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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四年中默多克以美国为基地的新闻公司通过纳税赚钱了，它盈利100亿美元，应该按照35%的公司税率纳税36亿美元，实际上却通过所得税退款获得了48亿美元，几乎全部来自美国政府。

一个棉花合作社的输入实践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沈建民 杨菲　　4月份，又是南疆棉花播种的季节，但马英并没有出现在自己组织的农户试验田中。　　马英是荷兰非政府组织Solidaridad的中国项目总监。在欧洲，Solidaridad是公平贸易最早的倡导者，他们在1988年同合作伙伴推出了全球第一个公平贸易标签。作为成功模式之一，Solidaridad在中南美洲组织最基层的零散农户进行生产，然后帮助农民把贴有公平贸易标签的产品出口到欧洲，使他们尽可能摆脱处于传统供应链最底层的压榨，以获取更高的利润。在咖啡和橡胶贸易中，Solidaridad已经成为商业市场中不可小视的参与者。在瑞士，印有荷兰语Oké标志的公平贸易香蕉，已经占到了该国市场份额的40%，甚至比食品巨头都乐公司还高。2007年底，进入中国之后不久，Solidaridad选择了在新疆组织棉农合作社，作为公平贸易模式输入的试点。　　和其他公益项目一样，说服被扶持的对象认同并加入进来，是棉花合作社启动的第一步。整个2008年，马英和他的两名同事的主要工作就是走访沙漠边缘的维族农户家和棉花地，口干舌燥地一遍又一遍解释合作社的好处。而在很多时候，马英在棉农眼中看到的，只是他们面对陌生而古怪的荷兰名字和这个皮肤被晒得和自己一样黑的汉人的惶惑。不过，就是在这样的眼神中，马英终于说服了第一批棉农准备加入进来，并让他们相信，自己的棉花可以卖到更好的价钱，而自己的孩子也将生平第一次有机会拿起书本。　　不过，事情的发展随后急转直下：以发动零散农户见长的Solidaridad，最终被这些最需要公平贸易的人所拒绝。历经一年半的尝试之后，这个从国外移植而来的合作社模式又回到了最初的起点。　　三重需求　　选择新疆，是因为在Solidaridad看来，新疆的棉花种植市场几乎就是中南美洲的翻版。无论是环保、劳工保护还是公平贸易，这里都有很多隐藏在“底线”之下的巨大的改善要求。　　众所周知，新疆是全球最高产的棉花种植产地之一。不幸的是，这其中只有部分原因是依靠先进的种植技术，另外一个原因则是滥用农药和化肥。棉花是一种极易吸引虫害的农作物，它仅占全球农作物总产量的4%，但消耗了全世界20%的农药用量。而在新疆的棉田，农药、除草剂、杀虫剂的用量还要高出全球平均水平的2倍以上。用马英的话说，棉农基本上是“看见虫子就杀，不惜一切代价”。同时，棉花一亩地每年需要的水量大约是700-800吨，这让新疆这块本就干旱的土地不堪承受。　　作为最内陆的省份之一，新疆的用工环境也和沿海城市不可同日而语。据马英估算，在新疆有大约80万-100万人在第一线耕种棉花。其中，除了30%-40%为建设兵团，打工条件稍好之外，剩下的农户和民工的劳动条件都很难得到保障。通常情况下，雇主每个月只发给工人200元饭钱，剩下的工资要到收获后再付清。而当民工辛苦耕作一年后，有时还要面对雇主的工资拖欠。　　到新疆打工的人，往往是那些没有勇气去深圳等沿海城市打工的人，他们很多来自川、贵、青的山区，文化层次更低，缺乏为自己争取劳动条件的必要交流能力。曾经作为SA8000的验厂代表经常深入劳工一线的马英，在初次看到这些人的生存状态时仍感到震撼，其中有些人生活条件艰苦到孩子只能在棉花地里接生，而小孩长大之前，唯一可以做的事情就是在棉花地里乱跑，到了收获的季节，他们还要和父母一起摘棉花。　　那些承租土地的小农户，也要面临同样的经济压力和风险。如果年景不好，价格下跌，有时候收获棉花换回的收入，还不够补足前期从土地承包人那里赊来的农资投入，遇到这种情况，一些人甚至选择弃田逃走。即便棉花收购价上涨，这些零散的小农户也未必能得到实际的好处。由于棉花在出售之前，需要将籽棉加工成皮棉，而他们没有轧花机，无法进行皮棉加工，因此最后得益的往往是那些从中压价的轧花厂。去年11月份，国家提高了棉花收购价格，但籽棉的价格却从去年的每斤6.8元，下降到今年的不到5元。　　对于Solidaridad倡导的公平贸易来说，新疆棉田就像是一张适合泼墨作画的上好白板。这也是Solidaridad对于棉花合作社一开始就投入冀望的原因。　　脆弱的合作社　　在国外，Solidaridad通过广告倡导良知消费，为那些公平贸易的农产品(12.42,0.03,0.24%)找到销路。但在中国，这种消费需求发育并不充分，因此，Solidaridad设计的模式是改变作物。在新疆的棉花项目中，马英选择的切入点是种植有机棉。他希望，通过有机棉的种植获得改善环境、劳工条件的空间。首先，有机棉种植不用化肥，少用农药，本身对环境的污染降低。而且，虽然每亩单产比一般棉花下降10%-15%，但有机棉市场价格高近40%。有了这样的利润增量，农户和雇主才有条件在不增加投入的基础上，响应Solidaridad提出的改善劳工条件、提高儿童生存保障和教育的要求。　　从2007年底开始，马英和他的同事们开始组织合作社进行尝试。他们为此设计了资源的支持系统。为了启动项目，他们不仅向中小农户承诺给予种植技术上的全程支持、市场信息的免费支持，而且帮助农户采购种子和农资，提供部分启动资金。只要农民愿意改种有机棉，Solidaridad的工作人员就会出现在田间地头。　　一些农户对此很感兴趣，但很快马英发现，当项目真的要启动时，他们又不愿“冒险”了。在一些贫困地区的县乡，政府长期担负着农业扶持和救济的责任，农民有着较大的依赖性。有机棉意味着一些先期投入，比如农资、种子、牛羊粪等，万一市场有风险，卖不出去怎么办？而在Solidaridad的模式下，他们只负责提供采购和销售信息，并不直接负责销路。为了解决这个担心，马英在Solidaridad倡导的模式之外作出了妥协，第二次登门时，他模仿中国农村传统合作社的方式，带上了一纸收购协议。但让他感到郁闷的，这仍然无法解除农户的依赖性。一个农民提出的问题很有代表性：今年看起来卖给你没问题，那明年你管不管？　　意识到问题的根源之后，马英找到了南疆一个村的村支书，希望由他出面来组织农户。为了尽快建立第一个试点，Solidaridad提出可以为愿意尝试而没钱购买农资的农民提供小额的贷款。这个办法在最初看起来是奏效的，乡里对此也表示支持，项目启动终于看到了曙光。　　不过，就在马英回到北京为项目的下一步筹备资源和招兵买马时，他突然接到了村支书的电话，村支书告诉他，最后组织讨论的结果认为，这是一件好事，但他们还是担心项目会带来一些不稳定的因素。尽管为未来的合作留了活话儿，但马英明白，今年的合作基本上是泡汤了。　　公平的妥协　　一年多的努力以失败告终，这让马英不得不反思，Solidaridad的公平贸易模式在中国到底适不适用。马英并不认输，他认为，缺人是项目推进不利的关键。如果发动足够多的员工和志愿者，去说服足够多的农户，Solidaridad仍有机会组织起合作社。Solidaridad在中南美洲和印度等地的成功，与众多志愿者的参与有很大关系。而在中国，即便给不低的工资，也很少有人愿意到新疆的棉花里工作。不过，他也承认，任何一家NGO的资源都是有限的，这个想法眼下并不现实。　　经历过面向零散农户的失败之后，马英在思路上做了一些调整。2008年，他还在库尔勒和库车谈了两家大户，希望利用他们承担起合作社的角色来。　　这似乎不是Solidaridad关注公平贸易的本意，毕竟，这些大户并不是供应链中最需要帮助的人，而且，对他们的扶持，也不是Solidaridad的强项。但马英认为，毕竟通过他们，也可以间接地对环保、劳工和公平贸易作出一些改善，与Solidaridad的最终目的仍是一致的。在他与这两个大户的合作框架中，大户被要求对雇工“好一点”，比如增加冬天取暖，改善孩子的接生条件；付给雇工的月工资从200元增加到500元，达到最低工资水平；给识字比较多的民工每天放2个小时的假，让他们给民工的孩子们提供一些简单的教育。作为额外的回报，Solidaridad将在项目启动时，提供一些资金的补贴，定期到农场提供技术咨询，在农忙时则全天在场。　　尽管做出了妥协，但运气似乎仍不站在马英这一边。库尔勒的那家大户去年遭遇风灾，棉花基本上绝收。这直接导致今年最初规划的17000亩项目，现在只剩了5000亩。与此同时，棉价从去年开始的下跌，也让一些人在投入时更加谨慎。据估算，新疆今年的棉花种植面积减少了10%以上。　　不过，惨淡的现实仍能够支撑起马英的信心：与零散农户相比，大户敢于承受转换风险，只要算一下，觉得投入产出是有钱赚的，他们就不会有太多顾虑。而且，马英相信，中国农民的勤劳和活力是其它地方的人不能比的，既然Solidaridad在中美洲和印度这样悠闲的国家都能成功，公平贸易一定会有一个可期待的前景。“在新疆，连沙漠里都能种出棉花来，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本月初，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认真总结西藏工作的宝贵经验，深入分析西藏发展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进一步研究和部署推进西藏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工作。这是中央治国理政、安藏兴藏的战略决断，是根治"西藏问题"的科学决策。所谓"西藏问题"，溯本清源，乃是两个基本问题的交叉：一个是国家主权问题，必须反对分裂，维护祖国统一；一个是社会变革问题，必须反对复辟，迈向进步和光明。 以史为鉴，"康乾盛世"时处置西藏问题，鉴于当时的主要矛盾是国家主权、国家统一问题，所采用的一套方略是：因俗而治，改土归流；扶持黄教（藏传佛教之一支），维护统一；恩威并施，分而治之；中央重视，直接指挥（通过"理藩院"）。在扶持黄教时也注意防止其过热。康熙说，"一切僧道，原不可过于优崇。若一时优崇，日后渐加纵肆，或别致妄为。"雍正也说，"夫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多一僧道，即少一农民......农夫三人肉袒深耕，尚不足以给僧道一人，不亦悖乎？"  上世纪50年代初，"西藏问题"的主要矛盾既有国家主权问题，又有社会发展和变革问题，但首先要集中解决国家主权问题，故对社会变革采取慎重稳进的方针。17条协议签订，西藏和平解放，维护国家主权这个主要矛盾基本解决了，但对封建农奴制度进行改革的问题就突出起来。基于当时的社会基础条件，毛泽东说，"条件不成熟，不能进行改革。一个条件成熟了，其他条件不成熟，也不要进行重大的改革。"但毛泽东也明确对十世班禅说："旧制度不好......有些规矩可不可以稍微改一下子？"1959年他亲自主持写了《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鲁的哲学》，把西藏需要社会变革的实质问题说清楚了。 中央下决心着手推动西藏的社会变革问题，是被1959年西藏上层反动分子发动武装叛乱逼出来的。中央当时提出的方针是：不叛不改，先叛先改，后叛后改，大叛大改。 时代不同了。今天涉及"西藏问题"的主要矛盾，既有国家主权问题，又有社会发展和变革问题。国家主权问题已解决，但境内外分裂分子不会甘心，不断捣乱；社会已经发生了伟大变革--从和平解放到民主改革、从封闭保守到开放进步、从贫穷落后到快速发展，但变革还只是开始，有待深入。变革就会引起矛盾，发展之年就有"多事之秋"。分析1959年、1989年和2008年的三次闹事，从外因看，固然是达赖分裂集团加紧活动；从内因看，则因西藏实际上在进行深刻的社会变革--1959年是推翻农奴制建立新制度的社会革命，现在则是西藏加快推进市场经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社会变革。达赖集团千方百计利用变革过程中出现的矛盾，利用宗教蛊惑群众，里应外合挑起事端。无风不起浪，"风"当然源于西方敌对势力支持下的达赖集团。  因此，我们今天的治藏方略，就需要更为自觉、主动地指导社会发展和变革。这件事如果说清朝没有做，上世纪50年代我们是被动去做，今天就必须主动去做了。我们在西藏得到最广大人民群众拥护的根据，是始终为最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过去百万农奴翻身解放，是促使西藏社会基本制度实现深刻变革；现在拉着西藏一起走到现代化前列，是推动西藏经济社会的发展实现深刻跨越。这种"跨越"，是从1959年民主改革以来开始的，从传统社会转向现代社会、从"神权社会"转向世俗社会、从相对封闭转向全面开放社会，从解决温饱转向全面小康社会的继续。我们要紧紧抓住发展和稳定两件大事，确保西藏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确保国家安全和西藏长治久安，确保西藏各族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确保西藏生态环境良好，努力建设团结、民主、富裕、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新西藏。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揭示的规律，"跨越式发展"的成本和代价，必然是深刻的社会变革。马克思说过，"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在"旧社会的胎胞里"发育成长的政教合一的藏传佛教，不经过一场脱胎换骨的深刻变革，就永远是桎梏新生产关系的"旧社会的胎胞"。 旧的宗教，往往是旧制度的守墓人所祭起的、在新制度的群众心灵中徘徊的幽灵。达赖的"中间道路"，其本质是对西藏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反动。达赖的"种族的、宗教的、文化的"自治，就是不断祭起这个幽灵，夸大藏传佛教的特殊性、神圣性，来阻碍西藏社会发展和变革。其公式是：西藏=宗教的西藏=文化的西藏=藏人的西藏=宗教的自治。这是在把宗教极端神圣化，与狭隘的民族主义相结合；把宗教与民族一体化，把教权与政权结合，回归到旧西藏的政教合一制度。我们对西方民众在西藏问题上要取得话语权，强调"反分裂"、批达赖搞变相独立，是必要的，但还未全部打中要害。达赖集团将其对西藏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反动，巧妙地用西方的普适价值和共同话语（民主、宗教自由、人权）包装起来。而我们推动西藏社会发展和变革的进步事业，却没有能让西方民众联想到他们当年摆脱中世纪的黑暗的进步事业。今天的西藏固然要保护"香格里拉"的独特的藏族文化，西藏是重要的中华民族特色文化的保护地。但绝不要保护野蛮和落后，也不是要保护作为旧制度的辩护者的一尘不变的旧宗教。西藏的文化保护必须与整个藏民族的发展、进步、团结、幸福相适应，而不是作为"活化石"在固化了历史的同时窒息自身的生命与活力。我们和达赖集团的本质区别，不是要不要保护藏族的文化，不是要不要保证"西藏文明的延续"，而在于谁才是真正着眼于民族的根本利益。西藏文明的延续，只有在发展经济、改善生活的同时，才能更好地保存，而不是打着"保留民族特点"、"保护宗教文化"的旗号，让一个民族衰落下去，让藏族回到"全民皆僧侣"的所谓的"佛教圣地"的落后里去，回到"政教合一"的黑暗中去，回到农奴制度的野蛮中去。 现在，西藏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人民生活迅速改善。但局部地区寺庙膨胀和宗教热也在出现。西藏和其他藏区一些寺庙的"体"膨胀了--既有数量、体量的膨胀，也有功能的膨胀，有的寺庙"养了一批懒人，藏了几个坏人"；寺庙的"神"越位了--达赖作为"根本上师"、"最高活佛"，也太神乎其神了，还自封"藏民族的代言人"，是政教合一的"政治领袖"，也太越位了。一边是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一边是寺庙膨胀和宗教热，构成了一种特殊的二元结构。而当一种宗教被某一个或某几个民族基本上全民族信仰时，又会出现特殊的两重作用：一方面强化民族的凝聚力，成为民族的神圣的旗帜；另一方面强化狭隘民族主义和排它性，容易被黑暗势力所利用。一旦狭隘的民族主义与宗教的极端主义相结合，对"神"的崇拜与对"代表神"的人的崇拜相结合，就有可能在思想上产生极端、行为上走向暴力。 世界宗教发展和演变的历史反复证明，宗教适应社会的发展，往往要经历自身变革的过程。今天西方的基督教新教（Christianity），其前身就是为了适应资本主义的发展，摆脱代表封建势力的罗马教廷的束缚，而高举"因信称义"旗帜，对天主教（Catholicism）实行改革而拉出来的"抗罗宗"（Protestantism）。今天西藏的黄教，也是宗咯巴推行宗教变革的产物。 我们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要求"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对藏传佛教，这种"积极引导"的强度和力度、方法和策略，与其他地区、其他宗教肯定是不同的。今天的焦点，就是要具体到"积极引导藏传佛教与西藏跨越式发展相适应"。这就要触及"体"，"体"要消肿；要触及"神"，"神"要定位；归根到底，就要触及"教"，"教"要改革。体要消肿，神要定位，教要改革，这是对寺庙的工作真正做到"进得去，站得住，有成效"的需要；是西藏打破"闹事--整顿--再闹事--再整顿"的循环，为长治久安营造社会基础的需要；也是冲破西藏和其他藏区的寺庙膨胀和宗教热、解决与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形成冲突的二元结构问题的需要。积极引导藏传佛教与西藏跨越式发展相适应，如何取得突破？在宗教的"人、场所、活动"这三个要素中，首先能管住的是场所。要以实现寺庙管理规范化、法制化为着眼点，以解决寺庙存在的重点难点问题为突破口，以各方面齐抓共管为保障，切实维护藏传佛教正常秩序。 积极引导藏传佛教与西藏跨越式发展相适应，如何争取深入？要鼓励和支持藏传佛教界对教规教义作出符合时代进步要求的阐释。教规教义中好的东西要坚持，如有关大活佛转世的一套宗教仪轨和历史定制。不适应甚至桎梏西藏跨越式发展的东西则需要摈弃。现在，现代化的观念已开始深入到部分藏传佛教信仰者的心中，支持藏传佛教在某些方面改革和向现代转换的人也在增多。此外，还要千方百计去充实、丰富各族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物质贫困不是社会主义，精神空虚也不是社会主义。精神空虚，宗教的影响就难免乘虚而入。何况，西藏的跨越式发展，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而充实、丰富各族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本身就是改善民生的重要方面。精神空虚的社会，跨越式发展不能持续。 积极引导藏传佛教与西藏跨越式发展相适应，如何扎实推进？必须在西藏实现彻底的政教分离，实现宗教与基本民生需求相分离。西藏的农牧民子女都享受"三包"，全部进高中，就会大大减少未成年争着进寺庙的现象；西藏以免费医疗为基础的农牧区医疗制度得到完善，就会大大减少有病就去求寺庙的现象。群众对未来天堂的幻想就不会妨碍他们对现实幸福的追求。同时，要明确刚性的界限：凡僧尼概不参与分裂祖国活动、不参加扰乱社会秩序活动；凡寺庙概不干预行政、司法、教育。积极引导藏传佛教与西藏跨越式发展相适应，如何击中要害？必须旗帜鲜明、扎实有效深入地揭批达赖集团，揭穿其假和平真暴力、假自治真分裂、假对话真对抗、假神圣真祸教、假护藏真害藏的真实面目；认清达赖集团是代表旧西藏政教合一封建农奴残余势力、受国际敌对势力支持和利用、破坏西藏发展稳定、图谋"西藏独立"的分裂主义政治集团。 积极引导藏传佛教与西藏跨越式发展相适应，归根结底，要依靠大批本民族的先进分子。对藏族干部要有特殊的关心培养措施。对宗教人士，要尽可能促进他们内部发起、自我觉悟、自我推动这场深刻的变革，才能积极稳妥，稳中求进。（本文为作者2009年10月在中央党校第46期省部级干部研修班"学员论坛"上的发言，发表前有修改）作者：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第一副院长 中国西藏文化保护协会副会长 叶小文 

在香港政府接受民主党提出的"区议会方案"之后，立法会也通过了政治改革议案。根据这个议案，在2012年选举时，香港每名选民都可在直选及功能组别中各投一票，即一人"两票制"。这不仅仅是香港民主化进程的一大进步，更是民主发展的创新。很长时间以来，政府及建制派和泛民争执不下，争执的焦点是民主直选和功能界别。现在随着"两票制"的引入，双方做出有意义的"妥协"。这当然也是中国中央政府的妥协。但"妥协"这个词很难表达 "两票制"所包含的政治上的进步意义。从很大程度上说，与其说"妥协"，倒不如说制度创新。"两票制"对大陆同样有参照意义如果说是"妥协"，这也是一个迟来的"妥协"。香港自1997年回归以来，有关部门在香港问题上过于僵硬，往往对来自香港社会的声音说"不"，在解决面临的新问题上缺少新思维，更缺少制度方面的创新。因此，一直以来，香港政治发展的议题大都是泛民主派设定的，无论是香港政府、建制派还是中央政府，都只有救火式的"反应"。香港民主化本来早就应当有大讨论。香港要实现什么样的民主？如何实现？如何协调市民的民主化要求和经济社会发展？如何获取民主化的好处而减少民主化的代价？所有这样那样的问题都是可以进行理性的讨论。如果有这样一场大讨论，香港各界甚至外界对香港民主化的共识会比现在更高。从长远观点看，"两票制"的民主实践的意义不仅仅对于香港民主发展本身，而是对包括中国大陆在内的社会都具有现实参照意义。近代民主起源于西方发达社会，然后传播到后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但在传播过程中，发展中国家和社会的民主产生了无穷的大问题。人们无需看比较遥远的非洲和拉丁美洲，亚洲社会的民主现实，如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和中东的伊朗等等，都面临困境。本来，人们希望通过民主政治的引入，来建立一个比较稳定且公正的政治秩序。但在很多发展中社会，随着民主化的开始和发展，所出现的局面刚好和人们所希望的相反。在一些社会，党争不止，民主和无政府状态几乎是代名词。新的民主政治秩序建立不起来，而原来的社会秩序因为民主政治的动员而遭到极大的破坏。一旦基本的社会政治秩序出现问题，这些社会的经济发展和民生必然成为大问题。为什么在西方运作良好的民主到了非西方社会就变了样？这并不是因为一些人所说的民主属于西方文明，而是因为西方的民主经历了很长的时间，而具备了深厚的文化和制度支持条件。西方原来是贵族精英民主，后来随着工业化和资本主义的发展，转型到商业资本民主，然后再经过工人阶级运动和各种民权运动，才发展到现在人们所看到的大众民主。从少数人的民主到大众参与民主，经历了数百年的时间。在这个很长的过程中，西方社会经济得到持续的发展，国家制度得以建设，中产阶级得以壮大。尽管有大众参与，但民主毕竟还是政治精英之间的一种游戏。要进行游戏，就首先要有共识，要有共同认可的游戏规则。这种共识和游戏规则的产生和发展，都是非常困难的事情。西方经过数百年才发展出了民主的共识和游戏规则，后发展中社会很难在很短的时间里完成这个过程。发展中社会缺乏民主所需的共识即使是在西方，政治力量也经常不能扮演整合社会的力量；在很多场合，刚好相反，扮演分化社会的作用。西方的优势在于一个拥有民主意识的庞大的中产阶级。无论哪一个政党执政，都必须得到中产阶级的支持。与其说政治整合社会，倒不如说是中产阶级整合政治。而在发展中社会，不但政治精英之间毫无共识，而且社会大多是分化的。社会的分化可以表现在收入差异上（即穷人和富人），可以表现在城乡的分化，可以表现在社会的不同群体对不同宗教、意识形态、文化等等因素的认同。在缺少一个具有民主认同的庞大的中产阶级的情况下，民主一旦引入，冲突不可避免。而政治精英之间的冲突更会加剧社会的分化。这是发展中社会民主政治无序的主要原因。西方民主强调三权分立，即立法、行政和司法之间的分立。这主要是为了制约政治权力的滥用。西方在有庞大的中产阶级的情况下，社会力量之间的互相制衡问题并不明显。不过，西方各国上议院的制度安排，在很大程度上也反映了社会力量之间互相制衡的需要。到了发展中社会，往往是中产阶级不够发达，不够强大。即使出现中产阶级，但这个阶级在其他方面可能是高度分化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民主政治要有效运作，就需要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制衡，才能协调民主政治和经济社会之间的平稳发展。怎么办？各个社会都必须根据自身的条件，找到社会力量互相制衡的机制。香港的功能界别制度经过改革，可以成为社会力量互相制衡的有效民主制度安排。香港的民主化是为了达成社会公正的目标。经济发展和社会公正之间必须得到协调发展。经济发展不见得一定能够通向社会公正，在社会群体间收入差异过大的情况下，社会公正就会荡然无存。中国大陆本身就是一个例子。社会公正需要社会成员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这里民主化变得重要起来。西方的经验表明，没有民主就很难有社会公正。但是，另一方面，民主化往往会对经济发展产生负面的影响，在后发展中社会更是如此。没有经济发展也不会有社会公正，经济发展也是社会公正的前提。很简单，没有发展，哪有分配？能够防止民粹主义的民主制度那么，如何保证一条能够促进社会公正的经济发展道路呢？这就需要各阶层的妥协。而"两票制"就可以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如果说香港的直选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那么功能界别则是考量到社会阶层之间相互制衡的需要。从理性选择的角度看，"两票制"能够促使选民在投票时作更加理性的思考。在很多社会，民主政治很容易受政治人物的操纵而演变成民粹政治。在缺失庞大的中产阶级的情况下，一旦哪位政客蛊惑民心，号召大家起来进行财富大分配（或者其它民粹议程），必然会得到社会底层的拥护。这样产生的政府所制订的政策必然是亲分配、轻生产。要保证生产和分配、效率和公正之间做到平衡，就必须有能够防止民粹主义的民主制度安排。一些人把功能界别视为是香港的一项特殊政治安排，是商人治港的表现，因此是过渡性的。但香港的问题不是取消功能界别，而是要改善和改革功能界别制度。目前香港的功能界别制度并没有民主化，但功能界别并不是不能民主化的。"两票制"的引入，对功能界别制度的民主化是个重大的推进。功能界别的存在，不应当是像一些学者和政治人物所说的是民主的倒退，而可以成为民主的改善和改进。从改善民主的角度看，功能组别不应当是临时的安排或者转型期间的安排，而是要把此安排进一步制度化，成为未来民主政治的内在一部分。香港的实践对中国大陆本身也具有参照意义。和香港一样，中国的民主化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不可避免。但人们对要实现怎样的民主，以及其如何协调民主发展和经济社会发展等问题并不很清楚。香港如果成功了，中国大陆就可以借鉴。例如全国人大可以向直选方向发展，而全国政协则可以向功能组别的制度安排发展。（像中国那样分化的社会，更需要社会群体之间的互相制衡。）对后发展中社会来说，如果人们要享受民主制度的好处，但又要避免民主的负面效果，就需要大量的制度创新。作为发展中的民主，香港已经走出了很重要的一步。这一步可能会使得一些西方民主教科书信奉者感到愤怒，但实践和时间会证明，这有利于大多数社会成员。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提及三种音乐的不良倾向：附庸化，娱乐化，工艺化。针对当前的音乐生态，呼吁作出三个方向的抵抗

从实际生育率谈计划生育。

不知不觉中，五四运动已经九十周年，今年应该有很多纪念活动，而被纪念的主角自然是那场伟大的新文化运动以及它的领导者。不过，我想到的是，那些当年站在新文化运动对立面而一直受批判者如林紓、吴宓等，是否也有值得纪念至少也是值得关注他们的理由？

在20世纪的戏曲研究中，元曲研究无疑占有最重要的位置。本文在回顾20世纪元曲研究时，主要是对王国维《宋元戏曲史》以来元曲研究所存在的一些问题作一检讨，文中对过去元杂剧“戏剧”式的体认、元杂剧宾白的归属等问题都提出质疑。展望21世纪的元曲研究，作者倡议“讲一点还原法”，“重一点形式研究”，“多一点纵横上下”。

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又译尚.布希亚)，著名法国思想家，也是旗帜最为鲜明、著作最为晦涩的后现代"超级"理论家。（只改了标点和明显的西文拼写错误，未校对文字－－人文与社会）

“为何聆听新作”这一设问，上述两部作品均给出了满意回答。它们以各自的内在艺术品质，体现出中国当代作曲家对当前创作的深刻思考和对当下人生的深切感受，并显示了作曲家的独特艺术才智和高度专业修养。这样的音乐新作，不仅是当代的懂行听众翘首以盼的，而且也是经典名作所不能替代的。尽管朱践耳《第十交响曲“江雪”》中使用的诗歌文本出自千年以前，但该乐曲对这首著名绝句的独特诠释只能出自20世纪末的当代中国；虽然陈其钢的《走西口》取用了一首古老的民歌作为基本素材，但对这首民歌所进行的复杂音响处理却只能产生在21世纪初的今天。由此，音乐与我们的当下生活产生关联，与听众的心智世界发生共振，严肃音乐的新作品方能在当代听众的精神生活中占居稳固的一席之地。

2005年的文章。走私电子垃圾是紧俏产品。

中国古代没有西方近代意义上的学术分科，但并不意味著没有自己的学术分类体系。从“孔门四科”到“儒学四门”，体现了中国传统学术按照自身的历史逻辑，开始向近代分科性的学术门类演化的历程。

由于全球能源价格的连续大幅攀升，近来生物能源的发展速度之快、影响之大远远超出了人们的预期。

在某种非常概括的意义上说，新时期文学三十年可以通过精英化和去精英化这两个关键词加以梳理。

中国法制史是一门既古老又年轻的学科，早在先秦的典籍《尚书》、《周礼》中，便记载了法制历史的事件，积累了丰富的资料。至汉以来，正史《刑法志》中虽以断代法制史为主，但也含有法制通史与法律文化史的内容，至于《通典》、《通考》、《通志》等类的志书中，更集中地收录了典章法制史料。1902年清政府颁布的《大学堂章程》中便规定“此时暂行摘讲近人所编《三通考辑要》”。1906年，《京师法政学堂章程》正式确定《中国法制史》为法政学堂基本课程，相沿至今，已逾百年。

《上海国资》：重庆和成都的户籍改革现在外面议论比较多，您怎么看？  曹锦清：农民的城市化分两个部分，一个是城镇化，一个是城市化。城镇化，也就是农民向乡镇、县城流动，这在目前是没有太多问题的，有些县城还有鼓励措施，但是农民的积极性不是很高。农民进城是为了获取更好的教育和医疗资源，但这种流动对农民来说，这个户籍的含金量并不高，他并不是很希望得到城市户籍。还有一种情况，现在公路交通很发达，农民会通过村庄内部自发地调整，向公路边上移动，这样他们也能享受到一些城市化以后才能享受到的便利。这种情况其实相当普遍，但是我们没有把它当成一种城市化的形式。  现在出问题的是在地级市和省会、特大型城市，比如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城市，尤其是特大型城市。现在学者和媒体呼吁进行户籍改革，主要的是要给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城市工作的农民工以当地户口。给户籍是没有问题的，但要考虑到会引发的问题：第一，住房如何解决？现在连城市里的中产阶级都无法解决，农民工更说不上了；第二，失业了怎么办？按照现在的政策，农民工确实是交了一部分养老保险，包含在综合保险里面。但是这个钱少了没有用，太多了也不可能。工人负担不起，企业也负担不起。但是如果说多了，比如说按现在每个月五六百块钱的标准算，每年都要六七千块钱。这个钱看起来不多，但你要反过来考虑这个问题。你要知道，现在全国农民的人均年收入，也就是五六千块钱，外面打工的收入和农业收入都包括在内。这样，如果城市户籍放开，到了城市里就能获得社会保障，农民都不用种田了，都到城市来领失业救济好了。 重庆、成都正在做的户籍改革，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要在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城市也这样做，就有问题了。为什么呢？因为重庆、成都是劳动力输出区域，而北京、上海和广州是劳动力输入区域。对于劳动力输入区域来说，如果放开户籍，那么包括医疗、教育这些公共品的需求就要暴增，政府有没有能力来满足这个需求？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城郊的农民，你让他放弃他的农村户籍，他都不愿意。这个户籍的含金量太高了，他可以盖房子出租，可以做小生意，带给他的收益是巨大的。 所以说，户籍制度改革说说是可以的，但是要做起来，这就是一个很复杂的事情。  《上海国资》：那么您认为比较理想的农民城市化的模式是什么样的？  曹锦清：城市化的核心是工业化。有了工业化，才能有城市化。还没有工业化的时候，谈城市化都是废话。现在中国的工业主要的还是集中在东部，区域发展差距比较大，所以才有农民工候鸟式的迁徙这种现象。但是你要把全国的农民工都在东部的城市里留下来，这不现实，也没必要。比较理想的状态是，通过产业转移，让中西部省市也有比较好的工业基础，能够吸纳比较多的劳动力，让劳动力在本省范围内乃至县市范围内流动，让农民在附近打工，这样问题就比较少一些。如果是在县市范围内流动，农民根本都不需要城市化。现在的交通很发达，目前90%以上的农村到城市的道路都已经硬化了。农民可以住在农村，工作在城市，一个摩托车就够了。 这样做的好处很多。首先，除了少数城郊地区，绝大多数乡村的宅基地都是零地价的，农民不需要支付很高的城市地价，就可以获得比较好的居住条件，他城市化的成本就很低。其次，虽然农民已经享受到了城市化、工业化的好处，但他仍然可以保留土地承包权。对农民工来说，土地就是他的失业保险、养老保险。如果碰上经济危机，他失业了，他还可以退回去种地。可以说，这是“有中国特色的农民城市化”。 但是，你不要人为地去推动，赶农民进城，要小心“好心办坏事”。要尊重农民的意愿，降低农民进城的成本，提高进城后的社会保障水平。最重要的是农民自己会算计，他最清楚到底是进城对他有利，还是继续在农村对他有利。 现在有些地方搞土地换社保，赶农民进城、骗农民进城。这是不对的。没有工业化的城镇化就是“伪城镇化”。你把农民都赶到城镇上去，又提供不了稳定的就业和住房，你让他靠什么生存，他的医疗保障、养老保障、失业保障怎么办？ 当然，这不意味着每个乡镇都搞一点工业。每个乡镇都有工业是不可能的，也不需要。有两个情况你要注意，一个是年轻人都到外面打工去了，另一个是现在已经出现了民工荒，劳动力供给是不足的。剩下的年纪比较大一些的人，他们自己也未必愿意就到城市去生活。  《上海国资》：这几年围绕拆迁出现的纠纷特别多，引起的社会关注也比较多。您怎么看呢？  曹锦清：中国正处在高速的城市化过程中，基础设施建设规模比较大，摊子铺得比较大，每年要修那么多公路、铁路，城市还要扩张，都需要土地。因为速度快，所以矛盾比较集中。不过这也是一个普遍性的现象，不仅中国这样，从历史上看，后发现代化国家都会出现这种问题。拆迁过程中有没有问题？当然有。相对来说，2004年之前的征地补偿标准确实是比较低的，之后因为农民的权利意识提高，加上媒体的不断曝光，补偿标准在逐步提高。尤其是在东部沿海地区，地已经征得差不多了，补偿标准也已经比较高了。现在看，拆迁纠纷主要地是由三个标准不同引起的：前后不一样，征得早补偿少，征得晚补偿多，先被征了的就不愿意；左邻右舍不一样，在具体的操作里面，每个农民、农户的谈判能力不一样，获得的补偿不一样；同一时期同一地块上面的标准有时候也不一样，比方说有亲戚关系的人家的补偿标准就比没有的人要高一些。有些钉子户认准了政府就是要这一块地，就漫天要价。你要是说要让每个拆迁户都满意，这就很困难。说要“合理补偿”，什么才是“合理”？无法客观化。现在正在搞拆迁立法，但是法律解决不了所有问题。中国一是大，二是人多，各地的情况千差万别，指望一个法律解决所有问题，这是不可能的。比如说中西部地区，工业化、城市化才起步，如果征地的补偿标准太高，政府就没办法做了，企业也没办法做。现在媒体上、网上的舆论完全一边倒，让地方政府也很难做。  《上海国资》：现在媒体上对基层政府的批评比较多，所以社会上对基层政府的印象比较差。您和基层政府的接触多吗？印象怎么样？ 曹锦清：和县乡政府、干部接触还是比较多的。应该说，贪官污吏是有的，特权确实也有一些。绝大多数还是好的，他们都还在做事，兢兢业业，这是最重要的。不少人批评基层政府，都说中央的政策是好的，基层政府没有执行好。中央有些政策确实是好的，但是要地方政府、基层政府配合，尤其是财政上掏钱，这就比较困难，地方政府哪来这么多钱呢？东部海问题不大，中西部地方政府的问题就比较大了。所以地方政府也有怨气，觉得上面开口子，要下面掏票子。不过这样也有好处，多数人对中央政府有好感，政权比较稳定。政府的特权问题，有些实权部门，比如工商、税务这些部门，你要说没有吃拿卡要这种现象，那不可能；但是你要说全部都是这样，也不可能，要是那样，这个政权早都垮台了。地方政府当然确实有整个一窝子都坏了的情况，但这是个别现象，还是要肯定大多数基层政府和干部的工作。基层的很多事情，老百姓还是喜欢讲个情理，不能完全讲法理。比如说，一个村子五年前被征了地，当时大家都同意。现在一看旁边的村子征地补偿高了，他就不服气了。他就要找政府去要补偿。你按法律说，完全照法律来，就要尊重契约，农民就什么都得不到。但是现在就不同。农民闹了，政府算一算，财政上还有钱，再给农民一点钱，就过去了。  《上海国资》：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重点关注了农村水利设施建设。这是为什么呢？  曹锦清：你看今年出现的几次比较大的灾害，一个是云南的大面积干旱，一个是江西的水灾。这两个影响比较大的自然灾害都是发生在支流区域。1998年洪灾过后，国家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加固了干流的堤坝，所以这些年来没有出太大的问题。现在问题就出在支流上，而支流是与农田灌溉直接相关的。建国后的前三十年搞了大量的农田水利设施建设，修了许多堤坝、水库，全国修的大大小小的水库有8万多个。但那时候由于资源有限，不是钢筋混凝土的，多数是土坝。经过这么多年，淤塞比较严重，再一个是年久失修，所以问题比较多。所以今年的自然灾害也有好处，就是把这些问题暴露出来了，让政府意识到，问题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以前农村搞基本农田水利设施建设主要是靠劳动力投入，国家把农村闲置的劳动力组织起来干就可以了。现在不大可能这么干了，农村的主要劳动力都出去打工了，剩下的老人小孩也干不了，所以只能依靠国家投入资金，用机械化来替代。今后，国家要确保粮食供给的安全，就要扩大灌溉面积，这就要求增加农田基本水利设施建设的投入，把这项投入当做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  《上海国资》：现在社会上的不满情绪比较多，您认为原因何在呢？  曹锦清：这三十年总得来说，中国的发展还是比较好的，政府做得也不错，这是全世界公认的。知识分子喜欢批评政府，这是好事，社会批判是他的职责。一个社会要是没有这种声音，就有问题了。但是反过来说，要用他们提的办法去解决问题，那就要出更大的问题了。现在媒体上和网上的民意，官和民闹起来，一概是官错，穷和富闹起来，一概是富错。有没有这种情况？肯定有，但要是说这种舆论都对，那也不可能。总的来说，还是大家都有怨气吧。一方面，中国毕竟是一个大国，历史这么悠久，文化积淀这么深厚，在汉唐时期曾经那么强盛过，这一百年落后了，挨打了，所以整个民族都有这么一股怨气。还有些社会群体，比如说下岗工人，他们是改革的代价承担者，有怨气也是正常的。还有某些体制内的人文知识分子，他们多少都还保留着以前的传统士大夫的习惯，现在市场经济让他们很边缘化，他们也比较不满。社会转型期把这种心态更加加剧了。相对来说，倒是中老年农民对政府还比较满意，因为不用交农业税费了，种粮还有补贴，还有合作医疗，现在还要搞养老保障，所以农民反倒比较满意。  《上海国资》：一般可能都会认为您是在做“三农研究”，但看过您的书和文章的人大概都会有一个印象，就是您入手是在三农，但关注的其实是“中国”。您认为这种观察对吗？  曹锦清：这跟我个人的经历有关。我最早是学历史的，尤其是近现代史。我的很多想法，是读近代史读出来的。中国近代史，当然是以中国为对象的，要考虑中华民族的近代命运。这样就有一个惯性，就是把中国作为思考的对象。所以我后来对中国的当下和未来考虑得比较多。不过也不止是我，应该说，现代中国知识分子都有这个特点，都会以整体的中国作为思考的对象。这可能还是在知识分子中占主流的。当然，这些年来由于学科专业分工，把中国分成了很多不同的条块，以专业化的眼光去考虑问题。因为他做博士论文、发表论文、评职称，都是要以这些专业成果做基础的。这种专业化、学院化的学术氛围就在一些领域形成了片面化地思考问题的倾向。不过在我这一代知识分子当中，还是延续了古代士大夫的传统，还是有家国天下的关怀，总是把民族、国家的命运放在思考的中心位置。1990年代，我到河南去做调查，做乡村研究，还是研究中国社会转型变化，是把农村作为中国的现代转型的一个重要篇章来研究。但是后来走了一些地方，做了一些研究，越来越觉得，把中国作为对象来研究，有些力不从心。一是中国太大，各地的情况都不一样；二是中国很古老，我们一说就是五千年；三是变动太快，几年一变。比如说农村，取消农业税前后，农村的变化是非常大的，整个分析问题的框架都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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