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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张世英:漫谈学习与研究
    人文 2010/07/11 | 阅读: 1712
    一九八○年,我应北京大学出版社之约,写了一篇题为《谈谈哲学史的 研究和论文写作》的文章,发表于该社出版的小册子《怎样写学术论文》(1981年 5 月第 1 版)上。那篇文章写得比较长,凡是那里谈过的,我都不想再重复了,这里只是继那篇文章之后作些补充。  关于哲学史的研究,我想补充的一点是,在研究过程中常感具体科学知 识不够。黑格尔是一个伟大的哲学史家,可是他的具体科学知识又何等渊博! 我们读黑格尔,一方面觉得非常艰涩,另一方面又总是感到内容丰富,意味 无穷,这不仅是单纯地由于他思之深切,而且是由于他的学识博大深厚。从 黑格尔这里,我认识到,即使专门搞哲学史,也该把学习具体科学当做自己 研究工作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单纯地研究哲学原理本身,不可能研 究好哲学原理;单纯地研究哲学史本身,也不可能研究好哲学史。--这是 我多年来在教学研究工作中积累的一点体会,也是我经常觉得没有做到而引 为遗憾的一个方面。现在年事已大,再想补课,已为时过晚,只能寄希望于 青年学者了。有的同志主张大学哲学系的学生应该兼读一个副系,我很赞成 这个办法。哲学家宜兼作某一门别的具体科学家。 关于黑格尔哲学,我的论著主要是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想概括和评论黑格尔哲学的一些基本观点,揭示其深刻合理的思想,及其在西方哲学史上的 地位;二是讲述黑格尔著作特别是解释他的逻辑学著作。 我觉得学习和论述一个哲学家的思想,首要的是真正搞懂原著,理解原 意,忠于原意。对于黑格尔的这样晦涩难读的著作,尤其如此。读黑格尔, 最容易望文生义却还不易察觉,而在察觉以后却又最容易找理由为错误的理 解作辩护。我在这里说的,还不是指治学态度问题,而只是指黑格尔著作的 晦涩的特点在客观上就容易使人陷入这种境地。该怎么办?我想,最主要的 是,不要到处都采取抓住只言片语不放的态度。黑格尔的行文,就字句来看, 往往前后正好相反:这里这样说,那里那样说。所以我们在读黑格尔的著作 时,特别要通贯他的整个思想,联系与主题相关的其他各处的讲法与提法, 这样才能通晓他的真谛。遇到一个地方不懂,当然不能随便放过,但不能老 停留在那里,死抠仍然不懂,无妨放下,继续往下看,很可能黑格尔在另外 的地方会对同一问题又从另外的角度有所阐发,这就能使你对前面不懂的地 方有恍然大悟之感。我在讲解和注释《小逻辑》时,主要采取了两种方法: 一是就同一问题,把散见在《小逻辑》各节以及黑格尔其他著作中的有关材 料和论述都联系起来,搜集、集中在一起,俾使读者对某一问题的理解能从 多处收到互相参照、互相发明之便,这也许可以叫做"用黑格尔注黑格尔" 的方法。二是借用一些现代西方黑格尔学者包括新黑格尔主义者的注释和论 述来注释黑格尔,以作为我们理解黑格尔原著的参考,这实际上是一种"集 注"的方法。我想,采用这两种方法,也许能使我们对黑格尔思想的理解比 较贯通,比较接近原意。  理解黑格尔原意的另一个重要之点,就是要注意到黑格尔所用术语的特 点:同一个术语可以有一个基本的含义和用法,但也往往有不同的含义和用 法。因此我们在读黑格尔著作时不能拘泥于一种含义和用法,否则,就会感 到矛盾,感到讲不通,甚至牵强附会地曲解原意。例如"自为"(für sich) 这个术语,我们一般都知道是指"展开"的意思,但如果死抓住这个含义到处套用,就会使你迷惑不解,因为这个字在不同的场合具有不同的含义,例 如它有时是指"自觉"的意思,有时是"独立"的意思,有时是指"孤立" 的意思,有时是指"就一事物本身而言"的意思,等等,这就要联系上下文 才能确定,决不能一概而论。  当然,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要理解黑格尔的原意,还有一个外文问题。 我在黑格尔哲学的教学过程中,发现听众提出的疑难问题有不少是由于单凭 阅读中文译本而引起的。我决不是说现在的翻译水平不高,更不是要大家不 用中译本。但是即使最好的、很有研究水平的译文,也不能完完全全地代替 原文。有时同一个中译文的术语,原文却是意义很不相同或者大相径庭的两 个字;有时同一个原文字,由于两处的用法不同,译者用了两个不同的中译 文术语,这在翻译上是允许的,有时是很必要、很妥贴的,但单从中文译文 却看不出这同一个字的两种译法、两种用法上的内在联系。象这样一些地方, 如果仅仅按中译本读书、写文章,就难免出差错。这个问题,需要我们从事 研究、翻译和注解黑格尔著作的专业工作者帮助解决,但有条件的同志特别 是有志于读懂黑格尔著作的青年人,不妨利用已有的条件或争取条件,学点 外文。  如何区分一种哲学思想的精华与糟粕,在黑格尔这里,是一个特别严重 的问题,也是一个能否做到忠于黑格尔原意的问题。黑格尔哲学的特点之一 是唯心主义与辩证法往往紧密地纠缠在一起,甚至可以说是结合成了一个内 在的有机的整体。例如黑格尔哲学有两条基本原理:一个是,只有精神才是 真实的;一个是,只有对立统一才是真实的。这二者在黑格尔那里是一件事 情的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因为他认为,精神,也只有精神,才能达到对立 统一。这个观点既可以说是最唯心的,又可以说是他哲学中最富有辩证法的 思想,是他的辩证法的核心。如何区分这个观点中的良莠,决不能简单造次。 抓住其中任何一个方面而否定其他一个方面,都会曲解黑格尔哲学的真正面貌。  我在研究西方哲学史、黑格尔哲学和新黑格尔主义的过程中,深感对某 一问题的原始资料如果掌握得不够全面、不够准确,就很难写出扎实可靠的 研究论文。好比一个商店,如果缺货,或者货色很差,则无论怎样摆设布置, 也最多只能引起那些随便逛逛商店而不想买货的人的兴趣,却决不能满足真 正的顾客的需要。对于我们搞哲学史的人来说,最重要的一项货源就是哲学 家的原著,当然也一定要掌握当前的研究资料。不先对这些东西作一番搜集、 钻研,就不可能提出有根有据的新见解。联系到这一点,我倒是很赞赏有些 前辈哲学史学者的看法:宁可先多下些述而不作的功夫,然后才能有所作。 我领会这个意思无非是说,先对前人的东西、已有的东西,搜集全面,理解 准确,然后才能在此基础上有所创新,有所发明。新见新解不同于标新立异: 前者是在祖述前人的基础上开花结果,后者是随风飘摇的转蓬。我的老师, 前南开大学文学院长、图书馆长冯文潜(字柳漪)教授有一次把我叫到他家 里,指着我翻译的巴克莱《人类知识原理》的一段翻译文字说:这句话译得 很漂亮,但不太切合原意。接着,他提高了嗓子,借题发挥了一通,大意是 说,做学问要严谨扎实,搞翻译重在忠于原文,讲述一个哲学家的思想也应 该从原著出发,应该忠于原著。有人在写一个哲学家的思想时可以写得天花 乱坠,立论似乎很新,但对照原文一看,却破绽百出,所谓新论不过是空中 楼阁。柳漪师平素对我亲如慈母,但一遇到这样的问题就会突然严肃起来。   他的这番话说得那么斩钉截铁,使我不由自主地忐忑起来。柳漪师去世已经 二十一年了,他的告诫至今犹在我的耳边。  我从大学毕业后几十年来,讲授过《形式逻辑》、《哲学概论》、《政 治课》、《列宁的〈哲学笔记〉》、《现代资产阶级哲学》(部分)、《西 方哲学史》、《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黑格尔哲学》、《新黑格尔 主义》等课程。在多年的教学过程中,我体会到语言表达对促进思想的重要 性。一般地说,当然是先要在思想上把问题搞清楚,然后才有可能在语言上 表达清楚。但我却还有另一方面的经验,就是,在对问题有了一定的研究和 粗线条的想法以后,就往往急于想用自己的语言表达(写讲授提纲不过是语 言表达的方式之一)来考验这些想法的正确性和准确程度,来发展这些想法 的细节。在语言表达过程中,原以为正确的,也许会证明是错误的;原以为 是明白的,也许会证明是模糊的;原以为是充分的,也许会证明还有待补充。 例如我在讲完一课之后,经常会发现一些需要进一步研究或改进的问题,有 时甚至就在课堂上也能一边讲一边意识到这样的问题。这就促使我把问题想 得更深透。也正因为如此,我在指导研究生时,总爱强调:只有用自己的语 言,概要式地复述一下自己所精读的哲学原著,才能把这部原著掌握得更熟 练、更准确。根据同样的想法,我在搞研究、写论文时,往往是有了基本资 料、基本论点和基本结构以后就立即动笔,然后在动笔表达过程中再不断充 实,不断修改,不断发展。有时,只是由于动了笔才发现问题严重,才有山 重水复疑无路之感,这时就要不怕艰辛,停下笔来,再广泛搜集资料,整理 自己的论点,只有经过这样一段时间的重新酝酿,才会达到柳暗花明又一村 的境地。这里使我很自然地想起了马克思的那句人所熟知的名言,就以它来 结束我这篇漫谈并以此来激励自己吧:"在科学上面是没有平坦的大路可走 的,只有那在崎岖小路的攀登上不畏劳苦的人,有希望到达光辉的顶点。"   
  2. 冯象:诉前服务好 ——房山区人民法院的经验
    法律 2011/06/18 | 阅读: 1712
    诉前服务好:来到房山区法院调研,座谈“立案诉讼服务改革试点”,这是我第一个感受。好在哪儿呢?好在诉前,而非上法庭之后;好在服务——人民法院的宗旨,说到底,就是为人民服务。
  3. 方志恒:议会新形势、政治大乱局
    政治 2012/09/15 | 阅读: 1712
    面对香港山头林立的建制阵营,官员游说拉票的工作变得异常艰巨,政府施政势必陷入僵局。
  4. 葛兆光:以“国家”的名义
    历史 人文 2008/11/21 | 阅读: 1711
    辽和金从两宋的印刷品中,未必能刺探到多少军情政事,只是在这种小心、不安、紧张和焦虑中,不仅仅文化气象上唐人的大方,生活世界中唐人的自由,渐渐换成了宋人的拘谨和专制,而新闻、出版和言论的自由,在宋代也被政府以“国家”的名义,合法地取消了一大半。
  5. 严耀中:酒肉和尚现象试释
    宗教 2009/09/14 | 阅读: 1711
    南北朝自梁武帝颁断酒肉文起,中国佛教在戒律上增添了一项新内容,此后时有所谓酒肉和尚的形象在文字记载中出现。唐宋之间则又有一个转折,即文字中的酒肉和尚形象日益被全面否定。这些现象都和社会经济发展及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互动有关。虽然对中国佛教中的素食问题早有不少学者述说过,但较少以“酒肉和尚”形象的演变来作为入眼点,故以此文试释之。
  6. 《经略》第六期目录--附部分文章链接
    期刊专递 2011/08/02 | 阅读: 1711
    关注南海问题等,并推出“经略研究员”制度,向关心战略的人士招贤。文章链接补充中。
  7. 石一冰:延安音乐史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艺术 2012/05/23 | 阅读: 1711
    60年来对延安音乐的研究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出版的文论已论及延安音乐的诸多方面,但还有许多个案研究没有进行,还有一些研究领域尚待开拓,而一部完整、全面的《延安音乐史》至今未能出现更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8. 张旭东:只有五四才能帮助中国在全球化中找到方向
    社会 人文 2009/05/05 | 阅读: 1710
    编者按:今年是五四运动90周年。各个行业都掀起纪念五四的高潮,五四精神历经九十年的岁月显得更加的生动和鲜活,同时也伴随着激烈的争辩。五四运动对于当代中国仍然有着强烈影响,有人高赞五四的批判精神,有人却认为其为文化“断裂”的根源。如何合理评价五四精神、五四文化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地位,厘清对五四精神、五四文化的认识,记者采访了杜克大学文学系博士、纽约大学中国中心主任、东亚研究系主任张旭东教授。
  9. 马云对话胡舒立:若支付宝瘫痪自己将进监狱
    经济 2011/06/14 | 阅读: 1710
    马云:晕倒,我不好那口!你有空来杭州看看吧。那么多年,你知道我在做啥吗?呵呵……说实在你不了解我。也不了解互联网对未来真正的意义。大姐,有空来看看。我不好政治那口,我既讨厌左也反感右,我只做自己认为对的事。
    我皮厚但我怕你们会误导年轻人。
  10. 伊格尔顿:理论之后(第一、二章)
    思想 2010/11/04 | 阅读: 1709
    伊格尔顿2003年书中两章,指出文化理论的动力在911和美对伊战争后已经丧失。
  11. 倪稼民:俄共由兴盛走向低迷的发展历程及其原因剖析
    政治 2012/11/19 | 阅读: 1709
    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在短短的十几年中由兴盛走向低迷,成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一个比较突出的案例而被广泛关注
  12. 陈哲:刮起[土风]保[大树]
    音乐 环保 2008/03/20 | 阅读: 1708
    普米族村庄玉狮场,这里有上千年的大树,与村民的生活息息相关。“土风计划”普米族传承小组追求的是“活化传承”,他们是农民,从山里来,还要回山里去。陈哲从喧嚷的流行乐坛走向了寂寞的民间。他的经历和思考或许告诉我们:文化传承、环境保护与乡村建设是怎样的密不可分,荣辱与共。
  13. 何怀宏:一些对罗尔斯的批评——德沃金、麦金太尔
    思想 2009/07/22 | 阅读: 1708
    综述德沃金与麦金太尔对罗尔斯的批评。
  14. 姚洋:亚当·斯密在北京:重新认识中国小农经济
    经济 2009/11/19 | 阅读: 1708
     今年年初在纽约大学教学期间,在朋友处看到阿里吉的新著《亚当·斯密在北京》,我便马上从亚马逊网上书店买来,并一口气读完,深深为阿里吉宏大而深邃的思想所折服。本来想通过黄平邀请他来参加今年11月份的北京论坛,但近日却收到黄平的手机短信,告知阿里吉已于前一日去世。一代大师随风而去,扼腕之余,聊以此文作为对大师的纪念。      《亚当·斯密在北京》结构宏大,思想自成系统,对世界体系以及中国在其中的地位进行了独到的分析。在这篇小文里,我只讨论本期摘译的第十二章中所涉及的和中国的小农经济结构相关的一个思想。      就我的阅读而言,阿里吉在本章的核心思想是,中国的崛起是中国重视人力资本积累的结果。这个结论本身就惊世骇俗,因为普遍被接受的说法是,中国在过去三十年之所以能够取得高速的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采纳了出口导向的发展模式,而这个模式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中国有低成本的劳动力优势。无论是对中国的发展模式持肯定态度的人(如林毅夫及其比较优势理论),还是对这个模式持否定态度的人(如秦晖及其更一般化的“低人权”说),在这一点上却是一致的。      阿里吉否认这种说法,认为中国在当下以美国为主导的世界体系里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不是因为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低,而恰恰是因为中国的劳动力素质比其他发展中国家的高。他在文中给出了许多证据,无需我在这里赘述。我想讨论的,是阿里吉结论中所隐含的下面这个经济学悖论:中国的劳动力数量巨大,而资本相对稀缺,按照经济学原理,中国应该提高资本产出效率、而不是提高劳动力产出效率(如提高人力资本水平),因此,阿里吉的结论违背通常的经济原理。阿里吉本人没有在书中对这个悖论给出明确的解答,但是,根据他在多处所表达的思想,我们可以揣摩出他的一些思路。      阿里吉在多处强调,中国和西欧在18世纪末“大分岔”时期的差别在于,西欧发生了工业革命,而东亚、特别是中国和日本发生的是“勤劳革命”。东亚的自然条件的共同特点是有限的土地资源和密集的人口,在这种条件下,两个国家都出现了以小农为主的经济结构。为什么人多地少就会出现小农呢?因为历史上的非农就业机会有限,小农会在土地上投入比大农更多的劳动力,从而他们的单位面积产量高于大农,而这有利于养活大量的人口。正是由于对土地的劳动投入更多,阿里吉才称中国和日本发生的是“勤劳革命”。      然而,如果仅仅是勤劳,革命就无从发生。阿里吉的重点不是在强调“勤劳”,而是强调“勤劳”所引起的“革命”。这个革命就是东亚对人力资本积累的重视,但这也正是我上面所说的经济学悖论之所在:既然勤劳就可以解决问题,为什么还要提高人的素质?这明显不符合贝克尔关于人口的数量-质量消长理论——根据这个理论,一个国家的人口数量多了,人口的质量就会下降。解答这个悖论的钥匙,在于理解小农体系下不同的劳动分工格局。      亚当.斯密认为,经济发展的动力来自劳动分工。但是,东亚小农体系下的劳动分工却不是很明显。一个小农家庭就是一个完整的生产单位,就像当代企业一样,它要预测未来的市场行情,制定作物生产计划,理解生产的全过程以及影响生产的外在因素、特别是气候,规划劳动力投入,然后掌握在市场上出售产品的时机。不仅如此,它还是一个完整的消费单位,在生产技术低下、产量不高的情况下,它必须谨慎地计划一年的消费,保证在青黄不接的时候一家人不至于挨饿。在经济学上,这叫做多任务问题。要解决这样的多任务问题,需要极丰厚的人力资本积累。这里的人力资本不一定是教育,更多的是从中学得到的经验。直到很晚近的时候,一个目不识丁的老农会打算盘,并对气候和作物的生长周期了如指掌,并不是一件意外的事情。当然,能够识字更好,所以中国人重教育、重知识。      不仅如此,小农经济在面对资本主义资本积累的时候还有另外一个优势,就是“无剥夺的积累”。这是阿里吉从吉莉安.哈特《去全球化》(Disabling Globalization)一书中借用的观点。在这本书里,哈特比较了南非和中国的工业化过程。她发现,在南非,大量没有土地的黑人离乡背井,当他们变成产业工人的时候,由于没有了土地的保障,要保证他们的生计,工厂就必须支付较高的工资;在中国,由于农民拥有土地,他们对工资的要求就较低,因此中国工业化的成本比较低。南非的工业化是一个黑人遭受剥夺条件下的资本积累过程,而中国的工业化是一个无剥夺的资本积累过程。      由此,我们可能需要重新思考中国的小农经济。直到今天,小农经济还是通常被认为是中国落后的标志,那些被认为是落后的思想,往往被冠以“小农意识”。阿里吉的理论提醒我们,这种观点如果不是错误的,至少也是片面的。小农经济是回应中国紧张的人地关系的自然结果。它看似落后的生产关系,却孕育了中国社会对知识的重视,当中国融入当代资本主义体系之后,这个趋势的优势显现出来,成为促成中国经济赶超的重要原因。      另一方面,无剥夺的积累使得中国的工业化过程没有像发达国家早期以及当代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那样残酷。中国的城市没有大规模的贫民窟,这当然和政府的整治有关,但是,小农经济对农民的保护也可能是一个重要原因。实际上,以小农经济为主导的东亚各国都没有太多的贫民窟。在小农经济条件下,农民安土重迁,不会轻易放弃他们在乡村所拥有的社会网络,不会随意地把自己撂到陌生的城市中去。无剥夺的积累让乡村人口比较缓慢地释放到城市中去,避免了移民到达城市之后的贫困化。      当然,阿里吉观点的理论推演成分大于经验论证,要证实他的观点,还需要比较严格的经验数据支持。阿里吉的贡献,在于让我们开始重新认识中国小农经济及其当代意义。伟大的思想家之所以伟大,往往不是因为他们解决了问题,而是因为他们提出了问题。阿里吉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重新认识中国的大门,我们的任务是跨入门槛,并试图打开更多的大门。            乔万尼·阿里吉(Giovanni Arrighi)      1937年出生于意大利。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开始,任教于美国。2009年6月19日逝世。      主要著作有《罗得西亚政治经济》(1967)、《全球危机的动力》(合著,1981)、《半边缘的发展:20世纪南欧政治》(主编,1958)、《反体系运动》(合著,1989)等。      1994年出版了《漫长的20世纪:金钱、权力和我们时代的根源》,着力研究风云起伏的20世纪;中译本由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1999年,阿里吉邀集一批来自各方面的学者,分四个层面透视近10余年的种种动荡,由此产生了一部力作《现代世界体系的混沌与治理》,中译本由三联书店2006年出版。      世界体系理论在近二三十年来风行一时。这一理论的基础是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批判。20世纪中叶以来,英美的一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人和历史学家,试图对资本主义长期发展的历史做出系统的分析。与此同时,法国历史学“年鉴学派”进一步提出“长时段”和“总体历史”等概念,力图全方位地理解现代世界的历史。“年鉴学派”历史学家布罗代尔的三大卷巨著《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与资本主义》,引发了现代历史研究的深刻震荡。美国历史学家沃勒斯坦1974年推出《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标志着世界体系理论的正式成型。      作为世界体系理论研究的新一代领军人物,乔万尼.阿里吉延续沃勒斯坦的各项主题,把精力主要集中于近两百年的历史演变。      乔万尼.阿里吉2007年出版《亚当.斯密在北京》一书,复活斯密的“自然增长”发展理论,并以此揭示中国近三十年的崛起。
  15. 赵刚:回归两宋以来本土学术的建设性批评传统
    书评 2010/12/10 | 阅读: 1708
    最近,杨念群先生出版了他的新著《何处是江南》。一如他的前两部著作,该书仍然以大胆而富有争议性的历史诠释风格,在学术界引起"好得很"和"糟得很"两种截然对立的意见。一部份读者盛赞此书颇具新意,《新京报》推举它为秋季最值得一读的十大优秀著作之一。另一种意见则斥责此书在史料引证等方面存在常识性错误,并逐条举出批驳,由此进一步推断,杨著在基本问题上尚不堪一击,又何谈学术价值,因而一笔骂倒。杨著的肯定者对此武断之论颇觉不平,批评这种看法不能充分尊重著者的观点,算不上健康的学术批评,但对批评者言之凿凿的指摘也无可奈何,只能拿瑕不掩瑜之类的话头消极防守。不过,在笔者看来,否定者虽然词锋锐利,但相对于一部三十多万字的大书,所指摘的仍然只是书中的细枝末节,如同一支三百人偏师,杀奔敌方的大营,虽然号角嘹亮,却只能在营外一角呐喊鼓噪,终不能于万马军中,直取上将首级。结果是贬者自贬,褒者自褒,真理不是越辩越明,而是越说越糊涂。从学术进步的角度考量,这自然不是读者和作者所乐见的现象。更为令人惊讶的是,这样彼此自说自话的僵持之局,并不是首次出现,杨念群的第一部著作《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甫一问世,就曾遭此批评境遇。我认为,解决争议僵局之关键,乃在于必须深入反省学界长期盛行的"学术功底论",回归两宋以来重视识见强调诠释的学术对话传统,这个传统由于"功底论"过度强势的盛行而长期为学界所忽略。 "功夫"与"解释" 我们不妨先从史学界常谈的如何处理"功夫"与"理论"之关系这个话题说起。对这个问题,学术界有不少讨论,征引之广,上穷三代两汉以降之典,旁及英法德日多学科之论。笔者学殖有限,只想从多数学术从业者共知的常识讨论这个问题,当然也有藏拙之意。所谓"功夫"修养,乃是指一个学者为建立学术解释所作的准备,具体而言就是其熟悉文献的程度,体现于学术著作上,就是引证史料文献范围的宽窄和准确度如何。而所谓理论修养,则是指其对某一现象的来龙去脉进行宏观性阐释之能力如何。 前者与后者固然密不可分,没有一定的学术准备和积累,当然不会有一种学术观点的形成,更不用说原创性观点的问世。但是,并非就此即可断定,拥有多少学术积累,就一定可以建立起自己的有效解释体系,因为这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一书不读,一字不识,绝不可能有学术新见;但是读书破万卷,下笔却未必能有神;读书或许有限,却未必不能提出新颖乃至事关学术发展之革命性转变的新理念和新范式。陈梦家先生的上古史研究即是一例。我们知道,在二十世纪中叶,陈先生发表了一系列有关上古历史语言,文化考古的重要著作,如《殷墟卜辞综述》《六国纪年》,都已成为学科经典之作。但是,在读过一些有关陈先生的回忆文章后,笔者才大吃一惊地发现,陈梦家在五十年代之前,从未摸过《左传》。他对甲骨文的许多解释,古史大家李学勤先生就认为错的可笑。不过,李先生同时又指出,陈梦家的不少解读,其分析之精湛,想象力之丰富,有人所不及之处。李先生是当代中国上古史的一流学者,他的观点,自然是可以信以为证的。 陈梦家先生的事例表明,功夫不能没有,但功夫不是万能的。评价一个学者的成果,一本书的价值,首先要考虑其观点和解释,而后才涉及功夫。如套用清儒章学诚的话,就是当看一只蚕所作之丝的成色,而不是看它吃了多少桑叶。而围绕杨念群新著产生的两种对立评价,恰恰在这个问题上含混不清。否定派因杨著已经发现的史料史实错误(的确是错误,而且错的确实不应该),进而质疑杨念群的学术功夫,从功夫欠缺的角度,否定杨著。这种质疑,其实是相当武断的。因为其忽略了一个关键问题,就是杨著的上述缺失,是否会影响到其中心论旨的成立。在未就这个问题给出明确答案之前,就用枝节错失为理由,将一部三十万字的著作一笔抹杀,显然是不够公允的。另一方面,一部著作,即使证据翔实,在许多时候,也不一定就是有新意乃至原创性的著作,除非它的解释是新颖的,是为解决旧模式无法解决的问题提出的新范式。换言之,要讨论杨著的得失,关键在于说明它在这些方面有无建树,这是仅凭证据翔实与否的诘问所无法回答的。本文之所以把对杨著史料运用的挑剔者,比作在敌军大营之外无碍大局的小股游骑,原因就在这里。 另一方面,那些杨著的支持者尽管面对苛评心有不甘,但在何为健康学术批评这个问题上,其实也并未有清楚明确的认识,因而看不到对方背后所隐含的功夫中心论的认知前提,更不能发现这种前提所存在的致命伤,反而为其威势所慑服,不得已只好借瑕不掩瑜之类的勉强理由,作被动防御状,而无法作出有力道的反击。他们无法做出有力反批评的原因就在于对何为建设性学术批评这个问题缺乏明确的理解,总是把它与纠谬指误对立起来。一遇到指名道姓的消极性批评,就贴上一张不健康或缺乏建设性的标签,似乎学术进步不通过纠谬指误就可以实现。其实,建设性批评的关键,不在于是否有指名道姓的勇气,也不在于是否能指出对方的失误,关键是要指出对方在什么层面上出现了谬误。换言之,不应该拘泥于史料运用的细枝末节,而是应就中心论点讨论其得失成败。用句说烂了的成语,应当是"擒贼先擒王",不去针锋相对地攻其大营,仅仅满足于俘虏几个散兵游勇,就高奏凯歌,声言"寸铁可以伤人",这自然难免会为对手所轻视!难怪充斥于各类杂志上的书评要么是观点新颖,材料丰富之类的浮泛评价,要么就是随意摘取细枝末节,试图一笔抹杀著者之贡献的偏激之论。也难怪杨念群在回答《北青报》记者专访时抱怨,迄今为止,他还未看到真正在观点解释层面上具有说服力的批评文字。写到这里,读者也许会奇怪,以上所论似乎不过是学术批评的ABC,何以杨著的肯定者竟不能理直气壮地宣示出来,甚至杨念群先生本人在他上述的专访中,也没有旗帜鲜明地阐明这一点。在我看来,这与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史学界功夫(底子)中心论一直居于强势地位的研究现状是密不可分的。 "功夫中心论"的由来 功夫派的兴起及其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以来在学界所居的强势地位是有复杂的历史文化背景的。自十九世纪中叶以后,不少本土学者,在西潮冲击中既无心力发掘本土理论资源与之抗衡,又不甘心完全俯首称臣,只好把思辨解释的研究路径视为西人之专利。与之相对应,文献考证的功夫自然成为国人治学风格之依托所在,于是学界从此就建构出了一套西学重视解释分析而中土强调考证功夫的二元对立话语,以便为自己求得在学界自足生存的狭小空间。在政治失序的民国时代,这种学术话语尽管趋于失势,但在当时的中国史学界,仍不无一席之地,还残留着自己的发声渠道。1949年以后,随着唯物史观主导地位在中国的确立,这种试图以中土功夫来抗衡西方理论的努力,显得如此不合时宜,终于被斥为封建时代饾饤琐碎考证的残余而被打入冷宫,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以极左政治意识形态为依据的史学观逐渐瓦解之后,"功夫论"才逐步从封建余孽的批判阴影中渐渐走了出来,获得了为自己正名的机会。 政治意识形态史学极端空洞、教条的理论说教,不仅毁灭了自己,也彻底败坏了理论解释和综合分析的名声。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大学校园,尤其在史界范围,理论在很多时候不过是那些胸无点墨只会假大空地表达观点之人的代名词。它表面上依然尊荣无比,在众多人文学者的内心深处,却早已被弃若敝履。倒是少数精于国学而又劫后幸存的学者,尽管没有更多的著述,反倒不言而喻地成为延续学术血脉和典范的尊崇偶像。在这个时代风气转变的过程中,功夫论逐步取得了学术话语的霸权地位。其特点是,那些来自"功夫论"的非议,很少形诸系统文字,更多是体现为学人日常言谈中的褒贬,或藏诸于背后的价值评判; 它如同一条无形的紧箍咒,让人找不到对手,又难受万分。 当然,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社会变化的加剧,功夫积累和文献记诵越来越无法回答史学领域出现的诸多敏感而尖锐的问题,这也为理论派的复出提供了驰骋的舞台。理论派不仅理直气壮地强调解释的重要性,倡导思辨的力量,甚至公开声称以"不通家法"感到自豪。但如果细观他们自己的辩护,大多是以中国缺乏理论思辨而过度重视功夫的作用,作为自己存在发展的最雄辩理由。其结果是完全把"家法",亦即本土学术传统的解释权拱手让给了功夫论者。更让他们意料不到的是,他们发声越嘹亮,对中国本土史学传统过于重视功夫的指责越多,就让更多的读者相信他们不过是中国学术中挟洋自重的后起暴发户,其效果就是进一步把自己的对手推到了道德优越的制高点上。功夫论者批评起来之所以底气十足振振有词,而注重思辨能力锻造的学者却常常感到愤懑而无奈,答案都可从这里找寻。至于这种传统是否是中国学术的唯一传统,在其兴起时是否遮蔽了什么,就连理论派这方也很少有人进行过深层推究。 当然,也有学者乐意从传统学术中寻找自己的同道。章学诚就是他们反击功夫论底子论常引以为援的"盟友",章氏对乾嘉考据学"有功夫无见识"的批评更是他们从本土资源中发掘出的反击利器。但是,由于章学诚非常简单地把戴震之外的考据学阵营几乎无一例外地划为功夫型学者,他的解释,同我们时代的理论派一样,实际上是从反面认可和坐实了功夫中心观所建构的学术发展历史。这就使他无法发现考据学内部的功夫与解释(他的术语是"识见")之间的复杂紧张关系,忽略了解释和他所倡导的"识见"才是推动清代音韵训诂之学进步的真正动力,自然也失去了以考据学演变之矛反击考据家泥于功夫之盾的机会。 朱子和象山树立的典范 不过,章学诚的思路在当今仍然是具启发意义的。它至少可以提醒我们,这个问题应当回溯到两宋以来更为长线的学术脉络中加以讨论。如果回顾一下两宋以来发生过的历次重大学术批评,就不难看出,那些批评与反批评的焦点所在,绝不是聚焦于谁的功夫更扎实,谁的注解更规范,而是从彼此学术认知框架的前提出发,分析其前提的理论得失。它所重视的是对手提出的问题,或针对学术界共同问题所作出的答案正确与否,有关解释逻辑上是否圆融无碍,论辩前提是否成立?进而形成自己的批评性意见。而所谓功夫论,不过是这种批评传统的衍生物,并非传统学术批评的正统。功夫派在学术史上的正宗地位,实际上是后来功夫派的倡导者所建构起来的,如套用牟宗三先生形容朱子学正统地位确立的名言,那就是"以别子为宗"。 我们可以以朱熹与陆九渊的学术争论为例分析这个问题。如许多学者所论,这场争论是围绕着知识与德性的问题展开的。朱子对象山的学术批评,是围绕后者的心即理之说而展开的。在朱子看来,此是象山学术的核心,也是其最大问题之所在。心不仅有道德直觉,更有欲望冲动,以心为理,必然会导致以欲为理,从根本上瓦解道德实践的基础,沿着这个逻辑发展下去,必然是以尊德性起始,以毁道德而终,最终走向象山之学的反面。而象山批评朱子,则是围绕着朱子格物致知的中心理念展开。他认为,若依照朱子的为学进路,由格物致知而成德成圣。但是,人生有涯,知识无穷,道问学便是一个无限的过程。既然如此,尊德性又何从展开?更重要的是,如果德行非通过读书和获取知识的途径才能达致,如何解释古往今来那些博学以文,而行己无耻的读书人的存在?如何解释朱子高扬的尧舜禹之道,会出现于典籍尚缺,知识未兴的三代洪荒之时,用他气势如虹雷霆万钧的表述就是----"尧舜之前,何书可读?" 纵观朱陆学术论争,不难发现几点,其一,双方争锋的焦点是解释而非功夫。朱子强调知识对于涵养德性的重要性,而且朱子本人确实对此身体力行,他对于经史子集,诗文格致,乃至音韵训诂版本校勘之学,几乎无所不精(详参钱穆《朱子新学案》有关部分)。相反,陆九渊尽管如徐复观、杜维明等学者所敏锐指出的那样,并不曾完全废弃知识积累的价值,但其治学功底与朱子相比,恐怕存在天壤之别。这个话柄要是落在当代功夫论者手中,一句"书都未读几本,哪有争论的资格,"恐怕象山早已没有与之论学的资格了。然而,朱子并未因为象山学术功夫不及自己,就轻视对方的观点。 相反,从他一生的学思历程看,他反而视象山为自己最重要的学术对手,极其认真地思考象山学术的认知前提和思维架构,努力发现其内在的价值与局限,进而展开严肃的批评和论辩。双方争议都是从大处入手,以对方思考的中心理念为对象,既不失对对手的尊重和欣赏,又不回避冷峻犀利的指谬摘误,如用武侠小说常用词加以形容,那真是刀刀见血,鞭鞭留痕,处处直指对手的哏嗓咽喉,招招欲致其于死地。另一方面,正因为双方都从对方致命处入手,就不得不正视对方的批评,尽力修补自身的漏洞。 双方的学术生涯就在这样棋逢对手,刀来剑往的学术批评中日新月新,最终形成近世中国学术史上理学心学双峰并起,二水中分的文化格局。 清代考据学争鸣中的理论性 清代汉学的崛起往往被人视为是"功夫"对"理论"的胜利,也是今日寸铁即可伤人的功夫论者引以为据的历史依托。但是,如果检讨考据学发展的关键人物与核心论题价值之所在,就不难发现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倒果为因的皮相之论。其实,汉学的崛起是由经典诠释理论上的突破所引发的,这个突破是由清代学术的开山祖师顾亭林先生首发其端。顾对理学经典解释的批判不是靠堆砌材料才得以完成的, 而是大气磅礴地直捣理学经典诠释的理论大本营。宋儒治经,无论程朱陆王,走的是"六经注我"的路子,仰赖的理论依据不外两点,一,考据虽然有枝节之益但无补于圣人之道的理解。二,音韵尽管存古今之变但不妨用今音读解古典。 顾炎武从这两个大关节处"一刀切下",针锋相对地提出两个核心观点,其一,"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 ,不通音韵训诂,没有读解圣人之道的资格。其二,古今之音不同,"知音"的关键,乃是"据唐人以正宋人之失,据古经以正沈氏唐人之失" ,用后代音韵读古代典籍是错误的。没有第一点,清代朴学家们就不可能理直气壮地把自己全部精力和功夫投入宋儒斥之为雕虫小技的音韵训诂之学。没有第二点,他们就无法找到正确研究古代音韵的道路。就此而言,恰是由于顾炎武在经典解释理论上对宋儒的建设性批评,才为清代考据学的崛起铺平了道路。 王国维先生指出,清儒贡献在于考证,而其考证学中,真正傲视古今的精绝所在,是戴段二王等人的音韵学建树。如果我们观察一下他们的音韵学成就,就不难看出,其成功的关键,仍在于理论解释的探讨和争鸣。他们是以对音韵学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如古声韵分部,四声起源,古音韵是否至谐,同声是否同部等的学术争鸣和突破解释而光耀史册的。也正因为考据学者之间在古音理论方面不断进行争鸣对话,他们才能在古代文字形音义的解释、古籍的训诂校勘方面,有超越汉唐前贤的精绝理解,树立起像《经传释词》、《读书杂志》、《说文解字注》、《经义述闻》那样至今仍光芒万丈的考据学典范。 显而易见,考据家并不是不讲理论,他们 与理学家的义理学差异仅仅在于,前者是要建构一套贯通古音变迁诸多现象的解释体系,而后者则是贯通人间秩序的解释系统。考据学的问题,其实不在于忽略理论或解释,而是野心太大,想用音韵训诂这匹小马,去拉文化秩序和道德根基那辆大车,其后果必然是捉襟见肘。这种尴尬的处境,在乾嘉升平之时尚不太明显,到萧条冷落的嘉道时代,就清晰可辨了。 陈寅恪为何青睐宋儒 乾嘉盛世终结不到半个世纪,就是尽人皆知的耻辱百年。政治文化权势重心向西方学术转移所带来的后果, 是对本土学术传统经久不息的藐视和排斥。但是,即使在这样的形势下,回归宋儒重解释重思辨批评传统的努力,仍然没有停止过,其代表人物就是人所共知的陈寅恪先生。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陈氏史学为世人所重新发现以来,关注的焦点更多聚集在他的语言能力和考证功夫方面,而真正使其为人尊为一代大师的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论著,倒问津不多。笔者作为这方面的门外汉,更相信两位当代南北朝和隋唐史大家对陈先生学术特点的描述。胡如雷先生八十年代初指出,陈先生"力求从总体上说明中国中古史的发展规律","他不仅细致入微地考辨史料和史实,而且由小见大,力求探讨魏晋到隋唐的历史发展的全局性问题。"在这些方面,"他的建树是前无古人的"。 田余庆先生在新世纪初指出,"陈寅恪先生在纷乱如麻、无从入手的周隋之际历史过程中看到了一根他名之为关陇本位政策的粗大线索,使这段历史得到理论性的阐释;而且以之向纵深方面延伸,构成贯通北朝到隋唐历史演进的系统。"两论相差三十年,却都惊人一致地指向陈先生的理论性阐释,这就提醒我们,陈先生的贡献更在于理论建树和解释框架的提出。 更让人惊叹的是,陈先生早在三十年代,就已经警觉到外来理论水土不服的困境,将目光转向本土理论资源的发掘。时下不少论者,往往把陈寅恪对宋学的高扬视为倡导中国文化本位论的结果,实际上,这毋宁说是更多出于他对西方理论普适性价值的怀疑和反省所做出的自觉选择。又有学者认为,陈氏对宋学的注意,是因西方理论的启发所致,这固然不无道理。但我觉得,另一个可能性就是,他对西方理论弱点的洞察,更坚定了开掘本土资源的信心。上个世纪四十年代,他与后来的清史大家王仲翰聊起马克思和佛洛伊德,认为二人理论概而言之,不过孟子所讲的食色二字。没有对西学的理解,固然讲不出这句话,但是,没有对本土文化的信念,更是讲不出这句话。 因此,与同时代唯洋是尚、满篇新名词的多数学者相比,陈寅恪更珍视由本土文化母体孕育而出,最终由宋儒建构完成的理论遗产,清代考据学则被置于相对次要的地位。他尽管欣赏清代考据学成果,却把宋代视为中国史学的顶峰。《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首先讨论的是其解释体系的支柱之一---"种族文化论"。陈氏为此引用的唯一理论性依据,竟是朱子的观点。难道他不知道朱子及其他宋儒在文献考证音韵训诂方面的缺陷错误?难道他不知道自顾炎武以来清代诸儒对其尖锐而正确的批评?以他对清代经史的精熟程度,有此疏漏显然是不可能的。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陈氏的学术批评实际上是延续了两宋儒学的伟大传统,即从大处入手,以理论阐释为先,来品评学术见解的得失长短。 这种风格,同样体现于同时代和后来的岑仲勉唐长孺胡如雷等一代又一代魏晋隋唐史优秀学者们的身上。纵观他们的著作,都是以陈氏的学术路径为自己商榷的对象。他们并非不知道陈先生当年并不具备某些资料优势,也很清楚其历史解释的疏忽之处。但是,他们没有一个依靠炫耀新出土的文献搞寸铁伤人的把戏,反而都是从陈氏史学中心论点,如关陇本位论出发,思其所思,平心静气地讨论其得失。另一方面,他们也不为陈氏的大师地位和影响所惧,毫不留情地指出陈氏理论框架和前提的问题和错误(详见岑仲勉《隋唐史》和黄永年的许多论著),把有关研究不断推向前进。在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界,除上古史以外,没有一个断代史能像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史领域那样,涌现出如此众多的大师级学者。这与两宋以来形成经义宁陈门而传承的建设性批评传统,不能说没有关系吧。与之相比,在这个功夫棍子横飞的年代,类似当年朱子与象山,陈寅恪与岑仲勉那样既大气又锋利的学术批评,就成了广陵散一般的绝唱。 唤醒真正的本土批评传统 简而言之,近三十年来的功夫论,尽管有着清代汉学兴起的背景,实际上是近百年来中国历史文化面对西潮冲击被动回应的产物,它同与国际接轨为目标的理论派,尽管针锋相对,但在误读本土文化传统上,却殊途同归。对功夫底子重要性之认识,固然为两宋以来从朱子、象山,到清代诸大儒,再到现代学术大师陈寅恪等的文化先贤所了然于心,但是,他们真正激赏、建构、和遵循的是以理论性解释为中心的学术批评传统。这一学术对话传统,既严谨理性又富有批判激情,即不留情面而又尊重对手,即大气磅礴而又思维细密。争议一起,他们大都直率地不回避指名道姓,不排除摘谬攻错,但又多能从大处落笔,从彼此的核心理念出发,展开各自论题的争鸣和交锋。这个学术传统,才是两宋以来华夏学术批评的正统嫡传。也正是由于这个建设性批评传统所激发的文化智慧,才会有持续出现从程朱理学,陆王心学,再到清代汉学那一座座文化丰碑的耸立。 从这样的历史传统反省当下中国学界如何进行建设性学术批评,如何评价类似杨念群《何处是江南》那样的争议性著作,我们同样面临的问题是:是仅仅满足于斤斤计较于细节得失的酷评,还是回归两宋以来本土学术的建设性批评传统,拷问其中心理念框架的成败得失以及所依据材料的可信程度。我想用句街巷俗语作为本文的结束:是踩人家的脚后跟,还是打他个掏心拳,其答案是不言而喻的。 
  16. 鲍昆:雪月风花近百年
    艺术 2011/09/07 | 阅读: 1708
    百年多来的中国风光摄影,见证了国人和自然的关系,也折射出政治、经济时代和摄影师们的文化心路历程。由模仿古画,到讴歌权力和生活消费,中国的风光摄影实际上和它的真正对象一直存在着距离,显得过于艺术化。
  17. 马宁:《Kony 2012》:是正义审判还是派兵借口?
    影视 政治 2012/09/03 | 阅读: 1708
    一部揭露乌干达圣灵军绑架童军暴行的视频影片《Kony 2012》于2012年3月5日公布,赢得上亿人关注并引发强烈争议。乌干达学者马姆达尼认为夸大圣灵军当前的威胁,明显是在为美国增加在这一地区的军事存在设立借口,向乌干达北部增派士兵和武装,然后扩展到整个地区。
  18. 姜尚中、小森阳一:2007年12月13日新宿纪伊国屋对谈
    政治 2009/07/22 | 阅读: 1707
    2007年12月13日,在日本东京新宿的纪伊国屋书店楼上的 Southern Theater,东京大学的两名知名教授——姜尚中和小森阳一进行了一次公开座谈。这次座谈是由“角川书店”出版社主办的《第26次角川ONE Theme 21》的一个环节。座谈的主题来自《战后日本一直在参与战争》(角川书店出版)一书的题目,这本书上市1个星期就销售一空,再版发行。我在这里主要介绍两人关于日本政治的评论发言。(日本 埼玉県:宮沢さかえ)
  19. 葛兰西:阶级的不妥协和意大利历史
    政治 2010/06/09 | 阅读: 1707
    因此,不妥协是一种惰性,不是吗?运动无论如何绝不会仅仅是体力的行动,它也是一种智力的行动。的确,除了被牵引的木偶之外,智力行动总是先于体力行动。如果剥夺了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那么,你还有什么呢?只是一些被牵引的木偶的舞蹈而已!
  20. 现代自觉与文化重构--《弥散与生成》国际研讨会发言辑要(上)
    艺术 2013/08/20 | 阅读: 1707
    2013年3月16~17日、24~26日,《弥散与生成:潘公凯个人作品展》国际学术研讨会先后在今日美术馆和北京大学召开。海内外知名学者四十馀人莅临,就潘公凯的艺术创作和学术成就、中国画笔墨的精神表达、"现代"自觉与文化重构、水墨艺术的当代呈现、跨界艺术的未来发展等议题展开商兑互动。右为各家发言辑要,根据会议录音整理,多经作者自加审定,少数联系不便者则由主编删存。汰去浮词,仍十馀万字,分两期刊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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