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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森在加州理工的同事和朋友回忆文章。

 内容提示：中国和印度，一边是龙的后代，一边是崇拜大象的子民，都是人口众多，地大物博的文明古国,又是邻国，发展过程中有相似的轨迹。因此不光外人会将这两国拿来做比较，中印相互之间，也会特别留意对方的发展。而今年4月，正逢中国和印度建交60周年，凤凰卫视拍摄小组，专程前往这个虽然近在咫尺，但好像我们从未真正了解的印度，去追访我们曾经一同走过的路。 凤凰卫视4月17日《皇牌大放送》节目：龙与象--中印建交60周年纪实，以下为文字实录： 何亮亮：各位晚上好，不知道您有没有这样的感觉，过去三十多年来，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的国力迅速增强，外国对中国人的看法，有了很大的不同，而中国人的自信心不断提高，对外部世界也有了新的看法。中国和印度，一边是龙的后代，一边是崇拜大象的子民，都是人口众多，地大物博的文明古国，又是邻国，发展过程中有相似的轨迹。因此不光外人会将这两国拿来做比较，中印相互之间，也会特别留意对方的发展。更何况两国在1962年还在边界上打过不小的一仗，遗留下来的边界问题，直到今天仍然没有得到解决，这使得中印总是对彼此心存防备。而去年6月以来，在印度和中国的媒体之间，又开始出现了一些针锋相对的报道，使得两国之间的紧张气氛，逐渐升温。而今年4月，正逢中国和印度建交60周年，凤凰卫视拍摄小组，专程前往这个虽然近在咫尺，但好像我们从未真正了解的印度，去追访我们曾经一同走过的路。印度孟买市民：我知道中国是一个像印度一样的伟大国度，中国注定将成为最强大的国家之一。印度加尔各答市民：不怎么了解，我们一般在学校里都学印度历史。像人口问题，第三世界国家地位，所以这些问题的确存在，但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很支持我的国家。印度加尔各答塔坝华人区李万城（印度华侨）：我们塔坝华人区，历史大概100年左右。我姓李，名万城，李万城，我是1953年出生的，我是第三代了，我的爷爷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那个期间来的。因为那个时候的印度，中国人，华侨很少，我爷爷是因为我爷爷的亲戚，我爷爷的表弟，他把我爷爷从国内申请过来的，因为除了我们客家人在那儿，广东梅州市，其实那个地点是山多田少，有力无处用。所以由于自然环境的原因，要飘洋过海。谢钢（印度尼赫鲁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时候，一大批中国移民涌入了印度。李万城：以前回到那个初期，到处都是沼泽，很多池塘，到处的环境也非常恶劣，不像现在，现在环境也很差，但是比以前好得多。谢钢：比方说在加尔各答，有将近6万中国移民居住在那里，其中的大部分人都是商人，他们多数经营类似皮革、开面馆、轻工业或者其他类似的小生意。李万城：制那个牛皮为主，黄牛皮。产品是做那皮靴、皮带、皮包为主，我们有些华人自己加工，自己做皮革制成品，自己出口，销往到欧洲、亚洲国家都有，甚至中国大陆都有。好像那个成革销往到中国香港、温州、海宁都有，世世代代都是这样，好像我是第三代了，都是祖传的生意。我在这里土生土长，在中国人方面我可以说是中国人，跟印度人在一起我就是印度人，因为我跟印度人的关系也非常好，我们好像是和睦相处，好像印度人方面有什么困难，我们都互相帮助，互相解决。谢钢：追溯历史，我们对彼此已经留下了一些印象，比如说玄奘、法显等佛教高僧前来印度或尼泊尔取经。所以，如果你提起这些，唐代的经典文献中的那些佛教高僧们，比如《西游记》，你可以感受到佛教从印度向四周传播开去，并在中国各地乃至整个东亚的人群中，都造就了许多和谐的景象。 两次鸦片战争 使两国之间的关系紧张谢钢：1842年和1856年的两次鸦片战争，使得两国之间的关系紧张起来，由于历史上的英帝国雇佣了许多锡克族佣兵，他们是在英国军队，或者其他西方军队中的印度士兵，这也在中国人之间，造成了很坏的印象。因为这些人也同样参与了，中国领导层所指的“百年屈辱”。王宏纬（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所研究员）：印度在跟咱们建交之前，当然跟国民党有联系了，比如说驻新中国的第一人大使赖佳文，他原来就是驻国民党的大使，当然一转过来就是当现在的大使了。蒋介石和尼赫鲁过去也有交往的，蒋介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作为远东地区的盟军司令，他曾经访问过印度，而且呼吁英国给印度以独立和自由，尼赫鲁也访问过中国，在1938年访问过重庆，而且在那里主要和国民党方面接待，但是重庆也有共产党代表。谢钢：尼赫鲁本来还想去，访问中国共产党，1935年长征之后的总基地。 抗战时期 印度医疗队柯棣华到中国 象征中印友好程瑞声（前任中国驻印度大使）：当时在1939年曾经亲自到中国，当时抗战的时候是到重庆去访问，他而且准备要到延安去，写信给毛泽东主席，说要访问延安，延安欢迎他去。但是后来因为1939年世界大战爆发，他又回国了，因为印度国内的政治问题很多，需要处理，所以没能够去延安，但是他和毛泽东主席都有信件交换。我在印度当大使的时候，在印度的尼赫鲁博物馆里面，还看到毛泽东的亲笔书信。王宏纬：所以尼赫鲁回去之后，就派了一个医疗队到中国来，到延安地区，像柯棣华，很有名的中印友好的象征，柯棣华。程瑞声：当时朱德总司令，作为八路军总司令写信，给国大党尼赫鲁主席，请求他援助中国的抗战，我觉得他还是很积极的。在印度召开了一些群众大会，捐助就是捐钱啊，另外就派了一个医疗队过来，一共六个人，其中有一位就是柯棣华。谢钢：因为不管是中国还是印度，都参与了当时在中国境内的抗日斗争，比如说柯棣华医生，当接到中国方面写给印度国大党的信后，印度方面派了包括他在内的好几名医生去中国，以便为那些在抗日战争中受伤的伤员提供医疗救助。 二次大战后 中印两国开始走向不同的发展方向何亮亮：在二次大战中，中印两国在反帝反殖民统治的过程中，曾经相互帮助。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国陷入内战，印度却在这个时期取得了独立，这两个亚洲最大的国家，随着自身地位和国情的转变，开始走向不同的发展方向。印度加尔各答市民：当我想到甘地，我就会想起一个老人，弓着背，手里握着一根长棍带着眼镜。他向世界证明了非暴力的方法是可以成功的，各种运动像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和非暴力反抗运动，这些运动最终引导着我们走向了独立。1932年1月4日，印度国大党领导人圣雄甘地，发起非暴力示威，要求英国结束对印度的殖民统治。印度加尔各答市民：激进的民族主义的确存在，很多人为了我们的国家，而付出了鲜血。最终，非暴力的运动，把英国人赶出了我们的国家。1947年8月15日，印度脱离英国殖民统治宣告独立。1948年1月30日，圣雄甘地遇刺身亡。何亮亮：印度的圣雄甘地，是毕业于伦敦大学的法律系高材生，曾经担任印度国大党领袖，他为印度的几千年文明充满自豪，对现代主义却有着根深蒂固的偏见，比方说他反对英语教学，认为农村是印度社会的主体，对城市化非常抵触。我们在访问的过程中发现，现在的印度人对甘地虽然褒贬不一，但是有一点却是高度一致的，就是没有甘地带领的民族主义运动，就不会有印度的独立。而尼赫鲁，作为甘地生前的挚友和甘地主义的继承者，他对印度未来发展的期望和规划，大大影响了与邻国中国之间的关系。谢钢：当时尼赫鲁的目光主要集中在社会经济的发展上面，也就是说，他用来投入国防的预算是很少的。因此，当你回顾1947到1962年这段时间，印度的国防开支是非常低的，因为尼赫鲁当时主要精力都集中在发展社会经济上。当时印度仍然很穷，甚至今天也是如此，而这也就意味着，他必须通过外交的手段，来与中国打交道。王宏纬：你比如说尼赫鲁在接近独立的时候，写了一本《印度的发现》，就表露出这样的迹象，他说印度将来是不可能做二等国家的，要做有声有色的大国。从非洲的沿岸一直到东南亚这些地区，整个这个地区，印度要作为政治、经济的核心，中心地区。他认为中国不行的，中国人正在陷入内战，只有印度人来干这件事情。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战败投降，中国进入内战时期。谢钢：1947年之后，国大党当时立即就希望能与中国保持良好的关系，那么谁将统治中国呢？要不就是共产党，要不就是国民党，不管谁赢得中国的中央地区进驻北京，它就是新德里与之打交道的对象。俞邃（中国当代世界研究中心教授）：1950年4月，中国和印度建立外外交关系，这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谢钢：从1949年12月到1950年4月之间，双方进行了将近3-4个月的切实磋商，非常严肃的磋商。第一，就是关于国民党的问题，共产党领导着新中国，他们对于国民党留在新德里和印度的那些资产是非常关注的。比如说国民党在新德里有一间办公室，那之前是“中华民国”在印度的大使馆，因此中国的外交人员首先提出的一个原则。第一个问题就是，所有这些民的资产，都应该被转交给共产党方面。那么关于中国在联合国的地位问题，又该如何处理呢？不管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他们都提出了“一个中国”的原则，这就在他们中间引起了许多困扰。那么在联合国的这个问题上，尼赫鲁政府认为，应该让新中国成为联合国的代表。有第三个问题，就是西藏问题。当1949到1950年间，谈判还在进行的时候，中国解放军已经在为解放西藏进行准备，他们派了几支部队到四川、新疆和青海，也就是传统所称的“安多”地区，并最终解放了西藏。传统上，印度与西藏，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不管是在宗教，还是经济等其他方面。从地理上，中国人没有一条道路可以进入西藏，如果一个中国人想要去西藏，他会先到加尔各答，然后到卡林彭，通过乃堆拉山口，最后才抵达拉萨。也就是说，他要绕一个大圈，这就是传统的路线。换句话说，中国以前对于西藏的实际控制并不是那么明确。王宏纬：尼赫鲁觉得过去有英国的干涉以后，有半个世纪处于半独立状态，就名义上是中国的，但是中央政府实际上管不了，尼赫鲁要把它继承下来。王宏纬：实际上麦克马洪线不存在的，因为这个所谓的《西姆拉条约》，是1913年英国就为了向中国扩张向西藏方面扩张，就迫使袁世凯政府同意举行，中英把西藏政府代表加上三方面的会议，在印度的西姆拉召开的会议。西藏当时就希望扩大西藏的管辖范围，西藏的目的是这个，但是当时英国驻印度总督麦克马洪来主持这个会议，他在谈判过程中，就把印藏边界线塞进去了，本来这个谈判没有这个内容的。当时这个中国代表本来草签的，但是国内人民群众知道以后，非常强烈地反对，因为这是丧权辱国的事情怎么行？袁世凯政府即使在那么软弱的情况下，由于群众，国内舆论的压力，都不敢同意这件事情，就下令陈贻范不能正式签字，所以这个条约根本不存在的。你看1950年，我们进军西藏的时候，印度着急了，我们进军西藏，它认为这是它的势力范围，怎么办呢？尼赫鲁召开了一个高层会议，就是研究如何对付中国进军西藏这个问题。在会上同意大家讨论，经过讨论一致同意，一致通过一个决议，要派军队干涉。派军队干涉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军向西藏进军，做出这样的决议了，做出决议以后怎么办？要执行啊，然后找国防部研究，派军队啊，后来国防部长就告诉他，现在由于在巴基斯坦，印度向外扩张，跟巴基斯坦争克什米尔，正在打仗，他说现在印巴边境上的压力，我现在抽不出军队来，一定要我抽的话，我就能抽一个营。后来一想这个情报局长一想，一个营，他心想，你去十个营也是白送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尼赫鲁改变了对中国的措施、策略和做法。谢钢：尼赫鲁政府建议，并立刻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如果双方从外交上都正式地承认了对方，那么中国和印度是应该继续讨论边境的争论问题，并清楚地对两国边境进行划界，但这个动作并没有发生。1950年4月1日中印建交，印度是非社会主义国家中第一个同我国建交的国家。何亮亮：我们大家非常关心的中印边界问题，实际上是三段边界，我们来看一下地图。这是西段克什米尔东部的阿克塞钦地区，由中国实际控制大部分，中段的喀喇昆仑走廊地区、藏南地区。藏南地区目前处于印度的实际控制之下，被规划成为印度的阿鲁纳恰尔邦，而把藏南地区与中国西藏其他地区，分隔开来的中印实际控制线，与历史上有争议的麦克马洪线重合。1949年没能得到解决的边界问题，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中印关系发展不会是一帆风顺的。上世纪50年代中印关系达到鼎盛时期苏林德·裘德加（印度尼赫鲁大学社科院教授）：孟买是个商业中心，它同时也以自己的电影产业，宝莱坞而闻名于世。但是宝莱坞电影拍摄的是一种梦想，不是现实，它们并不真实地反映印度人的生活，而是反映了印度人所梦想过的一种生活。裴远颖（前任中国驻印度大使）：电影是看过，看的不多，就是大家都看到过的那些东西，拉兹之歌吧那个电影《流浪者》，给我的印象就是印度人能歌善舞。俞邃：而且那些歌曲啊，很长的时间，大家都会哼唱。其影响之大，可以说和当时苏联到中国的影片来讲，从那个风格上来讲可以媲美。程瑞声：所以这个是大概是上世纪50年代的叫做中印关系的鼎盛时期。俞邃：我记得很清楚，在建交之后，当时有传为美谈的，就是它的这个大使要拜会周总理，周总理说为什么一定要大使来拜会我呢？我也可以去看望他，所以周总理，当时去看望印度驻华大使，当时在国际上引起强烈的反响，这是过去很罕见的，一个国家政府的总理去看望大使。程瑞声：毛泽东主席曾在1951年就曾经亲自到印度的大使馆去，出席印度的招待会，大概是国庆招待会，还发表了重要讲话，到现在恐怕也是很少有，目前国家主席还都是不去的，最多就是派副部长去。俞邃：尼赫鲁总理1954年来中国访问，我当时作为一个大学生，参加到机场去的欢迎队伍。周总理陪着尼赫鲁总理，从我们面前过，那种很亲切的、很诚挚的关系，给我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程瑞声：大概我们当时北京，可能有几十万人出来欢迎，可以说是盛况空前。那么紧接着周恩来总理，在1956年4月份去回访了一次，也受到了非常热烈的欢迎，有一次聚会就有上百万人参加，都很难想象那么大的规模。到处就是“中印人民是兄弟”，这样的呼声。程瑞声：在1955年的万隆会议上，当时的中国刚刚解放，国际的观察是比较少。而印度呢，作为当时，已经不结盟的国家，它的国际来往比较多。所以在万隆会议上，尼赫鲁总理还是尽了很大的努力，把周恩来总理介绍给世界各国的领导人，而且周恩来总理发表一个著名的讲话的时候，尼赫鲁还亲自上台表示支持，说周恩来讲话是很有权威。所以应该说中印双方，在国际问题上合作是比较好的。何亮亮：中印两大国的人口，加在一起超过了23亿，占全世界人口的差不多40%，因此这两大国之间何平相处，不打仗不仅对两国的和平非常重要，对世界的和平也非常重要。1953年12月31日，周恩来总理在同印度政府代表团，就关于两国在中国西藏地区的关系问题举行谈判的时候，首次完整地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得到了印方的赞同。一年之后，中印两国政府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正式写入了双方签订的《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的序言中，但这个原则却没能阻止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的爆发。这令我们无法不去反思一个问题，在国际关系中，我们到底应该如何去平衡国家利益的需要和国际道德的标准呢？苏林德·裘德加：大概世界上任何一种宗教都能在印度找到，当然，最盛行的主要宗教，无疑是印度教，超过80%的印度人口信奉印度教。最大的一个少数宗教派别是穆斯林，大约占了13%-14%的人口，有些人说有15%的人口，还有一些更少的宗教派别，比如基督教大约只占2%。还有比如锡克教少于2%，还有佛教，在印度一些地区也是很重要的。谢钢（印度尼赫鲁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尼赫鲁实际上是一位不可知论者，而不是彻底的无神论，他只是怀疑世界上是否存在，一个至高无上的神灵，一位上帝。印度是经常要举行选举的，你必须时刻与你赞同者进行对话，你必须与所有人时刻进行对话，那么作为政党的代表，你必须确保得到这些人的选票。而且同时作为国家总理，你也必须表现得有灵活性，哪怕他本人其实并不信教。谢钢：达赖喇嘛对于萨那的访问，以及他和印度总理的对话，这样一个沉重的组合，就在中南海激起了很大的反响。比如说，他们建好了一条道路，也就是喀喇昆仑高速公路，西边部分已经建好，通过阿克塞钦连接到拉萨。另外，中国共产党信奉独立自主的原则，所以他们就必须控制西藏，因此唯一的方法就是建设一条公路，以便将解放军部队投放到西藏，从而实质性地控制全藏。因此，在1954-1957年之间，他们致力于建设公路，到了1957年，这条路建好了。当阿克塞钦的道路建设完毕之后，尼赫鲁也开始感到紧张，并且开始执行他所谓的前进政策。王宏纬：前进政策，我又不是公开打你，你在那儿有岗哨，我在这儿也有岗哨。甚至我在你背后也建了岗哨，把你挤走。谢钢：这些都是用于军事用途的岗哨，分布在边界地区，他在东西两边建设了大约100多个这样的岗哨，而这又进一步引起了中国人的紧张。王宏纬：这是逼上梁山啊，因为印度不断地这样的蚕食，每天都在杀害我们的边防战士。边防战士据我了解，当时我有些熟人在部队上，火啊，气急啦，我们是干嘛这样窝囊，整天受人欺负，还不许开枪。他打我们，我们还不许开枪，这个战士们的不满情绪确实很大。1959年达赖喇嘛叛逃印度王宏纬：所以他这个达赖喇嘛跑到印度去，实际上印度是支持的，要不他在印度怎么会建立一个流亡政府呢？没有印度政府支持的话，他能干吗？谢钢：我想，导致1962年战争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西藏问题，是达赖逃亡印度导致的，在10月，战争终于爆发。在这之前不久，尼赫鲁在马德拉斯，当时还叫马德拉斯，如今改名为清奈，在那里发表了一个声明，说我们会摧毁中国，在那个地区的军事力量。王宏纬：这实际上美国的大报刊就讲了，尼赫鲁向中国宣战，这很明显的，命令已经下了，就是说印度军队随时可以向中国进攻的。所以当时世界轰动了，尼赫鲁向中国最后通牒，尼赫鲁向中国宣战。1962年10月中印边境冲突爆发谢钢：这很难说，首先，我们缺乏资料，来证明究竟是谁做错了，谁是首犯。穆什昆·杜贝（印度前任副外长）：这是国际管辖和建立国际关系的基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很多价值观，都在联合国宪章中有体现，我认为我们总是会需要国际秩序，一个法则，一个建立关系的方式。而这些恰恰提供了所需的基础，但问题就是当你处理一个复杂的问题时，就会有取舍，有艰难的谈判，而这些原则就可以作为一个向导，但仅仅凭借这些原则，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俞邃（中国当代世界研究中心教授）：是，有矛盾的。常常我们这样讲，承认一个道理是一回事，根据这个道理来行为、来行动，常常有的时候有脱节的地方。程瑞声：我们在1962年的10月20号，就全面反击了，东线西线全出动了，就把印度打的是落花流水，把这个麦线以南，差不多的大部分的还是收回来了，现在叫藏南地区啊，那时候收回来了。但是当时我们的打仗的目的，不是为了争这块领土，而是为了要教训一下印度。谢钢：不过我觉得应当赞扬中国军方，他们的行动非常出色。重要的是，中国军方的目标是有限的，主要是为了清除尼赫鲁政府建立起来的那些哨卡、据点，这是他们的目的，所以当这个目前达到之后，他们就撤退了。程瑞声：打了仗之后呢，就把已经占领的统统地放弃了，而且退了十公里，还退了二十公里，那么印方当然，从此也不敢往前再推了。谢钢：实际从10月到11月是打仗的时间，也只有一个月的时间，然后周恩来就宣布了停火。王宏纬：这次战争应该说是，当初打仗的时候，毛主席说的，有两大目的了，当时进行反击战这个两个目的了，一个是希望取得边境上的安宁，毛主席估计能争取30年的和平安宁，就算可以了。第二个就是希望把尼赫鲁吸引到谈判桌上，现在看来第一个目的达到了，基本上30年的和平。但是尼赫鲁来进行谈判，这个目的没有达到。谢钢：因为中国已经给印度上了一个课，因此是时候，显示出宽宏大量的一面了。那么1962年之后，第一，尼赫鲁在羞辱中下台了，因为他没能打赢一场战争。第二，到了1964，1965年的时候，他就因为健康恶化而去世了。第三，印度民众对于中国的态度变得更加敌对，因此没有进行边界谈判的可能。上世纪60年代中印两国关系陷入冰封时代何亮亮：上世纪60年代初的中国，正处于新中国建立之后的，最重要的建设阶段，但又是艰难的时期。一边是苏联老大哥和中国的分歧日益明显，出现了中苏大论战，苏联专家全部撤回国；另一方面文化大革命又席卷了整个中国，意识形范围内的斗争，一时间超越了一切。中印之间，和平虽然重新到来，但边界问题仍然没有解决，两国关系也陷入了冰封时代。任嘉德（前任印度驻华大使）：我是在60到62，就是1960到1962年，我在香港，在香港大学学的中文，学了两年中文。因为从1959年，印度跟中国的关系已经不太好了，所以给外交官在中国的大学，比方说北大，给他们学中文，这样的机会很难。我首先到中国的是1965年，那个时候我在印度大使馆，我当了一等秘书。我呆了3年，从65到68年，当然你们都是很年轻，可能你们在书上可以看到。那个时候中国的情况是非常乱，因为有文化大革命。王宏纬：当时怎么说呢？战争以后，双方实际上开始进入了一个冷战时期，双方互不来往，印度大使，首先自己就主动回去了。因为我们当时等了他，我们还是希望继续有大使关系，还是有交流嘛，边境问题是边境问题，我们还是要发展其他的关系。后来等了一年，咱们看到印度大使不来了，说明他不愿意有大使级的外交关系了，我们的大使才回来。所以双方关系在冷战时期，关系就大大减少了，人员来往，经贸来往，都少了。谢钢：在50年代人们建立起来了这样一个印象，就是中印两国是亲密的朋友，但是怎么突然间就打起了仗？所有这些都为在公众层面提出反华的立场提供了前提，这在印度国会在1962年11月，所通过的决议中也有体现。在这个国会一致通过的决议中，印度明确地表示了，每一寸失去的土地都必须被收复回来，因为大家都已经有一种认知，那就是中国占领了我们的土地，因此这更像是在公众场合下的一种报复。总而言之，我认为中国虽然赢得了那场战争，但是却失去了之后，很久一段时间里与印度的友谊。阿南·帕特瓦尔丹（印度纪录片《战争与和平》导演）：1962年与中国的战争，在边境上被中国人击败，这令很多印度人认为，我们必须要在军事上强大起来。1964年10月16日中国成功进行第一次核试阿南·帕特瓦尔丹：印度就更加觉得受到了威胁，我想，这大概是印度在1974年进行核试验的原因之一。1974年印度核试阿南·帕特瓦尔丹：印度在1974年，进行了第一次核试验，而那之后印度政府宣布说，这次试验是为了和平利用核能，而不是来制造武器的。那时我才24岁，我给报纸的主编写信，因为我对我们所选择的，有核的这条道路感到害怕。但是我什么也做不了，除了做我唯一懂得的事情，就是把我所看到的拍成纪录片，所以我就开始到街头上去拍摄，拍摄那些人们疯狂庆祝的场面，庆祝我们成为超级强国，成为一个核武器的大国。不幸的是，这种场面在每一个制造出核武器的国家，或者成功地进行了核试验的国家中都能够见到，人们总是被误导认为那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印度也没有什么不同，在许多地方，人们都在纷纷地庆祝。阿南·帕特瓦尔丹：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你首先制造了威胁，离你最近的邻居首先觉得受到了威胁，于是他们也纷纷做出反应，在几个星期内自然而然地，巴基斯坦也同样进行了一次核试验，这样双方的力量又彻底平衡了。人们这时才开始意识到，这并不是一件好事情，一场反核运动就已经开展了。俞邃：印巴之间的矛盾历史悠久了，由于这个克什米尔的领土争端了，所以，这两个超级大国都利用了这个方面的问题，苏联跟印度的关系一直比较密切。1965年8月初，第二次印巴战争，1971年3月，第三次印巴战争，印度与苏联签订了《和平友好合作条约》从苏联手中获得了坦克，装甲输送车和地对空导弹等武器装备。王宏纬：到1976年双方开始恢复了大使级关系。1976年中印恢复互派大使，1979年12月底苏联入侵阿富汗。谢钢：前外交部长黄华出版了自己的回忆录，在他的书中提到，他与英迪拉·甘地当时曾经在非洲会面，那是在多过参加的“不结盟运动”的亚非会议上。他见到英迪拉·甘地，并回忆说英迪拉·甘地，当时很认真地想要讨论关于拓展两国双边关系的问题，而令双方重新恢复接触的最大因素，就是苏联占领了阿富汗。印度对于苏联军队，前进到印度洋地区而感到非常忧虑，因此印度决定要向中国重新开放。而正好那时的中国，也对苏联入侵阿富汗一事感到担心，因此他们也决定向印度开放。于是当时黄华就建议英迪拉·甘地，两国应该举行一次会晤，甘地立即接受了这个建议。1981年时任中国外长黄华访问印度王宏纬：黄华外长访问印度以后，双方开始同意就边界问题进行谈判，这是有史以来印度政府第一次同意，跟中国进行边界问题谈判。 1988年时任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访华1998年印度核试2003年时任印度总理瓦杰帕伊访华王宏纬：从1981年开始，当然实际上毫无实际成就。谢钢：在1980年，邓小平会见了一些印度记者，他当时就表示，两国的边境问题就目前来讲，可以暂且先放在一边，留给子孙后代去解决。因为我们这一代人的智慧不够，他同时还表示，中国和印度应该团结在一起，共同创建一个属于亚洲的世纪。印度与中国的相似之处何亮亮：在许多人的心目中，印度与我们中国有许多相似之处，比方说地广人多，存在巨大的市场潜力，劳动力资源也非常丰富，再比方说我们都为各自几千年的文明而深深自豪。有浓厚的家庭观念，也都有喜欢存钱习惯。而在过去的30年中，这两个国家分别开始了改革开放的进程，尽管发展模式有所不同，但却在不同的领域都取得了让全球瞩目的成就。比方说80年代中期，印度政府就颁布了辅助电脑软件发展的政策，结果在1991年到2002年中的关键11年之间，印度软件业的年均增长率达45%。2004年这一数字达到了50%，印度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软件超级大国”。而在印度人仰望中国经济发展速度的同时，印度也在以一种让中国人惊叹的方式迅速崛起。西塔拉姆·亚秋里（印共马政治局委员）：那时在1987年我陪同印共马的总书记，那个时候邓小平已经退下来了，他给我们安排了一顿午宴，那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见邓小平。在1989，1991，1992，1995，1998，2001年我都到过中国，所以大约每3年我就会去一次中国。中国的变化程度是动人心弦的，因为我经常去北京，所以我对老北京非常熟悉。但是每次去我都会认不出来，因为变化得实在太太大了，盖起了许多新建筑物。只有一个地方没有改变，那就是天安门广场和它周围的景观，除此以外的北京在飞速地变化。我记得在1987年的时候，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指着一张中国地图为我们讲解，他说，我们的改革开放先从南部开始，然后到东部，然后到北部，然后到中部再到西部。到2020年，我们就可以完成整个中国的改革，从2020年到2050年，整个国家就会发展成熟，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会得到实现。我想如果你回首往事，令人惊讶的是，整个中国的改革进程，的确是按照这个计划进行的。每10年发展一个地区，我想这是人类的一个巨大成功。阿洛克·克里瓦尔（软件公司创始人兼执行总裁）：在2001年，我们的一个投资商邀请我们到中国来，并且在移动通讯的平台上，来运作我们之前在印度，所创建的网络竞赛模式。我们的反应是这太令人兴奋了，中国有非常可观的手机用户，而且国内国民生产总值也比印度市场高出很多。所以我们在上海开设了办公地点，很有趣的是，为了开设办事处，我们真的从孟买调了整整一飞机的人来到上海。中国和印度有很多相似和不同的地方，相似的地方就是中国消费者，和印度消费者的思维模式基本一致。最首要的就是人口特性，他们都是所谓的“30岁以下的国家”，一个拥有着巨大小于30岁的市场的国家，是非常难找的，所以这两个国家都有这个特点。第二点就是两国的国内国民生产总值还处于增长阶段，所以很多消费者喜欢免费物品，他们喜欢花上一些时间，从而赢得一些免费的东西，而在西方市场中时间对于他们而言比物品更有价值，所以这个概念就很难推销出去。第三点，所有在印度营业的品牌，在中国都有相同的运作，所以在那些跨国公司像汽车和金融业，他们的品牌所面对的挑战是一样的，那就是如何来熏陶消费者。所以这个问题在两个市场当中，都同样存在，很令人惊叹的是，我经常在做比较，北京就是德里，全都和政治有关的。甚至连它们的天气都是干冷清爽的，有一点雾气。孟买则毫无疑问是上海，是一个港口城市，很喧嚷，它有媒体，有娱乐，有一种做成大事的态度。我在1998年成立了这家公司，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有些古怪和陌生的行动，我来自一个孟买南部的轻工业家庭。我想在1998年，印度内部发生了很多事情互联网突然到来，然后出现了一个叫做互联网连线的东西，由于劳工问题的腐败状况，那时我在我父亲的工厂里，觉得非常地沮丧。作为一个在年轻印度的年轻人，和很多人一起被束缚在一间工厂里面，这个状况令我非常沮丧。具体地说，我从前在印度总是看到很多的宣传广告，而这些广告的经营上大多都是国外的那些，大型跨国五百强企业。如果我可以这样叫它，我的聪明点子就是，把所有的这些已经做好的竞赛资料放在一起，做成一个网络版，叫做“竞赛赢家”。这就是这个网站的功能和原创思想，寻找那些已经做好了的宣传推广素材，然后把它们转移到互联网上，所以要得到注意的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而“竞赛赢家”，提供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保证。我们说，我们会去做任何传统广告业做不了的事，我们会创建一个量身打造的游戏，那就是互动，如果他们在一个竞赛上花上三到五分钟的时间，那么假设有两万人，每人花上两至三分钟，这样你就会有一个六万分钟互动时间的基本价值主张送到你面前。那么，老板先生，现在请你告诉我，如果要在凤凰卫视上，买六万分钟要花多少钱？迪内什·辛杜加（印度辛杜加出口公司创立人）：我用5千块钱开了第一家工厂，买了四十台缝纫机，我雇了50个人，那就是印度制衣业的全面展开。我在1971年时加入了我两个兄弟的行列，开始了这家公司，生活一直以来都是非常快节奏的，非常忙碌的。我花了一辈子时间，从18岁到现在将近59岁，一直都在这个生意里。我从1979年开始，那时有两千台机器，截至至今，我有三万两千台机器，我从6间工厂，三千雇员开始，而今天我有将近五万人左右的直接下属雇员在这个公司工作。我们为名牌作高价值的时装。如果我比较中国和印度的生意，你会发现中国的零售商是，在制作许多初级的，像黄油和面包一样常见的品牌。如果他们想要做一些特别的东西，有很多增值的东西的话，用我的话说就是做蛋糕，那就得是印度了，这就是我们可以盈利的地方。除此以外，印度在产量上，一直都是非常的灵活，我记得中国曾经拒绝任何少于一万件的订单，那正好就是印度的。这个产业成长的时候，我们甚至很乐意做只有500件的订单，这就是小公司在这个产业发展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在印度如果要把一个生意拿来和中国比较，那就很小了。因为整个产业在印度，主要是以个体户形式出现的，这些都是小型的，家族式经营的公司。我完全不可能和中国竞争，因为他们的规则是完全不同的，你们的政府给工厂补贴很多钱，这在印度是没有的。 2010年印度第4次试射“烈火3”型导弹 中印戒心再度提高何亮亮：今年2月关于印度的一则报道，引起中国人的极大关注，印度成功地试射了一枚射程超过3000公里，可携带核弹头的“烈火-3”弹道导弹。“烈火-3”是印度自行研发的，射程为3500公里的中程地对地弹道导弹，能够携带重达1.5吨的核弹头，其火箭发动机技术水平，大约相当于中国60年代开始研制，70年代研发成功的“东风4号”导弹，由于“烈火-3”型导弹，可以覆盖包括北京、上海等重要城市的中国大部分地区。而又有媒体报道说，印度一位高官指这次试射是“针对印度北方头号敌人”，这使得中印之间的相互戒心再度提高，龙象之争似乎是愈演愈烈。互利互惠，和平共处固然是所有人的愿望，但悬而未决的历史问题却时不时跳出来，引发一些新的纷争和误解。60年的岁月就这样在吵吵闹闹中飞逝而去，直到今天，中国龙和印度象，也还在艰难的互相靠近，尝试寻找一个远离战火的未来。谢钢：在2006年7月，青藏铁路通车了，现在这条铁路已经从格尔木，扩展到了拉萨，又将从拉萨延伸到日喀则，还有报道说它可能会延伸到尼泊尔的加德满都。到了2038年，还有另外的三条铁路将会建成，其中一条连接成都和拉萨，另一条从昆明到拉萨，还有一条则通往兰州。但是如果我们比较印度这方面，我们没有在喜马拉雅地区建造多少战略性的铁路或者公路。因此在印度就有一种看法，就是中国已经提高了它的军事后勤能力，而印度必须对此作出相应的动作。2009年3月26日印度军方担心中国在2017年之前发动战争印度斯坦报2010年3月27日印度第4次成功试射“烈火3”型导弹谢钢：印度成功地进行了“烈火-3”型弹道导弹的试验，它具有3000到3500公里的作战半径。也就是说，从理论上讲，它可以打到北京，大连或者上海，那么中国的“东风21”或者“东风3”、“东风4”型导弹，这些早就具备了打到印度境内任何一个目标的能力。不管是战略目标，还是电子通讯目标，印度国防部的公关年度报告，曾经指出有几个印度城市是中国导弹，所指向的目标。战争一旦爆发，中国将使用核弹头，或者常规弹头来打击这些目标。苏杰生（印度驻华大使）：如果您问我，印度人民是否担心国家安全问题？是的，他们会担心，而且这些担心是完全合理的。谢钢：如果我是一位军方的官员，是陆军，海军或者空军的参谋长，我肯定会针对最坏的情况而做好的准备。所以不管是中国还是印度，单纯地从军事角度上来看，双方都为核战争做好了准备，尽管双方官员都无疑会否认这一点。显而易见，这些不可能针对缅甸的，因为它是一个无核武器国家，这也不可能针对任何一个东南亚国家，它们没有一个拥有核武器。另外，印度也支持了《曼谷条约》，也就是在东南亚地区，保持一个无核地带，因此这样的部署显然也不是针对东南亚国家。这样一来，所有的推测都指向中国，这就意味着印度已经准备好了，与中国进入紧张状态。2009年4月1日印度演习报告震惊中国中国日报2009年9月16日媒体向中国宣战今日印度报穆什昆·杜贝：中印关系是我们的外交政策中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我们的安定，我们的繁荣以及我们在世界中的定位都和它有很重要的关系，所以我们国内存在着对中印关系的不同看法，也是自然而然的。我相信我们的关系，完全不是那种需要惋惜的类型，我们进行得很好，这在我们的贸易进展中，有着充分的体现。自2000年起，我们的贸易额接近了3亿到4亿美元，而在短短10年内现在我们的贸易额达到了500亿美元。苏杰生：首先，我认为去年我们双方的关系由于某些媒体报道，而出现了一些动荡，这不仅包括印度媒体也包括了中国媒体。谢钢：比如说《环球日报》，它发表了一篇文章，称印度对于中国的快速崛起非常嫉妒，同时其提醒读者们不要忘记发生在1962年的那场战争。那么《环球时报》是相对自由的，比起《人民日报》来说，它具有更多的自主权。但不管怎么样，它无疑仍然受到中宣部的归管，因此不管它报道的是什么，这都经过了官方的认可，而它的这种宣传，也显然对读者们造成了影响。苏杰生：所以有时候媒体报道，不能够准且地和全面地反映事件的真相，没有，去年我们没有在边界上突然增兵。谢钢：重要的是，在1993年，我们达成了一个协议，称为《关于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保持和平与安宁的协定》。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把战争排除在解决边境争议的各种手段之外，这在1993年的协定中，是明文写出的就是两国不能为了解决边境纠纷，而引发战争。1996年12月，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访问新德里，进一步达成《关于在中印边境实控线地区军事领域建立信任措施的协定》谢钢：在去年6月的叶卡捷琳堡会议上，胡锦涛主席提议在中印两国之间设立一条电话热线。如果有问题，任何问题，包括核问题或者常规问题，在边境地区发生的话，他们只需要拿起电话，就可以讨论这些问题。将大事化小因此，这条热线的设立，能够有效地降低双方在边境上发生冲突的风险。2010年1月1日印度将在2020年超越中国印度时报任嘉德：我不相信这一点，因为我根本不相信是中国跟印度要竞争。中国有他们自己的长处，也有他们自己的短处，印度也是这样。所以比较起来我看都是很多西方人很喜欢这样写，而且在印度也有很多人这样写。不过2020年印度可以超过中国，这个我根本不相信。谢钢：与此同时，我们对中国也有一个正面的印象，那就是中国人勤劳刻苦，在努力改善他们的生活。尽管有媒体的影响，但是不管怎样，最终起决定作用的还是少数的精英层，这些人可能只占双方人口的1%而已，他们对彼此有清楚的认知。而另外99%的人则对于对方没有什么了解。任嘉德：去告知公众一切有关取舍问题的协议，在双方都满意的，最后方案出来之前，两国在边境地区都应该维持和平与安定，而且双方都应该意识到两国关系在很多其他领域里，都可以有进步这些是历史问题，所以我们需要有耐性。西塔拉姆·亚秋里：在解决边境问题的同时，两国的经济关系也将继续改善，这是对双方都有利的。如今，世界的未来，越来越依赖高科技资讯技术，中国在硬体发展方面有极大的优势，而印度在软件开发方面十分有优势。现在，如果有中国的硬体加上印度的软件，这就是未来。如果说21世纪是亚洲的世纪要实现这一构想，中国和印度就必须建立一个更紧密、更强大的联系。画外音：中国和印度还会再打一场仗吗？穆什昆·杜贝：不会的，我认为不会在这个时代发生。

对20世纪出现的具有全球视野的各种世界史研究范式进行了综合评述。真正的具有全球意义的世界史研究在20世纪出现，它们可以分为历史哲学、社会科学和专业历史研究三种。

本文试图提出的问题是：目前中国城社会中正在出现消费主义文化，这种文化-生活方式的出现和扩散是以思想-观念为主导的，是发生在日常生活层面和价值领域里的一场深刻变革。

佛画，大藏经，汉族僧服

保罗·威利斯《学做工》（Learn to Labour）书评

如果有人有意维持一个人们所相信的政治谣言，尽管没有证据支持，它也会散播开来。比如，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的宗教信仰和出生地就被人议论纷纷：奥巴马强调他是基督徒，并且有美国出生证明，但就2010年的民意调查显示，只有46%的民主党支持者相信他是一个基督徒

【小引】&nbsp; &nbsp;《诗经》小雅里有一篇名叫"大东"。诗云"小东大东，杼柚其空"。前人诠释所谓"小东大东"，一向没有通解。民国时傅斯年由此出发，揭示周人东拓疆土的过程。傅氏以为，"东"本地名，西周初年指商都以东地区，大致即今河南濮阳一带之秦汉东郡地界，后来始随着疆土的拓展向东一直到今山东泰山迤东迤南地区也被称之为"东"地。"东"地扩展过于广袤，为相区别，旧地称为"小东"，新境便称为"大东"。傅斯年阐释这一观点的文章题为《大东小东说--兼论鲁燕齐初封在成周东南后乃东迁》，是一篇名作，所说观点可谓精当不易。只是他解释小东、大东之别，以为"大小之别，每分后先"，"小东在先，大东在后"，似不如以其距中原之远近为分别更加贴切，即所谓"小东"、"大东"，犹如国际上惯称之"中东"、"远东"。或许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解，日本人才会自称其国为"大东"，他们历史上有名的性读物曰《大东闺语》，便是显著的例证。就与中国中原的距离而言，可谓当之无愧，至少是比"大日本"的自号要切合得多。我这篇谈买书和翻书感想的笔记，是2002年底至2003年初期间，前后两次赴日本进行学术交流期间，徜徉于日本书肆的写真，因此便借用了这样的雅称。&nbsp; 这次在日本购书，所得均为常见大路货，收书的原则是相对比较便宜，同时我对它的内容又感些兴趣。所以基本上没有什么孤秘罕传或是精美超群的书籍，在这里拉杂写下的文字，也就以泛泛介绍和漫谈感想为主要内容。对于偏嗜奇秘书籍的藏书朋友来说，恐怕没有多少值得眷顾的东西。&nbsp;【11月23日】&nbsp; &nbsp;前天抵达日本东京，住在东京都立大学的国际交流会馆。&nbsp; &nbsp;几年前来东京，为买书花光了所有的钱，还欠下一万多元的债。所以在北京出发前，本下定决心这次在日本绝对不再这样买书。东京都立大学位于东京西郊，到市中心的旧书店街神田路程很远，不像我上次在东京住的亚细亚文化会馆，与神田近在咫尺。这也在客观上限制了我的书瘾。不过既是入瘾已深，终究心痒难耐，今天还是来到了神田。即使不买，也不能不看看。&nbsp; &nbsp;走在神田旧书店街上，一切都是那么熟悉，一切都是那么亲切，就像漫步在自己独有的私家园林，一条条小路都在等待着你踱过。空气中弥漫着旧书的气息，让人兴奋，让人激动。站在一家家一排排的书架前，眼前的书籍犹如五颜六色林林总总的花草，芳菲撩人，只欣赏，不采摘，那需要很深的内敛功夫，很超脱的人生境界，而我显然还需要在今后的岁月里得到更多的修炼。结果是在著名的一诚堂书店，买下了一本英文书籍。&nbsp; &nbsp;如果是在北京，逛一趟琉璃厂买一本旧书，好像也没有什么不正常的。可是你要知道，根本不能拿琉璃厂来和神田相比，需要知道琉璃厂只有几家旧书店，而神田的旧书店是有一百好几十家，这里是旧书的帝国，像包容百川的大海一样汇聚着各式各样的旧书。走在这里，脚下是无数沼泽一样的诱惑的陷阱。置身其中，漫步一整天，能够只买一本书即脱身出来，对于一个嗜书成癖的人来说，已经体现了极大的自我克制。只是一旦"破戒"，自我约束会变得更为脆弱无力，买书的冲动很容易随之溃堤而出，一发而不可收拾。&nbsp; &nbsp;神田旧书店虽很集中，但大多铺面都不是很大，在它们当中一诚堂的规模是相当大的。大，一般就要偏向综合，古今日外，什么都有一些，不够专门。楼上楼下两层。楼下卖普通的洋装日文旧书，种类比较繁杂；楼上则是西文旧书、和刻本和精工复制汉和刻本书籍--在这几类书中都有一部分珍本，当然，相应地价钱也都很可观。&nbsp; &nbsp;我选的这本英文书名为《THE TRAGEDY OF PAOTINGFU》（人文与社会：&nbsp;下载&nbsp;似乎需翻墙），翻译过来似乎可以写成《保定惨案》，副标题写着：这是一个关于那些生活、服务和献身于长老会、公理会、中国内地会的信徒的真实故事，他们在1900年6月30日至7月1日期间殉难于中国保定府。了解中国近代历史的人，当然一望可知这是讲清代庚子年间义和拳袭击洋人和"教民"行动中在保定死去的教徒。作者衣萨克·凯特勒（ISAAC C. KETLER），我买到的是1902年6月由美国的福莱明·雷维尔公司（FLEMING H. REVELL COMPANY）出版发行的第2版。在书中找不到初版发行的时间，而检核序言末尾所签署的时间就是这个第2版发行的1902年6月，序言中并没有提及再版修订之类的词句，所以终究还是无法判断初版印行的确切年月。 &nbsp;从版本上讲，这样的书当然没有什么特别的价值。不过这本记录中国近代史上重大事件的著述，出版已有百年，不管是对于我，还是对于中国的任何一位历史学者来说，在国内也不是很容易入手的。再说价格3，500日元，再加上5％的消费税，折合成国币大约为250元上下，比北京旧书店的价格也要便宜一些，而若是在东京专门出售有关中国文史旧书的书店，如琳琅阁等处，则至少需要翻上一番，就便宜得更多了。所以，能买到这样的书，还是觉得满惬意的。有意思的是这部书末尾钤盖有"中国出版对外贸易总公司"的蓝色中英文字号，并贴有以"人民币元"（RMBY）为单位的价签儿（具体价格已被旧书商刮去），说明它是作为旧书由中国流入日本的。现在经我手把它带回中国，带回到书中所记事件发生的国度。&nbsp; &nbsp;一本旧书，往往就是这样，冥冥中连接着某些历史的因缘。从庚子事变到今天，一百多年过去了。中国和世界都发生了很多变化，对于当年义和拳勇盲目偏狭仇外蠢动的评价也是毁誉更替，波动起伏不已。洋鬼子固然是来侵略和欺侮我们（并且残杀过许多我们的同胞），但是不分青红皂白地乱杀滥砍，甚至屠戮外交使节和妇女儿童，既愚蠢野蛮，又解决不了任何问题。&nbsp; &nbsp;义和拳本兴起于山东，起初得到山东巡抚李秉衡和毓贤的姑息安抚，势力日渐张扬。到庚子前一年，袁世凯出任山东巡抚，改而施行强力镇压政策，合省之内，大力剿杀。这下子拳民们在山东不好呆了，于是纷纷向直隶发展，并最终逼向京城。当时的直隶按察使廷雍，与袁世凯不同，对于拳民采取纵容利用政策，使得义和拳的势力得以迅速膨胀，于是在庚子事变发生后，汇聚起大批拳民，围攻保定教堂。据时人刘春堂撰《畿南济变纪略》记述：&nbsp;（庚子年）六月初四日（按即西历1900年6月30日），廷雍公奉檄抚用拳匪，赏顶戴，助钱米。是日，焚北关教堂。次日，冒雨焚南关教堂。廷雍公闭城严备，派张协戎督兵弹压。教士、教民数十百人焚杀净尽，无一脱者。内地会贝教士见公理会火起，急携其妻子逃至刘爷庙营中求救。营官王占魁惧罪不敢留，送交拳匪，诣城内献俘。教士曰："死无所吝，但愿一见方伯。"当事者不许，仍舁出城骈戮之。&nbsp;《保定惨案》书中记述的就是在这两天当中被杀的西洋教士在中国的事迹，依据的多是他们及其友人的书信和当时的报道，所以对于研究相关问题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nbsp; &nbsp;上引《畿南济变纪略》文中提到的内地会贝教士，原名为Benjamin Bagnall，可音译为本杰明&#8226;贝格纳尔，原本是一名英国海军准尉，加入教会后曾在中国太原等地传教，他和妻子艾米丽·金斯蓓丽（Emily Kingsbury），就是他在太原活动期间相识并结婚的。《保定惨案》书中附有贝格纳尔一家的照片，贝格纳尔身穿教会神职人员的白色长袍，而他的妻子却穿着地道的中式衣衫，看得出对中国文化颇有些感情。书中引述一位美国教士的话说，中国人不会有比贝格纳尔夫妇更为真诚的朋友，这或许并不仅仅是泛泛褒扬，而是存有一些具体的缘由。照片上他们夫妇二人并排而坐，神态安祥，身前站立着他们的小女儿格拉迪丝（Gladys）--五六岁的样子，怀里抱着一只小黑猫。她是保定西洋教士圈子里面很讨人喜欢并受到普遍钟爱的孩子。《畿南济变纪略》云贝教士携"妻子"求救，所谓"子"指的就是这个小女孩。《保定惨案》一书中对于他们被杀的经过有如下记述：&nbsp;他们被带到城东南角处的拳坛。稍过一些时候，贝格纳尔夫妇和他们的女儿格拉迪丝以及库珀（Cooper）也被带到这里。他们是逃到王占魁的军营中避难时，被这位凶残的军官采用卑劣手段逮捕的（王占魁后来被联军斩首以惩处他的罪行）。当天下午，他们所有人都被四五个中国人带到城外，捆绑的双手举在头上并与脖子系在一起。......小格拉迪丝靠在妈妈身边走着，身体没被捆绑，可是她却第一个被长矛刺死，尽管她的母亲恳求留下她的生命。他们全部被杀死在城东南角的护城河外，并且被埋葬在那里，死前没有受到折磨。&nbsp;读到这些，使我们对于这一段历史会产生微妙的切入肌肤的具体感觉。小格拉迪丝自然是完全无辜的，但这悲剧并不完全是由中国义和拳民的无知与野蛮造成的，而是历史本身就是这样残酷。作为一个西洋人，《保定惨案》的作者衣萨克·凯特勒当然不会去记述西洋侵略者对无辜中国民众的虐杀，而在中国人撰写的《畿南济变纪略》一书中，我们却可以看到，八国联军入侵后，在保定附近仅一次就"屠男女二百馀口"的野蛮行径。即使是在一百多年以后的今天，这种历史的残酷性，在本质上也并没有任何改变。或许大家多交互着看一看这种战争双方的记载，会有助于我们从人性的角度，更为清醒地认识历史，更为智慧和理智地处理国家间的利益争端，至少应当有更多的人能够怀抱着这样的期望。&nbsp;【11月26日】&nbsp; &nbsp;从上午起，又去神田的书店看书。大前天开了个头，买书的欲望又在提升。&nbsp; &nbsp;在专门卖中国文史书籍的山本书店，仔细看了很长时间。店里中国古籍的价位、品种和档次都与几年前没有多大差别。山本书店每有新的售书目录出版，大阪的友人泷野邦雄先生都会寄给我看，这样看着架上的书籍，更缺少新鲜刺激的感觉。记得在近期的《山本书店古书目录》上，见到过一部清人江有诰的《江氏音学十书》。这是研究古代音韵的名著，书为嘉庆、道光年间刊刻，是我感兴趣的清人学术著作中极为罕见的一种，旧时学者珍若球璧。现存国家图书馆的王国维旧藏本，其中尚有部分抄配，其入手之难，可想而知。正因为罕见难求，书店虽标价高达50万日元（约合国币三万三四千元），还是很快就被人买去，我在店里仔细看了好半天，也没能看到它的容颜。感兴趣的书只有一部清人赵绍祖的《通鉴注商》，这书订正了胡三省《通鉴注》的许多疏误，是作者在嘉庆年间家刻的本子，虽是清代通行的方体字，而镌刻精整，刷印无多，一向流传很少，故深得旧时学者的青睐。只是山本书店所定的价格也颇为不菲。离开书店时在店门口瞥见一叠五六十年代印制的复制木版画明信片，画面满有味道，每样各选一种，总共买了六七套。一套仅一百日元，物美价廉，是很惬意的收获。&nbsp;【12月28日】&nbsp; &nbsp;上午，赴高圆寺古书会馆。会馆离电车站很近，加上此前已经在神保町抄下了地址和指示图，所以出车站北口走两分钟，很容易就找到了地方。赶到稍晚了一点儿，大致是在10点半前后。按常规，展卖会10点钟开始。&nbsp; &nbsp;规模比前几天去的五反田南部古书展要稍大一些，可能是展卖第一天刚刚开始的关系，人也稍稍拥挤。不像在五反田看到的那样冷清。不仅要像神保町教育会馆那样存包，还需要拖鞋。&nbsp; &nbsp;照常规先是大致巡视一周，没有见到什么线装古籍或是迫切需要的专业书，于是一一从头看起。&nbsp; &nbsp;先是拿到一本《海南岛记》，昭和十四年亦即1939年5月改造社初版首次印刷。品相很好，干净整齐。封面图案是日本传统的木版画风格，椰树、茅屋、芭蕉叶，一派恬静的田园气息。不过书的内容却与此大相径庭。&nbsp; &nbsp;作者火野苇平，是日本战时臭名昭著的战争吹鼓手，战争期间曾因写下赞美侵华战争的《麦与士兵》（《麦と兵队》）、《土与士兵》（《土と兵队》）、《花与士兵》（《花と兵队》）士兵三部曲而名噪一时，据云三部曲的总印次上百，总销售量超过200万部，还被搬上舞台演出，是当时最畅销的"文学作品"，战后被列为头号战犯作家，算是罪有应得。&nbsp; &nbsp;除了这本《海南岛记》之外，在展卖场上同时也见到了这家伙写的《麦与士兵》，但已经是第十几次以刷的印本，而且价格也并不便宜，便没有收。选择这本《海南岛记》，一是因为它是初版首次印刷，二是内容为"纪实性"的记述，不像《麦与士兵》，虽然配有一些战地照片，但实际是小说。当然，这是因为我是搞历史的，从研究的角度看重记事的书籍，而藏书家的正宗和主流，走遍全世界都是以文学作品为首要集藏对象。&nbsp; &nbsp;火野苇平在前言中说，他是作为"军部报道员"参加进攻海南岛的战役的。本书记录了从1939年2月10日登陆起，到农历大年初一即2月19日止共十天期间在海南岛的经历和见闻。后面附有1938年12月间在广东东莞的行记《东莞行》。他自己说，或者可以称之为"海南岛资料"，自己感到可能罗列了一些原始资料。然而，这正是我对此书最感兴趣的地方。对于海南抗日战争史研究来说，这是一本非常重要的正式出版物。由于它的性质与畅销的小说不同，所以也不大可能像《麦与士兵》等书那样一再重印。不管是在中国，还是日本，想买一本放在手边，恐怕都很不容易了。&nbsp; &nbsp;附带在这里顺便说一句，时下国内很多新闻媒体，甚至包括中央电视台在内，常常报道某地某人"发现"某部书籍，找到了日本侵华残害中国人民的又一"铁证"。其实基本上都是像《海南岛记》这样的日本战时公开发行的很普通的正式出版物。虽然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书，现在在日本也不容易买到，但图书馆和藏书家手中终归是存有许多的，用不着什么人去"发现"，更不宜拿它当什么新证据。事实上即使是日本极右翼分子，也没有办法否定对华战争本身，只不过他们丧心病狂地叫嚣"大日本皇军"是在"替天行道"，如同本书所录日本侵略军的布告中所说，"日本军是为打到榨取人民膏血之暴蒋，拯救脱离苛敛诛求之政府，使日华提携永久，建设和平乡"，因而根本不存在侵略谁的问题。这也是日本当道政客始终不愿向中国人民正式道歉的内在原因。&nbsp; &nbsp;书中不仅收录了许多日本侵略军的布告、传单和招贴画等，更有研究和资料价值得是海收录有一些抗日宣传品，包括标语、招贴画，以及期刊、杂志、书籍的情况。如海南抗日刊物《前哨》旬刊和广州抗日刊物《抗战大学》的封面，题为《打到日本去》的招贴画，抗日连环画《绘本台儿庄》的书影等等。上岛后，火野苇平在海口海南书局看到的抗日宣传品堆积如山，除留下少量供他们揣摩参考之外，全部焚烧销毁。其中仅被他随意列举的一小部分书刊名称即有：《东洋鬼子怀鬼胎》、《日本人民的反战运动》、《日本在中国的赌博》、《血战卢沟桥》、《抗日英雄苗可秀》、《抗日十杯茶》、《抗战歌谣》、《飞将军空中大战》、《郝梦麟抗敌殉国》、《抗战时期民众训练与组织》、《抗日游击战争》（朱德著）、《中国抗战地理》、《战时读本》（民众训练及小学校用）、《战时的妇女工作》、《怎样组织义勇军》、《战地半月》、《抗战文艺》、《解放》、《全民抗战》、《抗日漫画集》等等。其中有些就是海南书局自己出版的。抗战硝烟散去已近半个世纪，这里列举的书刊有些可能是仅存名目于此，不易找到原件了。&nbsp; &nbsp;海南书局是当时海南第一大书店兼出版商社，老板唐品三，是海南抗日三大领袖之一。日军入侵后，书局被视作"敌产"，为侵略军没收，火野苇平上岛后就住在这里，并在这里炮制出版了侵略宣传刊物《海南迅报》。所以他对海南书局的情况有比较具体的记述。研究30年代海南图书出版发行的历史，在这里可以找到一些很具体的资料。&nbsp; &nbsp;除了研究日军占领时期海南地政治、经济和文化状况之外，书中还记录有一些海南地风俗民情以及外侨、台湾渔民、僧侣等在海南地情况。这些也都是研究者可以参考的资料，不仅仅是"供批判用"而已。这是火野苇平从事罪恶写作时预想不到的事情。&nbsp;接下来是几本专业书。&nbsp; &nbsp;石田干之助的《长安之春》，是研究唐代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名著，中国学者都很熟悉，书我也 早已买过。这次买到的是收入平凡社所刊《东洋文库》的文库丛书本，为1967年5月初版之第20次印本，印刷量大，许多书店都可以看到，但价格一般在一千日元上下，这本500日元，稍廉。这书之所以流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文笔比较流畅一些，每篇文章又都短小精悍，雅俗共赏，两相兼宜。当然，所谓"俗"也不能太俗，是指具有一定中国古代文史知识的非中国古代史专业人士。&nbsp; &nbsp;对于喜欢古籍或者书籍史的人来说，这本书里所收录的《唐代图书杂记》，就是一篇一定会得到大家喜欢的好文章。作者一一讲述了唐代书店、藏书家、书籍装订与装潢、插架形式，直至藏书目录等各方面有关书的情况，很值得翻译介绍给中国爱书的朋友们，只是不知道出版方面有没有什么法律问题需要解决。&nbsp; &nbsp;附带在这里狗尾续貂，替石田氏补充一点儿有关唐朝人读书情形的资料。唐代书籍装订，通行的是像现在字画一样的卷轴装，即石田干之助所说的卷子本。每一个卷子往往很长，而写卷子的纸是一张张分页写的，写好后再粘到一起，成一长卷。这样读书的时候，要把粘连在一起的一页页书从头展开，才能逐一阅读，一边读，还要一边把读过的部分卷拢起来，需要查阅读过的部分的时候，则要重新展开，反反复复，读起来是很麻烦的。柳宗元的文集《柳河东集》卷三十《寄许京兆孟容书》中，就反映出他阅读这种卷子本的劳累："往时读书，自以不至抵滞，今皆顽然无复省录。每读古人一传，数纸以后，则再三申卷，复观姓氏，旋又废失。"正因为这样辛苦，中国古代书籍装订的通行形式后来才发生改变，陆续出现了经折装、胡蝶装、包背装，直到万历以后通行的线装。&nbsp; &nbsp;卫藤利夫《鞑靼》。原书初版于昭和十三年（1938年）4月，由满铁社员会刊行；同年7月，朝日新闻社有重刊本；后来又被收入昭和三十一年（19556年）出版的《鞑靼--东北亚的历史与文献》一书。此次所得是1992年3月由中央公论社发行的《中公文库》丛书本。虽然算不上什么旧书，书品也显得和市上新出的文库本没什么两样，但说起来发行也有十年了，而且书口有毛边未裁，这也是时下新刊文库本所少见的。&nbsp; 作者卫藤利夫，终身从事图书馆工作，大正八年（1919年）至昭和十五年（1940年）期间，曾任满铁奉天图书馆馆长，在中国东北生活过很长时间。因为是搞西语翻译出身而在中国东北从事图书馆事业，所以卫藤利夫研究关注的焦点，是西洋文献中对于中国东北历史的记载，具体地讲，就是西洋传教士在中国东北的活动。作者的研究显然更侧重文献学方面。他主持满铁奉天图书馆时确定的一个重点采购方向，就是收集耶稣会士的书翰和年报等西洋资料。以前我曾随便猜想，中国国内图书馆的早期西文资料，可能都是西洋人带到中国的书籍。其实至少满铁奉天图书馆的西文书籍，很多都是由卫藤利夫经手，通过书店的书目，向巴黎、伦敦等地经营珍稀版本的著名旧书店订购来的。研究这些资料，既是他个人兴趣所在，也是他的工作任务，还有他作为外国人踏上中国领土后与这些传教士相通的个人情感。&nbsp; &nbsp;除了作者节译的南怀仁《鞑靼旅行记》（节译关于东北部分，题名为《南怀仁满洲旅行记》）之外，别的内容都太专门，一时顾不上看。更吸引我一口气读完的是书后所附《卫藤利夫与<鞑靼>》一文（作者中见立夫，是卫藤氏之子卫藤沈吉德朋友，当时任东京外国语大学副教授）。文章的副标题为："战前时期中国东北地区的图书馆和图书馆人"。&nbsp; &nbsp;满铁图书馆的图书收藏和发展状况，一直是我所感兴趣的问题，可是在中国没有读到过系统的介绍，始终弄不清楚其来龙去脉。本文虽然也是根据旧有资料编写而成，但叙述简明扼要，线索清晰，不仅谈"物"的图书馆的发展，还谈活的能动的人在里面起到的作用。&nbsp; &nbsp;基于满铁在中国东北攫取得巨大财力基础，和相关负责人的眼光、魄力，满铁三大图书馆即大连图书馆、奉天图书馆和哈尔滨图书馆，不仅在图书收藏方面可以与日本国内的一流图书馆相篦美，而且在为满铁购藏图书工作中成长起来的卫藤利夫等人，也成为日本一流的图书馆专家。战后日本许多大型图书馆的建设，都有满铁图书馆旧人在里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卫藤利夫本人则在战后荣任日本图书馆协会理事长一职。&nbsp; &nbsp;卫藤利夫和其他满铁专家为满铁图书馆收罗的书籍，除大连图书馆藏书有一部分被苏联红军掠走下落不明之外（苏联红军掠走的书籍中也有一部分由苏联政府交还给中国，如现藏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几十册《永乐大典》），其余都在战后为中国政府所接收。尽管在当时的环境下，卫藤利夫的工作只是为效忠于他所生长的日本国的政府，他也曾为"九·一八"的无耻入侵和伪满洲国的建立而奔走欢呼，但历史是立体的。我们今天读他的文章，看他的演说稿，回顾他在满铁奉天图书馆的工作，还是能感受到一种为图书馆这种社会文化事业本身而献身的服务精神。仅仅就这一方面而言，客观上他对中国的图书馆事业，也是一位做出过一定贡献并值得纪念的人物。&nbsp; &nbsp;《北京年中行事记》。这书是清末敦崇所著《燕京岁时记》的日译本，讲北京各时令的习俗。本来我收有这书的光绪丙午（1906年）原刻初印本，而且还是作者敦崇本人自藏旧本，钤有"铁狮道人"（敦崇号）印章。既然如此，而又要买日文本，似乎有些荒唐。其实我主要是想看它的注释，而不是刻意收藏配置这类关于"老北京"的书籍。注释此书的小野胜年，是研究中国古代史的专家，熟悉注释此书所需要的相关典籍，并在北京留学过一段时间，对于书中记述的许多节令习俗，都有亲身见闻，所以所做注释既有文献参稽，又有实地验证，具有很高学术参考价值。此注释本前有昭和十五年亦即1940年7月小野氏序，因此注释中提到的当时的实际情况，可以帮助读者了解有关节令习俗在30年代末至40年代初的演变情况，作为对原书的补充。&nbsp; &nbsp;这书此前另有Derk Bodde 所做的英文译注本，题作Annual Customs and Festivals in Peking，在欧美关注中国社会风俗的人士中间比较流行。在北京大旧书店里和拍卖会上见过几次这种英译本，均因标价过昂未买，也不知其注释是否也像日译本一样具有参考价值（此外，本书过去还有法文译本）。&nbsp; &nbsp;这个日译本虽然是很不起眼的软皮小文库本，但却是昭和十六年（1941年）8月初版首次印刷的岩波文库原版，上口还留有毛边。尽管是没什么值得稀罕的大路出版物，常逛书店总可以找到，价格一般也都很便宜，但特意要找初版文库本中自己喜欢的某一种书，也不容易。所以日本有些旧书店会专门经营初版文库本。不过即使是在那里，品种也不能应有尽有，个别想要收齐某一文库的藏书家，还需要用复制本来凑数，况且一旦到了那里，价钱可就比较贵了。小野胜年的这部译本，后来又被收入了平凡社刊行的《东洋文库》丛书，现在在旧书店里非常好找，却是无法体味到这种初版本的古雅韵味。&nbsp; &nbsp;除了注释以外，日译本书里还增附有一些插图，包括照片。插图主要是采自《鸿雪因缘图记》、《唐土名胜图绘》、《万寿盛典》、《清俗纪闻》等中日古籍的版画，还有没有交待来源的素描画，不知道是否出自小野胜年本人之手。图片配得不俗。只是初版本也有初版本次坏处，就是当时制版不佳，图片大多模糊不清。&nbsp; &nbsp;日本译注本还有一点很不妥当地地方，这就是删除了原书各项节令习俗下面所附的古今诗文。虽说其中很大一部分是乾隆皇帝的所谓御制诗（实际上不需要乾隆爷自己动手，自有如沈德潜一辈奴才代劳），感兴趣的读者不一定十分普遍，但既然是印行古书，只要没有什么不可克服的障碍，就应当尽量保持原貌。其实仅仅是乾隆皇帝这样到处乱题所谓御制诗本身，就是一种很有趣的文化现象。稍有文化的读者，看了以后都会得到清楚的启示，理出相应文化现象的历史轨迹。除了专业需求和个人兴趣之外，我想读史书对所有人都会产生的潜移默化的社会功能，就是使人的思维更深刻，头脑更智慧，每一个人也就会因此而变得更为成熟。从而了解历史完整的本来面目，也就变得尤为重要。&nbsp; &nbsp;不管怎样，日本人做事还是很负责任的（他们对侵华战争不负责任是另一种性质的问题），在前言和凡例中都对所删节内容做了认真的说明，这很值得尊重。比较一下，我们可以看到，国内的北京出版社，在排印出版《燕京岁时记》时，不知为什么，也同样删除了这些诗文，可是却没有做任何说明，如同剪径大盗一般。&nbsp; &nbsp;《北京笼城·北京笼城日记》。这是捆成一册出版的两种书，都是记述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亦即庚子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前义和团和清军围困列国使馆情况的日记式记述。虽说是研究相关问题的基本史料，一般读者看一看却也很有意思。我得到的是昭和40年（1965年）刊行的平凡社《东洋文库》丛书本，而且是很晚的后印本，从藏书的角度看，没有任何特别的价值。&nbsp; &nbsp;《北京笼城》作者柴五郎，时任日本驻华使馆武官，军衔为炮兵中校。《北京笼城日记》作者服部宇之吉，时为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副教授，受日本文部省派遣，在中国留学，被日本使馆招募为所谓"义勇军"，参加列强守护使馆区的战事。&nbsp; &nbsp;柴五郎书的底本，是明治三十四年（1901年）年底应日本军事教育委员会之邀讲演之后，翌年（1902年）7月由军事教育委员会据讲稿发行的小册子，原本自然不易一见。&nbsp; &nbsp;服部宇之吉的日记，在他当年底回到日本后就有刊本，至大正十五年（1926年）7月，作为其还历（60岁）纪念，又增附他所撰写的《北京笼城回顾录》，以及服部夫人繁子所写的《大崎日记》，出版了私家限定版。当时限定发行300部，我在北京旧书店中曾经见过，嫌价格稍昂，没有收下。这个《东洋文库》印本，便是以服部私家限定版为底本，而删略去了服部繁子的《大崎日记》。这样一看，以后遇到原版限定本的《北京笼城日记》，还是应该买下。看被人删削不全的书籍，总有自己身体的某一部分被人肢解了似的感觉，很不舒服。再说七十多年前限定300部的限印本，现在也很稀少了，即使谈不上"稀若星凤"，也绝对是可遇而不可求之物，身价高一些，也是有资格的。&nbsp; &nbsp;除此之外，《东洋文库》丛书的出版者还专门请人做了许多编辑加工，对于原文中清廷上谕等朝命之日文训释的刊载位置有移易，对原版所附照片有增删、地图有减省，甚至对原文所用名词也有改写，如改"法国"为"佛国"，改"俄国"、"鲁国"为"露国"，等等，简直是肆意阉割，真真岂有此理。这样一看，遇到原版，即使价高，也更是非买下不可。&nbsp; &nbsp;当然，编辑者大山梓其人也做了许多富有意义的工作。他引据其他原始资料，为这两种书都加了对研究者很有用处的注释，还编辑了"北京笼城年表"，附在卷末，对阅读原书和从事研究也都很有帮助。公允地讲，功过相较，对于大多数一般读者来说，还是功大于过。&nbsp; &nbsp;服部宇之吉《北京笼城回顾录》，是事后用专题笔记得形式，根据回忆，记录此役间的逸事，其间夹杂着作者的一些看法和推测，所以对于不专门搞这一段历史研究的人来说，读起来要更有味一些。比如他讲到人力车引入中国后，从上海到天津，再到北京的滋漫流行过程，联系到北京大人力车夫等苦力多来自义和团的发源地山东，从而推测义和团在北京的兴盛与北京人力车的增加，二者之间具有某种联系。这种想法有没有道理姑且不论，所说人力车引入北京及其逐渐流行过程却满有意思。&nbsp; &nbsp;在这些专题记述当中，我最感兴趣的是《永乐大典》的毁失情况。据服部宇之吉讲，6月23日上午，微微有一点儿北风，中国军民利用风向，在英国使馆北面相邻的翰林院放火，试图火攻英国使馆。而当中方大举进攻之前，列国决定固守待援的时候，商定把妇女、儿童和老人、病人集中到馆舍最宽敞的英国使馆，日本书记官石井的夫人等日本妇女、儿童，就呆在离翰林院最近的一所建筑里。这样日本人便不能不拼死救护。&nbsp; &nbsp;当时，服部宇之吉等日本"义勇队"员和一些英国水兵，凿破院墙突入翰林院后，把院中的书籍纸片等投入水池中，后来房屋倒塌，火很快就要延烧到这里。这时服部宇之吉看到了堆积在书架上的《永乐大典》，他无暇估摸具体册数，试着随便抽几册看了一下，知道堆放的次序并不规则。服部觉得其他东西扔到水池子里也就算了，却实在舍不得扔《永乐大典》。可又确实没法全部都保存下来，这样就怎么也要想办法留几册样本给世人。于是，随便抽了三册，存放到日本妇女的住处后，又返回翰林院，找到狩野直喜、古城贞吉（时任《东京日日新闻》社特派记者），以及莫里逊博士，他们也各自带出若干册来。&nbsp; &nbsp;这场大火大约在傍晚时分被全部扑灭。第二天，日本公使馆二等秘书官楢原陈政，向他转达了英国公使的意向，准备日后向中国政府全部返回翰林院的书籍，因此，个人带出的书籍，应全部缴出。于是服部宇之吉便如数上缴了自己带出的《永乐大典》。&nbsp; &nbsp;服部宇之吉在同年10月回国后，又赴德国留学。在留学期间，升任东京帝国大学教授。明治三十五年（1902年），被清朝政府聘为京师大学堂师范馆的主任教授，后出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明治四十二年（1909年）回国，继续任教于东京帝国大学，讲授中国文学和哲学。&nbsp; &nbsp;上面提到的合他一起困在使馆区内的狩野直喜，当时也也是日本文部省派往中国的留学生。他在脱离笼城后，先是一度回国，后又去上海学习，学成回到日本，出任京都帝国大学教授，也是讲授中国哲学和文学。&nbsp; &nbsp;服部宇之吉和狩野直喜，后来都成为世界知名的汉学家，一东一西，两相照映，在当代日本汉学发展史上占有同等重要的关键地位。&nbsp; &nbsp;当时困在笼城中的还有另外一名日后驰名世界的汉学家，这就是从事敦煌文书整理研究的法国人伯希和。当时他的身份是新闻记者。&nbsp; &nbsp;笼城中另一位与后来的海外汉学乃至整个东洋学研究具有密切关系的重要人物，是上面提到的和服部宇之吉一样拿出过几册《永乐大典》的莫里逊博士。莫里逊为英国人，当时在华的身份是《泰晤士报》通讯员，后来被北洋政府聘为顾问。&nbsp; &nbsp;莫里逊是在1897年来到中国的，来华后即留心收集用世界各国文字撰写的有关中国的文献和著述，到使馆被围时，虽仅有几年时间，却已经初具收藏规模。为保护图书免受池鱼之灾，困守笼城时他把书籍存放在毗邻英、日使馆的肃亲王府内。到1917年，前后二十年间，莫里逊的这批特藏书籍，已经相当可观，总数达两万五千册上下。这年8月，他把这批书籍整体卖给了日本三菱财阀岩崎久弥，岩崎氏将其命名为"莫里逊文库"。岩崎久弥买书时曾延请著名东洋史学家石田干之助一同来华，帮助把握，看重的就是这批藏书的学术价值。至1924年，便以莫里逊文库为基础，拨款建立了后来驰名国际学术界的中国及亚洲历史文化研究专业图书馆--东洋文库，当然这也是日本汉学家所依恃的重要专业图书馆。随便说说，东洋文库存有许多册《永乐大典》，不知道其中是否包括莫里逊在翰林院拿走的那几本。&nbsp; &nbsp;一般中国学者到东洋文库，多是查访和利用汉文史料，尤其是中国古代典籍。其实东洋文库虽然陆续获得了许多中国古代典籍，包括如滕田丰八等一些汉学家的藏书，但其馆藏中国版刻古代典籍，除极个别书籍如宋版孤本《历代地理指掌图》等之外，，都是很平常的学者用大路书，它并不是以版本珍贵或书籍稀罕见长，对于中国学者来说，可以说没有太多特别值得在意的东西。东洋文库对于我们利用价值更大的应该说是以莫里逊旧藏为主体的西文书籍，以及满、蒙、藏、朝鲜、越南等亚洲民族语文史料，还有一批中、日文近代史资料，如汪伪政权档案等。莫里逊旧藏有关中国的西文书籍，因为全面、集中而查阅便利，况且其中也确有一部分很罕见的资料。只是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这一代中国史学者的西文水平从总体上来说，似乎还有很大有待提高的差距，因而还没有很好利用这批宝藏，相信未来更年轻的中国学者，能够尽快追赶上来，弥补这一缺憾。&nbsp;庚子之役与后来日本汉学研究的联系还不止于此。&nbsp; &nbsp;围攻使馆这一愚蠢至极的举措，导致八国联军入据京城，不仅当时大肆抢掠，第二年善后处理时列国强盗又大开血口，索取所谓"赔偿"，强迫清廷总计支付四亿五千万两白银，付款期限三十九年，这样本息合计届时总共将被勒索九亿两白银。如此高额勒索，除了大饱其贪欲之外，其中更险恶的用心，就是要彻底摧垮中国的经济，从而也就彻底丧失了军事防卫能力，使中国在经济上彻底依附于列强，成为其永久的大市场；政治上完全听任其摆布，成为其鼓掌之中的棋子。&nbsp; &nbsp;这笔钱清政府虽然不得不认，可中国与其它受西方列强欺侮的弱小民族有很大的不同，它有非常深厚悠久的文化传统，有一大批秉承自己文化传统的优秀知识分子。这些人是真正维系中国社会的中坚力量。洋人即使可以靠洋枪洋炮肆意恐吓朝廷，却对这些人不能毫无顾忌。他们清楚地意识到，这种无耻的敲诈，会给中国知识分子心灵带来怎样的侮辱和伤害。于是，出于缓和中国民众特别是知识分子反感情绪的考虑，列国强盗又商议各自拿出所谓"赔款"，为中国办一点儿"文化事业"，比如后来很有名的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协和医院，就是由美国用庚子赔款兴建的。&nbsp; &nbsp;日本政府的做法却与美国不大相同。日本最终共分得3，479万两赃银。它是在外务省下面设立了一个"对支文化事业部"。大正十二年（1923年）三月，日本政府公布"对支文化事业特别会计法"，宣布每年从庚子赔款中为有关中国的学术研究和服务于中国的文化事业，支付三百万元。大正十四年（1925年）10月，由对支文化事业部出面，在北京组建"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并设立东方文化图书馆和北平人文科学研究所，其主要工作是想续修《四库全书》，首先是收集书籍并组织撰写提要。现在由大陆和台湾方面分别出版的《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就是这个组织的工作成果。此外，还在上海设立了一个"自然科学研究所"。&nbsp; &nbsp;需要注意的是这笔钱的用途，首先是资助日本学者的对华研究，虽然这在客观上有助于日中文化交流，但其出发点，显然是服务于日本政府。其次所谓"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委员长是由日本人担任，委员中虽然有中方人士，但也是以日方为主。这个组织尽管是在中国开展工作，实际上却形同于日本驻外学术机构，只不过是有一些中方雇员而已。所以从其组建伊始，中国留日学生和国内文化团体，就纷纷进行抵制，指出要警惕日本的文化侵略野心，并要求完全由中国的文化教育团体来主持工作。至1928年（日本昭和三年）5月，日本借口保护侨民，出兵济南，与国民革命军发生直接冲突，激起中国民众强烈不满，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当中的中方委员宣布退出，以示抗议。这样北京的研究工作便已很难开展局面，而日本政府则干脆直接把资金主要都投向其国内，第二年设立了东方文化学院，研究中国历史文化。东方文化学院下设两个研究所，即东京研究所和京都研究所，分别设在当时的东京帝国大学（即今东京大学）和京都帝国大学（即今京都大学），这就是当今日本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的两大重镇--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和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前身。而这两个研究所的首任所长，即分别为《北京笼城日记》的作者服部宇之吉和同他一起困在笼城之中的狩野直喜。不仅这两个研究所是靠庚子赔款发轫运作，很多后来很有名的日本汉学家，当时到中国留学，也都是依靠这笔经费。日本政府最后完全是拿这笔钱搞了自己的文化事业。&nbsp; &nbsp;抛开日本和其他列强收买人心的用意不谈，其实任何国家资助对外文化交流，都不同程度地带有扩大自己文化影响的意图。日本学者说，当初日本决定用庚子赔款搞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等事情，与中国赴日留学生学成归国后对日本普遍存在反感情绪这一背景具有密切关系，即试图以此来改变中国文化界对日本的看法。而其结果却是适得其反，引起中国文化界更深的反感。五年前我曾看到一份日本某民间对外文化交流团体所做问卷调查的统计资料。材料显示，直到今天，包括中国人在内的大多数各国留学生，仍然比较普遍地对日本持有某种反感情绪。我个人是非常地不认同这种情绪的。我想，既然是留学，就要入境随俗，尽可能多发现和学习人家的长处。如果我们中国人能够认真地学习到日本民族一些优秀品质，将会对我们的生活面貌产生非常深刻和积极的影响。这些反感情绪的形成，原因可能比较复杂，我没有实际体会，不好胡乱猜测。但是在如何使用庚子赔款达到扩大自己文化影响这一目的方面，美国和日本用不同做法儿产生的不同效果，或许可以给人们一些启示。即以美国资助中国学生赴美留学一事为例，它让中国人切实得到了好处（尽管这本来就是我们自己的钱），借此成就了自己的事业，从而当然对美国心存好感；而不是像日本人，拿这钱搞自己的事业。虽然日本汉学研究以此为基础，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中国学术界对此也很钦敬，但这毕竟是日本人自己的荣誉。既然是想做"善事"，就要拿出世界经济大国的气度，要放开手脚，不要总有自己过小日子的想法。这样对世界文化交流可能会起到更大的作用，自然也就会对日本文化的传播产生更积极的影响。&nbsp; &nbsp;虽然上面谈的都是书外边的闲话，但专业书谈起来毕竟要更沉闷一些。下面谈谈这次得到的一本北京导游书。书的名字就叫《北京》，这也是当时西文北京导游书习惯的命名方式。不过本书还有个副标题--"名胜与风俗"。全书一共十二章，第一章是总括性的介绍和印象，第二至第七章是谈名胜，后五章是讲风俗。&nbsp; &nbsp;书初版于昭和九年（即1934年）九月，我买到的是昭和十四年（1939年）六月的第四版本。出版印刷在日本东京，发行所则是设在北京东单的东亚公司，另有销售商是西单市场的东明书局。&nbsp;作者村上知行在序言里说，本书首先是北京导游册，同时也是关于北京的随笔。作者不愿意写成简单的导游手册，因为他觉得这作为读物太过于乏味，于是写成了现在这样：以自己的亲身游历过程为线索，在向读者介绍名胜、风俗的同时，信手铺陈有关历史典故，漫然诉说见解感想。北京过去的导游书籍，我只买过一本朱利艾特·布莱登（JULIET BREDON）撰写的英文书籍，书名为PEKING（《北京》），也没有仔细看。但与建国以来新出的书籍相比，这是我读过的最好的北京导游书。读他的书，像是和好朋友同行，听他向你娓娓叙说，指点门径，倾吐心绪，交流感受。&nbsp;【12月29日】&nbsp; &nbsp;上午，赴神奈川县古书会馆的旧书展卖会。10点多钟出发，由南大泽乘电车到桥本，再换车到东神奈川，下车时已接近11点半。&nbsp; &nbsp;陈捷在电话里指点说，神奈川县古书会馆设在东神奈川车站附近反町公园边上。下车后在电车站内的一幅地图上，很容易找到了反町公园，走过去只用5分钟左右。公园很小，可还是没有一眼就看到古书会馆。问路，估计女人一般对此不感兴趣，找到了两个中年男人。第一个人对于世界上还有"古书会馆"这等机构存在，显然感到诧异；第二个人则同样苦笑对此一无所知。幸好看到以为老者，手持旧书，悠然漫步，酷似道中人的神态。上前一打听，老人嘿嘿直乐。可能是觉得我这怪腔怪调的外国人，竟然跑到这么偏僻的地方来找旧书，很有意思。不过推己度人，我觉得老人更像是有一种与海外同道人相遇的喜悦。为什么不呢？同是天下爱书人，四海之内皆兄弟嘛。老人很快活地随手一指--原来古书会馆就在前面不到200米远的地方。走了几步，就看到了随风招展的展卖会的旗帜。&nbsp; &nbsp;展卖会规模不大。与前几天去过的五反田南部古书会馆的展卖会大致相当。有了五反田的经验，这也是预料之中的事情，或者说比我事先估计的还要好些。因为五反田还在东京城市中心区域，而这里已靠近横滨，能达到这样的规模，算是不错了。试想一下，要是在北京的丰台一带搞一次旧书展卖，能是什么样子呢？相比之下，东京简直处处都是购书的天堂。&nbsp; &nbsp;由于这里比较偏僻，而且是展卖会的第二天，场内选书的人并不很多。在我选书期间，一直保持在不超过十个人的样子。&nbsp;一个多月过来，特别是最近连续几天跑下来，书瘾真是快过足了。我也不再先绕场一周，巡视是否有迫切需要的书，以便"抢购"，只是从头逐一看起。&nbsp; &nbsp;最先是主展场边上一小间屋里的几架最廉价的书，每百元三册，折合国币两元多一本，可谓奇廉。唯廉则廉矣，却基本上没什么想要的东西。最后看到一叠线装本，大多是明治、大正年间铅印的书籍，没有中意的内容。心想百元三册，当然只能如此，翻了两翻，正要离去，不意发现其中夹杂着一册大字刊本《古文孝经》。虽稍有蛀蚀渍污，却刻印俱佳，混在一大堆垃圾书当中，颇似鹤立鸡群一般。捧在手中，心头一喜，随之却又觉得似乎不大真实。同样的书在专门卖中国古书的旧书店里要卖一万日元上下，天下怎么会有这样便宜的事情？于是询之于书肆主人，答云一视同仁，并没有觉得它有什么不同凡俗的地方而需要青眼相看。喜出望外。本来花上一百元买下这一册书已经如同白捡，可是爱书的人似乎都有一种无限贪婪的欲望。既然每百元3册，为什么不另外再选两本书呢？结果又找到7册线装刻本《诗经》。与《古文孝经》加在一起8册，还需要再凑一本才成整数。正为每什么书可选而踌躇，忽然看到书架边有一8开大本英文原版泰晤士《世界地图集》。既然精刻本《孝经》都可以视同垃圾廉价甩卖，这种大路货自然更不足以值得珍惜。果然主人非常爽快而且高兴地加上这本地图，收了我三百日元，同时行礼如仪，表示感谢，我则因以廉价得到喜欢的书，从内心里向主人道了声谢。&nbsp; &nbsp;这本《古文孝经》从内容上看，当然没有什么特出的地方，我喜欢的只是它的版刻。书开版于日本嘉永庚戌（三年），值清道光三十年（公元1850年），由萨摩藩世子市河三亥手书上版，萨摩府学雕版颁行于藩府子弟（内封面题"萨摩府学藏板"，卷末钤"萨摩府学刊行"阳文长方朱印），"使其一以诵读，一以学字"。当时日本正处于锁国末期，对于中国文化还比较重视，故有此举。这时虽不断有英美等国舰只试探进入日本港口，各藩府尚一律予以拒绝。但紧接着就陆续允许各国船舶入境通商贸易，导致十几年后，明治维新，唯西学是崇，这类中国传统书籍，也就很少有人诵读了。&nbsp; &nbsp;此本极初印，墨色如漆。加之日本皮纸精良，可谓美轮美奂。版刻字作颜体，庄重谨饬，风骨岸然。民国十五年时，曹锟也曾刻过大字本《孝经》（所谓唐玄宗御注今文本），刊印也很精整，但字体呆板，与此相较，差之甚远。此本虽有日人训读汉籍所必需的训点，但汉字大而醒目，训点小而雅致，对于版面美观，并无多大影响，看上去依然清爽净洁。卷末刊有题识四字，曰"邨嘉平刻"。这应当就是后来帮助杨守敬刊刻《古逸丛书》的日本雕版高手木邨嘉平，"木"字略而未刻，不知是日本有此惯行用法，还是寓意于此"木"字已暗存于版木之中。检陈捷贻所著《杨守敬与宫诚一郎笔谈录》（刊东京大学中国哲学研究会编《中国哲学研究》第12号，1998年11月），知木邨嘉平大致逝世于明治十七年（清光绪十年，公元1884年）前后，虽不详木邨嘉平行年，但按一般情况推测，嘉永三年刊刻这部《古文孝经》时，应正值他年富力强的时候。这部《古文孝经》刊刻之精美，不亚于《古逸丛书》，可以看出当时木邨嘉平的雕版技艺，已经相当高超纯熟（另据陈捷撰文介绍，此木邨嘉平系日本雕版世家，且自祖上连续几代俱袭用"木邨嘉平"一名，所以此《古文孝经》也有可能出自其上一辈"木邨嘉平"之手，但无论如何，都应是这一家族的作品）。仅此日本版刻技艺史上的价值，即值得珍之重之，怎么能像现在这样弃如故纸呢？此番东行，无意间得到两部木邨嘉平刊刻的书籍（另一部是前此在京都得到的由木邨嘉平刻序的《橘门韵语》），或是木邨之灵冥冥中还维系着与中国文化的联系，因而赐福于我。&nbsp; &nbsp;《诗经》是嘉永己酉（清道光二十九年，公元1849年）大阪书林所刻，比上面所说的《古文孝经》早一年。书前有天明丙午（六年，值清乾隆五十一年，公元1786年）序，内封面题"嘉永己酉再刻，当是书坊据旧本翻刻。此书是日人以其国字解汉文典籍的《经典馀师》中的一部分，版刻虽远不及前述《古文孝经》，但刷印也不晚，其汉字正文字体模仿清前期之方体字，初看稍显呆滞，仔细揣摩，则别有一种厚重点韵味；而其训释内容，则汉字娟秀疏朗，假名洒脱飘逸，别具一种中国刻本所没有的韵味。虽是坊刻，亦颇不苟。欣赏书籍之美，需要静下来独自用心品味，去发现每一种书不同的美感。尾随时尚，人云亦云，即使觉得好，也不会有那种沁入肌肤的美感。&nbsp; &nbsp;这书美中不足的是缺了一册，实际上是个残本。买的时候就对全书装为7册有些犹豫，只是看到最后的第7册即卷七末尾附有版权页，就匆忙收下。在返回住所得电车上，才注意到原来少了最后一卷，即卷八。等回到住所后仔细一看，又发现卷末的版权页竟然是书商移花接木，从别的书上嫁接过来的。原来书前内封面上本镌有"大阪书林柳原藏板"字样，而卷末版权页上却首署"江户书林须原屋茂兵卫"，次题"大阪书林柏原屋清右兵卫"，均与所谓"柳原"毫无干系。看来这种以残充全的勾当，各国都是相同的（当然这是过去的书商所做的手脚，不是这次卖每百元三册的书商所为）。只是不知道日本书商是否受到了中国贾人的影响所致。 &nbsp;英文版泰晤士《世界地图集》看上去极便宜，其实是块很大的鸡肋。因为书太重，达5公斤，寄回国内需要近3，000日元，是书价的90倍。贪便宜往往如此。拣的时候很兴奋，拿到手里却常常很让人沮丧。虽然沮丧的原因不尽相同，但我想大多数赶书市大批往回兜书的人，或多或少都有过类似的体验。花300日元买下这几部便宜书之后，进入主展场又慢慢寻觅。一边读书，一边选书，总共三个小时，选出4册书。回到住所，已将近4点，稍慰饥肠，便坐下来一一品味大半天的收获。&nbsp; &nbsp;（1）《日本的城》（《日本の城》），鸟羽正雄著，创元社刊《创元选书》丛书中的一种，昭和十五年（1940年）7月初版，昭和十六年第四次印本（600日元）。&nbsp; &nbsp;买这书本来是为自己了解中国古代城市对周边国家的影响做参考，可这书却是由非专业人士写给专业以外的一般读者阅读的介绍性书籍，似乎有违初衷。实际上专业与非专业是相对的，若论研究中国古代城市，在一定程度上自己可以说属于专业人士，可对于日本古代城市的知识来说，却几乎一无所知，与一般读者没什么差别。这本书从历史角度概述日本城郭的发展过程、它的种类和构造等等，简要明了，其实很适合我的需要。至少目前正符合我的程度。&nbsp; &nbsp;古人讲人身修养之形成，需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而今盛行旅游，稍有文化的行游者，往往借用"行万里路"这句话，说出游是为了增广见闻以提高学识。其实学海无边而人生有涯，读万卷书与行万里路，要想两全其美，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恐怕只能梦寐求之，在现实生活中是很难做到的（明清之际的顾炎武，大致是做到读书、走路两得其美了，但他是盖世奇才，一般人恐怕不好随便相比）。退而求其次者，则只能依据个人的偏好和具体条件而取舍倾斜了。&nbsp; &nbsp;用不到一个钟点的时间，把这本书粗粗翻看一遍，我对日本古城已有了基本的了解。而去看古城遗址，不仅费时、费力、费钱，得到的知识也七零八落，不全面也怒系统。人类文化的积累，很大程度上就是书籍的累积。时至今日，已非司马迁之时代可比，任何人都不可能完全一一通过足履目验去直接获取知识。术有专精，业有分工，通过书籍间接获取知识，应当是最普遍地途径。至少我相信来日本参观古城址的中国人中，很少有人能够得到这样系统的知识。在这一点上，我是笃信百见不如一闻的。&nbsp; &nbsp;该书出版时，日本正处在举国疯狂的侵略战争状态中，所以书中颇有一些那个时代的不伦不类的胡话。这样战后一般也就不会重印了。这书在当时应当是一本商业性较强的非学术书籍，可是作者却有很强的学术意识。虽没有什么文彩可言，叙事却简练干净。要是现在出这种书，不知要缀加多少毫无必要的花样，增加几多篇幅。&nbsp; &nbsp;书系精装，封套白纸素底，上下两端，各缀有一道与蜡染布颜色相似的蓝色花纹图案，通贯封面、书脊与封底，上窄下宽，秉承中国典籍天头小、地脚大的古意。书名、作者、丛书名、出版社名，都用宋体端端正正居中排印。丛书名和出版社名分别靠近上下两端图案，颜色是与图案相同的蓝色；书名和作者却用紫红色。红、蓝两色，相互衬映，看上去颇有明清套印本的韵味。看似简单，却品位十足。看多了这种封面设计，时下花里胡梢的图书装幀，真是不值得一顾（这书封套里面硬纸板封面上的图案也很雅致，只是过去的藏书人把封套粘在了封面上，没法仔细欣赏封面设计）。&nbsp;（2）《中国人的生活景象》（《中国人の生活风景》），内山完造著，东方书店《东方选书》丛书中的一种，1979年6月初版首次印本（500日元）。&nbsp; &nbsp;可能与头脑简单，惯于直线式思维有关，对于书籍装幀，我总是偏爱简洁的风格。内山完造这本书的封套，是在浅米色的底色上，印上咖啡色的字，中间偏下缀加海蓝与深蓝相并的色带。封套内的封面，风格也大致相类。这在70年代以后日本的出版物中，应该算是相当简洁的了。书中每一章标题占一页，字很小，居左上角竖排；右下方对角位置上则缩印有一幅黑白版画，出自作者的弟弟内山嘉吉之手。画面平实近人，与50年代以前中国的黑白版画风格相近，很雅致，而且贴切书的内容。500日元一本，算不上怎么便宜。买下这本书，主要出自对内山先生的崇敬。至于这部书本身的吸引力，其装幀设计形式，至少不逊于书的内容。&nbsp; &nbsp;作者内山完造先生，因为与鲁迅先生的特殊交往，成为中国人熟知的朋友。他生前总共出版过12册关于中国的随笔集，战前6册，战后6册（另外还编集过两本同样内容的随笔）。这本书是在他身后主要从上述文集中选取编集而成，重点放在内山先生对于中国人生活观念的认识上。从1917年在上海开办内山书店时起，他就痛感当时日本学者单纯通过文献来研究"中国文化"与中国实际社会生活的隔膜，从而不间断地向日本介绍他通过自己与中国普通民众的共同生活而切身感受到的中国人的生活形态。&nbsp; &nbsp;内山完造和他的妻子都是虔诚的基督徒。他对于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认识，充满善意和理解，并洋溢着温馨的友情。除了基督教徒的爱心之外，我想更重要的还与他在中国取得的事业成功有很大关系。&nbsp; &nbsp;内山完造在中国的生活确实非常幸运。1917年他刚到上海开办内山书店时，仅携有此前四年间辛苦积攒下的240元现金，和一个装有80多册圣经、赞美诗等宗教书籍的废啤酒箱。

法国社会学者涂尔干（Emile Durkheim，1858-1917 亦译 迪尔凯姆）一生写下了大量著作，涉及社会学、哲学、人类学、教育学、宗教研究、法律研究、知识社会学等现代学科领域。自1917年涂尔干去世后，继承、研究涂尔干主义的人层出不穷。伴随着社会学的重建和发展，国内涂尔干研究也得到了很大进展。涂尔干作为西方社会学理论的三圣之一，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学事业的蓬勃发展而不断地被国人再认识、再解读。对涂尔干社会学思想的再描述一时间成为国内社会学的热门话题。近十五年来，与涂尔干相关的研究性论文有近百篇，基本上涵盖了涂尔干社会理论的各个层面。本文在对相关文献的阅读之基础上，力图描述出晚近国内涂尔干研究的概貌。

理解今天的中亚地缘政治格局的形成，其关键在于准噶尔。准噶尔的兴衰与西北中俄边界的形成关系重大。

从1990年代后期到21世纪初，王家卫电影无疑成为华语电影一个不能忽视的现象，甚至可以说是整个世纪之交中国都市文化转型的风向标。某种意义上，王家卫电影在无意中充当了“一片”历史的代言人，让人得以窥见一种新的文化感受方式如何不动声色地占据了中国文化市场的一席之地，进而让人省醒文化格局变迁与整个社会体制割舍不掉的牵连。

一 罗马的哀歌与佛罗伦萨的欢笑 马基雅维利笔下的卢克莱西亚(Lucrezia)[i]是佛罗伦萨的一个女子，美丽而且贞洁，但因为没有子嗣，和丈夫尼洽非常忧心。一天，一个名叫卡利马科的人告诉丈夫，有一种用曼陀罗花做的送子良药。不过，卢克莱西亚吃药之后，第一次与她同床的人会很快死去。因此，她必须先和陌生人共渡一夜。卢克莱西亚既不愿意无故害人性命，更不愿意和陌生男子同床。但她最信任的神父提摩太却受了贿赂，告诉她，没有必要因为害怕一个人可能死去这种不确定的恶，而放弃必然得子这个明摆着的好处；没有心灵愉悦的肉体之欢不是奸淫。神父这番虽然大乖常情却也振振有词的话终于使得卢克莱西亚哑口无言，不情愿地答应了丈夫的安排。於是，在饮下曼陀罗花之后，丈夫送来了一个赤身裸体的男子，据说，就在这个年轻人在月色下独自吹笛的时候，他被莫名其妙地送进了卢克莱西亚的闺房，并被强行脱光了衣服。於是，卢克莱西亚享受了那据说没有心灵参与的肉体之欢。这之后，那个赤裸的男子却坦白说自己就是卡利马科，并且毫无保留地告诉她他是如何仰慕卢克莱西亚的美丽和贞洁，他是如何与神父合谋骗过了尼洽，以及他是如何珍惜这短暂的一夜。这种苍白的坦诚和赤裸的心机使得卢克莱西亚不仅答应和卡利马科继续往来，而且愿意在尼洽死后与他结合。这就是《曼陀罗》的故事。它使佛罗伦萨的人们很自然地想到两千多年前的罗马。那也是一个沉沉的暗夜，一位同样美丽而贞洁的卢克莱西亚(Lucretia)安静地睡在房中。不久之前，她的丈夫柯拉廷诺斯(Collatinus)炫耀般地带着一大群醉醺醺的客人来到了家里。原来，这些人在酒醉之后各自谈起来自己的妻子的美丽和美德，并且乘着月色前去对证。就在其他那些贵妇都趁机寻欢作乐的时候，只有卢克莱西亚在织机上勤于女红，使所有人为之动容。然而，这种对美丽和德性的赞叹却不知不觉中滋养了人们的邪念。和卡利马科一样诡计多端的王子塔昆(Tarquinius)趁她丈夫不在登门造访。就在卢克莱西亚殷勤款待之后，这个象野兽一般粗猛的王子却钻进卢克莱西亚的卧房。柔弱的卢克莱西亚并不屈服，但塔昆却威胁要杀死一个小奴隶放在床边，说道：“如果你不从，我就杀死你，然后说你和他通奸。”塔昆就这样蹂躏了卢克莱西亚的美丽和贞洁，然后扬长而去。卢克莱西亚叫来了自己的丈夫柯拉廷诺斯、父亲卢克莱修斯(Lucretius)[ii]，和他们的朋友瓦勒里乌斯(Valerius)与布鲁图斯(Brutus)。在讲完整个经过之后，她请求人们一定要为自己报仇，然后把一把尖刀刺进胸口。就在丈夫和父亲啼啼哭哭的时候，布鲁图斯却拔出那把沾满了卢克莱西亚鲜血的尖刀，对天发誓，然后带领罗马的百姓驱逐了塔昆家族，建立了罗马共和国，与柯拉廷诺斯一起成为共和国的执政官。这是李维和奥维德分别记下的一个故事。卢克莱西亚的受辱和自杀成为世界历史上一个著名的政治事件。马基雅维利在《论李维的前十书》中谈到李维笔下的这个故事时说，卢克莱西亚的自杀也许没有人们想象得那么重要。即使没有卢克莱西亚的自杀，已经多行不义的塔昆王朝总会垮掉的。显然，佛罗伦萨的卢克莱西亚没有自杀这一点成为她与罗马的卢克莱西亚最大的不同。就在自杀讨论者们无数次地重提卢克莱西亚的故事的时候，马基雅维利却以异常冷酷的方式，不动声色地表达了他对自杀的态度。罗马人据说是以自杀出名的。尤其在希腊哲学特别是斯多亚派在罗马大行其道的时候，自杀几乎成为一种风尚。与卢克莱西亚齐名的加图，在凯撒大军压境、布鲁图斯建立的那个共和国岌岌可危的时候，一只手捧着柏拉图的《斐多》篇，另一只手把匕首刺进心脏。卢克莱西亚和加图大概可以算作古罗马的烈妇和义士，后来他们的名字几乎成为自杀的代名词。塞涅卡、克利奥配特拉、安东尼，以及刺杀凯撒的布鲁图斯(他自称是缔造共和国的布鲁图斯的后裔)也都成为著名的自杀英雄。“象罗马人那样死”已经成了流传颇广的成语。在很多方面都要效法罗马人的佛罗伦萨人为什么不再崇拜卢克莱西亚的死了呢？在两个卢克莱西亚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本来和罗马的卢克莱西亚一样贞洁的女子，究竟被什么改变了心意？马基雅维利把一段关于强暴和自杀的历史改写成一个关于阴谋和通奸的喜剧，究竟有什么重大含意呢？不难看出，在佛罗伦萨的卢克莱西亚的故事中，那个神父是改变她的关键。卢克莱西亚奸淫而不堕落，背叛而依然贞洁，这一切都要在教堂中的那一番开导寻找根源。毫无疑问，马基雅维利写下提摩太的时候充满了对教会和教士的嘲讽。不过，这种讽刺不仅没有否定基督教，反而赋予它一种至关重要的力量。正是这个贪婪而又自私的神父，不但成全了卡利马科的好事，而且做到了罗马的卢克莱西亚的丈夫和父亲都无法办到的事情：劝说卢克莱西亚放弃轻生的念头。没有他，两个卢克莱西亚之间巨大的变化是不可能的。正是提摩太这个虽然德行有亏但却手握与上帝对话的权柄的家伙，才成为马基雅维利的野心得以实现的支点；也恰恰是这个道貌岸然的神父，才使得一个本来很龌龊的故事变成一个严肃的政治成就。而正是这样一个政治成就，把罗马的卢克莱西亚的自杀与共和国创立之间的政治关系也似乎轻轻剥落了。也许，当有些学者指出这位提摩太正是暗指了保罗所致书的提摩太的时候，很多人会觉得匪夷所思。但我们如果把这个丑角那些明显强词夺理的言论和圣奥古斯丁对卢克莱西亚事件的讨论放在一起，却不得不惊讶于两者何其相似乃耳。[iii]面对满腹疑虑的卢克莱西亚，提摩太这样说道：“说到良心嘛，您得抓住这么个原则：要是明摆着有好处(善)，没准也会有坏处(恶)，那咱们就不能因为怕坏处就把好处也给放过了。如今这好处是明摆着的，也就是您能怀上孩子，您能为我主天主得一个生灵；当然没准也会有坏处，您喝了药后跟您睡觉的那家伙，会死掉：可也有人不死的。但因为这事儿不是很靠得住，所以尼洽老爷最好不要去冒这险。要说这行为是有罪的，那可是故事啦，因为犯罪的是意志，而不是身体；犯罪的原因是让丈夫不开心，而您是讨他欢心的……”(依照徐卫翔译本，有改动。)这些理由是深知卢克莱西亚的贞洁和明智的提摩太绞尽脑汁想出来的，是为他的既是拉皮条又是成人之美（或成人之恶？）的伎俩胡乱拼凑的说辞。而他的关于那个同床的人未必会死的讲法，根本是连卡利马科都从未提到的杜撰。事后提摩太还自责因为太乐于助人而做的这件恶事。可是，这些连邪恶的神父都不相信的理由，竟然真的就说服了卢克莱西亚。若说教会的衰朽之气足以令人窒息，恰恰是在这片腐臭的土壤上，才能成就卡利马科的偷香窃玉之志和淫而不污的贞洁之花。面对提摩太那闪烁的眼神和卡利马科那臃肿的面具，卢克莱西亚不仅真诚地默念着基督的名，而且以一片真心献给了那个明摆着的好处。这是为什么呢？提摩太的这些理由并不是空穴来风，其根据正是奥古斯丁对罗马的卢克莱西亚的评价。在《上帝之城》的第一部书，奥古斯丁非常详细地讨论了卢克莱西亚和加图的故事，并提出了他关于自杀的一般看法。在这部书的第25章讲到女基督教在面临奸淫时是否可以自戕的时候，他写道：“我们现在犯一个可以通过告解赦免的罪，不是强过犯一个根本无法获得原谅的大罪吗？我说这些是为了那些男人和女子，他们害怕自己会屈从于引诱者的诱惑从而犯罪，于是向自己施加暴力，从而避免了自己而非他人的罪。这远非基督徒的想法，基督徒要完全信赖上帝，永远对他的宽赦抱有希望……”这里说的正是提摩太的第一个理由。在同一部书的第18章，奥古斯丁讲到了提摩太的第二个理由：“那么是否应该怕他人的欲望玷污被伤害者呢？如果这是别人的欲望，它不会玷污；如果玷污了，那就不是他人的，受辱者也难辞其咎。而由于纯洁是灵魂的美德，有强力承受邪恶而不会屈从邪恶。因为没有人，无论多么高贵纯洁，永远有力量控制自己的身体，而只能使心灵遵从或拒绝，那么哪个有清醒头脑的人会认为，一旦身体被人控制，满足了别人的欲望，他的贞洁便因而失去了呢？”他进而说道，身体是神圣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它的每一部分必须完美无瑕。如果一个妇科医生因为技术不熟练或别的什么原因而弄破了一个女子的处女膜，这并不意味着这个女子失去了贞操。因此，那些受到侮辱的妇女实在没有必要自杀，因为她们并没有犯罪。“不要为避免他人不确定的罪孽，而罹于确定的谋杀，自身蒙羞。”至于卢克莱西亚，这个被异教徒大为推崇的女子，尽管其情可悯，其心可嘉，但自杀仍然是不对的。奥古斯丁设想了两种情况。第一：卢克莱西亚没有犯奸淫之罪，而是在塔昆的逼迫之下被强奸的。卢克莱西亚是无辜的，因为“二人同床，一人犯奸”(duo fuerunt et adulterium unus admisit.)，这对於她，不过和妇科医生的一个失误没什么两样。那么，她就无权杀死自己这个无辜的人；第二，卢克莱西亚虽被诱惑，但是在与塔昆欢愉之际，暗中配合王子，获得了快乐。如果是这样，她就是奸淫者，不配受到人们的赞美。不过，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她也应该乞求她的那些异教神祉赦免自己的罪过，而不是自杀。奥古斯丁谈到了犹大，这个犯下了滔天大罪的人，自杀也并不能赦免他的罪，反而会使之加重。在奥古斯丁看来，任何其它的罪过都是可以通过告解获得赦免的，唯有自杀不能，因为它使人彻底丧失了向上帝告解的可能。自杀者没能对上帝寄予足够的希望，不相信上帝是可以赦免所有的罪的。非自愿的罪不是罪，这个说法既不是提摩太的杜撰，也不是奥古斯丁的发明。当罗马的卢克莱西亚向丈夫和父亲讲述自己的遭遇的时候，她说：“身体虽然受到如此侵犯，灵魂却依然无辜；死亡就是证据。”(corpus est tantum violatum, animus insons; mors testis erit.)父亲和丈夫却用相似的道理来劝她不要自杀：“心灵犯罪，而不是身体；不自愿的情况下没有罪”(mentem peccare, non corpus, et unde consilium afuerit culpam abesse.)奥古斯丁和提摩太的理由似乎早就被他们说出来了。那么为什么柯拉廷诺斯带着泪的劝告不能挽救罗马的卢克莱西亚的生命，提摩太胡乱祭出的几句话却足以使佛罗伦萨的卢克莱西亚委屈承欢呢？更加不可理解的是，罗马的卢克莱西亚不正是出于同样的理由要自杀的吗？在卢克莱西亚必须自杀的理由和奥古斯丁不准自杀的理由之间，难道有着什么关联吗？无论卢克莱西亚、柯拉廷诺斯、奥古斯丁还是提摩太，都在说心灵是决定是否犯罪的更高贵的东西。除卢克莱西亚之外的所有人都用这一点来证明，正是因为没有心灵参与的奸淫不是罪，没有必要因为身体的受辱而惩罚自己；而卢克莱西亚却推导出，只有靠死才能证明灵魂确实没有犯罪。为什么同样的前提推出了相反的结论？卢克莱西亚说道：“不要让罗马的妇女在犯奸淫的时候以卢克莱西亚为借口。”她的自杀并不是为了惩罚自己，她从来没有认为自己是不贞洁的。她是要告诉整个罗马的妇女们，美德是一种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卢克莱西亚的死，是真正的罗马人的死。如果说卢克莱西亚的自杀是塔昆家族覆灭的开始，那她的死同样为即将到来的共和国立下了美德的第一块基石。那么，景仰上帝之国的奥古斯丁和远接古罗马的光荣的马基雅维利为什么又否定了她的自杀呢？奥古斯丁虽然也认为心灵是高贵的，却同时认为身体也是神圣的。尽管对此生不必恋栈，人们应该向往死后的天堂，但生命本身却是不可被轻易毁弃的。为什么不朽的灵魂是可以有罪的，可朽的身体反而是神圣的呢？这个看似悖谬的说法揭示了奥古斯丁与卢克莱西亚最大的不同。身体神圣性的最直接理由是因为它是上帝的造物。但不是一切都是上帝的造物吗？为什么我们可以毁弃另外一些东西，却不能损坏身体呢？阿加本(G. Agamben)在《神圣的人》(Homo Sacer)[iv]一书中指出，人的生命的神圣性是在古典的罗马法中已经有的观念了，它包括两个含意：不可用来祭祀和可以被合法地杀掉。这两个看似矛盾的说法让后人百思不解，但阿加本却指出，这种不可用来祭祀而又可以被杀的人，是一种居于宗教秩序边缘和政治秩序边缘的人。神圣的人，是一种必朽的神圣物，是一种非政治的政治存在。这个解释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奥古斯丁的说法的革命性意义。奥古斯丁并不是最早讲到生命的神圣性的人，但他却用上帝把身体的神圣性绝对化，从而也政治化了。由於上帝的存在，所有的人都不再能用身体献祭，所有的人都可能被合法地杀掉。神圣的人不再是某些个别的人，而成为所有的人的根本处境。阿加本没有注意到，奥古斯丁的这个革命，是“神圣的人”从神秘的仪式到基本政治假设的重要转变。那么，自杀的人究竟是用自己来献祭了，还是把自己合法地杀掉了呢？如果是前者，看来应该是禁止的；如果是后者，为什么自杀还不被允许呢？奥古斯丁的着眼点恰恰是后者。正是因为每个人是可以被合法地杀掉的，上帝更要禁止这种杀戮。正是因为每个人面临着被杀的危险，上帝才会说：“不许杀人。”对“神圣的人”的政治化正在于，承认它的前提，但以法律禁止它的危害。在没有先知和基督之前，那些在原罪的泥潭中挣扎的神圣的人，不是时时都可以被合法地杀掉吗？奥古斯丁用基督教的理论重新解释了“神圣的人”的观念，使之成为对人的处境的基本政治假设。这使他对自杀这种特殊的杀人的理解根本不同于罗马的卢克莱西亚。柯拉廷诺斯的说法似乎与奥古斯丁相似。不过，他并没有充足的理由证明尘世值得留恋。为什么不能为了证明自己无辜而自杀？难道仅仅是为了贪生怕死吗？难道仅仅是为了夫妻相守吗？这样的理由怎能说服崇尚德性的卢克莱西亚呢？只有上帝才有足够的理由证明，守住自己神圣的身体并不是为了贪恋尘世。如果从“神圣的人”的角度理解奥古斯丁的说法，那所谓心灵没有犯罪的讲法也要打个折扣。他所说的心灵没有犯罪，只是说，心灵没有犯一个象毁坏身体那样不可饶恕的罪，和他说的不必为了避免小罪而犯大罪的意思是相似的。不仅被奸淫是可能有罪的，而且就是不被奸淫的人们，本来不就挣扎在原罪中吗？当神圣的人只是个别的几个人的时候，他们是可以被合法杀掉的；当所有的人都是神圣的人的时候，那这种合法杀掉就不再是一种神圣的状态，而变成了必须避免的罪。奥古斯丁对神圣的人的政治化使它从一种超凡状态变成了罪的状态，而奥古斯丁的说法正是从卢克莱西亚那里发展而来的。奥古斯丁甚至曾经说，因为异教哲学家没有认识到上帝，他们说的所有美德都可以看成罪过。这句话告诉我们，一旦引入上帝，观念的转变可能会多么巨大；而这巨大的改变背后，又可能有多么血肉般的关联。身体神圣的说法并没有削弱灵魂的不朽；正是因为我们的灵魂时刻守着这样一个直接来自上帝的神圣身体，它才能朝向美好。神圣身体的存在不是使人们在任何时候都可能有足够的勇气和信心重新燃起朝向上帝的希望吗？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自杀者不仅毁弃了神圣的身体，而且彻底断送了自己忏悔和得救的可能，因此自杀才是真正的不赦之罪。正是神圣身体使灵魂成为时刻可以自责与忏悔的良心；也正是灵魂的不朽使身体成为上帝可以永远宽恕的神圣身体。其实，《斐多》篇中，苏格拉底在饮下致命的毒药之前对不必怕死但又不准自杀的讨论已经说出了奥古斯丁的主要理由；但正是因为赐予人们肉身的希腊诸神没有基督教的上帝这么绝对的权威，身体这个不得轻易毁坏的东西并没有获得绝对神圣的品性。一旦对绝对神圣的服从嫁接上苏格拉底的美德，那个曾经允许参孙成为圣徒的上帝却无论如何不能再让谁失去救赎的希望了。恰恰是苏格拉底和卢克莱西亚这些自杀者，为奥古斯丁反对自杀提供了最初的理由。正是因为这种对美好生活的基督教式表述，高贵的灵魂才会变得脆弱敏感却又永远不该绝望，必朽的身体也才会变得神圣不可侵犯。而正是灵魂与身体的这种参照，才使得犯了过错的人要勇敢而谦卑地经历良心的谴责和惩罚，而不必再绝望却高傲地把匕首插进自己的胸膛。 二 以自杀对抗自杀 提摩太讲的理由似乎都可以通过奥古斯丁来理解了。然而，提摩太认为自己是在讲“良心”的原则。“良心”(conscience)，是要到后来，在波那文图拉和阿奎那那里才逐渐成为基督教的核心问题的。不过，当奥古斯丁在《论意志的自由选择》中同样反对自杀的时候，他对意志自由的讨论已经构成了后来“良心”概念的基础。奥古斯丁说，意志之所以是自由的，是因为它本质上是朝向美好的。因此，朝向自我毁灭的自杀是违背人之为人的本质的。但是，既然自由意志必然向善，为什么又会有人主动地做对自己不好的事呢？奥古斯丁当然承认，很多人的自由意志并没有选择向善，而是因为理智(intellect)的缺乏等种种原因而朝向并不那么美好甚至是恶的东西。甚至可以说，有原罪的人一开始就是在恶的陷阱中的。不过，在他看来，既然意志还是因为来自上帝而有着自然的向善品性，它是有可能去除人们一开始就沾染上的恶的。而这种对美好意志的理解，就构成了后来人们讲的良心的一个重要来源。良心的存在是自由的意志朝向上帝的保障，而良心能够匡扶意志向善，是因为人们对美好和神圣的希望。但自杀这种罪的特殊性在于，恰恰是很多尤其向往美好的生活的人在进行这样一种显然最不好的行为。为什么正是良心这种天生具有的善恶是非之心，常常使人们在忏悔中自绝性命呢？很多可以用来解释恶的起源的理论根本无法解释自杀的存在。在中世纪晚期流行颇广的一本故事集《罗马人的故事》(Gesta Romanorum)中，有一则故事的题目是“论良心”，讲的正是卢克莱西亚的故事。它的开篇就说：“奥古斯丁在他的《上帝之城》里面讲到了卢克莱西亚，”后面的叙述和李维讲的故事大同小异。但故事之后的评论却这样写道：“卢克莱西亚就是灵魂；塔昆是魔鬼；卢克莱西亚的家代表心灵，魔鬼走进了心灵。那把剑就是忏悔。”尽管这个故事的复述依然包括了那句身体受辱而心灵无辜的话，卢克莱西亚的自杀却是用来惩罚自己的过错的。为什么这个号称取材于奥古斯丁的故事仍然在赞美卢克莱西亚的自杀呢？这位评论故事的人真的理解了奥古斯丁的意思吗？故事的评论中说得很清楚，在这个故事里，卢克莱西亚已经不再是柯拉廷诺斯的妻子和卢克莱修斯的女儿，而是人们那有着选择的自由而又躁动不安的灵魂；卢克莱西亚的身体也不再是可以受到侮辱却不可能犯罪的盈盈娇躯，而是可以被魔鬼占领又应当痛加涤荡的方寸之间；塔昆不再是罗马城的纨裤子弟，而是永堕地狱的魔鬼。讲述者对卢克莱西亚的赞美不仅没有背离奥古斯丁的神学理论，反而通过对自杀的重新理解把它通俗化了。卢克莱西亚的那一刀并没有结束谁的生命，却成为清洗良心的药石。在阿奎那看来，良心就是用理性的标准对道德行为做的判断。在《神学大全》的第一部分的第79个问题，阿奎那讲，良心判断善恶有三种方式：监督行为是否为恶，临事判断行为取舍，检查先前行为善恶。在第三种方式里，良心要因先前的过错对自己进行惩罚甚至折磨。故事中的卢克莱西亚，正是在按照这一条行事。同虽然饱受凌辱却仍然能保持神圣的身体相反，灵魂正象卢克莱西亚一样，美丽、敏感、脆弱，时刻都会受到伤害和玷污，需要经常的清洗与忏悔。而且正是在身体变得神圣之后，灵魂也变成了在不断省察自己的罪过的良心。讲故事的人不知道是有意转写卢克莱西亚的故事还是无心地误解了奥古斯丁的意思，但他对良心的理解却是符合基督教的一贯立场的。如果让塔昆这样的魔鬼走进纯洁的心灵，就不再是灵魂无辜的遭遇，也无法因此谴责魔鬼的粗暴，而必须用利剑这样毫不留情的武器痛责自己的灵魂，才有可能回到真正的纯洁状态。自杀最形像地比喻了良心对罪过的忏悔和洗涤。意志不仅是很容易犯罪的，而且对于每一个生而有原罪的个体来说，这样的利剑根本就不是例外，而是每个人获得救赎的必由之路。在这个比喻的意义上，不是每一个基督徒都需要这样的自杀，才能真的使上帝开启通向天堂的大门吗？有很多人指出，良心和忏悔在基督教信仰中的核心地位使基督教变得就象一个以自杀为主旨的宗教。对血肉之躯的毁坏不是对尘世生活最彻底的否定吗？主动离开此世的冲动不正是表现了对天堂的无限向往吗？耶稣基督自己的死，不是也很可以被理解为一种自杀吗？那位讲故事的人在最彻底地讲解奥古斯丁的神学的时候竟然得出了一个和奥古斯丁完全相反的看法。这在中世纪的人们看来似乎没有什么不妥的地方。当时，神学家们那些对自杀的谴责远远没有普及开来。当乔叟讲到卢克莱西亚的故事的时候，他同样说这是奥古斯丁曾经赞美过的女子。难道奥古斯丁讲得还不够清楚吗？怎么这么多的天才在阅读同一段评论时会得出和后人相反的理解呢？我想原因或许在于，由于奥古斯丁对自杀的理解是政治上的，当“神圣的人”还没有变成现实的政治实践的时候，当世俗的人们仍然在赞美壮烈的十字军战士、浪漫的宫廷爱情、高傲的骑士精神的时候，这种对自杀者的明显谴责是有可能逃过读者的眼睛的；就象我们今天读古人书，不是对很多东西也熟视无睹吗？对自杀的惩罚虽然经过奥古斯丁和阿奎那成为神学中公认的观念，但只有在现代国家兴起的时候，才成为真正的政治理念。那个故事集的编者并没有对自杀的固定看法，当他讲到另外一个关于救赎的故事的时候，也丝毫不惮于用自杀来比喻魔鬼的诱惑。他也许真的没有感觉到这两个故事之间会有什么矛盾的地方。这个故事是这样的：一个皇帝娶了一个美丽的妻子。两人相约，一旦有谁先离开人世，另外一个就应该自尽相从。皇帝外出日久，想考察妻子是否忠诚，便派人传伪信说他已经死了。他的妻子如约跳下悬崖，却没有死成。而当她再次试图跳下去的时候，她的父亲跑来阻止了她。她对父亲说，她跳下悬崖的理由有两个：第一，她和丈夫曾经发过这样的誓言，她必须遵守；第二，夫妻肉体如一，死后相从是值得赞扬的，就象印度的女人那样。父亲却反驳她：第一，誓言是不应该违背理性的。她和丈夫的这个誓言把她引向一个邪恶的结果：丢弃生命，因此没有必要遵从；第二，尽管夫妻在肉体上合而为一，他们的灵魂却仍然是各不相同的两个。女孩无可辩驳，终於回到了父亲那里。故事后面的解释是，皇帝是魔鬼，父亲是上帝。人生来就有原罪因而与魔鬼结合，并与魔鬼订约要堕入地狱。天父不忍，於是接受我们的忏悔，救拔我们回到他那里，获得永生。这个故事所要表达的，其实是和“论良心”完全一样的道理。不过这一回，这位女子不再是灵魂的比喻，因而她的跃下悬崖也就不可以被理解为忏悔，而是向地狱的堕落。天父说，丢掉性命这种契约是不自然的，因而不必遵守。不过，正是这种不自然的结局是每个人习以为常的归宿。因为人们从一开始就受魔鬼的引诱而堕落，如约跌下悬崖是一种人人要经历的悲惨处境。只有天父对基督徒特殊的恩典才使我们有幸逃脱这个可怕的命运。如果把两个故事联系起来看，那么，这位女子听信天父劝说弃绝皇帝丈夫的时候，正是卢克莱西亚把利剑刺进自己身体的时候。也就是说，只有通过卢克莱西亚这样彻底的自杀，基督徒才能真正摆脱跳下悬崖自杀这种必然命运。只有通过自杀才能获得永生。这是基督教反对自杀的基本理论依据。“神圣身体”的说法有一个明显的困难：身体虽然神圣，身体的品性却不是神圣的。基督徒必须在维护自己的生命的同时，不仅不断否定自己灵魂中的邪念，同时又要否定身体所能感到的快乐；因为灵魂的过错往往正是表现在身体的愉悦和享受之上的。也就是说，人们一边以敬神如神在的精神呵护着自己的身体，一边又极力褫夺它的一切性情。故事集中的卢克莱西亚是靠杀死了身体的品性来防止了神圣身体的自杀。有些神学家曾经讲，碰到卢克莱西亚那样的问题，基督徒不能死，但也不能感到快乐。她要在抑郁、忏悔、痛苦和不断的祈祷中等待上帝把她从这个世界上收走。这是怎样的一种生活呢？既然人人都是有罪的，难道我们都要处在这样的惶惶不安之中等待死亡的到来吗？可是，如果不这样，她会得到怎样的结果呢？如果卢克莱西亚真的不仅不自杀，而且还快乐地活下去，这就是那个女子与魔鬼丈夫的生活，虽然她也可能会幸福，但却随时面临着堕落与惨死的结局。这就是基督没有来临时的自然状态，是天父没有垂恩时的悲惨处境。那个天生怕死的女子很可能会再次跳下悬崖，或者以其他的方式被魔鬼杀死。如果这样来理解，佛罗伦萨的卢克莱西亚的结局是不是就是与魔鬼过起了快乐的生活呢？那在神父提摩太看来，她的结局会与罗马的卢克莱西亚有多大的不同呢？马基雅维利所要恢复的罗马的荣光，难道真的就是要卢克莱西亚在魔鬼的怀抱中获得幸福吗？其实，佛罗伦萨的卢克莱西亚从来没有快乐过。在《曼陀罗》这个喜剧当中，卢克莱西亚大概是唯一一个没有笑过的人。在卢克莱西亚尚未正式出场的时候，我们就总觉得她要么是在不无刻板地恪守妇道，要么是在煞有介事地向上帝祈祷。即使是在被卡利马科征服的时候，卢克莱西亚也只是在叹息声中答应屈服；就在一夜欢愉之后的早晨，虽然卢克莱西亚就象再生了一样，我们仍然没有看到她露出一丝笑容，相反，在尼洽欢天喜地的时候，卢克莱西亚反而半带愠怒；就在她劝尼洽请卡利马科作教父的时候，她也没有丝毫的喜乐。在卡利马科的叙述中，虽然他以为自己这个年轻的身体要比尼洽强壮得多，但是同一个不苟言笑的女子交媾是一件多么无趣的事情；我们是否可以继续想象，即使在以后与卡利马科继续偷情起来，甚至最终与他结为伉俪，卢克莱西亚还是一个不会笑的女子呢？马基雅维利虽然不再认为罗马的卢克莱西亚的自杀真的有什么政治意义，但是，他笔下的这个卢克莱西亚既没有变成荡妇，也不是没有头脑的傻瓜。难道她真的会被神父的花言巧语迷惑吗？在提摩太讲述了那段奥古斯丁式的道理后，她说了这么几句简短却耐人寻味的话：“您要劝我干什么事儿呢？”“您要引导我到什么事情上呢，神父？”“我同意了：可我不相信明天早上还能活着。”“上帝帮助我，还有圣母，不要让我受到伤害！”除去最后一句，全部可以出自罗马的卢克莱西亚之口。而正是最后这句话才使罗马的壮烈变成了佛罗伦萨的屈从，使柯拉廷诺斯满含泪水的劝告变成了提摩太带着微笑的诱惑。卢克莱西亚知道自己面临的是耻辱、邪恶和伤害，她怎么可能真的受骗呢？卢克莱西亚不仅没有笑过，而且还谈到了死。也许她回忆起了两千年前那个悲壮的黎明。第二天早晨尼洽的一句话“她昨晚上就象半死了一样”再次告诉我们，这个卢克莱西亚正是那个卢克莱西亚。并不是一夜的风流使罗马的卢克莱西亚“再生”了，而是对上帝的希望使佛罗伦萨的卢克莱西亚的生命坚韧起来。她的生命之所以变得坚韧，正是因为她的灵魂变得更加柔软，更加需要上帝和圣母的呵护。卢克莱西亚对卡利马科说：“既然你的狡猾、我丈夫的愚蠢、我母亲的轻信和我忏悔神父的恶意竟让我做出这种我从不会做的事儿，我想这也真是天意，老天爷乐意这样，老天爷要我接受，我就不能拒绝。”卢克莱西亚所做的一切都不是为了自己的愉悦，更不是因为卡利马科的年青英俊，甚至也不仅仅是因为卡利马科的坦诚，而是因为这是上天的意志。上天使卢克莱西亚没有死在自己的匕首之下，而是“半死”了一次之后又无奈地“再生”了。半死其实是比死更痛苦的一种折磨。对上帝的虔敬使她即使在明知神父在欺骗自己的时候，仍然要忍受着良心的痛楚接受那屈辱的命运。希望使人不仅可以忍受痛苦，而且可以承担耻辱；半死就是良心反复体验死的痛苦，就是不断经历《罗马人的故事》中那个卢克莱西亚的结局，就是用自杀对抗自杀。而从这种半死中再生，难道会是多么快乐的一件事吗？也许这正是神学家们说的那种忏悔罪孽等待死亡的生活。对于这些神学家和佛罗伦萨的卢克莱西亚来说，重要的不是身体的受辱，也不是良心的重负，而是良心对自己的不断鞭挞。提摩太对良心的解释并没有错，人们不应该逃避身边的罪恶，因为有他这个忏悔神父的存在。马基雅维利的很多话正是通过提摩太说出来的。在全剧的结尾，神父请大家全进教堂作例行的祈祷，然后对观众说，他们的祷告会持续很久，大家不必等他们出来了。这个时候，一切愧疚与自责都将笼罩在福音的喜乐之中；但在美妙的圣歌弥散开来的时候，卢克莱西亚所能看到的只是耶稣那受苦的身体。那袅袅飘落的希望，使得缠绵不去的折磨愈加沉重。卢克莱西亚曼妙的眼神，也只能在耶稣面前变成一缕久久不去的回音，却没有丝毫的哀怨。教堂中漫长的忏悔，难道还会有终止的时候吗？--------------------------------------------------------------------------------[i]本文中涉及到《曼陀罗》的地方，主要参考徐卫翔先生的译本(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一些地方为行文方便有改动。[ii] 作者有意不把他的名字译为卢克莱修，因为卢克莱西亚的父亲并不是《物性论》的作者。不过，他们都属于同一个家族。[iii] Mera Flaumenhaft, “The Comic Remedy: Machiavelli’s Mandragola,” Interpretation, 05/1978; Ian Donaldson, The rapes of Luctreti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iv] Giorgio Agamben, Homo Sacer,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五 夜莺 莎士比亚发表于1594年的《卢克利斯受辱记》是一首充满了烽火狼烟与征战杀戮的诗。第一行写的是塔昆离开围困阿迪亚的前线，最后一行是罗马人民将塔昆家族永远驱逐。全诗处处充满战争一般的场面：塔昆的灵魂与欲望的斗争，他对卢克利斯讲的柯拉廷诺斯在战场上的故事，他在欲望的指挥下向卢克利斯卧室的前进，他和门、风、和绣花针的斗争，塔昆向卢克利斯的进攻和对她的威胁，卢克利斯与塔昆的舌战，画布上的特洛伊大战，直到最后她的自杀；甚至就连卢克利斯脸上的红色与白色之间，都在摆开战场。人们似乎无时无刻不在秣马厉兵，无时无刻不在担惊受怕。款待客人的场面很快变成讲述杀戮的时刻，卢克利斯短暂的酣睡成了塔昆攻击的战机，从痛苦中稍事休憩的卢克利斯马上又被画布上的烽烟搅扰。但是，却有一个最关键的地方成为征战与杀戮的盲点。那就是在卢克利斯初萌自杀念头的时候，几乎在全诗(共1855行)的正中间(1037--1040)，诗人写道：“说到这儿，她从被骚扰的床上跃起，/想去寻觅什么致人死命的凶器；/这从不杀生的房屋里，却没有任何器具/能为她增加出气的孔隙。”(诗歌文本基於杨德豫译本，必要时参考梁实秋译本和阿登版英文本作适当改动)这恐怕是诗里最匪夷所思的几句话了。在常常领兵出征的柯拉廷若斯的家里，连墙壁上画的都是特洛伊的故事，怎么会是不杀生的房屋(no slaughter house)，怎么会没有一件可用的武器？最奇怪的是，如果卢克利斯在家里找不到武器，那么，后来她用来自杀的短剑又是从何而来的呢？莎士比亚在全诗中间露出这么一个明显的破绽，究竟有什么用意呢？卢克利斯寻找武器发生在她对黑夜、机运与时间的大段诅咒之后。对塔昆这三个帮凶的咒骂激起了她的自杀之志。卢克利斯首先咒骂的黑夜，因为它为塔昆壮起了作恶的胆量：“现在他从时间中偷窃了黑夜的死静，/沉沉睡意，已合拢了人们的眼睛。/没一颗星星肯挂出它的明灯，/没有声音，只有鸱枭和豺狼凶鸣。/时机已到，好去惊恐/天真的羊群：纯洁的心意已经无声，/淫欲凶手却清醒着准备涂毒生灵。”(162-168)暮色悄然，塔昆的淫欲与畏惧同时显现。在良心与罪恶的第一次交锋中，纯洁的心意以对正义的恐惧来吓退他的邪念。这个声音劝他燃起神圣的光明，以家族的名声与骑士的荣耀，一夜欢愉的虚妄和他与柯拉廷若斯的交情来苦苦劝告。但是，冰冷的良心终於无法阻挡炽烈的意志，一想到卢克利斯的一颦一笑，塔昆的欲望便被重新燃起。莎士比亚在入夜之际有一段对财富与欲望的讨论。他说，荣誉、财富、安乐，都不过是在年华消逝的时候滋养生命的东西，但人们却往往为这些陷入撕杀；化为一堆白骨之后，一切又都成空。黑夜中的欲望与狼嚎，似乎正在讲述诗中各种邪恶、争斗与杀戮的原因。不仅塔昆对卢克利斯美貌的欲望，甚至卢克利斯舍身保护的荣誉、翁婿两个对卢克利斯尸体的争夺，都成为这个黑夜中为了养生反而送死的悲剧。而最初被唤来阻挡邪恶的，是塔昆的“畏惧”。不过，塔昆没有象霍布斯笔下的自然人那样因为畏惧而放弃杀戮。因为塔昆很快找到了战胜畏惧的向导：命运和爱。卢克利斯诅咒作恶的黑夜说：“‘扼杀安宁的夜啊，这地狱的幻影，/你给可羞的玷辱画押立传。/漆黑的舞台上充满悲剧和罪行，/隐匿万恶的混沌，哺乳罪愆。/盲目蒙面的淫媒，藏污纳垢的港湾，/死亡的狰狞洞府，心怀叵测的同党/默许一切男盗女娼。’”(764-770)黑夜给卢克利斯带来的，是巨大的羞辱。但对於这给她带来巨大伤害的夜，卢克利斯的第一感觉不是与它斗争，却是不愿让它逝去。虽然这夜是如此的邪恶和污秽，但还是“不要让嫉妒的白天看到我的脸，”不要让柯拉廷若斯的声名无法保全。卢克利斯想到，自己正是为了家庭的荣誉接待塔昆，这却带来更大的羞辱，那苦苦把守的荣誉就象蜜蜂辛勤酿造的花蜜遭到偷窃，就象老人一生攒下的积蓄被儿子挥霍干净。这，不正是为了养生反而丧生的最好例证吗？对塔昆的断语怎么变成了对卢克利斯的评判，对罪恶的诅咒怎么变成对黑夜的留恋？卢克利斯无法解开这个结，无法逃离这个充满了征战与杀戮的夜，因为她并不想离开。倒是塔昆这个黑夜的孩子，更加向往白昼的阳光。命运的光似乎可以帮他把一切污秽打扫干净。在卢克利斯的房门前，塔昆在祈求诸神帮助他的冒险。他忽然想到这恶行是不会受到保佑的；于是，他为自己发明了两个新的神：“‘那么让爱和命运做我的向导和神，/坚毅的决心做我意志的后盾。/没有实现的思考不过都是幻梦，/再深的罪孽也会被宽恕涤清。/畏怯如冰，在爱的火下已无影无踪，/天堂的眼睛隐匿在夜色蒙蒙，/夜把欢快后的羞辱也会遮掩干净’”(351-357)他就这样下了最后的决心。大胆的狂妄之徒怎么敢另立新神？但是，我们细看他的这两个神，不觉得似曾相识吗？那用爱来超越善恶的道德，那靠意志来把握命运的希望，那靠宽恕来洗涤罪孽的忏悔。这两个奇形怪状的神背后站的，不正是基督教的上帝吗？如果爱和宽容真的能成为主宰世界的神，它们不仅可以克服人们必然要犯的小错，而且成为抗拒怕死之心的最初勇气。这，几乎就是为提摩太授权的那个神。这个邪恶的塔昆，不就是佛罗伦萨的卡利马科吗？在黑夜的庇护下又诅咒黑夜的卢克利斯知道机运对自己的不公：“‘哦机运，你的罪孽实在深重！/是你促成叛贼的恶行；/你给恶狼指点羔羊的行踪；/为所有罪行的策划准备时令。/是你摒弃了正当、法律和理性；/罪恶在你阴暗的巢穴安然坐定，/无人可寻，他却随时捕捉走过的身影。’” (876-882)既然是机运，那它就永远在制造偶然，在破坏人们的预期，在改变正常的生活。在卢克利斯这样循规蹈矩的女子看来，它带来的当然永远是邪恶和不幸。在命运主宰的世界，医生永远在病人死去时睡觉，饕餮永远在饿殍遍地时吃喝，正义永远在鳏寡哭泣时宴饮，良药永远在疾病流行时消失。正是那个崇尚爱与机运的神，接受塔昆的忏悔，使卢克利斯变成弃儿。他对挣扎于沉沉黑夜中的人们许诺的并不是正义与美德，而是忏悔与救赎。他不会阻止塔昆对美色的掠夺，也不会诅咒卢克利斯对荣誉的执着。这里并不是没有正当、法律和理性，但是人们要在杀戮与求生中寻找生命的避难所。得到机运辅助的塔昆当然懂得时间的价值。在塔昆前往卢克利斯的卧室的路上，锁与门抵抗他的前行，鼬鼠发出恐吓的叫声，微风吹灭了他的蜡烛，绣花针刺破了他的手指。但对这些，塔昆没有理解为对他的警告，反而当成必经的磨难。虽然机运并不是总在保护他，但时间却把磨难变成愉悦，把罪孽变成忏悔，把恐惧变成胜利。“‘哦，哦’他说，‘这些阻梗充满时间，/就象偶尔的料峭威胁春天，/给以后的韶光增添更多欢忭，/让冻缩的鸟儿有更多理由唱得更欢。/经历过磨难的好事，会显得份外甘甜：/遍历巨石、烈风、悍盗、沙石和礁岩，/商贾遍经担惊受怕，才能衣锦回还。’”(330-336)卢克利斯这样诅咒时间：“‘状貌狰狞的时间，丑恶的夜的谋主，/敏捷善变的使者，传送凶讯的驿卒，/吞噬青春的恶兽，侍奉欢乐的奴仆，/灾难的卫士，罪孽的驮马，美德的牢囚！/你哺育一切生灵，又将一切存在戕毒：/杀人的欺诈的时间，听我倾诉！/对於罪孽给我带来的死，你的过错不可饶恕。’” (925-931)在卢克利斯眼里，时间把美好变成邪恶，把生存变成死亡，滋养了黑夜，孕育了机运，是一切不幸的源头。不过，她似乎仍然抱着一线希望，因为盲眼的时间毕竟也在孕育生命。它也许还会把塔昆的欢愉变成痛苦，使他的幸运变成失望，使他的荣耀变成卑贱。她甚至希望时间能够把塔昆逼疯，让他自己把自己杀死。这是诗中第一次提到自杀。时间不仅孕育了所有的生命，也在所有生命的保存中剥夺了一切存在。这里提到塔昆的自杀并不是偶然的。黑夜中人们恐惧死亡，相互杀戮，正是靠了时间的帮助寻求机遇，一些人才会获得生存，而另一些人才会被自己或别人夺走性命。卢克利斯这里究竟是在诅咒塔昆的悲惨下场，还是为自己思考了结的方式呢？似乎正是这个无奈的诅咒，提醒了她自杀这条逃出命运的支配的出路。如果塔昆不会杀死自己，就只能是她杀死自己了；因为时间和命运为大家摆下的是你死我活的战场。黑夜、命运、时间，莎士比亚作品中的这三个常见的主题，与其说是在表达卢克利斯的愤怒，不如说是在描画塔昆与卢克利斯共同面临的生活境遇：卑鄙的塔昆对爱与美丽的追求，和高贵的卢克利斯对荣誉与美德的追求没有什么不同。时间与机运，还有塔昆所谓的爱，似乎把美好与邪恶之间的区别都打扫得干干净净。那激起塔昆的勇气、战胜畏怯的，不正是卢克利斯对丈夫高贵的担忧与纯洁的微笑吗？而卢克利斯对黑夜的诅咒，几乎是完全出于对名誉扫地的畏惧，而这与塔昆当初的胆怯又有什么分别？要知道，在卢克利斯刚被塔昆惊醒的时候，最初的反应不正是对鬼怪与豺狼的畏惧与颤抖吗？倒是机运与爱帮助塔昆战胜了自己的懦弱，而卢克利斯即使在塔昆走后还颤抖不停。同样处在狼吃人的战场中的塔昆与卢克利斯，都在挣扎与拼斗。塔昆成功地借助机运之神走出了可以随意被杀的自然状态，已经进入了大胆地征服与卑微地忏悔的时刻。就象多那森(Ian Donaldson)所注意到的，文艺复兴时期很多描画卢克莱西亚受辱的绘画中，虽然卢克莱西亚往往全身赤裸，塔昆却常常衣冠楚楚(比如提香的《塔昆与卢克莱西亚》)，似乎很不符合当时的场景和一个强奸者的身份[i]。但是，这种设计好像在告诉我们，用机运与爱武装起来的塔昆已经远非赤裸着美丽与美德的卢克莱西亚可比了。如果说仅仅诅咒黑夜还是对恶行的愤恨，对机运特别是对时间的痛斥就已经完全脱离了具体的事件。塔昆的阴谋得逞不过是一个偶然，但如果世界就掌握在偶然这个神的手里，如果时间就是这么无情，那美德还能有什么希望呢？这样的诅咒越多，不仅正义胜利的可能性越小，而且卢克利斯反而在越来越认可塔昆所立、使她受辱的新神。对于不仅追求荣誉而且崇尚美德的卢克利斯来说，这个现实是无法接受的。这首诗的解读者争论最激烈的，就是卢克利斯是否自己有罪；这种争论正暗合了历史上对卢克莱西亚的争论。但是，如果我们看到卢克利斯已经承认了塔昆的新神，那么，她是否有罪也就没什么可争论的了。《圣经》上面不是说得很清楚吗？亚当以后的一切人生下来就是有罪的，卢克利斯怎么能免于这种命运呢？只有认信基督的人的罪才会被赦，而塔昆向命运之神的祷告，不正是他的洗礼吗？而承认命运之神却又诅咒他的卢克利斯，怎么可能得到赦免呢？在卢克利斯这里，原罪不再是人类祖先需要我们来偿还的孽债，而是每个被包围在充满杀戮与争斗中的人的必然命运，是不靠忏悔屈从于命运的时候的软弱、欠缺、失败与绝望，是处在这个世界中必然被染上的污点。这个污点不是一定要犯错误才会出现的，那又何必计较同床的时候是否配合了呢？塔昆的恶行与其说给她染上了污点，不如说使她发现了这个污点。当她发现是时间在褫夺自己的贞洁与荣誉的时候，那罪怎么可能只是塔昆给的呢？卢克利斯的诅咒，已经完全变成了对受命运控制的每个个体的处境的哀悼。后来她对丈夫说，要为“你、我，还有他自己”报仇，这句直接取自李维的话，已经有了根本不同的意义。塔昆即使有再大的恶，也可以靠他的忏悔洗刷；卢克利斯这个被污染了的人，因为良心的折磨和美德对命运的抗争，却怎么也不肯屈服。因此，卢克利斯越是诅咒得厉害，她越是看到这污染的不可避免，越是无法找回希望。在认识到这些诅咒都无济于事的时候，她想到了一个清除污染的办法：“‘我枉然咒骂机运声嘶力竭，/咒骂时间、塔昆和不祥的黑夜；/我枉然责怪自己的身败名裂；/我枉然拒绝必来的污蔑；/无益的言辞无法给我公道的判决。/而今唯一有效的良方，/就是倾洒这败坏得肮脏的血浆。’”(1023-1029)卢克利斯不会象塔昆和佛罗伦萨的卢克莱西亚那样，借助忏悔来渡过一生的茫茫黑夜；她似乎比他们更勇敢，因为要与命运抗争到底；但好象也比他们更软弱，这种抗争其实是更懦弱的屈服。卢克利斯的悲伤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因为丧失名誉的哀悼，一个是对美德永远不被命运惠顾的悲哀。她的斗争因而也有保护名誉和捍卫美德两方面的意义。在她面对命运无可奈何想一死了之的时候，她虽然看到了美德在命运面前永远是个悲剧，这个行为更多的是继续争夺荣誉的战争，虽然战场已经移到了自己的身上。她再一次变成了那种为追求养生而丧生的例子。但冷酷的“机运”却使她连一把匕首都找不到。“从不杀生的房屋”这句话当然在点明卢克利斯的念头不过是一种杀戮。而且卢克利斯自己也说这是“侥幸的了断”。“‘我枉然活着，’她说，‘而又枉然，/为不幸的生命寻求侥幸的了断；/我害怕被塔昆砍翻，/而今又为同样的目的寻找利剑；/但当我害怕时我贞洁淑娴；/而今还是--啊，但现在却又怎敢！/塔昆已经夺去贞洁把我污染。’” (1044-1050)杨德豫先生将happiless和happy分别译成不幸和侥幸，非常恰当。这里的幸福与否正是取决于命运的施舍。而自杀这种方式，不过是以最后的战斗来从命运中偷窃胜利，甚至是一种掩耳盗铃的偷窃，因此不过是侥幸而已。虽然卢克利斯自称是“我的命运我自家作主”，但就在与命运以死抗争的时候，她再次被命运击败。当初怕被塔昆杀死是为了怕被栽赃恶名，而今自杀又是为了保全名誉。对於卢克利斯来说，保全名誉不过是另一种自我保存。在找不到武器之后，卢克利斯仍然在继续抱怨名誉的丧失，直到第1078行。既然卢克利斯如此爱她的名誉，不断地为保存和争夺它而努力，那她怎么可能是没有杀生过的人呢？说卢克利斯的房子是没有杀生的，和说武将柯拉廷若斯的房子是不杀生的一样荒唐。那这不杀生的房子又怎能阻止她的自我谋杀呢？因此，莎士比亚说的不杀生就不可能是说这里没有过因争夺而起的战争；也不是说房子的主人没有过杀戮的念头或行为；当然更不是说，房子里的人会不食人间烟火而不爱名利或特别仁慈。在这个被命运主宰、人人因害怕死亡而求生存的世界里，不杀生的只有一种人，那就是被杀的人。只有永远得不到命运的青睐而没有机运杀别人的人才可能不杀生，才可能没有武器。卢克利斯是因为根本无法杀别人，因而也无力杀死自己，才保存了自己的性命。卢克利斯只有害怕的份而没有凶残的可能，只有保存荣誉的欲望而不可能向命运抢夺(或者说偷窃)荣誉。也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莎士比亚才会把她叫做弃儿。可是，因为无法侥幸自杀而活下来，这又究竟是不幸还是侥幸呢？在自杀不成之后，这个躲在黑夜中的女子终于“不幸”地见到了那冉冉升起的太阳。一切的失败与污染都要大白于天下。她就象夜莺一样终止了自己的歌唱，恐惧地看着白天的眼睛一点一点挤进她的黑夜。而正是与夜莺的对话使她再次想起了自杀的念头。[ii]奥维德笔下的夜莺的故事，大概是《变形记》中最悲惨的一篇了。夜莺名叫菲洛梅拉 (Philomela, Philomel)，本来是雅典王的女儿。菲洛梅拉的姐姐普罗克涅(Procne)嫁给了色雷斯王特瑞斯(Tereus)。就在普罗克涅生下了儿子依提斯(Itys)之后，因为普罗克涅想念妹妹，特瑞斯到雅典去请她到色雷斯。特瑞斯见到菲洛梅拉，象塔昆一样燃起了欲火，于是在前往色雷斯的路上奸淫了菲洛梅拉并割去了她的舌头。但在姐妹俩终於见面后，悲愤的普罗克涅杀死了自己的儿子依提斯，和菲洛梅拉一起把他切割烹调，以饷其夫。特瑞斯发现自己吃下的是儿子的血肉，与手上依然沾满了血的两姐妹撕打追逐，於是菲洛梅拉化为夜莺，普罗克涅化为燕子，特瑞斯也变成了戴胜。菲洛梅拉的命运似乎正是卢克利斯的遭遇。卢克利斯愿意把自己的舌头借给菲洛梅拉，而菲洛梅拉似乎要借给她杀的勇气与力量。“‘你的胸脯靠在荆棘上，/提醒自己的仇恨与创伤；/不幸的我愿意模仿你，用尖刀抵住我的心房；/以使我自己触目惊惶，/一打瞌睡就把命丧；/让荆棘与尖刀变成丝竹，/调弄心弦，奏出哀伤。’”(1135-1141)正是命运对侥幸的死的吝啬使她获得了侥幸的生。连侥幸都没有的最大不幸已经变成了幸运。(《李尔王》中格鲁斯特在自杀未死后对自杀的放弃，与卢克利斯在自杀不成后坚定了自杀的信念，有异曲同工之处。)这种幸运却又鼓起了卢克利斯杀的勇气。命运以她特有的残酷方式给了卢克利斯最大的恩典。--因此是卢克利斯，而不是塔昆，才象那转动命运之轮的神。逃出命运的陷阱不能靠丝毫的侥幸，菲洛梅拉血淋淋的故事告诉卢克利斯，应该用尖刀抵在命运的眼前，而不是从命运那里偷窃已经失去的荣誉。这个刺痛的真理是那么无情，使人一有恍惚就会倒在自己的刀口之下；为了不在侥幸的争斗中杀死自己，唯一的出路是让尖刀吟唱自己的痛苦。用自杀防止自杀，用对命运与污染的扼杀来征服命运和拒绝污染；当她自己也变成了夜莺的时候，卢克利斯已经不再是不杀生的弱女子。也许正是这时候，她雪白的美德已经从百合变成了利剑。红色的美丽与白色的德性之间争做女王的斗争，只有伴随着夜莺的吟唱，才能真正变得惊心动魄、光彩照人。被菲洛梅拉的歌声灼伤的卢克利斯已经找到了思考自杀的关键所在：“‘杀死我自己’她说，‘其意何如/不过是让灵魂，与身体一起受污？/丢掉一半财物的失主，/应该比彻底丧乱的人更小心守护。/这样的母亲可真残酷，/她有两个娇儿，一个被死亡攫捕，/就要杀掉另一个，一个也不哺乳。”“哪一个更为宝贵，身体还是灵魂，/其中一个干净，另一个也就属於神？/两个都要留给天国与夫君，/柯拉廷若斯与天堂，谁对我的爱更近？/葱茏挺拔的青松，树皮一旦被剥尽，/树叶也会枯黄萎顿；/灵魂的树皮已经剥去，它也只能凋殒。”“它的房屋遭劫，安宁告终，/堂皇府第已被敌人夷平，/祈神的殿堂，被玷辱、蹂躏和污损，/遭到那可耻的恶名围困。/不要说这是冒犯了神，/如果我在这残破的堡垒打出孔穴，/度出我受难的灵魂。”(1156-1176)自杀的决心正是在对灵魂与身体的思考中下定的。在已经生活在命运与爱的世界中的卢克利斯这里，这个奥古斯丁式的问题怎么会再次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看上去，上面第一段的理由引出后面自杀的结论，似乎是非常古怪的逻辑。既然不能因为身体受辱而戕害灵魂，为什么还要让灵魂也一同凋殒呢？但保护灵魂正是卢克利斯自杀的理由。自杀的目的不是为了把灵魂与身体一同丢弃，而是靠杀死自己度出“受难的灵魂”。只有这样的自我保存，才能真正小心守护那已经受到威胁的灵魂。上面第一段中使灵魂受辱的“杀死我自己”是为了偷窃名誉而使自己被杀；而第三段中的自杀却是为了清洗灵魂主动地杀。救出灵魂的自杀，就是用鲜血来警醒自己的眼睛，象菲洛梅拉那样吟唱自己的痛苦，避免偷窃命运的死。虽然追求美德和向往名誉似乎是一回事，但现在的卢克利斯关心更多的已不再是荣誉。她正是借助特洛伊大战中勇猛的将士与坚强的赫库柏表达出了这种微妙的转变。站在这幅画前的卢克利斯，想得更多的已经不是羞辱与荣誉，而是生死与善恶。卢克利斯在她的遗嘱中说：灵魂上天，身体入地；光荣属于刺进身体的短剑，耻辱归于毁弃她的名声的塔昆；在生时搅扰卢克利斯的一切名声，将属於那些不鄙薄卢克利斯的人们。荣誉与耻辱，这仍然是卢克利斯看重的东西，但它们只能属于短剑和别人。而她自己，却要在与命运的斗争中升上天堂。据阿登版的编者说，莎士比亚的遗嘱正是这样写的：“我的灵魂交给上帝…我的身体归于大地。”“她插进无辜的胸/一把伤人的刀，灵魂飞升/这一击使它不再惶恐，/把它释放出那龌龊的牢笼。/忏悔的叹息把灵魂送入云层，/展翅翩跹，飞离她的伤痛，/命运已尽，从此获得永生。” (1723-1729)卢克利斯终于忏悔了，终于也找到了消灭“惶恐”的办法，但既不象佛罗伦萨的卢克莱西亚那样面对自己的忏悔神父，也不象塔昆那样以爱的名义，而是以尖刀的名义，以血的方式。她没有屈从于命运，因为命运毕竟不是神；但取消了命运仍然可以使她获得永生。卢克利斯的自杀会使我们想到罗密欧与朱丽叶的自杀。当罗密欧最初向神父表达了轻生的念头的时候，遭到了神父的申斥；但当朱丽叶向神父咨询的时候，神父却建议她采取一种和死差不多的办法。《罗密欧与朱丽叶》这个更加惊心动魄的自杀故事，与卢克利斯的故事有着不可忽视的关联。不过，就是到《卢克利斯受辱记》的最后，我们仍然没看到，卢克利斯那把光荣的短剑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夜莺给她的毕竟只是一丛荆棘。难道她就用这荆棘杀死了自己？或者，莎士比亚根本就在拿这个没有武器的人的生死开玩笑？他根本就不认为卢克利斯真的会死？就是到最后，他也在含糊地表达对自杀的否定，就象他让格鲁斯特最终放弃自杀，而让罗密欧与朱丽叶死在一个错误之中那样？[iii]而卢克利斯自杀的故事，难道根本就是布鲁图斯为建立共和国伪造的神话？如果是这样，那“地狱中的卢克利斯”岂不是一开始就是一个荒唐的错误？那她就既不曾纺织命运，也没有与塔昆鬼卒传书。 六 死与生 正是布鲁图斯第一次说出，卢克利斯的自杀是个错误。布鲁图斯最初是一个装疯卖傻、插科打诨的白痴。可是，就在卢克利斯自杀之后，这个白痴不仅毅然喝止了柯拉廷若斯翁婿的哭哭啼啼，而且带领罗马人民驱逐了塔昆家族，建立了罗马共和国。历史记载，布鲁图斯的两个儿子后来与塔昆家族勾勾搭搭，阴谋复辟。事败后，布鲁图斯毫不留情地杀死了儿子。这是与布鲁图斯相关的又一个著名故事。历史上的布鲁图斯似乎是一个不会哭的人。在莎士比亚的诗里，布鲁图斯对柯拉廷若斯说：“让我这个没头脑的人，人们说的傻子，来开导你的精明的智慧。”难道罗马共和国，这个西方自由政治的真正源头，竟然是一个傻子带着人们建立的吗？这是一个多么荒唐的场景：一个傻子招呼着一群乌合之众，抬着一具血淋淋的美女的尸体，就这样推翻了罗马帝国。熟谙罗马史的人们说，布鲁图斯的疯癫只是一种伪装；莎士比亚不是也提到这一点了吗？那么，伪装白痴的人就应该是尤其聪明的人。可是，面对卢克利斯的尸体，难道布鲁图斯真的表现出什么超乎常人的智慧了吗？其实，不仅布鲁图斯，就连柯拉廷诺斯和卢克莱修斯在卢克利斯死后也似乎变成了滑稽的白痴，象小孩一样争夺起她的尸首。据说，卢克利斯的鲜血流成了两股，把她的身体象一个荒岛那样包围了起来。在那些认为卢克利斯根本没有犯罪的罗马武将的眼中，她的血竟然分成了红黑两色，据说一半是纯洁的，一半受了污染。阿登版的编者还煞有介事地争辩说，我们不该责怪莎士比亚不懂得血液凝结的医学知识。莎士比亚以他惯用的以喜剧写悲剧、寓悲哀于滑稽的技法[iv]，不仅嘲笑了那些罗马武将，而且向阿登版的编者做了一个鬼脸。虽然卢克利斯的悲剧才刚刚达到高潮，共和国的喜剧已经上演。正是在杂乱的吵闹声中，我们已经听到了罗马共和国执政官的声音。这种喜剧的声音不仅始终伴随着悲壮的自杀，甚至早在塔昆污辱卢克利斯之前最危险的时刻就可以听到了。有谁曾经象莎士比亚这样用死亡来描写一个睡美人吗？有谁曾经在死亡中看到这么活泼的美与生机吗：“她的发宛如金丝，由着她的气息嬉弄；/哦，这淘气的贞淑！贞淑的的淘气神情！/在这死的图像中，展现生的优胜，/在那生的永恒中，揭示死的暗影；/生与死在她的甜睡里，各自妆点着对方，/俨若从来就没有过纷争，/而是生寄于死，死寄于生。” (400-407)在这首以战争和死亡为主题的诗里，莎士比亚似乎是在写一个生与死的游戏。本来是滋养生命的欲望使塔昆来到卢克利斯的床前，而这求生的抢夺不仅杀死了卢克利斯，甚至摧毁了整个帝国。诗歌中的几乎所有人都被求生的欲望推到了死的边缘，而卢克利斯又是靠死获得了永生。那幅特洛伊画布，不也正是从无生中给出了生吗？尤其与卢克利斯心有灵犀的赫库柏，不正是在一个僵死的躯壳中表现着生吗？在这毫无生命力的画布面前，已经变得勇敢的卢克利斯似乎又感到了生命中的一切。羞涩、眼泪、疲倦、微笑、误解，这些正是在死的图像中，展现着生的优胜。而对于罗马人来说，特洛伊的毁灭不正孕育了他们城邦的开端吗？[v]莎士比亚并没有板着面孔谴责人们的欲望和纷争。为了养生反而丧生并不是因为某些人的邪恶，而是人们所处的根本处境。面对命运的不公和肮脏的世界，唯一能获得永生的办法是和它一同毁灭。这些都是使卢克利斯的死成为悲剧的原因。但是，死与生的吊诡变成游戏，这无可奈何的命运变成灵魂上天的机会，同样的故事却变成了喜剧。卢克利斯那红黑两色的血，也许正在告诉我们生寄于死、死寄于生的道理。卢克利斯死后究竟会下地狱还是上天堂，我们其实无从知道。但面对这个“神圣的人” 的死，我们却看到了一幕真正的人间喜剧。诗中最具喜剧色彩的，大概要算柯拉廷若斯和卢克莱修斯的争夺了：“卢克莱修斯哭道：‘她太早而又太迟地/抛洒的生命，乃是我赋予。’/‘惨啊’柯拉廷若斯喊道，‘她是我的，我的妻，/她所戕杀的生命也只是属于我的。’/‘我的女儿！’‘我的妻！’喧哗着，向空中飘去，/那里的空气，把持着卢克利斯的精魂，/应答着他们的呼号：‘我的女儿！’‘我的妻！’”(1800-1806)大多数解释者认为这是对翁婿二人的讽刺，说他们只知道争夺和占有，甚至和邪恶的塔昆都没有什么区别[vi]。是的，在争夺与占有这一点上，不仅翁婿二人，就连卢克利斯都和塔昆没什么区别。因为这不正是生命的应有之意吗？这个场面确实把一个悲剧的场面变得滑稽起来。然而，这个滑稽的场面并没有掩盖人们的真正悲哀。不恰恰是那些存在误解与天真的悲哀，常常使我们更容易落泪吗？我们没有必要刻意否定生死之间的界限；而正是这个把死者永远排除出去的界限，界定了死的意义与活的价值。生与死的游戏中最重要的一点不是生与死的相伏相倚，而是本来相互凭借的两种东西之间的否定与排斥。布鲁图斯对柯拉廷诺斯的斥责进一步点明了这种界限：“‘难道苦难，柯拉廷诺斯，能把苦难解救？/创伤能治愈创伤，哀愁能减却哀愁？/杀害你妻子的恶人，犯下这卑鄙的罪咎，/你给你自己一刀，就算申雪了冤仇？/这种童稚的气性，出自软弱的心头；/你的薄命的妻子，真是大错特错：/她不该杀死自己，而该杀死敌寇。’”(1821-1827)布鲁图斯对自杀的否认恰恰是对卢克利斯美德的肯定。头脑简单的他并不比柯拉廷诺斯更理解卢克利斯。倒是正因为他更不理解，所以他也不愿意假装理解这不可能理解的痛苦。他要做的，反而是说清楚，生者不必纠缠在死者身边；只有这样，生者才知道应该做些什么。布鲁图斯与翁婿二人对卢克利斯自杀的两种反应，使我们想到卢克利斯与侍女和信差之间的误解。卢克利斯决心自杀之后，好像终于理清了思绪。她叫来了侍女。那侍女惊讶于主母的悲哀，也陪着落下了眼泪，而卢克利斯问她为什么哭的时候，她又无从回答。于是，卢克利斯转而问她，塔昆是什么时候走的。这个只有她最清楚答案的问题，侍女怎么可能答得出呢？侍女这无端的哭泣也许正是告诉我们，柯拉廷诺斯与卢克莱修斯的眼泪同样是没有道理的。他们不知道卢克利斯的悲伤究竟在哪里，不知道塔昆究竟在哪里，也不知道卢克利斯究竟在生死之间的什么位置上。在卢克利斯准备向丈夫报信的时候，叫来了一个信差。那个忠厚的信差因为匆忙而满脸泛红，卢克利斯却以为他知道了自己的羞耻，也跟着红起了脸；而她的红脸使信差更是不知所措。两个绯红的脸庞尴尬相对，沉默瞬间后，信差就飞奔报信去了。这不正是布鲁图斯吗？人们以为这个为卢克利斯报仇的人最清楚卢克利斯的苦，但是这个头脑简单的人并不是因为哀伤而红脸，而是因为忠诚与匆忙。他的血脉舒张根本不同于卢克利斯的揉碎桃花。在面对死亡的这个场景中，没有人鼓盆而歌，也没有人铭刻在心，而是充满了慌乱与急躁。武将哭成了白痴，白痴变成了将军。他们在吵闹中举起了死者的尸体，在悲愤中奏起了凯歌。布鲁图斯挥动着卢克利斯的短剑，象那个信差一样向罗马飞奔。正象卢克利斯在遗嘱中说的，那把莫须有的短剑确实获得了永远的光荣，而这把剑为卢克利斯那同样莫须有的自杀带来的，是永远的放逐和真诚的尊敬。这是生与死的游戏的最后一幕，也是最重要的一幕。也许莎士比亚在写下最后这一连串场景的时候，想到了塞涅卡的那句名言：“布鲁图斯给了我们自由，而卢克莱西亚给了我们布鲁图斯。”(Bruto libertatem debemus, Lucretiae Brutum.) 2002年 7月 23日 于康桥绛园--------------------------------------------------------------------------------[i] Ian Donaldson, The Rapes of Lucreti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20.[ii] 关于夜莺的讨论，参考Jane Newman, “‘And let mild woman to him lose their mildness’: Philomela, female violence, and Shakespeare’s The Rape of Lucrece,” Shakespeare Quarterly, v45, issue 3 (Autume, 1994), 304-326.[iii]在莎士比亚的喜剧和诗歌中，生与死之间的这种关系是一个常见的意象。比如在《冬天的童话》中，死去的王后竟然在多年之后复活了。(第五场，第二幕98行以下)而莎士比亚对王后的“雕像”的描写(特别是V 2 19-20)，及其对死与生的游戏的刻划可以和对卢克利斯的睡姿的描写对观。而这个复活的情节也是《冬天的童话》的来源中所没有的。[iv] 莎士比亚以喜剧方式写自杀的地方很多。参考 Martha Tuck Rozett, “The comic structure of tragic endings: the suicide scene in Romeo and Juliet and Anthony and Cleopatra,” Shakespeare Quarterly v36, issue 2 (summer, 1985).[v] 参考 Judith Dundas, “Mocking the mind: the role of art in Shakespears’s Rape of Lucrece,” Sixteenth Century Journal, v14, issue 1(Spring, 1983), 13-22.[vi] 如Ian Donaldon, 前引书 51页。

本文分析了香港回归以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对香港基本法三次解释中所采用的法律解释方法，包括文本解释、结构解释和立法原意解释等。文章强调“人大释法”在娴熟地采用这些法律解释方法时对法理学说的运用。文章指出，在居港权案中， 特区终审法院与人大释法在法律解释方法上的分歧主要在于确定体现立法原意的权威本文的过程中， 究竟是采取程序主义的形式审查， 还是实质主义的意图推定，这不仅是法律解释方法的不同， 而且是法理学说和政治立场的不同。在此基础上， 文章批评了立法者不适宜解释法律的流行偏见， 呼吁将基本法纳入到国家宪政体制中来理解。

创作电影的三个阶段，即编剧、拍摄和剪接，小津认为剪接最不重要。他认为，在理论上，一俟剧本写好，电影即告完成。一如带着蓝图的建筑师，带着工作设计图的木匠，以及所有国家的主流电影导演一样，小津认为最后这一个阶段，近乎一项技巧性的事务。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甚至是在写对白剧本的时候，他就已经在勾画电影拍摄时的场景。到场景写出的时候，他已经决定这个场景将会占据银幕多少时间。 小津因此引人注目地迥异于那些认为剪接在电影制作过程中占有重要一席之地的导演。人们因此可以预料得到，小津在剪接的时候，完全没有普多夫金和爱森斯坦向我们描述的那种剪接的快乐。对于他俩来说，正如对其他许多导演，包括黑泽明和市川昆来说，剪接阶段是电影被创造出来的阶段，先前存在的故事情节只是他们充满生机的手下一堆没有生命的赛璐珞胶片。不管这种主张是否妥当，小津不可能、也不愿自己利用剪接的创造性潜力。 这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剪接作为一种选择的过程，充满了剪接者主观评价的机会。正如人们经常指出的，剪接，给导演提供最好的和最后的诠释素材的机会。然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小津不想诠释，他只想呈现。因此顺理成章地，对于小津来说，只存在一种剪接方式，就是照着剧本来。他小心翼翼而又不偏不倚地遵循剧本的观念剪接，因为他的电影的感染力，取决于他先前有意识地算计好的效果，主要是那些与形式和节奏有关的效果。他是如此严格地恪守自己的规则，我们对最后完成的影片因而获得一种必然如此的感受。 由于小津电影的形式几乎和其他部分一样具有不变性，我们可以通过电影本身的形式来着手探讨这个电影形式。它经常是循环式(环形)的：尽管其间发生了很多事情，电影却往往结束于它开始的地方。早在《东京合唱》中，小津对这种形式的偏好已经显而易见。影片的开场场景是在校园，学生们唱着校歌，最后一位学生懒洋洋地出现；影片最后的场景是学生们的重聚，校歌再一次响起，最后那位学生(现已是成年人)同样姗姗来迟。还有许多后期电影的例子：人们会注意到，《浮草》和《浮草物语》开始和结束于旅行，《父亲在世时》和《彼岸花》开始和结束于火车上。《独生子》、《长屋绅士录》、《晚春》等，则结束于开场时出现的同一间房子里。最有名的例子，当然是《东京物语》。电影开场的时候，祖父母收拾行李准备旅行，邻家妇人出现在窗口；她说的话也是电影中最初的对白中的一句：“你家的孩子在东京应该等急了吧。”电影的结尾，祖母已经过世，祖父坐在同样的房间里；同样的一位邻家妇人再一次出现在窗口，并且说出了电影的最后一句台词——“你一定会很寂寞吧。”电影的循环形式，几乎永恒不变地引发一份全面的、最终的、完整的情感。人生循环往复，我们又回到了原先的起点，但却是怀着一种与前不同的感觉。给我们展示这种差别，是电影的目的，它还使我们从中体验到的情感清晰起来。然而，话又说回来，小津常常并不满足于只是结束这个循环。毋宁说，他表现出来的这个形式，实际上是螺旋式的循环，在电影结束的时候，往往又开始一个可以说是类似的新故事。例如，在《彼岸花》的结尾，第二个故事(京都女孩想要出嫁)被提起，并延续了一两个场景；在《早安》中，家庭主妇的吵架平息了，却在片中的倒数第二个场景再度爆发，等等。与此同时，新故事，也即我们刚刚看了开头的故事，它的发展很明显地和我们刚刚看过的故事相类似。这暗示了这个螺旋是一种顺序有变、但其他方面却不变的模型。我们开始感觉到，这个世界只有很少几种情境，而这个情境重复和呼应着另一个情境；我们感觉到，这些情境都是原型情境(这种描述当然不会出于小津之口)，而这些原型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仪式。它们部分地成了人类境况的隐喻。当然，这些只是感受，而这些感受当然是一些尚未成形的意念。小津电影的现实主义、自然性和自发性，使我们在看电影的时候，不会强烈地留意到这类感受，然而它们确实存在，而且有助于创造出小津世界那静态和无时间性的感受。 如果说小津的电影本身常常是以循环形式呈现的话，那么，每个场景的镜头先后顺序几乎也永远如是。它们通常只由三类镜头组成，这也是初期电影的三种经典式的镜头：(一)远景，它用于表现孤独，因为它具有隔离气息；或者用于表现幽默，因为它的隔离而使得一切可以理解；或者用于表现美学上的美感，因为它隔离得足够远，让我们得以综览全局；(二)中景，这是小津电影的标准单位，这是“事件”单位，大多数的动作(例如对白)在此发生；(三)特写，用于突出一些时刻，它可能带对白，也可能没有对白，它出现的频率，少于其他两种景别的镜头，而且不容许本身进一步发展成为“大”特写。 在小津的场景里，每一种景别的镜头都有其立足之地，而场景的顺序通常是(一)—(二)—(三)—(二)—(一)。也就是说，摄影机一开始拍的是很远的位置，然后慢慢移近，随后退回到它原先的位置。这些进行过以后，一个场景也就完成了，我们随即进入下一个场景。以音乐的术语来说，这种形式类似于a—b—a的曲式，属于简单的两拍子形式。这是一种最为直接同时也最令人满意的形式体验，也许是因为(在电影中和在音乐中都一样)，它具有明确的可理解性，同样也可能因为——尽管更属于形而上的层次——其循环结构。毕竟，这种循环形式，是一种具有和人类心灵相宜的平衡的、持续的、几何学的形式。小津电影中的这些场景，像文章中的段落(在此意义上，他的电影没有章节)，而在这些段落中，景别镜头就成了句子。我们之所以对小津电影作为一个整体的结尾，以及每个像段落似的场景的结尾感到满意，其中一个原因在于，循环的形式预示了它的回旋(return)。回旋的观念，一如循环的观念，具有情感上的冲击力。还是以音乐作比方才显得最为恰当。莫扎特是应用回旋方面的大师，他以快板奏鸣曲或回旋曲的形式完成其回旋时，因其主旋律具有令人惊奇的新颖性，而表现出一种令听众耳目一新的惊奇效果。首先，在回旋中，我们回到曲子的主调(home key)，这总能带给听众一种愉悦的情感；其次，我们带着双重的满足感回到主调(正如《丘庇特交响曲》的终曲所呈现的)，这是因为愉悦地回归到熟悉之处，而这种熟悉之处又充满了新奇之美。莫扎特和小津在形式上的类似是清晰的，因为其效果同样极少拘泥于形式；拘泥于形式的情形，发生于约翰?休斯顿(John Huston)的电影或是巴赫儿子所作的一些音乐中。在小津的电影中，我们按照故事的指示、按照对各种模型的理解，同时按照严格的视觉逻辑，而被引入到循环中。对于真正的艺术，亦即技巧被隐藏的艺术而言，小津的成功之处在于，他使形式的设计表现得天衣无缝。在这方面，最主要的原因，也许在于小津的电影结构，是按照电影自身建立的条件而建立的，具有它自身的逻辑必然性。每一个景别镜头的使用，都有其明确的原因；抽去任何一个镜头，你看到的将是不同的、不那么令人满意的电影。小津的连贯性逻辑，在此意义上来说是极端的。让我们首先来看看小津引入一个场景的方式，然后再看看他将我们从一个场景带到另一个场景的手法。 从《东京合唱》开始，小津的电影就永远不变地以定场镜头(placing shots，确定故事发生场所的镜头)开始。这些镜头大致地符合以（一）—（二）—（三）的模式呈现的每一个场景的镜头顺序，其效果是直接将观众引导到第一个场景发生的场所。下面是一些例子： 《独生子》：悬挂着的吊灯的特写，时钟敲响的声音；可看到另一盏吊灯的门口，经过的行人，另一声时钟敲响的声音；一块招牌，上面写着母亲工作的工厂名；工厂的内景，母亲正在工作，故事开始。 《户田家兄妹》：沿着户田家院墙的街道；植物（万年青）和鸟（九宫鸟）的静态照，随后我们知道它们属于父亲所有；庭院的草坪，架在三脚架上准备拍全家福的照相机；家的内景，家庭成员，故事开始。 《风中的母鸡》：油气罐；另一个角度拍的另一个油气罐；然后又是一个油气罐，旁边是一条路和一幢房子；房子的内景，在房子里的母亲，故事开始。 《晚春》：北镰仓的火车站，月台、栅栏和信号；铁路钟声；另一个车站景观，更近，寺庙的石阶，菊花；寺庙的屋子；寺庙里面，正在举行的茶道，故事开始。 《麦秋》：海，在海滩上的一只狗；从一扇悬挂着鸟笼的窗子望出去的北镰仓山景；走廊，音乐盒发出的响声；正在喂鸟的父亲，故事开始。《早春》：一幅大广告牌，一小排的房子；另一个角度，火车的鸣笛声；另一个角度，火车来临时的铁轨；房子内景，一对睡在床上的夫妇，故事开始。 《早安》：住宅新区的景观，晒衣杆，高压电线；更近的角度，房子，小巷；更远的角度，走路上学的小学生们，故事开始。 《秋日和》：东京塔；从更远地方看去的东京塔；寺庙的庭院，蝉鸣声；寺庙的内景，有一个人进来，故事开始。 《秋刀鱼之味》：横滨的一家工厂，白色和红色的烟囱；从一个窗口看出去的相同的风景；空空荡荡的走廊；片中的一个人物坐在桌子前面，故事开始。 这些引导性的场景，具有很多的功能。最重要的是，它们让观众将注意力从一般性场景转到具体的场所，确保观众了解他们所处的位置，以及人物的自然延伸是什么。像这类不断重复的场景，也不时刷新我们的眼光。然而，从上述的例子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小津的手法，并没有形式化到他所坚持永远不变的（一）—（二）—（三）模型的地步。我们随意地在这三种景别镜头中或远或近地游走，因为小津关切的是，我们获得了对这个地方的印象，因此他的手法可以说是“印象派”手法。我们看到他的人物日常所看到的，我们对这些景观的反应，将会和剧中人的反应如出一辙，我们透过这些来理解剧中人。 小津在此所暗示的是总让西方人大吃一惊的一个假定：一个人的环境决定了这个人；他的环境型塑了他的性格，或者将这些环境导致的他所作出的选择进行归总，其总和就构成了他的性格。然而，一个更重要的假定是：除非我们看到了这个人物的周围环境，否则我们不可能了解他。因此，小津小心翼翼地向我们引出人物的周围环境，一旦我们置身其中，它就会确保我们不会茫无头绪。 这里有小津特别留意于此的一些非凡例子。《晚春》中的乘火车场景，《茶泡饭之味》中穿梭于东京的出租车场景，《早春》中的地下铁场景，《东京物语》中的巴士观光场景——它们全都如实地描绘；也就是说，我们沿着这些路线确认了其行程，场景是按时间先后顺序拍摄的。《早春》中的徒步远足场景始于湘南海边，背景为江之岛。随后我们看到了远足旅行者们沿着海滨前行，他们的旅途以他们在各种各样古怪但不出名的岩石前逗留而被打上了标记，这些岩石只有熟悉那一带海岸线的人才叫得出名字，但它们却与徒步旅行者们的行程相对应，该在何地出现，就在何地出现。《晚春》中搭乘火车的场景更是使人印象深刻。火车站线路从北镰仓、大船、户冢、横滨一路行进，终点站为东京。场景如下： 北镰仓车站，人们在候车。 火车开远，将要进入隧道。 火车内景，它正从隧道中开出来。 火车内景，父亲和女儿都站着。 从车窗看去的景色，北镰仓和大船沿线的风景。 女儿站着。 坐下的父亲为女儿让座。 她笑着拒绝了父亲的让座。 火车到了大船。 火车内景，可以看到途经的大船观音寺纪念碑。 父亲和女儿都坐着，都在读书。 她望向窗外，火车到了户冢郊外。 他们在交谈的几个场景。 火车内景，经过户冢站。 火车，经过横滨—保土谷郊外。 横滨，火车从视线中消失。 东京银座的服部啤酒公司的建筑大楼，在这不变的标志前火车的音乐停止。 如此按时间顺序拍摄旅行行程，看起来只是简单的一件事，然而它可不简单。人物的动作和对白必须与流动的背景同步，必须留意到每个阶段的发展。所有这些都必须按顺序先后表现出来，以传达出旅行的那种真实感。旅程可能被缩短了(实际上从北镰仓到东京需要花一个小时，横滨到东京约占一半时间，这些都没有在三分钟长的场景里表现出来)，但精髓已经表现在那儿了。大多数导演不认为这种按顺序先后拍摄有多重要。他们通常会在不同的场所、不同的时间拍下各种场景，而后通过剪接将它们组接在一起。这种组合方式，通常不会有好的效果，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我们看到的全都是不可能存在的旅行，由相应的不可能的人物在进行。当这类按先后顺序拍下的场景出现在西方人所拍的电影中，例如《法国贩毒网》《法国贩毒网》是美国20世纪60年代后期崛起而到70年代方兴未艾的“新电影”运动的代表作,是一部反映缉毒内容的影片,导演为威廉?弗里德金，影片被影评人誉为开创新式警匪动作片之先河的作品。——译者中著名的走过曼哈顿商业区的场景，它无不受到广泛的赞扬。然而，可以预料的是，小津这样拍的时候，可以说是罕见的出于对视觉真实性的关切。他这样拍的原因是显而易见的。如果我们要相信他的电影，我们必须相信电影中发生的一切；如果我们要相信他的人物，那么他们必须活在一个可信的环境里。然而，小津之所以拍定场镜头和场景，还有一个原因。在两个场景之间使用的话，它们形成了一种转场，这种用法将在下文讨论；作为一个场景的一部分使用，或自身就作为一个场景使用，它们常常具有将我们从一个地方带到另一个地方，以及评说电影的主题这两种功能。 《早春》的开场，由约50个镜头构成(参见本书第二章所示的剧照)，首先，正如前面说过的，引介了主角家庭的周边环境，观众进入了他们的家，看到主角与其妻子醒过来了。他最后起床走向窗口，我们看到了他所看的景色：通往车站的道路。接下来还有一系列显示在办公室上班的职员们涌向城市上班的镜头。我们看到他们在等候地铁，主角就在他们之中，并随着他们到了东京站。这个场景的最后一个镜头，是车站大楼的高耸的外观。这是从办公室窗口望到的，这个窗口就是主角办公室的窗口；他正在他的办公桌前，和另一个同事聊天。这个场景以一个时钟的镜头结束；钟面的指针显示刚刚过9点，正是工作时间的开始。 这个开场是一种真实的体验，使我们从人物生活的一个点(家)移到另一个点(办公室)，它是以极为细致和符合逻辑的方式表现的。在时间上，从他7点起床起，我们知道大约已经过了两个小时，而且还告诉我们，这是他日复一日的例行之事，以此向我们指出了他的生活结构。而且，同样重要的是，小津向我们展示，这就是所有白领工人的日常生活内容。我们看到他们，成千上万的人们，在赶路上班。我们看到的只是构成他们生活的千分之一的重复，然而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仿佛看到了他们所有人的人生。小津通过这种简洁和不偏不倚的方式，向我们展示了早晨两个小时间的场景，在此过程中没有任何非常规或戏剧性的事件发生，小津成功地在电影的一开场，就点出了他的其中一个主题；如此一种无聊和乏味的人生。 具有同样的效果，但更为精妙的场景是《东京物语》终场前数分钟的场景(参见本书第二章的剧照)。此处小津面对的是一个不同的问题。故事本身必须结束，与此同时，必须暗示一种同一性或日常性的感受，一种此类事情自然发生并常常存在于人生中的感受。在其妻子死后，孤独的祖父告诉二儿媳，她应当忘掉自己的儿子，也即她已过世的丈夫，改嫁他人。她掩面哭泣。小津将镜头切到了学校的教室，此时传出学生唱歌的声音。在空空的走廊的定场镜头之后，我们看到了小女儿所执教的学校。她望向窗外，我们看到她所看到的景象：一列火车离开了她与老父所在的尾道。下一个镜头不是火车的内景，而是孤独父亲的镜头。然后，在下一个镜头里，我们看到了火车在前进。至此，我们才看到二儿媳坐在火车上直视前方的镜头。这之后是一个尾道港的镜头，和电影开场的场景非常类似。镜头的顺序和其相关的长度，暗示了比故事本身更多的内容。如果小津只是为了讲述一个故事的话，镜头的先后顺序必然会很不同：我们会看到小女儿望向窗外，看到了火车，随后我们看到二儿媳坐在火车上，然后又回到小女儿的镜头，诸如此类。然而，在这个场景中，小津插入了父亲和尾道港口的镜头。这个场景里有四个“对象”，而不是两个，场景的其余部分围绕这四个“对象”而展现。呈现了港口的镜头之后，我们才回到站在窗口的女儿的镜头；随后又切到了父亲和邻居妇人谈话的场景，这个场景紧接着父亲独自一人的三个镜头，最后一个镜头远于前两个镜头，最后又是两个港口的镜头，第二个镜头较前一个远，同样地，它们非常类似于电影的开场镜头。换言之，我们只看到女儿在窗口的两个镜头，一个二儿媳在火车上的(长)镜头，而这只是电影里表面所讲述的故事，这也是按照想象存在戏剧性的地方。至少两倍以上的镜头使用于描绘非戏剧性的场景，例如父亲独坐空房仿佛要坐到死为止的场景，港口的场景，它可以视为父亲场景的延伸，然而这个场景在电影中与故事本身无关。若换其他导演来拍这样的电影，他很可能也会拍一个孤独男人（老父）的镜头，只不过，我认为，只有小津本人才会拒绝拍摄一个二儿媳最终走向更幸福的未来这样的安慰性终场镜头。他的理由是显而易见的。小津不但不相信这种安慰，或者任何更幸福的未来，他也拒绝对主题妥协，小津的描绘在逻辑上引领我们进入这个崩坏的家庭的最后幸存者身上。 通过在电影结束前先结束戏剧(二儿媳)，通过将镜头转到父亲的世界，通过向我们呈现迄今为止我们已然熟悉了的港口镜头，它就像乐章的尾章的结束和弦，最后，通过描绘城市、海、山岭的大背景，他向我们暗示，我们眼前所看到的事情，每天都在发生，很平常，许久之前已经发生过，而且以后也将会一次次持续不断地发生下去，这就是世界的面目。这个家庭的解体，这个世界的倏忽无常，这种人生的幻灭——这就是《东京物语》的主题，而这也是小津在最后的场景中描绘的内容。 小津的“空镜头”或曰非戏剧性镜头，除了我们通常认为的引导、收场、定场、评说的作用之外，还具有其他许多的功能。这些镜头最常用的功能是转场功能。在小津的电影中，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的转变总是直接而简洁，却又并非一成不变。正如一部电影的开场对环境的描绘常常由三个静止的空镜头来表现，因而环境的改变，也通常由两个镜头表现出来。第一个镜头向我们展示我们刚刚逗留的某个场所的外景；第二个镜头是我们将要去的某个场所的外景。在小津的电影中，总是充满这种成双成对的转场镜头，如一一列举，不但浪费本书篇幅，而且意义不大，因为读者在观看几乎是任何一部小津的作品时，一眼即可见出这样的容易理解的镜头。然而，这成双成对的场景，却不是导演惟一采用的转场手法。在小津职业生涯的早期，他曾多次使用“时间推移”(time lapse)的手法来过场。在《那夜的妻子》中，有一个持续了仅仅三四秒的黎明场景，我们看到了黑夜让位于白天的景象，阳光遍洒于一切静物包括窗户之上；在《独生子》中，他使用了同样的效果来表现同样的场景，即黎明破晓的情景；在《心血来潮》中，我们看到了一个五秒钟的日出镜头，阳光在父亲挂在墙上的衣服的静物画面中逐渐消逝。他同样使用一些道具来作为转场。在《那夜的妻子》中，我们看到警察背着手把玩手套，这是一个特写；在接着的特写中，同样的手套，被猛地摔在警察总局的桌子上。在同一部电影中，我们还看到另一个特写，表现男主角在系他的鞋带，随后切到他妻子的鞋子的特写镜头，此时他的妻子正躺在床上，为他的事而忧心忡忡。这种并无任何特别之处的切换手法，是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通用的电影语汇的一部分，小津后来“放弃”了。他保留了这种切换手法的逻辑，但不再以导演或观众的主观镜头(特写)的手法来表现，代之以人物的主观镜头来表现，即他做过什么或他看到什么，以之作为转场。 这类手法当中，最为直接的转场发生于《早春》中。男主角的妻子和他吵过一架之后，早早离开了家门。她沿着道路行走，经过他的一位朋友的家门前。这位朋友正在院子外为狗舍粉刷，他抬头看到了她，便向她打了声招呼。他进了屋子，其妻望了出来，留意到邻居刚刚从门外经过。从这里开始，我们的眼光就逗留在这对新出现的夫妇身上，不再去追踪那位恼怒的妻子了。这个简单的、稳妥的手法，简洁地让我们从一个场景跳到下一个场景。同样的效果，可以用简单的跳接做到，这种手法更为常见。在《宗方姐妹》中，我们得知父亲将死于癌症；女儿听到这个消息，垂下了她的头；父亲在家中，明显表现得很健康的样子，正和妹妹谈话。这种联系很自然地让我们快速地从一个场景进入下一个场景。在《早安》中，小孩子们在谈论放屁的本能。其中一位说他父亲很厉害，是这方面的专家。镜头切到了父亲坐在椅子上读报的情景，过了一会他温和地放了一个屁。在《秋刀鱼之味》的第一本中，有一个川崎棒球场的球赛场景，镜头随后切到了银座的一家餐馆，人们通过电视在看同一场球赛。在《麦秋》中，家庭成员在看电视上的歌舞伎表演，我们看到他们颇为享受的样子。镜头随之切到了朋友家中的一个房间，两个女孩子通过收音机在收听同一个节目。由于我们体验到的，是剧中人正在体验的内容，这种转场因此既符合逻辑，又很自然。这种效果，是以随心所欲选取的道具(一双鞋子或诸如此类物事)作为过场的手法所不可能达到的。而且，更常见的是，小津不但以人物所看到的事物作为转场，他也以他们所听到的声音作为过场手法。在《东京暮色》的第二本中，时钟敲击报时，兄妹俩正在鳗鱼店，镜头随后切到了作为新环境的火车站的大钟，时钟上显示刚过1点。经常是，在场景的结尾中，时间的表现单独占据了银幕，空镜头被延长，小津通过这种方式，提示我们准备转场。在《淑女忘记了什么？》中，我们等待着时钟敲响三下，然后才进入下一个场景。在《早春》中，纪子已经离开了朋友的家，然而我们留在后面看着并听到老爷钟报完3点45分的时间——一段相当冗长、使人想起英国大笨钟的场景。在《宗方姐妹》中，我们被迫看着咖啡店Bar Accacia的招牌闪了5秒钟(闪一次1秒钟，我们看到闪了三次，熄灭了两次，一共是5秒)，才进入到下一个场景。在《麦秋》中，一家人离家出门，我们留在后面听到钟声敲响了十下。在《秋日和》中，葬礼已经开始了，我们却还留在房里听鼓敲了两下。我们可以将这些转场称之为不确定转场。我们不知道下一个场景将会发生什么，不过我们清楚，一定有事情发生，我们因此顺理成章地期待着事情的发生。当然，这些场景在许多导演的作品中也颇为常见。作为转场，对于小津的表现意图来说，它们显得特别有效，这是因为它们不是为了引导我们的注意力，而只是为了邀请我们进入下一个场景的缘故。 这种不确定转场的其他功能，正如小津电影中的许多空镜头一样，是在逻辑上表明一段时间变迁的可信，这段时间，是从上一个场景，到人物会从事某种活动的下一个场景之前，所需要的一段时间。然而任何这类空镜头所呈现的电影时间，永远不可能是对人物实际上从某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的时间的复制，但这段电影时间，已经足够让我们产生期待，在几秒钟的空镜头之后，我们期待下一个场景有新的东西出现。 这或许可以解释小津电影中的另外一些无法说明白的场景。小津最著名的场景，除了空镜头外，是《晚春》中的纪子与一位年轻男子在湘南海滩骑自行车的场景中出现的巨大的软饮料广告牌。纪子和年轻男人已经有过一场谈话；镜头切到了一个软饮料广告牌，它持续了很长时间，随后再切到他俩骑着自行车沿海滨驶去的镜头。小津需要一段时间，让他们从高速路到海滨，而他在这个时间间隔中，向我们展示了这个大广告牌。这种建构手法，在其他导演的作品中并不知晓，但却经常被使用，这是因为他们在分镜头方面犯了错误，无法连接起来，不过却很侥幸地发现有足够的“空”胶片片段可以拿来填补，以此而挽救这个分镜头。而在小津的电影中，这类场景已经早早写好在剧本中了。这个广告牌是必需的，而绝非心血来潮补拍进去的，因为只要它实际上在那儿，人物的存在就有了根基。它同样也是环境的一部分；它，本身也存在。一直到电影生涯的终结，小津也使用道具作为转场手段。《东京之女》有一个场景，表现的是哥哥发现姐姐去卖身，这个场景的最后一个镜头是他房中的茶壶镜头，随后镜头直接切到妓院里的洗手盆。水(可以想象为具有清洁或去垢功能)因此成了一个转场的手段，尽管它的效果，在小津掉转场景让它再回到了哥哥身边的时候，大大打了折扣。同一部影片，弟弟的女友和其姐玩耍的时候，被叫去听电话。姐姐单独呆在房间里，她向四周环视，看到墙上的钟，我们随后看到了钟的特写，随后切到了整面墙的钟的特写。它表明女友是在一个钟表店里接电话，随后这个场景又掉转回到原先的房间。由于它的设计是如此明显地表现得那么形式主义，因而削弱了这个手法的效果，何况，在这个个案中，转场的作用非常薄弱。观众马上会认为，打电话到钟表店只是拿时钟作为转场的一个非常勉强的借口。类似的转场手法在《独生子》就使用得比较成功，它让我们在家和学校之间来回穿梭。在这部电影中，作为焦点的是一位熟睡中的婴儿。我们看到婴儿睡着了，随后是一个学校的长镜头，随后又回到婴儿睡着的镜头。这种效果非常醒目有效，因为婴儿在整部电影中一直没醒过；他一直就是那样睡着。 在另一些时候，同样的手法，小津用得更为审慎和简洁。在《户田家兄妹》中，有一个漂亮而充满逻辑性的转场，就完全由道具来构成。影片中，全家人都在担心生病的父亲，他们坐在座垫上，类似一组静物，这时我们听到了钟表的滴答声。镜头随后切到许多帽子上，帽子一一摆放在座垫上(表明这是一个很多人出席的正式场合)，鼓敲击的声音取代了原先的钟声，这意味着：父亲过世了，这是为他举行的葬礼。在《父亲在世时》中，悲剧的发生，是由一系列的五个镜头来表现的(其中四个巧妙地构成了转场)，它在银幕上只有短短的10秒：男孩们奔出湖边的寄宿旅馆；他们沿着码头跑；一片遍布墓碑和墓石的小树林；一艘被翻转的船；葬礼的场景。我们并未看到孩子们被淹死的场景。我们首先看到的反而是一片墓地，随后才是他们被淹死地点的船，随后，几乎在我们还未搞清楚事实之前，是一个葬礼的长景镜头，我们对在这10秒内发生的所有事情有了了解，这一切全都以一种省略然而却具有逻辑性的表现手法体现于这个镜头里，同时使我们的感受得到深化。 道具作为转场的手法，在《浮草物语》中有更加细腻的表现。我们看到巡回戏班班主的儿子骑着一辆自行车。这种交通工具在全片中成了转场轴心。第一个转场发生于男孩遇到后来他有可能会与之结婚的女孩的时候。他骑着自行车和女孩谈话；女孩微笑着离开了；自行车放在家中的车棚里；随后是男孩和他母亲在一起的场景。第二个转场由一个他在家中的场景构成；我们最后看到的是自行车的一个镜头；随后是女孩和男孩(没骑车)走在铁轨旁边的镜头。第三个转场出现在男孩和女孩私奔的时候：自行车像以前一样放在家里，男孩的书桌前空无一人；随后是他的母亲担忧不已的镜头。在电影的尾场，自行车最后一次露面：这个交通工具出现在另一间屋子里，这间屋子很阴暗，有点像贮藏室；接着是空房子的镜头；随后是车站的镜头，随后是尾场。

辛亥百年之际，关于辛亥革命题材图书的出版，自年初至现在，或旧版重出，或引进台湾学者的论述，或新著刊行，不下数十种。抛开一些出版业制造的似有如无的通俗历史绍介，无论重看旧章还是阅读新篇，寻找其间的分歧，重回辛亥年的政治空间，对众多潮流进行判断，绝非简单的"历史癖与考据癖"。

2011年8月6-10日，英国爆发了一系列社会骚乱事件。骚乱导火索是8月6日约300人聚集在伦敦托特纳姆路警察局附近抗议示威，抗议警方4日射杀当地一名年轻黑人男子。晚上，示威演变为暴力事件，200多名"青年"在夜色中朝警察密集投掷砖块、酒瓶、鸡蛋等物品，并焚烧警车、公共汽车和沿街建筑，切断交通，占领高速路，劫掠数十家店铺。 接下来的几天，"骚乱"的规模持续扩大，并且向伯明翰、利物浦、诺丁汉等城市蔓延，迫使英国许多政要，如首相、副首相和伦敦市长等，提前结束休假回到伦敦，召开紧急安全会议商量对策。 在"骚乱"发生的第二天，英国各主要媒体即将之定性为"骚乱"，英国朝野上下也齐声喊打喊杀，措辞严厉。10日晚至11日凌晨，英政府加大社会治安管控，随着1.6万名警察在伦敦各处"严防死守"，伦敦及英国其他主要城市的骚乱逐渐平息。 不难发现，英国此次"骚乱"的起因、形成和扩展与今年初发生在中东、北非的"革命"非常相似。最早发生"茉莉花革命"的突尼斯也是因为小贩被警察打死，民众不满而集结，随后扩大为全国性的"革命"，并直接导致了突尼斯的本•阿里下台；随后又蔓延至埃及，穆巴拉克在埃及持续了30年的统治也在危机面前土崩瓦解；利比亚则在北约的军事干涉下陷入内战，持续近半年，反对派才攻占的黎波里；叙利亚也危在旦夕，欧美国家的调门日渐升高，有强力干预的可能；也门形势也仍不明朗。 实际上，同样的事情也在德国出现了苗头，只是因为没有扩散开来而作罢。 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中东、北非，就是革命，西方国家和由大国主导的联合国就要进行人道主义干预；而发生在英国、德国，就是骚乱，只抢了一瓶矿泉水，都要被当做骚乱分子，严加处置，法院判决也适时配合，进行"维稳裁判"，以"严打"的效率进行判决。无怪乎新华社的报道认为，"西方主要媒体报道充分显示出西方国家在对待社会骚乱事件上的双重标准"。 针对骚乱爆发和蔓延的原因，英国及世界各地的专家们纷纷发表意见。"种族对立与贫困失业问题"、"社会不公"、"教育不平等"、"福利减少"、"信息作恶"、"网络滥用"、"警民矛盾"等等，见仁见智，不一而足。但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则是近两年才兴起的社交网络所发挥的作用。 英国《金融时报》的一篇评论中称，英国全国人口6100万，却拥有超过6200万台手机和超过3000万的Facebook注册用户。作为整个事件的发端，有人在Facebook上为当天被伦敦警方枪杀的帮派成员Mark Duggan成立了一个页面（相当于豆瓣上的小组）。该小组在很短时间内便吸引了上万名粉丝。管理员发起了以纪念Mark Duggan为名的"抗议警察暴行"游行。很快，有近两百人确认参加该游行。游行很快就发展为出现了打砸抢烧等暴力行为的"骚乱"。 该作者还指出，在组织更大范围、更为挑衅的骚乱中，黑莓手机（Blackberry）则是杀手锏。该手机提供的黑莓手机短信（BBM）可以说是组织秘密活动的绝佳工具：它可以一对多地即时传送，免费，并且不同于社交网站，它是保密的。在2008年的孟买恐怖袭击中，黑莓就因其保密性被恐怖分子用作主要通信工具。作者质问道：言论自由的底线在哪里？ 显然，英国警察部门也对此观点十分认同。在针对骚乱采取的"维稳"措施中，英国警方逮捕了数十名利用社交网站和其他形式进行"暴力行为"组织的年轻人。英国警方还明确表示："使用社交网站煽动暴力"的人可能会被逮捕。同时，警方开始严密监视社交网站，辨认组织、煽动暴力的消息源。 "信息的自由流通可以用于行善，但也能被用于作恶。"英国首相卡梅伦在紧急召开的下议院辩论会上表示，他自己被社交网络在这次骚乱中所起到的作用感到震惊，同时称政府也许会考虑限制一些煽动社会暴力的人使用社交网络。 如果我们不健忘的话，应当还能记得，四月份，在中东北非的"阿拉伯之春"之后，曾有人在中文网络上利用微博等形式号召和组织游行，中国官方并未追究，只是在网络上将茉莉花等词汇的定为"敏感词"，一封了之。在预定的游行现场，甚至还出现了当时的美国驻华大使洪博培打酱油的场面。而中国警方虽然抽调大批警力前往，但并未采取极端措施，至少与英国警方采取的镇压措施相比，要温和、克制得多了。即便如此，中国官方的这些措施也仍然受到了国内外媒体同声一气的指责。 再往前追溯，中国西藏2008年发生的"3•14"打砸抢烧事件和新疆2009年发生的"7•5"事件的性质要比英国的情况更严重、更恶劣。英国至少没有出现针对特定人群的无差别攻击和杀害行为，西藏和新疆则出现了这种情况。即使如此，中国警方在初期极度克制，最终由于温和措施无效，才采取了戒严、切断网络等措施，恢复社会秩序。但这些骚乱分子在西方媒体和政客们眼里，却成了所谓的民主、自由和争取民族独立的斗士。如果中国官方采取和西方同样的立场，完全可以将英国的事件定义为一场严肃而神圣的"人民起义"，应当警告英国官方保持克制，防止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但中国并未这样做，连官方背景的媒体都以极为克制和中立的立场报道此事，连讥讽都显得小心翼翼，更不用说公开的支持了。 有人会说，英国发生的难道不是骚乱吗？应该承认，确实是。但需要说明的是，任何街头革命在一开始，都是骚乱，都会出现打砸抢烧这些暴力和犯罪行为。但群众运动需要在运动的过程中成熟起来，产生自己的领导组织和机关，产生自己的政治诉求和纲领，不可能在一开始就有明确的政治纲领和领导机关。如果说先有明确的政治纲领和领导机关，恐怕还没来得及上街，就已经被警方摧毁了。更直白一点说，如果英国舆论和警方不是在一开始就以如此严厉的态度采取镇压措施，让骚乱持续半个月，当然也会出现"纠察队"，自己维持秩序和惩治暴力行为，建立革命的秩序。如果说突尼斯和埃及政府在一开始有什么失误的话，也就失误在这里，没有在最起初就采取严厉措施，而是优柔寡断，蹑手蹑脚。 细究起来，实际上，西方国家发生此类事件的原因与中东北非也有颇多相似之处。几乎所有的评论者都指出，突尼斯、埃及与利比亚发生"革命"的深层原因是年轻人失业率较高，而年轻人正是这一轮革命的主力。尤其是在政治秩序相对稳定的国家出现了高等教育普及化的趋势，他们能够熟练地运用网络，对未来预期较高，而低迷的经济难以满足他们的需求，现实的困境使他们成为受过高等教育的新"流民"，将自己的处境归咎于政府。只不过在英国的竞选政治条件下，年轻人的政治意识难以迅速转化为明确的政治诉求，而在中东、北非这些所谓的专制国家，他们就很容易完成这个转化过程，将对现实的不满直接归罪于专制，从而完成政治动员，从一开始就提出明确的政治诉求。 无论是社交网络还是黑莓手机，用户的主体都是这样的年轻人。他们不同于父母，由于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他们需要的不是一个能够养家糊口的工作，而是他们认为适合自己、符合预期的工作。即使没有工作，他们仍然可以拥有最基本的电脑、手机这样的基础通信设备。因为他们没有工作，或者工作层次较低，无需投入大量时间，因而有大量的空余时间投入到网络上去，就自己关心和喜欢参与的问题发表意见，并在辩论中形成自己的政治立场。 而且，社交网络的传播效率要远高于传统的网络BBS等形式，能够在非常短的时间内被大面积、大范围地传播。原来需要通过在现实的广场上通过辩论才能形成的政治共识，现在只需要通过社交网络就可以完成。"志同道合"的人们可以迅速集结在一起，只需要一个合适的契机，约定一个时间和地点，就可以发动一次政治行动。 在中国，虚拟世界里发生的"网络群体性事件"实际上并不少，而且已经有不少案例通过社交网络进行政治动员，直接转化为实际行动。从宜黄自焚事件、温州钱云会案、药家鑫案、拦路救狗事件、温州动车事故等，皆是如此。当事人越来越熟练地通过网络进行"上访"，"意见领袖"们以各种各样的名义进行政治串联，拦路救狗事件则完全是通过微博上临时发起的一次社会事件。钱云会案中，也有网友组成所谓的"公民观察团"前往事发当地进行"调查"。这些行动实际上就是通过网络进行政治动员的演习，只要有适当的时机，便会直接转化为政治行动。 也就是说，只要能够满足前面已经提到的基本条件，如社会发展水平较高、通信设施普及程度较高、社交网络普及、失业人口中年轻人占比较高、社会上的不满情绪较多、官方处理突发事故能力较低等，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带有政治诉求的社会运动。在全球经济仍未走出金融风暴阴影的背景之下，北非和英国出现的事情当然有可能在其他地方重演。 当然，这不是说对微博、推特、Facebook这样的社交网络应当一封了之，而是说，在社交网络已经十分普及的条件下，如果应对突发事件，如何更及时、准确地发布信息，进行政府公关，如何监督和管理社交网络，已经成为需要全世界共同面对的问题。在这一点上，无论是否民主国家，是否竞选政治，都不例外。&nbsp;

都市中的人开始寻找农村生活跟现代生活连结的可能。这也使得我们回到农村，越来越少了很多观念上的拉扯。以农村为主体进行价值再现、文化再现，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面向。

李伯斯金，设计了柏林的犹太博物馆，纽约的ground zero，最近设计德累斯顿的军事历史博物馆（将于2011年10月14日开幕）。建筑与历史记忆的关系是怎样在他的作品中体现出来的？他又怎样理解德累斯顿这个在二战中被盟军炸弹摧毁的城市？

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举办了一个达尔富尔辩论会，邀请著名非洲专家哈茂德·马姆达尼(Mahmood Mamdani)到场，与人权活动家、前克林顿政府外交官约翰·普伦德加斯特（John Prendergast）交锋

在广东南海本田职工罢工事件中以劳工法律顾问身份参与事件解决全过程的中国人民大学劳动关系研究所所长常凯13日表示，集体劳动关系的调整已成为中国当今劳动关系发展最主要的表现。"如果说在西方工人的集体行动和工会发展趋于衰弱的话，中国则正处于一种发展的过程中。"他认为南海罢工事件的解决带来了重要启示：一是罢工的合法性问题，二是理性对待、法制解决，三是工会应支持工人合理要求。在中国高层不断发出"体面劳动"、"有尊严地活着"等声音之时，发生在五六月份的本田南海职工罢工事件与富士康跳楼事件，再次引发中国当局对劳资纠纷和劳动者集体争议问题的高度重视。常凯认为，南海罢工是中国劳动关系发展过程中一个非常具有标志性的事件。"罢工工人开始是通过媒体知道了我的电话，希望我提供法律帮助。但我比较犹豫，因为在中国介入这种事情的话，如果处理不好就会带来麻烦。但我觉得作为一个法律学者，关注和帮助工人解决这种事情是基本职责。所以我说，我可以提供法律帮助，但必须得到书面委托和书面签名。这样，南海罢工工人代表在获得一致意见后，第二天就传来了有所有代表签名的委托书。然后我立即揣了两万块钱，和两名助手直奔机场。"常凯认为，南海罢工事件的解决对当前有几个重要启示：一是罢工在中国的合法性问题。"中国的法律在罢工立法当中处于一种不明确的状态。有人说，在中国罢工是违法的。这是完全没有根据的，中国法律从来没有禁止工人罢工的法律规定。"此外，中国批准的国际公约中，也没有对工人的罢工权有特别的声明和保留，这显示工人罢工在中国并不违法。他强调，将罢工定性为过激行为是不对的，"罢工本身不是过激行为，过激行为是指违反法律的行为，如打砸烧，上街堵交通干道等。"关键解决工人合理要求二是罢工事件的解决。一是政府要理性对待，二是采取法制解决的方式。"政府如何看待罢工？南海区政府开始就有明确的认识，就是罢工事件属于劳资纠纷，解决的办法要让劳资双方通过谈判处理，而政府不用其他力量强制性介入，政府仅仅站在中立立场上协调劳资双方。所以在南海罢工事件中没有动用防暴警察、公安武警等力量介入。这体现了政府对罢工合法性的理解。因为如果罢工是违法的，就不仅仅是谈判的问题了，而是要追究组织罢工或参与罢工人员的问题。""如何进行谈判？企业谈判的诚意就非常重要。以前雇主把重点放在追求利润最大化上，而忽略工人权益和公平。事实上，谁都不愿意罢工，罢工劳资双方的成本都非常高。本田在中国去年利润将近翻番，但工人工资基本没有增长，这是不公正的。罢工的一段时间，广州本田总经理曾庆洪承认，他们一下子就损失了几十个亿。南海罢工最终的结果跟富士康一样，工人工资增加了38%。这给我们的启示是，第一雇主要主动加薪，建立企业人员工资管理制度；其次工会要代表工人与雇主集体谈判、协商；最后是国家提高最低工资。"工会应支持工人合理要求常凯认为，在劳动者集体争议中，工会经常失声、软弱，甚至站在雇主立场上的现象非常不好。"南海罢工事件中，工会的作用非常令人遗憾，工会不仅没有代表工人向雇主提出合理要求，反而与工人发生冲突，这种情况在国际劳工运动史上是罕见的。"他说，工会应该支持工人的合理要求，而这一点在实际工作中并没有法律障碍。《工会法》规定，工会定位就是"代表工人"。"即便罢工不是工会领导的，罢工以后工会也应站在工人代表的立场上积极促使有关问题的解决。""现在的工会为什么得不到工人的承认？就因为有的工会不代表工人。在目前现有工会体制难以改变的情况下，应要求它能发挥更积极的作用，而不是说必须推翻、重选。"对于南海罢工事件会否引发中国大规模的罢工潮，常凯表示，中国其他企业如果出现罢工问题，绝不仅仅是因为南海出现了罢工，更重要的是这些企业存在引发罢工的原因。"我们要解决引发罢工的矛盾，而不是为了一般的稳定采取回避或压制手段。南海事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解决类似事件很好的范例，所引发的一系列思考，所涉及的很多法律问题，恰恰是今后需要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