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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丸山昇:通过鲁迅的眼睛回顾20 世纪的“革命文学”和“社会主义”
    文学 2010/03/18 | 阅读: 2093
    现在搁在我们面前的题是相当大的。直接的对象是20 - 30 年代的"革命文学",但"革命文学"也就是革命运动即社会主义运动的一部分。20 世纪是历史上第一次的"社会主义"社会、国家出现了,而其大部分崩坏、解体了的世纪。现在世界上不少人认为:社会主义不过是一时的梦,"革命文学"也是一时的梦,没有再探讨的价值。但我不这么想,而且有些人趁着这气氛赞美、歌颂现在的情势主张,人本是利己的动物,以利益为目的的社会就是最适合于人、能顺利地引出人之力量的社会;重视"平等",以"平等"为目标的想法不过是阻碍社会发展的"保守"力量。然而,看这些潮流,听这些意见,我就想起鲁迅鼓励许广平的一句话:"世界岂真不过如此而已么? 我还要反抗,试他一试?"诚然,20 世纪的20 - 30 年代,包括当时有最高智力的人们在内的不少人心怀的希望和憧憬里也含有过大的希望甚至于幻想的成分,那是后来数十年的历史残酷地证明的。但从20、30 年代到20 世纪末,经过了70 - 80年的时间,我想如果历史上的一切现象都经过半世纪以上才能表示其本性,那么半世纪以后,什么世界等着人类,现在不能知道。当然我不是单纯的"未来不可知论"者,更不是"光明黑暗交代论"者。如果靠着那样的想法,那就不过是一种"精神胜利法"。我要主张的不过是:现在的资本主义社会(一方面生产力发展,但别的一方面财富集中于少数的人,贫富隔差日益扩大,把社会分为"强者"与"弱者"、"胜利者"与"失败者"那样的社会) 决不是(和不能是) 最近于人类理想的社会。我相信人类的智慧不那么微薄。当然,我也承认只相信人类的智慧是无力的,现在我们要做的是冷静且大胆地检讨20 世纪社会主义的弱点和失败的原因。我以为这原因不仅是政治上的,还有理论上、理想上等等复杂的原因。当然把这些问题一下子解决是不可能的。我今天要考虑的只是从文学的方面,尤其是文学运动、文学理论中看得见的思考倾向、思想方法。我认为:这些问题是整个问题之很小一部分,但至少那含有接近整个问题的线索。作为具体的对象,要重新想一想鲁迅。为什么现在再一次提出来鲁迅? 因为我认为:在中国和日本我们都一直重视鲁迅,然而还有点没学完的方面。鲁迅在他生平的"后面",容纳了马克思主义,这种说法是众所周知的,我也写过,基本上同意于这种想法。但是,我常常也说,鲁迅把马克思主义的什么方面容纳? 他的后期思想有没有什么特色? 如果有,那是什么特色?这些问题,还没有得到充分的阐明,特别是文化界的"左倾"想法越来越强,甚至于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发展的工作是党中央的任务,不是一般的学者、研究人员的任务这样的想法也扩大了以后,连提起鲁迅的思维方法有没有个人特色的问题的本身,也被看做有点敏感的性质的气氛都出来了。(这种气氛在日本也有,虽然程度上有差异)这次我想把鲁迅的关于"革命文学"的几句言论重新读起来,谈一谈他言论的特色。1.  关于"左翼文学"之历史意义的评价:资料1 - 2 (以下的原文都本来周知,不必引用,但这次讨论会记录的读者不一定是专家,为了他们的方便,只把特别必要的部分在别纸印作资料) 这3 种是表示鲁迅对"左翼文学"的基本评价。A - 1 从开头到" --这战叫和劳苦大众自己的反叛的叫声一样地使统治者恐怖"一文,明晰和的确指出了中国"左翼文学"之特色和"知识的青年们"在中国现代史、现代文学史里的作用和意义。但经过了"文革"后,随着批判"左倾"的气氛增大,把鲁迅看做"偏激"的看法也出来了。一部分人把资料2 中的"现在,在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文艺运动,其实就是唯一的文艺运动"的一文解释为鲁迅无视或者轻视"左翼文学"以外的文学的表现。我不能同意这种见解,我以为,关于这句话,必要考虑这是座谈会上该报告所附资料。以下均同。两个方面:第一,鲁迅接着这么说:"因为这乃是荒野中的萌芽,除此以外,中国已经毫无其他文艺"。鲁迅在这里要说的是统治势力对他们的镇压就是压杀中国文学的难得宝贵的年青的力量。这一文是鲁迅对统治势力的愤怒和对被杀的年青文学者的悲伤之表现。资料3 是很有意思的资料,对斯诺提出的第三问,中国现代文学最优秀的作家和诗人是谁,鲁迅作家里跟茅盾、丁玲他们一起,举出了沈从文,诗人里举出了冰心、胡适、郭沫若。可见鲁迅并没有无视左派以外的作家、诗人。这篇文章还有一句值得注意的地方,就是A - 3 下方3 行"就本质而言,文艺复兴和提倡白话文的运动,从一开始就是具有左翼倾向的运动"。鲁迅所谓的"左翼倾向"不是由创造社、太阳社的主张才出现的,而是五四文学革命早已具有的。换句话说:鲁迅的"左翼倾向"的范围比后来的一般的用法广一点。我认为鲁迅这样用法,也有道理。有兴趣的是,日本左翼作家宫本百合子也在她的一篇评论题为"春桃"(读了包括许地山的《春桃》在内的日译中国短篇集,小田岳夫编《现代支那文学杰作集》(1941. 7 春阳堂书店) 的感想里写道:"(这些短篇小说) 都继承了鲁迅以来的'对人民的生活的一种似乎民粹派的传统'。"在这里,宫本把"民粹派"这个词用为赞词,她的看法和鲁迅的看法之间有共通的因素。2.  鲁迅关于"左翼文学"的发言:这种发言很多,只就有代表性的几句谈一谈。资料B - 1 和2 ,都是反对"为宣传的文学",但同时,他也说:发抒作者自己的意见,结果带着宣传气味了的伊孛生等辈的作品,我看了倒并不发烦。乍一看,他这个意见好像是太当然的,本来不用说的问题。这个问题,可能是"作者的意图或者动机与作品的艺术性之间的矛盾"这个广大问题的一部分,几乎永远不能解决的问题。但对于"文学"家,这个问题一直是不能忽视的问题。那是为什么呢?"左翼文学"家大多往往有比较强力的使命感,也可以说是原因之一个。"左翼"本来是以改革为目的的,所以作为文学家,也想尽可能明白地表现他(或者她) 的动机。加之,这样的倾向是越来越厉害。在苏联,在中国,在日本等诸国,虽然各有各国的差异", 左翼文学"家的要求都有几乎一样的倾向。在现在看来,鲁迅到了加入左联之后,还保持着资料B - 6 的见解,是值得注目的。他虽然附上若干的希望、劝诫,也明确地指出:"我想,两位可以各就自己现在能写的题材,动手来写的。"年青的沙汀和艾芜与鲁迅的关系使我们日本人联想小林多喜二和志贺直哉的关系。但时间和篇幅有制约,关于这个问题不能不从略,简单地说,白桦派的作家志贺直哉信赖左翼文学作家小林多喜二而劝诫他说"有主人的文学是不好"。当时日本的有些"左翼"里骂志贺说"小资产阶级作家",小林却并没有反驳,继续保持对志贺的尊敬。志贺听了小林被特高警察虐杀的消息,也在日记里写愤激之语和"忽然觉得他们的意图可能实现"。我想,关于详细,最好是如果以后有时间,请祖父江先生谈一谈。志贺反对"有主人的文学",鲁迅否定"为宣传的文学"。虽然这两句话的意思不一定完全一样,但是都认为从作者的内面自然地喷出才是有价值的文学这一点,他们是一致的。我重视这一点的理由是因为在中国(在日本也是) 的"左翼"里,把这种意见看成"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的倾向强大,作品和作家内面有没有必然的关系的问题往往被忽视了,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我的看法就是这样(问题复杂,请容许我简单化一点说) :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往往认为,一切思想都有阶级性,对各种现象的价值判断是被阶级性决定,在作为未来的阶级的无产阶级来看,认真的描写和宣传之间不会有矛盾。换句话说,在无产阶级来看,那些矛盾已经"扬弃"了。这样的想法之基础有对"马克思主义"的"体系"的信赖。日本的思想史家丸山真男曾经指出:日本的知识界由马克思主义头一次学习了一种新的课题和解决这个课题的方法:就是要把握社会的现实时,不仅具体地把握现实世界的各个方面(例如政治、经济、思想等等) ,还要学习各个方面互相的关联,综合地考察整个现实的方法。马克思主义保有的"体系性"助长了这些倾向。(为了节省篇幅,不敢翻译原文,引用者节译了。如果和原文不一致,责任在引用者。)以上是关于日本的思想情况的解释,中国的思想情况和日本并不一样。但在中国,有比在日本容易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条件。那就是对苏联的印象的差异。苏联是打倒沙皇,否定帝制的结果产生的国家。在日本,明治维新以后从一直受过天皇制教育的一般国民来看,十月革命带来的印象是可怕的。在中国,情况不一样。"革命"这个词本来没有不好的印象,即使不能说完全没有,至少和日本的群众保有的警惕,有较大的差异。而且,中国是刚刚打倒清朝成立的"民国"。建国后不久苏联政府宣布把沙皇俄国从清朝夺取的诸权益归还这个事实,又给中国国民以很强的印象。加之,"革命文学"这个词登场提出来的20 年代,正是承继孙文提起的"三大政策"开始的"国民革命"时期,这个词意味着"国民革命的文学"。尤其是积极参加国民革命的年青文学家把作为苏联之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看做理想的思想、辉煌的理论也是有道理的。这么看来,可见虽然日中思想情况有不小的差异,两国的年青知识人却共通地把马克思主义看成为几乎完成的思想、理论体系,应该一个劲儿学习的对象,其理解往往是公式的、机械的,也是难免的。在那样的思想气氛里生活的他们,很可能觉得: 鲁迅所说的"为宣传的文学是无力的"这种话才是无力的,没有正中要点的话。在当时的他们看来,"宣传"就是宝贵真理的传达,对民众的启蒙。马克思主义在文化领域还没有充分详细的理论,是他们想也想不到的事情。鲁迅(志贺也是) 所提出的问题可能是关于文学怎么能影响人的精神,文学里的什么成分有能动人的力量这个复杂微妙的问题。在现在谁也不能简单地回答的问题。虽然如此,当时年青的"马克思主义革命作家"们以为这个问题已经旧了,详细地研究、考虑是不必的而走过了。其实,鲁迅自己已提出了对这个问题的线索,虽然用间接、若无其事的方法。那就是资料B - 4 (11/ 14) 。知道叶永蓁的人近来几乎没有。《小小十年》也比较难找。到了1985 年才出版了包括这篇小说在内的《鲁迅作序跋的著作选辑》,比较容易读到了,但关于细节,现在从略。资料B - 4 特别值得注目的是引用的冒头的4 行和从第8 行到第10行。他说:"他描出了背着传统,又为世界思潮所激荡的一部分的青年的心,逐渐写来,并无遮瞒,也不装点,虽然间或有若干辩解,而这些辩解, 却又正是脱出了自己的衣裳。"(11/ 15) 乍看,可能有些人以为:这句话只是关于文章表现上的问题,但把下文读下来,我们又能知道那不只是文章表现的问题,正是思想上的态度问题。鲁迅从别的方面又指出了"左翼文学"往往显示的弱点。资料B - 5 ,他说"中国的有口号而无随同的实证者,我想,那病根并不在'以文艺为阶级斗争的武器',而在'借阶级斗争为文艺的武器'--批评家又但将辩护当作'清算',就是,请文学坐在'阶级斗争'的掩护之下,于是文学自己倒不必着力,因而于文学和斗争两方面都少关系了"。老实说,我一直认为:鲁迅劝诫的这个问题即"请文学坐在'阶级斗争'的掩护之下"就是其后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没有充分地继承的部分。这篇评论的题目是"'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也容易引导读者之关心到鲁迅反驳梁实秋否定文学有阶级性的方面,所以读者大都放过了鲁迅这句话的意义,也有理由。但从别的一面来看,读者的关心倾向于文学的"阶级性"问题,那本身表示他们的关心主要是集中于"马克思主义者"应该怎么看文学这个问题,换句话说,他们往往想:已经有完美的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就是学习的对象,照那体系的指示来思考是好"马克思主义者"的标识。他们往往以为:鲁迅所说的"着力"之内容,不过是文章表现等等的技术。其实鲁迅指出的中心不在那里,而在文学者应该着力的是他叫自己的眼睛更正确、更深刻、更敏锐。诚然,鲁迅也常常说为革命文学要"革命人",但同时,他也再三指出了革命人是难得的,不是自己以为就能成的。例如,他说:"从这一阶级到那一阶级去,自然是能有的事,但最好是意识如何,便一一直说,使大众看去,为仇为友,了了分明。"(《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1929. 4,《三闲集》,《全集》第4 卷第136 页) 经过了"三反五反"及其他的思想运动的人往往把这句话跟群众大会上的"坦白"的光景接合起来,但鲁迅指出的作家所写的内容的问题,也就是那是否从他的内面冒出的问题。篇幅和时间的余裕已经不多了。最后我想,这样看来之后对20 世纪的包括"革命文学"在内的社会主义的一些初步的思考谈一谈。第一,要再一次确认:世界上没有完美无缺,而不变的真理是不存在的。就此,已经有不少的指摘,原来"辩证法"就是这样,也有"怎样的真理也被一步夸张时,就转为反对物"的话,但20 世纪的实际历史上,认真的"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充分重视马克思主义也有未解决的问题的例子是不少的,特别是关于文学艺术等等文化问题,这样的倾向很强。我想,在这一点,鲁迅的态度有很深的参考价值。第二,要正确认识历史的意义时,需要长的时间尺度。关于这一点,我想看一看鲁迅和瞿秋白的论争。资料B - 7《关于翻译的通信》就是例子。瞿秋白和鲁迅的互相信赖与尊敬的事实是被称为"革命的友谊"而很有名的。但我读了这次通信,感兴趣的倒是他们两个人之中的不一致或者对立。他们都主张在中国必要更新的现代言语,但是瞿秋白主张:"我们所要求的是:绝对的正确和绝对的白话。"鲁迅不赞成瞿秋白,说:"我们的译书,还不能这样简单。"他这样主张的根据是中国还有文化水平上和地域上的很大差异的事实。他又说:"什么人全都懂的书,现在是不会有的。"这分歧是从哪里来的? 一个原因是他们的年龄之差。瞿秋白是1899 年生的,比鲁迅年轻18 年,几乎一世代的差。一般的说,年轻人对于理论喜欢彻底,对于事情喜欢变化、发展得快;虽然如此,另一个,有更强的力量的大概是对历史是急速地发展这种思想的确信。鲁迅倒知道为了变革中国,有很多、很大的困难。他不能相信中国的历史的发展能像瞿秋白所说那么快。从别的方面来说,瞿秋白作为年青"马克思主义者"希望和确信"普洛列塔里亚"的胜利快来。鲁迅虽然在一方面承认未来社会之指导力量是"普洛列塔里亚",但经常从中国文化(包括社会的习惯、想法等在内) 整个儿地变革进行思考的他,不能相信历史的发展像瞿秋白说的那么快。乍看,这个变异好像是"马克思主义者"瞿秋白和还没有完全受容"马克思主义"的鲁迅的差异,可是,如果"革命"不只是夺取政权,还要变革整个文化的话,可以说鲁迅的思考方法比瞿秋白还全面、深刻。至于关于这些问题,看过20 世纪后半的历史的人,以为鲁迅比瞿秋白还正确地认识中国的现实也有道理。最后就我刚才说的看历史时必要的时间尺度,想做一点补充。我在开头也写过,20世纪末以来,把世界的广大人民引导于对社会主义的失望和对资本主义的赞美的气氛。然而如果20 - 30 年代的看法包括不少的幻想的话,现在,就是20 世纪末刚刚出来的这种看法,也可能是一种幻想。我想,这不只是个人的希望,而是对人类的进步的确信。从法国革命以来,在经过了200 年以上的历史之中获得,成长过来的人类的权利意识和对"平等"的要求,不会是那么脆弱。〔据录音整理,未经作者本人审阅〕 
  2. 钱仁平:郭文景--其人·其乐·其“戏”
    音乐 2008/03/24 | 阅读: 2093
    郭文景的成功过程,是我理想中造就优秀作曲家的最佳途径之一,尽管这个过程可能连郭文景本人也是始料不及的。首先是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在我看来有三类“环境”最有可能孕育出优秀的艺术家及其精彩的作品:其一是极端严峻、恶劣的自然环境----所谓苦中作“乐”,典型的例子是常年白雪覆盖的俄罗斯;其二是非常优雅舒适的生活环境----所谓无事生“非”,典型的例子是19、20世纪之交的法国;其三是忧心忡忡的社会环境,典型的例子是“二战”之前的欧洲。郭文景可能属于第一种,他生于、长于四川重庆,属于李白们吟颂过“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船工们呼号出豪气冲天的川江号子的地域。
  3. 张慧瑜:"打开锈住的记忆"--《钢的琴》说出的和没有说出的故事
    影视 2012/02/23 | 阅读: 2092
    如果说《大工匠》、《钢的琴》多少唤起了人们对于消逝的工人阶级生活的怀旧和惋惜,那么这些与工人阶级有关的叙述没有说出或无法说出的故事是,另外一个与工人阶级衰落密切相关但又在这种叙述中完全"不可见"的群体就是农民工。
  4. 索南卓玛:国内外研究《格萨尔》状况概述
    文学 2010/04/06 | 阅读: 2092
    一、国外研究状况  我同意那一句话:越是民族的,越是国际性的。《格萨尔》史诗虽然产生于青藏高原,但是它以独特的魅力,早已在许多国家的文苑中竞相开放,为世界人民所喜爱。早在1776年和1883年,俄国学者帕拉斯和帕塔宁,就分别在《在俄国奇异的地方旅行》和《中国的唐古特——西藏地区蒙古西北散记》两部著作中,把蒙文版《格萨尔》和藏文版《格萨尔》介绍到欧洲,并出版了俄文译本。此后,国外学者像蜜蜂采蜜一样纷纷到中国来采风、考察、搜集《格萨尔》史诗。现在,俄罗斯、德国、英国、美国、法国、蒙古、印度等20多个国家都有一批专家学者在研究《格萨尔》。涌现出帕拉斯(俄国)、帕塔宁(俄国)、弗兰克(德国)、达维·尼尔(法国)、石泰安(法国)、策·达木丁苏伦(蒙古)等一批著名的研究专家。  明宗祯三年(1630年),有人根据一个青海说书人的叙述,把部分《格萨尔》的内容译为蒙文版的《英雄格斯尔可汗》,于清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在北京出版后,外国学者才有机会接触到了这一史诗,从此逐渐引起了外国学者对这一史诗的关注和兴趣。他们的研究是从蒙文本人手的。  据考证,国外第一个研究《格萨尔》的学者,当数俄国学者帕拉斯,他曾于1776年首先在《蒙古历史文献的收集》(圣彼得堡版)一书中介绍了《格萨尔》,论述了史诗的演唱形式和与史诗有关的经文,并对史诗的主人公格萨尔作了评述。从此以后,国外研究《格萨尔》史诗的帷幕渐渐拉开,带动了许多有识之士投入到这个行列。  1871年,英国旅行家沙乌在伦敦出版的《高鞑靼、叶克羌和喀什噶尔访问记》一书中,对《格萨尔》作了评介,并第一次提到了“格萨尔是罗马康斯坦丁堡的恺撒大帝在东方的名字”这样一个观点。这些可能是迄今为止我们所知道的国外最早研究《格萨尔》的文章。  在这以前,外国学者评介、研究的,主要是蒙文本《格萨尔》,到了19世纪末叶,外国人才开始注意到藏文本《格萨尔》。  1879年和1881年,印度人达斯先后两次闯入我国的西藏地方,搜集了《格萨尔》等大批藏文资料和文物。从1867~1885年,沙俄军官普尔热瓦尔斯基曾先后4次到我国的内蒙、新疆、甘肃、青海、西藏等地进行所谓的“探险”。1884年8月,他到青海省玛多县的黄河源头,在那里获得了一些《格萨尔》的手抄本。1876~1899年的23年当中,沙俄军官帕塔宁曾先后5次到我国的西藏、青海藏区进行了所谓的“探险”,获取了一些藏文本《格萨尔》资料,回国后发表了许多关于《格萨尔》的文章。  随着蒙文本和藏文本《格萨尔》的陆续翻译和出版,国外《格萨尔》研究工作也逐步得到了发展。据不完全统计,到2003年为止,国外发表的涉及研究《格萨尔》的论文有近300篇;还有包括1931年巴黎出版的法国女学者达维 ·尼尔的《岭·格萨尔超人的一生》、1957年莫斯科出版的蒙古人民共和国策·达木丁苏伦的《论(格萨尔王传)的历史源流》和1959年巴黎出版的法国石泰安的《藏族格萨尔王传与演唱艺人研究》等几部专著。  此外,由不丹王国国家图书馆主持,用藏文出版了37部(一说为27部,一说为40部)《格萨尔》,还专门聘请了法国《格萨尔》研究专家石泰安为《格萨尔》写导言。这是迄今为止国外规模最大的一次《格萨尔》出版工作。  国外对《格萨尔》的研究,虽然有200多年的历史。但因缺乏原始文献资料,又受到不能进行实地考察的局限,特别是缺少同民间艺人的密切联系,对深入研究《格萨尔》有诸多不便,所以研究进度缓慢。虽然涉及的范围较广,但是主要限于一般的介绍和评论,所介绍的内容也很少,只是部分章节,有的则是简单的内容提要,只说明了在我国的藏族地区和蒙古族地区有一部《格萨尔》史诗。  国外对《格萨尔》的研究各有自己的特点,取得的成就也不尽相同。根据我国学者降边嘉措先生的分类,将其分为东方学派和西方学派两大类。  这里说的东方是指前苏联、蒙古人民共和国和东欧各国。十月革命后,前苏联对《格萨尔》的研究十分重视,据有关材料介绍,在列宁格勒原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收藏了许多藏文、蒙文手抄本。在莫斯科和其他一些地方的研究机构中,也收藏了不少《格萨尔》的资料。  在东方学派中,对《格萨尔》进行广泛深入研究,并取得重大成果的,要算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学者,其中的佼佼者又要首推策·达木丁苏伦。从某种意义上讲,他的研究成果,可以代表整个东方学派的水平。他精通蒙文、俄文,也懂藏文,他利用这得天独厚的条件,于1957年在莫斯科用俄文出版了研究《格萨尔》的专著《论(格萨尔王传)的历史源流》,它不仅是苏伦研究《格萨尔》的代表作,也比较集中地反映了这一时期东方学派的研究水平和最新成果。他在该书中对史诗的主人公格萨尔作了比较详细的考证。同时对民间流传的关于格萨尔的各种传说,作了比较详细的分析和探讨。作者力图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格萨尔》的主题思想和社会意义,着重阐述了它的人民性。他研究《格萨尔》不是靠第二、三手资料,而是直接阅读蒙文和藏文原文,还广泛涉猎了有关汉文资料,专门写了一篇《中国史书中的格萨尔》,对史诗中描述的历史事实和格萨尔活动的地域,作了一些考证,并对蒙、藏《格萨尔》进行了比较研究,分析了它们的异同和相互关系。  西方对《格萨尔》的研究要晚于东方,但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有较大发展,而在50年代之后,进入了它的全盛时期,在某些方面显得比东方学派更为活跃。在西方学派中,有两个人特别值得关注,一位是法国女学者亚历山大·达维·尼尔,另一位是法国藏学家、东方学专家石泰安教授。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两个人的研究工作,代表了西方学派的研究成果和学术水平。  亚历山大·达维·尼尔,曾在上个世纪20年代对史诗发生兴趣,当时她年仅18岁,为了获得史诗《格萨尔》的资料,从巴黎专程来到中国,在四川康区住了很长时间。她学藏语文,穿藏服,从民间艺人的口述中记录了一部分《格萨尔》,返回巴黎整理后译为法文,于1931年首次在巴黎出版。她后来又到康区住了10多年,到过传说是格萨尔故乡的德格和邓柯地区,并访问过自称是格萨尔后代的岭仓土司,从民间搜集到了《格萨尔王传—姜岭之战》的藏文手抄本,长达648页。这一珍贵的资料,至今流落法国。与此同时,在一位名叫云登的喇嘛的帮助下,她直接听艺人说唱《格萨尔》,并记录整理,同时收集了一些手抄本和木刻本。她的可贵之处是能够直接深入到史诗流传最广的地区,与喜爱史诗的藏族群众接触,与说唱艺人接触,能够得到鲜活的第一手资料,这样就不同于仅凭文字材料的研究者。她回国后,将她收集的资料,包括手抄本、木刻本和直接记录整理的艺人说唱本,综合整理成一本格萨尔故事,题为《岭·格萨尔超人的一生》,在巴黎用法文出版。她在该书的前面写了一个很长的序,叙述了她搜集整理的经过,也谈了她对史诗的认识和评价。尽管此书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之处,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是一部比较详细地向西方介绍《格萨尔》的书。不少西方人士是通过这本书才知道《格萨尔》,并引起了他们研究藏族史诗的兴趣。  石泰安教授是当代西方著名的藏学家,法籍德国人。他也曾深入原西康省的德格、邓柯地区考察,得到了各种版本的《格萨尔》,并访问了一些艺人。1956年,他在巴黎出版了《藏族格萨尔王传》,这是他根据搜集到的各种版本用散文编写的一部缩写本。1958年,他发表了《格萨尔生平的藏族画卷》一书,比较系统地介绍了有关格萨尔的卷轴画。1959年出版了《格萨尔王传研究》。由于《格萨尔》过去没有定本,也没有人作过比较详尽的整理和研究,当时在欧洲,他的这三本书引起了许多东方学研究者的普遍关注。  1959年,他又出版了《藏族格萨尔王传与说唱艺人研究》一书。这是一部比较系统地论述《格萨尔》及其说唱艺人的著作。他旁征博引,立足于藏文资料,从历史文献、民族文物等方面,探讨了这部史诗形成的各种因素。内容比较丰富,可以看作是西方各国关于《格萨尔》研究的一个总结。  石泰安教授长期从事《格萨尔》研究,对向西方国家介绍这部伟大史诗,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他对藏族的历史、文学、艺术、语言、宗教、天文历算都有广泛的兴趣,并作了一定的研究,发表了大量论著。他以渊博的知识作基础,从藏族的历史、民族文物、历史文献、社会风情和宗教信仰等不同领域,对构成《格萨尔》的各种因素作了探讨,这种研究方法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  其次,法国巴黎大学高等学术研究院第四部(即历史与语言学专业)的藏学家艾尔费女士的《藏族格萨尔王传的歌曲》一书,开创了国外《格萨尔》音乐研究的先河,她根据8位藏族艺人的录音资料,对格萨尔的歌曲进行文体、诗律、曲调及与其他文化关系等方面的分析研究。对于我们研究史诗的音乐和语言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开拓了《格萨尔》音乐研究的新领域。国外对《格萨尔》史诗的研究,首先很重视资料的收集工作,他们将史诗的各种版本,包括口头记录本、手抄本、木刻本及各种文字的版本都收集起来,大量地占有原始资料,这就为史诗的研究奠定了详实的资料基础。概括起来,东方学派比较注重研究《格萨尔》的主题思想,阐述它的人民性和民主性,以及研究史诗所塑造的艺术典型及其社会意义。他们还特别致力于蒙、藏《格萨尔》的源流关系以及史诗在蒙古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的研究。而西方学派更多地注重史诗的学术研究价值和认识作用,充分注意了民间文学的多功能性。他们把对《格萨尔》的研究,作为整个藏学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  由于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国外从事《格萨尔》研究的人,眼界比较开阔、研究方法比较科学、研究手段也比较先进。他们能够从历史发展的长河,从广阔的文化背景着眼,多角度、多侧面地进行研究,路子比较多、领域比较宽,而不是简单的就事论事。因此,成果比较显著。  然而,国外对史诗的了解是有限的,他们所掌握的资料,尽管比较丰富,但总的看来只不过是整部《格萨尔》里很少的一部分。到目前为止,也没有一部较好的译文本。因此不免有些肤浅,缺少深度,有时还有猎奇、牵强附会以及想当然的现象。但值得一提的是,仅就他们使《格萨尔》作为民间文学的信息,飞越国境,传向世界,从而帮助西方人改变只有希腊才出现完备的史诗,只有《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才算史诗的偏见而言,就是不简单的。同时,经过他们的手笔,使先前不为学人重视的《格萨尔》史诗,今天昂然登上了国际性的学术论坛,成为持久的议题,他们更有不可埋没的功劳。    二、国内研究状况  据考证,国内的《格萨尔》研究,早在400多年前就受到了藏族学者的关注。以觉囊达拉那塔、松巴益喜班觉(1704~1788年)、第六世班禅罗桑贝丹益喜、章嘉若必多杰(1717~1786年)、宦芒班智达、第五世达赖阿旺罗桑嘉措等为代表的藏族学者,在《关于格萨尔的问答集》、《安多政教史》、《朗氏家谱灵犀宝卷》等著作中对格萨尔的生平年代、出生地点、世袭血统以及格萨尔是否为历史人物和对一些有关地域进行了考证性的研究。他们的努力奠定了《格萨尔》研究的基础,为后人从事《格萨尔》研究起到了启蒙作用。但是,藏族学者对《格萨尔》的研究,由于交通闭塞和语言的局限性,对外文化交流工作做得不尽人意,因此很少为外界所知,也未能在其他兄弟民族中产生影响,更不用说在国外。然而在国内,研究史诗的历史比国外早近200年。  就我国而言,最早向其他兄弟民族读者介绍《格萨尔》史诗的大概要算任乃强先生。任先生系四川大学教授,著名的藏学家,主要研究康区的社会历史。他在20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到康区实地调查时发现《格萨尔》深受广大群众的青睐,有似《三国演义》在汉族社会中的影响力。他在康区进行了长时间的调查研究后,回到成都撰写了两篇文章,即《藏三国的初步介绍》和《关于藏三国》,分别发表在1944年的《边政公论》第4卷第4、5、6合期上和1947年9月的《康藏研究月刊》第12期上。在这两篇文章中,任先生分6个问题,对所谓的“藏三国”即《格萨尔》的流传情况、卷帙概况、艺术特色等作了介绍,对史诗的主人公格萨尔与历史人物的关系也作了一番考证。关于史诗的部数,任先生根据当地有关人士的介绍,说共有25部,并列了篇名,讲了内容提要。  继任先生之后,一些汉族学者,如彭公侯、陈宗祥、李安宅、马长寿、何建熏、韩儒林、刘立千先生等也写过文章,对《格萨尔》作了介绍。他们还翻译介绍了国外研究《格萨尔》的论著,如陈宗祥、彭公侯先生将任先生从国外搜集到的拉达克等英文本翻译成中文,陈、彭二位还将达维?尼尔的《岭?格萨尔超人的一生》翻译成汉文,成为我国最早的《格萨尔》外文译著。之后,又翻译了弗兰克的《藏三国本事》和西德瓦尔特·海西希的《论格萨尔史诗的一致性》。刘立千先生曾在解放前夕,将岭苍土司家藏木刻本《天界篇》、《英雄诞生》、《赛马称王》翻译成汉文。从这些零零碎碎的文章中,人们对《格萨尔》有了朦胧的认识。30~40年代,我们的祖国正处于黑暗时代,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连自己的温饱问题都解决不了,因而对这部史诗没能引起国家和学术单位的注意。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和热情关怀下,我国的《格萨尔》研究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先后出现过三个高峰:  (一)20世纪50~60年代  在此期间,仅青海省就组织了200多人的普查队,在史诗流传的主要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普查和抢救工作,不少人为此付出了艰辛的劳动。截至1964年,青海省累计搜集到的藏文手抄本、木刻本达28部74种之多。同时相关机构还不失时机地广泛发动和组织各种社会力量,将搜集到的全部藏文资料译成了汉文,并铅印成资料本,约1300多万字,百万诗行。  有了初步的资料之后,有些学者就《格萨尔》的主要内容、流传地区、部数、版本等方面的情况写了一些调查报告、论文等,对史诗的有关问题作了初步的介绍和探讨。这些资料,既是对史诗的一个很好的宣传,又为开展搜集整理工作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对推动《格萨尔》工作的深入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962年2月,青海省率先出版了由著名学者桑热嘉措、才旦夏茸、古嘉赛、吉合洛、欧旺群培等整理编辑的藏文版《霍岭大战》上册。不久,上海文艺出版社又正式出版了青海省学者翻译的汉译本《霍岭大战》上册(即霍尔入侵之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艺报》、《民族画报》及《青海日报》等大型报刊发表了介绍文章,并配发了图片,引起了国内外的强烈反响。从此,《格萨尔》史诗的部本在国内有了正式出版物。  (二)1979~1990年  民间艺人是来自人民的艺术家,通过他们保存下来的口头作品,是民族文化的宝贵财富。80年代初起,各省区组织力量,深入农牧区,对说唱艺人进行了大规模的普查、寻访工作,发现了许多优秀的艺人,如玉梅、才让旺堆、格日尖参等,并开始录音整理他们的说唱部本。  这个时期,也是《格萨尔》翻译史上的繁荣时期。现在我们所见到的汉译本,大部分是在这个时期翻译的。其中最主要的代表人物是原西北民族学院教授、老一辈著名的藏学家王沂暖先生。早在20世纪50年代,他同艺人华甲合作翻译了《格萨尔王传—贵德分章本》,它是最古老、最原始的史诗版本,是一难得的珍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他潜心从事翻译工作,将《降伏妖魔之部》、《花岭诞生之部》、《分大食牛》、《降伏妖魔》、《卡且玉宗》等《格萨尔》部本翻译成汉文,目前已出版了14部,为《格萨尔》在更大范围内传播,吸引更多的人欣赏、研究它创造了条件,在《格萨尔》翻译史上立下了汗马功劳。  1986年12月由降边嘉措撰写的我国第一部《格萨尔》研究专著《格萨尔初探》出问世。该书对史诗理论、史诗研究、《格萨尔》的产生年代、流传与演变、《格萨尔》说唱艺人、《格萨尔》的思想内容、艺术特色、它与宗教的关系、世界上主要史诗在我国的传播情况、我国丰富多采的史诗以及史诗研究的重要意义等方面作了概括性的论述,弥补了我国《格萨尔》研究专著之空白。接着,1989年降边嘉措的又一部力作《(格萨尔)的历史命运》和杨恩洪的《中国少数民族史诗(格萨尔)》等两部专著相继问世。  (三)1991年以来,《格萨尔》研究工作进入了第三个高峰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10多年间,我国的《格萨尔》研究已形成了一支雄厚的研究队伍,从事研究的人员达1000多人。从20世纪90年代起至今,共发表论文700多篇,译文和整理本数部,出版《格萨尔》研究专著10多部、《(格萨尔)研究论文集》12部、国外《(格萨尔)研究译文集》3部、国外《格萨尔》研究专著译本2部,编印《(格萨尔)史诗》资料小辑8本、《(格萨尔)工作通讯》数期,《格萨尔研究》内部资料本5期,以及《中国(格萨尔)》正式出版物1期等。可以说我国的《格萨尔》研究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归纳起来,这一时期主要有以下特点:  1、著作、集成纷呈,且涉及的学科多,研究的问题多。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格萨尔》学界学术成果尤为喜人,出版了10多部研究专著。1999年8月出版的降边嘉措的《(格萨尔)与藏族文化》,论述了《格萨尔》史诗赖以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流传演变、人物、语言等,从藏族文化的结构形态追溯《格萨尔》史诗产生和传播的原因,从多学科的角度论述了《格萨尔》在藏族文化史上的地位和影响。而他的《(格萨尔)论》一书,从对史诗和史诗研究情况的叙述作为开场白,深刻地论述了《格萨尔》史诗流传演变的过程、古代藏民族的图腾崇拜、佛苯之争与《格萨尔》的发展以及对说唱艺人的研究等问题。杨恩洪的《民间诗神——(格萨尔)艺人研究》,从史诗说唱艺术这一综合艺术形式着眼,利用鲜活的第一手资料,多侧面地、立体地论析了它的历史轨迹,寻找史诗说唱艺术发展的轨迹。根据艺人所处的不同地区、传承各异,将其分为神授艺人、掘藏艺人、闻知艺人、吟诵艺人、圆光艺人等几个类型,第一次将《格萨尔》说唱艺人进行了分类,为深化史诗研究、艺术史研究、神秘文化研究都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吴伟的《(格萨尔)人物研究》,是近几年蓬勃兴起的《格萨尔》学研究活动中一项具有创见性和开拓性的新成果。全书共分为两部分。她把第1部分“论《格萨尔》人物的结构、性格和原则”为全书的总论,第一次把《格萨尔》的众多人物理出了一个完整体系。第2部分为8篇人物专论。她选择了统帅奇才、叱咤风云的雄狮大王格萨尔;深谋远虑、德高望重的总管王绒察叉根;不同身世、智勇双全的英雄战将贾察和辛巴梅乳泽;堪称妇女精英的珠牡、噶萨拉姆、阿达拉姆、梅萨;具有特殊性格、特殊本领、特殊作用的晁同和米琼卡德等关键性代表人物。就其在史诗中反映的思想和行为、从内涵到外延、从当时的作用到后世的影响,按照每个人物所处的地位和人们议论较为突出的几个焦点,从纵横两个方面多角度、多层次地进行了更深一层的挖掘,论证了总纲中提出的主要论点。  王兴先的《(格萨尔)论要》,主要论及了史诗的主题、史诗的宗教、史诗的王室与部落、史诗的风俗与习惯、史诗的题材组织、史诗的横向流传等。涉及面虽然不太广,但作者最难能可贵的一点是,在史诗中的岭国英雄、王室和部落章节中,对史诗中究竟有多少部落或邦国同岭国发生战争,以及对各自部落或王室的构成状况作了详细地探讨和分析,从而得出《格萨尔》不是一个世纪的产物的结论。何峰的《(格萨尔)与藏族部落》,作者把《格萨尔》的研究和藏族部落社会制度的研究结合起来,从部落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法律、风俗等方面着力论证了《格萨尔》与古代藏族部落社会间不可分割的渊源关系。从《格萨尔》部落社会的形成及演变中透视了古代藏族部落社会的影子,掌握了藏族原始部落社会的雏形。赵秉理的《(格萨尔)学散论》,旗帜鲜明地批评了历代中外史诗与《格萨尔》研究中的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对某些重大的学术问题,展开争鸣,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再者,从史诗学、政治学、经济学、军事学、民族学、宗教学等多视角、多方位、多层次探讨《格萨尔》的有关问题,为读者提供了许多翔实、珍贵的文献资料。为了记载国内外对《格萨尔》研究这一历史壮举,赵秉理先生花费10多年的时间,全力以赴精心编辑的《(格萨尔)学集成》(第1~5卷)于1990~1998年出版。该集成全面展示了《格萨尔》的研究成果,其中有《格萨尔》工作的主要文件,国内外《格萨尔》研究概况,《格萨尔》研究专家学者小传,近百年来关于《格萨尔》的主要研究论著,等等,被专家称为“研究《格萨尔》史诗的资料宝库”。  角巴东主和恰嘎·旦正合作撰写的《(格萨尔)新探》,以敏捷的逻辑思维、求实的学术风格、超前的研究方法,并运用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对《格萨尔》的历史文化、宗教信仰、民俗习惯、流传区域、古籍史料及《格萨尔》的产生和发展等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用藏文撰写完成,填补了《格萨尔》学领域无藏文专著的空白。而角巴东主的《(格萨尔)疑难新论》,在理论联系实际、充分查阅文献资料、实地调查和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就《格萨尔》学方面遗留的许多疑难问题,如《格萨尔》与宗教的关系、蒙藏《格萨尔》关系,特别是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辨证唯物主义观点、方法,对《格萨尔》神授艺人、伏藏艺人和圆光艺人等进行了比较全面而深入的探讨和剖析,并对《格萨尔》的历史价值、遗物遗迹所反映的人物、事件、宗教观念、语言艺术特色以及各种版本的异同点、国内外的研究历史、现状等作了多学科、多方位、多角度的研究。恰嘎·旦正的《(格萨尔)研究集锦》一书,主要对《格萨尔》中的一些地名、人名和岭国、四方敌国的疆域、地名进行了考证,特别对《格萨尔》文本中反映的家神、地方神、战神以及史诗中藏民族对生态环境的保护等方面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  2、召开高水平的国际性学术研讨会。  随着《格萨尔》史诗研究的大力开展,90年代以来,在四川成都、西藏拉萨、内蒙古的锡林郭勒、甘肃兰州、青海西宁等地成功地召开了五届国际性的《格萨尔》学学术研讨会。综观五届研讨会,有这样一些特点:参加的人数多。来自十几个国家300多位专家、学者分别出席了这五届研讨会;论文选题多涉及面广。分别涉及到《格萨尔》中的人物研究、语言艺术、绘画艺术、音乐艺术、戏剧艺术、民俗文化、最五量产、艺人演唱、婚丧习俗、部落社会、军事问题、图腾崇拜、生态旅游等;研究论文数量多,共收到400多篇。大多数论文既有深度又有广度,用文艺学、文化学、语言学、政治学、经济学、民族学、宗教学等学科进行了研究,开拓了《格萨尔》研究的新领域。  3、一项跨世纪的文化工程——《格萨尔》精选本  的编纂。  当前,《格萨尔》工作发展到了新的阶段,各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是,直到现在,我国仍然没有一套反映史诗原貌和全貌的完整本于。在1983年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上,由我国著名的民间文艺理论家钟敬文、贾芝、马学良教授和王平凡等同志提出:在收集整个理工作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础上,应当编纂出股一套反映史诗原貌和全貌的精选本。之后,这项提议被写入了“六五”规划。经过17年的努力,终在1995年正式立项,并得到国家财政的专项资助,作为中国社科院院级重点科研项目。精选本拟以扎巴老人的说唱本为基本框架,在众多分散的200多部分部本和变异本中择优选粹,同时参考桑珠、才让旺堆、玉梅和其他优秀艺人的说唱本,尽可能地吸收各种唱本和刻本、抄本的优点,计划编纂40卷,每卷约40万字,集中体现我国《格萨尔》研究的最新成果。截至目前,已出版了《英雄诞生》、《赛马称王》、《魔岭大战》、《霍岭大战》(上下册)、《大食财宝宗》、《陀岭之战》、《歇日珊瑚宗》、《杂日药物宗》、《阿扎玛瑙宗》、《卡且松尔石宗》等12卷13本,占计划出版规模的30%。  《格萨尔》精选本被称为中国文学史上的喜马拉雅山,它的问世将是中华民族献给世界文化宝库的一份厚礼。  [参考文献]  [1]赵秉理,《(格萨尔)学集成》[R]:第、卷·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1990。    [2]降边嘉措,《(格萨尔)初探》[M] . 西宁:青海民联出版社,1989:213。  [3]杨恩洪,《国外(格萨尔)研究综述》[A]:赵秉理编,格萨尔学集成,第1卷。
  5. 胡清雅:反服貿運動的美國因素
    社会 2015/08/21 | 阅读: 2092
    台灣人民再次面臨區域性的政經結構的鬆動與轉型,這正是打開反思兩岸關係、乃至於中國近代歷史的契機,也是一個重要考驗,我們是否能在變局中重新認識冷戰、內戰、殖民、新殖民問題,進而通過去殖民,而達到真正「主體化」
  6. 柏蔚林:美国的9个老人改变了延续了一百年的核心政治制度,他们真的有这个权力吗?
    法律 政治 2010/01/25 | 阅读: 2091
    消息传出以后,在美国社会引起了巨大的震荡。因为从此以后,美国的公司团体将被允许在总统和国会选举中,不受限制地任意开支,通过政治广告等多种形式来支持或者反对候选人。总统欧巴马很快表示了对这一决定的强烈反对态度,他高调谴责说,“最高法院为利益集团用金钱来践踏我们的政治大开了绿灯”,“这是大石油公司,华尔街银行和保险公司的胜利。这样他们可以每天在华盛顿列队,用他们的力量来压倒普通美国人的声音”。
  7. 韩立新:日本对MEGA第II部门“《资本论》及其手稿”的编辑
    思想 2010/05/06 | 阅读: 2091
    我们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献绝大多数都是由德文、英文和法文写成的,因此,对MEGA(Marx- Engels Gesamtausgabe),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2版的编辑一般都是由欧洲人做的。但是,令人感到意外的是,MEGA第II部门"《资本论》及其手稿"的编辑工作,特别是最后几卷却主要是由日本学者完成的。那么,为什么日本学者能够实质性地参与MEGA的编辑工作?他们究竟承担了哪些工作以及他们的工作有什么特点?这些对于同为非印欧语系的中国学者来说无疑是一个饶有趣味的问题。
  8. 吳珀元:《春之祭》中的音乐与仪式
    人文 音乐 2009/09/30 | 阅读: 2090
    史特拉汶斯基的作品「春之祭」,是難得以「儀式」為主題的現代作品,除了他本身是虔誠的東正教教徒外,還有許許多多的地方值得研究討論。
  9. 孙果清:现存古地图表明:最早了解非洲的是中国人
    历史 2010/01/25 | 阅读: 2090
    2002 年 11 月 14 日,香港《南华早报》报道说,在“南非国民议会千年项目地图展”上,展出了一张非洲轮廓依稀可见的中国古地图摹本,从而引发了一些令人感兴趣的问题。正如国民议会议长费琳·金瓦拉女士在开幕式上说:“这么做的目的是,让我们不要被别人强加给我们去信服的东西所束缚。”她言外之意,是在说对欧洲人最早发现非洲大陆之说法有了怀疑。2002 年 11 月底,笔者在网上(网址:www.pmpsa.gov.za/maps/maps_japan34.html)看到了南非展出的这幅中国古地图摹本。12 月中旬,经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郑锡煌先生的帮助,得到了该图的复制件。借此机会,再次将这幅地图展现在观众眼前,供大家赏析。该图名称为《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而《北京青年报》于 2003 年 2 月 18 日和 3 月 4 日两次报道, 南非展出的中国古地图摹本,原图是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大明混一图》。如此看来,或许南非展出的中国古地图摹本不是一张,而是两幅。名称分别为《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和《大明混一图》。而这两幅地图,其内容截然不同。前者原图为元代绘本,后者原图为明代制作。因而,在此重点鉴赏《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之摹本。《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是公元 1402 年朝鲜人依据中国元代舆地图所绘制。展现在眼前的这幅彩绘《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纵 158.5 ㎝,横 168.0 ㎝,现存日本东京龙谷大学图书馆。图上方划一线,篆额有“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十个字。下划一线,有权近题跋,跋文载:“天下至广也,内自中邦,外薄四海,不知其几千万里也。约而图之于数尺之幅,其致详难矣。故为图者皆率略。惟吴门李泽民《声教广被图》,颇为详备;而历代帝王国都沿革,则天台僧清浚《混一疆理图》备载焉。建文四年夏,左政丞上洛金公(即金士衡,右政丞丹阳李公(即李茂——作者注)燮理之暇,参究是图,命检校李荟,更加详校,合为一图。—作者注)其辽水以东,及本国之图,泽民之图,亦多缺略。今特增广本国地图,而附以日本,勒成新图。井然可观,诚可不出户而知天下也……”从跋文可知《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绘制经过及资料底图来源于:建文元年(1399)明惠帝登极时,朝鲜贺使金士衡在中国见到了元代李泽民的《声教广被图》和清浚的《混一疆理图》,并将这两幅图的复本带回国,至建文四年(1402)经金士衡和李茂进行研究,由李荟更加详校后合为一图。又由权近增加了朝鲜和日本,合成新图,名为《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其文字记载十分清楚,这幅疆理图除日本和朝鲜部分外,其它内容都是来源于李泽民和清浚的舆图。并告之,天下至广,中外不知其几千万里,绘于图很难详细,惟有李泽民的地图颇为详备。而清浚地图的特点是,中国国内历代国都沿革较细。海外部分(包括非洲),必然取自李泽民的《声教广被图》。后来李泽民和清浚的舆图也已失传。关于这两幅图的详细内容以及李泽民和清浚的事迹,也就鲜为人知了。当今《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仍保存着元代绘制舆地总图的艺术风格。其内容、绘图风格及水平一目了然。该图所绘范围:东自朝鲜和日本列岛;东南绘出了麻逸(今菲律宾的吕宋岛)、三屿(今菲律宾的巴拉旺岛)等岛屿;西南绘有浡泥(今婆罗乃)、三佛齐(今苏门答腊岛)、马八儿(今印度的马拉巴尔)等;正西绘出了三角形的非洲大陆及北部地区;北面已绘到大泽(今贝加尔湖)以北一线。从地图内容上看,尽管未画出元代疆域界线,而元朝各行省及所属各路、府、州等行政名称均用汉文标出,十分详细。图上所有山脉用形象符号表示,大小河流采用双曲线画出。长城如同一条飞腾的巨龙,形象逼真。海洋之水绘有波纹。显然这均是中国宋、元时期古地图的传统画法。无论是中国大地,还是诸蕃异域,陆地、山川、河流及海中岛屿,绘制如此之详,范围之广,是中国古代舆地图前所未有的。尽管这幅舆图是摹绘本,也实属罕见。它的传世,不仅体现了元朝绘制舆地图的科学技术水平。更重要的是,它反映了早在欧洲人绘制的世界地图出现之前,中国人已对亚洲、非洲等地有了很清楚的认识。这幅包含东南亚、南亚广阔海域及整个非洲大陆和部分欧洲在内的大半个世界的地图,早在十四世纪初,已出现在世界绘图史上。这是中国人的荣耀,是中国地图史上的一大突破。虽然目前还未发现有史料记载《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的母本——李泽民的《声教广被图》中有关非洲大陆是怎样绘制出来的,但在中国元代,李泽民是完全能够绘制出这样精细的地图的。众所周知,早在公元三世纪,中国商船已越过印度,出现于波斯湾头, 1 到了唐代,中国与印度洋各国的海上贸易已相当可观,宋朝时达到了顶点。同时,中国对非洲的贸易,仅仅是与阿拉伯各国巨大贸易的一个分支,并对非洲几十个国家,已有了深刻的了解。如:南宋赵汝适在他所著的《诸蕃志》一书中,就记载了非洲东部沿海地区的一些国家概况,而他的资料一部分来源于周去非在公元 1178 年写成的《岭外代答》 2。书中对非洲西南大岛——“马达加斯加”描述如下:“昆仑层期国,在西南海上,连接大海岛。常有大鹏飞,蔽日移晷。有野骆驼,大鹏遇则吞之。或拾鹏翅,截其管,可作水桶。土产大象牙、犀角。西有海岛,多野人,身如黑漆,虬发。诱以食而擒之,转卖给大食国为奴,获价甚厚。托以管钥,谓其无亲属之恋也。”对埃及的记载,有一处叫迷斯篱(Misria 即埃及)的地方。他谈到那条大的河流:“有江水,极清甘,莫知水源所出。岁旱,诸国江水皆消减,唯此水如常。田畴充足,农民籍以耕种,岁率如此,人至有七八十岁不识雨者。”文中提到位于河岸的城市“憩野”即开罗。书中还叙述中国至埃及的航线:“从泉州出发,四十余日到兰里(亚齐),博易住冬,次年再发,顺风六十余日,可至迷斯篱(即埃及)。又如,元朝汪大渊,江西南昌人。生于 1309 年,20 岁时,附舶出洋。到过非洲 99 个国家和地区,回国后撰《岛夷志略》。尽管目前还未见到元代李泽民如何了解非洲大陆的确切记载,但大量史料证明,唐、宋、元以来,中国与非洲交往增多,中国人对非洲的认识日益丰富,为中国人绘制比较准确的非洲地图提供了条件。可想而知,元代李泽民能绘出含有非洲大陆全貌的《声教广被图》并不是奇怪之事。从另一方面讲,自从李泽民的地图起,非洲被画成了一个三角形的大陆,在国内外影响极大。明朝初年,李泽民的《声教广被图》还在国内广泛流传,受到政府官员及地理学者的重视,在绘制全国地图时,也不放过对非洲及外域世界的认识并绘制于图上。而今保存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明洪武二十二年(1389)彩绘本《大明混一图》和保存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的明罗洪先嘉靖三十四年舆图·西南海夷图》 3 均绘有非洲大陆及沙特阿拉伯半岛,形状均与《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中的非洲大,陆画法大致相同。换言之,这些非洲资料无不来源于元代李泽民的《声教广被图》在国外,直到十五世纪,欧洲人绘制的地图才有类似的画法。如公元 1842 年希腊人托勒密绘出了包括非洲在内的非亚大陆地图——俗称《托勒密世界地图》 4 展示了西起大西洋,东至印度洋的大片,区域。从十五世纪初起,葡萄牙人开始沿西非海岸缓慢南下。1496 年,探险家达·伽马(Da·Gama)绕过非洲到印度,才开通驶往东方的新航线。由于宋、 明时,元、中国有大量含亚、非洲地理知识的古地图传世,有机会收集到亚、非地图资料,并于明万历三十年(1602)编辑成《坤舆万国全图》识传播到世界各国。到此,我们可以自豪地说,最早了解非洲大陆的是中国人。张果清:原国家图书馆古籍舆图组研究员
  10. 黄源盛:台湾的中国法制史研究
    法律 2009/10/11 | 阅读: 2090
    到台湾从事法史研究,究竟可以从哪些渠道获得史料呢?
  11. 孟晖:皂纱遮面的北宋名臣
    历史 艺术 2012/07/03 | 阅读: 2090
    大约因为长安城中皆是土道,扬尘严重,自中唐起,京城的士大夫便形成了一道规矩:只要出门,即使大多数情况下只是在城中四处来往,一律须戴席帽。士大夫都要带"幞头",再于其上加席帽,等于戴了双重的帽具,于是出现了"重戴"这一叫法。
  12. 任继愈:谈学术文章的写作
    人文 2009/07/13 | 阅读: 2090
    学术文章风格因人而异,好比人的性格不能强求一律。所谓“文如其人”,即指文章风格,也指人的品格。写文章离不开技巧,要有基本训练。
  13. 安格尔:人文学科的重要性:主谈英语文学
    人文 2009/03/19 | 阅读: 2090
    英语文学研究(the study of English literature)应该是研究用英语写成的文学(the study of literature in English);他们意识到有一个全球性的、多国家的、跨文化的视野,因此,将英语文学研究——或者用任何一种语言写作的任何文学的研究——仅仅隔绝在一个国家或一国传统范围之内是不明智的,是对思想的禁锢。任何文学研究都可以用来解释某个民族或某种文化的传统,这很自然,但这个传统往往与世界上其他许多地方都有关联。
  14. 李云雷:工人生活、历史转折与新的可能性——简评《钢的琴》
    影视 2011/08/03 | 阅读: 2089
    张猛导演的《钢的琴》有一个巧妙的构思:下岗工人陈桂林为了在离婚时挽留住女儿,需要一架钢琴,但是他既没有钱买,去偷又搬不动,最后他决定自己制造一架钢琴。于是他一一寻找铸造厂下岗的旧日同事,杀猪的,修锁的,打麻将的,做小买卖的,以及退休的“汪工”等,他将这些人联合起来,在废弃的工厂开始铸造一架“钢的琴”。影片以这一故事为核心,让我们看到了后社会主义时期的工人状况,如果说下岗之前,这些工人是作为一个“阶级”而存在的,而在下岗之后,他们则分散地走向了各自的生活,他们不再作为一个集体而出现,而是散落在社会结构的不同层面,独自承担起了自己的生活。与以前相比,他们的生活不再有集体的保障,他们的精神也不再像以前那样昂扬或自信,而是处于挣扎与困顿之中,在这个时候,“制造钢琴”这一事件将他们团结在一起,他们又相聚在旧日的厂房之中,开始为一件“共同的事业”而奋斗,但是时过境迁,他们这时团聚在一起,与以前已经有了极大的不同,破败的厂房,巨大的管道,废弃的烟囱,都在说明一个时代已经结束,而他们重聚的欢欣与劳作的快乐和这些场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有一种近乎荒诞的喜剧效果。这可以是一种双重“错位”,他们在一个不属于他们的时空中仍然延续了旧日的行为,这是时空上的错位,而另一方面,他们“联合起来”的目的也和以前有很大的不同,如果说在下岗之前他们铸造钢材是在为国家或社会主义事业做贡献,那么此次“联合起来”,则只是为了私人的目的,帮助陈桂林造一架钢琴,同时在这里,“钢琴”作为一种象征性的符号,则代表着另外一种生活方式——讲究格调或趣味的,中产阶级或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这样一种追求与他们“联合起来”的行为本身也构成了一种错位或反差,即在联合的过程中,他们并没有形成自身所处阶层的阶级意识,反而是另一阶层的阶级意识或主流的意识形态在向他们渗透,他们所努力的目标,不过是为陈桂林的小女儿提供另一社会阶层生活方式的象征性符号。在这里,他们所认同的价值观念与陈桂林前妻并无太大的不同,所不同的只是他们提供的方式更加艰难曲折而已。在此处我们也可以看出,昔日的“工人阶级”在经历了沧桑巨变之后,仍然没有生成自己的“主体性”,在思想意识上仍然为另一阶层的主流意识所主导,而并没有发掘出自己生活方式与思想意识的真正价值。但是另一方面,这些下岗工人毕竟联合起来了,那么是什么促使他们联合起来的呢?除了与陈桂林的私人友谊之外,我们还可以看到另一个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对集体的渴望与对昔日生活的美好情感,他们共同保有着对那一段生活的温暖回忆,那是他们生活中最值得珍惜与骄傲的日子。那不仅属于他们个人,也是属于钢铁产业乃至“东北老工业基地”的辉煌。正是这些美好的回忆,以及他们在过往生活中所形成的彼此之间的情感,让他们以一种新的方式走到了一起。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的情感联系,这些工人在下岗后散落各处,从事着不同的行业,但是一旦遇到某一件事,他们还是可以重新凝聚在一起,可见他们之间的情感联系是那么坚固。而这样一种关系,既来自于现代化大产业在运行中所产生的协作需要,也来自于同一社区“熟人社会”所凝聚起来的情感,可以说是一种既现代又传统的关系。这一关系不同于传统农业社会的熟人关系,因为他们所从事的是现代化的钢铁产业,也不同于现代私人企业工人之间的彼此隔离,因为他们在生活之中也形成了紧密的联系,同时他们也不同于传统的以“义”为核心的江湖兄弟的关系,因为他们所从事的是一种以现代化与社会主义为目标的大业。但是这一关系也带有上述三种关系的某些特点,在这个意义上,他们之间的关系是有传统中国特色的阶级或同志关系,或者说是一种“阶级兄弟”关系,他们在阶级关系上叠加了“兄弟”关系,形成了一种独特而密切的现代人际关系。影片中对这种关系有着细致的把握,但也没有回避其内在的复杂性,人与人之间性格的差异,彼此之间的矛盾与纠葛,现在生活处境的不同,等等,但是这些内在的差异并没有成为他们彼此合作的障碍,反而更加丰富了他们之间的情感,让我们看到了他们的多面性及其内在的一致性。影片的整个故事逻辑正是建立在这种“阶级兄弟”关系之上,不过这是一种迟到的表演,是沧桑巨变之后的缅怀与追忆,也是一种深情的告别或对未来的期盼。在结构上,影片采取了类似《七武士》、《海角七号》的组织方式,不同的人物在面临一件大事时,经历种种波折、矛盾与纠葛,最后凝聚在一起,共同面对与解决了这一问题。在《七武士》中,这一事件是对付外来的强盗,在《海角七号》中,这一问题是组织一场音乐会,而在《钢的琴》中,这一事件则是制造一架钢琴。这样的组织方式的长处在于其丰富性与曲折性,如《七武士》便塑造了七位性格迥然不同的武士,《海角七号》也呈现了不同阶层的人物在组织音乐会这一事件上态度的差异,这一结构不易把握,如果处理不好,很容易散漫或散乱,是对主创人员结构能力的一个重要考验。《钢的琴》对这一结构有着较为出色的把握,影片中的陈桂林、淑娴、王抗美、大刘、胖头、二姐夫、汪工、季哥、“快手”等人,形象鲜明,个性突出,他们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故事,最终融汇到“造钢琴”这一大故事之中,在一个“集体”之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他们既分工又协作,既有矛盾,又统一在一起。相比《七武士》、《海角七号》,由于《钢的琴》的结构方式与主题呈现相关,因而别具一番深意,他们的“组织起来”,是在下岗分散之后的重新“组织起来”,所以这一组织的过程也就更加引人深思,所以当影片中荒废的厂房中再度响起他们的欢声笑语,再度迸溅起钢花,再度充满忙碌的身影,他们所勾起的,不仅是历史的温情记忆,也是对现实的批判性反思。或者说,影片向我们展示了历史的另外一种可能性,让我们去想象:如果没有下岗或国企改制,他们的生活是否会更好一些?我们的国家是否可以更好一些?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将这部影片与库斯图里卡的《地下》(《没有天空的城市》)、沃尔夫冈-贝克的《再见,列宁》加以比较,这两部影片也提供了反思历史的一种新视角,以轻盈的艺术构思让我们看到了历史的厚重。在库斯图里卡的《地下》中,革命已经结束,而被骗的革命领袖与他的同志转入“地下”,在那里继续坚持革命理想与斗志达20年之久,等他们终于发现这一骗局时,南斯拉夫已经沧桑巨变,面目全非,库斯图里卡以此来反思南斯拉夫的历史,而在《再见,列宁》中,儿子阿历克斯为了不刺激病中的母亲,隐瞒柏林墙倒塌,假装东德依然存在,于是在那间小公寓里,阿历克斯尽力描述着一场东德仍然繁荣昌盛的场面,从食品到服饰,甚至伪造电视新闻,最后他甚至导演了一出西德为东德统一的“戏剧”。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历史的另外一种可能性。在《钢的琴》中,虽然没有南斯拉夫、东德那样天翻地覆的巨变,但是中国的发展与时代的巨大转折,也让我们对另外一种生活与生产方式感到陌生,——那种集体的、“社会主义”的生活方式,被冠以“大锅饭”、“铁饭碗”的命名受到批判与否定,在市场经济时期已经失去了其“合法性”,影片则以一种新的方式将我们带到了那样的生活方式之中,让我们看到了那种生活方式曾有的温暖与美好回忆。但是这样的反思,是在双重隔离的效果之中达到的。如我们上述所言,小说在荒凉的厂房中再现了火热的劳作场面,具有一种强烈的时代对比,这种对比具有一种反讽性的戏剧效果,这可以说是一重“隔离”,另一重隔离则来自影片的艺术效果,影片在呈现上述场景时,配以欢快或怀旧的音乐,这些音乐的巧妙运用使我们在接近这一场景时又远离了“现实”,可以从一种有距离的高度面对这一切。这双重的隔离,将一种更加丰富的历史与艺术意蕴呈现在我们面前。我们不得不思考历史的另外一种可能性,在时代巨变之后,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工人曾经有过的历史,如何面对工人当下的现实?影片对“转折”的戏剧性呈现,及巧妙的艺术构思,让我们可以像《地下》、《再见,列宁》一样,面对与思考这一历史转变对国家发展所带来的种种后果,并探索新的可能性。再见列宁中的母子另一方面,如果与描述工人生活的电视剧如《大工匠》、《钢铁年代》、《金婚》等作品相比,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电视剧几乎都以编年的形式讲述工人生活数十年的演变,它们所表现的是历史的“延续”,这一“延续”又因为故事的家族结构与个人成长史的讲述方式而得到加强,于是其中呈现出来的工人生活的故事便似乎是“自然而然”的变化,在其中我们很少能够看到历史的“转折”与“断裂”,在这里,“工人阶级”的故事便不是一个阶级的故事,而表现为“家务事,儿女情”,“工人阶级”命运的转折也不是一个整体性的叙述,而表现为家庭与个人命运的沉浮。这样讲述故事的方式虽然为电视观众所喜闻乐见,却缺乏对历史的一种总体性的认识和把握。而《钢的琴》不同,它所讲述的是历史的“断裂”与“转折”,将不同时代工人的生活方式,以艺术的方式“叠加”在一起,在巧妙的对比中,让我们看到了历史转折在每个人的生活与心中留下的印痕,这样的方式虽然不像上述电视剧那么面面俱到,但却从总体上让我们看到了“工人阶级”的历史经验与现实处境。在他们作为一个“阶级”瓦解之后,他们只能以个体的方式进入“历史”,因而是无力的,他们所拥有的只是个人技艺,但这种技艺在离开工厂之后又无用武之地,只能成为小生产者式的谋生的饭碗。在影片中,我们可以从不同的地方看到这一对比,在影片所营造的氛围中,我们可以看到“集体”时的火热与现在厂房的凋敝,“钢”这一意象,在过去的时代是“铁水奔流”的象征,而现在则是冰冷的,甚至是“废铁”,只有在“造钢琴”的过程中,才回光返照似的重现了昔日的火热与激情,而这只不过是转瞬即逝,在影片的结尾处,陈桂林的父亲去世,或许这真正象征着一个时代的结束。钢铁年代剧照张猛导演的《大耳朵有福》曾经引起电影界的广泛关注与好评,这部影片描写一个退休工人一天的生活,他生病的老伴,被羞辱的女儿,在外惹事的儿子,无人照顾的老父亲,以及他漫长而艰辛的寻找新工作的过程。影片以生活流的方式展现了他生活中的方方面面,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底层小人物的现实处境及其喜怒哀乐,这部影片深入到人物的生活与内心深处,较之某些描述底层生活的纪录片与故事片,更深刻细腻地表现了这一阶层的生活世界。而作为他的第二部作品,《钢的琴》与《大耳朵有福》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两者的相同之处在于它们所关注的都是底层小人物或“工人阶级”的历史与现实处境,甚至《大耳朵有福》中的主人公王抗美,在《钢的琴》也作为一个次要人物出现,更是将两部影片联系在一起,也显示出创作者创作“系列影片”的艺术雄心。两者的不同之处主要在于艺术表现方式,《大耳朵有福》是以接近纪录风格的“生活流”表现主人公的生活,而《钢的琴》则更体现了创作者艺术上的精巧构思,但是这一艺术化的表现不仅没有削弱对生活的深入,反而以新的方式让我们从一个更加开阔的视野去看待工人生活的变化。在艺术表现上,二者也有相似之处,那就是音乐元素的出色运用,这些革命歌曲、通俗歌曲与钢琴曲,不仅象征着不同时代的风格与文化理想,而且也将我们带到了历史与时代的深处,让我们可以从总体上思考工人生活的变化,历史的转折,以及新的可能性。
  15. 张承志:亚洲的方向--黄晓京《方法的日本》序言
    书评 2011/09/23 | 阅读: 2089
    A谈起日本总有说不完的话。但若幻想用理论的方法把话说清楚,往往又只是徒劳。日本的问题千头万绪,大幅简化,归根结蒂,就是一句话-投身亚洲还是背叛亚洲。但是话未出口,似乎就听见了中国人惯用的反唇相讥:少来这一套! 亚洲怎么啦? 我们就是亚洲!宛似多年前我笨口拙舌,想强调「人民」的意味时的遭遇一样:人民怎么啦? 我们就是人民! ......于是在那个所谓思想解放的时期,我们无法讨论人民与底层的立场,与特权阶层的挫折并不相同。言及日本,莫谈理论,还是讲个真实的故事。1972年脱离日本辗转抵达阿拉伯地区,决心投身巴勒斯坦解放斗争的一小批日本青年- 他们为自己命名为阿拉伯赤军- 加入了巴勒斯坦解放人民阵线(PFLP)的战斗序列,首先接受游击战训练。 在贝鲁特的海中进行游泳训练时,不幸发生了一人溺水而死的事故,他的战友桧森孝雄为护送遗骨回到了日本,未能参加以后的军事行动。当时25岁的学生桧森孝雄,从那一天开始了他孤胆的抗议活动。 一直到54岁辞世,他持续了30年之久的对巴勒斯坦解放事业的支持:绝食抗议、游行静坐、宣传救援,最后选择54岁3月30日即「巴勒斯坦土地日」这一天,他在东京日比谷公园的海鸥广场烧身自杀。在留下的遗书中他这样写道:我感到,为解放而组织起来的巴勒斯坦的人们,是我近处的友人。 日本正在急于增强侵略战争的体制、变成非常危险的国家。 但是,追究侵略战争责任谋求日本解放的人在亚洲并不少见,我也一直希望能加入到解放的一部分之中。 高度发达的科学的世界,却带来了比古代残酷得多的侵略与屠杀的时代。 做为人最宝贵的、彼此关怀和分担痛苦之心,正被惨忍地践踏蹂躏。对以色列及其后台美国、还有充当它们盟友的日本进行的抗议,虽规模小但在日本持续着。 我也要参加其中,成为这抗议的一员。《水平线的彼岸》,东京风尘社2005年去年岁末(2010),我带着女儿,站在了海鸥广场。一位白发蓬乱的桧森孝雄的昔日战友,声音哽咽地给我们讲解,指点着烧身抗议的位置和细节。 确定位置的地标,是一棵从香川县移植的橄榄树。原来,桧森孝雄就背靠着这株树,如依偎着他献身的巴勒斯坦。 在东京湾吹来的夜风中,他的战友告诉我,遗体烧成了焦炭,但只有前胸一小块皮肤未烧。 后来在检察遗体时人们才发现:桧森孝雄是把一面巴勒斯坦国旗贴肉缠在身上以后、才来到海鸥广场的。 那一天他扑倒后,只有胸前的一块皮肤和旗子碎片一起留了下来,如留下了一个尚未解读的日本精神,以及他以命相谏的- 日本的方向。我以为,那也是中国的方向。B明治的时代,孕育了诸多日本的「志士」。 值得重新俯瞰他们思想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的思想不仅仅主导了那以后日本的走向,甚至以变种的形式,潜在地影响着今日中国。如长州藩的吉田松阴,因思想激进触犯法度而被捕,囚禁中写下启蒙的《狱是帐》。 但是他的发愤之作,却一面教导对俄美列强的恭敬、一面宣言对中朝邻国的野蛮:既与鲁西亚或亚墨利加一旦缔约,决不可因我破约而失信于戎狄......滋养国力,使易攻取之鲜满支那顺从......得失之壑乃至土地,可就鲜满夺以填偿之。影响更大的是福泽谕吉的文明论。 福泽谕吉思想的核心要义,就是成为帝国并实现殖民主义、吞噬弱小亚洲的「穷亲戚」。为今日谋......不可犹豫于邻邦......毋宁脱离其伍,与西洋文明国共进退。 其与支那朝鲜交际之法......径以西洋人待此之风予以处理可也。脱亚入欧,成了一个古怪的谜谶。 日本至今对它再三吟味而不得结论。 但是中国朝鲜却一直催促逼迫,警告它只要不放弃脱亚入欧的方向,就得不到亚洲的信任,就永远都是「加快复活军国主义和狼子野心不死。」也许今日的中国,正朝着明治日本的老路举步。 今日重提阿拉伯赤军孙大圣,只缘脱亚入欧的妖雾又重来。批判只有在矛头敢于对准自己时才称得起批判- 如我们对待日本,解剖的手术刀必须对准大中华的天朝帝国思想。 已经应该指出:在今日的中国,至少在一个个精英的圈子,他们的忧国宏论之中,游走着、甚至疯狂泛滥着一丝与脱亚入欧的明治日本相似的声音腔调。在今日繁衍的精英里,在天下己任的「士」中,方兴未艾的大国主义和对亚洲弱小民族的歧视,正如一种致命的癌,于无声处,悄无声息,向着中华天朝的眼、目、耳、鼻、骨骼、髓液乃至心眼大脑- 危险地传染。举例则纸短角多,若一言以蔽之,必须说:如何对待亚洲「还没富起来」的弱小国家,如何对待自己地盘之内「非我族类」的人民- 才是中国人特别精英们在大搞南水北调、重画省区、低碳环保、亚丁护航、海岛争端等大功伟业之前,先要从零学起的头等大事。黄晓京书中最耐人寻味的部分,也许是关于天下国家与西方式民族国家的分析。 他说:「天下国家观,也有人称之为文明国家观,终将取代资本主义的民族国家,这也许是亚洲的文化革命的历史含意。」这一思路源自顾炎武的思想。 顾炎武预言般地、最早区别了亡国与亡天下的不同:易姓改号,谓之亡国。 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 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 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这简直是​​一篇摒除狭隘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的宣言! 但是,既然远见卓识被放逐于书卷而不得实施,时至如今就变做了不祥的谶语。 恐怕,「亚洲的文化革命」到了它以一出汹汹的历史活剧上演之际,伴随着的,也许将是恐怖的流血,与无边的遗恨。C我在日本时,也曾度过与黄晓京近似的艰难时光。 后来在写作关于日本的随想录《敬重与惜别》时,又直接与他深谈,得到过许多的教益。 他编纂的明治初期汉诗,出自众多的日本精英与思想家之手,虽然中国人读着会觉得太乏诗味甚至忍不住捧腹大笑- 但字里行间描画的,确实乃是骄狂活跃在那个时代的、脱亚入欧的野心。- 如同某种形式和思想的对立,阿拉伯赤军的成员留下的,不是汉诗而是地道的日本和歌。如重信房子在狱中出版的短歌集《把茉莉插在枪口》。 其中满满记下的,是他们青春作伴的斗争剪影、以及一股徘徊于短歌行间的、献身被剥夺与被压迫的亚洲人民的忠诚。 然而,最为令人震惊也最发人深省的,乃是如下一首短歌。パレスチナわがまほろばの崩れゆく空のみ高しジェニンの町よ(巴勒斯坦,我的美之家园,正坍塌崩溃,唯天穹高高,杰宁的街镇哟)抄录日文原作并把粗浅的释意写在括号里,不仅为了让大方之家能依据原文审断,也因为我很难找到一个准确的译法。 一首排列假名的短歌,不仅难在格式的生疏、不仅难求语词的对应;最使我感觉困难的,是对于其中一个含义重大的古语-まほろば的解释、强调、和意味的传达。まほろば一词,可以把它看做一个「大和」的同义词来接近,但又不能译它为「大和」。 它有「理想国、和平乡、净土、可望不可及的美好家园」等寓意。 它属于日本的私密,并不能与人分享。 唯作者能发奇想,把巴勒斯坦比做自己一个日本人心中的まほろば- 此一笔不仅在日本文学史上、即便在整部日本史上也前所未闻,其价值无论怎样评价也不为过高。是的,成为日本的狭隘爱国主义象征的大和理想乡,已被置换为巴勒斯坦、置换为被压迫与被侮辱的他者,包括亚洲。 在我们毫无察觉之际,日本的先驱者,早已朝着「亚洲」这一方向,迈出了他们的步伐。问题留给了中国。对于我们的国人而言,这样的问题存在吗?所以我想说-与那些躲在帝国主义裤裆里高喊民主的斗士不同,更与孪生于西方价值粪便里作艺术态的诗人两样;面对日本,我们并不想彼此确认民族主义。 我们想做的是- 把桧森孝雄、冈本公三等英雄的名字刻在满是遗恨的胸中,怀着对烈士的追悼之意,一同探求新的亚细亚主义、以及真正的英特那雄纳尔、即国际主义的道路。- 谨为赘序。张承志2011年1月10日,北京2011年2月16日,再改
  16. 楊白衣:金刚经之研究
    宗教 2012/12/27 | 阅读: 2088
    『金剛般若經』是部派佛教至大乘佛教最初期的經典。此經在我國流傳最廣,其研究也最為普遍。尤其是版本之多,註釋之豐,為群經之冠。
  17. 川原秀城撰,胡宝华译:日本的中国科学史研究
    科技 2007/03/12 | 阅读: 2088
    综述日本的中国科学史研究。日本的中国科学史研究开始于十九世纪明治时代(1868-1912)的中期,此后经历了约10O多年的研究历程。在此期间,研究方法及研究角度先后出现了两次大的转变,一次在20世纪30年代,一次在70年代。日本的中国科学史研究发展可以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1、开拓期阶段(1900~1930);2、发达期阶段(1930~1970);3、现阶段(1970以来)。
  18. 赖声川:赖声川说赖声川
    戏剧 2007/02/04 | 阅读: 2088
    赖声川,1954年出生在美国,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戏剧博士,现任台北艺术大学教授、美国斯坦福大学客座教授及驻校艺术家、“表演工作坊”艺术总监。他29岁开始剧场创作,至今编导舞台剧27部、电视影集300集,另有剧场导演作品22部。
  19. 马克垚:关于封建社会的一些新认识
    历史 2012/02/05 | 阅读: 2086
    封建主义、封建社会有无普遍性的争论,在国际史坛上一直持续不断,近年来在国内亦有所反映。本文拟从为什么中国和西欧都有封建社会,如何才能合理地比较中国和西欧封建社会的情况,如何理解封建社会的发展问题等方面,论述中西学者关于封建社会理论的异同。一封建在中国并不陌生,它指的是西周时期(前1066-前771年)周天子对同姓诸侯和异姓诸侯的分封。《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记载,"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蕃屏周"。这种分封大约是把土地和土地上的居民都分赐给受封者,即所谓授民授疆土。诸侯还可以把土地和人民分封给下一级的卿大夫,于是以土地为枢纽,形成统治者之间的多层等级连锁。他们彼此之间互有权利义务,主要是受地者要向赐地者纳贡服役(包括兵役)[1]。无论对于西周封建以何种解释,但它是中国本身所固有的一种政治制度则是没有疑问的。这种制度到了春秋战国之时(前722-221年)逐渐变化,难以维持。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废封建而置郡县,一般以为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封建制度遂告结束。秦废封建之后,中国历史上历朝历代,仍不断有分封诸侯王之事,不过这种封建,诚如后来王通所言,"至景帝令诸侯王不得治民补吏,而汉置内史以治其地,则封建之地,悉为郡县矣"[2]。但关于封建郡县孰优孰劣,哪个更能使统治长治久安的争论,在中国历史上却是一直不断。争论的各方,都是把封建作为一种政治制度看待的,并未涉及封建制下的社会、经济内容。著名的柳宗元的《封建论》,也只是指出古代封建制度的出现,是和氏族、部落势力的存在相关的,不一定完全是人为的结果。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开始接受西方文化,了解到有社会发展阶段的划分。严复(1853-1921)译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把feudalism译为拂特之制,是为音译。后来他翻译爱德华·詹克斯的《政治制度史》,就把feudalism译为封建之制。严复在这里是经过研究的,因为这里说的是社会发展阶段,他以为由唐虞以迄于周,中间二千余年,皆封建之时代。很显然,严复认为中国固有的封建制度和西方的feudalism是十分相似的,是可以类比的,所以他才把feudalism译为封建[3]。从严复起,中国的许多知识分子,已不再把封建单纯理解为一种政治制度,而是兼及其社会、经济内容。20年代末,陶希圣著《中国封建社会史》,主张周代的中国即是封建社会,春秋之际,封建制度开始分解,但封建的自然经济则一直延长到1500年[4]。陶希圣对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土地制度、庄园制度、农民状况、分封制度等都作过分析。不久,瞿同祖又写成《中国封建社会》。瞿氏是以西方封建社会的理论来比照分析中国的封建社会的,他以为封建社会之综合的要点是土地所有权的有无和主人与农民的关系。"封建社会只是以土地组织为中心而确定权利义务关系的阶级社会而已"[5]。这时正值中国社会性质大论战的时期,虽然对中国社会性质的看法各有不同,但已有不少人把封建作为一个社会来认识,而不再是一种单纯的政治制度了。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史学界确立了中国社会发展阶段中有封建社会的认识,对于封建社会的内容,则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予以详细的研究和阐述[6]。如果说封建是中国所固有的,可是它在西欧却是后起的。中世纪的西欧人并不知道有我们今天所说的封建制度,更没有说过什么封建政府、封建社会之类的言词。现在西方史学家所说的feudalism的内容,中世纪时在西欧只是零碎地存在着,各地多有不同,记载它的习惯法更因时因地而异[7]。16世纪法国法学家开始研究封建,所依据的主要是一种封土之律(Libri Feudorum),该律乃12世纪编定的隆巴第地方(意大利北部)的习惯法,记载着关于封臣以服军役为条件领有封土及其相关权利义务等[8]。17世纪英国法学家斯佩尔曼也依据隆巴法,研究过英国的封建制度,所以才有是斯佩尔曼等人发现了封建主义的提法[9]。当时这些学者认为封建只是一种法律制度,因为封建法中的财产权利和罗马法的规定十分不同,于是产生了封建制度是源于罗马抑源于日耳曼的争论。18世纪的西方学者仍视封建为一种法律制度,如孟德斯鸠在其《论法的精神》一书中,在"封建法律"的题目下,分析了西欧的封建制度,涉及封君封臣关系、采邑制度、农奴制度等[10]。亚当·斯密则认为封建法律是领主统治权、裁判权,其推行原是为了加强王权,但结果王权并未加强,领主权力依然过大,形成了封建等级制[11]。这时正是西欧启蒙思想发扬、批判旧制度的时代,封建渐被等同于贵族统治,是剥削、压迫的根源,表现为各种领主特权、农奴制残余、分裂混乱等,所以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才有了废除封建制度的决定。19世纪西方的学术发达,对封建的各个方面,如封君封臣关系、封土制度、庄园农奴、马克公社,封建城市等,从经济、政治、社会、法律等角度进行研究,做出了许多概括,取得了不少成绩。这时出现了feudalism一词,用以指称封建制度。但史学家对封建主义与封建制度,仍多从政治、法律方面认识,讨论。到19世纪中期,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提出了生产方式、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等概念,用以划分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由此产生了封建生产方式、封建所有制等。这些理论也不断得到学术界的承认,有所发展。20世纪30年代末,马克·布洛赫写《封建社会》一书,对西欧中世纪社会的各方面情况进行了分析。他虽然主要仍从政治制度方面、封君封臣关系等方面分析西欧封建,但他视野广阔,也分析了社会经济、庄园农奴等内容,无疑受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影响。布洛克可说是西欧封建学说的集大成者,他的著作奠定了后人了解西欧封建社会的基础。后来苏联史学家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对西欧封建主义的各个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为建立封建社会形态学说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综上所述,无论中国和西欧,对自己的封建的理解,都有一个把它先当作法律、政治制度,后当作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过程。不过关于这个问题的认识直到现在也并不统一。西方的大多数史学家仍然把封建当做中世纪西欧的一种特殊的政治法律制度,强调其包括三方面的内容,即(1)封建主义之间形成了特有的封君封臣关系;(2)形成了与封君封臣关系相适应的封土制度;(3)国家权力衰落,各封君在其领地内取得了独立的行政司法权力。正是由于强调了这一特殊性,封建主义的普遍性在一些人那里就成了问题。他们以为封建是西欧的特有产物,世界其他国家是没有封建制度的,从而否定了封建主义的普遍性。中国的封建虽然是固有的,但对它的深入研究无疑是在当时先进的西方史学思想影响下进行的,所以中国学者大都认为中国存在有类似西欧那样的封建制度、封建时代。齐思和先生写《周代锡命礼考》、《封建制度与儒家思想》,对中西封建的政治、经济、社会诸方面,进行了对比研究,指出二者相去不远。"盖人类文化之发展,虽迟速不同,质文各异,然所循之途径,则大致相同",他还引庄子的话说,"庄生有言,'自其异者观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万物皆一也',吾人亦惟有自其同者视之而已矣"[12]。解放以后的新中国的史学家,则较一致地主张历史发展中有一个独立的封建社会形态,有一个封建时代。这在中国和世界其他各国历史上都是共同的,只是封建社会存在的时间在各国有所不同而已。台湾学者杜正胜却认为,周人封建的本质,乃是继攻伐征服之后的武装殖民,所以唯物史观的封建制与传统的封建不相干[13]。西方学者对中国封建的认识,各有不同。一派是认为中国无封建的,这就是东方专制主义的说法,不过现在它已经不大风行了。另一派是主张中国历史上有封建的。虽然他们对封建的认识多为政治和法律上的封建主义,但仍在中西之间找出许多共同点。美国汉学家卜德以为封建主义适应于前近代中国主要是指经济而言,不过政治上的封建主义中国也有,就是周代(作者定为1122-256B.C.,包括春秋战国时代),而魏晋南北朝时期(作者定为221-589年)则被认为是准封建时期[14]。顾立雅也认为,古代中国有许多和中古欧洲相似之处,值得比较研究,布洛克关于封建主义之定义,几乎用不着改动即可应用于中国的周代[15]。也有学者反对封建制度的普遍性。安德森就是其中的一人。他认为把封建的特征只概括为大地产和小农的结合而忽略其上层建筑如主权分割、封土制、封臣制等是不行的。因为前资本主义形态都通过超经济强制而运行这些政治,法律的上层建筑已成为前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的本质结构,它们已直接结合在剥削剩余价值的链锁之中,因此不可能不通过其政治、法律等上层建筑来确定这种生产方式的性质[16]。安德森过分强调超经济强制在封建社会中的重要性,认为封建剥削、封建生产只有通过政治暴力才能进行,实际上就是否认封建社会是一种经济形态,是违反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其实超经济强制之所以存在于封建社会,是小生产者生产不发达,经济不独立所致,随着小生产者独立性的加强,封建社会中的超经济强制乃逐渐减弱,它不是封建生产的本质因素,不能对它有不适当的估价[17]。总之,如果认为封建是一种社会形态,是大土地所有制和小生产的结合,是农民和地主对立的社会,那么它的普遍性就是没有疑问的,中国和西欧都存在过封建社会,有过封建时代。即使从政治、法律制度方面理解封建主义的西方学者,也有不少认为中国历史上依然存在过封建时代,有过封建社会,不过他们大都把这个时期定为周代至春秋战国时期,把它看的较短而已。只有极少数人才强调西欧封建的独特性,认为世界上其他地方没有封建制度的存在。二把中国和西方的封建社会拿来进行比较研究,无论中外的历史学家,都有许多人进行过,这里只就西方学者的一些方法问题提出讨论。西方的学者大致可分为两派。一派我以为是拿现代的西方社会,起码是近代的西方社会来和他们所认为的过去的中国做对比,由此指出中国社会如何落后、古怪。东方专制主义说就是其典型的代表,不过现在相信它的人已经不多了。韦伯的比较也属于这一种,他说中国只有追求赢利的资本主义而没有合理的资本主义即为一例,下面我们还可举韦伯的另外几个论点。韦伯从现代西方的法治社会观念出发,认为中国的法律乃是个人的专断,缺乏理性的管理和司法,全是家长式的处理方式。法律中只有刑法而私法(民法)极少有个人的自由权等[18]。可是当代的一些美国法学家和韦伯的观点不同,他们比韦伯更了解中国历史上的法律,也更了解西方式的法治,所以他们指出"充分发达的法治的制度性机制是近代的产物"[19],他们在人治和法治的冲突中,并不完全强调法治。"法律的判决最终是人的判决,判决更多地是受法官个人偏见而不是正式法律的影响"[20],所以他们赞赏中国历史上的更多地依靠调解而不是依靠诉讼来解决纠纷的办法,认为这一传统应该保持。中国古代也并非没有民法,汉代的契约关系已十分发达,其应用的范围十分广泛[21]。我想还应该指出的是个人的权利与自由也是近代欧洲的产物,不惟中国古代没有,就是西方的古代和中世纪也是没有的。韦伯承认中国古代发展出发达的官僚制度,但他却拿西方现代的官僚制度来和中国古代的官僚制度相比较,说"中国官僚制的精神是与公共负担的制度相关联的,而西方的官僚制精神则随货币经济的变动而发展"[22]。其实西方的现代官僚制度是学习中国古代的官僚制度而后逐渐发展起来的,有人认为,直到18世纪,中国的官僚制仍然要比西方的进步[23]。在这方面,韦伯就不如现在的艾森斯塔特认识全面,艾森斯塔特把西欧的专制主义国家和古代的中国国家都列为历史上的官僚帝国,而这种官僚帝国的特征即为传统与现代的政治组织、政治活动并存[24]。奇怪的是韦伯在比较西方和东方的城市时,却举出的是西方中世纪城市,他指出西方的城市是一个特权团体,有自治权,有城市法,城市的居民也都有自己的特殊的组织,即行会等,而东方的城市则这些都是没有的[25]。可是韦伯也知道,西方城市的自治只是短期的现象,到了专制王权时代,西方国家的权力日益强大,城市自治也就日益衰微[26]。我们在这里不拟论证东方与西方城市之异同,只想指出,西方中世纪的城市,并无那么多的特权与自由,它仍是受封建国家、君主、贵族主教控制的城市。并不是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而也许倒是乡村的空气使人自由。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并不是从城市中产生,而也许倒是从乡村中产生的。西方中世纪的城市,依然是一个封建的城市。另外一派西方学者则是拿西方的feudalism来和中国的封建相比较,以西方的封建为典型来看中国有无与之相同的情况。前述柯尔本的书即是明显的例子。他们先对西欧的封建制度做出概括,然后拿其他国家的封建与之对比。卜德由之以为中国的周代符合西方的静态的封建主义,魏晋南北朝则较符合动态的封建主义[27]。顾立雅也是以西方的封建为标准,说西周类似西方的早期封建主义,春秋则是晚期封建主义[28]。艾伯哈德认为中国从周代直到纪元前250年是封建主义时代,说当时是农业社会,统治阶级划分为一些等级,互相有权利义务等,这也是西方的标准[29]。他主张从中国统一之后,即进入绅士社会,而不再是封建社会了。但我们应该注意到,西方学者把封建作为一个政治、法律制度概括时,所依据的主要是狭小的罗亚尔河、莱茵河之间地区9到13世纪的材料。用这些有限的材料概括出简单的封建主义的理想典型[30]。这一时代,是原始的日耳曼人开始建立国家的时代,所以显得生产落后,文化荒芜,政治原始,被启蒙学家称之为黑暗时代。后来封建渐被赋予一个社会,一种经济形态的意义,于是依附关系的统治,庄园制,农奴制,自然经济,中央权力衰落甚至无国家等便被当做西欧封建社会的特征,其实我以为它只是一个过渡阶段,即日耳曼人的经济政治等组织成长而未成熟的阶段,不宜视作一个社会的典型阶段。我以为,封建社会由于其生产力低下,发展缓慢,所以不可能太短,而应该长一些。西欧的封建社会,不应截止于15世纪,也不应截止于17世纪,而应该截止于18世纪。现在人们往往认为哥伦布一航行,东、西方就连成一片,资本主义在西方就冉冉升起,教科书上也说的尽是资本主义萌芽,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之类。其实西欧的进步远没有这么迅速。直到工业革命以前,西欧主要仍是一个落后的农业社会。资本主义只是在西北一隅有所萌动,但在西班牙、意大利却日渐衰落。17世纪西欧发生了经济危机,人口减少,疾疫流行,农业停滞甚至倒退,工商业在有的地方也出现危机[31]。在政治方面,更是到处充满了封建的统治。19世纪中期托克维尔写成的《旧制度和大革命》,认为18世纪的欧洲,各地都充满了封建特权,教会的贵族的各种土地,人身及司法,行政权力,对人民形成沉重的剥削和压迫,"而且它们在欧洲的大部分地方,比法国沉重的多"[32]。英国虽然革命了,但恩格斯说,在1688年政变之后,英国资产阶级方才成为统治阶级的微末的得到承认的一部分,依然是贵族地主的统治[33]。至于东欧,则16-18世纪是封建统治的时代,更是没有疑问的了。这并非什么新观点。法国史学家、中古史权威勒高夫曾撰有一文,名曰《主张一个扩大的中世纪》,论证西欧中世纪应该延长。他的理由大致是,(1)文艺复兴不能算是中世纪和近代的分界,从古代到近代中间有多次文艺复兴。如8、9世纪的加洛林文艺复兴,12世纪的文艺复兴;大文艺复兴,在意大利为12-14世纪,在欧洲其他地方为15、16世纪;后来还有18、19世纪的文艺复兴;(2)欧洲的基本社会结构,从4世纪到19世纪一直未变。拿马克思的封建生产方式来说,也是从罗马灭亡直到工业革命;(3)其他的文化方面的内容还有如,基督教在意识形态中的统治,一直延长到19世纪;英、法国王具有神奇的治疗瘰疬病的功能,也一直到18世纪;把社会划分为教士、贵族、第三等级的三等级论,也是到法国大革命为止。所以勒高夫主张中世纪应该分为早期中世纪,4-9世纪,是古代世界衰落,封建制度形成时期;中期中世纪,10-14世纪,为大发展时期;晚期中世纪,14-16世纪,危机时期;封建制衰落期,亦即旧制度时期,从英国革命到法国革命[34]。如果拿一个扩大的中世纪,较长的西欧封建社会来和东方封建社会来比较,则我们会看到,在主要方面,它们是相同的,可比的。经济方面,农业是主要的生产部门,人力、畜力为主要动力,也有简单的机械,工商业有相当的发展,而且是越来越发展,说封建时代是自然经济的统治,可能并非事实。在生产关系方面,则普遍是大土地所有制和小生产的结合。在政治方面,这封建时代,无论中国和西方,国家形态主要是君主制的统治,其发展的趋向也是君主的力量越来越强大,官僚机构越来越健全。分裂割据的势力时有出现,但不能说封建国家是主权分割的国家。西欧的封君封臣制只是当时西欧社会内部的一种支离破碎的政治结构,不足以成为组成国家的框架。正如中国的周代封建体现有宗法制原则,但中国古代立国的原则并非宗法制。正是基于以上的认识,我们的比较和西方学者的比较研究很为不同。即我们既不是拿近代的社会和古代的相比较,也不是拿西方的封建来看中国的封建和它相同或不同,而是分析这二者结构方面的同和异,来研究影响其发展的因素。在比较中国和西欧的封建社会时,还要有一个全世界的封建社会作为基础来考虑,这样也许我们可以得出一些值得研究的结论。三中国的史学家都认为中国的封建社会是在不断发展的。这一方面固然是因为我们从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出发,认定社会在不断发展;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悠久,唐宋元明清,历朝历代社会情景多有不同,自然显出阶段性来,让人认识到发展的现实。现在的问题是中国的封建社会有发展,而西方的封建社会是否发展反而成了问题。按照西方新人口论者的说法,西欧中世纪时农业生产力停滞,土地单位面积产量基本没有提高,只能靠不断扩大耕地面积以供应日益增多的人口。可是土地面积有限,当土地无法承受过度的人口压力时,便会导致人口下降,经济衰落。可以看出,根据新人口论,小农经济的繁荣不可避免地潜伏着其衰落的根源,而封建社会的发展只能在这种周期性危机中循环。每一次循环中,随着人口增加,土地肥力递减,单位面积产量会不断下降,所以西欧中世纪时代的农业生产力呈下降趋势。如此封建社会的发展不就大成问题了吗?不可否认,封建时代社会发展受到人口、土地资源等的有力制约,但农业生产力还是会发展的,这已为许多的研究所证实[35]。西方学者的新人口论,是从11-15世纪的西方社会这一短过程得出的结论,诚如勒高夫所说,估计一下从罗马灭亡到18世纪这一时期西欧的农业生产,则自会得出发展的结论,而不会误认为它停滞不前了。在中国和西欧发展的比较研究中,更大的问题是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的问题。因为事实是西欧首先发展出资本主义,实现了现代化,而中国长期处于落后状态,直到今天还在现代化的道路上摸索前进。所以历史上的中国能否发展出资本主义便成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在西方学者那里,资本主义是一个十分含混的名词。它到19世纪才出现而被使用,但却没有一个清楚明确的定义[36]。大多数经济学家把它归之为个人企业、市场经济、追求利润、自由竞争等。所以资本主义可说是无时无处不在,这里有罗斯托夫采夫的罗马时代的资本主义,有亨利·皮朗的12世纪的欧洲资本主义,至于14世纪以后的欧洲,则资本主义更是随时随地都可以出现了。所以西方的学者也不大研究资本主义的兴起问题,而研究的是工业革命、工业化的问题。给资本主义以一个明确定义的是马克思,他认为资本主义是资本剥削雇佣劳动者、攫取剩余价值的制度,而资本主义社会则是资本家和无产阶级对立的社会。马克思研究了资本主义在西欧的兴起问题,提出了资本原始积累的理论。但马克思把西欧资本主义的开始定的很早,以为14、15世纪,地中海沿岸的某些城市已经稀疏地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萌芽,而16世纪则开始了资本主义的时代。以后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和受马克思影响的史学家对资本主义为什么和如何在欧洲兴起进行过多次讨论,意见多有不同,但对资本主义时代的开始时期则没有异义[37]。在西方学者逐渐认识到东方停滞论并不完全正确时,一些学者也从比较的角度探讨中国为何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的问题。无可否认,他们的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兴起的模式,完全是西方的,是拿西方的标准来看中国的,我们试举几个例子。最出名的是韦伯的清教理论。韦伯认为,基督教中的清教教导人生要勤俭,诚实守信用,为证明自己是上帝的选民而努力入世活动。在这种伦理的支配之下,追求财富成为人生的目的,人变成一架赚钱的机器,从而有助于西欧产生出资本主义,而中国的儒教和道教缺乏清教这样的伦理,致使中国未能产生资本主义。韦伯的这一假说经过许多理论上和事实上的批驳,现在已可以说没有人再相信它。不过我们应该注意到,韦伯提出西欧的合理的(理性的)资本主义,来和中国的只知追求营利的资本主义相比较。韦伯提出西欧资本主义存在的6个先决条件,亦即其6项特征,即(1)合理的资本会计制度;(2)自由市场;(3)合理的技术;(4)可预测的规律(即资本主义企业可以预测其运行规律以便管理);(5)自由劳工;(6)经济生活商业化[38]。韦伯在《儒教和道教》一书中,谈到中国所缺乏的,正是西欧资本主义的这些特征。如他说中国缺乏中世纪后期的以及完全与科学相结合的欧洲资本主义的工业企业的理性形式,没有欧洲企业组织的理性的管理方法,没有提供商业信息服务的真正理性的组织,也没有真正的、具有技术价值的商业文书、计算或簿记之类的系统[39]。当然,拿已经完成工业化的欧洲的一些特征来和封建的中国相比,中国自必缺乏某些东西。可是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并不一定要完全以西方为模式,而且西方的资本主义也是多种多样的。如由桑巴特特别强调的簿记制度,即在西欧也是推广的很慢,许多资本主义企业起先并未采用。至于理性的管理制度,信息服务系统等等,更不能以欧洲的模式为唯一模式。布罗代尔指出,"合理的定义是相对的。它随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经济环境,不同的社会集团以及不同的目的和手段而变化"[40]。韦伯的西欧的合理性,是西欧历史条件的产物,不能放之四海而皆准。第二种我想可称为从西方古典经济学的原理出发,来说明何以中国未产生出资本主义,这可以白乐日的观点为代表。白乐日在其《中国的文明和官僚制》一书中认为,西方的城市在中世纪是有自治权的,商人拥有自由、特权,从而能得到发展,例如集市就是发源于意大利,因为意大利有自治城邦,商人凭借集市而发展,而中国则没有集市。中国的城市也没有自治权。中国的城市只是官僚统治的地方,官僚由士大夫组成,他们是特权集团,而农、工、商在中国都没有地位。国家压制商业、技术的发展,所以中国可说是一个永久的官僚社会,其结构长期未变。自15世纪以来,中国的发展便和西方截然不同。中国缺乏西方的民族主义、个人主义、理性主义、自然科学、自由劳工等等[41]。中国历史的发展和西方自是不同。中国缺乏西方的某些东西,但西方也缺乏中国的某些东西。中国历史上缺乏西方中世纪的城市自治,这是事实。不过这并不能证明中国就无法产生资本主义。过去确曾认为由中世纪的自治城市产生出富有独立精神的市民,由市民发展出最初的资产阶级分子。可是从现在研究来看,西方的资本主义,究竟由城市抑或是由乡村而产生,还并未得到解决。中世纪晚期的城市由行会所把持,充满了落后保守的规章制度,妨碍生产发展,一些有意革新的工商业者纷纷迁居农村,谋求革新技术,发财致富。英国毛纺织业之兴即为一例。新近流行的原工业化理论,就是说资本主义工业是在农村萌生,而非在城市产生[42]。夸大西方城市的活力,以为它是进步的源渊,资本主义的基地,这是西方古典经济学的看法。实际上它不一定和事实完全相符。白乐日举出的另一个理由是中国的专制政权、官僚机关,阻碍了中国工商业的发展。这是一个老问题,中国的史学家已经探讨过很多。中国的政府历史上一向被认为重农抑商,士大夫阶级则鄙薄科学技术,以为奇技淫巧。不过现在大家都承认,中国过去科学技术曾一度十分发展,走在世界的前列,工商业的发展更是惊人。有人以为在宋代中国已经到了近代化的边沿,那么为何那个时代中国的政府,中国的官僚阶级,不阻碍工商业和技术的发展呢?所以这个问题也并非常识所认为的那么简单,还必须进行更深入的研究。第三种观点可以琼斯的《欧洲的奇迹》一书为代表,该书是从环境、人口、经济、地缘政治诸方面来比较东西方的不同,以说明为何西欧能发展出资本主义而东方各国(尤其是中国)却不能。其中对地理环境的因素特别强调,如认为欧洲的地理环境使它能发展出耕牧结合的种植业,受自然灾害的侵害较亚洲为小,在人均占有土地、牲畜、木材、煤铁等方面,要比亚洲的多的多,这样在积累资金方面比亚洲好。后来欧洲人远航大洋,占领了非洲、美洲的大片土地,人均占有土地更扩大了许多,成为一大发展优势。琼斯还认为,欧洲地形复杂,多以肥沃平原为中心形成国家,所以都是一些小国。各小国君主都注意从商业中取利,保护和促进贸易的发展,即使执行了损害商业的政策,由于国力微弱,国君权力不大,商人亦易于起而抗争,摆脱干扰。这比东方大国的君主大都采取限制、扼杀商业的政策要优越,所以西欧从中世纪以来即逐渐形成市场经济。欧洲各国小国纷立,政治分裂,利于竞争;而宗教、文化、语言诸方面,又多统一性,所以利于技术传播,从中世纪起农、工业技术即得到快速发展。后来民族国家兴起,多采取保护市场,奖励农业各种举措,更促进了经济发展,所以使欧洲较早发展出资本主义。欧洲的发展是生产从集体(行会、公社)的羁绊下解放出来走向个体化,而服务则愈益集体化,国家执行各种服务职能[43]。琼斯的观点带有浓厚的地理环境决定论的气息。从地理环境出发,推导出欧洲那么多的优越性,这实际上即是说亚洲国家注定了无法发展到现代社会。但他的每一项理由是否能成立,还是一个大问题。即以人口而言,琼斯说亚洲人口的增长较欧洲要快,是以不断增加人口来弥补由灾害造成的损失。而根据李中清最近的研究,中国人口的增长并不比西方快。认为中国人追求多子、早婚等都是不正确的看法。清代中国人口生育率相当低,一夫一妻制下,45岁之妇女,平均生5个孩子,而同时的欧洲妇女,则平均生10个孩子[44]。这样,一些学者(包括琼斯)认为中国明清时代由于人口增长过快,人口压力过大,阻碍了社会发展的说法,便不一定能够成立。琼斯还特别强调西欧中世纪时小国纷立,国家权力微弱对发展的有利条件,这是西欧封建独特性认识的反映。因为说西欧封建制度特殊,主要就是说它的分裂割据、主权分割、王权弱小等,而琼斯也正是从小国、王权微弱等推导出一系列使西欧快速发展的特征来的。小国比大国更利于资本主义发展,这更说不上是一个有力的理由,这只能说是以西欧为标准去衡量、要求别的国家的结果。总之,我们不反对以西欧的发展模式,来比较研究东方、中国的发展,可是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不能因为中国的发展不符合西方的模式,就说明我们发展不起来。现在指导这一问题研究的思想,仍是韦伯的合理的资本主义,其实正如前面指出的,西方的合理性不能拿来原封不动地要求其他地方。如西方的资本主义兴起起作用的是个人企业、个人竞争,而现代有许多企业是以家庭为核心形成的;又如西方的资本主义兴起时自由劳工十分重要,但不要忘了美国的资本主义曾和奴隶制共存过,俄国也曾有过农奴制的资本主义工厂。另外,现在研究西欧资本主义的产生,研究西方的现代化,时间越提越早,已经大都是从1400年开始,或者更从中世纪开始,对1400-1800期间西方的社会,夸大其先进性,而忽视其落后性,甚或无视其落后性。而对同时期的中国和东方,则夸大其落后性,而忽视其先进性。其实西欧的资本主义在兴起过程中,也遇上过许多的艰难曲折,并非一帆风顺。所以它究竟是如何兴起的,至今也没有讨论清楚。我认为如果我们把西方资本主义的开始从18世纪,从工业革命起研究,则抓住了生产力这个轴心,它自己的问题也许较易弄清楚,和中国、东方的发展作比较大约也合理。注释:[1] 对中国封建制的最近研究,可参看许倬云《西周史》第五章,三联书店1994年版。[2] 马端临:《文献通考》封建考十六。[3] 参见日知《封建主义问题》,《世界历史》1991年第6期。[4] 陶希圣:《中国封建社会史》,上海1929年版,第1页。[5] 瞿同祖:《中国封建社会》,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4页。[6] 侯外庐:《中国封建社会史论》,人民出版社1979版;胡如雷:《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形态研究》,三联书店1979年版。[7] 参看拙作《西欧封建经济形态研究》第二、三章,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8] D.Herlihy,The History of Feudalism,London,1970,pp.99-102、110.[9] J.G.A.Pocock,The Ancient Constitution and the Feudal Law,Cambridge,1987,p.70.[10]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下册,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363页。[11] 伏尔泰:《风俗论》上册,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427页。[12] 齐思和:《中国史探研》,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1页。[13] 杜正胜:《中代社会与国家》,台北1992年版,第450页。[14] R.Coulborn,Feudalism in History,Princeton,1956,pp.49-50.[15] H.G.Creel,The Origin of Statecraft in China,Chicago,1970,p.321.[16] P.Anderson,Lineages of the Absolutist State,London,1986,p.403.[17] 参看柯亨·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234-243页。[18] 韦伯:《儒教与道教》,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1页。[19] 高道蕴等编《美国学者论中国法律传统》,政治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0页。[20] 同上书,第4页。[21] 同上书,宋格文:《天人之间,汉代的契约与国家》。[22] 韦伯:《儒教与道教》,第24页。[23] H.G.Creel,op.cit.,pp.3-4.[24] 艾森斯塔特:《帝国的政治体系》,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3、27页。[25] 韦伯:《世界经济通史》第28章,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26] 同上书,第285页。[27] R.Coulborn,op.cit.,p.90.[28] H.G.Creel,op.cit.,p.321.[29] W.Eberhard,Conquerors and Rulers in Medieval China,Leiden,1965,pp.27-28.[30] E.A.R.Brown,The Tyranny of a Construct:Feudalism andHistorians of Medieval Europe,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1974,4.[31] 奇波拉:《欧洲经济史》第二卷,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294-299页。[32]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71页。[33]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99页。[34] J.Le.Goff,The Medieval Imagination,Chicago,1988,pp.19-23.[35] J.L.Bolton,The Medieval English Economy,1150-1500,London,1980,pp.142,243;N.Hybel,Crisis or Change, Arrhus,1989,【编者按】.225-226.[36] 布罗代尔:《15到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2卷,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235-244页;R.J.Hollton,TheTransition from Feudalism to Capitalism,London,1985,pp.12-18.[37] 参见马克思《原始资本积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38] 韦伯:《世界经济通史》,第234-235页。[39] 韦伯:《儒教与道教》,第272页。[40] 布罗代尔前引书,第639页。[41] E.Balazs,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Bureaucracy,Yale,1964,p.21.[42] P.Kriedte et al.,Industrialization beforeIndustrialization,Rural Industry in the Genisis of Capitalism,Cambridge,1981.[43] E.L.Jones,The Miracle of Europe,Cambridge,1985.[44] 李中清、郭松义:《清代皇族人口行为和社会环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20. 田沁鑫:说《狂飙》
    戏剧 2011/08/08 | 阅读: 2085
    孙旻:看过话剧《狂飙》后,感到你对田汉形象的塑造与同类题材的电影、电视剧有所不同,你当初怎么想到选择这个题材?田沁鑫:我觉得目前中国有品质的戏很少,很多戏剧相当实验,却缺少经典。中国改革开放20年了,最早引进实验的一批人也该发展发展了。我做这个戏没有为追求时髦或想跟别人不一样,只想扎实地搞个戏。《狂飙》大概构思了有一年多,许多构想被我频繁推翻,后来一天下午突然就理顺了,决定通过心路历程去结构整出戏,时间、空间都可以打破,再穿插用一些田汉创作的戏剧,这本身就构成了一个非常新颖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在创作中必须先有样式感,样式跟内容是两码事,可内容会决定形式。选择这个题材有我个人的原因。我特别喜欢那种纯粹的感觉。我一直觉得田汉身上有那种纯粹的东西。一个戏,只有纯粹的东西才能打动观众。《田汉文集》16卷我基本上都翻了,觉得挺了解他。我当时很困惑,他在书里基本不谈自己,都在谈社会呀、戏剧呀......他还是写散文的大家,可以说才华横溢。另外,他的情感非常丰富。我就特别好奇,就想把田汉作为艺术家的一面展现一下,通过这个戏让大家对田汉有一个不同的认识。孙旻:在创作中你是怎样理解田汉这个人物的?田沁鑫:我很同情田汉,觉得这个人特别"傻",就是什么事都用情过重,有点痴迷,至情至性,会把自己所有的东西暴露给朋友看。他这么想问题,别人不会这么想,可他永远用他的方式去告诉别人。他是个天才,自己却不知道,这是个悲剧。在剧中我刻意表现了他比较温厚的一面,一个孝子,一个女性崇拜者......他本人总喜欢把快乐给别人,自己有许多不顺心、不如意的事,想想就过去了。大家会误解,觉得这人挺快乐的,但我觉得田汉内心是非常痛苦的。我同情田汉不被人知的一面,我想把不为人知的一面表现出来,而且这一面恰恰是他最具光芒、最有特性的东西。我写田汉,是因为喜欢他,我没有把他当大师看,我喜欢他这个人。这个人比较有意思,比较有特性。他一辈子比别人忙,自己都说不清楚自己。我做的工作就是想通过这个戏帮他说说。我想他最想说的自己都说不出来的东西,可能就是他好多的情感经历,和一些使他困惑的东西。他可能忙忘了,没有功夫做什么反思。我试想过田汉的心路历程,他去世时最挂念的就是他妈,他是不是还可能想到一生中经历的感情,他的4个妻子?他总是会把别人的好处想起来,心里面有一种非常理想化、非常单纯的东西,跟大男孩似的,特别有意思。别人很少研究他的这一面,我很想问问田汉先生,你当时是怎么想的,为什么会这样做,你这么丰富、多情、浪漫的一个人,怎么就不谈谈你自己呢?他不可能无缘无故地喜欢戏剧、创作戏剧,所以我就费劲儿找出关于"花儿"的戏。对戏剧他肯定有兴奋点,然后就中魔了,就一直为戏剧做着什么。孙旻:田汉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侧重点,你为什么要选取他鲜为人知的情感历程去表现他的一生,而没有涉及其他同时代有影响的人物?田沁鑫:我觉得我不能回避了。我写的是田汉,没有必要写其他人。我当时有一种思路也是向田汉学习的,就是向自己内心发问,就是说我们研究的东西里最薄弱的环节是什么?我们的国歌作者,一代大师的风范是怎样的?大家的概念几乎都集中在一个革命战士身上,而忽略了田汉作为一个人的存在。他的情感历程,他不被人知的一面,我想他最希望表达出来的东西可能是这些,而不是把他的作品分析来分析去。他要是活着,会觉得那样做挺可笑的。很多作品一写田汉肯定会带出鲁迅、郭沫若......我都没有带,尊重的是这个人。如果要带出他那些朋友,就会有些现实主义倾向。所以我直接切入田汉的情感,单纯地把他展现出来,写他不一样的事,写他比较有意思的事。在这种思路下去讲很多他跟朋友的感情,恐怕没多大意思。我还是从戏剧整体性方面去考虑,写田汉的事业时,就让剧社学生的直接感受去代替。孙旻:《狂飙》结尾处跨度很大,没有提及*时期田汉的遭遇,你处理这段时为什么做了大幅度的省略?田沁鑫:我的创作思路是一个"头儿"的思路。死亡弥留之际他能想起的事情,绝不是成功的或者被迫害的事,他能想起的事应该是能在他一生中给他温暖的情感,或轰轰烈烈的革命,如跑到广西,挺进北京城,留住徐悲鸿等文化名人,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同意将《义勇军进行曲》暂定为国歌。至于文革那段事,不是我逃避不想写,因为我认为他可能在文革中有困惑,但我不想在舞台上出现一个穿着破衣受审的人,我觉得那种表现太实了。我恰恰想让他在1968年死的时候穿长衫。他一辈子最讨厌穿长衫,可是结尾时他穿的是长衫,他身上背负的五千年的东西太重了。他临死前想起这些事会闹心一下。他人生中感觉最美好的阶段应该是他的前期,所以还是从他弥留之际这样的方式介入,回顾他一生中温馨的情感世界比较好些。孙旻:你在创作中好像有意回避田汉作为历史人物的存在,而把他当作一个普通人,给予了他更多的人性关注与同情。田沁鑫:我看过贝特鲁奇拍的《末代皇帝》,也看过我们拍的二十几集电视剧。贝特鲁奇比很多拍傅仪的人都同情傅仪,给我的触动很大。他把傅仪比喻成一个罐里的蛐蛐,登基时是罐里的蛐蛐,结尾时还是罐里的蛐蛐,所以特别可怜。他一直被封闭在一个特别小的空间里,虽然是一国之君,可被禁锢得很深。我发现西方的导演是从人性的角度去看问题的,这给我启发挺大。我这次没按以往的方式去创作,一直在想人性的问题,想田汉这个人的性情或者他最纯粹的一面。我觉得田汉最纯粹的一面还真不是去搞什么戏剧,他好像是一个身体非常好,闲着就想做事的人,但他接触的女性又没有真能使他特别激动的,女人好像也承受不了他这种人,除非这个女人特别忠厚。所以田汉必然会寻找别的寄托,戏剧让他充分发挥了自身的能量。能否超越固有的教育去看问题,能否超越抽象的概念做一件事,如果在创作中你愿意使劲多问自己几个为什么,最后你肯定会发现很多问题,发现很多问题都是空白点,然后如何把这些空白点给弄出来,问题就会迎刃而解。我可以用10集的篇幅来说明田汉为什么热爱戏剧,这样一来反而显得特笨,最后还是决定集中体现他人性方面真诚的东西。田汉骨子里爱痴迷,而且又比较单纯,现在的人都需要技巧,需要计谋。我们这个戏排练时,说真话的那场戏,演学生的演员说他们自己都被感动了。真正说真话可能是很难的,我想用很多办法表现这个人的真诚,可能我功力还不够,现在基本上能表现出来的,就是他对女人的尊重。孙旻:为什么取名叫《狂飙》呢?田沁鑫:当时我们取名字时想用一个长名字,比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想了半天都编不出那么好的。后来想到"狂飙运动"是起源于德国的一场运动,我们百年前也有狂飙运动,就是"五四运动",然后我就想到在狂飙时代一群对中国戏剧有贡献的人,其中之一就是田汉。取名《狂飙》,一是好记,二是这个戏是一个激情蕴涵的戏,看上去好像是在谈恋爱,实际上是表达那一代人的困惑,那一代人身上的要使国家强盛的热情。这个热情不是表面的,我想延伸出一种东西来,就是你能感觉到的他们的率真,他们对人的尊重,他们那种不怕牺牲的精神和身上具有的力量。 孙旻:《狂飙》全剧的结构似乎由两条线索构成:一是5出"戏中戏";一是田汉在不同时期与母亲、4个妻子和众学生的对话。你在选取《日本戏》、《莎乐美》、《乡愁》、《一致》和《关汉卿》时是否想从侧面折射出田汉作为一个戏剧家的创作轨迹?田沁鑫:《日本戏》是写田汉留学日本期间,看到日本著名女演员松井须磨子演戏时殉情在舞台上,这刺激了田汉从政治救国转向文学艺术。田汉是非常纯粹的那种人。小时候看社戏,一个纸和尚被火烧死了,很多小孩儿看后都非常害怕,田汉更害怕,因为他觉得那个和尚是个真人。所以我觉得他特别敏感。他喜爱的日本女演员殉情自杀,他的触动非常大,印象深刻。他以为什么都是真的,这是他人性中善良的东西。《莎乐美》是田汉早期翻译得非常好的作品,我们好不容易才找到原译稿。田汉应该是一个欲望很强的人,所以我想用《莎乐美》体现是最好的。而且建国后《莎乐美》就绝响舞台没人演过,我也想演一演。田汉喜欢王尔德,我也喜欢王尔德。这个戏比他的其它作品更能说明田汉的本性。《乡愁》是田汉与表妹易漱瑜在日本留学时,相互之间的情感与生活的较真实写照。田汉写剧本都比较鲜活、真诚,《乡愁》特别实在、鲜活。女孩儿跟男孩儿就是这种感觉,很多男孩儿看这场戏都喜欢。这个戏比较利于交代他们之间的感情,能看到田汉最早写戏的风采,贴近他的情感历程。《一致》是田汉转左的一个信号,是一出活报剧。什么事都要掐头,《莎乐美》是头,他写的那些幼稚的剧本也是头,这个转左肯定还是头。这里面我掐的都是头,取的都是精华。《一致》的剧本很短,内容也很简单,但演员们充分地即兴发挥,表演配合默契。《关汉卿》是田汉成功的代表作,也是他创作的高峰。他将东方的文学戏曲传统、西方的美学观念完美结合起来,并将自身的体验贯穿其中,既是中国文人的写照,也有意无意地预示了自己的命运。我选取"双飞蝶"这一段,是感到它特别贴近后期田汉的内心。"我与你共赴幽冥",有一种感人的帅性与悲哀。这场戏很多人都百看不厌,还有什么东西比临死前一刹那的男欢女悦更刺激的?舞台上一撩盖头,关汉卿就乐了。我觉得这恰到好处,就是那么一点儿分寸,表面特冷静,什么也没说,内心已感受充裕了。因为人在死之前最想要什么的时候,可能是他最放松、最敏感的时候,看到女孩子那样青春的脸,他又一次体会到生命的美丽。我执意要求舞台的性感和演员表演的性感,寻找一种可以刺激观众神经末梢的东西。这是一场激情暗涌的戏,通过演员的形体和声音打动观众,产生吸引与震撼。孙旻:《狂飙》中用了很多篇幅表现田汉与女性的纠葛,包括母亲、4个妻子易漱瑜、黄大琳、林维中、安娥。你把这些女性呈现在舞台上有什么考虑?田沁鑫:我很喜欢田汉的一些作品。他作品里和他自身有一种让人感到特刺激的东西。可能他是一个非常好的男人,不然不会那么多情,女人一般都很容易喜欢他。他有很好的古典文学和外国文学修养,也知道该怎么做。我想能不能抓到田汉骨子里的一种特质,就是所谓的"文人骚客"。他肯定具有这样的气质。一个热情似火的人,性格中有活泼的一面和野性的一面,但在女人方面他就跟另一个人似的。所以这个人特别丰富,但很多作品对他情感生活方面揭示得太少。可这些方面特有意思,特吸引我,所以我想把这个人写得有点意思,我应该把他情感的不同侧面揭示出来。在这部作品里我不求全面铺开,只希望在情感处理上比较细腻些,不然很难说清楚一个人。田汉本人爱把快乐给别人,他很孝顺,一生对母亲都非常照顾,对女人也比较好,这代表了田汉情感细腻的一面。他与易漱瑜属于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可惜易早逝;同黄大琳离婚后还写首诗说:我们因误解而结婚,因理解而离婚;跟林维中"离婚大战"时,林维中深夜去找他,他虽万般无奈,还是陪人家坐了一整夜;他想跟安娥好,可是他太懦弱了,虽然田汉很喜欢称"老大",但坚强背后的一步之遥就是懦弱。后来林维中跑到台湾去闹,在报纸上说田汉丧尽天良,不讲道理,田汉才回了一封信表白自己。他一生信奉"诚"的哲学,以为"一诚可以救万恶",以为文学艺术"不诚无物",当他站出来进行"告白与自卫"时,态度仍然是坦诚的。我很喜欢安娥在闹得风风雨雨后回到上海时对记者的一番表述:"有许多朋友时常说:'请不要扰乱田老大吧!'我要说的是:扰乱田先生的不是我,而是田先生自己,是他自己因善良而产生出来的痛苦,也正因为他这一份善良,在日常生活里时常使我感动。"有这些详实的资料垫底,我觉得我可以在舞台上把握住田汉与女性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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