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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沁鑫的戏剧从1999年因执导《生死场》而崭露头角并声誉日隆之日算起，已经历了十余年的时间。这十余年正是中国戏剧的“文化体制”急速改革的时期。田沁鑫的创作环境、创作题材、创作组织形式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这次地震时，我正在东京的街道上。地面大幅度地摇晃，周围的建筑物也在晃动，而且持续时间相当长。这是未曾有过的体验，让人感觉到有大事发生。我第一时间想到的，是死者超过五千人的阪神大地震(一九九五年)。那次地震，我并没有直接经历，但那里是自己的家乡，而且是近亲们居住的地方，因此，我马上赶赴现场。楼房一片片坍塌了，我步行在瓦砾成山的道路上。  然而我们知道，这次地震的受害规模是阪神大地震所无法比拟的。因为，横跨几百公里的海岸线一带受到海啸冲击，还包括核电站的危险。而两者的不同还不仅仅是这些。阪神大地震完全是突如其来的，除了少数专家以外，人们做梦也没有想到这里会发生地震。但是，这次地震却早已预测到了。东北地区的地震和海啸，历史上已有记录，近年来更常常发出警告。进而，早在这之前人们便对核电站表示过激烈的反对、批判甚至警告。只是，地震的规模远远超过了事先的预估。不过需要指出，此次规模的地震其实也并非无法预测，而是有意回避了做出这样的预测。  还有另一点不同。阪神大地震的发生，乃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泡沫经济终结而开始出现萧条、但人们依然没能承认这一现实的时期里。因而，地震成了日本经济没落的一个象征。不过，不久大家就忘记了这一点，而继续朝着“日本第一”的时代终将重新到来的方向走去。在日本，全面接受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实际上也正是在那次地震之后，借口就是由此可以重振日本的经济。  但在这次地震之前的日本，毋宁说经济上的衰落感已然广泛地蔓延开来。随着少子化、老龄化程度的增高，玫瑰色的希望已经黯然失色。主流媒体上虽然仍有强调大国日本将复活的媒体人之毫无内容和根据的说法在蔓延，但真正打动人心的是接受缓慢增长的现实与预测而试图建立起新的经济和市民社会的那些意见。从这个意义上讲，此次地震并没有那种突如其来的感觉，相反，将会彻底强化上述那样一种倾向。换言之，阪神大地震时人们忽视了的问题，这回得到了再一次确认。  阪神大地震印象最深刻的，是失掉家园的老人们意外地表现出坦然平静的态度。我们曾经在战后一片烧焦的荒野上迈出第一步，这回也一样，从零开始就是了。另外，所谓“饱食时代”成长起来的一大批年轻人，他们为了从事义工活动而从全国各地聚集到灾区来，而且构筑起相互扶助的共同体。这样的图景并非日本所特有。我听说，近年在中国四川大地震中也出现了同样的现象。这种共同体，乃是在传统的共同体消灭之后被建立起来的。  索妮特（Rebecca Solnit）的《灾难乌托邦》(A Paradise Built in Hell)一书，在考察了旧金山大地震(一九○六年)以来种种灾害的例证之后得出结论说：“灾害过程会带来特殊的共同体。”一般情况下，人们相信当秩序消失之际会出现霍布斯所谓人人都是一匹狼那样的自然状态，因而，国家成为必不可少的。但实际上，那些在国家秩序下互相恐惧的人们，在灾难的无秩序状态中却可以创造出与国家秩序不同的自然生长的秩序和相互扶助的共同体。  阪神大地震之后所诞生的，正是这样一种共同体。不过，这里有着日本特殊的历史语境。这便是，地震所带来的一片废墟强烈地唤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那种精神状态。这时，人们会回想起战争以及最终走向战争的日本近代历史。然而，灾难后的“天国乐园”并没有持续多久。与此同时，战争的记忆也渐渐消失了。  伴随着正常秩序的恢复，将阪神大地震的震灾视为商业机会而图谋经济的复苏，这样的潮流占了主导地位。而且，进一步推动了新自由主义的小泉首相，甚至不惜践踏禁止战争的战后宪法，强行实施向伊拉克派遣自卫队。然而，这带来的依然是经济萧条和贫富差距的扩大。结果，代替一党长期执政的自民党，民主党取得了政权。不过，新政权并未能迈向新的方向。  这时，发生了此次地震。它不单单唤起了战后一片焦土的记忆，核电站的事故更令人们不禁想起广岛和长崎。战后的日本人，不仅对核武器，就是对一般的核能亦抱有过度的敏感。不用说，对核能发电的排斥是相当强烈的。尽管如此，核能发电得到肯定和推进，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的石油危机之后。核能发电对经济的发展不可或缺、还有利于减碳环保，前前后后这样的宣传推广不曾间断。这次核电站事故则暴露出，上述企业和政府的行为乃是犯罪性的欺骗。 日本人在战后的一片废墟上，应该是有过对近代以来所走道路的反省的。近代日本为了对抗西方列强，曾追求过军事大国的目标。因战败而破产之后，则又开始追求“经济大国”。而这次地震，却生动传神地展现了其终极的破产。即使没有发生地震，恐怕也将会破产的。实际上，破产的不仅仅是日本经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就陷入了深刻的不景气，那以后，始终也未能克服一般利润率的低下。资本试图一方面加强全球金融投资，另一方面通过对以往的“第三世界”地区进行产业投资而找到活路。但是，前者以雷曼兄弟公司危机而宣告了破产，后者呢，中国、印度、巴西等国的高速增长还在持续，不过，恐怕也维持不了多久的。劳动工资的上涨，消费在不断地攀高，使之无可避免。    　　因此，世界资本主义在未来二三十年中恐怕会难以再维系下去了。然而，资本主义的终结，并非人类生活的结束。在没有资本主义经济增长和竞争的状况下，人们也能够生存。或者不如说，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人才能真正“活着”。当然，资本主义经济不可能这么简单地终结。为了负隅顽抗，各大国之间将围绕资源和市场你争我夺。但是我想，日本人不应该再次选择这样的道路。人们可能会想，如果没有这次地震，日本人会继续追求“大国”的目标而进行无意味的挣扎吧，然而，这种事情已然是没有指望的，也不应该这样考虑。地震所带来的并非日本的破灭，而是新生。或许，人们只有在废墟之上才能获得走向新生之路的勇气。  -- 柄谷行人，享誉国际的日本当代著名理论批评家。1941年生于日本兵库县尼崎市。就读于东京大学经济学本科和英文科硕士课程。曾任教日本国学院大学、法政大学和近畿大学，长期担任美国耶鲁大学东亚系和哥伦比亚大学比较文学客座教授。2006年荣休。

在我们的印象中，对欧洲的认识基本由这样的关键词组成：发达国家、民主政治、高福利社会、衰弱的老欧洲等等。但法国、英国此次的表现足以让我们重新把镜头拉回到欧洲去，看看老欧洲究竟在什么意义上是老的，又在什么意义上是发达的？

国民性是单面的，还是自我反身的？如何界定阿Q的阶级身份和社会类型？如何在“重复”中界定“革命”？在《阿Q正传》中，历史与本能、意识与潜意识、精神与身体是什么关系？如何解释鲁迅的“向下超越”，以及从这一角度对辛亥革命和启蒙的思考？

王钦译，插图暂缺。“藏匿于光天化日”之下的东西——多年来遮掩了一些我们本来应该知道的事情，而这一遮掩似乎相当地不经意。事到如今，假如我们仍然不去反思美国文学批评中的那个拉康，尤其是，对美国的控制论在法国，包括也在美国所发生的那种影响，继续充耳不闻，那么拉康与坡的关系就永远会在光天化日之下被遮蔽。

诉前服务好：来到房山区法院调研，座谈“立案诉讼服务改革试点”，这是我第一个感受。好在哪儿呢？好在诉前，而非上法庭之后；好在服务——人民法院的宗旨，说到底，就是为人民服务。

近年来有一种观点提出，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没有担任负总责这个职务，因而否认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这种观点并不符合历史事实。分析这个历史问题的关键在于看问题的角度和方法，究竟是从形式上看问题，还是从实质上看问题。据目前披露的大量史料，在当时党内高层是有不少领导同志推荐和拥护毛泽东来接替博古担任最高领导职务的，但毛泽东从维护党的团结这个大局出发，主张由张闻天先干一个时期比较合适。毛泽东虽然不是名义上的党和红军的最高领导人，但他实际上在遵义会议后形成的中央领导集体中起到了领导核心的作用。

马云：晕倒，我不好那口！你有空来杭州看看吧。那么多年，你知道我在做啥吗？呵呵……说实在你不了解我。也不了解互联网对未来真正的意义。大姐，有空来看看。我不好政治那口，我既讨厌左也反感右，我只做自己认为对的事。
我皮厚但我怕你们会误导年轻人。

从手工业生产到制造业的兴起，再从工业化到最近几十年的经济全球化，中国家庭在现代化和发展历程中与西方演变途径的不同。

對抗美对抗美援朝，我没有专门研究；不过，多年来我一直在关心和思考这段历史。这些年来，关於朝鲜战争的书出得很多了，中国的，有军科院的大部头，有历史专著，还有各种回忆录，外国的，有美国写的，有日本写的，还有南韩写的。我看过的，大约有一二十本吧。我感觉写得比较好的有三本：一本，是徐焰的《第一次较量》；另一本，王树增的《朝鲜战争》；还有一本，是美国人写的，早些时候内部出版，其中有美国决策层的情况，史料很丰富，是权威史学著作。我就抗美援朝的几个问题谈点意见，希望对大家有所启发。 对抗美援朝的简要评介 朝鲜战争爆发，是1950年6月25日。前四个月，是北朝鲜在打，先是和南朝鲜打，美国很快参战，又和美国打。前两个多月，北朝鲜打得不错，一直攻到釜山外围，朝鲜全境只剩下不到十分之一没有解决了。9月15日，麦克阿瑟策划的"仁川登陆"成功，形势急转直下，北朝鲜军队的后路被截断，军心大乱，在前后夹击下，向北溃逃，转胜为败；美军则大举反攻，於10月7日越过三八线后，直指鸭绿江。- "仁川登陆"﹐这是麦克阿瑟在朝鲜战争中的绝招，不过也是他唯一的绝招，随后则是瞎指挥引起的一连串失误，这是一本美国人写的书里介绍的情况。若不是麦克阿瑟的瞎指挥，我军在入朝之前，美军大部队本来可以进抵鸭绿江，重兵沿江列阵，如果那样的话，对我军来说，麻烦就大了，会变得很难应付。 中国参加朝鲜战争，正式宣布的时间，是1950月10月25日，也就是60年前的今天；实际上，志愿军10月19日就入朝了。到1953年7月双方签订停战协定，共两年九个月。这一段时间，就是我们所说的"抗美援朝"。   中国参战后的"抗美援朝"﹐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1950年10月到1951年6月，是"运动战阶段"﹐基本是我军在解放战争时期的打法，大步进退，运动歼敌，就是所谓"五次战役"﹕ 第一次战役，是遭遇战，双方不期而遇，我军胜了，不过是小胜。期间有这么一个惊险的故事，彭德怀过江后急於找金日成联络，竟然跑到快速推进的敌军后方去了，就在一个矿洞里建立了联合指挥机构，而身边却连警卫部队都没有，随时都有被美军俘虏的危险。我军将领历来有靠前指挥的传统，不过作为志愿军最高统帅，彭德怀作战风格的剽悍也实在太出格了点，这同呆在战场千里之外的日本豪华总部发号施令、偶尔到前线"做秀"的麦克阿瑟相比，可谓天壤之别。这个序曲，或许一开始就预示了后来的战局发展。 第二次战役，是我军的典型打法，驾轻就熟，又精心部署，佯为示弱后撤，却大胆向前穿插，然后东西两线大举反攻；美军骄狂冒进，突遭打击，仓惶应战，措手不及，狼狈后撤，西线的第八集团军差点被包了饺子，东线的第十军更是险些被全歼。彭德怀的胃口之大，让麦克阿瑟大惊失色，从此头脑乱了方寸，忽而惊惶失措，忽而虚骄狂妄，尽是瞎指挥。 不过，中国军队也确实领教了什么是现代化的战争。美国军队的火力之强大和机动之迅速，加上绝对的制空权，使已经被我军完全包围的美军，大部分又溜掉了，无法将之全部歼灭。 总的来说，此役我军大胜，一仗下来，歼敌数万，解放了平壤，推进到三八线。整个抗美援朝，这是打得最漂亮的一仗。美方后来的战史资料说，就在这一个星期里，中国确立了世界军事强国的地位。 第三次战役，我军乘胜进攻，越过三八线，美军惊魂未定，继续溃逃，我军解放了汉城，战线推进至三七线，这是抗美援朝期间我军向南推进的最远处。不过从军事上说，这一仗胜得有点勉强，歼敌也不多。我军的战役企图，主要是政治性的：三八线，既然美军打过来了，我军就必须打过去。我方能够取胜，还因为美国军队被我军的突然打击吓坏了，一个劲儿往南溃逃。 第四次战役前，我军连续作战，极度疲劳，后勤距离拉长，粮弹补给严重不足；而美军摸住了我军的弱点，粮弹均靠单兵携带，只能发动"星期攻势"﹐加上美方的统帅，又换了个厉害的角色李奇微。第四次战役发起后，我方进攻，小有斩获；不久，李奇微强令美军全力反攻；我军火力太弱，力不能支，边打边退，汉城得而复失，到了三八线附近，战线才稳定下来。 因此，这次战役，我军是先胜后败。主要原因是，我军连战连胜，轻敌了，想把美军一举赶下海，想法不切合实际。此役的汉江保卫战，打得相当惨烈，我军十分艰苦，但非常顽强，梯次撤退组织得很有章法，美军也实实在在地领教了中国军队强劲的战斗力。 前四次战役，基本是连续打的。战线稳定在三八线以后，我军休整补充，又发动了第五次战役。当时的情报显示，美军有重演"仁川登陆"的迹象，我方在朝鲜东西海岸的防御部署尚未完成，因担心后方供应线被切断，战役提前发动，想打乱美军部署，所以准备不够充分。战役发动后，开始，我军向前推进，然后，美军大举反攻，结果战线又回到三八线稳定下来。此役，我军先进后退，算是平局。其中，180师在撤退时被包围，因指挥失误，部队溃散，多数被俘，是我军抗美援朝中在一次战役中最大的损失。 第五次战役，我军第一线兵力在数量上占优势，70万对34万，超过敌方一倍；但是，美军的火力优势过强，远非我军所可匹敌，所以未能获胜。西方国家的舆论时常单凭主观臆测，就渲染中国在朝鲜完全靠"人海战术"﹐有些中国人也这样认为。其实，只有第五次战役，可以说是这样。而前四次战役，第一线兵力，我军比敌军的兵员还要少一些。实际上，我军的战斗力，主要源於勇敢顽强的战斗意志和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而不是单纯依赖人多。而美军的优势，则是强大的火力和快速机动能力，还有我们未曾想到的强有力的后勤保障，至於其背后现代工业雄厚实力的支持，那时的中国可以说百不及一。 打仗要"知己知彼"﹐这个道理谁都知道，可朝鲜战争时，中美两军遇到的，却是相互非常陌生的对手。应当承认，在了解和认识对手并转变应对之计方面，美方比中方更早一些：美方是第三次战役后，中方则是第五次战役后。这并不是因为美方的统帅更优秀，而是随军记者对美军败绩的狼狈情形大肆渲染，搞得国内舆论大哗，统帅机关深受刺激，因此思维模式转变比较迅速。这是美国军队或者说美国这个国家的特点。革命时代的中国，手中没有多少物质手段，"冒著敌人的炮火前进"﹐靠的完全是一股"精、气、神"﹐这就要求"我们万众一心"﹐七嘴八舌的，怕扰乱军心，因此不可能采取美国人那种办法。不过，美国人这种在战争中实行"公开性"的做法，在越南战争期间吃了大亏，到后来的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时，对战场的新闻报导就有许多限制了。 第二个阶段，从1951年6月到1953年7月，是"阵地战阶段"﹐双方已经开始停战谈判，不过，也是边谈边打，谈谈打打，双方在三八线附近，阵地防御，反复突击，互有进退，战线基本稳定，有两年多一点时间。 在第一年，从1951年夏秋到1952年夏秋，美方居主动、处攻势，依靠海陆空立体战力，用强大火力猛烈进攻，还企图用优势空军的"铰杀战"斩断我军后勤供应线。但是，我军依托坑道、顽强抗击，同时大力加强后勤保障，顶住了美军的攻势，上甘岭之役，先是15军，后是12军，打得最为出色。 到第二年，从1952年夏秋到1953年7月停战，我方武器装备提高，后勤保障改善，完全适应了美方的打法，越打越主动，优势转向我方。在停战之前一个月，发动了金城战役并取胜。到朝鲜战争结束时，我军略占上风。 有趣的是，在这个"阵地战阶段"﹐我军的打法，基本上是红军时代那个洋顾问李德指挥第五次反围剿的打法-"阵地战"加"短促突击"。看来，"兵无常势，水无常形"﹐打仗，没有什么固定之法，是最"实事求是"的事，一种情况下错误的打法，在另一种情况下，就成了正确的。我们的军队，传统非常优秀，能够根据战场形势迅速转变作战思想，灵活得很。   朝鲜战争，从1950年6月到1953年7月，打了三年多一点，从三八线开始，基本在三八线结束，是个平局。但是，中国参加朝鲜战争，是从鸭绿江开始的，基本在三八线结束；因此，就抗美援朝而言，可以说中国是胜方。 停战时的战线，就是如今南北朝鲜的分界线，与战前的三八线相比，略有出入：在东线，南方多占了一块，在西线，北方多占了一块；论面积，南方稍多一点，不过，南方在东线所占的，都是贫瘠的山区，而北方在西线所占的，是人口稠密、经济富裕的平原地区。所以，战争的结局，北朝鲜在领土上不算吃亏。 抗美援朝时的中国，同美国在武器装备方面的差距，和海湾战争时伊拉克同美国的对比，还要悬殊得多。我们不仅没有海空军、没有机械化陆军和现代通讯，而且因为没有国防工业体系，连武器的"制式化"都没有实现。徐焰的书中有这样一个例子，相当典型：志愿军入朝前，因为武器都是缴获来的"万国牌"﹐枪支的口径不一致，因此要在鸭绿江边停一天，调换武器，一个师的三个团，把美式武器集中到一个团，日本的"三八大盖"集中到一个团，国产的"汉阳造"集中到一个团，这样到战场上才便於供应弹药。所以，中国在抗美援朝能够获得胜利，在世界战争史上完全是个奇迹。 我看过美方的战史资料对中国军队的评价：一，他们在朝鲜遇到的，"是世界第一流的军队"﹔二，"这是一支文明的军队"。就是说，新的中国军队，不仅英勇善战、意志顽强、指挥高超，战斗力异常强劲；而且军纪严明、秋毫无犯、善待俘虏，还是遵循国际有关公约的典范。 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中国还采取了一种奇特的做法 -"轮战"﹐让解放军各部队轮流当一回志愿军。毛泽东的考虑，已经主要不是出於实际的军事需要，部队借此更换装备还是附带的，主要是让中国军队都在实战中同美军交交手、过过招，见识一下现代化战争，领教一番这个世界第一军事强国，让我们的军队取得第一手经验，尤其是破除对美国人的迷信。 抗美援朝的后续影响之两例 关於抗美援朝这场战争对世界格局、参战各方的影响，尤其是对我们国家的利弊得失，如今人们七嘴八舌，说什么的都有，应当说，后人完全可以也应当进行分析评价。不过，这是个很复杂的问题，也许应该有若干部学术专著来论述。在这里，我只想谈这么两件事： 有一件事，中国政府干得很漂亮，就是对战争罪犯的教育改造。有国民党的战犯，也有日本战犯，最有名的例子，是把一位当过汉奸傀儡皇帝的溥仪改造成人民共和国的公民，而不少日本战犯刑满归国后，还成为中日友好人士。 不过，据徐焰的书中说，开始的时候，日本战犯普遍态度恶劣、拒绝改造，而且相当傲慢、不服气。在他们看来，中国虽然是二战的战胜国，但日本并不是被中国打败的，而是败在美国和苏联的手下。冈村宁次的回忆录就说，直到战争结束，日军在中国境内还是"百战百胜之军"。 日本人确实骄狂，不过近代的中国军队，也实在不像样子。比如，日本曾两次进攻旅顺口要塞，第一次是1895年的中日战争，第二次是1905年的日俄战争，两次都是日本胜利攻取；不过，俄军防守那一次，战况极其惨烈，日军阵亡了数万之多，而前一次中方守卫时，日军攻克要塞，只阵亡了38人。那时的中国军队在战场上的表现，真是不顶事，所以也难怪人家有那样的印象。 日本战犯态度开始转变、逐渐认罪伏法、并有认真的反省，是在抗美援朝以后。不过开始时，他们还在观望，在得知中国军队连续打了几个胜仗之后，他们看到，当年打败了大日本帝国的强大美军，现在竟然被中国军队打得狼狈溃逃，态度才真正有了变化。这说明，教育改造固然重要，可如果你不能表现出力量，只靠讲道理和道德感化，也难以奏效。   另一件，是朝鲜战争十几年以后，在越南战争时的事。 抗美援朝前夕，1950年10月2日，周恩来接见印度大使潘尼迦，因为中国和英美没有外交关系，托他通过英国给美国捎话：美军不能过三八线，否则，中国要管。这句话很重要，如果稍作点解读，它实际也包含著这样的意思：如果美军不过三八线，而只是南朝鲜军队进至三八线以北，中国还可以不出兵。 大家知道，美军9月15日"仁川登陆"以后不久，北朝鲜军队实际上已经瓦解，如果美军呆在南方守护，让南朝鲜军队无后顾之忧、全力打过三八线，北朝鲜的全部陷落，估计也只是多费点周章、多花点时间吧。这样的结局，对中国显然还是相当不利的，可美国人如果算盘打得精一点，就会知道他们的目标基本可以达到。自然，最倒霉的就是金日成了。可即便如此，倘若美国人态度稍为节制一点，中国仍然准备接受这样的结局。周恩来是中国的总理兼外长，他捎的话，是代表中国政府的承诺。这说明，中国当时确实不愿意在朝鲜打仗。 懂点国际政治的人都知道，二战以后，三八线附属於"雅尔塔体制"﹐算是它的一部分。因此，中国向美国传达的信息，实际上也是告诉他们：虽然雅尔塔体制是美苏搞的，并且损害了中国的权益，但只要美国方面还遵守它，中国当时并不想在世界上挑战雅尔塔体制。可以说，中国这个态度相当克制，对美国也相当有利、很给面子，他们完全可以接受。可是，美国人太傲慢、也太粗心了，他们的眼里哪里看得起中国人，对潘尼迦捎的话，根本不当成一回事儿。於是，在南朝鲜军队於9月30日越过三八线之后，美国军队於10月7日悍然越过三八线。结果，就是后来发生的众所周知的历史。 十几年以后的1964年，"北部湾事件"爆发，越南战争急剧升级，美国轰炸北越、并在南越大举增兵。中国的态度，一方面，公开表示坚决"援越抗美"﹐另一方面，为避免战火烧到中国来，也私下给美国捎信：美国空军轰炸北越，不能越过中越边境；美国陆军在南越的军事行动，不能越过17度线。 有了朝鲜战争的教训，这一回美国人学乖了，再也不敢把中国人的话不当回事了，约翰逊总统还特别嘱咐在越南的美国将军们："相信共产党中国说的话"。在那之后，越南战争又打了十来年，把美国人搞得焦头烂额，还能不一肚子恼火！可是，一直到美军狼狈撤出越南，他们支持的南越政权也彻底垮台了，美国军事当局对中国私下传话告诉他们的底线，虽然很不情愿，却甘愿"自缚手脚"﹐始终信守著： 美国空军轰炸北越，从来没有越过中越边境，虽然中国对越南的大量军事与经济援助照样进行，中国境内始终没有落下美国飞机的炸弹； 美国陆军在南越的军事行动，也相当"自律"﹐一直限制在17度线以南；尽管明明知道所谓"解放阵线"的后方基地就在北越，而且全力向南方渗透。 据说中国这个词，英文的字义是"瓷器"。不知这是否让西方人认为，中国的饮食器具，就都是些瓷玩意儿。不过，在朝鲜战场上试了试以后，美国知道了，起码中国人烧饭的锅，也是铁家伙。 如今关於"抗美援朝"的若干议论 关於抗美援朝，如今议论的一个问题是，中国出兵援朝，是党中央的"集体决策"﹖还是毛泽东的"个人决策"﹖有些人的观点认为，抗美援朝，是毛泽东的个人决策，是他解放以后"违背民主集中制"﹑实行"独裁专断"的开端，因此"抗美援朝"的决策是错误的，并由此导致建国后的一系列错误。 抗美援朝是"个人决策"还是"集体决策"﹖让我说，既可以说是"集体决策"﹐也可以说是"个人决策"。中国关於抗美援朝的最后决定，不仅是中央领导集体做出的，而且中国政府和各民主党派，也都发表声明赞成，因此，从程序上说，完全是"集体决策"。 当然，在决策过程中，有争论，也有不同意见，如今有些人的回忆录，提到关於这些不同意见的零星信息，引起人们的兴趣，於是有了所谓"个人决策"的议论。不过，中央决策核心的三次最重要的会议，一次书记处会议，两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记录的档案材料尚未开放。所以，关於最高决策的确切和详尽的情况，我们现在还不得而知。 最后决策层的情况，从如今披露的信息来看，当年的大多数中央领导人，开始都不赞成出兵，明确赞成出兵的，只有两个人，毛泽东和彭德怀。不过，我听军队一位朋友说，彭德怀赞成出兵，还有点另外的缘由。 事情是这样的：1950年初，毛泽东在苏联访问，谈判出现僵持局面，可他也没闲著，又在操心国内的事。国际上关於西藏的动向 - 英美等国在策动西藏独立、西藏当局要派人去联合国活动，引起毛泽东的高度警觉，他迅速做出决策，打电报给彭德怀，要求一野从西北尽快进军西藏。可彭德怀回电，却讲了一大堆困难，气候、道路、装备、准备不足等，总之是不行。毛泽东担心日久生变，迟疑拖延不得，遂打电报给刘伯承、邓小平，要求二野从西南进军西藏。刘、邓一点价钱也没有讲，很痛快地答应了。随后的事大家都知道，进军西藏的，是二野的部队，张国华的18军。 那个时候不像现在，进军西藏的交通条件，铁路、公路、航空，什么都没有，确实非常困难。不过，对西藏地理形势有点了解就会知道：历史上的进藏路线，首选青藏线，也有人说是新藏线，这都在彭德怀一野的地盘；而西南的川藏线，地形是高山和深沟相间，历来是最难走的。共产党的将领，那时候个个都争强好胜，同国民党的将军们遇到作战首先就想著保存实力截然不同，刘、邓的部队胜利完成进藏任务，彭德怀自然脸上无光，而且会觉得，这一回他算是欠了主席一笔人情。遇到朝鲜战争，毛泽东要同彭德怀谈话，让人去宾馆把彭德怀接到中南海，就专门派邓小平去，大概也有点提醒他的意思。 现在，毛泽东要出兵援朝，总得有人挂帅，和美国人打仗，不可轻敌，自然要挑选他麾下最优秀的将领。可是，他的爱将林彪拒绝了，可能是怕砸了"常胜将军"的招牌吧，身体也确实不好；另一位著名战将粟裕，脑部战伤发作，也病倒了。"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啊，正在为难之际，彭大将军挺身而出，给毛主席解了围，也算是还上了不久前他欠主席的那笔人情。 我听来的这段缘由，准头不准头，大家姑枉听之吧。 总之，抗美援朝，中国出兵，从程序上说，做到了"集体决策"。不过，从实质上讲，应当说是毛泽东的"个人决策"。对这件事，我们可以这样想：假如当时的党中央，没有毛泽东这个人，比如在解放战争期间城南庄那一次，他让国民党的飞机给炸死了，那样的话，到了朝鲜战争的时候，中国出兵援朝的决策，很大的可能性，是做不出来。   关於抗美援朝，如今议论的另一个问题是，当年中国应该不应该出兵？抗美援朝已经过去60年了，如今又在争论这样的问题，这很有趣。因为，我想，当年中国出兵之前，在党中央会议上讨论的，就是这样的问题。不同的是，如今的讨论，只是"马后炮"﹐大概有些人觉得，能当个"事后诸葛亮"﹐也是一件心理感觉很不错的事情吧。当然，我不是说今天不应该讨论这样的问题。不过，虽然档案尚未开放，可我想，当年中央开会时，不赞成出兵的理由，比如：中国战乱百年，应当休养生息；中美双方实力悬殊，打不胜怎么办；更严重的，如果战争扩大，把仗打到中国来，引火烧身，如何了局等等，当年的中央领导人，智力水平并不低，不会想不到这些情况。 至於有人说，抗美援朝影响了解放台湾，我想，在当年中央会议上，即使持不同意见的领导人，也不会提出这样的问题。这是因为：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两天后的6月27日，美国就宣布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这样一来，凭我军当年的装备，就使解放台湾成为不可能了。实际上，此后不久，毛主席已经下达了撤销解放台湾的命令。这些情况，在中央开会讨论出兵援朝时，已经是两三个月以前的事了，参加中央会议的领导人，如果连这都不知道，还坐在那里开什么会呢？ 如今认为抗美援朝影响解放台湾的人，他们对朝鲜战争相关背景了解的信息，比当年的中央领导人晚了60年、还要加上两三个月。用如今时髦的学术语言说，这叫"信息不对称"- 这是人们如今讨论经济问题时常用的语言，不过，军事战略方面的决策，"信息不对称"的情况要突出得多，这是常识。   关於抗美援朝，如今的争论，真正比较重要的问题是，当年中国出兵援朝，事后权衡利弊得失，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我们都知道关於"真理标准"的讨论，因此，对中国出兵正确与否的评判，主要不是看它是"个人决策"还是"集体决策"﹑也不是纠缠毛泽东是否"违犯民主集中制"或者"凌驾党中央之上"一类问题。因为，只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当然，"抗美援朝"的"实践"﹐已经是50多年前的事了。所以，我们今天讨论中国出兵正确与否，实际上是对抗美援朝以后我们国家的历史进行分析、研究和评判。尽管历史不能假设，但是，回顾往事，实事求是，资治通鉴，从历史中吸取智慧，不仅应当，也是有益的。不过，这无疑是个相当复杂的问题，需要进行全面的分析，也许得有几本学术专著才能说清楚。   对中国出兵的是非得失，有些评判很好玩儿。比如说：抗美援朝扬国威军威，巩固了中苏友好同盟关系，这是正确的，而影响国内经济建设，造成中美对抗，则是错误的，等等。这些人大概是学会计的，像会计科目的"收益"和"借贷"栏一样，把各种是非得失拉了一个清单。当然，现代社会崇尚"民主"﹐当会计的人，也完全有权评论国家大事，包括朝鲜战争。 可这打仗的事，即使打了胜仗，也是"毙敌三千，自损八百"﹐你总不能说，"毙敌三千"是正确的，"自损八百"便是错误的。双方伤亡多少自然应当比较，但比伤亡多少更重要的是胜败，比如攻城，攻方一般伤亡较大，但攻下来了，就是胜利；而比伤亡比例和战役胜负更重要的，是综合权衡利弊得失，尤其是评估对国家长远利益的影响，这才是评价决策正确与否的合理方法。 实际上，一个在朝鲜战争中不是当事者的一方，成了最大的受益者，这就是逃到台湾的国民党政权。眼看就要彻底完蛋了，蒋介石甚至已经私下派人到日本和南美去买房子，准备流亡海外当寓公了，不料却意外得到了一个难得的喘息进而反省的机会。可贵的是，蒋介石抓住了这个机遇，痛定思痛，改弦更张，从此走上顺利发展的道路。台湾后来的历史，成为一个走向现代化的成功故事，这对中华民族来说，也未始不是一件好事。   有些肯定抗美援朝的人说：抗美援朝，国内经济恢复没有受影响。这其实也不符合实际，抗美援朝，军费花了60多亿，这笔钱如果用来投资建设，经济发展的情况肯定要好得多，怎么能说没有影响呢？显然，这些人的态度，是肯定抗美援朝的，可是，思想上却有顾虑。在如今这个时代，"经济建设为中心"﹐似乎成了"放之四海而皆准"并且适用於一切时代的普遍真理，也成了判别历史上所有是非曲直的标准。所以他们大概是顾虑，如果说抗美援朝影响了国内经济建设，那不是违背了"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原则吗？给人们的印象，就会是否定抗美援朝。 如今，在有些中国人的眼里，这世上的真理，似乎就只有"市场经济"和"富起来"﹐有了这么两条，中国就会繁荣强盛。真是幼稚得吓死人。《李雪峰纪念文集》里有这么一个故事：搞党史的人采访抗日战争时期担任太行区党委书记的李雪峰，这位老革命谈到当年党和政府在根据地的工作，自然也有怎么抓经济、财政和群众生活方面的事。李雪峰讲到这里，采访者觉得仿佛挖到了"金矿"似的，一脸惊讶地说："唉哟！你们在那个时候就'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了？"可是，大将风度的李雪峰，却既不肯掠美、去争那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风头，也没有因为邓小平是他当年的老上级而去"保持政治一致"﹐他很温和地说："噢，不能那样说。那个时候，中国在打仗，我们的党和政府在根据地的工作，只能以战争为中心。"   还有，关於抗美援朝敌我双方"毙、伤、俘、失踪"的数字，说我方比美方要少。我不相信这种说法。美军有海空优势，陆军火力也强得多，我方的伤亡多一些，这是合理的，并不丢人。有些文章在"阵亡"﹑"伤亡"﹑"作战减员"﹑"伤亡损失"这些词汇上，用不同口径，搞文字游戏，这不科学，也不严肃。 我不懂多少军事，不过我觉得，徐焰书中介绍的情况比较可信：我军阵亡34万。伤与亡的比例，一般为二到三比一。当然，战场的情况千差万别，打仗的事不会很准头。而且，伤与亡的比例，也依战地救护水平有所不同，这方面我军远不如美军，在伊拉克战争中，美军的伤亡比例，提高到6比1以上甚至达到8比1或10比1。 所以，大概估计吧，我军包括伤亡在内各种损失的总数，约在百万左右。 根据我方公布的数字，美军为主的"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队"毙、伤、俘"的总数，是一百零几万，而据美方和南朝鲜一方公布，他们"毙、伤、俘、失踪"的总数，还要多一些，有130多万。朝鲜战争，美军阵亡五万多人，若加上"伤、俘、失踪"的数字，大约30多万；其余的，是南朝鲜和其他国家损失的数字。 据各种资料看，现在缺的是北朝鲜一方的伤亡总数。 俘虏的数字，中方俘获美军七千多，美方俘获中方两万一；至於中方俘获的南朝鲜军队，没有公布过数字，大概把俘虏交给北朝鲜了。 不过，战争中的统计数字，不像和平时代的经济统计数字，双方"毙、伤、俘、失踪"的数字，统计起来会有一些特殊的困难，不容易搞得很准确。 而且，我们知道，"抗美援朝"和"朝鲜战争"是有区别的：朝鲜战争的过程，前四个月，是北朝鲜在打；后来的两年多，中国参战后，以中方为主，和北朝鲜联合作战；而敌对的一方，是美军为主的16国联军，还有南朝鲜军队。 因此，战争中双方"毙、伤、俘"的数字，应该分开计算：朝鲜战争前四个月，中国尚未参战，美军和南朝鲜军队"毙、伤、俘"的数字，统计中方的战绩时不应当包括在内；而中国参战后的战绩，中方和北朝鲜方，也应当各算各的。这样，才能使我们今天对当年那场战争的轮廓，有个清楚的了解。 我想，我们如今谈抗美援朝，是在研究历史，而不是像当年搞战前动员一样，主要考虑鼓舞士气。作为研究历史的观念和方法，要尊重事实、讲究科学。"与时俱进"和"求真务实"这些话，不能只挂在嘴上。 况且，抗美援朝的历史，涉及参战的各方，后来也不只是我们一家在研究。当年我们在战场上的仗打得那么漂亮，现在只是研究这段历史，如果讲得太不靠谱儿，会让人家笑话的。 有一个历史上的故事，值得我们记取。1947年解放战争西北战场的"三战三捷"﹐是大家很熟悉的，记得是羊马河战役吧，全歼敌军一个旅，旅长麦宗禹被俘，在关押时收听新华广播电台，我军公布的战报称：此役，国民党军队三千多人，除一百多人逃跑，其余被歼灭。麦宗禹听了以后感慨万分：三千人，只逃掉一百多，还不说成"全歼"﹗共产党办事如此认真、说话如此诚实，怎么能不胜利呢？同国民党虚报战功的恶劣风气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这个例子，是我党我军优良传统的典范，我们应当珍惜和继承。 朝鲜战争的起因："三国同谋论"可以休矣！ 回头审视朝鲜战争，这场战争的起因，首先和直接的就是那条该死的三八线。不过，这就要从二战后的雅尔塔体制说起。 二战期间，朝鲜并不是独立的参战国，还是日本的殖民地。因而，在盟国的"巨头"们开会时，并不是关注的重点，只是附带地提到。其要点是：打败日本后，朝鲜应当独立；可是又规定，先由盟国的"美、苏、中、英共同托管"。这就给后来的纠纷埋下了祸根。 这种做法背后的思想，仍然是"殖民帝国"优越感心理在作怪，既然朝鲜独立，民族自决嘛，就应当让人家自己去搞。当然，建立个政府，也不是容易的事，不过，无非是乱上一阵子，或许就会有点头绪。大国的巨头们，不相信这些民族能解决好自己的事情，还像一战以后那样，要搞什么"托管"。可是，由大国越俎代庖、对人家搞什么"托管"﹐效果难道就会好？ 实际上，所谓"共同托管"﹐那时中国的国民党政府正在忙著打内战，连占领日本这种相当风光的事都派不出兵，哪还有心思去管什么"托管朝鲜"的事？英国在二战中元气大伤，也没有力量再管东方的事，所以颇有自知之明地主动放弃了。因此，所谓盟国"托管"朝鲜，实际只是美苏两家的事。 而美苏两家也是心不在此。在1945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上，罗斯福最伤脑筋的，是美军在对日战争中伤亡太大，请求苏联出兵帮忙，而斯大林最关注的，则是乘机收回老沙皇在日俄战争时失去的在中国东北的权益。不知道罗斯福是否明白，他的请求对斯大林来说，却是正中下怀、求之不得的事。斯大林落个顺水人情，还乘机获得重大利益，罗斯福则是"慷他人之慨"﹐拿中国的权益做交易。美苏双方一拍即合，交易得以达成，这就是著名的《雅尔塔协定》，其主要内容有三项，都是关於中国的：旅顺口、中长铁路和外蒙古。美国人大概也觉得，这"出卖中国盟友"的事，实在办得太缺德，还煞费苦心地对中国保密了几个月。美苏在二战时对"中国盟友"做的事，可以作为"弱国无外交"的典型解读。 至於小小的朝鲜，美苏两家在雅尔塔的"三巨头"会议上，并没有进行多少具体讨论，这大概与罗斯福的身体状况有关 - 他的病情已经很重了。所以，朝鲜的三八线，也并不是雅尔塔体制正式规定的事项。 战争期间，战场形势是决定因素，而对小国来说，往往就决定了今后的命运。实际上，所谓三八线，是美国人相当仓促草率的一项决定。苏联对日宣战后，苏军得地利之便，迅速进军朝鲜，眼看就要席卷朝鲜全境，而美军还在一千多公里外的冲绳呢。美国不甘心朝鲜由苏联独占，就提出美苏要为在朝日军受降划分一条分界线。时间十分紧迫，要求半小时拿出方案，可情急之下，竟然连一张朝鲜行政区划的地图也找不到，於是就由美军总部的一位参谋大致那么一瞄，根据纬度线用笔一划，就决定了后来的三八线。而对美国人划的这条三八线，斯大林竟然同意了，这有点意外，却也在情理之中，他知道美国的综合实力，而且那时美苏的关系还不错。 后来，由於冷战爆发，"共同托管"搞不成了，美苏各自控制一方，把朝鲜分裂了；於是，三八线也就成了南北朝鲜两个国家的边境线。可是，这是一条什么样的边境线呢？《朝鲜战争》一书的作者王树增作过考证： 这条"三八线"﹐从不同角度分割了数座高高的山脉，截断了12条河流、三百多条乡间道路、八条等级公路，还有六条铁路。 这样的"国界"﹐完全没有考虑"分水岭"和"河道中心线"这些自然地理因素，也没有顾及原有的行政区划。想像一下这条三八线的情形吧：农民到地里干活，偶尔打个山鸡野兔，小孩子淘气乱跑，牛羊吃草，鸡飞狗跳，甚至鸭子到河里捕食小鱼小虾，一不留神，就会侵犯另一方的"领土主权"﹗ 这种情形，再加上两个政权处於敌对状态，如果不发生边境冲突，那才是怪事呢。如果打开非洲地图，我们会发现许多这样的国境线；当年殖民帝国留下的这些遗产，至今还是非洲不少国家战乱频仍、冲突不断的祸根。 所以，自从有了这条该死的三八线，南北双方大大小小的边境冲突，就一天也没有停止过。而且，分裂为南北两个国家的朝鲜民族，都声称要用武力实行统一，南朝鲜的李承晚咋唬得格外厉害，北朝鲜的金日成不甘示弱、也在埋头准备，这更使南北双方的武装冲突愈演愈烈。可是，这能怪朝鲜民族的南北两方吗？ 不过，不管朝鲜民族实现统一的愿望多么强烈，就当时的现实情势而言，南北两方的政权甫立，百废待兴，经济凋敝，工业落后，军事力量也相当薄弱。因此无论那一方，要发动大规模战争、实现武力统一，都是不大现实的。朝鲜半岛如果发生大的战争，背后一定会有外部力量的介入。 我国对外开放以后，关於朝鲜战争的信息，比过去多得多了，尤其是苏联解体、档案开禁后，我们也搞回来一批，国际方面的情况，如今已经很清楚了： 1950年6月25日发动大规模进攻的，是北朝鲜。对这一点，以前我们不便说，主要是为了在外交上照顾北朝鲜的立场。看来，这盟友之间的事情，也麻烦得很呢。这里或许用得上萨特讲哲学的那句名言："他人即地狱"。 真实的历史情况，朝鲜战争，是斯大林和金日成两人背著中国秘密策划的，直到开战前，生米快要做成熟饭了，才告诉毛泽东。在朝鲜方面，金日成要实现民族统一，即便使用武力，那是人家的内政，别人也不好说什么。不过，如果没有苏联的支持和援助，北朝鲜光靠自己的力量，金日成即使想打，也没有那个能力。所以，朝鲜战争的决策，主导方是苏联，是斯大林的决定。 至於中国，不仅没有参加合谋，而且毛泽东很不希望发生这场战争。那时候，我们的国家不仅历经百年战乱、需要休养生息，而且，中国自己的内战还没有打完呢，如果说打仗，毛泽东关心的是解放台湾。对苏朝两方背后合谋的事，毛泽东实际上早有觉察，不过他的想法是：先解决台湾，立足於自己，当然也希望得到苏方援助，因为渡海作战要先取得制空权和制海权，但中国那时基本没有海空军；待台湾问题解决以后，如果苏朝方还坚持要在朝鲜打的话，待中方腾出手来，作为对苏方支援解放台湾的回报，也可以对朝鲜提供援助。 可是，这只是毛泽东的一厢情愿，实际上却行不通。因为决策的主导权，掌握在斯大林手里，他一手托两家，军事援助给谁，取决於他的决定。而斯大林的决定是，对帮助中国解放台湾，虚与委蛇，含糊应付，对北朝鲜发动统一战争，却全力以赴、密锣紧鼓地进行军事援助。 可以说，这同毛泽东的愿望截然相反。但是，这场朝鲜战争，斯大林处於主导地位，二战结束后，苏联有得是多余的武器弹药，他要让这些剩余物资"发挥余热"﹐来为苏联的战略目的服务。金日成有苏联援助在手，自然"牛"得很，当面对毛泽东说，进攻南方的事，他不需要中国方面的帮助。武器装备是苏联的，斯大林要给金日成；北朝鲜是当事者，金日成坚决要打。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又能有什么办法？最后被迫同意，也只是表了个态。 新中国政权甫立，共产党刚执政不久，就碰上这么一桩意料之外的事，而且是关於战争。这国家之间的事，真是冷酷无情，"盟友"之间，照样是人心险恶。斯大林毫无信义，而且居心叵测，中苏之间刚签订了《友好互助同盟条约》，还是"盟友"呢，可条约的墨迹未干，他就和金日成背著毛泽东，合谋策划了一场战争，这不是把中国这个"盟友"给出卖了吗？《剑桥中国史》说，朝鲜战争，是斯大林对中国的一个阴谋。我同意这种看法。   很长时间里，美国方面和西方世界一直认为，这场朝鲜战争，是苏联和中国合谋策划的，当然还有北朝鲜，称之为"三国同谋论"。在那个时候，这是美国决策层干预朝鲜战争的决策依据，他们那时的看法是： 第一，这是苏联伙同中国在全世界进行"共产主义扩张"﹔ 第二，毛泽东对斯大林唯命是从，中共政权只是苏联的傀儡。 冷战时代，两大阵营严峻对峙，双方在政治、军事、经济、社会甚至文化、学术方面的交流基本断绝，更不会把自己一方决策内幕的信息告诉对方，苏联一方尤其如此。因而，对中苏朝一方的真相，美国和西方大概当时也确实不知情。所以，在很长时间里，美国和西方世界可能真的相信这个所谓"三国同谋论"﹔当然，这种"三国同谋论"﹐也符合西方在冷战时期的政治需要。 我们得承认，美国和西方的公共传媒所造成的舆论效果，同我们一方的做法相比，影响和威力要大得多。这也不奇怪，人家的搞法，即使同一个国家，也是七嘴八舌的，而我们却总是只有一种声音。就是说，人家仿佛长著七八张嘴，我们却只长了一张嘴，自然占不了上风。即使我方讲得有道理，对大众来说，也是七嘴八舌中多了一种声音，很容易在"比较和鉴别"中被淹没。 所以，受西方传媒的影响，世界上很多人在很长时间里，大概也都相信这种"三国同谋论"﹕中共政权是苏联的傀儡，朝鲜战争主要是中苏合谋。中国对外开放以后，外部信息汹涌而来，西方传媒造成的强大心理影响，也传播到中国，有一些中国人也难免受影响，对中国过去的宣传感到疑惑，觉得西方讲的情况也许符合事实。 但是，"事实毕竟是最顽强的东西"﹐西方传媒造舆论的本领和产生的心理影响再大，也改变不了历史事实。朝鲜战争的历史真相，不是中苏合谋，而是苏朝合谋，对国内一般大众来说，信息首先来自1990年代中期《百年潮》杂志披露的前苏联的档案材料。不过在1980年代以前，西方有些严肃的历史学者经过认真的研究，已经掌握了朝鲜战争的历史真相。《剑桥中国史》的文章判断，朝鲜战争是斯大林对中国的阴谋，就是在苏联档案开禁之前。 西方有些学者的头脑、能力和品格，确实令人钦佩。比如英国的马克斯韦尔，1962年中印边境战争后，西方传媒几乎一边倒地认为中国侵略印度，可是，马克斯韦尔的《印度对华战争》一书却独持异议。令人惊奇的是，中印边境战争期间，马克斯韦尔始终没有到过中国，并没有听"中共的宣传"﹐而是一直呆在印度的新德里，他读到的只是印度报刊的一面之辞。他持异议的结论，主要依靠头脑分析，像毛主席当年对国民党的报纸一样，"透著看"。但几十年以后，世界上严肃的历史学者普遍认为，马克斯韦尔的《印度对华战争》，才符合中印边界战争的历史事实。   朝鲜战争决策内幕的基本轮廓，如今已经完全清楚了。不过，我们不得不佩服西方传媒造舆论的本领，其产生的心理影响，远不是那么容易澄清的。近日我在网上看到一些中国人写的文章，仍然非常坚定地相信所谓"三国同谋论"﹐他们一口咬定，朝鲜战争是毛泽东和斯大林合谋策划的。 对严肃的读者来说，胡乱演绎的观点，这里就不去说它了，有一件事实，却被这些人揪住不放，就是毛泽东同意金日成的要求，将解放军几万朝鲜籍官兵送回北朝鲜。这些久经战阵、富有实战经验的解放军官兵，实际上成为北朝鲜军队的核心，在后来的朝鲜战争中是主力部队。他们说，这不就是中国参与"三国同谋"﹑策划朝鲜战争的证据吗？ 我们在这里，先不去计较有些人"逢毛必反"的"凡是"态度了。历史事实，不管你喜欢不喜欢，都应当尊重，并严肃对待。这里向大家介绍一篇史学论文〈中苏关系与朝鲜战争的起源〉，这篇文章根据严谨的史料考证，目前是关於"解放军朝鲜籍官兵送回北朝鲜"一事的权威论述，阐释相当有说服力。〈中苏关系与朝鲜战争的起源〉一文，已收入中央党史出版社的文集《中苏历史悬案的终结》。 此文作者金东吉，历史学博士，北京大学副教授。应当提到的是，他是一个南朝鲜人。大家知道，朝鲜战争的时候，他的国家属於同我们敌对的阵营。这或许可以证明前面那句话的真理性："事实毕竟是最顽强的东西。" 为了方便读者，使大家对此事有个大概的了解，我将此文有关要点简单介绍如下： 1949年5月，新中国还未建国，党中央刚迁到北京，北朝鲜领导人金一就来到北京访问，毛泽东对客人说："如果美国人走了，日本人也没有来，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劝朝鲜同志不要向南朝鲜发动进攻。"不过毛泽东也说，他很关心朝鲜如何防御南韩的进攻。 1949年10月21日，在给斯大林的电报中，毛泽东明确指出："朝鲜人民军不应当发动进攻"。斯大林10月26日回电，表示同意。 1949年12日16日，毛泽东访苏，在当天的会谈中，一开始就提出："现在，最重要的是保障和平。"他针对的就是朝鲜南北双方严重敌对的形势。 1950年1月，毛泽东还在苏联访问期间，美国的杜鲁门和艾奇逊表态"弃台"﹑"弃韩"﹐斯大林迅速改变对朝鲜的基本政策，支持北朝鲜武力统一。随后，朝苏双方开始秘密对话。而这些，斯大林和金日成都没有告诉毛泽东。 1950年5月13日，金日成访苏回国后，随即秘密飞抵北京，向毛泽东通报：关於"北朝鲜可以开始行动"﹐朝苏双方已经达成一致。一开始毛泽东不相信此事，还向斯大林发电报，核对与交涉此事。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时，毛泽东是从法国通讯社的报导得知的。发动朝鲜战争前，金日成和斯大林都没有向中国方面通报。 关於"解放军朝鲜籍官兵送返北朝鲜"一事，起因是：朝鲜南北分治后，双方冲突不断、愈演愈烈，各方担心的，是南方入侵；朝方正式向中国提出此项要求，是1949年5月金一访问北京时。毛泽东同意朝方的要求，是帮助北朝鲜防御，而不是支持金日成发动进攻。 这些朝鲜籍官兵，都是四野的部队，共3.5万人，中朝双方约定，这些朝鲜籍官兵，将分为两批，先后送回北朝鲜。 第一批，1949年7月，在东北驻防的两个朝鲜籍师，共两万余人，送回朝鲜。我们知道，这时候，朝苏双方还没有对"北朝鲜可以开始行动"做决定。 第二批，1950年4月，一个多师，共1.4万多人送回朝鲜。因为这些官兵在南方执行作战任务，待广西战役结束，集中、休整、合编，稍后才走。此时，虽然朝苏双方已经决定"北朝鲜可以开始行动"﹐但送这批朝鲜籍官兵回去，并不表明中国为支持金日成对南朝鲜发动进攻而增兵，只是履行中朝双方早在1949年5月达成的约定。 金东吉的研究，比我们自己搞得还清楚，他有两句结论性的意见："总之，毛泽东不仅在访问莫斯科时没有同意朝鲜进攻南韩，而且直到1950年5月初，仍对这个问题持反对态度。" 至此，"三国同谋论"可以休矣。 斯大林策划朝鲜战争的决策动因初探 作为分析问题的逻辑，我们要弄清毛泽东出兵援朝的决策动因，就要先弄清朝鲜战争是怎么打起来的，为此，就要弄清斯大林策划朝鲜战争的决策动因。 关於斯大林支援金日成发动统一战争，有些中国学者是这样解释的：抗日战争胜利后，斯大林反对中国打内战，不支持中共的革命主张，到"三大战役"后，还不赞成解放军渡过长江。中国革命胜利后，斯大林认识到他当年不支持中国革命的错误，吸取了经验教训。所以，在朝鲜问题上，他支援金日成发动统一战争，是为了不再犯过去指导中国革命的错误。 这种意见，我不知道斯大林是否这样讲过。不过，如果斯大林对中国人这样解释，听起来倒是蛮合乎逻辑的，尤其是要堵住中国人的嘴，还颇有点说服力呢。不过，我们应当注意到，这种解释的前提是：全世界的共产党是一家人，争取革命胜利，大家的目的是一样的，过去认识上和实践中的错误，只要坐在一起好好谈谈，认真总结一下经验教训，就能实现思想和行动的统一，世界各国革命以及革命胜利之后的事，今后就好办了。 可是，我们也应当知道，斯大林这个世界革命的导师，更是苏联这个国家的领袖，而世界革命包括中国革命的利益，同苏联的国家利益，并不总是一致的。至於斯大林辛勤忙碌的工作，也不光是和各国共产党一起商量怎么争取革命胜利，他兴趣更大的，也许是在"三巨头"会议上纵横捭阖，在二战前，他甚至和纳粹德国的希特勒作交易，在中国正在进行抗日战争时，也曾和日本签订"中立条约"﹐为此斯大林还亲自到火车站迎送日本外相松冈洋右，在"斯大林时代"的苏联，这是最高的"外交礼仪"了，连后来毛泽东访苏时也无缘有此荣幸。不过，作为苏联的国家领袖，斯大林关心自己国家的利益和安全，这是他的职责所在，别人也不好责备什么。 实际上，对支援世界革命，斯大林已经不像当年的列宁那样热情与虔诚，当世界革命的利益和苏联国家的利益两者不一致时，他优先考虑的是苏联的国家利益。这其实是个老问题了，列宁逝世后不久，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斗争中，在确立"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路线之后，这就成了一个让各国共产党深感困惑与烦恼的问题。 苏联在处理对外事务时，采取一种"双轨制"﹐并设立两套机构：一套是常规的外交部，另一套就是共产国际，而这两套机构，又都是斯大林一个人领导的。因此，共产国际的所谓"路线"﹐首先要服从苏联的国家利益，而所谓"共产国际"﹐基本是苏联外交政策的工具。中共的"国际派"﹐很长时间看不透这一点，让中国革命吃了大亏，这是更深一层的原因。 中共领导革命取得胜利后，已经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同革命时代的情况就更不一样了，中国和苏联两个国家的利益，不可能完全一致，不仅会有不同，而且会有竞争，有时甚至会是对立的。把不同的国家利益，简单地归结为一个认识论的问题，认为只要坐在一起，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就行了。我想，在这些问题上，如此书生气十足、头脑天真或者说糊涂的，绝对不会是斯大林。   那么，斯大林策划朝鲜战争这个阴谋，他的想法是什么呢？为了弄清这个问题，已经有人查阅了苏联当年的历史档案，查证斯大林的电报、文件、谈话等。应当说，研究历史，首重史料，这很必要，也很重要。 不过，我们也应该知道，执掌大权的政治领袖，主要是实践者，是做事的，而不是著书立说、或者卖嘴皮子的，他们有些想法，甚至是重要的决策，有时也许是多做少说、甚至只做不说。 朝鲜战争的决策，已经是60年前的事了。因此，如果我们从朝鲜战争前后事态发展的轨迹中，来研究斯大林当年的思路，弄清他的战略思想和决策动因，不仅是可取的，也许还更可靠些。 朝鲜战争的大背景，自然是冷战。二战结束不久，美苏就由战时盟友反目成仇了。冷战的形成，自然也是"一个巴掌拍不响"﹐美苏都有责任。不过，"干涉希腊内战"﹑"富尔顿讲演"﹑"杜鲁门主义"﹑"马歇尔计划"﹐这一系列事件，美方似乎更主动一些。 美国频频得手，苏联自然不甘示弱。可是，"柏林危机"一出手，斯大林对杜鲁门的决心估计不足，而且美国的实力之雄厚，竟然连煤炭也可以用飞机空运西柏林，也实在令人惊愕。双方僵持了一年，以苏方退让告终。这件事，无疑让斯大林很是灰头土脸。 看来，和美国人在欧洲硬干，苏联力有不逮。於是，斯大林又开始打主意："西方不亮东方亮"﹐也许在东方做点文章，能够在冷战中扳回一局；同时，"祸水东引"﹐对苏联以及"华约"国家的小兄弟，显然更为有利。 这应当是斯大林朝鲜战争决策的一个原因。   中国革命的胜利，使东西方阵营的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新中国的建立，使"社会主义阵营"在欧亚大陆连成一大片，苏联当年独自处在"资本主义包围之中"的险恶处境，从根本上改变了，日子好过得多了。不过，此前不久发生的南斯拉夫叛离"共产党情报局"的事，又引起斯大林深深的忧虑：中国会不会走南斯拉夫的路？毛泽东会不会成为又一个铁托？ 说起来，发生南斯拉夫叛离的事，主要责任在斯大林，二战打败了法西斯，他太骄傲了，很不谨慎了，比如在同南斯拉夫的杰拉斯会谈时，斯大林态度的骄狂、蛮横与霸道，也实在过了头；当杰拉斯向他反映，苏军进驻南斯拉夫后军纪太坏、数千妇女被强奸，斯大林连一句道歉的话也没有，反而把杰拉斯训了一顿。结果，触犯了南斯拉夫的民族尊严，引起铁托的强烈反弹。 当然，作为一个老练的政治家，斯大林也知道，铁托之所以敢於同他公然叫板，是因为他的背后，有一支在长期革命尤其是残酷战争中建立起来的队伍，主要是军队，还有一个坚强的意志独立的领导团队。这些条件，阿尔巴尼亚和罗马尼亚也有一些，后来的历史证明，东欧国家同苏联闹别扭的，就是霍查和齐奥塞斯库。而这些条件，毛泽东完全具备，而且更加出色，经过十年内战、八年抗战、三年解放战争尤其是延安整风，中共早已不是当年乖乖地听命於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指挥棒的那个党了。显然，斯大林的担忧，不无多余。 有了南斯拉夫的教训，斯大林也知道应该谨慎了，他恢复了惯有的老练与精明，对中共的领袖，他要仔细地考察、权衡和打量一番：中国是否会走南斯拉夫的路？尤其是，中共领袖是不是又一个铁托？ 分析或者说揣测斯大林的想法，无疑是个很没有把握的事，这里我们举个例子，虽然只是中苏交往中的花絮，也可以对事情了解个大致的端倪。 1949年7月，刘少奇访苏，成果颇丰，相当成功，气氛也非常友好。斯大林高兴了，在宴会上祝酒时，要为世界革命中心将来转移到中国干杯。可是，刘少奇拒不举杯，推辞再三，甚至搞得有点尴尬了，最后也没有干这杯酒。尽管有点影响气氛，可这也让斯大林感到放心：这个人当铁托？看来不大像。 应当说，刘少奇当年的做法并没有错，我们现在也不能说，刘少奇当时就应当喝那杯酒。不过，当斯大林谈到他指导中国革命的错误与责任时，刘少奇连连表示没有这个事，应对也太迁就，客气得过分了。当然，也是刘少奇这次赴苏，关於这方面的问题，毛泽东没有向他授权。可反过来说呢，斯大林专门在中国急切地有求於他、地位最为虚弱的时候，三两句话就想了结这笔历史旧账，其精明老练，时机挑得再好不过了，绝对是高手。 而1949年底毛泽东访苏，一见面就向斯大林抱怨：他这个人，长期受打击，有话无处说。有人评论，毛泽东外交应对不得体。情况也许是这样，这方面的本领，他不如周恩来。不过，领袖之间的应对，是战略家的意志较量，毛泽东见面第一句话，其言外之意，就是要追究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指导中国革命的错误和责任！斯大林不愧国际政坛的老手，一句"胜利者是不受审判的"﹐就把话题转移了。斯大林的应对可谓机敏得体，可心下也不免一惊：全世界的共产党领袖，有谁可曾一上来就敢对他这样讲话？这个毛泽东，简直活脱脱的一个铁托第二！在以后的中苏谈判中，毛泽东本钱有限，却屡屡公然叫板，使会谈几度形成僵局。当然，对中苏双方而言，当时都不可能让谈判破裂；可当初答应过刘少奇的有些事，而且是大事，也变卦了。 毛泽东和斯大林的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会谈，虽然公开的宣传是"牢不可破的兄弟友谊"﹐但实际情况却远非如此。毛泽东后来以他特有的幽默说：从苏联谈判回来那半年，"全世界都在骂我，说我是铁托；只有台湾的蒋委员长，还给我说句好话。"- 毫无疑问，最不愿意也最害怕毛泽东当铁托的，就是这位蒋委员长了；蒋介石在大陆败给了毛泽东，不过我们得承认，这家伙相当精明，没有人比他更深切地知道：毛泽东要是成了铁托，来个"脚踏两只船"﹐在西方阵营也踏进一只脚，他蒋介石的两只脚可往哪里去找立足之地呢？ 对毛泽东一旦成为铁托第二，苏联将要面临的不利局面，斯大林自然心知肚明，而且不会无动於衷。可是在斯大林的眼里看来，这个毛泽东，血气方刚、精明强悍、很有主见，是个软硬不吃的家伙；对这个人，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临之以威、诱之以小利，恐怕都不顶用。斯大林在盘算，今后怎么对付这个桀骜不驯的毛泽东呢？看来，必须想个根本的办法，让他毛泽东想当铁托也当不成！要经过一番运筹，设法造成一个局面，一个世界范围的大格局，把中国这只已经醒来的"东方睡狮"﹐彻底关在斯大林设计和铸就的铁笼子里。 就在这时，1950年1月，老谋深算的斯大林，做出了朝鲜战争的决策。   在1950年初之前，苏联对朝鲜的政策，并不支持金日成武力统一，也没有大规模武装北朝鲜的计划，对日本在朝鲜留下的工业设备，也像在中国的东北一样，能搬走的尽量搬走，然后，苏联在朝鲜的军队也撤走了。而且还说了，亚洲革命的事务，按照"国际分工"﹐以后由中国负责。 可在1950年1月之后，苏联对朝鲜的政策改变了。在军事方面，转而大力支持金日成武力统一朝鲜，为此，对北朝鲜进行大规模军事援助，派遣军事顾问，帮助训练军队，参加制订作战计划等，尤其援助飞机、坦克、重炮这些进攻性武器，使朝鲜北南双方的军事力量对比急剧倾斜，优势转向北朝鲜一方。 斯大林决定支持金日成发动朝鲜统一战争，当然希望北朝鲜能够打胜，实现朝鲜统一；不过，作为久历战争风云、见过大世面的军事统帅，斯大林也不会一厢情愿地只想著胜利，而根本不考虑失败的可能性。当然，为了鼓舞土气吧，对失败的可能性以及后果，他可能没有公开说过，但是，并不等於斯大林就没有考虑过。 实际上，如果站在斯大林的角度，他的考虑可能会是这样的： 如果北朝鲜打胜了，实现了朝鲜统一，金日成自然最满意，可他不能不感激斯大林，苏联在朝鲜的影响力由此大增，当然什么事都好商量。比如：旅顺的军港如果归还中国了，军事基地就可以迁到釜山，苏联在远东照样有不冻港，而且可以控制日本海，作为对美国和日本的威慑，战略态势更为有利。朝鲜在东北亚的战略位置太重要了，原来说过的让中国负责亚洲革命的事务，今后就可以不再包括朝鲜了。所以，综合权衡，尤其是战略利益，如果朝鲜战争打胜了，最大的受益者，实际是苏联。 可是，如果北朝鲜打败了呢？朝鲜战争爆发后，如果美军不干涉，这种可能性不大；倘若美国出兵干预，北朝鲜的败局恐怕就很难避免。雷英夫评说，斯大林没有估计到美国出兵干涉，是战略判断方面的能力不行。我觉得，这种分析不透彻，可能低估斯大林了。 1950年初，杜鲁门和艾奇逊先后讲话，"弃台"﹑"弃韩"﹐美国今后的军事防御线，不包括台湾和南朝鲜了，这也许确实是让斯大林下决心同金日成合谋策划朝鲜战争的一个原因。可是，这国际上的事，和商业合同不一样，并没有国家法律来保障；况且，兵凶战危，死生之地，存亡之道，美国人只是在讲演时说了那么几句，谁知道靠得住靠不住？在国际政坛见过许多大世面的斯大林，就那么好糊弄？一听就信以为真？连点儿"防人之心"也没有？ 实际上，对美国出兵干涉的可能性，斯大林可能没有对人明白讲过，但是，他不可能连想也没有想过。其实，我们只要看看朝鲜地图就会明白，斯大林的如意算盘是怎么打的： 朝鲜和中国的边界，长达一千多公里，而和苏联的边界，只有区区不足20公里。而且，边界的中国一边，是紧连工业中心的核心腹地，而边界的苏联一边，则是远离国家政治与经济腹心的边疆之地。 因此，如果金日成打败了，美军推进到鸭绿江边，对苏联固然不利，但中国受到的威胁却大得多。中国被推到与美国隔江对峙的最前沿，这样的地缘战略形势，毛泽东曾经宣布过的"一边倒"﹐恐怕就不能只是嘴上说说了。 所以，全面审视朝鲜战争：下最大赌注的，是金日成，胜了，是大赢，败了，则输光；斯大林的盘算最精，仗是朝鲜人在打，胜了，苏联获益巨大，败了，受损也有限；而最大的"利益攸关方"﹐实际上是中国。对中国来说，金日成的仗打胜了，所获的利益，中国没有份儿，公开的损失虽然没有，潜在的损失，却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除了已经失去解放台湾的机会，还要加上失去在朝鲜的影响；如果打败了，除了金日成，中国受损害的程度，这个账算起来就复杂得多了。 久历国际风云的斯大林，不会想不到这一点；也许他还想到，桀骜不驯又智力过人的毛泽东，未必看不破他走这一步棋的用心。所以，斯大林和金日成合谋策划朝鲜战争，要背著毛泽东。   以上的分析，是军事和战略方面的。下面我们再来看看斯大林在外交方面是如何运作的。 1950年1月，毛泽东还在苏联时，作为对中国的友好姿态，苏联在联合国提出一个提案，要求驱逐蒋介石集团，把联合国的席位给新中国的政权。苏联这个提案，当然被美国否决了。随后，苏联为表示抗议，竟然愤而退出联合国。 近年开放的苏方档案表明，这件事，苏方事前曾向毛泽东通报，并征得中方同意。不过，中国那时的情况也真是可怜，刚建立了个政权，在国际上还没有打开局面，对国际事务所知还很有限，也未必清楚联合国那些复杂的议事程序尤其是其运作过程中的奥妙之处。可是，即使毛泽东具备相关的知识和经验，对斯大林的用心也心知肚明，那时中国在联合国没有席位，对苏联在联合国的行为，又能有什么办法呢？ 但是，苏联随后的行为就奇怪了，苏联宣布退出联合国，却并没有放弃在联合国各种机构尤其是安理会的席位、资格和权力，苏联驻联合国大使马立克也没有打道回国，只是不去参加联合国安理会的会议了，就在纽约联合国驻地的公寓里呆著。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苏联人玩得是什么把戏呢？我看过葛罗米柯的回忆录，他是苏联的资深外交家，当年担任苏联副外长，在30多年后写的回忆录里，葛罗米柯说，他还是不明白。 不过，随后发生的事实，却很清楚很明白。 1950年6月27日，朝鲜战争爆发第三天，联合国做出决议，派遣军队干涉朝鲜内战，并提名麦克阿瑟挂帅，所谓"联合国军"﹐虽然主要是美军，却堂而皇之地打著联合国的旗号。 那个时候，联合国成立不久，世界就进入冷战，美苏对峙，外交是主战场，双方在联合国奉行的是"两个凡是"的方针：凡是美国支持的提案，苏联就否决；凡是苏联支持的提案，美国就否决。所以，冷战时代的联合国，由於苏美拒不合作，整天就是吵嘴磨牙，什么事情也不能决定。 可是这一次，美国比后来发动伊拉克战争时幸运得多了，出兵伊拉克那一次，小布什这个"牛仔"﹐让狡猾的"老欧洲"给"涮"了，美国只能以"多国部队"的名义，名不正言不顺的，在世界上搞得好不尴尬。而出兵干涉朝鲜内战，堂堂正正打著"联合国军"的旗号，却顺顺当当就把事情办成了。 可是，武力干涉朝鲜战争，如此重大的事项，联合国怎么这么轻而易举就决定了呢？原来，联合国安理会开会讨论此案时，作为常任理事国、享有否决权的苏联，拒绝出席安理会的会议，苏联驻联合国大使马立克缺席了。 再往后，到1951年1月，中国已经出兵参战，三次战役，连战连捷，战线推进到三七线。这时，联合国做了一个就地停火的决议，事后看来，这个决议对中国相当有利，可是中国拒绝了这个决议，应当说是个重要失误。不过，这个就地停火决议，对当时朝鲜战场的形势并没有什么实际影响，美国也没有打算实行什么"就地停火"﹐实际上，在这个决议正式通过的两天前，李奇微就已经下令美军发动了新的进攻。 更重要的是，因为中国拒绝了"就地停火决议"﹐联合国随后又做了一个决议，"谴责中国侵略"﹐是以联合国的名义。我们的新中国，可真是命运多舛，政权甫立，还没有来得及在国际舞台上展示自己，就被排斥在国际社会之外，还被"联合国"谴责为"侵略"。这件事，虽然没有在当时的战场上产生什么实际影响，但对我们的国家在"软实力"方面，无疑是重大的伤害与损失。说白了，新中国的政权，不仅成了国际社会的"弃儿"﹐还要背上"侵略"的恶名。 那么，到这种时候，享有否决权的联合国常任理事国苏联，总该为他的"中国盟友"做点什么吧？可是，苏联驻联合国大使马立克，仍然拒绝出席联合国安理会，或许，正在联合国官邸公寓里悠哉游哉地冷眼旁观、看热闹呢。 在联合国先后做出"派遣联合国军"和"谴责中国侵略"这两个决议时，苏联驻联合国大使马立克，一直呆在纽约联合国驻地。虽然"苏联退出联合国"了，可过了一段时间，在这两个决议之后，却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一样，马立克又回来了，仍然坐在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位置上，而苏联在联合国的席位、资格和权力，毫发无损，一切照旧。 对这桩怪事，30多年后，葛罗米柯说他还是不明白。可是，事情一目了然，如果不是1950年的斯大林患了"老年性痴呆"﹐那就是30多年后的葛罗米柯，学会了中国人的"难得糊涂"。 刑侦学有一条道理，根据后果的受益和受损，可以分析判断谁是罪犯和作案动机。一场朝鲜战争，使我们新生的共和国，在地缘战略上处於严峻而险恶的境地，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又背上"侵略"的恶名而被排斥在外。 二战时打过几年交道，斯大林对美国人是了解的：这个国家骄狂鲁莽、"老虎屁股，一触即跳"﹐可是打仗的时候却相当怕死，非常珍惜人的生命。在朝鲜战场上，美国军队被志愿军打死打伤了几十万人，对中国还能不怒火中烧、耿耿於怀？随后的若干年里，美国在中国的周边，用一大堆反华"条约"和海陆空军基地，组成对中国的"新月形包围圈"﹐就证明了这一点。 也许，斯大林要的就是这样的局面。他终於把中国关在他设计和铸就的铁笼子里了。在亚洲，中国同美国严峻对峙，"祸水东引"﹐吸引了美国的力量，不仅可以使苏联有了喘息之机，得以加强对东欧后院的控制，欧洲的局面起码一段时间内可以安生一点。而且，斯大林还可以让苏联高踞於中美对峙之上，摆出一副超脱的姿态。眼下，就可以颇为惬意地在朝鲜战争中做个"调解人"﹐当美国当局想同中国谈判结束朝鲜战争时，派原驻苏大使乔治・凯南以"老朋友"的名义去找的，就是躲在别墅里的苏联驻联合国大使马立克。再往后，说不定哪一天，苏联还可以同美国交易、调情，品尝"缓和"的美味呢。 一场朝鲜战争，在以后的好多年里，把美国人搞得很被动，苏联则赢得战略主动地位，相当游刃有余。抓住这个机遇，苏联可以积蓄力量、搞军备竞赛，也可以好好搞点建设，包括体制方面的改革。实际上，据基辛格在《大外交》中提到，1952年，斯大林可能对美苏在二战后形成的冷战格局颇有些悔意，觉得如此下去对苏联并没有什么好处，因而打算调整苏联同美国与西欧的关系。可惜，这些颇有新意的"战略新思维"尚未展开，1953年初，斯大林就死了。这样看来，斯大林留给他的后人的遗产，不能说不丰厚呢。遗憾的是，苏联再没有出现过斯大林那样战略级别的人物，没有利用好这笔遗产。 国际社会，"丛林法则"﹐世道人心，如此险恶。踩著中国人的肩膀头，在世界战略格局中占领制高点、夺取主动权，对斯大林老谋深算的叵测居心，如果我们认为毛泽东从一开始就"高瞻远瞩，洞察一切"﹐那恐怕也未必。在世界舞台上，新中国在国际上尚未打开局面，也缺少综合实力支撑的地位；而且，要对付那些头绪纷繁、沿革曲折、复杂微妙的国际事务，毛泽东毕竟还是新手，若论纵横捭阖的经验之老道，斯大林显然远在他之上。 当然，到了事后，对自己的国家吃了大亏，即使智力不如毛泽东杰出的中国人，也不会愚钝到毫无觉察，可到那时，生米已经煮成熟饭了，又将奈何？ 对国际政治领域的事，运用刑侦原理进行分析，这算是"客串"。不过，这天下的事，也许是相通的。面对朝鲜战争会给中国带来的局面，难道你能说，我们认为斯大林居心叵测，就一定是诛心之论？ 美国干预朝鲜战争的决策动因之一瞥 朝鲜战争於1950年6目25日爆发后，美国的反应，迅速而强烈，仅隔两天，就於6月27日宣布武力干预朝鲜战局，先是出动海空军，接著就是地面部队，全面卷入朝鲜战争；还操纵联合国通过决议，组成"联合国军"﹐共纠集了16个国家参加。北朝鲜发动的统一战争，本来还属於朝鲜的内战，由此，很快变成了一场国际战争。 一件荒谬而怪诞的事实是，战争在朝鲜爆发，美国宣布干预也就罢了，却还同时宣布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这样一来，就阻断了中国解放台湾的路，使这个问题一直拖到今天，仍然是中国实现民族统一的隐痛和缺憾，还成为中美关系持续至今的"老、大、难"。不知美国人想到没有，这就狠狠地得罪了中国人民，用如今的话来说，因为它损害了"中国的核心利益"。或许从这一刻起，在毛泽东的心中，中国参加抗美援朝，基本就势在必行了。 伍修权当时在联合国，强烈谴责美国干涉中国内政，义正辞严，讲的在理。可是，这件事毕竟有些怪异、使人疑惑：为何朝鲜发生战争，却把台湾扯进去了呢？而且，这之前不久，1950年初，美国政府宣布"弃台"﹐"不干预中国内战"了，杜鲁门总统1月5日讲的，随后国务卿艾奇逊也讲了，怎么忽然就变卦了呢？美国政府毫无信义、出尔反尔，这无疑是事实。可是，杜鲁门和艾奇逊讲这个话的初衷，难道压根儿就纯粹是"兵不厌诈"的欺骗？派遣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彻底改变对台湾的政策，美国的决策者是怎么想的呢？ 从一本美国人写的书里，我们知道了一些内情：在美国政府内部，主张继续支持台湾、干预中国内战的，主要是那个麦克阿瑟，台湾是美国"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这种蛮不讲理的混账话，就是这个家伙的知识产权！受麦克阿瑟的影响，美国军方的一些人，当时也在酝酿改变对台政策的意向。 巧得是，主要反映麦克阿瑟意见的〈备忘录〉送上去时，正好赶上美国政府讨论朝鲜战争，这两桩事，就这么碰到一起了。 说起来，杜鲁门在罗斯福去世后继任，开始还是相当谨慎的，基本上是"萧规曹随"﹐"按既定方针办"﹐每当遇到难办的事，都要向幕僚询问："罗斯福当年对这个问题是怎么说的？"可是，当他在1948年竞选中大胜之后，信心大增，心态膨胀，也是他的性格使然，执政风格变得武断鲁莽。现在遇到朝鲜战争，就相当轻率地把改变对台政策和干预朝鲜战争的决策放在一起公布了。不知道杜鲁门想到没有，时过不久，他就要品尝自己鲁莽、轻率的苦果了。   实际上，美国当局的对外政策，由朝鲜战争所引发的变化，比台湾问题更深刻也更广泛的，是近年才解密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对於二战以后的世界历史，这是一个很重要很关键的文件，需要进行深入的专门研究。 这个68号文件产生的大致情况是： 美苏由二战的盟友反目成仇，冷战的震荡也波及美国政坛。1949年，艾奇逊击败马歇尔出任国务卿，当时因为美国驻苏大使乔治・凯南那份长达八千字的电报提出著名的"遏制政策"﹐1950年初，杜鲁门让艾奇逊主持会议，讨论"遏制政策"的"概念"﹐1950年3月，讨论会内容提交国家安全委员会，被编了个号，属最高机密，这就是〈68号文〉的来历。 这个〈68号文〉的背景，自然是美苏冷战，但是，〈68号文〉的内容，在思想上的一个要害问题是：出於冷战需要，美国把世界范围的民族解放运动，都当成了"共产主义扩张"﹐要实行"遏制政策"。这样一来，美国就背弃了威尔逊总统在一战时倡导"民族自决"的传统，在二战之后的世界上，站到民族解放运动的对立面去了。 不过，当时的杜鲁门总统，正准备削减财政预算，要把140亿美元的军费减少十亿美元。而〈68号文〉出於在全世界实行"遏制政策"的需要，却要将美国的军费增加3.5倍，达到五百亿美元。这显然不符合杜鲁门的想法，因此他对这个〈68号文〉态度很冷淡，没有批准这个文件，只在国防部和外交部的高层官员中传阅。美国这个国家，各种政策预案，什么样的设想都有，这也是见怪不怪的事。〈68号文〉的公案如果到此为止，不过是美国外交预案的"万宝全书"里多了一份历史材料而已。 可是，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当局在决定干预朝鲜战争时，杜鲁门总统迅速改变了主意，把这个〈68号文〉也一并批准了。从此，〈68号文〉便成了美国在冷战时代的基本国策。由此可见，朝鲜战争对美国政府当年的对外政策、进而对二战后的世界格局的影响，可谓至深至巨。   说起来，就连美国在朝鲜战争爆发后马上决定武力干预，这件事也有一些令人疑惑不解之处。因为，就在不久前，1950年初，在杜鲁门宣布"弃台"后，艾奇逊发表讲演，指著远东地图、还比划著说： 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军事防线，确定为北起阿留申群岛，经过日本群岛，延伸到琉球群岛，再延伸至菲律宾群岛。 显然，南朝鲜和台湾，被排除在美国的防御圈之外了。艾奇逊的讲演，大概确实是让当年的斯大林怦然心动的一个原因，随之做出支持金日成发动朝鲜统一战争的决策，也许因为他觉得摸著了美国方面的"底牌"﹕他们已经公开宣布不管南朝鲜和台湾的事了。 可是，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立刻就决定干预朝鲜内战，堂堂的美国总统和国务卿，信誓旦旦，言犹在耳，可"眼睛一眨，老母鸡变鸭"﹐就出尔反尔，变卦了。美国这种扑朔迷离的政治，像万花筒一样变幻莫测，可能让当年的斯大林颇为吃惊，或许也让后来的邓小平疑惑不解：你们美国，到底有几个政府？而我们直到今天也颇有一头雾水之感：美国政府的决策，是蓄意策划的欲擒故纵、引蛇出洞的邪恶阴谋？还是无耻政客随心所欲、翻云覆雨的流氓行径？   作为对美国政治的基本了解，我们知道：美国是个民主国家，民主制度健全稳定，政治基於民意；而美国的民意，如果能够得到充分而均衡的表达，其主流的特点，并不偏激、狭隘、怪诞，还是比较平和、理性、中庸的，大概财大气粗的缘故吧，也颇有点宽厚的味道，比如二战后对战时的敌国日本和德国。当受到强烈的恶性刺激时，比如"珍珠港"和"9.11"﹐美国也会变得愤怒、偏激、狂热，相当情绪化。不过，这也算是人情之常，别的国家遇到这样的情况，大致也会有这种反应。 但是，朝鲜的三八线，并不是珍珠港，更不是纽约的华尔街，相距一万多公里呢，美国许多人甚至没有听说过这个地方。那么，美国政府对朝鲜战争所作的反应，迅速而强烈，相当情绪化，这是为什么呢？ 如果态度理性一点，从国家利益来看，美国的政治家应该知道：在美苏冷战格局中，美国的战略重点无疑在欧洲，因为美国那时的贸易、投资和经济利益，重点在欧洲。在美国政坛，作为国家战略，这是常识。美国人对干预朝鲜战争也很后悔，说他们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同错误的敌人，打了一场错误的战争"﹐虽然是"事后诸葛亮"吧，看来美国人并不糊涂。可朝鲜战争爆发时，美国立即决定武力干预，无视战略常识，不顾国家利益，不分轻重缓急，头脑如此不理性，这又是为什么呢？   看来，对美国政治，我们应当有更深一层的认识，这就要说到1950年代的"麦卡锡主义"了。按尼克松的说法，"麦卡锡主义"﹐兴起於1950年初，到1954年退潮。不过，在此之前，"麦卡锡主义"就已经在酝酿了，算起来前后实际有七八年吧。其后续的影响，时间就更长了，直到今天，大家都知道的，在赴美的签证表上还把共产党和纳粹并列，把二战时的敌国和盟友等同视之，这不是荒谬吗？可这就是当年"麦卡锡主义"的遗迹。 "麦卡锡主义"的深刻背景，是美苏由战时盟友走向冷战。说来这也不奇怪，当初是盟友，自然交往很多，而且还很友好，美苏成了敌国，对当年的友好交往，难免就会让一些人疑神疑鬼的，於是，就有了1947年成立的审查政府官员的所谓"忠诚调查委员会"。后来，由一两个"间谍事件"所触发，再加上麦卡锡的煽动，就演变成一场疯狂的政治浪潮了。看来，世上并不是只有中共在延安搞过"抢救运动"﹐美国的"麦卡锡主义"比"抢救运动"的范围大得多，时间也长得多，闹腾了七八年。当然，就像中共在延安时的"抢救运动"一样，"麦卡锡主义"说起来原也是事出有因的。 美国人的印象，"麦卡锡主义"的两位风云人物，一位是麦卡锡，另一位就是尼克松。不过尼克松自己说，他的思想并不偏激，还是比较理性的，只是因为审理涉嫌共党间谍的"希斯案"而出名在先。 这场以"反对共产主义"为标志的"麦卡锡主义"政治恶浪，使美国社会一时间普遍弥漫著相当恐怖的政治气氛，"麦卡锡主义"政治声浪的潮头所至，仿佛到处都是"共党间谍"﹐人人都有"亲共嫌疑"﹐看来美国人也要经历一番"莫谈国事"的体验了，他们十分崇尚的言论自由，面临严重的威胁。 按说，稳定健全的民主政治，一般都是比较宽容的。像"麦卡锡主义"这种邪恶思想的汹涌浪潮，在美国历史上并不多见，属於相当"另类"的情况。虽然在苏俄革命以后，美国社会也出现过对"共产革命"的"红色恐惧"﹐不过那次反共浪潮，只有半年多时间就过去了。这次"麦卡锡主义"的浪潮，规模之大，时间之长，势头之汹涌，险些毁掉美国赖以立足的"自由、平等、人权、民主"观念构建起来的制度基础。 麦卡锡是共和党参议员，讲演的时候，手中经常挥舞著一页纸，声称那是他掌握的美国政府中"共党间谍"的名单，有205人之多，可他却提不出任何证据。不过，在发难之始，相当有煽动性，受他的蛊惑，议会和社会上有许多人跟著他跑。麦卡锡这个家伙为人相当粗鲁，一点"绅士风度"也没有，有一次与政敌争吵，竟然动粗，若不是尼克松在旁力劝，就用双手把人掐死了！真不知道美国的选民怎么就选了这么个活宝当他们的民意代表。 麦卡锡是个反共的偏执狂，又特别喜欢抢政治风头，他捕风捉影、无中生有、夸大其辞、无限上纲，到处抓"共党间谍"﹐一时间把美国社会和政坛搞得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在那一段时间里，美国一向标榜的"保护人权"﹐似乎也不大灵光了，其基础深厚而牢固的法治传统，也面临严重威胁。 这股邪恶的政治浪潮，在美国社会泛滥成灾，哈佛大学的许多教授，著名的电影艺术家卓别林，还有我们熟悉的中国科学家钱学森等，都是其受害者。麦卡锡的政治语言极为夸张，就像中国的"17年黑线专政"和"十年浩劫"一样，他攻击此前的美国政府是"犯罪的20年"﹐艾森豪威尔上台后，又说成"犯罪的21年"﹐连他所在的共和党执政时期的政府也不放过。麦卡锡挖掘"共党间谍"﹐还对美国政府的大人物特别有兴趣，尤其把美国政府的核心权力部门当作重点对象，美国的国务院、陆军部、中央情报局等，都是他的攻击目标。 在"麦卡锡主义"的狂潮中，由於"忠诚调查"而被解职的政府官员达2700人之多。罗斯福时代的政府高官和心腹幕僚，纷纷中箭落马；连马歇尔这样美国政坛的重量级人物，也受到麦卡锡的攻击；中国人熟悉的福斯特・杜勒斯，一个著名的反共铁杆，也成了"亲共嫌疑"﹔他的弟弟艾伦・杜勒斯，中央情报局局长，也因为牵连到"共党嫌疑"而被纠缠得受不了，拉下脸来央求"坚决反共"的尼克松，托他去麦卡锡那里为他"缓颊"...... 在"麦卡锡主义"强大声威之下，美国人也尝到了"政治运动"的滋味，社会各界尤其政府高官，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终日，不知何时就会因为"共党嫌疑"而遭到灭顶之灾。连艾森豪威尔为了自保而"避嫌"﹐也同他的老战友马歇尔"划清界限"了，直到当选总统后，才敢在宴会上和马歇尔"打个招呼"。 仅从以上简要介绍的情况，我们就可以领略和体验到，"麦卡锡主义"的浪潮，是多么深刻地影响了美国的政治。走向世界的中国人，也许该从中国人的视角给"麦卡锡主义"写一本专著呢。 应当提到的是，共和党在美国政坛还属於"偏右"的政党，杜勒斯是个反共铁杆，艾森豪威尔也拉上"坚定反共"的尼克松作为竞选搭当，可在"麦卡锡主义"的汹涌浪潮中，仍然难以幸免。至於杜鲁门、艾奇逊所在的民主党，人们一般认为是"偏左"的，由於"罗斯福新政"的遗产，同"社会主义"也沾点边，更是"麦卡锡主义"重点攻击的目标。 特别是中国革命胜利后，美国政坛纷纷追究"谁丢失了中国？"在中国人看来，美国把中国当成他的一件什么东西，筒直岂有此理！不过，"谁丢失了中国？"这句名言，在当年的美国政坛，却是一件颇具杀伤力的政治武器，而且矛头直指国务院！麦卡锡语不惊人死不休，他声称："美国国务院一大半的人是共产主义分子"。这让担任国务卿的艾奇逊，简直如坐针毡，日子就更不好过了。   对美国的决策，比如美国干预朝鲜战争，有人时常会认为是出於对国家利益深谋远虑的战略运筹，写理论文章的人，则可以写出洋洋大观的战略论著来。应当承认，美国政坛确实出现过杰出的战略家，如二战时的罗斯福和霍普金斯，还有后来的尼克松和基辛格。可是，人人往往容易忽略的是，政治，有时是相当非理性的，政治家，有时也会有相当自私而卑鄙的动机，他们这个时候的决策，根本谈不上深谋远虑，甚至并非出於国家利益。 比如这个艾奇逊吧，1949年，随著中国革命胜利，美国对华政策彻底破产，美国政坛纷纷追究"谁丢失了中国？"为了给美国对华政策辩解，他编写了一本白皮书。可是，白皮书一出台，却一片哗然，谁都不领情，蒋介石恼羞成怒，毛泽东嬉笑怒骂，美国国会围攻指责，麦卡锡更是危言耸听，......这让他这个美国的国务卿，因为中国的事，可真是吃尽了苦头。 到1950年，中国大陆变色，尘埃已经落定，历史翻到新的一页了，为了美国的全球战略利益，杜鲁门和艾奇逊宣布"弃台"﹐可以说是合乎理性的现实考虑，何况因为这该死的"中国问题"﹐也实在把他搞得焦头烂额、心力交瘁了。可是，艾奇逊"弃台"的讲演一出，又遭到美国政坛新一轮的猛烈攻击，更有甚者，还拿这篇讲演作为证据，证明麦卡锡的话确实不假："美国国务院一大半的人是共产主义分子"。天哪，可怜的艾奇逊！ 当时，"麦卡锡主义"的浪潮势头汹涌、正在方兴未艾之际，站在艾奇逊的角度，他难免会想：这种局面，何日是个尽头呢？再搞下去，自己的政坛生涯也许就要葬送在"麦卡锡主义"的政治漩涡里了，再严重一点，如果将他作为"共党嫌疑"进行"忠诚调查"﹐搞得身败名裂，前景就更加凶险了。 "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中国人这个话或许有点过於极端了，政治家执掌权柄，考虑的应当是国家利益。可是，如果你认为政治家就没有私欲，比如，对自己在政坛的升降沉浮乃至毁誉生死也置之度外，那恐怕也未必。艾奇逊为了中国的事，可谓夙兴夜寐、辛苦操劳，可如今竟然沦落到如此狼狈不堪而且凶险莫测的境地，怎么能不让他忧从中来、愤从中来？ 当然，民主国家的政治家，对批评指责都习以为常，面对政治逆境，神经不坚强也干不成。在险恶的政坛混迹多年，艾奇逊自然不是等闲之辈。不过，"怒从心中起，恶向胆边生"﹐难免不生出卑鄙的邪念来。在"麦卡锡主义"险恶的政治浪潮中，艾奇逊一方面打起精神、苦苦撑持，一方面也在观察形势、窥测时机，以图摆脱目前的被动局面，在政治上扳回一局。 1950年6月25日，机会终於来了。据一位美国人写的书里记述：那一天，杜鲁门在外地休假，艾奇逊在华盛顿当值，朝鲜战争的消息传来，他马上紧张兴奋地忙碌起来，打了一连串的电话，联络各方面的巨头，探口气、对口径、沟通、协商、运筹。可他先通知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准备将朝鲜问题提交联合国，而后才同总统杜鲁门商量，却有点"越权"的嫌疑。幸而杜鲁门总统的决策意向和他相当一致 - 大概也是政治处境相似的缘故吧，而且行事风格又以果断、鲁莽、轻率著称，干预朝鲜战争的决策，杜鲁门很快就决定了。否则，艾奇逊显然过了头的"积极性"﹐如果杜鲁门追究他"越权"的话，那也是相当麻烦而且令人难堪的事。 实际上，待杜鲁门总统第二天从外地回到白宫时，朝鲜问题的决策这只鸭子，已经让艾奇逊煮得半熟了。当然，正式的决策，还是在总统主持的会议上做出的，这是美国政府的合法程序。 美国干预朝鲜战争的决策就是这样做出的，我们看到，艾奇逊在这个决策过程中，实际上发挥了主导作用。对此，美国的传媒颇为讥讽地评论道：军队存在的价值，是为了打仗，外交官的职责，则是为和平奔走；可是，在美国决定武力干预朝鲜战争时，国防部的将军们是"主和派"﹐国务院的外交官反倒是"主战派"﹐岂非咄咄怪事？不知是否有人进一步追问：做出如此重大的决策时，艾奇逊的决策动因，是美国的国家利益？还是他个人的政治利益？   对美国这个国家，世人似乎爱恨交加，有人说成"一朵花"﹐有人说成"豆腐渣"﹐这也真应了欧洲人的谚语："既是天使，又是魔鬼"。不过，如果回到1950年夏的特定时点，我们所看到的就是这样一个美国： 在"麦卡锡主义"支配性的影响下，美国的政治潮流，正在展示他历史上最邪恶最黑暗的一面。而实际上，美国政治在道德上的畸变，受害最深的是美国自己。从轻处说吧，"麦卡锡主义"的邪恶与偏激，直接的恶果，是让美国自蔽耳目，不能正确认识这个世界了。比如对中国吧，中共领袖是什么样的人？毛泽东是怎么看待中国和世界的？他是否会与斯大林"合谋"策划朝鲜战争？杜鲁门和艾奇逊在讨论朝鲜问题时，如果能向谢伟思、文森特和拉铁摩尔等中国问题专家做点谘询，或者把谢伟思1945年写给国务院的报告找来看看，也许决策就不会那么盲目、莽撞、离谱。 - 谢伟思，还有"美军观察组"即"迪克西使团"那一批人，当年在延安曾经对中共领袖有好几年的直接观察和密切交往，和毛泽东更不知有多少彻夜长谈，听他纵论中国与世界。因而，毛泽东是否对斯大林唯命是从？中共是不是苏联人的傀儡？对这些，谢伟思等人有相当深入的了解。可惜，在"麦卡锡主义"的浪潮中，这些对中国有真知灼见的有识之士都被整肃了，谢伟思本人也被开除公职、被迫离开外交机构，为了糊口，只好凑合著做个小买卖，已经不能向他的国家献计献策了。这桩麦卡锡主义的时代留下的公案，直到尼克松访华后，美国政府於1973年给谢伟思"平反昭雪"﹐才算了结。 而在干预朝鲜战争的决策时，执掌美国权柄而且充当世界领袖的美国政治家们，又是这么一班不成体统的家伙，他们的决策动因，既不是出於对国家利益的深谋远虑，又完全不顾及美国民众的意愿，而是因为身陷"麦卡锡主义"的政治漩涡中不能自拔了，就用干预朝鲜战争，来谋求脱身之计。 杜鲁门与艾奇逊之流，若与当年罗斯福的胸襟气度和杰出头脑相比，可谓天壤之别！这帮家伙似乎在竭力展示他们在智力和品格上相当愚蠢而卑鄙的一面。   应当承认，对美国政治，我们了解得还不够，这里谈的，只是美国干预朝鲜战争的决策动因之一瞥。不过说到这里，也许我们该对美国历史上几场战争作点概略的比较，虽然一味谈论战争的话题并不令人愉快。 美国参加二战，对罗斯福来说，其实并不意外。对当年世界大局的走势，罗斯福早已有深刻的洞见，对参加战争，也未雨绸缪地进行著精心运筹与谋划。不过，罗斯福尊重美国人民的意愿，又能准确地把握和巧妙地引领美国的民意。珍珠港事件后，美国民众群情激愤、同仇敌忾；美国参战，可以说是精心谋划国家战略和人民意志高度统一的完美结合。所以，面对空前强大的法西斯轴心国，美国在国际国内，都是完胜。 伊拉克战争就不然了，9.11事件后，美国民众同样是群情激愤，可小布什却远没有罗斯福那样的雄才大略和聪明睿智，他不仅缺少判断国家战略利益的清醒头脑，也不能在群体性的悲愤中准确把握道德的界限，更没有表现出领袖群伦和驾驭民意的才能与手腕。面对民众的狂热，小布什一味随波逐流，用毛主席的话来说，是个"尾巴主义"﹐甚至还推波助澜、火上添油，在重大决策关头，还在玩弄政客的把戏，以为媚俗就能捞取选票。结果，由於这个"牛仔"总统的无能与莽撞，美国世界霸权的衰落，至少提前了20年。 而美国干预朝鲜战争的决策，就更加等而下之了，美国的执政者，既没有对国家战略的清醒判断和精心运筹，又没有美国民众广泛坚实的民意基础，起主导作用的艾奇逊，其决策动因竟然是让"麦卡锡主义"纠缠得混不下去了，用干预朝鲜战争来寻求解脱。这既不明智，也不道德。结果，让美国"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同错误的敌人，打了一场错误的战争"。 至於为了避开享有"宣战权"的议会，把动用几乎半数美国陆海空军进行的大规模战争，说成是"警察行动"﹑"治安行动"﹐不仅有"违宪"的嫌疑，简直完全是儿戏！实际上，民意测验表明，对朝鲜战争，美国民众普遍态度冷漠。看来，美国的民主政治并不能制止政客们愚弄民众、强奸民意！也许是因为"麦卡锡主义"的缘故吧，美国人民的意志似乎也挺好糊弄的。   美国干预朝鲜战争的决策，第二个关键的时刻，是1950年11月初。此时，志愿军已经入朝，并与美军不期而遇地打了一场遭遇战，史称"第一次战役"﹐我军小胜，歼敌万余。 只是在半个多月前，麦克阿瑟在威克岛还非常有把握地对杜鲁门总统说：中国如果出兵朝鲜，已经错过了最好的时机；战事发展到今天，中国不可能出兵了。因此，朝鲜战争很快就可结束，美军士兵很快就可以回家。急匆匆告别杜鲁门总统，乘飞机回到他的总部，麦克阿瑟立即下令美军分兵冒进、长驱直入，先头部队的一支小分队已进抵鸭绿江，美军士兵还在江中撒了一泡尿。 可是，紧接著，美军突遭打击，锋芒顿挫，虽然对志愿军的情况还摸不清底细，但是有一个事实却是毫无疑义的，那就是：中国出兵了！ 这一下，麦克阿瑟的牛皮吹破了，他的判断，被证明是错误的。而美军首先也是最后一次看见鸭绿江的，就是那几个撒尿的士兵。 中国出兵的消息传来，让美国的决策层感到十分震惊。 其实，在一个多月前，周恩来托潘尼迦捎信，已经讲得很清楚了。美国当局也不能说完全不当回事儿，还是研究过一番的。不过，大概美国和一个软弱的中国打交道时间长了，对中国跪著仰视他 - 哪怕只是跪半条腿- 已经习以为常了。因此，美国当局的判断是：这是中国的"外交讹诈"﹗就是说，中国人想靠虚声恫吓，就能避免一场战争，来获取实际利益。周恩来说的如果美军过三八线"我们要管"的话，只是说说而已，中国未必就敢出兵朝鲜，和世界第一军事强国真刀真枪地较量。为了表示美国人是讲道理的，还提出对美国飞机"误炸"中国边境造成的损失，可以道歉和赔偿。 显然，美国的决策者还没有理解毛泽东宣布"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这句话的涵义，也根本没有想到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对新中国的伤害有多么深。他们以为：只要赔偿中国一点美元，满足一下中国人的所谓"面子"﹐就可以把毛泽东的新中国打发了。 可是现在，中国人竟然真的出兵了。於是，从1950年11月3日开始，美国当局为了弄清中国出兵朝鲜的真正意图并寻求相应的对策，接连几天进行密锣紧鼓的磋商。尤其是11月9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召开紧急会议，因为要拿出一个决策性的意见来提供给美国总统，所以更为关键。 此时，美国当局急於弄清楚的，中国出兵援朝的数量和意图，其真实的情况是：13兵团原计划分两批过鸭绿江，但彭德怀过江前，果断决定一次全部过江，因此，13兵团齐装满员，共26万人，已经全部进入朝鲜。"第一次战役"时，彭德怀又命令50军、66军渡江入朝，担任侧翼掩护。"第二次战役"前，又调动在华东的九兵团三个军紧急入朝，负责东线对美第十军的作战。这样，美军面对的中国军队，已经是40几万的大部队了。中国军队如此大规模的调动，美国空军竟毫无觉察，部队行动隐蔽的巧妙，达到出神入化的地步。在同美军不期而遇的"第一次战役"之后，彭德怀对"第二次战役"的意图是：后撤一步，收缩兵力，佯为示弱，诱敌深入；然后，大胆穿插敌后，正面大举进攻，两面夹击，准备对美军来一个大的歼灭战。 可这个时候，麦克阿瑟还沉醉在"仁川登陆"后大胜的好心情里，"第一次战役"后，虽然知道中国出兵了，但对中国军队的数量和意图，他一厢情愿的判断是：渗透到朝鲜的中国军队，不可能超过三万人，最多五六万人，因为冰天雪地上有十万人行动，肯定会被美国空军发现；中国用"志愿军"的名义，说明不是主力；秘密进入朝鲜的企图，是为朝鲜人民军保住一个立足点，不致全军覆没；因此，中国出兵朝鲜只是象徵性的，不过是对朝鲜邻邦把意思尽到，在撤出朝鲜时无损於面子而已。根据这个判断，麦克阿瑟制订了"结束战争的攻势"的计划，东西两线，互不联系，分兵冒进，长驱直入，要一举结束战争。只是把美军回家的承诺，从"感恩节"推迟到"圣诞节"了。 在11月9日参谋长联席会议的紧急会议上，实际上讨论的就是麦克阿瑟这个"结束战争的攻势"的计划。会议上，因为不掌握战场的可靠情报，东一句，西一句，不得要领，瞎分析一气，对麦克阿瑟"结束战争的攻势"的计划，也谈不出什么重要的不同意见。还有人猜测：志愿军"可能是临时纠集的公安部队"﹐中国派少量部队过江，是想保护鸭绿江沿岸的电站，建立一个缓冲地带。总之，中国无力、也无意同美军大举较量。 不过，在这次会议上，也有一个人独持异议，就是新任国防部长的马歇尔。这个大名鼎鼎的马歇尔，在二战期间和战后，以其忠诚、睿智、才能和品格，尤其是可以载入史册的卓越贡献，赢得美国和世界的赞誉。在马歇尔的政坛生涯中，唯一的挫折，可能就是到中国调停国共内战了，不过，那是美国的政策不对头，并没有他个人多少责任。可在中国的一年多，却使他对中国有一些切实了解和真知灼见。於是，到了这种时候，杜鲁门总统又将两度退休的马歇尔将军请出来，取代约翰逊担任了国防部长，指望他能在关键时刻为美国当局指点迷津。 马歇尔完全不同意会议上多数人的判断，他担心麦克阿瑟采取的冒险计划，会把美国拖进灾难。他指著朝鲜全境的地图说： 朝鲜的军事形势不容我们太乐观了。你们看，由於我们在东面的防线拉得太宽，易受攻击。美国第十军和陆一师正在向满洲推进。他们与西线的第八集团军有很大间隙。如果中国军队在东西两线的间隙中有大部队穿插进来，形势会变得十分危险。他们是世界上作战时间很长、地面作战经验非常丰富的军队，万万不可掉以轻心。 马歇尔还说： 二战中和战后，我到过中国，你们不要轻信中国人。世界古代大兵法家孙子就是中国人。他们的战略技术很高明。中国军队打败了日本，又打败了蒋介石的几百万大军。什么"志愿军"﹐是在骗我们，很可能是他们的精华。毛泽东一贯主张初战必须打胜，同我们美军交兵，他一定要选择良将精兵来的。据说苏联已向中国运送20架飞机。苏联人不会冒险直接出兵。中国人在历史上是讲义气的民族，他们不会袖手旁观的。我们应慎重。 果然是"老马识途"﹐对朝鲜战局的大势尤其是中国方面的意图，马歇尔的判断，八九不离十、基本上靠谱儿，不久即为后来的形势发展所证实。但是，尽管马歇尔的话振聋发聩，使不少人对未来的朝鲜战局感到十分担忧，可参谋长联席会议这次紧急会议，最后还是同意和批准了麦克阿瑟"结束战争的攻势"的计划，并把这个决策性意见上报杜鲁门总统。 最后，马歇尔有点无奈地说："这是给总统出的馊主意。" 事情怎么会这样呢？可能我们对美国政治所知不多，很难确知其详情。分析起来，一个直接的原因，也许是因为美国国防部是个新成立的机构，像通常的情况一样，各方面的人员凑在一起不久，长官和部属、部门之间的沟通与磨合，时间还不长，情况吃不透，决策拿不准，因而态度比较谨慎。 另一个因素或许是，虽然我们看到，在战略决策的会议上，马歇尔敢於发表负责任的意见，不过，当时美国的政治，"麦卡锡主义"正是方兴未艾，马歇尔毕竟受到麦卡锡的直接攻击，可能这也影响了马歇尔的个人权威，使他对坚持自己的意见似乎有点底气不足。 不过，主要的因素还是那个麦克阿瑟。不久前，对麦克阿瑟制订的"仁川登陆"计划，美国统帅机关开始普遍不赞成，但是，后来"仁川登陆"获得空前成功，使朝鲜战争一举反败为胜。由此，"仁川登陆"之后的麦克阿瑟，"牛"气冲天，就像"偷袭珍珠港"之后的山本五十六一样。因此，在军事决策时，产生了所谓"下克上"的现象，作为上级的统帅机关，对麦克阿瑟的计划，虽然疑虑重重，甚至反对的意见相当有道理，却谁也不敢提出否决。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是孙子兵法的名言，世界上的军事家，也都懂得这个道理。但是，面临朝鲜战争出现中国出兵的重大变化，美国最高军事当局在对中国出兵数量和中方意图，基本是稀里糊涂、懵懵懂懂的情况下，就批准了麦克阿瑟"结束战争的攻势"的计划。结果，就是不久的美军狼狈溃败。 对此，马歇尔在事后很沉痛地说："我们认为什么都知道，而实际上什么都不知道。然而，对方却一切都知道。於是，战争开始了。" 我们看到，在1950年11月初，在朝鲜战争又一个关键时刻，美国最高军事当局的决策，同在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时一样，轻率而盲目。   不过，可以为美国干预朝鲜战争的决策作点辩护的，倒也有这样一个客观情况：二战以前，除了威尔逊总统那一小段，美国基本奉行"孤立主义政策"﹐对世界上的事不愿多管，也没有多少兴趣，因而所知也很有限。美国在二战中大胜，综合实力急剧膨胀，国际地位大幅攀升，整个世界一下子都摆在他的面前，几乎所有问题都需要美国的参与和处理。可是，面对如此庞大而复杂多样的世界，美国对这个世界的知识、经验和人才，却显得严重不足。所以，美国人在处理世界问题上犯错误，大概也是难免的事。 说句题外的话吧。有150年历史的大英帝国，对这个世界的事，倒是知识丰富、经验老道、人才济济。可是，由於在二战中元气大伤，英国已经力不从心，完全没有当年的综合实力了。 我们得承认，美国这个国家的综合实力确实雄厚，不仅科技、经济和军事力量无以伦比，在国内治理方面，其制度的科学合理和完善成熟，也令人钦佩。大概也唯其如此吧，从朝鲜战争中，美国人并没有吸取应有的经验教训，没有做到"不二过"。他们要到另一场越南战争时，又犯了大错误，吃了大苦头，才有了真正的反思。 虽然历史不能假设，不过世人难免还会这样想：假如二战后，实力雄厚的美国，能有英国那老练的外交智慧，对世界包括朝鲜的政策也许不会是后来那个样子，这个世界也许不会有那么多的灾难。如果允许我们进一步假设，二战后的国际社会，若是出现罗斯福曾经设想的"美苏协调"的局面，"全球化"的历史进程提前半个世纪到来，这个世界也许会好得多，对美国无疑也会有利得多。以国土、人口、资源和工业、科技等综合实力论，美国比当年的英国强大得多，可美国的世界霸权，恐怕不会有大英帝国的150年那么长。 当然，历史毕竟不能假设。况且，倘若二战后真的出现那样的世界格局，"美苏共治"﹐也就不会有中国什么事了。而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提前到来的"全球化"中，如果相应的准备很不充分，要从世界的"边缘地带"进入"核心区域"﹐希望恐怕就渺茫得多了。   但是，彼时彼刻，对美国政坛和决策高层发生的这一切，不管毛泽东当时有多少了解，美国军队越过三八线、直逼鸭绿江的严峻现实，却容不得他像做诗那样潇洒了，容不得他对一个"环球同此凉热"的和谐世界的无边遐想，也容不得他"躲进小楼成一统"﹑一心专注於安排中国老百姓渴望已久的小康。毕竟，彩电、冰箱和洗衣机，不能用来"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近代几百年来，世界变小了，成了个"地球村"。美国虽然相隔万里之遥，可那里发生的一切，包括"麦卡锡主义"支配下的政治生态，却通过干预朝鲜战争的决策，让美国这个超级大国，同毛泽东和他的新中国，迎面相撞了！ 尽管美国人事后清醒地认识到，他们干预朝鲜战争，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同错误的敌人，打了一场错误的战争"。当时的无情现实却是，这个综合实力雄踞世界之首的军事强国，携带著几乎全部的现代化武器装备，已经打到中国的家门口了。 中国必须迎接挑战，要奋斗就会有牺牲。莽撞的美国人，逼得中国军队非得补上这一堂现代化战争的课不可了，也逼得孔孟之道滋养的温文尔雅的中华文明，要焕发起久违了的"威武不能屈"的强悍勇武的一面。"江山待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十年"﹐世界文明历史的长河，如果不给毛泽东一个展示雄韬伟略的机会，也是一种遗憾呢。 "夹击中的奋斗"- 毛泽东出兵援朝的艰难决策 对毛泽东出兵援朝的决策，如今持肯定态度的，列举了这么几个方面的理由： 朝鲜是我们的近邻，也是历史上外敌入侵中国的通道，明代时日本的丰臣秀吉，以及近代日本侵略中国，都是先从朝鲜开始的，历史的经验不能忘记，这不能不让中国心生警惕。中朝两国的历史关系悠久深厚，况且，北朝鲜政府已经正式向中国请求出兵援朝，我们不能拒绝。 美国过去曾经支持国民党发动反共内战，在"麦卡锡主义"的浪潮中奉行敌视新中国的政策，朝鲜战争爆发后，又蛮横无理地派遣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干涉我国内政，阻碍解放台湾。 "唇亡齿寒，户破堂危"﹐如果不出兵援朝，让美军推进到鸭绿江，直接威胁我国东北地区的工业基地，即使美军不大举进攻中国，但中美两方在鸭绿江两岸严峻对峙，我们国家也不能安心进行经济建设。 而且，我国已经托印度大使捎信，为避免中美直接冲突，希望美国稍加节制，使政权甫立的中国能够避免一场很不希望发生的战争。但是，美国人骄狂傲慢、一意孤行，根本不把中国政府的传话和告诫当成一回事儿。 应当说，这些理由都是对的。不过，这都是关於美国方面的因素。我认为，毛泽东出兵援朝的决策，还有一些因素，就是对苏联方面的考虑。因为，尽管我们今天才知道，毛泽东却无疑在当时就知道：这场朝鲜战争，是斯大林背著他策划的；斯大林策划朝鲜战争的决策动因，不容他不费思量。 俗话说，"明枪易躲，暗箭难防"。抗美援朝的决策，毛泽东面对的是这样的局面：前面的"明枪"﹐是向鸭绿江汹涌扑来的美军，背后则是一个超级大国的综合实力；后面的"暗箭"﹐是曾在"三巨头"的交锋中修炼得道、老谋深算的斯大林设计的圈套，而且背后的综合实力，也是一个超级大国。 两军对阵，大敌当前，对前面的"明枪"﹐完全可以开动宣传机器，大声疾呼地公开谴责；可是，对后面的"暗箭"﹐斯大林居心叵测的圈套，毛泽东即使看出了门道，那时也只能默默地记在心里，独自进行斟酌、权衡、盘算，不能公开讲出来。 作为中国的政治领袖，一个实践的战略家，毛泽东当下最紧要的事，是面对国家迫在眉睫的危急处境，迅速做出决策。作为打了半辈子仗的军事统帅，毛泽东深知兵凶战危，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况且要迎战的，又是世界第一军事强国。不过，出兵援朝，涉及战略全局，既迫在眉睫，更关乎国家未来，对后面的"暗箭"﹐即斯大林挑起朝鲜战争的决策动因，毛泽东在做决策时，更须深入进行统筹谋划。 概言之，前有"明枪"﹑后有"暗箭"﹐在这样的处境下，进行"夹击中的奋斗"﹐这就是毛泽东出兵援朝的决策背景。   对前面的"明枪"﹐当然主要是"斗力"﹐这是战场上的事。面对强敌，那时的中国，民贫国弱，经济、社会基本处於"中世纪的发展水平"﹐没有军事工业，没有国防科技，没有海空军，没有机械化陆军，连武器装备的"制式化"也没有实现。毛泽东的手中，只有一支新的中国军队，这是一支非常优秀的军队，高度政治化，英勇善战，指挥高超，这支久经战阵的胜利之军，其战斗意志之高昂和实战经验之成熟，正处在巅峰时期。这是他一手带出来的军队，对这支军队，毛泽东很有信心。 当然，这支军队也有重要的缺憾，就是尚未经历过真正的现代化战争。现在，要到世界上同第一军事强国较量，主要就依靠他们了。这支军队要在空前惨烈的血雨腥风中，领教和见识一番什么是现代化的战争，弥补这个重要的缺憾，补上这一课。 我们知道，毛泽东历来主张"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要说"准备"﹐他早已未雨绸缪，著手组建东北边防部队，从而夺得了先机，可若论"把握"嘛，在绝大多数人的眼里，可也真够悬的。要迎战空前的强敌，这一仗无疑是险中求胜。不过，毛泽东历来不怕弄险，他喜欢鲁迅："勇士抽刀，面向强者"﹐"在危险中漫游，才能体验生命的力。"   而对身后的"暗箭"﹐则主要是"斗智"﹐而且表现为"盟友"之间共同对敌的"庙算"。这种"庙算"中的"斗智"﹐不能像对部队进行战前动员那样慷慨激昂，也不能像对群众公开进行宣传鼓动那样义正辞严，甚至在党和政府核心决策的会议上，有些话可能也不大方便讲。 - 有一件事，耐人寻味：以前我们都知道，周恩来让潘尼迦通过英国给美国捎信，是1950年10月2日。可是，一本美国人的书里写道，时任总参谋长的聂荣臻，向印度的外交官也讲过同样的话，也是捎信的意思，而且时间还要早五天，是9月27日。 对此，我们可以合理地推论为：10月2日周恩来同潘尼迦的谈话，应当是中央书记处会议授权决定的事项，而9月27日聂荣臻向印度外交官打招呼，则是直接受毛泽东的差遣。显然，在9月27日之前，毛泽东已经和他的将军们商谈过出兵援朝的事，而且不止一次了。 这使我们产生一个公开材料没有讲过、实际上却相当合理的猜测：出兵援朝的决策，毛泽东当然要召集中央的书记处和政治局的会议，进行集体讨论；可是，作为军委主席，事关出兵援朝，又是他分工负责的事，毛泽东也会把将军们找来商量。也许，有些在中央会议上不大方便讲的话，比如分析和应对斯大林的"暗箭"﹐和将军们谈起来，更能畅所欲言。而党中央，虽然在延安整风后，已经在思想上摆脱了苏联人的控制、能够独立决定自己的政策了。可那个时候，在不少人的心目中，斯大林仍然是神一般至高无上的人物，毛泽东要同党中央的集体在一起开会商量如何对付斯大林的"暗箭"﹐恐怕还是不大方便，有些话不能说得很"透"。而且，要是毛泽东有点"防人之心"的话，可能还会怀疑是否有人在背后向斯大林"告洋状"呢。 可惜的是，大概军人的嘴都很严吧，毛泽东同他的将军们这些私下商谈的内容，我们今天无从得知了。这一点，对我们更清晰更彻底地了解毛泽东当年出兵援朝的决策动因，无疑是一个遗憾。   毛泽东同"暗箭"主要设计者斯大林的较量，这场表现为"庙算"中的"斗智"﹐其一招一式，一字一句，一言一动，一进一退，既是军事的，又是政治的，既要对"明枪"﹐更要防"暗箭"。而且，这种斟酌再三，反复权衡，只能在毛泽东的心中默默地进行。对毛泽东来说，这无疑是对他领袖智慧的严峻考验。 前有美国的"明枪"﹐后有斯大林的"暗箭"﹐是否出兵援朝，既要掂量国情国力，又要考虑世界格局，既不能贻误转瞬即逝的战机，又要运筹对国家未来的长远影响，毛泽东的决策，无疑是非常艰难的。 对这一点，大家现在说得不少了。如今，60年过去了，对历史，也许沉淀一段时间，可以看得更清楚一些。那么，在我们今天看来，毛泽东当年出兵援朝的决策，究竟是正确呢？还是错误呢？ 作为今天对这个问题的分析和判断，我们或许可以反过来这样假定：毛泽东当年的决策，在1950年10月，如果是拒绝金日成的请求，不出兵援朝，后来的中国，会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况呢？ 如果中国不出兵援朝，那么毫无疑问，朝鲜战场当时的情况会是：美军推进到鸭绿江，朝鲜全境陷落；按斯大林的指令，金日成带著党政机关和少量军队，逃过鸭绿江，在中国成立流亡政府；在朝鲜境内，留下少量部队打游击。 美国大获全胜，自然会更加傲慢骄狂，美军会不会撤走呢？从他们至今还赖在南朝鲜的情况看，恐怕未必，甚至肯定不会。斯大林在冷战的较量中又输了一局，也未必就肯善罢甘休。金日成年轻气盛，更不会甘於如此惨败，他会下令游击队加紧活动，并在中国东北整训军队，等待时机，卷土重来。 李承晚是个顽固保守又刁钻古怪的倔老头，却远没有后来朴正熙那个本领，未必有能力消灭金日成留下的游击队，因而他统治下的朝鲜，恐怕很难有个安定团结的局面。当年麦克阿瑟对李承晚格外青睐，一手扶持他取代金九出掌南朝鲜，就是因为蒋介石向他介绍此人政治倾向狂热反共。有这么一个反共的老顽固统治朝鲜，再加上支持和控制朝鲜的美国当局奉行敌视新中国的政策，李承晚的政权绝不可能实行对中国友好的政策。 因此，对中国来说，鸭绿江对面隔江相望的朝鲜，不仅会是一个乱局和恶邻，而且势必是一个敌国。 中国面临的形势，也许更为切近的是，鸭绿江两岸会是一个什么情况呢？只要看看后来的三八线，我们就不难想像：三八线北移到鸭绿江了。不同的是，鸭绿江的对岸，就是中国。中美双方重兵集结，隔江对峙。而金日成则要支援朝鲜境内的游击队，传递情报、提供补给、武装渗透等。 那么美军呢，从过去的行为看，也未必就不会直接干预，因为还在中国出兵援朝之前，美国飞机就轰炸了中国边境城市丹东。- 对这件事，美方的解释是：美国空军轰炸的目标，并不是中国，只是鸭绿江桥，炸弹落在中国，是投弹技术上的原因。可是，军事行动永远都会有技术因素，这个理由，随时都可以找到，是个现成的说辞。 因此，鸭绿江这条中朝边境，绝对不可能是和平的。   如果中美双方长期隔江对峙，中国面临的问题是：美军拥有现代化的强大武力，尤其是有海空优势，而这些，中国没有；中国的优势，是英勇顽强的官兵和灵活机动的战术，而这些优势，在隔江对峙的情况下，却用不上。 隔江面对现代化的美军，中国要守护自己的领土，怎么办呢？比如，要在鸭绿江北岸部署空军，当时的办法，只能向苏联求援，帮助中国组建空军。 倘若真的到了这个时候，斯大林会是个什么态度呢？设想一下吧，假如我们是斯大林，会怎么想？会怎么说？斯大林对中国的想法，肯定印象不好，一是不听话，让你出兵，你不出，二是看不起，"缩头乌龟"﹐胆小鬼。 因此，斯大林或许会这样说：唉呀，这个空军哪，是技术军种啊，你们搞不了的。而且，空勤、地勤、气象、雷达，各种专业技术人材，要培训好几年呢，现在临阵磨枪，怎么能行呢？绝对来不及的。这样吧，还是我派苏联空军过去，一个军的空军，五百架战斗机，够了吧，先替你们顶著。你们组建空军的事，不必著急，从长计议吧。 随之而来的，斯大林可能又会说：空军的基地场站，需要苏联的高炮和陆军部队守卫，保障后勤供应的铁路线，也要有苏军驻扎以保证安全，等等。如果斯大林提出这样一些要求，中国有什么讨价还价的本钱呢？恐怕没有什么办法，只能听从斯大林的安排。 我们不要忘记，当年的东北，旅顺港还有苏联驻军，海陆空军都有，东北那个丁字形的"中长铁路"﹐则由"中苏共管"﹐而且苏方控股，因而掌握著实际控制权。这些，本来都是"雅尔塔"定下来的，苏联同国民党中国有条约依据。毛泽东访苏时，虽然用新条约取代了老条约，但只有大连市的"行政权"﹐大概觉得无关紧要吧，交还给中国了，而旅顺港苏联驻军和"中长铁路共管"的内容，都延续下来了。当然，"旅顺驻军"和"中长铁路共管"的事，新条约也承诺几年后归还，可尚未到期，条约仍然有效，中方不能不遵守吧。因此，如果斯大林提出这些要求，不仅是大敌当前的客观形势需要，而且，两国之间并不需要重新订立新的条约，只须将原有的条约作些稍为灵活一点的解释，在时间上稍加延长、在内容上稍加扩展而已，不费多大事儿。 可这样一来，中国又会是个什么情形呢？不需要太丰富的想像力，我们就会知道：如果苏联在中国的东北驻军，海陆空军都有，不多说，50万吧，那么，毫无疑问，中国的东北就变成"东德"了。西方人说："无论世界任何地方，只要俄国人进去了，就不会离开。"这句由俄国历史证明的经验之谈，不是没有一点道理。 不同的是，东德那时是个独立的国家，而东北却在中国的版图之内。因此，除非东北变成一个新的"满洲国"﹑苏联的一个"加盟共和国"或者俄国人更熟悉的"黄俄罗斯"﹐那么，斯大林把东北攥到手心里，就连带著把整个中国都攥在自己的手心里了。   发挥一下我们的想像力吧，如果沦落到那种地步，中国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呢？ 南面的台湾海峡，第七舰队早已进驻了；北面的鸭绿江，中美隔江对峙、冲突不断；只要看看今天还在闹什么"藏独"﹑"疆独"﹐天晓得中国的周边还会闹出什么事来？在美国人眼里，中国既贫穷又怯懦，既是个"无赖国家"﹐还是个"缩头乌龟"﹐在世界上还能有什么分量？在国际上还会有什么地位？在那样一种情形下，我们还能希望将来有那么一天，美国人会同中国谈什么"战略关系"吗？或者像如今一样，会出现什么"中美友好"或者"战略伙伴关系"﹐以至什么"G2"的局面吗？ 而在苏联的"东方阵营"里，朝鲜战争的"缩头乌龟"﹐还会有什么发言权？怎么还能让斯大林青眼有加？不过，苏联已经把中国攥到手心里了，对"中苏友谊"的"牢不可破"﹐也许还会"友谊地久天长"﹐斯大林倒是可以比较放心了。当然，有苏联的"核保护伞"罩著，也许美国还不至於对中国大动干戈，比如大举入侵、扔原子弹等。可是，如果中国还要发展经济、搞工业化、搞现代化、甚至还想建设什么国防工业，在向苏联要求援助的时候，那可就要看苏联人愿意不愿意、斯大林高兴不高兴了。 而且，如果中国的外交内政都在苏联的控制之下，那么，即使国内政策的重要变动，也得先到莫斯科请示汇报、得到批准才行，虽然名义上还是"两党会谈"。中国如果自作主张、不听招呼、擅自行动的话，苏联人就可能不仅给你上课、而且会用行动让你知道：什么叫做"有限主权论"﹗谓予不信，1968年苏联出动50万大军镇压"布拉格之春"﹐便是榜样！而且，还不需要从远距离调动部队，苏联军队就驻在中国的东北呢。沦落到那个地步，我们还能想像，中国会有后来"改革开放"那样的历史性变革吗？ 那样一个中国，还有什么前途呢？可以说，永无出头之日。 身为中国人，想到这里，能不倒抽一口凉气、出一身冷汗吗？我写到这一段时，也大有毛骨悚然之感。所幸的是，这不是我们国家的历史。因为，早在60年前，为了出兵援朝的决策，为了这个国家的未来，当毛主席苦思焦虑、辗转反侧、夜不能寐的时候，大概已经出过好几身冷汗了。 显然，对当年的毛泽东来说，这出兵援朝的事，倘若只考虑美国干涉台湾的因素，这一仗也许已经不得不打的话，如果再加上对苏联因素的考虑，尤其是想到对国家未来长远的深刻影响，那么这一仗就非打不可了。 许多人都说到毛泽东出兵援朝决策的艰难，他无疑是反复思虑、权衡再三的。不过，这个决策，在他的心里决定下来的时间，也未必就是他最后公开讲出来的时候。合理的推测是，出兵援朝的决策，在毛泽东下决心以后，到把它公开讲出来，这中间的一段时间，是在同斯大林"斗智"。 出兵援朝的决策"一波三折"为哪般？ 对毛泽东出兵援朝的决策过程，沈志华搜集了许多珍贵的史料，并进行了多年的扎实研究，我看过他的书，也听他谈过，对他的研究，我很钦佩。我听中央党史研究室的李海文说，她也研究过毛泽东出兵援朝的决策，而且曾经同沈志华有相当深入的交流。李海文对我说，据她研究，毛泽东出兵援朝的决策，实际上又是"一波三折"﹐经历了"三反三复"﹔而沈志华的研究，则更加细致，据沈志华的研究，出兵援朝的决策，是"一波五折"﹐经历了"五反五复"。 我得承认，对毛泽东出兵援朝的决策，我研究得很不够，对"一波三折"或"一波五折"的详细和具体的情况，不十分清楚。不过，这"一波三折"或"一波五折"﹐经历的时间并不长，都是毛泽东在出兵援朝决策时同斯大林"斗智"中间发生的事。下面，只是为了行文方便，就简单地称为"一波三折"吧。 李海文曾经对师哲进行过长时间的深入采访，并为师哲整理了回忆录《在巨人身边》。师哲在包括抗美援朝的十几年时间里担任毛泽东的政治秘书。长时间的亲密接触，使他对毛泽东出兵援朝决策时的想法，应当有相当深入的了解。遗憾的是，师哲在他的回忆录中对此没有多说。不过，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还是被李海文记录下来了：师哲说，这是毛泽东同斯大林在搞"神经战"。我认为，同斯大林搞"神经战"﹐这句话深刻地揭示了毛泽东在出兵援朝的决策中"一波三折"的实质。 这个"一波三折"的历史片断，无疑是很有兴味的故事。不过，要把其中的原委、细节和微妙之处搞得很清楚，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我认为自己的理解还比较有点头绪的，是前面一次"反复"和最后一次"反复"。下面，我就介绍一下有关情况和我的理解、或者只是猜测。   毛泽东出兵援朝的决策，所经历的"一波三折"的第一次"反复"﹐应当是1950年10月2日毛泽东关於中国出兵援朝问题给斯大林的电报。说起来，这是一件十分吊诡的事，有一句大家很熟悉的话，叫"毛主席用兵真如神"﹐头脑极富谋略的毛泽东，大概是为了同斯大斯"斗智"﹑搞"神经战"的缘故吧，他玩的花招，神三鬼四的，在半个世纪之后，把我们的党史研究者也搞糊涂了，使他们对事情的真相感到迷惑不解。 这"一波三折"的第一个"反复"﹐情况大概是这样的： 为了研究抗美援朝时毛泽东出兵援朝决策的原委，开始，党史研究人员在国内的历史档案中，发现了1950年10月2日毛泽东给斯大林（化名菲里波夫）的电报手稿。这份电报的意见非常明确：由於朝鲜战局出现逆转，情况十分危急，金日成已经正式请求中国支援，中国决定出兵援朝，毛泽东还谈了战局可能的发展前景和中国军队准备采取的打法。由於有这份白纸黑字的电报手稿，於是，党史研究人员据此认定：中国出兵援朝，毛泽东正式做出决策的时间，是1950年10月2日，即这份电报发出之时。 苏联解体之后，前苏联包括共产国际的历史档案开禁，世界各国研究历史的学者纷纷前往"淘宝"﹐20世纪的中国历史同苏联与共产国际密切相关，中国的历史学者包括党史研究人员自然也不会放过这个难得的机会。但是，学者们翻箱倒柜地遍查前苏联档案，却找不到毛泽东给斯大林的这份电报。 奇怪的是，学者们查到的另一份电报，同样是毛泽东给斯大林的，时间也是1950年10月2日，可是它的内容，意见却截然相反：在这份电报中，毛泽东列举了一大堆中国方面的困难和问题、以及可能发生的不利的前景，正式表明的态度非常明确，中国方面不宜出兵。 毛泽东给斯大林的电报，内容同样是关於出兵援朝，时间也同样是1950年10月2日，在中国的档案中看到的，是同意出兵援朝，在前苏联档案中查到的，却是不同意出兵援朝。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在1950年10月2日，对出兵援朝问题，毛泽东先后起草了两份电报，一份同意出兵，一份不同意出兵。然后，他把不同意出兵的电报，发给斯大林了。而同意出兵的电报，他却扣下了，学者们在国内档案中看到的，便是留在国内的电报手稿。 这一下，也许我们该领教什么叫"兵不厌诈"了吧，不过我想，毛泽东大概也不会是故意要同后来的历史学者开这么一个"恶作剧"的玩笑，朝鲜战局，瞬息万变，军情如火，作为军事统帅，彼时彼刻，他不会有那种闲心的。 分析起来，这两份电报，毛泽东先写的，是同意出兵的电报，这可能反映了他当时的决策意向，或者，在朝鲜战争爆发、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撤销解放台湾的命令、调13兵团移驻中朝边境的时候，毛泽东就基本上做出判断：看来，朝鲜这一仗，恐怕是不能不打了。 可写完这份同意出兵的电报之后，斯大林同金日成背著他合谋策划朝鲜战争的事，又涌上毛泽东的心头，强烈的民族尊严刺激著他强悍的个性：让中国人打仗、流血牺牲，去给斯大林擦屁股，他毛泽东怎么能当这种冤大头？吃这个哑巴亏？虽然出兵援朝势在必行，这一仗不打看来也不行，可对这个居心叵测的斯大林，也绝不能就这么便宜了他！因此，同意出兵，这事且慢，下棋还要看三步呢，还得再等等、再看看。 毛泽东在猜想，此时此刻的斯大林，可能正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似的吧。是啊，他斯大林能不著急吗？精心策划的朝鲜战争，本来满心希望能在冷战中扳回一局，可眼看就要克尽全功了，想不到麦克阿瑟来了个"仁川登陆"﹑又反败为胜了。金日成功亏一篑、令人惋惜，如今，北朝鲜已经溃不成军，美军很快就要推进到鸭绿江了，这一回在美国人手里再输一局，让他斯大林在全世界面前又要丢人了。不过，苏联人是不能直接出马的，同美国人对阵，这个风险太大。要挽回败局也挽回面子，看来只有靠中国人了。朝鲜战局，形势紧迫，军情如火，必须让中国人赶快出动，否则就要失去战机了。 毛泽东并不是幸灾乐祸，可弄成如今这个局面，你斯大林又能怨谁呢？完全是自作自受嘛！那就先让他多著几天急吧。中国是个富於谋略的民族，一定要让这个老奸巨滑的斯大林，也领教一番他毛泽东的手段！其实，出兵援朝这一仗中国还是要打的，按理说，毛泽东应当比斯大林更著急。可是，面对危急的朝鲜战局，他就是要和斯大林较量一下，看谁更能沉得住气。"每临大事有静气"﹐"泰山崩於前而色不变"﹐这是一个领袖应有的心理素质。 於是，毛泽东把这份同意出兵的电报扣下了。然后，他又写了一份不同意出兵的电报，给斯大林发去了。毛泽东同斯大林"斗智"﹑搞"神经战"﹐就是要在这口"热锅"下面再添一把柴火，给"热锅上的蚂蚁"增加一点温度，让斯大林这个老练精明的家伙在"热锅"里再受一阵子煎熬吧，什么时候斯大林的神经绷不住劲了，头脑乱了方寸，他毛泽东下一步才有文章好做。 我的理解，关於出兵援朝，这就是毛泽东的决策"一波三折"的第一个"反复"。也许，大国之间的战略游戏就是这样玩的。实际上，就像《孙子兵法》也用於商战一样，如今老板们谈生意的时候，对这套把戏也不陌生。作为一个战略家，毛泽东并不缺少谋略。如果我们以为他那几条"语录"就是"毛泽东思想"﹐那恐怕就太天真了。   关於出兵援朝，毛泽东决策的"一波三折"﹐前后经历的时间并不长，从第一次"反复"﹐到最后一次"反复"﹐毛泽东头脑中的紧张运转，只是十几天之间的事。实际上，朝鲜急转直下的战局，也不容毛泽东迁延过久、谋而不断。 事情阴差阳错的是，这还要感谢麦克阿瑟呢。朝鲜战局，本来"仁川登陆"成功后，美军如果就此一路追击，完全可以一举拿下朝鲜；可麦克阿瑟也许对自己的"绝招"过於自我欣赏了，偏要画蛇添足、多此一举，又绕到朝鲜半岛东边搞了个"元山登陆"。结果，造成一连串失误，使美军在朝鲜的推进，推迟了一两个星期。这对毛泽东同斯大林"斗智"﹑搞"神经战"来说，倒是恰好留出了一段宝贵的时间。 时间到了1950年10月8日，中国出兵援朝的决策，经历了前面的几次"反复"﹐大体定下来了。这时，周恩来奉毛泽东之命赴苏访问，同斯大林谈判出兵援朝的有关事宜：中国军队出兵援朝，苏联提供武器援助，尤其是出动空军参战。此前双方交换意见，这些事大概已有初步的共同意向，可打仗的事，自然一点儿也含糊不得，这次需要最后当面敲定。在苏联养病的林彪，也同周恩来一起参加了谈判。 但是，谈判中间，斯大林又变卦了，苏联空军参战，原来答应过的，又拒绝出动了。说是部队转移时间来不及，可这理由完全站不住脚，空军机动能力强，比地面部队快得多嘛。实际上，斯大林内心的真实想法，对和美军直接交手，还是有顾虑，不愿让苏联空军亲自上阵。 斯大林的变卦，当然也不为无因。据沈志华对苏方历史档案的考证，自美国介入朝鲜战争以来，美军飞机就屡次侵入苏联领空进行搔扰。美国在对苏联进行战略试探，为了摸清苏联意图的"底牌"﹐也在搞"神经战"。 据沈志华考证，在1950年9月4日，在中国旅顺口起飞执行训练任务未携带武器的苏军轰炸机，竟被11架美军战斗机击落了。这同1937年日军飞机在中国长江炸沉有显著标志的美国军舰，是同样的伎俩。有所不同的是，美国比当年的日本还要蛮横无理，日本当年摸清了美国的"底牌"﹐事后还向美国作了道歉赔偿；而美国却拒绝苏联政府的抗议，理由是击落苏联轰炸机的飞机是联合国的。而苏联的反应，竟然是"再次进行核实"﹐态度相当忍让。 尤其是1950年10月8日，周恩来出发赴苏的同一天，两架美军战斗机侵入苏联远东的滨海地区，进入苏联领空一百多公里，还示威性的低空飞行，并且对苏哈亚的苏军机场用机枪扫射！这件事，就发生在斯大林同周恩来谈判之前的几天里，斯大林受到强烈刺激的神经，大概还没有缓过劲儿来，显然有点绷不住了，头脑也有点乱了方寸，对世界大势的战略判断有点失准，"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怕情景，让他不寒而栗！於是，斯大林又临阵变卦了，拒绝出动苏联空军，可能就是这个具体的原因。 事后分析起来，美军飞机挑衅、搞点"神经战"﹐意图无非还是探探苏联的"战略底线"﹐也不排除麦克阿瑟这个狂妄的家伙擅自妄为的可能性，未必就是美国政府精心谋划的事。长期在海外，打仗打野了，前线的将领往往会发生"下克上"的现象，这在麦克阿瑟身上，表现得相当典型。 其实，刚打完一场二次大战，全世界都还没有从空前惨烈的震撼中恢复过来，美国人和苏联人差不多，对美苏大战，也是"麻秆打狼，两怕"的事，哪里马上就会打什么"第三次世界大战"呢。 看来，虽然斯大林也算是在国际风云中见过大世面了，可是，在美国人搞的"神经战"中，他作为统帅的心理素质还欠点火候，或者用毛主席的话来说，"用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还没有运用到炉火纯青的地步。 也许我们还该想到，狡诈的斯大林，前面答应出动苏联空军，大概也是哄著"憨狗咬狼"﹐为了说服中国出兵吧。现在，看到中国出兵的事已经定下来了，入朝命令也已下达，"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斯大林却临事而惧，在最后关头，一个紧急闪避，又出溜到一边去了。他的如意算盘大概是：让中国的决策凭著强大惯性，像离弦之箭一样射向朝鲜，同美国迎面相撞！而苏联人则可以彻底"抱个不哭的孩儿"﹐隔岸观火，连空军也不用出动了。   有毛泽东临行时交待的"底线"﹐周恩来坚持中方立场：苏联必须出动空军参战，否则中国就不出兵。双方唇枪舌剑，软磨硬泡，从深夜一直熬到凌晨，最后还是谈崩了：斯大林拒绝出动空军，中方则收回出兵援朝的决定。 但是，据师哲回忆，第二天上午，毛泽东忽然来电，宣布中方决定：即使苏联不出动空军，中国也要出兵援朝。周恩来从睡梦中被叫醒，据说相当惊讶，当即给苏联外长维辛斯基打电话，维辛斯基更是很感诧异：昨天晚上不是已经谈过了吗？既然你们决定不出兵了，我们还有什么好谈的呢？周恩来的态度，大概会让顾维钧艳羡不已，他的口气，从容淡定：我现在给你打电话，并不是要和你们再谈什么。我只是将中国政府的决定，通知你方。 斯大林听了以后，连声说："中国同志伟大，中国同志了不起。"据说，他还掉泪了。是啊，斯大林确实感动，眼看就要在全世界面前大大丢脸了，现在，毛泽东的决定，可以让他把面子捡回来了。可是，斯大林无疑也会意识到，这出兵援朝的决策，在经历了"一波三折"之后，他在毛泽东的面前，却把理输光了，面子也丢光了。 是啊，朝鲜战争，本来是他斯大林挑起来的。可是，现在打败了，苏联却撒手不管了，要往后出溜，让中国去给他"擦屁股"﹑收拾这个烂摊子！ 中间有一段，金日成打得顺利时，毛泽东就告诫他们不要太乐观，并提出可以让中国军队穿上朝鲜人民军的服装，去朝鲜给他们守卫后方，让人民军乘胜全力攻打釜山，可"好心当成驴肝肺"﹐被苏朝方面拒绝了。斯大林的戒备，怀著私心呢：眼看鸭子快要煮熟了，怎么会让中国来分一杯羹？ "仁川登陆"之前，中方以惊人的准确性，向苏朝方通报了美军动向的情报。可是，斯大林和金日成被一时胜利冲昏了头脑，听不进去，可能也不相信，没有采取相应的措施，又不愿接受中国的援助。结果，"煮熟的鸭子"竟然又飞了，胜利化为泡影，而且一败涂地，金日成眼看就要亡党亡国了！ 在朝鲜战局的"庙算"中，斯大林刚愎自用，反复无常，又一意孤行，毛泽东却顾全大局，又诚心相待，而且精心谋划，以惊人的准确预见表现出杰出的战略智慧。在经历了"一波三折"的几反几复之后，面临危急的战局，双方终於达成了共识。可是，现在出兵援朝箭在弦上了，斯大林却临阵怯战，出动空军的事，又变卦了。是英雄还是狗熊，关键时刻要看行动，嘴上说了不算，"暗箭"在战场上也派不了用场。最后，还是毛泽东血气方刚，挺身而出，中流砥柱，力挽狂澜。 而且，中国出兵援朝后，三次战役，连战连捷，先到三八线，取了平壤，继而三七线，又占汉城。对此，斯大林的心里，一则以喜，打得这么好，完全出乎意料！一则也以忧，这一来，他今后的面子，可往哪里搁？ 实际上，师哲的回忆并不准确。据沈志华考证，周恩来和斯大林那天夜里谈崩了以后，不是第二天清晨，而是又过了两天，毛泽东才发出中国决定单独出兵的电报。而在这两天发生的事情是，斯大林打电报正式通知金日成：中国不出兵了，苏联也不管了，朝鲜的战局完了，让残余部队留下打游击，他自己退到中国的东北找地方搞个流亡政府吧。 沈志华的考证太捧了！对嘛，同斯大林"斗智"﹑搞"神经战"﹐这才是毛泽东的手笔！这最后一个"反复"﹐在最后一刻，把这"缩头乌龟"的帽子，一反手又戴到斯大林的头上了，而且，让他连摘下来的机会也没有了。这就让斯大林不仅在中国面前也在朝鲜面前，把理输得光光的，面子结结实实掉在地上，摔成了八瓣！足智多谋的毛泽东，深知出兵援朝事关重大，不仅要留下白纸黑字，还要拉上朝鲜的金日成来做个旁证，要把它办成一桩铁案，绝对不能给斯大林事后的辩解留下任何余地！关於出兵援朝的决策，在这场同毛泽东的"斗智"或者"神经战"中，斯大林彻底输光了！   那个时代，打败了法西斯的斯大林，威望可谓如日中天，虽然冷战爆发后，在西方不大灵光了，但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阵营中，却还是当之无愧的领袖。不过，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这"领袖"其实也不是白当的，得有国家的综合实力，更有红军将士的流血牺牲，还得有"英明正确"的领导形象，才能建立起来，也才能维持下去。 可是，在这场朝鲜战争中，在毛泽东还有金日成的面前，斯大林的理输光了，面子也丢光了。这今后的日子可还长著呢，抬头不见低头见的，这些人是否还要在一起见个面、谈点事、开个会呢？到那时，如果毛泽东还像第一次见面那样，桀骜不驯，辛辣嘲讽，含沙射影，哪壶不开掂哪壶，还要追究什么错误的责任！众目睽睽之下，人们窃窃私语，下面一片嘁嘁喳喳的，要是弄成那么个局面，让他斯大林的老脸可往哪里搁？ 毫无疑问，这国际共运的领袖和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家长，今后还得当下去，丢了的面子，也得想办法捡回来。可是，这就得听听中国人的了，而且还要让这个毛泽东满意才行。和中国人打过多年的交道了，斯大林也许听说过中国民间那个"灶王爷"的故事，要让他老人家"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只要把"既好看又好吃的东西"送得够分量，大概也能堵住他的嘴。而且，我们也不应该把斯大林说得太不堪了，他不可能一年四季、一天到晚心里都在算计著怎么"放暗箭"﹐他老人家也会掉泪呢，看来也有人的正常感情。何况，毕竟是当年的"三巨头"之一，斯大林绝非等闲人物，身后又有一个超级大国的综合势力作支撑，因此，斯大林的眼泪，还是相当有分量、也很值钱的。当然，对毛泽东会成为铁托的顾虑，斯大林那颗悬著的心，现在也算放下了。於是，随后发生的事情，便是苏联援助中国的156项。 "156项"- 中国抗美援朝的"战利品" 所以我们说，156项，是中国在抗美援朝中的"战利品"。 当然，这个"战利品"﹐同我们当年说蒋介石是"运输大队长"的情形有所不同，不是取之於战场对面的美国，而是取之於在后面策划这场战争的苏联。"失之桑榆，收之东隅"﹐毛泽东同美国人"斗力"﹐在朝鲜战场上，无疑付出了重大代价，其后的负面影响之深刻也无可讳言；可是，他同斯大林"斗智"﹐经过那"一波三折"的几反几复，却为中国赢得了156项。当然，从根本上说，那是几十万志愿军将士用他们的生命和鲜血换来的。 因此，"156项是抗美援朝的战利品"﹐这是拐了个弯儿的说法。   也许有人会说：你的想像力是否过於丰富了，竟然杜撰和编排出这么离奇的故事。让我们来看看事实是否如此。 还在朝鲜战争爆发的半年之前，毛泽东访苏时，中苏谈判，关於苏联对华经济援助，最后定下来的规模，是贷款三亿美元。这个数目有多大，比较一下就知道了。此前几个月，苏联给波兰的经济援助，是贷款4.5亿美元。三亿美元这个数目，只占波兰的三分之二，而论国土人口的规模，中国比波兰要大20倍。对苏联西部的战略地位，波兰自然很重要，可是，中国革命的胜利对苏联摆脱"资本主义包围"在国家安全战略方面的作用，分量无疑比波兰要大得多。因此，三亿美元贷款这个数目，实在不算多。当然，苏联人没有多给，也是中国就没有多要。对斯大林，毛泽东心存戒备久矣。"无功不受禄"﹐"天上不会掉馅饼"﹐他不愿意让他的国家欠苏联人的情，"嗟来之食，吃下去肚子会疼的。" 后来苏联援助中国的156项，规模有多大？根据《剑桥中国史》里费正清的计算，苏联对华贷款是27~30亿美元，而在苏联援助中，贷款只占4％，主要部分是贸易，这样算起来，苏联援助的156项，其总的规模，大体上是三亿美元的两百多倍。 不过，我听沈志华说，他仔细研究过苏联对中国贷款的情况，前后过程，变来变去，相当复杂，不过他搞清楚了，而且还纠正了国家统计局的若干错误，国家统计局的人也很服气。按沈志华的考证，关於苏联对中国的经济援助，费正清讲的贷款数字，明显不对。 苏联援助的156项，究竟有多大规模？我一直想研究一下这个问题，可是知道自己的能力和条件不具备，一直没有进行。不过，作为研究的方法，不管你喜欢不喜欢，还是得折算成美元，才容易比较，人们也会有个明确印象。 二战以后，按布林顿森林体系确定的"金汇兑本位制"﹐美元对黄金的牌价是固定的，一盎司黄金兑35美元，一盎司是28克多点。 陈云同志算账很有趣，是用小米，一千斤小米等值於七克黄金。 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时，截止到1957年底，中国公布的基本建设投资总额，是七亿两黄金。那时的黄金如果还是按老秤，一市斤16两，一两是500克的16分之一。我初步换算了一下，七亿两黄金，是270多亿美元。 第一个五年计划，我们国家的基本建设投资，是围绕156项安排的，因此，156项在基建投资总额中，无疑是大头，可占多少比例，不大清楚。 当然，更准确的算法，是把156项每一项的投资一项一项加起来，不过，156项中，项目进度不一：有的项目完成了，比如洛阳矿山机器厂，提前一年零三个月就建成投产了；有的项目在苏联人撤走时还没有完全建成、到1960年代中期才投产；个别项目因为有些技术难关攻不下来，甚至拖到文革时代。因此，每个项目的投资数额，要按建设周期起止的时间，算起来也相当复杂。 有的同志算账，美元和人民币比价按1兑1.5﹐可那是1980年代初的牌价。因此，这个算法是不对的。1971年的"尼克松冲击"后，布林顿森林体系崩溃，黄金对美元的比价大幅度上升，几年时间里就达20多倍。 苏联援助的156项，究竟规模有多大？综合上述因素，粗略估算一下："一五"期间，如果基建总投资按七亿两黄金，而苏联援助的156项占基建投资总额，按七成计算，大致会是三亿美元的七八十倍。 当然，七亿两黄金这个数目，为了便於宣传，会是个约数。而且，七亿两黄金这个数据的截止时间，应是1957年底，而苏联撤专家、撕合同，是1960年7月，包括156项的基建投资，又搞了两年多。因此，156项期间的基建投资规模，比七亿两黄金这个数目，应该还会多出一大块。考虑到经过"一五计划"﹐我们国家的家底较前大增，也许"二五计划"这两年半的基建投资规模，会同"一五计划"五年期间的数额差不多。也就是说，包括156项在内的基建规模，如果把"一五计划"的五年和"二五计划"的两年半加起来，大致会有七亿两黄金的两倍。 需要说明的是，在1958年的"大跃进"中受"瞎指挥"影响的，主要是地方的"小、土、群"企业，而156项，都是由中央政府直接进行"计划管理"的重点企业，虽然也不免受到一些干扰，但总的说，在"大跃进"的"瞎指挥"中，所受的损失并不大。 因此，如果截止到苏联撤专家、撕合同的时间，大致说吧，苏联156项援助最后实际的总规模，会达到原来三亿美元的150多倍。或许，费正清估算的数据，也还沾边，大差不差，不能说一点儿也不靠谱儿。 那么，苏联对中国的援助，在毛泽东访苏时定下的规模，三亿美元贷款，后来为什么增加了一百多倍呢？这中间发生的重大事件，就是朝鲜战争。因此，从事情发生变化的因果关系来看，毫无疑问，是抗美援朝，使中苏关系发生重大变化，斯大林才大幅增加对华援助。   到这个时候，毛泽东原来"不愿欠苏联情"的态度，自然也就变了。志愿军将士在前方打了胜仗，毛泽东在斯大林面前自然也就理直气壮，而且，几十万志愿军将士的生命和鲜血，这个账该怎么算？ 这个道理，其实斯大林也很清楚：二战期间，美国根据"租借法案"对苏联提供的援助，共有一百多亿美元吧，苏联人接受起来就从来没有觉得不好意思过，而战后归还的，连个零头也没有，其余的全都就那么算了。美国人大概不好意思吧，后来也没有追债，原因很简单，理由却很充分：作为盟友，在欧洲战场，苏联从始到终承担著德军的主要压力，苏联红军付出的是鲜血和生命。 现在，轮到斯大林来面对他的中国盟友了，原因和理由同样很简单也很充分：中国几乎独自进行了抗美援朝战争，志愿军将士付出的也是鲜血和生命。於是，在谈判确定苏联对华援助时，中国人在苏联人面前，好像完全换了一副面孔似的，毫无愧色，理直气壮，而且几乎是"狮子大张嘴"﹐凡是知道苏联人有的，只要我们能想到的，都毫不客气地提出来，统统都要拿到手。是啊，他们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中国人在朝鲜战场上流血牺牲，难道苏联还不该给点经济援助？而且并不是白给的，中国还要照价付款嘛。 文献出版社有本文集，里面有何长工的回忆文章，有趣极了。何长工时任重工业部常务副部长，部长陈云要管全国经济，所以重工业部实际是他当家。苏联援助的项目，他对航空工业格外有兴趣。可是，何长工访苏时，苏联对华援助的大盘子已经基本定下来了。但这个何长工，在和维辛斯基谈判时，死缠活缠，咋咋唬唬，甚至大吵大闹，吹胡子瞪眼，拍桌子打板凳，还威胁要"到斯大林同志那里告状"﹐这一下可把维辛斯基给吓坏了。这让我们领略了一番两国官员不同的精神风貌：苏联的"军事官僚体制"已经相当僵化了，上下级关系如同猫鼠；但中国的官员，却还是游击战士充满朝气的草莽作风。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何长工这官当得可真够过瘾的！可他一心想的是国家，事后也没有人去计较什么"越权"之类的事。那时的党风真好。 何长工可谓不虚此行。结果，又给中国要回来一个航空工业，是制造军用喷气式飞机的全套工厂，在当时是世界上最先进的，还"搂草打兔子"﹐说苏联援助的项目都摆在北方不好，捎带要回来一个武汉钢铁公司。何长工回国后向中央汇报，陈云听了以后，高兴之余，又发起愁来，赶快打算盘，算一下基建投资总额又要增加多少亿斤小米？还得搜枯索肠，又增加这么大一笔投资，到哪里去弄钱呢？   所谓156项，其实只是人们的习惯说法。薄一波的书里介绍的情况，应当是最权威的：苏联援助的项目，实际上中间变化很大，过程相当复杂，时而增减，时而分合，添添去去，分分合合，变来变去，最后的结果，大约是150项左右。斯大林时代定的，是109项，到赫鲁晓夫时代，又增加了40多项，包括原子弹。 关於这一点，我同沈志华争论过，他把斯大林定的109项和建国前谈的50项合在一起，算成156项，这是不对的。建国前那50项，基本在东北，项目都很小，只有一两个项目，像鞍钢的恢复与改造，规模还像回事。比如，一个1.8万千瓦的电站，只是一个大企业的自备电厂，怎么能算一项呢？156项的任何一项，比这个规模都起码要大上几十甚至上百倍。 156项，其中纯粹的军事工业，是40多项，占近三分之一。军工企业，中国无疑兴趣最大，苏联则最不愿给，这是常识，比如原子弹，苏联后来就悔约了。而同样规模的企业，军用项目比民用项目的投资，数目要大得多。总的估计，军工企业投资数额，或许应在援助总额的半数以上。我在省机械厅管设备时，听部里同志讲，机械系统的设备拥有量，各军工部的总数，和民用的总数基本相平，不过，军工系统的设备，技术水平要高得多，价值无疑也要高得多。况且，156项的民用工业中，又以重工业为主，而重工业项目中，相当一部分，是直接为军工企业服务的。 不过，其中的具体情况，我就没有能力细说了。 现代化的国防工业体系，是中国近代以来几代执政者都梦寐以求的东西，从晚清的"洋务运动"﹐到国民党政府的"资源委员会"﹐概莫能外。无论李鸿章、张之洞，还是袁世凯、蒋介石，"落后就要挨打"的教训，都是刻骨铭心。"小米加步枪"的共产党军队，并不是不知道现代化武器的厉害，"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那是唱歌，是革命的浪漫主义，可共产党的领袖和将军们不会不知道，在战场上，那是要用战士的生命去换的！ 建国之始就被强加给新中国的一场朝鲜战争，使中国人对现代化国防工业的渴望更加强烈，同时，也给实现这种愿望带来了可能性。一个具有深厚尊严的民族，一百多年来受尽了列强的凌辱，现在只是为了自卫，难道有谁能指责我们是在搞什么"军国主义"吗？ 抗美援朝，对新中国后来的发展，影响极为重大。战略方面的影响、包括负面影响，需要专门论述。不过，仅以抗美援朝的"战利品"156项来说，对中国产生的影响就极为深刻。156项，以国防工业和重工业为主，这一批"既好看又好吃的东西"﹐都是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程度相当高的项目。那个时候，中国的经济和技术力量都相当薄弱，远没有今天这样的实力，要吸收和消化156项这么一批洋家伙，够我们忙上十年八年的了。 总的来说，156项的建设是相当成功的。建国之初，中国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设起一个初步的工业体系，不仅需要全国的领导骨干和技术精英拿出"拼命三郎"的劲头，全力以赴地苦干实干，许多事情要从头学起；而且，还需要全国上下，农民、工人和党政干部，必须节衣缩食，过相当清贫、困窘、寒酸的日子，来为这场"计划体制的工业革命"实现资本的原始积累。 后来中国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变化，如统购统销、农业集体化、三大改造、工业化建设，以至中国由"新民主主义"变成"社会主义"﹑形成后来"公有制加计划经济"的体制模式，还有后来"大跃进"的失误和"三年困难时期"的灾难，都与此有相当深刻的因果逻辑关系。 概括地说吧，是斯大林策划的朝鲜战争和毛泽东出兵援朝的决策，包括其中的"阴谋"和"神经战"﹐把中国逼得走上了这条路。同经济现代化的通常模式相比，这是一条非常规、反程序、异常艰难的发展道路，却又是一条辉煌的崛起之路。 罗素说，中国的崛起，靠的是英雄主义。面对群雄竞起、列强环伺的世界，毛泽东在一个混乱、破败、屈辱、孱弱的中国，唤起无以伦比的英雄主义，以"夹击中的奋斗"﹐为我们的民族杀出了一条血路。随后，为了消化和吸收这批"抗美援朝的战利品"﹐整整一代人还要在相当菲薄的物质生活中勒紧腰带、励精图治、艰苦奋斗，这同样需要英雄主义的精神。当然，以通常能够忍受的程度来说，这段时间过长了一点，这在后人中引起一些物议，甚至当时那一代人后来也有不少牢骚不满。不过，"天上不会掉馅饼"﹐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正是新中国的英雄主义历史，为我们国家后来的现代化发展，包括迎接新一轮"全球化"的到来，奠定了极为重要又相当坚实的基础。 对自己打的这场"错误的战争"﹐美国人后来说："朝鲜战争一仗，打出了两个强国，一个是南朝鲜，一个是中国。"风险伴随机遇，苦难铸造辉煌，历史给我们的启示，其深刻之处就在於此。美国人在说这个话的时候，其心情也许就像是打翻了五味瓶一样吧，不过作为一种理性的认知，也还相当客观。 从经济的角度，用经济学的方法，深入地分析与论述这段历史，大概是个相当复杂的课题，不是三两句能说清楚的。我在这里只是提个头儿，"抛砖引玉"吧，谁如果有兴趣，可以进行更加全面与系统的研究。 尾声：毛泽东回敬俄国人当年的"暗箭" 有人说，毛泽东这个人是很记仇的，这似乎不是什么好话，不过，毛泽东终其一生，却没有私敌。可是，若是关乎他的国家，这话倒也不假，毛泽东确实"很记仇"。我们年轻的共和国刚建立，斯大林就居心叵测地来了这么一手，对毛泽东来说，可谓刻骨铭心。当然，毛泽东懂得，力量对比是很现实的东西，而且还得有适当的条件和时机。中国古语有云，"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十年不行，那就二十年，对於等待，他有足够的耐心。苍天有眼，毛泽东是幸运的，在他的有生之年，终於还是等到了这一天。这就是1969年的"珍宝岛事件"。 斯大林当然早就已经死了，但他当年的"暗箭"对中国的伤害，毛泽东却依然铭刻在心，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有仇不报非君子，为了他的国家，俄国人这笔历史欠账，必须把它找回来。而且，赫鲁晓夫也真是小家子气，苏联"逼债"时，竟然把抗美援朝的战费也算上了，这倒让毛泽东心中释然和坦然了，向俄国人讨还这笔历史欠账，他在心理上就更没有什么障碍了。 当年，斯大林煞费苦心地策划朝鲜战争，主要是为了防范毛泽东成为第二个铁托，应当说，斯大林的忧虑并不多余，不过，斯大林还是没有看透毛泽东这个人。铁托捍卫民族尊严的决心，虽然大出斯大林的意外，不过，铁托向苏联闹独立性，还是"脚踏两只船"﹐在东西两大阵营之间"走钢丝"﹑"跳芭蕾"﹐当然，南斯拉夫是个小国，能够这样已经不简单了。但是，斯大林生前大概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个毛泽东的意志之强悍、气魄之雄伟和手段之奇绝，远胜铁托十倍百倍，简直令人惊愕。面对二战之后世界上美苏的"两极格局"﹐以中国当年相当单薄的国力，毛泽东竟然两面开弓，左右通吃，公然对两个超级大国相继乃至同时叫板！柳亚子曾有诗云，"斯毛并世战玄黄"﹐可斯大林倘若泉下有知，也许不得不叹息"既生瑜，何生亮"了。 一方面，在经历1950年代短暂的"中苏蜜月"以后 - 仅仅为了消化156项中国也有必要如此，於1960年爆发了"中苏论战"。在这场"论战"中，毛泽东起手便气势不凡，当年口口声声"以俄为师"的中国人，如今竟然要同"十月革命的故乡"争夺"列宁主义"的旗帜和正统地位，把苏联人从意识形态教主的圣坛上推下去！如果斯大林还在世的话，他看到的是一个站在"左"的理论立场上的铁托。毛泽东喜欢说，高屋建瓴、势如破竹，这使他在论战中，占领制高点，夺得主动权，战斗性更强，更有杀伤力。而且，中国竟然拿什么"斯大林问题"做起文章来，俨然一副义正辞严的架子，正儿八经地教训起斯大林那些不肖后人来，仿佛斯大林不是苏联的国家领袖似的，这简直就是讽刺！不知斯大林在世的话，对此会作何感想。同时，这在战略上，也牵制了苏联踩著中国人的肩膀去同美国与西方阵营"缓和"﹑交易、勾结的企图与趋势。吴冷西在《十年论战》中说，据他观察，起码自1964年起，毛泽东对"中苏论战"更为关注的，便是战略方面的问题。 另一方面，美国决策者一错再错，如果说，朝鲜战争的背景主要还是冷战，那么越南战争则标志著美国背弃了曾经标榜的"民族自决"原则、站到民族解放运动的对立面去了。面对"麦卡锡主义"影响下走上邪路的美国，毛泽东毫不示弱，在出兵抗美援朝之后，高举民族解放运动的旗帜，又大力"援越抗美"。毛泽东要把他在中国革命和抗日战争中创造的"人民战争"的一整套成熟的理论和经验，在美国的现化化武力面前检验一番它的效力。结果，美国人在越南战争中搞得焦头烂额、终於混不下去了。然后，像斯诺说的，毛泽东要以"强势外交"﹐打破二战后的"两极格局"﹐打开中美关系。也许在毛泽东看来，由於历史的缘故吧，中国在接纳这个世界的时候，必须采取这样的方式，才能满足这个骄傲的民族那极为深厚的尊严。 当然，气魄宏大的战略构想，还要有精心安排的战术动作，作为实现转变的契机。作为回敬斯大林当年的"暗箭"﹐要"斗智"﹐毛泽东并不缺少谋略。经过一番运筹帷幄，他选中了中苏边境上的一个江心小岛 - 珍宝岛。只是到了这时候，毛泽东"斗智"﹑搞"神经战"的对手，已经换成同样骄狂傲慢、智力却有点愚钝的勃列日涅夫了，这不免让人觉得多少有那么一点儿"欺负老实人"的味道。说起来，毛泽东的手法也确实不那么"光明正大"﹐只能说是"马基雅维里式"的。这个世界并不完美，毛泽东也不是天使，让上帝原谅他吧。 毛泽东在珍宝岛玩的这场惊险万分的战略游戏，将朝鲜战争对中国造成的负面影响一扫而光，并为他的国家带来崭新的发展前景，使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有了一个更加广阔、无比优越的国际平台；同时，像尼克松讲的，也改变了世界，"大三角"取代了"两极格局"﹐冷战时代的终结，由此开启。 后来发生的"中美和解"﹐"珍宝岛事件"才是真正的契机。至於在媒体上广为传播渲染的"乒乓外交"﹐虽然听起来很是浪漫温馨，但尼克松并不幼稚、不是那么好哄的。毛泽东看事很透彻，他很清楚：中苏两国如果不流点血，美国人是不会动心的，这国际社会的事，正义和道德原本属於"稀缺资源"﹐现实世界就是这么个"德性"﹔倘若中苏之间只是一味"动口不动手"地"论战"﹐而没有在边境上兵戎相见，尼克松和基辛格也不会展翼冲霄、从万里之遥来到毛泽东的书房，同他谈什么中美之间的"战略关系"。 结果，毛泽东用世界上几乎最小的一场战争，实现了历史上最伟大的战略转变。同当年空前惨烈的朝鲜战争相比，小小的珍宝岛战役，简直不值一提。可是，毕竟也有中国的年青人流血牺牲，他们也都是人生父母养的孩子。阿弥陀佛，善哉，也许毛泽东不得不这样。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对改革开放来说，最重要的前提，无疑是国际环境了。这是毛泽东开创的事业，他把这笔遗产留给邓小平了。作为政治家的邓小平，本来话就不多，不过，如果他对自己诚实的话，也该是"哑巴吃饺子，心里有数"﹕有了毛泽东留给他的这笔遗产，他的改革开放才有可能进行。 而且，成功地为我们的国家运筹和营造一个有利於发展与进步的国际战略环境，其艰难、复杂、微妙和不可预见的程度，是常人的想像力所难以企及的。相比之下，在国家内部实现政策的转变，毕竟是容易得多的事。 也许有人会提这样一个问题：你说的这些，是否也算"毛泽东思想"呢？我的回答是，恐怕不行。这些奇门遁甲、权谋机诈的东西，从鬼谷子"阴苻经"里学来的旁门左道，怎么能登上"我党集体智慧"的大雅之堂呢？所以要我说，还是不算的好。 [1]为纪念抗美援朝60周年，乌有之乡於2010年10月25日组织座谈会；笔者在座谈会上的发言，记录稿经本人修改，有较大补充后，2011年2月15日整理成此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 纪坡民

书评，\"On China\" by Henry Kissinger (Penguin Press 586 pp. $36)

时间：2011年3月13日下午 地点：北京大学伟利楼德国研究中心   施鲁赫特教授（Wolfgang Schluchter）简介：1938年出生，在柏林自由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任曼海姆大学教授，后长期在德国海德堡大学任社会学教授（1976-2006），曾在德国、美国、意大利、新加坡、日本、香港等地大学以及南开大学客座讲学。施鲁赫特教授长期从事马克斯·韦伯研究，对韦伯的学术思想有精辟的理解和批判性的发展，世界上几乎所有韦伯的研究者均受惠于施鲁赫特教授的研究，被誉为天下韦伯第一专家。他的研究领域涉及社会学、历史学、宗教研究等领域，著述极丰，代表性著作有《现代理性主义的产生——韦伯关于西方发展史的分析》、《世界的祛魅——韦伯研究六论》、《宗教与生活：韦伯的文化与价值理论研究》、《宗教与生活：韦伯的宗教与统治社会学研究》、《韦伯关于儒教和道教的研究：评述与批判》等。 北京大学德国研究中心邀请施鲁赫特教授来京讲学，并2011年3月13日下午与北京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北京航天工业大学和《中国图书评论》等机构的学者座谈。   潘璐：很高兴，我们读书会大家能够抽出时间来，今天又有一个难得的机会，请来海德堡大学的施鲁赫特教授跟我们座谈一次，北大德国研究中心请他来举办了一系列的讲座，我们这个学期一起读了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所以我想今天就以这本书以核心谈一下，与韦伯专家做一次对话，并借此机会对我们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讨论。   施鲁赫特：我首先要讲的一点，《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不是一本书，首先这是两篇文章，在1904和1905年先后发表。这中间有一个的停顿，韦伯曾于1904年到美国参加世界博览会，他急于把第一篇文章在赴美之前赶出来，这就是为什么第一篇文章里有很多错误的原因。当时排字工在许多英文段落里排版出现了问题，最后成书时，尤其在脚注部分，错误很多。后来再版时，包括翻译版本，这些错误不断被重复。1920年，韦伯写第二稿时，有些错误他也没再改。第一篇文章里，他先提出问题，在第二篇文章，他试图解决问题。第一篇文章中韦伯沿袭了桑巴特的观点：桑巴特在他两卷本的《现代资本主义》里面也提出这个问题，人的哪些精神状态对于加强现代资本主义的某些发展，尤其是制度层面的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在文章一开始他写到，我目前不想关注现代资本主义的结构，我关注的就是人的这种精神的状态，精神怎样跟结构一起来构成一种新的经济形式。 在第一篇文章里,他强调即使没有资本主义形式，也可能存在资本主义精神。而反过来，即使没有资本主义精神，也可能会有资本主义形式。第一种情况发生在新英格兰，那里现有了这种精神，却还没有相应的形式；第二种情况发生在意大利，那里已有资本主义形式，但还没有现代资本主义精神。历史上的不同时代早已存在资本主义的萌芽，但新教精神加入以后，便促进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发展。另外,韦伯在方法论上的兴趣点在于分析精神和形式之间的关系，并证明精神和形式之间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他把这种关系称为亲和力的关系。 在1904年底、1905年初撰写第二篇文章时，韦伯想要阐释基督教义的哪些前提发展成内心禁欲或者职业禁欲。这部分比较复杂，使韦伯深陷神学界的争论，因为他不是专家，对情况的复杂性并不是很了解，因此对问题的分析也不很透彻。他试图提出这样的论点，即宗教作为职业禁欲的基础。在第二篇文章的结尾处，韦伯给出一个晦暗的前景：以职业作为生活的意义，意义的重要性会渐渐丧失，甚至被工具化，这最终会导致意义的缺失，让人放弃个人的自由。   王炎：我有个问题，针对韦伯研究的方法。他研究精神与现实、或曰观念与历史的关系，基本上采用这样一种模式：选取一些著名的历史人物，像富兰克林、路德、加尔文或一些教士，引用他们著名的论断或言论，然后再做一些资本主义生产的案例分析，比如计件工资对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不同的激励作用，或分析一些新教国家（如荷兰、美国）企业家与雇员的工作表现，最后把二者联系起来，以此证明新教伦理对现代资本主义形式的塑造，虽然很有启发性和创见，但这样研究方式在学理上是否有效？   施鲁赫特：再强调一下，我一开始指出了一点，《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不是一本书，而是两篇文章，两篇文章是有区别的。第一篇文章只是提出了问题，指出这个问题为什么存在，第二篇文章里面才给予解释，韦伯在给予解释的时候对当时经济的状况并没有做太多的关注，主要是关注宗教信仰及其对某些团体的生活方式的影响，以及他们如何在宗教信仰的影响下进行经济活动。第一篇文章里只提出了问题。他提到富兰克林，并不是把富兰克林作为一种解释性的例子，而只是把他拿出来跟福格相比较，指出他们两者的理念之间有什么不同。他只是把富兰克林作为一个形象的例子，比较形象的给我们展示有这么一个问题。     当然我们仍然可以问，新教教派的那些教义到底是不是对他们的生活方式产生了那么大的影响，与他们的经济行为是不是有因果的关系，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韦伯在这个论证中并没有把这种关系建构的那么严密，或者说实际的过程与他想象的不一样。对韦伯的论证，确实也有不少批评，一种说事情并不像韦伯说的那样，我们可以找到历史上的证据表明，那些教派里的情况和韦伯描述的不一样。    另一种批评说，韦伯认为禁欲是新教的特点，其实天主教、犹太教里也有，并不像韦伯说的，是新教专有的。第三种批评就像布里塔诺等人的批评，认为所谓的精神因素实际对经济的发展无关紧要，经济发展根本不需要精神这种东西。   王炎：这就是说，虽然韦伯做出了巨大的努力，我们仍面临知识上一个巨大的困难，就是如何证明观念与现实和历史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长期困扰着知识界，像一个谜。这样一个艰巨的工作，韦伯尚未完成。   施鲁赫特：你刚才提到的这点很有意思。韦伯是想通过对于理念在历史中的有效性的研究来，给社会学的这种关于理念的研究做出一种示范的效果。在他的研究里面，韦伯并没有说教义是直接作用于信仰人群的，他指出，如果教众逐字逐句地接受这些教义、遵从这些教义的话，那他们根本没法活下去。因为信徒没法通过这些教义知道他在尘世生活结束之后是不是能够得到救赎，不管他们到底怎么做，他们也不会了解到他到底是不是会被救赎。他们不能忍受这种情况，就会寻找一个答案。他们就会向神职人员询问，怎么样让自己摆脱这种困境。这时候就会发生对原本的教义进行重新阐释的过程。这样，尘世中职业的成功就会被阐释成为一个能够获得救赎的信号，这个加强了人们对经济成功的兴趣。     所以，按照韦伯的观点，进行社会学研究的人，应该不仅仅关注所谓的抽象的教义本身，而应该关注当时给教徒看的一些书籍，比如怎样解救灵魂等等这样的书籍，在这样的书籍里会更多地找到他们想要的答案。实际上韦伯想用他的文章、他的研究作为一个给社会学、历史学研究的范例。所以，韦伯的这个研究，实际上对我们来说，它的意义也就是在于方法论上面，至于历史学上的论证，可能只有了解17世纪的学者才能够判断。   孙飞宇：我的问题是，如果我们想要理解马克斯.韦伯，我们要把他放在当时的文化传统、社会和政治背景里面理解这样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什么能够让马克斯.韦伯在他的时代里面，来写这样一本书，讨论资本主义精神的起源、或者说讨论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关系？     我自己的理解，这里当然有很多的方面。比如首先有可能是他个人生活，他与父亲之间的关系，比如另外一个原因要回答在他那个时代资本主义精神危机的问题，马克斯.韦伯认为，只有通过这样一个回答，才有可能理解当时的时代精神危机，并且理解自我。等等，但是我想听一下施鲁赫特教授的回答。   施鲁赫特：您刚才提这个问题，回答起来有一定的难度，因为在分析之中，有好几条线索都要顾及到，一条是生平的线索，第二是时代的线索，有哪些重要的事件、当时的气氛如何，牵扯到德国、尤其是威廉时期的德国。还有另外一个线索，即当时科学和学术发展的线索，如果我们试图对韦伯的研究进行一个概括性的描述的话，既要把这些线索分开来看，又要避免用因果论的视角来把它们统合到一起，否则我们就会犯简单化的错误。     我举一个典型的简单化的例子，大家都知道阿图尔·米茨曼的《铁笼》（The Iron Cage）这本书，书的核心内容是韦伯跟他父亲以及父母之间的冲突，他为了保护母亲杀死了父亲，这使他心怀愧疚，健康恶化，而后他出于罪责感在研究工作中强调禁欲方面，又说打破禁欲要通过神秘的东西，然后这个神秘的东西又从某个女性产生，整本书都是以此为线索的，我认为这种阐释毫无道理，犯了简单化的错误。把韦伯的生平跟他的著作之间解释为一种因果关系，我觉得这就是一种简单化的做法。因为从科学研究的角度来看，我认为问题的提出并不完全是受个人因素影响的，而是更多跟他当时的时代、科学研究发展的状况相关，研究是为了用更好地方法解决问题，这和个人的生平之间只有间接的关系。即使在科学研究中个人的某些因素会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我们来解答科学研究中的问题，答案正确与否，其衡量标准并不是我个人的问题是不是由此得到了解决。 韦伯生活的时代确实是一个文化悲观主义盛行的时代，当时人们的想象不是人类的、社会的发展会向更高、更好、更让人喜悦的目标前进，而是前途一片暗淡，最终可能是意义缺失，自由受到限制、甚至丧失自由。当时的时代精神很大程度上受到三个人物的影响，一个是马克思，在经济问题方面；一个是尼采，在道德问题方面，在某种程度上还有弗洛伊德，他把非理性渐渐引入了学术讨论之中。同样的还有帕雷托，在他的巨著里他把行为中的非理性因素和“经济人”的理性行为相对，把非理性的因素作为核心问题来讨论。所以当时是一个文化悲观主义和非理性大发现的时代，如果是强调或者是为理性进行辩护，其实是对当时文化悲观主义的批判、反驳的一种态度。从这点来看，韦伯既受到当时文化悲观主义时代精神的影响，他又是为理性来辩护的反潮流运动的一个追随者。   王炎：您提到为“理性”辩护，在中文里“理性”对应着两个英文词“rationality”和“reason”。我想澄清一下，您这里用“理性”对应的是哪个词的含义？   施鲁赫特：在德语中，也有两个词对应，一个是“合理性”（rationalitat）, 一个是“理性”（vernunft），在德国历史上，合理性与理性有一个阶段通用，但是韦伯提出的理性是哲学范畴，对社会学来说，讨论的是合理性，是实践的过程。当然一直也有一个大家都在提的问题：韦伯区分的合理性不同的层面，如果能够把它合在一起的话，是不是最终会达到理性？这个有不同的答案。哈贝马斯有一篇文章《理性的同一性与它的不同声音》，人们可以会倾向于把韦伯说的不同的合理性——目的理性、价值理性、形式理性、物资理性、理论理性、实践理性等等，用哈贝马斯的话来解释，那就是理性不同的声音。这里面，每种内容可能都包含理性的成分，但是没有一个可以被称理性。但我认为，韦伯没有关注过他说的这些合理性跟理性之间有什么关系。他一直竭力强调的是自我决定的生活，这种生活应该是由内心的冲动来决定的，而不只是对外界环境的反应。自我决定，一方面意味着自主，一方面意味着自由，人需要自由，也需要某些条件才能在自由中生活，我们可以把韦伯整个的社会学称之为自由的社会学。    韦伯生活的时代，从政治体制上来讲跟英国和美国有区别，德国的政治制度是权威性的、受限制的，并不是一种民主结构的政治。人们为解放而斗争。解放从德文意义上来说，就是获得更多自由的过程。对韦伯来说，解放对于他自己所属的市民阶级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题目，韦伯在当时帝国时代希望市民阶级能够执掌政权，而不是再受到封建的统治。另外，他很强调工人阶级应该有自主的权利，虽然他理解的并不是在社会主义的，而是在资本主义的框架下。作为社会力量工人阶级应该有自己的代表，比如工会。尤其在一战中，他看到受到伤害的并不是封建主，而是工人和所谓的小人物，因此他一直竭力争取，工人阶级在社会上、在一个政治秩序中要有自己的声音。     韦伯一直主张建立资本主义民主，这是他想象的国家形式。当时他生活的时代还是帝国时代，资本主义民主要通过斗争才能实现。如果要跟学生解释韦伯的政治倾向，可以引用他自己的一句话，他自己说“我是市民阶级的儿子。我为市民阶级的自由而战，这个自由应该得到实现。”他认为，在英国、美国，市民阶级要比在德国拥有更多的自由。     所以，如果我们面对一个学者的这么多的研究成果，我们既要把不同的线索分开，对每个单独的进行描述，又要把它合在一块，让大家知道一个概貌，要避免简单化确确实实是一个很难的事情。     可能有一点能够说明韦伯跟马克思、尼采不同的地方，就是他看到官僚化的威胁，他认为普遍的官僚化会对自由产生威胁，人们会被过于强大的行政力量所左右。这种情况他认为是无论如何必须避免的。他看到了经济方面可能官僚化，资本主义最后会变成垄断资本主义，政治生活也可能会官僚化，社会生活也可能官僚化，他认为普遍的官僚化是一种很可怕的前景。   孙飞宇：我个人理解，在形式化跟所谓的生命实质、精神之间有一个二元区分。   施鲁赫特：“铁笼”在韦伯的原文里应该是“像钢一样坚硬的外壳”，人们一方面受到限制，另一方面又感到满意、很满足。不是要超越当前的生活状态，追求新的东西。人们在壳里面感到满足，视野受到了限制，不去追求新的东西，这是一种巨大的危险。在《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的结尾处韦伯引用了尼采的话，人如果自我满足，就成了自我发明幸福的最后的一群人，他们失去了对新生活追求的力量，不会超越自己了。   孙飞宇：这个形式化是一种所谓的倾向于官僚体系的形式化，官僚化的一种形式化。   施鲁赫特：官僚化也有它的精神——臣仆精神，适应外界环境，使得生活无忧，但也忘记了人的使命——自主地生活。   王炎：一般大家都认为韦伯与马克思之间形成一种对话。他们同样研究现代资本主义，但却从完全不同的角度。马克思的研究注重阶级斗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毕竟马克思曾在巴黎见证了1848年无产阶级革命，后来又生活在英国，目睹了英国资本主义赤裸裸的剥削，所以他的研究注重从物的层面切入，以经济基础为前提分析上层建筑。 而马克斯·韦伯却颠倒过来，从精神、信仰出发，研究资本主义形式如何被清教伦理塑造，这是不是因为他身处的历史环境已与马克思非常不同？二十世纪初，德国资本主义要远远落后于英国和法国，可以说当时的资本主义方兴未艾，德国市民阶级刚刚兴起。德国社会普遍出现了乡土怀旧情绪，一度兴起”乡土艺术”（Heimat Art）和文学，对往昔田园牧歌的生活憧憬，对德国文化身份怀旧，而对新生的资本主义有某种拒斥。在这样一种氛围中，韦伯才从文化、信仰入手研究资本主义，而不像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方法。   施鲁赫特：我们又遇到了刚才的问题，即非学术的语境因素对科学理论的产生和发展所起的作用，这包括生平的、政治的，还有您现在提到的文化上的语境因素。当然这些语境因素会发生一定的作用，但是更重要的是理论的问题能不能得到解决，能得到好的还是差的解决。一个理论上的问题是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问题，那我就要问了，到底是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还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到底哪个理论更好？这个问题是要从理论方面回答的，和上面提到的语境因素没有直接关系。     这让我又想起《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在文章的最后，韦伯说到，不管是历史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也好，两者都有其常识性的正当性。但是如果在研究中只是追随其中的一种，那就不能更接近历史的真实；要超越它们两个之上才可能有有趣的结果。所以，韦伯并不是想把马克思反过来，不是说头在上面，脚在下面，或者头在下面，脚在上面，而是既不给头、也不给脚一个优先权。     第二个问题仍是一个理论上的问题，我们仍不去管刚才所说的语境因素：一个阶级的理论，如果只从跟生产资料的关系这一点来定义一个阶级的话，那么这个阶级理论是不是一种好的理论呢？韦伯当然没有完全批驳马克思的阶级理论，而是把他的阶级理论做了扩展和细化，而且在韦伯的所有分析里面，都有阶级分析的成分，但是他又做了一些区分，比如按照劳动技能，一个有劳动技能的人在劳动力市场上是不是应该得到更高的收入，他把有劳动技能的人称为谋生阶级，以区别于有产阶级。韦伯这么做是有历史依据的，因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马克思设想的资本主义必然导致的阶级的对立并没有发生，而是产生了阶级的分化。所以韦伯没有抛弃阶级理论，而是将其细化，因为现实的情况需要一个更精细的概念工具来描述。        这里又出现了另外一个概念，必须要和阶级的概念结合起来考虑，那就是等级的概念。在马克思的理论里面，等级和阶级是不同历史阶段的产物，但是对于韦伯来说，在同一个社会里、甚至在现代社会里，阶级和等级都是同时存在的，比如职业等级。对韦伯来说，等级很重要的一个特点，不是首先按照收入划分的，而是按照社会荣誉，按照社会上其他成员对他们的认可，因为人们会辨别这个等级为社会作出了特殊的贡献。对韦伯来说，所有的现代社会，不管英国、法国、德国，都是阶级社会。但是这些社会是由多个阶级组成的，它们之间有差别，其中之一就是社会荣誉的差别。如果他今天到中国的话，他也会把中国社会称为一个阶级社会。因为在中国社会里面，也存在着阶级的形态，这些形态一部分是以经济进程为前提的， 一部分是以教育制度为前提的。这里有不平等、有差别的地方，不管这种区分、差别是不是有道理，但是中国目前社会肯定不是一个均质的，也更不是一个和谐的社会。当前中国社会有很多冲突，但是关键在于我们是否能公开地讨论、解决这些冲突。   邓明艳：我的问题有关于韦伯的方法论。我认为韦伯的方法论不同于他此前的整个近代西方思想传统。近代西方思想从文艺复兴开始，经历中间的浪漫主义，直到韦伯生前依然方兴未艾的实证主义。尽管这三种思想运动从方法论到形而上设定都各自不同，但其中仍然有一个基本线索贯穿始终，揭示出三者彼此的延续性。粗略地说，它们对于人关于世界及人本身的知识都有某种预设。这种预设就是所有的知识都遵循同样的原则或形式，我们只能以这样的原则或形式去理解和认识对象。又或者对象本身有某种普遍的本质，我们对于对象的认识以对本质的理解为基础。这些原则、形式或本质是我们认识和理解的前提，它支撑着或足以解释整个现象，包括自然界的现象和人类世界的现象。一旦我们找到这样的前提，我们就可以解释一切。并且这一前提决定我们由此获得的知识是具有普遍有效性性的知识。尽管实证主义不再坚持经验知识的绝对真或普遍有效，它依然坚持某一类经验知识的绝对确定性，并把它作为其它经验知识相对确定性的基础。但是在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本书里，你很难看到从一个普遍预设开始，去寻找那个通向本质或绝对真的思辨或抽象论述。你更多地看到他对于具体的生活群体中具体的生活经验的关注。因此在他的方法论中似乎没有从普遍到特殊的这样一种论述方式。相反我们更多地看到它对于证据的展示，而不是论述。这是韦伯方法论中具有革命性的地方。他回避哲学的、形而上思辨的方式，转而关注现实。但现实是特殊的、充满差异的，因此又是不能被普遍化的。您认为韦伯的方法论中有某种普遍预设吗？又或者他通过对特殊现象的研究，最终能够带给我们某些普遍的规律？     施鲁赫特：我想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回答这个问题。第一、韦伯的理论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即人的行动都是具有意义的，这也是行动和自然现象的本质区别。因此社会科学或社会学应该是一种理解的、解释的科学。而对于自然现象，我们只能够解释，不能理解。我们能够理解人的行动，因为行动总是有动机的。舒茨、韦伯还对行为和行动做了一个区分。他们认为行为是没有意义的，而行动是有意义的。当然，我们不能由此就认为，关于行动的社会学理论，从逻辑上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理论。行动理论同样也是想解释、也想能够发现一些普遍性的规律，韦伯甚至把它称为社会学规律。 在《经济与社会》这本书里面，韦伯首先定义什么是行动、什么是行动的意义；然后给出各种各样的行动，研究这些行动之间的相互影响；接下来研究社会行动组织。他从最小的行动开始一步一步展开。这是一个逻辑性的过程。当然这不是从一个很高的理念推下来的东西；而是从客观的事实开始，慢慢往上推的过程。     所以按照韦伯的观点，科学工作者作为某种社会现象和社会情况的观察者，他不能只是作为一个局外人来进行观察，而应该从社会成员从一开始对意义进行建构、设计的时候就深入其中。比如说我观察到一个人，他在街上飞奔。这是作为局外人观察到的结果。而社会学研究者则要身入其中，进一步挖掘这一行动的动机。比如我会想他跑是为了赶上汽车，或者有人在追他，或者他正在锻炼身体。但无论如何，这个行动到底有什么样的意义不能仅凭对行动的观察来断定。 所以我必须先要考察他到底有什么动因，才在街上奔跑。也就是说，我一定要跟他主观的所谓理解的意义发生联系，我才能理解他。所以，韦伯就把他的社会学称之为理解的社会学。这个理解的社会学是为解释的社会学服务。在解释的时候我可以有一个形式化的结构、一个普遍规律性的东西，还需要有初始的条件，这是解释。但理解的社会学不能这样，因为它以被研究者作为主体的特殊性为基础。 第二、在韦伯的方法论中我们还需要指出，他不以“绝对真”或“客观正确”作为意义理解的标准或目的。因此他反复地强调对于行动的理解不可能有绝对有效或最有效的一种理解。相反，每一种理解可能都各有侧重（比如更合理性的理解或更情感化的理解），同时又都有尚未被理解的地方。不仅如此，韦伯认为甚至我们的自然科学理论也没有一个是最终确证的。我们的所有理论都是时间中的存在，都需要通过未来的经验对它的有效性做进一步的证明。   潘璐：在目前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出现了一些价值观念上的困惑，比如拜金主义、对物质的极端追求等。您站在韦伯的立场上如何评价这些现象，对于克服这些问题有何建议？   施鲁赫特：这个问题很有意思，也很难回答，我觉得从韦伯的分析来看，资本主义本身不会产生出一种限制获利贪欲的精神，尤其是对金钱的贪欲，如果有一种精神能限制这种贪欲的话，这种精神也不会来自资本主义，而应该有其他的来源。     如果我们拿《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进行对照的话，这种精神必须是一种很强大的文化力量，必须是震动人们内心的力量。当然，这里面有一个问题，这种文化力量到底是什么，哪种传承下来的文化因素会起作用？我猜想，社会主义不应该是这种强大的文化因素，因为社会主义是一种西方的传统，而且是资本主义的一个后果，儒家的思想是不是可以成为这种文化因素？这是一种很有趣的思考方向。我们在新加坡生活过一段时间，我们观察到，在新加坡，人们试图复兴儒家的思想，给人提供一种新的方向，用文化的力量束缚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一些问题。随着东欧的解体，资本主义取得了所谓的全面的胜利，当时人们对于束缚资本主义发展的思路并不感兴趣；而目前，西方在进行一场很广泛的讨论，人们怎么样能够在资本主义经济生活中重新引入道德的原则。引发这种讨论的一个原因就是金融危机，金融危机不仅是金融系统内部的变化所导致的后果，而且是一种短视经济行为的后果，就是说要尽快的挣钱，不管后果是什么。所以我们现在讨论的关键问题就是可持续性，可持续性就是说要克服这种短视的缺点，放弃短期的效益，更多考虑未来和今后的发展。     我们相信，要想达到这种效果，恐怕还是要通过调控、国家的调控，尤其在金融行业，应该有一个全世界都能够认可、都能够通行的规则，才能激励人、甚至迫使人避免只重视短期的效益；因为从今天来看，道德的力量确确实实已经太弱了。   王炎：在中国学界，对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有了新的理解，与1980年代的解读不同，有观点认为，既然现代资本主义是新教伦理的产物，而中国没有基督教信仰，因此我们不可能学习或照搬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而必须寻找不同的道路。但与此同时在现象层面，韦伯所描述的经典现代资本主义商人，无论在大陆、台湾，还是香港，我们都能够看到。中国商人也非常努力工作，花钱节制，把赚取的利润统统投入再生产，他们是经典的韦伯式的禁欲商人。这似乎出现了理论与经验的悖论，我想问问施鲁赫特先生的看法。   施鲁赫特：如果以为必须先有新教伦理才能产生资本主义，实际上是对韦伯的误解，用韦伯的话说，他只是做了一项史学的研究，他认为，他的观点只能用于17、18世纪西欧的情况之下，而且他认为，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和中期确实是按照他描述的那样：有那么一群企业家，他们实践禁欲的生活，将利润投入再生产中；但很快这个阶段就过去了，资本主义本身的机制替代了新教的伦理，就是它对利润纯粹的追求。     按照哈贝马斯的说法，如果文化的力量已经不具备束缚不良后果的能力的话，那我们应该在社会中进行争论、进行广泛的讨论，搞清楚我们在经济活动中应该采取何种态度，搞清楚腐败是一种不道德的、应该受到惩罚的行为，剥削和极端的分配不公不应该得到姑息。要搞清这些问题需要一个讨论的社会，这种社会要能够承受各种冲突，也能够接受不同的意见。   潘璐：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就到这儿。感谢施鲁赫特教授，谢谢各位。  

“有人可以把票当作一个生活的工具来赚钱， 天经地义。你也可以从跳舞，换得的名声去做更有名更有钱的事情，可对我来讲不是，一开始就很清楚的。”

曼纽尔·卡斯特发出“网络社会的崛起”预言时，感叹其研究与写作一直追赶着比工作能力进展得还要快的研究对象，世界仿佛乘上了信息化“魔轮”，网络社会似乎也正朝着斯坦利·米尔格拉姆“六度空间”的假设，不断构筑起“熟人的熟人”的网络王国。从互联网再到移动互联网，随时、随地、随人上网从理想变成了现实。特别是微博的兴起，实现了移动客户端与社交网络、个人门户的有效结合，无论是获取信息、资源共享，还是表达交流，人类似乎因具备疾速传播、海量聚合以及超级动员能力而变得更加强大。但在以微博为代表的移动互联网的版图上，有一个重要的力量——研究对象的本体可能被忽略了。正是这些由我们所发明的技术和工具，在其势力空间内异化了一部分使用者并制造了区隔。而由它所带来的所谓泛众欢歌，也从客观上解构着现实社会的威权，这是以微博为代表的移动互联技术兴盛背后的另一番场景

2011年4月16日，贺卫方先生站出来公开质疑重庆的“唱红打黑”，认为重庆的“打黑”违背了司法的程序正义原则。程序正义才有司法正义，有司法正义才有法治国家。因此，重庆打黑是“以黑打黑”，属“强权即公理”，破坏了三十多年法治建设的进程，令其产生“文革重演，时光倒流”之感。看来，贺卫方此信在重庆司法界激起了巨大反响。此后，李庄漏罪案悄然撤诉，全国律师界和法学界似乎一片欢呼，甚至有人声称重庆的天“终于又青了”。但是，在重庆街头巷尾，听到的声音却正好与律师界、法学界相反。“唱红打黑”以前，重庆司法界也许有程序正义，但是，黑恶势力猖獗，1000多个凶杀案破不了，普通重庆人的日常生活提心吊胆，遇到车匪路霸不敢声张，遇上偷盗打劫只好“破财免灾”。“唱红打黑”以后，重庆人“重庆”了！他们觉得重庆的天重新成了“晴朗的天”，他们赞颂薄熙来、王立军是重庆的“青天”。怎么回事呢？法津人的“天晴”时，普通重庆人却“夜深沉”。普通重庆人“天晴了”，法律人却感到“夜色无边”。原来，法律人所要求的是“程序正义”，而普通人所要求的是“实质正义”。在法律人看来，只有“程序正义”才是正义。违背“程序正义”，即使在实质上抓住了真正的罪犯，也是不正义的。在普通人看来，实质正义才是真正义，程序是否“正义”是第二位的。 程序正义，罪犯遍地发生在美国的辛普森杀人案是一个富有启发性的例子。美国黑人橄榄球明星辛普森杀了他的前妻和前妻的新男友，刀法凌厉，手段残忍。而且，辛普森或许是“激情杀人”，不是蓄谋已久，也只粗粗地销赃灭迹，留下了大量证据。当警察要逮捕辛普森时，辛普森又驾车逃跑，抗拒执法。就这么一个作案动机强烈，情节恶劣，证据充分，且疑犯拒捕的杀人案件，放在任何一个没有学过法律但具备起码正义感和推理能力的人来看，都是铁证如山，死罪难逃。但是，辛普森聘请了一个强大的律师团，该律师团充分运用程序正义原则，巧妙地质疑每一个重要证据和判断，最后，对辛普森的刑事诉讼失败，辛普森被无罪释放。可笑的是，在同一事件的民事诉讼中，辛普森败诉，被判3300万美元的民事赔偿。本来，这桩所谓“世纪审判”应该引发对程序正义原则的根本质疑。但是，在中国司法界和舆论界，全部的注意力都被吸引到所谓美国的“种族歧视”问题上去了。因为中国的司法界和舆论界都将美国的司法制度视为榜样，将程序正义原则视为至宝。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法学界无视该原则的内在缺陷，无视司法实践的复杂性，甚至无视像重庆“唱红打黑”的正当性，以程序正义裁判一切司法行为的正当性，表现得非常偏执，称得上“程序迷信”。贺卫方先生的公开信和随后中国法律界某些人的欢呼，就充分地表达了这种“迷信”。       在百度搜索：“辛普森案”是怎么回事？最佳答案中有一段有趣的旧闻：在2006年3月20日召开的“中美刑事审判实务高级研讨会”上，曾担任辛普森案辩护律师的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知名教授艾伦·德肖微茨先生的许多观点体现了对程序正义、无罪推定原则的反思。例如，艾伦认为，按无罪推定原则赋予犯罪嫌疑人的“沉默权”是“一项糟糕的制度”。艾伦认为，“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刑法制度是完美无缺的，中国如此，美国也是如此。”显然，这是来自美国司法实践者和思考者的真正的声音。即使辛普森无罪释放，艾伦也无法从内心确认辛普森不是罪犯。每当被问及“辛普森是否犯罪时”，艾伦总是避而不答。作为一个律师，他是成功的。他成功地将一个罪犯辩护成无罪，因此而成为优秀律师。但是，艾伦内心是否真的能够安宁？律师的责任就是将罪犯辩护成无罪，重罪辩护成轻罪？就是颠倒黑白，混淆是非，践踏正义？按照程序正义原则，律师的角色似乎注定了只能如此。但是，这样的正义是公众需要的正义吗？我知道，在崇尚程序正义的人看来，我这种说法本身就是问题。凭什么先入为主地说辛普森是杀人犯？既然通过美国司法界长达九个月时间的辩论、举证、审理，最后将辛普森无罪释放，那就说明辛普森无罪。严格按照程序正义的逻辑，辛普森是否杀人这个事实本身并不重要。因为，依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事实属于真相，真相属于彼岸世界，属于神。人间没有真相，只有证据。证据如何收集、如何采信，如何分辨轻重真伪，只能依靠程序。最后的结果是由这套程序说了算。即使辛普森真的没有杀人，另有凶手，但这套程序认为辛普森是杀人犯，辛普森就是杀人犯。但是，在普通美国人看来，这样的程序正义无疑于保护罪犯。从逻辑上说，程序正义固然可以保护公民的权利不受警察或法庭侵犯，但是，却可能会放过每一个罪犯。在程序正义的游戏规则下，公民不再需要害怕政府，害怕司法机构，但需要害怕身边的每一个人。这是正义吗？美国经典电视剧《黑暗的正义》的主角，法官尼克，道出了人们的心声：“作为警察，我无法阻止我的猎物钻法律的漏洞，可我相信法律制度；作为检察官，我的案子经常被无孔不入的律师推翻，可我相信法律制度；作为法官，我的手脚被法律条文所束缚，可我还相信法律制度；直到我的妻子和女儿被害，从此我不再相信这个制度，我开始相信-----正义！”贺卫方们总是说，政府滥用权力比犯罪分子钻程序正义的空子带来的危险大得多。因此，宁可用“米兰达警告”约束政府，也不能让政府以减少犯罪之名滥用权力。但是，作为被害人及其家属，眼睁睁地看着罪犯逍遥法外，是难以释怀的。如果有一天贺卫方的妻子被杀，但罪犯因享受程序正义原则的保护而难以认定，贺卫方还会相信这个程序“正义”吗？贺也许能有这份觉悟，因为他总把各种各样的政府滥权记在心上，念兹在兹，因而接受周围人对他的犯罪。但是，要求所有人都有这份觉悟，那岂不相当于“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吗？贺卫方要求重庆人民稍安勿躁，遵守程序正义的游戏规则，“宁可放过一千，绝不错杀一个”，在重庆人民听来，这不是放纵黑恶势力横行吗？在重庆的许多受害者以及家属听来，这样的人难道不是黑恶势力的帮凶吗？在复仇的欲火烧得正旺的人听来，贺卫方不是在要求“存贺卫方们的天理，灭复仇者的人欲”吗？须知，受害人的复仇欲望正是实现司法正义的动力啊。作为美国的纳税人和诉讼当事人，一方面感到实质正义得不到伸张，另一方面却还得为这套程序正义的司法制度支付高昂的税收和高昂的诉讼费用。有统计资料说，美国的警察系统、检察系统、法院系统和狱政系统以及律师系统的总费用约占GDP的14%左右，接近美国国防经费的三倍。果真如此，这就意味着，美国用于社会内战的费用远高于外战，而每一场社会内战又常常是以犯罪分子重罪轻判、有罪不判告终的。美国监狱人口约为全部人口的１％，远高于欧洲各国和日本，也远高于中国。程序正义，犯罪遍地。两者的联系是谁也无法否认的。 有罪推定，后门请进每一个国家的司法体制都庄严地承诺公平、正义，每一所法律院校都以公平、正义相标榜。如果某个司法体制公开承诺程序正义、否认实质正义时，这个司法体制就已经丧失了自身的合法性。今日中国倡导程序正义的人，无不争先恐后地说，没有程序正义，就没有实质正义。但是，同样是这些人，却在书本上、课堂上和司法实践上承认，程序正义与实质正义不相关。程序正义了，实质可能不正义，如辛普森案；实质正义了，程序可能不正义，如重庆“打黑”案。如果贺卫方诚实，他就会说，程序正义是人间唯一可能的正义，实质正义只存在于天堂。追求实质正义，可能会落入人间地狱。作为法学家，这样说会显得专业。但是，如果公众明白这个道理，他们一定会拒绝支付这套程序的费用。公安局、检察院、法院，顶着头上庄严的公正承诺，还是希望能为社会带来某种程序的实质正义。其实，实质公平和实质正义也部分地存在于人间。哪里存在有良心的法官和律师，哪里存在有耻辱感的小偷和强奸犯，哪里就存在实质正义。在“米兰达诉亚里桑那州”案中，23岁的无业青年米兰达因涉嫌强奸和绑架妇女被捕。这位青年不懂美国宪法修正案第5条，公民有权不自证其罪，有权在审讯面前保持沉默，警方也没有告诉他拥有“沉默权”，结果，2小时的审讯就招供了自己的全部罪行，并签字画押。这说明，这个青年是有良心的罪犯，而警察也是循循善诱。双方的良心起作用，案子就破了，实质正义就出现了。这本是低成本、高效率、实质正义的典范之作，也是古今中外各种类型的司法系统大体上能被民众接受的原因所在。至今，在中国广大的农村，一些德高望重的人担任着民事案件的调解工作，公正廉洁，分文不取，也是这个实质正义的机制。但是，按照贺卫方一类的头脑，良心不可靠。诱导米兰达自证其罪，不但侵犯了米兰达的人权，而且有可能在循循善诱中利用米兰达的不清醒，夸大了罪行。因此，这个审讯过程不符合程序正义，属于口供主义，其结果不能接受。那位美国的贺卫方叫阿尔文·莫尔，他为米兰达辩护，把官司打到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恰好美国最高法院有一位大法官，欧尔·沃伦，驳回了地方法院的有罪判决，并由此形成了著名的米兰达警告：“你有权保持沉默；你的供词将被用来起诉和审判你；你有权请一位律师；如果雇不起律师，法院将免费为你指派一位律师。”从此，犯罪嫌疑人身上存在或残存的诚实、良知和耻辱感被放逐了。犯罪嫌疑人一经逮捕，立刻一言不发。通向犯罪真相的一扇活动门被关闭了。警察、检察院、法院和律师必须想尽一切办法，动用一切现代化的手段，调动数以百计的证人，来想办法搞清真相。但是，无数证据都只是在真相的外围，都只能去“猜真相”。证据来源众多，有真有假，相互矛盾。从康德哲学来说，从证据无法通向真相。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千个律师有一千个证据的理解法。只要犯罪者善于隐匿证据，只要辩护律师善于将证据的指向漫无边际化，善于将证据与真相之间的联系或然化，逻辑上就可以进行任意犯罪，而不会被认定是罪犯。完全可以想象出一种极端情形：犯罪者杀了人，刀捅进去的时候没有人看见。他正在拔刀时，警察闯了进去，指控他犯罪。杀人者完全可以不慌不忙地反驳：我是将刀拔出来的那个人。谁捅进去的？我不知道。为什么不保护现场？因为救人要紧。勉强希望从证据中得到“近似的真相”，怎么办？就要靠法官的自由心证，以及基于自由心证基础上的自由裁量权。自由心证？听上去怎么有点像有罪推定？法官倾向于认为嫌疑人是罪犯，则重视某些证据，忽视某些证据，这不是有罪推定吗？当然，也可能是无罪推定。当法官倾向于认为此嫌疑人不是罪犯，则并列重视每一个证据，只要有两个证据相互矛盾，或有一个证据不可靠，便不能断定罪行。辛普森案就是这样被断定无罪的。当美国的法官还能够判断某些嫌疑犯是罪犯时，一定是在运用自由心证和自由裁量权时，遵循了有罪推定原则。问题出来了：严格的无罪推定必将放过任何一个罪犯。如果说美国司法低效但还有效，那有效的部分是靠了自由心证和自由裁量权，靠了有罪推定原则，靠了好法官。这就意味着，被自由主义法理所放逐的“良心”再一次出现在司法现场，还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就是说，美国的司法体制从前门驱逐了“有罪推定”原则，又换了个“自由心证、自由裁量权”的马甲，从后门将“有罪推定”原则悄悄地请回来了。“良心”也确实“贱”。自由主义的法理一再糟蹋“良心”，一再贬低“良心”：“良心”不可靠，“好心会办坏事”，“恶是推进历史进步的动力”，靠法官的良心就是“人治”，不是“法治”。但是，真正在为自由主义的司法实践注入可信性、可行性的，却还是“良心”。那些凭良心和经验办事的法官，为社会提供着高效、公正、低成本的司法服务，在各自的社区拥有良好的声望。但是，在贺卫方们的眼里，这样的法官既可能违背程序正义，还不可靠，不足以为法。那么，什么是可靠的呢？只有越来越复杂的程序和证据才是可靠的。然而，法治日盛，道德日衰。道德日衰，程序只好日盛。当法治还想借助道德来完成什么“自由心证”，实施“自由裁量权”时，道德越来越承担不起这项重任。于是，只好进一步限制“自由心证”，不相信“自由裁量权”，直到“可靠地”无法判定任何犯罪事实。判定不了罪犯，自然不会冤枉好人，但是会放过坏人。在中国，如果严格遵循程序正义原则，则所谓的“双规”就属于违法。“双规”，在规定的时间、规定的地点交待问题。被“双规”的官员完全可以振振有词地说，凭什么“双规”？有证据证明我犯有贪污、受贿罪，就拿出证据来。没有证据不要血口喷人。“双规”，这是让我自证其罪，这是有罪推定，这是口供主义，这侵犯了我的人权，违反了程序正义的法治原则。这样，所有的贪官污吏都可以高枕无忧、弹冠相庆了。幸亏中纪委不吃这一套，靠“双规”带来的“马桶效应”，还是抓了一些贪官污吏。什么是“马桶效应”？一旦某官员被“双规”，他就被暂停行使职权。周围所有的人都明白，“黄四郎”倒了，可以检举揭发了。于是，证据雪片般飞来。这就像一个人坐在马桶上，只要不离开马桶，臭气散发不出来。一离开马桶，自然臭气熏天。我看，还是承认中国的古训为好。“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治之原也。”有良心的法官可能会错判，没有良心的法官永远会错判。极而言之，以实质正义为核心的德治可能会错判，以程序正义为核心的法治永远会错判。这是法治的两极困境。 为李庄辩护，殃及程序正义       无论如何，程序正义还是一面旗帜。我承认，至少，程序正义的出发点是好的，是为了防止政府权力的滥用。       但是，贺卫方用程序正义的旗帜为李庄辩护，恰恰有可能会使“程序正义”失去原初正义。李庄是什么人？以程序正义的语言讲，李庄是北京康达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专门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公民、涉案当事人辩护，按照程序正义原则维护司法公正，按市场价收取律师费。一分钱，一分货。按减刑或免刑的程度和难度收费，市场定位为高端。以实质正义的语言讲，李庄是京城专业打捞队队员，倚仗司法界内外的强大后台，以程序正义为掩护，专业打捞落水被捕的贪官污吏和大款大亨，当然也包括黑社会老大、老二等。只要付得起数以百万计的律师费，都是李庄的辩护打捞对象。专门颠倒黑白，混淆是非，践踏实质正义，是现代诉棍。收人钱财，替人消灾。使“死刑减缓，重罪轻判，轻罪不判”，能“颠倒是非，混淆黑白”，一句话，能捞人，这才对得起当事人的委托。在这个意义上，李庄还真是个“好律师”。但是，这样的“好律师”越多，律师的良心就越黑，实质正义就越荡然无存。古代社会有罪推定，固然“八字衙门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现代社会无罪推定，更胜一筹，犯罪者知法犯法、销赃灭迹，“好律师”细究证据、混淆是非，无权无势又无钱者一头雾水、人财两空。贺卫方知不知道这样一个基本社会事实？如果他不知道，那么他生活在书本里、真空里，脱离社会、脱离群众。如果他知道，但还仍然为李庄这样一个捞人高手辩护，那么我就怀疑贺卫方是不是真的想推进程序正义。如果推进程序正义必须以践踏老百姓心中的实质正义为代价，那样的程序正义一定会被“妖魔化”。我宁愿相信贺卫方生活在真空里。因为他说：“黑社会在重庆能够发展到你们喜欢声称的那种可怕程度，那一定是我们的‘白社会’出了严重问题。例如司法不彰，企业界只好依赖法外手段保证交易安全。打黑固然必要，但治本之策却是健全政府依法行政和司法正义的相关制度。”我们的“白社会”的确出了严重问题。但是问题的核心在哪里？当贺卫方以法学家的身份认为是法制不健全，程序正义没有得到遵守时，大多数人的感受可能恰恰相反。现在法律多如牛毛，程序正义也在日益推进，但黑恶势力却越来越严重。我们今日的主要问题是信仰缺失，道德沦丧。想靠更健全的法制来解决？无疑于缘木求鱼。在这个意义上，贺卫方实在应该认真向你的同行王立军学习。王立军有步骤、有策略、稳、准、狠地打击重庆的黑恶势力，被重庆市人大代表全票推举，当选重庆市副市长，大长了“白社会”志气，大灭了“黑社会”的威风，使人民群众看到道德的力量，也看到法律的尊严。记得八年以前，沈阳黑社会头子刘涌被判死刑，也是一群著名法学家如陈光中、陈兴良等人出来，打着程序正义的旗帜，为刘涌辩护。八年以后，又是江平、张思之、贺卫方等著名法学家出来，打着程序正义的旗帜，为李庄辩护，为重庆的黑社会辩护。法学界如此傍大款、傍大佬，唯一可能的结果只能是，这些迷信程序正义的法学家，连同程序正义原则本身，将被日益强大的民意扫进历史垃圾堆。 尊重司法程序，追求实质正义      即使主张德治、依靠法官和罪犯良心、遵循有罪推定原则的中国古代，实际上也是有程序，讲证据的。秦桧对岳飞的指控以“莫须有”三字，留下了千古骂名。中华法系源远流长，法律细致详备，也讲究人证、物证俱全，也反对屈打成招。但是，中华法系是务实的，不认为在证据与事实之间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这正如中国哲学不认为有一个独一至尊的神，神与人之间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中国文化相信，公生明、廉生威。只要法官是公正、廉洁的，则当事人和证人的眼神、语气，都可能成为推理过程的证据。不存在破不了的案，不存在认识不了的真相。这个传统至今深深影响着中国的司法实践。中国的司法推理规则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这就是尊重程序和规则，但不迷信程序和规则，追求实质公正。但是，在贺卫方一类西方司法理论的迷信者来说，“事实”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有“证据”。以“事实”为依据，就可能忽视证据与事实间的距离，给法官以“有罪推定”的巨大权力，草率断案，制造冤假错案。中华法系传统也明白这里的问题，但解决出路不是更严格的证据、更严密的程序和更严谨的推理过程。因为这只能导致司法成本日益高昂，而司法公正和效率日益下降。出路在于培养出大批“公生明、廉生威”的好法官，扩大法官自由心证、推理的空间，扩大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有程序，不唯程序，甚至还要尽可能简化程序（特别是在广大的农村地区，以及城市的民事纠纷和经济纠纷案），靠法官的良心、社会的舆论来追求实质公正，这是中华法系的传统。这个传统最深沉的信念是“性善论”，即使罪犯，也不是天生性恶，而是受环境影响。即使罪犯，也总有一些诚实可取之处，也只是在犯罪的一念之差时是罪犯。会不会因此产生一些冤假错案？有可能。但只要冤假错案的比例较低，程度较轻，就是一个良好的司法体系。要绝对没有冤假错案？那只能放过任何罪犯。贺卫方在公开信中警告王立军：“指导思想上如果存有净化社会的观念，结果可能是危险的。”但是，贺卫方在指导思想上是不是存在“净化司法”的观念呢？要求严格的程序正义，确实可以没有在押犯的冤假错案。但因为放过了所有罪犯，对于被害人来说，岂不是每一桩案件都是冤假错案？西南政法大学力挺“唱红打黑”，被贺卫方一顿奚落，有点抬不起头。但是，正是贺卫方一类的程序正义理念，使得各大政法院校只重视法理、法条和程序，学生的道德、良心和正义感严重缺失。这样的学生适合做颠倒黑白的律师，适合做吃了原告吃被告的法官。当这样的学生充斥法律界时，法律界的形象能不败坏吗？程序正义的形象能不败坏吗？相反，当西南政法大学支持薄熙来“唱红打黑”后，相当一部分学生感受到了做一个正直法官或律师的社会价值，感受到了人民群众对实质正义的渴望，他们的心中重新激起了正义和良心。这些学生当然会尊重程序，但同时又有良心和正义感。只有这样的学生毕业后活跃于司法界，才能为程序正义挽回一点名声。 反思文革，反思普世价值贺卫方很会煽情：“我们憧憬着祖国法治建设的前景，盼望着能够早日投身到这桩伟大的事业中，为保障公民权利与自由作出贡献，并下定决心，绝不让文革悲剧在这片土地上重演。”我不怀疑他当初的善良动机。但是，贺卫方一定熟知，善良的动机不一定导致良善的结果。如果思维方式错误，那么就会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公民的自由和权利靠什么来保障？靠无政府、小政府或反政府？当政府的权力被程序正义死死捆住时，富公民就可以任意剥削穷公民，强公民就可以任意欺压弱公民，拳头硬的公民就可以打拳头软的公民，老谋深算的公民就可以欺诈天真轻信的公民，律师则可以吃了原告吃被告，大发利市。贺卫方将罪恶都归结到政府权力，他以为这样就可以保障公民权利与自由，这就是思维方式上的走极端。深入追究下去，贺卫方的思维恰恰是文革思维的变形。什么是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就是发动人民群众组织起来，自下而上地揭露社会的阴暗面，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矛头直指各级党政负责人。这不是怀疑政府权力吗？这不是要保障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吗？1966年，中国倡导造反有理；同一年，美国的沃伦法官裁定公民的沉默权。两者遥相呼应。当犯罪者可以用沉默权保护自己免受法律制裁时，这不是破坏社会秩序有理吗？这不也是另一种造反有理吗？文革思维其实是法国大革命以后西方世界的主流思维。相信群众，相信人民，主权在民，人民是不会犯错误的。这是启蒙运动和自由主义的深层信念，是法国大革命的革命思维，是自由、平等、人权、民主的核心信念所在。这也是贺卫方等人所认定的普世价值。问题在于，人民群众真的天然正确吗？群众是由个体形成的，个体间有着许多差异。虽然从潜力上说，人皆可以为尧舜，但在私有制条件下，还是争权夺利、自私自利者多。这就是英国政治思想家霍布斯所谓的“人对人是狼”，或者贺卫方也可能愿意承认的“生存竞争，弱肉强食”。因此，文革期间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造反派或保守派的群众组织，他们无论反对谁或拥护谁，并不都是准确的。他们内部也常常意见分歧，难以调和。文化大革命是一次人民主权的认真演习，但演习的结果正如霍布斯所担心的那样，出现种种无政府主义的情形，最后，大多数群众拥护恢复秩序，那怕这种秩序有剥削压迫之嫌。因此，总结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恰恰是应该反思启蒙运动以来的主流信念，反思普世价值，连带着反思程序正义。贺卫方的文革思维还表现在怀疑一切、否定一切上。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复杂而深刻的群众运动，期间固然有许多荒唐事，但也有许多积极正面的东西。比如，在群众运动的压力下，文革时期的干部队伍战战兢兢、洁廉奉公，史无前例。比如，文革时期依靠群众运动监管、教育、改造犯人，许多省的监狱空了，公检法无事可干。比如，医疗资源的分配不再集中于城市，不再只为少数人服务，医生下乡、进工厂为工人农民服务。对这样一场群众运动彻底否定，这本身就是文革时期怀疑一切的极左派的作风。文革过去四十年多年了，否定文革也四十多年了。但是，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重新议论文革的人越来越多，而且阵线日益分明。大凡贪官污吏，没有一个人不对文革咬牙切齿的。大凡是工农群众，至少认识到文革的出发点是好的，甚至认为文革是要防止中国人民重新“吃二遍苦，受二茬罪”，防止中国重新沦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贺卫方也许目睹了文革时期一些好干部或好教师被纠斗、被冤枉，深感保障公民权利的必要，因此激情澎湃，投身中国的法治化进程。但是，势易时移，今日中国的主要问题已经是两极分化，道德沦丧，强公民、富公民利用程序正义践踏弱公民、贫公民的权利。贺卫方停留在他自己的历史记忆中，动不动拿文革的某些现象说事，岂不是刻舟求剑吗？      贺卫方的文革思维还表现在正义感上。那个年代出来的人，无论是右派还是左派，无论是激进派还是保守派，都是关心社会的，都是有正义感的。如今的青年一代深受消费主义、享乐主义、利己主义、物质主义的影响，什么钱都敢挣，什么道义都可以不顾。贺卫方那一代的强烈正义感是怎么造就的？也与文化大革命密不可分。毛主席九次接见红卫兵，希望青年人要关心社会，要敢于向黑恶势力作斗争。文化大革命中有两个口号响彻云天，一是造反有理，二是斗私批修。两者的内在逻辑是相反的：如果干部们真的能做到斗私批修，也就不需要造反有理了，再号召也没有人起来造反了。反过来，造反有理时，往往不分青红皂白，不顾人心善恶，见了大官就要斗。但两者都指向一个平等的、公正的、美好的社会。群众有权力维护自身权益，这就是造反有理。干部有义务为人民服务，这就是斗私批修。      在贺卫方身上，其实不但体现了造反有理的思维，还体现了斗私批修的思维。这样，贺卫方既有对程序正义的捍卫，又有足够的道德吸引力。但是，“不知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贺卫方集两种文革思维于一身，却天天批文革思维，这才是真正的文革悲剧呢！      其实，文化大革命是法国大革命的逻辑延伸，历史再现。法国大革命的逻辑已经深深地影响了西方近代以来的经济学、政治学、法学、心理学、哲学等，成为西方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和司法体制的核心理念，这就是所谓的普世价值。文化大革命需要反思，正如法国大革命和普世价值需要反思，但不可能“彻底否定”。实际上，活跃在今日中国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舞台上的人，都是当年的红卫兵、红小兵、造反派、保皇派，都深受文革的这种思维或那种思维影响。君不见，对文革的不同理解，正支配着这些人的日常工作和生活，正支配着互联网上的无数辩论。 鹦鹉学舌，何时方休？      贺卫方、江平、张思之等法学界的大佬出来力挺李庄，令许多善良的法律界人士不解。这些人在法学界的地位，相当于吴敬琏、厉以宁在经济学界的地位。改革开放初期，他们积极向西方学习，对于推动司法界和经济界的改革起了重要作用。但是，他们真的搞懂西方了吗？如果法学界不懂得严格的程序正义可能放过任何一个罪犯，经济学界不懂得市场经济可以自动导致两极分化、经济危机，那么，只能说他们食洋不化，鹦鹉学舌！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了。如果当初缺乏理论指导，“摸着石头过河”，以致照抄照搬西方的理念、学说和制度，情有可原。但是，当道德沦丧、两极分化、官商勾结、犯罪遍地已经成为现实时，还认为是学习西方学得不够，那这就是地道的“美国鹦鹉”了！       鹦鹉学舌，何时方休？

我要强调一点，现在大家都把三峡发电的功能抬得太高，冲淡了三峡防洪的功能。其实三峡最重要的功能，根本就不是发电，而是防洪。三峡论证时，如果不是防洪的功能，三峡工程根本就上不了。其次是供水，发电只能排在第三位。我永远强调，电调必须服从水调。但现在有些利益集团，不能碰。所以这些年，我一直在呼吁国家在长江流域建议一个水电站总调度，这一切《三峡后续工作规划》出来，提到会优化调水体系，希望能解决这些事情。

“过渡”是当代中国社会讨论中的关键的、不言而喻的前提，它预设了现实的不平等过程与一个最终的理想之间的必然联系。因此，用国家干预的存在来拒绝承认新自由主义的霸权地位完全不得要领。中国新自由主义的霸权地位是在国家通过经济改革克服自身的合法性危机的过程中形成的。

今天很荣幸请到了日本著名文艺理论批评家小森阳一先生做客搜狐。今天我们要谈论的话题是小森阳一先生的新书《村上春树论——精读》。请小森阳一先生跟搜狐的网友打声招呼。　　小森阳一：各位网友大家好，很高兴能够通过网络和大家交流。　　主持人：村上春树的《海边的卡夫卡》是一本畅销世界的文学作品，在日本、中国和美国的发行量都极大，被《纽约时报》评为"2005年十佳图书"，村上本人也因该书获捷克2006年卡夫卡奖。您2006年出版的著作《村上春树论--精读〈海边的卡夫卡〉》，对《海边的卡夫卡》进行了精细的文本分析，所持的立场是批判性的。在村上热潮中进行这样犀利的批判，有点浇凉水的味道，在日本的阅读界和评论界引起的反响如何呢？　　小森阳一：关于我的这本《村上春树论——精读》，在日本得到的公开的书评其实很少。据出版社的编辑说，主要的原因是拜托别人写书评时一般都被拒绝了。也就是说，如果正面评价我这本书的话，将会与非常多的村上春树迷为敌，很多人在避免这种尴尬的局面。但是，有很多读者和村上春树迷通过网络、信件等方式，表达了对我这本书的认识和评价，并且他们还把这本书介绍给其他人阅读，这令我感到高兴。　　主持人：最初促使您写这样一本专门针对村上春树，针对他的这本畅销世界的《海边的卡夫卡》的文学批评著作的原因是什么呢？　　小森阳一：首先，在我看来很多读者对于这本《海边的卡夫卡》的接受方式存在某种问题，而且这种现象不仅局限于日本，在某种意义上是世界共通的。这是最初的主要原因。简单地说，在9.11事件之后，一些特别易于被读者简单接受的东西，隐含在这本小说里。　　主持人：在《村上春树论》中，曾多次提到一个关键词，即"疗愈"，据说该词在日本颇为流行，而《海边的卡夫卡》正满足了读者的"疗愈"渴求。如何理解这一现象呢？　　小森阳一：进入20世纪以后，在日本大众文化各个领域，“疗愈”都成为特别重要的关键词，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2006年。对“疗愈”的渴求和得到“疗愈”满足这种感受，在我看来不是基于人的大脑皮质的感受，而是基于一种动物性的本能感受。因为动物世界，基本上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当遇到其它动物的时候，要么是攻击对方，要么是从对方的攻击中逃走，只有这两个选择。如果感到对方比自己强大的话，那么就会抱有恐惧心理转身逃走。反之，如果遇到比自己弱的动物，就会产生出愤怒的感情，怒气会演变成对对方的攻击。无论是这种恐惧心理还是愤怒心理，都是一种高度紧张的感情状态。这种恐怖或者发怒的感情消失之后的状态，实际上就是所谓的“疗愈”状态。　　村上春树的《海边的卡夫卡》能给读者提供这种动物层次上的安心感，这种现象在日本特别明显。《海边的卡夫卡》这本书，作为能将紧张状态化为安心感的小说被阅读。也就是说不是用头脑去对紧张状态进行分析、思索和应对，而完全是通过动物的本能，让人得到松弛或安心感。在日本，包括玩具、音乐、影视明星甚至都被用“疗愈”来分类，这反之也能够证明，日本社会是处于高度紧张状态下的“攻击型”社会。这也正是9.11事件之后整个日本社会的现实。　　主持人：那现在的日本这种状况有所改善吗？　　小森阳一：安倍晋三首相辞职之后，状况得到了明显的改善。更多的国民开始懂得需要通过对事物因果关系进行合理化思考的方式，来消解这种紧张状态。主持人：有评论者认为这本著作挑战了大众心理需求和出版商业合谋运作下的一种单一化的阅读方式，指的就是这种寻求“疗愈”和救赎式的阅读吧？　　小森阳一：完全是这样的，这也正是我写这本书的一个初衷。如果我这本书能够起到打破迄今为止的单一化的阅读方式、一元化的阅读模式的作用，那么，对我来说是特别荣幸的事情。　　主持人：从20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陆续引进了村上的作品，在中国有很多村上春树小说的爱好者。那么《村上春树论》作为一本关于村上文学批判性的论著在中国出版，您希望读者能从中得到什么样的启示？　　小森阳一：村上春树在日本流行是20世纪80年代，当时日本社会正在向消费型社会转变，这样的社会环境是村上春树文学之所以流行的非常重要的原因。当人类由生产主体向消费主体转化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样的现象呢？人的生存方式本来是通过劳动创造价值为主的，但是社会一旦变成消费社会以后，人就变成纯粹消费的人。变成消费型的人，也意味着失去通过使用语言去获得成长的机会。在生产型社会中，儿童总是能通过自己和大人的对比看到自己的不足，所以将会按照大人的方式努力成长。　　而在消费型社会，人一旦变成消费主体，不论是孩子还是成人，只要拿着货币都能在市场上买到相应的商品，谁都可以成为消费者。只要持有货币，就可以简单完成向一个成熟消费主体的过渡。也就是说只要是有钱的话，谁都可以变成消费者。这会使人抱有这样的错觉，只要有钱自己就是万能的。但是这种自以为万能的幻想，在与现实的接触和碰撞中特别容易被摧毁，也容易受到挫折。　　在村上春树的小说中，那些生活在都市里的所谓很酷的人物是通过什么表现的呢？比如喝过多少瓶啤酒，抽过多少支烟，或者用欣赏的音乐、饮用的名酒等等这些能够用货币交换来的东西，去表现人物的日常生活。在这样的生活方式中，内心脆弱的人，去寻找自己内心脆弱的理由，这也一直是村上春树小说的主题。在这个意义上，村上春树的小说在90年代之后的中国流行是很自然的。因为90年代之后的中国，也开始迅速向一个消费型社会过渡，一个不通过劳动、甚至不经过劳动阶段就可以持有货币消费的人群和阶层开始出现，这是村上小说在中国流行的主要原因。　　村上春树小说在中国非常受欢迎，但是如果村上的读者能够去思考一下生产型的人和消费型的人之间到底有什么不同，反省一下什么才意味着人的真正的成长，我相信他们对村上春树的小说就会有完全不同的看法。我也希望这些读者能够意识到，用货币实现的东西，并不意味着你个人的能力。　　主持人：您在书中将《海边的卡夫卡》细读为一本"处刑小说"，如何理解这一说法呢？　　小森阳一：最主要的理由是，这本小说的题目中出现了弗兰兹・卡夫卡的名字，而且弗兰兹・卡夫卡的小说《在流放地》在村上春树小说里被引用。《在流放地》这本小说描述的是一种特殊的行刑机器。这部特殊的机器，是把本来使用语言的法律判决，不是通过纸面文字的方式，而是把罪状用针刺到受刑者身上的方式，对受刑人实施处刑。　　人类长期以来，通过语言来建构和维护的法变成通过暴力的方式实现，卡夫卡这本小说所描写的就是这样的过程和结果。在人类历史中，具有将人判决死刑权利人，都是一些特权者。在消费社会，因为所有的人都有一种自己是万能的错觉，所有的人都有将别人处刑的欲望。在9.11之后，整个世界发生了以暴制暴的连锁反应，在这种形势下，村上春树小说的读者通过村上小说的阅读，获得了一种俨然把最邪恶的象征杀死一样的错觉。所以《海边的卡夫卡》这篇小说有一种将潜在于人的意识中的暴力欲望煽动起来的结构。　　主持人：你认为他的小说不积极，不健康？　　小森阳一：简单地说这是一部病态的小说，是在一种病态的社会环境下产生的病态小说。　　主持人：那就相当于激发人性中最暴力的一面。　　小森阳一：虽然不是直接的煽动，但通过潜在的方式暗示或诱导，这点才是最危险的。主持人：在《村上春树论》一书中，透过文本分析，您的批判所指包括日本的历史认识问题、象天皇制、靖国神社参拜、历史教科书问题等等，好像涉及了大部分您一直以来思考和研究的政治、意识形态问题，如此多的问题都能和《海边的卡夫卡》的小说结构、意图等联系起来？　　小森阳一：我认为是这样的。在《海边的卡夫卡》的这本小说中，是将上述的历史问题、象征天皇制等等问题作为细微的素材编织在小说中，并且对这些题材的涉及还是相当明显的。比如说在小说中有一块入口石，这块入口石在小说中被保存在神社，后来又被从神社搬了出来。主人公卡夫卡少年最后走进了死者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主人公遇到了从日本军队里逃亡出来的士兵。这里明显提示的是，昭和天皇作为最高统帅者发动战争期间，为天皇而死的士兵作为英灵被祭祀在靖国神社，而从战争中逃亡出来的士兵就不会被视为英灵，所以只能在死者世界徘徊。可见关于战争、天皇制等等一系列问题，在小说里都有所暗示。　　《海边的卡夫卡》在日本发表时，关于历史教科书问题以及随军慰安妇问题，在日本刚刚发生了意见分化的激烈论争。比如说《海边的卡夫卡》中出现了男性强奸女性的故事主题，这一点和当时的随军慰安妇问题是密切相关的。在小说里，把男性对女性的强奸归结为无奈之举，无形中也就等于将随军慰安妇问题归为无奈之举，这迎合了当时一部分日本人的心理。关于这个问题还可以回答的内容有很多，暂且到这里打住。　　主持人：您说曾对村上春树在关注社会现实和历史语境方面抱有过很高的期待，但《海边的卡夫卡》却让您的期待落空了，而且从中看出了村上一个具有危险性的文学转向，这怎么解释呢？对于您的批判性的文本分析和论说，村上有过回应吗？　　小森阳一：首先从第二个问题开始回答，就是关于我这本书，还没有得到村上春树本人的任何回应。　　在90年代之所以我曾对村上春树抱有一定的期待，是因为他针对奥姆真理教徒制造的“地铁沙林事件”，写出了一部客观记述事件事实的《地下铁事件》。“地铁沙林事件”象征性展示出的，是对战争事实和历史问题没有彻底清算的日本，暴力通过一种怎样的方式沿承了下来。对日本军人在战争中的残暴行为没有通过语言的方式进行清算。这种结果才使暴力结构和倾向残留在日本社会之中，这也是我对“地铁沙林事件”的基本看法。　　村上春树曾经在小说《奇鸟行状录》中，把当时在中国东北发生的诺门罕战役作为题材，写进小说。在我看来，如果能将《奇鸟行状录》与《地下铁事件》的创作意识和方法结合在一起，村上春树有可能对过去日本的战争采取正确的姿态来描述。但是七年之后，他在《海边的卡夫卡》中将人为制造和发动的暴力，特别在国家名义下发动的暴力作为人类世界无可奈何的事情加以描述，正是这种反差让我看到了他的文学转向。　　主持人：将政治批判内化于学术著作中是您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式，如在中国有译本发行的《日本近代国语批判》（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和《天皇的玉音放送》（三联书店，2004年），这本《村上春树论》也应该是这一方式的延伸吧？　　小森阳一：完全是这样的。其实文学与政治并不是两回事，在我看来，使用语言来应对眼前暴力的主要方式就是文学。在某种意义上，文学也是体现政治的主要方式。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比如对布什使用的“反恐战争”这个口号，我认为特别有必要从文学的角度去解读。其实向布什建议使用“反恐战争”这个表达方式的，是一个商业市场的策划者。在这个说法之中，就隐藏着很多策略性修辞和概念的偷换。“反恐战争”中的“恐”指的是什么呢？其实指的是“恐怖分子”。但是对于“恐怖分子”采取正当的方法不是发动战争，而是将其逮捕。　　主持人：既然谈到文学和政治，您觉得强势政治操纵国民的手段主要是语言的方式，《海边的卡夫卡》是不是也暗合了这种方式？　　小森阳一：尤其是在美国的9.11事件之后，美国和日本都开始通过强势媒体沿着一个既定的方向去诱导国民。在这个意义上，正是那些受到了布什总统的欺骗人，再从村上春树的小说中得到所谓的“疗愈”。所以我希望从《海边的卡夫卡》中得到“疗愈”的读者去反省一下，自己是不是受到了布什的欺骗。　　主持人：在刚刚结束的诺贝尔文学奖上，村上被提名，也是最大热门的人选，您觉得村上离诺贝尔文学奖有多远，有没有机会获得？　　小森阳一：实际上村上春树获奖呼声最高的是在去年，当然今年也有很多报社和媒体准备在村上春树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希望我做出一些评论，但是结果他没有获奖，我觉得这个结果非常好。如果村上春树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话，批判村上春树的我可能就会成为所有文学爱好者的敌人。正是在村上春树没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结果中，我看到了对于文学的良知和正常的感受性依然是存在的。　　主持人：您有几重身份，您不仅是一位著名的文艺批评家，也是日本和东亚一位影响重大的公共知识分子，本着知识分子的良知和正以积极参与政治，抵制日本右翼政治。在中国读者和中国学界的心目中，您的"左翼知识分子"的形象是很鲜明的。作为批判者，在日本国内的处境应该是比较艰难的吧，现在情况是否有改善？　　小森阳一：作为维护和平宪法的日本"九条会"的成员，我一直以各种方式从事社会活动，并且通过面向普通市民举行演讲，来积极宣传自己的主张。通过切实的努力，在近三年以来，情况有非常明显的改变。7月29号结束的日本国会参议院选举中自民党大败，这个政治结果也体现了日本国民对小泉政权以及安倍内阁的态度。在安倍执政时期，日本文部省的教科书审定中，曾经要求从教科书中删去第二次世界大战冲绳战役期间，日本军人命令岛民集体自杀的记述，但是在安倍下台之后的9月30日，冲绳11万市民集会游行，抗议从教科书上删去这样的记载。面对国民的声音，自民党政府也不得不采取具体措施来回应这种声音。可见，日本国内的政治环境也在发生变化，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在相当程度上阻止住日本社会右翼化的风潮。　　主持人：您和中国学界的互动和沟通应该是比较频繁的，这次中国之行的主要任务，或者说主题是什么呢?　　小森阳一：这次来主要是两个目的，一个是参加中国社科院举办的针对亚洲当前所面临的共通课题的学术讨论会，另外准备在清华大学做一次关于村上春树的演讲。当然今天来到聊天室，也与我这次来北京的目的相符，让更多的中国读者了解我对村上春树的认识，让更多的中国读者阅读这本书。明天在清华大学做演讲的时候，我将为读者签名，感兴趣的读者希望明天见。　　主持人：您最喜欢的中国作家是哪一位？　　小森阳一：当然是鲁迅。我最喜欢的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同样也喜欢鲁迅。　　主持人：最后一个问题，您的下一步学术研究计划是什么？　　小森阳一：今年作为我最新的一本书，是一本合著的《难民》，这本书已经出来了。《难民》指得是那些处于法律保障之外的人群，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没有受到法律的保护和保障。难民形成的主要原因当然是由于战争或民族纷争，但这两种原因之外，难民现象也是存在的。在竞争原理和市场原理的冲击下，由法来保证人存在的社会结构，在日本发生巨大的变化。比如在今年4月份就发生了这样事情，一名男子由于被取消了他的生活保障金而饿死，这位男性身患四种以上的疾病，但是仅仅是由于他持有汽车驾照，北九州市政府认为他具备生活能力，所以停发了对他生活保障金。日本国家或地区政府为了削减福利开支，单方面剥夺了一些弱者的生存权利。通过某种原因，人变成难民，这种现象是一种世界共通的问题。对于人与法的关系，今后将成为研究的一个主要课题。　　主持人：谢谢小森阳一先生来到搜狐聊天室跟我们畅聊《村上春树论——精读》，让网友更加深刻的了解村上春树的作品。最后，我们希望您的《难民》早日在中国与读者见面。谢谢！　　小森阳一：谢谢！

本书所说的“一个场景”，当然会聚焦于“江南”区域，但我所理解的“江南”不是一般人印象中已形成固定模板，有明确地理界线的“江南”实体，更象是一个文人和帝王各怀心事，独自想象中的“江南”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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