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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
书评
2009/02/28
| 阅读: 2546
Le Monde Diplomatique的一篇英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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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美国华尔街金融资本的基本运作状况,并指出为实体产业提供融资和咨询服务早已只占金融资本业务收益的微不足道部分,金融资本的主体工作是投机性交易。没有任何经验论据支持大多数金融创新具有社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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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面积狭小的日本列岛上,日本创造了两次震惊世界的现代化奇迹,同时也留下了"公害岛国"和"公害治理先进国"的环境历史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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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艺术
2012/03/03
| 阅读: 2550
谈及陈列所文物之精,“宋代的院体画和明代的文人画,精妍秀逸之气朴人眉宇。把以前所见的一比,就显出我家收藏的粗陋,而珂罗版印本也已失了神采”,也提及民初文物管理不善,非但失窃,且门票昂贵,不许笔记,经费窘迫,常遭巧偷索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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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
书评
2012/05/29
| 阅读: 2551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梳理了中国传统社会实际运作中的权力结构:中央集权和地方自治两层的"双轨政治":自上而下的皇权一轨,即皇帝的政策经由读书人下延民众;以及自下而上的绅权一轨,即下面的意见经由士绅逐级上达皇帝,费老将这种上通下达、来去自如的双轨形式视为政治运作健全而持久的根本保障。[1] 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使士绅阶级退出了历史舞台,自下而上的一轨也随之中断,只剩下自上而下的单轨政治。张静教授的《基层政权》一书承接了这一问题,通过深入剖析单轨政治下基层政权的不稳定结构,从经验证据角度检讨了"国家建设"理论框架的解释力。 本书把国家权威和地方权威分别视为中央集权和地方自治这两轨的代表。在中国传统社会,由族长、乡里、长老、士绅、退休官员等组成的地方精英,与普通民众结成了地方利益共同体,前者是地方权威的来源,并为传统地方社会确立了稳定的自治基础。但是,自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在强大外部压力下开始急剧转型,基层政权与乡土社会利益之间的疏离不断加剧,而国家又试图将地方权威变为基层政权分支、纳入国家管制范围、服务于国家目标,从而导致地方精英与普通民众的利益共同体逐渐瓦解,社会关系越来越紧张。然而,基层政权仍被赋予更多权力,仍然处于控制并整合基层利益的中心地位,在经济政治和社会权力方面保持控制优势,使之与社会力量的对比处于严重不平衡状态,由此不断"生产"出基层政权的不稳定结构。 这种不稳定结构的特征抑或其社会政治后果,具体表现为五个方面:首先是基层政权与社会共同体之间出现"结构分离",前者越来越多地成为垄断经营者而非公共服务者,政治支持不断削弱。 其次是社会成员通过财富交换和个人关系寻求公共服务,也可以说是通过个别谈判和交易来"购买"公共服务。这不是"国家与社会"对立模式所理解的那种干部与村民相互对立的支配与服从关系,村民们事实上常常拥有共同的价值准则、行为规则以及公共意识(尽管这种公共意识不同于学界通常的理解)。 再次是基层与国家管辖权的分割,二者相互警惕又相互依赖。国家无法强有力地直接控制基层的财产、资源、信息和权力,只能被动协调。基层政权则不仅小心谨慎地防止自身控制权流失,还积极伺机扩张权力,并刻意以消极怠工、敷衍、抵制等方式阻止国家权力的下延。国家向乡村秩序的渗透遭遇结构性的阻力,基层政权有选择地执行国家政令,或者进行有利于自己的变通,国家沦为基层政权自身行为合法化的工具。基层组织的道德声望持续弱化,权威和形象不断矮化,导致国家与乡村生活隔离,从管辖结构和治理原则两方面阻止了国家权力的实际下延。这正是"响应口号总是浮于表面,政令始终难以畅通"的重要原因。然后是基层财税制度运行不良。基层政权没有提供公共服务的压力,不愿坚决执行税收制度;农民无力监督税收,自愿交税的积极性不高。因此,一方面,基层公共服务质量低下,税款浪费严重;另一方面,农民普遍拖税、欠税甚至抗税,促使基层政权采取强制收税行动。农民不信任、不合作、回避甚至抵制基层政权,但又没有制度化的协商、妥协和修订架构,最终演变成基层社会的冲突和不稳定。当然,随着近几年农业税、农业特产税、牧业税和屠宰税的取消,这方面的矛盾冲突已经基本消失。 最后是乡村政治无法生成实质性的制度变化。乡村政治普遍表现为以经济指控代替政治挑战,个体利益的组织化水平不高、立场不坚定,社会利益的组织过程混乱且不稳定,利益群体的边界经常变化、难以确定。这既造成了乡村政治的难题,也使村民的政治参与容易受基层政权的权位竞争、官僚政治所左右,无法引出实质性的制度变化。 简言之,基层政权不稳定结构的最大政治后果,就在于不断削弱人们对基层权威的认可和接受。这促使国家发现,基层干部并未成为自己在基层的有效代理人,自己也无法有效地单方面监督乡村干部。因此,避免基层干部行为失控,避免基层干群关系的恶化,就成为国家推行以选举为主要形式的基层自治的初衷所在。 《基层政权》一书假定基层干部不仅是国家政策的机械执行者,他们也是理性的自我利益最大化者,其自我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的分离,确立了基层政权的不稳定结构,进而导致乡村社会的冲突与不稳定。其颇具说服力的分析,看上去似乎宣告了近代以来国家建设框架的失败,但实际上本书并未全盘否定国家建设。作者所反对的,只是将"官治"与"自治"简单对立的国家建设研究框架,以及"干群冲突、社会抗争、公民社会、积聚基层力量进入新的政治关系"等等"国家与社会"分析模式,这些研究框架、分析模式把中国基层的社会问题简化为"政府压制、群众反抗",这种看问题的方式实际上是把原本复杂的看得过于简单化了,把原本建设性的看得过于破坏性了,把原本非政治性的看得过于政治化了。 比如作者反思,既然基层政权存在种种不尽人意之处,为什么基层社会秩序还能在低稳定、不稳定的结构中得到延续呢?作者发现,原因之一在于基层政权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它界定了村民的社会成员身份,确认并保障村民的政治(参与和选举)、经济(工作、财产分配和保护)和社会权利(享受福利和教育),建立了与社会公共体制进行联系的渠道,农民得以从事经济交易、申请公共援助、接受公共物品分配、接受服务和福利。国家建设在基层所遭遇的问题错综复杂,正面的和负面的因素交织在一起,因此解决问题的方法自然也不能简化得只剩一根筋。正如作者所言,更为重要的是反思和追问什么才是正确的问题,是国家权力的大小、有无,还是扩展什么性质的国家权力。也即要"扩展它的正面权力,并防止负面权力对社会乃至对国家自己的损害。" 其他社会学者和政治学者同样就此进行了思考,Michael Mann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区分两种类型的国家权力:横暴权力与基本权力。横暴权力是指国家精英不与各社会群体协商即可实施的权力,以国家干预的强制程度和广度为衡量指标。基本权力是指国家向社会渗透并在整个管辖区域内合理贯彻政治决定的实际能力,以国家干预的有效程度为衡量指标。[2]这种横暴权力与基本权力两分说,与费孝通先生当年所概括的中国传统社会权力的四分法异曲同工。二者对横暴权力的界定没有实质性的差别,尽管基本权力与同意权力、教化权力和时势权力在多大程度上、在什么意义上等同亦或不同及其意义仍然值得讨论。 政治学者进一步细化明确了国家的基本权力,依据Pye、Binder和Grew的研究,王绍光教授分析了国家基本权力的六个主要方面[3]:对暴力的合法使用实施垄断(对应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军事权力、惩治犯罪维护社会稳定的警察权力);汲取资源(对应税收权);塑造民族统一性并动员群众(对应缔造民族认同与凝聚社会共识权);规管社会和经济(对应社会经济调控权、干预权);维持国家机构的内部凝聚力(对应惩治腐败、建构有效的官僚机构权)和重新分配社会资源(对应重新分配收入、财富、机会以缩小贫富差距权)。 在这个意义上,上文所述本书对基层政权在界定村民成员身份、保障政经社权利、提供公共服务方面所发挥作用的分析,实际上表明基层政权的国家建设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它对乡村政治的观察也发现,国家的基本权力实际上得到了基层民众的广泛认可,并被援引为自身诉求的依据和保障。比如,上访者只针对某一基层政权的具体行为,只涉及某一地方群体的政治经济利益冲突以及地方资源控制权的重新分配,他们希望从宪法、法律法规、政府规章、领导言论和党章中找到合法依据,不是规避而是广泛依赖国家权威,强烈要求国家干预以解决基层政权的问题。 因此,《基层政权》所批判的,正是把官治与自治、政府压制与社会反抗简单对立的分析模式,正是不区分国家权力的不同性质,而笼统讲积累国家权力的那种囫囵吞枣的国家建设研究取向。《基层政权》所理解的国家建设,主要指积累国家的基本权力而非横暴权力。越来越多的研究已经指出,以打碎国家的控制结构、降低国家对社会经济的干预程度为标志的第三波民主转型浪潮在大多数转型国家已告失败,民主转型范式业已破产。不难发现,凡是明显缺乏基本权力的国家,必须着力于建设基本国家制度并强化其运作能力。[4] 2002年,身兼美国民主促进与全球民主化研究权威与美国外交政策专家的Thomas Carothers,根据自己对全世界民主状况的长期研究,尖锐地指出,实践证明,以Huntington为代表的民主化理论的"转型范式"的五个核心假设实际上无一成立。首先,第三波是向民主的转型这个说法不准确,只会把问题简单化。一些国家根本就不是冲着民主去的,大部分国家只是有零星的民主特色,却并不必然有任何可预测的深入民主化迹象。其次,成功的民主转型国家和地区也不是按照开端、突破、巩固这样的过程发展的,其政治演变常常是极为保守、渐进的,政党发展、公民社会壮大、司法改革、媒体发展也不遵循民主推动者所谓理性发展顺序,而是相当混乱的走一步退两步等等方式。再次,旨在提供民主合法性和民主责任的选举往往虎头蛇尾,选举是有,但投票之外的政治参与仍旧非常浅显,治理责任依然虚弱。如何弥补政治精英与公民大众之间的政治鸿沟,建构有效而深入的政治参与的民主形式,才是真正重要的问题。第四,与"民主没有前提"这样的想法相反,不同的结构条件深刻塑造着政治结果。最后,国家建设远比转型范式所设想的要复杂。[5] 实际上,这也正是曾经预言自由民主式西方社会标志着历史已经终结的福山,近年来不得不强调国家建设的原因所在。在福山看来,在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中,政府软弱、无能或者无政府状态,不仅已经成为当今世界许多严重问题的根源,而且直接困扰着希望帮助这些弱国的发达国家。国家的弱化还导致国际局势动荡不安,损害了国家体系中的国家主权原则,并导致美国、欧洲和其他发达国家之间在国际层面上的民主合法性问题争论不休。9·11之后侵入阿富汗和伊拉克的美国,已经为此背上了沉重的包袱。这迫使福山承认,三十年来,缩减国家机构规模、弱化国家概念的世界政治趋势是错误的,国家力量的强度也即国家能力的强弱比国家职能范围的宽窄更为重要。太阳底下无新事,尽管福山2004年的这番肺腑之言照旧像他的历史终结论那样引起了广泛关注,但实际上是在重复王绍光教授早在1991年的那篇著名文章"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民主国家"的观点。而且,我们也不难听出福山在谈论这个问题时那种帝国主义的弦外之音。 在这种背景下,这本《基层政权》对乡村制度问题的实证讨论,对国家建设框架的逻辑反思特别值得关注。与需要重新回归国家研究、主张国家自主性的一些美国学者(以Theda Skocpol, 1985为代表)不同的是,很多学者始终把国家和国家建设作为学术研究的核心问题。国家建设概念首先是与西欧国家的形成联系在一起的,并且具有丰富的含义。比如,T.H. Marshall强调以公民权利、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为基础的公民资格的,埃利亚斯强调国家作为社会经济秩序的最高协调者,Charles Tilly强调资本与强制的结合程度和对强制工具的集中控制,Perry Anderson强调国家权力的集中程度,Michael Mann强调国家的结构性基本权力等等。 这本《基层政权》是中国学界关注基层政权的国家建设问题的代表作之一,作者在本书的续文《国家政权建设与乡村自治单位-问题与回顾》中,以国家权威对现代公民权的推动作用为主要指标,对中国是否确实存在现代国家建设的过程表示了谨慎的怀疑,但她同时希望避免将国家建设与地方自治对立起来,因为这种以批判而非解释为目的的简单对立,会降低研究者的学术敏感,降低学术研究的建设性,以及学术分析的进步。作者希望以组织社会的不同规范和原则之间的冲突为出发点,分析乡村社会的各种关系,还原亦或说挖掘其中的丰富内涵。 今天,基层民主已被视为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重点领域,在加快建立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推进基层民主这一基础性工程的同时,如何避免基层政权的国家建设落后于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仍需要耐心细致的学术和实践工作。在这个意义上,本书有助于人们看清问题,明确方向。 * 欧树军,北京大学法学硕士,香港中文大学政治学博士。 [1] 参见费孝通,《乡土中国》,收于《费孝通文集 第五卷 1947-1948》,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页364-387;费孝通,《乡土重建》,收于《费孝通文集 第四卷 1946-1947》,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页418-440,347,434;以及赵晓力对双轨政治的概括:"双轨政治'与习惯法问题--纪念费孝通先生,"(未刊稿)。 [2] Michael Mann, The Sources of Social Power, Vol. II: The Rise of Classes and Nation-States (New York: Cambridge UP, 1986): 44-91. [3] Wang Shaoguang, 2003."State Effectiveness and Democracy" ,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14, No. 1. [4] 有关文献可参阅注3所引文。 [5] 这篇文章在美国学界和政界引发了激烈讨论,参见Thomas Carothers, "The End of the Transition Paradigm", Journal of Democracy 13, no.1 (January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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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评
文学
2014/10/27
| 阅读: 2552
底层话语早已被研究者视为当代文学批评不可或缺的观念视野,但深究起来,这种话语乃是一个并未被充分理论化的概念系统。事实上,这种话语实践的困境早就潜藏在其文学起源--小说《那儿》之中。在这篇小说中,曹征路无力对工人阶级底层化的命运做出真正的历史分析,缺乏节制的现实愤怒和偏于一隅的历史判断,都限制了他对于主人公反抗意识的构造,劳动尊严的呈现以及身份政治的透视,由此陷入阶级想象的危机之中。而要再造底层话语的阶级意识,就必须重新审视底层在市场社会中特定的身心状态,并由此回到当代社会主义实践转折的历史脉络,寻求重塑其理论想象的话语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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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经济普遍增长,在给社会相当多数的人带来了收入的提高、生活水平改善的同时,其实进一步让我们感觉到生活意义的丧失,这是我们此刻面临的一个重大的问题。经济的增长和生活程度的普遍改善同时伴随着收入分配的不公的出现,包括基尼系数,在当今世界已经排到了第一,由此迫使我们反思财富的公平分配、社会正义如何实现。这是牵涉到我们每一个人如何过好生活,什么样才是理想生活的重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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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
文学
2011/09/09
| 阅读: 2556
我隐约感觉到,"现代","后现代"和"多元现代性"之争,是和一个更深层的哲学问题联系在一起的,这个哲学问题就是"普遍","特殊"和"无限"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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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陀思妥耶夫夫斯基丰富的人格中,可分出四个方面:富有创造性的艺术冢、神经症者、道德家和罪人。对于这样一种令人迷惑的复杂人格应如何去认识? 有创造性的艺术家这一点是最无争议: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位并不低于莎士比亚。《卡拉马佐夫兄弟》是迄今为止最优秀的小说,其中关于宗教法庭庭长的那段描写,达到了世界文学的巅峰,再溢美的评价似乎也不过分。所以,在创造性艺术家这一点上,精神分析就显得不必要了。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道德家(moralist)这一特征,最易受到攻击。如果我们借口惟有经历了深重的罪恶的人才能达到道德的顶峰,而试图将他放在道德家的高度的话,那么我们就忽视了由此将引起的一个疑惑:有道德的是指,一个人一旦他感受到诱惑便能予以抵制,而不屈服于诱惑。如果一个人先是犯罪,然后又悔过,悔过后树立起高尚的道德标准,这样他便会受到外界的责难,因为他把事情变得太容易了,他尚未掌握道德的实质:自我克制(enunciation)。实际上,生活中的道德行为是人的一种实践性的功利活动。他使人想起大迁徙中的野蛮人,他们杀人而又以苦行来赎罪,直到苦行成为使杀戮能够进行的实用手段。可怕的伊凡就是这样做的。看来,这种对道德的妥协的确是俄罗斯人的典型特征。陀思妥耶夫斯基道德追求的努力,最终没有产生卜分光彩的结果。在经历了个人本能要求与社会呼吁之间相妥协的最激烈斗争之后,他倒退到既甩服俗权又臣服神权,既崇拜沙皇又崇拜基督教上帝以及狭隘的俄罗斯民族主义(nationalism)--这种倒退是一个人不费力不用脑子就能够达到的。这是他伟大人格中的弱点。陀思妥耶夫斯基放弃了成为人类的导师和救星的机会,而成了人类的监狱看守的同伙。人类文明的未来对他没有什么可感激的。而他似乎是因为神经症招致这种失败的。他的睿智和他对人类的强烈的爱或许能为他打开另外一条使徒式的生活道路。 把陀思妥耶夫斯基视做一个罪人(sinner)或罪犯,会激起强烈反对,这种反对不必建立在对罪犯的世俗评价之上,其真实动机(motive)很快就会昭然若揭。罪犯有两个本质特征;极端的利己主义和强烈的破坏欲。这两个特点的共同之处以及它们得以表现的一个必要条件在于缺乏爱,缺乏对(人类)对象的情感上的认同。人们立刻会回忆起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表现出的与此相反的一面--他对爱有强烈的渴望,而且也是有巨大的爱的能力。这表现在他那夸张的友善中,使他在有权利恨和报复的时候却热忱地去爱,积极地去帮助。正如他在与第一个妻子和其情人的关系中体现出来的那样。如此一来,人们一定会问,为什么要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看做罪犯呢?答案是这种评价的理由来自他对写作素材的选择。他总是挑选那些暴虐的、行凶的和利己的人物,这让人联想到他的内心是否有着某些类似的倾向。他也从他个人生活中挑选素材,如他喜欢赌博,而且承认对一个年 ____p.145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轻的姑娘有过性攻击①。陀思妥耶夫斯基强烈的破坏本能很容易使他成为一名罪犯。在实际生活中,这种本能主要指向他本人(向内部发泄而不是向外部),这导致他既有受虐狂倾向又有犯罪感。认清这一点就容易理解他那自相矛盾的生活了。此外,他的人格中还保留着大量的施虐狂特质,这表现在他十分易怒,喜欢折磨人,即使对他所爱的人也难以宽容,甚至也表现在作为作者的他对待他的读者的方式中。也就是说,在小事情卜,他对别人是个施虐狂;在大事情上,他是个指向自己的施虐狂,实际上他是一个自我受虐狂--即是说,他是一个最温和、最富有同情心和最乐于助人的人。 我们已经从陀思妥耶夫斯基复杂的人格中挑选出三个因素:一个是数量的,另两个是质量的:感情生活的极其强烈性,天生异常的本能素质(该素质使他不可避免地成为一个施虐--受虐狂,或是一个罪犯)和他那难以剖析的文艺天赋。这三种因素交织着,在他不犯神经症的情况下可完好地共存。有些未患神经症的人单纯是受虐狂。而从陀思妥耶夫基的本能需求与对这些需求的抑制力(加上有效的升华方式)之问的力的平衡方面看,仍会使他被划为所谓的"本能性格"一类人物。但这一情形又由于神经症的出现而变得模糊起来,这种神经症正如我们所说,在某些情况下不是不可避免的,但如果它发作的次数越多,须由自我控制的人格就越复杂。因为毕竟神经症只是自我无力进行调控的一种表现,自我在企图进行控制的时候,已经丧失了自我的统一性。 严格地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神经症是怎样表现的呢?他称自己是个癫痫症者,别人也这么认为。他的病情发作时极为严重,伴有意识丧失、肌肉痉挛,其后就产生抑郁状态。这个所谓的癫痫症很可能就是他的神经症的一个症状,因此必须把它归之为癔症性癫痫症,也就是说,是一种极其严重的癔症。关于这一点,由于两个方面的原因,我们还不能完全予以确定:其一是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自称的癫痫症的病历资料不足以及不够可靠;其二是因为我们对癫痫症发作的病理状态的了解也不完善。 先谈第二点。再次重复癫痫症的全部病理是没必要的。因为它对澄清这个问题不起决定性的作用。但是也可以谈一谈。这个古老的神奇的疾病仍可在临床诊断中见到,这种奇怪的疾病发作时伴随着难以预测的、没有先兆便出现的痉挛发作,患者变得易怒、富有进攻性、所有的心理官能逐渐降低。但这种大致的描绘 ① 参见费楼波·米勒和艾克斯坦(Fulop Miller and Eckstein,1926)有关这一方面的讨论。斯特凡·茨威格(Stefan Zweig,1920)写道:"他并未被资产阶级的道德樊篱所阻止,没有人能够说清楚在他的生活中他在违法犯罪方面究竟走了多远,以及他描写的角色中的犯罪本能在他身上实现了多少。"对未成熟姑娘进行性攻击的主题,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著作中出现多次,尤其是在他死后出版的《斯达沃罗京的忏悔》和《一个伟大罪人的一生》两本书中。 ____p.146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并不十分精确。这病发作时凶猛而突然,伴随着咬舌头,小便失禁,最终导致严重自我伤害(self-injuries)的危险的癫痫状态(status epilepticus)。不过,也可能病人有短时间的【意识丧失】,或突发晕眩,或在短时间里行径背离性格,好像病人是处于无意识的控制之下。这些症状的发作,虽一般来说是由于我们还不能理解的纯粹的肉体原因(purely physical causes)引起的,但其首次发作很可能出某种纯粹的精神原因(例如,一次惊恐),或可能是其他心理刺激的结果。不管智力损伤在绝大多数的病例中多么典型,至少有一个病例我们都知道(赫尔姆霍茨的病例),它没能妨碍患者在智力方面取得高度成就(另外一些与此相同的病例,要么是有争议的,要么是令人怀疑的,如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病例)。那些癫痫症患者给人以迟钝、发育不良的印象,往往伴有极明显的白痴(idiocy)现象和极严重的大脑缺陷(cerebral defects),尽管它们不是临床上必须的症状。但是,这些程度不同的发作,在一些智力健全的人身上也可能发生,甚至也可能发生在有着过度的、经常失去控制的情绪生活的人身上。在这样的情况下,难怪人们认为"癫痫症"不可能单纯是一种临床上症状。在明显的症状中,我们发现的类似情况似乎需要做功能上的说明。似乎可以认为,在人体中有机地存在着一个反常的本能释放机制,它可以在非常不同的情况下起作用--既可以作用由于严重的组织解体或中毒所导致的大脑活动障碍的病例中,也可以作用于对心理机制控制不足和心理能量的活动达到心理临界点的情况中。在这种双向性后面,我们瞥见了本能释放的(instintual discharge)潜在机制。这种机制不会远离"性"过程,而"性"过程是中毒的基本起源:早期的内科医生们把性交描绘为一种轻度的癫痫,并由此认为在性行为中包含着对释放刺激的癫痫方式的平息和适应①。 "癫痫反应"(epileptic reaction),这个普通因素,在神经症中也肯定出现。而神经症病根只能通过大量躯体的方式来排除,而不能用精神上的办法来解决。所以,癫痫发作就变成癔症的一种症状,井被癔症接受和缓释,就像它受正常的性释放过程接受和缓释一样。因此,官能性癫痫和"情感性"癫痫是完全应该加以区别的。这样做的实际意义在于:患第一种癫痫症的人大脑患病,患第二种癫痫症的人患神经症。第一种病人的精神生活受到来自外部的不能相容的侵扰,而第二种病人所受的侵扰则来源于他自身的精神生活。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癫痫症极其可能是属于第二种。严格地说,这一点也无法证明。要证明这点,我们必须有能力把他的最初的发作与后来的反复发作,贯穿到他的精神生活中(进行考察)。而在这方而,我们知之甚少。有关发作的描述本身并没告诉我们什么,我们对癫瘸症的发作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活经历之间的关系还缺乏了解,现有的这些残缺的了解常常又是互相矛盾的。最有可能的假设① 参见弗洛伊德《癔症发作概论》(1909a)一文。 __p. 147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是:发作应追溯到他的童年,起初表现为温和的症状,直到他18岁那年经历丁一个骇人的事件--父亲的被杀①,他才表现出癫痫症症状。如果可以确认在他被放逐西伯利亚期间,他的癫痫完全停止了发作,那么这种假设就切中要害了。但是另外一些说法却与此相矛盾②。 《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父亲被杀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父亲的命运之问的毋庸置疑的联系,震动了不止一个为他立传的作家,并致使这些传记家请教了"某一现代心理学流派"。从精神分析(因为目的就是要进行精神分析)的观点出发,我们禁不住想了解他父亲被杀对他的严重损伤,并把他对这件事的反应当做他神经症的转折点。但如果我着手用精神分析的方法去证实这一点,那么我将有可能为那些不熟悉精神分析理论和术语的读者所不理解。 我们有一确定的起点: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小的时候,在"癫痫症"发作之前的最初几次发作的意义。这些发怍具有死亡意义:发作之前受害者曾有对死亡的恐惧,表现为昏睡、嗜眠。该病首次发作时,他还是个孩子,那是种突如其来、毫无缘由的忧伤,正如他后来告诉他的朋友索罗维耶夫的那样,那种感觉似乎他当场就有可能死去。实际上随之而来的确是一种与死亡极其相似的状态。他的兄弟安德烈告诉我们:还在费奥多很小的时候,他就常在睡觉前留下字条,写着他害怕在夜里会陷入像死亡一样的睡眠,因此他乞求他的葬礼一定要推迟5天再举行(参见费楼波·米勒和艾克斯坦的着作,l925,IX)。 我们知道这种像死亡一样的病症发作的意义和目的③。它们意味着病者与死亡者的认同,要么与一个真正死了的人认同,要么与一个还活着、而病者却希望① 见菜尼·费楼波-米勒的着作(1924)[也见于艾米·陀思妥耶夫斯基(1921)对他父亲描述的一文(1921)]。资料中特别有趣的部分记述了作家童年的"一些可怕、难忘和苦恼的事情"。他的病的最初迹象就可以追溯到这些事情上去(见苏沃林[Suvorin]发表在1881年《新时代》报上的文章。转引自关于费楼波-米勒和艾克斯坦的着作的介绍文章,1925)。也见于奥罗斯特·米勒(Orest Miller)的著作(1921),他写道:"然而有另外一个特别的关于法奥德·米海洛维奇(Fyodor Mikhailovich)疾病的例证,即他的病与他青年早期的生话有关,并且与他和其父亲在家庭生活中的一次悲剧性事件有关。但是,虽然该例证是由法奥德·米海洛维奇的一位亲密好友提供给我的,但我却不能令自己精确和圆满地复述他的经历,因为我没有关于此传说的任何其他方面的证据。"传记作家和研究工作者对此不以为然。② 许多记述,包括陀斯妥耶夫斯基自己的记述,都表明与此说法相矛盾,认为在西伯利亚被流放期间表现的是残留的癫痫症特征。不幸的是,这里有理由不相信神经症者的自传叙述。经验向我们表明:神经症者的记忆采取了歪曲的形式,它意在阻断不合意的原因联系。然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西伯利亚监狱里的禁闭生活显著地改变了他的病情却是事实。参见费楼波-米勒的着作(1924,第1186页)③ 这个说明,弗洛伊德在1897年2月致弗利斯的信中已经表述过了(弗洛伊德,1950a,信58), ____p. 148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死去的人认同。后一种情况具有更重要的意义。由此可见,这个发作具有惩罚的价值。一个人希望一个人死,现在这个人就是那另一个人了,他自已也死了。关于这一点,精神分析理论认为对某个男孩子来讲,那另一个人通常是他的父亲。因此,这种发作(被称为癔症发作)足对希望他可恨的父亲死去所做的自我惩罚(self-punishment)。 用一个很普遍的观点来看,弑父(patricide)是人类,也是个人的原始的基本的罪恶倾向(见我的《图腾与禁禁忌,1912-l913)。在任何情况下它都是犯罪感的主要根源,尽管我们不知道它是否是惟一的根源,我们的研究还不能确立罪疚感和赎罪欲的心理根源。但根源不一定只是一个。心理情境是复杂的,是需要阐明的,正如我们所说,男孩于和他父亲间的关系是一种"既爱又恨"的矛盾关系。除了想把父亲当做竞争对手除掉的仇恨以外,对父亲的一定程度的温情一般也是存在的。这两种心态的结合便产生了与父亲认同的心理:因为他钦佩父亲,所以想要处于父亲的地位上,因为想要像父亲一样,所以他想要父亲离开这个位置。这时,他的整个心理发展过程遇上了一个强大的障碍。到了一定的时候,孩子会开始懂得,他想将父亲作为对手取而代之的企图,会受到来自父亲用阉割手段所实施的惩罚。这样,由于对阉割的恐惧 ,为了保持他男性的权利,他就放弃了占有母亲除掉父亲的愿望。而这种愿望却仍留在潜意识中,并构成罪恶感的基础。我们相信,我们在这儿描述的是正常过程,即所谓"伊谛普斯情结"的正常命运,不过,对此还需做深人详述。 当两性同体(bisexuality)的体质因子(constitutional factor)在男孩身上比较强地发展起来时,就出现了又一个复杂情况。因为那样一来,男孩子在阉割的威胁下,他的倾向开始强烈地偏向女性一方,让自己替代母亲的位置,接替母亲的角色,作为父亲爱恋对象。但对阉割的恐惧也使他的这种办法成为不可能。男孩子晓得,假如他要想让他的父亲把其当成女人来爱恋,他一定要屈服于阉割。于是,恨与爱父亲的两种冲动都遇到压抑。在这事件中有一个心理上的区别:由于对外部的危险(阉割)的恐惧而放弃了对父亲的仇恨,同时,爱恋父亲又被当做一种内部的本能性的威胁来对待。尽管从根本上说,它们仍要追溯于同一个外部危险。 对父亲的仇恨难于被男孩子采纳是由于其对父亲的恐惧,阉割是可怕的--不管是作为惩罚还是作为爱的筹码。在压抑对父亲的恨的两个因素中,第一个,即对惩罚和阉割的直接恐惧,可以叫做正常因素,它似乎只随着第二个因素--对女性态度的恐惧--的增加而增加的。因此,一种强而有力的天生的两性同体的气质便成为神经症的先决条件或成为增强神经症的原因之一。这样的气质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肯定是存在的,它以一种可行的形式(如同潜伏的同性恋)表现出来:在他的生活中男性友谊起着重要作用,他对情敌持令人不解的温和态度; ____p. 149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还有,正如他小说中所举的许多例子那样,他对只能用受压抑的同性恋才能说明的情况有独到的理解。 假如我们这样来阐明一个人对父亲爱与恨的态度,以及这态度在"阉割恐惧"(threat of castration)的影响下所发生的变化,致使那些不熟悉精神分析理论的读者感到乏味和难以置信的话,我为此遗撼,尽管我不能改变上述这些事实。我应该预料到"阉割情结"肯定会引起相当普遍的否定,但我只能坚持。精神分析学的经验已证明这些特别的情况是不容怀疑的,它还教给我们去认识每一神经症的症结所在,那么,我们就一定要用这把钥匙来认识我们的这位作家所谓的癫痫症。与我们的意识如此不相容的,正是控制我们潜意识心理生活的那些事件。但是以上所说的一切,还不能尽述伊谛普斯情结中压抑对父亲之恨所带来的后果,这里要补充一点新的东西,即与父亲的认同最终还是为自己往自我中找到一个永久性的地位。它被自我容纳,但却作为一种独立的力量,在与自我的其他内容的抵抗中存在着,我们管它叫¨超我",井相信这个父亲影响的继承者在发挥着最重要的功能。如果父亲是生硬、暴烈和残酷的,超我就从他那里接过这些属性。而且在它与自我的关系中,本该受压抑的被动状态重新活跃起来。超我变成了施虐狂,自我变成了受虐狂,也就是说,自我最终是以女性的方式被动地实现的。对惩罚的巨大需要在自我中萌生起来,在某种程度上,自我甘愿充当命运的牺牲品。在某种程度上,自我又从受超我的虐待中(就是说在罪疚感中)寻求满足。因为任何一种惩罚,归根结底都是阉割,是对父亲的被动态度的实现。就连命运,作为最后的手段,也只不过是父亲后来的投射。 良知形成的正常过程与这里所描述的异常过程一定是相似的。我们还不能成功地在它们之间画出界线。我们可以观察到,在这里,大部分结果是由于被压抑的女性的被动角色导致的。另外,不管这个使儿子惧怕的父亲在现实中是否特别凶暴,作为一个附加因素一定也是很重要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情况正是如此。我们可以把他显著的罪疚感和他在生活中受虐狂的行为追溯到一种特别强烈的女性成分。于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基本情况如下所述:一个天生具有特别强烈的两性同体素质的人,能够用特别有有力的手段防止自我依靠特别严厉的父亲。这种两性同体的特征,是我们已经认识了的他的本性的补充。他早期像死一样的发作症状可以被理解为他自我中的与父亲的认同作用,这一认同作用被超我当做一种惩罚容让着。"你是为了要我成为你的父亲而去杀他。现在你就是你的父亲,但却是个死了的父亲。"这就是癔症症状的正常机制。接下来是:"现在你的父亲正要杀你。"对于自我来说,死亡症状是一种对男性愿望幻想的满足,同时也是一种受虐狂的满足;对于超我来说,它则是一种惩罚性的满足--施虐狂的满足。自我和超我,它们都扮演了父亲的角色。 总之,主体与他父亲这一客体之间的关系,尽管仍保留它的内容,却已被转___p.150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变为自我与超我的关系,像一个新舞台上的一套新布景。诸如此类的来自伊谛普斯情结的早期反应,如果现实不进一步供给它们刺激,就可能消失。但父亲的那些性格仍然如旧,或更确切地说,它随时间而退化。所以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他父亲的仇恨和他要他那可恶的父亲死去的愿望仍在保留着。如果现实让其被压抑的愿望得到满足,那是一件危险的事情,幻想变成现实,所有防御措施因此而加强。这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病情发作就表现为癫痫的特征,它们仍然表明他想与父亲认同从而惩罚父亲,但它们变得可怕了,就像他父亲那可怕的死亡一样。更进一步,这些发作是否包含着其他内容,尤其是性的内容。便无法推测了。 有一件事是十分清楚的;在癫痫发作的先兆中,常出现一阵极度的狂喜。这很可能是在听到死亡的消息时所感觉到的胜利和解脱,紧接着是一种更残酷的惩罚。我们在原始游牧部落中,从那些杀他们父亲的兄弟身上所推出的正是这样一种顺序:先是胜利,而后是悲痛;先是喜庆,接着就哀悼。我们发现这种顺序在图腾祭宴仪式中①也出现过。如果现实中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癫痫症在西伯利亚确实不曾发作过,那就证实了其他的发作仅仅是对他的惩罚。当他正受到其他方式的惩罚时,这种惩罚便不再需要了。但这一点无法证实。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需要受罚的心理机制解释了这个事实:他安然度过了那些悲惨、屈辱的年月。宣判陀思妥耶夫斯基为政治犯是不公平的,他一定也知道这一点,但他接受了卑鄙的父亲--沙皇对他的冤枉的惩罚,以此作为因为他反对生父而有应得的惩罚。他接受了他父亲的替代者沙皇的惩罚,而不是自己惩罚自己。这里,我们瞥见了社会实施惩罚在心理学上的正当性。事实上是大批罪犯想得到惩罚,他们的超我要求这样,这就省去了遭受自我惩罚的必要②。 每一个熟悉癔症症状所表现的复杂情况的意义的人都会理解,不从这一点出发就无法探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癫痫症发作的意义③。我们可以假设它们最初的含义在后来增加的许多内容中仍然保持不变,这就够了。在那些自我谴责中,精神分析学看见"心理现实"认同的标志,它努力使未知的罪恶被意识所发现,我们能够肯定地说,陀思妥耶夫斯基从未摆脱过由弑父意图而产生的罪恶感。这也决定了他在另两个范围里--在这里与父亲的关系是决定的因素--的态度,① 参见《图腾与禁忌(1912-1913),第四篇,第五章。② [参见《来自罪恶感的犯罪》,弗持伊德《在精神分析工作中所遇到的一些性格类型》中的第三篇文章(1916d)标准版,第14卷,第332页]③有关他发作的意义与内容的最好描述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已提供的。他告诉他的朋友斯特拉克霍夫(Strakhov)说,他在癫痫发作之后的易怒和沮丧是由于这样的事实:他仿佛觉得自已是个罪人、不能从他身上的未知的罪疚感的负担中摆脱出来,他犯了很大的罪过,这使他压抑(见费楼波-米勒的著作,1924,第1188页)。在这些自我谴责(self-accusations)中,精神分析学看到承认"心理现实"的征象,它努力使未知的罪恶被意识所认识。___p. 151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即对国家权威和信仰上帝的态度。首先,他对他的假父亲--沙皇--是绝对服从的,这个沙皇在现实中曾与他一起演过杀人的喜剧,他的发作就经常如此地在戏剧中表现出来。这里忏悔占了上风。在宗教范围里,他保持着更多自由:根据显然可靠的报道,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仍在宗教信仰(faith)和无神论(atheism)之间徘徊。他的巨大才智使他不可能去忽视任何由信仰带来的智力难题。通过个人对世界历史发展的慨括,他希望找到一条出路,从基督理想的罪疚中解放出来,甚至利用他的痛苦作为扮演基督似的角色的资格。如果说他基本上没有获得自由,而成为了一个反对者,那是因为他的忤逆罪(filial guilt)这种普遍存在于人类中、宗教感情赖以生存的忤逆罪,在他身上达到了超个人的强度,甚至他那巨大才智也难以克服。写到这里,我们可能会受到指责,说我们放弃了分析的公正性,而以持某一特定世界观的党派观念来评判陀思妥耶夫斯基。保守派会站在宗教法庭庭长一边,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做出不同于我们的判断。这种不同是正当的,人们只能为他开脱,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决定完全像是由神经症引起的智力阻抑而导致。 这儿乎不能说成是巧合:文学史上的三部杰作--索福克勒斯的《伊谛普斯王》、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都谈及了同一主题:弑父。而在这三部作品中,十分明显的是,弑父行为的动机都是与情敌去争夺一个女人。 当然,最直接的表现是那出取材于希腊传说的戏剧《伊谛普斯王》。剧中犯罪的仍然是主人公自己,但是为对素材进行富有诗意的处理不可能不对犯罪动机加以淡化和文饰。正如我们在精神分析中得出的,赤裸地承认弑父的意图,不经过分析准备,似乎难以让人接受。保留了这种犯罪行为的希腊戏剧,以被陌生命运强迫的形式,把主人公的潜意识动机表现出来,从而实现了巧妙制造必要条件动机的效果。主人公的犯罪行为是无目的的,显然投有受到女人的影响。然而这后一点却在另一情况下引起了主人公的注意;主人公只有对那个象征他父亲的恶魔重复采取杀人行动之后才能占有母后。在他的罪恶被揭露,并被自己意识到之后,主人公并不企图通过求助于命运强迫的人为权宜之计来为自己开脱罪责。他承认了自己的罪责并受惩罚,好像这一切是完全有意识的罪行--这在我们用理智看显然是不公止的,但在心理学上是完全正确的。 在英国的这出戏剧中,该主题的表现比较直接。主人公自己没有犯罪,是别人犯罪,对那个人而言杀人不是弑父。因此,争夺女人,这个被禁止的动机没有必要伪装。通过投射,了解别人的犯罪对主人公的影响,我们看见了主人公的伊谛普斯情结。他应该复仇,十分奇怪的是他发现自己不能那么做。我们知道在这单是他的罪疚感麻痹了他,而这种罪疚感正是以一种与神经症过程完全一致的形式,转变为了他不能完成其任务的感觉。有证据表明主人公感到他的罪恶是一种__p.152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超人的罪恶。他对别人的蔑视不亚于对自己的蔑视:"按他的方式去对待每个人,谁人不挨鞭子呢?" 另外一部俄国小说在相同的方向上又向前迈进了--步。那里面也是另外一个人犯了杀人罪。而这另外一个人跟主人公德米特里一样,与被杀的人是父子关系。在他身上,情杀动机(motive of Sexual)是公认的,他是主人公的弟弟,虽然,陀思妥耶夫斯基把自己的疾病--所谓的癫痫症,安排在他身上,仿佛在极力表白,他的癫痫、神经症在他身上就是弑父行为。还有,在审判中的辩护词里,有一个对心理学的着名的嘲笑,说它是一把¨双刃剑"①。这里是一个高明的伪装,为了发现陀思妥耶夫斯基观点的深层意义,我们只有把它倒过来看。该受到嘲笑的不是心理学,而是法庭的审讯程序。到底是谁犯罪无关紧要,心理学关心的是谁渴望犯罪,罪行发生后谁会感到高兴②。由于这个原因,所以兄弟--反面人物阿廖沙除外,都同样有罪,都是冲动的肉欲主义者(sensualist),多疑的玩世不恭者(cynic)和癫痫病罪犯。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有一个场面特别揭示了这一点。在佐西马神父与德米特里谈话时,他发现德米特里准备弑父,便跪在德米特里的脚下。这一行为不可能令人表示钦佩,因为这意味着该圣徒正在抵制蔑视和憎恶凶手的诱惑,并因此向凶手表示谦卑。陀思妥耶夫斯基对罪犯的同情,实际上是无止境的,它远远超出那些不幸的家伙有权得到的怜悯,它使我们想起了"敬畏"(holy awe)--而过去人们正是用此种敬畏看待癫痫症者和神经症者的。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一个罪犯几乎是一个救世主,他自己承担了本该由别人来承担的罪责。因为这个罪犯杀了人,别人就不再有任何需要杀人了,人们一定会感激他,因为如不是他,别人就不得不亲自去杀人。这并不仅仅是仁慈的怜悯,而是基于一种对相似的杀人冲动的认同(identification),实际上,这是一个稍加移置的自恋(这样说,并不是对这种仁慈的伦理学价值提出疑义)。也许这属于那种非常普遍的对别人仁慈加以同情的机制,人们能够很轻松地在这个深受罪疚感折磨的小说家的特殊例子中觉察到这个机制。毫无疑问,这个由认同心理而引起的同情心,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选择题材的决定因素。他先期描写的是一般罪犯(他的动机是自我中心主义的)和政治、宗教罪犯;直到生命的晚期,他才回到这一基本的犯罪--弑父,并在他的一部艺术作品中通过弑父者来完成他的忏悔(confession)。 ① [在德语中(也在原来的俄语中)这个比喻是"一根能两头伤人的大棒"。康斯坦·加耐特(Constannce Garnett)的英译作为"两边能切割的小刀"。这句话出现在这部长篇小说的第l2卷第十章中。 ② [对这一观点在一个现实罪行案例中的实际运用的论述在弗洛伊德题为《专家对霍尔斯曼病例的意见》(1931d)第25l页下面可以找到,那里《卡拉马佐夫兄弟》被再次讨论了。]_______p.153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遗稿和他妻子的日记的出版,使我们对他在德国时如何沉迷于疯狂的赌博(Gambling)的那一段人生插曲有了清楚的了解(参见费楼波-米勒和艾克斯坦的著作,1925),人们都把此看成是他激情的病态发作。这个不同寻常的、又毫无价值的行为不乏文饰作用(rationalizations)。正像神经症者身上经常发生的那样,他的罪疚感通过债务负担的方式表现出来,他可以在赌桌上赢钱以便返回俄国时不被债主逮捕的幌子下求得心安。这只小过是个借口,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机智足以认识到这个事实,他也承认了这个事实。他清楚他主要还是为赌博而赌博,主要的是游戏本身①。他由冲动而做出的荒诞行为的全部细节都表明了这一点,同时还表明了另外某些东西。不到输个精光,决不罢休。对他来说,赌博也是一种自我惩罚的手段。他一次又一次地向他年轻的妻子保证,或者用他的名誉许诺,说他再不去赌了,或者到某一天,他就不赌了。但是,正如他妻子所说,他从未遵守过诺言。当他的损失使他们的生活极其贫困时,他便从中获得继续的病态性的满足。事后,他在她面前责骂、羞辱自己,要她蔑视他,让她感到嫁给了这样一个恶习不改的罪人而遗憾。当他这样卸掉了他良心上的包袱后,第二天又会故态复萌。他年轻的妻子已习惯了这种周而复始的恶性循环,而她注意到有一种事可能成为拯救他的真正希望--他的文学写作。当他们失去了一切,当他们典当了他们最后的财物时,他的写作就会变得十分出色。她当然不理解其中的原由。当他的罪疚感通过把惩罚强加在自己身上而得到满足,那施加在他作品上的限制就变得不那么严格了,这样他就让自己沿着成功的路向前迈进几步②。 一个赌徒的埋葬已久的童年经历中,哪一部分成了他沉迷赌博的因素?我们几]毫无困难地从我们的一位年轻作家的一个故事中推测出答案来。斯蒂凡·茨威格由于一个偶然的原因,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做过研究(1920),在他的由三个短篇小说汇成的集子《感觉的混乱》(1927)中,收入了一篇他起名为《一个女人生活中的二十四小时》的小说。这篇杰出的小说表面上看起来,只想表现这个女人是怎样一个漫不经心的人,甚至连她自己都感到惊讶:一次出乎意料的经历,竞驱使她走到什么样的极端。但这个故事所讲的远远不止这些。如果用精神分析理论去理解它,就会发现,它意在表现(没有任何为其辩护的意思)另外一件事,即一件带有普遍人性的事,或者干脆说是男性的事。这个解释是显而易见的,人们① "主要的是赌博本身,"他在一封信中写道,"我发誓,贪婪钱财并不是我赌博的目的,虽然上帝知道我极其需要钱。"② "他总是在睹桌前,直到输掉所有的东西,彻底破产。只有当伤害达到彻底的程度,魔鬼才从他的灵魂中逃走,并为创造天才让路。(费楼波-米勒和艾克斯坦的着作,1925,第1卷第36页。)__p. 15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无法反驳。艺术创作的本质特征就是这样,当我问到作者(他是我的好朋友)时,他向我保证,我对他所做的解释与他的知识和意图都是不相容的,尽管作品叙述中采用的一些细节似乎为这个隐藏的秘密提供了一条线索。 在这篇小说中,一个年岁已高的贵妇人向作者讲述了她二十多年前的一次经历。她年轻时就成了寡妇,她有两个儿子,但他们不再需要她了。在她42岁那年,对生活她已不再期望什么。在一次无目的旅行中,她来到了蒙特·卡罗赌场。这个地方给她留下深刻印象,而在所有印象中,她很快被一双手迷住了。这双手似乎极其真诚和强烈地表现了一个不幸赌徒的全部感情。这双手是一位英俊的年轻人的手。作家仿佛无意中将他的年龄写得与叙述者的大儿子相同。在输掉了全部财物后,他十分绝望地离开了睹场,看情形是想在卡西诺花园结束他毫尢希望的人生。一种怜悯感驱使她跟踪了他,并用尽各种莫名其妙的办法去拯救他。他以为她是常见的那种纠缠不休的女人,极力想摆脱她,但她仍跟着他,并且发现自己身不由己地、极自然地到了他的旅馆房间,最后与他同床共枕。在这个即兴的爱夜之后,她让这个年轻人,此时显然他已平静下来,庄严发誓:他绝不再赌博。她给了他回家的路费,答应在他离开前到车站为他送行。然而,此时她已开始对他感到有一种极大的柔情,她准备为留住他而牺牲一切,下决心跟他一起走而不是说再见。但各种意外的事缠住了她,结果她没赶上火车。她怀着对已走的年轻人的思念又一次回到赌场,结果大吃一惊,她又一次见到了那双曾激起她同情的手:这个不讲信义的年轻人又来赌博了。她提醒他曾立下誓言,但他沉迷于他的赌博激情中,竟骂她是碍事婆,叫她滚开,并把她曾想用来拯救他的钱抛给她。她在深深的耻辱中匆匆离去。后来她才知道,她没能使他免于自杀。 这个娓娓动听的、动机纯真的小说本身当然是完美的,也肯定会深深感动读者。但精神分析学指出,小说的意图基本上是建立在青春期充满希望的幻想之上的,事实上许多人会有意识地回忆起这个幻想。这个幻想体现了一个男孩子的希望:他的母亲亲自使他了解性生活,以使他免受手淫(masturbation)的可怕伤害(很多论及救赎主题的作品都有同样的起源)。手淫的恶习由赌瘾替代了① ,强调手的热烈动作透露了这一由来。确实,玩赌的爱好是手淫这一原始激情的对等物,"玩弄(playing)"是幼儿园里专门用来描写用手摆弄生殖器的一个词。那种无法抵抗诱惑的本质,那种严肃的永不再犯的保证(然而永远也做不到),那种让麻醉的愉快和他正在毁掉自己(自杀)这一恶性的感觉--所有这些因素,都保留在赌博这一手淫的替代方式的过程中。是的,茨威格的故事是由母亲而不是由儿子讲述的,这一定会让儿子想到:"如果我的母亲知道手淫对我有怎样的危害,那么她① [在1897年12月22日致弗利斯的信中,弗洛伊德指出:手淫是"原始的沉迷",所有以后的沉迷都是它的替代(弗洛伊德,1950,信79)]。____p.155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肯定会把我从手淫中拯救出来,而允许我把我所有的温情都发泄在她身上。"在故事中,年轻人把她看成妓女,这种母亲即妓女的观念与上述幻想相联系,它使难以接近的女人变得容易接近了。伴随着幻想的不道德的念头给故事带来了不幸的结局。同样有趣的是,我们注意到作者是如何赋予小说一个"外观",以此来极力掩饰它的精神分析的意图,这个女人的性生活是否受到一种突然的、神秘冲动的支配,是极其令人疑惑的。相反,精神分析学却揭示出这个长期没有爱情生活的女人所做的令人惊讶的行为,其动机是十分充足的。为了忠实于死去的丈夫,她全副武装以抵抗所有相似的诱惑。但是--这里,儿子的幻想是对的--作为母亲,她逃避不了把真正潜意识的爱转移到她儿子身上,命运在这个不设防的地方抓住了她。 如果对赌博的沉迷,连用破除这一习惯所做的不成功的努力,以及它所提供的自我惩罚的机会,是手淫冲动的重复,那么,我们对它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生活中占有这么大的地位,就不应感到惊奇。毕竟,我们没有发现一例严重的神经症患者,其童年期及青春期的自体性欲满足,是不起作用的,而压制自体性欲满足的努力和对父亲的恐惧之间的关系,则早已真相大白,更无须多加赘述了①。 ① 许多观点可以在乔兰·纽费尔德(Jolan Neufeld)的一本杰作中见到___p.156__附录弗洛伊德致西奥多·里克的一封信[英文版编者按]在弗洛伊德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章发表后的几个月,西奥多·里克(Theodor Rcik)在《意象》杂志上发表了对此文的评论(1929年第2期,第15卷,第232-233页)。虽然里克在评论中对弗洛伊德的文章总体上是赞赏的,但他仍以相当的篇幅指出弗洛伊德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道德评价偏颇且苛刻,而且对弗洛伊德在文章第三自然段中所阐述的道德观也持不赞同的志度。里克甚至对弗洛伊德的论文形式、以及结尾的明显脱离正题提出批评。弗洛伊德读了这些批评后①,寄给里克一封信作为回答。此后不久,当里克把自己的文章收在他的一本论文集再行发表时(1930)。弗洛伊德同意把他的复信也收进去。两者文章的英译版见后来里克发表的著作《我与弗洛伊德的三十年》(纽约,l940;伦敦,1942)。得到西奥多·里克博士的同意后,我们才在这儿发表弗洛伊德致他的信的修订译文。 1929年4月14日 我怀着极其快乐的心情拜读了你对我的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的批评文章。你所有的批评意见都值得我考虑,而且在某种意义上是恰当的。我想提出一点我的辩解意见。当然,这将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 我认为你对这件小事提出了太高的标准。我写它是要让某人②高兴,并不是情愿的。我如今写作总是不情愿,毫无疑问你已注意到这一点了。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为我草率、虚假的判断开脱,而仅仅是为这篇文章粗糙的结构做一个解释。我不否认我在文中加人了对茨威格的精神分析,的确给我的文章带来了不和谐的效果,但细想一下,它的出现也有几分道理。假如我对我的文章发表在什么杂志、报刊上不予考虑的话,我一定会写道:"我们可以推断,压抑手淫的欲望,在伴随着严重的罪疚感的神经症史中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这个推断被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赌博的沉迷完全证实了。因为,正像我们从茨威格的短篇小说中所看到的那样......等等。"这就是说:这个短篇小说中用于这类描写的篇幅不是由这种关系--茨威格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关系决定的,而是由另一种关系--手淫与神经症的关系决定的。尽管这样,这个结论是不令人满意的。 我坚信对伦理学的科学的客观的社会评价,因此,我不愿否认优秀的庸人也有好的伦理行① 参见注②,英文版第196页下面。② 毫无疑问,爱丁根(Eitingon)一直催促弗洛伊德完成这篇论文(琼斯,1951,第52页)。____p.157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为,尽管他要以自我约束为代价① 。但是,与此同时,我承认你所支持的伦理学的主观心理学观点的合理性,尽管我同意你对当今世界和人类的判断,但是你知道,我不能认为你否认美好的未来的悲观看法是合理的。 正如你所建议的,我把作为心理学家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包括在有创造性的艺术家之列,对他我能提出的另一个反对意见,是他的洞察力太局限于反常的精神生活。想想看,面对爱情时他是多么令人惊讶的无奈。他真正了解的只有残酷的、本能的渴望,受虐狂的屈从和出于怜悯的爱情。尽管我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了热烈和卓越无限的赞美,但你怀疑我并不真正喜欢他,在这一点上,你也是对的。这是由于我对病态现象的耐心已在精神分析的实践中消耗殆尽了。在艺术和生活上,我对它们也无法容忍。这些是我个人的性格特质(character traits),而未必属于别人。 你打算在哪里刊出你的论文②?我对它的评价很高。科学的探索必须戒除自以为是。当然,人各有志,各抒己见在所难免的......③① [里克写道:"克制曾是道德的尺度;今天它只是尺度之一。如果它是惟一的一个,优秀的公民和庸人--他怀着迟钝的感觉屈从于权威们,并且由于他缺乏想像力,克制对他就更加容易,他在道德方面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显得更加优越。"]② 虽然弗洛伊德心存此文也许会再印的疑问,但好像在《意象》杂志刊出此文之前,里克已给弗洛伊德看了他的批评文章。③ 参见上页② 。____p. 158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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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作电影这种电影的独特品种决定了它永远无法回避暴力的手段,无法删除暴力的抗争,决定了它"动作叙事"的性质。从根本上讲,中国武侠电影的叙事策略,并不在于渲染暴力,而是在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来消解暴力的残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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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
法律
2009/0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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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7年,生产总值达到4.2 个亿,是历史以来最好水平。可就在这年年底“保铸”却被莫名其妙地宣布破产了,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经过调查,其原因是领导层为了侵吞国有资产,以肢解国 企入股私企和在“保铸”内建立寄生私企的手段搞垮了该厂,现将我们调查的情况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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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岁老兵回忆之东北抗战,认为东北沦陷的主要原因是张学良的不抵抗:由于张学良撤兵不抵抗,又由于当时国民政府对张造成的东三省沦陷局面持妥协态度,日寇得以放手全力反扑,以6个师团15万人及伪军8万人的兵力,采取集中兵力、陆空配合、各个击破的方式对东北各路抗日义勇军加紧围剿。对东北抗日这段历史,我觉得多年的宣传既不全面亦不够真实。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东北抗日义勇军介绍得很不够。二是把张学良不抵抗造成东三省迅速沦陷的责任推给蒋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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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地上有一堆烧过的纸灰,旧墙上有几个划出的图画,经过的人是大抵未必注意的,然而这些里面,各各藏着一些意义,是爱,是悲哀,是愤怒,......而且往往比叫了出来的更猛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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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
法律
2013/05/22
| 阅读: 2560
看待问题、尤其是政治问题要从历史的角度和具体的政治现实的历程去看,而不能仅仅去追求一些口号。这个对于我们当今的现实是非常有启发意义的。因为我们现在的学界也好、传媒也好,基本上都是一些对于简单的口号和理念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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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
历史
2013/05/18
| 阅读: 2561
那篇文章为更有力地论证钓鱼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我们拿出了日本历史上所谓"琉球处分"来做旁证。把钓鱼岛和"琉球处分"联系起来,是为了说明当时的中日关系和东亚局势,以及晚清外交的颓势和对日关系的失败。日本是在一个积极对外侵略的态势中,强行吞并一个独立的王国琉球的,也借着甲午战争,攫取了钓鱼岛,把钓鱼岛划归冲绳管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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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刊曹天予新书《权力与理性 – 世界史中的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序言及第一章。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及其关联只有放在世界史的语境中才能得到恰当的理解。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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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经济
2012/05/03
| 阅读: 2562
无论是在中东、希腊、西班牙还是英国,抗议者的形象都已经走上世界历史舞台的中央,但占领华尔街以后,接下去我们该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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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去世后不久,在家人朋友亦或学生同志撰写的回忆文章中,往往都会将他与魏晋文章以及风度并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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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本刊[国外理论动态]记者根据与创刊20周年笔谈主题相关的论题,采访了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所长、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汪晖先生,下面是访谈主要内容。《国外理论动态》(下面简称"《动态》"):当前严重的国际资本主义危机对中国与世界来说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您认为它将会给国际格局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关于中国在新的世界格局中的选择,有人认为中国制造业规模越来越大,继续按照原来的路子走下去,就可以很快挤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俱乐部,有人却认为由于国际和国内的矛盾,中国无论如何挤不进去,反而可能因此导致巨大危机,因此中国最好是继续秉承70年代的三个世界理论和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运动的基本精神,推动建立一个新的国际秩序。您认为国际金融危机后中国在国际上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国际战略?我们该综合什么样的新旧理论资源为中国处理与世界的关系找到新的可能性和方向?汪晖:你的问题是以中国为中心的,而不是以中国内部不同区域、阶层及其相互关系为中心的。但两者并非没有关联。这样提问预设了中国形成自主发展的可能性,或者说,预设了对如何形成自主发展的追问。中国的金融体制、市场体制都已经碰到了很大的困难,正在迫使我们重新思考发展模式的问题。对发展模式的思考早已开始,却收效不大,原因并不是思想问题,而是利益错综纠葛,无法将已经提出的问题转化为公共政策。在思想层面,也存在着一个承不承认需要调整变革方向的问题。有人提出进一步全球化、市场化、私有化,又有人提出民主社会主义。以我的看法,今天的关键问题是存不存在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和朝向这个方向的可能性。如果存在这个方向问题,而不只是技术性调整的问题,那么,调动怎样的经验和实践以创造新的发展模式的问题就会浮现出来。但这也并不只是中国的问题。以"占领华尔街"运动为例,很多人批评它没有具体方案,但这恰恰说明这场运动致力于方向性问题,而不是技术性问题。它意识到了今天的问题是体系性的,不是个别的技术调整可以解决的。它说我们现在是99%对1%的斗争,提出了敌我关系,提出了统一战线,也就勾画了它的政治战略。这并不是说运动可以迅速取得成果,原因在于:第一,如果一个社会创造的是99%对1%的体制,那么,改变这个体制意味着革命;第二,经历了20世纪后期的大转变,即便思考革命,其条件、方式、基础也全面地发生了变化。没有长期的积累和新的形势的出现,要想取得实质的成果非常困难。就19-20世纪的革命而言,我们已经处于后革命的时代,针对体系性危机的思考和行动应该采用怎样的形式?这是困扰许多人的真实的问题。但无论如何,这是冷战结束以来第一次以这样的方式、在这样的规模上提出问题。即便运动是幼稚的、初步的,也值得我们思考。现在有关中国发展方式转型的提法是升级换代,产业转移。从"阿拉伯之春"到"占领华尔街",许多人出于不同的愿望,预言甚至鼓动中国出现类似的局面,但让他们失望的是中国尚未出现他们期待的"革命",而街头革命已经遍布欧美。为什么?并不是因为中国不存在社会矛盾和冲突、中国的发展模式没有问题,而是因为两个原因:一是中国区域广阔,发展不平衡,这些负面的条件在危机条件下,反而成为缓冲金融危机的条件,如区域差别、城乡差别、贫富差别等等,恰恰成为中国内部的调整空间;二是过去10年中国实际上始终处于调整过程之中,这种调整是内部博弈、社会斗争、公共讨论、政策改变和地方实验等一系列各不相同的实践的结果。中国社会的社会实验和模式辩论仍然在持续,这表明自主变革的可能性尚存,但由于变化过于急速,如果不能迅速行动,可能性瞬间即逝。但那种试图由外而内地引发颜色革命的方式似乎只能引发社会动荡,而难以产生积极的成果。果断行动是必要的,但如果没有更清晰的政治社会目标,宏观调整往什么方向转化,就会成为一个日益尖锐的问题。围绕"重庆模式"与"广东模式"的争论超出了各自的具体实践,也超出了技术性层面,甚至有关技术性调整的辩论也被上升到政治层面,辩论中对各自模式的发挥并非为了有意夸大其实践的状态,而是由于人们迫切地需要重新确认变革的社会目标。不同的社会目标会产生出围绕发展战略而展开的社会斗争。如果要分析中国未来的选择的话,就需要分析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与次要方面,以及这些矛盾在国际语境中、国内语境中的差异、转化和变异的动力及可能性等等。中国的区域关系、城乡关系和贫富差别意味着产业转移和产业升级的过程仍有很大的空间,城市化道路和工业化道路还会持续相当长久的过程。受经济危机的影响,制造业产能出现过剩,由于国际市场萎缩,正在转向内部拉动,但总体来说,我认为工业化过程不会停止。而且我认为在国际资本主义体系当中,不但到目前为止,而且在未来20年当中,中国仍然处在上升的阶段。危机、挫折、社会矛盾的加剧并没有改变这个国家在世界体系内上升的轨迹,恰恰相反,它们正是这个上升过程的伴生物或者说直接的产物。因此,不同于中国崩溃论,我认为中国仍然处于上升过程;但也不同于发展主义的论调,认为经济增长可以化解社会矛盾,我认为正是这个上升过程本身会带动社会矛盾的尖锐化。尽管出现了各种有关发展模式的讨论和实验,也出现了局部的改变,但这个上升过程的基本模式不会发生根本变化,城市化、制造业的发展带动大规模的社会转型,由此产生的冲突矛盾--尤其是区域关系、城乡关系的变动--不会减弱。总之,中国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当中的地位会继续上升,但经济上升并不意味着矛盾的自动消失,社会分化的格局会长期存在。由于工业化过程的持续和大规模城市扩张,对能源和其他资源的需求将会持续,这也会导致国际矛盾的尖锐化。其实,资本主义的常态是经济上升期与社会矛盾的累积的共生关系,19和20世纪前半叶资本主义的上升期正是欧洲阶级斗争最蓬勃发展的一个时期,也是其国际冲突最为严重的时代。我们要研究的是上升中的社会冲突与下降中的社会冲突的各自特征,研究中国及其他新兴经济体与欧美国家的变迁轨迹之间的差异。中国的社会矛盾有可能激化,原因不是因为它要垮掉,而恰好是因为它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处在上升期,社会矛盾的激化正是其后果。这是我一贯的看法,十几年前有人发表中国崩溃论时我就这么表述过。因为它处在上升期,尽管处于局部调整之中,但基本的发展模式不会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因而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加剧也不可避免。要想改变这一格局,就需要讨论改变发展模式的问题,而这个改变离开了方向性的调整是无法完成的。在讨论中国的经济增长的时候,有人说我的看法比较乐观;在讨论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时,也有人说我的看法比较悲观。其实,用悲观和乐观来表述是没有意义的,所谓"乐观"很可能就是"悲观",反之亦然。资本的力量很大,利益关系盘根错节,即便你指出了基本模式的危机,在新的形势出现之前,结构性变革仍然很遥远。另一方面,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特点就是发展不平衡,这也使得一些地区的增长具有特殊的意义,例如中国、印度、巴西和非洲一些国家的发展修改了国际格局的霸权关系,使得欧美的霸权地位有所降低。迄今为止,非洲、拉丁美洲国家总体来说对中国的新角色持相对欢迎的态度,就是因为中国的崛起打破了原来稳定的霸权构造。同样的逻辑,国内边缘区域的经济成长有助于区域和城乡间的平等。现在的挑战是:边缘区域的发展与产业转移的大格局关系密切,而后者在改变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的同时,并不包含改变发展模式的必然性。毛泽东总结过20世纪帝国主义的时代特点,即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的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国际劳动分工使得原有的阶级概念在国际领域发生了变化。伴随着国际劳动分工,中国国内的阶级分化和社会分化日益严重,但这个分化同时也是国际劳动分工的产物,是体系性矛盾的一部分。国际发展的不平衡和国内发展的不平衡都需要我们仔细分析主要矛盾及其转化。不久前,为了讨论辛亥革命后中国的政治变迁,我重读了毛泽东1926年论农民问题的文章和1936年以后讲抗战的文章,发现其中存在着重要变化。19世纪20年代,主流观点认为国际间的战争是有意义的,国内战争即阶级斗争是无意义的,我们现在也有人持这一观点,这是民族主义的调子。毛泽东表示反对,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证明所有的国际间的霸权斗争是没有意义的,国内的阶级战争才有意义,十月革命就是国内阶级战争解决了国际问题的最佳例证。因此,他在1926年搞农民运动的时候非常强调阶级斗争的重要性。30年代由于整个世界格局的变化,侵华战争迫在眉睫,国际法西斯主义的威胁上升到危险的阶段,他的看法发生了变化,即认为主要矛盾从国内阶级斗争转化为民族矛盾,不能只讲国内阶级斗争,还要讲统一战线,在国内,民族资产阶级、地主阶级成了统战的对象,在国际上,资本主义的反法西斯国家也成了统战对象。他并没有放弃阶级分析,而是认为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敌我关系发生了重大的转变。不是这个战略分析本身,而是它所体现的方法对于解释中国经济的崛起仍有重要的启发性。中国知识界,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都没有成功地回答这一问题。你提到按原来的路子是不是可以很快挤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俱乐部,这个问题不容易回答。首先,资本主义国家俱乐部是一个经济俱乐部,也是一个政治俱乐部,要想进入这个俱乐部有一个"政治审查"问题。俄罗斯政治上已经按照西方的模式改变了,但按照西方标准,尚未达标,进入不了这一俱乐部。中国与西方的政治体制和社会体制不同,又是亚洲国家,没有哪个西方国家真的认为中国会成为其俱乐部成员。其次,能否进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俱乐部,不仅要看中国的状态,还要看国际格局。前一段时间我在日内瓦参加"南北论坛",印度一个经济学家讲,金砖国家的经济发展规模比发达国家弱很多,但现在西方已经把金砖国家变成一个大话题,目的是推卸西方国家应该承担的国际义务。全球化改变了原先的世界格局,三个世界的理论不能简单照搬了,但在气候问题、能源问题及有关其他国际责任的谈判中,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的博弈,或者说南北关系问题,仍然是一个主要矛盾。当然,与过去不同,这个主要矛盾是围绕着如何在全球范围内改变发展模式这一宏观目标展开的。当代世界的平等危机的根源在于南北关系及其衍生结构的不平等。中国将在未来二、三十年中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并没有太大的疑问,但其含义到底是什么,是要认真考虑的。今天国际劳动分工和国际经济结构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比如说美国是第一大经济体,但它是债务国,中国是一个穷国,但它是债权国;即便是第一大经济体,上述经济结构的转变未必对中国是最有利的。今年在日内瓦联合国会议中心举行的"南北论坛"以金砖国家为主题,第一天讲中国,第二天讲巴西,第三天讲印度,后面讲俄罗斯和南非。因为有其他安排,我只出席了前面三天的讨论。按照这个顺序,每个国家也对应着一个主题,中国那一场的主题是"世界工厂",巴西的主题是"世界的面包房",印度那一场叫作"世界的办公室"。这些主题描述了一个国际劳动分工的新趋势,中国的工业化实际上也在这个国际劳动分工的新格局里面。与其他后发国家相比,中国由于未曾经历全面的殖民、具有漫长的农业传统,在二战后又有自主发展的历史经验,其经济构成上的多样性比很多发展中国家要高得多。许多前殖民地国家即便在独立后,也仍然是单一经济,如咖啡经济、蔗糖经济或者石油经济。有些国家原来有工业、农业和其他多种经济形态,但是越来越往专门化方向发展,其转变速度之快,甚至超过了过去的殖民时期,比如巴西、阿根廷等在极短的时期内成为主要的农业出口国。它们的农业被少数垄断的种子公司控制,并成为国际劳动分工的一环,受控于国际市场。中国的经济多样性比较高,相对而言稳定性就多一点,不会由于国际市场的萎缩而一下子跨掉,但所谓"世界工厂"的名号,也蕴含了一种对中国未必有利的趋势。工业化是必要的,但如果这一工业化与一种新型的国际劳动分工相联系,就意味着中国工业化将承载比传统的工业化更大的能源消耗、廉价劳动、生态压力和其他劳动保障方面的代价。在西方语境中,许多人往往将中国的能源问题、生态问题、移民问题、廉价劳动力问题与人权及其他国际规范放在一起讨论,却从不追究国际性的产业转移与这些问题的关系。中国的世界工厂化与西方国家的去工业化的关系本来是一目了然的,气候变暖、能源问题、廉价劳动、甚至国家的压制机制,都是这一新的国际劳动分工的一部分。产业转移也是社会矛盾向发展中国家的转移。产业的国际转移与阶级关系的国际转移对于解释中国的社会冲突也是重要的。与传统的工业资本主义不同,我们今天处在一个高度金融化、资本化的时代,全球化使得资本与劳动在地理上的分离变得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为清晰。过去的阶级斗争集中在国家内的劳资关系,但在跨国资本主义时代,资本高度灵活,国家变成跨国资本的维持会和代理人。资本的流动性和生产的跨国化造成了劳资矛盾形式的变化--劳动与资本的关系是通过国家的招商引资完成的,劳资的纠纷也往往变成劳动和国家之间的冲突。例如,工会问题本来主要是劳资关系的产物,但在中国却成为劳动与国家的关系问题。在全球资本主义条件下,阶级关系的国际转移所造成的冲突到底怎么去分析,涉及对国家的镇压机制的新分析,即,不同于以往,国家的压迫性恰恰是由产业转移、新的劳动分工带来的。国家的压制机制在形式上有延续性,但内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这一条件下,如何分析政治空间与民主问题,成为了一个新的问题。回到前面所说的经济增长与社会矛盾的累积问题上来。由于处在上升期,国家积累了大量的能量,也加强了其控制社会矛盾激化的能力。经济规模的增长也给整个社会一个期待,从而提供了某种稳定性的要素。但如果稳定越来越和增长联系在一起,也意味着一个危险的逻辑,即经济一旦停止增长,或者处在另外一个格局下,政治危机的爆发就不可避免。也正由于此,国家的稳定性越来越依赖于增长,从而发展模式的变革变得更加困难。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前面提到的中国社会变革的方向问题是十分迫切的。在国际金融危机中,中国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国际战略?我个人的看法是寻找自主的发展战略,突破资本主义霸权所主导的劳动分工模式。没有自主就谈不上战略,但到底什么是全球化条件下的自主,已经成为一个很复杂的问题。生产、消费、劳动都在国际化,原来民族国家条件下的自主性、冷战时期的自主性都不再可能了,因此,要探索"自主性的新形式"。所谓国际战略,就是如何建立跟美国、欧洲、拉丁美洲、非洲和周边邻国之间的关系,如何在资本主导的世界里保持政治的能动性。从理论上看,社会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全球正义理论非常空洞,没有提出实质性的纲领,依附理论和三个世界理论作为切入整个全球格局的总的分析方法也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解释力,例如如何解释中国与非洲的关系,如何分析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这已经不可能在万隆会议时代的框架中展开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的理论是在冷战的格局下形成的,有两大阵营的对抗,才有中间地带,第三世界的非社会主义国家才可以与社会主义一道形成反对帝国主义和霸权体系的统一战线。这个格局已经不存在了。但这个理论对我们的启发并不应该忽略。政治上的犬儒主义和机会主义只能导致自主性的丧失。自主性集中体现在中国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之中,自主性的弱化导致中国没有有力而又灵活的国际战略。过去30年,从国家到知识领域,与西方的关系是中轴。或悲观,或自大,一会儿说中国一无是处,一会儿又说中国已经不得了了。新世纪之后,得意洋洋的味道重起来了,说我们是债权国,美国也不敢把我们怎么样,现在美国人在南海折腾了一下,他们发现中国不但与美国存在利益对抗,而且也与周边国家关系紧张。中国国际战略的机会主义和利己主义使得第三世界国家对中国非常有看法。不过,中国的经济行为中还部分地保留了一些东西,例如,与西方企业不同,也与一些急功近利的私人企业不同,在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中国国有企业总体而言有长期的计划性,在当地一般来说还是受欢迎的。前段时间一个英国导演拍了一个有关中国在赞比亚的纪录片。我和这个片子的导演有过讨论,他也同意说,中国国有公司愿意投资那些欧美拒绝投资的基础建设领域,计划往往是长期的,获取回报需要很长的时间,这对西方国家和它们的公司而言是不可能的。西方70年代以后已经宣布不能在这些地区从事基础建设方面的项目,因为风险太大。在这个格局下,中国能够发展出怎样的与发展中国家的战略关系?这个问题值得思考。《动态》:在这次国际危机之前,您其实已经很深入地论述了当代资本主义具有的深刻的危机趋势,比如您对全球化、新自由主义等的内在矛盾的揭示,特别是您指出它们所导致的去政治化趋势已经导致资本主义在平等上出现日益严重的危机。您揭示的这些危机和当前资本主义的金融、经济危机以至社会和政治危机有内在的逻辑关联吗?这场危机形成的更深层次的逻辑是什么?汪晖: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和中国的去政治化趋势,跟当前的资本主义的金融危机和政治危机完全是有逻辑关联的。这是一个潮流。首先,从经济层面来看,70年代晚期整个资本主义向新自由主义转变,中国大概是在80年代中期,特别是城市改革以后开始露出端倪,1989年之后深化,这个浪潮一直延续到今天的全球性危机。其次,在政治领域,新自由主义使得政治的含义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瓦解了原有的政治格局,不光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而且也包括自由民主体制,特别是以国家、政党为中心的政治,几乎无一例外地出现了危机。在政治领域,这些危机的主要特点是代表性断裂,不同的政党体制因为代表性断裂而产生政治危机。在政治领域,代表性的匮乏是普遍的特征。今年11月18日,我在德国社会民主党总部与社会民主党主席加布里尔有过一场公开的对话和辩论(加布里尔:《金融危机时代的民主和正义--对汪晖教授的回应》),我在演讲中指出欧洲与中国的政治体制的差异非常大,但不仅共同面对着经济危机,而且也有着相似的以政党的代表性断裂为中心的政治危机。我的基本看法是,今天分析政治体制危机的主要尺度应该发生一个转变:此前的政治分析都以两种政治体制的对立作为它的前提,即以另外一个体制作为自我理解的前提。但从合法性危机的根源来讲,今天的危机不能在一个体制与另外一个体制的差异中诊断,而必须在为什么不同的政治体制共同地产生了代表性断裂这一问题脉络中展开。代表性断裂问题遍及所有的政治体制,这并不是说原来的两种社会体制的对立消失了,而是说全球性的转变导致这种对立的含义发生了巨变。代表性的危机说到底是新自由主义在政治领域的产物,也是去政治化的后果,与整个全球资本主义条件下政治结构发生的根本的转变和变迁有关。加布里尔评论说,我把欧洲跟中国放在完全同一个平台上加以批判让许多人感到惊讶,但这个批判触及了欧洲政治和思想的危机。《动态》:资本主义面临严重危机,但是反资本主义运动好像从20世纪70-80年代以来,基本丧失了方向感和道路感。因为苏东剧变后,关于如何看待传统社会主义的历史,如何看待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和市场经济体制,一直没有系统而深刻的理论著作出现。而正如您所说,理论的作用是非常巨大的。反资本主义力量从反伊战运动直到今天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好像不知道该反对什么,争取什么,他们陷入回到传统社会主义不能得到人们信任,在资本主义的民主和市场框架下又软弱无力的困境,您一直在反思左翼面临的这些重大理论挑战,根据您的思考,反资本主义运动应该如何摆脱这一困境,替代运动的方向在哪里?汪晖:反资本主义运动不可能陷入传统的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社会主义模式中,这一点应该有清醒的认识。这一轮全球化的规模,尤其是生产的跨国化,使得退回到旧有的国家逻辑当中的可能性变得很小。国家是一个斗争得以展开的空间,自主性问题也在国家层面得以呈现。只要观察一下北非、中亚国家在外来干涉下的命运,就可以理解国家问题绝不像许多人说的那样没有重要性。就是因为这一点,我才说要探索全球化条件下的自主性问题。最近反资本主义运动出现了一些变化,"占领华尔街"运动实际上提出了体系性危机的问题,同时也呈现了缺乏有效的战略的弱点。我们可以归纳几个特点:首先,在针对新自由主义浪潮的一系列改良运动逐渐挫败之后,现在出现了一个针对体系的抗议运动,而且这个抗议运动表现出了全球性和不平衡性。全球性是指中东、北非、拉丁美洲、亚洲、美国和欧洲到处都出现了这种运动。所谓不平衡性是指:这些运动是相互关联的,但形态各异,体现出各自社会条件、区域条件、经济-政治条件和文化条件的不平衡。比如埃及的运动得以发生的条件是金融危机条件下的高失业率、长期的和大规模的贫困及高度的腐败,这些是长期的、普遍的、与其他区域较为相似的现象;但除此之外,它还针对政治体制,即长期的警察专制加上国际范畴内的美、以秩序,以及伊斯兰运动。它的反体系性集中在这些方面。在伊斯兰地区,这一反体系运动激活了、或者说释放出了一种宗教能量,这些能量不是新的政治力量,但具有变成新的政治能量的可能性。宗教重新进入政治领域的状况并不仅仅出现在阿拉伯世界,整个非洲包括现在的欧洲也有类似的现象。中国也面临着复杂的宗教问题,但主导的社会矛盾仍然是经济性的和政治性的。由于中国在漫长的革命和建设中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自主的国民经济体系,即便经历了30年的开放性改革,已经高度全球化,但其经济体的相对独立性(以及内部不平衡性)仍然是显著的特征。前几天,"占领华尔街"运动动员了两、三万人从纽约步行到华盛顿,这一运动似乎是要点明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之间的关联。99%与1%的对立似乎也隐含了一种阶级性的元素,但显然,原来的阶级性运动的模型不适用于分析这一运动。我个人的看法就是,体系性的问题需要在理念上重提大的方向问题,同时重视全球范围内、区域和国家范围内的不平衡。中国处在大规模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当中,城乡矛盾与阶级分化仍然是非常重要的特征。如果真正能够做到"五个统筹",就必须改变发展模式,调整变革方向,加强中国社会和国家在发展战略上的自主性。大规模城市化与工业化连在一起,城乡关系与新工人阶级的形成有着内在的关联,因此,大规模城市化条件下的城乡矛盾如何解决,是一个中心环节。如前所述,中国经济规模的扩张是和新的国际劳动分工联系在一起的,它的高能耗、廉价劳动力不能在国内的单一语境中解释,却无疑会加剧内部冲突。如果不重新调整在国际劳动分工中的位置,社会冲突、社会平等的问题就不可能根本得到解决。如何才能形成全球化条件下自主发展的战略?在全球性的国际分工和全球资本主义条件下,离开每一个社会的独特条件及所处的国际位置,就不可能形成突破性的战略。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说战争的胜负要分析三个势,敌势、我势、地势。敌人怎么样,我们怎么样,客观而言敌我斗争的场地怎么样,综合这些方面才能分析到底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战略。站在这个角度说,我们先要分析金融资本主义和全球劳动分工的新格局,在这个新格局下产生的国家关系、区域关系、阶级关系、社会关系。从对手的角度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能够成功地再工业化吗?如果能,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如果不能又会出现怎样的局面?在危机条件下,政治、军事关系会发生什么变化?从中国自身的角度说,中国是一个非常不平衡的发展中国家,它的区域关系也极为复杂,它的发展的可持续性与它的发展的不平衡性到底是什么关系?这是形成新的发展战略的思考前提。沿海经济受国际危机的影响较深,许多产业开始向内地转移。所谓内地拉动缓解了经济危机是事实,内蒙古和其他地区的经济增长率远超沿海地区。这是发展不平衡造成的。但伴随着产业转移,危机也开始波及这些区域。中国内部的不平衡,反而使得它承受经济危机压力的能力比其他小共同体要大,广阔的农村腹地和广大的农村人口提供了缓冲和发展的空间。黄宗智对重庆土地财政的分析就突出了这一点,根据他的分析,在50年内,重庆的土地附加值的增长率高过工资增长率应该不成问题。很多左翼也许不见得喜欢这一分析,认为这还是支持城市化的发展模式。但这个分析是从中国发展不平衡性出发的,有某种方法论的意义。这不等于说这种区域不平衡可以自然地成为可持续性的保障,我觉得应该像毛泽东当年分析战争形势一样来分析中国在全球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可持续程度和规模,分析它的阶级矛盾、社会矛盾发展的形势,解释中国的国情及其发展战略。《动态》:您曾经谈到关于中国的国家能力有一个基本的悖论,即一方面,较之许多其他国家的政府,中国政府的能力得到了广泛承认,从汶川"5·12"大地震后的救灾动员,到金融风暴后迅速推出的救市计划,从奥运会的成功举办,到各地方政府在组织发展和克服危机方面的效能,都显示了中国国家能力的突出优势;但另一方面,各种民意测验显示公众对政府的满意度处于较低水平,官民矛盾在某些地区、某些时刻也极为尖锐,不同层级政府的施政能力和廉洁度也受到质疑。最为关键的是:这类矛盾经常被上升到合法性危机的高度加以讨论。您如何看待这一问题?汪晖:这就是合法性问题。在全球资本主义条件下,政治体制的合法性危机的核心是政党政治的代表性危机。在全世界范围内,政治体制的危险格局是从一种没有代表性的政体向另外一种没有代表性的政体转移,从而让这种空洞的政体转移成为不平等的社会过程的合法化的条件。颜色革命就是从一种没有代表性的政体向另外一种没有代表性的政体转变,表面上是民主化,实质上是最不合理的社会分配和财富剥夺过程的合法化。克服政治危机的真正挑战是如何避免从一种没有代表性的政体向另外一种没有代表性的政体的转变,其前提是所谓重新政治化。这是非常尖锐而又非常复杂的挑战。我认为在理论上阐明这个问题是迫切的,因为很多人并不了解这个代表性危机的普遍性和深度,甚至认为西方没有代表性的危机。争取一个真正的公共的讨论空间,形成真正的政治的和理论的辩论,对于中国的政治变革而言十分关键。大众媒体上很难有严肃的政治讨论,这个状况是很危险的。关键是要通过自主讨论,让大家了解在全球资本主义条件下政治危机的真正特点和本质。很多观察家都讲到中国国家能力的问题。真正的问题是为什么中国一方面有较强的国家能力,而另一方面又无法克服合法性危机?国家能力首先是国家回应社会需求的能力,在这方面,中国国家能力显示出它的两面性,即一方面在特殊状态下反应能力很强,而在另一些方面又非常缓慢。最近福山写文章说,中国的反应能力不但比周边国家强,而且比很多发达国家,比如日本、韩国和欧洲的很多国家都要强。在与加布里尔的辩论中,我也特别谈到:如果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的反应能力强,表示这个社会存在着民主的要素和潜能,但是我们的民主理论注重于形式分析,而忽略这些实质性的潜能。正由于此,如何使这些潜能发展为更为制度化的实践是不清晰的。如果能够在理论上和制度上清晰地描述这种潜能得以展现的条件,就能给我们提供一个更具实质内涵的民主变革方向。如果能对社会需求做出迅速反应,表明这个政治体制存在着实质的民主潜能,但程度如何,怎样发展,如何表述,都需要具体分析。国家能力的另一面是政治整合能力,即通过公共行政对各种社会利益和诉求进行政治整合的能力。福山在最新的文章("Oh for a democratic dictatorship and not a vetocracy")中针对西方民主危机提出要"民主专政"(democratic dictatorship),不要"否决政治"(vetocracy)。在历史观上,我们当然是不同的,但他在这里的实际所指与我在《革命、妥协与连续性的创制》一文中谈及的政治整合有些相似性,即强调行政决定与政治整合之间的贯通关系,而批评行政权力与议会权力之间的过度分隔与对峙。通常而言,行政权力是执行机构,而议会-政党体制是政治整合的机器,在代表性断裂的情况下,国家的政治整合能力大规模瓦解。议会、法院、行政,三权分立,但政党的代表性的断裂、政府的进一步官僚化和法律体制的危机导致国家回应社会危机的能力下降了。这也是当代政治危机的基本特征。《动态》:您多次提到毛泽东思想这一理论资源对于我们分析当前中国与世界的形势的重要性,我们想请您进一步展开谈谈这一具有重要方法论意义的问题。汪晖:我是针对贵刊的栏目而言的。毛泽东思想是20世纪中国最为重要的遗产之一。就对整个西方思想和第三世界运动的影响而言,中国没有任何其他遗产可以与之相比。当代法国的著名哲学家阿兰·巴迪乌是个典型例子,他对毛泽东的文本有很深入的分析。他对欧洲哲学史的深入阐释与他对毛泽东思想的阐释相得益彰。70年代,北京大学的张世英教授写了一本关于黑格尔的著作,被翻译成了外文,巴迪乌曾经写过一本小册子来回应张世英教授。按照意大利学者鲁索的解释,那本书在巴迪乌的思想历程中标志着一个重要的转变。这是一个思想时代对于这个哲学家的影响。由于1968年之后的挫败,整个欧洲理论特别是左翼理论带有政治悲观主义的特点,佩里·安德森就曾将这种精神气质归结为"不妥协的悲观主义"。但巴迪乌的理论中有一种毛泽东式的革命乐观主义,即便在低潮的时代,他仍然将毛泽东关于"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的"敌人的逻辑"与"从胜利走向胜利"的人民革命的逻辑展开为一种历史的理论。2007年,我们在博洛尼亚开会讨论20世纪的中国,巴迪乌提交的文章是对毛泽东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的文本细读,我读后很受启发,也很受鼓舞。在那么困难的条件下,毛泽东以独特的洞察力分析出中国的红色政权能够存在的理由,进而提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命题。他关于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的分析其实跟他后来在抗日战争中分析中国为什么最终能够取得胜利的分析在方法论上是完全一致的,其中综合了军事、哲学和政治这三个层面。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从来不是一个简单的军事战略和策略问题,而是政治、哲学和军事策略的综合。《论持久战》的战略思想是哲学思想在政治领域的展开,也是政治思考在军事战略、策略层面的呈现。两种统一战线如何形成,能不能够形成,帝国主义内部的革命有没有可能爆发,这些都是战略问题,而不是一般的军事战术问题,但两者是综合在一起的。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特征是其实践性,就是永远切入到现实分析中去。现实不是被动的、客观的,而是能动性与客观性相互交织的领域,在对现实的分析中,我们看到的是各种历史力量的脉动和走势。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确实具有重要的方法论的意义。毛泽东面对的格局是白色恐怖,是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力量对比的悬殊。但在这个条件下,他提出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这个问题。这篇文章是一种出色的政治分析,但同时也像是一部兵书。他坚持革命的正当性,却又不盲目地重申这种正当性,而是将正当性与战略分析结合起来。这么一点点弱小的力量,最后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壮大起来。红军到达陕北时还剩几万人,但早在1936年毛泽东就预见到了抗日战争的不可避免,世界大战的即将到来,以及整个抗日战争的基本路径,如果没有高度的理论概括力和对现实总体关系的洞察力,是无法达到这样的高度的。十多年前,当我们发起新的思想讨论时,完全是书生意气,孤军作战。没有政治的权力,没有媒体的权力,没有自己的群众,我们致力的是思想讨论。但在自己没有媒体平台的条件下,中国的批判思想仍然能够获得了一定的发展,包括众多媒体的暴力在内的各种迫害和打击终于不能扼杀这些批判思想的成长,这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对内外局势做出客观而灵活的分析,形成一种理论的和战略的总结。毛泽东的一系列概念,如战争上的统一战线、哲学上的一分为二,以及他对人民民主的阐释,都产生过巨大的影响。福柯关于政治和权力的关系的观点,詹明信关于第三世界的理论,都曾受到毛泽东的影响。在右的方面,卡尔·施密特的游击队理论,以及以敌我为中心的政治概念,都与毛泽东的军事理论和政治思想有着这样那样的联系。最近"占领华尔街"运动与过去几年中逐渐发展的占领大学的运动有关,随着网络发展,许多人重新提出开门办学,批评现行的大学体制,我们不知道这些实践与毛泽东思想是否存在直接关系,但比较分析是必要的。关于知识、权力、政治、资本主义经济这几个主要因素之间的关系,以及什么是社会主要矛盾,谁是社会的主体,毛泽东都有过解释,并提出了一套分析问题的方法。加布里尔在回应我的讲话中说,西方左翼30年来没有真正面对我所提出的代表性断裂和平等问题。他自己说,他过去到工厂去的时候,工人介绍他的时候会说他是个社会主义者,他现在再去工厂,工人只是介绍他为政客。一个年轻的社会民主党人对我说,在冷战之后,社会主义这个理念不能提了,但不提这个概念,社会民主的转型到底往什么方向呢?我在讨论中提及了这一思想方式的两个问题:第一是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同于原来的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第二是把原来的社会主义实践当成一个整体,完全拒绝对实践过程进行真正的历史-政治分析。在欧洲语境中,一说社会主义就是专制,就是极权暴政,整个调子是否定的。社会主义是一个丰富而复杂的遗产,对这个遗产需要进行批判性的总结。毛泽东的思想遗产既是我们思考的对象,但也提供了反思他自身的政治实践的方法。我们需要从这个角度去重新激活这一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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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
政治
2014/1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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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世界的未来,将取决于中国与西方世界谁能协调好经济自由主义和政府干预主义的关系,取决于自由主义治理的合理性和社会主义治理的合理性之间的融通,取决于"为市场而治理"和"因为市场而治理"之间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