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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的戏曲研究中，元曲研究无疑占有最重要的位置。本文在回顾20世纪元曲研究时，主要是对王国维《宋元戏曲史》以来元曲研究所存在的一些问题作一检讨，文中对过去元杂剧“戏剧”式的体认、元杂剧宾白的归属等问题都提出质疑。展望21世纪的元曲研究，作者倡议“讲一点还原法”，“重一点形式研究”，“多一点纵横上下”。

12月24日出版的《科学》杂志刊登一则长篇报道，就中国日益严重的假化石泛滥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跟踪调查。学者认为目前国内化石造假最为根本的原因并不是盗挖和走私，最根本的原因竟然是由于专业知识的缺乏，让我们的保护实际上成了破坏。附：2011年1月1日起实施的《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

1716年，孟德斯鸠的伯父、波尔多高等法院的"戴臼形圆帽的庭长"之一因病去世，孟德斯鸠依照遗嘱继承其职务，成为"戴臼形圆帽的庭长"，1726年卖掉这个职务

明月若被罗喉噬，无明黑暗谁除之?

中国法制史是一门既古老又年轻的学科，早在先秦的典籍《尚书》、《周礼》中，便记载了法制历史的事件，积累了丰富的资料。至汉以来，正史《刑法志》中虽以断代法制史为主，但也含有法制通史与法律文化史的内容，至于《通典》、《通考》、《通志》等类的志书中，更集中地收录了典章法制史料。1902年清政府颁布的《大学堂章程》中便规定“此时暂行摘讲近人所编《三通考辑要》”。1906年，《京师法政学堂章程》正式确定《中国法制史》为法政学堂基本课程，相沿至今，已逾百年。

进入21世纪，日本的大额资本流向国外，大量便宜的农产品流入国内，农户数量急速减少，荒地废耕现象大量出现，“限界村落”(荒村)数量急速增加，农协的合并与组织弱体化已无法阻止，农产品的自给率在不断下降。如何从这样的困境中走出来。是摆在每一个日本国民面前的重大课题。

2011年9月17-18日，武汉大学珞珈山麓，桂子飘香，第三届中日学者中国古代史论坛隆重召开。此次论坛由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日本东方学会、武汉大学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共同主办，论坛主题是“朝野之间——中国中古国家秩序与地方社会”，下设三个议题，分别是：中古国家秩序的构成；中古地方社会的内部构造；中古国家与地方间的权力互动及文化关系。来自中、日两国的五十余位学者出席会议，围绕主题，与会学者发布了近三十篇研究成果，代表了相关问题研究的最新进展。 一些论文以较为宏观的视野，探讨国家秩序与地方社会之关系。比如卜宪群先生《“乡论”与秦汉国家秩序》一文，将秦汉时期的“乡论”设定为一个特定概念，对其内涵、范围、演变等重新加以诠释，认为从长时段的历史进程看，社会秩序终究决定着国家秩序，而非相反。王彦辉先生《秦汉时期邑聚变迁下的乡里控制》认为秦及西汉初年以“邑居”为主，西汉中期后以“散居”为主，中国城乡分离发生较早，最迟在西汉末年，乡村人口已超过城市人口。林文勋、田晓忠、黎志刚三位先生《从“豪民”到“田主”：汉唐间的社会变迁》一文，论述了顾炎武所说的由汉至宋、“豪民”演化为“田主”的过程，认为这一演变正是中国古代土地所有制关系和社会经济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过程。鲁西奇先生《汉晋间浙南濒海地域的历史进程》借用陈寅恪先生“濒海地域”概念，研究浙南濒海地区的历史演进，认为在六百余年中，实际控制浙南濒海地域并主导其地方社会建构与发展的，大抵主要是各种类型的地方势力。渡边义浩先生《西晋的五等爵制与贵族制的确立》对西晋的五等爵制进行了细致剖析，认为其与州大中正之制相结合，形成了带有世袭性的中国贵族体制。陆扬先生《晚唐清流文化与唐宋社会之转型》讨论了晚唐清流文化的内涵、特性、作用等，认为清流文化系统在唐末五代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为北宋初年的政治文化格局的奠定起到了关键作用。 除了宏观视野的研究之外，更多论文是从微观解析入手，讨论具体问题。比如池田知久先生《〈老子〉的政治思想与自然》利用近年出土文献，论述“自然”的意义并非“自然而然”，而是“自己”，并阐明《老子》一书中的政治思想。楼劲先生《北朝的法律体系与唐〈格〉、〈式〉之源》把唐《格》、《式》之源放在北魏以来法律体系变迁的背景下考察，认为条制的盛行及其所促成的敕例编纂法典化趋势，是贯穿《格》、《式》形成史的一条重要脉络。妹尾达彦先生《隋唐长安城与郊外社会的诞生》对隋唐长安郊外的社会空间加以研究，探讨了这一郊外生活的形成过程及其历史意义，认为崔护的小说《人面桃花》正是当时都城与郊外关系的写照。王承文先生《唐代房千里〈投荒杂录〉与岭南南部沿海的雷神崇拜》细致描述了岭南沿海雷神崇拜之起源及演变，从一个新颖的视角，富于启发性地展现了古代中央王朝与边远地区的权力和文化互动关系。冻国栋先生《再论唐宋历史变迁中的“四民分业”问题》以敦煌唐写本《二十五等人图》为中心，研究了“庶人”之含义，认为其内涵同于编户，而当时“士”、“庶”界限之模糊，从一个侧面，标识着士族制时代的终结。兴膳宏先生《宋代人如何看魏晋南北朝诗文》一文重点讨论六朝文学对于宋人的意义，认为除了对于少数著名诗人外，宋人不太关注六朝诗人，这与宋人对唐诗的关注形成鲜明对照。梁建国先生《朝野之间：宋代父老与国家秩序》从“父老”的视角，探讨朝廷与基层社会间的关系，认为父老及其代表的庶民时常处于被操控的弱势地位。岸本美绪女士《清初上海人士的国家观——以〈历年记〉为例》以姚廷遴的《历年记》为核心，考察清初地方人士对清朝的看法，认为不同于读书人，底层人士对于满汉之别并不十分在意。 上述论文以外，其他论文也在史料或观点上，有新的发现或提出有价值的见解。比如牧角悦子女士《曹植乐府的变样——围绕“兴”的表达》、福原启郎先生《“中正”的特殊性——关于魏晋时代国家与社会之一侧面的考察》、石井仁先生《六朝时代之都督制与地方社会》、牛来颖女士《〈天圣令〉唐食封制令文献疑》、李治安先生《元中叶西北军队“入川”“过川”考》、阿风先生《明代徽州宗族墓产的管理与拟制黄册户名的设立——以〈歙西溪南吴氏先茔志〉为中心》、王启发先生《明代方孝孺以个体和家族礼仪为核心的修身齐家思想》、汪学群先生《明末地方社会自治的一次尝试——读陆世仪〈治乡三约〉札记》、李华川先生《国际秩序与个人信仰——18世纪一位底层传教士的困境与策略》等。 在此次论坛上，中、日学者所提交的论文，整体水平达到较高的层次，对于“中国古代国家秩序与地方社会”问题的深入研究，将会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这次论坛也促进了中、日两国学者间的学术交流，为两国史学界的进一步交往，打下了更牢固的基础。据悉，第四届中日学者中国古代史论坛，将于2012年上半年在日本举行。

写于1999年，概括纪录片发展史简明扼要。

可以肯定地说，商务和政界充满了惊奇。无论是政客，银行家或是工会领导人，男人们几乎都穿着西服见面。资本主义的制服比资本主义本身更能征服地球。当奥巴马总统第一次会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胡锦涛的时候，两人穿着几乎相同的深蓝色西装和色衬衣，打着红点装饰的领带。

自20世纪初北京大学在经济学门下开设产业组合课程以来，合作社思想传入中国已有百年历史。在这百年间，中国合作社发展历程跌宕起伏，各种思潮和实践模式相继涌现，有经验亦有教训。新世纪以来，中国开始致力于发展农民合作社以推动新农村建设，合作社发展进入新的历史阶段。本文重点讨论美国、西班牙、韩国等国合作社发展经验，集中研究合作社促进政策中的金融部门作用和立法问题，并探讨其对中国合作社的体系建设和促进政策的启示。  美国的国家消费者合作银行  美国人有着强烈的合作社情怀，美国合作社的历史可追溯到1752年。那一年，本杰明·富兰克林创立费城房屋火灾险互助会（Philadelphia Contributionship of the Insurance of Houses from Loss by Fire）。美国现有47000多家合作社，拥有1200多万社员。每年的10月对于美国合作社人而言很特殊，因为这个月是国家合作社月（Co-op Month）。每年的这个时候，合作社及其成员都会举行各种各样的活动，发表演说和研究报告，以庆祝合作社对国民经济和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所作的贡献。  自1991年起，每年10月，美国国家消费者合作银行（NCB, National Consumer Cooperative Bank）都会发布一份排名报告《美国合作社100强》（Top Co-op 100），作为其年度报告的一部分，排名所考察的合作社涉及广泛的行业领域，如农业、金融、特许经营、五金木材、食品、娱乐、媒体以及能源交通等领域。根据最新的年度报告，2008财政年度中，美国合作社100强创造了2090亿美元的营业收入，平均在20亿美元左右，其中农业合作社占一半以上。100强以外则是大量的中小型合作社。  发布该排名报告的美国国家消费者合作银行是什么来历？为什么由它来承担这项工作。这将涉及到美国合作社发展历史上的一项重要事件。   1978年，美国国会通过"国家消费者合作银行法案"（National Consumer Cooperative Bank Act），并于当年8月20日生效。该法案特许成立一家国有的非营利性金融机构，作为推动合作社发展的政策工具，旨在满足合作社发展的金融需求，相当于中国的政策性银行。国家消费者合作银行就是该法案的产物。  根据该法案，国会批准了1840万美金的种子基金，经过近2年筹备，国家消费者合作银行于1980年正式成立。1981年政府推动进行私有化改革，但由2600多个成员组织拥有，从而保留了合作社性质。消费者合作银行下设三个独立的分支机构：国家合作社银行（NCB，National Cooperative Bank）、储蓄银行（FSB）和非营利组织 NCB Capital Impact，为合作社提供金融服务和技术支持。   消费者合作银行并不是一家普通银行，而是合作社性质的金融机构。法案赋予国家消费者合作银行特殊使命："通过提供创新性的金融及相关服务，满足并支持美国的合作社及其成员的需要，特别是低收入社区。"  美国国家消费者合作银行的银行和金融服务，目标集中于两个方面：合作社扩张和社区经济社会发展。除了农业以外，所开展的项目涵盖社会发展的许多方面，如住房、教育、医疗、文化、本地商业和社会服务等。消费者合作银行强调对社区发展的责任，尤其注重对中低收入社区的金融支持，30年来，为中低收入社区提供35亿美元的资金。   根据2008财政年度报告，在合作社扩张方面，合作银行主要做了这几方面工作。一是开办11家新食品合作社，并促使400家成员组织参与到食品合作社500强的建设中。二是从福特基金会为食品合作社500强项目筹集到95万美元的捐赠。三是在Shared Equity建立起领导地位，34家参与的合作社一共获得1800个席位。此外，在可再生能源、住房建设、医疗设施和病床、学校教学设备、简易住房等方面也进行很多项目。如与共同贷款公司（Municipal Mortgage & Equity, LLC）合作开展一项900万美元的可再生能源项目。2008年，国家消费者合作银行一共发放5.53亿美元与其使命相关的资金，用于中低收入社区、刺激经济增长和合作社的发展，具体情况见表2。    美国通过立法建立专门的金融机构，并且以此为支撑，建立推动城市和农村合作社发展的支持体系，实施其合作社与社区发展政策。很多发展中国家在采取农业发展和合作社促进政策时，也采取这种模式，如苏丹、尼日利亚、毛里求斯、国家都成立类似合作社发展银行的金融机构。在亚洲，印度于1962年通过"国家合作社发展公司法案"（National Cooperative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Act），建立专门的金融机构推动合作社的发展。泰国1966年通过"农业与农业合作社银行法案"（Bank for Agriculture and Agricultural Cooperatives Act），建立农业与农业合作社银行（BAAC）为农户和农业合作社提供金融支持，至今仍是泰国支持农业和合作社发展的最重要金融机构。2006年，伊朗从马来西亚寻求帮助，希望建立合作社发展银行，促进伊朗国内合作社的发展。  西班牙蒙德拉贡合作集团的金融部门  西班牙蒙德拉贡合作集团是世界合作社运动史上最值得骄傲的成功案例，目前是欧洲乃至世界最大的合作社集团之一。2008年资产总额335亿欧元，年营业收入达到178亿欧元，社员以及员工92773人，下辖100多家合作社，包括培训合作社和研发中心，并有蒙德拉贡大学，是巴斯克地区最大的企业，也是西班牙的第七大企业（2008年度报告，http://www.mondragon-corporation.com）。由于蒙德拉贡的卓越成就，合作社研究者将其经验总结为"蒙德拉贡经验"，其简要历史如下：   1941年，一个名叫唐·何塞·马丽亚·阿里兹曼蒂--阿里埃塔的传教士，来到西班牙巴斯克地区的一个小镇蒙德拉贡，在他的带领下，创造了合作历史上的一个奇迹。 1943年，在当地社区的支持下，创办了一所技术培训学校，第一批学员有20人。1947年，第一批学员毕业，其中11名边工作，边上夜校深造。1948年，"教育和文化同盟"成立，培训学校获得合法地位。   1952年，前述11名学生，在工程学院毕业。其中5人决定自立，实践"诸生产要素中劳动为首"的思想，组建乌尔格公司（以创始人名字的首字母组成），这是蒙德拉贡的奠基性企业。  1954年，他们买下一个小车间，开始生产。期间，根据有关合作组织的法规，以及在两位独立的法律专家的帮助下，用了两年的时间制定出一部合作社企业章程，相当于后来合作社集团的"宪法"，保证合作社在市场中取得竞争优势。   1956年，他们在蒙德拉贡建造一家新工厂。这被认为是蒙德拉贡合作集团的起点。随后合作社企业开始发展扩大，同时也出现其他合作企业。这些合作社之间的组织和联合问题日益显现。  1959年，乌尔格等合作组织正式组建联盟，并且成立二级合作组织--"人民储蓄银行"（后来的合作银行）。蒙德拉贡合作集团的基础结构基本完成。   到70年代末，蒙德拉贡集团已经拥有一套现代技术教育体系和以15000多名合作成员为劳动大军的70多家合作工厂，以及有93家分行和30万的存款账户。1991年12月，在合作社成员大会上，Mondragon Group 更名为 Mondragon Corporacion Cooperativa，也就是今天的蒙德拉贡合作集团。   蒙德拉贡所在的巴斯克地区比较特殊，历来有独立倾向。因此在当时，西班牙中央政府不给巴斯克地区任何财政政策或税收政策支持当地发展，同时合作社也无法获得信贷支持，合作社工人也无法进入社会保障计划。因此，蒙德拉贡必须在各个方面自力更生。   蒙德拉贡合作集团的突出特点是在教育、工业和银行业方面取得长足发展，在早期发展中，银行业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959年成立的人民储蓄银行，在蒙德拉贡集团的组织结构中，人民储蓄银行在联盟中的地位相当于二级支持性组织，对其他合作社提供技术、资金和管理。联盟成员之间联系的纽带是联盟合约，此外，人民储蓄银行还主要通过资金纽带对联盟成员施加影响。   人民储蓄银行建立之初，其宗旨就是为了解决合作社融资困难，解决合作社发展初期的困难。联盟的建立是以人民储蓄银行为基础的。联结合作组织的纽带是联盟合约，人民储蓄银行为合作组织提供信贷、信息等支持和服务，作为平等合约，合作组织要将会计报表、发展计划等信息反馈给人民储蓄银行，并将盈利放到银行储蓄。双方既有互相监督的关系，也有互相合作、互相支持的关系。基层合作组织除了提供资金上的支持外，也将自己发展信息提供给对方。同时，由人民储蓄银行统一进行社会保障、社区发展等领域的工作，保证合作社能致力于提高专业化程度，提高竞争能力。  另外，联盟的作用还基于蒙德拉贡独特的发展哲学。蒙德拉贡集团认为在经济高涨期，如果不限制集团发展速度，势必造成规模扩张过快，在经济衰退期就很难应对。因此，他们通过发展计划比较严格地控制合作社的发展速度和规模。他们采用建立新合作社的方式，将很多规模较大、经营范围较广的合作社，分解为小合作社，但与原合作社保持集团联盟的关系，早期合作联盟建议单个合作社人数不要超过500人。人民储蓄银行也承担这方面的计划和协调工作，通过研究决定新成立合作社所处的行业，并提供资金支持。   人民储蓄银行的地位持续了很长时间。后来，随着合作联盟规模的扩大和发展，以及社会保障等功能的剥离和独立，人民储蓄银行的二级支持性组织功能不如创立之初那样强大，许多专业性领域的支持功能转而交给其他专业合作组织。如教育和文化联合会，专门为基层合作组织提供教育支持，研发支持。工业部门也逐步发展壮大，成立工业委员会，人民储蓄银行变为与工业部门并列的第三部门，统一由集团委员会领导，金融部门不再置身于联盟的顶端。  蒙德拉贡经验表明，在合作社发展初期，集中力量组建相应的金融支持机构，有利于协调合作社体系中的组织问题。在中国也出现类似的案例，如浙江省瑞安农村合作协会，就起始于农村金融部门的改革。2005年，瑞安农信社资产60多个亿，改组后总股本2亿多。其中149万股金由11万多农户所拥有。瑞安市没有采取简单的清资退股的方式，因为这对于农民而言没有任何实质意义。而是在核实登记和自愿的基础上，将分散的股东以行政村为单位进行合并，最终形成3123个"集体股东"。2005年4月12日，瑞安市农村合作银行挂牌成立，从而在改革中保留农民合作的成分。  2005年6月16日，瑞安农村合作银行股东大会讨论一致通过《关于支持筹备成立瑞安农村合作协会的决议》，决定对于合作银行内部的小额股权进行集中托管，3123个集体股东的权利将由正在组建的农村合作协会统一行使。但具体的组织结构还在探索之中，尤其是如何将瑞安上百家合作社纳入到农村合作协会中。   2006年1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在农村工作会议上提出，要"积极探索建立农民专业合作、供销合作、信用合作'三位一体'的农村新型合作体系，努力服务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瑞安市看到合作银行改制中的思路与新农村建设结合的契机，形成了农村合作协会组织结构的思路。3月17日，在第十三届人大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的《瑞安市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建立健全农村金融、流通和科技推广体系，引导成立'三位一体'的瑞安农村合作协会，积极探索社会主义市场条件下的新型合作化道路"。2006年3月25日,以合作银行为主发起单位的瑞安农村合作协会正式成立, 农村合作银行的决议找到了现实落脚点。   瑞安农村合作协会成立后，将工作重点下沉，深入农村基层调研，了解农民合作社的需求，并制定工作方案，吸引全市上百家合作社陆续加入，事实上成为二级支持性组织，承担了农民专业合作社联盟的角色。农村合作银行以协会为平台，实现合作银行与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户的对接，在没有大幅增加运营成本的情况下，将组织触角尽可能地延伸到广大农村。   农协各部门都有一个挂靠单位，分别是农村合作银行（信用部）、供销合作社（流通部）、科技局（科技部）、农业局（产业部）、司法局（维权部）、团市委（志愿者总队）、市委党校（培训部），从上往下看，农村合作协会相当于"部门联席会议"，协会贯通了涉农政策与农户、基层合作社的联系，使之有可能在全局范围内重组涉农资源。    东亚综合农协下的金融部门  东亚的小农社会特点，使得东亚国家的合作社道路与欧美国家（法国等国家除外）区别很大，这就是东亚的综合农协模式。东亚国家在工业国家进程中，大都采用举国体制，因此得以建立其一套自上而下的强大的合作社体系，也由此具备拥有自己专属的金融部门的实力，如日本农业的中央金库、韩国的产业组合中央会。本文主要就韩国的农业协同组合中央会进行讨论。  韩国的农业协同组合中央会（NACF）成立于1961年，根据《农业协同组合法》，农业银行与协同组合重组合并后成立该机构，旨在"提高农民的经济、社会、文化地位及加强农业的竞争力，改善农民的生活水平以及致力于国家经济的均衡发展"。   到2007年底，NACF资产总额2056亿美元，其中银行部门资产总额1677亿美元，保险部门资产总额268亿美元。NACF现拥有240万社员1187家农业合作社，在全国拥有5427个银行分支机构，雇员18995人。（NACF2008年度报告，http://www.nonghyup.com；NACF北京办事处提供的资料）   1961年合并的农业银行，其前身为金融组合联合会。1907年，日据时期的韩国首次出现当代协同组织，即光州地方金融组织。1933年，成立"金融组合联合会"。1956年根据《银行法》成立农业银行。1958年，成立"农业协同组合"。导致二者合并的原因是，在这种二元结构下，农协组织力量得不到壮大。同时，农业合作社难以得到金融支持，"当初农业银行成立的目的是以确立农业贷款制度而为农业发展献力，但实际上它把大部分资金用于直接向农民放贷，对农业协同组织则以经营条件不合格等准备状态不健全为理由拒绝给予积极的资金支援"（NACF网站，http://www.nonghyup.com）。为了改变这种局面，确保农业合作社的金融供给，韩国政府通过《农协法》,促成二者合并，成立NACF。  正因为如此，NACF具有双重机构属性，既是协同组合机构，又是银行机构。其经营理念"农民/顾客第一"，即与它的这种双重性质有关。作为协同组合的NACF主要经营农畜产品的流通、购买，培训农民，支援农业发展。   根据《银行法》，NACF的银行业务部门作为特例，被视为金融机构。NACF作为金融机构的两个特殊之处：一是经营共济保险业务（独有业务），除人身险、财产险外，还经营受政府委托的农产品灾害保险业务；二是经营政府政策性贷款。除了一般性政策贷款外，NACF是经营农业政策贷款的唯一机构，占贷款余额的13%左右。这两种特殊业务，使NACF成为韩国农业政策和合作社促进政策的实施机构。  需要注意的是，韩国、日本完成工业化进程后，农业人口降低到10%以内，因此，小农社会属性已经改变，小农变为大农。与之对应的庞大的综合农协体系，实际上是面临机构臃肿、效率低下的问题，因此韩日两国的农协组织后期都致力于推动机构改革。  在工业化后期，农协体系中的金融部门成为最大且最主要的机构。2007年底，NACF在韩国金融机构中资产总额排名第4位，存款排名第2位，国际信用评级很高，穆迪（A1），标准普尔（A），世界排名第90位。会员组合的贷款仅占12%，并且几乎全部为政策贷款。从这方面来看，NACF也是一家具有很强竞争能力的商业性银行。银行与保险部门的资产占农协总资产的94.6%，农业资产的比例很低。  因此，自我定位为"土地和农民养育的韩国农协"的NACF，20世纪末以来也采取了一些改革措施，提出新世纪的工作方向，即提供安全放心的食品以及在粮食武器化时代保证粮食安全，"发展成为受农民与国民尊敬的新农协"。  国际经验对于中国的启示  本文所谈到的国际经验，可以归纳为彼此相关的以下两点。  一是银行与金融部门在合作社体系中发挥的拉动作用。以金融部门的先进性来带动居于基础地位的专业合作社的发展，效果非常明显，尤其在合作社发展初级阶段。其根源在于金融业的先进性，在现代经济中资源配置和要素重组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金融扶持机构应与合作金融相区分，合作金融是合作社体系的一部分，但前者性质上独立于合作社体系。尽管在实践中，金融扶持机构与合作社体系融为一体，但应看到金融扶持机构的超脱地位，从而看到在分散的合作社体系中建立全国统一的金融驱动机构的可能性。  二是合作社促进政策的立法确认与政策性银行的建立。以立法明确合作社发展银行的性质、使命与定位，并通过规定特殊金融机构的特种经营活动来将政策内涵具体化，保证政策的顺利实施。更为重要的是，通过立法活动，使合作社促进政策上升到法律高度。法律具有稳定性、长期性，此举将为合作社的长期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政策支持与法律保护。合作社发展银行的实践模式，是立法活动与公共政策相结合的典范，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在中国，大力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已经成为各方共识。根据农业部的最近统计，截至2009年9月底，全国农民专业合作社21.16万家，发展势头非常迅猛，合作社已经成为农业和农村发展的重要力量。这也意味着农民专业合作社具备承接专门性发展政策的条件和能力。  2006年10月3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农民专业合作社法》，自2007年7月1日起正式施行。这部法律解决了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法律地位，农民合作获得法律认可。同时，这部法律因将信用合作排除在外被广为诟病。鉴于20世纪90年代农村合作基金会的经验教训，在农村金融和信用合作领域采取审慎态度是有必要的。   银监会于2006年12月22日公布《关于调整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更好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允许社会资本进入，建立三类农村金融机构，以解决农村地区金融空白和竞争不充分的问题。在这份文件中，银监会承认农民资金互助的合法性，信用合作稍微开了一点口子，但至今不过批准了十几家资金互助社。  2008年，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允许农村小型金融组织从金融机构融入资金，允许有条件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开展信用合作。"实际上从政策文件角度承认农民信用合作社的合法性。2009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再次提出："抓紧出台对涉农贷款定向实行税收减免和费用补贴、政策性金融对农业中长期信贷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开展信用合作试点的具体办法。"   2009年2月，银监会、农业部联合发文《关于做好农民专业合作社金融服务工作的意见》，从五个方面细化农民专业合作社的金融问题。这五个方面包括将农民专业合作社全部纳入农村信用评定范围、加大信贷支持、创新金融产品、改进服务方式、鼓励有条件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信用合作，在信用合作方面提出更具体的要求，初步具备可操作性。  这是中国合作社发展的现状，可以从以下两点看待中外差异。  第一，21万家合作社的突出特点是小和弱，公司领办型和发展较好的合作社实力较强，但是数量有限。中国的合作社体系还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实力薄弱。中国的专业合作社模式，无法与欧美相比，也无法与今日之韩日、台湾地区相比。信用合作的发展严重滞后，这意味着通过体系内的信用合作，有可能会缓解农民专业合作社融资难的问题，但却难以形成体系内的先进力量，难以成为带动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领军力量。因此，需要跳出合作社体系，来思考合作社促进政策中的金融作用。  第二，尽管中国的农村社会亦属于小农社会，但中国是一个地域大国，农村社会之复杂性、多样性、不平衡性，是其他东亚国家（如韩国、日本）所不能相提并论的。因此，在中国建立全国农协的成本非常高，同时目前也不具备现实条件，在必要性上，各方也尚且没有达成一致认识。但无可否认，建立合作社二级支持性组织是有必要的，合作社联盟建立的层级需要结合中国国情考虑。   基于对中国合作社体系现状的考察，中国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借鉴金融部门支持合作社发展的国际经验。  （一）有必要考虑立法建立促进合作社发展的政策性银行。农业银行等国有商业银行、国家开发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邮政储蓄银行都把开展小额贷款业务、"为三农服务"作为企业社会责任的一部分，但成效甚微，主要是金融部门的商业性与农业的产业弱势无法匹配。我国目前的农业政策性金融业务，主要在农业发展农业银行，且集中在粮食与农产品收购方面，全局性的农业产业发展和合作社促进政策还没有提出。农业保险方面更是发展缓慢，依然是在"政府补贴、商业保险机构参与"的框架内打转难以突破。   因此，可以明确将农业产业发展政策和合作社促进政策作为农业政策性金融的核心内容，整合现有的涉农金融业务，建立一家全国性的农民合作社发展银行，以其作为合作社促进政策的政策抓手。操作上可以改组一家现有政策性金融机构，或者在农发行体制内增设该业务，或者银行剥离相关业务、共同出资组建。具体的实现形式可以另行，组建专门的政策性银行之必要性已经客观存在。   建立全国性的合作社发展银行，可以考虑借鉴美国等国家的经验，以立法或条例的形式确认其法律地位、企业性质和组织使命。同时，整合既有的农业政策、合作社政策以及信用合作社的政策或文件规定，在合作社发展银行的立法框架内，从而达到解决相关政策问题的目的。  （二）合作社发展应与县域农业经济发展相结合，因此有必要考虑建立县级农民合作社联盟组合。中国正在推进扩权强县改革试点，县级将成为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组织单位。同时，农业产业化规划作为地方政府产业规划的组成部分，是地方政府的工作内容。目前，地方重视产业规划，轻视产品销售和手续服务，使得农民积极性不高。   通过建立农民合作社县级组织，既可以形成产业政策的组织实体，又有利于提高农民的市场力量，从而增加农民收益，同时可以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与全国的合作社促进政策相对接。这方面，可以考虑借鉴巴西工会的经验，将县级农民合作组织的建立纳入到公法体系，促使地方政府推动县级农民专业合作社二级组织的建立，保护农民利益。中国局部地区已经出现这方面的实践创新，如浙江瑞安的农村合作协会与河南兰考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会。    今日中国之合作社实践，承继了中国合作社百年历史的风风雨雨，承载着特殊的中国国情，不能随意照搬任何一种国际模式或成功经验，也不应囿于欧美模式与东亚模式等各种模式之争，而应扬长避短，博采众家之长，在既有的政策和法律框架内，边改革边实践，探索自主制度创新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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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重要的社會功能因為土地商品化，以及在城市決策中獨尊土地財產權而慢慢被侵蝕消失了。

2005年的文章。走私电子垃圾是紧俏产品。

民主党刚于麻省参院议席补选败阵，令总统奥巴马看重的医改桉遭受沉重打击，日前联邦最高法院以五票对四票裁定，取消对企业资助竞选活动的金额限制，意味着奥巴马那些无可避免触动既得利益者的改革，很可能连累民主党人在中期选举遭银弹广告宣传勐烈轰炸。

小莽苍苍斋是父亲田家英的书斋名，这本图录集纳的是他生前所藏清代学者的信札。在此之前，已出版两部图集，囊括的是清代学人的楹联、字轴、册页、扇面等。故这套书系统称《小莽苍苍斋藏清代学者法书选集》。

1990年代以来，中国疾病医疗社会史不断引起史学研究者的关注，并渐趋形成新的研究热点。明清时期，是这些新的研究关注较多的时段，对此的梳理无疑有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和把握最新研究动向。当然，从社会史的视角对历史上的疾疫医疗的阐释离不开以往纯粹疾病医疗史的探索。

008年12月26日下午，课题组邓英淘、姚钢、张怡方在肇庆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与高新区区委、管委会、企业界、金融界诸人士座谈。

重庆的黑恶势力不过是正在形成中的中国黑社会的一个缩影。对于黑社会犯罪团伙，近年来中国政府一直加大了打击力度，然而，这些黑社会组织似乎并不怕政府的严打，他们的发展壮大是一个值得人们严肃思考的问题。黑社会一旦成势，就有自身的运行逻辑。届时再想干净地铲除，就很困难了。这有一些发展中国家的黑社会为鉴。

我第一次听到伊恩·麦克尤恩的名字是在十多年前，好像在德国，也可能在法国或者意大利，人们在谈论这位生机勃勃的英国作家时，表情和语气里洋溢着尊敬，仿佛是在谈论某位步履蹒跚的经典作家。那时候我三十多岁，麦克尤恩也就是四十多岁，还不到五十。我心想这家伙是谁呀？这个年纪就享受起了祖父级的荣耀。然后开始在中国的媒体上零星地看到有关他的报道："伊恩·麦克尤恩出版了新书"、"伊恩·麦克尤恩见到了他失散多年的兄弟"、"伊恩·麦克尤恩的《赎罪》改编成了电影"......这几年中国的出版界兴致盎然地推出了伊恩·麦克尤恩的著名小说，《水泥花园》、《阿姆斯特丹》、《时间中的孩子》和《赎罪》。可是中国的文学界和读者们以奇怪的沉默迎接了这位文学巨人。我不知道问题出在什么地方？也许麦克尤恩需要更多的时间来让中国读者了解他。现在麦克尤恩的第一部书《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正式出版，我想他的小说在中国的命运可以趁机轮回了。从头开始，再来一次。这是一部由八个短篇小说组成的书，在麦克尤恩27岁的时候首次出版。根据介绍，这部书在英国出版后引起巨大轰动。可以想象当初英国的读者是如何惊愕，时隔三十多年之后，我，一个遥远的中国读者，在阅读了这些故事之后仍然惊愕。麦克尤恩的这些短篇小说犹如锋利的刀片，阅读的过程就像是抚摸刀刃的过程，而且是用神经和情感去抚摸，然后发现自己的神经和情感上留下了永久的划痕。我曾经用一种医学的标准来衡量一个作家是否杰出？那就是在阅读了这个作家的作品之后，是否留下了阅读后遗症？回想起十多年前第一次听到麦克尤恩名字时的情景，我明白了当初坐在我身边的这些人都是"伊恩·麦克尤恩后遗症"患者。我感到这八个独立的故事之间存在着一份关于叙述的内部协议，于是《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一书更像是一首完整的组曲，一首拥有八个乐章的组曲。就像麦克尤恩自己所说的："这些故事的主人公很多都是边缘人，孤独不合群的人，怪人，他们都是和我有相似之处。我想，他们是对我在社会上的孤独感，和对社会的无知感，深刻的无知感的一种戏剧化表达。"然后麦克尤恩在《立体几何》凝聚了神奇和智慧，当然也凝聚了生活的烦躁，而且烦躁是那么的生机勃勃；让《家庭制造》粗俗不堪，让这个乱伦的故事拥有了触目惊心的天真；《夏日里的最后一天》可能是这本书中最为温暖的故事，可是故事结束以后，忧伤的情绪从此细水长流；《舞台上的柯克尔》的叙述夸张风趣，指桑骂槐。麦克尤恩让一群赤裸的男女在舞台上表演性交，还有一个人物是导演，导演要求小伙子们在表演前先自己手淫，导演说："如果给我见到勃起，就滚蛋，这可是一场体面的演出。"；《蝴蝶》里男孩的犯罪心理和情感过程冷静的令人心碎；《与橱中人对话》看似荒诞，其实讲述的是我们人人皆有的悲哀，如同故事结尾时所表达的一样，我们人人都会在心里突然升起回到一岁的愿望；《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是没有爱情的爱情，没有仪式的仪式，还有随波逐流的时光。麦克尤恩给这些无所事事的时光涂上夕阳的余辉，有些温暖，也有些失落；《伪装》是在品尝畸形成长的人生，可是正常人生的感受在这里俯拾即是。这就是伊恩·麦克尤恩，他的叙述似乎永远行走在边界上，那些分隔了希望和失望、恐怖和安慰、寒冷和温暖、荒诞和逼真、暴力和柔弱、理智和情感等等的边界上，然后他的叙述两者皆有。就像国王拥有幅员辽阔的疆土一样，麦克尤恩的边界叙述让他拥有了广袤的生活感受，他在写下希望的时候也写下了失望，写下恐怖的时候也写下了安慰，写下寒冷的时候也写下了温暖，写下荒诞的时候也写下了逼真，写下暴力的时候也写下了柔弱，写下理智冷静的时候也写下了情感冲动。麦克尤恩在写作这些故事的时候，正在经历他的年轻时光。22岁从苏塞克斯大学毕业后，去了东安格利亚大学的写作研究生班，开始学写短篇小说。第一个短篇小说发表后，立刻用稿费去阿富汗游玩。多年之后麦克尤恩接受采访，回顾了写作这些短篇小说时所处的境况："我二十出头，正在寻找自己的声音。"当时他反感英国文学传统里社会档案式的写作，他想表达一种个人生存的翻版，他说"早期的那些小故事都是倒影我自己生存的一种梦境。虽然只有很少的自传性内容，但它们的构造就像梦境一样反映了我的生存。"麦克尤恩21岁开始读卡夫卡、弗洛伊德和托马斯·曼，并且感到"他们似乎打开了某种自由空间。"然后"我试写各种短篇小说，就像试穿不同的衣服。短篇小说形式成了我的写作百衲衣，这对一个起步阶段的作者来说很有用。"麦克尤恩毫不掩饰其他作家对自己的影响，他说"你可以花五到六个星期模仿一下菲利普·罗斯，如果结果并不是很糟糕，那么你就知道接下来还可以扮扮纳博科夫。"而且还努力为自己当时写下的每一个短篇小说寻找源头，"比方说，《家庭制造》，是我在读过《北回归线》之后写得一个轻松滑稽的故事。我感谢亨利·米勒，并同时用一种滑稽的做爱故事取笑了他一把。这个故事也借用了一点罗斯的《波特诺的怨诉》。《伪装》刚效法了一点安格斯·威尔逊的《山莓果酱》。我不记得每篇故事的渊源，但我肯定巡视了别人的领地，夹带回来一点什么，籍此开始创作属于我自己的东西。"我在很多年前的一篇文章里，专门讨论了作家之间的相互影响，我用过这样一个比喻：一个作家的写作影响另一个作家的写作，如同阳光影响了植物的生长，重要的是植物在接受阳光照耀而生长的时候，并不是以阳光的方式在生长，而始终是以植物自己的方式在生长。我意思是说，文学中的影响只会让一个作家越来越像他自己，而不会像其他任何人。麦克尤恩的写作经历同样证明了这个道理。《立体几何》里关于神奇的叙述与生动的生活场景合二为一，可以让我们联想到纳博科夫的某些段落；《夏日里的最后一天》和《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会让我们联想到托马斯·曼的叙述风格，从容不迫，并且深入人心；《与橱中人对话》和《伪装》或许与卡夫卡的那些奇怪的人生故事异曲同工；《舞台上的柯克尔》似乎是与荒诞派话剧杂交而成的；《蝴蝶》里的少年犯罪心理曾经是戈尔丁的拿手好戏，可是到了麦克尤恩笔下也是毫不示弱。我想每一个读者都可以从自己的阅读经历出发，为麦克尤恩的这些故事找到另外的文学源头，找到麦克尤恩未曾阅读甚至是未曾听闻的文学源头。而且同样可以轻而易举地为卡夫卡、托马斯·曼、菲利普·罗斯、亨利·米勒、安格斯·威尔逊、纳博科夫、戈尔丁他们找到文学源头。为什么？很简单，因为这就是文学。我喜欢引用这样两个例子，两个都是笑话。第一个是法国人嘲笑比利时人的笑话：有一个卡车司机满载着货物行驶在比利时的土地上，由于货物堆得太高，无法通过一个城门，就在司机发愁的时候，当地的比利时人自作聪明地向司机建议，将卡车的四个轮子取下来，降低高度后就可以经过城门。第二个来自中国古代的笑话：有一个人拿着一根很长的竹竿要过城门，他将竹竿竖起来过不去，横过来也过不去，这人不知所措之时，一位白发白须的老人走过来，称自己虽然不是圣人，也是见多识广，他建议将竹竿从中间锯断，就可以通过城门了。这两个笑话究竟是谁影响了谁？这样的考证显然是没有意义的，也是没有结果的。我举出这样两个例子是为了说明，各民族的精神历史和现实生活存在着太多的相似性，而文学所要表达的就是这样的相似性。如同殊途同归，伟大的作家都以自己独特的姿态走上了自己独特的文学道路，然后汇集到了爱与恨、生与死、战争与和平等等这些人类共同的主题之上。所以文学的存在不是为了让人们彼此陌生，而是为了让人们相互熟悉。我曾经说过，如果文学里真的存在某些神秘的力量，那就是让读者在属于不同时代、不同民族和不同文化的作品里，读到属于他们自己的感受，就像在属于别人的镜子里也能看清楚自己的形象一样。我相信麦克尤恩在阅读了纳博科夫、亨利·米勒和菲利普·罗斯等人的作品之后，肯定是在别人的镜子里看清楚了自己的形象，然后写下了地道的伊恩·麦克尤恩的作品。这家伙二十多岁就找到了自己的声音，读一读《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这本书，就可以看到一个天才是如何诞生的。麦克尤恩在这些初出茅庐的故事里，轻而易举地显示出了独特的才能，他的叙述有时候极其锋利，有时候又是极其温和；有时候极其优雅，有时候又是极其粗俗；有时候极其强壮，有时候又是极其柔弱......这家伙在叙述的时候，要什么有什么，而且恰到好处。与此同时，麦克尤恩又通过自己独特的文学，展示出了普遍的文学，或者说是让古已有之的情感和源远流长的思想在自己的作品中得到继续。什么是文学天才？那就是让读者在阅读自己的作品时，从独特出发，抵达普遍。麦克尤恩就是这样，阅读他作品的时候，可以让读者去感受很多不同作者的作品，然后落叶归根，最终让读者不断的地发现自己。我曾经说过，文学就像是道路一样，两端都是方向。人们的阅读之旅在经过伊恩·麦克尤恩之后，来到了纳博科夫、亨利·米勒和菲利普·罗斯等人的车站；反过来，经过了纳博科夫、亨利·米勒和菲利普·罗斯等人，同样也能抵达伊恩·麦克尤恩的车站。这就是为什么伊恩·麦克尤恩的叙述会让我们的阅读百感交集。我的意思是说，当读者们开始为麦克尤恩的作品寻找文学源头的时候，其实也是在为自己的人生感受和现实处境寻找一幅又一幅的自画像。读者的好奇心促使他们在阅读一部文学作品的时候，唤醒自己过去阅读里所有相似的感受，然后又让自己与此相似的人生感受粉墨登场，如此周而复始的联想和联想之后的激动，就会让儿歌般的单纯阅读变成了交响乐般的丰富阅读。什么是伊恩·麦克尤恩后遗症？这就是。 2008年4月5日 

一个国家的国际科技刊物论文数、居民发明专利申请量、个人电脑用户数、互联网用户数、研究与开发支出等战略性科技资源总量占世界总量的比重可以用来衡量其科技总实力。1980年，中国科技资源总量占世界的比重为0.81%，分别相当于美国和日本的1/32和1/20；到2004年，中国科技资源总量占世界的 7.09%，为美国和日本的1/3.4和1/2.1.中国科技在1980—2004年期间经历了“跨越式”发展，由世界新科技革命的“落伍者”转变成为“ 科技大国”。对外开放和科技全球化、市场、政府导向与经济高速增长的拉动是中国科技快速发展的四大驱动力。到2020年，中国有望由“世界科技大国”跻身于“世界科技强国”之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