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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对两个发展路径的重大历史意义进行了思考：尼赫鲁的国家主导计划的发展和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是否成为了两国资本主义的先导，从而开启了两个曾经的亚洲大国重返全球资本主义博弈，并大大改观了参与的条件。

黄宇和的《鸩梦∶第二次鸦片战争探索》虽然全程批判帝国主义，但1998年出版后好评如潮。然而，英国资深史家盖尔伯及年轻学者骆菲尔，分别在2004年及2011年出版有关鸦片战争的专著，竟然若隐若晦地高呼中国该打

2006年的巴迪乌访谈。已汉译并校订，后附英文稿。“当你发现一个解放政治的序列已经结束时，就有一个选择：你可以在同一个政治领域继续下去，或是找到对忠诚的忠诚。”

孟登迎 赵文 译一我在60－70年所写的那篇有关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文本，通常被认为是一篇"功能主义"的东西。人们在我的理论草稿中看到了这样一种尝试，我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仅仅用各种功能来解释社会机构，这样一来直接使得社会等同于履行着镇压功能的意识形态机构，因而局限于一种非辩证的解释，其深层逻辑就是排除一切阶级斗争的可能性。但是我认为，人们没能对我那篇东西的最后一部分给予充分的注意，那部分明确指出了我的分析的"抽象"特征，而且也明确地把我有关阶级斗争的概念摆在了一个中心位置。实际上我们可以说，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能够得到发展的本质，就在于坚持阶级斗争相对于国家机器和各种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作用及功能的优先性--与任何功能主义都不调和的优先性。因为我们显然不能认为统治阶级对社会的意识形态"控制"体系--也就是说统治阶级的舆论效果（"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马克思语）--就是一个简单的既定事实，就是只由那些机构所限定的一个体系，能够自动复制同一阶级的强制规则或体现有着由其功能规定的一定目标的这个阶级的明确阶级意识。因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从来都不是阶级斗争的既成事实，从来都不可能摆脱阶级斗争本身对它的影响。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存在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AIE）的复杂体系之中，它本身是漫长而艰苦的阶级斗争的结果，资产阶级（仅以它为例）只有在这场斗争中满足一个双重条件才能实现它自己的目的，即它一方面要战胜残留在旧有国家机器之中的先前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同时要战胜寻求着自己的组织形式和斗争形式的新的被压迫阶级的意识形态。资产阶级借以成功建立对先前地主贵族的和对工人阶级的领导权的这种意识形态，不仅仅是通过对这两个阶级的外在斗争，而且--并且同时--也是通过克服资产阶级内部派系矛盾并把资产阶级团结为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才确立下来的。我们必须在这个意义上理解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再生产。从形式上来看，统治阶级必须生产它的存在的物质条件、政治条件和意识形态条件（存在就意味着再生产）。但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再生产可并非单纯的复制，并非简单再生产，甚至也不是一劳永逸地被其自身功能确定下来的既有机构的自动的、机械的扩大再生产，它毋宁是一种斗争，争取让早先的、散碎而矛盾的意识形态要素在一整体中统一并复兴起来--而这个整体恰恰是通过对先前意识形态形式和新意识形态趋向的阶级斗争才得来的。统治阶级意识形态再生产的这场斗争是场永无完结的斗争，总是不断重新开始，在任何时候都服从于阶级斗争。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统一过程总是"未完成的"、总是"必须重新开始"，这么说有几个原因。不仅因为先前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尚有残余，竭其所能疯狂抵抗（列宁称之为"习惯"）。不仅出于形成统治阶级团结的实际必要，这种团结一则是阶级各派系（商业资本、工业资本、金融资本）矛盾熔合所必需，一则是在个别资本家的"特殊利益"之上表述他们"普遍（阶级）利益"所必需。不仅因为阶级斗争必须发动来反对正在出现的被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形式。不仅因为生产方式的历史转变迫使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要不断"适应"阶级斗争（古典资产阶级的法学意识形态目前正被专家治国论的意识形态替代）。而且还因为实践具有物质性和多样性，由之而来的"自发的"意识形态必须被不断整合。这一庞大而矛盾的任务从未彻底完成过，而我们也怀疑让葛兰西和克罗齐形成了乌托邦理念的那种"伦理国家"模型是否会存在。正如阶级斗争永不会熄灭一样，统治阶级争取使既有意识形态要素及形式统一起来的斗争也不会熄灭。这就是说，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即便它就是自己的功能--永远无法彻底克服它自身的矛盾，这些矛盾是阶级斗争的一种反映。我们因而可以由阶级斗争对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优先性这个论点得出另一个论点，后者是前者的直接结果：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必然是阶级斗争的场所和实际诉求，使决定着社会结构配置的一般阶级斗争在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机器中延续下去。如果说AIE（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作用就是推行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那么之所以如此恰恰是因为存在着抵抗；如果说存在着抵抗，那么之所以如此恰恰是因为存在着斗争，而且这斗争归根到底都是阶级斗争直接或间接的、有时近但更多时是远的回响。68年五月事件生动地说明了这个事实，并且让直到那时为止一直喑哑无声并被压抑着的一种斗争变得可见。但这些事件在以造反形式在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里（特别是在学校机器里，继而是在医疗机器里，在建筑这种机器里）让一种直接的阶级斗争变得可见的同时，也多少模糊了那个决定了眼前这些事件的根本，即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历史构成和矛盾再生产所固有的阶级斗争特征。没人从这个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和政治视角"体验过"68年五月。所以，我想必须提醒一下人们，如果你要理解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里阶级斗争的真相，并且把造反控制在合适的范围，那么你就得采用"再生产的观点"，这个观点把阶级斗争视为一个总体过程，而不把它理解为个别对抗的总合或局限在这个或那个"领域"（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的对抗；这个观点把它理解为一个历史过程而不是压制或直接反抗引发的一系列事件的结果。在提醒人们注意这些观点的时候，我发现，我被指责为"功能主义者"，或被指责说对促生了我们的阶级斗争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做了有利于有关此类过程的机械观的"系统的理论"解释，这的确是难于理解的。 二针对我的其他一些反对意见与政党，首先是与革命政党的特性有关。简言之，有一些人总是倾向于认为我有这么一种思想，即把每一个个别政党都视为一种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而这将使每个政党彻底被封死在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体系"之中，服从这一"体系"的规律，因而排除了体系中革命政党的一切可能性。如果所有政党自身都是AIE，都服从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那么革命政党，被化约为它的"功能"的革命政党，就是不可想象的。然而，我从没写过一个政党就是一个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可我说过完全不同的话（非常简单，我得承认），那是说政党只是一个特殊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即政治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组成部分"，这么说吧，这些组成部分在统治阶级的"宪法政体"（最高法院、旧制度君主政体等等之下的"基本法"，"自由主义"阶段的资产阶级之下的代议制政体）中"实现"统治阶级的政治意识形态。我所提出的概念应该从政治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角度去理解，我怀疑有人没能正确领会这一点。要更好的理解它，你就得把政治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和（镇压性）国家机器仔细地区分开来。（镇压性）国家机器的整体即便是充满矛盾的，也仍旧要比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总体强大得多，那么（镇压性）国家机器是由什么构成的？国家机器包括国家元首、政府、行政部门（作为执行的工具）、军队、警察、司法系统、法院及其附属机构（监狱等）。在这个整体中，我们必须区分出我称之为国家政治机器的东西，其中包括三个方面：国家元首，国家元首直接向其说话的政府（目前在法国和其他许多国家中存在的政体）和行政部门（它贯彻政府的政策）。国家元首代表了统治阶级的意志和团结，其所代表的这种权威能够保证资产阶级的普遍利益高于该阶级个别成员或个别集团的特殊利益。吉斯卡尔•德斯坦（Giscard d'Estaing）在78年大选时一再从良心出发表明自己的立场并大谈左派将如何当政，但实际上还是坚持必须"保卫法国的自由"，也就是资产阶级的那些自由。政府（目前直接由国家元首领导）执行统治阶级的政策，下辖于政府的行政部门具体贯彻这些政策。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通过这一表明了国家政治机器存在的区分，看到行政部门也是其中的组成部分，即便它被为"共同利益"服务和履行"公共服务"的职能这种意识形态包裹着。这里不存在个人意图，也没有例外：行政部门的职能和资产阶级政府的政策即阶级政策具有完全不可分离的一致性。高级行政部门被委以执行具体政策的重任，因而就扮演了直接的政治角色，而行政部门的整体就开始日益承担起分区控制（quadrillage）的职能。行政部门如果不同时被委以对个体或群体执行情况进行监督的职责--或将那些拒不服从的个体、群体移交镇压部门或对之进行起诉的职责--它就无贯彻资产阶级政府的政策。国家政治机器（国家元首、政府、行政部门）是（镇压性）国家机器的一部分，这样理解的时候，就有可能将它合法地在国家机器中区分出来。现在我们触及到了这个关键的部分：我们必须在国家政治机器（国家元首、政府、行政部门）和政治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之间作出区分。前者属于（镇压性）国家机器，而后者属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政治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这个术语让我们听到了什么？一定社会形态的"政治制度"或"体制"。比方说，和所有同时代的资本主义国家内的资产阶级相似，法国资产阶级即便在阶级斗争的危急形势下创造过别的政体（波拿巴一世和波拿巴二世，君主立宪，贝当的法西斯政体），但总地来讲它只承认议会代表的政治体系，这种政体通过一种政治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而实现资产阶级意识形态。  这种AIE可以是一种对"人民意志"进行代表的特殊模式，"人民意志"由选出的（或多或少具有普遍代表性和直接投票权的）议会成员代表，他们对由国家元首或议会指定的政府的政策进行问责。然而众所周知，政府de facto［事实上］掌握着数量大得惊人的手段来错误地解释并规避责任（这样一来资产阶级在这个机器中占有优势地位）；这些手段从一开始就昭然若揭，除了一些适度的胁迫方式以及对大众媒体的控制，还有伪造所谓的普遍代表性和直接投票权，再就是诉诸现代议会规则（人口普查机制、禁止妇女和青年参与选举、不同层次的投票权、有着不同选举基础的两院制、"分"权、对革命政党的权利剥夺，等等）。这就是事实的真相。但是，我们之所以可以说"政治制度"是一种"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是由于有别于这"特定"真相的虚构，正是由于这虚构，这个制度的组成部分以及它运作模式的规则，其基础就是有关投票个体的"自由"与"平等"的意识形态，就是"构成"人民的个体对人民代表的"自由选择"--它尤其借助这样一种理念，即每个个体为了自己所创造的政治也就是国家要履行的政治。正是在这一虚构的基础上（而国家政治归根到底是由阶级斗争中统治阶级的利益决定的），"政党"才得以组建，这些政党被认为代表并表达着有关国家政治的众多分歧的选择。因而，每个个体也就能够通过为他所选择的某个政党投票的方式"自由地"表达他的意见（如果它的选择不被断定为非法的话）。请注意，在政党背后存在着一定的现实。说白了，它们一般而言代表着敌对阶级的利益和阶级中敌对派系的利益，或者是社会各阶层的特殊利益，这些阶层在阶级冲突之中总是倾向于把自己特殊利益凌驾于其他利益之上。正是由于这一现实，不论政治制度有多少干扰手段或两面派手段，根本阶级的相互对抗性最终能够浮现出来。我之所以说"能够"，这是因为存在着这样一些资产阶级国家（美国，大不列颠，联邦德国，等等），它们的阶级斗争的政治发展没能超越议会代表制的门槛：在这些国家里议会中的对抗很少反映甚至完全扭曲真实的阶级对抗。资产阶级受议会制度的保护，完全是在它们自身内部绕圈子，只是在踏步不前。但另一方面也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况，即工人阶级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阶级斗争可能获得一定程度的权力，使得资产阶级开始害怕"普选的裁决"（法国，意大利），即便资产阶级尚能动用大量手段以颠倒这一裁决或使这一裁决失效。我们不禁想起了法国人民阵线时期的代表议院：资产阶级只用了两年时间便削弱了议会的多数，然后便按照代表们的协议把它移交给了贝当。至此我想说的是，如果我们用事实和结果来质证议会政体的种种"原则"的话，没人能怀疑它的意识形态特征。所有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法律意识形态和几世纪以来传播开来的哲学意识形态以及道德意识形态，都声称对"人权"作出了如下"证明"：每个人在政治上都有选择自己的思想和阵营（他的党派）的自由；所有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还声称这一"证明"的根本理念--尽管它归根到底只是一种幻觉--，即所有社会都是由单个的个人组成的（马克思却说："社会不是由个人构成"[①]，而是由阶级斗争中各阶级构成），普遍意志就在投票的多数机制的投票箱里，最后，正是这种由议会各党派成员代表的普遍意志决定着国家的政治，尽管后者实际上永远只代表某阶级即统治阶级的政治。再明显不过的是，这种政治意识形态是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一个要素并完全与后者一致：这一要素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中随处可见（即便后者在近十年中逐渐转变自身）。如果我们看到这种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基质"是资产阶级法权运作模式不可或缺的法律意识形态，这一点也不令人惊讶。如果你遇到了随处可见的［观念］，那么你就是碰到了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从一个"证明"到另一个"证明"的永恒循环参照--从法律意识形态的"证明"到道德意识形态的"证明"，再从后者到哲学意识形态的"证明"，再由之到政治意识形态的"证明"--，借此每部分意识形态"证明"都得到直接的证实，以便在AIE的各种实践中把这种证实强加给单个的个人。自由和平等的人权意识形态（选择自己观点和代表的自由，投票箱前的平等）最终产生出--并非由于"观念"的力量，而是阶级斗争的结果--它的意识形态机器，人权的政治意识形态也借以形成了一个具体形式。因此，对马克思主义批判家之外的所有人来说，该意识形态已经得到"证明"，可以在没有明显胁迫的情况下为选民或至少是大多数选民所接受。我们在这里显然是与一种机器在打交道，因为它就建立在一整套物质性的被组装起来的装置之上，这些装置有选举名单、选票、投票亭、竞选活动以至于由此而产生的国会。而且我们还明确地是与一种意识形态机器在打交道，因为它不靠暴力，"相当独立地"靠着其参与者的"意识形态这一基础"而运行，它的参与者接受其规则并履行着他们，因为他们真心重视它们，确信一个人必须"履行自己作为一个选民的责任"，这就是常规。服从和同意在这儿达到了吻合。资产阶级所强加的这种"证明"被选民当作"证明"接受下来：他们认为自己是选民并参与到这个体制当中去。他们"遵守游戏的规则"。如果这一分析正确，那么你就不能坚持说--就像有人要让我完全为把革命行动的全部可能性排除在外一种理论负责而"草率地"做出结论那样--所有党派，包括工人阶级党派在内的所有党派作为政党各自都是一个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它们共同整合起了资产阶级政体因而也就不能从事它们自己的阶级斗争。如果我所说的是事实，那么就会得出相反的结论，也就是说，政党的存在决不排除阶级斗争，而是以阶级斗争为基础。如果说资产阶级总是竭力行使它对工人阶级党的意识形态和政治领导权，这也正是阶级斗争的一种方式，资产阶级只有在工人阶级政党被它欺骗的条件下才能取得成功；工人阶级政党的领袖受到胁迫（1914－1918年的神圣联合[②]），或者就是被"收买"，要不就是工人阶级的党的群众基础偏离革命目标以捞取物质利益（工人贵族），再就是向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影响投降（修正主义）--都会使这种情况发生。 三如果我们对革命的工人阶级的党即共产党进行考察，这些阶级斗争效果就更为明显。因为这些党是工人阶级的斗争组织，所以它们在原则上（之所以说原则上，是因为它们会滑入改良主义和修正主义）与资产阶级利益，因而与其政治体制完全对立。它们的意识形态（即他们招募它们党员的基础）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相敌对。它们的组织形式（民主集中制）使它们与资产阶级政党，甚至与社会民主党或社会主义党区别开来。它们的目标不是要将自己的行动受制于议会竞争，而是要将阶级斗争扩展到整个工人阶级，从经济领域扩展到政治领域进而扩展到意识形态领域，而且要采取属于它们自己的斗争形式，必然与每五年将自己的选票放在投票箱的那种方式截然不同。在所有领域而绝非议会之内进行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这才是共产党的任务。它的真正任务不是"参与"政府，而是推翻并消灭资产阶级国家权力。有必要特别强调这一点，因为大多数西欧共产党今天都说自己是"参政党"。即便它们偶尔参与政府（在某些特定条件下这么做是对的），但一个共产主义党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被定义为一个"参政党"--无论我们所说的政府是在资产阶级的支配之下，还是在无产阶级的支配（"无产阶级专政"）之下。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共产党永远不会为了"管理"资产阶级国家事务而进入资产阶级国家政府（即便这个政府是广泛联合的"左翼"政府，致力于推行民主改良）。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即为了加强阶级斗争并为推翻资产阶级国家而做准备，它才进入政府。而它也不可能在如下前提下进入无产阶级专政的政府，即它的真正任务就是"管理"这个国家的事务，但实际上它必须为国家的消亡做准备。因为如果它投入全部精力去进行那种"管理"的话，也就是说这个党实际上让自己和这个国家融合在一起的话--正如我们在东欧所看到的那种情况，那么促进国家的消亡就是不可能的。所以共产党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作为普通的"参政党"去行事，因为做参政党就意味着做国家的党，这无非就是说要么为资产阶级国家服务，要么就是使无产阶级专政永恒化，而彻底偏离其促进国家消亡的任务。可以看到，一个革命的党坚持在政治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获得稳固的地位，以便让阶级斗争的回响能够在议会中被听到，或者它因为形势有利于促进阶级斗争而"参与"了政府--即便如此，它也不应由它在选举议会中的位置或由通过资产阶级政治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实现的意识形态而被定义。实际上，共产主义党有着彻底区别于资产阶级党的"政治实践"。资产阶级党掌握着资产阶级的资源和支持，如资产阶级经济支配权的、剥削的、国家机器的以及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全部资源和支持。它要存在，首先不必为了赢得大众对它理念的支持而团结大众：最重要的是资产阶级的社会秩序本身承担了这项宣传和拉拢的说服工作，它保证了资产阶级党的群众基础。就资产阶级这方面而言，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优势是绝对有把握的，而且由来已久，以至于"选择"在"通常"情形下是自动化的，丝毫不受党派和资产阶级各派系更迭的影响。所以，资产阶级党只需有效地迅速地动员起来组织好它们的选举大战，就可以争取选民认同并收获胜利果实了。因此，资产阶级党根本不需要某科学理论或坚实学说就能生存下来：它只需从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储备中借点思想就足以集合起出事先就由于恐惧或为利益计而被说服的追随者了。工人阶级的党不能为自己的党员提供任何东西：既没有报酬丰厚的闲职也没有物质利益，与此相比，资产阶级恰恰就是用这些来收买他们的成员，以防他们在支持的时候迟疑。工人阶级的党如实表现自己：它是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组织，它的力量来自被剥削阶级的本能、科学的理论和党的章程所允许的自愿拥护者的自由意志。它把拥护者组织起来，领导一切形式的阶级斗争：（与工会组织相联合的）经济方面的、政治方面的和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它确定路线和实践的基础不只是被剥削工人的反抗，而且还有各阶级间的权力平衡--多亏了由一切阶级斗争经验而丰富起来的科学理论原理，它才能以"正确"方式分析这种权力平衡。所以说，它最大限度地从每一方面--不仅在国内，而且在世界范围内--思考对统治阶级的阶级斗争的方式和力度。只有在这一"路线"基础上，它才能对既有效又"正确"地进入左翼政府做出判断，从而在其中为自己的目标进行阶级斗争。但无论在何种情况下，它都使运动的眼前利益服从于工人阶级的长远利益。它使自身的策略服从于共产主义的策略即无阶级社会的策略。这些至少就是"原理"。只有在这样一些条件下共产主义者才能说他们的党是完全区别于资产阶级党的"新型党"，才能说他们自己是彻底区别于资产阶级政客的"新型战士"。他们的政治实践，非法的也好，合法的也好，议会内的也好，"超议会"的也好，与资产阶级的政治实践毫无共同之处。有人现在可能会说，共产党，像所有的党一样，也在某种意识形态--它所说的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基础上组织自身。当然如此。即使对共产党来说，意识形态也起着把一个特定社会团体在思想和实践上统一起来的"粘合剂"（葛兰西）的作用。同样，在这种情况下，这种意识形态"把个人传唤（interpelle）为主体"，说得更确切一些，传唤为战斗主体：人们只需对共产主义党有点体验都能发现这种机制和动力，这一机制和动力基本上和其他意识形态一样决定着个体的命运，但同时也要考虑到这种意识形态的"规则"和不同意识形态之间是存在着矛盾的。人们所说的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绝非无产阶级"自发的"意识形态，无产阶级的"成分"（列宁）在那里总和资产阶级成分混合在一起，而且往往服从后者。因为，要作为一个意识到自己的整体性并在战斗组织中积极发挥作用的阶级而存在，无产阶级不仅要有经验（一百多年来它所进行的阶级斗争的经验），而且还得有客观认识和马克思主义学说所提供的指导原则。马克思主义学说照亮了这些经验，在这个双重基础上，它们才构成了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构成了人民大众的意识形态，才能够在阶级斗争的组织中使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团结起来。它因而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意识形态：说是意识形态，因为它与其他所有意识形态一样都在群众基层起作用（把个人传唤为主体），但同时它又充满着被科学分析原理照亮了的历史经验。如其自身所示，它形成了一种将工人运动与马克思主义学说熔合在一起的形式，这种熔合却又不可能没有冲突和矛盾；因为，这一熔合形式发生于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在特定时期特定存在的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和使它得以形成并能够存在的党之间，它是马克思主义学说本身所不知晓的一种熔合形式，虽说马克思主义学说迄今一直还被这一熔合采纳。马克思主义学说在这儿只充当经典权威，就是说一种识别标记或教条，说到底，为了服务于党和国家的实用主义和宗派主义意识形态的缘故，马克思主义学说也可以干脆完全消失。不需长篇大论我们在这儿也能认出带有斯大林时期的印记的那些党在当前的处境，并得出如下结论，即当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在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组织中滋生开来时，"无产阶级意识形态"也要取决于能让无产阶级保持自身统一性和行动原则的阶级斗争。一种意识形态：当然。但无产阶级意识形态不仅只是一种意识形态。既然每个阶级实际上都在一定的绝非任意的意识形态之中辨认自身，也就是说在植根于其策略实践的，能统一并指导该阶级从事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之中辨认自身。我们知道，封建阶级出于还有待我们进一步分析的种种原因在基督教的宗教意识形态中辨认自身，而资产阶级以相似的方式，至少是在其阶级统治和帝国主义最后发展阶段之前的那段时期，在法律的意识形态中辨认自身。而工人阶级，就其本身而言，即便它可以对宗教的、道德的和法律的意识形态要素非常敏感，但它首先是在具有政治特征的一种意识形态中，不是（阶级统治的）资产阶级政治的意识形态而是阶级斗争的无产阶级政治的意识形态中辨认自己的。这是为了消灭阶级和建成共产主义而进行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在一开始具有自发形式（乌托邦社会主义），随后则在工人运动和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熔合中得以深化发展，而只有马克思主义学说才是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内核"。显然，这样一种意识形态并非"知识分子"个人（马克思和恩格斯）给予工人运动指示的结果。工人运动之所以会采纳这种意识形态，乃在于该阶级在其中认出了自己的存在：唯其如此我们才能解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何以能完成这样一个奇迹--为无产阶级度身定制了这么一个学说。它也并非考茨基所认为的那种被"灌输"进工人阶级当中的东西。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如果没有使自己的学说建基于理论的阶级立场之上，就不可能形成他们的学说--他们理论的阶级立场是他们与自己时代的工人运动建立起有机联系所产生的直接结果。实际上，知识分子当然可以通过巨大的认识努力构想马克思主义学说，但只有在工人运动内部并从其最隐秘的内核出发才能做到这一点。马基雅维利就说过，"要理解君主他就得是人民"。知识分子的出身不是人民，他必须成为人民才能理解君主，而只有参与到人民的斗争中去它才能做到这一点。马克思做到了：通过在最早的无产阶级组织中进行斗争，他成为了"无产阶级的有机知识分子"（葛兰西），也只有在无产阶级的政治和理论立场的基础之上，他才能"把握"资本是什么。马克思主义学说从外部灌输进来这个坏的问题提法所以应该变成这一形成于工人运动内部的学说在工人运动中传播的问题。当然，这种"传播"是经历了大起大落的相当长期的阶级斗争的结果，尽管对帝国主义的阶级斗争造成了戏剧性的分裂，但这种传播依旧继续着。我们可以用阶级斗争高于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优先性的论点概括这里对革命的党的性质的分析的核心精神。一个以共产主义党面目出现的党，一旦热衷于通过选举游戏实现成为议会代表的权利，那么从形式上讲，它也可以以其他党的面目出现。一旦这个党出现在议会当中或"参与"了一个广泛联合的政府，那么从形式上讲，它也能以"遵守"政治的国家意识形态机器的"游戏规则"的面目出现。同样从形式上讲，它甚至还能以如下面目出现：它认可了这些"游戏规则"以及靠着并通过它们运转起来的整个意识形态机制--资产阶级政治意识形态机制。但是工人运动的历史给了我们足够多的教训，革命的党只要"加入这个游戏"并且有效地使自身"融入这个游戏"，那必定会在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影响下为了阶级联合而放弃阶级斗争。就阶级斗争的效果而言，"形式上"这么一来只能变成"实际上"。一直存在着的这种风险提醒我们注意工人运动的形成必须服从的前提条件：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先于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支配性。如果你认为阶级斗争只是反抗社会不公正，不平等甚至是资产阶级剥削的工人阶级造反的结果，一句话，把阶级斗争简化为在一定剥削的条件下无产阶级所从事的阶级斗争，进而简化为资产阶级对这种斗争的回应，那么你对阶级斗争所抱有的看法就是错误认识。这里被遗忘的恰恰是：剥削的条件是在先的，剥夺无产者的状况之形成过程正是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本质形式，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是支配性的。应该把原始积累的全部历史当作资产阶级通过阶级斗争对工人阶级的生产--这种阶级斗争也制造了资本主义剥削的条件。如果这一论点是正确的，那么我们不难清楚地看到为什么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从一开始就支配着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为什么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需要那么长时间来锻造自己的形式并找到属于自己的存在方式，为什么阶级斗争就其根本而言是不平衡的，为什么阶级斗争在资产阶级那里有着与无产阶级不同的实践形式，以及为什么资产阶级要通过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制造那些形式以提前取消工人阶级的革命行动并使之服从于自己。无产阶级的自治，这是它所必需的大策略，也反映了这一条件。如果工人阶级服从资产阶级国家的支配，受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胁迫作用和那种"证明"的支配，那么它就无法赢得这种自治，进而无法获得条件去摆脱这种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无法让自己和它划清界限，无法创造属于自己的组织形式和行动方式，因而也就无法创造自己的意识形态--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这一断裂和彻底划清界限的特殊之处在于，它只有在长期不断的斗争中才能完成，而这斗争又不得不认真对待资产阶级的那些统治形式，并在属于自己的统治形式的内部与资产阶级展开战斗，而且还要确保不能"拘泥"于自己的这些形式--因为它们实际并非中性"形式"，而是创造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机器。正如我在1970年的研究笔记中所说："因为，如果AIE真的代表了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必然由以得到实现的形式，代表了被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必然由以进行较量和对抗的形式，那么，各种意识形态就不是从AIE当中'出生'的，而是来自在阶级斗争中搏斗着的各社会阶级：来自他们的生存条件、他们的实践、他们的斗争经验，等等。"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存在条件、实践（生产的和政治的实践）和形式，与资本家阶级的和帝国主义的阶级斗争的存在条件、实践（经济的和政治的实践）和形式毫无共同之处。因此就出现了对抗的意识形态，它们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一样，是不平衡和不相同的。这就是说，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并非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直接对立面、反面或颠倒，而是一种截然不同的意识形态，是有着截然不同的"价值"的批判的、革命的意识形态。尽管它的历史几经大起大落，但由于已经具有了这样的价值，即已然在工人阶级斗争的组织和实践中得到了实现的价值，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已经勾画了社会主义过渡期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侧影，并因而展现了共产主义条件下废除国家并废除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某些前景。 * 本文作为阿尔都塞对其《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补充说明，最初以德文于1976年发表在德文版的《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汉堡，VSA，1976）当中，后收入阿尔都塞遗稿《论再生产》。本文译自Luois Althusser, Sur la reproduction, PUF, 1995.[①]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220页。--译者注[②]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的战时内阁，共和社会党、左翼联合党、联合激进党、共和联合党和左翼激进党、统一社会党在在战争的特殊形势和"保卫法兰西"的口号下共同组阁。--译者注 

“就在清帝国最兴盛的时代，朝鲜到中国来的使者们却看到了已经不再“中华”了的帝国风景，于是不再认同这个原来仰视的宗主国；而日本人在对中国漂流商贾的观察中．也表现出来一些微妙的、发自国族自尊的轻蔑和警惕。”

“又震了。一点十分。是不是事后只需逮一些人，一切又回复原样？是不是这些人就干得出所有的坏事？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或者每一个环节都有问题？是不是所有的问题都归结于一个问题？是不是因为没有信仰，没有敬畏，没有良知，没有最后底线？是不是全社会都该自问？敢不敢问？”

刘小枫关于宪政的对话注定会成为一个事件。他的言论也注定会震惊几乎所有的自由主义者，因为在他们那里，他作为一个文化基督徒的圣像突然间崩塌了。与其说在评价刘小枫的问题上针锋相对，不如说是在评价毛的问题划为了森严壁垒的两个阵营。

原社科院研究员、基督教徒对“基督教与社会和谐研讨会──中国家庭教会问题专题讨论”的记录，有明显倾向性。

　我不掩饰对大江健三郎《广岛笔记》的不满。 　　因为，我没有读到自己在广岛感到的那种焦急的信息。 　　它不需文学或哲理的彩饰，它应该简单干净，甚至只有两句：一， 必须无条件禁止和销毁一切核武器。二，发展和使用核武器，即践踏冒犯人类的道德底线。 　　如在两句之上再作补充，就应该说： 　　在这个帝国主义发疯的二十一世纪之初，美国是再次挑动核灾祸的最大嫌犯。原子弹，尽管它这一次可能是微型的或战术的，时刻都可能被美国军队投向人类。 　　大江健三郎尽管也执著于批判，但诸如颓废、屈辱、威严、自杀等概念的阐释，更像是暧昧的作态。它不能代表被核轰炸一瞬抹煞的、十万死灭生灵的悲愿。它以一副深刻面孔，回避了揭露的义务。它对1964年中国的第一次核试验忧心忡忡，而不去呼吁阻止迫在眉睫的美国核犯罪。它推敲斟酌，最后也没说出一句世界共识的大白话：想冒天下之大不韪使用核武器的唯一嫌犯，就是横蛮的美国。 　　大江健三郎近年来对中国文学指手画脚，显然不在乎对中国的冒犯。但是他的《广岛笔记》里，并无类似的自信，对美国新的核冒险来一句断喝。哪怕昨天就是美国以原子“男孩” 和“胖子”轰炸了日本，而今天美国更迫不及待，想试试“战术”或“微型”核武器。在《广岛笔记》里稀疏的美国批判，不过是： 　　 　　——我怀疑，面临向广岛投下原子弹的时候，决定那次作战的美国知识分子的那一群，心里或许曾闪过 “信任人的力量，或人道主义” 之类的念头。……我怀疑，他们不就是在那般荒谬的人道主义确信之上，才做出投下原子弹的最后决断么？ 　　 　　——我时时想，投下了原子弹的美国军事负责人，是靠了广岛市民的自我恢复力、靠他们不许自己停滞于悲惨的、自立了的人的廉耻心，才能对原子弹的灾难轻描淡写。 　　 　　如日本评者所说，这些话相当难懂。什么叫“自立了的人的廉耻心”？他的批判语言，如他自己指出的一样暧昧。弯绕的叙述，堆砌的哲理，掩藏着一丝是非的妥协。 　　他远不如那些毫无话语权势的穷国战士，掷出唯有的石块，阻击凶残的坦克，或者以肉躯筑成街垒，以生命抵抗——贫铀弹、战术核武器、核战争的罪恶进军。那些人炸裂的生命嘶喊，他们留给人世的音讯，在我听来，正是广岛呼吁的续篇。 　　我想，除了文人的作态，任何到过广岛或长崎的人，都会为两座城市的受难，懂得了一种道德的底线；都会忍不住张开喉咙，加入广岛和长崎的呼喊——全人类联合起来，销毁和禁止核武器，阻止核战争！ 　　这呼喊简单无比，但一刻不能停歇。它排斥任何借口，否决一切偷渡，否决诸如安全、反恐、战术、微型等概念和道德上的偷渡。要以经久不歇和雷鸣般的、全世界全人类一致的共同怒吼，实现禁止核武器的目标；首先压制住核流氓美国的犯罪欲。 　　广岛和长崎一直呼喊，六十年没有停歇。他们把诉求简化，绝对禁止、拒绝借口、不论条件原因、不分敌方是谁、强调使用核武器即是反人类的犯罪；强调地球上不能再出现广岛、长崎，人类绝不能再使用核武器。　　——这就是我在广岛感到，但是没有在《广岛笔记》中读到的原则。 　　 　　幸存者的喊声，日复一日，哀怨凄绝。他们呼唤更多人的加入。他们感动了全世界，也感动了求学日本的我。 　　不断再版的《广岛笔记》，与广岛的喊声多少有异。它在阴影笼罩的六十年后，没有做一根勇敢的手指，向世界指证美国的核威胁。 　　它也没有揭露为之造势的媒体犯罪。它没有说：在南斯拉夫、阿富汗和伊拉克使用的贫铀弹，乃是对六十年人类艰难建立的和平准则的践踏，乃是对广岛、长崎六十年泣血呼吁的蔑视。 　　对一介文人的评论并不重要。 　　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加入呼喊。 　　已经是间不容发，一切都紧迫至极。因为罪恶的新十字军带着贫铀弹、核迫击炮弹和各色新式的杀人凶器，正朝着整个世界，踏着正步、列着队形、一阵阵敲响着罪恶进军的鼓点。它的矛头——高高仰起的导弹的尖矛，不仅直指着我的同胞骨肉，也对准了我的生身祖国。 　　在如此时刻，广岛、长崎的教育，给我注入了强劲的力量。在这思想贫乏的时代，我不能不对长崎、广岛心怀感激。六十年前，它们以惨败、受难、灭绝以及复活，炼铸了一个绝对的原则。那个原则，那个人类找到的、先决于任何分歧的巨大共识，使我激动。于是我不愿旁观，我要加入，我要投身那呼喊之中，锻炼自己的人道。 　　 　　尤其是长崎。 　　在旅行长崎之后，我有时暗想，比起在当今世界家喻户晓的Hiroshima（广岛），同是遭受了原子轰炸浩劫的城市，同是受难者和核罪行的苦主证人，Nagasaki（长崎）是否多少受到了淡漠？ 　　是这样吗？ 　　长崎深深地吸引着我。甚至我觉得，冷淡长崎选中广岛的做法背后，或许还藏着某些用意。或许恰恰在长崎，在另一片被美国原子弹变成焦土的日本土地上，唐船、锁国、郑成功、沙勿略、兰学、志士、基督、军舰、吞并琉球、军火交易……走马灯一般，竞相逐次登场，演出了一部日本民族的悲喜剧。 　　我捉摸着自己的一个直感：或许，没有哪个城市能比得上长崎。也许它的深港浅山，就是一把——理解日本的钥匙。 　　文化八面纠缠，但长崎的本质，是它与西欧的关系。这个港口，满缀着日本与西欧的轶事，分娩过一部日本的开明史。最后，就在这块生长着日本人“脱亚入欧”理想的土地上，西欧物质文明生产的原子弹瞄准了它，把它炸作了一个地狱。 　　——这就是《长崎笔记》构思的动机。 　　 　　一 　　 　　顺风顺水平户海 　　倭女倭刀国姓爷 　　——歌谣 　　 　　对中国人而言，长崎和北海道一样，远不可测，语焉不详。谁都不会想，长崎曾与中国密不可分。 　　但一旦来到了长崎，人们又会惊奇它与自己的距离。它与中国真是一衣带水；它与浙闽海域台澎金厦之间地理的临近，简直令人咋舌。 　　季风和洋流，都显得称心如意。从日本九州的长崎外海，一叶轻帆投入大洋，逐波随风，不久便可在宁波泉州登陆。 　　唐人船，在那时趁秋风东渡日本。“唐”是中国别名，不仅限于唐代。在西日本各港，一连若干个世纪，唐船帆樯如云。唐人习惯了季风和海路，他们常在长崎贸易之后，辞岁越年，直到次年春天扬帆归国。 　　那是帆船贸易的时代。顺风顺水，唐人船的周期往复，使得每年都有数千人居留九州各港。在长崎，一角繁华的中华街逐步建成。 　　航海、贸易、走私，当然也时而风高越货、月黑劫船。那时的大洋里，出没着一代代的浪里白条、弄潮男儿。种得东海万顷田，他们穿梭于长崎至福建的一条水域，国籍含混，人员复杂，时而显现为唐人海商，时而又扮作了日本倭寇。明朝禁海和日本缺货，其间的暴利，鼓励他们把生涯付予险浪。他们的锚地和货场，先在舟山双屿，后在长崎平户。大陆人的性格，溶化于滚滚波涛中的商机。不顾法度、追求利润的一支海上武装商队出现了。郑芝龙、郑成功父子是其中的佼佼者，而最初打下这一方碧水霸业的，却是不大为人所知的王直。　　1541年，被明朝赶出了舟山群岛的王直，最终把平户选作了基地。这些武装走私的海商，渐渐裹挟了，也混杂于失意的浪人破落的百姓——以后，出没东海的倭寇，国籍变得掺合混杂，行业也是亦商亦盗。他们与禁海的明朝官僚纠缠不已，最后竟然从山东到浙江，在千里海岸线上扑岸攻坚，烧杀抢掠。虽然戴着倭寇帽子，资料上却说他们多是浙闽流民，日本人仅占三成。而且能节制倭寇的，唯中国人王直！　　与王直的横行东海同时，一个在东方水面徘徊良久的影子，也露出了长崎附近的水平线。它就是正在与吞噬了美洲的西班牙疯狂竞争的葡萄牙王国。大海里的葡西竞争，内容唯有两点：夺城掠地和传播天主教。 　　这些白人殖民者大大利用了东海的无序，利用了中国人的实用主义。但它们未曾料到，最终限制并驱逐它们于东海之外的，也是这些不晓大义的中国海盗。 　　早在1525年，厦门海商为了买卖，把葡萄牙人招请到舟山双屿岛的六横岛，葡萄牙人抓紧机会，在那里修筑了大约千间住居、两座教堂以及市政府、医院，甚至设置了市长。此时，在不算太远的马来半岛，苏丹领导的原住民正在马六甲与入侵的葡萄牙殖民者战斗。 　　走私海商王直的早期据点，也在六横岛。1543年，携枪的葡萄牙人乘王直的帆船，到达了日本的种子岛。此即日本史上有名的“铁炮传来”；日本领主惊异于如此利器，即刻不惜千金重价，购买了两支“铁炮”到手，回家闭门仿造。对这两支火枪的仿制，就是后来日本军队的制式枪械，包括传说的“三八大盖”的源头。 　　东洋人，包括日本幕府并不知晓——就在这个时候，一位远在罗马的陌生教皇，在滔滔的西洋某处，画了一条竖直的子午线，分赏两个宠臣。莽莽大国小岛，无论明朝日本，虾夷吕宋，悉数都已经——东半个赐给了西班牙，西半个赏给了葡萄牙。 　　葡萄牙，此刻已在眼前海上露面。 　　不用说，那时的日本人不可能知道，在恐怖的“子午线”的另一边，秘鲁的波多西（potosi）、墨西哥的瓜纳华托（guanajuato）等银矿已经开采。也可以说，人间地狱已然开启。他们不知道，比在长崎招摇的葡萄牙更陌生的西班牙，在美洲已经使人成千万地被屠杀和苦役致死。当然他们更不可能知道，这一切都是以天主的神圣名义进行的；天主的教堂，已经在浸血的大地上星罗棋布。 　　1549年，在这一背景下，葡萄牙的耶稣会传教士沙勿略，也搭乘王直的倭寇船，到了日本最西的长崎。他是最初的日本传教士，后日被梵蒂冈教廷封为圣徒。 　　 　　1557年，王直被明政府捕获处死。东洋的制海权，转到了郑氏家族的手中。郑芝龙接手了王直的平户基地，与日本人田川氏结婚。1624年7月，这位日本女性在平户生下了大名鼎鼎的郑成功。 　　追逐着百万海上利润、拥簇着千艘武装海船——这代代的弄潮儿，有时会遭时代翻弄，一度堕为海贼；但是当他们被大潮推上浪尖，也会让自己的人生，涂上政治的浓彩。 　　郑成功，至七岁随父移居福建之前，与他的日本母亲在平户度过了七年时光。 　　不同于王直等海上枭雄，郑成功有政治的视野。 　　郑成功(1624—1662)，原名福松、郑森。因拥立明朝亡命唐王于福建，被赐与“朱”姓，并改名成功，于是人称“国姓爷”。日本曾有著名的人形鷙鷚璃木偶剧《国姓爷合战》，因而可知此名的流行。 　　当他接替父亲、入世于东海中国的舞台时，在他眼前，大陆上正是明清鼎革，海上则有白人携铁炮传教殖民——郑成功的选择，只能是因势利导，逐流使浪。 　　他先援助亡明抵抗满清，后夺取台湾割据自重，演出了一场乱世英豪的威武剧。对他来说，所有运筹决战纵横抉择都无非是形势所迫，其实并无别择。但是，他的收复台湾这一作为，扭转了东亚的政治格局，甚至破坏了殖民主义的全球大计。 　　1661年，郑成功以金门厦门为基地，指挥舰队大举登陆台湾。他的目标是：攻略台湾、安置休息、再图进击、重归故国。 　　4月 30日，郑成功挥师两万五千，先打澎湖岛，5月包围赤嵌城，以大炮猛攻。在8个月攻防之后（1662年2月），无耻地盘踞了台湾、至今仍自吹给台湾带去文明的荷兰人连同它们的东印度公司，虽然也火枪铁炮负隅顽抗，且调兵遣将等待外援，但大势已去，他们最终还是在郑成功的大军重击之下，竖起了白旗。 　　这一历史事件，意味着什么呢？ 　　日本的右派总想说：郑成功并非大中华的正统国军，他占领台湾不过是割地自保，而且他还是个日中混血儿。欧美的绅士更是“百年嘴硬说殖民”，耐心絮叨颠覆中国的话语，描画白种人的神话。他们怀着乡愁，执拗顽犟，锲而不舍地说，白人带来了文明，即便台湾也是由荷兰人“发现”的，荷兰给台湾带来“荷兰豆”，教土著用牛耕田。 　　其实就在荷兰人盘踞不久，以菲律宾吕宋岛为据点的西班牙人，也尝试染指台湾。1626年，西班牙殖民者占领了台湾北部的鸡笼（现基隆），在社寮岛筑建圣萨尔瓦多城堡 (San Salvador)，并扩张到蛤仔滩（现在的宜兰），在沪尾（今淡水）筑圣多明戈堡(Santo Domingo)。 　　郑成功的舰队，对它们实施了一场铁帚扫海。 　　任你嘴硬，荷兰人、西班牙人，以及他们臭名昭著的东印度公司，都被一扫帚扫进了汪洋东海。尽管今天，他们乘着资本主义的话语优势，在中国奴才的帮腔下隔海呱噪；但是多言无用，他们的台湾梦，已经真的葬身鱼腹，已经永远地退出了历史。 　　如果没有郑成功的扫荡，东海的形势不堪设想。不能想象台湾是一座欧美帝国主义的移民岛，如一个东海的以色列，近在咫尺，永久地威胁朝鲜、日本、中国。 　　无论如何，在东海——即朝鲜半岛、日本、大陆东海岸、东海诸岛、台湾——这一东亚的心腹海域，欧美的殖民主义未能插脚进来。它们可能完成的全球链接，被郑成功一剑斩断，一把火烧了。 　　日本人应该为郑成功的一半日本血统自豪。郑成功的壮举，是为东亚收复台湾、为东海收复台湾、为一个古老的传统收复台湾。这个传统，不愿被白种殖民主义所覆盖，不愿被洋人的价值所否决。 　　悻悻挑衅的日本右翼，得势无形的台独政客，都是短视的小人。郑成功完成的驱逐殖民者收复台湾岛的意义，需要在更宏观的视野之内，在更大的时代到临之后，才能总结。 　　据说，荷兰的东印度公司在驶近台湾岛时，船员惊呼：“IlhaFormosa”，大意为“美丽岛”。于是“福摩萨”（Formosa）一词便被殖民主义政客和西方知识分子不舍不弃，印上地图，挂在嘴角。好像它有多古老，使用过多少个世纪。 　　 荷兰人在台湾呆了多久呢？ 　　其实，台湾的所谓荷兰的统治时代，从荷兰王国的商社东印度公司控制了台湾南部的1624年算起，到他们于1662年在郑成功军前投降，其间仅有三十七年时间。 　　 　　这片海洋的一侧，是茫茫中国大陆。隔海与世界发生复杂纠葛的日本列岛，每每以长崎为门户。长崎与中国的关系，盘根错节纠缠，就像郑成功的背景、血统、行为一样。那些东海弄潮儿，驾着唐帆倭船，两边疏通有无，从中赚得利益。迅疾的海流，规律的季风，正合他们的心思；长崎的平户，浙江的明州，都是他们的锚地。 　　如郑成功故事喻示的一样，从长崎到台湾，甚至还可以把北至堪察加半岛、南至菲律宾的一道海域，看作一个单元。这就是东海。海中散布的岛屿和半岛：朝鲜、九州、琉球、台湾，甚至城市和港口：旅顺、釜山、泉州、上海，天生处于微妙的政治地理环境之中。 　　分析长崎在它的历史脚步中走过的与上述东海的分离聚合，是件有意思的事。虽然年轻的日本人或许对如此海域划分感到突兀；在他们被灌输的常识里，长崎不是对中国，而是对欧洲的门户。 　　确实，即便日本人不同意：在不动声色之间，长崎和东海的传统，发生过一次腐蚀和颠覆。此后长崎不再是东海大家族的一个码头，而是白种欧洲的思想、金融、谋略的据点。 　　同样，尽管中国人不接受——但倭寇的打闹，不过是“海内”的纷攘；正是随着倭寇的退潮，真正的灭顶淹没，就步步临近了！　　郑成功远去台湾之后，长崎与中国的关系褪色了。 　　虽然，长崎还有一条四门俱全的中华街，但街上往来的却多是碧眼的洋人。武士的佩刀旁，挎着乌黑的“铁炮”；港口附近的（荷）兰学塾和洋病院，出入着富家的子弟。在港口依偎的东南山手，欧式别墅在绿荫中隐现。大宗的交易，政治的谈洽，都在洋馆的咖啡桌上进行。王直和郑成功都已一逝不返，长崎正走向它“入欧”的时代。 　　 　　二 　　 　　人既然已如此凄惨 　　主啊 　　海为何却依然碧绿 　　——远藤周作 　　 　　长崎在1571年作为自由港，正式对东西两洋开港。除了自中国而来的传统唐船之外，西洋来船主要发自葡萄牙。那正是葡萄牙和西班牙在地球大洋之间进行征服殖民地和传播天主教的疯狂竞争的时代，葡萄牙人以传教为名在东海的出没，引起了日本幕府的警惕。 　　终于，德川幕府坚决踏上了镇压天主教的血污道路，并在1639年采择了锁国政策。这段历史，通常被看作日本的黑暗时代。幕府因这段时期的作为，满脸涂了专制的颜色。 　　但是，当时的全球大势，还要十倍的复杂。 　　幕府的武士闻所未闻——在葡西洋人的天主教观念中，基督徒不仅有权占领异教徒的国土，而且不从洋教的诸国，主权尽归教皇。武士们不能想象：根据在西班牙天主教政权攻占穆斯林首都格拉纳达的次年，即1493年以条约制定并于1529年补充过的“教皇子午线”，日后地理概念中的美洲，已经被教皇赏赐给西班牙；而后来所谓的亚洲非洲，包括日本在内，都已在梦中被划给一个匪夷所思的“葡萄牙” 了！ 　　按照修订的教皇子午线，印度尼西亚的马鲁加岛以东的经线，乃是葡西边界。在此线以西，依次排列的日本、中国（当然包括澳门、广东等地）、印度（葡人在印度次大陆西岸构筑的据点是果阿）、摩加迪沙（达•伽马“发现”印度时，去路上靠阿拉伯人引水、回途中却炮轰摩加迪沙）——并无例外，都已在理论上归了葡萄牙。只不过，还需葡国一个个占领，方能做到名副其实。 　　这就是葡萄牙船出没长崎的大背景。 　　 　　葡萄牙传教士沙勿略（Fransisco Xavier），途经印度的果阿（goa），搭乘王直的帆船，登陆日本鹿鷛岛的时间，是1549年8月15日。抵达后，他为获得传教许可，和一个已经粗知日语的修士、一个传奇的日本教徒弥次郎（yajiro或anjiro）一起，离鹿鷛岛，上京游说。同年11月，山口境内的布教活动开始。 　　1579年，长崎岛原半岛的大名（领主）有马晴信接受了葡萄牙的武器粮食援助，在诸侯争战中占了上风。有马因而归信天主教，成为最早的“基督徒大名”。 　　以后，基督徒大名增加到三四人之多，著名的高山右近是其中之一。七十年代在中国公演过的电影《吟公主》，描写的故事中，就有这位高山右近。那是一个天主教的信仰传入了日本的武士阶级，并与丰臣秀吉发生冲突的故事。 　　1584年，岛津氏也采取优遇基督教的政策。1587年丰臣秀吉进攻岛津，以基督徒轻视神佛、买卖人身为由，决意禁止和驱逐基督教。但丰臣秀吉虽然厌恶洋人的传教，却又喜欢与西欧的贸易。因为其中的利润和物资是诱人的。 　　以后，随着出兵朝鲜、秀吉病殁，还有关原之战，战争要求巨额的费用。接纳洋人的大名靠着贸易利润，维持了藩国的经营。 　　关原之战以后，德川家康登上政治舞台。他和丰臣秀吉一样：希望贸易，讨厌传教。但是为了改善经济和邻国关系，他实行过一种“朱印船”的凭证通商制度，对天主教的禁止也曾一度解除。 　　“基督徒大名”有马晴信是一个中心人物。他的朱印船在澳门曾与葡萄牙人冲突，六十名日本人被杀害。作为报复，次年葡船“上帝之母号”来到长崎，有马联合了长崎官员，把这艘船击沉海底。 　　“不传教的荷兰船”应召般出现了。 　　紧接着，另一个新教国英吉利也趁机挤入，在长崎的平户叩关求商。1611年，西班牙使节在日本测量诸港，被欧洲同胞威廉•亚当向幕府密告：“西班牙先测量各港，以后准备派兵。”荷英与西葡的矛盾，给日本幕府提供了既能保证贸易利益，又能禁止洋教传入的选择余地。 　　德川政府决心与西葡二国一刀两断，实行禁教。虽然被对外贸易的巨额收入吸引，但幕府更认为随洋船舶来的基督教思想，与日本封建制度水火不容——坚决而残酷的禁教开始了。 　　1612年基督教禁止令颁布，传教士悉数被逐。继续传教者被投入监牢，日本的基督徒大名有马晴信被命令自决。1615年，日本基督徒大名高山右近——他与茶道宗师千利休之女、电影观众熟悉的“吟公主”有一段爱情故事——以及外国教士、日本修女约三百人，被驱逐到马尼拉。在京都六条河原，官府立起二十七根十字架，把五十二名信徒和十一名儿童处以火刑。据说，女信徒紧抱孩子直至烧焦，不肯弃教。 　　1622年，最著名的一次镇压发生。在长崎西坂，天主教传教士和信者共五十五名被绑上了十字架，于火刑之后斩首，史称“元和大殉教”。这些殉教者后日被梵蒂冈追封为圣徒。由于被处刑的神父中有墨西哥人，因此今日墨西哥的别墅城奎纳瓦卡（Cuernavaca）的教堂里，也装饰着西坂殉教主题的壁画。 　　但欧洲还是不断派来教士。 　　基地置于平户的英荷舰队，加入了幕府对潜入者的拦截。登陆、潜伏、被捕、弃教的神父，接踵不断。比如一次，英荷舰队拦截了从马尼拉驶来、装载皮货的一艘日本朱印船，在货物中发现了两个西班牙人。原来船长是日本基督徒，他藏匿了企图潜入日本的传教士。已经弃教的托马斯•荒木供出了他们的身份，教士随即被投入大牢。将军德川秀忠为教士的执犟大大震怒，决定重刑对处。 　　又一次镇压中，被处火刑的传教士和信徒共二十五人，斩首三十人。死刑的范围，囊括了奥古斯丁会、多明我会、耶稣会等几个修会。死者中女性和孩子很多，最小的遇难者年仅四岁。1637年，在离长崎不远的天草和岛原，爆发了称作“一揆”的大规模农民暴乱，参加者中，基督徒很多。两万多人笼城死守，幕府派出了十二万大军，对这场宗教起义进行了残酷彻底的扫讨。 　　天草之乱以后，基督教（在那时即天主教）在日本消失了。 　　日本正式锁国。 　　 　　初读远藤周作的小说《沉默》，是在1989年。那时我读着它，比较着中国史上的宗教事件。它的微微欧化的文笔，对于正在学习日语的我，简直是异常优美。它描写的那个天主教在幕府时代的受难故事，句句真实，哀伤凄绝，给了我难以名状的感动。 　　小说的梗概大致是： 　　在葡萄牙，传说着费雷拉神父在镇压基督教的日本，因为一名长崎官员“一诺勿艾”的罕见残酷，放弃了基督。而他的清高虔信，曾经感化了多少教士和神学生啊！于是教会决定派勇敢的神父潜入恐怖的日本，一查此事的真假。 　　神父罗得里格和一个同伴出发了。他在澳门结识了一个古怪的日本人吉次郎。顺便说一句：这个吉次郎的名字，使人联想后来成了圣徒的沙勿略。因为沙勿略也是在果阿找到了一个名叫弥次郎或安次郎的、履历复杂的日本人。罗得里格由吉次郎引路，终于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踏上了日本的海滩。 　　 以后的故事惨不忍睹。他们和日本潜伏的信徒接上了头，但随即给那些可怜的农民带来灾祸。拷问的残忍，使气盛的神父开了眼。接待了神父的农民被绑在木桩上，在反复淹没的潮水中殉教。传说的费雷拉神父渺无音讯，年轻教士罗得里格却被吉次郎出卖，落到了长崎官员的手中。 　　远藤周作细腻描写了哀伤的十七世纪。特别描写了逼迫人以脚玷污圣母像，来检查是否信教的 “踏绘”（fumie）。它简直是日本的污行。政府的残暴，百姓的坚贞，写得栩栩如生。　　罗得里格看够了褴褛信徒的受难和他们的殉教。在迫害的极点，他捶胸天问。他不能理解，神的沉默。他不能接受——恶行和苦难被如此纵容的现实。 　　就在他几乎疯狂的时刻，传说中的酷吏“一诺勿艾”出现了。 　　这个名字即井上，是统管长崎左近的筑后守。与欧洲的传闻相反，此人只是一个瘦削老头。他并不用刑，一旦露面，只是娓娓道来。小说写下的、井上筑后守的徐徐劝诱，是对欧洲天主教价值优越观点的、点穴般的批驳。 　　井上一席话，神父的心乱了。 　　接着，一个日本和尚打扮的黑衣人，被领来与他会面。 　　——居然这位日本和尚，就是传说中的费雷拉神父。 　　以圣洁著名的教士，早已放弃了天主教。 　　他被残忍地在井穴里倒吊，狱卒在他的耳根处刺破一个洞，以便淤灌头部的血慢慢地滴出。与那些殉死的褴褛日本教徒不同，他仅在五个小时后就屈服了。他甚至在日本娶妻改姓，进行批驳天主教的着书立说。 　　但是叛徒的痛苦嗫嚅，却揭破了虚妄的表皮，一语道出了日本与西方相抗相悖的异质。改名泽野忠庵的费雷拉说： 　　 　　“他们把圣沙勿略教给他们的‘上帝’（Dios）一词，随意翻译成了‘大日’(だいにち)。从那时他们信仰的，就不是基督教所说的神……不,在这个国家,日本人在我们盖起的教堂里祈祷的,不是基督教的神。” 　　（《沉默》，新潮社，1986年，p.94） 　　 　　在昔日偶像的现身说法面前，年轻的神父崩溃了。在思想拷问的尽头，在鸡啼之前的黎明，他污脏的赤脚踏上了圣母像，背叛了天主教。 　　——小说不仅动人地描述了日本天主教历史上的殉教故事，更思索了宗教与风土、百姓与信仰等一系列烦扰人类的大命题。扣人心弦的故事，纠缠灵魂的思想，巧妙地编织一篇，令我爱不释手，重读不已。 　　 　　2006年再访日本，我专门去了长崎外海。从北京出发前，我找出这本小说，把它又浏览了一遍。 　　在美丽的外海，有一座远藤周作纪念馆。我细细看着，只嫌时间不足。这一次我才知道，作家是在长崎，因为看到展览的“踏绘”上、圣母玛丽亚的脸已被赤脚磨得光滑模糊——才决意写这部小说的；我也知道了《沉默》获得过梵蒂冈的奖赏，作家本身也是天主徒。 　　在外海那天，我很想和人讨论。但有趣的是，同行的日本朋友都没读过这本小说。 　　我带着深深的疑问离开。这本小说，对日本那个时代的禁教和锁国，到底是揭露控诉，还是认同称许？对葡西等国的传教及其间的牺牲，究竟是赞美还是在批评？甚至，它对芸芸众生之中的一神教世界观，究竟做了怎样的展示？ 　　我读出了一些什么，但我不敢肯定。我需要仔细的确认。井上筑后守的絮叨漫语，简直是一篇精彩的日本论。“丑女的深情，常给男子以烦愁”，“殉教的日本人,信仰的不是那个主”。是的，国家对信仰的迫害是一种论断的基准，但问题的内里，却层层包裹、深奥难测。 　　究竟该怎样看待长崎的“切支丹”（christian，基督徒）时代，怎样评价日本幕府禁教锁国的思想？ 　　这是一些大题目，牵扯着在中国的许多认识。 　　 　　到长崎去的一个目标，是去平户的生月岛。朋友们说，那里有“隐藏切支丹”，顾名思义，他们是镇压年代存活下来的、坚贞的日本信者。 　　在生月岛，徘徊在展览用的“隐藏切支丹”草屋，我掩饰着吃惊。 　　我震惊：怎么地道的农民信仰，到处都那么类似！ 　　他们的念辞，与我在黄土高原上听惯了的、门槛完全不同的伊斯兰苏非派的念辞，形远魂近，一线灵犀，说不清的似是而非。就连它充斥的浓厚日本味，都宛似一种东方的注释。就像在中国西北，所谓的苏非家也使用一个阿拉伯语词“即克尔”（ziker，颂辞）；在日本长崎，它的名字千真万确叫作“奥拉颂”（oracion，祈祷词）！ 　　人们在榻榻米上正襟危坐，环绕一圈。当中点燃的，不是常明灯，而是白蜡烛。他们挂着观音菩萨的像，却念着赞美基督的词。或者说，他们按照遥远的记忆和祖先的规矩、背诵着拗口费解的“奥拉颂”，心里却感赞着大慈大悲的观音、普渡亡灵的我佛。 　　他们的奥拉颂，已经失尽天主教的章法。曾有日本学者远涉欧洲，带着奥拉颂的录音，逐行逐句地在当地寻求比较。最后，在欧洲某地的深山里，知道了平户生月岛的奥拉颂，乃是十六至十七世纪的古老念法。 　　他们的故事，使从日本到欧洲的教友为之振奋。明治维新以后，信仰步入自由，平户的蓝天碧海间，修起了新的教堂。人人都想：生月岛这一小群隐藏切支丹可以回归天主教的怀抱了！但更让人震惊的是，熟虑之后，他们谢绝了回归，宁愿留在半佛半神的状态。 　　因为他们觉得，尽管念着奥拉颂，但他们也做着佛事。盂兰盆、守夜、彼岸、佛教的仪礼同样不可或少。他们念着奥拉颂，但不离开观音。他们重视自己是隐藏切支丹，但更在意自己是普通日本人。联想着《沉默》中那些穷途绝路的迫害，隐藏切支丹的存在令人肃然。 　　不难想象的是他们悲惨的潜藏史。难以想象的是他们在公开后的选择。 　　他们是一个重大的参照。 　　濡染心灵普渡众生的佛教，在他们的故事中得到了阐释。不仅如此，虽然我只是第一次见到隐藏切支丹，但我与它似曾相识。我被它的内涵吸引，独自捉摸它的隐喻。它令我的求学渐入佳境了，我宛如更走近了——中国的门宦，摩洛哥的苏非。 　　哀伤的、日本天主教的殉教史结束了。它给长崎涂上了又一层底色，使这东海门户的色彩，更加丰富，不易看透。 　　 　　三 　　 　　在一个晴朗的日子 　　在大海遥远的彼岸 　　烟柱升起 　　接着看见了船 　　雪白的轮船 　　驶进了港口 　　礼炮齐鸣 　　…… 　　一切确已真的发生 　　我坚信无疑 　　守候着他 　　——普契尼《蝴蝶夫人》第二幕 　　 　　一座白纸折扇般的人工小岛，在长崎湾，被填海造了出来。 　　这座叫作“出岛”的隔离区，四面环海，只一道桥门连接陆地。最初它是专门用于集中软禁葡萄牙人的，后来葡萄牙人被撵走了，驻在平户的荷兰商馆被迁入，洋人住进了出岛。 　　在绵延二百余年的锁国岁月，长崎是一个特辟的小门。唯这里允许洋船入港，维持洋人交际。后来锁国令松弛了，出岛废弃不用，洋人随意居住，长崎也就正式成了日本的门户，担负着对外的大宗贸易，以及文化输入孔道的使命。 　　标榜不传教只经商的新教国荷兰人，后来更有英吉利人，在这个天然的良港安心地定居住下。他们做买卖、开学堂、交朋友、招游女，在一个相当长的锁国时代，充当了西欧文明教化日本的老师。 　　已经过了恐怖的1840年，日本朝野上下，正因近邻的中国遭受的鸦片战争大受刺激。他们感到危机已经迫在眉睫，只有决心富国强兵才能救亡图存。经由荷兰人这一特殊的教师，日本大口地吞嚼了西洋的思想和科学，尤其是军事、医学、印刷等技术。总之，统称“兰学”的西方知识，为这个岛国的蜕壳新生，实行了相当深刻的启蒙。 　　今天去长崎游览，若是未做事先的准备，大概就不易了解兰学、铁炮（即枪支）、麦酒（啤酒）以及南蛮馆的咖啡，叱咤风云的坂本龙马等长崎的掌故。即便如此，凡到过这座港口城，散步走过东山南山，印象中也会满是洋人的金发白肤。 　　“切支丹”已经不用“隐藏”，时代已推进到帝国诞生的前夜。 　　经由荷兰，幕府得知了西欧的“蒸汽船和蒸汽机车”等情报。1854年，着手创建海军的水野忠德向荷兰讨教问计。荷兰人回答他说：须知一，天下的军舰已从外轮式变为螺旋桨式。其二，船体已从木造变成了铁制。第三，海军必须有造船厂及海军学校。　　幕府立即向荷兰订造两艘螺旋桨式军舰，并在1855年设置了长崎海军传习所。这所海军学校由荷兰人担任教师，教授西洋技术、航海术、兰学等课程。日本更从荷兰购入了咸临、朝阳等最初的几艘军舰。1860年，最新式的咸临丸以荷兰式的航海术，横断了太平洋。 　　——长崎海军传习所的设立，宣告着日本近代（日本喜用近代一语兼指现代）化海军的诞生。 　　 　　所谓日本近代化几大要务：海军、医学、印刷、英语几项，都在长崎新鲜肇始。政府在山积的国家急务之中，以军事和医疗为近代化的头等课题，选派有志，赴欧留学。 　　回顾那时日本的医学飞跃，今天也难抑感慨。 　　如“西有长崎，东有佐仓”所云，从幕府末期到明治，推进了日本医学近代化的，可数佐藤泰然的顺天堂。佐藤在长崎游学之后，在江户开设教授兰学的和田塾，用兰书知识于临床，在开明的佐仓藩主支持下，开创了私立医院顺天堂。在当时，顺天堂拥有最高水平的医疗设施。医院附设兰学塾，门下学生百数十名，一时世称“日本新医出自佐仓之林”，游学佐仓，乃是医士书生的憧憬。 　　佐仓顺天堂的另一功绩，是种痘的实践。佐藤泰然早就留意了种痘的研究，在长崎兰医莫尼凯接种牛痘成功的同年（1849），他在几个月后就使牛痘接种普及关东各地。藩主堀田正睦甚至以自己的子女为试验，证明种痘的无害，把它施之领民。 　　那时的长崎，给日本新医界造就了成体系的人才。 　　兰医波特万，不仅培育了很多著名日本医士，且为大阪医学校和大学东校（现东京大学医学部的前身）的创设出力甚多。值得特笔的是，这位兰医还为日本公众卫生事业的确立，做了先驱般的奠基：他坚决否决了上野的医院建设，以坚持他的“都市公园思想”。这一思想，使著名的东京上野公园于明治六年诞生。为纪念这位恩人，1973年，上野公园在百年纪念之际，为波特万博士立了雕像。 　　长井长义乃是旧时代的藩医嫡子。不用说他曾是中国医药的好学徒，年方十五岁就出诊治病。1869年他来到长崎，本来预定攻读医学，却改习了化学。因为身为中医的他，想追究“草根树皮于病有效与否、效力如何、为何有效”的问题。他进了幕府医校“长崎精得馆”，师事兰医波特万。长崎归来到了大学东校，翌年被政府派往德国学医。给他的正式任务，是日本医疗的近代化。 　　日本医界的关键人物长与专斋也是长崎人才。明治元年长崎精得馆改为长崎医学校，长与专斋任校长。他确定了以曼斯费尔德为教头，以凯尔茨为预科教师的体制。他参加遣欧使节团，参与调查欧洲医药制度，并与正在柏林留学的后日总理大臣桂太郎以及长井长义等人一起，草拟了日本的医疗制度。 　　明治六年，他回国就任文部省医务局长和东京医学校校长。明治八年，医务行政改移内务省为卫生局，长与专斋改任卫生局长。他为日本的医疗、医务、卫生等有关诸制度的设立，立下了不朽功劳。 　　一个民族的现代化，就这样大踏步地迈进着。 　　 　　比医疗、印刷更重要的，无疑是产业。 　　三菱工业集团的兴起地，也是长崎。1870年，岩崎弥太郎接手官方经营的长崎造船厂，从而开始了三菱作为日本工业核心的历史。1894年以后日本割取台湾，三菱因为日军提供运输船而大发横财。由于它的生产范围飞快扩大，随之更名三菱商会。至1934年，因为业务已拓至重型机械、飞机、铁路车辆等领域，公司改称三菱重工业株式会社。 　　船舶工业是三菱重工最早起家的部门。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三菱的长崎造船厂一共造了四艘航空母舰、七十九艘军舰，包括世界最大的战列舰“武藏”等三艘战列舰。战后，更为日本海上自卫队建造了各型驱逐舰，尤其是极为先进的宙斯盾级驱逐舰。 　　 　　在长崎的开创者名单中，至少有两个洋人会垂名历史。 　　一个是西伯特(Von Siebold)。医学教授的长子冯•西伯特，原来是作为荷兰商馆的医生在长崎上陆的。后来他得到长崎奉行所的特许，可以在出岛以外活动。他采药治病，培养学生，给长崎的日本知识人以很深的影响。来到日本的翌年，为给日本医师讲授医学，他在长崎郊外的鸣泷购买了一户民宅，开办了鸣泷塾。这处故居今天已成了观光地。 　　兰医西伯特的业绩中，值得一提的是他的著作《日本》，以及《日本植物志》。在西伯特的植物志中，他以自己的日本爱妻之名（ōtaki），把一种花命名为ōtakusa。此事渲染了洋人的浪漫，使那种花受人青睐。 　　 　　以下，须花费篇幅述及的另一个洋人，情况则复杂得多。 　　托马斯•布莱克•古拉巴（Thomas Blake Glover）出生于苏格兰。1859年来到刚刚开港一年的长崎，作为上海的英国商会哈丁•马塞松（Jardines）的代理人，在长崎创建了古拉巴商会，时年仅有二十一岁（日本大百科全书7卷，1986年）。随之商场得意一帆风顺，他在长崎建设了一座著名的豪邸。那时他仅二十五岁，到达长崎也仅四年。 　　长崎“古拉巴园”的导游彩页这样介绍： 　　 　　“在幕末的激动的时代，他暗中支持了以坂本龙马为首的志士们，帮助伊藤博文等人的留学英国，不惜给年轻一代巨大的援助。又，明治以后作为纯经济人，为日本导入近代科学技术做出了贡献。由于生来碧眼红面，被他经营的矿山工人送给‘赤鬼’绰号。豪胆厚情，细心爱人，连给佣人孩子的礼物也不忘记。与妻子间无子,但家庭和睦,在日本终其一生。” 　　 　　这一纸彩页没有提及：他的“纯经济”，主要是贩卖军火。 　　幕末传奇的志士坂本龙马，在长崎建立了日本最初的商社“龟山社中”。它设立的时间是1865年5月，仅三个月后，它就从外国输入了大量的武器。 　　当时日本的政治大潮，正在“尊皇攘夷”或“倒幕尊皇”的漩涡中激烈冲荡。主张倒幕，即打倒幕府统治的长州藩，已经与幕府对峙备战。为了对付步步逼近的幕府讨伐，长州藩渴望获得新式武器。 　　幕府严令，对长州藩禁卖军火，长州藩急得满头冒汗。这时坂本龙马出现了，他对另一个崛起的地方势力——萨摩藩做工作，说服他们以萨摩的名义，向商人古拉巴购买枪炮，武装长州。 　　——长州藩买进的七千三百条枪，是囤积上海的、1865年4月刚刚结束的美国南北战争的剩余武器。把上海的囤积枪支卖给长州藩，帮助地方军阀打倒幕府中央；再把欧洲淘汰的旧军舰卖给日本的交战双方——是古拉巴商业交易的大手笔。 　　同时，在坂本龙马斡旋下，萨摩与长州两藩结成了反幕府的同盟。7月，长州藩的井上馨和伊藤博文在长崎会见了古拉巴。从那个时期起，自佩里黑船以来，甚至自中国鸦片战争以来，日本为抗击西方威胁而掀起的“攘夷”运动，转向变为了“倒幕”。 　　长崎古拉巴商会的母公司，设在上海的哈丁•马塞松商会，是英国商人威廉•哈丁和詹姆斯•马塞松于1832年在广州设立的贸易商社。这个商社的徽标，据我看，就是一个流出宝石的、割开的罂粟花；旁边用西班牙文写着“Jardines”（花园）。 　　1832年，这一年之后的几年，正是英国鸦片商人与清朝的广东政府激烈较量的时期。这家毒花园，从根子数起就把向中国密运鸦片和向英国输出茶叶作为主要的生意。换言之，并非别人，恰恰它就是电影《林则徐》中那些无耻的英国鸦片贩子。商社设在广州才八年，林则徐没收并销毁了鸦片。他们眼看财源将被斩断，于是就敦促英国政府，向中国发动了那场骇人听闻、臭名昭著的战争！ 　　清朝无能，丧权辱国。1840年香港刚刚割让，1841年“花园”的总部又搬到了香港。接着，洋人逼迫开放五口，上海应运而诞生，他们又把鸦片贩卖的重点，移到了上海滩上。不久，为了安全且迅速地把主要在鸦片生意中赚得的资金转运英国，他们联合起来成立了汇丰银行。它的全名是香港上海银行（HSBC），一个如殖民者脚印般的名字。 　　　　哈丁•马塞松商会在日本的知名，是因为它在长崎设立的代理店，即古拉巴商会。这个商会，在明治天皇取代幕府的大风浪中，呼风唤雨推波助澜，只是昔日卖的是毒药鸦片，这回卖的是军舰枪炮。 　　三菱财团与古拉巴的关系也引人注目。 　　三菱于1880年雇佣了古拉巴。四年后岩崎弥之助接任三菱社长，古拉巴调至东京。有人说他是三菱财阀岩崎家的后盾；无论长崎造船厂，或者麒麟啤酒，都有他的参与。日本最初的蒸汽机车的试开、高岛煤矿的开掘，都与他有关。他对日本近代化的贡献，不可小觑。 　　1939年，三菱重工业公司从古拉巴的子孙手中收购了古拉巴宅邸。到了1957年，长崎造船所为了纪念自己的百年华诞，把这所宅园赠送给长崎市。于是，长崎游客就多了一处观光胜地：古拉巴园。 　　检索古拉巴的履历，如浏览一本日本近代化的军师传。一介洋商，深深地纠缠进了帝国的崛起史之中。 　　1859年他从英国来到上海，进入了哈丁•马塞松洋行。接着他移居开港不久的长崎，设立了哈丁•马塞松的长崎代理店古拉巴商会。一面经营贸易，同时也支持萨摩、长州、土佐等倒幕派，密谋大计、调度军火、组织留学。 　　虽然，在幕末的日本，不少外国贸易商都与贩洋枪的勾当有染，但英商古拉巴不仅贩卖量显著，而且贡献是多方面的。出于众多原因，总而言之，古拉巴被明治天皇授与“勋二等旭日重光章”，成了日本近代化的功臣。他于1911年病逝。 　　 　　还不止于此。 　　普契尼的歌剧《蝴蝶夫人》，其舞台据说就是长崎的古拉巴宅邸。古拉巴的日本妻子鹤，据云就是蝴蝶夫人的原型。只不过，商人古拉巴并没有如歌剧故事中的洋人军官那样抛弃夫人；他的据说是女主人公模特的日本夫人，也没有自杀。 　　那出著名歌剧从1900年问世至今，已经热演了一百年。关于古拉巴的妻子鹤是不是《蝴蝶夫人》原型，多少有过争议。鹤在与古拉巴婚前，还有一个与前夫生的女儿——其后代中，有人细密考证，做出了肯定古拉巴妻子鹤就是《蝴蝶夫人》原型的结论（楠户义昭：《蝶蝶夫人》，每日新闻社，1997年）。 　　若如此——集结于古拉巴一身的线索就更多，这位风云商人也就更不能等闲视之了！ 　　顺便说，曾经出演过《蝴蝶夫人》女主人公的著名歌剧演员喜波贞子，其祖父就是荷兰人凯尔茨——那位长崎医学校的预科教师。这位混血女星的最爱，是一柄日本和伞。 　　 　　长崎一城的欧化风情，典章文物，若是逐一列举，还可以一直写下去。诸如西欧传来的印刷术，诸如“龙马爱喝的咖啡”。 　　啤酒的最初登陆日本，也是在长崎。 　　自1541年，耶稣会士沙勿略传教日本以来，神父们虽然记载过葡萄酒，但没有谁言及过啤酒。这种古老的酒类在日本的敲门，要迟到1613年6月。英国国王的使节到达长崎平户，送给荷兰商馆的礼品单里，出现了啤酒。至于这几瓶啤酒是否直接衍变成了后来的麒麟啤酒，而且由三菱制造——则不得而知。 　　 　　四 　　 　　安息吧，错误已不会重复 　　——原爆死殁者慰灵碑铭文 　　 　　 犃逃避纳粹迫害到了美国的、核物理学者莱 　　昂•西拉特，争取到了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的署名，一块催促罗斯福总统和美国，制造原子弹。这封绝密信件的复制件，如今展览在广岛和平纪念馆。广岛展示这封信件的严肃性，和谴责意味都不言而喻。这封信白纸黑字，如下记录道： 　　 　　“新发现的这种现象（重复进行核分裂的连锁反应），与炸弹的制造也有着联系。虽然尚不能确言，但肯定利用这一现象，可制造出非常强有力的新型炸弹。”（据广岛和平纪念资料馆陈列资料翻译） 　　 　　罗斯福为之心动。他接受了建议，并于1939年10月，命令开始美国的原子弹试验和制造。到1941年，已知可望在三四年内完成炸弹制造。1942年这项核武器计划被命名为“曼哈顿计划”。1943年罗斯福和丘吉尔决定在战争中使用原子弹，并由美英两国封锁情报。至1945年，美国已在这项秘密计划中投入了二十亿美元。 　　1945年7月16日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这个消息立即被用暗语传达给了正在波茨坦开会的杜鲁门——他是在接替死去的罗斯福就任总统后，才闻知这项计划的。 　　原子弹尚未试验成功之前，轰炸目标的方向就已确定了。据说，原子弹战略攻击的对象没有选择德国而选中日本的原因是：万一扔下的是颗臭弹落地不炸，被人把它抱走回收了怎么办——由于日本人对之研究破解的能力低于德国人；所以敌方主角德国被避开，日本被红笔圈住（据美国军事政策委员会会议记录，广岛和平纪念资料馆陈列资料编译）。 　　其实未必如此，日本并非对原子弹一无所知。 　　在最后争分夺秒的1945年，德国企图用潜艇给日本运送铀235，涂着红色日之丸的新武器，悄悄地也在“开发中”（中国中央电视台《探索发现》关于德国潜艇战的节目）。 　　还有一个插曲是：参与研制原子弹的部分美国学者曾提出过一份《弗兰克报告》，反对不加警告地使用原子弹。但是，这一报告只换来对不加警告使用的原则的再确认。 　　候补的轰炸城市名单，早在试验成功前就已列出。7月16日的试验成功之后仅仅九天，1945年7月25日，使用原子弹的命令下达了。次日即7月26日，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波茨坦宣言公布。 　　波茨坦宣言最后的措词，如今比较容易读懂了：“……（上述以外的）日本国的选择，将会招致迅速且完全的毁灭。” 　　 　　今天再次吟味那份正式的投弹令，会有很多新感受。这封美军参谋总长发给美国战略空军司令的命令中，有如下要素： 　　1，空军在1945年8月3日之后，只要“天候允许目视攻击就尽可能迅速地”向“广岛、小仓、新泻、长崎之一的目标”投下“特殊炸弹”。“在诸准备完成后，向前述目标投下第二发。” 　　2，“将有军人与民间的科学家观测和记录爆炸的效果”，所以观测机将随行，“并与爆击地点保持几英里距离”。 　　3，“情报的公开权属于总统和陆军长官。现地指挥官不可发表对本件的表态和新闻。对新闻报道将进行特别检查。”（《广岛原爆被害の概要》） 　　 　　我没有全文移录这纸命令。其实它的篇幅几乎也就是这么长。换句话说，这份堪称世纪记录的文件，几乎把篇幅都用于强调观测效果。我也没有细致罗列轰炸实施前的设心配虑；比如从1945年5月份起就禁止轰炸已被列为原子弹攻击目标的城市，以便让那些城市“完好地”保留原貌、以便未来准确且量化地“传达”原子弹毁灭的能力。它们（候补城市）必须是——直径超过三英里、有着让冲击波可以有效地进行摧毁的地形、没有被常规炸弹轰炸过——的城市。 　　我更没有自角及隅，细数轰炸机怎样从遥远的马利亚纳群岛起飞、经过六个多小时飞行了2740公里到达广岛上空、用降落伞投掷并让原子弹在空中炸裂；以及8月9日B29又从关岛抵达小仓上空、因前日轰炸的烟雾妨碍观察于是改飞第二目标长崎、并于11时2分投下了原子弹。 　　当然也没有篇幅涉及所谓美国陆军长官亨利斯提姆森曾强硬地反对把历史名城京都列入名单云云。 　　我以上列举的，只是核武器——这种 “与历史战争中利用火药爆炸力的武器全然异趣的”（《广岛原爆被害の概要》语）、无论对人的精神抑或对生命而言都难言其残忍的、新式武器的生产大事记。 　　也许应该说，不是生产大事记，而是恶魔诞生记？ 　　无论如何，瓶子的木塞已经打开，魔鬼从瓶口挣脱而出，再也无法把它关回去了。从那天之后，这个魔鬼开始了它在地球上空梭巡的日子。它每天都飞掠过我们头顶，如果侧耳倾听，能听见它不怀好意的窃笑。 　　　　它蔑视人类的准则，它要傲慢地显示。在广岛和长崎它两次狰狞现形，残忍地屠戮，疯狂地烧杀，使人们记住了它。 　　 　　 　　1945年8月6日，广岛晴好，便于科学家观察和记录轰炸效果。于是在那一天，广岛被人类有史以来第一颗原子弹轰炸。 　　两天后，1945年8月9日，第二候补城市小仓云雾，而第三候补长崎却晴空万里，于是长崎成了美国参谋总长命令中“在诸准备完成后”、“投下第二发”的目标。 　　1945年8月9日11时2分，即广岛变成地狱之后三天，美国B29轰炸机把第二颗原子弹在长崎北部空中引爆。比起用于广岛的“小男孩”，这颗浑名“胖子”的原子弹杀伤力更大，约合21000吨TNT炸药（广岛的那颗为16000吨）。 　　原子弹在长崎上空500米处炸裂。据长崎史料说，与爆炸同时，生成了可说是小太阳的巨大火球，爆炸瞬间的温度，达到了100万度！爆心地附近温度达4000度，1公里以外也达1800度。一瞬间爆风冲击摧毁，随之热辐射与放射线扫荡全城。玻璃瓶子被烧得软如稀泥，人的肌肤被烧后噗噜垂落，散弹般的玻璃碎片横飞，长崎市街立陷火狱。在冲击波摧毁的塌房里，被热辐射击倒的人，紧接着被烈焰吞噬。 　　这个恶魔炸弹的爆炸，使73,884条生命当即抹消、74,909个肉体残缺糜烂。在爆心半径4公里以内，房屋全毁一望瓦砾。全市36％的18,409户人即刻无家可归。爆炸中心附近的浦上天主堂在爆炸中被炸坏起火，当场约30名信者或神父即死。在长崎这座天主教之城，死难的信徒达8500名。 　　长崎的死亡人数比起广岛少一些，整体的毁坏也比广岛稍弱，可能是靠了地形的缘故。长崎是群山环绕的港口，不若广岛是一片毫无遮挡的三角洲。靠山的市区，多少还有幸免——但也有当时人口的三分之二，非死即伤。 　　日本把遭受了原子弹轰炸的人，称作“被爆者”。不觉间我也习惯了这个词汇，在叙述中时而使用它。广岛最著名的几个被爆故事，已经成了广岛的形象。它们给人以强烈的刺激，使人把它留存心里，成为自己的记忆。 　　——广岛和长崎都发现了被炸坏的钟表。广岛的是一块怀表；属于一个名叫二川的五十九岁职工，他在上班途中“被爆”，头、肩、背大面积烧伤，半月之后死亡。他的怀表指针，停在广岛原子弹爆炸的一瞬：8点15分。 　　无独有偶，长崎原爆资料馆展示的是一台座钟。它如广岛的同类一样，记录了大规模杀戮的时刻：11点2分。 　　——广岛新庄桥上走过被烧伤的人群。他们被烧得焦头垢面，皮肤剥露，十指滴血。但是怎奈那一时口渴难忍！于是他们半抬着手臂，任皮肉垂落白骨露出，跑过桥头，奔向污染了的河水。有一张画，描绘了一群半抬手臂、蓬头垢面的人，如画出了“被爆者”的群像。 　　——在住友银行广岛支店门口，一个早来的人坐在台阶上，等着银行开门。那一瞬他被烧死在台阶上。强烈的热线把台阶烧得变白，只有他身体遮蔽的部分是黑的，台阶上留下了一个黑影子。同样的一个黑影，留在一处板壁上，那是一个兵士。 　　——有些人没有变成黑影，却变成了白骨。一个叫相田的警察（巡查），6日在岗位上被爆。次日他的母亲出去寻找他，没有找见。9日，在派出所的瓦砾下，发现了已经变成白骨的他，身边的警用腰刀，已被烧光了手柄。 　　——还有饭盒里烧焦的米饭、在炼渣中与砖石凝为一块的人骨头、烧焦的尸体上被爆风压力挤出的眼球，以及天上降下的黑雨，拼命吞饮肮脏黑雨的渴极的人…… 　　一则长崎的被爆回忆，这样写道： 　　 　　“两晚在长崎工场过夜，第三天傍晚，在回家的路上。出大门朝右转，先看见一匹马的死骸。张着嘴，翻着眼倒在地上。马腹膨胀得吓人。河边的小屋都被掀掉了屋顶，可是没有起火。朝一家四壁倒塌的家里一望，吃惊的是，围坐饭桌的母亲和五个孩子，原样烧死在桌前。都趴着撅着黑焦的屁股，一副躲避空袭的姿势，瞬间化作了焦炭。正是午饭时候，轰然一声，真是惨极了。接着再向邻家一看，也是桌台旁母亲和几个孩子的黑焦尸体，往一边翻倒，和刚才一样的惨状。 　　没有勇气再看第三家。沿河十几家，大约都是一色惨相。不，不止十几家，在这焦土烧原上，千家万家都发生了一样的事，都是烧毁的家，锅台四周，白骨尸体围成了圈…… 　　就这样，在回家的路上，我走过了地狱……” 　　 　　地狱图里，让人记忆最深的形象，还是那位广岛母亲。 　　她抱着婴儿，正在赶路。火狱从天而降时，她下意识地低头俯身，拼命地弯腰，好像她下意识地想用自己的肉身，遮住怀里的婴儿。就在那一瞬她和婴儿同时烧成了焦炭。虽然化作了死骸，姿态却没有消失。我仿佛清晰地看见那前倾着、使劲用脊背、怀抱、手臂和头颅遮挡着，拼命想挡住恐怖热浪、想着怀中孩子、绝望奔走的母亲。 　　后来她被制成一座青铜雕塑，安放在广岛的和平公园。我在那座雕像前站了很久。青铜的女人躯体竭力前伏，背对晴空，仿佛白炽的阳光，就是恐怖的辐射光一样。 　　从那以后，广岛和长崎的呼喊日以继夜。它们竭力呼唤人类，要求人类接受它们的结论——核武器是人类绝对禁忌的结论。 　　在两座城市，看够了不尽的惨剧，我逐渐向他们的思想靠拢，并理解了“瞬间无区别大量杀戮的、地球人类的恶魔”，这一核武器的定义。 　　 　　在后世纷杂的声音中，雕塑会成为一些结论。 　　在广岛有一座中心雕塑，叫做“原爆死殁者慰灵碑”，也叫“广岛和平都市纪念碑”。它和后来登录了世界遗产的“原爆拱顶”一起，是广岛的主要和平祈念标志。 　　这座碑没有成为结论，却挑起了尖锐的争论。 　　慰灵碑原来的提案者，是一位日裔美国前卫雕刻家。因为他有扔下原子弹的美国人血统，被以为不妥，于是雕像设计由日本雕塑家丹下健三接任。作品的主体，是一个屋顶状的“埴轮”，即日本古墓中的明器。鞍形的屋顶下面有一座石棺，里面放置着“原爆死殁者名簿”，石棺外面刻着如下的一句话： 　　 　　“安息吧，错误已不会重复” 　　 　　铭文的主语是谁呢？ 　　对这个问题，半个世纪争论不已。 　　建碑时的广岛市长认为，碑文的意思是：在此碑前无一人例外，每人都担起一份责任，向牺牲者反省，在内心里发誓不重复错误，唯此才是走向和平的唯一之路。 　　1952年11月，远东军事法庭的律师、印度人帕尔（Radha Binod Pal ）博士来访广岛，他读了碑文说：“扔下原子弹的不是日本人。扔下原子弹的美国人的手，至今还没洗干净。” 　　他更明确地说：碑文的主语不是日本人。错误是美国人的。 　　他的这一发言，兼之他是著名的东京审判即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主张日本甲级战犯全体无罪的唯一律师；不用说，如此印度人的发言，使得日本右翼和对侵略历史不愿正视的人大惊狂喜。他们对“印度的正义”欢呼雀跃，帕尔本人不仅在靖国神社，且在多处地点得到了立碑纪念的殊荣。 　　同时，广岛慰灵碑文的作者对他提出抗议。措词严厉的批评末尾，指出他“没有在灵前说话的资格”。 　　碑文主语的争论，被这个印度人加温后，社会上出现了两种意见。先是宣称碑文冒渎了牺牲者之灵的“修正碑文会”出世；为反击军国主义的复活， “守卫碑文会”也应声而起。直至2005年，碑文上的“错误”一词，还曾被一个二十七岁的日本右翼青年用锤子砸坏。 　　于是市长又出面释义。这一任市长山田节男说：不许广岛惨剧再次重复乃是人类的悲愿，碑文的主语，应该是“世界人类”。在此碑前站立的人，不问自己的国籍、不管国家的立场，要作为人类的一员，宣誓不允许核战争二次发生，碑文应该是对世界人类的警告和训诫。　　听着这个故事，好像自己也卷入了讨论。 　　是被动地卷入么？其实这一切或许于我们干系更大。把自己置于讨论之外，或许是民主匮乏和教养畸形的结果。 　　美国人的态度极端强硬。他们认为日本挨了原子弹，完全是咎由自取、自作自受。同时，虽不明说，主张“活该”论的中国人绝非少数。特别是，日本的政客们咬紧牙关不肯对侵略反省；长崎广岛都是侵略战争中的军工产业基地——谁知“自立了的人的廉耻心”中，是否还残存着帝国臣民的昂扬斗志？ 　　我该接受哪一种思路？ 　　新的核威胁却在渐渐逼近。一介中国人，即便不是作为广岛长崎所说的“世界公民”的一员，而是作为一个核拥有国、一个走向富国强兵的大国的公民，我们该有怎样的责任，该支持怎样的原则？ 　　在差强人意的广岛碑前，我感到自己的蜕变。 　　头上奔走的阴云已经毁灭了两个国家仍在聚集的战争黑云，给了我逼真的危机感。即便我们对核武器的思考还时日短浅，但是，只要我们不愿自己追求的人道主义只是虚伪空谈，我们就该跟上长崎广岛，加入它们呼吁的“世界公民”誓言：决不允许核战争再次发生，决不允许任何人，包括自己的祖国使用核武器。 　　人们在夸赞中国政府的表态。 　　但我看出来了，他们想的却是：中国会怎么实践？ 　　虽然中国从没有像日本那样穷兵黩武挑起战争，也没有像美国那样傲慢称霸悍然投下原子弹，虽然我深知中国绝无使用核武器的心理和可能，我依然感到了日本对中国的深深的不信任。 　　在中国，人们对这个命题的思考和讨论，实在太少了。就连日本的核地狱都没有引起人们的留意，怎么能让中国人对好不容易打破了核讹诈、勒紧裤腰才做了几颗原子弹的自己苛求挑剔？！ 　　但是，律己的时代已来临了。 　　 　　把问题限定在一定历史阶段的方法论，看来必须提倡：历史战争的武器，为着消灭敌方的战斗力。原子弹核武器，却是要消灭人类本身。 　　广岛和长崎——这两座特殊的城市，从那以后一直致力于出演世界和平运动的角色。它们六十年苦口婆心的积累，使一个共识渐次结晶。共识向着“彻底销毁、全面禁止”核武器的方向靠拢——虽然还只是嘴头上的信誓旦旦，而没有强迫核大国们践约就范——首先对美国的强迫禁核。 　　广岛、长崎并不放弃。谴责核武、呼吁和平，数十年如一日，视反核为市政，承担着某种护卫的职责。 　　出于如此的使命感，广岛、长崎对世界上一切核武器试验进行谴责。1970年以来，广岛、长崎对各国核试验，共进行过500余次抗议。其中对美国抗议近200次、对苏联160余次、对法国114次、对中国31次、对印度3次、对巴基斯坦2次、对朝鲜1次。 　　1995年11月，长崎、广岛两市长在海牙国际法庭，作了《使用核武器乃违反国际法》的陈述。其中，当选市长仅半年的伊藤市长一字一顿地要求：“最后，作为长崎市民，为了不至因原子弹而再有二度牺牲发生，我请求进行严正的审理！”每年8月9日，长崎市长都朗读和平宣言，不停地向世界呼吁销毁核武器。 　　就是这样一位市长，在我参观长崎后不久，被长崎的右翼团体暗杀了。表面上是刑事案件，但人们怀疑背后的黑幕。去年，这位市长朗读的长崎和平宣言，用如下一句开始： 　　 　　“人，究竟在做着什么？——在已是被爆后第六十一年的今天，在长崎，愤怒与挫折的大浪正在翻滚！”　　 　　在长崎，右翼团体暗杀市长已不是第一次。1990年1月，当时的本岛市长就曾被右翼组织用手枪击伤。原因是那位市长说过：“我想昭和天皇负有战争责任。” 　　2007年4月17日傍晚，六十一岁的伊藤市长在JR长崎站前，被拿着手枪埋伏的右翼暴力鷜山口组“水心会”从背后连击数枪，两发子弹从右背击入心脏。他在心肺功能停止的状态下被运到医院，不久死亡。 　　长崎站前久久不散的火药味，扫荡了“原爆” 纪念活动中，一种形式化甚至时髦的味道。伊藤长一市长的死，使人们像突然醒来一般，发现了身边的险恶。 　　但无论如何，我知道，长崎、广岛永远都不会放弃。在一个漫长的、追求自我诉求的过程里，他们的视野扩大了，他们看清了天下大局。他们带动了许多人，也逐步地更新了自己。他们使人类废绝核武器的决心，一浪一浪，冲击不已，扫荡罪恶的阻力，最终实现人类的悲愿。 　　 　　 犆长崎的纪念碑，不知为什么没有争论。 　　不知那是哪一年，全世界都向长崎赠送雕塑。中国送的是《艰苦岁月》的作者潘鹤的作品，复制品立在北京复兴门，人们不妨去品评一番。 　　长崎的主雕像，是“和平祈念像”。一个巨大的男坐像。它用青铜制成，高9.7米，重30吨。我左看右看，这个雕像的面貌，怎么看也还是更像欧洲人。它使人联想起长崎的传教士，或种种的南蛮兰医。它右手指天，左手指地，如举行一个宗教仪式。 　　后来我才明白，雕像的含义是这样的：右手向天，乃是指着原子弹的威胁；左手平伸，是指点着大地上的和平。而他半闭的眼睛，正是在祈念逝者的安宁。 　　也就是说，长崎雕像和它的内涵，确实在暗示宗教。解说词里，可以读到神佛悲悯等词语。但它最终也还是没明说：它究竟代表与长崎瓜葛纠缠的天主教呢，还是代表日本的佛教。 　　 　　从长崎的原子弹“爆心”向东北大约500米，是浦上天主堂。 　　在经历了耶稣会的倔强传教，又经历了幕府的禁教锁国，其中点缀了那么多哀伤故事——强迫亵渎的“踏绘”、潜入地下的“切支丹”，到了新时代国策刷新，天主教在日本特别在长崎得到了大发展。 　　这段发展史年积月累，在长崎凝结为两座教堂：一座是半山腰上的大浦天主堂，还有一座就是浦上天主堂。 　　离爆心仅500米！也就是说，第二颗原子弹几乎就扔在它尖顶的十字架上。这座炼瓦结构的基督教建筑，在突兀袭来的爆风摧毁下，瞬息坍垮，变成了一座废墟。 　　变成了怎样一座废墟呢？ 　　能够据以猜测的，是一帧黑白的浦上教堂劫后照片。从那照片上可以看出，教堂的大厅已荡然无存，一些门洞断墙，好似围着的篱笆。一处似乎是钟楼或门塔的颓壁，空空不见钟铎。圣像身首异处，低矮处已然一片瓦砾。但是残墙颓壁规模尚存，能看出它曾是一座结实的红砖建筑。照片以外，在那一瞬，长崎惨死了8000名天主教徒。 　　但是，今天能用肉眼看见的浦上天主堂的建筑实物，只有半截高高的红炼瓦门柱、四个圣徒石像，其中两个被炸掉了头颅，摆在一堵矮墙前——除此几个零件外，便是重新盖起的教堂。 　　看到那张图片的一刻，我当即有一个念头：今日的长崎市，有意地勾消了这座天主堂的保存！…… 　　因为，那张黑白照片使我感到了——遗址保留的可能。 　　一霎那我想到了著名的广岛“原爆拱顶”。 　　原爆拱顶已被登录进了世界遗产名簿（美国坚决反对它的“登遗”，中国因日本的战争反省问题投弃权票）。那只是区区一座洋式建筑，原来的广岛市政厅。只因为建筑上方有一个圆顶，原子弹炸后，圆顶的贴涂水泥被炸飞烧光，露出了一个黑钢筋的圆框子。只是由于它的形象，或者说因为它的形状，广岛决定不再修复，把这个圆顶原样保留，作为广岛被原子弹毁灭的证据，也作为广岛的标志。 　　毫无疑问，长崎若是把浦上天主堂的残骸保留下来，它的历史包涵、它凝聚的东西方关系、它的话语和暗示、它的艺术味道和感染力——不知要比广岛强大多少！ 　　我坚信曾有过一个遗址保存计划。 　　长崎市民肯定会呼吁保留这个遗址！ 　　也是在同一刹那，我也明白了没有保留浦上教堂遗迹的原因。因为一座被西方物质至上的文明孵化出的原子弹残酷毁灭的教堂遗址，岂不是对西方价值的最尖刻的揭露和讽刺！若是留下了它，人们站在这里心里就将浮想联翩。从沙勿略，到井上筑后守，从三位一体的教谕，到毫不踌躇的灭绝。广岛的拱顶对美国已是碍眼的存在，何况天主教城市长崎！　　在网上一位市民说：那些基督教的信者会说，为什么要在同样信仰基督的长崎信徒头上投下原子弹呢？为什么要把1万2000人的信徒，杀死8500人呢？…… 　　长崎比广岛更具深意。它不仅是一座被欧美原子弹毁灭过的城市，还是一座欧洲文明和政治经济势力浸染和干预过的城市。它有着非它不能的、揭露白种种族主义的人种歧视和凶残本色的特殊语境。长崎将变成一个对西方的永恒质疑。正因此，它的惨剧被人有意地淡化了。 　　他们一定要扼杀保存教堂遗址的计划。 　　他们是谁？ 　　我抱着这个思绪，在网上寻游一圈。我吃惊地发现：远不仅是我，几乎所有的人，都抱着同样的思路。 　　几乎每一个网页上，每一个留言者，都倾诉了他们希望保留浦上天主堂的烧毁遗迹、希望它像广岛的“原爆拱顶”一样，成为长崎的原爆受害象征。在这个意味上，浦上天主堂废墟的拆除，简直可以说是一个阴谋。　　信息如潮。我读着，知道了当时希望像广岛拱顶一样，把教堂残骸永久保存的呼声，曾经非常高涨。但是它最终还是以这样那样的理由，被强行拆除了。 　　我还读到，当时的长崎市长田川务，曾去过美国的姊妹都市桑特波尔。人们猜测：其中莫非有诈？他的访美，或者与拆除废墟有什么因果关系？……当然无法追究。只知道，从美国回来后，那位田川市长态度一变，在市议会上对反对保存浦上天主堂废墟措词强硬： 　　 　　“浦上天主堂的残骸，作为说明原爆悲惨的资料……并不适当；且没有为了和平将其存置的必要——这是我的考虑。” 　　（田川市长在1958年市议会的答辩）。 　　 　　1958年，浦上教堂残迹被强行全部拆除。 　　现存建筑是1959年再建的，1980年更把外壁改成了红炼瓦，据说“复原了战前的美姿”。长崎借助遗迹介绍时代、让历史教育后人的机会，被大幅地删减了。长崎没有能如广岛的拱顶一样，也拥有一个象征。长崎失去了象征，失去了一个历史的证人。 　　先入为主，人的眼睛，往往看到的只是结论或观点。视野和风景，也许就是记忆本身。没有任何一件遗物，能比浦上教堂的残骸更适合成为长崎的风景和视野了。唯它才能浓缩长崎的古今，唯它才能倾诉——那些坚贞的殉死、隐藏的诚信。唯它才能反思走向军国的路上，在这个港口发生的每一件大事；唯它才能正视从世界最大的战列舰武藏，到世界最新锐的宙斯盾驱逐舰的历史，并考虑选择和平。 　　“他们”并不能真地拆除浦上教堂被毁的残迹。因为每个对长崎的历史诚恳反思的人，每个对长崎的未来承担责任的人，心里都矗立着那座象征的建筑，如它一样痛苦，像它一样虔诚。 　　 　　 2007年7月16日，在广岛的原爆资料馆，进行了一次罕见的宣判。 　　“审判投下原子弹的广岛国际民众法庭”在开庭一年之后，在这一天，进行判决文的正式宣读。这个法庭以违反国际法的罪名，起诉涉嫌原子弹的开发与使用的、罗斯福与杜鲁门两名原美国总统以及原军人和科学技术者共十五名被告，并判决其有罪。 　　在法庭上，检查团提出了起诉书，追究涉嫌原子弹的开发、制造、使用的共同谋划与实行行为的负责人罗斯福总统、杜鲁门总统等十五人的“反人道罪和战争罪”。 　　法庭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条例为基准，推行法律程序。它虽属于民众法庭，但与国际机构设置的正式法庭，拥有同样的形式。 　　根据起诉的事实，法庭召唤各种证人出庭。检查团、法官团、证人都以各自的立场，接受询问和进行陈述。法庭开庭两天，有约500人旁听，首次对使用原子弹之责任的审判获得成功。7月16日午后，法官团经过了两小时的合议后再度登坛，严肃宣读了判决书。 　　在进行了事实认定之后，以“违反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条例、违反国际人道法”等因，宣告被告人十五名全体有罪。同时，对美国政府提出了“要求对被害者正式谢罪及赔偿的五项劝告”。 　　作为共同谋议者被起诉的9名被告，即： 　　富兰克林•D•罗斯福总统、哈里S•杜鲁门总统、詹姆斯•F.班兹国务卿、汉理•L•斯蒂姆森陆军部长、乔治•C•马歇尔陆军参谋总长、托马斯•T•汉迪代理陆军参谋总长、汉理•H•阿诺尔特陆军航空队总司令官、莱斯利•R•古劳伍兹少将（曼哈顿计划总司令官）、朱里安斯•R•奥茨潘海玛（洛斯阿拉莫斯科学研究所所长）——根据远东军事法庭条例5条ro（ロ）即通常战争犯罪款、5条ha(ハ)即反人道罪款，全体被认定为有罪。 　　作为行为执行者被起诉的11名被告，即： 　　哈里•S•杜鲁门总统、汉理•L•斯蒂姆森陆军部长、乔治•C•马歇尔陆军参谋总长、托马斯•T•汉迪代理陆军参谋总长、汉理•H•阿诺尔特陆军航空队总司令官、卡尔•A•斯帕茨陆军战略航空队总指挥官、卡迪斯•E•鲁梅第20航空军司令官、保尔•W•迪贝茨中校（艾诺拉盖号机长）、威廉•S•帕松斯大校（艾诺拉盖号轰炸指挥官）、查尔斯•W•斯威尼大尉（伯克斯卡号机长）、布莱代里克•L•阿修瓦兹中校（伯克斯卡号轰炸指挥官）——同样根据远东军事法庭条例5条ro（ロ）即通常战争犯罪款、5条ha(ハ)即反人道罪款，被全体认定有罪。 　　正式的判决书，预定将于后提出。 　　法庭还基于以上判决理由及结论，对美利坚合众国提出以下“劝告”： 　　 　　其一，美利坚合众国，须承认在1945年8月6日以及同月9日投下原子弹属于违反国际法，并把“使用核武器乃是对国际法的违反”之宣言，以文书形式在国立博物馆永久保存和公开。 　　其二，美利坚合众国，须向广岛与长崎的全部原子弹受害者以及其亲族，公开地进行谢罪，并支付赔偿。　　其三，美利坚合众国，作为唯一使用过核武器的国家，须保证决不第二次使用核武器。 　　其四，美利坚合众国，须全面地废弃核武器，并须进行一切努力，以求从地球上废弃核武器。 　　其五，美利坚合众国，须在有关场所建立原子弹被害者的慰灵碑，并将使用原子弹乃违反国际法一项，向国民进行制度化之教育。 　　以上，就是“国际民众法庭”对美国的审判和规劝通知。 　　 　　于是，一个问题被重新提了出来：在反法西斯战争中，使用了灭绝性杀人武器原子弹的美国是否有罪？ 　　美国当然不认罪。战后六十年，美国在脸上坚持绷着胜利者的骄傲表情。最极端的例子，也许是第33届美国总统杜鲁门的轶事。 　　杜鲁门的话是：“一分钟也不花在后悔上。”据说，他在战后数百次被问及使用原子弹的事，从来毫无悔色。据说，当被问道那是否是个困难的决断时： 　　“没有的事，”他用手指啪地打了个榧子：“就这么决定的！” （每日新闻2006年8月6日） 　　——对话的可能，几乎是零。 　　堂堂的世界上，活灵活现地演出着这样的话剧：一方是谨严得近乎迂腐的、一五一十说理的和平人士；另一方是骄横蛮霸、满嘴流氓腔的美国总统。 　　但这事不是一场儿戏。经过了战后六十多年的岁月，维护和平的人愈来愈把一个共识推向全球：那就是无条件地把使用核武器的行为，视为对人类的犯罪。 　　换言之，即便交战，仍须接受人道主义的更高审视。哪怕身处正义阵营或进行防卫战争，只要悍然使用了大规模灭绝生命的核武器，都是不能饶赦的对人类犯罪。 　　今天，对于使用核武器是否有罪这一问题，回答有罪的人，已是世界人类的主流。长崎、广岛的朝野官民，经六十余年的不懈呼吁，经历了从被爆惨状的确认、到国际公理的探究，最后簇拥在这个共识周围。他们要求国际社会立法：凡使用核武器，即犯下反人类罪。　　但问题仍存在：已经唯有一次地、在战争的发动国日本和它的军工基地广岛、长崎，过去使用了核武器的国家——美国是否有罪？ 　　“国际民众法庭” 的回答非常清楚：尽管日本是发动侵略战争的法西斯元凶，尽管美国进行的对日战争是正当的；但美国1945年8月6日在广岛、9日在长崎进行的原子弹轰炸，仍是不能赦免的反人类犯罪。 　　世界接受这一判决吗？ 　　中国同意这一判决吗？ 　　应该怎样不再让错误重复？ 　　不再让投下了和引爆了原子弹的错误重复，主要是不再让美国重复它的错误。 　　但也必须说，是日本首先挑起了，五十年如一日地扩大了这场错误的战争，这场日本帝国化道路尽头，招致了原爆的悲剧。所以，错误不再重复，更是不能重复日本的帝国主义。 　　原子弹悲剧的责任，不仅在美国，也在日本。这一判决，揭露和惩戒了两个方面。 　　美国的态度，就像杜鲁门的榧子。 　　日本的态度，暧昧恰如靖国神社。 　　中国的态度呢？ 　　中国人，已经该有一种成熟的自尊和自重，这样对自己严肃质问。 　　 　　不用说，对广岛的这一次“国际民众法庭”的判决，尤其他们送给美国的五点“劝告”，大概只换回了美国人的嗤之以鼻，或是一笑了之。 　　那么，也许另一个问题，对有色人种的生命和权利的轻蔑的问题，就该更早地提出来。今天称之“国际社会”或“联合国”的存在，几乎就是美国的股掌玩物。在一个白黑不辨的时代，对美国的核审判无论判决如何，并不可能得到执行。但是，人们可能谴责——美国在悍然使用核武器过程中表现出的，对他者生命的蔑视。　　原子弹轰炸过程中的细节，特别是与轰炸同步的、美国进行的科学观察，使人切肤地感到了残忍。它是不容置疑的歧视；是一种冷静的、在血液中潜伏的、白种人的优越。他们不过在平静地进行一次实验，那不言的骄蛮，那计算的施暴，是美国的一个本质。 　　 　　在广岛大学，我与和平研究所的所长做了一次交谈。 　　我问了这个纠缠心头的问题。我说，我总在想，在美国人冷静的投弹过程背后，是否存在一种基于白人优越心理的人种歧视。 　　那位所长回答说，确实如此，美国的行为中，确实存在着对亚洲人的蔑视。他听说了一个我的文章题目，于是总是在嘴头上提到“他者的尊严”，他半是揶揄地说，美国人若是懂得他者的尊严…… 　　但他高度评价中国是唯一宣布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有核国家，以及中国是正式宣布终止核试验的有核国家。 　　我不管他是在表彰还是揶揄，我在思考自己。 　　如1945年3月的东京大空袭，一天制造10万以上的死者、一天投下100万颗烧夷弹；美军最初进驻神奈川县期间，短短一个月居然犯下了超过2000件妇女暴行——这样的行为背后，难道没有什么值得追究的、国家和民族的毛病么？ 　　日本人在网上述怀：“笔舌都难以表述，我们心底深处刻着的苦痛和绝望……犯下历史上最大级的战争罪行的，是美国……” 　　作者挣扎的灵魂，跃然纸上。人在火狱里的感受是可信的。 　　但那位网上作者——他若想获得别人的信赖就必须记住：朝鲜、中国、东亚被日本帝国强加的恐怖、屈服和绝望，同样笔舌难述，甚至罄竹难书。 　　他还必须知道——日本帝国的手上，也沾着刺鼻的核气味。虽然国家对此三缄其口，真相如石沉大海。 　　即便长崎，即便有那么多和平的渴望，长崎并不是一只和平鸽。就像长崎市民批评的一样：就在和平公园的对岸，三菱长崎造船所正紧张制造着最新型的宙斯盾级驱逐舰。虽然呼吁销毁核武器，但长崎市并不反对市内的兵器生产和港口的军港化。 　　我和他，日本和中国都必须记住：扩张的民族主义，迷狂的大国崛起，常使人类丧失良知，两手肮脏，犯下重罪。 　　 　　但道德表演是最虚伪的，真正的试金石就在眼前：一切对长崎、广岛原子弹惨剧的反思、一切对核武器的反人类本质的揭露、一切对美国1945年使用核武器罪行的追究，都并非为了其他——都只是因为新的原子弹犯罪正在逼近。在阿富汗、在伊拉克——被美国点燃、日本也派自卫队参加、一些中国人冷漠地隔岸观火的——战争的硝烟，已经愈来愈像蘑菇云了！ 　　毛泽东诗云：“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 　　美国在阿富汗、在伊拉克的两度侵略战争中，都进行过使用战术核武器的宣传。但是面对着地道的核威胁，媒体的纵容与渲染，堪称同谋。比如2002年3月25日的某份中国小报，就用花边新闻的轻佻语气，替美国扩散过可能使用战术核武器的消息。 　　此外，虽然在杀人凶器的分类上有所区别；准核武器，或者说低级的核武器，早已被投入了战场。这就是美军和北约军队在阿富汗、伊拉克，以及前南斯拉夫等地区早已大量投下的贫铀弹和巨型震荡炸弹。 　　已经能够感觉：美国有人急于使用核武器。未必由于军事形势的紧迫，而是因为军工企业的需求。是的，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军事科学技术，已经别无出路地转化为危害人类的破坏力。 　　长崎和广岛的意义是巨大的。它们六十年如一日的奋斗，在法律和思想的两个标识上，不间歇地向世界闪灭警号，呼吁世界和人类认识、揭露、禁止再次的核犯罪。 　　长崎和广岛，是它们把日本和平宪法第九条的理想，六十年愚公移山，推广到了大半个世界。如今它已是我们的理想——国家之间必须放弃战争手段，必须无条件执行和平的法理。 　　它不仅是一项理想，也是一项急切的任务。它们同时替孤立无援和被剥夺了话语权的伊朗、古巴、朝鲜、伊拉克和一切潜在的、受到美国核威胁的国家和民族，喊出了他们的求救，喊出了他们的抗议。 　　 　　五 　　 　　以上，就是我的长崎笔记。 　　告别长崎的那天，我有一种留恋的感觉。沿着风情别样的荷兰坂，攀上东山手的古拉巴公园。暮色中的港湾紫雾蓝霞，金色的斜阳涂染了停泊的轮船。如今它这么陌生。其实，不远就是宁波和厦门，郑成功惯走的航道。 　　中国学子凡是渡日求学，多是一站飞抵东京，过去则坐船到神户横滨。缺乏地理感觉的我们没有注意，长崎离我们这么近。 　　疏远始自什么时候？莫非是清国水兵事件，李鸿章的新式军舰来到这里炫耀，结果收场于一场斗殴？抑或是始自兰学东渐，日本人开始放弃汉方改读西医？都不能确定。 　　能确定的，只是真实的疏远。长崎街头的巡警町民，同仇敌忾地狂喊，围攻几艘巨舰的散兵。那喊声有一种放肆，我从中听出了一种厌恶。哦，那是对羸弱腐朽的中华的彻底轻蔑，那是对鲜耻寡勇的支那人的不尽厌恶。那是一种致人心伤的、从心理到生理的、嫌弃和反感……读取着这一种轻蔑和反感，我压抑不住心中的惊讶。 　　哪怕在后来，唐船远去，悲剧血染，噩梦连连。 　　哪怕在尽头处，最后爆炸了一颗毒日般的炸弹。 　　哪怕以后事件平息，沧海桑田，风平浪止——深刻的蔑视，仍然存留不死。它潜伏着，腐蚀着，伤害着两个民族，直至灵魂的内里。 　　 　　1996年7月29日，在一共实施了45次核试验以后，中国宣布永远终止核试验；并重申，中国承诺决不首先使用核武器。 　　可能，这是广岛、长崎六十年的呼吁换来的世界的最正式回答。长崎应该听着耳熟；它至少该记得唐船的声音。 　　至于对自己的国家实行监督、向自己的同胞进行改造、让中国实践自己的和平承诺，是我们中国人的责任。我想，中国人不仅如大江健三郎指出的那样，曾把试制成功的原子弹“看作充满新的自豪的中国人的民族主义象征”，也具备胸襟和气魄——把废弃和禁止核武器的允诺，视为自己祖国与文明的、新的象征。 　　 　　就要离开长崎了。启程之前，我觉察到，自己真的变了。 　　虽然此刻还处于激烈的争辩撕扯之中，但是我变了。一种似乎是最终的原则，正渐渐渗透我的身体。经验和思想在发出声响，剥落离析，砍削纠正，成为将来的方向。 　　核武、战争、他者、和平——彻底的拒否，绝对的坚持，都是长崎给我的礼物，是我带回中国的新知。我愿再写一遍：宣誓拒绝核武器和战争，宣誓卫护他者与和平。它们仿佛新鲜的血，哗哗响着，涌入体内。我恨它来得为时太晚，又欢喜它终于惠及我身。 　　 　　未来的长崎会迎接怎样的命运？再过百年，自会出现公正的答案。 　　我想，最该抓紧做的事，是支持长崎市在海牙国际法庭的要求：立法规定使用核武器违反国际法。用世界宪法的形式，约束和威慑一切核拥有国——这样做已经十万火急。不仅是为了长崎、广岛一雪旧恨，而是为了救助正被核武器瞄准的下一个城市、下一个国家、下一个民族、下一个要被推入地狱的无辜的人群。 　　长崎所藏的浓厚历史感，超过了古城京都。 　　真是这样，京都奈良与中国的纠葛故事，似乎没有长崎这么临近和沉重。正是在长崎，日本开始了它脱亚入欧的漫长跋涉。哪怕含毒，长崎大口地吞饮了欧美文明的乳汁；虽然追随，也挨了它灭绝的原子轰炸。 　　长崎将愈来愈成为亚洲对西方的质疑。 　　当然，也将成为对自己的质疑。

200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成立40周年，马西沙先生作《中国民间宗教研究的四十年》一文，对40年的民间宗教研究已有精彩的评论。此文是在业师马西沙先生文章的基础上再以专题的形式写作而成的。

该会议主要反对计划生育的继续执行。但在一份发言记录中，提出的观点是资源在理论上可以无限发现、人口继续增长资源消耗无忧、地球环境并非因人口剧增而遭到破坏，这些理由都有待商榷。

回应刘纪蕙教授《与赵刚商榷：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中国”理念》一文

评汪晖近期出版的日文著作《世界历史中的中国：文革、琉球、西藏》（《世界史の中の中国――文革・琉球・チベット》，笔者：汪暉；译者：石井剛・羽根次郎；东京：青土社，2011年1月24日），柄谷行人于地震次日（3月12日）主持的长池讲义中讨论此书。 -- 作者是我最信赖的中国现代思想家。他是鲁迅研究者出身，在天安门事件时遭到镇压之后，涉足了其它更广泛的领域。但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看来似乎走着一条更具鲁迅特色的道路。即他在通晓世界规模的知识状况的同时，还经常在中国这种特殊的文脉下思考问题。这是他比较独特的地方。 本书中也有这样两个观点。一个是从普遍角度来思考世界的状况，并将中国也放在其中。用作者的话来，现代世界的主要倾向是“去政治化”。也许用下面那样的话来说的话更容易理解一点。例如：自1990年之后，我们用“市场经济”这个词语来代替“资本主义”。这就忽视了资本的积累是基于资本与雇佣劳动的阶级关系这一事实，并将资本主义视为是自然与永久的。 在日本和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发生过这样的“去政治化”，其实中国也同样发生过。在中国，资本主义经济（新自由主义）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名下急速展开，各地产生严重的阶级对立。但是这个问题被偷换成了民族主义、民族认同、或者人权问题等“政治”层面上来。这些看上去是政治问题，其实是去离政治的。 本书的另外一个观点是，从中国的特殊问题中提取普遍性的认识。为了理解现代中国的民族问题，我们有必要研究一下由清朝扩大的册封体制，即朝贡关系。从由西方产生的主权国家这种观点来看的话，朝贡关系只是支配—从属的关系而已。但是朝贡关系在实际上以交易形式而表现，帝国根本不干涉其他国家的政治和文化。朝贡关系就是保障贸易和和平的国际体系。如果把它当做“帝国”的话，那么“帝国主义”则先承认对方为主权国家，又将其卷入资本主义经济当中，甚至在文化层面也进行同化。西方列强是以“将从属于‘帝国’的各个国家解放出来”为借口而进行对它们的支配。 要想从历史角度理解现在的西藏问题的话，对这种朝贡关系的理解是不可或缺的。不仅如此，对于包括周边国家在内的亚洲政治结构的理解也是必要的，例如，琉球王国原来向清朝和日本都进贡，但是日本依据近代原理来灭亡这王国，最终将其归为自己的领土。对于现在的冲绳基地问题，如果对上述的事情经过缺乏了解，就无法进行研究。当然，作者并不是在称赞清朝的政治体系，只是想从朝贡关系和儒学的传统中去寻找某些用以能够构建“跨体系社会”的原理的启发而已。 羽根次郎译

中国大豆所呈现的问题是资本主导下农民的生计问题，是消费者权益的缺失问题，是国家主权的缺失问题。这并不是中国特有的遭遇，而是世界发展中国家及其农民的普遍困境。走出困境之"道"在于实践人民食物主权。就大豆贸易而言，中国在大豆进口方面毫无定价权。中国农产品进口关税2005年时已降至15.35%，远远低于世界平均62%的农产品关税，成为世界上农产品关税最低的国家之一；而大豆关税则在1999年就降至3%，2008年更下调至1%。

1350年，手卷即电影/你引首向我展开/绢和景 徐徐移动/镜头推移、转换/在手指和掌肌之间/走过拇指大小的画题

马丁·路德·金被暗杀后毛泽东主席曾发表唁电，其中的名句（大意）：资本主义制度是随着罪恶的贩卖黑奴行径兴起的，它也将随着黑色人种的彻底解放而告灭亡。对于什么是解放，马尔克姆·X和金有不同的理解。－－HC

摊开12月29日的一份上海都市报，相信有心的读者还是不免莫名惊讶。在头版"全城点赞、热点促销"、"6小时免单优惠"的大幅广告簇拥中，仅有三条新闻导读局促地挤在一起：第一条是"'习大大'排队买包子"、第二条是"劳教制度正式废止"、这第三条竟是"杨奎松批汪晖新作"。谁是杨奎松？谁是汪晖？为什么在头版二分之一都不到的非广告内容中，要给这条"新闻"一个大字导读？

财富与权力的转移引起了不同社会领域的大规模调整，其中就包括了高等教育。学者和其他大学员工越来越难为知识本身而探求知识，由于大学要依从市场需求的优先次序，学生事实上也是受害者。新自由主义在形式上表现为一种特别抽象的资本逻辑。因此，为了建立更好的大学所进行的抗争不能与反对资本主义全球化运动分离开来

艾未未批评中国围绕奥运的宣传炒作。于是，德新社记者问他，您是不是认为奥运体育场的艺术设计跟您对中国奥运宣传的批评相矛盾呢？艾未未勃然大怒：不可能，“我对‘鸟巢’感到自豪！”也不知道是记者的问题中文没说对呢，或是故意“挑衅”艾艺术家呢，还是艾未未的理解不对。反正问题和答复似乎有点牛头不对马嘴。尽管如此，德国之声还是将德新社记者这篇报导译载如下。

关于北京的新建筑，土木工程建筑设计方面与艺术家似乎意见分歧，这篇报道综合了一部分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