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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哲学思想家阿兰·巴迪乌(Alain Badiou)在英刊《新左翼评论》第35卷(2005年9—10月号)上发表文章,提出20世纪下半叶的当代法国哲学思潮在哲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是继古希腊哲学、启蒙时期的德国哲学之后的第三个重要哲学阶段。文章原题为《法国哲学的探险》,主要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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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已经过去30年了,35岁以下的年轻一代对文革不再有由于亲身经历而产生的预设观点,如果他们对这个问题产生兴趣的话,那么他们更加愿意看到从史学政治学经济学等等角度对这个事件进行的尽量全面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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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如今还保存下来的当时照片中,我们四人头发梳理得整整齐齐,彼此文雅地微笑着。我们那时正专注编写一本书,书名叫《博格曼论博格曼》(Bergman on Bergman)。全书的构想是要由三名学有专精的年轻记者,来问我有关我的电影的问题。那是一九六八年的事,我刚刚拍完《羞耻》(The Sh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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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是由中日两国政府商定进行的公开研究事业。以两国学者进行共同研究来推动中日之间历史问题的解决,避免中日关系大局因历史纠葛而遭到破坏,这是一个有积极意义的尝试。其实,一般所谓中日之间的历史问题主要指亚洲近代史上日本侵略中国的问题,这个问题已在1972 年的《中日联合声明》中得到了明确的结论。然而,此后由于在日本出现了与此结论相悖的主张和言论,甚至于影响到日本政府的对中国政策,使得原本单纯的历史认识问题转变为并不单纯的政治问题,从而为中日关系的发展增添了障碍。在设定这项事业时,考虑到不能割断历史,应从中日关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把握其规律与特点,总结其经验和教训,故而分成古代史研究和近现代史(包括战后部分)研究两大部分进行。古代史研究组由中方的蒋立峰、王晓秋、汤重南、王新生和日方的山内昌之、鹤间和幸、川本芳昭、小岛毅、菊池秀明组成,同时双方还有人数不等的特约执笔者参加,中方有严绍璗、张雅军、丁莉、王小甫、宋成有、王勇、黄正建、吴宗国、李卓、宋家钰、张帆,日方有古濑奈津子、村井章介、樱井英治、小岛康敬、井手诚之辅。所谓古代史,中方的概念等同于前近代史,将中世史、近世史包括在内,日方的概念则不同于前近代史,而与中世史、近世史并列,合为前近代史。双方的称谓虽不同,但内涵是一致的,即关于前近代史的共同研究。本项研究既要总结前人已取得的研究成果,也要通过交流有所创新。既为研究,就需有理论与框架。本论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历史研究的理论支持主要区别为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前者认为,人类社会发展史是客观存在,并具有其发展规律。这一发展规律不以后人的意志、愿望及认识程度为转移。历史研究的出发点和最终目的就是探寻这一历史规律,总结历史经验,为现实及未来服务。唯物史观过去强调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的五种社会形态演变的阶段论,强调生产力发展的根本推动作用,现在又吸收了文明史观研究的理论成果,从狩猎文明、农耕文明、工业文明、后工业文明甚至信息文明,以及骑马文明、大陆文明和海洋文明等多角度分析、研究历史发展轨迹,从而使得历史研究更趋活跃,更加靠近历史真实。后者认为,人类社会依某种意志而发展,历史发展如果有规律的话,此规律也是这种意志的体现。现在的自由主义史观、存在主义史观、结构主义史观都属于唯心史观的范畴。当然,唯心史观在一定程度上强调了历史发展中的人的意志,这也是历史研究中应予以注意的方面。但是,如何客观分析、准确把握古代世界史和东亚史仍然是一个非常困难的课题。仅仅重复一些理论原则、引用几句经典论述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例如,日本有学者在分析评价近代世界史和东亚史中的国际关系时,提出了“近代合理主义”的观点,认为资产阶级代表了2先进生产力,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有进步意义,对此应予以肯定。这种“近代合理主义”不区分近代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发展阶段及其具有的两面性,认为存在即合理,为近代资产阶级推行的强权政治进行辩护。而从被压迫、被奴役、被掠夺的民族看,资产阶级的黑奴贸易、北美白人对印第安人的种族灭绝主义,以及德意日军国主义法西斯的侵略扩张等,显然都是百分之百的“近代不合理主义”。所以,必须指出“近代合理主义”既有其合理的一面,也有其不合理的一面,或称既有其进步性,也有其反动性,对具体事物应具体分析,不可一概而论。相对于“近代合理主义”,在古代史研究中是否可以提出“古代合理主义”?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成吉思汗指挥其骁勇无比的骑兵队横扫亚欧大陆,所经之地,残垣断壁,满目疮痍。但若以亚洲史为中心,其西向扩张即被称为“打通了东西方交往的道路”,成吉思汗因此在亚洲史至少在东亚史上始终被视为历史英雄人物受到称颂。其他再如以欧洲史为中心评价十字军东征,以俄国史为中心评价彼得大帝的扩张等均如此。日本史方面对神功皇后、丰臣秀吉的西向扩张也是赞赏备至。这也许可称之为“古代合理主义”。这说明,人类的思维认识有一个发展过程,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紧密联系。因此,古人与今人必然具有不同的社会观和价值观,在历史研究中应高度注意不能用今人的价值标准去要求、判断古人。还应注意的是,研究历史不能囿于国家史和地区史的视角,而应从更广阔的世界史的视角观察和思考,才能对历史事件或人物做出更准确的判断。但是,古代社会决不是是非不分的混沌社会,其价值判断中也有明确的标准,如对正义与邪恶、仁道与霸道、爱国与卖国、忠贤与奸阴、开明与保守,显然都是褒扬前者,贬斥后者。同时,不能忽视古今相通的价值标准,如先进与落后和主权与人权。虽然对于某些特定的历史人物和事件不能机械地用先进和落后加以判断,但在总体上,先进与落后的区别是普遍存在的。简言之,顺应生产力发展要求、代表高端文化者谓之先进,反之则为不先进或落后。古代世界史上国家之间无休止的争战以及各类朝贡册封体制的建立,其目的均在于扩大和巩固国家主权(外在表现形式可能有所不同),而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则显然是为了争取以生存权为根本的人权。古代人虽然没有提出“主权”、“人权”的概念,但具有这样的思想和要求。如果失缺这样的判断标准,历史研究就失去了方向。历史研究的基本原则是实事求是,这已成为中日共同历史研究的共识。实事求是就是要通过认真、深入的研究还历史本来面目,而不是通过研究去证明主观上欲刻意强调的事前准备好的“结论”。应先有研究后有结论,而不是先有结论后有研究。所以,事前设定好要通过共同研究来突出“中国对日本的强大影响”或“日本文化的独自性”显然都有悖共同研究的初衷。要做到实事求是,史料的可信度是最重要的问题,依据准确可靠的第一手资料进行研究是十分重要的。为使自己的观点成立而编造假史料是历史研究者嗤之以鼻的行为,但对于中3日两国大量存在的史著典籍也必须下一番去伪存真的功夫。中国的二十四史是研究古代中日关系的重要史料,其关于日本的记录虽基本可信,但难免有以讹传讹的不实之处,日本以《记纪》为代表的重要史料问题可能更多一些,双方对此应予以注意。日方学者对《日本书纪》中的一些记述大胆提出怀疑,这种精神值得肯定。同时,历史研究中排除偏见、不先入为主、虚心吸纳异见也是十分重要的。任何历史研究都不可能完全详尽地占有史料,只能是在尽可能多地占有史料的基础上进行分析,做出判断。因此,历史浪漫主义和自由的学术氛围是十分必要的。20 世纪50 年代,中日两国都出现了良好的学术研究氛围,因此才能产生出有深远影响的学术大家和学术观点。这对于当前的中日共同历史研究同样具有重要意义。中方提交的论文在某些问题上的观点可能并不完全相同,也未强求一致,这也是构筑自由学术氛围的一种体现。在设定共同研究的题目时,日方特别提出从东亚史的视角研究古代东亚关系中中日两国的相互地位和作用,并提出要进行中日古代政治社会结构比较研究。尽管这两项研究是中日关系史研究的旁题而非正题,本无必要专门设题讨论,但中方仍从大局出发同意了日方的提案。当然,这不等于认同中日双方要在日方设定的追求所谓“独自性”的框架中研究中日关系,而是要从更广的范围、更深的层次研究古代中日关系。因此,本项研究设置的课题是:古代中日关系发展所依据的东亚国际秩序,中日之间的文化交流和相互认识,以及古代中日政治社会结构的比较研究。本绪论则以上述所谓“独自性”为问题意识展开论述,以此为以下各章的专题论述做一铺垫和引导。一、关于中日人种起源之分析既然研究中日关系史,当然应从根上做起。根据已有的研究成果,中国人和日本人的人种关系十分密切,这成为中日文化关系发展的前提之一。当前关于人类的形成与发展,人种学上大致分为两种观点,即“放射说”和“多发说”。前者主张人类最早诞生于以非洲肯尼亚或埃塞俄比亚为中心的地区,600 万年前的古猿人“奥罗林”和320 万年前的古猿人“露西”成为所有人类的共同祖先。此后从这一地区向四方呈放射状扩散,经过漫长岁月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不同人种。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四大文明由埃及至两河流域至印度至中国先后出现似乎旁证了这一观点。但是,很难说这种观点已完全排除了其所依据的考古发掘的偶然性。后者主张远古时代具备与“奥罗林”、“露西”故乡相同条件的地方理应有多处,人类的形成应是多处同时发生的,只是因地理气候的变化而形成了不同的人种。当然,这种观点还需要更多的考古发掘成果来印证。其实,前者重视各人种发展之间的相互联系,后者重视各人种发展之间的相互区别,各有其道理。如果将二者结合,并注意到不同地区、不同时间段的特点,其研究结论一定更符合历史实际。4中国人的主体汉族是由北方人和南方人融合形成的。从截至目前的考古发掘成果看,204万年前的重庆巫山龙骨坡人及170 万年前的云南元谋人或许是中国人的祖先,此后有湖北郧县人(100—80 万年)、蓝田人(80—50 万年)、北京人(70—20 万年)、田园洞人(4 万年)、山顶洞人(3—2 万年)、河姆渡人(7000—6000 年)等等,无论猿人、古人或新人阶段,其遗址均呈多发点状存在,显然可以相对地说中国人种的主要成分是自主形成、连续进化的。此所谓“相对”,即不排除中国人中的北方人和南方人曾分别受到其他不同人种的影响。就此层面而言,可以说中国人种是以自主连续进化附带杂交而形成与发展的。近些年来,日本考古界的发掘“成果”越来越多,涉及年代越推越远,似乎日本人种和文化的“独自性”发展正得到越来越多的“确凿”的证实。日本的民族主义势力为此欢欣无比。但由于2000 年揭发出了藤村新一考古造假事件,致使数十个日本旧石器时代前期、中期的“重要”的“考古成果”化为乌有,日本考古界经历了严峻的诚信考验。目前,日本考古界的多数学者认为,根据甄别后尚可确认的考古成果,日本列岛上出现人类活动的时间也随之大大退后,由70—60 万年前后退至约8(?)—4 万年前,即旧石器时代中期的后期。经比较,有专家认为晚期北京猿人可能通过冰川期连接亚洲大陆与日本列岛的陆桥为追逐动物而到达日本列岛。若果真如此,则从远古时代论,可以说原始日本人来自东亚大陆。但这一点仍需更多的考古成果印证才有可能成为定论。目前据尚可确认的考古成果,日本出现新人应该在3 万年前的晚更新世即旧石器时代后期。而且问题并非如此简单。全新世早期大约1 万年前左右,冰河期后海平面上升,日本列岛与亚洲大陆分离,日本进入以狩猎、采集和捕鱼为主的绳文文化时代。绳文时代一直持续到大约公元前300 年,此后进入以稻作农业和金属工具为代表的弥生文化时代。在这个转变时期,日本人群的体质形态特征出现了非渐进性的变化,同时,日本文化的主体特征也发生了断层式的突进。正是由于日本人群在体质成分和文化上表现出了明显的阶段性,因而出现了围绕日本人起源问题的大量研究和讨论,涉及体质人类学、考古学、遗传学、民族学和历史学等多个学科。尽管有日本学者曾主张日本人种演变的“连续说”,即从绳文人到现代日本人的血统是一脉相承的,不存在任何的混血,但这种观点已被众多的考古成果证明是不能成立的。而多数学者主张“替代说”即“移民说”,即在弥生时代有相当大规模的北方大陆移民或南方大陆及海洋移民到达日本,同时将新的文化,如水稻的种植和青铜器的铸造技术等先进大陆文明带到了本州西部地区和北九州。这些大陆移民逐渐超过了日本其他地区的原住居民,成为从弥生时代以后逐渐向现代日本人演化的直接祖先。弥生人及他们的后裔在弥生时代末期开始向东扩散,并到达大和地方,建立王朝。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与原住居民发生混血,逐渐演变为现代日本人。但他们向北扩散速度较慢,致使北海道阿伊努人很大程度上依然保留了绳文时代原住居民的体质特征和文化元素,而基本没有受到来自亚洲大陆移民5的影响。1从体质特征看,绳文人在东亚地区新石器时代和以后的人群中在形态上相当孤立,他们依然保留着欧亚大陆旧石器时代人的古老特征,如长而宽的头颅,发达的眉嵴,低宽的面部,深陷的鼻根,较突起的鼻骨,低宽的眼眶,短而粗壮的上肢,长而扁平的小腿骨等。这些特征使绳文人更接近中国南方的新石器时代人,与之共享着头骨和文化特征。从历史上看,阿伊努人在政治管辖上直到近代几乎一直是独立的,政治和地理上的隔绝有利于他们保持自己的基因池。2根据考古文化学上的关系,西日本弥生人祖先从中国大陆向日本迁移的路线有三种可能:一是从中国的江南地区直接横渡东海到达日本;二是从中国的山东半岛渡海到朝鲜半岛移民系弥生人则与绳文人差异明显,具有较平坦的眉嵴、浅平的鼻根、高狭面、高眼眶,高身材等,与其后各历史时期乃至现代日本人的形态特征基本相近,属于同一个形态群体,而他们与绳文人形态上的不连续性说明这样的特征来自日本岛外的基因。这样的结论也得到牙齿人类学、病毒学、血液成分分析及遗传学等多方面的支持。绝大多数的人类学研究都显示,从弥生时代到现代,日本人(不包括阿伊努人)存在形态上的连续性,而他们与绳文人形态上的不连续性说明这样的特征来自日本岛外的基因漂流。1975 年美国学者克里斯蒂·特纳(Christy G. Turner II)第一次对现代日本人、阿伊努人、绳文人、弥生人和史前中国人的牙齿形态特征进行比较,提出了关于日本列岛人群的“二重起源-混血说”。他认为在日本列岛居民中同时存在巽他型( Sundadonty)和中国型( Sinodonty)两种牙齿形态类型的人群,绳文人和阿伊努人属于巽他型,弥生人及现代日本人属于中国型。巽他型牙齿特征形成于距今大约3 万-1.7 万年的东南亚地区,那么,拥有巽他型牙齿类型的早期东南亚人沿亚洲大陆架向北迁移,一直到日本的北海道,在日本形成绳文人和其后代阿伊努人。而在弥生时代,具有中国型牙齿特征的东北亚人从亚洲大陆抵达日本,与当地绳文人发生部分融合形成了弥生人及其后代现代日本人。简言之,现代日本人血统存在一个二重起源,大多数是大陆中国型人群的基因,少量来自巽他型的绳文系阿伊努人的基因。因此,越来越多的科学研究结果已经使人们广泛接受了“移民说”的观点,即认为绳文时代结束后,日本人体质形态出现巨大变化是受到以中国型人群为主体的大陆移民的强烈的基因和文化影响所致。1 Dodo,Y. and Ishida,H. Nonmetric analysis of the Doigahama Crania of the Aeneolithic Yayoi period in westernJapan. Dept.Anat. Kyushu Univ. (ed.), 1988.真锅义孝,六反田笃,山东省汉代墓葬以及大汶口时期墓葬出土的人骨齿冠于齿根的非测量形质。《探索渡来系弥生人大陆区域的源流》,日中共同研究报告1,p360-370,2000 年。2Wu Xinzhi, Origins and affinities of the stone age inhabitants of Japan. Japanese as a member ofthe Asian and pacific populations.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4, 1-8, 1992.6经朝鲜海峡到达西日本地区;三是从中国沿海地区沿渤海湾到辽东半岛经朝鲜半岛渡海到日本列岛登陆。从最方便的地理位置来考虑,经过朝鲜半岛到达日本的看法得到许多人的支持,只是一直缺乏较多的相应时期出自朝鲜半岛的人类学材料的支持。近些年,中日双方的体质人类学者对中国的古代人骨进行了多方面的合作研究,文化人类学者则对稻作转移进行了深入分析,从而对日本弥生时代移民的源乡地进行了推测。可能地区之一:中国黄河中下游地区。人类学资料主要包括山东新石器时代人群和周-汉代的人群。牙齿形态的研究表明,山东新石器时代人群的牙齿形态与现代日本人群都属于中国型,而日本的绳文人是完全不同的巽它型。这个事实说明至少3000 年前,没有或极少有跨越日本海或中国东部海域的人群接触,即便有接触,也几乎没有对绳文人产生基因的影响,这种隔离状态一直持续到弥生时代开始。也就是说,日本海和中国东部海域很长时间以来是影响基因漂流的重大阻碍。头骨的形态学研究发现,山东周-汉代人群和西日本弥生人的基本特征相近,由此推测,移民系弥生人最直接祖先的源乡所在地理方向中,山东可能是一个重要地带。1头骨非测量特征的调查也支持“西日本弥生人最初的故乡可能在中国大陆的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的观点。从地理位置分析,从山东半岛渡海到朝鲜半岛经朝鲜海峡到达西日本地区,或者从山东半岛经辽东半岛再经朝鲜半岛到达日本的西部尤其北部九州-山口地区,并不是十分困难的事情。日本弥生时代人拥有发达的稻作文明容易使人们将弥生人的祖先与稻作文明发源地之一的中国南方联系起来。在中国江西万年仙人洞遗址和湖南道县玉蟾宫遗址已发现了12000年和10000 年前的稻谷。尤其浙江余姚河姆渡新石器时代遗址(7000—5000 年前)已有大面积栽培稻遗存,河姆渡人居住于高架屋,驶船,制作使用陶器,在制作陶器时盛行在釜类陶器腹底交错拍印绳纹图案。依据海洋潮流和季风,中国江南人有可能直接渡海到达日本。换言之,中国南方人(称“越人”或“百越人”)因政治动乱于公元前三世纪前后,可能有一部分跨海迁徙到日本,成为“倭人”即弥生人,另有一部分迁至云南,成为少数民族繁衍至今。1994 年开始,中日人类学者组成“江南人骨中日联合调查团”对中国江苏发掘出的公元前六世纪至公元一世纪的古代人骨及大致同期的西日本绳文、弥生人骨进行了多方面的合作对比研究。经过头盖骨比较及其他多项研究,其结论是:新石器时代中国江南人与日本绳文人形态差别甚大,而江苏(包括江南至淮北的大片区域)的春秋至西汉时代人与日本的可能地区之二:中国长江流域及江淮区域。1韩康信《山东临淄周-汉代人骨体质特征研究与西日本弥生时代人骨之比较、探索渡来系弥生人大陆区域的源流》,112-157 页, 2000 年。张雅军《山东临淄后李官周代墓葬人骨研究、 探索渡来系弥生人大陆区域的源流》,164-171 页, 2000 年。尚虹、韩康信、王守功《山东鲁中南地区周-汉代人骨研究.人类学学报》,21 卷期,1-13 页,2002 年。7移民系弥生人之间强烈类同,因此可以认为具有与弥生人类同的古人骨集团的分布地区不仅有朝鲜半岛,而且包括从山东半岛至江南的广大地区在内。因此,探求弥生时代及其前夕大陆移民的原乡,今后不能只注意朝鲜半岛和华北,也应将淮河及长江下游纳入视野,尤其要重视淮河流域即江苏北部。如果脱离以江南为起点的稻作文化及其承担者的扩散就无法谈论日本人的形成,不过今后还要将视野进一步扩大到华南乃至东南亚地区。1中国学者安志敏也对早期日本文化的大陆根源做了详细的分析。其主要观点是:日本绳文时代出现的陶器和磨制石器与大陆有明显密切的关系。在日本长崎发现的印纹陶器与中国江南的印纹陶器相近。日本大分、青森发现的鬲形陶器,与中国东北地区的鬲明显不同,而与中国南方的鬲很相似,可能是中国南方的鬲在日本的复制品。而鬲在朝鲜根本没有出土品,因此不可能经朝鲜带入日本。绳文时代早期的玦状耳饰和漆器也可能来自中国,它们起源于长江流域。这些证据连同在绳文时代晚期稻米的出现都说明绳文文化的变化与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影响有密切关系。弥生时代为储存或居住所建的打桩高台结构建筑在长江以南地区也很普遍,它们可能与稻米种植一起从中国的东南沿海地区越海到达日本。2这个结论来自于对弥生时代不同人群和中国北方河南、南方福建新石器时代人和东北地区青铜时代人群的头骨形态测量学比较研究的结果。在种族特征上,弥生时代的大多数移民可能来自中国古代的东北部地区,一部分可能来自黄河流域。日本学者渡部忠世提出了“稻作阿萨姆、云南起源说”,鸟越宪三郎经过调查研究后认为,日本人的发源地在中国云南省,其旁证是日本人在体质上所具有的胎斑渊源于云南。据考察,现今云南的一些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原始信仰与日本有许多类似之处(除种植水稻外,还有染黑齿、纹身、居住在高架屋、新尝祭、敬奉太阳神等等,现今居住在云川交界泸沽湖畔的摩梭人仍保留着母系社会文化,从中似能看到邪马台国的影子)。这也许能旁证云南与日本的渊源关系,也许只能说明云南与日本独自发展的道路或程度有相同之处。可能地区之三:中国东北地区。3过去大多数的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认为弥生时代大陆移民的数量非常少,或者几乎可以忽略。但现在各种证据都显示出大陆移民甚多,对日本原住居民影响巨大。根据人口增长模型和头骨形态变化模型计算机模拟研究结果显示,从弥生时代开始后的1000 年间, 日本列岛的人口增长率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大陆移民数量估计达到100 万人以上,在弥生时代1 山口敏、中橋孝博編《中国江南・江ワイの古代人―渡来系弥生人の原郷をたずねる》、てらペイあ2007年4 月、142 頁。2安志敏《江南文化と古代日本》,東アジア文化交流史研究会編纂《弥生の使者徐福》1989 年版、48—51ページ。3 Qifeng Pan,Hong Zhu. A comparison on racial anthropology between the Yayoi human skulls ofJapan and the ancient skulls of China. Tooth and facial morphology of ancient Chinese skulls,Therapeia publishing Co. Tokyo,1997.8结束后的古坟时代,原住民即绳文人子孙与大陆移民之比在西日本达到一比九至二比八(古坟人的绳文人直系与移民的混血率在近畿为一比九,西日本为二比八,关东地区为三比七)。日本文化及日本人身体特征的复杂变化,用单一民族起源说是无法说明的。1中日古代文化关系亦为紧密。日本文化包括日本人日常生活的衣、食、住、行、婚、丧、礼、学,皆受到中国文化的全面而深刻的影响。处于东亚儒教文化圈之内的日本,其有史前除考古发掘外,史籍记录也是重要依据。众所周知,《史记》载,秦始皇“遣徐市(福)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北史》和《隋书》记曰,608 年裴世清“使倭国,度百济,行至竹岛,南望耽罗国(推测即新罗),经都斯麻国(对马),迥在大海中。又东至一支国(壹岐),又至竹斯国(筑紫)。又东至秦王国(博多),其人同於华夏,以为夷洲,疑不能明也”。有人认为此“秦王国”即为徐福东渡日本所创立之国。又《梁书·诸夷传》和《南史·夷狛传》所记“在文身国东五千余里”的“大汉国”也值得注意。又据《魏略》《晋书》《梁书》《北史》《通典》等载,倭人“自谓(云)太伯之后”。《日本书纪》应神天皇十四年(公元283 年)条,“是岁,弓月君(领百二十县人夫)自百济来归”。应神天皇二十年(公元290年)条,“倭汉直之祖阿知使主、其子都加使主并率己党类十七县来归”。应该注意到,弥生时代大致和中国的战国-秦汉时期相对应。那么,西日本地区突然出现与原住居民很不一样的人群,很可能与中国大陆当时的战乱纷争的不平静的生活状态有关。在这种政治、生活压力下,山东及江浙一带人群连同其赖以生存的文化和习俗等都带到新的安居地日本。另据公元814 年大和朝廷编篡的《新撰姓氏录》,当时京畿一带著名的1059 个氏族中,“诸藩”氏族有324 个,几乎占三分之一。所谓“诸藩”氏族即“大汉、三韩之族”。史籍记录清楚地表明,在此之前的相当长的时期内,不断有大批的中国人及朝鲜人移居日本。综上所述,在约8 万年前日本列岛已出现古人生活痕迹(尚难最终确认),在3 万年前可确认日本出现了新人。这可能是晚期北京人及其后裔迁徙演变而成的。大约在10000 年前形成的以狩猎、采集和捕鱼为生的日本绳文人可能与中国南方的新石器时代人有密切关系。公元前300 年出现的开始稻作生产的日本弥生人则与以中国人为主体的东亚大陆移民大批至日密不可分。在这些移民的扩散过程中,虽有混血发生,但大陆移民的基因优势超过了日本原住居民,逐渐演化为现代日本人。中世纪以后,日本人群没有来自海外的重要的基因漂变。因此得出的结论是,现代日本人的人种形成受到以中国人为主体的东亚大陆移民的强烈影响,中国人和日本人的人种关系堪称密切。二、关于中日古代文化关系之分析1埴原和郎《渡来人は百万人規模》,東アジア文化交流史研究会編纂《弥生の使者徐福》1989 年版、90—92ページ。9期阶段(至平安时代)的文化发展受到中国文化的强烈影响,其有史后期阶段(镰仓时代以后)的文化发展表现出了越来越明显的日本独具的文化特征。多年来,中日两国学者致力于中日文化交流史的研究,以众多的研究成果论证了中日文化关系之密切,在世界文化交流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日本方面尤其梅原猛代表的亚热带常绿阔叶林文化论,渡部忠世代表的日本稻作中国云南源流论,福永光司代表的古代日本吴越文化影响论,樋口隆康代表的海上丝绸之路论等引人注目,使得中日文化紧密发展论得到越来越多的支持。日本民族自称大和民族。但若问日本民族为何以大和民族自称?“大和”二字却仍读作“牙麻托(やまと)”?恐怕能给以回答的日本人不过十之一,而且这些回答也是模棱两可,支吾不清。据在现今大和之地实际体验,“牙麻托(やまと)”乃“牙麻莫托(やまもと)”之便读,古代倭人即“山下”、“山麓”之人。圣德太子(公元574—622 年)1小野妹子一定是圣德太子最信任的干部,于607、609 年两次衔命赴隋,从而成为古代中日关系史上赫赫有名的外交官。他到中国大陆看到了什么,学到了什么?中国的插花艺术从先秦的原始阶段到汉魏南北朝渐趋成熟,至隋已开始昌盛。小野妹子在学习佛法的同时,将佛前供花以及插花器具引进日本。完成使节任务后,小野妹子皈依佛教,法号“专务”,居住在圣德太子建造的六角堂(即京都紫云山顶法寺)研究插花艺术,日夜以花献佛,并制定了祭坛插花的规矩。六角堂院内有圣德太子沐浴过的水池,因此他的住所被称为“池坊”。在《宪法十七条》中引用了《论语》中(孔子的弟子)有子的话:“礼之用,和为贵”,说明古代日本的统治者深知“和”的重要性。“和”乃和平、和睦、和谐之总义,亦可视为有小和、中和、大和之别。和平乃为小和,和睦可称中和,唯和谐方为大和。日本人很聪明,在天平宝字元年(757 年)始定用“大和”二字取代“倭”或“大倭”,但读音仍用“牙麻托”。《周礼·冬官考工记》云“大和无灂”。贾公彦疏:“大和谓九和之弓,以其六材俱善,尤良,故无漆灂。”《老子中经》之第七神仙为“太和者,天之魄也,自然之君也。常侍道君在右方。”《易经》第一卦则为“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贞”。《乐府诗集》卷七十九近代曲辞有“大和篇”(始于唐武德贞观,盛于开元天宝,即713—756 年),而唐末五代的道教学者谭峭对“大和”做出了另一种解释:“大人无亲无疏,无爱无恶,是谓太和。”(《化书•四•仁化》)显然,无论哪一种解释,“大和”都是上好的词汇,寓意着一种超凡脱俗的理想境界。日本统治者以“大和”代“倭”,实为美化自身也。如果看一下日本一乘寺藏平安时代作成的圣德太子像,不难发现,无论其面目体型或衣着装备,皆与现今中国甘肃平凉崆峒山道观中“常侍道君在右方”的太和神仙完全一致。圣德太子仰慕中华龙图腾,在其墓门上方镌刻有栩栩如生的龙的图形,与圣德太子渊源深厚的法隆寺金堂屋檐下的盘龙立柱与现今中国云南昆明盘龙寺大雄宝殿屋檐下的盘龙立柱,虽时隔千百年,却宛如出自同一工匠之手。1 “圣德太子”为厩户皇子死后受赠谥号,平安时代已出现。10圣德太子死后,小野妹子学习中国以花祭拜的方式,摘取水池边的花草祭奠圣德太子。小野妹子从而成为日本花道(插花艺术)最古老的流派——池坊流派的“道祖”(创始人、奠基人)。对日本花道的产生和发扬光大,小野妹子功劳第一。此后在奈良时代和平安时代,梅花、菊花先后从中国传入日本,为日本花道的发展提供了更丰富的营养。其他如茶道、书道、剑道等等与中华文化的关系之密切,也不亚于花道。日本人的日常起居受中国隋唐时代文化影响甚大,日本女子至今仍在穿着的和服及相配的发型便是最好的例子。歌舞方面如,《兰陵王》是起源于北齐、盛行于唐代的假面舞蹈。此男子独舞表现了北齐兰陵王高肃(字长恭)作战的英姿,动作简约勇猛,刚劲有力,舞曲浑厚古朴,悠扬动听。主人公高大健壮、胆识过人,但面貌却秀美如妇人。他自觉作战时因面容俊美柔和不足以威慑敌人,故每临阵时必戴上形象凶厉、狰狞可怖之木雕面具进行博杀。但《兰陵王》在中国早已失传,所幸在唐代传入日本,并在很长时间内保留了以汉语诵念台词的情节。该舞至今仍为日本皇家庙堂如伊势神宫的庆典乐舞,并在二十世纪又传回中国。日本民族很早就有自己的口头语言,但日语中混杂着大量其他民族语言的基本要素。绳末弥初(绳文时代末期和弥生时代初期)中国江南人利用海流和季风横渡东海到达日本,其语言很可能与日语产生某种必然的联系。因为从音韵学方面分析,日语语音与中国古代江南一带的吴音、入唐后长安一带的中原汉音和宋元以后的官韵所定的唐音关系密切,但以吴音、汉音为主。日语的音韵与现代汉语尤其闽南语(或称闽台语)的音韵有明显的规律可循。盖因四世纪初晋永嘉之乱后之五胡乱华,经唐末五代至宋,黄河、洛水一带中原汉人尤其士大夫阶层(即知识分子)为避战乱三次大迁徙,最后落居闽南,其中一部分又迁至台湾,因此也避开了中原民族融合造成的语言异化,闽台语得以较纯正地保留了汉宋间的官话,主要是唐代的正音、雅言。而日本恰恰是从唐代习得并保留了同一音韵系统。日语与汉语的音韵关系十分紧密。在汉字传入之前,日本绳文后期是否出现了象形文字或语义符号尚不可考。至今日本众多的绳文考古成果不见此类报道,至少说明即使出现了象形文字或语义符号,也因大陆先进文化的强烈冲击而早早退出了历史舞台,因此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但是,日本镰仓时代以来一些学者鼓吹在汉字传入之前日本已经存在文字,即所谓“神代文字”。不过这一说法早已被否定,认为它仅是后世伪造而已。当然,因此便认为从绳文时代到古坟时代,日本列岛上的居住民经历了漫长的无文字的历史阶段,这种观点同样值得推敲。平安初期学者斋部广成著《古语拾遗》序的第一句话是:“盖闻上古之世,未有文字,贵贱老少,口口相传,前言往行,存而不忘。”但第二句话也不能忽视:“自有书契以来,不好谈古,竞兴浮华,还嗤老旧。遂使人历世弥新,与时俱进。顾问故实,不识根源。”关键问题是,此所谓“上古之世”和“自有书契以来”断始于何时。在弥生时代和古坟时代,大批以中国人为主的东亚大陆人到达日本,如果联想到秦始皇暴政11和焚书坑儒及此后不断发生的社会动乱,徐福一类知识分子在大陆移民中应占相当大的比重。这些人将简书、帛书、纸书携进日本是完全可能的,而未携带字书进日本倒是不可思议的。前文所述徐福的“秦王国”无论如何应该是一个有字国家。很多考古成果证明,汉字很早就随着中国大陆的古币、铜镜等物品传入日本。在日本九州长崎弥生时代后期的遗址里出土了铸有“货泉”二字的中国古代货币,后来又陆续在对马、佐贺、福冈、熊本、京都、大阪等地弥生时代中期土层中陆续发现了这类货币。据考证这些货币是东汉王莽的新王朝(公元8—23 年)铸造发行的货币。另外,官方渠道的物品流入还可见于文献记载。例如《后汉书》记载,建武中元二年(57 年)倭奴国奉贡朝贺时,光武帝赐以印绶,即刻有“汉委奴国王”五个汉字的金印。此外,在日本关东、中部、近畿等地还陆续发现了一些刻有中国古代三世纪年号的铜镜。这些实例都说明,至迟在公元一至三世纪汉字已随中国物品传入日本。而中国史书所记239 年魏明帝“诏书报倭女王”,翌年女王卑弥呼“因使上表,答谢恩诏”,说明邪马台国已具有解读汉字诏书、撰写汉字表文的能力。显然,在弥生时代已在一定范围内使用汉字了。迨至《宋书·倭国传》记载的倭王武(477-479年在位)给宋顺帝的上表文,不仅完全用汉文表达,且具有六朝骈文的风格,文辞华丽,说明在五世纪时,日本国家的正式文书能够更准确地使用汉字、汉文。当然不排除那些有较深汉学素养的大陆移民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关于汉籍传到日本,据《日本书纪》记载,应神十六年(284 年)百济王仁应天皇召至日,“则太子菟道稚郎子师之,习诸典籍于王仁,莫不通达。故所谓王仁者,是书首等之始祖也”。《古事记》中也有类似记载,其中还具体提到王仁携去了《论语》十卷、《千字文》一卷。这便是日本文献中记录最早的“王仁传书”。一般认为,它反映了当时中国典籍已经由朝鲜半岛传入日本的历史事实。1汉字以及汉籍儒典、汉译佛经的传入,对日本人学习汉字、汉文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圣德太子摄政时期,在派遣隋使和遣唐使的同时,还派出了大批留学生、僧赴隋唐学习,使得更多的日本人有机会学习汉文。这些知识分子在逐渐熟悉汉字、汉文以后,由于记录以及平安时代后期的大江匡房曾说:“我朝始书文字,代结绳之政,即创于应神朝。”江户时代的本居宣长也认为《论语》、《千字文》是儒学和汉字在日本普及的启蒙书籍。据文献记载,六世纪以后更多的儒学典籍传入日本。继体七年(513 年)五经博士段杨尔、三年后五经博士高安茂先后赴日讲授儒学经典,并带去了《易经》、《诗经》、《书经》、《春秋》、《礼记》等多种儒学经典。这些汉籍的传入无疑促成了日本人对汉字的掌握和使用。六世纪中期,佛教传入日本。汉译佛经的传入使识字阶层进一步扩大,使得汉字从宫廷走向民间。1应神天皇十六年中国的《千字文》尚未成书,因此这项纪录不可全信。有观点认为王仁赴日应在《千字文》成书后的公元六世纪。12与中国交往的需要,他们开始学用汉字、汉文写作。在圣德太子的主持下,推古十一年(603 年)制定的《冠位十二阶》以及次年公布的《十七条宪法》,都完全用汉文写成,不少条文都是直接援引《论语》、《礼记》、《易经》、《老子》、《庄子》等中国典籍;语言朴实,文章优美,代表了当时日本汉文的最高水准。至于《三经义疏》,尽管文中有“和习”(日语特点)成分,但全篇不失为完整的汉文,一般只懂汉语的中国读者也完全能够读懂。而且,这种用汉文论述复杂的佛学思想的典籍的出现,表明当时日本人使用汉字写作的能力已达到了相当的水平。日本人在能自由地运用汉字后,便不再只是模仿中国人读汉文、写汉字,而是开始考虑利用汉字、汉文表达日本固有的语言,使得汉字与日语进一步融合。在日本,用汉字表音最早出现在早期的金石文中。例如由此可见,日语与汉语不仅在音韵学上关系紧密,在文字方面日本全面引进汉字、熟悉在熊本江田船山中期古坟出土的太刀铭文上刻有“作刀者名伊太加 書者張安也”等文字。“書者張安也”说明这段铭文的书写者是具有中国血统的大陆移民,而“伊太加”则是标记日语人名读音的汉字。在和歌山隅田八幡宫铜镜铭文(四世纪至五世纪初)与埼玉稻荷山铁剑铭文(约471 年)、《元兴寺缘起》收录的596 年元兴寺露盘铭中,用汉字表音的方法更为明显。进入奈良时代以后,《古事记》、《日本书纪》等文献中出现的汉字表音已有了较大的变化,开始用来表示短语甚至句子――当然主要是用来表现歌谣等韵文。迨至《万叶集》成书,则不仅有“音假名”,而且出现了“训假名”。音假名是一字一音或一字双音的表记方式,它是在保证汉字基本字形的基础上,舍义取音,以表示日语语音。训假名则反之,是在保持汉字基本字形的基础上取义舍音,用与汉字词对应的日语词读音来读该词。这种音假名、训假名的用法,由于在《万叶集》中得到充分展示,便被命名为“万叶假名”。此后出现了“变体汉文”。早在七世纪的金石文中,就已出现了变体汉文的雏形。《古事记》除了序文用纯汉文,歌谣用万叶假名以外,正文使用“变体汉文”记述。作者太安万侣在序文中谈到了他使用变体汉文的初衷:“然上古之时,言意並朴,敷文构句,於字即难。已因训述者(表意法),词不逮心。全以音连者(表音法),事趣更长。是以今,或一句之中,交用音训,或一事之内,全以训录。”用楷书写的汉字被称为“真名”,为了书写简便而简化了的汉字被称为“假名”。关于片假名、平假名的形成,较为流行的说法是,吉备真备在唐朝时由汉字楷书创造出片假名,空海和尚在唐朝学习二王书法艺术的基础上由汉字草书创造出平假名。此后由纪贯之等文人和平安时代的妇女推广使用之。平安初期,虽然平假名、片假名都已经出现,但是汉字假名混用文并未诞生。进入镰仓时代以后,与现代日语文章相通的汉字假名混用文开始逐步形成。13使用汉字,并根据日本语言固有的特点对它进行消化和再创造。汉字对日本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极其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如果总结前文,中华文明对日本文化的影响可概括如下:第一,起源于亚洲大陆东部、中国江南地区的稻作农耕,东向传播成为日本列岛居住民脱离野蛮时代,进入文明时代,即从绳纹时代飞跃到弥生时代的最主要的生产力表现。第二,从公元前三世纪到公元四世纪左右,大批华夏移民迁徙日本列岛。他们传去了当时东亚最先进的生产技术,例如纺织、漆工、鞍部、汉方医术等等,及以《论语》为代表的汉文典籍著作,在物质和精神两个领域为日本古代国家的建立做了强有力的奠基。第三,公元五世纪左右,佛教经由朝鲜半岛进入日本列岛,由此开始了1500 年间日本民众的佛教信仰,其强大的文化流深深地影响着日本社会几乎所有的生存层面。日本佛教各个教派的学说、经典和法会典礼,都是起源于南亚的佛教经中国阐述之后,经由朝鲜半岛进入日本后形成的。日本所有的佛教经典除极少作为书法材料的梵文本外,都是汉译本。第四,日本在七世纪左右开始形成古代封建国家。在国家构制过程中,以圣德太子《十七条宪法》为代表,中国相对成熟和丰富的政治观念和道德伦理观念,成为日本古代国家基本政治理论的有效成分。第五,在八世纪初期以《古事记》《日本书纪》为代表构成的日本“记纪神话”,是一组宣扬天皇神圣的国家神话系统,成为日本民族“天皇信仰”和“神道崇拜”的最根本的心理基础。从比较文化的立场看,这是一组在日本原始神话基础上形成的“变异神话体”。中华文明中的道家与道教观念、儒学伦理、方士与方术的生命理论等都参与了“记纪神话”的构成,成为皇权观念的强有力支柱。第六,依据九世纪末期日本藤原佐世编纂的《本朝见在书目录》(后来被称为《日本国现在书目录》),当时日本中央官厅与皇宫天皇读书处所收藏的汉文典籍为1568 种,相当于当时中国国内全部文献典籍的50%左右。1这一现象在世界文明史上颇为罕见。如此丰厚的文化移动,只有在一个和平稳定亲和睦邻的政治框架中才能实现。又依据十九世纪初期长崎港“书物改役”(海关书籍检察官)向井富所编纂的《商舶载来书目》的记载,从1693 年到1803 年的111 年间,中国商船经由长崎港登陆上岸的“贸易性典籍”共有4781 种类。21826年,中国商船“得泰”号船主朱柳桥在日本骏河下吉田与日本人野田笛浦谈话中指出,中国文献典籍“迩年来装至长崎已十之七八”。31中国《隋书经籍志》著录隋代文献典籍3127 种,《旧唐书经籍志》著录唐代文献典籍3060 种。这就是说,九世纪末日本中枢机构中所用的汉籍文献,为隋代文献的50%左右,为唐代文献的51%左右。2此写本今存日本国会图书馆。3见《得泰船笔语》卷三(上)。一个国家拥有另一个国家典籍的70%至80%,这是何等辉煌壮观的文化现象。依据近年的调查,日本98 处藏书所现今保存有古代以来传至日本的中国明代与明代之前的汉籍(包括国宝、重要文化财、重要美术财等)10822 种类。14据日本书誌学者估计,此为日本列岛真正藏量的80%至85%左右(不包括更大量的清代文献典籍)。文献典籍作为古代文化最主要的载体,如此规模的汉籍持续不断地东传,创造了中华文明抵达日本列岛的永恒的通道。1第十一,十七世纪左右基督教传教师开始进入日本,第一次建立起了日本与西方文化沟通的通道。目前所存史料表明,早期到达日本的西班牙、意大利、葡萄牙等国的传教师,都有在中国澳门生活和传道的经验,除少数人直接从澳门到达日本外,其余大多数人经在中国内地传教而逐步到达日本。这一传教的图谱,与佛教经由中国传至日本相似。在德川幕府“禁教”之后,免遭屠杀的传教师和一小部分日本教民,通过在日本长崎贸易的中国商船,逃亡中国本土,再经由中国本土流亡澳门。至今中国澳门还留存有这一时代外逃传教师和教民的墓葬。他们作为日本文化史发展中的这一特殊阶段的历史证明,永远留在了中国土地上。与此相关,还有一个重要的文化事实,即经由中国本土到达日本的欧洲传教师为在中国传教第七,汉字对日本语言文字影响巨大,成为提升古代日本社会文明进程的根本性标志。第八,八世纪到十二世纪的奈良、平安时代,出现了日本文化史上第一次文学高潮,汉文文学与和文文学都取得了辉煌业绩。但无论汉文文学还是和文文学,都是以中国文化中先秦至唐的文学传递、甄别和吸纳为基础的。日本文学在以后的发展中,从“五山文学”中可以解析出大量唐宋文学材料,从江户时代文学中可以解析出大量宋元明清文学的材料,从江户“读本”中可以解析出大量明清口语通俗文学的材料。第九,日本自十二世纪末期开始陷入武士夺取权力的战争状态近四百年。在这四百年间,保留和维护着日本文化“一线生机”的,只有逐渐发展起来的禅宗与禅宗寺庙。十四世纪建立的“镰仓五山”与十五世纪确立的“京都五山”成为日本中世纪文化的标志和集合地。禅宗是佛教传入中国后在中华大地上形成的中国风格的佛教教派;“五山”是中国南宋时代集中在杭州与宁波两地的禅宗的“大本山”建制。日本“五山文化”是日本平安文化与江户文化之间唯一的连接点,是连接日本古代前期文化与近世文化的唯一通道。“五山文化”包含着三个最主要的内容:一是禅宗教理(其传播者既有到中国求法的日本僧侣,也有到日本传法的中国僧侣);二是宋代新儒学(完全由中日间僧侣来往而传至日本,后期传去了明代心学);三是刻板印刷(主体技术由中国到达日本的工人承担,印刷中国的汉文典籍与汉文佛经经典)。第十,德川幕府实行统治的“意识形态”以神道为基础,以儒学中的宋学为理论框架。幕府第一代学术领军人物林罗山等人,兼具神道与宋学的极深厚的修养,林氏家族也因此成为二百年间宋学的大本营。宋学的兴起创立了江户时代的“文人学术”,这是日本文化史上最早出现的“文人学术”。而作为日本“国学”派的代表性学者,也都具有极高的汉文化教养。本居宣长纪念馆陈列着本居宣长学习过的许多汉籍,上面有他手写的许多读书心得。1参见严绍璗编著《日藏汉籍善本书录》(三卷)中华书局刊2007 年版。15的需要,把欧洲语言中的概念和词汇,依照中国的文化传统,寻找了相应的汉字语汇做了翻译。在明治时代日本接受西洋文化的过程中,日本学者又参考或依照传教师们提供的这些材料,创造了日本汉字的新词汇,如“主”、“文化”、“文明”、“幸福”等等,成为日本近代词汇的重要部分。如果从文明论的视角观察中日古代文化关系,其主要内容是中国文化对日本文化发生的影响。对此需指出,以黄河、长江为依托的亚洲东部的中华文明,既没有出现过进程的断裂,也没有发生过形态的变异,而且在亚洲东部形成了包括了中国本土、朝鲜半岛、日本列岛和中南半岛东部在内的以汉字文化为中心纽带的东亚文明圈。在这个文明圈中,各国家、各民族之间文化发展的时代性和差异性,决定了各自在世界或地区文明的进程中所处的强势或弱势地位。一般来说,世界文明的成果永远是处在“流动”之中的。而“流动”的走向,总的趋势是从综合国力相对强大的文化“流向”综合国力相对弱小的文化,从相对的强势“流向”相对的弱势。古代中国作为东亚地区领土最为广阔,人口最为众多,生产力最为发达的地区,在东亚地区的文明进程中在相对意义上发挥着历史性的主导作用,长期处于强势地位。因此古代中日之间的文化“流动”,从总体上说,当然是从强势的中国“流向”弱势的日本。然而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所谓“日本海洋文明论”(Concept of OceanicJapanese Civilization)的“文化史观”从日本知识群体向日本市民社会渗透,具有不可忽视的广泛的社会影响。该论提出“日本究竟是不是属于亚洲”?甚至提出所谓“两千年的欧洲的历史,就是摆脱伊斯兰化的历史”的这样一个虚伪命题作为比照,试图把“日本的历史”描述成“摆脱中国化的历史”。“日本海洋文明论”试图从世界文明史上重新定位日本。它几乎完全不承认两千余年的东亚文明发展史,虚构日本未接受亚洲大陆文明滋养的“事实”,制造“孤岛文明”的幻影,为某种政治目的服务。通过以上对中日古代文化关系的分析,可知在两千余年的东亚历史发展中,亚洲大陆文明,尤其中华文明为日本文化在几乎一切重要层面上的发生与提升,提供了足够的滋养材料,并内化为促成其发展的动力,从而共同创造了东亚古代丰富多彩的文明。这里依据历史事实所展示的中日古代文化关系史,是与日本海洋文明史观构筑的所谓“两千年来的日本史就是摆脱‘中国化’的‘脱亚’史”的“日本文明史”完全不同的。三、关于古代日本文化独自性之分析前文已述,日本文化的形成受到中国的强烈影响。但这并不等于说日本文化没有独自性,日本文化等同于中国文化。一种文化若与世隔绝,最终只能自生自灭,只有受到其他文化影响,吸收其他文化的精华,自身才能发展,但并不会因此变成另一种文化。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就是这种关系。日本文化的独自性主要体现在包容性和创造性两个方面。16古代日本文化的独自性,其第一个表现是积极主动的包容性,换言之即善于将异体文化的优越之处集结于自身,并不认为会因学习其他先进文化而“数典忘祖”,甚至于甘冒“数典忘祖”之大不韪也要学习其他文化的长处。这是日本文化常处于相对低位造成的,也许与日本民族所处的地理环境有关。相比之下,中国人就不太容易做到这一点。中华文化常处于高位,传统悠久且地大物博,不能“数典忘祖”便成为包容性的前提,从而往往成为一种被动型、无奈型的包容性。其第二个表现是顽强细腻的创造性。日本人勇于学习,又善于创新,折扇、假名、日本刀和神道教等是众所周知的例子。日本刀为中国人喜欢之物。北宋著名文学家欧阳修的诗作《日本刀歌》,描述日本刀是“鱼皮装贴香木鞘,黄白间杂镏与铜”,极言其美。而依据十六世纪日僧策彦周良的在华日记《在渡集》记载,他在中国常常用中国人喜爱的刀与扇交换文献典籍,如“嘉靖十八年(1539 年)七月八日 《读杜愚得》八册 以粗扇两把、小刀三把交换”。此“粗扇”即日本折扇。华夏人虽然发明了蒲扇,但折扇是大和人发明的,传入中土,为中国人喜爱。世界文化名人、十五世纪后期的日本绘画巨匠雪舟等扬于1467 年来到中国浙江宁波以南的佛教五大丛林之一的天童景德寺学法,曾被称为“天童禅班第一座”,同时潜心学习宋代画师李唐、夏圭、牧溪等的画风、画技,并往返北京,沿途饱览中华名山大川,创作了大批写生,回国后开创了根植于现实土壤并具有独自风格的富有生命力的新画风,其画水墨淋漓,个性强烈,民族气质与日本山水完美融合,形成了日本民族特色鲜明的水墨画——汉画,雪舟从而成为日本室町时代主流画派——汉画派的创始人。《四季山水长卷》(1486 年)和《天桥立图》(1502 年)成为名震日本画坛的雪舟的代表作。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与天童寺一山之隔的、中华五山之一的阿育王寺复建东塔,其依据便是赴日求得的当年雪舟在阿育王寺对面的玉几山上画下的阿育王寺全景图《育王山图》。其第三个表现是在吸收和创新中发展的古代日本文化以多种渠道西向传递到东亚大陆,为中华文明所吸纳。尽管它的传递规模不如中华文明东传规模宏大,层面不如中华文明丰厚,但在下列层面考察古代日本文化西传中国具有特别的价值和意义。第一,和歌西传中国。和歌是古代日本独创的文学艺术形式,其产生应与神话同期。早期和歌是自由形态的歌。和歌在成熟过程中,从自由音素发展到有规则的音素,创造了属于日本民族自己的“律音”,最终形成为三十一字短歌。《古事记》、《日本书纪》和《风土记》中的歌是自由形态的歌,《万叶集》是和歌从自由形态走向规则形态的“艺术走廊”,而《古今和歌集》是短歌(みそひともじ)定型的标志。中国较早接触到日本民族这一文学艺术形式,《万叶集》卷一第63 首歌,是大约在702年至718 年之间由第八次遣唐使团的成员、“少录”山上忆良在中国土地上创作的第一首短歌。17“去来子等早日本辺大伴乃御津乃浜松待恋奴良武”(いざこども早く大和へ大伴のみつのはままつまちこいぬらむ)『山上忆良在大唐時 忆本郷作歌』在此之后不久的753 年,当时在华的留学生安倍仲麻吕在明州(宁波)与朋友告别准备登船回国时作歌:“あまの原ふりけさみればかすがなるみかさのやまにいで月かも”『古今和歌集』巻九第406 首当时,诗人包佶、赵骅等现场聆听了安倍仲麻吕的诵歌,这是八世纪中期的一次中日文学聚会,日本和歌第一次有了中国听众,走出了被国际认知的第一步。第二,日语单词语音大约从十二世纪开始传入中国。中国文献依据《礼记·王制篇》的古雅命名,称之为“寄语”。1上述《日本考》中有58 首汉译和歌,日本文化瑰宝和歌开始为中国人接受和理解,成为和歌融入东亚文明圈并走向世界的起点。十二世纪宋人罗大经从日本的“入宋僧”安觉学习日语,两人分别以实物,例如口、头、手、耳等为单词发音对象,以汉字字音作为记录日语单词的发音符号,形成了罗大经“寄语表”,载于其《鹤林玉露》中。这是中国文献中最早出现的总共有17 组“寄语”的《日语汉字训读单词表》。中国人罗大经和日本僧安觉是使日语“语意”走出日本列岛本土,而为中国人所接受的先驱者。此后,中国人对日语关心和注目的程度,有了相当大的提升。在十四世纪,元代博物学家陶宗仪有一部讲述书法艺术史的著作《书史会要》。此书第八卷研究日本语文,展现了世界第一张“いろは假名图”,共47 个音符,没有拨音“ん”。每一个假名的下面,用汉字作为“真名音符”标明读音,例如 “いろは” 分别标注 “ 以、罗、法 ”,从而使中国人能够作出相应的发音。明人李言恭和郝敬,为东南海防抵御倭寇的需要,编纂了《日本考》。其中的第四卷为“寄语”,将1186 组汉语词汇与假名词汇对照,分为天文、时令、季节等56 类,并在第一卷单独列出日本国假名岛名81 组。这可称为中国第一部具有实用价值的《汉日辞典》。此后不久,明人郑舜功编著了《日本一鉴》。此书编辑汉日“寄语” 3410 组,成为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汉日大辞典》。第三,十六世纪中国文人开始翻译日本文学,并尝试用日语进行文学创作。日本文化价值以中华土地为表述基地在国际上得到了最早的也是最初的展示。1《礼记·王制》称“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缇、北方曰译。”这里说的“寄、象、狄缇、译”四个概念,都是古代中华从事语言文字对译的专门名词。其中把对东方民族的语言称之为“寄”,由此而构成的语言对照,称之为“寄语”。“寄”即“传达”、“传送”之意,“寄语”即“传达内外言语”之意。18“あさみどりやまははるけさかすみかなみねもしつかにわたるはるかぜ”译文:清晨山頂,春霞籠罩。嶺頭過去,漫漫春風。“とほやまにもみじふみわけなくしかのこえきくときはあきぞかなしき”译文:遠山紅葉落,鹿踏自悲鳴。時值殘秋後,聲叫苦難聽。“かりかえるつきのむらあめはれはれてひかりもさすなゆうぐれのそら”译文:黄昏天黑村雨過,月電交明獨雁歸。十八世纪中国出现了以日语进行文学创作的作家。1709 年中国古典名著《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创作了《太平乐事》杂剧共九场,其中第七场《日本灯词》即使用日语表现。11《太平乐事》杂剧一卷,署名柳山居士,清康熙年间刊本。此剧著录于《今乐考证》中,剧目见于《古典戏剧存目汇考》。剧本分析参见严绍璗著《中日古代文学关系史稿》香港中华书局、湖南文艺出版社联合刊本1987 年版。这是中国人第一次运用外语从事文学创作。由此可以判断当时日本文化在中国已经有相当影响,一部分中国文人对日本有较浓厚的兴趣,具有较多的日本知识。第四,日本从十三世纪初开始逐步在佛教禅宗的镰仓和京都的“五山”的若干寺庙中运用由中国传入的刻板技术,刊印佛学经典和中国非佛学的著作,构成“五山文化”的重要内容。由此推进了日本文化发达区域对汉籍的版刻印刷,对于保存中华已经缺失的典籍起了积极的作用。尤其在中华已经缺失的文献在日本重刊后又被送回中华,例如著名的日本南朝后村上天皇正平十九年(1364 年)刊印的《论语集解》,即是中国已经逸失许久的何晏《论语》著作。又如1781 年德川幕府尾张家大纳言宗睦,重新校勘刊印在中国已经失传数百年的唐人魏征《群书治要》重返中国之后,引起中国学界的震动而参与了清代的文化建设。同时,由日本读书人写作的学术著作,例如山井鼎依据足利学校收藏汉文典籍撰著成的《七经孟子考文》传入中国被收入《四库全书》中,由纪晓岚主编的《四库提要》称此书“足释千古之疑”。他们对于特定时期的中国学术发展具有相应的贡献。东亚文明圈是充满生命活力的文明圈,圈内各民族都有自己的识别与接纳外来文化的运行机制。正是在这样的包容性与独自性中,在稳定亲和、睦邻友好的环境中,古代日本文化的独自性得到了体现,并对中华文明的发展及营造东亚文明圈做出其贡献。四、东亚册封体制与中日关系在东亚册封体制中,日本的地位较为特殊,其政治独自性更加突出。这种政治独自性主要表现为在东亚地区争取独立自主地位、谋求自身发展方面。自古代以来,世界秩序是以三种基本的制度形式维持其运行的。这就是“朝贡 - 册封制度”、“殖民地制度”和“契约关系制度”。在古代东亚世界,中国历代王朝则以“册封朝贡”的“中心—周边”机制为中心,把东亚构成了一个大致有序的地区。19中国历代王朝构建的国际关系,由于王朝的不同和对象政治实体的不同而具有复杂和丰厚的内容。无庸讳言,古代中国是东亚地区人口众多、地域宽广和生产力先进的国家,册封朝贡体制曾经是若干王朝维护周边国际关系的策略之一。实行这一策略的王朝基本上都奉行来者不拒,去者不追的原则(即主动要求册封的予以封号,不来请求封号的,亦作罢),而在实行册封的过程中,事实上还存在着亲密、中间和边缘的不同的关系层面。在以日本列岛为对象的关系中,依据历史事实,可以判定为它处在中国历代王朝册封体制的边缘层面中。对于中日古代政治关系的理解,必须从日本列岛的实际状态出发予以阐述。从外在名称和统治范围上说,古代日本列岛先后出现过三类政权,即倭政权、大和政权和日本政权。倭政权即弥生时代以邪马台国为中心的众多的倭人政权,大和政权即在四世纪后出现的统一政权,日本政权出现在七世纪初,经大化革新而确立。依据《隋书》记载:“开皇二十年(600年),倭王姓阿每,字多利思比孤,号阿辈鸡弥,遣使旨阙……使者言,倭王以天为兄,以日为弟。”“大业三年(607 年)其王多利思比孤遣使(小野妹子)朝贡。其国书曰:‘日出处天子至书日没处天子,无恙云云’。”《日本书纪》推古十三年条记载:“高丽国大兴王闻日本国天皇造佛像,贡上黄金三百两。”其十六年条记载:“复以小野妹子为大使……而遣之。爰天皇聘唐帝,其辞曰:‘东天皇敬白西皇帝……’。”其二十九年条曰:“高丽僧惠慈……誓愿曰:‘於日本国有圣人(圣德太子)……以玄圣之德生日本国’。”其三十二年条记载:“百济观勒僧上表以言:‘……然我闻日本天皇之贤哲,而贡上佛像及内典未满百岁’。”依据这些材料,研究者一般认为在六世纪末、七世纪初的推古朝已使用“天皇”和“日本”的称号。然而,这种认识其实尚需要推敲。从日本的古代文献而言,712 年成书的《古事记》与720 年成书的《日本书纪》的重大区别之一,在于前者的记载中有“倭”而无“日本”,后者的记载中却是有“日本”而无“倭”。但无论是“倭”或“日本”,训读皆为“牙麻托”。两书分别记载的“神倭伊波礼毗古命”与“神日本磐余彦天皇”,都是指神武天皇;“息长带日毗卖命”与“气长足姬尊”,都是指神功皇后;“大雀命”与“大鹪鹩天皇”,都是指仁德天皇。它们都是对同一人物的不同标记法,而读音则完全相同。这说明在二书成书期间,日本的国家主体意识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二书还有一个重大区别在于《日本书纪》比《古事记》表现出更加强烈的对朝鲜半岛的侵占欲望。《日本书纪》应神天皇三年条曰:“东虾夷悉朝贡,即役虾夷而作厩坂道”。又应神天皇七年条曰:“高丽人、百济人、任那人、新罗人,并来朝”。类似于此的无数次的关于朝鲜半岛各国向日本称属进贡的记载,证明日本试图在朝鲜半岛确立某种程度的宗主国地位 ,从而能够向中华帝国显示其力量并分割势力范围,进而建立以朝鲜半岛诸国为属国的小册封体制。从东亚历史事实考察,《日本书纪》的编纂者依照这一新的主体意识编写的这些“历史” ,人为斧凿的痕迹十分明显,已经远离了它所叙述的历史年代。据此可以认为,“日本”与“天20皇”的称谓的形成,大概在大化革新之后的七世纪后期和八世纪初期。“日本”一词的意义源于中国上古时期最早的字书《尔雅》。《尔雅》在表述中华先民的方位概念时称东方曰“日下”。作者说“日下者,谓日所出处,其下之国也”。而所谓“日本”者,即为“日出处”之意,也就是上述国书开首的自命之语。大和人借用了中国上古字书《尔雅》中关于华夏人观察东方所获得的这样美丽的意境命名了自己新组成政治实体。这个国家主体意识转换的主导者,可能是以果断的独裁统治建立了中央集权国家,并最终完成大化革新使命的天武天皇,或许也可能是天武天皇之后即持统天皇,及其后续者元明天皇和元正天皇。从执政行事来看,持统、元明、元正三位女天皇都富有创造精神,非一般男女可以比肩。当然,《日本书纪》在记叙与朝鲜半岛的关系时,较早也使用过“日本”的称谓(如“任那日本府” ),也值得进一步思考。《日本书纪》记载608 年中国隋使裴世清送小野妹子回日本时所携带的国书,其首句为“皇帝问倭皇”,通篇文字具抚属之意。中国史书中明确记载“日本”国名者,则始自十世纪中期修撰成的《旧唐书》。其《东夷传》分述倭国和日本。文曰:“倭国者,古倭奴国也……。”又曰:“日本国者,倭国之别种也。以其国在日边,故以日本为名。或曰,倭国自恶其名不雅,改为日本。或云,日本(乃)旧小国,并倭国之地。其入朝者,多自矜大,不以实对,故中国疑焉……长安三年(703 年)其大臣朝臣真人来贡方物。”此后,开元、天宝、上元、贞元、元和、开成年代(713-839 年)均派遣使臣至中国。1060 年左右,中国编撰成《新唐书》,其《东夷传》中只有关于日本的记载,而不见了关于倭国的记载。其文曰:“日本,古倭奴也……咸亨元年(670 年)遣使,贺平高丽。后稍习夏音,恶倭名,更号日本。使者自言,国近日所出,以为名。或云,日本乃小国,为倭所并,故冒其号。使者不以情,故疑焉。”《新唐书》详细记载了日本从神代至光孝天皇(884 年)的继承关系,除“孝安天皇”错记成“天安天皇”,“敏达”与“淳和”二天皇因字形相近而误写成“海达”和“浮和”外,将称为“奈良帝”的“平城”记为“诺乐”(“奈良”的日语读音),其他几十位天皇的名称皆记录无误,而且还记录了神武东征和神功皇后事。这可以说明《新唐书》是依据日本古文献或者是日本知识分子的口述记录的,其中在日本天皇的演变过程中慎重地指出了670 年以后“倭”变成“日本”一事,这与我们上述的分析一致,其可信度很高。从国家主体意识上讲,这与在六七世纪之交大和政权的统治者已经开始具有相对明确的对等意识有关。与此前的倭五王时代上表中向中国南朝宋帝请求封号不同11应注意的是,自478 年倭王武向宋顺帝求请封号至600 年日本第一次遣隋使,其间122 年未见日本列岛的政权向中国王朝求封的记录,可能是日本列岛正经历着重大的政治实体的转换,随之而造成意识的变换,也可能是记录遗漏。关于此问题,可以继续研讨。,从此时开始,大和政权与日本政权已经开始自外于以中国王朝为顶点的东亚册封体制的努力。大化革新之后不到二十年,日本学习中国建立封建王朝、国力刚刚强盛起来便欲通过白江口之战向中国王朝展示政治独自性,谋求对等关系,失败后不得不回归通使等下地位。中国王朝则以“来21者不拒,去者不追”的原则,并不因此拒绝与新的主体意识较强的日本政权的往来。由此而开始的中日古代政治关系,除短时期外,基本上是若即若离,或是或非,游离于以中国为顶点的东亚册封体制边缘的关系。古代日本统治集团在谋求自外于中国册封体制的同时,竭力追求对其周边国家(主要指朝鲜半岛国家,后期包括琉球王国)实施强势战略、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的目的。日本统治者编造出神功皇后出征朝鲜的故事为此后日本觊觎、“经略”朝鲜提供理论准备,无论与中国王朝的关系好坏,日本从来没有放弃向朝鲜半岛扩张的“历史使命”。对南向琉球,则由萨摩藩于1609 年出兵入侵,劫得琉球三十六岛的北部5 岛鬼界、大岛、德岛、永良部和与论岛,改称日本名划入萨摩藩,为此后全部并吞琉球迈出了第一步。中国古典文献由单记“倭国”到“倭国”与“日本”并记到单记“日本”,这一变化正是日本列岛上政权关系嬗变过程的反映。这一嬗变过程表明,在中国古代封建制度的影响下,日本列岛由一个广泛的移民群体建立起一个新的古代封建国家。其政权由分散到统一再到巩固的全过程,事实上都没有离开过亚洲大陆中华文明的传播、撞击与融合。在这个过程中,早期东亚关系中的册封体制不失为维护和推动这种具有历史进步意义的传播、撞击和融合的颇有效应的机制。《日本书记》应神天皇三十七年条记载:“遣阿知使主、都加使主于吴,令求缝工女。爰阿知使主等渡高丽国欲达于吴。则至高丽,更不知道路。乞知道路者于高丽,高丽王乃副久礼波、久礼志二人为导,由是得通吴。吴王由是与工女兄媛、弟媛、吴织、穴织四妇女。”倭王从吴国引进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相应的成员,同时还引进儒学者王仁、五经博士段杨尔等到日本传授大陆文化,都是极好的例证。七世纪后,中国与日本之间终于摆脱了以往需要取道经由第三国的交通,实现了横越黄海与东海的直接联系。这是由日本官方组织并派遣访华的“西海使团”(“遣隋使”、“遣唐使”等)实现的。随着历史的推进,继后有私人性质的中国宋元明代的以僧侣为中心的海上交通,以及商人推进的经由海上的多种形式的贸易往来。中日正是这样以黄海与东海为主要联系渠道构建起了古代两国相互共处的政治秩系。古代日本通过派遣“西海使团”学习中华文明,中国方面对日本使节怀抱着友好的心态,称日本为“礼义之国”,与华夏并“非殊俗”。唐玄宗把与日本国使节的会见称为“嘉朝”,而且还担心海上的“涨海”“夕潮”会让这些“君子”受惊。1734 年第十次遣唐使团归国后,途中不幸遇到风暴,四舶异道。唐玄宗获此消息,立即以自己的名义向日本圣武天皇通报中国朝廷所掌握的情报,文中称“此等灾变,良不可测。卿等忠心则尔,何负神明而使彼行人罹其凶害。想卿闻此,当用惊嗟。然天壤悠悠,各有命也!中冬甚寒,卿及百姓并平安好。今朝臣名代还,一一口具,遣书指不多及。”21753 年,唐玄宗李隆基特意为第11 次遣唐使团作诗一首相赠。诗曰:“日下非殊俗,天中会嘉朝;朝余怀远义,矜尔畏途遥。涨海宽秋月,归帆驶夕飙;因惊彼君子,王化远昭昭。”2《唐丞相曲江张先生文集》卷七《敕日本国王书》。其对日本使节的关怀,对日本天皇的安慰之情,表露无遗。22此后明代册封日本南朝的怀良亲王(《明实录》记为“良怀亲王”)与北朝足利义满为“日本国王”二事表明,在十四世纪后半期到十五世纪中期日本并未能完全摆脱以中国王朝为顶点的册封体制的羁麋。十四世纪七十年代,日本处于将军武士混战的南北朝时期。中国本土在朱元璋集团击溃蒙古族的元朝后建立了明王朝。当时原以朝鲜半岛为掠夺中心的海盗“倭寇”此时正在把中心移动到中国沿海,人数从5-10 人一伙,变成了多至300 人左右的群盗,船只从数艘增加到200-300 艘左右,甚至有500 余艘同时出现的大规模抢劫。这样规模的海盗,必定是有某种统一指挥系统的。刚刚建立的明王朝意在立即打击这样的海上群盗,以确保东南地区的治安,所以派遣使臣警告日本方面必须立即停止其“倭兵”活动。1369 年(中国明洪武二年,日本北朝后光严天皇应安二年、南朝长庆天皇正平二十四年)明王朝使臣杨载一行赴日交涉,传递明洪武帝国书,文中曰:“……向者山东来奏,倭兵数寇海边,生离人妻子,损伤物命。故修书特报正统之事,兼谕倭兵越海之由。诏书到日,如臣,则奉表来廷;不臣,则修兵自固,以应天修,永安境土。如必为盗寇,朕当命舟师扬帆诸岛,捕绝其徒,直抵其国,缚其王,岂不代天伐不仁者哉。惟王图之。”1此“修好”尚不能说就是明王朝对日本的册封。第一,怀良亲王只是十四世纪日本国内将军武士混战中的一个地方势力,并不代表日本;第二,由于当时信息失灵,中国方面未能知晓日本国家分裂为南北两朝,《明实录》把日本南部势力作为“日本国王”而称“日本国王良怀(怀良),遣其臣僧祖来,进表笺……”云云本身是个误会。这封国书除通告日本国君中国已经改朝换代(即“正统”之事)外,主要是对“倭兵”抢劫中国沿海提出严重警告,义正辞严,态度明朗。但是,由于中国对日本分裂为北南两个朝廷的情报信息不健全,明使臣在博多登陆后,遇到的却是南朝势力怀良亲王。怀良亲王竟然斩杀明使臣5 人,这一惨案多少暗示了中国沿海的“倭兵”活动与博多一带的势力存在着某种关系,杨载无果而返。为了海防的安全,明洪武帝再次派遣赵秩出使。日本南朝怀良亲王基于国内战争的需要,于1371 年(中国明洪武四年,日本北朝后圆融天皇应安四年、南朝长庆天皇建德元年)向明王朝派出使臣“修好”。2但1392 年日本结束了南北朝对峙,以京都北朝为正朔,日本历史进入将军足利义满控制的室町幕府时期。这一武人政权为巩固其统治,急速希望通过与中国大陆的贸易来提升自己的经济力量。此前在1374 年和1380 年足利义满曾两次派遣代表与明政府商议通商,但由所以把这一事件与所谓“册封日本国王”相互连接,在史实层面上缺乏支持。1《明实录》“洪武二年二月辛未”记载。2其实,《明实录》“洪武七年六月乙未”明太祖对中书省的“敕语”中已经表明了他的这一误解。文曰“向者,国王良怀奉表来贺,朕以为日本正君,故遣使往答其意”。其中有“朕以为日本正君”一语,说得明白。既然“以为是”,实际则“不是”。23于两次的表文皆不合书写体制而被视为“无表文”,无从证明其身份而被拒绝。1401 年(中国明惠帝建文三年,日本后小松天皇应永八年)室町幕府获知明太祖朱元璋已经去世,听从博多商人的劝告,开始派出遣明船出使中国明王朝。此次足利义满的文书开首即称“日本准三后某,上书大明皇帝陛下。日本国开辟以来,无不通聘问于上邦。某幸秉国钧,海内无虞,特遵往古之规法,而使肥富相副祖阿通好,献方物……”1“兹尔日本国王源道义,心存王室,怀爱君之诚。逾越波涛,遣使来朝……朕甚嘉焉。日本素称诗书国,常在朕心 。第军国事殷,未暇存问。今王能慕礼义,且欲为国敌忾,非笃于君臣之道,畴克臻兹……。”此文书用词卑微,显然有讨好明朝新皇帝的意思。1402 年(明惠帝建文四年、日本后小松天皇应永九年)明廷发出的答复国书由僧人天伦道彝、一庵一如为使节送达日本,在兵库登岸之时,足利义满亲自到码头迎接,可见他希望开通与明朝贸易的急迫心情。明朝建文帝的国书有如下文辞:2“先是,对马、壹歧等岛海寇,劫掠居民,敕道义捕之。道义出师获渠魁以献,而尽歼其党类。上嘉其勤诚,故有是命。仍敕道义白金千两……”明建文皇帝依据足利义满的愿望,封敕足利义满为“日本国王”。这是自600 年中日之间开通政治关系800 年之后,中国王朝首次对日本发出的封号。这一册封至少是由两个原因促成的。第一,既然日本足利氏主动向明王朝请求“通好”,中国朝廷当然不会拒绝日本对自己称臣朝贡。第二,足利幕府允诺协助在中国沿海共同打击“倭寇”海盗。同年,明王朝发生政变,朱棣夺取政权迁都北京,明成祖在对日关系方面,则坚持以共同剿寇为关系的基础,这从1406 年(中国明成祖永乐四年、日本后小松天皇应永十三年)对足利幕府的诏书中看得清楚。文曰:3首先,在人类文明进程中,统观古代世界先后出现的各稍微强大的民族,其民族文化包括宗教文化在内,几乎都具有本体意识和主体精神,且这种意识和精神随着民族的发展而逐由此考察,明王朝“册封”日本将军足利氏为“日本国王”,是以打击剿灭海盗“倭寇”为基本契机的,足利氏请求封号是为了对华的贸易,这是一种在特殊政治军事形势中的联合。尽管将军不同于天皇,但掌握着国家实际的权力,所以明王朝册封“日本国王”号,仍具有将日本纳入东亚册封体制的意义。不过,无论在日本皇室中,抑或在幕府官员中,都对此相当不满。所以,这样的封号不久就停止了,其历史效果有限,与形成长期完整的封建册封体制差之尚远。古代日本的政治独自性还表现在华夷之辨上。“华夷”是一个古老的以文化身份确认人种归属的概念。无论中国或日本,都曾经以“攘夷”为口号抵御外来威胁。其实,中日关系中的华夷之辨必须回归历史文化原貌加以辨析。1参见瑞溪周凤《善邻国宝记》。2《明实录》“建文二年二月”记载。3《明实录》“永乐四见正月”记载。24步加强。在文明史上曾经出现过后来却又消失了的民族,考察其消亡的根本原因,例如日本本岛上的阿伊努族的消衰,亚洲大陆的匈奴、鲜卑等民族的消衰,大都与其没有造就成自身文化的主体精神相关联。古代中华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在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中,内在自我意识不断提升,并且不断提纯升华而形成主体精神。在古代,根本无法知晓地球和世界的事实状态,每一个生存着的民族总是把自己生活的眼光所及的范围当成是世界与天下。难道在科学进步到天圆说和技术发展到大航海之前,世界上真的有哪一个民族已经能够判断出自己究竟处于世界的什么位置上吗?难道真的有哪一个民族能够摆脱把自己的生存地区作为世界中心的观念吗?新生代研究者以现代知识构筑的世界观念与宇宙观念来指责我们的先辈的天下观,指责他们只知自己的天下而不知有世界,仅就学术心态的理性层面而言,这显然是失却了历史文化语境而做出的判断。在此需要在历史语言学中研讨华夷之辨包含着什么样的文化容量。古代华夏人把自己文化的精髓称为“夏”,因为“夏”为汉族之始祖,这是文化心理上的认祖归宗。“华”是“夏”的美称,言光彩与光辉之意。1现在流传的所谓华夷之辨,其本质意义在于要求区分开华夏文化与非华夏文化。这一范畴中作为“华夏”的对立面的“夷”,则是“等辈”、“侪辈”之意2,包含有俗语说的“那些家伙”的意思。通观世界文明史,可以说一直到近代民族形成,乃至在21 世纪,每一个主体民族对于辨别民族文化身份的心理要求与行政要求不仅还长期地存在着,而且还变得日益严峻。那么,在近代民族平等的理念形成之前,提出要求确认文化身份的民族,一定会以顽强的精神力量把自己的文化作为“世界之最”,无论这些民族地处东南西北,无论世俗文化还是宗教文化,这是概莫能外的文化事实。所以,不断地拷问古代华夏人以华夷之辨构建起自己的天下观,指责他们从春秋时代以来就有了所谓的“五千里内皆供王事” 的“大中国”感念,也就失却了学理成分。3由《古事记》、《日本书纪》组成的“记纪神话”,是关于大和民族形成的最早期的记忆性艺术表述。《古事记》上卷第一句文字即为“天地初发之时,于高天原成神名,天之御中主神”。这是日本民族起源的第一天神,意即宇宙中心之神。《日本书纪》则把《古事记》中的第三代“神”作为最高创世神,定名为“国常立尊”,意即大地中心之神。这些神奇的故其次,在东亚文明圈内研讨华夷之辨,常易忽略的文化现象是,即作为其成员的大和民族,在面对所谓华夷之辨的文化理念中,以顽强的文化努力,在自身文明的发展中创造着属于自己文化本质的本体意识与主体精神,并与华夏文化相互呼应,推进着文明的发展。在东亚文明史上留下了大和人丰厚的创造。1见《说文解字 华部》,《淮南子 坠形训》文曰“末有十日,其华照下地”之谓。2如《左传 僖公二十三年》文曰“晋郑同侪”(意即晋与郑是同样的货色)。3从文化学的立场考察,“华夷之辨”是一个属于“比较文化”的研究课题,要求研究者具有多元文化的学识修养,作为世界文明史上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文化现象,研究者应该具有世界文明史的宏观的又是基础性的知识, 否则常常会囿于一孔之成见而不知有其它。25事凝聚着这个民族的多神崇拜的文化心理。此种文化心理渗透于它的生存方式、价值标准、信仰活动的一切层面而提升为神道。神道精神作为日本古代文化的“本体”,它首先表现为日本神国观念。“神国”的理念最早见于《日本书纪》编造的神功皇后讨伐新罗的记事。作者借用新罗王的口吻说:“吾闻,东有神国谓日本,亦有圣王谓天皇。必其国之神兵也。岂可举兵以拒乎!”于是,新罗便不敢抗击日本军队 ,“素旗而自服,素组以面缚”。十四世纪的《神皇正统记》开始完整地把日本皇谱按照神话编织起来,论证日本的天皇是神的后裔。此书的第一句话便说“大日本国乃神国也”。这一精神文化的本体意识构成大和民族基本的世界观和宇宙观,这也就是它活跃在东亚文明圈内的力量基础。神道的力量在于它具有融合进入日本列岛的各种外来文化的能力。在日本思想史上被称为“江户汉学”第一人的林罗山,帮助德川幕府建立起了以儒学的朱子学为主要内容的意识形态。他对朱子学的把握,在最后则归附于最高神的信仰。他在《神道传授》一书中运用前述“国常立尊”阐释儒学:“心之外别无理。心清明,神之光也;行迹正,神之姿也;政行,神之德也;国治,神之力也。”从而以神道和人道构筑起在“理”支配下的儒家神道理论,把朱子学中作为人性最高原则的“理”,转化为“神道即理”,建立了“理当心地神道观”。1再次,在古代东亚文明圈内,华夷观念虽然最初发生于华夏民族中,但它并不是恒定和稳固不动的,在特定的生存状态中,由于政治与文化的变动,朝鲜半岛与日本列岛的民族也曾经把自己的文化称之为“华”而把周边的其他不同的文化称之为“夷”。十八世纪下半叶以本居宣长与他的《古事记传》为代表,从汉学(儒学)中脱离出来,以强调自古以来“天之御中主神”的历史主义,高举“日本精神”的旗帜,把神道推进到了国学的理论层面。日本文化在1500 余年的发展中,始终存在着凝聚自身文化的本体性内核。这个本体内核使古代日本文化能够在相当广泛的层面中吸纳以中华文化为主要内容的亚洲大陆文化,并交融而成为自身文化发展的不可或缺的基本材料。2十七世纪,东亚大陆发生重大的政治变迁,江户时代初期承接五山时代而流传的程朱理学开始受到质疑。当时,既是儒学者、又是兵学者、又是神道学者的山鹿素行以《圣教要录》表述他的“儒学道统说”。他认为中国儒学的“道统之传,至宋代竟泯灭”,所以“学者(皆)阳儒而阴异端矣”。他举起了直接继承“周公孔子之道”的旗帜,从中华本土手中夺过了“儒学正统”的理念,开始暗喻“华夷”的文化地理概念已经发生“东西转移”。由此而逐步发展起来的“日本古学派”(包括“古义学派”和“古文辞学派”)开始以“把握孔子之真精神”自居。从而在东亚文明圈内出现了日本型的华夷观念,即以日本为“华”,他者为“夷”的观念。如果与中华本土的华夷观相比较,日本型的华夷观具有更加复杂的内容。自称为“华1见《罗山文集》卷五十五《神道传授》三十三“国常立同体一名事”等。2关于“华夷观念”在朝鲜半岛的转变,请阅读朝鲜李朝时代的儒学家著作以及十六世纪到十八世纪时代朝鲜使臣的《燕行录》报告。26文化”的日本精神,已经超越了汉学与国学的差异,事实上是内含有中国儒学、仁斋学、徂徕学、兵学和神道学内容的大杂烩。正是从这样的观念立场出发,认为中国已经失却了“儒学真精神”。江户时代日本型的华夷秩序具有这样几个特点:一是力图保持与中国王朝的“对等”地位;二是实行全面海禁;三是在周边建立起对朝鲜、琉球、阿伊努,甚至远及荷兰的“位阶制”性质的“华夷秩序”,并且确立了“再建中国”的基本策略。所有这些都表明,就像华夏民族文化具有华夷之辨那样,日本民族文化内部也具有强有力的“民族本体”核心,以此来确认并发展自己的文化。日本的“华夷论”成为近代日本发展的理论基础之一,这是研究东亚华夷之辨时应予以充分注意的。结语中日关系史,有史记录两千数百年,其中近代史、当代史仅150 余年。纵观前近代中日关系史,如上文所分析,中国和日本同处在东亚文明圈内,中国处于中心,日本处于边缘,但在各个方面中日之间都具有非常密切的关系。而且历史事实已经非常清楚,除了日本两次进击朝鲜而引起中日的军事对抗以及蒙古族在形成自己世界性疆域的过程中元军两次进击日本外,中日关系长时间保持着稳定、平和、友好、互利的局面。中华文明对日本文化的巨大影响是不容置疑的,日本文化对中国发展的影响也是不能忽视的。这种文化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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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名"工人阶级";假名"社会主义中国的领导阶级";经济学定义"低收入阶层";洋名"蓝领";别名"体力劳动者";昵称"弱势群体";外号"蚁族";社会 学定义"生存性生活者";政治学定义"社会不稳定因素";经常性称呼"失业者";政府给的名字"下岗工人";民政定义"低保户";真名"穷人"。--引自 网上佚名微博 首先需要交代,本人对当代中国工人阶级并没有专门的研究,所能贡献给各位的,仅仅是一些个人零星的观察和不成熟的思考,这些肯定都不在学术研究之列,唯一的希望是它们能成为学术研究的资料。本人把它们放入沿时间-历史的叙述之中。 中国人讲究"名正言顺",因此,究名实往往是第一步的工作。本文要讨论的 "工人阶级"究竟说的是谁,是马克思意义上的近代产业工人么?应当说,也是但也不全是。在社会人文领域,任何概念的边界都该相对模糊、相对开放才好,因为 它们所对应的现实本来如此。我读中共早期文件时,发现他们面对"工人阶级"这个中国革命要仰仗的力量时,也是闪烁不定。一方面是他们要大力发展的、能与欧 洲工人运动接轨的"铁路工会""冶金工会""海员工会"。另一方面是从悠悠历史中走来的、工不工农不农的"手工业工人"。前者虽然条条达标,但规模可怜 --中国当时的海轮就没几艘,海员工会又能凑多少人?后者按马克思主义的定义虽然缺斤短两,但毕竟人多势众。当代的"工人阶级"会让人产生类似的纠结 [1]。例如农民工,农闲在城里,农忙回乡下,今天盖楼,明天看门,后天流浪,对于相对稳定的概念,实在太游移不定了。所以,在很多年很多人的心目中,他 们算不算"工人"是成问题的。最近中国的"左派"陷于分裂,其中一派特别激进的就认为,"工人阶级"不应是现代大企业中、具有城市身份的工人,而应是在城 乡间频繁流动的"农民工",或"流民",甚或"流氓无产者"[2]。他们虽不一定明说,但确有这样一个意思:工人阶级是毛时代的贵族阶级,如今破落了,只 好到公园里唱"红歌",把头埋进往日的回忆。这样的观点虽不可取,倒也不无道理。因此,在讨论"中国当代的工人阶级"时,需要有道墙,只是墙别太高了,以方便腿儿长的进进出出。 一、 中国古代的商业经济相对发达,有些产业具有相当的规模。例如盐业,就可以说 是个支柱产业,盐政则是社会管理的重要部分。距今2000年前开了一次重要的会议,这次会议以及会议论文集《盐铁论》成为后来两千年中华帝国统治的一块理 论基石。到了中华帝国末期的200多年前(1887年),一名叫弗吉尔·哈特的美国人造访了有着两千年盐业史的自贡,他在在自己的日记中慨叹,全世界哪儿 能找到年代如此久远、规模如此宏大的企业。据同时期一位县太爷的观察,在盐场运水的挑夫就数以万计。不过,有点不幸,关于这些工场的工人生活以及阶级关系 包括劳资关系等等,就笔者有限的阅读而言,历代似乎并未留下太多的记录。我们都知道,古代中国文人的书写工具是毛笔、墨和研磨的砚台。产自端州悬崖峭壁的 端砚最为文人所宝爱。一千多年前的著名诗人李贺曾用瑰丽的诗句赞美制砚工人巧夺天工,说他们"磨刀踏天割紫云"。有趣的是,到了把工人阶级奉为"第一阶级 的"、并不惮气力搜罗劳动者史料的毛时代,这句诗被唐代诗集的编纂者当做诗人同情和热爱劳动人民的有力证据。毛时代以后的几十年里,中国经济史的研究相当 繁荣,不过经济史中工人阶级状况却不在聚光灯下。吸引学者尤其是大众兴趣的,还是资本家阶级的"徽商""晋商"之流,即这个时代人人都想成为的那类人的鼻 祖。 西方资本主义从十九世纪开始向中国的扩张,不但造就了中国革命,也早就了近 代产业工人阶级。近代产业工人阶级与中国革命的关系很有意思。在中国革命的初期,"工人阶级"基本上就像苏联飞机撒下的一张传单,中国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 拿着传单上的画像按图索骥,寻找据说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工人阶级"。这个阶级中国确实有,但由于规模太小,在中国近代的大舞台上基本上属于那种没 两句台词的演员。就拿中国经济比较繁荣的所谓"民国黄金十年"[3]中间的1933年为例吧,那年的全国工农业总产值是249.55亿元,其中属于传统农 业和手工业的产值占了87.7%,剩下的区区12.3%才归现代工业[4],能容纳多少工人阶级呢?但既然中国革命选定了苏俄道路,既然苏俄道路上的"工 人阶级"一马当先走在头里,中国革命也只好将工人阶级奉为领导阶级。中共早期的骨干或实干人物如毛泽东、刘少奇、邓中夏、张国焘等人于是跑铁路的跑铁路, 下煤矿的下煤矿,又是组织工会,又是发动罢工。在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中,他们领导上海工人举行了三次武装起义,与北伐军里应外合,解放了这座远东最大、也 是工业化程度最高的都市之一。但在随后的"四一二政变"中,蒋介石的部队轻易解除了工人的武装,还砍了许多共产党员的脑袋,结果是中共的第一次重大挫败。 挫败之后,一些中共领袖紧紧攥着那张俄国传单不放,对工业化的城市恋恋不舍,继续在大城市里开会、串联,撒传单,贴标语,组织罢工,发动起义,以及--东 躲西藏。而另一些中共领袖如毛泽东等则转变了思路,虽然他们嘴上须臾不离"工人阶级",但他们的脚却走向了广阔无际的农村,把农民当成中国革命的主要力 量。至于苏联或共产国际,他们似乎把中共的失败归因与文弱的书生而非工人的领导,于是指定一位工人当一把手。这个一把手没当多久就被捕了,被捕没多久叛变 了,叛变没多久就枪毙了。中共中央在上海实在无法立足,不久也转移到了农村革命根据地,走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路线。实事求是地说,中国革命的社会基础或 主要依靠的力量并非工人阶级,尽管工人阶级在中国革命的意识形态中一直名列前茅[5]。 虽然中国革命的成功靠的不是工人阶级,工人阶级的真正壮大却靠的是中国革命 的成功。这个革命结束了晚清以来中国实际上的分裂局面,启动了大规模的工业化,大大扩展了整个工人阶级的规模[6]。作为现代化核心内容的工业化的主体, 工人阶级在社会生活中地位显赫。显赫的地位落实在以下方面。第一,在物质利益上,国营(全民)企业职工享受了和官僚群体差不多的保障,也就是说,工厂不会 倒闭,工人不会失业,看病有本,理发有票,恨不得几月份怀孩子都等着厂里下指标[7]。虽然名义上"工农"像连体婴似的形影不离,农民就享受不到这些-- 原因不光是这些大家年喋喋不休的"城乡二元体制"[8]。第二,在生产关系中,工人和管理者收入上的差距不能说没有,但跟今天一比,几乎就是没有。而且, 由于企业的国家或集体所有制,职工和管理者之间并不存在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都是给国家干"的感觉缩短了二者在等级制中的距离[9]。第三,我曾在中国 的文化馆系统做过一点点调查,他们在五六十年代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向工人普及文化艺术,经常组织中国最优秀的艺术家辅导工人中的文艺爱好者。我们可以想 象,当一个工人哼着《卡门》中的咏叹调换工作服时,他对自己在社会生活中的位置,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我的印象中,那个年代会玩乐器的青年工人为数不 少。第四,对于亲属子女,工人的身份在入团、入党、升学、就业等人生重要关口,都意味着更多的机会。例如入伍这个毛时代社会流动的黄金渠道,"出身不好" 的子女是进不去的。军工及高科技保密企业也只招募"政治上可靠"的人群包括工人阶级的子女。教育政策上也是像向工农倾斜[10]。最后,符号上,毛时代可 谓钩以工人,凿以工人,标语、口号、报刊、党章、小说、诗歌、音乐、绘画、雕塑、银幕等等,都给予工人阶级最高的礼遇。符号上的最高礼遇,肯定是可以兑换 其他实际好处的。不过有个兑换率,肯定是以多换少。举个例子,那个年代的女子嫁人--我一直把女性的择偶标准看做社会实际价值观的最便捷指标--工人并不 是首选,而是排在大学生、军人、干部之后。今天很多左翼青年看了毛时代报刊,听了毛时代的歌曲,便天真地以为那个时代工人阶级的地位真的那么高。我常对这 些年轻人说:真的比现在高,但真的不如你们想得那么高。 毛时代是国家主义型社会主义,党国一体。这种体制的长处是好起来无微不至 --坏起来也是无孔不入。在这样的体制中,各个阶层和人群都无法形成自为的独立政治力量。人群只有在面临危难时才会想到抱团行动,而毛时代的工人阶级实在 看不出他们有结社集会示威游行的必要,他们的生活被国家照看得不能再好了。文革中有一个著名的口号是"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11],听着很唬人,好像 国家大事真由他们说了算。其实在毛时代,除了官僚阶级,文革前的旧官僚也好,文革中的新官僚也罢,中国没有任何别的阶级是领导阶级。 二、 后毛时代,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当代",在其最初岁月里,工人阶级的物质生活 是相当不错的,企业发奖金是很普遍的事情。他们的心情也比较轻松,改革所释放的自由,他们尝到了甜头,苦味还要等等。我五年前曾创作过一部表现主义戏剧 《我们走在大路上》,描画了改革开放三十年里各类人群命运的起伏升沉。其中一位青年工人,走在五线谱一样的大路上,有这样一段独白: 三接头倍儿亮毛哔叽倍儿垂 奖金倍儿高 路子倍儿对 电大下课 约女友去参加一内部舞会 据说一关灯整个一慕尼黑![12] 当时的改革在"增量"上做文章,即让一些人更富而不是让任何人更穷,让一些 人上去而不是让任何人下去。但社会关系也是相对的,工人阶级的社会地位相对于迅速蹿升的知识阶级则在下跌,但跌幅远远小于文革期间的中国第一阶级即军人及 其子弟[13]。我1980年代中结婚,妻子在企业工作,她的收入是我在社科院收入的差不多一倍,她曾笑问我,作为一个东方男人是否感觉不适。我真的没感 到任何不适,因为作为一个小知识分子,我的经济地位虽是她的一半,社会地位很可能是她的一倍。而当时的价值汇率,一斤后者肯定折合一斤多前者。当时挣钱最 多的,多是被人看不起的个体户即最初的民间资产阶级--很多人不分青红皂白也不嫌说话啰嗦,管他们叫"大狱里放出来的"。在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排行榜上, "科学"[14]这时成了"第一生产力",据说是因为马克思说过这话--马克思好就好在他什么都说过。知识分子升格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15]。知识 分子对这次提升又满意又不满意:共产党的好意他们当然明白,但"工人阶级"的"前进帽"[16]谁还稀罕戴呢?总之,他们是觉得,把自己搁工人阶级里面, 太让工人阶级占便宜了。 到了1980年代末,部分工人开始尝到改革的苦涩。纺织行业最先沦为"夕阳 产业",大面积经历了关停并转。我在袜厂工作了二十年、将将四十岁的大姐也在"下岗"之列。关于她的下岗,我当日的一些观感还记忆犹新。第一,她没怎么抱 怨,因为很快就被亲戚介绍给从前的徒弟,在人家开的一个私人小公司里做雇员[17],收入比原来要多;第二,成为亲戚的徒弟的下属,这在她多少有点社会地 位上的难堪,虽然没说出来,但可以感觉到。最早的下岗工人有相当比例不愿到私营部门再就业[18],想必与毛时代的企业职工身份以及自尊感有一定关系。第 三,我们家人,具体说也就是我和父亲这两位知识分子,当时虽然都为她的下岗感到难过,但同时又觉得这是中国改革需要付出的正当代价。 九十年代到两千年初,新自由主义席卷世界,中国改革也进入"攻坚阶段"。在 "下岗分流"、"减员增效"、"企业重组"的喧嚣声中,企业大规模倒闭,工人大规模下岗[19]。往往一个国营企业倒闭的同时,一个生产同类产品的私营企 业便转世灵童般诞生,而老板则不是原来的书记厂长就是销售科长。这种现象非常普遍。可以说,书记变老板,是中国改革的根本机制和主要动力之一。在书记变老 板的过程中,主流知识精英提供了一系列不但生动还特别生理的理论支持。其中最著名的要数张维迎教授的"吐痰"理论[20],其灵感来自饭馆里的一种乞讨行 为:好好一桌酒席,被乞丐吐了口痰,败兴的客人离席而去,乞丐便成了接收大员。国有企业就相当于这样一桌酒席,书记厂长先要想办法把它搞得声誉扫地,资不 抵债(这事谁都会),然后政府便依照张教授的另一个"冰棍理论"--反正吃也化,不吃放那儿也得化,还不如送个人情--把企业几乎白送给书记厂长们去慢慢 嘬。 书记厂长出身的老板把设备、厂房、土地嘬进肚里,几口就把自己嘬到了中国财富金字塔的塔尖上;他们把工人吐了出来,吐向刚刚开工的社会保障体系。《我们走在大路上》前引那位工人此时走在黄昏的街头喃喃自语: 这一辈子的饭碗说砸就砸了 这一万来块钱儿工龄买断费说光就光了 这一身毛病说来就来了 找了一天工作,这天,说黑就黑了--车带还扎了 由于"改革"的合法性当时还是满满的,没有谁会质疑它。最早起来说三道四的 是思想界的新左派。但新左派大多披挂厚重的西方左翼理论迷彩服,很像上个世纪初躲在租界里活动的革命家,他们用特别宜于译成英文的中文讲也不知哪国的事, 别说工人了,一般学人听着都费劲,因此,影响范围一直有限。得不到思想支援的工人阶级,除了任人宰割,也就剩嘟嘟囔囔了。再引几段《大路上》的台词: 工人一:咱也闹不清国外是不是真那样:四十不到就让回家 工人二:咱也闹不清铁饭碗是不是真该砸,反正我跟小孩他妈二十年 就没请过事假 工人三:咱也闹不清那什么"现代企业制度"到底啥意思:厂子被他们几个搞垮,一转脸儿又成他们几个的啦 工人四:咱也闹不清市委党校都教什么,单位头儿进修了俩月真他妈跟大红门屠宰场学徒回来似的! 大路中央的书记-老板们则在交流抢劫经验,蔫损坏的天津卫口音充满了对工人阶级的蔑视: 精英一:我直截了当告诉他们:别给脸不要脸,趁那什么主义还没凉透,赶紧领俩钱走人,往后下岗,可都扒了工作服,光着滚蛋! 精英二:我们那儿有俩戆头跟我论"领导阶级"这个理儿,我说哎呀呀,咱就别撒泡尿照照了,咱还是拿份报瞧瞧吧,扒开眼儿好好瞧瞧,名都改啦--"弱势群体"--我没造谣吧?遇着那干哏倔,就得阴损坏--"领导"?还真拿小鸡鸡当高射炮了! 精英三:你说怎么着,那天厂里一楞头青到党委找我,说凭嘛我们下你不下?我说凭嘛,这 间屋子就俩人咱不说仨人的话:就凭改革相当于踢球,你踢不过我呗!这小子唰--从腰里掏出家伙,我"啪"--三百块钱工资拍桌上:好样的,你干不了别的肯 定胜任保卫工作,我聘你当私人保镖!这小子傻么壳眼的还替他一家老小千恩万谢呢警车就到了--这段儿听着是不是跟惊险小说似的? 我十几年前参加过一个座谈会,会上的主流经济学家、部长、省长们畅谈经济形 势,他们对工人阶级可能的反抗毫不担心。我记得其中一位主流经济学家说,毛泽东当年井冈山造反,确实不容易镇压,现在高科技时代毛泽东一露头卫星定位导弹 就下去了。还记得中国东北工业大省的一位省领导介绍他们那里的社会保障,说那里的工人下岗,每人不到七千块钱便买断,还说做职工思想工作就两条,第一条比 上不足比下有余,第二条认命。当然就全国来说,肯定不止这两条,例如当时国家就力推一首流行歌曲安慰下岗工人,歌名是《从头再来》,由后来2008年奥运 会主题歌的男歌手刘欢演唱。这首歌没有谴责和愤怒,只有"记忆""梦""爱"以及比早市上土豆还便宜的达观,其中"看成败人生豪迈,只不过从头再来"成为 电视剧中的调侃语了。作为新中国"长子"的东北工业垮得最惨,那里的工人心理落差也最大,他们展开大规模的心理自救运动:东北二人转近乎自虐的自嘲,之所 以在白山黑水如火如荼,与那里工业大规模凋敝、工人大规模下岗,陷入无助无告的境地有着直接的联系[21]。人应付承受不了的环境压力,会走自杀和精神分 裂两条道,东北人以及很多中国人则选择了第三条道--笑。笑在这些年里已成为中国最大宗的文化消费品了。 继知识分子成为"工人阶级一部分"之后二十年,2001年资产阶级也正式加 入了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这就是争讼一时的"资本家入党"。平心而论,毛时代的共产党也很难说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虽然它的政策向工人倾斜。那时党 代会上不乏身着工装的工人代表、头裹白毛巾的农民代表。但决定工农命运的并非这些工农代表,而是党国。到如今党代会上是清一色的西装了--代表净是些大款 大官和大腕[22]。现在倒是应该问问党和国家究竟代表谁的利益了,原因倒也不在于这些精英坐在了代表席上,而在于他们已经蓄积了雄厚的社会经济力量,已 经到了问鼎政治、让国家机器一心一意为他们办事儿的时候了。 在工人阶级的这场浩劫面前,当代文化表现得异常可耻。中国的文化精英早已养 成了一个良好的习惯,就是把自己当年也积极参与了的罪行通通推给"专制集权"的政治精英去埋单。例如《河殇》的作者苏晓康,1990年代初已为流人,还在 海外献计献策,让当局坚决搬开老工人这块改革的绊脚石呢[23]。等到政治精英照他们的意思"壮士断臂"、搬开了绊脚石之后,他们又转而呼吁绊脚石们起来 闹工潮,说绊脚石之所以被搬开,都是因为没有民主宪政,没有独立工会。除了这些胸有蓝图、先轰工人下岗、再哄工人上街的公共知识分子之外,一般的学者文学 艺术家则对成千上万工人的沦落采取装没看见的态度。也许,他们是真没看见。他们1980年代三步并作两步走向戛纳走向柏林"走向未来";1990年代则齐 刷刷钞票似的从一台点钞机直奔另一台点钞机--即便被方舟子验出是假钞也绝不掉队。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又哪来余光顾及别的事情[24]?少数有良知的艺术 家留下寥若晨星的见证,包括描写沈阳工业败落的纪录片《铁西区》、描写黑龙江国企工人挣扎的小说《父恩难辞》,描写深圳南方工人苦难的《那儿》以及最近的电影《钢的琴》。《父恩难辞》的作者赵剑斌我认识,他的小说出版极其艰难,更不用说搬上银幕了。感人至深的《钢的琴》虽然荣获东京电影节的奖项,但在国内 上映时,友人祝东力去的那个影院放映厅里只坐着他自己,与张艺谋、陈凯歌导演的那些没灵魂没血肉但就是有钱吆喝的商业电影形成刺眼的反差。 2003年当国的胡温政府,对1990年代的路线做了某些善后。社会保障体 系有所加强,城市低保水平有所提高,企业退休职工待遇有所改善。这一代工人阶级的问题,政府解决了一部分,家庭子女消化或稀释了一部分。剩下的部分,交给 了时间:随着他们的老去,随着他们逐渐失去行动上的抗议能力,他们的问题也就不成为问题--当然还是他们自己和家庭的问题,但已不是国家和社会的问题了。 中国工人阶级的这一部分,即有城市居民身份的企业职工,总的说来是一个相当温顺的群体,与正统马列主义照着1870年巴黎、1917年彼得堡、1919年 柏林--也许还可以加上1980年格旦斯克--情形所绘制的反抗、斗争的工人形象基本不沾边。但中共的意识形态继承了这个孔武有力的工人标准像,一直把工 人看成"不动则已"的力量[25],以至我们经常听到"关键就看工人的了""只要工人动起来"之类的说法。但回顾一下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历史,工人阶级从来 也没真正地"动"过。这也可以理解:工人阶级是新中国的主要受益者,既没"动"的动力,也没"动"的能力。改革开放后,他们的地位每下愈况,动力虽然有 了,但能力还没有,还没等逼出能力来,甚至还没等明白怎么回事,他们就基本淘汰出局了。2000年以来,随着社会矛盾的积累和发酵,"改革"逐渐用尽了它 原有的能量,质疑和反抗随之浮出水面。2006年创作的《大路上》中有这么两句台词: 精英一:从前,咱们一提"改革",干他妈什么不行啊! 精英二:如今,他们一听"改革",就想着锁防盗门拨110-- 2009的通钢事件,中国国企工人阶级终于第一次、大概也是最后一次,把一个人或一条狗所应有的血气喷溅在了三十年改革开放的白皮书上。 三、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很多人心目中的"工人阶级"是不包括农民工的。这也不奇 怪,农民工是一种工农混合身份,两种身份此消彼长,农忙时是农,农闲时是工,刚"洗脚上田",又脱鞋下田,有的弃农务工,但离土不离乡[26],有的离县 离省甚至远走深圳北京,身份飘忽不定。不过这些年随着农民工的新老换代,"工"的比例明显占了上风。我去过的农村,交谈过的打工青年中,会做或做过农活的 真不多了,他们认同城市生活方式的程度,远远超过了对农村的认同。这种认同上的变化所形成的张力势必对目前的城乡二元体制发起新一轮的冲击,在推动城市化 进城的同时,改变既有的"工人"定义 农民工不是工人阶级? 农民工一度也叫"盲流"。这两个字颇为传神,它描画出了一种坚定不移却又不 拘一格的原始冲动,就像黑暗中奔行的河流。这股集地域流动和社会流动于一身的近代以来中国最大的人口迁徙[27],很多人喜欢将它追溯到1979年代末、 1980年代初的农村改革,认为家庭联产承包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从而造成了大量农村剩余人口,这个剩余人口与方兴未艾的城市商品经济所拉动的工业对劳动力的 需求一拍即合。这种经济学的解释大致不错,但也有个小问题:以中国的人均耕地水平,剩余劳动力其实不用等到家庭联产承包早就是一个事实了[28]。是巨大 的城/乡、工/农差距造就了缩短差距的欲望,是适时的时代变迁尤其是政策转变成就了这个欲望[29]。从社会关系的角度看,农民打工潮是一场追求平等的运 动--当然,相对于打工者在乡间的左邻右舍,它也是一场追求不平等的运动[30]。 农民工的出发点是城乡二元体制下极为低下的生活水平、极为艰苦的劳动环境。 如果忘了这个起点,我们就无法理解他们的真实处境尤其是真实心境。这个起点决定了打工者几乎无论往哪儿走都是往上走。往上走也会经历种种痛苦,感受种种艰 难,但这其中自有一股精气神,与城市工人阶级的消沉绝望形成鲜明反差。我有回在北京一个商店买了两条便宜裤子,店员介绍我去附近一个省钱的裁缝铺给裤子牵 边。那个铺子是一对中年农村夫妇开的,一间六七平方米的屋子,差不多成了衣服裤子的密林。工作台、饭桌、床三位一体,上面堆着几摞衣物,其中一摞忽然一 动,原来是个孩子看小人书看完了。厕所也兼着厨房,男主人正蹲在马桶边淘米洗菜。门随时被推开,不是顾客来取衣服,就是邻居大妈来搞自助--"还儿你的烙 铁好使!"女主人应对裕如,很会来事儿。如果不是配备了这样一种上坡心态,数亿农民工如牛似马的打工生涯是难以想象的。他们的廉价、耐苦、乐观和规模所合 成的"比较优势",在过去几十年中攻城略地,摧枯拉朽,不仅深刻改变着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也对世界其他地方产生了真真切切的影响[31]。 就像前面说过的,农民工整体上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当他们从中国社会阶 梯的最底层攀登向上,"境"有所改观时,"心"也会随之改变。新一代农民工所受教育程度要远高于老一代农民工[32],他们心中所想已不再是父兄们的"空 手出门,抱财回家"了[33],他们的心态应该更接近城市的边缘群体或发达国家的二代移民。构成他们人生参照的,已越来越不是老家的左邻右舍,也不是同学 亲戚,而是城里的红男绿女了--一些倒饰得跟出口转内销似的农村打工妹,跟二三十年前当保姆、弹棉花的看着已全然两样了。他们正在从小池塘里的大鱼中鱼, 变成大池塘里的小鱼。小鱼对苦难会更敏感,对公平会更期待,对大池塘的现状会更不满,但这一切的前提是,小鱼在情感上已不属于小池塘了[34]。2010 年的富士康十三连跳令整个社会惊骇莫名[35],公众忽然间发现,此农民工已非彼农民工。一个企业如此短时间内如此密集的自杀行为,当然可以有更复杂的、 包括精神卫生方面的解释,但这个事件无疑标志着中国的发展已进入一个历史转折期[36]:向劳动敲骨吸髓、榨取最大利润的野蛮资本主义,已遇到来自新的底 线--读过小说、写过诗歌、没事就泡网的新一代农民工--的以死抗争。 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文化圈,近些年对农民工的境遇表现出难得的同情,他们不 但兴致勃勃地教他们跳舞、同他们唱歌,把他们拉进"行为"或"装置"艺术,还红着眼圈看他们表演自己的故事。很难想像这些慈爱的面孔头些年会对城市工人阶 级冷若冰霜。这其中的原因可稍作分析。首先,农民工还是农民,在社会光谱上离知识分子足够远。有的东西要近了才可亲,有的东西得远点才可爱。农民属于后一 种情况,他们更像书中人或画中人[37]。城市工人可惜就没这么抽象。其次,在利益上,农民工对以文化产业及创意产业为生的知识分子群体构不成威胁,他们 冲击的,是处于经济低端的城市工人阶级的就业机会和工资水平。农民工以廉价劳动攻克城市工人阶级铁饭碗的同时,拉低了商品和服务的价格,这让包括知识分子 在内的城市中产阶级受益匪浅。再次,在传统阶级斗争理论中,并没有"农民工"的说法,这样一个陌生的概念,不会勾起知识分子的伤心往事。此外,同情农民容 易整合知识分子对毛时代的憎恶,因为他们已经论证出来了,是毛时代开始实施的城乡二元体制造成了农民的绝对贫困。最后,近一二十年的改革实践把一部分知识 分子一遍又一遍从虚拟精英的半空活活摔在柏油马路上,这让其中一些感觉敏锐者觉得自己跟农民工也差不来离,甚至还不如呢,同情他们就是同情自己[38]。 总之,知识分子整体对农民工的态度,比起1980、1990年代对农民的鄙视和对工人的无视,有了历史性的进步。 其实他们跟农民工群体多些往来,回报未必小于付出。去年底今年初著名摇滚歌 手汪峰有首不太著名的《春天里》,就是因两位农民工旭日、阳刚的演唱而家喻户晓,红极一时。那首歌讲的是:如今已经是中分背头要什么有什么的艺术家,无限 怀念留着长发背着吉他有席梦思不睡非睡桥洞的少年时代即"春天里"。这种近乎无病呻吟的小情小调,缺少摇滚所要求的、有充分社会根据的冲击力。而两位胡子 拉碴青头楞脸的原生态农民工,一手拉着亿万农民工几十年冲寒冒暑的浩荡奔走,一手拉着艺术家的个人主义抒情怀旧,真不啻为一笔小生意拉来巨额投资。作为中 间人,这二位农民工歌手自然也拿到不菲的"提成",如今各自都配备上经纪人了。 四、 工人阶级的未来在哪里? 最后,谈谈对未来的看法。在一个资本主义全球化已经进行了数百年的今天,中国与世界密不可分,中国的问题与世界的问题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且,情况只能越发这样。中国工人阶级的未来,也取决于世界未来的走向。 中国自十九世纪以来,被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逼上了一条上气不接下气的跑道。中 华民族近代以来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死地求生、后来居上。以社会主义的平等互助为价值、目标、乃至手段的中国革命,也许不是最好、但肯定比其他力量更好地实现 了这个任务。毛时代的国家社会主义运行了三十年,逐渐耗尽了它的体制和文化的能量,最后为资本主义市场路线所取代。这后一条路线,在把中国推到世界第二大 经济体的位置之后,似乎也到了强弩之末。天差地别的两极分化使社会干柴遍布,危机四伏,濒临分裂。中国用于"维稳"的经费,据说规模逼近军费了[39]。 "重庆模式"从惰性十足的官僚体制中横空出世,也说明中国到了非改弦易辙不可的时候。 很难说,中国今天不是当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受益者,因为它在这条道上走得 够顺的了,居然一路走成了"中国模式",这让许多左翼理论家的预言落空。但问题是,刚准备终结历史就被历史一腿绊倒在2008年的世界资本主义,看着又是 一副穷途末路的样子。这个已经领导了人类发展数百年、把人类领进技术和物质奇境的体制,如今把又把人类领到了马上就要见底的油箱前,领到了照出人类四分五 裂的镜子前。这致命的分裂也包括了工人阶级的分裂,其中有我说到的中国工人阶级的分裂,也有我没说到的世界工人阶级的分裂。已经走到坑蒙拐骗地步的现行资 本主义体系,不可能缩小更别说消除这些分裂了。我在2008年底写了篇文章,题目是"火烧楼跨,又到了想象未来时候"。世界以及中国还有工人阶级,现在需 要他们的理论家和思想家想象另一个世界、另一种未来了。 -------------------------------------------------------------------------------- [1]在中文里,"工人阶级"和"无产阶级"常常混用,为近义词乃至同义 词,但在某些场合区别也不小。另外"工人"和"劳工"、"职工"也是若即若离。我的印象中几十年前工厂的工人才叫"职工",如今我在社科院的学者同事,也 都叫"职工"了。如今又有人将"工薪阶层"英译成"workingclasss",实在是浑成。 [2]不久前当欧洲发生骚乱时,激进的左翼理论家便马上指出,这正是流民无产阶级的国际版。参见blog.sina.com.cn/s/blog_67dbd70d0100tytt.html [3]据孙健《中国经济通史》中卷,1912年到1949年中国国民经济增长率每年平均递增5.6%,1928年到1936年则为8.4%。 [4]中央财委编:《一九四九年中国经济简报》,转引自武力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简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北京。 [5]有一件轶事就很能说明这一点。那是1948年底,共产党经20年"农 村包围城市"终于要进入北京,毛泽东率领党中央临时住在北京西郊的香山。毛患有失眠症,他睡觉的时候周围一点噪音最好也没有。但那天离他卧室不远却叮叮当 当响个不停,有水暖工人在那里干活,警卫战士回忆说当时急得不成却又不敢前去制止,因为干活的就是如雷贯耳的"工人老大哥",是中国最先进的阶级。 [6]据《中国工会统计年鉴2008》,第二产业就业人数1952年为1531万,1965年为2408万,1975年为5152万 [7]其实集体企业尤其是所谓"大集体"也享受同样的待遇,只是程度稍低而已。但和今天农民工近似的"合同工"情况就大为不如,所以文革其间他们曾闹过一场小小的风波。 [8]大体以1958年颁布户口登记条例为标志。 [9]这种主观距离以及社会、政治距离,都不是瞄准收入的基尼系数所能量度 的。说到基尼系数,毛时代大体在0.3上下,如今飙升到0.5左右了。基尼系数并不总是不平等的最佳指标,例如,文革初期的不平等,用"红五类""黑五 类"的社会政治排名就比基尼系数要实事求是得多。 [10]前不久见到一位从事音乐剧创作和评论的老人,像其他那一辈知识分子 一样,他对毛时代整体上持否定态度,但大学招生政策是个例外。他说要不是"毛主席的政策好",他根本干不上这一行。因为公共艺术教育在当年是一种奢侈品, 音乐的早期教育全由家庭来承担,这就使得不少有音乐天分却无家庭背景的孩子被埋没,无缘进入(中等和高等)音乐院校学习。好在毛时代的音乐学校降低入学考 试的技术门槛,取消了多声部一项,因为像他这样的工人子弟只买得起笛子,见都没见过钢琴。他说,"等我进了学校,有了钢琴,和声这些我很快就赶上去了,起 码不比那些世家子弟差。" [11]工人阶级曾被一次次推到"领导阶级"的位置上。1957年,当官僚 集团不能容忍知识阶级的批评而决定反击时,第一个或第二个动作就是在《人民日报》上登出"工人说话了"的文章。1960年代末作为文革主力的知识分子'造 反'失控时,"工宣队"被派去回复秩序。1970年代中期镇压四五运动,也是打的"工人民兵"的旗号。1980年代反对知识阶级的"自由化"时,记得当时 党的意识形态负责人邓力群就在报纸上催促"工人阶级"站出来说话,忘了知识分子也刚刚被他们提拔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12]据说全国总工会1980年代初曾搞过一次内部的职工思想调查,又据 说百分之六十几的受访者被问到"社会主义好还是资本主义好"时选择了"资本主义好",理由是"钱包鼓了,还可以乱搞"。这个调查的真实性固然可疑,但改革 开放的动力中,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对西方或未来性自由的期待,则是很多人私下都同意却又不好意思公开承认的。 [13]中国有位传奇人物李春平,就是老红军的儿子,他在文革末期加入了无 数青年梦寐以求的解放军。文革结束后转业当了一名普通职工,失落之余打架斗殴判刑坐牢,出狱后便频频出没于外国人光顾的饭店。其英俊的外表终于引起了一位 好莱坞老奶奶的注意,老奶奶将他带回无数青年梦寐以求的美国去同居。十几年后,他携带着老奶奶留给他的巨额遗产以及禁止他再婚的遗嘱附加条款回到中国,从 此乐善好施,曾被誉为"中国慈善第一人",2006年出版《忏悔无门》,风行一时。 [14]在中国当时的语言体系中,"科学"也可掉过来作"学科",从事文史哲学教学和研究的人一度都被视同"科学家"。 [15]知识分子可谓改革前十年的第一阶级,他们今天羡慕老板,一口一个"张总""李总",而当年的张总李总却把他们羡慕个不成,居然给自己想出"管理教授"这样不三不四的名号。 [16]一般叫"鸭舌帽",一度是中国招贴画上工人的标准佩戴。 [17]"受雇"、"老板"之类在当时是很陌生的词汇,毛时代也用,但多用 于被中国革命推翻了的"旧社会"。老板一词最早在海外中国留学生中开始流行,他们给教授当researchassistant,于是爱说boss或老板。 揣摩其口吻,似乎也多少流露了一种时髦而浅薄的价值取向,因为这些留学生在1980年代初国内读本科的时候就喊出"宁要资本主义的剥削,不要社会主义的贫 穷"的口号。 [18]这在1990年代初的媒体上曾有过议论,多被解释为城里人当惯了"爷",吃不得苦。 [19]据国家统计局编《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004》,国有企业的职工人数 从1997年的7千万到2003年的不到4千万,呈锐减趋势,转引自常凯主编《中国劳动关系报告》,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9,81页。关于九十 年代中期到两千年初期下岗工人的总数,不同研究者的估算出入极大,有说2000万,有说4000万,还有说6000万的。这并不奇怪,首先"工人"的定义 就有分歧,是仅仅产业工人呢,还是也包括第三产业的商业职工?其次"下岗"的标准也不清晰,"待岗"算不算?"内退"怎么算?再者,有人登记了下岗,有人 没有。 [20]参见本人2004年写的《经济学家与资本家的性关系》,《与精英保持距离》,九州出版社,2009。 [21]参见本人与祝东力的对谈《笑里藏着什么?》,《艺术评论》2004年2期;祝东力《小丑的夜晚:关于东北二人转的所思所想》,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b5b01d010007z3.html。 [22]据已故法学家、宪政学者蔡定剑的研究,全国人大代表大会到了最近的第十届,工农代表已从第四届的51%,下降到第十届的不足4%。转引自邋遢道人的网文《工农代表占51%时不说,4%时要改献策为"谋策"?》,http://www.wyzxsx.com/Article/view/201109/262258.html。 [23]见苏晓康1990年代初发表在《中国之春》上的政论。我在戏剧《切·格瓦拉》里,曾把他们想法压缩成一小段台词:"工人阶级哪儿是什么先进生产力呀,顶数他们落后,垃圾!有他们赖在岗上,科技就甭想进步,效益就甭想上去。" [24]参见本人的《3+X:国家、西方和市场之间的文艺琐谈》,载《博览群书》2003年11、12期或本人博客,http://blog.voc.com.cn/blog_showone_type_blog_id_67251_p_1.html。 [25]相形之下,官僚阶级对读书人的能量一贯轻视,觉得他们只会摇笔杆子、耍嘴皮子,成不了气候,大概是到了1989年才转变思想,实事求是。后来通过211工程以及最近的社科创新工程等等形式对知识分子的大笔投入,想必跟这种认识上的变化有一定关系。 [26]据《中国统计年鉴2008》,乡镇企业职工人数1980年为三千万,2007年为一亿五千万。 [27]据《2010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估计,总数多达二亿四千万,见http://www.gdcct.gov.cn/politics/chin ... 105/t20110524_494758.html [28]1960、1970年代还集体化的时代,"冬闲"时节,公社一般会组织农民修水库什么的,其实也是一种为剩余劳动力创造需求的凯恩斯主义,用民间幽默的说法就是"下雨天打孩子,闲着也是闲着"。供-需以及所谓劳动力的"剩余",其实也有辩证、相对的一面。 [29]同注26。乡镇企业1980年人数为三千万;1984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允许农民自理口粮进城镇做工、经商、办企业;1985年人数接近7000万。亦见《南方都市报》2011年7月7日。 [30]关于平等与不平等运动既对立有同一的辩证关系,我在《高高低低话平等等》中有更详尽的讨论,见《与精英保持距离》,九州出版社,2009。 [31]城市里的很多行业,如餐饮、快递、建筑装修,甚至制造业的一些部 门,就算城里人想干,恐怕也拿不起来了。发达国家的一些低中端产业也遭遇了同样的冲击,气得他们直烧中国的裤子。无论是中国的城市,还是世界的城市,他们 在享受便宜商品的同时,丧失了生产它们能力和机会--谁也不可能哪头都合适。 [32]据调查显示,92.4%的新生代农民工接受过初中以上教育,62.5%的人接受过职业技能培训,这个比例远高于他们的父辈。见《农民工对城市满意度:二代不如一代》,《新华日报》2010年8月10日(http://news.163.com/10/0810/07/6DN65GOU00014AED.html) [33]这一时期农民农工最突出的问题是欠薪,结果是空手离家,空手回家。农民工讨薪的艰难测量出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野蛮程度。参见笔者前不久写的《农民工讨薪六法》,《凤凰周刊》2011年17期。 [34]忘了是《天涯》2000年具体哪年哪期了,上面登了一组在珠三角血 汗工厂打工、后在火灾中丧生的农村女孩日记,她们悲惨的境遇让人动容。日记中提到,城市再难,也绝不回去了,因为"那不是人过的日子"。在融入城市生活的 决心上,男女间会有一些差别,因为性别文化通过婚姻为二者提供的机会是不大一样的。这一点跟1980、1990年代中国在西欧北美的留学生境况仿佛。 [35]在维也纳这次会议上,来自西方的与会者听到有关十三连跳的介绍都称"太可怕了"。我跟其中一位说,如果富士康工人不跳,还像一代农民工那样无动于衷,那对西方才真可怕呢。 [36]十年前中国的经济学家就在谈论"刘易斯拐点"(Lewisturningpoint),似乎说的早了一点。不过就长期趋势而言,这个转变迟早要到来。但考虑到中国巨大的农村人口以及东、中、西部的地区差异,这个"点"会是一个相对漫长而模糊的时间段。 [37]一个值得玩味的现象是,这些年"三农"同环保绿色一道几乎成为城市中产阶级的口香糖了,成全并维护着他们的爱心和高尚感。 [38]有位女诗人将自己的漂泊潦倒经历稍做移情,创作了一组悲愤而有力的现代诗《弱势群体之歌》,其中失意知识分子和农民工光影交叠,都分不清彼此了。参见笔者《世路上行走的诗行》,《与精英保持距离》,九州出版社,2009。 [39]这条消息在媒体上耸动一时,不过,在政府财政预算中并无"维稳"一 项,有的是"公共安全",其2011年预算为6244亿,超过了国防预算。正像有论者指出的,这个界定含糊的"公共安全"预算有可能夸大了实际的"维稳" 经费。但定义更含糊的"维稳",其实际花销也有可能比6244亿还大。在"稳定压倒一切"的形势下,有些在财政预算中会落在非"公共安全"的开支下,如近 年藏、疆两地开工的一些"民生"工程,是跟维稳直接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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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流传稿,来源不清,非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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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10月爆发的震动世界的波兰危机和匈牙利危机,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以及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关系的变化,产生了深刻影响,对1956~1957年中国社会发展道路的突然转轨,在很大程度上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1990年代初以来,有关波匈事件的各国档案文献相继解密和开放(感谢波兰华沙大学扬?罗文斯基教授为笔者提供了波兰档案公布的情况),并不断被整理、公布于世。可以说,过去被认为是一桩历史谜案的波匈事件,就其本身的发展进程,以及波兰、匈牙利、苏联乃至西方大国的政策变化而言,除个别细节外,现在已基本上水落石出,真相大白了。(本文所据材料,主要是俄国、波兰和匈牙利的档案文献,至于中国方面的参考资料,大量的只能是包括回忆录和采访录在内的口述史料,以及当时公开的和内部的新闻报道——笔者注) 斯大林的分工:苏联负责欧洲,中国负责亚洲 从性质上讲,这两次事件是同时爆发在东欧地区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危机,是苏联与东欧国家关系的危机,又是苏联以社会主义阵营领袖身份予以处理的问题。显然,这是在欧洲地区发生的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问题。那么,中国因素在这里是如何体现的呢? 从战后到危机前十余年的时间里,苏联与东欧的关系有一个复杂而曲折的变化过程。到1952年10月苏共十九大召开的时候,东欧各执政党已经完全顺从莫斯科,苏联与东欧的关系也开始进入冷冻状态。斯大林去世后,情况逐渐发生了变化。东欧各国对苏联在本国代理人的不满日益强烈地表现出来,特别是苏共二十大公开批判斯大林后,党内反对派的力量开始不断积聚,民众的反抗情绪也直接指向莫斯科。随着舆论开放和政治解冻,要求本国“斯大林分子”下台的呼声越来越高。这种状况在波兰和匈牙利尤为突出,尽管两国有着明显的区别。 苏共二十大后,波兰舆论提出了追查枪杀波兰军官的卡廷案件、重新评价1944年华沙起义和苏联在波兰大量驻军与波兰主权的关系等问题。苏联外交官报告说,波兰的报刊有一种“错误地煽动修正主义和反苏情绪的企图”(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另一方面,改革派在波兰党内逐渐崛起,一致呼吁过去受到批判的哥穆尔卡出山。而6月底爆发的波兹南工人罢工事件进一步给改革注入了新的活力,有力地推动波兰走向独立的发展道路。由于波兰党内改革派力量强大,又得到全国民众的一致拥护,莫斯科虽心急如焚,却感到无从下手。 显然,苏东关系的紧张状态在客观上需要外界的调节,那么中国是否具有参与处理危机的条件呢?对东欧诸国,毛泽东很早就发生了兴趣。不过斯大林在世时,对中苏两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责任是有明确分工的——苏联负责欧洲,中国负责亚洲。苏共二十大以后,中国越来越引起东欧的注意。在波兰各界讨论苏共二十大提出的诸问题时,不少人表示:当今世界上最有权威的共产主义理论家毛泽东尚未对此发表意见,需要听一听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见解才能令人信服。人们在争论不休时往往说:等着听毛泽东的见解吧!(《内部参考》第1817期,1956年3月5日)此时,不仅东欧各国仰望着北京,莫斯科也开始指望得到中共的帮助。 自赫鲁晓夫执政后,中苏关系进入了蜜月期,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58年上半年。(参见笔者在《苏联专家在中国(1948-1960)》一书中的相关论述)尽管赫鲁晓夫的有些做法令毛泽东担忧,但丝毫没有影响中苏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恰恰相反,赫鲁晓夫勇敢地批判斯大林,搬掉了长期以来压在中共头上的“盖子”,正是毛泽东求之不得的。总体说来,苏共二十大的方针与中共八大路线是一致的。莫斯科越来越重视中共的意见。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赫鲁晓夫回忆说,在波匈事件的危急关头他首先想到的就是“同兄弟的中国共产党协商”。(《赫鲁晓夫回忆录》,张岱云等译,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 处理波兰危机:苏联未遂的军事干涉 关于中国是否参与处理波兰10月危机的问题,过去流传着一种说法,似乎是中国阻止了苏联对波兰的武装干涉。按照新华社在事后报告的情况,当时“波兰人众口一词的说法”是:“如无中国党的劝阻,波兰事件的演变将比匈牙利惨得多。”(《内部参考》第2236期,1957年10月18日)美国《纽约先驱论坛报》报道的标题就是:“苏联在波兰的克制是由于中国的关系——毛泽东第一个向哥穆尔卡发出贺电”。那么实际情况究竟如何呢? 波兹南的罢工和游行先是遭到镇压,随后又被苏联定性为由帝国主义代理人挑起的反人民事件,这在波兰党内外引起了强烈的抵制和不满。在紧张而惊慌的气氛下,波兰统一工人党召开了二届七中全会。人们把希望寄托在改革派身上,几乎所有的发言者都提出应为哥穆尔卡恢复政治名誉,恢复党籍,甚至邀请他参加全会。这一切很快就实现了,10月12日哥穆尔卡在政治局会议上发表了讲话。哥穆尔卡的头脑十分清醒,他在讲话中除批评过去的经济政策、提出重新评价波兹南事件的原因和性质外,还特别强调必须使波苏关系正常化,因为他充分意识到同苏联关系恶化的危险性。(《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7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尽管如此,由于改革派在政治局里已占有明显优势,党内外推进改革和排斥苏联影响的情绪不断高涨。15日至17日的政治局会议作出决定,将于19日召开八中全会,改组党的最高领导层,拟定推举哥穆尔卡出任中央第一书记,而在新政治局委员名单中排除所有保守派以及与苏联有密切联系的人,特别是仍保留苏联国籍的国防部长罗科索夫斯基元帅。(罗科索夫斯基1896年出生在华沙,后加入苏联国籍。卫国战争中成为苏联的著名将领,因解放波兰有功获波兰元帅衔。1949年11月被斯大林派往波兰担任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国防部长。罗科索夫斯基回到波兰后仍保留着苏联国籍,后又兼任华沙条约部队副总司令。因此在波兰人眼中,罗科索夫斯基是苏联对波兰实行统治的象征——笔者注) 波兰党内部的保守派和亲苏势力一方面秘密通知苏联使馆,说波兰当局正在走上反苏道路,一方面准备发动政变,并草拟了约700人的拘捕名单。但是,政变计划被科马尔将军(哥穆尔卡的亲密战友,1952年被捕,1956年4月恢复政治名誉,8月出任内卫部队总司令)指挥的内卫部队和组织起来的华沙市民挫败,而苏联大使波诺马连科转达的赫鲁晓夫的坚决请求——要波兰党政治局全体成员与哥穆尔卡一起去莫斯科讨论局势,也遭到了波兰方面的拒绝,理由是八中全会即将开幕。 10月18日,波诺马连科又通知波兰人说,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代表团计划于19日晨抵达华沙,并要求推迟八中全会的开幕日期,均遭到拒绝。哥穆尔卡后来向周恩来讲述的情况与此相同,只是补充了一个情况:在苏联的压力下,为避免局势恶化和复杂化,波兰党中央政治局最后同意苏联代表团来波,并决定前往机场迎接。 同一天,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做出两个决定:一、派遣苏共代表团去波兰;二、将此事通告各兄弟党。与中国的一些回忆史料完全不同,苏共在通报中只提到代表团去波兰的必要性,根本没提准备武装干涉的想法,尽管莫斯科已决定如此行事。就在主席团会议后,国防部长朱可夫下达了命令,要求苏联在波兰及其边境附近的驻军做好军事准备。俄国国防部的档案材料证明,10月19日,波罗的海军区和第7空降师108伞兵近卫团已完成了战斗准备,54架里-2和45架伊尔-12飞机正待命出发。 苏联和波兰军队正向华沙逼近的消息不断传来。10月19日晚9时,感到受骗的哥穆尔卡向赫鲁晓夫提出强烈抗议,坚决要求苏联立即停止部队调动,否则将通过电台向波兰人民揭露事情真相,同时又责问罗科索夫斯基,波兰军队向华沙移动的目的何在。随后,哥穆尔卡断然中止了会谈,等待苏联人尽快做出决定。 其实,波兰改革派领导人早就对危急的形势有所估计,并有了军事准备。必须做出选择的赫鲁晓夫得到了两个情报,第一,通往华沙的道路已被波兰内卫部队阻断,除非进行战斗,否则苏军无法前进;第二,罗科索夫斯基已失去了对波兰大部分军队的控制,一旦发生军事冲突,部队将拒绝执行他的命令。于是,赫鲁晓夫一方面命令苏联坦克部队停止前进,原地休息待命,一方面决定接受哥穆尔卡担任第一书记。恢复会谈后,赫鲁晓夫表示可以退让,但如果波兰企图退出社会主义阵营,苏联将不得不干涉。哥穆尔卡则再次向苏联代表团保证,他们的担忧是毫无根据的,“波兰需要苏联的友谊甚于苏联需要波兰的友谊”,波党中央全会的决议将会使他们对此深信不疑。同时,哥穆尔卡也提出了一系列有关波苏之间经济问题的解决方案。赫鲁晓夫终于相信了哥穆尔卡充满诚意的保证,双方商定11月在莫斯科举行会谈,解决双边关系问题。会谈到20日清晨结束,苏联的“军事演习”也停止了。苏联代表团离开华沙时,机场上的告别仪式是在正常气氛中举行的。(以上关于苏波会谈的描述,除特别注明外,均根据波兰的档案文献——笔者注) 赫鲁晓夫发现,这时候需要中国出场 当华沙剑拔弩张时,北京似乎还很平静。 10月19日,尤金向刘少奇递交了苏共中央的来信。据刘少奇的翻译师哲回忆,尤金说:波兰统一工人党内部在一些根本性政策上发生了严重分歧,并准备召开八中全会,改组政治局,要把罗科索夫斯基等人开除出政治局。苏共中央认为,这些政策关系到苏联、东欧的根本利益,怀疑波兰有脱离社会主义阵营,投入西方集团的危险。尤金通知说,苏共中央代表团已经去了波兰。师哲还特别指出:尤金没有告诉中共领导人,苏联此时已出动了军队,对华沙形成了包围态势,形势十分紧张。(师哲《波匈事件与刘少奇访苏》。逄先知、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1949—1976)》也采用了这个说法——笔者注) 师哲是直接当事人,而且这个说法与上述俄国的档案材料是完全一致的。因此可以判断,事实上中国当时并不知道苏联已经准备武装干涉波兰。 赫鲁晓夫一行回国后对波兰的局势仍然放心不下,接连召开会议讨论。10月20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工作纪录片段显示,苏联领导人希望“结束波兰目前的局面”,并拟派一位中央委员会代表专门去中国通报情况。(《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7卷) 接到苏联的信后,毛泽东在21日晚上召开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波兰局势和苏共中央的来信。会议决定派遣代表团赴苏,任务主要是从中做调解工作,劝苏波协商一致,达成协议;方针是着重批评苏共的大国沙文主义,同时劝说波兰党顾全大局;方式是分别与波苏两方会谈,而不搞三方会谈。会后,毛泽东连夜接见尤金,告诉了中共中央的决定。22日晚,毛泽东在颐年堂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继续讨论波兰问题。会议结束后,毛再次约见尤金,对他说:看来波兰还不像马上要脱离社会主义阵营,加入西方集团。波兰要改组政治局似乎是坚决的。对于这种情况,苏联方面到底采取什么方针?无非一种是软的办法,一种是硬的办法。所谓硬的办法就是派军队,把他压下来,比如武装干涉;软的办法是劝告他。劝他,他不听,剩下一个就是让步。他要改组政治局,就让他改组,承认哥穆尔卡为首的中央,同他打交道,在平等的基础上跟他合作。他不是要独立要平等吗?就让他独立,跟他讲平等。这样,就可以争取波兰留在社会主义阵营和华沙条约组织里。(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另据出席中共八大的波兰轻工业部长米契斯瓦夫?马热茨回忆,刘少奇曾在机场休息室对波兰一行即将回国的人表示,中国将向波兰提供3000万美元的无偿贷款。波兰领导人对此十分感激——笔者注) 赫鲁晓夫似已感觉到中国人将在波苏之间起到重要的沟通和调解作用。10月23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决定,10月24日11时集体同中国人会晤。(《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然而,未等集体会见,赫鲁晓夫便抢先单独赶到机场等候,一路陪同刘少奇来到宾馆,并不断诉说苏联在对波关系中的委屈,希望中国党给他出主意,并表态支持他。赫鲁晓夫强调,苏联对波兰不大好讲话,你们中国好讲话,波兰同志对你们比较信任,对你们好,希望中国同志能够劝劝他们,那样对苏联、对社会主义阵营都有好处。刘少奇、邓小平当即表态说:我们支持你们。(师哲《波匈事件与刘少奇访苏》) 根据俄国档案记载,在出席10月24日上午的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时,刘少奇首先声明,“苏共中央委员会对波兰采取的措施是正确的。基本的一条是,苏联是社会主义阵营的中心,不能有几个中心”,同时指出:请苏联同志考虑,苏联在斯大林时期,是不是犯有大国沙文主义、大民族主义的错误,致使社会主义国家相互之间的关系处于一种不正常的状态。这也是波兰事件、匈牙利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之一。刘少奇说,有不少苏联同志处理许多国家事务时有缺点,有错误。有些国际会议不是采取认真协商的方式,甚至于常常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不听,你们就要整人。刘少奇还回应赫鲁晓夫:为了社会主义的利益,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利益,我们需要站在一起,这是压倒一切的大原则、大道理,其他的争论都是小问题。最后赫鲁晓夫发表讲话,表示完全同意刘少奇所提出的意见。(师哲《波匈事件与刘少奇访苏》) 赫鲁晓夫提出请刘少奇亲自到华沙去帮助苏联做工作。由于担心刘少奇来华沙是为莫斯科当说客,向波兰施加压力,哥穆尔卡婉言拒绝了中国的请求。于是,同波兰人的接触只能换一个方式进行。为了进一步让哥穆尔卡了解中国的立场,毛泽东决定亲自出面。 10月27日深夜2时,毛泽东、周恩来等在北京紧急会见波兰大使基里洛克,谈话进行了3个小时。毛泽东表示支持波兰党的纲领和路线,同时也指出,“撤军问题的性质要广泛、深刻得多”,因为社会主义阵营中其他一些国家也可能仿效波兰提出同样的要求,例如在匈牙利和民主德国。如果出现类似局面,“这将意味着对社会主义阵营构成严重危险”。(基里洛克致哥穆尔卡电,1956年10月27日)中国的支持在很大程度上鼓舞了波兰人,他们最终对一些棘手的问题做出了决断。得到北京发来的消息后,波兰统一工人党在28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决定,致信感谢中国同志,并拟在波苏会谈结束后邀请中国代表团访波;宣布罗科索夫斯基休假,临时指派波杰罗夫斯基担任国防部长;通知中国,波兰从未打算要求苏联从波兰领土撤军。 然而,尚未接到波兰的信件,毛泽东已经开始改变处理问题的方式,原因显然是对当时动乱的匈牙利局势有所好转做出了过于乐观的判断。据师哲和骆亦粟回忆,10月29日,赫鲁晓夫、莫洛托夫、布尔加宁到别墅来看望中共代表团。他们说,最近波兰、匈牙利都要求苏联军队退出,而这个问题涉及整个华沙条约,如果其他国家也要求退出,那么整个华沙条约组织就垮了,这只会对帝国主义有利。刘少奇也明确表示:苏军最好不要退出,还是要保持华沙条约。这时北京来了电话,刘少奇接完电话后向苏联人转达了毛泽东的意见:希望苏联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政治上、经济上一律平等,更加放开些,驻军也应撤离,让这些国家独立自主。 赫鲁晓夫等人对此很不理解,感到冤枉。经过讨论和说服工作,赫鲁晓夫最后表示: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他的看法和想法是对的…… 至此,在刘少奇看来,波兰问题算是解决了。不过,最后通过发表宣言解决问题的时机和方式却给处理匈牙利危机带来了麻烦。 “波兰是党内问题,而匈牙利已出现反革命征兆” 与波兰事件相比,苏联最初在处理匈牙利危机时(10月23~24日),反应非常迅速,决策也非常果断。这里的问题是:第一,苏联出兵镇压布达佩斯骚乱的决定是如何做出的;第二,中国当时是否知道莫斯科的这个决策;第三,中国对苏联这次军事行动持何种态度。 如果拉科西“退休”时,苏联和匈牙利党能够及时选择像纳吉或卡达尔这样的改革派人物出来主政,匈牙利的危机应该是可以避免的。可惜,莫斯科接受了拉科西极力举荐的格罗,而格罗的思想路线与拉科西完全一致,结果使匈牙利的动乱更加剧烈。格罗执政后的举动令人颇感失望,他竟然到苏联休假长达两个月。回国后不久又带领主要中央领导人去访问南斯拉夫,直到23日上午才回国,国内问题都交给布达佩斯市委第一书记科瓦奇全权处理。而手足无措的匈牙利劳动人民党被迫做出的一个又一个让步,总是比情绪激昂的群众运动和舆论要求晚半拍,以致危机步步逼近。 10月6日,匈牙利为拉科西大清洗最著名的受害者拉伊克举行了重新安葬仪式,前往送葬的群众队伍多达20万人。(1948年6月,斯大林的追随者拉科西在匈牙利掀起“清洗铁托分子”的镇压运动,曾经的老地下工作者、匈牙利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拉伊克被诬为美国特务。1949年10月,拉伊克被处以绞刑——编者注)这是人们第一次走上街头表示对现政权的不满,而政府的默许也使民众从心理上感到自己有力量对抗当局。特别是当官方的新闻影片中出现纳吉参加送葬的特写镜头时,在群众中引起了极大反响。(山多尔?科帕奇《匈牙利悲剧》,龚新康译,群众出版社1982年版) 10月14日《自由人民报》刊载了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的一项决议:为纳吉恢复党籍。尽管决议称纳吉仍是犯有错误的,但同时刊登的纳吉给党中央的信件却使人感到错误不在纳吉,而在党的路线和政策。(详见《人民日报》1956年10月7日)这时,安德罗波夫已经预感到,“过些时候大概不得不让纳吉进入党的领导——中央委员会,也许还要进入政治局,因为在这方面的压力非常大。而纳吉一旦进入政治局,他可能就是‘局势的主宰者’”。 从16日开始,布达佩斯等匈牙利各大城市的学生提出要求,拒绝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拒绝斯大林式的治国方法,坚持按民主原则改革政治体制。学生的口号越来越响亮,要求越来越激烈,而且得到了党内改革派和城市多数居民的支持。19日匈牙利新闻工作者协会代表大会通过一项决议,要求制定新的出版法,保证批评自由和给予新闻工作者以豁免权。大会特别提出赞成中国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并致电匈党政治局祝贺恢复纳吉的党籍。(《内部参考》第2063期)此时,党内改革派、知识分子和学生这三股力量已经聚合在一起了。 游行的规模越来越大,口号也越来越激进,愤怒的人群开始行动起来——象征苏联统治的斯大林铜像被吊车和钢索拉倒了,人们拖着被切割下来的斯大林头像在街上奔跑,情绪激奋。白天的和平游行到晚上变成了难以控制的骚乱。匈党中央下令实行戒严,镇压开始了。 就目前看到的材料,最先想到出动苏联军队进行镇压的是苏联驻匈军事总顾问吉洪诺夫和大使安德罗波夫。23日夜晚,苏联和匈牙利领导人都在紧张地研究应对危机的办法。据俄国档案记载,23日22~23时召开的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正在莫斯科“休养”的拉科西也被邀请来了。当赫鲁晓夫问道,在目前这种局势下是否需要苏联军队出面干涉时,拉科西毫不犹豫地回答:“绝对需要,而且必须立即干涉。”23时,苏联国防部根据政府的决定向驻匈特别军、喀尔巴阡军区步兵军、部署在罗马尼亚的独立机械化集团军发出了战斗警报, 24日2时至4时进入布达佩斯并占领了该市重要设施…… 从匈牙利局势骤然恶化到苏联军队进入布达佩斯和占领匈牙利其他大城市,前后不足12个小时,在此期间,中国没有任何反应。原因在于,一则中国的方针是“多听少说,不轻易表态”;二则情况不明,也不便发言。据逄先知、金冲及的《毛泽东传》记载:刘少奇23日晚上与苏共领导人会谈时听到了匈牙利发生暴乱的消息,即打电话报告毛泽东。从24日到31日,毛泽东连续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政治局会议和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波匈事件,并与刘少奇保持直接的电话联系。但是,讨论的具体内容目前还不得而知。 根据俄国的档案记载和师哲的回忆录,23日下午刘少奇到达莫斯科。赫鲁晓夫对刘少奇说:匈牙利目前的局势你们完全不知道,现在也来不及征求你们的意见了,明天主席团开会,请你们参加。说完就走了。24日上午刘少奇出席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赫鲁晓夫在会上介绍了匈牙利的情况,称苏军已出动,进入了布达佩斯,社会秩序已基本上恢复。只有几个据点没有拿下来,其他问题都解决了。人民欢迎苏联红军,欢迎苏联的坦克。他希望中国同志理解,这是完全必要的步骤。赫鲁晓夫还强调,波兰是党内问题,是正确与错误的问题,而匈牙利已出现了反革命征兆,因此对匈牙利问题的处理不能跟波兰一样,希望中国同志了解。看来,赫鲁晓夫只是向中国代表团解释了一下出兵的原因,并不需要中国人对此做出评论。师哲的回忆也都没有记述刘少奇对匈牙利问题及苏联出兵的反应——很可能,刘少奇因尚未得到北京的指示,根本就没有表示任何态度。 10月24~28日匈牙利的局势变化既曲折又复杂,但无论如何到28日晚上,当苏斯洛夫从布达佩斯返回并汇报了最新情况后,苏联领导人的倾向性意见是宣布支持卡达尔和纳吉的新政府(已排除格罗和赫格居斯等),接受纳吉的宣言,同意从布达佩斯和其他占领地区撤军。同一天,驻匈苏军司令部下令制定苏军撤出布达佩斯而由匈牙利军队接管的计划。 没有人会想到,两天后风云突变,更大规模的军事干涉从天而降。但这次苏联军队要对付的已经不是街头“暴民”,而是匈牙利政府、军队和武装起来的市民了。 苏军为何杀了一个回马枪 如果说苏联第一次出兵决策完全是独自做出的话,那么在苏联第二次出兵的决策过程中,中国领导人的意见则发挥了微妙的作用。在这个问题上,中苏领导人在后来的政治论战中各执一词:中国方面强调中共“建议苏共中央不要从匈牙利撤走军队,要利用部队镇压反革命叛乱”,否则就要“犯历史的错误,给国际工人运动带来损失”。苏联方面承认当时中共确曾对苏共中央提出劝告,但劝告的内容与现在所说完全不同。(中共代表团会谈纪要,1960年9月17~20日)那么实际情况究竟如何呢? 就目前掌握的史料看,问题的大致脉络是可以说清楚的。 苏军撤出布达佩斯后突然又杀了一个回马枪,在外人看来很难理解。按照赫鲁晓夫在1957年6月全会和后来出版的回忆录中的说法,30日凌晨赫鲁晓夫离开刘少奇回家时,做出的决定是不在匈牙利使用武力。但回家后看到匈牙利局势恶化的新情报,经召开主席团会议讨论,一致决定再次出兵干涉。为此,在31日晚刘少奇回国前,赫鲁晓夫带领整个主席团赶到机场,与刘少奇等举行会谈。令他感到意外的是,刘少奇对此完全赞同,说这也是中国方面的考虑。(赵永穆等译《苏联共产党最后一个“反党”集团》,中国社会出版社1997年版)这就是说,再次出兵的决定完全是苏联自主做出的。 中方的说法完全相反,以师哲的回忆最为详细:10月30日上午,苏方将米高扬关于匈牙利局势恶化的报告送给刘少奇看。由于一直不太了解匈牙利的情况,中共代表团看了这个报告后深感意外,整整讨论了一天。经研究提出了两种办法,一是苏军撤出布达佩斯,二是苏军采取镇压行动。由于两种办法各有利弊,大家讨论了一天也没有结果。因此,晚上刘少奇打电话请示毛泽东。毛泽东表示,可以把两种办法都向苏联提出,跟他们商量。毛倾向于进行镇压,但以为最好等反革命多暴露一些,在人民看得更清楚的时候再行动为好。当晚,应中共代表团要求,中苏领导人举行了紧急会议。刘少奇在发言时明确表示,对匈牙利的局势是不是还有挽救的机会,不要就这样放弃了,放弃了可能要犯错误。邓小平更是直截了当地提出:先要掌握住政权,不让政权落入敌人手里。苏军部队应当回到布达佩斯,坚决维护人民政权。中共的意见很清楚,匈牙利的问题不同于波兰问题,已经具有反革命的性质了,必须想办法加以挽救。但赫鲁晓夫表示非常为难,他说,出兵就意味着要对匈牙利实行全面占领,那样我们就变成征服者了。我们已经考虑过,大家都认为这样很不利,因此一致主张退让。鉴于苏方已有一致意见,中共代表团不好再说什么了。第二天(31日)晚上,刘少奇接到苏方电话,要求代表团成员提前一个小时到达飞机场,同苏方再度会谈。赫鲁晓夫一见面就告诉刘少奇,经过主席团一整天的讨论,又有了新的决定,准备在匈牙利采取进攻的方针。刘少奇表示赞同,又提出苏联出兵的前提条件一是要有匈牙利政府的邀请,二是要得到匈牙利群众的拥护。 对比俄国档案,可知师哲的回忆是准确的。这个过程表明,对苏联第二次出兵决策起关键作用的是10月30日晚毛泽东对匈牙利危机态度的转变,更准确地说,是对纳吉政府态度的转变。促使毛泽东态度突然转变的原因,刘少奇转告的米高扬30日电报是一个因素,同时也有史料显示,来自中国驻匈使馆的分析也影响了毛泽东的判断。在1959年5月5日与匈牙利党政代表团的会见中,毛泽东向明尼赫强调,匈牙利共产党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中国从他们的经验中受益不小。毛泽东说,中国的领导人对1956年的事件给予了密切关注,并指着坐在陈毅后面的郝德青(中国驻匈牙利大使)说,大使的报告和建议对于评价和处理1956年匈牙利迅速发展的局势是最有帮助的。毛追述,在那年的10月底,中国使馆报告说,反革命势力正取得越来越多的支持,并且警告说如果苏联不能成功地清算纳吉政府,资本主义在匈牙利的恢复将是不可避免的。毛泽东说,由于这个消息和来自几个东欧共产党的消息,他决定立即请赫鲁晓夫对匈牙利的修正主义者采取军事行动。 11月1日至2日,就在赫鲁晓夫、莫洛托夫等人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穿梭游说时,朱可夫迅速制定了再次攻占匈牙利的“旋风”战役计划,并得到主席团会议的批准。11月3日下午,在布达佩斯的50多名中国留学生接到通知,全部到使馆避难。当晚24时,由科涅夫元帅指挥的12个师、总兵力达10万人的驻匈苏军已经全部完成了战斗准备。莫斯科时间11月4日晨6时,口令“霹雳”下达后,全面占领匈牙利的“旋风”战役开始了。 赫鲁晓夫将中国带进了欧洲 波匈事件实际上是东欧国家长期以来积累的与苏联的矛盾,以及对斯大林模式不满的总爆发,而打开潘多拉盒子的就是苏共二十大与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 应该说,苏联在斯大林去世后便逐步走上了希望变革的道路,这是社会发展的趋势和要求。国内的社会压力和国际的紧张局势交织在一起,使几乎所有的苏联领导人都看到了改变现状的紧迫性。在斯大林弥留之际召开的苏联最高机构联席会议及其迫不及待的人事变动,充分说明了苏联未来领导人想要摆脱斯大林阴影的心态。尽管由于党内继承权斗争接连不断,使某些改革措施没有展开,但当这种斗争趋于平静以后,克里姆林宫新主人感到改革已是当务之急,而改革的前提是对斯大林模式的重新认识,这就是苏共二十大和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必然出现的理论基础和现实要求。 然而,保守势力的存在,以及赫鲁晓夫本人的特性(性格暴躁多变,文化素养不高,缺乏政治经验)造成了这次改革的盲目性、随意性、急躁性和不彻底性,其政治上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处理斯大林问题的不慎重、不稳妥的方式。对斯大林的公开批判,在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引起强烈反响,一方面推动了东欧各国,尤其是波兰和匈牙利的改革进程,一方面也在共产党世界引起了困惑、不满和动荡。 在这样的背景下,赫鲁晓夫在处理东欧问题时便陷入了二律背反的两难境地。推行政治和经济改革的路线,必然要求苏联在东欧国家解放和起用过去受到打击和压制的“非斯大林分子”,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社会主义阵营步调一致。但是,所有这些东欧国家的新领导人同时又代表了一股反对和摆脱苏联控制的力量——这也是社会和民众的呼声,其结果必然导致社会主义阵营松散,构成对苏联安全的威胁。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情况,就是苏联领导层内部的分歧和斗争,以赫鲁晓夫为首的变革力量和以莫洛托夫为首的保守力量在政治路线上各有主张,而在保障国家安全方面却是利益一致的。尽管赫鲁晓夫和米高扬倾向于和平解决匈牙利危机,但面对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安全受到的威胁,他们也无法承担党内分裂的风险。所有这些因素造成了苏联处理波兰和匈牙利危机时表现出来的犹豫不决、前后矛盾的状况,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莫斯科需要北京的支持和帮助。 恰如毛泽东所说,对于苏共二十大,中国既支持赫鲁晓夫揭开了斯大林这个“盖子”,又担心批判斯大林的方式造成社会主义阵营的动荡甚至瓦解。由此出发,在处理波匈危机时,中共始终坚持了两个原则:一方面是借批评斯大林的东风,强调在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中实行独立平等的原则,联合东欧国家一起扫除苏联的大国主义和大党作风——对波兰危机的处理特别突出地表现了这个原则。另一个方面是调和苏东关系,强调社会主义阵营的统一、团结和稳定,坚决排斥和打击一切有可能背离社会主义道路的措施和倾向——对匈牙利危机的处理最明显地表现出这个原则。 在波匈事件中,与其说中国帮助苏联解决了危机,不如说毛泽东通过处理危机达到了自己的目标——既批判了莫斯科的大国主义,又保持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正是因此,波匈事件后中国在苏联和东欧国家中的影响进一步扩大,声望也显著提高。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笔者赞同有些学者提出的这样一种看法——在处理1956年秋天的危机中,赫鲁晓夫最关键的行动之一,是将中国带进了欧洲。 《同舟共进》201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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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评在今年的辛亥革命纪念中,清王朝与民国的主权连续性问题各种相关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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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冠夫先生,一九三六年出生,浙江永嘉人。一九五七年就读于复旦大学中文系本科,一九六六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研究生班,师从刘大杰、朱东润、蒋天枢等先生。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中国红楼梦学会副会长。二零一六年11月因病在北京辞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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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年代,制度和管理模式的选择所受现实的限制都是很“硬”的,本文集中关注了制度和管理模式受到劳动力相对价格低下,以及由此决定的社会矛盾对抗性和民众中间蕴藏的政治反抗能量之间的限制和因应关系,初步追溯了扁平化管理的现实基础。少数精英阶层与大众之间的矛盾性质以及制度稳定性问题,被毛泽东看成是理解中国社会的关键线索,革命年代的管理经验、现实的矛盾和和未来的制度演变趋势,都曾经是毛泽东作出重大决断的依据,本文把这三个时间段落结合起来,作了一个初步的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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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地震时,我正在东京的街道上。地面大幅度地摇晃,周围的建筑物也在晃动,而且持续时间相当长。这是未曾有过的体验,让人感觉到有大事发生。我第一时间想到的,是死者超过五千人的阪神大地震(一九九五年)。那次地震,我并没有直接经历,但那里是自己的家乡,而且是近亲们居住的地方,因此,我马上赶赴现场。楼房一片片坍塌了,我步行在瓦砾成山的道路上。
然而我们知道,这次地震的受害规模是阪神大地震所无法比拟的。因为,横跨几百公里的海岸线一带受到海啸冲击,还包括核电站的危险。而两者的不同还不仅仅是这些。阪神大地震完全是突如其来的,除了少数专家以外,人们做梦也没有想到这里会发生地震。但是,这次地震却早已预测到了。东北地区的地震和海啸,历史上已有记录,近年来更常常发出警告。进而,早在这之前人们便对核电站表示过激烈的反对、批判甚至警告。只是,地震的规模远远超过了事先的预估。不过需要指出,此次规模的地震其实也并非无法预测,而是有意回避了做出这样的预测。
还有另一点不同。阪神大地震的发生,乃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泡沫经济终结而开始出现萧条、但人们依然没能承认这一现实的时期里。因而,地震成了日本经济没落的一个象征。不过,不久大家就忘记了这一点,而继续朝着“日本第一”的时代终将重新到来的方向走去。在日本,全面接受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实际上也正是在那次地震之后,借口就是由此可以重振日本的经济。
但在这次地震之前的日本,毋宁说经济上的衰落感已然广泛地蔓延开来。随着少子化、老龄化程度的增高,玫瑰色的希望已经黯然失色。主流媒体上虽然仍有强调大国日本将复活的媒体人之毫无内容和根据的说法在蔓延,但真正打动人心的是接受缓慢增长的现实与预测而试图建立起新的经济和市民社会的那些意见。从这个意义上讲,此次地震并没有那种突如其来的感觉,相反,将会彻底强化上述那样一种倾向。换言之,阪神大地震时人们忽视了的问题,这回得到了再一次确认。
阪神大地震印象最深刻的,是失掉家园的老人们意外地表现出坦然平静的态度。我们曾经在战后一片烧焦的荒野上迈出第一步,这回也一样,从零开始就是了。另外,所谓“饱食时代”成长起来的一大批年轻人,他们为了从事义工活动而从全国各地聚集到灾区来,而且构筑起相互扶助的共同体。这样的图景并非日本所特有。我听说,近年在中国四川大地震中也出现了同样的现象。这种共同体,乃是在传统的共同体消灭之后被建立起来的。
索妮特(Rebecca Solnit)的《灾难乌托邦》(A Paradise Built in Hell)一书,在考察了旧金山大地震(一九○六年)以来种种灾害的例证之后得出结论说:“灾害过程会带来特殊的共同体。”一般情况下,人们相信当秩序消失之际会出现霍布斯所谓人人都是一匹狼那样的自然状态,因而,国家成为必不可少的。但实际上,那些在国家秩序下互相恐惧的人们,在灾难的无秩序状态中却可以创造出与国家秩序不同的自然生长的秩序和相互扶助的共同体。
阪神大地震之后所诞生的,正是这样一种共同体。不过,这里有着日本特殊的历史语境。这便是,地震所带来的一片废墟强烈地唤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那种精神状态。这时,人们会回想起战争以及最终走向战争的日本近代历史。然而,灾难后的“天国乐园”并没有持续多久。与此同时,战争的记忆也渐渐消失了。
伴随着正常秩序的恢复,将阪神大地震的震灾视为商业机会而图谋经济的复苏,这样的潮流占了主导地位。而且,进一步推动了新自由主义的小泉首相,甚至不惜践踏禁止战争的战后宪法,强行实施向伊拉克派遣自卫队。然而,这带来的依然是经济萧条和贫富差距的扩大。结果,代替一党长期执政的自民党,民主党取得了政权。不过,新政权并未能迈向新的方向。
这时,发生了此次地震。它不单单唤起了战后一片焦土的记忆,核电站的事故更令人们不禁想起广岛和长崎。战后的日本人,不仅对核武器,就是对一般的核能亦抱有过度的敏感。不用说,对核能发电的排斥是相当强烈的。尽管如此,核能发电得到肯定和推进,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的石油危机之后。核能发电对经济的发展不可或缺、还有利于减碳环保,前前后后这样的宣传推广不曾间断。这次核电站事故则暴露出,上述企业和政府的行为乃是犯罪性的欺骗。
日本人在战后的一片废墟上,应该是有过对近代以来所走道路的反省的。近代日本为了对抗西方列强,曾追求过军事大国的目标。因战败而破产之后,则又开始追求“经济大国”。而这次地震,却生动传神地展现了其终极的破产。即使没有发生地震,恐怕也将会破产的。实际上,破产的不仅仅是日本经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就陷入了深刻的不景气,那以后,始终也未能克服一般利润率的低下。资本试图一方面加强全球金融投资,另一方面通过对以往的“第三世界”地区进行产业投资而找到活路。但是,前者以雷曼兄弟公司危机而宣告了破产,后者呢,中国、印度、巴西等国的高速增长还在持续,不过,恐怕也维持不了多久的。劳动工资的上涨,消费在不断地攀高,使之无可避免。
因此,世界资本主义在未来二三十年中恐怕会难以再维系下去了。然而,资本主义的终结,并非人类生活的结束。在没有资本主义经济增长和竞争的状况下,人们也能够生存。或者不如说,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人才能真正“活着”。当然,资本主义经济不可能这么简单地终结。为了负隅顽抗,各大国之间将围绕资源和市场你争我夺。但是我想,日本人不应该再次选择这样的道路。人们可能会想,如果没有这次地震,日本人会继续追求“大国”的目标而进行无意味的挣扎吧,然而,这种事情已然是没有指望的,也不应该这样考虑。地震所带来的并非日本的破灭,而是新生。或许,人们只有在废墟之上才能获得走向新生之路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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柄谷行人,享誉国际的日本当代著名理论批评家。1941年生于日本兵库县尼崎市。就读于东京大学经济学本科和英文科硕士课程。曾任教日本国学院大学、法政大学和近畿大学,长期担任美国耶鲁大学东亚系和哥伦比亚大学比较文学客座教授。2006年荣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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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德国著名马恩著作编辑学家、MEGA编辑促进协会主席罗尔夫·黑克尔教授系列讲座“《资本论》的产生、编辑及传播史”的第四讲,介绍了从莫斯特、考茨基、梁赞诺夫至莫斯科马列研究院的各版《资本论》通俗版、普及版的编辑过程和主要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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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大会模式为在现代世界建立某种真正的民主开辟了一条道路,普通人可以就重要或带根本性的政治事务展开严肃深刻的商议,并在搜集证据、听取专家意见的基础上作出决策;人民本身而非特殊利益集团可以控制提议或议程设置过程。公民大会体现了直接民主的两个核心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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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美国政府主导研发的ARPAnet早在1968年就已经建成,中国建设互联网的努力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中国仍然面临着诸多封锁和技术进口限制,发展互联网并非一件易事,所幸的是,在国际科研机构和科学家的共同努力下,最终促使中国成功地接入世界互联网。本文主要对中国进入互联网的那段历史做一简要回顾。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已经做了很多这方面的努力,并且得到了很多国际科研机构的帮助。2007年9月,中国互联网协会理事长胡启恒在德国参加中国第一封电子邮件20周年纪念会议时,在其演讲中,首先着重指出了这些建立中国互联网的早期努力。(http://www.hpi.uni-potsdam.de/fileadm ... _HU_Internet_in_China.pdf)1980年3月,在中国信息产业相关的11部委的努力下,在香港建成了一个国际在线信息检索终端,随后向国内科研机构提供服务。1982年12月中,计算机应用信息研究所在北京通过传真线设立了一个国际在线检索终端。通过租用的卫星线路,这条线链接到TYMNET或TELENET,并最终与美国的ARPANET相连,最终进入到DIALOG数据库系统。1983年10月,前信息研究所(现科技信息研究所)通过国际商业卫星连接到欧洲航天局的信息检索系统,并通过意大利的PDN连接到美国的公共数据网络(Public Data Network)。后来信息研究所成功地与不同国家的十二个主要公共信息服务系统建立了连接。据不完全统计,到1985年末,中国已经建立了超过50个国际在线信息检索终端。中国互联网的成功建立得益于科学界的国际合作。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与西欧核子研究中心(European Organization for Nucleus Research ,CERN),建立了ALEPH项目组。CERN在互联网的发展历史上极为重要。1989年,该中心的蒂姆·伯纳-李(Tim Berners-Lee)发明了万维网(world-wide-web,简称WWW),并且逐步取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成为最主要的互联网服务器应用模式,并且促成了互联网的统一。更重要的是,在蒂姆•李的游说(历时18个月)下,CERN于1994年4月30日宣布,根据修正的GPL(General Public License)公开www的协议和源代码,任何人都可以永远免费利用它编写服务器或浏览器程序,可以用于商业目的或者继续公开,并且没有任何附加条件。这是一份关键性的声明,使得互联网的基础应用架构成为开源性质,此举最大地遏制了互联网技术开发陷入知识产权纠纷,使互联网免于分裂。高能所与CERN的学术联系,也让他们后来能够得天独厚地开发中国第一个WWW浏览器。当时,项目合作要求双方能够进行快速有效的沟通联系,因此在两家机构的电脑之间建立连接就迫在眉睫。1984年7月1日,高能物理研究所利用微波使其分时终端机(Time-Sharing terminal (TST))连接到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的M-160,从而使其分时终端机成为那台M-160的远程终端。这样做主要是由于高能物理研究所的电脑不具备大规模拨号的能力。1987年3月27日,高能物理研究所的M-160远程终端移交给信息控制研究所,并成功地建立了与CERN的远程连接。1990年,高能物理所进入中国公共分组交换数据网(CNPAC),从而经过CNPAC与西欧核子研究中心实现计算机通讯。1993年,高能物理所开通了与美国SLAC的64K比特的高速计算机通讯专线,从而通过DECnet与美国各大实验室相连。1994年,高能物理所正式进入互联网(Internet),并建立了中国第一个WWW服务器,成为中国第一个进入国际互联网的计算机网络。1986年8月25日,高能物理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使用北京信息控制研究所的一台IBM电脑,通过TELEPAC网络登录到CERN的中心服务器上,并给ALEPH项目组组长Stemberg教授发送了一封电子邮件。这封电子邮件就是时任高能物理所ALEPH组组长的吴为民发出的。20年后,吴为民在《科学时报》上发文,回忆了这段往事(吴为民,《究竟是谁发出的中国第一封电子邮件》,科学时报2006年2月20日)。后来出现了关于中国第一封电子邮件的争论。现在,CNNIC官方发布的互联网大事记中,以1987年9月20日成功发往德国卡尔斯鲁大学以及美国、爱尔兰的电子邮件为中国互联网历史上的第一封电子邮件。(现在有些报道采用的是9月14日,并认为第一封邮件在网络上跑了七天,这是不正确的也不符合现实。邮件的确是9月14日写成并发送,但当时由于存在小漏洞,无法成功发出,9月20日修复漏洞后成功发出。)2月22日,中国社科院闵大洪注意到了吴为民的文章,并于博客上发表文章《中国第一封电子邮件是何人发出的?》,专门探讨了这段争论。当时在德国波茨坦大学的李南君,是Zorn教授的博士生,他注意到了这个争论,并与闵大洪取得联系。同时,针对这个问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详尽地说明了这个过程,采用了很多一手资料,很有价值。(李南君,Werner Zorn,中国接入互联网的早期工作回顾,http://media.people.com.cn/GB/40628/5076637.html)。文中也提到了吴为民等人的工作,"这种远程终端模式在当时也被其他单位采用: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所的吴为民先生于1986年8月25日,在北京710所的IBM-PC机上远程登录到西欧核子研究中心,并收发了邮件,时间比ICA远程登录到卡尔斯鲁大学还早一天"。 因此,之前所有的电子邮件联系,均是使用远程登录方面,通过国外邮件服务器所实现的,1987年9月20日的电子邮件,这是真正意义上从中国所设立的邮件服务器上发出的第一封。实际上,无论是谁发出了中国第一封电子邮件,不容忽视的是,中国进入国际互联网得益于很多人的努力。胡启恒2007年在德国的的会上发言中,在强调Zorn教授和王运丰教授的工作与贡献时,同样强调高能物理研究所的贡献。这一点在Steven Wolff的认可信中,也得到了作证。美国科学基金会Steven Wolff给中国的认可信,包括了对CSNET和BITNET的接入,而中国与BITNET的连接,正是通过高能物理研究说与美国斯坦福大学完成的。20世纪80年代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还很恶劣,计算机在美国对华贸易的禁售名单内,西欧也受巴黎统筹委员会("巴统")限制,很多器材和高端设备不能出口中国,但西门子计算机不在此列。因此,世界银行从"中国大学发展计划2"(Chinese University Development Project II)中划拨了1.45亿美元,帮助中国进口了19台西门子BS2000大型计算机。1983年,Zorn教授出席了在北京的第一届CASCO会议(西门子计算机用户研讨会),在会上与王运丰教授相识,对计算机问题都很感兴趣,双方建立了学术联系。王运丰教授,1938年留学德国,1952年回国参加建设,1978年后致力于中德科技交流,1987年被德国总统授予"联邦大十字勋章"。同样是出于促进双方更有效的交流,两人开始探讨建立计算机网络联系的可能性,为此,王运丰教授提议成立了中国兵器工业计算机应用技术研究所(Institute for Computer Application, ICA)。需要注意的是,德国在1984年才与美国CSNET(美国计算机科学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支持建立的,后来互联网的主干之一)建立连接的。1983年,Werner Zorn教授给CSNET的创始人之一Lawrence Landweber,希望德国能够与CSNET建立连接。20世纪90年代,Lawrence Landweber担任了2年国际互联网协会(Internet Society)主席职务,其前任是TCP/IP协议发明人之一Vincent Cerf。1984年,Landweber向TCP/IP协议发明人另一发明人Bob Kahn申请向其他国家开放CSNET(包括DARPAnet)的许可,并获批准。随后,德国等措恩领导科研小组在建立了西德与CSNET的一个连接、并发送了德国的第一封电子邮件,这个连接点就卡尔斯鲁大学。1986年或1987年前后,Landweber不断收到来自德国国家网络(German National Network,DFN)的信息,要求CSNET断开与卡尔斯鲁大学的连接,转而直接与DFN建立连接。但CSNET采用的是TCP/IP架构,而DFN全力支持开放系统互联(Open Systems Interconnection),两者之间存在标准之争。一方面Werner Zorn支持TCP/IP架构,另一方面更是出于对Zorn教授的完全信任,Landweber拒绝了德国国家网络的要求。Landweber的坚持意义重大,这在实质意义上使卡尔斯鲁大学成为CSNET在德国的中枢。理解了这个背景,更有助于我们体会到1987年中国发往卡尔斯鲁大学电子邮件的关键意义,理解"越过长城,走向世界"的真正内涵。随后,Zorn教授从德国为项目申请到专项经费,加速了项目的进程。王运丰教授与Zorn教授的联手合作下,尤其是在双方项目组的共同努力下。1987年9月准备基本完成。9月14日,双方共同起草了一封由英、德双语写成的电子邮件,"This is the First Electronic Mail from China to Germany"(这是第一封中国到德国的电子邮件),邮件内容是:"Across the Great Wall we can reach every corner in the world"(越过长城,我们可以到达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也就是后来知名的"越过长城,走向世界"的邮件。在该邮件上署名的除了王运丰、措恩教授,还有11个中德双方参与工作的人员,包括计算机应用技术研究所李澄炯所长。但由于系统小漏洞,存在一个死循环,没有发送成功。6天后,问题修复,9月20日,第一封电子邮件成功发出,这封邮件除了到达德国卡尔斯鲁大学外,随后到了美国和爱尔兰。1987年9月20日,中国向世界发出第一封电子邮件。中国互联网时代的大门开启了。11987年9月25日,英文版的中国日报刊登了这一消息:"中国与世界10000个大学、研究所和计算机厂家建立了计算机连接。这个连接通过北京与卡尔斯鲁的两台西门子计算机实现。王运丰教授(中国国家科委电子信息与技术顾问)把这一成果描述为中国大学和研究所与世界计算机网络一体化的技术突破,在卡尔斯鲁大学教授维纳•措恩指导下完成,技术团体由来自北京计算机应用研究所、卡尔斯鲁大学、西门子公司和美国的科学家们组成" 。1987年11月,中国代表团应邀参加在普林斯顿举行的第六届国际网络工作组会议。会议期间,11月8日,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的主任斯特芬•沃尔夫(Stephen Wolff)表达了对中国接入国际计算机网络的欢迎,并将Stephen Wolff博士签署的认可信,转交给了中方代表杨楚泉先生。这是一份正式的、对中国加入CSNET和BITNET(美国大学网)的"政治性的"认可。随后,王运丰教授与Zorn教授着手让中国实现全功能接入互联网。1990年10月,王运丰教授在卡尔斯鲁大学与措恩教授商讨了中国网络的应用,尤其是中国计算机科技网(CANET)和中国申请国际域名的问题。王运丰教授提出用申请".CN"作为中国的国家域名。由于当时中国独立申请域名和管理域名服务器的难度很大,基于对Zorn教授的充分信任,王运丰提出让Zorn教授代理注册中国国家域名,并由卡尔斯鲁大学负责维护".CN"域名服务器的维护。此时,计算机应用技术研究所指派钱天白工程师负责具体事宜。10月19日,措恩教授向国际互联网信息中心(Internet's Network Information Center, InterNIC)发出了".CN"的预约,询问是否有空缺。11月26日,措恩正式在国际互联网信息中心为CANET申请了".CN"顶级域名。他在"管理联系"一目中填上计算机应用技术研究所的地址和钱天白的名字,而"技术联系"一目中填写的是卡尔斯鲁大学计算机系。12月2日,Zorn教授把申请信和相关附件转发给了钱天白。12月3日,措恩教授收到了的通知,".CN"域名申请得到了批准,并且在Karlsrushe大学建立了.cn域名服务器。1991年1月3日,措恩教授派出三人专家小组去计算机应用技术研究所。专家组中的米歇尔•罗特(Michael Rotert)建立了地区域名解析服务器(local DNS)并更新了CSNET/PMDF的相关软件;另一名成员兰肯(Nikolaus von der Lancken)帮助中国建立了局域网。1994年,中国国家域名".CN"服务器由卡尔斯鲁大学移交到中国,中国随后实现了互联网的全功能连接。2009年9月14日,在中国首届网民文化节上,中国互联网协会理事长胡启恒代表中国互联网社区授予Zorn教授"中国荣誉网民"称号,以表达对Zorn为中国进入世界互联网所做贡献的敬意。实际上,除了关于吴为民与王运丰谁是中国第一封电子邮件发送者的争论外,在海外还有另外一则争论,这则争论最终重新发现了Zorn教授和王运丰当年所做的大量工作和贡献。中国早期的互联网发展,主要是基于科研合作与交流的需要,大部分人都没有想到后来互联网对社会和人类生活产生的如此重大的影响,因此早期的很多档案资料在中国并没有保存下来。因此,在中国,长期以来关于Zorn教授与王运丰教授的合作,一直鲜为人知,各方面的报道也忽视了他们的贡献。2004年,《计算机业余爱好者》(The Amateur Computerist)两位编辑注意到了这个现象,在中国的公开资料中,很少提及了Zorn教授与王运丰教授的工作。在当时的CNNIC网站上公布的互联网大事记中,关于第一封电子邮件的很多工作归功于钱天白工程师。但实际上,钱天白并不在第一封电子邮件中的13位署名的名单中,这令他们很惊讶。为此,他们特地采访了Werner Zorn教授。所幸,Zorn教授保留了所有的中英德资料,包括第一封电子邮件原件和技术资料,这些资料对于了解中国早期互联网历史极为珍贵。后来,他们运用这些档案资料,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对Zorn教授与王运丰教授的工作做了可信的发掘和评价。2005年11月,Zorn教授应邀参加了在突尼斯举行的信息社会高峰论坛的分论坛。在论坛上,Zorn教授讲述了中国第一封电子邮件的故事。当时,互联网协会主席胡启恒正好在场,她表示回国后将调查中国版本为什么与Zorn教授所讲述的不同。18个月之后,中国CNNIC官方公布的互联网大事记对此事的表述做了修改,肯定了Zorn和王运丰教授所做的工作与贡献。因此,在2007年9月18日和19日,在Zorn教授和胡启恒的召集下,在德国举行了中国第一封电子邮件20周年的纪念会。当时所涉及到的德国、美国、爱尔兰等国的人员大部分到场,还有当时参与其中的中国老人,包括当时提供设备、技术支持的人,这些亲历者又讲述了很多背后的故事。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1987年第一封电子邮件连接的许可问题。在中国,众所周知的是第一封电子邮件发送时,CSNET仅仅是非正式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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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晖的学术争议事件已经延烧两岸,两份各有多位学者列名的联署书加上素有自由开放色彩的大陆媒体热切报导与网络知识分子的犀利攻防,这些言论的交锋引发无限猜测和联想,也搅动从意识形态到学术专业到政治定位的各种暗流激荡。 自从我参与联署后,不少大陆朋友都表达好奇、疑惑不解或甚至质疑;由于每个人参与联署可能都是出自于一些非常不一样的、建基于不同背景经验的考虑,我决定还是站出来说明我的想法。 我个人参与联署声援汪晖,主要是「回应」某些学术人士联署要求清华大学成立调查小组的这个举动。我的经验告诉我,那种动作因为有集体的态势,更有大众媒体的管道发布,其实会形成一种强大的舆论压力,也带来妖魔化的定罪效果,在还没有查清楚事情、当事人也还没有说话之前,就已经使群众觉得这个人一定做了那些被指控的坏事,以致于有这么多学者集体要校方快速采取调查的动作。这种因为集体和媒体所形成的情绪效应和个别媒体无关,而是集体态势和媒体聚焦本身就会产生这种效应,而当这样的阵仗针对的是一位过去被争议的学者时,中间所牵涉到的力道就更为复杂,也就更须要谨慎对待。 2003年我个人就面对过类似的动作。台湾的11个保守宗教团体集体出手,配合着政治作秀的民意代表,大动作召开记者会,将我的学术研究描绘成散播猥亵。这个集体的动作和电视与报纸媒体显着报导聚焦的加温,立刻激化了舆论和观感,使得我所属的大学机构感受极大的污名压力要处理我,在这种只有单一观点和声音的情况下,另外一些学者和团体发言来形成论述上一种平衡的力量是绝对必要的。就像这次的汪晖事件一样,抄袭与否都还在辩论过程中,没有定论,如果祇有一方提出大学行政机构应该严办介入的声音在媒体中放送,这是非常不利开阔的讨论和厘清的。当年我面对类似情况时,全球35个国家的知名学者、专业团体与人士约两千多人都联署声援我,就是用另一种公评来挡住妖魔化所形成的单向氛围。这次有关汪晖的平衡联署因此并非「包庇」汪晖,而是撑开社会讨论的空间,不要让隐然的预先定罪封闭了开拓议题的机会。 有人质疑我为何联署「诬指」媒体是有计划地蓄意攻击汪晖,这也需要一些说明。联署书提到organized media attack时,我并没有理解为媒体有计划蓄意攻击汪晖,因为这不是organized media attack的意思。我的英文背景告诉我,organized media attack指的是有组织的「透过媒体」指控汪晖。如果说这句话改成media organized attack,那就是媒体本身有组织地攻击汪晖。Organized media attack和media organized attack是不同的,前者的组织主体不是媒体,而是「透过媒体」来发动的有组织攻击。而所谓organized或有组织地,我也没想得那么复杂:就像我现在参与的这个联署也是有组织的一样,「有组织」意味着不是个别散乱的,但不一定是阴谋。也许联署书的措词会引起误解,参与联署的人也不见得都同意所有的用字与细节,但是大方向是同意的,那就是企图藉这个联署来平衡因为集体表态和媒体报导所形成的舆论压力。 除了想要平衡那种舆论压力之外,我对直接诉求清华大学进行调查也觉得忧心,因为这个动作把一个「事件」简化成为一个「案件」,最终要求的只是一个简单的是非有无而已,而且是诉求一个行政阶层体制来判定是非对错。如果批判汪晖的人真的如他们所言,急切关心中国学界长期广泛存在的抄袭问题,那么真正应该要做的,是更积极的借着这个事件来深化对于学术引用的检视和认知,并且对学术成规、学术实践、学术判断等等议题进行更多反思批判,藉此敦促各方学子和学者都更深刻的认识自己的学术和文化脉络以及其中的权威权力操作。我自己的学习和教学经验告诉我,学术资料的引用和使用是一门需要持续学习练习的专业绝活,因此,想要杜绝抄袭恐怕并非严惩重罚可以达到。何谓抄袭或者引文方式等学术规范问题并不是简单问题,也不像有些人想象的那样已经有定论或「普世价值」,我自己曾建立一个写作网站,为大学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学术引用提供了一些简单引导,也针对学术抄袭搜集了相关资料,在网站宗旨之下,中央大学哲研所教授宁应斌和我自己也针对论文写作写了两篇文章,内中有提到原本是英美学术的论文写作模式现在占据了普世标准的位置。但是由于网站性质是帮助学生写作,所以并没有针对学术写作或引用规范的背后政治,做出完整的阐述,仅约略指出「引文」规范问题本来就涉及学术殖民主义以及学术理论派别与政治等等基本问题。我的同事与好友丁乃非也曾谈到,中国论说文章写作习惯中对敌对论点的含蓄呈现,以及中文写作以「综述」为主要论证模式的习惯,都和英美专业学术论文的捉对厮杀、敌我分明的写作方式有别。换句话说,引文的格式与引文的规范都是很复杂与政治性的问题,与其所座落的文化脉络和专业发展有关,这些都不是简单的调查可以解决的问题。 抄袭是一个严重的罪名,也是一个可能需要很多时间和精力来确认厘清的事情,不适合要求快刀斩乱麻。王彬彬既然已经提出了他所认为的抄袭证据,另外一些学者也据此做了响应,那么接下来就应该是另一波的讨论,针对这两组不同的证据来继续对话检视,也藉此扩散对于学术引用的认知。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不管这件事情未来如何结局,就算证明汪晖清白,这段时间的污名煎熬和情绪对立也已经形成了另外一些沈淀和内伤,这不是水落石出可以轻易逆转的。这也是我对具有高度象征意义和严重后果的集体控诉模式有所保留的另一个原因。 有人认为汪晖抄袭的证据很明显,找到了就如获至宝,直接诉诸公众;但是即使看来铁证如山,也可能根本经不起考验。我自己从1990年代末期在学术网络上建立了「社会性别」(gender)与「社会性」(sexuality)的研究资料库,多年来持续收集相关资料,但是非学术的保守宗教团体却在十年后刻意提出检举,直接把所谓「证据」展现给大众媒体与民意代表,2001年援交网页事件经过媒体喧腾和对我的妖魔化,最终交给学术界裁判,并被认定是学术言论自由涵盖的范围,对方没有得逞,但是媒体的耸动渲染已经使各方对我形成特定负面印象。2003年人兽交网页事件再度掀起,对方更在大众媒体造势后直接诉诸司法,虽然最终的司法审判也认定保障学术言论自由,判我无罪定谳,但是对我的伤害已经造成。在两个案件中,对方都是以媒体舆论带动民意压力,要求学校与教育部「处理」,也因为接连两个事件中媒体舆论的排山倒海压力,使得学校与教育部后来都无力插手,我必须独力面对司法。对于一般人或起诉的检察官而言,像人兽交网页这个案件的「证据」似乎是清楚明显的,铁证如山的,因为确实可以透过我的网页层层连结最终连到人兽交的图片。可是事情的真相和意义又远比眼睛看到的复杂:孤立的取出一件证物呈现,而略过其所座落的更大学术脉络与相关的学术意义,就根本无法处理这类学术议题。 还有人认为汪晖应该尽快出来回应抄袭的指控。但是学术界和大众媒体所在的热闹激情世界不同,后者的逻辑是:某甲向某乙叫板,然后捉对厮杀,大家围观看热闹。可是在学术领域中,被批评者没有义务一定要迅速回应批评;相反的,所有的批评都可以提供大家公评,旁人或后人也会加入批评与回应的行列,因为学术假定了对事不对人,所有的论点都是可以公评的。在我的学术生涯中,不知有多少人对我的写作和论点提出零星或全盘的挑战或质疑,我没有理会绝大多数的挑战,有时是因为那些挑战涉及整个知识体系与价值选择,自己一时很难回应,可能成为我余生学习研究的问题意识或者有别人更有能力回应这类挑战;有时则是因为我自觉不必为了他们的误读误解与情绪批评来浪费我的时间。对于这类的事情,影响我最大的是两段关于马克思的往事。马克思曾被怀疑引文的正确性,当时指控者也是义正词严、振振有辞的,这件事情后来变成「大学教授们所发动的整个这场攻击,在两大国持续二十年之久」(这是引自《资本论》第四版序言的),结果当然是一场闹剧。另一件事则是马克思曾花费近一年的宝贵时间精力,写了一本与他人论战缠斗、但是现在看来价值不大的《福格特先生》,这都是让后代扼腕的事情。现在很不幸的,汪晖事件变成了媒体与政治事件,形成了当事人一定要出来表态答辩的压力,如果当事人不出来亲自表态答辩,就好像不负责任或心虚等等,但是这其实并不是学术界的逻辑。 我希望汪晖事件可以回归到原点,例如,讨论写作当时中文论文写作的引用规范到底为何,以及汪晖的写作模式在这样的规范之下会被认定为何。学术论着是否抄袭,理应在学术刊物、学术圈里用专业知识语言以完整论文著述,不但把证据呈现出来,而且进行分析,不刻意忽略对作者可能有利的诠释,这就是诉诸学界的公评。在这里,不但会牵涉到中国的学术氛围;出于汪晖的国际地位,也势必遭遇国际的公评。不过这倒不见得是什么殖民主义的介入,就如同我的同事丁乃非提醒过的,对中国长久以来论说文的写作习惯与成规的适当认知,或许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到:(例如)坚持某些清晰对立的引用方式,恐怕也和源自西方的学术专业实践有一定程度的关连。 事到如今,有关学术成规的严肃讨论才要开始,在这个对中国学界十分重要的工作上,我倒是期待汪晖能用自己的例子来做出具体的贡献。不同的社会脉络当然有不同的力道分布和操作原则,中国学界要怎样走出自己的学术道路和规范,这恐怕需要大家一起协力合作才能达成。 (2010.7.20) 作者系台湾中央大学 文学与文化讲座教授 《论文写作网站》 http://sex.ncu.edu.tw/papers/index.htm 《反智慧财产权》http://intermargins.net/intermargins/ ... lectualProperty/index.htm 《动物恋网页事件》http://sex.ncu.edu.tw/animal-love/animal-love_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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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毛泽东[①]
一、问题的界定和意义
《耶鲁法学杂志》2005年春季号刊登了纽约大学法学院教授弗兰克·阿帕汉(Frank Upham)的一个长达44页的书评,[②]评论我的《送法下乡》。[③]在认真理解并给与了高度评价的同时,阿帕汉教授对他认为的书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批评。批评主要有两点,一是“不加批评地接受了单线进化版的现代化理论”;[④]但“最大的问题”则是在书中“看不见政治和政治权力”,[⑤]仔细读来其实是批评我没有展示并辨析中国共产党对法院工作的干预和影响,法院在涉及党的或有党的背景的机构、人员的案件中具体行动,以及基层法院在社会冲突中的一般角色等等。
坦白地说,我的著作屡屡揭示了当代中国政治,特别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对司法的影响,包括党组织对某些案件的干预。特别显著的是第一编,我分别从宏观、中观和微观制度层面讨论了政治,包括中国共产党的社会改革政策对司法制度的各类影响。第一章“为什么送法下乡”,通过一个案例,把司法制度在中国基层社会延伸视为民族国家的权力向下延伸;第二章“法院行政管理制度”分析了法院内的行政管理和组织结构如何干预了司法的运作;第三章“审判委员会制度”则分析了这一制度的诸多功能,其中包括了各种政治的功能,防止腐败、统一法律适用、有限度地抵制包括地方党委在内的各种地方政治的不恰当的干预和影响,以及运用法院的社会关系在一定限度内克服因其他制度的缺失而带来的司法判决的执行难等等。在其他各章,例如第七章有关一个通奸/强奸案的分析,第十章中有关“复转军人进法院”的分析,以及最后关于社会调查中的权力流变,也都有大量的有关司法与政治的分析。我的这些分析肯定还不够全面、不够深入;我也没有事先征求阿帕汉教授或其他外国教授关心哪些“政治”问题,即使征求了,也不可能在一本书中满足他们的各种甚至可能是相互冲突的预期;此外,在西方学术语境中,“政治”这个范畴涵盖面太广,而主要面对中国读者,作者是有而且应当有特权的,有所不为,方能有所为,我的标准是,这些“政治”对于本书的基本命题是否重要、是否有学理的意义。有鉴于这些考量和自身的学术能力,本书对政治问题的关注和分析未能达到阿帕汉教授的预期是必然的,但若是说此书中“看不见政治和政治权力”却至少是言过其实的。
这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无论如何声称,其实每个比较清醒的写者写作时心中都会有一个明确的或未言明的预期读者群,并且这个读者群一定会制约他的写作和表达。没有为了全民的写作,也没有完全私人的写作。即使是最个体化、个性化的写作,只要作者还是打算让人看,这就是一个社会行动。哪怕是足不出户,写作过程也始终是一个社会互动的过程。只是当作者全力顾及他或她自己心目中的读者群时,有时就很难兼顾那些未注册的读者;他或她的写作一定会省略相当数量对于预期读者完全没有必要的背景知识。这两个读者群有时也许会重叠;但更多时候两者之间文化背景跨度或差异很大,这时作者就会遇到学术交流上的“麻烦”。这不是说未注册的读者就不可以质疑了。完全可以,因为作品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只是这时对作品的批评已经与作者无关,而只与批评者自己有关。鉴于《送法下乡》主要是针对中国读者的。而阿帕汉是一位我未曾有幸谋面的美国法学院教授;他之前的研究领域——与该书相关的——主要是日本;他曾访问过中国数日,却不曾对中国社会有过第一手的研究;甚至,在书评中,他也没有提出任何其他有意义的同类经验研究,细致入微地展示中国基层司法制度运作中的“政治”,而更多是展开了他的合理想象和推论。[⑥]显然,他与我的预期读者背景文化差距很大。
尽管如此,我还是决定对阿帕汉的批评做出某种程度的回应,主要理由不是阿帕汉教授对我的著作有任何新的洞察或对中国的法律研究有什么贡献,而是他的一些方法论错误在当代西方的诸多中国观察家中非常典型,并且在中国也很有影响;而这些错误暴露了一种深厚的意识形态偏见,这种偏见是西方的法律自治和法治理念的“道德权威性”的核心。换言之,正是这样一些类似的错误对过去一些年来中国法学研究的影响促使我撰写了这篇论文。
是论文,而不只是对阿帕汉教授之批评的一个回应,因为本文是我对中国司法制度长期思考的一个问题的比较系统的表述,回应阿帕汉的书评不过是得以表达这一思考的一个契机。我想真正回答的是当代中国(仍然是中国!)一些学者在研究中国司法制度时经常遇到却常常不得不回避的一个真正困惑:中国政治是否造成了当代中国司法的“异端”?本文试图表明,中国政治确实塑造了中国司法,但中国司法并不是一个异端。而正是这一点,才是推动我撰写此文的真正强劲动力。
二、区分有必要吗?
尽管阿帕汉批评我的著作“看不见政治和政治力量”;但他同时也承认,至少是隐含地,我在中国基层司法制度研究中分析了各种社会因素,包括政党、行政以及其他,对中国基层司法运行的影响。从逻辑上看,这两个命题不能同时成立。那么阿帕汉仅仅是思考不周延吗?仔细阅读,我发现,阿帕汉真正批评的是,作者没有用专门且比较系统地分析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基层司法运作中的影响,特别是对司法的干预。阿帕汉的这一批评确实不错。但这一批评隐含着一系列前提假定。第一,在中国当代社会中,有一种比较纯粹的来自中国共产党的影响;第二,可以构建一种政党不影响或干预司法的标准状况,理想的或常规的;以及第三,研究者可以独立地考察和测度这种影响。
这三个假定都是不现实的。第一个假定对理解当代中国司法最为基本,因此,我将在本节集中反驳了第一点。而在下一节将集中讨论后两个假定。
在我看来,并且许多中外学者都已经或明或暗地正确指出的,1949年后中国,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支配力是无所不在的,渗透在社会的方方面面。尽管中国共产党从来没有用过国民党政府当年经常使用的“党国”一词,但实际上继承了孙中山首倡并且国民党也一直追求的“以党建国”、“以党治国”、“党放国上”的政治传统,[⑦]甚至,若是就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方针、意识形态对国家机器和社会的影响而言,其程度远远超过了当年的国民党。[⑧]
在国民党执政大陆时期,山西、新疆、云、贵、川等省都是由地方实力派人物实际掌控的,东北地区也曾一度为张作霖父子掌控;国民党从来就没有真正完全统一中国,而只有象征性的统一。[⑨]在政党问题上,也基本如此。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不论当时的国民政府是否承认,共产党自1927年之后一直占据着相当的土地,并得到了相当数量的民众的支持;此外,也还有其他一些较小的政党。第三,即使在国民政府之内,甚至国民党内部,也还有一批比较独立的并且有一定社会影响力的学者或技术官僚。[⑩]第四,由于中国社会转型,国民党力量的社会控制力不足,传统的皇权与绅权的社会治理模式事实上还在一定程度上延续。[11]因此,正如黄仁宇所判断的,在国民党统治中国大陆的20多年间,仅仅建立了一个上层架构,[12]它其实没有,而且也无法将它的意志、政策贯彻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和社会的最底层,没有实现它所追求的改造社会的目标。[13]
在司法上,国民党很早就开始强调司法要“党化”,之后也陆续采取了一系列措施;[14]也有证据表明国民党政府至少对某些案件有很强的直接控制力。[15]但是,强调“党化”本身就表明国民党对司法的控制和影响还不是全面的。由于这一现实,在某种意义上,也许还有可能将国民党的与其他政治的甚至政府的影响区分开来,尽管已经很难了。
在1949年之后的一段时期内,这种区分则几乎完全不可能了。不可能不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力微薄,而是太强了。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为一个政治、经济、文化高度统一的现代民族国家,只是台湾当时为国民党政府控制;大陆地区已经不存在强有力的地方实力派,尽管还有某些地方势力。第二,尽管存在着其他民主党派,但所有其他合法政党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即使在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民主党派的政治活动空间扩大了,但依据现行中国宪法,实行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16]中国共产党通过包括各种正式——例如政治协商会议——和非正式的——同党外人士的不定期会议——制度听取并选择性地接纳其他党派的一些政策建言。甚至许多民主党派的领导人本人就是共产党人;目前至少——就我所知——民盟、九三学社、致公党和台盟的领导人同时也是共产党人。第三,所有的社会精英,无论在政府内还是在大学、商界、主要的社团组织,绝大多数都是共产党员,其中甚至包括了许多激烈的、被西方社会认为是持不同政见人士。其他一些精英可能不是共产党员,也大都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并且其中多数人可以说是坚定的共产党人。[17]在这个意义上,尽管中国共产党一直宣称自身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或“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18]但即使在“三个代表”提出之前很久,它也一直强调自己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其追求代表的是“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19]因此在另一个意义上是一个“国民”党。它的政治纲领,尽管有过各种“左”或“右”的错误,其中也包括“文革”这样的严重错误,但一般说来,大致获得了当时社会诸多或主要政治力量的支持。
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纲领以及它的严密组织结构,它在社会各个层面和方面的影响可以说无所不在。在当代中国,它决定着中国社会、政府的方向。你看不出有什么独立在国家政治之外的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也不存在不受共产党影响的独立的政府政策,甚至不存在其他真正有影响力的、西方学者常常虚构出来的军方政策。在这个意义上看,中国共产党不仅是领导当代中国各方面事业的核心力量,而且是当代中国社会各阶层和各种政治力量的一个组织、动员、整合和表达机制。在当代中国,几乎所有的政治力量或者是被整合了,或者——在“文革”时期的“地、富、反、坏、右”——就是得不到政治表达的。但是,随着近20多年的改革开放,特别是随着“三个代表”写入《中国共产党党章》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20]中国共产党越来越追求成为一个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执政党,日益强调其执政能力。[21]
因此,在中国党、政官员的身份区别其实并不那么重要。例如,在中国各行政层级,所有的行政首长都不但是中共党员,而且往往是本行政层级党委的第二领导。各行政层级的行政副职中一般都只有一位非中共党员的副职。党的干部与行政干部都可以互相转任。许多省长往往会担任省委书记,许多省委书记也往往担任过省长或其他行政职务。这种格局是从中央到基层普遍分享的。无论在历史上还是今天,都很少有专管或只管过党务的干部能够进入各层级政治决策的核心和高层。
在广义的政府各个分支,在狭义政府的诸多职能部门,情况也大致如此。例如各级人大的主任、政协主席,各级政府职能部门的首长往往也是本单位的中共党组书记。无论是在历史上和今天,都只有少数职能部门的党组书记是由行政副职担任的。[22]
行使司法权的部门也几乎没有例外。1949年后的历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除了第一任最高法院院长是民主党派人士沈钧儒外,其他人均曾在中国共产党内以及政府机关担任过各种高级职务,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任职后,他们一般也同时担任本单位的党组书记。这种状况持续至今。当然,如今,各级法院、检察院内一般都有一位民主党派人士(有些也仍然可能同时是中共党员)担任副职,但这些人士往往是由同级中国共产党的组织选任的,至少是中国共产党可以信任的;在一些重大问题的决策上,他/她们往往会参加本级法院或检察院的中共党组扩大会议。
在这种体制下,当我们考察司法制度及其运作之际,不仅难以区分什么是社会的干预、行政的干预或党的干预,最重要的是没有必要做这种区分。若硬要做这种区分,那实际上就是按照西方政制模式在对中国司法制度进行“削足适履”,是一种“刻舟求剑”的做法。这样的“研究”,不仅没有意义,相反可能会混淆或模糊中国司法中真正存在的问题,并可能导致错误的解决方案。请记住奥卡姆的剃刀。在我看来,在研究中国基层司法制度之际,更重要的是具体地发现、考察和研究无论是来自何方的对司法的影响及其实际利弊,以及法院、检察院为了更好履行其司法职能应如何予以制度的调整和完善。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在当代中国共产党是自上而下地制度化存在着,并且由于中国现代的社会革命,因此确有不少党的建制乃至党的领导人直接间接地影响或干预有时甚至是操纵了司法。对于这种干预,首先不能,也不应简单将之都视为不正当的影响和干预。无疑,中国现代社会变革中中国共产党曾经对司法有各种错误的影响和干预,中国共产党的政策错误曾导致了一些灾难性后果;但即使是在激烈的“文革”时期,也有不少党的组织或党的领导人通过各种渠道在他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防止了、减弱了各种社会革命和运动中的激烈和偏颇,包括在司法上的。尽管如今国内外有许多人更多把当代中国社会的问题都归结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但若是放开来看,很难设想,若是没有近代的中国革命,中国目前的社会和司法状况就一定会比现状更好一些?!我不打算就此展开讨论,因为这不仅涉及到如何看到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变革的必要性和正当性的问题,只能“道不同不相为谋”,而且从方法论上看,这还涉及到一个反事实假设的问题。这只能留待后人评说。但是,只要认为近代中国革命从总体上看不可避免,并且对中国从总体说来是一个改善(我就是这么认为的,并且将在后面对此有所辩论)那么,就只能从总体上接受中国共产党对现代中国司法的塑造。有许多时候,我们无法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的。
但我并不打算用这种总体判断来遮蔽对一些更为具体的党对司法之影响和干预的分析讨论。在今天,尽管中国共产党已经接受了“依法治国”的基本国策,司法独立也写进了宪法,仍然存在着党组织或个人对司法的各种影响和干预。但是第一,尽管有些干预者是党员领导干部,甚至可能打着地方党组织的旗号,但并不意味着此人的干预就代表了党的或其所在党组织的干预。相反,这些干预常常是违背党的方针政策,违反党的纪律的。一位担任县委书记的人若出面干预某个案件的处理,有可能是完全出于他/她本人的私利,因此是违法的;或是为了地方利益,因此是不恰当的。对于这类干预,法院或检察院从法律上和党纪上都有理由,而且可以拒绝这种干预。事实上,在一些案件中,也确实有法院或检察院抵制过这样的干预,尽管未必总是成功。[23]第二,有许多案件看起来似乎党以某种方式干预了,例如,对某些社会热点问题处理做了批示;但其实完全有可能即使没有党的这一批示,相关司法部门也会依据法律获得大致相同的结果。这时,某些看似党的干预,往往只是党的一种必要政治策略,只是为了回应民众的呼声,以增强自己的合法性和代表性;抽象地看,这种干预其实是在履行政党在当代中国社会的特殊政治整合和表达功能。
无法区分党的干预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许多来自行政部门的干预其实仍然可能直接或间接来自党的决定或党的政策规定。为了吸引外商投资,一些地方党委和地方政府或政府部门既有可能直接指示法院在处理某案件上照顾某个外商,也有可能通过各地地方人大或主管部门制定一般性的地方法规或政策规定来要求法院围绕中共中央或各级党委的中心工作来予以落实。这些干预,无论形式如何,其实都渗透了中国共产党中央或地方党委的政治判断和决策。并不能因为这些“干预”是来自政府甚至“人大”,就不再是来自党了。
在一般层面上看,在中国最后的政策决定权是在党内;但在经验层面上,对司法的具体干预和影响究竟是来自党的机构、政府机构或人大或政协或这些机构中的人,则往往取决于干预者本人在地方政治中的实际影响、他/她认为有利和有效的干预机构,以及其拥有的影响司法判断的具体管道。因此,在许多具体问题上,包括对司法的影响或干预,并非总是党的组织更有影响力。中国人和其他地方的人是一样实用主义的:他们总是试图通过一切可能的有效手段来干预司法,他们并不区分党、政、人大或是新闻媒体,甚至不大区分合法还是非法(运用人际关系甚至直接贿赂法官)。
即使在法院系统内部(以及检察院系统内部),也有各种合法、半合法或不合法的法律性质的和行政性质的来自上层的影响和干预,却总是很难区分这些具体的干预是党的还是非党的,甚或是制度的还是个人的。最高法院的某个决定,甚至最高法院审判委员会(法院内的一个比较专注于司法问题的司法业务机构)某个司法解释,完全有可能是最高法院大法官们回应中共中央的政策而做出的决定。[24]但是这些决定,又并非只是重申中共中央的政策,而完全可能针对法院内部或法院系统的一些实在的问题。并且,这种情况也是在各级法院都存在的普遍现象。
最后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党对一些具体案件的干预,例如一个“政法委”书记的批示(这种情况如今已经越来越少了),哪怕有文字,也并不明确无误指向某个特别的处理结果。与任何制定法一样,这种批示同样是需要并且可以解释的。若是追究起来,许多案件的不同处理都可以视为党(个人或机构)干预的结果;但事实上,这些结果更可能是裁判具体案件的法官用党的干预来掩饰自己的判断。
据此,我们可以结论说,第一,在当代中国,由于社会革命的影响和社会转型的必要,党对司法的影响是强大的、普遍的,但这种影响又是常常是弥散的、政策性的;有,却不都直接来自党的机构和党员领导干部。第二,尽管中国共产党有自己的政治意识形态,并且会影响司法,但这种意识形态就总体而言与人类普遍分享的基本正义观是兼容的,但共产党的组织原则与常规社会中现代司法职业的运作逻辑确有冲突;但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司法职业自身的逻辑正在形成并日益制度化。第三,作为一个具体社会中运作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不是本质主义的,各种人、各利益群体以及各种政治力量都会试图利用政党这一机制来影响或干预司法的运作,其中对司法制度的形成和发展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意义。第四,在经验层面上,不但很难区分纯粹的党的干预,而且必须注意这种干预往往具有强烈的实用主义特性。因此,严格区分党的干预和其他的干预不仅不能推进我们对基层司法制度运作的理解;而且,除了强化一种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和本质主义的理解,不具有任何学术意义。
三、何为参照系?
而且即使可能区分纯粹的党的影响,这样的研究也难以成立。因为这隐含了一个参照系的问题。
确实,中国目前的司法状况有很多问题,这些问题也许可以追溯或归结到共产党的政治和政治意识形态上,尽管我更多会归结到中国过去100多年来一直持续的人类历史上空前的社会转型上。我研究和写作《送法下乡》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具体地辨析这些问题,寻求解决的方案。也许我的努力还不够,眼界不够开阔,分析不够犀利,甚至会有盲点,因此这一研究存在许多问题。但这不意味着任何有价值的学术著作有可能以阿帕汉教授期望的那种方式展示中国司法中的“政治和政治权力”。因为,首先一个难题就是,你无法构建甚至很难想象一个标准的政治/司法关系参照系,无论是经验的或理想型的,并基于此来客观地测度中国共产党对基层司法的影响和干预,并评判这些影响和干预的系统性利弊。
因为,首先目前世界绝大多数现代国家都有政党,尽管司法独立是一个公认的原则,但政党对司法的影响和各种形式的干预都是存在的。也许这种影响和干预在程度上与中国的情况有很大差别,但是这种影响会同样是弥散的和普遍的。事实上,在现代国家中,若是没有政党的积极参与和干预,我们很难想象今天是否有或保持现代意义上的作为制度的司法独立。尽管这话听起来有点玩世不恭,却既是历史,也是今天的事实。难道不正是出于对于联邦党的忠诚,出于对于共和民主党的坚决抵抗,马歇尔大法官才在著名的马伯利诉麦迪逊案中不经意地创建了作为美国司法独立制度的核心之一的司法审查制度吗?[25]
人们会说那是在司法独立的早期。但是,直到今日,在世界各国,政党政治仍然在支撑着影响着也保证着各国的“司法独立”。今天西方某些国家的那种司法独立在一定程度上就是靠着他们的政党制度来保证的,换言之,没有这些政党制度,就没有各国的那种形式的司法独立。例如在美国,在联邦法院系统内,通过总统提名和参议院的认可联邦法官,两党政治对法院司法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而另一方面,至少有相当一部分美国法官认同主要政党的政治意识形态,也会主动按照政党的意识形态和利益来推进司法。沃伦法院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此外,美国还有许多州采取了法官选举制和确认制(recall);[26]这些制度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政党政治的影响和干预。尽管包括我在内都认可这些政党对司法的影响和干预,愿意认为是合法的,并且承认这与当代中国法官所受到的政党政治影响在程度上甚至性质上不可同一而语;但这也不过是我、阿帕汉教授以及许多人都接受了美国政治中的这种政党政治干预司法难以避免。但不能因此就否认这是政党政治对司法的影响和干预。
许多人,但不是每个人,也不是在所有问题上。在美国还不时发生包括阿帕汉和其他一些美国教授可能认为有些过分的干预。例如1987年对罗伯特·博克法官任命的两党争议。至少在博克法官看来就是一种不恰当的政党政治的干预。[27]当然,这只是博克法官的判断。但如果我们换一个结果,设想博克法官的提名获得了参议院多数的认可。但是,这在另外一些人看来,例如坚决反对博克法官的参议员肯尼迪以及当时的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拜登看来,难道不仍然是一种政党政治对司法的干预?而且,更进一步看,博克法官的提名不过是显露了已经规训化了的美国政党政治对司法影响的冰山一角;其实更强有力的政党政治已经从一开始就大致决定了一些结果。非激烈争议的法官确认并非无政治的或政治中性的法官确认。[28]无论是法官的提名还是确认都更多出自政治的考量。
政治影响和干预不仅反映在法官提名和确认上,而且在一些具体案件的司法上;不仅有作为政治家的政党领袖的干预,而且有作为政治家的法官的主动配合,有些甚至可以说超越了正常的范围。最著名的,例如,马伯利诉麦迪逊案中的马歇尔大法官。并没有某个政党领袖要求他在此案司法上如何如何,而是他主动出击,坚定的政党意识形态促使他做出了一个对于美国宪法制度来说伟大的判决。至于过去50年来的沃伦法院、伯格法院,乃至伦奎斯特法院,也都在一定程度上是如此。[29]最晚近的,布什诉戈尔案,就是一个明证。[30]
注意,我丝毫不是在说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对中国基层法院的影响和干预与美国政党政治对美国法院运作之影响或干预是一样的。两者非常不同。美国是两党制,在中国是“党是领导一切的”;在美国,对司法的政治影响也许更多来自法官本人对党派意识形态和纲领的自觉忠诚,而在中国对司法的政治影响还来自甚至更多时来自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对法官的要求和党的纪律,其中包括在美国等西方法治国家中已经不作为政党纪律和要求而是作为公务员甚至现代公民的基本素质要求;美国联邦法院系统有法官的终身制和高薪制保证,因此有些法官在一些案件的判决上“背叛”了他的党也无所谓,[31]而在中国,公务员性质的法官只有在少数学者的著作中才可能获得这种安慰。因此,我承认在中美两国,政党政治对司法的干预和影响是程度的,也是性质的。
而且,指出这些也不意味着中国不应当学习美国等西方法制国家。恰恰相反,中国也正在学习,我也赞同和支持,出于回答和有效解决当代中国的问题。例如,前面提到的规训化的、常规化的政治过程对法官构成的影响等等。
但即使承认这些,却仍然与我所要论辩的学理问题无关。我的问题是,什么是恰当的衡量政党政治与司法关系的参照系?难道我应当以美国为标准吗?或是英国,或是德国或法国为标准?或者是依据世界各国的司法政治实践构建一个标准?但为什么它们就是标准?并可以作为中国的标准?这样一个比较法的理想型或统计标准为什么可以具有规范的意义?其正当性来自何方?如果如美国前众议院议长蒂普·奥尼尔所言“一切政治都是地方的”,[32]那么为什么在司法政治上就可以且应当采取一个普适的标准?除非是我采取一个我一直拒绝但阿帕汉教授认定我坚持的单线进化论——只有从这一模式中才有可能导致接受这样一个标准。
或者应当摒弃直接的经验材料,直接构建一个关于司法与政党关系的理想型作为参照系?这当然是可以的,其实也不难。或者我应当从权力分立这个概念或诸如此类的命题中演绎出一个关于司法与政党的关系?这当然也可以,我也能演绎得尽善尽美。只是这还是不能证明这种理想型的或演绎出来的政党政治/司法关系是正当的(且不说权力分立概念本身的西方渊源和西方文化色彩),除非我们是奥斯汀、凯尔森或德沃金,是一位本质主义者,相信在我们所有现有的有关政党/司法关系的经验材料之上有一个真正正确的有关政党司法关系的永恒实体。但是,阿帕汉是一位法律社会学家。事实上,即使是坚信任何疑难法律案件都有唯一正确答案[33]的德沃金也并非分析法学的坚定信奉者,而正如一些学者指出的,他是一位实用主义者。[34]
也许可以把标准放宽一点,考虑依据司法制度所在国的情况,构建一个“比较合理的”党与司法制度的关系?但从方法论上看,这样一个构建,如果能够成立,就一定要背离阿帕汉教授批评此书时隐含的美国标准,或比较法的理想型,或本质主义的标准,就一定要回到我在此书中坚持的语境主义、后果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标准;即要在中国社会的历史和现实(其中也必定要包括一些国际因素)的语境中,就这一政党\政府\司法关系的实际和可能的系统后果,来评判中国目前党政司法关系的优劣利弊。即使如此,在是否合理得问题上也还是难以避免无数的争论。例如,我认为,在《送法下乡》中,我已经构建了一个比较合理的党政司法关系的分析框架和参照系,并有针对性地讨论了一系列问题;但是阿帕汉教授还是认为在书中“看不见政治和政治力量”。于是,我们仅仅就这个框架和参照系是否合理就可以展开长时期的争论,发表诸多的论文。
不仅不是所有的争论都是有用的;而且即使我们可以就这个合理的参照系的达成一致,这个参照系就有用吗?无论从概念中演绎出来的,还是从各国经验材料中抽象出来的,或是直接以美国或某一国家的实践作为标准,这样的一个参照系的全部功用最多也只是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衡量和批评当代中国党政司法关系的标准,让我们自以为正义或真理在手,但是,它既无助于理解中国的现实,也无助于改变中国的现实,如果结果不是更糟的话。甚至,这样的参照系是注定要碰壁的,因为,中国社会目前这个政党政治与司法的关系格局和形态从一开始就不是从概念中演绎出来的,不是从某种意识形态中演绎出来的,也不是比照某个外国标准塑造的,它是中国近现代历史社会发展的产物——一种诸多社会变量促成的实在。
四、作为制度和制度替代的政党
因此,作为对阿帕汉学术批评的回应,我不愿在此止步。止步于此,会让人觉得这只是一种方法论的辩解,即使成立,也只是避过了阿帕汉的箭。甚至恰恰由于这种方法论的辩解,会令诸多读者无形中强化阿帕汉教授批评中隐含的那个中国党政司法关系很成问题的具体判断,以及他的党政司法的一般应然关系的普遍判断。
更重要的是,这会留下一些非常急需、本来可以也很值得探讨的领域未加探讨,而且对现代中国的历史、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国司法制度也很不公平。因此,在本节,作为一个思想的实验,我想论辩,中国目前的党政司法关系有其发生的合理性、正当性,是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的必然,并就此展开论证。如果这一论证合乎情理,那么就进一步表明阿帕汉教授对我的批评本身有问题,不仅是方法论的,而且有价值判断上的;此外,这一论证本身也是对中国目前党政司法关系的一个内在的社会科学视角的解读,因此为辨识、理解、评价、测度乃至回答中国目前党政司法关系的诸多问题提供一种新的可能的参照系。而如果做到了这一点,无论成功与否,都必定是推动了中国司法制度的学术研究。
这样做是有风险的。不仅是对于我本人,更可能是对中国正在进行的社会变革和司法改革。我几乎肯定会被国内外高举意识形态大旗的“学术混混”和社会人士标签为保守派、反动派或共党喉舌;对此我个人倒不是很担心。重要的是,我的这一论证,如果非常强有力,是否确有可能迟滞某些社会急需的政治制度和司法制度改革?并且我的努力越是在逻辑上成功和有说服力(不等于正确),这种风险就会越大。我有学术的追求,更有社会责任感,做事讲求后果;至少有时,我的学术研究也会迁就自己的社会责任感。但,至少从目前判断,我不认为这一努力会导致不良后果。一个社会对改革的需求不会因为一个仅仅是逻辑上强有力的论证而被阻断;如果能够被阻断,那也一定是这个社会的改革需求本身还不强烈或这个需求有问题,甚或是虚假的。尽管如此,我还是将自己的这些考虑和担忧都写出来,告诉读者,希望读者自己去思考和评价本节的分析论证,做出他们自己的判断。在我看来,提出一个新的考察中国问题的思路要比教条主义地坚持某种观点,对于中国长远的社会和学术发展更为重要。
中国近代以来的党政司法关系是在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行程中逐步锻造的。对于自1840年以来的近现代中国来说,主要是要完成一个历史转变,经济上从小农经济转向工商经济、政治上从传统的文化统一共同体转向政治统一的现代民族国家,文化上从农业社会的人文主导的文化转向一个城市社会的科学主导的文化。[35]这是一个空前的历史转变,考虑到地域、时间和人口等基本变量。若是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政治核心力量的领导和引导,任凭中国这样一个巨大的农业社会在列强虎视眈眈的国际社会中漫无边际地“自生自发的秩序演进”,很难想象这一转变能够在较短时间内取得成功。民国初年的乱象就是一个明证。只是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作为全国性的革命党出现,并进行了两次合作,中国社会才开始了初步的统一;并在二战的国际形势下,完成了中国近代抵抗外来侵略的第一次胜利。
必须指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是有很大差异的,后面我会指出它们各自客观上依靠的基本群众也有很大差别。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无论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都与西方国家的主要政党有很大不同。它们都自觉意识到并自我承担了这个民族的一个后来证明是相当长时期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历史使命,即要在中国帝制崩溃的历史条件下,在中国以一切可能的方式集合起各种政治力量,加以利益整合,完成一个对于在列强争霸的世界中这个民族的生存、发展和繁荣的最基本的前提,即国家的统一、独立、自由,这就是所谓的“建国”(constitution of the nation-state),以及在此之后通过国家的力量来推动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的快速发展。而在这一时期,西方国家的主要政党基本只是在已经基本确立的政制(constitution)中,基于个人信仰的联合对政治利益的追求,一般说来,它们没有如同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所面临的这样的历史问题,不承担类似的历史使命,因此没有如此长远的政治目标。由于这一历史使命,因此,中国共产党(以及国民党)首先都是革命党,而不是执政党;即使执政之后,也还一直承担着某种革命党的角色,即要带领社会完成社会改革,土地改革和工业革命。[36]这就进一步决定了中国共产党(以及国民党)还必须具有精英性质,即首先它要有能力提出社会改革发展的目标和基本措施,在这一努力中逐步建设现代的民族国家,完成一种新的社会政治权力的构成,这就是宪法(Constitution)的本意。但也因此,它又不能仅仅是一个精英的党,它还必须能够整合各种社会政治力量,表达其他利益诉求,有能力将长远目标和具体的政策措施结合起来、落实下去,因此具有群众性政党的性质。[37]由于这两点,因此,无论共产党还是国民党都是一个有严格党纪和组织制度的政党,它们通过高度组织化来贯彻党的方针政策的政党,都强调“民主集中制”或“有组织的民主,有纪律的自由”,党员违反党的纪律,会受到党内的处分,甚至会被开除出党。[38]
这样组织起来的政党不仅是推动和引导社会变革的主导力量,而且是近现代中国社会的一种重要制度替代。在执政之前,它是一个社会动员和组织机制;党组织、党干甚至普通党员因此也就成了常规体制中官僚制和官僚人员的一个替代。在执政之后,除了继续其社会动员和组织的功能外,在缺乏现代社会治理必备的官僚队伍和官僚体制之际,它在一定程度上还必须扮演这一官僚制的角色,并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形成现代国家的官僚队伍。
既然它的目标是要引导社会变革和转型,因此尽管都以民主为奋斗目标,党的组织却必定不可能直接立基于人民民主(人民一般趋向于保守,目光也往往不那么远大),而必定要更多强调党的精英和先锋队作用,强调党的领袖和领袖群体在社会变革中的领导作用。但为了能够有效带领群众,不脱离民众,保证党的代表性,它也必须同时也会在党内坚持某种程度的民主(共产党的“民主集中制”,国民党的“有组织的民主”),这样一个党的组织因此无论在执政前还是执政后都成了一个整合其代表的诸多政治力量和平衡诸多政治利益的准宪政体制——一种宪政的替代(国民党则明确强调经由军政、训政然后达到宪政)。党的纪律、党的方针政策因此常常扮演了法律的某些作用,或者在执政后,会同其他法律一同维系着社会的秩序。因此,不可避免地,国民党在大陆执政期间出现了“以党治国”的“党国”。[39]尽管共产党一直批判国民党的“以党治国”的理念,但即使在执政之前,它也已经出现了这样的倾向;[40]1949年后,则更是强调“党是领导一切的”,在文革期间甚至实行了“党的一元化领导”。正如同美国学者柯伟林(William C. Kirby)在分析中国20世纪的“党国”特点时指出的,“党国的目标并非仅是领导政府,它还要改造中国人民,以铸成新民族国家的公民”,他还指出,“党国也是一个寻求发展的政体,它的目的在于自上而下地实行中国的全民动员化和工业化”。[41]
由于这一历史使命,这种体制也必然会持续较长时间,因为执政不仅不等于已经建立了宪政,更不等于完成了这些政党自我追求的历史使命,它们希望通过国家政权的强力来推进其政治理想的实现。但与此同时,在执政期间,为了稳定有效地治理社会和国家,也为了获取政治合法性,它也一定要包括逐步调整建立常规化的制度,实行国民大会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之类的代议制度,建立现代的官僚体制(公务员制度),建立司法和完善司法制度。而这一过程也是这些革命党逐步转向执政党,从精英党“先锋队”转向大众政党的过程。这会是一个不短的历史时期,因为民族国家的一系列制度都需要时间才能真正确立,也因为这种制度的确立过程同时也是一个政党自身的转化过程。
因此,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在中国近现代和当代,司法不仅不可能完全独立,而且不可能如同欧美发达国家那样政党影响较小,干预较少,并且已经常规化和制度化了。现当代在中国执政的政党一定要,也一定会,通过它的政治理想、政策方针和组织系统来塑造包括司法在内的所有现代国家机构。无论是国民党的司法“党化”,还是共产党的“送法下乡”或是司法部门内的“党组”或是党内的“政法委”,这些具体现象或制度的发生可能确实是偶然的,但是党的全面领导、影响和控制则是必然现象,也是普遍现象。这也就造成了我们上述的现象:在当代中国难以分辨什么是什么不是党的影响和干预。事实上,这个司法制度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创造。
我提到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有重大差异。其中最重要的差异就是它们各自代表和整合的主要社会力量有很大不同。中国国民党自1920年代后期执政之后基本继受了晚清以降的技术官僚,吸纳了社会上绝大部分专业人士和中上层知识分子,因为这些人在执政党内和控制全国的政府内更有自己的用武之地;而且国民党的主要构成力量之一是黄埔军校的军官系统,这个军队系统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官僚体制的替代。而中国共产党在战争年代,尽管有统一战线的追求,却无法获取技术官僚、专业人士和中上层知识分子的广泛参与,除了无用武之地外,更因为那需要冒很大的风险。共产党也没有一个可以稳定培养干部忠诚的黄埔军校——共产党的军官基本是实战打出来的。因此,中国共产党可以说比国民党更缺乏利用那些稍具现代性的组织制度和人士的可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队伍的主要来源是农民和其他社会中下层人士,而农民本身由于其生产方式更少现代性,不仅缺乏远见、也有更多非组织化的倾向。要依赖这样的群众基础来进行革命,并取得成功,就必须有更强有力的党的领导,更严格的组织纪律,更强烈的政治意识形态。[42]有效的制度替代必然要求,同时也促使,中国共产党成为一个组织化更强、纪律更严格、意识形态色彩更浓烈的政党。许多证据都表明,国民党在大陆执政期间的党组织和党工人员要比共产党同类组织和干部在政权内的实际地位和政治影响力都要更低或更弱一些。例如,国民党的中央宣传部部长、组织部部长远不如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宣传部长、组织部长在政治中的影响力;在地方政治中,国民党的地方党部也远不如共产党各级党委更有影响力。[43]国共两党的差别是由两党可以利用的不同社会条件构成的,两党之间的意识形态差别的因素可能不是那么重要的。
但中国共产党的高度组织性,固然有效弥补了它为建立现代国家所必需的官僚体制,但另一方面特别是在它执政后阻碍了这样一个官僚体制和专业队伍的及时发生和迅速发展,并且它对官僚体制和专业人士的需求感受似乎也就不那么强烈。1949年之后,中国共产党的政权在很长时间内一直保持了一种革命党的性质,没有尽快转向执政党,技术官僚队伍、公务员队伍一直没有有效形成;在国家各方面事务上,以党代政的现象相当普遍,党占据了绝对的主导地位。政治上的忠诚,意识形态的纯洁变成了选择国家干部(公务员)的主要标准。在法院检察院系统理所当然也是如此。[44]直到1980年代,中国共产党开始强调重视知识、重视人才,强调干部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高等教育得以稳定发展,特别是大学毕业生数量稳定迅速增长后,这种状况才开始改变。1993年8月国务院颁布《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45]标志着一个根本的变化。在法院系统,到了1990年代中期,也出现对“复转军人进法院”的批评。尽管提出这一问题的是法学界人士,[46]但在法院系统内很快获得了广泛呼应,引发了之后的一系列改革,[47]这意味着新生代的法律技术官僚系统已经开始以某种方式挑战原有的体制。
尽管中国大陆自1980年代中期就提出了党政分开,[48]但进展不快,也不大,甚至1989年后陷于停顿,乃至于目前这一体制面临许多问题。一个突出但不是唯一的问题,就是双重制度,即往往针对同一类事务,党和政府往往都分别有相应的机构和人员;还有则是党的组织逻辑阻碍了形成专业职能机构的组织逻辑,[49]由此带来的交易费用很高,大大降低了工作效率;党的执政地位也为许多机会主义者利用各自占据的位置,借助意识形态话语扩展、影响、创造了一些可能性和便利。因此,中国共产党也一直试图在加强党的领导的口号下改善党的领导,[50]强调与时俱进,全面推进党政建设,构建新的党政司法关系。[51]改革的任务还相当艰巨。在国际上,这种制度还受到西方发达国家的更多是基于意识形态或战略利益考量的批评和指责。尽管如此,若是从历史上看,从功能上看,从总体上看,以及从后果上看,我认为,这种政党主导的政治体制对于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有巨大的历史功绩。它实际上创造了一条如何在一个完全没有现代政治架构的小农经济国度内快速完成政治、社会现代化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道路。
今天,这一体制的许多方面已经不再完全适合中国社会,有了许多问题急待解决;但若是简单废除,不仅不实际,而且若是从预后的角度来考察,结果也不会好,因为目前还没有全面可行的制度替代,也没有可以替代的具有政治凝聚力、组织力和推动力的政党。而从另一方面来看,在过去近30年中,主要还是依靠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努力,推动着中国的现代化。如果不是意气用事或意识形态挂帅,还真难说,有任何其他替代会比它能更为出色地领导中国的现代化。
即使在司法系统内,这一点也不能否认。中国当下的司法制度改革,尽管有社会经济转型带来的巨大社会压力,但是真正组织化地推动司法制度改革的主要力量,还主要来自中国共产党(包括党员知识分子),并且是通过贯彻党的方针政策来启动,通过党的纪律来保证的;尽管有许多具体的改革措施我个人并不完全赞同,也尽管许多改革措施也已经证明有利有弊,有些甚至可能是利大于弊。尽管党的控制确实严重影响了司法独立,特别是法官的独立,但如果公道地说,这种党内控制,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在社会转型期间因其他替代制度还不完备而带来的诸如法官腐败、懈怠和偏私等问题。尽管这最后一点,在许多理想主义的法律人中是很有争议的。
我个人尊重他人的非议。但我认为这一点不是论辩本身可以解决的,对于这一点的功过利弊的真正清点还需要时间,需要试验和经验研究,最终得由后果说了算。我不愿在此匆忙结论,而更情愿接受争论甚至批驳。但这仍然表明研究中国近现代,特别是当代,党、政、司法关系必须有一种宏观的开阔的视野,而不能小家子气。匆忙的、仅仅基于西方经验的或基于意识形态的或基于西方政治家的战略考量而得出的结论是既没有学术价值,也没有实践根据和可能的。从一种自由主义的理论来看,从演化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制度的发展和创新必定是在各种制度的竞争中生存下来的,社会发展变迁的道路并没有预先的规定。我们必须对现当代中国的党政司法关系保持一种学术的理解;必要时,甚至应当给予认真的学术评价。
五、重构中国司法研究的学术框架
一旦理解了政党在中国近现代社会革命中的社会整合、表达和建国和制度创制作用,那么,我们就必须对西方哪怕是成功的法治和司法经验保持一种适度的学术警惕。警惕不是敌视,只是不要因为西方法治成功,就把其本来是嵌在西方历史经验中的制度现状和理论表述抽象出来,当成了天经地义,成了标准,也就是成了意识形态。一旦中国的党政司法关系不符合这种本质上是西方社会经验之概括时,就自然而然地成了所谓的学术批评的对象,就成了改革的对象。这种情况在许多研究中国的西方学者中是相当普遍的。这并不是他们有意用意识形态作为评判标准,他们中有许多人确实在努力理解中国,但是西方社会的经验无形中会阻碍了他们设身处地地理解中国为什么会是这样;阻碍了他们价值中立的同情理解中国为什么会是这种状况;也阻碍了他们的想象力。他们的生活世界构建了他们想象的边界。
除了西方的社会环境和历史外,影响西方学者并进而影响中国学者的还有一系列有关苏联东欧国家党政司法关系研究的文献。以西方法治国家经验为基础研究苏联东欧国家,得出的结论自然是,在共产党国家,政党的主要作用是控制与共产党或多或少离心离德的官僚体制,这隐含的前提是两者的相对分离,两者的利益冲突,并且是官僚体制在先发生,共产党的控制在后发生。这种假定在当年的苏联和东欧国家是成立的,因此可能是正确的。例如苏联早期和中期的许多红军将领,甚至是高级将领都来自白军,包括被错杀的图哈切夫斯基元帅以及二战的第一功臣朱可夫元帅;为了保证苏共的政治领导和控制,因此苏共派了政治委员来保证党的路线的执行。在苏联早期许多企业、政府部门也都是如此。正是基于苏联东欧国家的“政先党后”经验,欧美的研究已经形成了共产党国家党干扰政的这样一种模式。但这种模式在现当代中国不完全适用。因为在近现代中国,无论是在执政之前还是之后,也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在不同程度上是党先政后。共产党则更是如此,共产党建立在前(1921年),共产党的军队(1927年)、政权和司法(1949年)的建立则在后,军队、政权和司法等国家机器都更多是共产党这个组织制度的创造。中国社会内长期流传的说法,是党创建了红军;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些说法是真实的,它有宣传的因素,却不是一个虚构。值得注意的是,这不全是我的发现,中国共产党其实很早就在实践上意识到了中国与苏东国家之间政工干部的差别。1936年,毛泽东就曾政治委员改任军事指挥员问题谈到了中苏之间的差别,即中共的军事干部、政治干部都是党培养起来的,不完全象苏联军队不少军事干部是从白军中转过来的,政治委员是党派到军队里监督一切的。[52]这种现象在中国共产党政权、军队和司法中都具有相当的普遍性。想一想中国军队的将帅,新中国的外交官和中国的第一批大型项目的建设者。
因此,本文并不是针对阿帕汉等国外学者;我在中国,并且用中文写作,我预期的最大量的还是中国读者,本文的真正意义在于这批读者。我已经论证了,研究当代中国的法律制度一定不可能,也不应避开而必须首先要理解,中国近代历史以及中国政党这个相当特别的大背景。所谓不能回避政党问题,至少有几个方面的含义。第一,不能不看到中国共产党在当代中国法律制度的构成中具有的几乎无所不在的巨大影响力,这意味着一定要把党作为中国当代法律制度的一个构成部分来看;因此,问题多多的中国司法现状也不是一种理论或观点错误导致的变态,而必须首先视为一种具体的常态。其次,尽管中国当代司法制度有许多弱点、问题甚至错误,并且都直接间接与中国共产党相关,但绝不能因此就看不到中国共产党对司法制度的贡献,事实上,有些缺点和错误与这些贡献很难区分,只是一个现象的两个方面。这两点,对于任何真正要研究中国司法制度的学者都是不能回避的。
对于许多中国当代学者来说,也许是出于对极左政治的厌恶、敏感和畏惧,出于对法治的向往,因此在讨论中国司法问题之际往往不愿或有意回避讨论政党;但本文也许还揭示了,这种沉默的背后也许还有另一种可能,现有的基本是基于西方经验的但被标签为普世的司法制度理论框架装不下中国司法制度的历史和现实。因此,面对中国司法制度存在的诸多与党政司法关系相关的问题之际,他们的回应方式大致是两种,一是大量列举外国的司法独立或司法审查的例子及其辉煌历史,或是想来说服中国人民、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按照西方模式推进中国的司法改革甚至司法革命,或是寄希望不谈论政党,让政党的影响力在当代中国司法中逐渐消失。作为推动中国司法改革的策略,这都不是没有道理。但是,我认为这种策略可能不会成功,甚至很天真。不可能成功的理由是,既然在中国党、政对司法的影响是历史构成的,已是一个既成事实,那么不论你喜欢与否,政党都是这个司法制度得以运转的一个重要的构成,如果要有效地改革司法,你就必须直面它。
回应的另一种方式是反对,这种情况在当下中国学者中也相当普遍,只是前提仍然是不努力理解这个制度的发生和现状。他们习惯于简单的把现状视为一个历史的错误,不看或看不到诸多中国变量,看不到这些变量构成中国当代司法的因果关系。他们坚持一种传统的唯心主义历史观,而不能从一种谱系学的观点或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理解制度的历史,因此他们看不到哪怕当初曾经是司法中异己的力量,如今也已经被整合了。他们沉湎于想象中的纯真的司法诞生的那一辉煌时刻,以及那之后永远的天真无瑕和纯净。这种希望对于司法改革信念之确立以及司法改革的勇气都非常重要,但对于改革的成功毫无裨益。
上述两种态度,无论如何,问题都在于他们不愿意或者没有能力在因果关系的层面上直面历史。昨天的正当性和合理性并不意味着今天的正当性和合理性;这是毫无疑问的。今天,随着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党政司法关系一定需要调整改革。改革的出路,无论是1980年代中期提出的党政分开,还是今天的以扩大政党的包容代表性为特点“三个代表”,或是其他,都需要法律人的仔细、精细的并且是长期的工作。但是,历史的棘轮效应使得我们不可能从头开始。因此,如果不能够客观地看待中国司法的昨天,也因此很难合乎情理地理解中国司法的今天以及成功地展望中国司法的明天。昨天,作为今天制度中一个变量,一定会影响明天。而且,无论如何,在现代国家,政党都一定会影响司法,政党政治是现代司法制度构成和运作的不可避免的因素。因此,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一个在某种程度上仍然肩负改造中国建设中国的历史使命的政党,一个在当代中国无所不在的政治力量,哪怕你反对它,也无法否认它;即使有一天它不再是执政党,它存在,就仍然会以某种方式对司法有影响。总之,我们都必须客观地而不是概念性地了解中国司法中的政党,不仅为了中国的法律学术,也为了中国的法律实践。
2005年10月29-11月15日初稿于杭州-北京—深圳,2005年12月17日二稿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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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电子信箱:sulizhu@law.pku.edu.cn。冯象先生、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侯猛博士、香港城市大学贺欣博士以及北大法学院博士生沈明曾阅读过本文初稿,并提出了认真细致的评论,在此表示感谢。
[①] 这是1973年12月,毛泽东在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同志时就邓小平参加政治局并担任总参谋长的问题发表的讲话。毛泽东之前在其他地方也曾多次有过类似的表达,例如,“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参见,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832页。
[②] Frank K. Upham, “Who Will Find the Defendant if He Stays with His Sheep? Justice in Rural China”, Yale Law Journal, vol. 114:1675 (2005).
[③] 苏力:《送法下乡——中国基层司法制度研究》,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
[④] Upham, p.1700.
[⑤] Upham, p.1698, 1703.
[⑥] Upham, pp.1703ff.
[⑦] 孙中山曾说:“俄国革命六年,其成绩既如此伟大;吾国革命十二年,成绩无甚可述。故此后欲以党治国,应效法俄人”(《在广州国民党党务会议的讲话》(1923年10月10日),《孙中山全集》第8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67-268页)。他又说“现尚有一事可为我们模范,即俄国完全以党治国,比英、美、法之政党握权更进一步;我们现在并无国可治,只可说以党建国。待国建好,再去治他……我以为今日是一大纪念日,应重新组织,把党放国上。”(《关于组织国民政府案之说明》(1924年1月20日),《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103-104页)。
[⑧] 参见,前注①。
[⑨] 《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99页。
[⑩] 例如当时社会上有胡适这样的独立知识分子;但有很多技术官僚和政治色彩很淡的知识分子也先后参加了国民党,著名的如冯友兰、朱光潜等。
[11] 吴晗、费孝通等:《皇权与绅权》,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
[12] 黄仁宇:《中国大历史》,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
[13] 许多研究曾考察了国民党训政期地方党政关系,认为国民党“以党治国”的具体形式是在中央实行“以党统政”,在地方则实行党政分开与合作、“以党监政”。根据1938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确定的方针,党政关系表现为三种不同的形态:中央是以党统政;省及特别市是党政联系;县则是党政融化即融党于政。后两种形式没能保证地方党部对地方政府的切实有效领导,不仅往往是貌合神离,而且在地方党政纠纷的结果中,经常是地方政府击败地方党部而获胜,而它的失败又进一步削弱了地方党部的力量和影响。参见,王贤知:《抗战期间国民党组织建设与组织发展的几个问题》,《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2期,第230-250页;又参见,钟声、唐森树:《论南京国民政府训政时期的地方党政关系》,《益阳师专学报》1998年第2期,第31-34页;《试论南京国民政府训政前期(1928-1937)的地方党政纠纷》,《史学月刊》1999年第2期,第53-58页。
[14] 关于司法的“党化”,最早是徐谦于1926年提出了这一观点;1934年,国民党元老、国民政府最高法院院长居正则对此有了更为系统的阐述。根据居正,党化的基本含义有两个方面,第一“司法干部人员一律党化”,第二是“适用法律之际必须注意党义之运用”;最重要的是司法官都要“有三民主义的社会意识”。居正:《司法党化问题》,《东方杂志》第10期。转引自,贺卫方:《中国的司法传统及其现代化》,载苏力、贺卫方主编:《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法学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00-204页。
[15] 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对一系列汉奸案件的审理上就有所体现;许多案件的审理、审理速度以及审理结果都直接取决于国民党最高领袖的意愿。参见,文斐编:《我所知道的汉奸周佛海》,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
[16]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序言,第10段(宪法修正案第四条)。
[17] 例如,2005年10月26日去世的原国家副主席荣毅仁,在新华社发布的荣的简历中,就称其为“共产主义战士”;孙中山夫人宋庆龄、著名作家茅盾都在去世之前要求并被批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8] 1937年10月,毛泽东在《论鲁迅》一文中就强调指出:“我们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同时又是最彻底的民族解放的先锋队。”《毛泽东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中国共产党党章》(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1945年6月11日通过);《中国共产党党章》(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部分修改,2002年11月14日通过)。
[19] 中共十六大《中国共产党党章》,总纲;1945年的中共七大党章的相应提法是“代表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的利益”。
[20] 《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部分修改,2002年11月14日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2004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
[21]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2004年9月19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这一文件对执政能力的界定是,“党提出和运用正确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领导制定和实施宪法和法律,采取科学的领导制度和领导方式,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经济和文化事业,有效治党治国治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本领。”
[22] 例如,历史上,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中的水利部部长是非中共人士傅作义,水利部的中共党组书记则是副部长李葆华;1949年以后中国科学院第一任院长是当时的非党人士郭沫若(1956年重新入党),党组书记先后是副院长陈伯达、张稼夫、张劲夫、方毅等。如今,尽管外交部部长李肇星是中共党员,并且是中共中央委员,党组书记则由同样是中共中央委员的戴秉国担任。
[23] 我在《送法下乡》中就分析过这样的案件。参见,苏力:《送法下乡——中国基层司法制度研究》,第129-131页。
[24] 例如,2003年12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制定并颁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落实23项司法为民具体措施的指导意见》,据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就是因为“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在深入学习领会胡锦涛总书记[2003年]‘七一’重要讲话精神中认识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质特征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结合人民法院的工作实际,就要牢固确立司法为民的思想。”庄会宁:《开创司法为民新境界——访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瞭望新闻周刊》2003年第41期。
[25] Marbury v. Madison, 1 Cranch 137 (1803)。有关的背景,参见,苏力:《制度是如何形成的?》,《比较法研究》,1998年第1期。
[26] Henry J. Abraham, The Judicial Process, An Introductory Analysis of the Courts of the United States, England, and France, 7th e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37-42.
[27] Robert H. Bork, The Tempting of America: The Political Seduction of the Law, Simon & Schuster, 1990.
[28] 有经验研究表明,法院越重要,法官人选的确认越难;长期以来,确认率下降了,确认时间大大延长了,但法官的质量却在下降;并且越是后来被证明是成功的法官,越是难以被确认。研究认为,也许反对总统的那个党派的参议员就是不希望确认那些最有能力的法官只是因为这些法官将来会有最大的影响。参见,John R. Lott, Jr., “The Judicial Confirmation Process: The Difficulty with Being Smart,” Journal of Empirical Legal Studies, 2005/2, pp.443-444。
[29] 参见,Lucas A. Powe Jr, The Warren Court and American Politic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Earl M. Maltz, The Chief Justiceship of Warren Burger, 1969-1986,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2000; Tinsley E. Yarbrough, The Rehnquist Court and the Constitu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and Earl M. Maltz, ed., Rehnquist Justice: Understanding the Court Dynamic,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2003。
[30] 参见,Richard A. Posner, Breaking the Deadlock: The 2000 Election, The Constitution, and the Court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以及 Cass R. Sunstein and Richard A. Epstein, ed., The Vote: Bush, Gore, and the Supreme Court,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1。
[31] 参见, Laurence H. Tribe, Constitutional Choic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32] 转引自,马修斯:《硬球:政坛成败的真实法则》,林猛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年。
[33] Ronald Dworkin, Taking Rights Seriously, rev. e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Ronald Dworkin, Law’s Empir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preface pp. viii-ix, and p.412. 又参见 Ronald Dworkin, “Is There Really No Answer in Hard Cases?” University of New York Law Review Vol. 53 (1978) pp.1-32, and Ronald Dworkin, A Matter of Principl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119-145。
[34] 参见,波斯纳:《超越法律》,苏力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9章注11。
[35] 苏力:《现代化视野中的中国法治》,载《道路通向城市》,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年。
[36] 参见,《中国国民党党章》(2000年6月18日第15次全国代表大会临时会议第14次修正),序言,“中国国民党……领导国民革命,……奉行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之宗旨,力行民主宪政之理念,追求国家富强统一之目标,始终如一。愿我全党同志,秉持传统革命精神,互策互励,共信共行。”
[37] 因此除了强调代表工人农民的利益,代表中国人民的利益的同时,中国共产党还特别重视各个时期的“统一战线”(《党章》总纲),毛泽东认为这是中国共产党获得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国民党也有类似的要求,可参见,《中国国民党党章》,第2条宣称“为中华民族之整体利益而奋斗”;第6 条则要求国民党“应永远与民众在一起,掌握社会脉动,了解民众意愿,增进社会公义,使党的决策与民众利益密切结合”。
[38] 中共七大《党章》总纲中规定:“ 中国共产党是按民主的集中制组织起来的,是以自觉要履行的纪律联结起来的统一的战斗组织。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在于自己的坚强团结、意志统一、行动一致。在党内不容许有离开党的纲领和党章的行为,不能容许有破坏党纪、向党闹独立性、小组活动及阳奉阴违的两面行为。中国共产党必须经常注意清除自己队伍中破坏党的纲领和党章、党纪而不能改正的人出党”。中共十六大《党章》总纲规定:“坚持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它既是党的根本组织原则,也是群众路线在党的生活中的运用。必须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必须实行正确的集中,保证全党行动的一致,保证党的决定得到迅速有效的贯彻执行。加强组织性纪律性,在党的纪律面前人人平等。加强对党的领导机关和党员领导干部的监督,不断完善党内监督制度。党在自己的政治生活中正确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在原则问题上进行思想斗争,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努力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关于国民党,可参见,《中国国民党章程》,第3条:本党之组织原则,以党员为党的主体,以干部为组织的骨干,结合广大民众,贯彻民主精神,以实现有组织的民主,有纪律的自由;第4条:本党之领导方式,以民主建立共识,以思想结合同志,以组织凝聚力量,以政策主导政治,以行动贯彻使命;第5条:本党之党政运作,依主义制订政策,以政策决定人事,以组织结合从政党员,党之决策,经民主程序决定后,责成从政党员贯彻实施;以及第12章:纪律与奖惩。
[39] 最典型的,1928年10月,国民党中常委会通过的《训政纲领》,把国民党法定为最高训政者,把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法定为最高权力的决策机构,把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定为指导全国实行训政、监督指导国民政府重大政务施行的机构;1931年,在蒋介石召开的“国民会议”则进一步通过了《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其中第30条明确规定训政时期由国民党“代表国民大会”指挥监督行使国家统治权之设有五院等的国民政府,因此以根本大法的形式确立了国民党以党治国的法理。参见,徐骏华:《蒋介石成败录》,北京:团结出版社,第12章。
[40] 邓小平:“‘以党治国’的国民党遗毒,是麻痹党、腐化党、破坏党、使党脱离群众的最有效的办法。我们反对国民党以党治国的一党专政,我们尤要反对国民党的遗毒传播到我们党内来”。 《党与抗日民主政权》(1941年4月15日),《邓小平文选》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2页。
[41] 柯伟林:《二十世纪中国》,《二十一世纪》,2001年10月号,第114-124页。他指出的另外两个特点是,“党国是军事化的政体”以及“党国有一个领袖”。
[42] 有关这一问题,可参见,毛泽东:《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
[43] 钟声、唐森树:《论南京国民政府训政时期的地方党政关系》;《试论南京国民政府训政前期(1928-1937)的地方党政纠纷》。
[44] 可参见,董必武:《董必武法学文集》,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年;特别是其中“旧司法工作人员的改造问题”(1950),“关于改革司法机关及政法干部补充、训练诸问题”(1952)等文章。
[45] 《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1993年8月14日颁布,1993年10月1日起实施)。
[46] 贺卫方:《复转军人进法院》,《南方周末》1998年1月2日。
[47] 《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1999年第6期。
[48] 1986年6月邓小平提出了这一想法(《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64页),同年9月,他又进一步指出要把党政分开放在政治体制改革的第一位(同上,第179页)。1987年10月召开的中共第13次代表大会通过了赵紫阳在大会上的报告《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正式把实行党政分开列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第一项任务,明确指出:“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是党政分开”。
[49] 苏力:《法院的审判职能与行政管理》,《中外法学》1999年第5期。
[50] 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
[51] 最近的尝试是,2003年1月14日,《工商时报》以“深圳将成党政分离政改先锋”为题报导了外电称“中国共产党自一九四九年建政以来最大胆的政治改革”,主要内容是,“中国共产党的权力自行政及立法体系中分出,实现党政分离,并引进西方三权分立─深圳市政府、市人大及法院相互制衡”。
[52] 杨成武:《杨成武回忆录》(上),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第3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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