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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维克斯勒:法律对宗教的保护:以美国为例
    法律 2007/01/29 | 阅读: 1731
    杰伊 • 维克斯勒(Jay Wexler)是波士顿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这篇文章是他在“转型社会中的法律与宗教”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介绍了美国国会关于宗教立法的缺陷和弯路。--人文与社会
  2. 孙郁:狂士们
    历史 文学 2008/12/03 | 阅读: 1731
    记陈独秀,苏曼殊,章太炎,吴稚晖,鲁迅等人。
  3. 万俊人:儒家伦理:一种普世伦理资源的意义
    社会 2009/06/30 | 阅读: 1731
    有两种越来越明显的迹象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警觉:一种是当代国际社会所出现的日益加剧的民族主义情绪和由之引起的地区性民族冲突;另一种是某种普遍主义形式掩盖下的文化帝国主义和政治扩张主义。
  4. 朱苏力:中国司法的规律
    法律 2009/08/27 | 阅读: 1731
    我讲三个问题:一是司法纠纷解决的机制;二是现代社会中司法制度的变迁引起了哪些变化;三是中国当代有哪些司法工作中必须注意的问题。
  5. 塔可夫斯基:诗人、僧侣、导演--访谈录
    影视 2009/09/20 | 阅读: 1730
    谈六部影片
  6. 子安宣邦:竹内好问题试论——“文学”之根本的政治性
    文学 2010/01/24 | 阅读: 1730
    “ 游离政治的文学,不是文学。文学在政治中发观自己的影子,又把这影子破弃在政治里。换句话说,通过自觉到无力,文学才得以成为文学。”  真正的文学并不反对政治,但唾弃靠政治来支撑的文学。(竹内好《鲁迅》)  换言之,所谓近代主义在其思考的理路中没有包含民族这个问题。(竹内好《近代主义与民族问题》)  一、并非“竹内好论”  本文并非竹内好论。所谓“竹内好问题”并不是以竹内好为主题展开论述。有谁这样做竹内好论,这本身才是“竹内好问题”。为什么呢?我想通过竹内好的《鲁迅》来试做思考。人们通过竹内好的名著《鲁迅》可以了解到鲁迅吗?应该说借《鲁迅》理解了由竹内好所解读的鲁迅,但并非理解了鲁迅本身。假如说这样也未尝不可的话,那是因人们认为只有经由竹内好的解读,鲁迅才具有了意义。  竹内要读鲁迅,或者在鲁迅那里要追究的是,在那时的中国即孙文的国民革命发生发展而挫折、分裂,而陷入混乱的时候,鲁迅何以成了文学者。正是中国的那个时刻为什么会是文学呢?然而,竹内好的这个追问应该是他在1940年前期面临应征人伍的命运之时,针对自己所发出的追问。从“鲁迅是文学家,首先是一个文学家”这一竹内好的话语中,我们应当像武田泰淳那样去“理解当时他的苦衷和决意”。  以上所言都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我这样讲并不是要贬低《鲁迅》这部著作的价值。相反,是因为我知道由竹内好的解读所引发的“鲁迅问题”之重大。我们在《鲁迅》中读到的既不是鲁迅的评传,也非作品的解释,而是竹内好读取的“文学家鲁迅”这一问题。我认为,正是这个问题催生了战后竹内好的言论活动,使其成为真正的竹内好自己的东西,并作为确定其方向的核心而存在着的。在竹内好的话语中它构成了“竹内好问题”。而且在其后来的追随者的话语中这个问题又被重新构建起来。  二、鲁迅问题  关于鲁迅,竹内好说“他要理解其某种根源性的东西”,即“并非思想、作品、行动、日常生活、美学价值等本身,而是使这一切成为可能的某种本源性的东西”。追问“本源性”乃是竹内好所特有的倾向,他就是这样一位追究“本源”的话语叙事者。事物的“本源”即存在的“根本”,亦是“原始”。在近代以追究“本源”为志向的,有海德格尔那样的存在论哲学家,还有文学上的浪漫主义者们。这里,我有意将竹内好追问“本源”的话语普遍化乃至类型化,是因为当我面对竹内好的文章时感到,它拒绝同样拥有追究“本源”倾向以外的人的理解。追究“本源”者的话语只容许其共鸣者的再构筑。这在《鲁迅》中便是这样一些叙述:  如果绝望也是虚妄,那么人们该做什么好呢?对绝望感到绝望的人;只能成为文学者。不靠天也不靠地,不以任何东西来支撑自己,因此也就不得不把一切归于自己一身。  鲁迅是文学者,首先是一个文学他是启蒙者,是学者,是政治家,但因为他是文学者,放弃了启蒙者、学者、政治家等,这些才会作为表象显现出来。  鲁迅在孙文身上看到了“永远的革命者”,而又在“永远的革命者”那里看到了自己。……没有失败的革命不是真正的革命。革命的成功,不是大叫“革命成功了”,而是坚信永远革命,以“革命尚未成功”来破弃现在。  游离政治的文学,不是文学。文学在政治中发现自己的影子,又把这影子破弃在政治里。换句话说,通过自觉到无力,文学才得以成为文学。  这里所引用的,都是同义反复式的解释性文章,有一种拒绝被简单阐释的性格。这些同义反复式的解释多种多样,或者通过“绝望”、“革命”或者“政治”来叙述,但都来自具有同样性格的文章,即反讽的或否定性的文章,以反讽的语词进行否定性叙述。那么,话语叙事者针对什么而反讽呢?竹内好与鲁迅一道,是针对革命在进行中遭到挫折而失败的世界,人们大喊“成功啦”“失败啦”那样的世界,以及依然被这样的世界所吸引的自我之影子,发出反讽式的话语。以反讽来对待这个世界,是要在把与世界之一切有价值的联系都虚化掉的境地中,找到作为“无用者”自己的位置。这是反讽的“文学”或“文学者”的位置。然而,面对现实政治世界而发出反讽的“文学”或“文学者”,却反转其身在这个政治世界里发现了与其彻底而绝对相联的“文学”。从而,这个“文学”是“永远革命”,是真的“政治”,同时也是真的“文学”。竹内好说,于是这个“文学”也就成了绝对的政治性语言。  真正的文学并不反对政治,但唾弃靠政治来支撑的文学。它所唾弃的文学,在孙文身上看不到“永远的革命者”,而只看到了革命的成功者或革命的失败者。为什么说唾弃呢?因为这种相对的世界,是个“凝固了的世界”,没有自我生成的运作,因而文学只会死亡。文学诞生的本源之场,总要被政治所包围。  这里,存在着竹内好所解读的,或者说由他所构筑的“文学者?鲁迅问题”。这也正是所谓“竹内好问题”。  三、日本浪漫派问题  竹内好以写遗书的心境所作《鲁迅》问世于1944年,而声言“我们民族定能化不可能为可能,把终极之绝望转化为希望”的保田与重郎,其《近代的终结》出版于日本对英美宣战的1941年。战后日本的言论界,对几乎是日本法西斯文学之同义词的保田与重郎等日本浪漫派,不用说一直是持否定态度的。而最初对此予以重新估价的是竹内好。他在《近代主义与民族问题》(1951)一文中首先提出重估日本浪漫派的问题,稍后则在著名文论《近代的超克》中又于更广阔的历史问题阐述中论及此事。我讲这一情况,当然目的不在于批判竹内好或列举他的罪状。我只想阐明,所谓“竹内好问题”是和“日本浪漫派问题”重叠在一起的。  包括马克思主义者在内的近代主义者们绕开血淋淋的民族主义者问题。他们把自己规定为被害者,把民族主义的过激化视为与自己无关的事情。他们认为默杀“日本浪漫派”是正确的。然而,真正把“日本浪漫派”打倒在地的不是这些近代主义者,而是外来的力量。(《近代主义与民族问题》)  竹内好就是以这样的思考方式把日本浪漫派再评价问题在此问题化的。这里,我想考察一下使日本浪漫派和竹内好得以重叠在一起的“文学”,以及有关这个“文学”之根本政治性的话语构成。从彻底虚化与现实政治世界之关联的位置,或者作为封闭的历史状态之“时代”的完全否定者的位置反转其身,变成与此世界的根本变革和再生相关联的“诗人”,日本浪漫派的人们所寻找到的正是这样一种“诗人”。下面是保田与重郎对作为“同时确保了破坏与建设自由的日本之反讽”的日本浪漫派,所给出的解释:  日本的浪漫派运动,始于对正在走向崩溃的日本体系之咏叹。因此,至今站在真正国粹的立场,站在我国文艺真正所处的位置上来思考文艺,把自己的生命寄托在文艺中表现出来的千古悲情的,正是这一派的人们。(《近代的终结》)  所谓“正在走向崩溃的日本体系”,也就是“近代主义”即被“文明开化文化”所侵蚀所蹂躏而濒临崩溃的“日本之体系”。不久之后,保田与重郎又将这侵犯了日本的文化称之为“试图把亚洲整个殖民地化的西洋式文化”。他认为,自然主义文学家曾经将此“日本社会的悲痛”作为“半封建式的生活”来接受并在文学上试图予以表现。只有日本浪漫派的作家们,直面走向崩溃的日本之体系,背负着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而试图在自己的咏叹中再生其日本的千古悲愿。这个正欲再生的日本要求“诗”的出现。  人们大声呼唤:今天需要诗!不用说,这是日本要创造一个新日本国之时代精神的反映。正是这样一种国家的命运,要求诗的创造。(《时代与诗之精神》)  所谓“日本浪漫派问题”其根本正在于:从对日本近代的整体否定出发,作为针对日本的反讽性语言的“诗”,和于传统中重新呼唤出日本彻底再生的语言,而使其具有国粹化日本的理想这一绝对的政治性。  四、作为“反”近代主义的日本浪漫派  “日本浪漫派问题”和“竹内好问题”为什么是重叠在一起的?它们又是如何重叠在一起的呢?我已经指出,构成“竹内好问题”的是存在竹内话语核心的“鲁迅问题”。竹内构筑的“鲁迅问题”是这样的:在虚化与现实政治世界的所有有效关系之后作为无用者的“文学者”那里,建立具有绝对政治性的“文学”。那么,战争期间的“日本浪漫派问题”是怎样变成“竹内好问题”的呢?  我想在此考察一下作为“日本之反讽”的保田与重郎和竹内好,他们是怎样构筑起“作为反讽之日本”的。这便是他们共同与之斗争并加以否定的“近代主义”问题。可以说,这个应当否定的斗争对象之“近代主义”构成了从50年代到今天的“竹内好问题”。上面已经提到,保田是把这个应该否定的日本称之为“文明开化文化”之日本的。战后日本最优秀的日本浪漫派或保田与重郎的批判性理解者桥川文三,把日本浪漫派与农本主义放在一起讨论,认为两者共通的反近代主义“是对明治以后新国家建设原理予以一贯批判的”(《日本浪漫派绪论(增补)》,未来社,1965)。例如,保田的反近代反文明开化文化的立场是以下面这样的话语来表述的:  这些文化主义乃至思想性的东西,如今只不过变成了满洲首都女子们单纯的装饰品之文物。这些女孩子作为知识的装饰品带着岩波书店版的思想介绍书籍来到满洲,这本身证明文明开化之文化已经走到了尽头。我们与其到农村或工场去向人们灌输来自奇异的都市艺术感觉的用于农村的文艺或娱乐作品等的模仿,不如给他们提供创造的源泉。这创造的源泉便是民族生活的源泉。(《文化的创建与学生》)  由于在保田与重郎那里把文明开化文化视为“服务于西洋殖民地政策的东西”,日本浪漫派的反近代主义也就成了构成“竹内好问题”的东西。他们主张彻底超克“近代”的理由也正在于这个反近代主义。  (所谓文明开化的文化)便是要将整个亚洲殖民地化的西洋文化。他们西洋人认为,应当把日本看作欧美的一个经济地域单位,文化上也是一样。而接受这种文化并服务于西洋殖民地政策的,正是现在这个文明开化派的党徒们。  五、50年代的“反”近代主义  竹内好于1951年公开发表了战后日本最初的重估日本浪漫派的文章,其题目为《近代主义与民族问题》。在他那里,近代主义批判是与民族问题关联在一起的。写作此文的1951年乃是标志着战后日本最初的转折点的年份。一年前朝鲜战争爆发,同年9月召开旧金山媾和会议。针对日本的和平条约是与日美安全保障条约配套签署的。而在这前一年,日后成为自卫队的警察预备队已经成立。日本回归冷战下之国际关系中来是以承担起美国对亚洲军事战略之一翼的形式而实现的。我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上大学的(1951年4月)。记得要参加反战反美运动,这在我入学前就决定了。不光是我,当时几乎所有的大学生都是这样的。那时,“民族的独立”是反战、反美军基地斗争的口号。而作为世界第三种势力的亚洲民族运动的结果有了1955年的万隆会议。的确,在那个时代里曾有过民族问题。然而,竹内好的特别处在于,民族问题当成了对近代主义的批判而作为“反近代”被构筑起来。在他那里,民族问题是在重估日本浪漫派时提出来的,可是,他的反近代却否认了作为政治口号的“民族”。  世间有“民族的独立”这样一种口号,但这个口号是先验的,属于近代主义的一个范畴,而不是从自然的生活感情产生出来的。那是一种以亚洲特别是中国的民族主义为模式来适应日本的一个尝试。因此,缺乏与现实的有效结合。  竹内好把1950年代的政治口号“民族的独立”视为并非来自日本人的“自然生活感情”的“一种近代主义”予以排斥,这种话语使我们再次对他的“反”近代主义引起了注意。在他那里,反/近代主义乃是自生的民族主义之否定项。  虽然我们承认战后近代主义的复活乃是“日本浪漫派”的反题,但不能忘记“日本浪漫派”本身最初是作为近代主义的反题被提出来的。这是怎样一个反题呢?就是要把民族当作一个要素予以承认。  我的判断是,近代主义在日本文学中是一种传统性的倾向。换句话说,近代主义即在其思考理路中没有民族的问题,或者将其排除在思考之外的。  为了进一步理解“反近代主义者”竹内好,其在重估“日本浪漫派”时所提出的民族主义话语,我们有必要再一次完整引用上面所引的那段话:“然而,真正把‘日本浪漫派’打倒在地的不是这些(包活马克思主义在内的)近代主义者,而是外来的力量。把这个由外来的力量所打倒的当成自己打倒的,他们难道没有如此过分地相信自己的力量吗?”这段话是对始于1945年的日本之新生乃至革新与解放的根本怀疑,他强调多数日本人并没有自觉到这是依靠“外来的力量”之解放和革新。因此,他所谓的“近代主义”便成了把本质上自我期满的“外来的力量”当作自己的东样一种虚假解放和革新的立场。这就与桥川文三所说的作为“对明治以后新国家建设原理予以一贯批判的”日本浪漫派“之反近代主义”完全重合在一起了。或者不如说,竹内好的反近代主义乃是日本浪漫派之反近代主义在1950年代的重构。  在竹内好那里,近代主义者已然成了来自外部的压抑者。而倾听被他们所压迫所默杀的内部之痛苦呐喊的,正是竹内好所谓的真正的文学者。是他给被遗忘了的那个暗淡角落投去了光明。竹内好写道,“民族,就植根于这个暗淡角落里”。1950年代的浪漫主义者竹内好,其“反”近代主义正是作为要使“民族”再生的政治性语言而展开的。  六、战争的两个侧面  我们读下面的一段文字可以知道,竹内好于1950年代的战后日本其复兴“民族”的反近代主义话语是怎样一种政治性的话语。  日本法西斯主义的权力统治把这个民族意意从沉睡中唤醒,并将其提升到超民族主义的高度而加以利用。对此,我们有必要去指控权力统治机构,但因此而压抑朴素民族主义的心情则并不正确。后者有其正当的发言权(存在理由)。这是一种从要把近代主义所扭曲了的人间像还其本来面目的持久欲望所发出的呼喊。这样的民族心情才是与日本以外的亚洲各国之“正当”的民族主义相联结的东西。就连美国学者欧文?拉迪门(0wen.Lattimore)也承认,太平洋战争刺激了亚洲的复兴,虽是一种反讽,依然产生了正面影响。  竹内好一边把被近代主义所压抑的人性之解放的要求,解释为欧美帝国主义压抑下的亚洲民众的解放要求一边把自己的反近代主义作为重估历史的话语而展开论述。被近代主义所压抑的亚洲民众的解放要求,即大东亚战争所曾具有的解放要求。到此,我们终于找到了解读“近代的超克”论中竹内好下面这段文章的历史脉络:  龟井排除了一般的战争观念,从战争中只抽取出对于中国(以及亚洲)的侵略战争这一侧面,而试图单就这一侧面或者部分承担责任。仅就这一点来说,我愿意支持龟井的观点。大东亚战争既是对殖民地的侵略战争,同时亦是帝国主义的战争。这两个方面事实上是一体化的,但在逻辑上必须加以区分。(《近代的超克》)  这是强调太平洋战争(大东亚战争)具有肯定和否定两个侧面的历史重估论,也是构成今天日本的历史重估论之最重要的论点。关于将日本对中国的战争和对英美的战争分离开来的这种观点,应该另外加以论述。我只想在这里指出,对于“事实上是一体化的”战争,通过“在逻辑上加以区分”,其历史重估论在做出此区分的议论者那里得以确立起来。重估论试图对无法区分的东西做出区别。进而我想补充说,发动对中国战争的日本军部和日本政府,也都是把这两个侧面区分开来的。他们始终没有把对中国的战争看作战争而称其为“支那事变”。日本的战争具有两个侧面,这是日本帝国曾经有的认识,那么,大东亚战争重估论除了是帝国认识的继承以外,还能是什么呢?  龟井胜一郎强调只对侵略中国的战争负有责任,然而,我们观当下有关“历史问题”的发展变化就会清楚,正是那些历史重估论者才是战争责任的回避者。对本国的历史特别是战争的历史要求重估,只要这种要求以根底上的民族情感为契机,那么,针对历史的自我反省就无法超越民族主义。我甚至想指出,竹内好“反”近代主义之“民族”的问题,在战后60年来的日本所构成的便是“靖国神社问题”。祭祀着民族英灵的靖国神社就是由大东亚战争肯定论,进而由竹内好所说的“朴素的民族主义心情”所支撑着的,它在不断要求日本的首相去正式参拜靖国神社。
  7. 王振忠:乾隆“叫魂”案:来自徽州文书的质疑
    历史 书评 2011/03/17 | 阅读: 1730
    近十年前,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的一部学术译著相当走俏。该书封面装帧颇具特色——左下角是四个留着辫子的小人物,或虔诚肃立,或惶恐仰视苍穹。书的右上角,以橙色点明“叫魂”二字,在笼罩于周遭令人窒息的一片深紫色中,极具勾魂摄魄之效。这部由美国哈佛大学历史系和东亚语言文化系讲座教授孔飞力(Philip A. Kuhn)所著的《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第一次就印了二万五千册,2002年第二次印刷又改换封面装帧,虽然印数不详,但作为学术著作一版再版(还不包括台湾的2000年版),这应是相当不俗的畅销业绩。 《叫魂》一书说的是清朝乾隆年间让全社会卷入的一桩割辫案——1768年,浙江省湖州府德清县东面城墙的水门与城桥坍塌,亟待重修。知县从毗邻的杭州府仁和县雇佣了一位名叫吴东明的石匠,后者和他的木匠班子随即开始了打木桩入河的繁重劳作。其间,有位叫沈士良的农夫因睚眦小忿找他帮忙,前者深信:石匠们可以将活人的姓名写在纸片上,贴在木桩的顶部,据说这样会给大锤添加某种精神力量,人们称之为“叫魂”,而那些因此而被窃去精气的人,不是生病便是死亡。藉此,沈农夫希望他能帮助自己惩罚两个暴戾的侄子……由此,邪语谣生,引发了一场波及全国十二个省份的社会大恐慌。当时的许多人都相信,术士们通过对受害者的姓名、毛发或衣物作法,便可使之发病乃至死亡,并窃取其人的灵魂精气为己服务。这就是《叫魂》一书讲述的基本故事情节。孔飞力教授以“叫魂”为中心,向我们展示了清朝统治者如何“利用操纵民众的恐惧,将之转变为可怕的力量”。 对于这一学术著作,国内学界好评如潮。平心而论,西方学者的学术视角,常能让“只缘身在此山中”的中国学者,颇有耳目一新的感觉。不过,不少书评都说此书以讲故事的方式展开学术研究,较中国学者习故如常的著述高明几多云云,其实并没有真正搔到痒处。须知——此书原本是写给西方读者看的,他只有以此种方式展开,才能达到最佳效果。网上有一个帖子说,如果让中国学者研究这样一个事件,一文了之足矣,而绝不会花费如此大力铺展成书。此话虽剑走偏锋颇嫌极端,但亦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东西遥隔中外学人治学著述之旨趣不同。现在国内有不少人都爱说自己喜欢《万历十五年》,也很想摹仿黄仁宇的写法,其实,在我看来,要么是史学爱好者对古代“那些事儿”毫无学理的胡扯乱诌,要么是专业史家缺乏应有矜持的逢迎媚俗,总之,在这方面,除了《万历十五年》,没有一部著作是成功的。 闲话少叙,就《叫魂》而言,其真正的成功之处在于作者通过认真阅读清宫原始档案,力图勾勒出“叫魂”事件的整个过程,在此基础上,作者尤其擅长于对事件背景的诠释,详搜博考,缕析条分,从而展现了以“叫魂”案为中心的宏大叙事。不过,与诸多西方学者相似,作者精于意义的“诠释”,但在“求真”方面仍有待推敲。 该书书名叫“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因此,书中对于此次妖术大恐慌的所有背景诠释,都围绕着乾隆时代展开。但“叫魂”一案的产生,恰恰不自乾隆时代开始。而促使我重读《叫魂》一书的,是我在皖南偶然收集到的一些与“叫魂”事件有关的文书。 在新发现的徽州文书中,最核心的一份是“治割辫符方”。此份文书中除了一些咒符外,主要有: 查雍正十三年治割辫符方 / 如有割去辫者,用黄纸硃砂写三字,照写二张 / 以一张贴在割辫之处,以一张烧灰用水冲服,写符时念语三遍 / “割符割和尚,祸害自己当;疾速归家去,独自守桥梁” / 药方:硃砂,藁本、盐花、诃丁、独蒜、雄黄(各等分)。右方吃一半,洗一半,外符一张,用黄纸硃砂诚心写就,做红布口袋一个,带在身上以防割辫。 雍正十三年为1735年,较孔飞力所说的1768年要早三十多年。该份徽州文书是张印刷品,这说明它曾在徽州一带广泛散发。一般来说,对于此类文书,时过境迁之后往往会随手丢弃或焚毁,故而能够保留迄今还真不容易!孔飞力引用了《硃批奏折》中一首防范妖术的符咒:“石匠石和尚,你叫你自当,先叫和尚死,后叫石匠亡。早早归家去,自家顶桥梁。”这与上述的文书相近,但字句略有不同。“据说用朱砂、雄黄、鸡血(硃砂鸡血的颜色都是象征好运的红色,在丧葬时可以用来抵御秽气)来清洗割剩的头发就可以避害”。这也与上揭徽州文书中开具的“药方”颇为类似。譬如,硃砂也叫“丹砂”,是水银硫磺之天然化合物,主要功效为“镇心安神,止惊悸,辟邪,治中恶蛊毒”。又如藁本,为一年山野生草,其根主治恶风、鬼疰、癫疾等。再如雄黄,主治惊痫鬼疰,卒中邪魔。据《本草纲目》记载:“雄黄能杀百毒,辟百邪,杀蛊毒,人佩之,鬼神不敢近,入山林,虎狼伏,涉川水,毒物不敢伤。”李时珍在“附方”中引证了雄黄的多种用法:如“卒中邪魔”,则用雄黄末吹鼻中;如“鬼击成病”,腹中烦满欲绝,雄黄粉酒服一刀圭,日三服,化血为水;如要“辟禳魇魔”,则以雄黄带头上,或以枣许系左腋下,终身不魇;家有邪气,用真雄黄三钱,水一盎,以东南桃枝咒洒满屋,则绝迹,勿令妇女见知……之所以要用上揭的这些中药,显然是因为“叫魂”案的核心情节是以咒语迷药割人发辫,受害者的症状通常是头晕发抖,而各药的功用主要都是养神安魄,治疗“卒中邪魔”。 另外,孔飞力还引述《字林西报》的一位记者在1876年亲眼目睹的由割辫引发的恐慌,当时“几乎所有的孩子都在衣领上挂有一个装有符咒的红袋,或者将符咒写在一块黄布上,再系在头发上”。可见,类似的割辫事件在清代曾一再发生,民众的反应亦颇为固定。前引的徽州文书不仅是沿用雍正十三年(1735年)的“治割辫符方”,而且以黄纸硃砂写就符咒,做红布口袋佩带身上以防割辫的情形,与《字林西报》反映的光绪二年(1876年)“叫魂”案也颇为相似。对于光绪二年的割辫案,在新发现的徽州文书中也有反映,其内容是说当年的五月间,“有妖法剪辫之事”。书中抄录有“张天师禁止切发符三道”,写咒语时须斋戒焚香,念七遍然后画符。其文字左侧随有两道符,其中的符箓与前述的“治割辫符方”颇相类似。此次剪辫事件在徽州持续的时间似乎很长,据民国《黟县四志》记载:“光绪四年戊寅,有邪术剪人发者。先是,大江南北及浙江地方,风传有邪术剪发之奇闻,兹乃蔓延至黟。窃谓此种袤邪,必系愚民受奸人利用,或暗剪人辫,或自行剪之,以神其术耳。” 明清以还,徽州的道教极为发达,休宁县境内的齐云山(白岳)即为道教名山。齐云山道教原为武当山全真派的一个门派(俗有“江南小武当”之说),嘉靖年间,江西龙虎山正一教真人奏令道众诣齐云山为明世宗朱厚熜建醮祈嗣,据说果获灵应,赐建玄天太素宫于齐云岩,天师道正一派遂得以立足于齐云山。正一派以符箓科教为主,主张祛魔祈福,徽州民众遇到像“叫魂”案这样的社会危机,自然要乞灵于以符箓科教见长的张天师。这表现在徽州民间文书方面,就反映为不少符箓以及相关的文字。而前引文书不仅是首次发现的一张“治割辫符方”的实物,而且它还表明,“叫魂”案产生的年代,应当早在孔飞力等学者所了解的乾隆时代以前。 我作上述的推断,自信有着相当确切的根据。此前,日本学者谷井俊仁和孔飞力等人在谈及有关“叫魂”案的社会背景时,曾为我们描绘了十八世纪人口持续流动的画面:“移民与过客,商人与江湖骗子,僧人与进香者,扒手与乞丐,拥塞在十八世纪的道路上。”其实,这种画面的出现,应当更早一些。早在康熙年间的徽州文书中,就有不少针对乞丐及游方僧的措施:“凡有面生可疑、异言异服之人,驱逐境外,不许容留在住,所以防奸止盗,安靖地方也。”(抄本《目录十六条·约保禁帖》)证之以清人詹元相《畏斋日记》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六月二十一日条,当时,徽州府婺源县浙源乡嘉福里十二都庆源村詹氏宗祠就曾“出帖驱逐一切闲游僧、道,及面生可疑人,以耳闻邻邑有儿童辈被其阴害故也”。这条记载与乾隆朝的叫魂案极为相似,这就像孔飞力在描述在萧山发生的“叫魂”事件时提及的那样:“……焦虑不安的村民们很快便围了上来。他们中有些人早就听说,这些天从外地来了一批叫魂的术士,四处游荡,在孩子们身上施展法术,使他们或者生病或者死去。”由此看来,前引“治割辫符方”透露的雍正十三年曾经出现的割辫事件,应当不是空穴来风。据此推断,割辫引发的危机,早在清初的康熙年间就已出现,并在有清一代时隐时现。 孔飞力曾指出:“四处飘泊的流浪者(不管是僧道还是平民),由于在社区内缺乏联系纽带,便很自然地成为可疑分子。他们固然不会有个人恩怨之类的犯案动机,但他们也同样缺乏社会的制约以及对于社区的责任感。除此之外,农夫村民在见到任何外来人时的那种排外情绪也会起作用。害怕他们会施行妖术就是一种很合理的情绪了。”为了祛除此类的“社会紧张”,对于流丐等外来“社会闲杂”的驱逐,也就成了始终困扰农村基层社会的重要难题。不过,随着晚清以来中国社会人口压力的进一步增大,类似于乞丐、游方僧这样无根无底飘泊异乡的“社会边缘人”愈来愈多,单纯的驱逐显然难以奏效,于是,我们在反映徽州基层组织的文书中,就看到清末民国时期打发外来乞丐的专门开支。看来,巨大的人口基数以及大批的流动人口,使得整个社会均处于极度脆弱之中。以致一有风吹草动,流言即广为传播,从而引发大范围的恐慌——这大概就是从古至今“叫魂”以及类似事件在中国社会一再重演的原因所在。 (美)孔飞力:《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 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
  8. 梁治平:礼法之争:清末修律的敏感论题
    法律 2011/07/11 | 阅读: 1730
    中国历代刑律,自汉唐而后,无不以礼教为其核心。正因为如此,围绕清末修律产生的争论中,礼教存废以及礼法关系,就成为最重大、也最敏感的论题。
  9. 陈爱峰、杨富学:西夏与回鹘贸易关系考
    历史 2009/09/17 | 阅读: 1729
    1992年10月,新疆墨玉县阿克萨拉依乡的一处果园中发现窖藏钱币。和田地区文管所收回了7千克铜钱,剥离出1320枚铜钱,其中,西汉钱2枚、新莽钱1枚、唐钱132枚、北宋钱1159枚、南宋钱6枚、西夏钱13枚、金钱11枚、喀喇汗王朝钱币2枚。
  10. 姚洋:中性政府的当下选择
    经济 2009/09/21 | 阅读: 1729
    英文原文是“Disinterest”,也许中间政府更好一些?我最开始用“泛利性政府”,但可能给人感觉这个政府生来就代表大众利益,其实中性政府只是一个描述性概念,并非好与坏的道德判断。很多人忽视了一点,那就是中性政府也有利益,同时中性政府只是一种务实的策略选择。
  11. 《经略》第十期
    期刊专递 2011/11/21 | 阅读: 1729
    教育专题,
  12. 文佳筠、Stilwell:气候政策和行动:中美比较
    政治 环保 2010/12/09 | 阅读: 1728
    中国曾被指责“厌恶数字计算”。然而数字却讲述了一个不同的故事…
  13. 崔之元:赫希曼“私人利益和公共关怀的循环周期”的启示
    经济 2010/12/18 | 阅读: 1728
    崔之元:赫希曼“私人利益和公共关怀的循环周期”的启示 ---和讯网年终访谈 问:层出不穷的假酒假药,甚至有毒的婴儿奶粉,是否说明中国人的价值观已经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 答:我还没有这么悲观。事实上,我相信美国发展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赫希曼(Albert Hirschman)在“转变参与”一书中所说的“私人利益和公共关怀的循环周期”的存在,并认为有很多迹象表明,很多中国人正在从狭义的私人利益追求转入公共关怀。如汶川地震引起很多人自发的支援,包括江苏民营企业家陈光标第一时间带推土机赶到受灾地区,他还有许多捐助行为,被人称为“中国首善”。又如,大批网民关注“阳光财政”,在网上监督政府。还有大批大学生毕业后选择到农村“当村官”。 问:但像陈光标这样的人还是太少?多数人还是信奉亚当.斯密的“看不见得手”代表的价值观,即对私人利益追求将自动促进公共利益? 答: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价值观其实有两个隐含的假设,它们却常常被忽略了。第一个假设是,对私人利益追求确实能给私人带来幸福;第二个假设是人们实际上还是关怀公共利益的,只不过认为对私人利益追求将自动促进公共利益。但是,第一个假设受到了两大挑战。首先,大量对国民幸福指数的研究表明,人均GDP增长和幸福感增长的相关性是“对数曲线”,开始上升的坡度挺快,但是不久就下滑。在人均GDP较低的阶段,GDP增长能带来较大的幸福,但这是递减的上升,达到一定水平以后,特别人均年收入3000到5000美元,即所谓小康水平,GDP进一步增长并不能带来同比例幸福感的增长,甚至会带来幸福感的下降,“对数曲线”转变成抛物线。其次,我认为是挑战“对私人利益追求确实能给私人带来幸福”假设的更有趣的原因,是赫希曼在“转变参与”一书中对狭义物质利益追求必然带来“失望”,从而开启另一轮“公共关怀周期”的论述。问:可否简单介绍一下赫希曼的“私人利益和公共关怀的循环周期”理论?答:赫希曼的出发点是“严肃对待失望”。他认为日用消费品和耐用消费品在引发“失望”上的潜力是不同的,耐用消费品更容易引发“失望”。这又和他对“愉悦”(pleasure)和“舒服”(comfort)的区分有关。例如,吃饭的过程是“愉悦”,“吃饱了”的状态是“舒服”。但是,“舒服是愉悦的敌人”,因为愉悦是从不舒服到舒服的过程,吃饱了就不再“愉悦”,而只是“舒服”了,而舒服久了又容易产生厌烦。日用消费品(如食物)在消费过程中基本被用完了(吃下了),因此不容易引发“失望”,而只在消费过程中带来“愉悦”。但是,耐用消费品带来的“愉悦”只是开始一瞬间的(如第一次“打开”新买的冰箱),以后就习以为常,只有“舒服”,没有什么“愉悦”了,因此耐用消费品比日用品容易引发“失望”,因为“舒服”久了又产生厌烦。问:是否可以理解为“愉悦”要求有动态的“新鲜感”?这也是汽车和计算机厂商经常不是很必要地“更新换代”的原因? 答:是的。实际上,赫希曼把耐用消费品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持续使用的耐用消费品,如公寓,冰箱,空调等;第二类是周期性使用的耐用消费品,如洗衣机,汽车等;第三类是不规则使用的耐用消费品,如钢琴,照相机等。他认为,冰箱比相对不常用的洗衣机更容易产生“舒服”久了带来的“失望”。他也承认,“装修”住房可以缓解住房这一耐用消费品带来的“失望”,但“装修”第二,第三,第四套住房的人大概会体会到赫希曼所说的“失望”。 问:但为什么耐用消费品带来的“失望”会重又启动人们的公共关怀? 答:这就和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价值观的第二个假设有关了:人们实际上还是关怀公共利益的,只不过被“忽悠”地认为对私人利益追求将自动促进公共利益。当人们发现对私人利益追求甚至并不一定给私人带来幸福时,就更有理由怀疑对私人利益追求将自动促进公共利益。赫希曼认为人的本质在于有“二阶偏好”或“二阶意志”,即不完全屈服于“一阶偏好”(如抽烟),而是力图评价和控制“一阶偏好”(如戒烟),虽然人常常“意志薄弱”(如戒烟不容易成功)。他说,目前主流微观经济学的“消费者理论”,由于忽略人的“二阶偏好”,实际上把人降低到“类人猿”了,因而无法解释诸如美国从“物欲横流的1950年代”转变到“激进反越战”的1960年代等事实。 问:你说了“私人利益和公共关怀的循环周期”中从私到公的转变,那从公到私的转变呢? 答:参与公益行动久了,也会产生“失望”,如可能无聊的会议太多等。赫希曼“转变参与”一书虽短,中译本只有120多页,但实际上博大精深,很值一读。当前,我们社会进入“小康”,耐用消费品大普及,甚至“家电下乡”。赫希曼的思路启发我们透过“物欲横流”的表象,看到人们正在形成的对狭义的私人物质利益追求的“失望”, 建设好公私共赢的和谐社会价值观。
  14. 环保部:《2011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
    环保 2012/06/05 | 阅读: 1728
    概述,总体平稳、形势严峻,4700多个地下水监测点位中,较差/极差水质的监测点比例达到了55%,农村土壤样品超标率为21.5%,垃圾场周边、农田、菜地和企业周边土壤污染较重
  15. eVolo摩天楼设计比赛2009获奖作品
    建筑 2009/03/17 | 阅读: 1727
    2003年于纽约建立的eVolo建筑论坛主要推广方法之一就是举办建筑设计比赛,从06-08年比赛中心都是摩天楼设计,奖金很低,一等奖也就2000美元,网站也不是那么多人访问,但其褒扬的设计风格与贵阳花溪CBD风一脉相承,乍看某些渲染成暮色的电脑绘画,略有人与机器发生战斗的世界末日即将来临的感觉。--人文与社会
  16. 周运清、向静林:发现、解释与导向--费孝通的社会学方法论
    社会 2010/11/25 | 阅读: 1727
    在70年的学术生涯中,费孝通先生始终坚持发现、解释与导向的社会学方法论。建立在发现与解释基础之上的多维导向是费老社会学方法论的核心,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献身学术,富民强国,为人生导向;一生行走,解读中国,为发展导向;不拘一格,推陈出新,为学术导向;立足高远,文化自觉,为民族导向。费老终其一生进行社会学研究,在当代中国的发展进程中留下了深深的足迹。
  17. 萧武:焦裕禄是怎样工作的
    影视 2012/12/20 | 阅读: 1727
    焦裕禄到兰考后,并没有向上级和国家要求补贴或特殊政策,而是通过深入调查研究和集体讨论,自己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改变当地的面貌。而要改变当地的面貌,首要的是改善自然环境,也就是治三害,改良土壤。最后终于想到了用广泛种植泡桐来改变当地自然条件的办法。
  18. 岳峙:"后9·11结构"时代
    政治 2011/09/28 | 阅读: 1726
    2001年9月11日,恐怖分子袭击了美国纽约双子楼,导致3000余人死亡,该事件被称为美国本土自独立战争以来最大的外敌入侵。 苏东剧变之后,历史终结论曾经喧嚣一时,美国从此成了全人类的希望,美国的制度、文化、法律和生活方式都成为衡量这个世界上所有人和国家、地区的唯一标尺。美国成为全球唯一霸权,势力盛极一时。几乎在这个星球上所有有人类的地方,都被宣布为与美国的利益相关,应当处于美国的武力"保护"之下。 但如此强大的美国换来的并不是世界和平之后的天堂般生活,仅仅过了十年,美国本土遭遇了入侵。而且,入侵者不是军队,不是某一个国家,而是一个恐怖组织。更有趣的是,这个恐怖组织曾经受到美国的大力支持,甚至连最基本的恐怖袭击方式,也是按照由美国编印的教材进行培训。 美国总统乔治•布什在第一时间宣布,这是对美国发起的战争行为,同时宣布将倾尽全力打击恐怖主义。接下来的十年里,众所周知,美国先发动了阿富汗战争,推翻了塔利班政权;2003年,又发动了伊拉克战争,推翻了萨达姆政权,并将萨达姆经审判后处死。今天,全世界都已承认,这两场"愚蠢的战争"把美国拖入了今天的困境,数十万美军至今仍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维持秩序,无法脱身,两国战争中死伤的无辜群众更是多达数十万人。 虽然美国曾经提出过"同时打赢两场战争"的军事构想,但这两场战争显然并不那么轻松。美国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除了几千名阵亡美军官兵外,更重要的是,整个国家的战略重心的转移。 苏联解体后,在体量上能够对美国构成挑战的竞争对手已经所剩无几,俄罗斯深陷休克疗法的后遗症无法自拔,美国的战略重心转向围堵中国。因此,1990年代,中国周边的东海、台湾海峡和南海都纷纷出现危机,多次剑拔弩张,走到战争边缘。1999年,空袭南联盟的北约轰炸机准确地"误炸"了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2001年,美国对中国的侦察又在南海上空引发了"撞机事件"。一时间,山雨欲来风满楼。 9•11之后,美国的战略重心转移,中国迎来了"战略机遇期"。在美国的国际战略中,对中国的定位从竞争者变为重要战略合作伙伴。中国的压力从此明显减轻,中美双方合作也进入相对稳定的阶段。 2001年底,中国加入WTO,全面进入全球资本主义分工体系。中国在前三十年的社会主义时期积累的巨大潜力,加上1978年之后的二十余年里积累的市场经验,顿时转化为对国际经济体系的巨大冲击。 这之后,中国经济的对外依赖程度也迅速提高,中国的出口盈余逐年猛增,到今天,中国的外汇储备已经高达近3万亿美元。而中国的外贸盈余中,相当一部分又被用于购买美国国债,从而间接支持了美国的两场对外战争。因此,有人将过去十年的中美关系结构称为"中美国"。2008年金融危机扫荡全球之后,甚至有人认为,是因为中国长期购买美国国债,才养成了美国人借钱消费的坏习惯,同时也掏空了美国的制造业,导致了金融业泡沫,最终演变为金融危机。 十年之后的2011年,本•拉登终于被击毙。正如许多人已经指出过的,9•11之后,本•拉登东躲西藏,实际上已经失去了对基地组织的控制,而基地组织在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分支也已逐步本土化,本•拉登更多的只是精神领袖。因此,本•拉登之死并不意味着美国就此打败了恐怖主义。 但本•拉登之死仍然是一个重要的标志。这意味着国际体系中中美紧密合作的时期已经结束,美国的战略重心将重新回到亚洲。近年来,美国与中国周边国家日本、韩国、越南、菲律宾的联合军事演习频率大幅提高,对台军售也有增强之势。 在这个意义上,9•11以来的国际体系可以被称之为"9•11结构",而本•拉登之死则意味着这个结构已经接近尾声,竞争会成为两国关系最重要的关键词。 但经过这十年来的发展,中美实力对比也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今天的中国已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产业结构中,除了传统的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产业之外,高新技术产业也已有了长足进步,荒废多年的技术研发体系已经重建起来。更重要的是,今天的中国"不差钱",有足够的资金来支持技术研发和产业升级。按照多个机构及经济学家的预测,中国将会在2025年左右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 同时,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也早已与十年前不可同日而语。中国的市场需求能够影响大宗商品的价格,中国的资本正在世界各地大展拳脚。不仅是中国周边国家越来越依赖于中国的资本和市场,即使遥远的非洲和拉美,中国商人也正雄心万丈地跑马圈地,以至于老牌帝国主义欧美各国今天不惜利用一切场合批评中国在非洲的"新殖民主义者"行为。但在中国与欧美传统强国之间,非洲国家显然更多地站在中国这边。毕竟,中国没有强行干预这些国家的国内政治,投资没有附加条件,物美价廉的中国产品也更适应非洲消费者的消费水平。 更加值得一提的当然是中国的军事实力也在过去的十年中大幅增强。空军试飞了第四代战机,海军的第一艘航母也已下水试航,高铁布局所带来的国内军事力量快速集结能力提升。而且,中国的军费支出还在逐年增长,军事装备的研发能力明显提高,等等。 这一切都意味着,中国越来越具备挑战现有国际秩序的资格和能力。 但有资格和能力是一回事,主观上是否已经意识到,或者说有没有明确的战略规划,是另外一回事。中国准备好了吗? 2008年9月爆发的金融危机使欧美日等传统发达国家陷入重重危机,这无疑是中国的重要机遇。但中国在过去两年中,在对外关系上并未取得重大进展。唯一成功的是,通过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2010年上海世博会两次大型活动,改变了长期以来中国给人的贫穷落后的印象,让全世界都意识到,中国已经成为一个新兴的大国。最近的则是,虽然中国在欧洲大把撒钱,购买欧元区国家国债,但并未赢得欧洲的尊重。最拙劣的是,在夏季达沃斯峰会上,中国试图以购买意大利国债来换取欧洲在关于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的谈判中让步,结果遭到了拒绝。 今天的中国所面临的复杂的国际关系局面也许是前所未有的,一方面,中国的邻居都对中国的资本和市场垂涎欲滴,一方面又深怕强大之后的中国会对自身形成更大的压力。朝鲜半岛局势阴晴不定,日本在东海问题上屡屡制造摩擦,东南亚的邻国也不安分,越南、印度甚至经常出现要准备和中国打仗的言论,菲律宾等国在南海小动作不断,阿富汗恐怖主义势力已经渗入新疆。可以说,中国的外部环境十分恶劣。 就内部而言,中国还面临着众多挑战。如区域发展不平衡,日趋复杂的边疆问题,台海问题,技术升级,产业结构调整,宏观调控的边际效益递减,贫富差距,社会上广泛存在的不满情绪,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危机,等等。 即使如此,中国崛起也已经不是一个对将来的预测,而是已经存在的现实。只不过,中国显然不可能满足于此,还希望能够得到更多的尊重和承认,在国际格局中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如果不出现意外,在可预测的未来,这完全有可能实现。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光荣,革命年代的伟大抱负,14亿人的生活改善所需要的资源,都需要一个更强大的中国、一个更自由的国际空间。 如果说"9•11结构"是中美相互合作,但相对优势变化开始有利于中国,那么,"后9•11结构"的重点则是中美角力成为未来十年国际关系的主题。十年前,乔治•布什曾经说过,要么站在美国这边,否则就是站在恐怖分子一边。未来的十年则是,要么站在中国这边,要么站在美国那边。   
  19. 郑达威:网络“伪事件”的注意力经济
    科技 2011/10/28 | 阅读: 1726
    “伪事件”是一种人为制造的新闻,反映在网络媒体上表现为对真事件的隐喻、转义、杜撰三种方式,以此来汇聚注意力并产生一定的经济效益。
  20. 刘纪鹏:国资改革的取向是市场化而非私有化
    经济 2013/11/04 | 阅读: 1726
    新一轮国企改革"整装待发"之际,国企与国资如何更好地与市场相结合?国企与国资管理体制如何进一步深化改革?《国资法》起草小组成员、中国政法大学资本研究中心主任刘纪鹏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专访时提出了四个方面的改革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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