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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短文撰于2013年7月埃及发生第二次革命后。21世纪中，埃及已经发生两次革命，在第一次革命后，汪晖与刘健芝采访阿明时，他已指出，需要的是一场长期坚持的革命，且这场社会运动应是人民的广泛运动，而不是由宗教政治力量（穆斯林兄弟会）或军队力量控制。

在小布什担任总统期间，许多自由主义和世俗主义的美国人开始不仅仅将宗教保守分子视为政治上的反对派，也将其视之为一种现实的威胁。他们认为宗教右翼势力绝非普通的政治运动，相反，它是一种本质上就十分狭隘的势力，决心以凯文•菲利普斯2006年的畅销书中所称的"美式神权政治"逐步取代我们的世俗共和国。 这些焦虑一度消散在了共和党的内耗中。在奥巴马时代，集中于经济和医疗问题的争论挤掉了对于性教育和堕胎问题的争论，而自由主义者们开始担忧新的右翼极端分子：茶党分子，出生证明强迫症患者，科赫兄弟会。不过随着米歇尔•巴克曼以及随后的瑞克•派瑞在总统选举中的崛起，以及对很多茶党分子同时也是福音派基督徒这一事实的认识，这种对于神权政治的恐惧突然间重归。以莱恩•里扎在《纽约客》上对巴克曼的描述为开端，最近的一大批文章纷纷开始将共和党总统选举人与恶名远播的政治化基督教派--比如基督国教主义和基督教重建主义--联系起来，并运用这些联系暗示基督教极端主义正再次袭来。在这周的《纽约时报杂志》上，即将离任的《纽约时报》责任编辑比尔•凯勒认为派瑞和巴克曼将面对关于他们宗教信仰的棘手问题。"共和党人的希望之星组合"，他写道，"将迫使我们面对关于公共生活中信仰隐私的顾虑，并努力克服它。" 凯勒完全是对的。美国的政教分离其实从未将政治和宗教分开，而关于政治家宗教信仰的"隐私"也已经多次造成公共后果。特别是当候选人们明确宣示他们的宗教信仰时，舆论界有权质问这信仰与他们的政治日程表的相关程度如何。 但记者们在询问和书写他们所不信仰的宗教时，应当时刻牢记四点。 首先，基督教保守势力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世界，并且像其他这样的世界一样--包括那些世俗知识分子的领地--有各种各样的中心和边缘地带，并且以复杂的方式相互交错。梳理这些联系对我们是有益而且有趣的，但这很容易陷入偏执狂的六度分离游戏中。在这种游戏中，特定群体中最偏激的那个人往往也是最重要的那一个，或者一个特定作者的文章中最极端的部分总是决定着他在现实世界中的影响。 其次，记者们应当避免双重标准。如果你对保守主义者大肆渲染奥巴马与芝加哥社会主义者及学院激进派的联系不以为然，那么你也不应认为巴克曼拥有更多的激进教派支持者证明她是一个潜在的多米尼克教派分子。如果你不同意耶利米•怀特那篇争议性考察文章中关于奥巴马实际上信仰黑人解放教派那些富于煽动性的证据，那么你也不应该着迷于派瑞与古鲁教派可能的联系。 再次，记者们应当抵制以阴谋论的语言使群体间彼此疏离和极端化的诱惑。共和党的政治家们经常因为使用密码式的宗教词汇而被指责，比如他们所做的一切就是指着一个美国人的日常语言说那是比国家通用语更圣经化的语言。同样的，那些所谓的宗教右翼对政府的"渗透"，通常只是保守的基督徒运用民主政治的日常技巧来驱逐他们所反对的政敌，或者回击他们不喜欢的法律。 最后，记者们需要记住的是，共和党的政治家们在动员他们的教派选民上，比动员任何一个声称属于某种政治版图的选民群体都要熟练得多。小布什在2004年集合其福音派选民以支持通过联邦婚姻法案，以及随后在其第二任期内几乎完全停止了关于同性婚姻问题的讨论都是例证。派瑞知道如何刺激德州教士们的自尊心，但当他签署授权给德州的年轻人接种预防性传播疾病疫苗的行政命令时，他听取的是制药游说团而不是宗教保守主义者的意见。 最后一点也说明了宗教右翼分子的自由主义批评者们往往会犯的一个严重错误。他们观察宗教保守主义者，也看到了那些有问题的趋势：二元对立式的修辞，宏伟的野心，启示录式的狂热。但是他们并没有认识到这些潮流本身的意义：不是宗教保守主义者不断增长的实力和即将胜利的迹象，而是他们继续失望和失败的证据。（北溟客 编译）

作为一个以研究外国文学为主的人,在求学与研究的过程中,往往对研究的对象感到难以进入。这个感觉并非全是由于语言的障碍,因为在熟悉了对方的语言之后,经常对那语言所呈现的世界感到陌生。这也并非是由于知识的缺乏,在大量阅读之后,我们可以理解对方,可是仍然明显感到与对方在经验上,在思想上,在价值上的差异性。这种被精神分析理论形容为令人又熟悉又陌生的不安之感(umheimlichkeit),往往迫使比较敏感的人去追问问题的来源。即这个与对方不同的我,自身到底是什么,是什么东西造成了与对方的不同。

自由是现代政治理所当然的第一步。自由的目的是解放个人，使个人免于政府的强制干涉和迫害，这一成就具体落实为界定个人自由的个人权利。民主则是现代政治得陇望蜀的第二步。

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讲稿。

本文为简写版。

私有化与国有化之争，从来都不是简单的"国进民退"、"国退民进"，不是国内事务，而是国际事务，是本国政府、人民和外国资本之间争夺本国经济主权、政治主权的斗争。

对通过资本、权力的介入而进入流通的所有的言论，对资本、权力衍生出的语言表达去表示怀疑，用自己的力量去进行分析，并且把这个分析的原理理论化，我想，这是生活在21 世纪的我们今后生存下去的能量，是可以驾驭语言的我们力所能及的事。小泉纯一郎上台以后每天一定要会见电视记者，乐此不疲地接受他们的采访，而且他的发言一定只使用用时仅15秒钟左右的语句，换言之，他使用了类似广告的手法表述自己，并有效地利用此种手法来控制国民大众。

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举办了一个达尔富尔辩论会，邀请著名非洲专家哈茂德·马姆达尼(Mahmood Mamdani)到场，与人权活动家、前克林顿政府外交官约翰·普伦德加斯特（John Prendergast）交锋

对乌克兰的局势的若干猜想

中国政府这次没有一味强调钓鱼岛是中国固有领土，而是集中火力狠批日本（应当还有美国）"企图破坏二战后国际秩序"

2011年8月6-10日，英国爆发了一系列社会骚乱事件。骚乱导火索是8月6日约300人聚集在伦敦托特纳姆路警察局附近抗议示威，抗议警方4日射杀当地一名年轻黑人男子。晚上，示威演变为暴力事件，200多名"青年"在夜色中朝警察密集投掷砖块、酒瓶、鸡蛋等物品，并焚烧警车、公共汽车和沿街建筑，切断交通，占领高速路，劫掠数十家店铺。 接下来的几天，"骚乱"的规模持续扩大，并且向伯明翰、利物浦、诺丁汉等城市蔓延，迫使英国许多政要，如首相、副首相和伦敦市长等，提前结束休假回到伦敦，召开紧急安全会议商量对策。 在"骚乱"发生的第二天，英国各主要媒体即将之定性为"骚乱"，英国朝野上下也齐声喊打喊杀，措辞严厉。10日晚至11日凌晨，英政府加大社会治安管控，随着1.6万名警察在伦敦各处"严防死守"，伦敦及英国其他主要城市的骚乱逐渐平息。 不难发现，英国此次"骚乱"的起因、形成和扩展与今年初发生在中东、北非的"革命"非常相似。最早发生"茉莉花革命"的突尼斯也是因为小贩被警察打死，民众不满而集结，随后扩大为全国性的"革命"，并直接导致了突尼斯的本•阿里下台；随后又蔓延至埃及，穆巴拉克在埃及持续了30年的统治也在危机面前土崩瓦解；利比亚则在北约的军事干涉下陷入内战，持续近半年，反对派才攻占的黎波里；叙利亚也危在旦夕，欧美国家的调门日渐升高，有强力干预的可能；也门形势也仍不明朗。 实际上，同样的事情也在德国出现了苗头，只是因为没有扩散开来而作罢。 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中东、北非，就是革命，西方国家和由大国主导的联合国就要进行人道主义干预；而发生在英国、德国，就是骚乱，只抢了一瓶矿泉水，都要被当做骚乱分子，严加处置，法院判决也适时配合，进行"维稳裁判"，以"严打"的效率进行判决。无怪乎新华社的报道认为，"西方主要媒体报道充分显示出西方国家在对待社会骚乱事件上的双重标准"。 针对骚乱爆发和蔓延的原因，英国及世界各地的专家们纷纷发表意见。"种族对立与贫困失业问题"、"社会不公"、"教育不平等"、"福利减少"、"信息作恶"、"网络滥用"、"警民矛盾"等等，见仁见智，不一而足。但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则是近两年才兴起的社交网络所发挥的作用。 英国《金融时报》的一篇评论中称，英国全国人口6100万，却拥有超过6200万台手机和超过3000万的Facebook注册用户。作为整个事件的发端，有人在Facebook上为当天被伦敦警方枪杀的帮派成员Mark Duggan成立了一个页面（相当于豆瓣上的小组）。该小组在很短时间内便吸引了上万名粉丝。管理员发起了以纪念Mark Duggan为名的"抗议警察暴行"游行。很快，有近两百人确认参加该游行。游行很快就发展为出现了打砸抢烧等暴力行为的"骚乱"。 该作者还指出，在组织更大范围、更为挑衅的骚乱中，黑莓手机（Blackberry）则是杀手锏。该手机提供的黑莓手机短信（BBM）可以说是组织秘密活动的绝佳工具：它可以一对多地即时传送，免费，并且不同于社交网站，它是保密的。在2008年的孟买恐怖袭击中，黑莓就因其保密性被恐怖分子用作主要通信工具。作者质问道：言论自由的底线在哪里？ 显然，英国警察部门也对此观点十分认同。在针对骚乱采取的"维稳"措施中，英国警方逮捕了数十名利用社交网站和其他形式进行"暴力行为"组织的年轻人。英国警方还明确表示："使用社交网站煽动暴力"的人可能会被逮捕。同时，警方开始严密监视社交网站，辨认组织、煽动暴力的消息源。 "信息的自由流通可以用于行善，但也能被用于作恶。"英国首相卡梅伦在紧急召开的下议院辩论会上表示，他自己被社交网络在这次骚乱中所起到的作用感到震惊，同时称政府也许会考虑限制一些煽动社会暴力的人使用社交网络。 如果我们不健忘的话，应当还能记得，四月份，在中东北非的"阿拉伯之春"之后，曾有人在中文网络上利用微博等形式号召和组织游行，中国官方并未追究，只是在网络上将茉莉花等词汇的定为"敏感词"，一封了之。在预定的游行现场，甚至还出现了当时的美国驻华大使洪博培打酱油的场面。而中国警方虽然抽调大批警力前往，但并未采取极端措施，至少与英国警方采取的镇压措施相比，要温和、克制得多了。即便如此，中国官方的这些措施也仍然受到了国内外媒体同声一气的指责。 再往前追溯，中国西藏2008年发生的"3•14"打砸抢烧事件和新疆2009年发生的"7•5"事件的性质要比英国的情况更严重、更恶劣。英国至少没有出现针对特定人群的无差别攻击和杀害行为，西藏和新疆则出现了这种情况。即使如此，中国警方在初期极度克制，最终由于温和措施无效，才采取了戒严、切断网络等措施，恢复社会秩序。但这些骚乱分子在西方媒体和政客们眼里，却成了所谓的民主、自由和争取民族独立的斗士。如果中国官方采取和西方同样的立场，完全可以将英国的事件定义为一场严肃而神圣的"人民起义"，应当警告英国官方保持克制，防止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但中国并未这样做，连官方背景的媒体都以极为克制和中立的立场报道此事，连讥讽都显得小心翼翼，更不用说公开的支持了。 有人会说，英国发生的难道不是骚乱吗？应该承认，确实是。但需要说明的是，任何街头革命在一开始，都是骚乱，都会出现打砸抢烧这些暴力和犯罪行为。但群众运动需要在运动的过程中成熟起来，产生自己的领导组织和机关，产生自己的政治诉求和纲领，不可能在一开始就有明确的政治纲领和领导机关。如果说先有明确的政治纲领和领导机关，恐怕还没来得及上街，就已经被警方摧毁了。更直白一点说，如果英国舆论和警方不是在一开始就以如此严厉的态度采取镇压措施，让骚乱持续半个月，当然也会出现"纠察队"，自己维持秩序和惩治暴力行为，建立革命的秩序。如果说突尼斯和埃及政府在一开始有什么失误的话，也就失误在这里，没有在最起初就采取严厉措施，而是优柔寡断，蹑手蹑脚。 细究起来，实际上，西方国家发生此类事件的原因与中东北非也有颇多相似之处。几乎所有的评论者都指出，突尼斯、埃及与利比亚发生"革命"的深层原因是年轻人失业率较高，而年轻人正是这一轮革命的主力。尤其是在政治秩序相对稳定的国家出现了高等教育普及化的趋势，他们能够熟练地运用网络，对未来预期较高，而低迷的经济难以满足他们的需求，现实的困境使他们成为受过高等教育的新"流民"，将自己的处境归咎于政府。只不过在英国的竞选政治条件下，年轻人的政治意识难以迅速转化为明确的政治诉求，而在中东、北非这些所谓的专制国家，他们就很容易完成这个转化过程，将对现实的不满直接归罪于专制，从而完成政治动员，从一开始就提出明确的政治诉求。 无论是社交网络还是黑莓手机，用户的主体都是这样的年轻人。他们不同于父母，由于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他们需要的不是一个能够养家糊口的工作，而是他们认为适合自己、符合预期的工作。即使没有工作，他们仍然可以拥有最基本的电脑、手机这样的基础通信设备。因为他们没有工作，或者工作层次较低，无需投入大量时间，因而有大量的空余时间投入到网络上去，就自己关心和喜欢参与的问题发表意见，并在辩论中形成自己的政治立场。 而且，社交网络的传播效率要远高于传统的网络BBS等形式，能够在非常短的时间内被大面积、大范围地传播。原来需要通过在现实的广场上通过辩论才能形成的政治共识，现在只需要通过社交网络就可以完成。"志同道合"的人们可以迅速集结在一起，只需要一个合适的契机，约定一个时间和地点，就可以发动一次政治行动。 在中国，虚拟世界里发生的"网络群体性事件"实际上并不少，而且已经有不少案例通过社交网络进行政治动员，直接转化为实际行动。从宜黄自焚事件、温州钱云会案、药家鑫案、拦路救狗事件、温州动车事故等，皆是如此。当事人越来越熟练地通过网络进行"上访"，"意见领袖"们以各种各样的名义进行政治串联，拦路救狗事件则完全是通过微博上临时发起的一次社会事件。钱云会案中，也有网友组成所谓的"公民观察团"前往事发当地进行"调查"。这些行动实际上就是通过网络进行政治动员的演习，只要有适当的时机，便会直接转化为政治行动。 也就是说，只要能够满足前面已经提到的基本条件，如社会发展水平较高、通信设施普及程度较高、社交网络普及、失业人口中年轻人占比较高、社会上的不满情绪较多、官方处理突发事故能力较低等，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带有政治诉求的社会运动。在全球经济仍未走出金融风暴阴影的背景之下，北非和英国出现的事情当然有可能在其他地方重演。 当然，这不是说对微博、推特、Facebook这样的社交网络应当一封了之，而是说，在社交网络已经十分普及的条件下，如果应对突发事件，如何更及时、准确地发布信息，进行政府公关，如何监督和管理社交网络，已经成为需要全世界共同面对的问题。在这一点上，无论是否民主国家，是否竞选政治，都不例外。 

卡扎菲在利比亚长期一手遮天，非洲强人纷纷效尤，他的倒台则让效仿者感到沮丧。这些强人往往走上恩克鲁玛（加纳前总统）的道路，治下国家内部纷争愈演愈烈，少有人能像尼亚雷雷（坦桑尼亚前总统）那样，在理论和实践上为一个国家打下坚实的基础。卡氏政权崩溃的一个重大影响是：外部干涉和内部反抗将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 如今，非洲大陆是世界强权及其挑战者的竞技场。中国致力于建造基础设施和开采原材料，主要关注的是经济利益。印度关注的重点也是一样。而美国、法国等西方强国，则公开进行军事干涉。非洲强人为选边而苦恼。以乌干达总统穆塞维尼为代表，他们寻求某种平衡，既在经济领域欢迎中国和印度，又容纳美国的战略军事存在。 与此相反，非洲反对派在财政和军事上都主要依靠西方。众所周知，几乎在每个非洲国家，卡扎菲倒台都使反对派热切盼望西方的军事干涉。 过去十年间，西方强国在政治和法律上为进行干涉打下了基础，其中最重要的是联合国安理会和国际刑事法庭。两者的运作都有强烈的政治性，或者说是选择性，都无意于缔造法治。安理会判定某些国家犯有"反人类罪"，并以保护平民的名义批准对其进行干涉。第三方便可厉行干涉，而不用对包括安理会在内的任何一方负责。国际刑事法庭接踵而至，将这些国家的领导人锁定为犯罪调查和起诉的对象。非洲人在这个过程中有意无意扮演了同谋的角色，比如，没有尼日利亚和南非的支持，批准干涉利比亚的决议在安理会就不会通过。 黑暗时代即将来临。越来越多的非洲社会深陷分裂，而利比亚和科特迪瓦的变局，可能开启一个外部干涉接连不断的时代，每次干涉都得到内部响应，一国接一国地变天。欲防止外部干涉的国家，需要把注意力和精力集中于内部改革。（南渝霜华 编译）

《中国式共识型决策》一书试图用中国的视角来看中国的决策过程。作者认为，在中国体制有问题时就要讲，但同时中国体制好的地方也得讲透。有优势不去利用认识的话，就有可能导致自废武功的局面出现，到时后悔都来不及。

通过对比文艺复兴早期的佛罗伦萨与不列颠哥伦比亚的参与和商议机制，本文分析了随机遴选作为政治代表的挑选机制的必要性、民主正当性、重要作用及其积极效果。商议民主可以提高公共政策的效率和正当性，可以较好地平衡民粹主义倾向，也可以平衡超凡领袖的支配。但由于其内在的困境，商议民主无法唱独角戏，必须与参与民主结合起来

历史资本主义的长期发展进程由过渡期、成熟期和衰落期三个阶段构成。自19世纪末进入衰落期以来,先后出现两次长期的结构性危机。在应对20世纪70年代后第二波长期性危机的过程中,资本主义体系转型为"泛垄断资本主义"。当代西方的各种马克思主义流派和"后"话语学派忽视了这种决定性转型。当前,反对集体帝国主义统治的外围地区人民觉醒的第二波浪潮已经开启。真正有效的马克思主义,必须要在亚非拉三大洲承载起具有决定意义的历史使命。

编译介绍大卫·哈维新书

王绍光关于民主问题的访谈。

由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EIP）、皮尤研究中心、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RCCC）、中国战略文化促进会（CSCPA）共同完成的"中美安全认知项目"调研报告。

儒学为中华帝国提供了一个同质性的文化和认同感基础，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古代帝国控制能力有限这一局限。儒学的存在使得帝国这一国家形态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发展出了一个难以逾越的高峰：古代中国有着强有力的国家，发达的官僚体制和精英层面上的认同感。除了当时的百姓尚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民族认同感外，中华帝国在很大程度上犹如一个现代"民族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