"圣贤",而是指政治家--即治国理政的人才。他认为儒家文化培养出来的,只能是口吐莲花的文人和独善其身的"贤达",而不是治理者,这就是他所谓:从造就治理者的角度看,儒家学说之于人才的"教、养、取、任",皆不得法,甚至可以说是一塌糊涂。王安石之所以被称为中国政治改革的第一人,就是因为他提出了培养、选拔、约束和监督治理者的一整套办法,即他力图将治理者从"文人"和"圣贤"中剥离出来,造成一个职业化的治理者队伍,从今天的角度来说,他的这一举措可以被称之为"政治的理性化"。王安石希望造就一支职业化的治理者队伍,以此加强宋的国家能力,然而,在与庞大的士大夫阶级的对抗中,他失败了。象中国此后进行的一系列改革一样,王安石的改革也是自上而下的改革,这种改革无一例外地不能触动中国基层,尤其不能触动长期把持中国基层税收、司法、财政和军事的基本力量--胥吏阶级。胥吏是从唐代的"役法"中演变而来的,按照役法,基层的事务是由人民轮流担任的,国家并不发给俸给,而唐中期以降,基层事务已由专任的事务员来把持,他们的收入不是来自国家,而是来自办事获得的"好处费",而这种把持基层的事务员,也就是胥吏。实际上,国家治理者的缺位,其造成的最为深刻的弊端,尚不在困扰着王安石的"上层",而在基层政治的瓦解、或者在于胥吏之害,它导致的结果就是所谓"官无封建、吏有封建"。南宋的改革家叶适说:"何谓'胥吏之害'?从古患之,非直一日也。今为甚者。盖自崇宁极于宣和,士大夫之职业,虽皮肤蹙浅者亦不复修治,而专从事于奔走进取,其薄书期会,一切惟胥吏是听。而吏人根固窟穴,权势熏炙、滥恩横赐、自占优比。渡江之后,文字散逸,旧法往例,尽用省记,轻重予夺,惟意所出。其最骄横者,三省枢密院,吏部七司户刑,故今世号为'公人世界',又以为'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者,皆指实而言也。"我们要理解叶适上面这些话,其实只要读读《水浒传》--甚至是只需认清其中宋公明这个人物的真实面目就足够了。研究中国政治史,我们竟然发现,宋代其实主要有两种干部:一部分是王安石所谓无能、无为的"三门干部",一部分就是叶适所谓胥吏式的"江湖老大式干部",前者的代表是朱熹,后者的代表就是宋江。或曰:雅者朱子,俗者宋江,前者无为,后者胡为,而且又正是前者的无为,造就了后者的胡为。宋江者,郓城县押司也,负责案卷的起草和管理,是个公职人员,属于叶适所说的"公人世界"里面的人物。这个人"刀笔精通,吏道纯熟","自小为吏,结识英雄辈"。不过,宋江这级干部,在宋代是没有国家正式工资的,虽然经过王安石、苏辙等人的呼吁 ,朝廷六部里的胥吏(即叶适所谓"最为骄横者")算是有了工资,但地方州县还是基本没有,--这不是因为财政困难发不出去,而是由于胥吏所担任的工作牵扯千家万户、人命关天,搞钱是根本不困难的。王安石批评士大夫出身的官员没有真本事,如此才放任了胥吏,而他的政治对立面司马光,则把批判矛头主要对准了胥吏,司马光以为胥吏"以啖民为生",此所谓"是以百姓破家坏产者,非县官赋役能使之然也,大半尽于吏家也",这就是说:中国历史上最为腐败、骄横而激发民怨、民变者,即是基层的事务员。如宋江这种人,由于没有正常收入,又没有升迁的希望,当然要通过包揽诉讼大发横财,他那个"及时雨"的称号,也就是靠着"仗义疏财"获得的,而宋江尽管并不是柴进那种天皇贵胄,可他倒是比柴大官人还出手大方,宋江钱从何来呢?--比如他给晁盖通风报信,让晁盖赶紧逃跑,后者马上就让刘唐拿一百两黄金酬谢他,可见,宋江已经到了不必索贿,而是有人感激涕零给他送黄金、称他为"及时雨"的地步,这个人代表了胥吏阶级的最高境界。而宋江这种人成为国家行政的基石,掌握了真正的"事权",这说明宋代的无政府状态达到了什么程度、国家能力下降到何等程度。叶适说:如果士大夫出身的官员不能干事,不愿干事、不会干事,那就不能从根本上避免胥吏胡作非为、什么事都敢干了,在这个意义上,恰恰正是"平日袖手看文件"的朱熹,造就了官场上黑白通吃的"江湖老大"宋公明。而既然没有一套培养、选拔、监督和约束管理者的办法,于是官员的进退自然没有什么切实标准可依,那么官员要升迁,除了奔走之外,没有别的办法。既然儒家培养士大夫的标准如此脱离治国理政之实际,那么标准越多、条文越细,就越不能执行,唯一的结果是行政变成了文牍,变成了以开会落实开会,以文件落实文件。实际上,是连起草文件的事,又都交给了胥吏。官员忙于奔走,更把基层的实际事务交给地方上的能人"胥吏"去操办,这样官员等于浮在上面,于是一切都成为表面文章,胥吏成为操持地方的黑社会势力,而国家没有了他们却竟然无法在基层办事。--宋代对外不能抗击辽金,对内不能制止社会陷入无政府的江湖状态,即使它经济和商业搞得即使再好,也难以避免亡国的命运,我们所谓"弱宋",也就是指其国家能力的衰弱。对于王安石改革的失败,叶适更曾有别开生面的总结,他在《民事》篇中这样说:即使王安石成功将士大夫阶级改造成有富国强兵真本事的"边才"和"吏才",即使他能解决宋王朝国家能力下降的问题,但王安石的办法,却不能应对和解决宋王朝内部此起彼伏的社会问题,王安石的方案足以"强国",但却不足以"安民"。因为王安石所谓的有富国强兵能力的"人才",与士大夫阶级一样,同是精英阶级,区别只在于前者是有能力的精英,而后者乃是袖手空谈的精英,而在脱离基层老百姓这一点上,他们则是相同的。叶适以为:王安石理想中的"专家型人才"乃是"干大事"的,而基层社会和普遍百姓面对的却是日常小事。而今天我们不也常说:"老百姓的事无小事"、"百姓的事情大如天"吗?实际上,确如叶适当年所一针见血地指出的:"老百姓的事"却主要便是"小事"、"细事"和"碎事",对老百姓来说,"富国强兵"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却是娃娃上学、老人看病、家长里短,乃至谁比谁多拿了五十文大钱这种"分配不公";而以专家决策为主体的科层制度,在制定规划、举全民之力"办大事"方面具有优越性,但它所针对的,却并非邻里打架酿成的"群体事件",更容易忽略"五十文大钱的差别"造成的基层"分配不公",忽视恰是这种小小的"不公",乃是酿成"社会戾气上升"之根源。重读叶适的文章,我们不禁要感喟:以精英、专家为主体的"民主决策"之"先天不足",实际也便在于此,即在于处理"细事"、"小事"、"碎事"方面的捉襟见肘。而当年的叶适,只是把希望寄托在空虚飘渺的"三代之治"上,他以为"三代之治官非官",即那时的"官",只不过是立足于井田制上的基层民众召集人和跑腿者,充其量不过是个基层群众领袖而已,其作用就在调解和解决基层社会共同体中的小事和碎事;而后世的官员,最优秀者是有治国理政本事的专家,其余则为袖手清谈的混混,等而下之则是骑在老百姓头上作威作福的贵族与豪族,指望他们深入基层,为老百姓解决"细事",那是不可能的,所谓"古者君与民为一体,后世君与民为二本",叶适的这句话,道出了中国传统的政治的死结。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从三皇五帝到国民党,中国政治最大的弊端,就是理论与实际脱节、政治与基层民众脱节、经济活动与国家财政金融脱节,而历代统治者想出来的办法,竟是主张放弃基层,并放手让土豪劣绅、黑社会和非正式的"包税人"控制和鱼肉基层。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一书中,更把放弃基层看作中国政治的最好传统,即他认为:基层靠那些土豪劣绅和黑社会去"自治":"可以举修齐的实效,而不待法令的干涉。其互助的道德,可以谋公众的福利,而不待政府的督促。言教育则有乡校和乡学,言赈济则有义田和义庄。言积谷备荒则有社仓的储蓄。言防盗缉奸则有保甲的连坐。乃至堤防沟洫,道路河川,无不由乡社的群力从事于修筑和疏浚" 。而蒋介石的上述梦话,掩盖了所谓"役法",实则早于唐末便已彻底崩溃的事实,而所谓胥吏,亦自那时起,由组织基层人民从事公益事业的事务员,变成了鱼肉基层和乡里的赢利阶级,他的上述说法,简直是把长期由土豪劣绅和黑社会把持的中国基层说得如同天堂一般,但恰暴露出国民党政权脱离民众、无力组织和动员基层的痼疾。而中国共产党最大的政治成就之一,就是深入基层,在基层与人民群众建立起了血肉联系,把土豪劣绅和黑社会掠夺的剩余夺取,一方面用于改善广大基层群众的民生,一部分有组织地用于国家的发展与建设,从而一举结束了国将不国的"江湖"局面。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基层建设是我们的立国之基,与基层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我们党的执政之本,基层是中国政治的最大舞台,我们不去占领,土豪劣绅黑社会和会道门势力就会去占领。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理论与实际结合、政治与民众结合、国家财政金融制度与生产发展及改善民生结合--这便是中国共产党扭转"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胜利之道,是人间正道。中国历代变法之所以均不能成功,究其根本原因,就在居于治理者地位的士大夫阶级,他们与广大人民群众(主要是农民)的根本利益是完全对立的;宋代的宰相文彦博,曾一语道尽了中国传统政治的本质,在回答宋神宗关于"新法虽使士大夫稍不悦,然与百姓有何不便"的质询时,文彦博断然对宋神宗说道:"殿下为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 提及这一节,连梁启超也不禁感慨:"吾请正告天下后世读史者曰:荆公当时之新法,无一事焉非以利民,亦无一事焉非不利于士大夫;彼士大夫之利害与人民相冲突者也。"他更愤然指斥文彦博的上述名句:"是豺狼言也,稍有人心者何忍出诸口" ;然而,两千多年来,中国所有的王朝实质上无不是如此。只不过到了国民党统治后期,却连士大夫阶级也被通货膨胀搞得一贫如洗,只好去吃"嗟来之食"--美国人的救济粮了。于是他们方才第一次同情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并逐步在这场革命中发现了"大我"。中国历史数千年,何以都不能解决国家组织能力问题?这里的要害就在于,无论是儒家的士大夫精英政治,还是法家积极有为的官僚政治,均不能面对中国政治改造的核心:即如何从根本上调动人民的积极性。而自皇帝到基层,层层复杂的国家机构,如果不靠人民积极的有所作为,也就不能充分发挥组织能力。而几千年来,人民逃避压迫剥削,其实质也就是逃避政治、逃避组织,其消极的方式是逃避赋役、消极怠工,而积极的抵抗便是造反起义、落草为寇。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惟有近代以来的中国革命者方才深刻地了解到:学问与实际脱节、政治与民众脱节、国家财政金融制度与生产和民生脱节,这便是中国社会组织能力持续衰弱之根本原因,从而,方才把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将"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作为一切行动之指南,更专心致志、全心全意致力于改造基层,从基层入手教育人民、组织人民和发动群众。在"为有牺牲多壮志"的革命斗争年代,在筚路蓝缕、一穷二白的共和国大厦破土动工的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物质资源、黄金美钞去激励和动员人民和劳苦大众,之所以能够"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者,就在于共产党人能够使得中国人民心悦诚服地觉悟和相信:"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就在于共产党人有办法启发人民觉悟和相信:每个中国人自己就是革命的主体,每一个老百姓都是新中国的新主人。讽刺的是,在当今精英们"民主"、"宪政"的高调里,"人民"往往在"民粹"的释义里成了反义词,在他们鼓吹、设计的"市民社会"中,底层劳动大众和人民政府,则成了贬义词。既然漠视人民,那又何谈民主?即使确有文化大革命时代群众专制、群氓哄起,即使确有现时代"公德沦丧"的悲哀,但倘若睁了眼睛看,任何不持偏见者,都不能不承认:在中国的普通百姓身上,始终肩负着民族的希望,忍辱负重、勤劳善良的中国劳苦大众,在面对地震、洪水的奋勇救灾中,表现出的同甘共苦的毅力、救苦救难的情怀,感天动地、气壮山河。历史反复证明,也只有他们才能在实践中去不断发现、发明新的民主形式。法制即是民主,这是个基本的误解。因为民主的标志,乃是人民成为法律的制定者和社会的主人。而当天下大事、国家大事成为少数精英、专家和治理者的私事,当"为人民公天下"成为官面文章,实则却是回到"民可使由之而不可使知之"的封建主义老路,那么,即使干部再辛苦、再操劳、再敬业,人民群众依然还是会困惑不满、依然还是会怨声载道,而这就是由于人民群众的主人翁意识被消弱,党的群众路线的工作作风被消弱,遂使民众不再心悦诚服地相信:国家者我们的国家、天下者我们的天下,遂使民众不再相信:五星红旗上的每一片光彩、人民政府的每一个成就与失误,对每一个中国人而言,皆是人人有份的。甚而是相反--遇事皆把好处留给自己,而把一切问题推给国家、留给政府。思想政治工作是党的生命线。这句话的核心就是指:必须深入基层、组织和教育基层人民,全心全意地密切联系基层群众,而绝不是"全心全意地密切联系精英",更不是以"市场放任"的名义,把关乎千家万户、生老病死的基层事务,"承包"给各类赢利性组织、"赢利型经纪"。中国共产党90年奋斗的历程表明:凡把思想政治教育、思想路线问题的讨论放在基层,凡是思想路线在普通劳动者中普及、展开的时候,我们的事业就会成功、就会兴旺发达,相反,凡思想政治路线与基层脱节的时候,我们的事业一定会遇到挫折乃至失败。凡以为思想教育、组织工作的核心在于"密切联系精英",而以为"民可由之,不可使知之",我们便又回到了传统政治失败的圈套之中,无论今天还是过去,正反两个方面,都证明了这一点。中国历代的问题是:皇帝久居深宫,治理依赖精英,于是统治者听到的,都是精英的声音,而精英们最不希望的事情,也就是老百姓知道国家大事。共产党发明了种种方式:报纸、期刊、广播经常分析最高领导的政策意旨,报告各地建设、政情和民隐,至于成千上万大字报、连篇累牍互联网,更是人民主动发表意见的媒体创举,而文艺作品,亦无不以最基层、草根的普通百姓、工农兵中之先进人物为主角,以他们喜闻乐见、全心接受仿效为鹄的。凡此诸端,无不在于促进上令下申,民情上达,从而才极大增加国家组织能力,增强十几亿人戮力同心建设新中国。而其中的要害之一,更在于绕过精英、官僚,彻底摧毁把持基层事务、敲诈勒索的各类黑社会组织,而使得政策可以直达基层。当今之时,如果听了某些不学无术者们的宣传,则中国似乎已经国将不国,除非改制换人、卷旗缴枪,让某些"高等华人"上台,心无挂碍的跟着美国走,最好能成为美国的一个州。但如果肯听老百姓的声音,那么其中头几条便是:当今精英祸国、律师谋财、"赢利型经纪"黑白通吃,面对着为富不仁者,某些干部官员竟不作为乃至沆瀣一气,而相当一部分媒体、小报记者却专打便宜拳。当此世变之亟,政治工作到底该抓哪头,究竟应该联系谁、打击谁,以谁为宣传对象、服务对象,应该以谁为主角,这就取决于共产党的屁股是否真正坐在最基层的老百姓那一边,这就取决于共产党是实行"三进三同"(即干部进基层、进村子、进农户,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还是在沙龙里与精英们闭门思过、云山雾罩地开学术思想讨论会。变民风易,变仕风难,变仕风易,变士风难,变士风易,变文风难。文风变,气象新也。自王安石、张居正、王阳明以来,历代改革家之所以推崇"尚质省文、反薄归厚"的文风,之所以把"改造文风"当作政治改革的要务,这就是由于文风败坏,乃是治理者脱离现实、脱离实际之作风败坏的集中表现。魏源曾这样批判中国士大夫作风和文风之败坏:工骚墨之士,以农桑为俗务;而不知俗学之病人更甚于俗吏。托玄虚之理,以政务为粗才,而不知腐儒之无用更甚于异端......自古有不王道之富强,无不富强之王道......使其口心性,躬礼仪,动言万物一体,而民瘼之不求,吏治之不习,国计边防之不问,一旦与人家国,上不足制国用,外不足靖疆圉,下不足苏民困,举平日胞与民物之空谈,至此无一事可效诸万民,天下亦安用此无用之王道哉!什么叫做王道?所谓王道,也就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政治与民众相结合,国家财政金融与生产和民生相结合。王者,往也,政者,正也。解民于倒悬,方才能民心所向,与民同心,斯即为大同。中国共产党人何以能够改造旧中国和旧文明呢?这就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是一支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纪律严明的战斗队、宣传队和工作队。有了这样一支队伍,中国社会组织能力的长期瓦解,才得到了制止,中国人民方才焕发出改天换地的能力,中华文明的腐败病根才得到了医治,中国传统方才在革命中得到了更新。这是历史的结论。相反,如果现代中国最强大的组织力量--中国共产党不能克服"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和消极腐败"的病症,中国社会的组织能力就将会被再次瓦解,中国历史就将可能再次陷入悲剧性的循环之中去。而这同样绝非是危言耸听。古人云:人情耽于逸乐。当无事之时,觉眼前无可复虑,耳目口体之欲日盛,而德慧术智消亡。遇不如意事,见不如意人,读蹈厉奋发书,斯可验平素之道力。愿为饮冰茹蘖之劳臣,不为肠肥脑满之达官,而任事以勇猛精进者,呜呼,此所以舍命不渝,而能视死如归也!当今之世,果天下无事之时乎?当今之士,果饮冰茹蘖之臣哉?索诸八荒,任事以勇猛精进者,安在!愿以此卷,与读者诸君共思之。  2011年8月11日,于北京。
  7. 罗威廉:《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1796—1889)》绪论
    社会 历史 2008/08/02 | 阅读: 2860
    批评了城市研究中的韦伯模式,通过对城市制度的细致研究表明在一个中华帝国晚期第一等级的城市中心中,存在着重要的社会力量,并力图尽可能全面展示这些力量与城市核心功能之间相互影响的面貌。--HC
  8. 赵刚:頡頏於星空與大地之間--左翼青年陳映真對理想主義與性/兩性問題的反思
    文学 思想 2012/07/01 | 阅读: 2858
    陳映真的文學不只是台灣文學與思想的資產,甚至也不只是中國文學與思想的資產,而是整個第三世界文學與思想的資產,因為它是建立在一種具體的地方感與時間感的對真實歷史與具體問題的反思。對我而言,這也包括了兩岸一起重新閱讀魯迅以及其他的歷史中的思想,一起思索如何走出最適合自身歷史背景與社會條件的路徑。
  9. 强世功:白轲论中国的党国宪政体制
    法律 政治 2014/03/28 | 阅读: 2857
    目前世界上的宪政体制,大体分为三种模式:其一是超国家宪政模式,其二是神权宪政模式,其三是党国宪政模式。本文集中介绍了白轲对中国党国宪政体制的研究。
  10. 郝时远:代价与转机:印尼华人问题辩析
    政治 2013/07/29 | 阅读: 2856
    以1998年5月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排华暴乱为背景, 就印尼华人问题的历史根源和现实原因进行了论述,对印尼独立建国以来,特别是苏哈托统治时期对华人实行的强迫同化政策进行了分析,指出了其政策的内在矛盾及其社会效果,揭示了印尼华人作为印尼统治阶级转嫁社会矛盾的"替罪羊"角色。
  11. 曾健民:台湾“日本情结”的历史诸相——一个政治经济学的视角
    社会 2012/05/10 | 阅读: 2856
    世界上很难找到一个地方有像台湾这么浓厚又复杂的日本情结,即使与台湾同样曾受过日本殖民统治的朝鲜也没有。这么独特的“台湾日本情结”,当然与台日间的百年历史有密切的关系,然而,台湾的战后政治经济史才是真正形塑“日本情结”的基本力量。
  12. 朱永嘉:在求真中求是——纪念谭其骧诞辰一百周年(中)
    历史 人文 2012/03/08 | 阅读: 2853
    纪念谭其骧诞辰一百周年
  13. 王西麟:他们的批判精神丧失了
    音乐 2008/08/17 | 阅读: 2852
    2005年初,《人民音乐》杂志第一期刊发了北京歌舞团作曲家王西麟写的一篇长达万言的评论文章《由〈夜宴〉〈狂人日记〉到对“第五代”作曲家的反思》,文中由于对以郭文景、谭盾、陈其钢等在国际上获得成功的“第五代”作曲家只关注风花雪月、缺乏历史责任感提出批评。郭文景、陈其钢等也作出了自己的回应。本周我们将对这次争论进行专题回顾。
  14. 藤井省三:太宰治的《惜别》与竹内好的《鲁迅》
    文学 2010/01/28 | 阅读: 2848
    译 序:日本人鲁迅观的历史与现在  在2002 年的日本学术界,藤井省三的论文《太宰治的〈惜别〉与竹内好的〈鲁迅〉》无疑是极具冲击力的一篇。此文不仅论及鲁迅,而且论及日中战争时期日本作家对鲁迅的理解,进而论及日本学术界对相关问题的认识。藤井省三曾经指出,鲁迅在日本不是被作为外国作家、而是被作为“国民作家”来对待的。确实如此。从20 世纪20 年代开始,日本人的“鲁迅观”构成了日本人“中国观”的一部分,同时构成了日本现代思想史的一部分。在日本人有关鲁迅的表述中,竹内好的《鲁迅》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太宰治(1909 —1948) 在战争后期接受日本内阁情报局和日本文学报国会的请求创作的长篇小说《惜别》则更具特异性。太宰治本名津岛修治,出生于日本东北青森县北津轻郡金木町的地主家庭。1948 年6 月给妻子儿女留下遗书,与一位名叫山崎富荣的女性在东京郊外投河自杀。代表作有《御伽草子》、《津轻》、《斜阳》、《人间失格》等。藤井的论述不仅对太宰的《惜别》做出了新解释,而且尖锐地指出了“竹内鲁迅”的局限性。这有助于日本学术界克服“竹内恐惧症”,更有助于中国学者全面地认识竹内好的学术思想——有关竹内好的介绍在大陆毕竟刚刚开始。藤井省三生于1952 年,现为东京大学文学部教授。已出版《鲁迅——〈故乡〉的风景》、《鲁迅与夏目漱石》、《爱罗先珂的城市故事》等学术专著十余部,曾参与《鲁迅全集》的日译工作,并将莫言、李昂、郑义等作家的作品翻译介绍给日本社会。藤井文中提及的川村凑的文章发表于1991 年,是有关《惜别》的重要论文之一,一并翻译于此(编者按:川村凑《惜别》一文将在下期刊登) 。此文有助于中国读者理解战争时期日本的文化政策和日本作家的心理状态。文中提及的“津轻”、方言等均与太宰治的出生地有关。“支那”一词为历史概念,从忠实于原文的角度照原样翻译。该词本是唐朝僧人翻译佛经时的译语,为china 的汉字写法。从清末民初至二战结束,中国人常常是以“支那人”自许的。秋瑾自称“支那第一女”,柳亚子在赞美诗中将孙中山和毛泽东并称为“支那两列宁”。“支那”作为中性词在近代变为蔑称,问题出在中国自身的落伍,而不是出在“支那”这个词本身。川村凑1951 年生于北海道,现任法政大学教授,亦为日本学界中坚学者。已经出版《亚细亚这面镜子》、《异样的领域》、《异乡的昭和文学》等有影响的专著近十部。——2003 年8 月6 日译者记于北京寒蝉书房一 留日清国学生鲁迅太宰治(1909 - 1948) 的《惜别》是以留学日本时期的鲁迅(本名周树人,1881 - 1936)为模特儿、创作于日中战争时期的小说。出生于东北偏僻之地的某小城、后来在东北某地乡村开医院的老医生用回忆的形式叙述已经过去四十年的旧事——在仙台医学专门学校时与鲁迅的相处、与藤野先生的交流。这样创作出的传记小说,在充分尊重事实关系的基础上,发挥太宰治式的丰富想象力,描绘出了纯朴的中国留学生形象,并成为一种优秀的“初期鲁迅论”。但是《,惜别》获得的好评并不多。《惜别》在日本战败第二个月的1945 年9月由朝日新闻社出版,但从太宰写给朋友、作家、也是《鲁迅传》(1941) 的作者小田岳夫等人的书信中(1944 年2 月28 日、8 月29 日) ,可以看到在此两年前他已经开始进行周到的创作准备的情形。太宰治在阅读了小田的《鲁迅传》和七卷本《大鲁迅全集》(改造社1936 至1937 年出版) 之后,并且在当年12 月“为了调查仙台医专的历史,为了了解仙台市的历史”滞留仙台。就像尾崎秀树指出的,这部作品是遵循大东亚会议(1943 年11 月) 提出的“大东亚各国互相尊重对方的自由独立??确立大东亚之和睦”这一共同宣言、接受内阁情报局和日本文学报国会的请求与资助金而创作的。对于日本来说,发动太平洋战争的目的是针对美英的经济封锁、确保资源与市场的所谓“自存自卫”,1941 年12 月对美开战之后,日本作为取代英、美、荷兰的新的侵略者出现在东亚。不过,1943 年4 月,由驻中国大使升任外务大臣的重光葵在预测到日本的战败终将到来的基础上,试图把给亚洲各国以独立和亚洲的解放这种理念作为战争的目的从正面确立。日本以1943 年1 月将外国租界返还南京政权、废除治外法权为开端,逐一给亚洲各国以独立,即为这种大东亚外交之实践,而召开于东京的大东亚会议,则是其全面实践。围绕这种状况下太宰治对战争的配合,浦田义和从“大东亚各国独立和睦”宣言的主题化这一“公”的侧面与文学固有的“私”的侧面的冲突这一图式来解读,而川村凑指出∶毋宁说太宰治并不拥有回答这一公的课题的东西,仅仅提示了私人性的“道德感、清洁感”,批判“太宰治对鲁迅的文学与鲁迅本人几乎都是误读”。果真是如此吗?二 竹内好《鲁迅》的“冲击”这一简单的构图与此同时,川村凑还说∶“竹内好的《鲁迅》对太宰治产生冲击是当然的”。竹内好(1910 - 1977) 几乎是与太宰同龄的中国文学研究者,在东京帝国大学学习现代中国文学,1934 年3 月毕业前后与武田泰淳等人一起发起中国文学研究会,战争进行中的1943 年11 月完成了评论著作《鲁迅》。他在该书脱稿的第二个月即应召入伍,被送往中国前线,《鲁迅》经其盟友武田泰淳校对于1944 年12月出版。根据竹内的嘱托,该书也送给了太宰治。而且,太宰在《惜别》“后记”中也就竹内的《鲁迅》作了如下表述∶  小田先生已经创作了《鲁迅传》这一春花一样甘美的名著,尽管如此,我还是开始了这部小说的创作。恰在那之前,完全出乎我预料地,竹内好先生把他刚刚出版的、像秋霜一样冷峻的名著《鲁迅》惠寄给了我。我与竹内先生连一次面都没有见过。但是,拜读竹内先生偶尔在杂志上发表的有关支那文学的论文,做些“这很好”之类的评价,不知天高地厚,暗暗视他为很有希望的人。〔略〕那本书的跋记载着这位支那文学的俊才似乎是从前就爱读我那不高明的小说这一让我感到意外的事实,我感到慌恐和脸红。而且,感奋于这奇缘,像少年一样鼓足勇气,开始了这项工作。太宰在这里将小田的《鲁迅传》评为“春花一样甘美”而将竹内的《鲁迅》看作“秋霜一样冷峻”,可能是出于以下原因。即,前者始终是一部纯粹的令人感动的伟人传,与此相对,竹内的《鲁迅》在不作任何评论和解说的情况下单刀直入,用严厉的措辞下了“鲁迅的小说索然无味”“、《肥皂》乃拙劣之作《,药》乃失败之作”、“我认为《伤逝》是坏作品”之类的判断,作为以政治和文学为中心的鲁迅论,发表的是无价值的议论。笔者之所以做出“无价值”的评价,是因为,对于战争环境中的竹内好来说,作为其《鲁迅》主题的“政治与文学”虽然具有极其深刻的意义,但在鲁迅生活的1910年代至1930 年代的中国,政治和文学的状况与竹内面对的战争时期日本的状况具有相当大的差异。可是,似乎是抓住太宰的这一句“秋霜一样冷峻”,不知从何时开始太宰治从竹内好的《鲁迅》“受到强烈冲击”的神话形成了。例如,奥野健男在文库本《惜别》的解说(1973)中作了如下记述∶  知道了不同于自己、即自己无法拉近的鲁迅形象,明白了以小田岳夫的《鲁迅传》为基础形成的小说世界的失败。可是,战争结束前将任何事物都用以小说创作的观念是“农民式的执拗”。于是也把竹内好的鲁迅拉向自己身边,借鲁迅创作了内容并非鲁迅而是太宰治本人之自我表白的故事。但是,太宰治根本不曾说过自己从竹内好的《鲁迅》“明白了无法拉近的鲁迅形象??感到了小说世界的失败”,反而写道∶“感奋于这奇缘,像少年一样鼓足勇气,开始了这项工作”。毋宁说,阅读了竹内好《鲁迅》那种饱含沉思、文体生硬、随感式的鲁迅论,太宰治重新确认了“无论怎样说,这个世界上如果没有文艺这种东西,就会像注油少的车轮那样,无论开始时怎样流畅快速地运转,也许马上就会损毁”这种意识。难道不是这样吗? 需要说明的是,这几句引文是《惜别》中叙述者“我”针对鲁迅的文艺论所发的感想。竹内《鲁迅》的冲击→以小田《鲁迅》为基础的构想的失败→不是对留学生鲁迅的描写而是太宰治本人的自我表白——在这种简单的《惜别》批判的构图形成的过程中,战后1946 年6 月从中国战线复员归来的竹内本人对《惜别》进行的从前那种独断的批评发挥着很大影响。竹内在《〈藤野先生〉》(1947) 、《花鸟风月》(1956) 等短论中对《惜别》所作的批评可以概括为两点∶一是对幻灯事件的理解不足,二是让鲁迅礼赞儒教。当时仙台医专在讲课时使用幻灯,课堂上有剩余时间等情况下,会放映日俄战争的时事幻灯片给学生看。某日,鲁迅在教室里从幻灯片上看到了给俄军当侦探的中国人在中国观众的眼前被日军士兵砍头的场面。无论是被处死的人还是观看的人,鲁迅的同胞们虽有健壮的体格但表情木然。这就是所谓“幻灯事件”。根据叙述此事的鲁迅作品《呐喊?自序》,他在幻灯事件之后从仙台医专退学回到东京,是因为认识到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壮充其量也只能做示众的材料和看客,首先应当改造他们的精神,为此目的理应选择文学艺术。竹内批评太宰“对鲁迅所受的屈辱共鸣不足”,但是,竹内“对屈辱的共鸣”难道不是过于强烈了吗? 展示令人绝望的中国民众形象的“故事”的起点被以仙台为舞台叙述出来,这一点意味深长,但是,不要忘记《,呐喊?自序》的写作是在仙台时代已经过去了漫长的十七年之后。所谓幻灯事件是经历了如此漫长的岁月在鲁迅心中形成的“故事”。应当认为,那与其说是叙述回忆中的那时候(1905 年) 的自己,不如说是叙述正在回忆的时候(1922 年末) 的自己。关于鲁迅从仙台医专退学开展文学活动的原因,太宰不是求之于幻灯事件,而是求之于“他从前就喜好文艺,??日本当时的青年人中间涌动的文艺热”。结合北冈正子、中岛长文等人1970 年代之后的研究成果——“初期鲁迅”的论文大都是从同时代日本的文艺理论家或者欧美文艺书籍的日译本引用——来看,我认为与竹内的观点相比太宰的观点更接近鲁迅的心境。太宰让鲁迅把仙台描绘为“不足东京十分之一的窄小城市,无意义地模仿着都市模样的小镇”,与此相对,让鲁迅对东京做了这样的叙述∶“电车轨道一天天向四方延伸开去,是的,那就是东京的symbol 吧。”确实,当时仙台人口数量为十万,是日本第十一位的中等规模的城市,就人口规模而言与鲁迅的故乡绍兴城相差无几。相反,来仙台之前住过两年的东京已经成长为亚细亚最大的媒体城市,在报纸发行量、有轨电车线路的总距离等公共设施的基本建设方面,上海、北京达到东京20 世纪初叶的水平是二三十年之后的事。鲁迅在仅仅一年半的仙台读书期间,每逢冬、春、夏季的长假都要在当时长达12 小时的火车摇晃中返回东京,难道不是因为他无法忘却在媒体城市获得的快感与亢奋吗?而且,他最终中断了医学课程,也是因为无法抗拒作为都市东京最新潮流之文学的吸引力吧。实际上,二十年后鲁迅又一次在停留计划进行到一半的时候离开了临时工作的地方小城。他1926 年9 月被聘为厦门大学教授从北京到厦门,仅仅四个半月之后就辞职前往当时国民革命的中心城市广州。厦门岛是鸦片战争后根据南京条约对外开放的五个港口之一,尽管在西南的小岛鼓浪屿上由美、英、日、德、法、荷兰、西班牙设置的共同租界中居住着两千名外国人,但到鹰厦铁路与海堤(宽19 米、长2200 米) 的建设将该岛与大陆相连为止,可以说是孤岛,人口在1927 年也仅有11 万7 千人。在与东京或北京的都市文化亲密接触过的鲁迅眼中,既无铁路也无路面电车、与绍兴或仙台等同样规模的地方小城厦门不会有多大的魅力吧。那种“城市少年”鲁迅被竹内完全忽略,而太宰进行了确切的描写。竹内太宰批判的第二点,即所谓让鲁迅礼赞儒教,亦非正确的批评。确实《,惜别》中有鲁迅说“是满不在乎地声言为天皇陛下尽力吧。简直就像已经成为本能了啊。日本人思想的全部都被统一到‘忠’这个观念中了吧”的场面。在战争时期严酷的审查制度下这种表现的必要性可以想象,不过,在东京目睹了欢送新兵入伍的旗帜上写着“祈战死”的梁启超(1873 - 1929) 赞美明治日本的尚武精神,说起来也只是鲁迅留日数年前的事。(《祈战死》发表于1899 年12 月23 日《清议报》) 梁启超本是力图改造清朝社会构造而受挫的戊戌变法(1898) 的领导人之一,他编辑的革新派机关报《时务报》是鲁迅留学之前爱读的。鲁迅本人去仙台医专前一年在东京创作的以古希腊第二次波斯战争的小说《斯巴达之魂》,也赞赏尚武精神。而且,太宰尽管让鲁迅赞美儒教“礼”的思想,也以鲁迅本人的文章为基础,对“儒者先生们露骨的伪善姿态”进行了恰到好处的批判。这里应当顺便一提的是,根据泉彪之助等人八十年代的研究,藤野先生本人也是热诚的儒者,曾经让幼小的儿子背诵《孝经》。战后的竹内好从事鲁迅以及中国近现代中国文学的介绍,相继出版了《世界文学手册?鲁迅》(1948) 、《鲁迅杂记》(1949) 等鲁迅论著和《鲁迅评论集》(岩波新书1953) 、《鲁迅作品集》(筑摩书房1953) 等翻译,其鲁迅阐释受到肯定甚至被称作“竹内鲁迅”。后来竹内又出版《现代中国论》、《国民文学论》,作为以中国为鉴批判近代日本的评论家而活跃。我认为,随着作为鲁迅介绍者、中国研究家和中国评论家的竹内名声日高“,公然无视鲁迅的文章、仅凭作者之主观而捏造的鲁迅形象”这一《惜别》批判对于有关该作品的评价也产生了巨大影响。但是,毋宁说,竹内的这种言论即使在某种程度上适合他本人的著作《鲁迅》,对于太宰治的《惜别》来说也是不恰当的批评。太宰不曾“无视鲁迅的文章”或者“主观地捏造鲁迅形象”,他是在认真通读了七卷本的《大鲁迅全集》之后根据鲁迅的文章创作《惜别》。毋宁说,太宰读鲁迅读过了头,以至于住到“松岛海滨的旅馆”中的鲁迅以好友“我”为对象从容谈论“自己的身世啦、希望啦、清国的现状等等”(在筑摩书房版太宰治全集中长达20 页以上) 等等描写几乎成为鲁迅自传小说集的《朝花夕拾》(1928) 摘要。三 竹内好对“革命文学迟到论”的误读更为意味深长的一点是《惜别》插入了一个从仙台医专退学、为了推动文艺运动决定回国的鲁迅写一节文章给“我”的场面。引用于此∶  文章为美术之一,质当亦然,与个人暨邦国之存,无所系属,实利离尽,究理弗存。故其为效,益智不如史乘,诫人不如格言,致富不如工商,弋功名不如卒业之券。特世有文章,而人乃以几于具足。〔中略〕严冬永留,春气不至,生其躯壳,死其精魂,其人虽生,而人生之道失。文章不用之用,其在斯乎?这是鲁迅1907 年写于东京、第二年发表于在东京刊行的中国留学生杂志上的论文《摩罗诗力说》中的一节。鲁迅以日本、欧美的文艺评论等等为蓝本,介绍从拜伦到俄罗斯、东欧的诗人们的欧洲浪漫派系谱,正因为诗人之声是能够唤起人心之物,所以他们成为革命的先觉者。现代西欧文明的核心即19 世纪的拜伦等浪漫诗人的心声,现在正在从野蛮向文明进展着的俄罗斯和东欧也是由诗人之声唤起了作为文明之基础的精神。相反,印度、埃及等古文明国之所以灭亡,是因为这些诗人声音的消失。为了拯救中国、使中国获得新的文明,应当学习的恰恰是浪漫派诗人的精神。——鲁迅这样论述。“摩罗”一词是梵文Mara 的音译,意指妨碍修道的恶魔,汉字通常写作“魔罗”。鲁迅在论述恶魔派诗人的时候将他们称作“摩罗派诗人”,在以其诗拥有的“力”为论述对象的意义上,取了“摩罗诗力说”这个题目。这篇《摩罗诗力说》无论是《大鲁迅全集》还是岩波书店文库本的《鲁迅选集》抑或是一卷本《鲁迅全集》(井上红梅译,1932 年出版)均未收录。如同竹内晚年记述的,太宰治的这种“初期鲁迅”的文学论是引用自竹内《鲁迅》的“政治与文学”一章(《手记二则》,1975) 。竹内的《鲁迅》在引用了上面这一节之后这样写道∶  仅就“文章不用之用”一语而言似乎是老庄式的,但与接下来的期待“精神界之战士”于自己的国家一项并起来阅读,可以认定他并非安于老庄,而是处于从老庄走向孔墨的途中,即位于我所说的政治与文学决战的地方。这是毫无疑问的。接下来,竹内跳到1927 年的中国国民革命时期鲁迅在广州的革命军士官学校(即黄埔军官学校——译者注) 举行的讲演《革命时代的文学》,展开了如下的唯心论∶  什么是文学家的态度? 不外乎取代面对政治的自我否定而否定政治本身。从前之所以否定自己,是因为将对方绝对化。在对方相对堕落的现在,必须用自我否定代替自我肯定。无力的文学因为无力所以必须进行政治批判。不过,现在长堀 造等人的研究已经说明,鲁迅所谓的“文学无力说”,是指为了革命“革命人”是必要的,无须急于追求“革命文学”,革命成功之后社会产生了余裕,就会产生革命文学。这种“革命文学迟到论”是接受俄国革命家托洛斯基的文艺理论著作《文学与革命》的影响形成的。与此同时,太宰在这段来自《摩罗诗力说》的引用之后,让《惜别》的叙述者“我”发表如下感想∶  我觉得,该短文的主旨,指出了与他从前说的那种“为帮助同胞的政治运动”的文艺多少有些差异的方向,不过,“不用之用”一词让人感到丰富的含蓄。终归还是“用”。只是不具有像实际的政治运动那样的对民众的强大指导性,而是渐渐地浸润人心,发挥使其充实之用的东西。我想是这种意思吧。可以说《,惜别》的这段话,比起竹内那种极大地误读了中国国民革命时期的政治与文学关联的所谓“无力的文学因为无力所以必须进行政治批判”的议论,在更深刻的意义上与写作《摩罗诗力说》时、即留学日本时鲁迅的文艺观产生了共鸣。这样的太宰治决非从竹内的《鲁迅》“受到强烈冲击”,与对待小田的《鲁迅》一样,在把竹内《鲁迅》也当作材料充分利用的基础上,创造出了具有太宰特色的鲁迅形象。四五音不全的鲁迅,骄矜的鲁迅在《惜别》中,太宰反复叙述在中国留日学生中有鼓吹“在那种速成教育中学习肥皂制造法”、赚大钱的人。这与鲁迅1908 年和《摩罗诗力说》一样发表在《河南》杂志上的《破恶声论》一文中对学习“肥皂制造法”而且是马马虎虎的制造法之辈的非难相通。《惜别》中还有这样一个场景——叙述者“我”在仙台名胜松岛偶然听到鲁迅唱小学校的歌曲《云之歌》,便怀有这样的感想∶“说是跑调儿吧,或者说是什么吧,实在是糟糕”。鲁迅从少年时代开始就对美术怀有浓厚的兴趣,在东京留学时代曾经想把英国画家G. F.华兹的《希望》用做他筹划的文艺刊物《新生》的封面,也曾在辛亥革命后新生的中华民国教育部担任美术教育方面的工作,亲手设计了北京大学的校徽,热心搜集了历代画册、碑文拓片等等,这都是基于他热爱美术的精神。在1927 年之后的上海时代,他翻译了日本的西洋美术史家板垣鹰穗的《近代美术史潮论》,同时从《比亚兹莱画选》、《珂勒惠支版画集》中翻印了日本少女杂志插图画家 谷虹儿的精装本诗画集。而且,喜爱好莱坞电影,为看泰山电影画了许多钱,还翻译了日本普罗电影运动理论家岩崎昶的论文《作为宣传、煽动手段的电影》。奇怪的是,这样对视觉艺术表现出多方面浓厚兴趣的鲁迅几乎没有对音乐表示出兴趣。可以说太宰治的“鲁迅五音不全说”体现出一种敏锐的观察力。这位在松岛展示五音不全的鲁迅与同班同学“我”在旅馆住了一宿,“周先生〔鲁迅本名周树人〕一换上旅馆的棉和服,于是就像商家的少爷一样俊雅”——小说中还有这样的描写。现在,鲁迅在东京的寄宿旅馆里穿着裙装和服、端坐在榻榻米上的照片从北京鲁迅博物馆编辑的图说《鲁迅》(1976) 以及多种照片集、各种《鲁迅全集》中很容易看到,但创作《惜别》时的太宰可能不会有接触留学生鲁迅照片的机会。“像商家的少爷一样俊雅”的棉和服形象的鲁迅,也是得力于太宰卓越想象力的逼真描写。太宰治在《奔跑的美罗丝》(1940) 的开头处写着“美罗丝不懂政治”,创作了围绕友情的童话。四年之后阅读竹内《鲁迅》的时候,恐怕已经从竹内好围绕政治与文学的唯心论退却了。太宰治在创作《惜别》之前向文学报国会提出的《〈惜别〉之意图》中说∶“由于作者对鲁迅晚年的文学论没有兴趣,所以晚年鲁迅的事一概不涉及,打算描写仅仅作为一位清国留学生的‘周先生’。”不清楚太宰治是否已经感觉到鲁迅晚年的“革命文学迟到论”受到了托洛斯基文艺论著的影响,不过,具有参加不合法左翼运动体验的太宰,可能是预测到了当局的检查所以才回避了作为革命文学家的鲁迅。那种警戒感也许是对竹内《鲁迅》的平庸之论的“免疫”在发挥作用。概括起来说《,惜别》并非那种受到竹内《鲁迅》的冲击构思失败、而以太宰本人的自我表白告终的失败之作。也许应当将它看作针对竹内《鲁迅》的唯心性而奋起、“像少年一样鼓足勇气”、“不卑视中国人,也绝不进行浅薄的煽动”、“用所谓洁白的、独立亲睦的态度对年轻的周树人进行正确的、善意的描写”的明快的青春故事。与竹内制造的、随后长期支配着日本读者阶层的“苦恼着的鲁迅”形象相比,太宰几乎是在同一时期描绘出了虽然五音不全却“骄矜”、亲切微笑着、个性鲜明的鲁迅形象这一点,在考察日本鲁迅接受史之际具有重要意义。五太宰治所拒绝的鲁迅“赎罪思想”鲁迅有一篇题为《父亲的病》(1926) 的随笔风格的小说。该作品的前半部分对治不好父亲的病的故乡绍兴的传统中医(相当于日本的“汉方医”) 执著地进行了反复的讽刺和嘲笑,在后半部分对父亲临终情形的描写中,告白说自己不忍看到父亲的痛苦脑海里曾经闪过希望死亡早一点到来的念头。接着叙述者“我”觉得“犯了罪”,转念一想又觉得那恰恰是因为自己爱父亲。本家的衍太太为了不让父亲断气催促“我”快点叫“父亲”,在她的催促下我着魔一样“父亲”、“父亲”不停地叫,父亲费力地喘息着低声说∶“什么呢? ??不要嚷。??不??”闭上了眼睛。而“我”依然不停地叫着“父亲! 父亲!”作品以“现在还听到”自己叫声、每当那时就觉得叫“父亲”是自己对父亲最大的错处结束。实际上,这些中医们的处方是依据《本草纲目》(16 世纪末明代李时珍的集大成药物学著作) 实施了有正当出处的治疗方法,鲁迅完全了解在传统医学的框架中他们是诚实的名医,尽管如此依然制造了他们用“欺诈”使父亲至于死亡这一虚构。《父亲的病》的叙述者“我”意识到了暗暗希望父亲平静离开人世却在父亲临终之际喊叫“父亲”的自己的罪。如果认为导致父亲死亡的是中医的话,那么“我”所谓的赎罪因这种对传统医学的彻底决绝的否定成为可能。在鲁迅这里,这种赎罪思想成为对中国进行革命的原动力。——这是笔者的解释。在《惜别》中,让鲁迅说“用大叫声留住濒死病人的灵魂,是可耻的、悲惨的思想??叫了父亲的名字,那卑贱的自己的叫声??那时的悲惨的声音”的太宰治拒绝从鲁迅的小说《父亲的病》中读出原罪感,这恐怕是基于太宰本人与其父亲的冲突。[参考资料]泉彪之助:《藤野严九郎的兰学系谱与原貌》、《藤野严九郎的学历与其时代背景》。分别发表于《日本医史学杂志》第29 卷第4 号、第30 卷第4 号。1983 - 1984。浦田义和:《太宰治∶制度-自由-悲剧》,东京:法政大学出版局,1986。尾崎秀树:《旧殖民地文学之研究》,东京:劲草书房,1971。川村凑:《〈惜别〉论——“大东亚之和睦”的幻影》,《国文学-解释与教材之研究》平成,(1991) 年4月号。北冈正子:《〈摩罗诗力说〉材源考》,《野草》第9 - 56 号,1972 - 1995,中文译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竹内好全集》,筑摩书房,1982。《太宰治全集》,筑摩书房,1989 - 1992。中岛长文:《猫头鹰的声音——鲁迅的近代》,平凡社,2001。长堀 造:1、《鲁迅革命文学论中的托洛斯基文艺理论》,载《日本中国学会报》第40 集,1988。2、《围绕〈答托洛斯基派的信〉的诸问题》,《日本中国学会五十年纪念论文集》所收,汲古书院,1998。3、《围绕〈答托洛斯基派的信〉的诸问题(续) 》,《芦田孝昭教授退休纪念论文集?二三十年代的中国与东西方文艺》所收,东方书店,1998。藤井省三:《鲁迅事典》,三省堂,2002。
  15. 小森阳一:日本学者的现代中国认识——访谈录
    思想 2009/12/05 | 阅读: 2840
    "小森话语"在日本知识界、学术界以及思想文化界已经产生重大影响。尤其是其尖锐精到的政治批判和客观公允的历史认识深刻地表达了富于学术良知的知识人对东亚乃至世界问题所进行的全面深入的独立思考。本文作者陈多友教授于2002年10月~2003年10月以访问学者的身份赴任教于东京大学综合文化科学科的小森先生的研究室进行学术研究。其间两人曾就许多共同关心的问题或课题展开充分的交流,每次对话都以访谈的形式进行,而且作了录音。以下是其中的一次重要谈话的主要内容。
  16. 舒马赫:《小的是美好的》选读
    科技 经济 2009/03/08 | 阅读: 2839
    德裔英国经济学者舒马赫(E. F. Schumacher, 1911-77)早在50及60年代便开始寻求“可持续的发展模式”(patterns of sustainability),提倡“小即是美”(Small is Beautiful)、“适用/中间科技”(appropriate / intermediate technology)、“佛教经济学”,“国有化工业”等与西方主流经济思潮背道而驰的观念。《小的是美好的》出版后于1973~1979年间再版了12次,至今仍是发展经济学的经典之作。1984年,商务印书馆引进该书。2007年,在舒马赫辞世30周年之际,南京译林出版社近日重版了这本书。

    除了对经济学的贡献以外,他对科技的理解也很中肯。他认为,中间技术应当具备这样的特性:有利于“创造工作机会”这一首要目标的实现;有效地利用本地资源;能增加劳动的愉悦,而不是把人变成技术的奴隶;经过适当培训,人人可以运用。大众生产的技术正是这样一种“中间技术”,正如“圣雄”甘地所说,大量生产帮助不了世界上的穷人,只有大众生产才能帮助他们。
  17. 林富士:臺灣地區的道教研究書目(1945-2000)
    宗教 2009/09/29 | 阅读: 2838
    臺灣地區的道教研究書目(1945-2000)
  18. 孙砚菲:千年未有之变局:近代中国宗教生态格局的变迁
    宗教 2015/12/26 | 阅读: 2832
    笔者把基督宗教近代以来在全球的扩张放置在西方殖民主义和非西方国家民族主义运动互动的视野下,试图解答为什么基督宗教在有些国家和地区成为强势宗教,而在有些国家和地区却处于边缘。
  19. 王绍光:“接轨”还是“拿来”——政治学本土化的思考
    政治 2009/09/24 | 阅读: 2830
    作为一个独立学科,政治学的历史大概可以追溯到1880年。那一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设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政治学系。说起来,中国政治学起步并不晚。如果从1905年设立专门学习法律和政治的京师法政学堂算起,中国政治学也已有了近百年的历史,比美国政治学的历史只短二十几年。但令中国政治学者尴尬的是,时至今日,我们一直都是亦步亦趋地跟在别人后面学舌。只有在50~70年代,欧美中心的政治学才在中国大陆遭到否定。但当时的态度是干脆将政治学一笔勾销。这不是本土化,而是虚无化。
  20. 邱士杰: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明清史迴響──從吳承明及其論述先行者談起
    社会 经济 历史 2015/11/05 | 阅读: 2830
    近三十年來,「中國」「姓資」與否的問題,往往成為台灣爭論兩岸前途的論據之一。彷彿「不姓資」(或「姓社」)就有利於論證統一,「姓資」則有利於論證獨立;「統/獨/左/右」各派都是如此。至於判斷「姓資」與否的標準,則又不斷重複中國社會性質等三次論戰以來以各種資本主義現象的存在為判準的邏輯。本文希望通過重新疏理這段從二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初期的討論史,抉出歷史上另一種探討中國「姓資」與否的思考進路。為今日或將來的討論提供一些討論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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