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佟新:三十年中国女性/性别社会学研究

中国社会学网《妇女研究论丛》2008年第3期
三十年的女性/性别社会学研究好像走过一个世纪, 不仅承接了传统社会学的知识、经历了社会转型, 还应对了整个社会科学界的理论挑战和全球化的政治影响。

2007 年9 月"中国社会学学会女性/ 性别社会学专业委员会理事会"正式成立, 它标志这一学科走向了主流社会学界。30 年的女性/ 性别社会学研究好像走过一个世纪, 因为它不仅承接了传统社会学的知识、经历了社会转型, 还应对了整个社会科学界的理论挑战和全球化的政治影响。这一学科发展路径和研究内容十分繁杂, 为更好的评述, 本文做了个粗浅的限定: 第一, 因多学科交叉的特点, 本文采用了最简单做法是: 只评述社会学专业书刊刊登的学术成果。第二, 虽然有大量的海外女性/ 性别社会学研究被介绍进来, 也有不少学者在海外发表对中国女性/ 性别的研究, 本文只评述在大陆以中文发表的研究成果。第三, 积累的研究成果太过丰富, 因篇幅所限, 本文重点从学科发展进程、研究方法和核心概念与理论三个方面入手。第四, 因有学者对性社会学、家庭社会学等进行评述, 本文只能将相关研究排除在外。

一、女性/ 性别社会学的发展历程和特点


妇女研究在社会学界有漫长历史, 也是早期社会学关注的问题。即使在社会学中断的20 年间, 妇女研究也一直在继续着。改革开放后, 妇女"问题"凸显, 迎来了妇女研究的第一个高峰, 20 世纪80 年代初至1994 年左右可称为改革开放后妇女研究的第一阶段, 这是妇女问题的呈现阶段, 突出特点是将妇女问题化, 呈现妇女在就业、婚姻家庭等方面突出的社会敏感问题, 但很难提升到"研究"程度。第二阶段是1994 年前后至2000 年左右, 为了迎接1995 年在中国举办的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 妇女研究领域迎来了一个广泛吸纳国外理论和反思阶段, 可称其为妇女问题理论化阶段, 并逐渐引入性别视角, 这种理论化广泛涉猎社会学的基础概念和理论。2000 年前后到今天, 社会性别理念广泛使用, 社会学界出现了将性别视角纳入各类社会学研究的态势, 可称其为将社会学问题性别化阶段, 挑战社会学的一些基本概念和理论, 并有丰富的研究成果和教材出版。

女性/ 性别社会学的发展大致归纳为四个特点: 第一, 相关研究广泛和深刻地受到西方女性/ 性别社会学以及全球女权主义运动的影响; 同时, 中国社会特有的本土化问题, 如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男女平等的社会实践也构成了世界女性/ 性别社会学研究的思想库和实践场。第二, 改革开放后中国与世界的交往以及社会转型深刻地影响了其研究内容和理论的发展。1995 年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的召开像个分水岭, 将妇女研究从隐性变为显性, 从描述性研究转向概念和理论建构。有关"妇女回家"、"男女退休年龄"等现实问题的讨论也推动了学科本土化发展。第三, 强调以事实和资料为依据, 着重女性经验的拓展。从1990 年起, 全国妇联和国家统计局开始了每十年一次的"中国妇女地位调查", 为数据和资料的积累奠定了基础。[1]同时, 大量的以个案研究和口述史资料为基础的质性研究拓展了理论空间。第四, 虽然女性/ 性别社会学已经成为显学, 走向主流, 但参与研究的学者主要是女性, 缺少一个由学界共同参与的局面, 这不仅意味着缺少两性间的对话, 也意味着由男性占主导的社会学界缺少整体性的知识反思。

二、方法论与知识生产: 在社会学研究中引入性别视角

女性/ 性别社会学对社会学的突出贡献是在知识生产或方法论方面, 其理论基础是女权主义的知识社会学。女性主义虽然面临知识社会学所共有的矛盾和紧张, 但是通过保留批判与宽容并存的方法论取向, 她们为自己的政治和学术发展赢得了广阔的空间。女性主义知识社会学的新主张有:( 1) 强调性别的核心作用, 建立性别平等的知识模式。( 2) 知识主体的新特征, 即知识主体是具体的人, 是具体的历史、文化和价值取向的人, 也是有情感的人。( 3) 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的新型关系, 即非等级制的、参与式的互助合作关系。( 4) 强调立场论与知识的情境化。[2](P27)1995 年世界妇女大会在中国召开前后, 中国社会学界持续地介绍了西方女权主义的方法论。[3][4][5][6]在知识生产的问题上, 女性/ 性别社会学要回答是:( 1) 如何用社会学正统知识来分析女性的经验;而女性那些无法被解释的经验又蕴含了怎样的知识。( 2) 面对社会学研究方法论模式存在的内在缺陷, 即社会学理论本身可能是支持性别统治和男性霸权的基础, 女性/ 性别社会学的研究该如何有效地批判父权制文化重构新的知识。这些问题一直是其知识生产上的难点。

具有挑战性的女性/ 性别社会学方法论的讨论是以熊秉纯的一篇论文为代表, [7]该论文提出要从社会性别视角重构知识体系, 这要做到:( 1) 摒弃空洞的词汇, 以细致深刻的解析挑战现有的男权中心的价值体系、知识内涵, 而且能够与社会上的妇女工作的实践者进行对话。性别研究和性研究对社会学理论的一些基本知识提出了挑战。( 2) 给个案研究以一席之地, 个案研究的目的是从微观出发, 了解人与人、人与群体, 或人与文化、政治、经济机制的互动关系。( 3) 检视研究者的先见对建构知识的作用。对社会学的方法做出了重要贡献, 正是这些挑战要求社会学从方法论上反思传统男性的或异性恋的立场,要求关注更多的声音和经验, 并深入讨论那些可能被社会学家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知识和背后的权力。在知识生产上主要有以下几个重要的议题。

第一, 挑战"价值中立"的立场, 强调了以女性/性别立场来进行研究的学术意义。1994 年, 中国社会学界以《社会学研究》杂志为阵地展开的一场有关"妇女回家"的讨论, 似乎是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男女社会学家共同参与的讨论, 形成了方法论的对话。对话涉及到妇女研究是否应当"价值中立"?"性别/女性立场"是"国家利益取向"还是"个人利益取向"?在追求现代化、发展经济和提高效率的前提下, 现代性话语获得了合法性。富国强国的现代化出路只有不断提高经济效率来实现, 妇女解放、男女平等只能带来低效的逻辑关系合情合理地被建构出来, 而建构的主体是男性学术精英。[8][9]对话中, 女性立场在强调现代性的框架下以人权的方式提出来。"女人回家不回家( 或说就业不就业) 应当由她们自己决定,这是女性的基本人权之一。"[10]这场争论并没有持续的男性参与和深入的方法论反思。但它揭示出不存在"中立"的学术立场, 看似"中立"却是男性的知识。目前至少存在两种立场的研究, 一是普遍存在的"价值中立"立场, 二是女性立场。前者强调站在客观的角度, 不偏向任何性别地进行研究; 后者则是偏向于女性的研究。同时, 研究理念上存在着两种态度, 一是特殊性态度, 二是普遍性态度。所谓特殊性是指将妇女作为特殊性的人群纳入到研究者的视角, 或研究者更多关注的是妇女作为妇女的特殊性, 而忽略了她/ 她们之所以成为妇女, 或一个/ 一群妇女的文化因素、社会背景及人生经历等; 而普遍性态度则更多地注意到社会性别/ 文化在两性成长中的影响和作用, 注意到妇女自身经验、感受及由此产生的思想、观念所固有的价值, 女性仅仅作为"妇女"的特殊性意义正在逐渐被其作为"人"的普遍性意义所涵盖。[11]

第二, 反思二元论和本质主义。从事女性/ 性别社会学研究的学者普遍否认天生的男性强大、女人弱小的性别存在, 而是强调社会建构。对"铁姑娘"的再思考[12]和对"家庭暴力"不断被再生产的反思[13]都力求说明不存在一个本质的"性别属性", 是特定的社会情境、文化传统和性别互动的过程共同建构了两性在社会中的位置。

第三, 反思绝对主义, 建立多元视角。当研究者强调女性/ 性别立场时, 很容易发现它的局限性, 即女性是一个多元的存在。当加入阶层、城乡和族群等概念时这些问题显得特别突出。一批对少数民族妇女的研究展示了坚持让被研究者作为主体的努力。[14]当发展项目中加入少数民族和性别变量时, 妇女自身同样呈现出巨大的差异和权力等级, 特定的历史条件和地理情境下使再现妇女充满着挑战。[15]

第四, 努力将社会学问题性别化。当将传统的社会学问题以性别的视角提出时, 问题变得错综复杂,研究领域也更加宽阔。一项对公厕的研究拓展了学术领域。公厕是一个性别化的类别, 对女与男的意义截然不同, 其中的差异不单显示出男尊女卑的身体政治, 更重要的是, 主流社会的公厕大多以男性的需要为依归, 漠视女性的独特处境与需要。[16]这样一种问题化的方法几乎挑战社会学的所有知识。

第五, 努力将研究与行动联系起来。特别是使用行动研究的方法, 将就业妇女的社会支持作为研究对象, 在实践和赋权的过程中总结经验, 提升能力。[17]在诸多扶贫项目中, 妇女发出声音、关注妇女需求, 建立以妇女为中心的医疗救助模式、社区发展模式等。在国际NGO 项目的支持下, 女性/ 性别社会学做了大量的实践工作, [18]并从中发展理论。

女性/ 性别立场的知识生产方式还面临诸多挑战, 特别是从关注社会对女性的压迫拓展到关注社会所有的压迫现象、从关注女性经验到关注所有被压迫者的经验上需要发展, 同时理论的提升也需要更多的学术讨论和批评。同时, 女性/ 性别社会学的知识生产方式也面临社会学的挑战, 因为从妇女的视角看世界, 是否能够抽象出普遍的社会知识来, 而这些普遍的知识又如何被社会学理论所检验和被社会学界所接受等问题都悬而未决。

三、建构女性/ 性别社会学的概念和理论

30 年来女性/ 性别社会学研究左突右撞, 希望建立一套分析概念和能够解释中国的理论框架, 以理解性别权力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机制。

( 一) 劳动性别分工/ 公私领域/ 性别身份: 打破二元分割的认识僵局

劳动性别分工/ 公私领域/ 性别身份等概念是该领域研究使用的重要分析工具, 以此揭示性别意识形态是如何掩盖了妇女劳动, 并使女性在家内家外的劳动和作用处于次要位置。性别意识形态将两性劳动、工作和作用赋予不同价值, 男性被永远放置在那些具有更多机会和更具优势的地位上, 从事那些被认为更具有价值的公共劳动; 而女性则被永久地安置在那些没有机会、被视为带有私人性的岗位上, 即使女性参与公共事务, 她们的角色也是私人的或家庭角色的延伸, 即, 因为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等级式的划分使两性劳动分工等级化了。社会变迁改变了劳动性别分工的状态和公私领域的边界, 但没有根本上改变性别意识形态, 而成为性别关系不平等再生产的重要工具。[19]这些概念的使用是力求打破传统公/ 私两分法的努力。重要的一些研究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劳动性别分工与延续的梯级格局

通过对农村早期工业化过程中两性分工的研究发现, 劳动性别分工的再生产将优势就业机会分配给了男性。在以乡镇企业形式发展起来的"离土不离乡"的工业化中, 非农就业机会实施是以"户平等"的方式进行的,"先男后女, 先长后幼, 先内后外"的模式延续了传统的分配资源的方式, 这使男性攫取了更多非农就业的机会。在分配稀缺的就业资源时, 总是存在一个这样的梯级格局: 男性总是首先占据最好的位置, 而女性只能永远处于男性的后面。性别分工的变化是随着经济结构的变化而进行性别调整的。性别分工并不是连续不变的, 而是充满弹性的,这弹性的后面是利益调整的弹性, 是比较利益驱动后男性在调整与女性的分工, 男性获益总是大于女性, 这成为调整性别分工的准则, 无论两性在分工过程中承担什么样的劳动内容, 利益总是向着男性倾斜。[20]

2.市场利用了父权制的理论

当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家庭性别分工和性别因素重叠在一起时, 可以看到在中国市场转型过程中呈现出来的对女性压迫: 身体的压力、家庭内性别角色分工的压力和工厂制度的压力。[21]以"打工妹"研究为例, 有研究指出,"妹"则进一步显示出这个劳动主体在特定情境下的性别身份。女工们能够被招进工厂不仅仅因为她们是一名来自农村的外来工, 同时也因为她是一名女性, 是被认为价格更加便宜, 而且更加容易管理和控制的女性。女性的身体通常被想像为更加驯服、忍耐并且更加适应工厂机器。[22]

3.跨越公私领域的性别身份制


研究强调公私领域的互换机制, 公共领域的规则在私人领域中以"内外有别"的特殊主义原则来实现, 社会规则的弹性化常常会为男权所利用。以妇女权益诉讼为例, 法律案件被不断地私人领域化, 这种状况成为加害人的"策略"或加害人与社会的一种"共谋"。因为当案件变成为一种"家庭问题或私人问题"时, 犯罪的性质就发生了变化。法律被用来处理公共领域的事件; 而把问题"私领域化"就会走出"法律"视野, 而私人领域中的女性身份, 则使法律失去约束力。当"私人关系"在各种场域中被建构时, 女性在公共领域中便显出孤立的状态, 而法律则成为虚设。[23]

内在的制度建构常常以女性身份为原则, 将其排除在公共领域之外。这在农村妇女的土地权上表现的更为突出, 虽然中国法律保障了农村土地分配中的性别平等, 但制度细节上的漏洞使离婚妇女缺少土地权保障, 错过村社土地调整机会的婚嫁迁移妇女及其子女暂时无地。[24]也有研究深入指出, 由于资产的获得与分配在中国一直是以家庭为单元, 这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不同性别在获得资产的具体方面的性别不平等状态。家庭内部资产占有的性别差异在家庭内部隐含了不平等的要素; 同时资产占有上的性别不平等与农户贫困产生了交互影响。[25]

4". 男工女耕"的农业女性化的理论当迅速的变迁影响到每个家庭时, 我们发现, 劳动性别分工的形式成为了"男工女耕", 农村妇女已成为农业生产的主力军和农业现代化的中坚力量。特别是在欠发达地区, 这种格局不仅是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新形式, 而且是农民为了摆脱贫困所采取的"一家两业"的措施。与西方不同, 农业的女性化是以夫妻间高度的相互依赖性和传统观念的影响为前提的, 不是个人本位的权利、平等概念, 而是个人的义务感。[26]

( 二) 性别、家庭与国家: 多元视角的拓展个人、家庭和国家皆是社会学研究重要的分析单位, 当加入性别因素时, 研究更具中国特色。这些研究可能会改写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书写。

1.社会主义与妇女

因为中国经历了三十多年的社会主义式的妇女解放, 这成为世界性的课题。其主要的理论有以下几个方面:

( 1)"去性别化"理论。这一观点认为, 社会主义倡导的男女平等是一种"义务平等", 妇女解放具有工具性。中国妇女解放和男女平等是为民族、阶级解放和社会主义实践服务的, 同时这场两性平等的运动还具有由中国共产党领导、自上而下运作的特点。因此, 妇女解放的意义在于一个被压迫民族和被剥削阶级的女性权利的实现, 同时, 还蕴含着妇女和国家在与帝国主义列强和资本主义世界抗衡中的相互义务关系。男女平等和妇女的个体解放不仅可以分离, 且与西方的概念大相径庭。在解放和义务兼容的时代里, 妇女解放模式并非模仿男性标准, 而是男女都用"国家人"的标准, 城市夫妻的社会性别是依照家庭外部"国家人"、家庭内部"男主外、女主内"的双重标准建构的。因此, 与西方妇女面临的情况不同,中国妇女最棘手的问题是如何在为国家尽义务的同时履行对家庭的职责。由此妇女肩负三重重担: 为国、持家和养家; 而男子则是单一的职责: 为国家作贡献。国家和家庭的矛盾构成了对城市男女双方个体解放的限制, 这是收入、社会地位和家务劳动分工等客观指标所无法直接显示的。值得注意的是, 在传统计划经济时代, 共产党不是远离百姓的抽象意志,而是由各级党员、干部组成的实体, 他们中间有男人也有女人, 这些男女干部与百姓相对平等的物质地位和工作中普遍的带头作用也是促成男女共同为国家尽义务的重要因素之一。[27]

( 2)"心灵的集体化"理论。这是一种历史社会学的视角, 强调社会主义革命和妇女解放运动虽已成为过去, 但是仍可成为"可用的过去", 并通过集体记忆使"过去"成为一种可利用的资源。通过对一个村庄中女性对中国农村集体化过程中的经历、感受和记忆的研究, 揭示了女性记忆的内容和特点以及宏大的社会工程对女性生存状态与精神状态的重新建构, 更重要的是, 通过对女性的记忆和讲述的理解,洞悉了农村日常生活中的国家治理模式和国家-社会关系。广大的乡村女性在中国农村集体化变革中,不仅是重要的动员对象, 还是重要的主体参与者; 同时, 妇女还是这一革命的特性、意义和成功程度的重要表征, 由此农村妇女获得了"心灵的集体化"。家庭劳动变成集体劳动的意义在于, 她们从户内走向户外、从家庭私领域进入村社集体。女性对这一集体化过程历史的记忆和表述只有当这些经历与她们有切身的关联时才会浮现出来。这段历史是通过她们对病痛的记忆、对养育的记忆和对食物的记忆而得以再现的。她们是用身体、用生命感受那段历史并记忆和表达那段历史, 她们决非隔离于那个特殊的历史过程, 而是与之血肉交融, 情感相系, 从根本上改变了她们的生存状态。她们的精神生活也前所未有的充实和丰富, 甚至是愉悦。虽然那个时代女性走出家庭参加集体劳动并非是真正地从所谓"私领域"进入"公领域", 而是从一种被支配状态进入另一种被支配状态, 是从家庭与宗族的附属品成为集体与国家的工具的过程; 但这种转变却具有一种"妇女解放"的幻象。其原因在于她们所接受的"革命--解放"的支配性意识形态, 她们在被工具化的过程中得到了"解放"的感觉, 并由此而精神振奋。这里隐藏着国家--社会之间符号权力的支配关系, 包括性别支配关系。农业合作化运动对农民特别是农村女性的生存状态的改变, 对其思考方式和记忆、表述方式的影响是典型的符号权力治理功效的体现。这一治理的成功还在于它与人们生活世界的逻辑、生活理念和生存理想有着暗中的契合, 它有意无意地利用了这些逻辑和常理, 如女性转变性别角色、对解除传统束缚的要求等。[28]

( 3) 国家话语下的性别身份转型理论。这一理论认为, 男女平等的政策重点是宣传, 很难改变性别关系格局。但是宣传也是一种社会建构, 这种社会动员一定会产生不同于西方国家的社会后果和社会意义。从党-国家通过社会动员让"妇女走出家门"到妇女站出来质疑种种"让妇女回家"的声音, 体现了妇女性别身份从他者叙述向自我叙述的变化。建国后的30 年, 通过党-国家的力量完成了全新的对妇女性别身份的叙述, 这种叙述打破了传统的性别分工, 使妇女承担起社会劳动者的新角色。这一叙述建构出妇女在社会中的性别地位和性别关系, 成为了一种历史性的叙述, 并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前提下使妇女劳动者的形象具有了充分的合法性。与此同时, 这种新型性别身份的叙述, 随着时间逐渐为妇女所接受, 30 年的光阴, 至少使两代人在其生命周期的发展过程中完成了自我指向的性别身份, 使个人对自我性别认知具有了内在的延续性和一致性,并表现在妇女定位自己的性别身份为"社会劳动者"。妇女的社会角色已经发生根本性的逆转。[29]

有学者认为, 男女平等的宣传使家庭内部的性别关系更加复杂, 其后果是, 女性被教育、灌输了性别平等的思想, 在处理家务劳动和夫妻关系时具有强烈的要求平等的心理; 而占人口另一半的男性, 则依然保留了相当浓厚的夫权思想。妇女拥有强烈的平等要求与男性明显的夫权观念之间的冲突构成了当今中国大陆家庭夫妻冲突的一个主要原因。[30]有学者注意到, 城乡妇女对男女平等的理解和认同存在一定的距离, 因为宣传更多是在城市中进行, 城市妇女对男女平等的理解和运用远超过农村妇女。这使那些从农村到城市打工再回到农村的女性来说,她们会经历婚姻生活中现代与传统的冲突。那些回乡的"打工妹"处于边缘化和资源被剥夺的状况, 打工妹们从农村到城市, 但因为婚姻需要, 她们必须回到家乡, 这是一场巨大的变化: 从经济独立、接受了男女平等观念的人, 变成了依附于丈夫的人, 失去了原来的社会网络, 重新开始新的生活。她们需要适应身份的改变、地位的变化和婚姻关系的调整。她们要面对的是在传统观念支持下的丈夫的控制, 返乡的"妻子"面临丈夫和婆家的虐待。如果不能够适应的话, 她们会选择重返城市; 而城市又并非是其理想之地。[31]宣传的建构与现实中的不平等地位, 构成了女性在城乡之间、在工作与家庭之间多重冲突, 而男性则依然保持着传统的性别优势。

( 4) 弱嵌入性理论。这一理论从嵌入者-经济-嵌入社会关系程度的描述中, 分析认为女性嵌入社会关系的程度较弱。通过对保姆、网络中的母亲等分析可以看到, 在弱嵌入关系中, 女性是结构的能动者, 被嵌入者赋予嵌入者的身份、规范、行动的限度和其能动性, 这些能够改变女性所处的微观环境。但是结构也在起作用, 社会主义的实践构成了网络中妈妈们嵌入的结构。这一理论强调了结构的力量是不同的, 城乡二元结构具有刚性; 但文化方面, 结构力量又是柔性的, 社会主义传统和开放的经济共同构成了时代的烙印。[32](P1- 22)

( 5) 比较框架和历史的延续性。有研究通过对20 世纪50 年代陕西关中地区规模最大的一场以妇女为主体的劳动竞赛---"银花赛"的口述访谈和文献档案, 分析这场社会动员背后的多种因素, 呈现国家的经济政策如何与妇女解放的策略交织在一起,如何在推动妇女走向社会的同时制造并维持了社会性别差异和社会性别不平等。[33]对社会主义时期妇女的认识多是建立在与市场经济变化的对比之上的。有学者指出, 很难用简单的话语概括两种体制对中国妇女就业和妇女发展的影响。正是因为有了计划时期的社会动员和赋予妇女就业政治意义, 才使城市妇女的职业发展和经济社会地位的提高有了坚实的基础, 特别是妇女大规模就业, 在转变经济身份、提高妇女社会经济地位的同时, 也对城市家庭"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性别分工模式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尽管时至今日, 很多男性虽留恋"男主女从"的优越感, 但他们已经不再愿意独自承担家庭赡养责任, 这就形成了市场竞争和劳动力供过于求双重挤压下, 支持妇女继续就业的最广泛的人文基础和群众基础, 应当对前30 年来国家强力推进妇女就业并给予女性与男性同等待遇的计划经济政治遗产给予充分的估价。[34]

2.作为家庭和国家间的女性


家庭在中国社会有着特殊的重要意义, 这在女性/ 性别社会学研究中显示出矛盾状况。一方面, 女性与婚姻、家庭的联系显示出她们的集体价值和关爱价值, 但这种价值又被社会所忽略, 因此不少学者在呼唤社会对女性价值的重视。另一方面, 从本体论的角度出发, 女性只有从养育后代的"自然角色"中解放出来, 才能走出性别困扰的最后堡垒, 正是女性在家庭中的角色使其被排斥在公共领域之外。在这种矛盾心态下, 有各种不同的理论探索。

( 1) 家庭利益掩盖性别利益的理论。这一观点认为, 中国妇女的确享有较高的家庭地位, 但它是对等级化劳动性别分工得到的补偿, 妇女为她们在家庭中享受到的权利付出了高昂的社会代价, 她们由此失去了在社会领域内发展的机会和应有的社会地位。妇女通过在家庭内部分工的自我牺牲, 获得了丈夫在社会上的发展, 并由此提高了家庭的社会地位和丈夫的尊重。但更重要的是自1949 年以来实现的公共政策一直将家庭视为社会组织单位, 福利也是以家庭为单位来组织, 是家庭在应对社会的资源紧缺和各种结构限制, 这迫使家庭在外力的限定下成为一个利益共同体, 发展出积极的家庭行动策略。此时, 性别差异和性别利益常常会消失在家庭利益之中, 而其结果是家庭机制进一步强化了家庭内部等级化的性别分工, 并延续至社会, 加剧了社会的性别不平等。[35]

( 2) 夫妻交换原则理论。对以家为本位的中国人来说, 夫妻观念不是建立在经济资源的对等交换上,而是根据夫妻双方对家庭的贡献。家庭贡献的尺度是按照性别规范来衡量的。中国城市家庭的性别规范是男人以养家为主, 女人以持家为主。当然, 这也取决于夫妻间的依赖程度, 如果依赖程度减弱, 那么市场经济中的直接交换也许会逐渐取代非市场经济中的间接交换。第一, 既要分析家务分工, 还要注意夫妻对抚养角色的认同。对夫妻来说, 家务劳动上的差距并不见得意味着不平等, 这取决于夫妻如何对待"扶养"角色的分工, 二者要联系起来看。只要传统的性别分工格局不彻底打破, 家务负担的轻重就不会被用来作为衡量平等的主要指标。第二, 要将家庭决策权和个人决策权加以区分。由于家本位家庭中的家庭决策权带有为全家服务的"操心"成分, 夫妻平等与否不应完全按照权力大小来划分, 而要看它是主动权还是被动权。或许应当使用个人自主权。第三, 在变迁社会, 要将家本位与个人本位的夫妻关系区分开, 因为它反映了不同的夫妻交换原则和平等概念, 夫妻之间的感情和信任程度也会影响其交换方式及交换原则。[36]

( 三) 身体、性别与国家

从性别视角出发看, 身份是被国家、工作、劳动力市场建构着的。有研究指出, 社会性别等级制度和父权制规范并非以强制方式发挥作用, 而是通过在长期社会化过程中对身体的性别塑造成就高下之分的身体, 并最终复制社会性别等级制度。[37]对职业健康的研究显示出性别意义, 因为女性的身体对其履行性别角色所赋予的责任比男性有更重要的意义,这是金钱所无法补偿的。两性间的职业隔离可以看到雇主对女工的偏好, 女孩的年龄优势和劳动力价格的低廉, 她们更因此忍受单调的长时间工作。[38](P38- 100)

以计划生育的国家政策为例, 有关身体、生殖健康等一系列话题在性别视角下重新被讨论。以生育健康看, 它不仅是妇女的健康, 还能看出性别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对人的健康的作用。[39]妇女是在为国家承担着计划生育的重任。有研究认为, 妇女的生殖健康状况取决于其日常的个人卫生保健习惯以及充分利用医疗卫生保健服务的能力。从中国农村贫困地区的妇幼保健服务供给看, 现行制度无法有效管理农村贫困地区母婴健康风险。[40]

当在艾滋病干预研究中加入了性别视角时就会看到, 在地区、城乡、社会群体及两性之间制度与结构性不平等之中的权力问题, 从根本上讲是人权和社会公正问题。农村女性的边缘化、女性身体的商品化、保健瘫痪对农村妇女健康的影响等, 这些男女不平等的政治特性要求对艾滋病挑战做出超越保健部门的以社会公正为原则的政治回应。[41]

( 四) 个体能动性: 关注女性的经验

当关注女性经验时, 社会学概念可以被重构, 如女性的职业发展可被重新定义为人们获取政治资源、经济资源和社会关系资源能力的增长。在这一认识框架下, 女性无论是从事正规还是非正规劳动都获得了自我发展空间。[42]国家的经济政策会给妇女和家庭带来直接和间接压力; 个人和家庭对经济政策的回应也会反作用于经济政策。[43](P4- 39)

1.两条并存的路径: 异化与抗争


对中国妇女来说, 社会主义男女平等的解放之路一直给女性带来复杂的影响, 既有国家、市场和家庭对女性异化的一面, 也有女性获得激励、发展的一面。自1949 年以来中国女工的工作史就是这样的写照。[44]

在市场经济中, 白领在工作场所的工作压力既造成两性性别意识的压抑, 又能够使女性在工作中获得成就感, 接受独立奋斗的观念, 摒弃女性意识。这种看似"去性别化"的工作状态, 既是资本主义工作过程对女性的异化, 也是女性在异化中获得独立的过程。[45]

打工妹们的反抗也有同样的特点, 不能将其斗争简化为政治化的"阶级斗争", 因为深陷三重压迫中的打工妹们是以其自身的阶级经验来抗争。打工妹们作为主体还要努力抵抗国家与市场力量的侵蚀。这种个体经验要求她们实现自我定位。从这个实现开始, 一个人决定以集体的或者个体的方式采取行动, 是主体权利的掌控。她们的社会抗争既是打工者对制度和资本的反抗, 也是女性对父权制文化的挑战。[22]有也学者指出, 中国女工正在以一个阶层的面貌出现。[46]

在非正规劳动力市场中, 女性的就业状况也有类似的特点。一方面, 市场转型中, 女性被迫进入到非正规劳动力市场中。[47]对保姆的研究发现, 转型社会中等级制与社会主义民主平等思想这两种传统并存, 一是等级制的传统, 体现为"主人-家奴式"关系, 是典型的阶级关系的体现。同时, 也有"新社会人人平等"的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传统印记, 保姆服务需求正日益市民化。[48](P25- 47)

2.女性经验的拓展

一项对50 位乡村女性管理者的研究, 将女性个人的经历放到中国农村社会变迁的背景中, 发现这些女性"顶破"土层的方式有: 通过传统的"做积极分子"的方式和通过"亲属关系相助"的方式, 但也有更多的新的路径, 如"以能力胜出"、"新的家族路线"、"掌握机缘",等等, 而"出人头地"和因性别不平等的切身体验构成的"争气"成为其成功的动力源。这表明, 中国农村改革虽然没有彻底改变公共领域/ 私人领域的二元划分和在价值观念上的等级序列, 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男女两性在这两个领域的分布, 妇女对农村公共生活的影响力在加大。[49]

对女性进入网络和网络进入女性这一双重过程的研究表明, 网络特有的虚拟功能, 满足了女性摆脱性别身份的负面体验的需求, 并为女性提供了自行建设心理家园的可能。网络作为社会情境为人们提供了性别建构的心理空间。个体的自主性被网络这一特性激发出来, 个体的需要被重新性别化了, 对网络的评价也重新性别化了。网络屏蔽掉的性别被捡拾起来, 由女性自己进行再建构。这一反性别刻板印象、性别社会态度的建构, 使这些女性离不开自己的网站, 网站成为这些女性与社会性别之间的保护带。[50](P149- 181) 对女性自主性的研究还有许多待开发的领域。

总之, 30 年来女性/ 性别社会学研究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 它象一座宝库, 仔细阅读会有惊喜的和令人启发的发现, 虽然有些是事实的描述, 那也是在挑战传统的叙述。



参考文献:

[1]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课题组编.社会转型中的中国妇女社会地位[C].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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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劳动力市场中的性别问题研究"( 07BSH046) 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 佟新, 女,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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