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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晓波:帮会、政客与民初政治生态--1913年宋教仁遇刺案真相再探

张晓波:帮会、政客与民初政治生态--1913年宋教仁遇刺案真相再探

民国的开端

《民国的开端》光明日报出版社2013
1913年3月20日晚10时45分,沪宁铁路车站的三声枪响击杀了正欲问鼎民国政坛的国民党领袖宋教仁。暗杀激起的二次革命及随后的政治压制,宣告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共和国的失败。民初鼎沸的议会政治与政党活动,如昙花一现,终归于沉寂。
标题

日出雪蹬滑,山枯林叶空。

徐寻屈曲径,竟上最高峰。

村市沉云底,江帆走树中。

海门潮正涌,我欲挽强弓。

--宋教仁·登南高峰

1913年3月2日

 

"先生之死,天下惜之。先生之行,天下知之,吾又何纪,为直笔乎?直笔人戮。为曲笔乎?曲笔天诛。嗟嗟九泉之泪,天下之血,老友之笔,贼人之铁。勒之空山,期之良史,铭诸心肝,质诸天地。呜呼!"

--于右任

 

1913年3月20日晚10时45分,沪宁铁路车站的三声枪响击杀了正欲问鼎民国政坛的国民党领袖宋教仁。暗杀激起的二次革命及随后的政治压制,宣告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共和国的失败。民初鼎沸的议会政治与政党活动,如昙花一现,终归于沉寂。

宋教仁遇刺,成为了民初政治的一个转折点,从此往后十几年间,是所谓军阀的时代,袁世凯之后,原本在表面上还算是被捆缚在一起的大大小小诸多军阀,一跃成为中国政坛的主角,互相攻伐以争权势,国家四分五裂,政治保守无为,外交仰人鼻息。中国近代政治,走入最为混乱黑暗的一节。北洋军阀时代的终结,要等到十四年后国民党与共产党联合北伐。但军阀,并未随之而去。整个民国,北洋军阀时代培植并成长起来的军阀与及新崛起的军阀,犹如青天白日之下的幽魂,始终没有散去。

1912-1913年年初,宋教仁与新创立的国民党曾有一段努力,期望在《临时约法》等法律体系的前提之下,将北洋军阀这头实力巨兽捆住。宋与其同仁相信,通过议会--责任内阁制,能够解决国家分裂对抗、排除强人政治;通过政党政治,能够实现政权和平禅递,实现政治的螺旋上升。但1913年3月20日晚的沉闷枪声,宣告了这些期望终究只是想象,第一共和国对自我的政治期许,破灭了。由此,宋教仁遇刺案也成为民初共和政治失败的一个关键性转折。刺宋案之后,国内政治形势急转直下。以宋教仁为代表的国民党稳健派与北洋系的合作空间不复存在。国民党中的激进派主张"二次革命",最终国家进入内战状态。

 2,华兴会部分领导人(1905年摄于日本东京)。前排左起:1黄兴,2未知,3胡瑛,4宋教仁,5柳扬谷;后排左起:1章士钊,2未知,3程家柽,4刘揆一
华兴会部分领导人(1905年摄于日本东京)。
前排左起:1黄兴,2未知,3胡瑛,4宋教仁,5柳扬谷;
后排左起:1章士钊,2未知,3程家柽,4刘揆一

1913年刺杀宋教仁案,被认为是百年悬案。原因在于案情涉及人事关系,相当之复杂,同时案情本身,又显得扑朔迷离,并且,宋案因为牵涉当日政治最高层,使得案件的审理无法按照正常的程序进行。种种缘故,使得宋案最终成了悬案。但也因为这一案件本身极为重要,所以它长久地吸引人们的注意。尽管宋案的解释颇多,国民党一方的看法,应当说至今仍是主流意见。

革命党认为,宋教仁遇刺,乃是受国务总理赵秉钧与临时大总统袁世凯指使。其依据,是根据当时在应夔丞(共进会党魁)家查抄出的函电。这些函电,是应夔丞与内务部秘书洪述祖、国务总理赵秉钧往来的信函,甚至在信函中还提到了"极峰"(即袁世凯)。在1913年3月13日一条北京洪述祖发给应夔丞的电文中,洪述祖明确提出了"毁宋酬勋位"的说法。而此后,应夔丞策划了暗杀行动。

一直为国民党宋教仁派喉舌的《民立报》对秘电的解读,就相当具有代表性。《民立报》在对应夔丞与洪述祖往来函电(二月八日电)的解释中,将案件的逻辑说得很清楚:

袁、赵蓄谋倾陷宋先生,无时或忘。至应犯一再迁延,乃知宋先生的名誉无术毁坏,不得不毁坏宋先生之身命。故宋先生之死,袁、赵死之,非洪、应与武死之也。[2]

也就是说,《民立报》认为,应夔丞杀宋教仁,并非意外,而是在长期策划毁坏宋教仁名誉无法得逞之后,出了杀人灭口的下策。

《民立报》的解释,实际上被日后大多数历史学家所承袭。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说"我们看了前面的证据,不惟可以断定赵秉钧是谋杀的嫌疑犯,就是袁世凯也不能不被认为谋杀嫌疑犯之一,参以后来应桂馨与赵秉钧暴死的经过,袁之为谋杀犯,尤很明白。"[3]陈旭麓、何泽福所著《宋教仁传》,称,"袁世凯在秘密下达暗杀命令的同时,公开致电宋教仁,要他迅速赴京,共商国事"[4]。在汪向阳等著的《宋教仁与民国初年的议会政治》一书中,论者也认为"坚持独裁的袁世凯绝不肯容忍其权利受到威胁","就在宋教仁满怀政治抱负地赴京组织国民党内阁时,袁世凯派人于3月20日夜将其刺杀于上海的沪宁车站"[5]。具有官修史书色彩的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中华民国史》二编一卷称"证据的公布,暴露了袁世凯的元凶面目"。[6]

对于宋教仁遇刺一案的主凶,台湾与海外学者与大陆学者基本持相同看法,吴相湘著《宋教仁传》认为"4月25日,程、应联衔通电公布重要文证,霹雳一声,阴霾尽揭,至此袁世凯、赵秉钧授意杀宋已成铁案,盖为素喜应用暗杀手段之袁氏一空前杰作也。"[7]张玉法认为,"一九一三年初,国会选举结果,国民党大获全胜。该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旋行长江一带,非议时政,高倡政党内阁,遭袁氏之忌。是年三月二十日,袁政府断然运用非法手段,暗杀宋教仁于沪宁车站"[8]

海外汉学对于宋教仁遇刺一事的谋主,也基本与中国学界的看法相一致。在汉学研究界享有盛誉的《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一书对宋案做了如下表述:"一系列证据证明,这次暗杀是由袁世凯政府指使的","袁氏之暗杀宋教仁,并不简单是为了清除政敌,而是表明袁世凯与宋教仁之间,在组成全国政府的观点上有着根本的分歧。"[9]

各家论说,基本上将凶案的主使者指向袁世凯。但在上述论著中,关于刺宋一案,并没有对本案细节进行反复的辨析,其结论还有待进一步的论证。历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同时也是被不断地重复而加强,后来获胜者夺得历史书写权力、正邪对立模式的思维习惯、对于帮会与军阀的厌恶,都在不断加强对宋案本身判断的引导。

宋案从发生至今,各种说法纷纭,已成百年悬案[10]。本文通过对于与宋案相关人员的分析、往来密电的反复考证之后认为,宋教仁遇刺,袁世凯政府难辞其咎,甚至是有力的推动者。但就具体到个人,赵秉钧与袁世凯是否直接指使暗杀,难有直接的史料有力证明。

宋教仁像

1、宋教仁之死

1913年3月20日晚,宋教仁从上海赴京。这一年年初,国民党在国会选举中大获全胜。宋教仁时任国民党代理代理理事长,如不出意外,将北上组阁,成政府总理。时年,有十年老资格革命党人宋教仁年仅三十一岁,正处而立之年,组责任内阁之夙愿得遂,正指点江山,意气风发。十余天前,宋氏登杭州之南高峰,看钱江潮起潮流,作诗言志,舒胸中之意,称此时之心态,似"竞上高峰","欲挽强弓"以成政治伟业。

晚十时许,宋教仁与送行的人抵达沪宁车站。车站有专为议员而设的接待室,宋教仁与送行者在接待室中休息。10点40分,一送行人吴仲华来告,请宋教仁上车。吴仲华先行,依次是拓鲁生、黄兴、陈劲宣、宋教仁、廖仲恺等,鱼贯而行。走至车站入口的剪票处,宋伸手去取收票员剪过的车票,突然想起了一声沉闷的枪声,击中宋教仁腰部。随后又响起两声清利的枪响,显然没有再击中人。

按照于右任的回忆,此时他正在议员接待室与友人叙话,见接待室中不见宋教仁与黄兴,以为二人已上火车,忽然听见枪声,知有异变,急忙往前查看,见宋教仁倚靠在检票口的铁栅旁。宋教仁痛苦已极,口呼叫"吾中枪矣"。于右任、黄兴等一面安排追捕凶手,一面派人借汽车,送宋教仁前往沪宁铁路医院。而当时诸人欲先护持宋教仁,而车站警察也不知去向,凶手竟扬长而去。

一位目击者后来向警署报告称,枪手"身材矮小,着黑色军衣"当时目击者称,凶手开第一枪命中宋教仁之后,即匍匐于地,随后左右连开两枪,用意为吓唬追捕之人。

另一位目击者当时看到一人在地上爬起来,从月台往外狂奔,中间连跌两次,终于消失在车站,该目击者还注意到,当时车站没有巡警,并且案发前一直在水果摊前的两个男子,也神秘消失。

于右任送宋教仁至医院后,因医生不在,只能将宋安置在别室。宋教仁痛极,强将于右任拉到胸前,称:

"吾痛甚,殆将不起,今以三事奉告:(一)所有在南京、北京及东京寄存之书籍,悉捐入南京图书馆。(二)我本寒家,老母尚在,如我死后,请克强与公及诸故人为我照料。(三)诸公皆当勉力进行,勿以我为念,而放弃责任心。我为调和南北事费尽心力,造谣者及人民知原委,每多误解,我受痛苦也是应当,死亦何悔?"[11]

 

于右任颔首应允。

宋教仁伤在右腰骨偏出处,等到医生到医院检查后即动手术,十二时三十分,取出子弹。子弹形状尖小,为六寸勃朗宁手枪子弹。宋教仁受弹处流血不多,但因为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