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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晓波:帮会、政客与民初政治生态--1913年宋教仁遇刺案真相再探

张晓波:帮会、政客与民初政治生态--1913年宋教仁遇刺案真相再探

民国的开端

《民国的开端》光明日报出版社2013
1913年3月20日晚10时45分,沪宁铁路车站的三声枪响击杀了正欲问鼎民国政坛的国民党领袖宋教仁。暗杀激起的二次革命及随后的政治压制,宣告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共和国的失败。民初鼎沸的议会政治与政党活动,如昙花一现,终归于沉寂。
标题

日出雪蹬滑,山枯林叶空。

徐寻屈曲径,竟上最高峰。

村市沉云底,江帆走树中。

海门潮正涌,我欲挽强弓。

--宋教仁·登南高峰

1913年3月2日

 

"先生之死,天下惜之。先生之行,天下知之,吾又何纪,为直笔乎?直笔人戮。为曲笔乎?曲笔天诛。嗟嗟九泉之泪,天下之血,老友之笔,贼人之铁。勒之空山,期之良史,铭诸心肝,质诸天地。呜呼!"

--于右任

 

1913年3月20日晚10时45分,沪宁铁路车站的三声枪响击杀了正欲问鼎民国政坛的国民党领袖宋教仁。暗杀激起的二次革命及随后的政治压制,宣告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共和国的失败。民初鼎沸的议会政治与政党活动,如昙花一现,终归于沉寂。

宋教仁遇刺,成为了民初政治的一个转折点,从此往后十几年间,是所谓军阀的时代,袁世凯之后,原本在表面上还算是被捆缚在一起的大大小小诸多军阀,一跃成为中国政坛的主角,互相攻伐以争权势,国家四分五裂,政治保守无为,外交仰人鼻息。中国近代政治,走入最为混乱黑暗的一节。北洋军阀时代的终结,要等到十四年后国民党与共产党联合北伐。但军阀,并未随之而去。整个民国,北洋军阀时代培植并成长起来的军阀与及新崛起的军阀,犹如青天白日之下的幽魂,始终没有散去。

1912-1913年年初,宋教仁与新创立的国民党曾有一段努力,期望在《临时约法》等法律体系的前提之下,将北洋军阀这头实力巨兽捆住。宋与其同仁相信,通过议会--责任内阁制,能够解决国家分裂对抗、排除强人政治;通过政党政治,能够实现政权和平禅递,实现政治的螺旋上升。但1913年3月20日晚的沉闷枪声,宣告了这些期望终究只是想象,第一共和国对自我的政治期许,破灭了。由此,宋教仁遇刺案也成为民初共和政治失败的一个关键性转折。刺宋案之后,国内政治形势急转直下。以宋教仁为代表的国民党稳健派与北洋系的合作空间不复存在。国民党中的激进派主张"二次革命",最终国家进入内战状态。

 2,华兴会部分领导人(1905年摄于日本东京)。前排左起:1黄兴,2未知,3胡瑛,4宋教仁,5柳扬谷;后排左起:1章士钊,2未知,3程家柽,4刘揆一
华兴会部分领导人(1905年摄于日本东京)。
前排左起:1黄兴,2未知,3胡瑛,4宋教仁,5柳扬谷;
后排左起:1章士钊,2未知,3程家柽,4刘揆一

1913年刺杀宋教仁案,被认为是百年悬案。原因在于案情涉及人事关系,相当之复杂,同时案情本身,又显得扑朔迷离,并且,宋案因为牵涉当日政治最高层,使得案件的审理无法按照正常的程序进行。种种缘故,使得宋案最终成了悬案。但也因为这一案件本身极为重要,所以它长久地吸引人们的注意。尽管宋案的解释颇多,国民党一方的看法,应当说至今仍是主流意见。

革命党认为,宋教仁遇刺,乃是受国务总理赵秉钧与临时大总统袁世凯指使。其依据,是根据当时在应夔丞(共进会党魁)家查抄出的函电。这些函电,是应夔丞与内务部秘书洪述祖、国务总理赵秉钧往来的信函,甚至在信函中还提到了"极峰"(即袁世凯)。在1913年3月13日一条北京洪述祖发给应夔丞的电文中,洪述祖明确提出了"毁宋酬勋位"的说法。而此后,应夔丞策划了暗杀行动。

一直为国民党宋教仁派喉舌的《民立报》对秘电的解读,就相当具有代表性。《民立报》在对应夔丞与洪述祖往来函电(二月八日电)的解释中,将案件的逻辑说得很清楚:

袁、赵蓄谋倾陷宋先生,无时或忘。至应犯一再迁延,乃知宋先生的名誉无术毁坏,不得不毁坏宋先生之身命。故宋先生之死,袁、赵死之,非洪、应与武死之也。[2]

也就是说,《民立报》认为,应夔丞杀宋教仁,并非意外,而是在长期策划毁坏宋教仁名誉无法得逞之后,出了杀人灭口的下策。

《民立报》的解释,实际上被日后大多数历史学家所承袭。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说"我们看了前面的证据,不惟可以断定赵秉钧是谋杀的嫌疑犯,就是袁世凯也不能不被认为谋杀嫌疑犯之一,参以后来应桂馨与赵秉钧暴死的经过,袁之为谋杀犯,尤很明白。"[3]陈旭麓、何泽福所著《宋教仁传》,称,"袁世凯在秘密下达暗杀命令的同时,公开致电宋教仁,要他迅速赴京,共商国事"[4]。在汪向阳等著的《宋教仁与民国初年的议会政治》一书中,论者也认为"坚持独裁的袁世凯绝不肯容忍其权利受到威胁","就在宋教仁满怀政治抱负地赴京组织国民党内阁时,袁世凯派人于3月20日夜将其刺杀于上海的沪宁车站"[5]。具有官修史书色彩的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中华民国史》二编一卷称"证据的公布,暴露了袁世凯的元凶面目"。[6]

对于宋教仁遇刺一案的主凶,台湾与海外学者与大陆学者基本持相同看法,吴相湘著《宋教仁传》认为"4月25日,程、应联衔通电公布重要文证,霹雳一声,阴霾尽揭,至此袁世凯、赵秉钧授意杀宋已成铁案,盖为素喜应用暗杀手段之袁氏一空前杰作也。"[7]张玉法认为,"一九一三年初,国会选举结果,国民党大获全胜。该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旋行长江一带,非议时政,高倡政党内阁,遭袁氏之忌。是年三月二十日,袁政府断然运用非法手段,暗杀宋教仁于沪宁车站"[8]

海外汉学对于宋教仁遇刺一事的谋主,也基本与中国学界的看法相一致。在汉学研究界享有盛誉的《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一书对宋案做了如下表述:"一系列证据证明,这次暗杀是由袁世凯政府指使的","袁氏之暗杀宋教仁,并不简单是为了清除政敌,而是表明袁世凯与宋教仁之间,在组成全国政府的观点上有着根本的分歧。"[9]

各家论说,基本上将凶案的主使者指向袁世凯。但在上述论著中,关于刺宋一案,并没有对本案细节进行反复的辨析,其结论还有待进一步的论证。历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同时也是被不断地重复而加强,后来获胜者夺得历史书写权力、正邪对立模式的思维习惯、对于帮会与军阀的厌恶,都在不断加强对宋案本身判断的引导。

宋案从发生至今,各种说法纷纭,已成百年悬案[10]。本文通过对于与宋案相关人员的分析、往来密电的反复考证之后认为,宋教仁遇刺,袁世凯政府难辞其咎,甚至是有力的推动者。但就具体到个人,赵秉钧与袁世凯是否直接指使暗杀,难有直接的史料有力证明。

宋教仁像

1、宋教仁之死

1913年3月20日晚,宋教仁从上海赴京。这一年年初,国民党在国会选举中大获全胜。宋教仁时任国民党代理代理理事长,如不出意外,将北上组阁,成政府总理。时年,有十年老资格革命党人宋教仁年仅三十一岁,正处而立之年,组责任内阁之夙愿得遂,正指点江山,意气风发。十余天前,宋氏登杭州之南高峰,看钱江潮起潮流,作诗言志,舒胸中之意,称此时之心态,似"竞上高峰","欲挽强弓"以成政治伟业。

晚十时许,宋教仁与送行的人抵达沪宁车站。车站有专为议员而设的接待室,宋教仁与送行者在接待室中休息。10点40分,一送行人吴仲华来告,请宋教仁上车。吴仲华先行,依次是拓鲁生、黄兴、陈劲宣、宋教仁、廖仲恺等,鱼贯而行。走至车站入口的剪票处,宋伸手去取收票员剪过的车票,突然想起了一声沉闷的枪声,击中宋教仁腰部。随后又响起两声清利的枪响,显然没有再击中人。

按照于右任的回忆,此时他正在议员接待室与友人叙话,见接待室中不见宋教仁与黄兴,以为二人已上火车,忽然听见枪声,知有异变,急忙往前查看,见宋教仁倚靠在检票口的铁栅旁。宋教仁痛苦已极,口呼叫"吾中枪矣"。于右任、黄兴等一面安排追捕凶手,一面派人借汽车,送宋教仁前往沪宁铁路医院。而当时诸人欲先护持宋教仁,而车站警察也不知去向,凶手竟扬长而去。

一位目击者后来向警署报告称,枪手"身材矮小,着黑色军衣"当时目击者称,凶手开第一枪命中宋教仁之后,即匍匐于地,随后左右连开两枪,用意为吓唬追捕之人。

另一位目击者当时看到一人在地上爬起来,从月台往外狂奔,中间连跌两次,终于消失在车站,该目击者还注意到,当时车站没有巡警,并且案发前一直在水果摊前的两个男子,也神秘消失。

于右任送宋教仁至医院后,因医生不在,只能将宋安置在别室。宋教仁痛极,强将于右任拉到胸前,称:

"吾痛甚,殆将不起,今以三事奉告:(一)所有在南京、北京及东京寄存之书籍,悉捐入南京图书馆。(二)我本寒家,老母尚在,如我死后,请克强与公及诸故人为我照料。(三)诸公皆当勉力进行,勿以我为念,而放弃责任心。我为调和南北事费尽心力,造谣者及人民知原委,每多误解,我受痛苦也是应当,死亦何悔?"[11]

 

于右任颔首应允。

宋教仁伤在右腰骨偏出处,等到医生到医院检查后即动手术,十二时三十分,取出子弹。子弹形状尖小,为六寸勃朗宁手枪子弹。宋教仁受弹处流血不多,但因为伤处接近心脏,痛苦不堪,医生取出子弹后即注射止痛药,使宋教仁安睡。众人询问宋教仁安危,该院医生Dr.Culpin(格尔本)告知不敢断言宋教仁生死,需四十八小时候后再作判断。随后黄兴至医院,宋教仁向黄兴招手,说"如我死后,诸公总要往前做"。并请黄兴代拟电文给袁世凯。

黄兴随后出,按宋教仁之口授,给袁世凯发电文,语云:

 

北京袁大总统鉴:仁本夜乘沪宁车赴京,敬谒钧座,十时四十五分,在车站突被奸人自背后施枪,弹由腰上部入腹下部,势必至死。窃思仁自受教以来,即束身自爱,虽寡过之未获,从未结怨于私人。清政不良,起任改革,亦重人道,守公理,不敢有一毫权利之见存。今国基未固,民福不增,遽尔撒手,死有余恨。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家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临死哀言,尚祈鉴纳![12]

 

二十一日晨,《民立报》周锡三侍疾,扶宋教仁解手,二十分钟始出,尿血。宋谓周锡三,"吾不畏死,特苦痛耳,出生入死,吾习惯之,果医者能止吾之痛,则死亦何恐"。周锡三安慰再三,宋又叹息,"吾不料南北调和之事,若是之难,时事如斯,奈何!奈何!",复又称,"罢了,罢了,惜凶手在逃,不知被误会者,乃何许人"。

六时,医生来。周锡三告医生宋教仁病状,医生检查再三,再为宋教仁注射吗啡止痛。十分钟后,黄兴、于右任、陈其美等到医院。

十时二十分,宋教仁醒,屡吐。黄兴请医院再请医生。于是格尔本即召来比林哈斯医生至。二人再次检查后,认为需要开割检查宋教仁伤势。于右任等同意。

二时,开割检查。检查结果为大肠有一处为枪弹洞穿,故肠中饮食溢出肠外,此为痛楚之原因。肠外之血,随肠道破裂处入肠内,此为尿血之原因。医生遂修补肠道,取出淤血,并缝合创口。

五时,宋教仁频频呼痛,惨不忍闻。侍者告之以受内伤之故。

二十二日晨四时,《民立报》获医院电话,称宋教仁恐将不起。黄兴、于右任接电话后,急赴医院。此时宋教仁已双手发冷,目睛仰翻。黄兴抚宋教仁之面,痛言,"钝初你放心去罢。"

午间十二时,临殓。黄兴、于右任等人皆失声痛哭,陈其美悲恸尤甚,频频说,"此事真不甘心。"

宋教仁自遇刺至死,前后不过三十小时,因伤重不治而死。宋死于二十二日上午四时,《民立报》记者称,宋至死,犹不瞑目,在侧者数以手抚之,稍顷又睁,如是者数次,至十二时临殓始瞑目。

二十三日正午十二时,宋教仁出殡。沪宁铁路医院门口送殡者数百人,拥挤不堪。三时,扶宋教仁灵柩登舆,其时,沪上宾客、商团、军队至医院附近者三千人。军队出医院,途经北四川路、河南路、福州路、浙江路、松江路等路,至《民立报》社门首,送殡队伍暂停。宋教仁《民立报》同人在道旁设祭行礼,创办人于右任痛哭不已,尽述宋氏主《民立报》笔政之艰辛:今日不敢为私交哭,不敢为《民立报》哭,实为中华民国前途痛哭。于右任同人闻言,皆失声。道旁旁观者,闻言亦为之泣下。祭毕,于右任泣不可仰,同行者扶起,仍随队伍送葬。道经郑家木桥直达斜桥。

自医院至斜桥,期间十余里,所经之地,观者侧立十余层,人如潮水,却肃穆安静,唯闻叹息之声。送殡队伍,除党员外,有伍廷芳等名人,有外国人、日本人、朝鲜人,有女子,有学生,皆徒步相送。《民立报》称,宋教仁出殡,送殡者之众、秩序之整严、观者之拥堵,为上海数十年来所仅见。

宋教仁在极度痛苦中死去。死前,尚不忘调和南北的大事,并上书袁世凯,望袁保障宪法。死后,备极哀荣,一颗民国政坛上年轻有为的新星就此陨落,党人、商团、民众与外国友人痛悼不已。

宋案发生、凶手未逮捕之前,舆论界对于此事的讨论,已经沸沸扬扬,各种说法纷起。《民立报》当月23日刊文即指出当日社会舆论对于宋案的混乱:

 

对于此事之评论,则无不以刺客为受人指使而来,灼然共见。其议论中约略可分为数派:有一派谓发生于党争者,国民党于议院既占优胜,又主张政党内阁,权利关系,遂有他党生出龌龊之感想,致产生此凶残之手段者;有一派谓议员有定昨晚北行者,因宋先生被刺,立即至车站、船埠取回其行李,视宋先生伤势如何,以确定其趣旨者;有一派谓此系宗社党所指使者;又一派谓此意外事,与总统问题极有关系者;又有一派谓宋先生系极有力之政治家,其北行之职,志在调和南北,反对党之加害宋先生者,正以害国民,自此南北统一之希望,益陷于渺茫之境者;又有一派谓国民党失一宋教仁,将有百宋教仁出,前仆后起,以从事于建设事业,经此一打击,国民党或可益加振作,且打消其从前之暮气者,云云。[13]

 

这些猜测,虽然互不统属,但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相通的。其一,宋教仁遇刺,不是个人私怨,而是政敌的龌龊手段。其二,宋遇刺,将是民国政治的一大危机,关涉议会、内阁、总统、南北调和乃至国民党改造等等民初政治中最大的问题。

那么,到底谁是刺宋凶手?就在宋教仁遇刺次日,国民党就得悉,刺客名为武士英。二十三日,宋教仁出殡这一晚,英租界巡捕就捕获了武士英幕后主使、上海青红帮的首领之一应夔丞。而随着线索将越挖越深,案件直接牵连内阁总理赵秉钧与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宋案的漩涡越卷越大,果如案发之初议者所言,民初政治遭遇了严重危机。

 

2、刺宋案第一环节:刺客与谋主

宋教仁遇刺第二天,上海五马路六野旅馆的住客就向国民党方面报告,十四号房客武士英形迹可疑,有作案嫌疑。

据旅馆住客方面陈述,武士英为山西人,身材矮小,面目可憎,自称曾为滇(云南)省管带,辛亥革命之后浪迹上海,但其生计极其萧索。二十日午前,忽有一冯姓及其馀三四人,来与之作附耳语。

此数人来后,武士英喜形于色。其后,武士英向邻室借车资。邻室与武士英朝夕相处,不能推却,给了武士英小洋一角。武士英答"不够,将至西门,路甚远也"。邻室遂给了武士英小洋三角。当日晚八时,武士英回到旅馆,服装已易为西装,对邻室说,"我今已有钱"。随手就取出一元给邻室,邻室推让,武士英又说,"我事成尚有千元",说完就出门而去。

第二日,宋教仁遇刺的新闻遍传上海。邻室发觉昨日武士英的举动有异,并查询此人行踪,发现武士英二十日夜并没有回旅馆,二十一日晨七时曾来旅馆结账,随后就不见了。武士英邻室觉得事有蹊跷,就向国民党方面报告。不过,国民党方面却再未获得武士英的踪迹。

宋遇刺后第三天晚上(3月23日),新的线索又出现了。国民党方面又获一个一售卖古董、字画的河南商人王阿发的报告。王阿发称,一个星期前,因售卖字画,曾到小西门外应桂馨(即应夔丞)家。应向王出示一照片,称要办照片上的人,并允诺事成之后筹洋一千元。王阿发考虑之后,称无此能力,遂将照片退回。因见近日各报所登遇刺者宋教仁照片与当日所看者相同,特来报告。

国民党方面遂带王阿发向法租界总巡报告。随后,国民党特派员某君外出侦查,知应夔丞经常出入妓女胡翡云家吸食鸦片,乃引导法国总巡率巡捕多名至其处。至妓女胡翡云处,不获应,胡称应在迎春坊三弄李桂玉家吃酒。于是,法捕再往迎春坊三弄,果然应夔丞在楼上吃酒。国民党特派员诱之出,于门首捕之。被捕之时,"应面色如死灰"。

应夔丞被捕之后,法租界随后就抄应家,凡客来访者,皆被捕。家眷与客异室看守,并在来客中逐一审查。有一客人身材短小、着新衣,特别引人注意。国民党方面就怀疑此人是真凶武士英。于是派人到沪宁车站找来目击者,并同时去六野旅馆找人辨认。两方面人都确认该人就是凶手武士英。武士英被捕之后,对刺宋一事,供认不讳。

巡捕在对应夔丞家的搜查中,还找到了刺杀宋教仁的五发手枪。刺宋之时,武士英曾放枪三次,故该枪内剩余两颗子弹,而枪内子弹与宋体内取出的子弹一致。线索并没有止于此,很快法租界巡捕又在对应夔丞家的抄查中,获得大量信件,这些信件表明。应夔丞谋刺宋教仁,背后又牵连进来内务部秘书洪述祖。

武士英被捕,还有一段巧合。巡捕房排查胡翡云家之后,武士英也躲藏在妓院。于是,武士英与胡翡云双双前往应夔丞家报信,不料却自投罗网。

至此,刺宋案的真凶与雇凶杀人者皆被捕。

那么,凶手武士英是谁?杀人动机又是什么?根据当日的调查与及法庭审理提供的资料,我们对直接凶手武士英为数不多的情况,可以做一个大概的说明。

刺客武士英,原名吴福铭,山西平阳人,曾在贵州学堂读过书。辛亥革命前后,曾在云南充当七十四标二营管带。辛亥革命后,南方军队大规模裁员,他就流浪到了上海谋食。

六野旅馆旅客就称武士英的狼狈之态,"生计极萧索,时出向上海名人乞募川资"。又有报道称,武士英"曾代人销售肉桂三支,偷取两支,又将其一支之售价百数十元吞没,复经告发,为法公堂拘获讯实,拘押一月了事","又有人见其时时往来沪、宁,忽对人自称参谋员,忽又自称参议员"。总之,这名被裁撤的前滇军管带在上海相当不得意,坑蒙拐骗,无所不为。

南方军人在辛亥之后不得意,武士英不是个案。民国元年(1912年),南北议和成,随后南方裁减兵员数十万人,却没有办法妥善安置。士兵如何复原,成了一个大的社会问题。这些兵士,在辛亥年,或多或少曾为革命出过力,也对革命功成之后分一杯羹心存幻想。然而,革命之后,非但未有获利,反而被裁汰,混迹社会,又没有的谋生的办法,难以立足,讨口饭吃尚且不得。裁兵而成兵痞,对社会不满之心态,正可为人利用。同时,因武士英曾当过兵,会使用枪支,素有军事训练,身手敏捷,也正是刺客的最佳人选。

据事后《民立报》报道武士英供词,武士英杀宋教仁,完全是受人(应夔丞)利诱蛊惑:

 

行刺前一日,有姓陈的来约我入共进会。姓陈的在五六日前,茶店中认得的,当时陈对我说,现在我们要办一人,这人与中国前途有非常关系,这人是无政府党,我等将替四万万同胞除害。我因听说这人与中国有害,所以答应去了。这日同陈去吃茶,晚上到六野旅馆开一房间。到行刺的那日,我与陈在三马路半斋吃夜饭,酒已吃得半醉,陈就告诉我这人姓宋,今晚就要上火车,故今天就好行事了,说毕将手枪交给我。这时另有二人,一名□□,一名□□□,同时叫车子到火车站,买月台票三张,有一人不买票,在外面看风。票才买好,已见宋至,姓陈的就指点我说这就是宋某,后来等宋从客厅中出来,走至半途,我即开枪打了一下,然后就逃至门口,见有人来,当即仆地,再在后放了一枪,而逃到门外,坐黄包车到应桂馨家。及进门,则陈已先至,陈尚对我说道:如今好了,已替四万万同胞除害了。又初入共进会时,即见应一面,行刺后又见应桂馨,应甚称赞我能干,且说将来必定设法,令我出洋游学。至于手枪,于行刺后已经交回姓陈的了。在此,问官询问:行刺后,曾许有酬劳否?武答云:没有。当时曾许我一千块洋钱,但是我只拿得三十元云云。[14]

 

武士英的供词中,关于宋教仁所属的政党(国民党),并不了解。不过他对作案的动机,交代得很清楚,之所以杀宋,是因为"名利双收"。"名"指的是入共进会之事,而"利"则是应夔丞许诺事成之后的一千大洋。

共进会,是当时上海的一个由前帮会(青帮红帮公口三帮)组成的半政团性质的组织,而应夔丞正是共进会的首领。入共进会,对武士英来说,无疑是获得了一个巨大的社会保护伞。而一千大洋,这在当时也是一笔不小的巨资,对落魄的武士英来说,这个诱惑也相当大。

武士英为应夔丞刺杀宋教仁,在情在理。就刺客人选与行为逻辑来说,武士英刺宋,本没有多少疑问,一切证据也指向武士英是凶手。产生疑问的是,后来武士英在庭审时翻供,否认受了应夔丞指使。如果从武士英被边缘化的社会心态以及其曾为职业军人角度来设想的话,武士英翻供,自担责任,可能出于一种一人做事一人当的"好汉情结"。据当时记者报道,武士英在庭审中,从无惧色。他被带出法庭受审时,居然沾沾自喜地说:"我生平未曾坐过汽车,此次因此案而坐公车,也是一乐。"这也是武士英"虽死无憾"心态的反映。

但武士英的翻供,显然不可能为应夔丞证明清白。以民初武士英这样的边缘人物,根本无缘得知宋教仁的行踪,也没有能力独立策划刺宋这样的大案。武士英的初供、在应夔丞家查获的手枪和来往密函,直指应夔丞。

那么,雇凶杀人者应夔丞是又是什么人,雇凶目的何在?

早在《民立报》报道的查抄应夔丞家之时,就注意到了应夔丞府第不同凡俗。应府在新北门外文元坊,有房三十余间,甚为豪阔。府门有两块牌子,分别为"江苏巡查公署"与"中华民国共进会机关部"。

私人府邸,同时作为两个机关的衙署,说明应夔丞身份不一般。在后来的一系列报道中,应夔丞本人奇诡的身世经历,也变得逐渐清晰。

应夔丞,原名应桂馨,字夔丞,四十九岁,原籍浙江宁波人。应其人,外观壮伟,出手阔绰,善于逢迎交际,有文化功底,中西文略亏门径,处于华洋混杂之上海,会圆熟操弄英语。应夔丞早年家底颇丰,因游手好闲,又染上烟瘾,整日沉迷鸦片馆,家道由此败落。因缘际会,应夔丞在鸦片馆认识了清末上海帮会中最重要人物的范高头。凭借处事圆滑狡黠的本事,应夔丞为范高头所欣赏,并提拔为得意助手。范高头为清末帮会最为著名人物之一,其帮会主要从事贩卖鸦片,开设烟馆,最盛之时,下辖数千成员。范高头本人,出道之前,为沪上一船夫,未入帮会。故应夔丞拜著名青帮头目李征五为师,排号"大"字辈。

青帮排辈,按"清、净、道、德、文、成、佛、法、仁、伦、智、慧、本、来、自、信、元、明、兴、理、大、通、悟、学"二十四字代代相传。至清末,随着青帮上一代"理"字辈的纷纷过世,"大"字辈已属青帮中辈分最高的人物。时在法租界独霸一方的黄金荣,因未入正式帮会,自称"天"字辈,意为比"大"大字辈更高一级。而下一代青帮领袖人物杜月笙崛起于1910年代,其辈分不过是"悟"字辈,与"大"字辈还差一辈。

应夔丞协助范高头打理帮派事务,在清末青帮中获得了较高的辈分,这成了他后来屡次起伏的帮会资本。后范高头在江苏海门与巡江缉私营发生冲突,双方开战。帮会成员在冲突中因杀死官兵,政府自然不会善罢甘休,不久范被拿获正法,其党羽也四散逃匿。

应逃避了一段时间,恰逢山东赈捐,遂花钱捐了一个候补知县。后又因贪污不法事,弃官逃走。遁迹一年之后,应夔丞因通洋务,得了河南一官员的欣赏,改往河南省办差。不久又因为大肆招摇,为同僚忌惮,遂查应在上海不法事。应不得已,又挂冠回宁波,旋又因侵占宗族公祠公产,引发同族公分,应又回上海。

辛亥革命前,应夔丞入同盟会,与陈其美往来密切。同盟会向来重视利用帮会力量闹革命,在资金与人力上,都对帮会有所倚仗。陈其美之所以能在上海站稳脚跟,更与帮会的支持,大有关系。应夔丞在青帮中地位高,又广有产业,自然成为陈其美最信得过的帮会成员与得力后援。应夔丞家新北门外文元坊遂成为同盟会中部总会活动的一个据点。据称辛亥革命前,于右任也长期住在此处。辛亥革命中,率部攻打上海制造局的,就有青红帮组织的敢死队,据称应夔丞也曾组织敢死队为陈其美效力。革命成功之后,同盟会一方的陈其美与光复会一方的李燮和发生总督之争,青红帮势力再一次襄助陈其美,使其夺得上海都督之位。

应夔丞积极参与革命,自然并不是做赔本买卖。革命之后,陈其美视应夔丞为左臂右臂,任命其为沪军政府谍报科长。孙中山赴上海,也由应夔丞殷勤招待。后应夔丞扈从孙中山入南京,担任护卫队队长,随后改任庶务科科长。因终究不脱帮会作风,南京临时政府北迁之后,应夔丞解职返沪。1912年7月,应夔丞在陈其美的支持下,召集长江上下游青、红、公口三帮,组织中华国民共进会[15],充会长。9月,应夔丞入鄂活动军队发动兵变。鄂省兵变失败,副总统黎元洪通电缉拿应夔丞,获即正法。应又返回沪上,随后结识内务部秘书洪述祖,经洪述祖与陈其美的多方疏通,得江苏都督程德全转圜,注销通缉,并委任为江苏驻沪巡查长。

应的这份履历表之大起大落,好比过山车,让观者应接不暇。前清之际,敢随范高头以帮会之力挑战清廷,又勾连革命党人以敢死队攻击清廷衙署,民初之后,煽动党徒四处活动,甚至于挑动兵变。处在的黑白两界,数跌数起,应夔丞这类奇诡人物的生存技巧,也只有处清末与民初国家与社会大变革大动荡时代才有可能立足。不过,应夔丞数度颠仆背后,始终透露出一致的消息:帮会与政权之间的多重关系。

作为前清青帮"大"字辈的大佬,应夔丞在乱纪违法的同时,也有反对清廷的一面。但应的反清,是为"乱"而反,并没有远大的政治理念。而革命党人(陈其美)利用的,恰恰是应夔丞的青帮势力,以此造反。不独上海如此,帮会势力参与革命,甚至主导革命,是辛亥年革命的一大特色,四川、山西的哥老会,云贵的公口,上海的青红帮,都是革命中重要的力量。但随着新政权的确立,帮会势力与革命党人的矛盾,就凸显出来了。

帮会势力参与革命,并无建设心态,要的是在革命之后进入政权分一杯羹。但其作风,又难以脱离帮会人员本色,其参与政权的结果,又往往声名狼藉、民怨沸腾。以贵州公口为例,贵州革命后公口林立,会党"明目张胆占据民房衙署以立公口,仪式陈设比于官厅,而头戴英雄结、鬓插杨梅花、腰围战裙、足穿麻儿鞋之辈,招摇过市,有如戏场","政权匪势混而为一","一家不入公口号曰漏户,一人不入公口詈以白衣,轻则吊打罚金,重则致死","官长兵弁四行奸淫,省垣受害之人总在千家以外,凡属良家妇女不敢一出户庭。"会党势力在无政府状态下的猖獗,终究不过是一时。南北议和之后,国家内战分裂危机在形式上获得了解决,帮会势力也就失去了生存空间。新政权一旦稳定,就调转枪口,就扫平会党势力。仍以贵州为例,唐继尧在贵州一天之内,就"枪杀帮会分子200余人"。

应夔丞在革命后,受陈其美重用。甚至一度担任孙中山卫队长,高度接近中央权力。但应的江湖作风,却使其无法立足。据称应任孙中山卫队长,动辄颐指气使,甚有动枪胁迫他人的举动,孙不得已,改任其为庶务长。南京临时政府北迁,应顺势被解职也就在情理之中了。于是,应夔丞组织"共进会",是要将帮会力量改造成新型的政团,以避免与政府正面冲突。该会曾在《民立报》上刊出广告,宣称"本会发起就各地原有同志实行联合,共议进行,以期交换知识,增进道德,维持国内和平,振兴各项实业,聚兹民气,蔚为国光"[16]

1912年9月,新政权发布严禁秘密结社的通令,打击帮会组织,共进会也在其列。同月,共进会首领之一汪旦庵以上海总部的名义,在《神州日报》上发文为会党求情:"请谅吾人之苦心,虽不表同情,亦请为社会计,稍留余地,弗因莫须有之事即加苛责。"

10月,浙江与江苏两省严令要求解散会党。江浙,为共进会重镇。共进会备受压力。而在此时,原与帮会势力在革命一端有合作关系的革命党人对其却不理不睬。于是,应夔丞不得已,求助于北洋系力量。10月16日,洪述祖陪同应夔丞前往谒见江苏都督程德全,程德全委任应夔丞为江苏驻沪巡查长。其后,程德全在给袁世凯的密电中如是说:

 

今晨洪述祖挈应夔丞来宁谒见,当即晓以利害,动以大义,应亦自承情愿效力......现已委应夔丞为驻沪巡查长......惟去年上海光复,应夔丞垫用款项实属不赀,据称亏累十七万余,即孙中山汽车亦应所制备,其他概可想见,其党徒厚望孙中山、陈其美量予位置,今皆不克如愿,仍复聚而不散,察其情形似非月给三千元不能应付,此间因财政支绌,现仅许月给巡查公费一千元......此电达,乞密不宣。"

 

18日,袁世凯回电说:

 

"叶电悉。尽筹周至,掺纵咸宜,造福江域,诚非浅鲜,莫名慰佩。不敷之两千元,可由中央拨付。惟此人迭接武昌文电通缉,须加特赦,统俟洪述祖回京再商办法。[17]

 

程德全密电说的清清楚楚,应夔丞之所以要输诚,实是因为光复之后,"其党徒厚望孙中山、陈其美量予位置,今皆不克如愿,仍复聚而不散"。应夔丞与内务部秘书洪述祖一拍即合。应夔丞答应解散共进会各地分支,袁世凯给予特赦,并在经济上支持应夔丞的活动。12月,洪述祖陪应夔丞北上,受袁世凯传召,应夔丞并表示原会中的骨干力量将为袁所用,袁不置可否。之后,应夔丞从袁世凯处获三万元活动经费,并再获赵秉钧召见,获国务院密码本一份(即后来的应密本)。

辛亥之后的共和国基本权力架构,是北洋派、立宪派与革命派三足鼎立的联合政权。应夔丞活动于三种力量之间,而至1912年年底,因与革命派的分歧越来越大,帮会与革命党在南方的联合已经基本破裂。为谋求生存空间,应不得不倒向北洋系,在南方为北洋刺探情报。应夔丞主谋刺宋,这一极端行为的基本动机,或许就是要报复持稳健立场革命党人(正热衷于议会政党政治的国民党),并向北洋系投桃报李。以下一段应夔丞庭审时与其辩护律师爱礼司的对话,正能反映出应本人对于革命党的心理:

 

爱:汝自己有会否?

应:有。

爱:何会?

应:共进会。

爱:为何设此会?

应:因同盟会自合并国民党后,即将从前分子之青洪帮等置之脑后。

爱:青洪帮是组织?

应:与从前之同盟会相同。

爱:青洪帮系何种人组织?

应:前清时贩盐的、当兵的。

爱:国民党不管此种人,为何汝要设共进会?

应:前清时共图革命,今国民党只顾自己做官,且反对青洪帮,故设会保护他们,使有法律保护。

爱:孙文来沪时,汝记得否?

应:记得。

爱:孙到申时,汝曾照料否?

应:曾照料。

爱:如何照料?

应:其时英捕房不认为交战团体,不派捕照料,故住在法界,所有房屋器具及种种用费均是我的。

爱:汝偕孙至宁否?

应:是。

爱:其时即派为庶务长乎?

应:在沪时即委。[18]

 

一问一答之间,透露出的消息是,应夔丞对于革命前盟友(同盟会-国民党)的"叛变"极为愤怒。应夔丞主谋刺宋,其心理上的动机,更重要的是,应夔丞此时已是北洋系窥测南方一个的马前卒,有向北洋效劳之心。

但如上关于应夔丞身世与政治派系的陈述,仍不能解决应夔丞主谋刺杀宋教仁的全部动机。因为如果仅仅是窥测情报,并不需要升格到不法杀人地步。这些的疑问,在下文中将进一步解释。

应夔丞因其帮会底色,不得不游弋于各派政治力量之间,以谋求生存空间。其身世浮沉,颠仆不倒,已令观者叹为观止。不过,随应夔丞一起卷入宋案的内务部秘书洪述祖的身世,也绝不输应夔丞。如果说应夔丞在刺杀宋教仁一案中的还仅仅是马前卒,那么北京方面的洪述祖,则的隐藏在宋案幕后的众多迷雾中的第一层,也可能是关键一层。

洪述祖,字荫之,号观川居士,1859年出生于江苏常州一个名门望族之家。他的先祖是清代乾嘉年间赫赫有名的大文豪洪亮吉。洪亮吉,字君直,一字稚存,号北江,诗文有奇气,尤精地舆学,《四部丛刊集部》收有《洪北江诗文集》二十册。其名述祖先,有继先祖功业之意。不过,洪述祖一生行迹与乃祖之行,南辕北辙。

《民立报》报道称,洪述祖少即奸狠险毒,交结无赖,敢为大言,自诩有纵横才略。洪述祖在京之常州同乡,不敢与之深交,恐他日有不测之祸,常谓之为"洪杀胚"。不过,洪述祖也确受其家风熏陶,善诗词,常作诙谐语,酒量绝佳,应酬交际,尤为绝技。

1885年,洪家世交刘铭传出任台湾巡抚,任洪述祖为中军参谋。洪口舌伶俐,善于应酬,又通英文,颇得刘之倚重。当时,中法战争硝烟刚散,《中法新约》墨迹未干,法军背信弃义劫走了由福建运往台湾的两海轮军火。刘派洪前往基隆与法军交涉,而洪私下收取法军2000两白银贿赂,将军火拱手让给与法军。据《网庐漫墨·洪述祖》记载:"事为刘察知,将治以军法,述祖不得已,乃破其私囊,贿刘之私人斡旋之,得不死,仅下狱三年。"

三年之后,洪述祖潜回上海,以才学入张之洞幕。张委洪述祖优差,洪在汉口,作威作福,为嫖界大王。后与洋人合谋盗印地契以牟利,事发,张之洞将斩之。洪述祖之亲戚、张之洞首席幕僚赵凤昌发急电救,称此为江北(洪亮吉)之后裔。张之洞从宽免究,仅将其驱逐出湖北。

洪遂游走京师,得李鸿章之子李经方赏识。会李经方将出使英国,以洪述祖通英文,欲使其充随员。将行,李辞于军机瞿鸿机。瞿备询参随,李以名单呈,阅至述祖。瞿惊然曰:"此巨犯也,国人声罪而致讨之,君与同事,独不虑腾笑外人,贻君一生之玷乎?"李深韪瞿语,归即辞述祖。

辛亥之前,洪述祖匿迹于沪上。闻革命起,洪述祖再作北游,结识赵秉钧。此时和谈未起,如何勾连南北,成双方难题。赵秉钧闻洪述祖在湖北曾为赵凤昌所救。赵凤昌与南方立宪派首脑人物,皆有往来。于是商之于袁世凯,请洪述祖以私人信函商之于赵凤昌。南北和谈,赵凤昌起了很大作用,洪述祖遂为袁世凯赏识,革命之后,担任内务部秘书一职,并授予三等嘉禾勋章。

内务部为南京临时政府所设,受大总统管辖。至临时政府北迁之后,内务部也被保留下来,下设民治、警务、礼教、土木、疆理、卫生六司。洪述祖挂名内务部秘书,实际是袁世凯直接指挥的特务头目,他用筹办长江水上警察的名义,往来于上海、北京之间,专门负责监视和对付革命党人。

纵观洪述祖至辛亥前后的行为逻辑,此人虽出生世家、在官场数度起伏,却从来不是恪守职分的官僚,毋宁说,洪述祖追名逐利如苍蝇入鲍鱼之肆的性格特征,始终是官场中的不安定因素。

共进会试图策动湖北兵变之后,袁世凯政府对于帮会组织,颇感棘手。如何令共进会解散且"为我所用",成了袁世凯的难题。于是,在南方,尤其是上海具有复杂人脉关系的洪述祖就成了不二人选。1912年10月,洪述祖南下,勾连共进会首脑应夔丞,二人一拍即合,随后就称兄道弟。洪述祖以应夔丞邀功获利,应夔丞以洪述祖谋利转圜。二人的结合,既有利益交换,又有政治联盟。更奇妙的是,应夔丞与洪述祖,同属贪财忘义,目无法度,大胆妄为,近乎肆无忌惮的亡命之徒。这样的组合,只要一个触媒,就能干出惊天动地的大事情。1912年年底,随着国民党力量在议会中的不断壮大,立宪派与北洋系在中央的联盟倍感压力。随着国会选举结果的公布,洪述祖与应夔丞的焦点,都对准了国民党领袖宋教仁。要在宋教仁身上做"文章",打击国民党,成了二人的"题目"。

3、刺宋案第二环节:"秘电"

自1912年十月,应夔丞认识洪述祖之后,就与北京方面,密电、信件往来频繁。1913年4月25日,江苏都督程德全公布应夔丞处抄获的函件,仅就应夔丞与洪述祖、赵秉钧往来信函电文,就达36件[19]。这些函件,起于民国元年十月二十九日,终于1913年3月23日。二月之后的信函,透出应夔丞与洪述祖手段不断升级,最终动用暗杀。

应夔丞处缴获电文中,1912年10月至次年1月部分,其主要的内容,是共进会事务、应夔丞本人的赦令及应向中央(洪述祖)汇报南方舆情动态,收买报刊(《民强》报)等内容。该部分与宋案关系较远,实际上展示的是应夔丞为北洋政府做间谍工作,此处略去不再征引,下文就往来信函中关涉宋案信札,作为分析重点。

 

"做一篇激烈文章"

按发出时间排列,最早被认为涉嫌宋案的信件,是1913年2月1日,洪述祖致应函:

 

夔弟又鉴:顷文泰快车已开,又记起一事,吴兰英处有洋帽盒锁钥一把,又白皮箱锁匙一个,请向伊索回,由邮局寄来为盼。大题目总以做一篇激烈文章,乃有价值也。阅后付丙。手颂台安。

 

该信函中关系二人最值得重视的,是"大题目总以做一篇激烈文章"一句。

应夔丞与洪述祖往来电报查获并公布后,当日的《民立报》对此句加了按语,认为"可知其谋杀之心蓄心久矣"。《民立报》的看法,其实相当牵强。此句强行解释为洪述祖指使应夔丞的杀人,是相当"突兀"的。在此前的密电中,二人之间根本没有提及宋教仁,跟没有提出要做谋杀这样的"激烈文章"。

相较来说,在程德全公布的文件的编辑按,相对客观,此条被归入第二十五件。按语称:第二十五、第二十六两件,有"激烈文章"及"激烈举动"等语,前列各件均无此类语意。惟第三十六内,"或有激烈之语",前后相应,是为一节。也就是说,该编者认为,第二十五、第二十六两件与第三十六件,是有内在关联的。

 

第二十六件,即次日(2月2日)洪述祖致应夔丞函:

紧要文章,已略露一句,说必有激烈举动,弟须于题前径密寄老赵,索一数目。

 

第三十六件,1913年3月6日洪致应函:

夔弟足下:今日迭接下关所发二月二十五日各信,又接上海德顺里信,又驻署巡署信件二件。此刻内中财政万窘,而取之之法,手续不甚完好。如除邓一案,须将其反对各报先期邮寄,并如何决议办法,并可在《民强》登其死耗,方是正办。至印件言之在先,此刻既原件无有,连抄本亦无有,殊难启齿。足下明眼人,必须设一妥法(总以取印件为要),或有激烈之举,方可下手也(譬如邓系激烈似较好办)。《民强》款必肯竭力领取,惟望足下专一妥来取,不便交。(三等车车所费无几)随后属民强逐日寄我一份为盼。

 

按照这对这三件密电信函的对比,尤其是第三十六件洪述祖致应夔丞函,"激烈文章"或者"激烈举动",是要披露出"印件"。

 

第三十六件,文中大有深意,也至为重要。我对关键几句,略作翻译,以便读者解析公文老手洪述祖的话外之意。

夔弟足下:现在政府财政窘迫,从中取钱的方法,手续不是很完备。比如我们要除掉邓(此处指邓家彦,《中华民报》创办人,老同盟会员,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任临时参议院议员。因反对袁世凯专制独裁,一度被捕入狱。),要把他的反对文章先收集,再把商量方法。还需要把他的死讯登在《民强报》(应夔丞收买的报纸)报上,这才是正确的办法。关于"印件",现在不仅原件没有,连抄本也没有,让人难以启齿,无法对上面交代,必须要想个妥善的办法,当然,最好还是拿"印件"来。或者(侦测到)对方有激烈的行为(像邓这样的),才好办。

 

总之,这往来三件的中的激烈文章,与"印件"有极大的关系。从三十六件也可以推测出,"印件"关系的,是怎么打击袁系政治上反对派的问题。

在"印件"这件事情上,应夔丞致洪述祖的信件有缺失,或者隐约其辞,不得其详。不过关于"印件"到底是什么,早在1913年2月2日,应夔丞致赵秉钧电文中,就说的清清楚楚:

 

应密,冬

国务院程经世君转赵鉴:孙、黄、黎、宋,运动极烈,黎外均获华侨资助,民党均主举宋任总理。已由日本购孙黄宋劣史,警厅供钞,宋犯骗案,刑事提票,用照辑印十万册,拟从横滨发行。孙得信后,要黄遣马信赴日,重金买毁。索三十万,阳许阴尼,已得三万。一面又电他方要挟,使其顾此失彼,群壑难填,一伏一起,虽百倍其价,事终无效。此事发生,间接又间变像万千,使其无计设法,无从捉摸,决可奏功,实裨大局。因夔于南京政府与孙共事甚切,知之最深,除空言邀誉外,直是无政策。然尚可以空名动人,黄,宋则无论矣。内外多事,倘选举扰攘,国随以亡,补救已迟。及今千钧一发,急宜图维。黎使田姓来沪筹款,迄未成。

 

该电文,是查获应夔丞往来信函中首次提到宋教仁。按照应夔丞的说法,他已在日本购买了关于孙、黄、宋劣迹的资料,印十万册。这就是"印件"的由来,也是所谓的"激烈文章"。

本处电文中的"宋骗案",是指宋教仁出版《间岛问题》一节。《民立报》1913年5月6日刊载救炎《宋案勘言》一文,对此事有所辩驳,该文说:"当间岛交涉时,遁初(宋教仁)著《间岛问题》,署名"宋炼",驻日钦使李家驹延见遁初,阅之甚欢,遂以报告袁氏(袁世凯时为外务部尚书)。袁电李,令遁初进京,许以不次之攫。宋故以川资不足为辞。留学生编译社遂以二百元购其稿,并未兼买版权。当时同志颇有疑遁初,有弍心于满清者。遁初不得已在报纸上登一告白:有'革命首领宋教仁著间岛问题一书,为某君将去印行,因原书错误太多,故自行集资再印'之语。该社经理遂指为撞骗,向日本警厅提起诉讼,后因'版权本未买绝',当然不成罪案。"

由此可知,"宋犯骗案",实属子虚乌有。应夔丞耳目众多,或许听了些小道风传,就信口开河,向北京邀功。处在高度政治紧张的北京中央政府闻此密报,也相当兴奋。洪述祖于2月4复电:

 

夔弟足下:冬电到赵处,即交兄手面呈总统,阅后色颇喜,说弟颇有本事,既有把握,即望进行云云。兄又略提款事,渠说将宋骗案情及照出之提票式寄来,以为征信用。

强逐日寄我一份为盼。

 

按洪述祖此封电文说明,赵秉钧在看过电文后,就将此电转交给洪述祖,并(让洪述祖)面呈袁世凯,可见北京方面对于此份密报之重视。袁世凯对于孙黄宋的"劣迹"显然很感兴趣,并要求应夔丞将照出的"提票式"寄来,以示征信。洪述祖本人对这份材料,期望值也很高,表示"逐日寄我一份为盼"。赵秉钧在日后的自辩电中说:

 

查原函所称冬电,是否明电,抑系应密,洪述祖均未译呈,不知原电所指何事。其面呈总统一节,尤为虚构。各部员司谒见总统,向有该部长官带领。总统府门禁森严,一切来宾均先由传宣处登记。本总理既未领洪述祖谒见总统之事,而查阅总统府门簿,亦无洪述祖之名,其为不根之谈,显而易见。[20]

 

赵秉钧的否认与宋案有关,在"自辩电"中,将其与应往来电报的干系,推得一干二净,除了承认密码本是赵给各省特派员的之外,不承认看过任何应夔丞电报。赵秉钧不仅为自己辩诬,顺带也给袁世凯辩了清白。

非独赵秉钧,洪述祖后来的《否认刺宋阴谋电》中,也否认了赵秉钧知情:

 

适应夔丞来书,本犯有骗案,日廨出票拘提,拟设法购得此票,印行广布,为釜底抽薪之计。因彼党亦欲购取灭迹,故索款甚巨。述祖力赞成,屡次电促其进行,催取此件。又恐述祖人微言轻,不得不假托中央名义,以期达此目的。应夔丞本为江苏巡查长,与国务院时通函电,借此影射。又因总理不接洽,故索取密电一手经理。[21]

 

按"冬电"是发国务院的,而此后由洪述祖复电应夔丞,国务总理赵秉钧看未看过,属赵秉钧一人之事,外人难以知晓。前文已经说过,洪述祖供职的内务部隶属国务院,赵将文件移交洪述祖去处理,也是应有之义。我认为,赵秉钧是看过"冬电"的,但对于应夔丞这些抹黑国民党领袖的勾当,作为国务总理的赵秉钧不可能给予帮会首脑应夔丞指示。同样,袁本人也应该是看过的,因为接下去应夔丞与洪述祖往来密电里,提到了钱的问题。如果赵秉钧与袁世凯都未曾看过,没有默许应夔丞这一举动,那么钱从何出?

按洪述祖2月4的回复上下文解读,这封电文面呈袁世凯,是赵秉钧的意思。言外之意,是赵秉钧默许了应夔丞之所作所为。

上海的应夔丞与北京的洪述祖在2月初的这几封密电,相当之重要,它是宋案的一个起点。通过对这些密电的推敲,我们也可以看出,宋案在起初,只不过是应夔丞试图"诽谤"国民党领袖的名誉,以博取北京方面的欢心,并获取钱财。但所谓的"宋犯骗案"终究是子虚乌有的谣言,应夔丞信口开河却不能兑现。一个合理的推断是,洪述祖在获知应夔丞有"宋骗案"的原件,并获得袁世凯的赏识之后,更加紧迫地要催逼的应夔丞尽快拿出的"物件"。

从二月开始的信函、密电里,洪述祖向应夔丞催"物件",日甚一日地紧迫:

 

1913年2月8日洪致应函:

夔弟足下:函电谅入览,日内宋辈有无觅处,中央对此似颇注意也。承拟金印,式甚佳,请即会铸。[22]

 

1913年2月11日洪致应函:

苏省各路观察使尚未定人,兄思于常镇或淮扬分一席,然需雪老之同意电保。弟临时能一提否?倘前途不以为然,则亦密示为要。宋件到手,即来索款。夔弟心印。名不具。

 

1913年2月22日洪致应函:

请款总要在物件到后,国会成立之时,不宜太早太迟,为数不可过三十万。因不怕紧,只怕穷也。

 

整整一个二月,洪述祖与应夔丞的信件中,都在催促应夔丞提交"物件",却又迟迟不见"物件"。在二十二日信件中,洪述祖甚至明码标价三十万,和应夔丞做起了生意。但这"物件",终究不过是应夔丞一时夸下海口,根本属于莫须有。

洪述祖混迹官场,不是傻子,至三月初,洪已经看出应夔丞根本拿不出什么证据,于是就有了3月6号那封信中的说法,"至印件言之在先,此刻既原件无有,连抄本亦无有,殊难启齿。足下明眼人,必须设一妥法(总以取印件为要),或有激烈之举,方可下手也(譬如邓系激烈似较好办)"。拿不出印件来,应夔丞不好对上峰交代,洪述祖也不好交代。那就要有个"妥法",或者"有激烈之举",方可下手也。这个"方可下手",还是指要钱。

费解的,还是这个"激烈之举"。从二月初至三月初,应夔丞的骗局实际上已经破产了,洪述祖看看一清二楚。二月初,洪述祖函件"激烈文章",指的是抛出关于孙、黄、宋案件的证据,重心在"文章"二字。至于三月初,已知应夔丞抛不出"激烈文章"了,只得去做"激烈之举"。这个"激烈之举",可以是主动,也可以是被动。洪述祖的官场修辞,相当微妙,可大可小,这一信息的接收者应夔丞似乎不解其意,在一个星期中没有回应,反而商讨起了公债套利问题,也就是利用洪述祖的政府信息优势发横财。洪没有进一步指示。

 

"毁宋酬勋位"

 

1913年3月13日,事情进一步发酵,洪述祖以密电致应:

 

毁宋酬勋位,相度机宜,妥筹办理。

这段文字,历来是洪述祖、应夔丞往来函电中最为关键,也是最为费解之处。其中,"毁"与"勋"作何解释,都是这段文字的难点。不同的解释,完全可以对刺宋案引发不一样的结果。

《民立报》的按语是:毁宋酬勋者,杀宋教仁则酬以勋位也。《民立报》的解释中,"毁"为"杀"之意,对"勋位"则没有怀疑,也没有做别的解释。程德全公布的全本中,对"毁宋酬勋位"没有解释。

倒是洪述祖在该年五月三日的自辩通电中对这个毁字做了解释:

 

再,毁人二字系北京习惯语,人人通用,并无杀自意义在内,久居京中者无不知之,岂能借此附会周内。[23]

 

洪述祖对"毁"字自圆其说的说法,有一定道理。《说文》解"毁",缺也。《康熙字典》,"毁"可解释为坏、訾、折、去等。口毁曰訾。按照洪述祖自辩所说,前电文中的"毁"当释"訾"意。《淮南子·汜论训》言,故小谨者无成功,訾行者不容于众。洪述祖的解释,也得到了今人的支持:

 

以往著述中常以"毁宋酬勋"四字作为刺宋计划出自北京的最重要证据,但这实际上是一种误读。"毁"字是指诽谤,并没有杀害的意思,比如民初章太炎见袁世凯,袁辩白说:"吾以清运既去,不得已处此,常惧不称,亦安敢行帝制,人之诬我,乃至于是。"章回答道:"以愚意度之,言公将称帝者,非毁公,乃重公耳。"这里"毁公"与"诬我"对应,毫无疑问是指污蔑,没有杀人的的意思。当时以北京话为官话,白话文也以北京话为基础,此处"毁"字即出于北京口语,查专门字典《北京话词语》,"毁"字有两个意思,第一即"败坏他人名声",比如"我们能捧人也能毁人",第二为"使人受精神、经济损失",并没有杀害的意思。因此洪述祖在这一问题上的自辩是成立的,即"毁宋酬勋"是指前面一直在策划的,购买宋教仁在日本诉讼案的证据,以败坏宋的名誉,并非指暗杀。[24]

 

洪之"毁宋酬勋"一语,从表面上来看,似乎就是袁批准杀宋的过硬证据,但其实经不起推敲。授勋乃国之殊荣盛典,当昭告天下,举行典礼,万众属目,非比寻常。应不过是个巡长,即使做得天衣无缝,请问总统以何理由授他勋位?岂不是自动引人嫌疑?酬应还有其他方法,赠以厚款就是最常见、最方便也最不引人注目的方式。袁何以用此大轰大嗡的笨招?

我已经在《"毁宋酬勋"考》中指出,其实那"毁宋"的"毁"字在文言中是"毁谤"之意,指的是毁了宋的名声,并非"杀宋"。杀宋的建议是应而不是洪反复提出的,洪在接到应的建议前许愿"毁宋酬勋",其实是以此催要应某答应提供却迟迟不寄去的宋的刑事犯罪证据,好在袁面前交差。[25]

 

上文我已经指出,"毁"字其实在文言文中可以有好几种解释,并非只有一种。如解释为"坏",则可以认为是"杀宋酬勋位"。而将"毁"解释为"坏",是接受度最为广泛的。《民立报》的解释,取的就是"坏"之意。后世将"毁宋酬勋位"一语做"杀宋酬勋位"解,应该说,并不是望文生意,事实也证明,恰恰是应夔丞"坏"了宋教仁性命。中国最为流行的侠义小说《水浒》中,"莫要坏了好汉性命",就是一句相当流行的口头禅。

在此,我对"毁宋酬勋位"一语提出我的看法。按照洪述祖致应夔丞二月至三月初的电文,已可知洪述祖已经知晓应夔丞不能做"激烈文章",只能做"激烈行动"。在洪述祖的解释中,仍对"毁"字做"毁谤"解释,这就很难解释得通了。洪述祖是官场老手,又工于文墨,下笔之处,处处玄机,前文中"激烈文章"、"激烈之举"等语,就显出其人措辞模棱两可、工于"外交辞令"的特点。此处"毁"字,又属两可用语。但我们应注意到,洪述祖的密电,是发给擅长杀人越货的青帮头目应夔丞的,而不是文绉绉咬文嚼字的文弱书生的。

"毁宋酬勋位"一语关键,并不在于北京方面含混的外交措辞,而在于这一信息的接收者如何去理解。洪述祖对于一个青帮头目传达指令之时,在已确知无"宋案物件"的前提下,继续诱导青帮头目应夔丞"毁谤",并且"相度机宜,妥筹办理",那反而更有悖常理了。"毁宋酬勋位"一语中,还有一处关键,即"酬勋位"。上引述文字中,评论者认为"授勋乃国之殊荣盛典,当昭告天下,举行典礼,万众属目,非比寻常",所以袁世凯不会用此"笨招"。实际上第一个注意到"授勋位"存在问题的,是赵秉钧,赵在自辩中说,"查临时约法,授予勋位,系大总统特权,然向例必由各机关呈请。其勋绩不甚显著者,则开会评议,取决多数。即中央特授,亦系评决"[26]

但这里的涵义,我认为不能以一种已知结果的态度来讨论其滑稽程度。回到洪述祖的密电本身,"酬勋位"一语,对信息接受对象(应夔丞)起码表明了两种涵义:其一,授勋是国之大事,必须有国家元首的肯定,那么,洪述祖试图向应夔丞暗示"毁宋"(暗杀)已获得袁世凯授权;其二,帮会人士处在政治底层,向来被认为是下九流,应夔丞四处寻找可依附的力量,洪以授勋相诱,应岂有不从?在"授勋位"这一细节上,还可以说明一点,应夔丞本人,确实是对于革命有功的,授勋是可以找到理由的。宋案既然一桩政治谋杀案,那么谋事者的前提,是不被侦破,那么授勋显然可以通过应夔丞革命有功这一点来办到。所以,以事后应夔丞成为重犯的角度来评述"授勋位"之不可能,实际上已经南辕北辙了。

应该说,洪述祖在这里相当机敏地玩了一个文字游戏,刺宋事关重大。洪述祖不敢下明确指示,含糊其辞却有杀机重重。

不过,同日应夔丞的回电,就准确地回应了洪述祖:

 

三月初九来函及十三号电均悉,别详陈于后。......功赏一层,夔向不希望。但事关大计,无为釜底抽薪法,若不去宋,非特生出无穷是非,恐大局必为扰乱。惟中间手续,无米为炊,固非易易。幸信用尚存,余产拼挡,足可挪拨二十余万,以之全力从此,急急进行,复命有日。(应夔丞致洪述祖3月13日密电)

 

青帮头目应夔丞使用的措辞相较于洪述祖的含混,准确无误,是"去宋"。并且在电文中再次与北京方面商讨刺杀价钱为二十万。

1913年3月13日,在洪述祖与应夔丞往来电文中,刺宋这出大戏,剧本写就了。而据指证应夔丞的王阿发说,恰好是在宋案发生(3月20日)前一个星期左右,应夔丞拿宋教仁照片给他看,要他去杀宋,并许以重金。从时间上来推断,与密电要"去宋",高度重合。

 

1913年3月14日,应致洪电:

应密,寒电

梁山匪魁,四处扰乱,危险实甚,已发紧急命令设法剿捕,乞转呈,候示。

梁山匪魁,指宋江,与宋教仁姓相合。此处电文,已明确说明应夔丞开始布置暗杀行动。有趣的是,应夔丞这段拙劣的文字游戏,将宋教仁比作"梁山匪魁",而将自身比作拯朝廷于水火的剿匪大员。真实的官与匪的位置,在应夔丞的文字游戏中,被颠倒了。于此也可见"酬勋位"一语对于青帮大佬应夔丞的心理暗示作用之强烈。电中"乞转呈"一语,也明确表示了应夔丞领悟了洪述祖"酬勋位"的信息,是认为暗杀已获袁世凯授权。

另外可以注意到的一个信息,是对于3月13、14两天中应夔丞明确表示暗杀宋教仁的密电,洪述祖并没有反驳,这也可以表明,"毁"字,绝不是"毁谤"。而对于袁世凯是否知情此事,洪述祖只有一个简短的暗示,没有进一步说明。

也就是在这段时间,生计无着的兵痞武士英遇上了一位共进会的"陈姓朋友",并让他去办一人,"替四万万同胞除害"。第二日,武士英的陈姓朋友迎请他入会,并见了应会长。

四天之后,宋教仁即将北上,而洪述祖也连续两次下达了最后命令。

1913年3月18洪致应电:

川密  寒电应即照办。倘空言,益为忌者所笑。

 

1913年3月19洪致应电:

文元坊应夔丞:事速行。川劝。

 

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遇刺。

 

1913年3月21应致洪电:川密,号电。

廿四十分钟所发急令已达到,请先呈报。夔

(此电发于21日晨2时,宋教仁遇刺后四个小时。廿四十分钟,二十日十时四十分。"急令",与3月14日应夔丞剿匪令合。)

 

1913年3月21应致洪电:川密,箇电

号电谅悉,匪魁已灭,我军无一伤亡,堪慰,望转呈报。

 

1913年3月23洪致应函[27]

号、箇两电均悉,不再另复。鄙人于四月七号到沪,因挚内子到常扫墓,并至徐汇启明女校,挚小女入京出关下,所有一切,均矣面谈。王博谦之款,拟携票面交。手颂夔弟足下。观川居士启。

 

4、刺宋案第三环节:政客与政治

 

被裹挟的赵秉钧

 

解读刺宋案,洪述祖与应夔丞往来函电,是最为关键的信息。但在这些关键信息中,往往由于洪述祖本人语焉不详,变得十分困难。

国务总理赵秉钧,是宋案发生后被国民党方面怀疑的第一对象。原因不外乎三点:证据一,应夔丞的密码本,是赵秉钧给的;证据二,在应夔丞处查获的往来电文中,一份为赵秉钧发给应夔丞,三份为应夔丞发给赵秉钧。国务院与应夔丞往来密切;证据三,应夔丞关于"宋骗案"的电文(冬电),是发给赵秉钧的,赵在背后指使洪述祖。

赵秉钧(1859年-1914年),幼年即失父母,到处流浪,曾在河南临汝县一个仕宦人家做书童。赵生性慧黠,强悍有胆识,颇得主人欢心,因此获得自修学习机会,掌握了一定文化知识。1878年(光绪四年),赵秉钧考秀才未中,遂投入左宗棠楚军效力,隶张曜所部,随军出嘉峪关追缴白彦虎,进驻新疆,东征西讨,作战勇敢。曾埋没雪中三昼夜,几死,因身体受伤,此后形同阉人。

1883年,赵秉钧在伊犁充堪划中俄边界办事员,因"边防出力"被"保以巡检遇缺即选"。1889年(光绪十五年),赵秉钧改捐典史,分发直隶省,次年到省。1891年补直隶新乐县典史。1895年调署东明县典史。1895年袁世凯小站练兵,赵秉钧随习军政,专攻侦探、警察两门。1897年调署东明县中汛管河巡检,并署开州下汛中判。1899年调署天津北仓大使,题补献县管河主簿,不久捐升知县,充直隶保甲局总办,兼统率巡防营,以"长于缉捕"闻。

光绪二十七年(1901),袁世凯委以赵秉钧创办巡警的重任,翌年初,命其担任保定巡警局总办。同时,还奏保为知府加盐运使衔。他率新军改编成1500名巡警驻天津。光绪二十九年(1903),赵秉钧将天津、保定两处的巡警学堂合并为北洋巡警学堂,其后又在各州县设立巡警传习所,建立全省巡警网。他在天津经营警务,深得袁世凯的欢心。同年3月,免补知府,以道员留原省补用。

1905年9月,革命党人吴樾在北京火车站炸出洋考察政治的五大臣,举朝惊恐,赵秉钧带天津侦探队进京协助破案。10月,清政府巡警部成立,袁世凯认为赵秉钧"才长心细","成绩昭然",大力保荐,12月,赵秉钧任巡警部右侍郎,尚书徐世昌对他极为信任,巡警部的机要大权都掌握在赵秉钧手中,对北京的警政,赵秉钧"事皆亲躬经理,时常便服外出,私行考察一切","行踪无定"。1906年1月,赵秉钧奏请从天津和保定抽调巡警官兵千余人进京,改组北京工巡局为内外城巡警厅,北京警政大权完全落入赵秉钧掌握,赵成为袁世凯集团特务头子。1908年11月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先后崩世,溥仪即位,摄政王载沣监国,对袁世凯记恨前仇,北洋集团受到满清亲贵排挤。1909年1月袁世凯被罢官回乡,善耆乘势夺取北京警权。3月23日赵秉钧被撤职,满清亲贵控制了北京警权,他闲居天津,时常来往彰德与袁世凯互通声气,暗中运动,以待时机。

1912年3月,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赵秉钧出任内务总长。1912年8月,任代理国务总理。9月25日,由代理改为实任国务总理。

解读赵秉钧的这份履历,最为重要之处,有三点:其一,赵秉钧在晚清直线上升,并非科举官僚,也不是留洋学生,而是靠才能取位。其二,赵秉钧在1895年之后,从典史直至国务总理,其升迁始终与袁世凯有关,是袁世凯心腹大将,北洋系肱骨。袁世凯被辍,赵亦随之免职,袁东山再起,赵亦再起。其三,赵秉钧心思缜密,办事极有章法。

 

"证据一、二"不成立

 

赵秉钧发给应夔丞的信,时间约在1913年1月:

密码送请检收以后,有电直寄国务院赵可也。桂馨先生鉴。钧手启。

这封信,是赵秉钧交给的应夔丞密码本时的写的。赵秉钧自辩电中,对密码本及其致应夔丞的信,有很有力的辩诬:

 

查上年十二月,应夔丞北上,循例谒见大总统及本总理,力言共进会党系青红两帮,抚无可抚,诛不胜诛,惟宜设法解散,以杀其势。曾经开具条款,领洋五万元以为解散该会费用。政府允许,款由内务部发给,档案可查。至本年一月,应将南归,濒行求见,面请发给国务院密码电本。本总理当以奉差各省特派人员向用密电报告,以防泄露,应夔丞请发密码,理无固拒,因即许可。又恐其借事招摇,别生枝节,因函嘱其以后有电直寄国务院,借示在官言官,语不及私之义,而别嫌明微之隐衷,亦可于兹揭示。[28]

 

从赵秉钧自辩电可以看出,赵发给应夔丞密电并手书嘱咐细节,确实是在官言官,语未及私。那么"证据一"就不成立了。

应夔丞发往国务院的三份电文中,前两份(分别为1913年1月25日、1913年2月1日电)与宋案无涉。唯一有关系的,是第三份电文,即1913年2月2日电。赵秉钧对这些电文,均未作回应。往来密切之说(证据二),也就不成立了。那么,所有关于赵秉钧的嫌疑,其实都集中在了"宋骗案"一条电文上。

 

关于"证据三"考证

 

关于"宋骗案"的电文,赵秉钧辩护词以"没有看过"为由,将自身与宋案的关系,推得一干二净。袁世凯在答复黄兴要求赵秉钧赴上海出庭的电文中,也为赵秉钧做了辩护,"甲乙谋杀丁,甲诳乙以丙授意,丙实不知,遽断其罪,岂得为公。"[29]

赵秉钧在自辩中,曾举出洪述祖2月12日致应夔丞电中"智老(赵秉钧)已将应密电本交来,纯令归兄一手经理"一句,说明其并没有看过双方往来的电文内容,更不可能对应夔丞的暗杀下指令。但这一条仍不能说明赵完全不知情,因为应夔丞关于"宋骗案"的第一则电文,是明确无误发给国务院的,这一电文的时间,是2月2日,离赵秉钧把密码本交给洪述祖,并让洪一人经理,有十天的时间差。

赵秉钧在国务院收到电文之后有没有看过,属赵一人之行事,既不能证明,也不能证伪。前文中,我认为,按照国务院内务部应有的办事章程来说,身兼国务总理与内务大臣的赵秉钧对于应夔丞密电中呈报"宋骗案"一事,应当是知情的,但赵没有给出意见,而是转而让洪述祖去请示袁世凯意见。

宋案发生后,当时的国务秘书长张国淦提供了一条关于赵秉钧极为有趣的现场记录,也耐人寻味:

 

"是日,国务院正开国务会议(星期二、四、六日国务院例开会议,总理、各部总长、秘书长出席,旁设一席,以秘书记录),国会选举事务局长顾鳌突进会议室向赵总理报告:'前门车站来电,宋教仁昨晚在沪车站被人枪击,伤重恐难救'云云(宋之被刺,北京得信,以车站电报为最早)。总理大惊变色,当即离座,环绕会议长桌数次,自言自语:'人若说我打死宋教仁,岂不是我卖友,哪能算人?'各总长相顾均未发言。少顷,府中电请总理,总理即仓皇去府。"[30]

 

张国淦身为国务院秘书长,国务院会议,几乎无会不与,这条记录,有较高的可信度。赵秉钧听到宋遇刺之后,"大惊失色"相当失态,并担心别人怀疑其主谋了宋案。

如果赵秉钧对于宋案真的全不知情,那么此时的失态之举,就完全不可理喻了。按洪述祖身份为国务秘书,隶属于赵秉钧管理的国务院,在职责上,无论赵秉钧有无密码本,洪述祖的所作所为,是需要直接向赵秉钧报告的。这些官场基本行为准则与办事原则,几十年宦海沉浮的赵秉钧与洪述祖想必都十分清楚。另外,从赵秉钧的履历上来看,赵一直从事警务工作,行事风格相当严密细致,尤其对于职务之内的机密事件,粗心大意到毫不知情,似乎也不太合情合理。

赵秉钧或知情洪述祖与应夔丞关于"宋骗案"的小动作,但既未阻止,也未推动,而是将绣球抛给了袁世凯,让袁世凯去定夺此事的处理办法。二月十二日,赵秉钧将密码本交出,让洪述祖一手经理,也是不想参与此事的一个证明。

赵秉钧不想参与宋骗案,可能与两层原因有关。其一,赵宋之间的私交甚厚;其二,赵秉钧在政治上明哲保身。

宋案之后一个月,曾专门在上海的《新纪元报》发表谈话,言及其与宋之间的友谊,或许也可以为赵不想参与宋骗案的一个原因。赵秉钧如此陈述他与宋教仁的友谊:

 

(1912年)遁初在西直门外农事试验场,离城10里。天晚来不及出城时,就经常住我的家里,彼此无话不谈。他离京南下时欠下的五千元债,是我替他还了的。[31]

 

关于赵秉钧与宋教仁"亲密无间"的"友谊",也有张国淦的回忆为佐证:

 

宋教仁去职后(指追随唐绍仪辞去农林总长之事),住在农事试验场(即今之北京动物园)。每于夜间进城,到国务院秘室,与国务总理赵秉钧私人对谈,至天明始返。据魏宸祖说:"宋以政客手腕,推崇赵无所不至,许以国会成立后举其为内阁总理,甚而选为总统。赵亦推许宋为大党领袖,应组织政党内阁。宋之更事究竟不如赵,有进而将党内秘密尽情倾吐;赵(也)告以北洋底细,似乎也没有什么隐讳,由是两人交欢。只是是否彼此推诚(交往),抑或系相互利用,均不得而知。"[32]

 

引述赵秉钧与宋教仁之间的私谊,当然并不能说明赵宋之间就没有政治分歧。赵与宋,属两大截然不同的政治派系,甚至在日后的内阁总理人选位置上,宋极有可能取而代之。这是不争的事实。关于此点,赵秉钧对《民立报》记者说,"鄙人德薄,横遭訾议,亦命运使然。惟抚念生平,四十即抱消极主义,五十以后即抱厌世主义,津沽伏处,久无问世之心"。赵秉钧这些话,其实很难获得反对派的同情,甚至更以阴险狡诈视之。但在洪述祖与应夔丞的电报往来中,赵秉钧的表现,确实是消极的。并且赵秉钧身患重病,常年靠吸食鸦片(或有止痛效果),其"消极主义",也有一定道理。

赵秉钧于3月24日即递交辞呈,就要求辞去国务总理一职,并移住法国医院,数日不回本宅。张国淦回忆,某日赵秉钧约其前往,见面时赵神色慌张,对张作揖不已,言有一事要张帮忙。张问何事,赵言此时只有免职才可免死。张进一步追问宋教仁案,赵称不能谈,但不免职非死不可。[33]赵秉钧辞职,与宋案激荡起的舆论狂潮有一定关系。但这段话,又见出赵秉钧理解中,事态已相当之严重,关系到赵本人的性命问题,这就不是普通的渎职问责可以解释了。

总的来看,赵秉钧在宋案的整个过程中,是"秉公办事",极不热心的。赵秉钧或者因其职位所在,不得已被洪述祖裹挟进去,当然,更难以证明赵秉钧主使的论断。

宋遇刺后十日,国民党在北京湖广会馆追悼,赵秉钧委派警察总监王治馨莅会并发表演说,王治馨说:

"自宋被刺后,获犯应桂馨,搜出证据牵涉内务部秘书洪述祖,应、洪又有密切关系。因此袁总统不免疑赵,而赵以洪时往袁府,亦疑袁授意,乃前日赵与袁面谈,彼此始坦然无疑。惟袁谓:宋被刺前,洪曾有一次说及总统行政诸多掣肘,皆由反对党政见不同,何不收拾一二人以警其余。袁答谓,反对者既为政党,则非一二人,故如此办法实属不合云。现宋果被刺死,难保非洪借此为迎合意旨之媒。"[34]

演讲完之后,王治馨还有答问,称"杀宋绝非总理,总理不能负责,自有人负责"。[35]

王治馨为赵秉钧之亲信,算是中国警界元老级人物,为人敢言。王此段话,是为赵秉钧辩护,同时也将矛头引向了袁世凯。袁世凯阅报后,震怒,谓"措辞太不检点,王治馨可恶!找总理何以任其乱说,说后若无事然,并不声明更正"。[36]后王治馨坐贪赃500元而论死罪。王治馨将死,赵秉钧遗孀欲救,使者候于客厅。袁不见,及批复死刑,始出。

宋案中的赵秉钧背后,隐隐约约藏着深不可测的袁世凯。赵秉钧的彷徨无措、去官求免、一再自辩,王治馨的不当言辞,暗示了一种的可能,即指使者或为袁世凯,赵秉钧有苦难言。

 

若隐若现袁世凯

 

与国民党人一样,袁世凯在宋案发生之后,对于缉拿凶犯,相当之积极。

3月21日,宋案发生之后的第二天,袁世凯就密电程德全,"但望宋君转危为安,即为万幸。目前总以购线缉凶、限期破案为第一要义。克强同行受惊,嗣后出入应由执事派宪兵多名妥为保护,以昭慎重。"[37]

宋案发生第三天(3月22)日,宋教仁去世,袁世凯发布《穷究刺宋主名令》,内称"立悬重赏,勒限缉凶"。袁对于宋教仁一生活动,给予了极高评价:

前农林总长宋教仁,奔走国事,缔造共和,厥功至伟。适统一政府成立,赞襄国务,尤能通知大体。擘画劳苦,方期大展宏猷,何遽闻惨变?民国新建,人才难得,该凶犯胆敢于众目睽睽之地狙击勋良,该管巡警并未当场缉拿致被逃逸,阅电殊堪发指。凡我国民,同深怆恻。[38]

袁世凯缉凶的热心,其实并不能完全说明问题。袁身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对于国内最大政党领袖遇刺,此为官方应有之表态。

而事实上,北京方面对于追捕洪述祖,其效力显然远不及上海方面的抓捕工作。宋案发生时,洪述祖在北京,收到了应夔丞3月20、21日两封报告刺宋成功的电报,洪述祖即启程赴天津。在天津,洪述祖给应夔丞复信,表示已经收到应夔丞暗杀成功的密电。洪述祖本计划四月七日到上海,办理扫墓等事宜,不料发信同日即收到应夔丞被捕消息,遂要求天津局追回原信。至三月二十八日,北京警方始介入调查,往天津追捕洪述祖,洪已至青岛。此时青岛为德国租界,德国并未承认民国。北京警方与德国人数次交涉,皆未能引渡洪述祖。

袁世凯有没有应许洪述祖、应夔丞谋杀宋教仁,属袁洪二人独对,外人难以知晓。即便捕到洪述祖,只要袁世凯不承认此事,要判定其为主凶,也无此可能。此后,洪述祖始终没有承认其参与谋杀宋教仁,更遑论承认有更高层人物介入到宋案之中。

单纯从案件发生之后公布的材料本身来说,宋案实际上止于洪述祖。根据王治馨话中透露出的消息,也只能认为洪述祖是揣摩袁世凯心理,从而采取了刺宋这种胆大妄为的行为,以从中牟利。

但袁世凯在此案中并非全无责任,袁为总统,放任洪述祖刺探有关"宋教仁诈骗丑闻"以打击政敌。洪述祖与应夔丞的密电中,数度谈到获取"宋骗案"的价码,这部分钱,肯定不是出自洪述祖本人,而是由袁政府来出。由此,可以推论,袁或许曾允诺给予洪述祖钱财支持。或许,正是袁世凯对"宋骗案"极为关心,使得洪述祖一步步将行动升级,直至提升为刺杀。

在上述对于刺杀宋教仁一案的分析中,本案实际上是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两个层级。第一个层面,即是宋教仁诈骗案,这是应夔丞与洪述祖合谋套取钱财与奖赏,但又子虚乌有,所以两人关于第一个层面活动,很快就进行不下去了。由此,洪述祖与应夔丞的行动升级到第二个层面,直接刺杀宋教仁,前提还是要钱邀功。要钱邀功,贯穿刺宋案全过程,在应夔丞与洪述祖的密电里,说的相当之明确。

从上述密电往还情况的分析中,对于刺宋案第一个层面的情况,袁世凯与赵秉钧显然是知情的,赵秉钧默许或者规避,袁世凯则大感兴趣。袁感敢兴趣,是推动宋案进一步发展的最大动因。而恰好洪述祖并不是一个循规蹈矩、慎始慎终的职业官僚。洪为人,贪鄙好货,做事风格行险侥幸,不按常理出牌。这在洪本人的官场生涯中,已经被反复验证。

袁世凯之相信应夔丞掌握证据,要搞臭政敌,还有一个更大的背景,是民初的政局。民国政治,在1912年至1913年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北洋系与国民党在辛亥年之后的政治合作(或者妥协)为什么在仅仅一年之后就维系不下去了?

辛亥革命开创的政治空间,是在共和的前提下,妥协各派力量。辛亥革命之后,南方政府制定的临时约法,是确立议会制为政体,通过议会-政党制展开政治竞争。内阁制,是南京临时政府北迁之前修改临时约法时确立的,推出内阁制的根本用意,在很大的程度上,是要遏制北洋系--尤其是袁世凯本人。约法出台的前提,这是基于南方政府对于北方政府的不信任,必须以法律框架来规范之,束缚之,使其不得伸展其手脚。

1912年,新共和国草草登场亮相,看上去似乎已经换了一番新天地,并且从法制的角度,确立了新政治的展开。但1912年的政治实践,却是暗流涌动。唐绍仪内阁在三个月内即告倒台,陆徵祥内阁组建失败,随后,出现了政治的真空期,国家没有政府几达两个月。终于在在各方的妥协之中,赵秉钧内阁在元年九月出台。赵内阁,算是国民党、立宪派与北洋力量又一次妥协的结果,由此赵氏内阁至宋案爆发的半年时间内,也维持了基本的稳定。但这种稳定,同样也是短暂的。随着1912年年底国会大选的展开,赵内阁随之也进入了风云飘摇的阶段。

1912年10月,宋教仁南下进行选举宣传。至1913年年初,国民党在议会选举中大大胜出,在议会中占有了绝对多数的名额。议会多数政党组织内阁,这一微妙的政治态势,对于北洋系是相当不利的。按照临时约法,袁世凯将为清一色的国民党内阁所左右,成了一个象征性的国家元首。

1913年二月一日,宋教仁在鄂支部的欢迎会中,演讲说,"现在接得各地的报告,我们的选举运动是极其顺利的。袁世凯看此情形,一定忌克得很,一定要勾心斗角,设法来破坏我们,陷害我们。我们要警惕,但是我们也不必惧怯。他不久的将来,容或有撕毁约法背叛民国的时候。我认为那个时候,正是他自掘坟墓,自取灭亡的时候。到了那个地步,我们再起来革命不迟。"[39]

据张国淦回忆称,袁世凯每日有阅读各地送呈剪报的习惯,袁世凯在阅读宋教仁南下讲话之后,相当不愉快,对张国淦称,"其口风何必如此尖刻"?袁世凯之恼怒,从吴景濂的回忆录中也可见出一般:

 

赵智庵(秉钧)一日来访,谈及宋遯初被害事。智庵说:"宋遯初养病农事试验场(即今北京动物园),我屡去慰问,并代项城致意。遯初表示国民党及个人愿以在野地位帮助项城把国家事办好。项城闻之很满意。遯初将南下,项城属我壮其行色,赠以交通银行可以随地支取的若干万元存摺一扣(详数余回忆不清),遯初受了,珍重道别。讵到南方,处处演说,号召国民党必争政权,并对项城种种诋毁,其尾随谍者悉录以报项城。项城屡诘问:你说宋教仁拥护中央,何反复乃尔?"[40]

 

袁世凯起自军旅,前清为督抚大员十余年。袁之掌权,是辛亥革命中南北政治力量妥协的一个结果,袁本人对于新政治缺乏知识,尤其是内阁制运作规矩,不甚了了。不仅袁世凯本人,当年最有实力的北洋系,上上下下几乎全部对于议会政治活动不感兴趣。这应当是武人的知识特征与政治感觉导致的结果。武人对于喧闹的选举、议会政治,缺乏实践兴趣,他们更相信武力与权力是划等号的。

袁世凯本能地认为议会选举,尤其是国民党选举大胜的结果,已经是危及中央政权了。这个中央政权是谁的中央政权呢?毫无疑问是袁世凯的中央。而在走议会路线的国民党稳健派看来,中央并不是袁世凯的中央,而是约法制约下的中央。这个中央,是可以通过约法更替置换的。袁世凯与国民党在对于议会政治上,天生就存在巨大的认识差异。在不危及权力的前提下,这种认识差距似乎并不妨碍国民党与民初各派政治力量在议会制的前提下角力。而一旦议会政治要进入到一党组阁阶段,袁世凯的容忍就相当有限了。

宋教仁遇刺案的第一个阶段。应夔丞抛出假证据,而袁世凯信之不疑,许以重金。这既是袁世凯不懂新政治斗争的办法,也是袁世凯习用老派的政治手段使然。既然无法与国民党在议会政治的体系中角力,那么袁世凯只好破坏民国党领袖的名声,来打倒政敌。

综上所述,袁世凯在刺宋案中到底起了什么作用?我倾向于认为,正是应夔丞说明他有关于宋教仁的丑闻物件,使得袁世凯非常关心要抛出这些物件,来打击政敌。袁世凯一再向洪述祖询问宋教仁"物件"的下落,并表明他对于宋教仁相当之头疼与反感。在获取宋骗案"物件"失败之后,洪述祖投袁世凯所好,用暗杀手段,帮袁世凯达到铲除政敌的目的。此时,袁世凯与赵秉钧,百口莫辩了。

宋案随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似乎也有意无意偏向了北洋系一方。1913年4月,宋案因洪述祖不获、赵秉钧拒不出庭,陷入死局。同月26日,袁世凯绕过议会大借款成,国民党势力极为不满,五月初,江西都督李烈钧、广东都督胡汉民、安徽都督柏文蔚通电反对贷款,南北冲突一触即发。6月,北京免除江西都督李烈钧、广东都督胡汉民、安徽都督柏文蔚三人的都督职务,之后袁世凯派北洋军第六师李纯部进入江西。七月十二日,李烈钧宣布江西独立,二次革命爆发。九月,国民党败,二次革命失败。十月,袁世凯获选正式总统。十一月,袁世凯下令解散国民党。

自1911年10月至1913年11月,一个长时段的辛亥革命,结束了。隐伏在革命背景中的对抗格局,也终于消融了。只不过,这一消融,是以革命的失败作为尾声。

 

宋案中人的结局

 

刺宋案至此,算是结束了,但宋案还有一段南北法律争端。同样,刺宋案中人的结束,与案件本身一样,充满波谲云诡。

刺客武士英,自被捕后一直被拘押在法租界。4月17日,武士英与应夔丞被引渡给中方,并移入上海检查厅模范监狱。后被转押至驻守上海海运局的六十一团军营中。4月23日,武士英突感异常,武曾对看守说,"今日稍觉受寒,身体不舒,皆因前在捕房染有白虱,以致周身发痒,乃因手指上铐,欲搔不得,随时牵动,致将身上所盖被絮脱落,略为受冻,似无妨碍"。至第二日夜四时,武士英"痰喘声烈"。及凌晨请医,医未到,武士英已死。武士英死后,"旋将该犯武士英剖开肚腹,取出五脏,验得肺肝二物及肺管、咽喉上节略有淤血积滞,又将大肠食肚验,并无毒物。当由西医等详解,如果服毒而毙,临死时必上吐下泻。否则,临死之时必有恶劣难忍之象,今该犯并无如此举动,似未服毒可证。"[41]

尽管始终有人怀疑武士英之死,是为人所杀,或怀疑袁世凯为之,或怀疑上海帮会为之,也有怀疑当时在上海占据军警情报系统最大份额的陈其美为之,但却没有医学上的证据可以证明是他杀。武士英之死,遂成了无头案。更为蹊跷的是,武士英死在审判、检查两厅预审的前一天。

刺客武士英死得莫名其妙,主凶之一的应夔丞,却死得其所。二次革命之际,应夔丞在帮会成员襄助下成功脱狱(7月25日),之后潜往青岛。应夔丞潜逃之后,并不低调,反而高调向北京政府发出"平反冤狱"通电。第一通电报说:"叛变削平,宋实祸首,武士英杀贼受祸,功罪难平,请速颁明令平反冤狱。"几天后他又再发第二通电报说:"宋为主谋内乱之人,而竟死有余荣;武有为民除害之功,而竟冤沉海底。彼国民党不过实行宋策,而种种戏剧实由宋所编制,当时若无武之一击,恐今日之域中,未必有具体之民国矣。桂馨栖身穷岛,骨肉分离,旧部星散,自念因奔走革命而已破其家,复因维持共和而几丧其身,伏求迅颁明令,平反斯狱,朝闻夕死,亦所欣慰。"[42]10月20日,应夔丞公然由青岛至北京,住在李铁拐斜街同和旅馆,旧相好胡翡云也搬到北京,在松翠班搭班,两人往来如旧。

应夔丞在京,招摇过市。尽管二次革命已为袁世凯削平,但应的做法,却让北洋政府极其难堪。袁克文在《辛丙秘苑》中对于袁世凯主使杀掉应夔丞,有一段说辞,应是此事真像:

 

及事平(二次革命失败),应请洪解说,欲效忠于北,先公佯许之,赦其罪。及应至都入觐,先公俟其退,语雷震春曰:应某狼视,不可留也,且遁初死其手,尤不可不诛之。雷曰:应某遵令投诚,诛之不信,且有以阻后来者,如必杀之,以暗刺为宜。又越数日,先公闻应居旅馆,过事招摇,乃令雷速办。雷一方嘱人告应曰:元首以君居京,易触人耳目,可赴津暂避。一方遣人伺其行随之,刺杀于车中。[43]

 

主谋之一洪述祖于宋教仁遇刺、应夔丞被捕后即潜往青岛。是年五月三日,洪述祖在青岛发电,为其作无罪辩护,并对民元之际的的政党政治大加挞伐:

述祖于辛亥秋,与唐绍仪在北方赞成共和,本为救国起见。一年以来,党争日剧,怪状百端,使全国陷于无政府地位,心窃痛之。尤以上年宋教仁等连带辞职,要挟中央,为党派专制祸始。中国教育幼稚,人材缺乏,合全国稳健分子,立贤无方,共谋政治,尚虞不济。宋教仁乃欲借政党内阁之说,以遂其植党营私之计,垄断政界,党同伐异。一室操戈是共争,非共和也,是党派专制也。其弊甚于满清贵族专制,其祸必至于亡国灭种。[44]

 

洪述祖的论调,似乎与袁世凯对于议会政党制的看法,不谋而合。洪述祖在青岛避居至民国六年(1917),彼时,洪述祖认为世人已对宋案忘得一干二净了。于是,洪述祖化名张皎安,潜回到上海,却因为债务关系,被一个德国商人扭送到巡捕房。当洪述祖偿清债务,请求原告撤消诉讼,从捕房里跑出来刚要上汽车时,就被年仅15岁的宋振吕(宋教仁的儿子)和刘白(宋的秘书)死死扭住,送至上海法院,后来押解赴京,以主使杀人罪名于民国8年4月5日被处绞刑。洪述祖于狱中作词以自挽:

服官政,祸及其身,自觉问心无愧作;

当乱世,生不如死,本来何处着尘埃。

洪受审时,初仅判无期徒刑,洪不服,上诉,改判绞刑。向例受绞刑者获全尸,而洪受刑时绞机忽断其首,实属罕见。

赵秉钧因宋案辞职,不久调任为直隶都督。1914年2 月19日,兼任直隶民政长。是月26日,赵秉钧照旧在书房批公文、读书。深夜,下人照常送来夜点。深夜过后,赵秉钧之小妾见其久久不回卧室,便来书房,不获。闯入厕所,见厕所内污物遍地,赵全身浮肿,倒在马桶边,已七窍流血,不省人事。第二日中午,赵秉钧气绝身亡,死年51岁。

 

 


[1] 本文中引用《民立报》、《申报》等报纸对刺杀宋教仁一案基本史实的叙述,刺宋案中人物基本情况,出自徐血儿等编《宋教仁血案》、丁中江《北洋军阀史话》、刘忆江《袁世凯评传》等著作,兹不在本文中一一注明。

[2] 徐血儿等编《宋教仁血案》,p330

[3] 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1840~1926)》,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p343

[4] 陈旭麓、何泽福著《宋教仁传》,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p98

[5] 汪向阳、张静、刘景泉著  《宋教仁与民国初年的议会政治》,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p257

[6] 李新、李宗一主编:《中华民国史》第二编,第一卷,上,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88~194页。

[7] 吴相湘《宋教仁传》,p174-175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0年1月版

[8] 张玉法《二次革命:袁世凯与革命党的军事对抗》,见台湾《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十五期,p254

[9] (美)费正清编,杨品泉等译:《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18~220页。

[10] 宋案本身,还有其他说法。如黄兴主使说,此说出于章士钊回忆,为袁世凯所言,近乎无稽之谈;如陈其美主使说。陈其美说的几大"证据",为应夔丞与陈其美在辛亥革命之际关系密切、武士英离奇死于监狱、陈其美擅长暗杀等,但此说难有直接材料,仅凭猜测与"推断",文本不取。

[11]徐血儿等编《宋教仁血案》,p27

[12]徐血儿等编《宋教仁血案》,p28

[13]徐血儿等编《宋教仁血案》,p42

[14] 徐血儿等编《宋教仁血案》,p79

[15] 下简称"共进会",与武昌革命之共进会,并非同一组织,下文有介绍。唐德刚《袁氏当国》以为应夔丞为辛亥前共进会之成员,误。

[16] 转引,朱宗震《孤独集》

[17]李宗一,《袁世凯》,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6年版。p209

[18] 徐血儿等《宋教仁血案》,p270

[19] 下文中引用应夔丞、洪述祖与赵秉钧密电,出自《宋教仁血案》与章伯锋、李宗一主编《北洋军阀(1912-1928)》第2卷。《民立报》在宋教仁遇刺后,刊布44份密电信函;而程德全公布的,为53份,比《民立报》多9份。《民立报》所刊布,根据程德全公布而来,故两个文本中的函件文字本身没有差异。程德全全文本,见《北洋军阀》第二卷;《民立报》本,见《宋教仁血案》。两种文件在件数上有差异之外,尚在注释上有较大的区别。《民立报》版多对文字加以解释,认定凶手为北洋政府;而程德全版则仅说明文件收发情况,提示读者阅读。应夔丞与洪述祖、赵秉钧36件电文,是我根据《民立报》公布文件所统计。其中应值得注意的情况是,应夔丞发往北京的电文,当日中央政府并未公布,所以三人间往来电文,实不止此数。下文引述密电,取《民立报》版本,部分注释处,也参考《北洋军阀(1912-1928)》第2卷所载程德全公布版本中的说明。本文引述电文函件,不再做出处注明,有兴趣读者可进一步参阅上述两本著作。

[20] 《赵秉钧为宋案自辩电》,一九一三年四月二十八日。收入朱宗震等编《民初政争与二次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p258

[21] 《否认刺宋阴谋电》,一九一三年五月三日。收入《民初政争与二次革命》,p265

[22] 此处提到了"宋辈",应为"宋案"笔误。

[23] 《否认刺宋阴谋电》,一九一三年五月三日。《民初政争与二次革命》,p266

[24] 张永,《宋教仁遇刺案探疑》http://www.aisixiang.com/data/44679.html

[25] 《芦笛:是谁杀了宋教仁?》http://www.21ccom.net/articles/lsjd/l ... rticle_2011052235951.html

[26] 转引《民初政争与二次革命》,p259

[27] 程德全公布档说明:此函系用观川书屋制笺(注,观川为洪述祖号),邮封有津洪缄字样,且有津局图记。应夔丞于三月二十三日逮捕,当由交涉使知照上海邮局,将应夔丞往来信件一律扣留,送交涉使署检查。此函到日,曾经津局电达沪局,属将原件寄回。维时沪局扣存送查信件,已有此函在内。

 

[28]  《民初政争与二次革命》,p257-258

[29] 《袁世凯为宋案复黄兴电》,一九一三年四月二十八日,《民初政争与二次革命》,p262

[30] 张国淦《中华民国内阁篇》,《张国淦文集》,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版,p226

[31] 转引何明编《北洋政府总理的最后结局》,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p62

[32]  张国淦《北洋述闻》,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版,p46-47

[33] 张国淦,《近代史片断的记录》,《近代史资料》第37种,p159

[34] 《民初政争与二次革命》,p258

[35] 张国淦,《近代史片断的记录》,《近代史资料》第37种,p159

[36]  张国淦,《近代史片断的记录》,《近代史资料》第37种,p159

[37] 《江苏都督府往来密电》,转引,朱宗震《孤独集》,p48

[38] 《穷究刺宋主名令》,一九一三年三月二十二日,《民初政争与二次革命》,p233

[39] 《宋教仁集》(下),中华书局1981年版,p456-457

[40]  韩玉辰《民初国会生活散记》,见《文史资料选辑》第18卷53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转引自张永《1912年中国国会选举试析》

[41]  徐血儿等编《宋教仁血案》,p355

[42]  丁中江《北洋军阀史话》中国友谊出版社1996年版

[43]  袁克文,《辛丙秘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

[44] 《民初政争与二次革命》,p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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